一、民间借贷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
2008年开始，中国货币政策10年来再度从紧，半年过去了，政策效果日趋明显，企业从正规金融融资更加困难，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进一步加剧，正是这种“难”给民间借贷带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民间借贷抓住政策从紧的良机显示出快速发展的势头。
1.民间借贷成为中小企业和个人融资来源的重要渠道
我们对湖南省200户中小企业和600位自然人的问卷调查表明，除了向正规金融借款外，2007年末仍有40%的样本企业和60%的样本自然人发生了民间借贷，到2008年3月末，随着紧缩效应强化，参与民间借贷的企业和个人有增无减。从借款总量看，2007年末，样本企业融资总额中有近20%的资金来源于民间借款，样本自然人的借款总额中有36%的资金来源于民间借贷，需要指出的是，200户样本企业与银行均有信贷关系，否则企业参与并向民间借贷的比例会更高。事实上，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的贷款不足，及时满足了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资金需要。
2.不动产抵押成为企业民间借贷防范风险的主要方式
2007年末样本企业融资方式表明，有59%的企业提供了财产担保，无担保融资企业占35%，在财产担保中，有近一半企业以不动产作担保，20%企业以机器设备作担保，以存货和应收帐款作担保的企业均不到5%。省内各地市13家样本典当行的调查表明，2007年房地产抵押借款占借款总量的52.5%，到2008年3月末该比例上升为70%，可见房地产仍然是目前最有效的借款抵押品。
个人民间借贷担保与企业有所不同。样本自然人借款方式表明，有21%的个人提供了家庭财产担保，无担保个人借款占63.2%，个人借款更多地以个人信用作担保，其中以合同、借条方式保证还款的个人占80%以上。
3.一年期内、年利率20%以上成为民间借贷的主要部份
2007年样本企业一年期内民间借款占80%以上，年利率在20%左右水平；样本自然人一年期内民间借款近占60%，年利率在30%左右水平。由于商业银行利率提高和民间借贷活跃，推动了民间借贷利率不断上升。样本企业2007年民间借贷平均年利率为18%，比上年上升4个百分点；2006年样本自然人民间借贷平均年利率为14.6%，2007年达到16.4%，到2008年3月上升到25.7%。
不同利率区间的借贷份额情况表明，样本企业年利率在10%以下借款份额为25%，年利率在12-20%的借款份额为37%，年利率在24-30%的借款份额为29%，年利率在30%以上的借款份额为9%；样本自然人年利率在10%以下借款份额为5.2%，低利率借款份额较少，主要为亲戚朋友之间借款，年利率在12-18%的借款份额为36.4%，年利率在24-30%借款份额超过一半，年利率在36%以上借款份额不足10%，随着银行利率上调，个人民间借贷利率也“水涨船高”，大部分借款的年利率在30%水平，如此高的借款成本固然加重了借款者的还款压力，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借款者无法还款，极可能引发社会的不安定。
另外，13家样本典当行的情况表明，以动产质押的借款利率较高，其中一年期借款的年利率高达60%，半年期借款的年利率为50%，6-12个月的为36%。以动产抵押的借款利率相对低些即20%左右，同时期限较短，一般在6个月内。
4.补充流动资金不足成为民间借贷的主要用途
现阶段湖南民间借贷用途，主要是为了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的流动资金周转。问卷调查反映，有90%的样本企业2007年民间借贷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到2008年3月该企业比例上升到93%。个人民间借款用途比企业广泛，样本自然人中有一半以上将借款用于生产经营周转，10.5%的个人用于消费，6.4%的个人用于子女上学开支，3.2%的个人用于看病，剩余为其它用途。据样本典当行统计，以房地产抵押和动产质押的借款，基本用于生产经营和其它投资，几乎没有用于消费。
二、民间借贷快速发展的思考
近几年来民间借贷显示出规模发展势头，这与宏观金融政策趋紧直接相关，但民间借贷市场需求迅速增长是客观存在的，民间借贷自身方便灵活的特点是正规金融所没有的，加上民间资金逐年增加，各种因素的强化促使民间借贷快速发展。
1.从紧货币信贷政策是民间借贷发展的政策因素。2007年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到2008年调整为从紧货币政策以来，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借款更为困难，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向来是“一扬一抑”的关系，当商业银行放款趋减，必然给民间借贷提供市场空间。本次典型调查的全省17家中小企业2007年融资额比上年下降了30%以上，2008年银行信贷资金进一步收紧，企业转向民间筹资，3月末17家企业民间借贷占其融资总额的50%以上，比上年提高了25.6个百分点。银行的借款大门越来越窄，而民间借贷始终敞开方便之门，企业自然会跨进民间借贷的门槛。在农村，正规金融长期不能有效满足“三农”的资金需求，信贷紧缩和机构收缩使农户贷款遭遇双重政策约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现有机构所剩无几，上收了县级机构贷款权，作为称得上农村金融机构的农村信用社却将大量贷款集中在乡镇企业，绝大部分农户得不到贷款，这必然促使民间借贷快速发展。
2.资金供需缺口大是民间借贷发展的市场因素。2008年上半年，湖南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增加289.3亿元，同比少增26.2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少增17.2亿元。不仅如此，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比同期上涨7.3%，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30.%，煤、钢、油等生产资料涨价增加了相关企业成本。贷款少增与价格上涨“双重”压力导致部分中小企业资金趋紧，而各家银行调整信贷结构，加剧了企业资金供求缺口，企业和个人的资金需求从正规金融得不到满足，自然会通过民间借贷解决。2007年样本企业资金缺口为3.7亿元，到2008年3月末增长了30%以上，样本自然人2008年3月末资金缺口比2007年增长了一倍以上，同期民间借贷增长了22%。由于民间借贷发展快，样本典当行2007年业务量比上年增长了50%以上，同期资产总额增长了36.8%。
3.方便灵活是民间借贷发展的内在因素。尽管民间借贷不规范、利率高，但与正规金融比较，民间借贷的优势是显然的。它的借款手续简单，借款效率高，借款条件低，借款期限、金额、用途以及借款对象等均不受限制，能较好地满足企业和个人的“应点”需要。为了更好地发展壮大，满足企业资金需求，一些民间借贷机构不断创新借贷方式，如采取会员出资形式建立互助基金，向会员企业提供无息临时周转资金。还有的接受企业提出的票据，替代正规金融向企业提供票据贴现，形成了民间票据贴现市场。
4.民间资本充裕是民间借贷发展的根本因素。近几年来，民间财富迅速增长，积聚了大量闲置资金，这些资金需要寻找出路增值，在目前银行储蓄利率较低，其他投资渠道不多且风险大的情形下，民间借贷成为民间资本的理想投资方式。开办民间借贷业务，不仅能在较短时间获得较高的收益，而且不受工商、税务的监查，具有较宽的业务领域。
三、规范民间借贷发展的对策建议
1.试点小额贷款公司为民间资金走正轨找出路。民间借贷的存在和发展是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如何突破民间借贷发展瓶颈，试点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是目前有效途径。对于借贷数额达到一定规模的典当行、借贷中介机构或个人，贷款公司，就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可以申请设立贷款公司，公司实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注册资本必须一次性足额缴纳。贷款公司设立1年后，经省金融办审核，可增资扩股。贷款公司不得集资和吸收公众存款，只能按照“小额、分散”的原则发放贷款，大部分资金应放给贷款余额不超过50万元的小额借款人，小部分资金给予单户贷款余额不超过资本金的5%，贷款公司不得向其股东发放贷款。省金融办会同工商、银监和人行等部门，每年对贷款公司进行分类评价，对依法合规经营、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小额贷款公司，按有关规定可以改制为村镇银行。
2.扶持担保业为中小企业融资担风险。成立担保公司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但从目前情况看，担保机构盈利空间小，业务萎缩，生存状况不乐观。本次典型调查了全省11家担保机构，2007年末注册资本金为2.2亿元(其中只有1家达到亿元门槛)，担保资金无法满足企业需求，担保业务总量比上年下降14.7%，为了改善担保机构业务状况，发挥担保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必须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增加注册资本。担保机构从建立到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地方财政要有计划地安排一定资金充实担保机构资本金，财税部门要实行减免税，当地政府应出面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担保业务等。二是增加自身积累。可以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寻求上市公司收购等办法。三是转移风险。通过采取反担保，由被担保人与担保公司签订赔偿协议，要求被担保企业法人、主要股东甚至配偶、亲友等提供财产抵押。建立再担保机制，由保险机构或组建作为“最后担保人”的再担保机构，分散担保风险。
一、民间借贷的现状与特点
(一)规模总量不断增长
据对湖南省益阳市50家企业、120户城镇居民和120户农村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测算,至2008年末,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54亿元,比2004年增加9.52亿元,增幅为21.4%,分别占全市人民币存、贷款总额的8.6%、9.7%。样本企业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规模122.4万元,比2004年增加38万元,年均增长11.25%;样本城镇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94万元,比2004年增加1.33万元,年均增长9.8%;样本农村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42万元,比2004年增加1.06万元,年均增长7.4%。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市中小企业民间借贷34.29亿元,约占民间借贷总额的63.5%,城乡居民约占36.5%;二是城市居民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居民;三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远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二)融资范围不断扩大
抽样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约77%是用于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约23%用于固定资产投产;农户得到民间借贷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58∶42;城镇居民民间借贷资金约74%用于投资经商。从益阳市民间借贷投向看,主要集中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农业产业化领域的需求。据调查的100家龙头企业资金需求达83亿元,较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13%,银行贷款满足率仅为50%,有三成的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资金缺口约38亿元。二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需求。据调查,在自筹资金中房地产开发商向民间借贷的资金所占比重下降了约12%。2008年农民住房支出较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增长了20%、18%和22%,使民间借贷由过去的生活急用转为居住借贷。三是新型工业领域的需求。
(三)交易活动由暗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化
民间借贷虽不具有合法地位,但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逐渐由“地下交易”变为半公开或公开化。
(四)借贷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随着民间资本规模扩大,专业放债人和中介人应运而生。有的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中介费;有的担保公司为民间借贷者提供担保,从中收取担保费;有的企业或个人一方面借入资金,另一方面从事放款活动,从中赚取利差,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或专业放债人。此外,随着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增强,相继出现了白条转借贷的形式。与此同时,在社会上涌现了一批食利群体。其中:包括在职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二、当前民间融资动向及发展趋势
近几年,随着民营经济体不同形式的蓬勃兴起,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提高,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的动向。
(一)民间融资替代化
据样本点监测显示: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互为替代的特征较明显。据监测的10户企业(主要是当地重点企业)数据显示,在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今年1-6月获得银行贷款7345万元,同比增加1350万元,企业民间融资总额2532万元,同比减少了560万元。
(二)融资性质股权化
据样本监测点显示,近几年,股权性融资在企业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被广泛的运用,在民间融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6-2008年分别上升了7.3%、10.2%、13.6%。如南县鑫欣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入股会员2358人,企业融资规模达680万元,比2006年增长26%,入股者不仅能保利分红,还得到了企业饲养技术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来的实惠。
(三)农村融资趋于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协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载体,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益阳市现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56个,拥有资产39亿元,民间融资规模5.8亿元,入社会员26.5万人,带动农户39万户,占到了全市农户总数的39%。问卷调查显示,农信社基本上满足了农户小额信贷需求,资金供需矛盾主要集中于企业和专业大户的大额资金需求,有80%的企业和专业大户都有民间借贷,一些龙头企业或协会通过合股、入股和民间借贷的方式筹措资金,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缓解了企业大额的相对稳定的长期性资金需求。
(四)借贷行为趋于理性化
随着民间融资市场逐渐趋于成熟,辖区民间融资行为更具市场性和公开性,理性化特征也愈加明显。首先是融资价格随行就市,并依据信用、风险、期限等进行定价。二是融资方式更趋规范。据监测数据显示,以书面协议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86%,以担保或抵押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14%,同比分别增加了7%和4%。三是付息基本上参照银行的结息方式来执行。
三、区域比较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一)部分资金流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益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较薄弱,原计划经济下的许多小水泥、小钢铁、小纸厂以及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通过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后,因长期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积累了大量的风险。以桃江县为例:全县16家立窖水泥生产企业,年产量普遍为8.8-16万吨,因不符合国家信贷政策而长期依赖于民间借贷维持经营;同样的情况还有桃江县金沙钢铁厂,长期在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狭缝中求生存,企业发展由小做大完全依赖于民间借贷,2008年末民间借贷余额达到5000多万元。
(二)进入成熟期后的民营企业仍达不到正规金融所需的信贷条件
据了解,为了适应民营企业贷款小、频、急的特点,缓解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近几年工总行、农总行都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基层行具体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以益阳市为例:全市工业企业1986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64家,规模以下小企业2566家,个体经营户16811家。调查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满足率度不到40%,通过民间融资方式筹资的企业高达77.3%,占到了企业融资规模的50%左右。
(三)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定义模糊
目前,在我国《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合法的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义模糊。《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998年7月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取缔办法》中有关规定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该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上述法律对合法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存款行为的定义并不明确,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四)民间借贷趋利性极易导致经济结构性风险
民间借贷具有隐匿性,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和资金投向难以把握,使民间借贷往往集中于热点行业。微观经济实体投资的非理性极易导致热点行业内部企业林立,难以形成适度竞争和合理联合,导致行业生产规模过剩,造成社会整体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当社会投资边际效益为负时,民间借贷的风险就会加大。
四、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相关法律,在法律上明确区别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虽在某种程序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都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为官司纠纷而做的解释,仅有几条“判案解释”已难以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一部适合国情的《民间借贷法》和《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和中介业务管理办法》,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形式、运行方式,在制度设计上为民间借贷双方构建法律保障。
(二)加强政策舆论导向,规范民间融资行为
各级政府应尽快明确相应的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来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改变目前民间借贷放任自流的状况。一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风险教育,提高广大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二是根据民间借贷的性质,区别对待,加强管理。对于数额小、参与人员少、不跨地区、用于互助解困等合法用途的,应允许其存在,并加以引导和规范。三是严厉打击民间高利贷行为。对于脱离实体经济的各类非法集资和民间高利贷行为要严厉打击;对于擅自设立非法金融机构和违法从事银行存贷款业务的要坚决取缔。
(三)建立科学监测体系,跟踪民间借贷变化
一是建立民间借贷业务登记备案制度。民间借贷主管部门要以民间借贷借款方为监管对象,建立民间借贷交易行为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特别是对融资规模较大企业要实行强制性登记备案,未经登记的可视同为非法行为。二是建立科学的民间借贷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内容应包括民间借贷规模、融资方式、用途、期限、利率和借款偿还情况等。对融资规模较大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主管部门应时实定期跟踪调查,及时掌握其动态变化,并实施有效地风险控制和管理。三是依托各级民间借贷监测登记部门建立全国性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区(县、市)一级负责收集辖内民间借贷信息,定期汇总上报省(市)有关部门,全国、省(市)监测部门通过整理分析,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超级秘书网
(四)加强产业引导,优化民间投资结构
各级政府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加强民间借贷的引导和服务,选择具有市场前景、成长性好的项目为依托,优化民间投资结构。严禁民间资本投向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鼓励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加大对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有关部门要创造政策条件,帮助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直接进入资本市场,逐步减少民间借贷比重。
(五)培育征信市场,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一般具有先民间资本、再银行贷款的顺序。进入成熟期后的企业要得到银行信贷支持,首先,要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的“瓶颈”。因此,各级政府要积极培育征信市场,规范中小企业经营行为,引导中小企业转变信用观念,建立内部信用管理制度,提升中小企业财务信息的可信度,为银行信用评级创造条件。
【关键词】借贷；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类型
卡多佐说：“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未达到其目标的法律规则不可能永久性地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我国法律体系中，一直以来都将超过法定利息上限的民间借贷界定为金融违法行为或非法金融活动，通过适用刑法相关条文进行规制。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创新手段的多样化，曾经正当的法律手段，在今天的体系下解决民间借贷问题、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已无法达到社会福利状态，也就是说这一法律规则对于现行的实际是不符的。
一、民间借贷的语义分析
春秋时已出现了赊贷业，放债取利是那时增殖财富的一种方法。以后随着各个朝代的不断发展丰富，借贷一词的语义分为两种：其一，向人借用钱物。其二，将钱物借给他人。法律意义上的借贷不仅指个人之间的借贷关系，还包括了个人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集资关系。
根据《合同法》，民间借贷合同作为借款合同的一种，又可定义为三种：（1）民间借贷合同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借款合同，称之为个人借贷合同；（2）是包含个体间、个体与企业间的借款合同；（3）包括个体间、个体与企业间以及企业相互之间的借款合同。总的意义上，可以将民间借贷定义为：民间借贷是指脱离于官方监管范围内的，广泛存在于个体之间、个体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一种民间资金融通活动，是国家信用和金融法律法规控制之外的一种金融形式。
二、民间借贷的类型
作为一种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了上千年的资金流通形式，现实中比较广为人熟知的是以下几种典型的形式。
（一）个人借贷，指单独个体因为日常生活、生产而发生的因资金周转的需要，向其他个体借取资金以解燃眉之急的借贷行为。此种借贷规模一般较小，在农村非常普遍，是农村民间借贷的一种主要形式，且主要发生在亲戚朋友之间，是一种熟人借贷。
（二）高利贷，是一种以高息出借资金的行为，其借贷利息往往远远高于法律规定的高于银行四倍利息的规定。是一种法律明确禁止的违法行为，该行为损害了银行的利益，不利于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
（三）地下钱庄，是一种旧式的金融组织机构。其资金来源于企业主的个人资本或投资、以高利贷吸纳的公众存款和特殊背景下的银行贷款。此种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对高利贷起着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其资金来源往往成为洗钱的主要渠道。
（四）典当行，指通过将实物进行抵押，得到经营者认可，同意借给所需资金使借贷者取得借款，并规定期满后还本付息，赎回实物的借贷行为。现行发展中，一些典当商行逐渐演变成吸收存款、发放抵押贷款的变相钱庄，此种行为具有隐蔽性，对金融秩序的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
（五）合会，是一种传统的民间借贷形式，这一形式最早产生于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地区，后来内地也开始仿效。现在的合会一般具有规模大、涉及面广、月息高、以会养会等特点。
（六）其他：如私募基金、金融服务公司等。
三、民间借贷的原因
许多学者都认为，我国民间借贷问题的根源在于“金融抑制”，是由政府金融监管即金融抑制下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制约而产生的。具体到导致我国民间借贷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国家的宏观调控是导致民间借贷大肆盛行的最主要因素。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手段逐步到位，人民银行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采取紧缩银根，控制信贷增长过快势头的措施，导致信贷资金的供给大幅减少。各金融机构缩紧银根，压缩流动资金贷款。中小微企业为了筹集资金开展生产，不得不向民间资本求助，借助民间资本的力量自救于金融危机之中。
（二）民间存在大量的闲置资金是民间借贷得以蓬勃发展基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手中拥有了大量的闲置资金或者说储蓄。由于将这些钱借贷给企业可以获得比银行高得多的利息，所以他们愿意将手头资金借贷给企业。一方面可以从中赚取高于银行数倍的利息，另一方面可以在需要时随时向企业收回借款而无任何损失，这就催发了民间借贷市场的蓬勃发展。
（三）对金融的监管不完善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民间借贷。由于国家对金融体制的改革，使得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发生了转换，其不再对企业的融资行为进行监管，而银监部门也未明确对民间借贷的监管，这就使民间借贷处于自发状态，使民间借贷处于盲区之中；加之我国对金融的管理属于条条管理，地方政府机构没有相应的机构职能，这也使得对民间借贷的官方监管不足，助长了民间借贷大肆无序发展的气焰。
四、规范民间借贷问题的建议
（一）进行民间借贷立法。马克思曾说：“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只有有了明确的法律法规进行界定，民间借贷罪与非罪的界限才能得以明确化，自由、健康的民间借贷行为才能顺利开展，可以说一部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文本就是广大中小微企业借贷自由的圣经，有了这样一部“圣经”这些企业的“自由”才有了保障。
（二）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当前由于立法的滞后，现实中还没有一部民间借贷法典，建议在这样一部法典出台之前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由法官根据其内心的意思表示自由裁量民间借贷罪与非的标准。
（三）坚持公证的方法。通过对民间借贷进行公证，赋予民间借贷法律依据，当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相对方可以凭有效的公证文书寻求法律帮助，以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公证在现行民间借贷行为中可以发辉出良好的效果。
（四）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由政府专门机构对民间借贷市场进行监督，一方面监督借贷企业通过合法形式进行借贷，合理运用借贷资金进行生产经营的作用；另一方面增加互信，减缓借贷双方因企业信用记录缺失和信息不对称等引起的问题。在法律缺乏规定的中间地带由政府提供必要的协助和配合，保障借贷程序的合法化，正当化、通畅化。
（五）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民间借贷多是借贷双方的自愿行为，是意思自治基础之上的自由借贷合同。对于此种借贷行为，最高院提出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无疑应成为今后解决民间借贷案件应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笔者认为此种处理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法律默认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这对广大中小微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
【参考文献】
[1]方伶俐，李文芳，王雅鹏.浅谈我国农村民间借贷[J].安徽农业科学，2005（7）.
[2]张青庚.非正规金融对正规金融的影响及对策[J].上海金融，2006（1）.
[3]高晋康，唐清利.我国民间金融规范化的法律规制[M].法律出版社，2012.
[4]张宁.试论非正式金融[J].当代财经，2002（11）.
根据相关学术文献的解释，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和非金融机构的法人、其他组织与公民之间的相互借贷货币、实物和其他财产的行为。
在中国，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古老的融资方式，自古已有之。当前，很多中小企业纷纷选择民间借贷这一融资方式,民间借贷的活跃是对金融压抑的一种市场反应，也是对落后金融体制的一种替代。厦大江曙霞教授等专家对此现状指出：“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结构性市场退出与民营金融的市场准入不匹配，农村信用社由于制度缺陷很难挑起农村金融供给的大梁，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严重不匹配，从而诱致了民间金融的发展壮大。”中国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的张大龙[2]也在2004年精辟总结民间借贷产生的七个方面原因，笔者认为其中资金供求的失衡原因是民间借贷快速发展壮大的主推手。由此可见，民间借贷行为的产生就是金融生态自我调节的产物，也是资金资源的一种合理配置方式。
现在我国民间借贷的规模大概要占到GDP的6%～7%。相当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额的4%～5%，这么大的规模民间金融的存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这样会减弱传统的调控中所依赖的信贷控制政策的有效性。所以过快发展的民间借贷也是可怕的，那么该如何调控民间金融呢？正像温总理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讲到一个词一样，找个“平衡点”。那么在规范民间金融发展进程中，就要如何在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找个平衡点，同时将民间金融引入正规化运作。
二、民间借贷的利弊及各方专家的评论
民间借贷，自古就褒贬任人评说。我们必须学会兼听则明，要积极善于听取“反对者”的声音，反对者的声音不会成为我们推动健康有序的民间借贷良性发展的羁绊石。
在现实生活中，民间借贷行为对缓解农村资金紧张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无序交易纠纷频发负面效应不容忽视。民间借贷作为游离于监管之外的“灰色”交易行为，很容易发展成为非法吸储放贷的私人钱庄和组会，是应当引起当局者的关注，因此必须采取措施规范民间借贷，减少风险因素。当然对于反对方评论也都是为了老百姓不要受骗上当，其宗旨是好的，出发点也是好的，但如果是仅偏信其有，风吹草动皆为兵，一棍子打死民间借贷是肯定不可取的。对于不了解事情真相的公众而言，如果仅听了反面的论调就退而求守之，管他借款人如何提供保障，我都岿然不动，一概惜借，这样的结果导致的是见到民间借贷就如见到猛虎般，那么规范民间借贷就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了。应该说公众是受限于知识面等因素，那么作为政府部门，作为监管部门，作为媒体，就应该正听视言，相关监管部门更不能因噎废食，所以宣传规范的民间借贷知识刻不容缓。正如中国的担保、典当行业历史进程，中国最初也是视典当如猛虎。在2005年12月29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中还在报道“担保行业合法身份何时捅破最后一层纸”，但这些在今天看来，不都放开了吗，不也都统一归口管理，形成有序的市场化运作了吗？所以我们应该运用理性的眼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抱任何偏见。正如看到大量高利贷中的“聚财”、“携款逃跑”等现象，毕竟是极个别，我们不能因为出了败类而取缔，就好比我们的国有银行里也是有不断出现贪污腐化、盗窃等问题，就要取缔国有银行的言论，是一个道理。
当然还有人把民间金融的发展，看作是“抢夺”了正规金融机构的生意，这种看法也失之偏颇的，究其根源是不懂得竞争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仍是所有制歧视。让民间资本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造，构建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民间借贷作为正规金融的一种有益补充，有效满足了企业和居民的资金需求，繁荣了城乡经济，也从根本上保证正规金融的“主角”地位不失，民间融资开辟了有益的补充渠道。
进一步从理论上说，金融开放的程度越高，地下钱庄的生命力就越弱；金融开放的程度越低，则地下钱庄生命力就越强。因为市场经济本来就是优胜劣汰的环境，民间借贷因市场需求而悄然生成，既然已经形成，我们就不能回避这个现实，而是应该正确面对，像对待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既然它的存在已具备它生长的条件和环境，就应当让它扬长避短，但重要一点就是如何使其步入法制化轨道，所以民间借贷亟须规范。
三、规范民间借贷的几点建议
虽然已有消息传《民间借贷法》已经在起草行文当中，那么，笔者在此提以下几点建议和意见，以供相关监管部门商榷，同时也为其法规的起草和制定提供些现实参考依据。
第一，从民众入手，扩大民众视听。电视、报纸、互联网等等都是非常快捷有效的信息传播平台，要加大对合法的民间借贷宣传及引导，普及相关法律常识，从根源上做起，避免老百姓受骗上当，也要避免加入非法集融资行列。要让公众明确知道：民间借贷采取的是风险自负机制，民间借贷的合同或借据均应有规范文本，利率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应遵守最高上限原则，同时还应禁止“利滚利”等等。
第二，建立借贷利率市场化和加大借贷利率透明度。让利率相对自由浮动，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之间将形成一个合理的博弈的空间，其间风险成本的核算与选择将由市场各方自我完成与承担，这样民间高利贷也就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空间。引导民间借贷利率保持在一个较合理的水平上，有效控制银行储蓄量和民间融资量的比重，间接削弱民间资本市场潜在的风险。这些都得依赖利率信息的公开透明化。
第三，从行业规则入手，借助行业自律与他律两重监管，最大化避免违规行为，确保民间金融行业秩序稳定。
1、实行行业准入制度，规范相关合同文本，同时从业人员必须执证上岗，建立合同申报备案制度，民间借贷的统计也可以从中得到相应准确的数值。
2、强化监管约束机制，建立监测通报系统，形成长效监管机制，促成政府、人民银行、银监局、工商局等部门齐抓共管的民间融资监管体系，各监管部门应形成像110一样快速及时的联动体系。
3、加强行业政策引导，引导民间融资公开登记、并规范其合规经营。必要条件可以建立行业联盟。
4、加大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宣传力度，增强行业政策的透明度。通过信息披露等措施引导民间资金流向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和领域，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民间融资的政策性风险和损失。
第四，形成民间借贷研究专家队伍，深入研究探讨完善民间借贷，实现产·学·研相结合。各个高等学府金融专业人才在民间借贷领域都有研究，可以借助其理论研究，在实践中论证，为规范民间借贷的进程加快了脚步，同时也推动和创新了民间借贷研究领域。在各地乃至全国就关于如何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等课题都可以深入研究，为推动民间借贷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从而推动各个本地民间资本的良好运作，实现一定研究成果也可在全国推广普及。
第五，从参与借贷双方当事人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违约，要集合社会各方力量加大对违约方的违约失信成本，建立专门的风险控制、授信审查等，包括身份信息读取制度（这点可参照正规金融运作模式）和身份信息的保密制度。
第六，参照银行模式，成立专门的催收服务公司。杜绝采用暴力追偿，进而促进社会稳定。
第七，加大打击非法集融资，地下钱庄等。对非法民间借贷，高利贷等应坚决打击，净化民间融资市场。如民建浙江省副主委车晓端提出，打击“地下钱庄”须重罚重判，可以考虑增加相关罪名，如直接规定非法集资、高利放贷等违法犯罪类型和罪名，以此来增加法律威慑力。
第八，给正当的民间借贷一个合法的生存空间。国家通过小额贷款模式引导民间借贷的探索创新行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小额贷款公司还受到体量和规模限制，不可能控制这个市场。所以要积极建立一个合法的民间借贷市场，让民间借贷利率在国家相关金融主管部门的监管下的发挥市场化杠杆作用，同时引导民间资金的合理利用。
第九，面对民间借贷中介这个崭新的行业来讲，必需积极有效地应对和解决民间借贷中介行业面临的问题，如何科学地推进民间借贷专业化发展，构建完善的民间借贷从业人员诚信体系，营造和谐的民间借贷经营环境，优化民间借贷业务结构，强化行业社会责任，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双赢，是未来民间借贷行业必须要面临的任务，也是国家相关部门规范和促进民间借贷行业发展的工作重点。
以上几点的提出仅是个人浅见，具体还是实施环节的落实，当然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补充。借用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观点来说“民间借贷自身经历了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这就是市场规律。
四、民间借贷中介在规范民间借贷方面的作用
当现有金融体制不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时，民间自发的金融创新便开始了，民间借贷中介就是民间借贷活跃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民间借贷主要信息载体的生力军。
在2007年10月29的《金融时报》中有一文章《湖南调查：民间借贷中介发展效应分析》里头是这样解释民间借贷中介：指从事资金买卖，以获取利差为目的的组织或个人。这种释义是不正确的，何谓中介，就是提供居间信息同时提供相应经纪服务的组织和个人。在民间借贷中介中，规范的民间借贷中介是绝对不允许吃利差的，如果是以利差为获利目的的话，那么就不应称之为中介，而是变相的在经营人民币业务，所以在此明确指出这是概念混淆，把从事与民间借贷有点干系的都归为民间借贷中介，而真正没有把中介定位清晰化。当然现在社会很多民间借贷中介很不规范，自身放贷的也很多，不可否认现实有些群体就是赚利差为目的的，在一定程度上干扰正常金融秩序，同时也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发展，所以正规的民间借贷中介应该是既不吸储也不放贷，仅仅只是为民间借贷供需双方提供信息服务及规范完善的借贷手续服务，同时引导民间借贷走合理利率，收取的信息咨询费和服务费，这样的中介才是符合市场需求发展的。
有人认为民间借贷中介不创造价值，笔者否认这种看法，其实民间借贷也属第三产业中的金融活动，金融活动中的各种服务活动，都是社会所需要的，都在为社会做出不同的贡献，也就为社会创造着财富。因此，民间借贷中介，作为服务于民间借贷的一线行业，更应规范，体现其价值所在。
200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中第40条：“国家鼓励各类社会中介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投资融资、贷款担保和法律咨询等服务。”同时也要制定《民间借贷中介管理办法》，用法律形式明确民间借贷中介对正规金融体系起着不可或缺的补充和完善作用，对民间资金的合理流动发挥着正常引导的作用。
五、互联网在规范民间借贷方面的作用
互联网在规范民间借贷方面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呢？其互联网作为传媒的一种，是规范民间借贷途径其中的一项重要发力工具，其优势不言而喻。陈志武先生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真正降低高利贷的办法不是打倒高利贷的放贷者，而是通过电视、报纸或互联网把每个乡、县、市和省的利率信息分别报道出来。所以，中国的民间借贷需要网络化发展，一旦纳入监管的范围，就相对能及时了解民间借贷发展的动态，变化的特点，可减少由于民间金融不透明所带来的潜在的风险，有利于货币当局更好地制定货币政策与实施，同时也是为每个参与民间借贷行为的人提供平台信息与服务，及时了解政府及监管部门对民间借贷的相关政策等，为民间借贷的信息发挥了政策传导的“神经末梢”作用，让民间借贷真正实现在阳光下运作。
以上这些都是为了让中国的民间借贷透过互联网平台得到第一缕阳光照耀，为规范民间借贷进程担当起不可推卸的责任。借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博士张庆才所提出的：阳光是权力最好的“防腐剂”，网络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我们应该也有必要透过互联网这阳光平台，让民间借贷走得稳健些。
民间借贷，正如改革一样，是一把双刃剑，阳光化与规范化的同时也意味着约束和限制，阳光下才是有安全感的。
参考文献：
民间借贷的发展现状
一、民间借贷规模较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我国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迅速发展的速度足以令人咋舌，民间借贷的规模也就相应扩大。根据有关调查显示，2007年安徽50%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都存在资金上的困难，而80%以上的中小型企业依靠民间借贷来解决自身的资金困难，增加流动资金进行企业资金流动；由于河北正常银行借贷渠道不畅通，民间借贷的现象也比较突出，40%的企业（不仅限于中小型企业）都有民间借贷活动，足以显示民间借贷在河北范围内的重要地位；2008年湖南地区依靠民间借贷进行融资的中小型企业占到了50%，调查的行业大致包括建筑业、商业、农业、制造业、饮食业以及房地产等等。这些调查显示我国现阶段对于民间借贷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而民间借贷又有较大的市场增长空间，所以民间借贷的规模也就越来越大。
二、民间交易已逐渐半公开化
国家承认的借贷行为是正当银行借贷，而民间借贷正好与银行借贷相反，它的发展不属于国家调控和监管的，民间借贷发展初期都被称之为地下金融，即不受法律所保护的。然而，民间借贷又是企业融资活动的必然产物，虽然民间借贷不受法律保护，但是它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随着民间借贷逐渐走向成熟化，民间交易也已逐渐从原先的暗处交易转向半公开化。
三、借贷形式多样化
随着民间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民间借贷在实施中也逐渐产生了中介人和放债人。借贷的形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中介人为借贷双方牵线，帮助双方达成协议，从中收取中介费用；担保公司为民间借贷公司或者个人提供担保，从中收取担保费用；还有一种就是典型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一方面借入资金，另一方面再将这些钱放贷出去，从中赚取双方的差价。
四、市县范围之内的个人借贷普遍
民间借贷与正规银行借贷的不同之处在于民间借贷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个人关系，它具有极强的关系借贷性质，所以民间借贷活动一般都发生在市县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民间借贷有着一定的地域局限性。据调查，民间借贷大部分发生在市县范围之内亲戚朋友之间、邻里之间或者村镇之间，且个人借贷在民间借贷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民间借贷经历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现如今已经成了全国比较普遍的经济现象，经济发达的地区、偏僻穷困山区都数见不鲜。
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一、部分资金产业流向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民间借贷不同于正规银行借贷，它的借贷行为受法律约束不强，部分资金流向一些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长期以来，我国的工业基础薄弱，计划经济残留下来的一些小工厂，例如小水泥厂、小纸厂、小钢铁厂，或是一些高污染的工厂，这些产业的生产都没有达到国家相关标准，所以在正规银行借贷中是不允许向这些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企业放贷的，然而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的法律约束又比较小，不少民间借贷都不重视这一点，向这些工厂放贷，这些企业因长期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所积累下来的风险也不可忽视。
二、关于民间借贷的相关规范措施不明确
不少人对于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之间的差别分不开，不少非法集资行为都是由民间借贷慢慢发展过来的，这是由于我国《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这两者的定义比较模糊，没有很明确的给出定义，导致社会大众认为这两者是相同的。有关法规有如下定义：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只要两者之间达成协议即表示有效，但又没有相关的法律对这种合法的民间借贷进行保护措施，导致不少借贷企业抓住此漏洞进行非法集资。没有相关规范措施对合法的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进行定义给民间借贷带来的风险也会逐渐增大。
三、民间借贷结构性分析
以往的民间借贷行为都是属于地下行为，见不得光的，也就不受当地政府所掌控，本地资金的供求情况难以把握，以致民间借贷现在主要都集中在一些热门行业去了，例如建筑业、房地产、饮食业等等。将民间借贷的资金都集中到几个热门行业的风险在于，不能产生合适的竞争，无法促进产业的发展，如果这个行业在一段时间内不景气，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得不到及时的销售处理就会导致民间借贷的投资效益得不到合理的回报，当社会投资边际效益为负数时，民间借贷所面临的风险也是会越来越大的。
四、借贷形式风险分析
民间借贷形式有很多种，前面已经提及了几种常见的借贷形式，中介人、担保公司、中介机构，在这集中常见的形式中也是存在不小风险的。民间借贷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关系，所以在大部分借贷活动中都是有关系才找的民间借贷，如果某些人利用这一点进行金融集资行为也无法防止，就跟当今社会上的传销形式差不多，就是利用关系进行的。就拿以下一个真实案例来说吧，2011年4月11日，江某借给许某、郑某600万人民币，并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为60天，要求许某、郑某在期限内还清本息，但是到了还款期限，许某、郑某无力偿还，江某就将这二人告上法庭，法庭之上担保公司合肥某电子有限公司提出异议，认为其公司出具的担保盖章未经董事会、股东会同意，所以认为这次担保行为无效，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最后的结果，原告获得了胜诉，但是被告以及其他担保公司都无力偿还这两人所借贷的600万人民币（不包括利息），也就是说民间借贷企业到最后还是拿不回原先借出去的资金，自己的损失还是最大的。向这样的事情也许一两次无关紧要，但是发现这一漏洞的人多了对民间借贷的威胁也是比较大的，没有很好的内部保护措施很难避免这些借贷形式上的风险。
内容提要: 解决我国民间借贷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通过法律创新形成制度激励，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民间借贷立法应当采用自然演进与建构相结合、一般规范与分类规范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重点借鉴美国、英国、香港地区及我国古代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情况，应当尽快修改相关法律并制定专门性法律文件。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只对那些以营利为目的且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商事借贷行为进行规范，重点是对主体准入、放贷利率、经营区域、放贷人的资金来源等加以规范。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从资本穷国变为资本大国，民间借贷规模和影响迅速扩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2010 年 5 月国务院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201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都明确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保护民间资本所有者的正当权利，引导民间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尝试从立法的角度探讨相关争议，为民间借贷立法提供理论上的分析和对策性建议。
一、关于民间借贷规制的路径和模式
有关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虽然讨论了很多年，但有两个基本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一是哪些民间借贷行为应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即法律规制民间借贷的边界如何确定; 二是应当由哪些法律规制民间借贷，以及是否应当制定统一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本。www.lw881.com前一个问题的核心是法律上如何确定规制民间借贷的范围，后一个问题的核心则是如何选择民间借贷的立法路径和模式。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决定了民间借贷立法的基本思路、目标和体系。
(一)选择重点规制的路径
是否应当制定一个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件以及如何建立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立法上始终摇摆不定。解决这一争议的关键在于恰当区分民间借贷的种类和性质，再根据民间借贷的不同种类及特点选择相应的立法策略和规制路径。从法理上讲，民间借贷是放贷人让渡一定时间的资金使用权，到期后借款人还本付息的行为。也有学说认为货币一旦交付就转移了所有权转移，即所有与占有一致原则。[1]理论上对民间借贷的划分有多种方法，不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或无偿转让资金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民事行为，一般公众在生活中发生的民间借贷多属民事行为。但以收取利息为目的的货币流通则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具有了商事行为的性质。如果某一自然人、法人( 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因有专门法律规定不在此讨论) 或非法人组织将发放贷款作为一种经营活动时，则具有营利性和反复性，应属商事行为。民间借贷行为性质的这种多重性不仅决定了相关立法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而且也成为选择规制路径的基本依据。
从金融制度变迁规律看，我国民间借贷目前处于从市场化显性信用阶段向规范化合法信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民间信用形式都能够或适合纳入法律体系加以规制，一些地区的小规模民间借贷组织更适合以民间形式存在，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融资需要。[2]从立法设计的角度看，对于民间借贷行为，建立全面规制的法律体系不但比较困难，也没有多大必要，世界范围内的这种立法范例迄今极为少见。因此，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不宜选择全面规制的路径，而应当采取重点规制的路径，即只需要在多样的民间借贷中确定某些重要的方面加以规制即可。根据这样的思路，规范民间借贷的立法体系应当是一般性规制与专门性规制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多层次的立法体系下，根据借贷行为、借贷主体及借贷目的等不同因素，采用由普通法律、相关主体法律及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律进行分别规制的模式。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和法制现状，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制那些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所进行的商事性借贷，主要包括对借贷主体的准入、借贷利率、借贷地域等加以规范。对于一般性的民间借贷即那些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因其通常只涉及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不会对其它人的利益产生影响，由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加以规范即可，无需引入过多的国家干预，也不需要再制定专门的法律加以规定。
(二)采用分类规制的模式
对于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不宜采用由一部法律进行全面规制的模式，而应当区别不同情况采用分类规制的立法安排: ( 1) 对于私募基金，因其与一般直接融资不同，主要投资领域为证券市场中的股票和债券，而不是直接投向实体经济或解决人们的生活所需，故应将其纳入资本市场法制体系加以规制;[3]( 2) 对于间接融资中具有合作金融性质的合作基金会与金融服务社等，其性质和功能定位于民间的互助，应通过制定专门的合作金融方面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制定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随着城乡统筹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推进，有关合作金融的立法应当扩大调整范围; ( 3) 对地下银行( 私人钱庄) ，因其脱离了法律的控制可能会积累很高的风险，故应设定合理的准入条件，将其纳入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实施正式和有效的监管。银监会出台《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大致就是这样的路径; ( 4) 对于专门从事贷款业务而不吸纳存款的金融机构，如财务公司、贷款公司等，应根据其性质不同，由专门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等。
上述四种民间借贷因具有特殊的法律性质，由相关主体法进行规范更为适当，专门的民间借贷立法不宜规定这些主体的借贷行为。按照分类规制的方式，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体系应包括三个部分:( 1) 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规范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行为; ( 2) 相关主体法，规范特殊的民间借贷机构的借贷行为; ( 3) 专门的民间借贷法，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本文所讨论的民间借贷立法问题主要是针对第三个部分。
在民间借贷立法中，以营利性为标准将民间借贷划分为民事性民间借贷和商事性民间借贷，是设计和检讨我国民间借贷立法科学性的重要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民事意义上的民间借贷，无论其是否有偿，在不违反四倍基准利率限制的条件下，都予以保护。对于具有商事性质的民间借贷，如果没有经法定机关核准并登记，则归入非法金融行为( 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 。由此观之，我国现行法律排斥和压制的是未经批准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无论放贷主体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或其它组织，只有取得法定机关的批准才能获得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合法主体资格。总体上讲，我们赞成现行法律对民间借贷的这一限制，因为借贷是银行业中最为核心的业务，对于金融体系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稳定有直接影响。截至 2010 年 11 月，银行总资产超过 92 万亿，[4]占整个金融业资产 90%以上。银行业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贷款业务，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保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各国都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准入实施比较严格的监管。此外，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国有企业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借贷业务的任意民间化、商事化、扩大化存在冲突。因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解除金融抑制无疑是民间借贷立法的方向，但确定适当的法律限制仍然应当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
在区别民事性民间借贷与商事性民间借贷时还应当注意，有偿与营利是两个既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不能仅因有偿而认定为营利性行为，后者需具备连续性和职业性特征。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一般民事主体偶尔从事营利活动，不属于商事行为。美国纽约州的《放债人法》第 340 条明确规定，个人或企业偶尔在该州发放贷款不需要遵守该法“禁止无牌照经营”的规定。实践中，民间借贷日益趋向专业化，某些民事主体反复涉诉，以民事性民间借贷的形式规避监管，实际上是在从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法律上如何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应是民间借贷立法也必须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
二、关于民间借贷主体的规制
既然不宜对民间借贷进行全面规制，那么，应当对哪些主体的借贷行为加以规制呢? 同样是理论与实践中争议的焦点，也是立法中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难点。关于这一问题，以下两点最为关键。
(一)建立商事性借贷主体准入制度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涉及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在法律层面，《民法通则》第90 条确立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但没有涉及民间借贷的主体问题。《合同法》第 12 章规定了借款合同的一般问题，第 210 条和 211 条分别规定了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时间及借款利率。在行政法规层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 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 ( 1)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 2) 非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 ( 3) 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 ( 4) 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它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在行政规章层面，《贷款通则》第 61 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在司法解释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21 条、122 条、123 条、125 条分别涉及“公民之间的借贷”、“公民之间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 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 ( 1) 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 ( 2) 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 ( 3) 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 ( 4) 其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2008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借款合同纠纷按照借贷主体类型划分为四种: ( 1)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 2) 同业拆借纠纷; ( 3) 企业借贷纠纷; ( 4) 民间借贷纠纷。2010 年11 月22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具体解释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罪的适用问题。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合法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普通民事行为性质的借贷为法律所允许，但企业之间和带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则一直受到法律的排斥。从民间借贷的作用及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商事性民间借贷能够有效地克服国家信用的诸多弊端，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应当获得法律的肯定。[5]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一方面金融机构网点分布不均，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不少居民难以享受最起码的金融服务。据银监会统计，截至 2009 年 6 月末，全国仍有 2945 个乡镇没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分布在 27 个省( 区、市) ，西部地区 2367 个，中部地区 287 个，东部地区 291 个。其中有 708 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服务，占金融机构空白乡镇总数的 24%，分布在 20 个省( 区、市) 。[6] 另一方面，现有的正规金融机构没有能力完全消化整个社会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融资难、“三农”融资难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业性的民间借贷在农村借贷中占有 20%以上的份额。[7]从国际范围内看，信贷机构是一个多层次的组织系统，完全靠正规金融机构、大银行难以覆盖全部融资需求，而且风险也过于集中。美国、英国、爱尔兰、南非、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从制度上促进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推进民间信用体系建设也应该成为我国现阶段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8]
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04 年以来的中央七个“一号文件”都涉及“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的问题。2008 年 5 月，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鼓励和指导各省积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意见》的出台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为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2007 年 10 月人民银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 代拟稿) 》( 以下简称《条例》) 报送国务院法制办，2009 年列入国务院法制办的二档立法计划。《条例》在市场准入方面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注册后从事放贷业务，并规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都可开办借贷业务。2010 年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法制办报送的《贷款通则》修订稿扩大了借贷主体的范围，对于未经批准设立为放款人的非金融企业和个人，允许在限制总额、笔数和利息收入的前提下从事放贷行为，进一步放松了对民间借贷主体准入的管制。
综合《意见》和《条例》的有关规定及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完善对商业性放贷人准入的规范:
一是通过确定注册资金的方式限定主体范围。由于放贷人“只贷不存”，作为经营货币的资金密集型行业，注册资本应当高于我国《公司法》对于普通公司的一般规定。《意见》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500 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1000万元，我们认为是合适的，高门槛可以过滤一些不合资格的放贷人进入这种风险行业，也为整个金融安全网的构建提供了屏障。尽管美国一些州对金融公司的准入资本门槛并不高，[9]如美国加州成立一般的金融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 2． 5 万美元，但美国的市场体制和市场约束机制都比较成熟，这些公司必须接受更多的市场约束，日后才能够通过市场渠道融入资金放贷。当前，我国的市场制度尚不完善，通过注册资金适当限制民间借贷市场的准入范围是非常必要的。考虑到自然人在民间借贷领域的传统地位，参考有关国家立法现状，自然人作为放贷主体资格应当通过申请注册予以确定。自然人依法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可以不设资本金要求，但在考虑自然人作为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资格时，应当同时考虑其退出机制及个人破产制度，并作为配套制度应早日纳入立法议程。如果缺乏个人破产制度，自然人作为民间商事性借贷的主体则无法切实承担无限责任，从而影响民间借贷制度的实施效果。
二是通过申请人资格审查方式限定主体范围。放贷人资格的审查应当重视对申请人和主要股东、高管人员的“软信息”审查。与一般工商企业不同，民间放贷行业极易与犯罪联系，如雇佣黑社会性质组织收债、洗钱、发放高利贷、强迫欺诈交易等等，因此必须在准入门槛上警惕那些不适格的主体( 如有犯罪前科的申请者) 进入民间借贷市场。在美国纽约州申请放贷人牌照需经历严格而复杂的“背景审查”程序，为此需要提交的资料多达 11 项，包括信贷历史记录、过去十年的民事诉讼和破产诉讼记录、犯罪记录( 包括重罪、轻罪和违规) 、教育经历、从业经历等等。此外，合伙人、股东、高管、董事等还需要通过提交指纹程序，审查有无犯罪记录。在我国香港地区申请放债人牌照，首先由警方调查申请人有没有黑社会背景，证实“身家清白”后才交法庭审理，但亦非由法官一人决定，而是由两名市民协同审查，经三人一致通过后才能发放牌照。我国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定这方面的程度和条件。
(二)放松对企业之间借贷的管制
企业之间借贷的效力一直颇受关注，依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和《贷款通则》的规定，此种借贷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在 1996 年下发的《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中规定: “企业借贷合同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中国证监会、国资委 2003 年 8 月联合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禁止上市公司有偿或无偿地拆借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上将企业间的借贷或变相借贷合同确认为无效合同。在具体适用法律上，有的法院适用《合同法》第 52 条第四项的规定，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认定合同无效。有的法院则直接适用《民法通则》第 58 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以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益为理由确认合同无效。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从合同法、公司法等角度认为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应予认可。[10]
从性质来看，企业之间借贷的性质比较特殊，作为放贷人的企业并不是专门从事此项业务的主体，一般只是因与借款企业存在业务往来或者关联关系而发生借贷，借贷行为既超越了民事性民间借贷的范畴，但又不完全属于营业性质的商事民间借贷，而是介入民事性质与商事性质之间。针对这一特征，我们认为立法上应当采取特别规范的方式，既不应像对待民事性民间借贷那样完全放开，也不应像对待商事性民间借贷那样设立准入门槛，而应分类定性，区别对待。在国外的立法实践中，美国纽约州《放债人法》将个人和企业偶尔的借贷行为排除在商事行为之列，不需要申领放债人牌照，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建议我国修改现行法律，放开企业之间的部分借贷，如具有上下游供应商关系、母子公司关系且因生产需要发生的借贷等，应当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借贷。但是，完全放开企业间的借贷并不可行，也不可取，因为完全放开此类借贷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放弃了银行业资产业务的准入门槛，势必影响金融市场及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因此，通过列举的方式放开企业之间部分借贷的同时，仍然应当保留法律对企业之间借贷的一般管制。
三、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
利率是规范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从目前已有的法律规范看，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与借贷利率水平紧密相关，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制决定了民间借贷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对民间借贷的保护程度。
(一)应当设置利率限制
2004 年 10 月 28 日人民银行公布的《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第 2 条第一项规定，金融机构( 不含城乡信用社) 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不变，贷款利率下限仍为基准利率的 0.9 倍。根据这一规定，有人认为既然银行贷款利率没有了上限，民间借贷利率也应该完全放开。实际上，有关借贷利率的讨论由来已久，实际利息理论、货币利息理论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有不同的论述。在市场中，利息是资金融通的价格，既然属于价格，必然涉及对价格管制的争议。即使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也一直对此存有重大分歧。主张废除利率控制的学者本杰明( jere-my bentham) 认为，有健全理智的人都不应当反对贷款过程中的议价。[11]反对者则认为，他的这一主张完全是理想主义的，根本没有现实的基础。[12]
从经济关系的角度看，借贷双方的实际地位并不平等，放贷人相对于消费者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借贷双方之间缺乏讨价还价的实力保障，不具有公平交易的现实基础，依靠放贷人之间的竞争来保证借款人承担合理利率的贷款市场还没有形成，如果没有法律的限制，往往产生不公平交易。从历史上看，规范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制度源远流长。唐《杂令》、《明律》卷九《户律》钱债部分第 168 条及《清律》卷九《户律》部分第 147 条都规定了对借贷利率的限制。从文化角度看，民间借贷的利率限制具有很强的社会感召力，国内家喻户晓的歌剧《白毛女》和莎士比亚的不朽名著《威尼斯商人》都揭露了高利贷的危害，甚至《圣经》中也有禁止高利贷的描述[13]。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高利贷有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和加速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从政治的角度看，高利贷常常成为历史上朝代更替的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消除高利贷是新社会的标志性事件。
高利贷在私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以及农村地区广泛存在，而且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民间借贷的利率就越高。有学者通过考察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未以来和美国 19 世纪的民间借贷史，验证了这一结论。[14]2008 年浙江台州的飞跃集团、杭州的南望集团等地方龙头企业出现财务危机，大量高利率的民间借贷都是导火线。2009 年重庆打黑过程中，警方披露的数据是: 重庆高利贷逾 300 亿元，规模已占到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 1/3 强，黑恶团伙以高得惊人的利息强行放贷，而后通过暴力收债，从中牟取巨额不法收入。[15]2009 年 8 月 11 日《经济参考报》以《宁夏固原民间高利贷盛行》为题披露当地高利贷问题。从众多事实来看，从利率设置上限制民间借贷的资金价格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从国际范围内考察，市场经济制度比较成熟的美国大部分州也都制定了专门的反高利贷法。20 世纪中后期美国在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推行金融自由化，一些人主张取消利率限制，也确实有个别州( 如特拉华州及南达科他州) 这样做了，但美国的次贷危机表明，利率自由化是本轮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已经受到美国学术界、监管部门、立法机构及消费者保护团体的质疑和批评。英国 2006 年修订的《消费信贷法》仍然规定了对最高利率的限制，并授权法院可以对此提供司法救济。向来以贸易自由自居的香港也对民间借贷利率规定了限制。综合来看，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不能盲目地放开民间借贷市场，而应通过立法直接规制民间借贷利率，并设置合理的利率上限。
(二)合理规定利率上限
对利率水平的限制关系到借贷双方的权益，无疑是民间借贷制度中最核心的内容。民间借贷利率与政府对产品的定价不同，相关立法不是干预借贷双方在法律限度内对利率的自由协商权，而是防止放贷人乘人之危或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借款人的正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借贷意见》) 第 6 条规定: “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 4 倍( 包含利率本数) 。”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按期限划分为 5 个档次，这里的同类贷款利率实际上是指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在已有的立法先例中，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放债人条例》第 24 条规定: 任何人( 不论是否为放债人)以超过年息 60% 的实际利率贷出款项或要约贷出款项，即属犯罪。第 25 条规定: 关于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如其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 48%，则为本条的施行，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由此可见，香港地区实际上是规定了两个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违反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承担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我国台湾为防止民间借贷中出现重利盘剥，《民法典》第205 条规定: 约定利率超过周年 20% 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
在美国，对高利贷的规制也非常复杂，主要由各州法律规定。部分州对利率管制采取了较为自由放任的态度，允许借款人和放贷人协商达成任何利率，如特拉华州以及南达科他州，但大部分州仍然制定了限制最高利率的反高利贷法。在限制最高利率的各州立法中，对最高利率的限制通常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 1) 贷款用途; ( 2) 贷款的种类; ( 3) 放贷人的种类; ( 4) 发放用于特定用途的贷款。最高利率通常是一个固定利率，也可能是取决于某些指数的浮动利率，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贴现率。纽约州的高利贷界限通常为年利率 16%; 华盛顿州高利贷通常的界限为年利率 12%，或者合同签署前一个月联储 26星期国库券初次拍卖报价利率加 4 个点，取两者中较高者; 密西西比州高利贷界限为年利率 10%，或者为联邦储备利率加 5 个点，5000 美元以上的商业贷款不受高利贷限制; 阿肯色州非消费性贷款的高利贷界限为联邦储备利率加 5 个点，对于消费信贷高利贷通常界限为年利率 17%。[16]虽然美国的国会一般情况下不会介入利率限制，但也有例外，如针对发薪日贷款，[17]2006 年 10 月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了法律，规定向军人及其抚养人员发放的消费贷款年利率不得超过 36%。[18]
利率本质上是利润率的一部分，因此，利率上限的确定在立法上有很强的技术性，不仅需要考虑生产性资本和消费性资金的收益率，还需要考虑包括投资回报本身的风险性、契约执行的情况等因素，因此，有学者不赞成规定一个确定的利率限制。[19]对于高利贷的标准，如果规定得过高，则达不到公平保护借款人的目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后，贷款的偿还客观上存在信用风险。过高的利率也可能诱发道德风险，有的借款人为偿还贷款可能不惜铤而走险，从事违法暴利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对高利贷的标准规定得过低，可能会出现两个结果: 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信贷供给出现短缺; 二是民间借贷从地上转向地下，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实际利率可能进一步走高。从现实经验来看，出现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我国广泛存在的地下钱庄就是很好的例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利率限定为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的 4 倍，根据人民银行确定的一年期利率，4 倍限额大约在 21 －25%之间，折算成民间利率大约接近 2 －3 分。随着人民银行对利率的上调，4 倍限额也可能会达到30%左右。根据我国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2 分至5 分之间，生产性借贷超过 3 分就属于比较高的利率了。如果是隔夜拆借或者几天内的拆借，其利率折算成月利率就会显著高于上述水平。当然，地区、季节、货币政策及法定基准利率水平等因素，都会对民间借贷的具体利率产生影响。例如 2008 年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各地民间借贷利率水涨船高。另外，通货膨胀对利率的走势也有重要影响。因此，上述因素都应在确定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时予以考虑。
(三)完善高利贷法律责任制度
高利贷行为的危害性很大，从微观角度看，扰乱公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导致借款人陷入债务深渊而无法自拔，收债过程往往伴随着恐吓、欺诈、暴力等非法行为，容易滋生犯罪; 从宏观角度看，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影响金融安全、社会稳定及国家宏观政策的执行。美国次级贷款产品中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利贷，但足以证明利率过高会对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造成危害。尽管高利贷有着诸多危害性，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借贷意见》第 6 条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来看，现行法律对发放高利贷当事人不具有真正的惩罚性。在司法实践中，对发放高利贷基本上是听之任之，仅仅不保护其 4 倍以外的利率。这样一来，高利贷发放者的违法成本几乎为零，可以任意约定高利率，其后果最多是超过的部分不予保护。尽管进入司法程序的民间借贷案件近年来大幅增加，但是与实际发生的民间借贷包括高利贷相比，仍然很少。也就是说，不少高利贷合同实际上由借款人履行了，借款人的合法利益并没有通过司法程序获得应有的保护。
另一个现象也应引起关注，在实践中，多数民间放贷人为规避法律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规定，采取各种方式、手段掩盖高额利息，从而使借贷利率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如预先将利息在本金中扣除，即借款人实际获得的借款低于借条中的本金( 差额部分为利息) ，这样使得借款人在诉讼中处于了非常不利的地位，很难证明高利贷的存在。此外，由于银行贷款政策“嫌贫爱富”和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不断增长，加之民间资金充裕，催生出民间融资市场的职业化，出现了一些职业的贷款人和中介人。这些职业贷款人和中介人往往与当地的黑社会、准黑社会往来密切，依靠其背后力量威胁、恐吓借款人，阻止其通过司法途径维护权益。
从美国和香港的经验来看，利用刑事手段打击高利贷是其共同的立法选择。香港地区《放债人条例》设定了两个高利贷界限，对于不同层次的高利贷规定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违反该条例第 24 条( 年息 60%的实际利率) ，即属犯罪，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以及就该协议或贷款而提供的保证，不得予以强制执行。此外，任何人犯本条所订罪行 ( a) 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 50 万及监禁 2 年; ( b) 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 500 万及监禁 10 年( 由 1994年第 82 号第 33 条修订) 。相比较 1994 年之前的文本，修订后的条例大幅提高第 24 条所规定的最高惩罚限度，由最高“监禁两年和罚款 10 万元”增至最高“监禁 10 年和罚款 500 万元”。2001 年至 2005 年期间，香港根据《放债人条例》第 24 条就高利贷提出检控的个案数目分别为 26 件、18 件、1 件、28 件及10 件。违反该条例第 25 条规定( 即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 48% ) ，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在香港禁止高利率放债的双层法律规制架构中，把利率管制水平分别定为年利率 60% 和48% ，是参考香港当时良好的商业惯例和其它司法管辖区( 例如英国) 的法例而决定的。香港特区政府认为从执法的角度而言，第 24 条大体上可有效遏止在香港进行的高利贷活动。[20]
在美国，国会认为其根据《宪法》第一章第八节“州际贸易条款”有权监管私人交易中的利率问题，但美国国会并没有划定高利贷的具体范围，而是通过《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界定了“非法债务”的概念，规定以超过当地两倍高利贷界限的利率放贷并且试图收取该“非法债务”构成联邦重罪。[21]在各州层面，违反州高利贷法的法律后果通常具有惩罚性，即处罚金额超过所收取的利率与高利贷之差。具体的处罚各州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是通常都包括罚没已收取的利率或者按利息的倍数罚款。在某些情况下，高利贷还会导致整个贷款合同不得执行、放贷人承担刑事责任等。
民间借贷立法可借鉴香港《放债人条例》的立法经验，设置两个利率限制标准，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建立梯级过渡性的双层法律责任制度。这样既可以起到打击和遏制高利贷的作用，也可以避免滥用刑事制裁手段，实现法律责任的梯级过渡。
首先，参考国外及香港地区的立法经验，考虑目前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水平，设定一个明确的年利率( 如 36%) 作为追究高利贷放贷人刑事责任的标准。超过该限度的放贷属于严重高利贷范畴，应当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其次，保留目前的规定，即民间借贷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四倍。超过该界限但尚未达到严重高利贷年利率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如严重通货膨胀时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不得诉求法院执行该借贷合同及其附属担保合同，通过民事责任遏制此类高利贷。这样规定有充分的法理依据，人民银行通常会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和通货膨胀情况及时调整利率水平，其公布的基准利率大致反映了当前资金的价格，4 倍范围内的利率基本上可以补偿民间放贷人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和风险。以目前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其经营状况表明，3 倍左右的利率已经基本上覆盖了风险，总体上实现了盈利。在有关小额贷款公司后续发展问题的讨论中，也鲜见有关放开利率的呼声，而多集中于贷款的后续资金来源、跨区域经营、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22]20－30% 的利率水平与我们的民间借贷实际利率也基本上相差不多，如果民间借贷能够获得法律的有效保护，其风险水平事实上还会降低。因此，尽管有不少学者主张废除对民间借贷四倍利率的限制，但我们认为目前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是适当的，立法上应当坚持。
总的来看，利率水平的确定是一个应当能够实现双赢的选择，借款人和放贷人是一个矛盾体，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应当以考虑对方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性的高利率并不可取，不顾草根规则的存在，任意压制民间借贷利率也难以达到从法律上规范民间借贷的目的。同时，立法应当始终固守法律的正义性，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借款人在民间借贷中的弱势地位，以及民间借贷特别是有组织的民间借贷易滋生犯罪的事实，汲取中国古代、美国、香港的立法经验，限制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维护资金融通的公平秩序。
四、关于民间借贷区域的限制
大多数民事性民间借贷并不涉及区域限制问题，而对于具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区域限制则成为影响民间借贷的优势功能、规模经济与风险集中度的重要因素。在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过程中，参与试点的公司希望扩大经营的地域范围，一些地方政府将允许跨区域经营作为对贷款公司的奖励。[23]也有省份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24]
(一)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优势功能
不少文献认为民间借贷源自于金融抑制。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后，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理论，认为金融抑制使部分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满足，民间借贷由此而产生。[25]但民间借贷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也非常发达，而且这些国家都有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非吸收存款类金融公司种类包括消费金融公司、商业金融公司和销售金融公司( 也叫承兑公司) 。据美联储的统计资料，截止 2010 年初，美国国内金融公司应收帐款余额为 14194 亿美元，资产总额为 19368 亿美元。[26]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压抑并不是民间借贷存在的根本原因。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 clivebell 等人在 20 世纪末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解释了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条件。由于正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供给的不足，因此对金融产品的超额需求便“溢出”到民间借贷市场，这从需求方面解释了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同时，在现有条件下，民间借贷在信息、担保、交易成本等各个方面均具有正规金融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有能力供给部分金融产品以弥补正规金融供给不足造成的缺口，这就从供给方面解释了非正规金融的产生。[27]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民间借贷具有“人格化金融”的特点，以“熟人关系”作为交易及契约执行的基础[28]，能够凭借各种人缘、地缘关系更有效地收集中小企业的“软信息”，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具有独特的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优势正是其广泛存在的根本性原因，而金融抑制不过是一个强化因素。[29]以浙江某商业银行小额贷款营销的成功经验为例，归纳其做法可以发现，利用地域及信息优势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经营者认为本土化的客户经理非常关键，他们充分发挥地缘、亲缘、人缘的优势，凭借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客户熟人等关系，从侧面对小企业主的家庭历史、道德品质、经营状况等信息深入了解，从而摆脱了对财务报表的过分依赖，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已累计向四万余家小企业发放了超过 800 亿元的贷款，不良贷款率仅为 0．7% ( 2010 年初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80%，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30%，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2．76%) 。[30]在对贷款的监督过程中，民间借贷的信息优势有利于贷款人能够较为及时地把握贷款按时足额归还的可能性。
除信息优势外，民间借贷的交易成本优势也是其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民间借贷经营者的监管负担较轻，组织机构本身小巧灵活，业务的技术性并不强，操作简便，对参与者的素质要求不高，合同的内容简单而实用，契约执行也往往通过民间习惯得以实现，避免了通过正规法律途径进行诉讼所需的高昂费用和时间成本。
民间借贷的上述两大优势功能与其经营的地域范围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讲，民间借贷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才具有信息优势和交易成本优势，一旦超越一定的范围，离开了“熟人社会”的依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会凸现出来，放贷人的风险也将骤然上升，其优势功能就会因此而丧失。
(二)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又称“规模利益”，指在一定科技水平下生产能力的扩大使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趋势，即长期费用曲线呈下降趋势。上述定义具有普遍性，银行业规模经济便由此而来。民间借贷的单一客户贷款规模较小，尽管近几年司法实践中民间借贷的总金额和单笔金额越来越大，纠纷涉案标的额成倍增长，但与商业银行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单一客户贷款规模显然无法比拟。虽然在同等条件下民间借贷比正规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更低，但就其自身经营规模来看，民间借贷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贷前调查还是贷后追踪，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民间信贷机构如果没有规模效应，就很难持续发展。
本质上看，限制跨区域经营的确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金融抑制，不仅民间借贷存在这样的问题，银行业机构也遭遇过同样的难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美国对银行业同样实施严格的地域限制，《麦克法登法》( mcfadden act) 禁止银行跨州经营，银行和储贷协会只能在一个州开设分支机构。直到 1994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里格—尼尔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支机构效率法》，才基本上扫除了银行在跨州扩张方面所受到的种种限制。美国众议院在审议该法案的报告中指出: 消除这些限制，将会带来大量的好处: (1) 使银行有机会进行更有效的建构，剔除重复性的职能，并降低费用; (2) 可以推动建立更安全和更稳健的银行体系; (3) 可以给客户提供更大的方便; (4) 通过使金融机构能够进入目前没有实现完全竞争的市场，有利于促进信贷市场的竞争。[31]
美国众议院放开银行业跨州经营的上述理由同样可以适用于放开民间借贷的地域限制，如增加竞争、降低费用、便利兼并等，这些理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规模经济的要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长期费用曲线的下降不是无限的，现实中也存在着规模不经济的现象。规模不经济则是指公司因规模扩大而导致公司利润率降低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规模经济与不经济之间存在一个临界点，在临界点内，呈现规模经济，反之，则为规模不经济。有研究发现，银行的资产从 10 亿美元增加到 100 亿美元时，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但从 100 亿美元增加到 1000 亿美元时则几乎很少能获得这种规模经济。[32]民间借贷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因其具有自发性、民间性等特点，在一定范围内，规模越大业务量就越大，相应单位成本费用通过分摊会减少，信誉的外溢效应也较为明显。但是超越特定的地域范围后，其规模优势可能因其比较优势的丧失而呈现迅速下降趋势。尤其当其规模超越其管理能力时，规模越大可能效率越低。
(三)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风险集中度
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的集中度风险相对比较高，对中小银行而言，主要表现为客户集中度风险和区域集中度风险。为了降低这种风险，银监会于 2006 年和 2009 年分别颁布了《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 试行) 》，放松了银行跨区域经营的限制，不再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分行和支行规定统一的营运资金限制，由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根据业务发展和资本管理需要统筹调节及配置。规定出台后，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开设分支机构的申请被批准。
民间借贷与银行的信贷业务在某些方面并无二致，民间放贷机构的贷款集中于某一区域也会面临如同银行贷款集中的风险。经营范围界定在一个县( 区) 的贷款人，其业务必然与当地中小企业的经营紧密相关，一旦当地中小企业面临市场冲击( 如浙江绍兴的纺织业) ，贷款风险就会急剧上升，从而威胁到放贷人的可持续经营。从现有的经验看，这种风险特别容易集中在沿海一些出口导向型地区以及内地的资源富集型地区。从规避风险集中的角度来看，跨区域经营又是必要的，但也同样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否则，民间借贷机构因地域扩大而丧失地缘信息优势又会使其风险从另一个方面凸现出来。因此，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必须恰当处理好这一对矛盾。
(四)按照审慎监管原则规定民间借贷的区域限制
结合上述三个因素的考虑，笔者认为，完全禁止民间借贷机构跨区域经营不利于其可持续经营，完全放开区域限制会诱发风险。考虑到民间借贷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地缘信息优势，民间借贷经营地域的拓展不宜过于匆忙，应按照审慎监管的原则，比照《商业银行法》第 19 条、20 条、21 条、22 条的有关规定，适当规定跨区域经营机构的营运资金、管理人员等要求。同时，为体现审慎经营与监管的要求，相关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跨地域经营的一些约束条件，如规定民间借贷主体在开业经营的三年内无重大违规、连续盈利等，保障民间借贷稳定与可持续的发展，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五、关于民间借贷资金来源的限制
对于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问题，以前理论界讨论得较少，但随着民间借贷制度化试点(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的推进，这个问题显得颇具实务性，并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禁止吸收公众存款是民间借贷资金来源的“红线”，不容越过，否则就等于放弃了对银行类机构的监管，难免危及金融安全。在坚守这个红线的前提下，应当创新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制度，促进民间借贷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高金融市场的整体效率。
(一)建立商业性民间借贷经营者负债融资制度
虽然民间借贷不能通过吸收公众存款的渠道扩大放贷资金来源，但是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必须通过适度负债融资才能保障持续经营。
首先，如果仅仅允许其使用资本金放贷，意味着其财务资源的严重浪费。在金融资产的经营中，杠杆率高低与经营效率和安全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华尔街五大投行的杠杆率高达 30倍左右，意味着他们的资产价值只要出现 3．33% 左右的下降，理论上就可能面临破产清算。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金融机构正在经历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但是绝对禁止金融机构负债同样是不可能的，民间借贷也不例外。负债经营的关键是控制适度的杠杆率，反之则过犹不及。在禁止其负债的情形下杠杆率为零，但势必造成严重的财务资源浪费。一般认为，企业在资产负债率为 50－60% 时仍然可以处于比较稳健的经营状态，银行类机构由于更多地依靠负债获取资金来源，其资产负债率可以更高一点。以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为例，截止2010年9 月30 日，工商银行的资产负债率 94.34%，农业银行资产负债率 94.78%。[33]商事性民间借贷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其资产负债率应当高于普通企业。
其次，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融资渠道，民间融资就可能会转为地下，进而寻找其它途径，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其它非法集资行为，与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的方向背道而驰，监管机构无法掌握民间借贷的资金流向，并导致国家税收流失。
最后，有限度地放开民间借贷的银行批发资金融资渠道有利于培育商业银行贷款零售商，分散银行信用风险，构建多层次贷款渠道。依赖大客户是银行经营过程中很普遍的现象，容易导致风险过于集中，允许银行将资金批发给民间借贷经营者，可以使银行通过信贷配给方式甄别出优质的企业来[34]，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民间借贷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可以发挥其熟悉当地市场、专营小额信贷、监管负担较轻及贷款手续简便等诸多优势，有利于改善贷款的结构。此外，银行作为批发者将资金交由民间借贷经营者发放，民间借贷经营者再将资金分成若干小份，发放给不同的借款人，相对于由银行发给单一客户而言，明显分散了信贷风险。在现实中，无数小额借款人同时违约的概率极小甚至不会存在。因此，通过立法建立民间借贷经营者融资渠道制度，对于分散银行风险及促进商事性民间借贷可持续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二)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融资渠道
如何规范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融资渠道，是民间借贷立法中不能忽视的一个要点。
首先，应当在立法上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界线。《商业银行法》第 81 条及《刑法》第 176 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何谓“公众”、何谓“存款”，认识上存在很大争议。合法的民间借贷在实践中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纠结不清，比较著名的案例如“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反映出我国法律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准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活跃民间融资以及丰富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具有重要意义。《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将“公众”界定为“不特定对象”。对于所谓的“不特定对象”，应当结合行为人吸取资金的方式才能恰当确定。[35]实践中，借款人往往从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处募集资金，这些人是否属于“公众”范畴，亟待在立法上加以明确。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08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在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标准上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融入资金的对象是否为不特定对象( 即所谓的公众) 没有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中的充分条件; 第二，企业资金的用途成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要件，为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筹集资金一般不认定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指的“存款”应该是从资本、货币经营的意义上理解。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存款”，才能解释清楚民间借贷中的资金来源与银行吸收存款的区别，才能找到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36]相对商业银行法及刑法的规定，浙江省司法部门与公安部门的纪要更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是一种有益的改革尝试。2010 年 11 月 22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这一解释虽然发展了民间借贷制度，但因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而且仅仅适用于刑事处罚，没有将筹款用途考虑在内，对民间借贷发展的推动较为有限。因此，建议有关立法及法律适用机构应结合筹款( 融入资金) 目的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对于民间借贷经营者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从事发放贷款、买卖证券、融资租赁等专属金融业务，可以纳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范畴，对于企业确因生产经营需要的借贷应归入合法的民间借贷，避免因打击面过宽而累及合法的民间借贷。
其次，在商业原则下，应逐步放开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向银行、保险机构融资的渠道。目前有关规定允许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但有两个限定条件: 一是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 50%; 二是不能从两个以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尚处于试点阶段，对于其风险的认识还缺乏足够积累，因此暂时开了一个小口子，尽可能按照谨慎原则操作。在积累一定经验后，建议可以逐步放开民间借贷经营者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的融资率上限，为民间借贷提高融入资金的来源。
再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于专门或主要服务“三农”的民间借贷经营者，应当适当给予政策性金融资金支持。民间借贷经营者中的一部分是面向“三农”、微型企业、下岗职工等金融弱势群体的。如目前试点中的小额贷款公司，当前经营的大部分业务是国有商业银行主动撤离和不愿介入的领域。这些领域利润小且风险大，如美国、泰国的法律要求存款类机构对弱势群体进行放贷、投资、服务，监管机构负责对此进行考核。我国目前还没有类似的专门法律或者强制性规定，新《公司法》第 5 条在肯定公司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强调了公司的社会责任，但这个条款缺乏操作性，难以落实。虽然我国有政策性银行，但从实际效果看，对“三农”的支持与社会的期待有很大差距。为拓宽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改进政策性金融的运行方式，可以考虑在政策性金融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包括政策性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募集的资金、人民银行的支农再贷款或者其他财政扶持资金等，借给那些从事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机构使用。这一立法举措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即为政策性金融领域引入了适度的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是一举两得的制度安排。
最后，前瞻性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人发行商业票据、股票、债券、吸收非金融类企业的大额存款、资产证券化等融资渠道。客观地说，我国资本市场并不缺钱，民间资本高达数万亿，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的经验，通过市场融资的方式解决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问题。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可以通过发行商业票据、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或资产转让等模式，在资金市场主动融资负债。这样有利于形成多层次的融资市场和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促进金融市场的有效竞争。另外，我国香港地区实行金融牌照分级制，接受存款公司可接受10 万港元或以上、最初存款期最少为 3 个月的存款，存款利息没有最高额限制，但是吸收公众存款则必须获得银行牌照。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保留了对公众存款最严密的监管，而对大额存款的管制相对较松，在我国的民间借贷立法中，这一经验很值得参考。
注释:
[1]参见刘保玉: 《物权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2 －243 页。
[2]参见王曙光: 《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制度演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8 页。
[3]参见陈向聪: 《中国私募基金立法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0 页。
[4]参见高晨: 《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破 92 万亿》，http: / /paper． people． com． cn/jhsb/html/2011 － 01/10/content_720247． htm? div = －1，2011 年 2 月 11 日访问。
[5]参见前引[2]，第 74 页。
[6]参见银监会: 《三年实现乡镇金融服务全覆盖》，http: / /news． sohu． com/20091021/n267591626． shtml，2009 年 10 月 23 日访问。
[7]参见韩俊等: 《中国农村金融调查》，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4 页。
[8]参见邹东涛主编: 《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5 页。
[9]在美国，金融公司( finance company) 是指向个人或企业提供贷款的非银行公司，区别于商业银行、信用社、储贷协会、合作银行以及储蓄银行，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相似，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第二大商业信贷来源。
[10]参见龙翼飞、杨建文: 《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及责任承担》，载《现代法学》2008 年第 2 期。
[11]see jeremy bentham: defence of usury( 1787) ，http: / / socserv2． mcmaster． ca． / ～ econ / ugcm /3ll3 / bentham / usury．
[12]参见张为华: 《美国消费者保护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4 －125 页。
[13]《旧约•出埃及记》第 22 章第 25 节中说: “如果你借钱给我的人民，就是与你们在一起的穷人，你对待他们不可像放债的人一样，不可在他们身上取利。”
[14]参见陈志武: 《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 年版，第 102 －110 页。
[15]《重庆打黑挖出黑色产业链 高利贷达财政收入 1/3》，载《经济参考报》2009 年 8 月 24 日头版。
[16]state interest rates ＆ usury limits，http: / / www． lectlaw． com / files / ban02． htm，2010 年 2 月 7 日访问。
[17]发薪日贷款是一种短期无担保贷款期限很短，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差异巨大。
[18]the john warner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http: / / www． bankersonline． com / regs / jwnda / jwnda． html，2010 年 2 月 7 日访问。
[19]参见前引[14]，第 101 －102 页。
[20]参见香港立法会十题: 《放债人条例》，2006 年 11 月 22 日在立法会会议上何俊仁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的书面答复。http: / /www． fstb． gov． hk/fsb/chinese/ppr/press/doc/pr221106_c． doc，2011 年 3 月 22 日访问。
[21]18 u． s． c． § 1961 ( 6) ( b) ． see generally，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
[22]参见张建华等: 《中国农村多层次信贷市场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 －30 页。
[23]《内蒙古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实施细则》第 22 条规定，具备一定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跨旗县、盟市设立分支机构。
[24]《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第 25 条规定: 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业务。
[25]参见［美］r． i． 麦金农: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卢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8 － 82 页; 黄达: 《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64 －766 页。
[26]domestic finance companies assets and liabilities，http: / / www． federalreserve． gov / releases / g20 / hist / fc_hist_q． txt．
[27]参见陈蓉: 《我国民间借货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载李昌麒主编: 《经济法论坛( 第四卷) 》，群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5 页。
[28]参见前引[14]，第 120 页。
[29]参见林毅夫、孙希芳: 《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载《经济研究》2005 年第 7 期。
[30]参见前引[22]，第 141 －142 页。
[31]参见［美］布鲁姆等著: 《银行金融服务业务的管制案例与资料》，李杏杏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62 页。
[31]参见史纪良主编: 《银行监管比较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8 页。
[33]参见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
[34]参见徐忠、张雪春、沈明高、程恩江: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5 －256 页。
关键词：民间借贷 利率 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8-084-03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在我国的金融管理制度下，民间借贷的融资方式推动着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小微企业，民间借贷是它们获得资金的重要途径，对小微企业的发展壮大功不可没。然而，民间借贷在支持民营经济、小微企业发展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由于部分民间借贷利率过高而产生的“高利贷”等乱象。以山西吕梁地区为例，民间借贷在山西吕梁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民间借贷有着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之吕梁以煤、焦等能源型民营企业较多，通常不易获得正规金融贷款支持。因此多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满足其生产资金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煤、焦为主的能源型企业一夜暴富，于是大量民间资本便涌向能源领域。据统计仅在吕梁地区柳林县就大约有数百亿元的社会资金参与民间融资“大循环”。据调查，吕梁地区约有65%以上的民间融资的资金流入了煤、焦、铁行业。2005年，吕梁民间借贷市场月利率大体在10‰～15‰。2006年上升并维持在15‰～20‰。2007年上升至20‰～30‰。2008年至2009年利率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为25%左右，有的甚至高达40%～60%。民间融资参与者也由传统的商人逐渐扩散为干部、群众、农民和教师等社会各阶层。由于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毛利润一般在3%～5%，参与民间借贷的中小企业为了偿还高额的借贷利息，将借来的钱不是用于发展实业，而是再次转贷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在这样没有实业基础的空中楼阁垒上沉重的借贷利息，一旦某一环节中债务人出现集体违约，则整个民间借贷大厦将会倒塌。基于民间借贷利率没有有效的法律规制，会对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会妨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会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国家应该对民间借贷的利率进行法律规制。本文拟从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民间借贷利率法律规制的不同视角出发，对民间借贷进行法律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进而提出民间借贷利率法律规制的具体措施。
二、民间借贷利率法律规制正当性分析
在我国民间借贷利率是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民间借贷是基于借款人与贷款人双方自愿的借贷关系，并且形成了借贷协议，国家是否应当有法律手段干预规制基于双方意思自治而达成的民间借贷利率？为其设定借贷利率的上限呢？笔者认为，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法律规制有其正当性。
第一，在我国民间借贷的发展过程，民间借贷是传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一种民间信用形式。我国民间借贷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浓厚的传统渊源，在我国社会中一直就存在着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法律规制的传统：“如汉书就有关于取息过律被免去侯爵的记载。唐朝、北宋、南宋、元朝、明朝都有自不过本的法律规定。”清律中也有“凡私放钱债，每月取利不得超过三分”的规定。由此可见，我国传统中一直存在通过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限制的法律规制手段。
第二，从契约关系的角度看，在民间借贷中，往往借款方与贷款方双方的实际地位并不平等，贷款人相对于借款人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甚至很多作为借款方的小微企业为了能够得来之不易的资金，根本不具有与贷款人之间就贷款利率进行公平磋商的机会，更没有公平交易的现实基础。因此，如果没有法律设定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很容易导致过高的利率。这将给借款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引发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不公平，在此种情况下达成的契约效力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契约的意思自治原则”而破坏民事法律中诚信和公平原则。从德沃金与阿列克西的法律原则的衡量适用出发，笔者认为，通过法律规制设定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可以有效实现民间借贷契约关系的当事人地位公平原则，即“法律规制民间借贷的利率不是干预借贷双方在法律限度内对利率的自由协商权，而是防止放贷人乘人之危或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借款人的正当利益。”能够防止意思自治原则的滥用。
第三，在欧美，随着社会分工和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在欧美社会放贷牟利开始逐渐被接受。同时基于古典自然法思想的影响，欧美国家和它们的法律重视公民的意思自治和私法领域的“契约自由”，对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限制非常宽松。“大多数欧洲国家对利息不设定上限或者即使设定上限也规定了一些例外条款”。但同样秉承了自由主义思想的美国其大部分州都制定了专门的反高利贷法。虽然也有个别州如特拉华州以及南达科他州，立法中允许借款人和放贷人协商达成任何利率，但正如很多学者质疑和批评的那样，利率自由化是美国产生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对民间借贷利率加以法律规制是为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考量出发。
综上所述，在我国，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以及通过与欧美对民间借贷利率法律规制的比较，笔者认为通过立法直接规制民间借贷利率，并设置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是有着正当性基础的。接下来，本文将要探讨的是通过何种具体措施实现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
三、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制措施
当前我国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的法律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借贷意见》）第6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笔者认为，《借贷意见》中将利率限定为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而按根据2014年11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为6%，4倍限额为24%，在民间借贷利率中应为年2分利率。这恰恰符合了我国民间借贷利率的实际情况，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2分至5分之间。但在近些年来的司法实践中，笔者发现大多数民间放贷人为规避《借贷意见》中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规定，往往采取各种方式、手段掩盖超出部分的利息，如签订合同时收取律师费、资金监管费、信息中介费等;或预先将利息在本金中扣除，即民间借贷中所称“砍头息”，这样借款人实际获得的借款低于借条中的本金，但借款人归还时仍要归还借条中的数额，以使借贷利率在形式上符合《借贷意见》中四倍的规定。这样使得一旦发生风险，借款人在诉讼中更加处于不利的地位。由于不能证明超出部分利率的存在，借款人一方面承担了高额的利息，另一方面又更加陷入不利的地位。因此，现行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制措施应当考虑进行完善。
笔者认为首先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我国台湾地区在《民法典》第205条中规定：约定利率超过周年20%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通过立法明确超出部分利息，债权人丧失请求权，而非超出部分在司法判决中不保护。
其次应更为科学合理规定利率的上限。《借贷意见》中四倍的规定，并没有缺失了贷款的用途等诸多决定贷款利率的决定性因素，试想从贷款人的角度消费借贷与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限制应当有所差别。观察美国的相关立法，限制最高利率的州立法中，利率的上限限制通常要考量贷款用途、贷款的种类、放贷人的种类、发放用于特定用途的贷款。如5000美元以上的商业贷款不受高利贷限制;阿肯色州非消费性贷款的高利贷界限为联邦储备利率加5个点，对于消费信贷高利贷通常界限为年利率17%。因此，我国也应当借鉴美国立法，考量上述因素，合理规定利率上限。这样即能够保护借款人，也可以有效促进资金的流动，保证贷款人的资金安全。
最后，笔者认为，也应当通过法律规定违反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承担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的方式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规制。近些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如浙江温州、山西吕梁、内蒙古鄂尔多斯爆发出来的一些高利贷事件，引发了众多连锁社会矛盾，对社会稳定危害性很大。在索取债务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恐吓、欺诈、暴力等非法行为，滋生了犯罪。但当前《借贷意见》第6条中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仅仅是对超出4倍以外的利率不予保护，而对于放高利贷当事人不具有真正的惩罚性。高利贷发放者的违法成本几乎为零。从美国的相关立法来看，将高利贷入刑事手段打击高利贷应当是一个有效的措施。在美国，国会认为其根据《宪法》第一章第八节“州际贸易条款”有权监管私人交易中的利率问题，但美国国会并没有划定高利贷的具体范围，而是通过《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界定了“非法债务”的概念，规定以超过当地两倍高利贷界限的利率放贷并且试图收取该“非法债务”构成联邦重罪。在各州层面，在某些情况下，高利贷的放贷人还会承担刑事责任等。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梳理与分析，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制具有其正当性，更有利社会的整体利益保护与交易安全的实现。如本文所指出的那样，通过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制的比较分析，我国当前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制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超出部分利息，债权人丧失请求权;采取更科学的方式确定利率的上限;对违反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采用承担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诸如刑事责任等多种法律措施规制民间借贷的利率，以更为有效地规制当前我国民间借贷的乱象，保障民间借贷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 [美]悉尼・霍默，理查德・西勒.肖新明，曹建海译.利率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2] 陈蓉.“三农”可持续发展的融资拓展：民间金融的法制化与监管框架的构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3] 高晋康，唐清利.我国民间金融规范化的法律规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4] 方行.清代前期农村的高利贷资本问题[J].经济研究，1984（4）
[5] 刘秋根.试论中国古代高利贷的起源和发展[J].河北学刊，1992（2）
[6] 曹冬媛.民间借贷利息的法律问题[J].河北法学，2012（12）
[7] 刘绍新，梁必文.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问卷调查研究[J].武汉金融，2008（3）
[8] 廖振中，高晋康.我国民间借贷利率管制法治进路的检讨与选择[J].现代法学，2012（2）
[9] 阙洪潮.关于对高利贷设限几个问题的思考[J].浙江金融，2009（3）
[10] 强力.我国民间融资利率规制的法律问题[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5）
[11] 王林清，于蒙.管控到疏导：我国民间借贷利率规制的路径选择与司法应对[J].法律适用，2012（5）
[12] 岳彩申.民间借贷规制的重点及立法建议[J].中国法学，2011（5）
[13] 赵越.民间借贷利率法律问题研究――以‘四倍红线’为中心的考量[J].金融法苑，2013（2）
[14] 曾洋.民间融资利率管理的类型化路径选择[J].南京社会科学，2013（9）
[15] 高圣平，申晨.论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确定[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4）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
[17] 张晋藩.中国法制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18] Jeremy Bentham.Defense of Usury.Routledge/Toemmes Press，1992
[19] Joseph Persky.Retrospectives from Usury to Interes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7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100088）
【关键词】借贷；规范；发展；研究
2010年我国货币政策实施的重点由“宽松”逐步转向“稳健”，银行的信贷增幅快速回落，市场融资需求空间被放大。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再加之产业投资惯性的推动，民间融资再次趋于活跃，并直接推动了民间借贷组织的发展。民间借贷的快速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居民、企业的资金需求，成为银行融资的有效补充，但是由于其自身的不规范性和趋利性等特点，使得其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需要加以引导和规范。本文重点分析了某县民间借贷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规范引导民间借贷发展的基本思路和相关政策建议。
一、民间借贷基本情况
（一）民间借贷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调查显示，当前民间借贷活动已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借贷主体已经由生活困难者扩大到城乡居民、种养加工大户、个体私营企业主和机关公务员，特别是在民间借贷活跃的区域，还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金融边缘业务、中间业务和风险投资业务的民间经济组织或个人。而企业民间借贷表现为企业与企业之间及企业与个人之间的融资。企业与企业的融资资金来源为企业净利润所得和历年积累剩余资金；企业与个人的借贷资金来源主要为个人的收入积累。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前相当一部分工薪阶层随着积蓄的逐年增多，考虑到存款利息较低，且物价上涨较快，存入到银行的存款缩水严重，因而更愿意将部分积蓄投入到民间借贷中，以求保值增值，部分人员利用信用卡套现放贷。农村中农户民间借贷表现为农民之间互质的相互借贷和高利贷性质的相互借贷，借出资金者主要为乡镇企业个体老板和部分家境富裕的农民，借入资金者主要为急需资金的农民或城镇中的部分下岗失业人员。
（二）民间借贷用途趋向生产化
过去参与民间融资的大多是生活较贫困的农民，民间融资以解决看病盖房、婚丧嫁娶、子女上学等大事而出现的临时性资金短缺或生活急需资金为主，而现在参与民间融资的多数为生活比较富裕的种养大户、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为生产经营或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而筹措资金。现阶段，民间借贷已由救急临时性，逐步向生产经营性借贷、以获利为主转化。调查显示：民营企业创业之初入股融资，以及为解决临时资金周转困难融资，约占民间借贷的48%；个体工商户经商做生意融资约占民间借贷的33%；农民解决子女上学、结婚、建房及用于纯农业的生产投资等方面融资，约占民间借贷的19%，生产经营投资成为民间借贷的主流。
（三）民间借贷利率明显提高，不同主体之间差异明显
据民间融资监测样本显示，某县民间借贷利率也呈快速攀升态势，2008-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期，借贷利率一般在10%-12%之间；2010年经济企稳向好，利率有所上升，但由于银行信贷较为宽松，利率在12%-15%之间；2010年10月份以后，受银行信贷规模收缩影响，利率上升明显，约在15%-25%之间，最高接近30%。在调查中了解到，经济比较发达的县（市）融资利率相对高于经济落后的县（市），融资利率一般在15%-25%之间，有时高达40%，20‰以上的高利率主要是过桥资金，时间一般在7-15日左右。民间借贷利率差异化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1.农户消费型民间借贷利率整体水平低。由于农户之间都是邻里乡亲，有事大家相互帮忙，因此对因子女上学、结婚等进行的民间融资多为“互助型”融资，一般金额在1000-5000元左右，金额相对较低，多数情况下农户间借款相当一部分无利率、低利率，据调查借贷双方约定利率一般为8-10‰。
2.农户、个体户生产型借贷利率较高。对农户和个体工商户因从事蔬菜瓜果种植、养殖、运输等所需资金，一般按照信用社贷款利率加点确定，属于“贷款型“融资，一般以12‰居多。据调查样本反映，由于贷款难，农村经济发展资金需求量大等，虽然愿意支付高息，但有时还是难以及时筹集到急需资金，对正常生产经营带来一定经济损失。
3.企业民间借贷利率较高，而内部集资型利率较低。今年企业的民间融资规模有进一步扩大，利率也有较大涨幅，利率以15‰-20‰为主，与以往年份相比，利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且大大高于农户消费型民间融资。同时，通过调查还发现，一些信用担保公司等中介机构通过吸收居民所谓入股资金发放高息民间借贷，如某泰民担保公司目前发放给企业的民间融通资金利率在22-25‰之间，在担保公司没有担保业务的背景下这成为其主要收入来源，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融资困难，资金短缺的现实状况。另外调查显示，一些企业单位在内部“集资型”民间融资利率普遍较低，一般是企业职工进厂上班或企业购置设备等需要集资时，要求职工进行集资，一般在2000-5000元不等，利率为6-8‰左右，且多年不变。
（四）民间借贷规模快速增长，短期化趋势增强
2010年下半年以来，在国家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利率，以及各银行已经完成全年贷款规模的形势下，各商业银行不同程度地提高了信贷门槛，民间借贷市场日趋活跃，借贷规模、单笔金额和发生额都呈不断增加态势，扩张速度约在20%-30%左右，普遍高于贷款增长速度。抽样调查显示，民间融资出现30%以上的快速增长，个别民营经济发达地区、乡镇资金需求量急剧膨胀，甚至出现了接近50%的增长。同时，由于物价不断攀升、央行加息预期，促使民间借贷市场的不断活跃，民间借贷的期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借贷最多的期限由过去的1年改变为1年以下的短期借贷。
二、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一）需求多样
当前民间借贷活动已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民间借贷主体已不仅仅局限于城乡居民为主、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抵押中介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等，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也参与到民间借贷中，成为民间借贷的主要资金需求方之一。为了更好的发展县域经济，突破制约各县（区）发展的资金瓶颈，部分县（区）政府大多采用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高息吸纳内部职工集资和其他渠道的民间资金，某些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等为了单位利益或职工福利也“半地下”地吸收社会资金。资金用途更趋多样化，有的用于解决看病盖房、婚丧嫁娶、子女上学等生活大事；有的用于解决生产经营临时性不足；有的用于、贩毒、吸毒等非法领域。
（二）管理失范
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来看，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一些司法解释如《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的批复》等司法解释中，就民间借贷问题做简单的规定以外，金融法领域三部最重要的法律《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均不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而《合同法》及以上司法解释对民间借贷的简单规定也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专门为解决民事纠纷和诉讼而做出的。主要法律对这一领域的空白或者说空缺，给民间借贷的自发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资本的“逐利性”得到释放。
（三）中介混乱
在目前的法律法规框架下，任何个人、企业及社会组织都可以充当民间借贷中介，并不需要向有关部门申请执照，也没有资本金要求，更谈不上股东准入条件。民间借贷中介服务机构逐渐增多，许多房产中介公司纷纷新增民间借贷业务，管理法规却相对滞后，管理主体不明确，由于从业公司、人员良莠不齐，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经验，更加大了民间借贷市场风险。随着民间资本规模扩大，民间借贷中介服务日趋多样化：有的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中介费；有的为民间借贷者提供担保，从中收取担保费；有的自行筹资，从事放贷活动，从中赚取利差；有的农户向农产品流通经纪人出售农产品，或经纪人转售给企业，货款不能及时结算的，转为借贷，明确标示期限和利率。
（四）纠纷频发
民间借贷具有为追求高盈利而冒险或投机的一面，因其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多属私人交易行为，更无跟踪监控机制，造成民间融资纠纷案件近年来持续走高。以某县为例，2009年该县人民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案件743件，占民事案件总量的4.9%，2010年1-12月，该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已达967起，占已受理民事案件的7.41%，民间借贷纠纷案呈逐年上升之势。
三、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发展的基本思路分析
（一）健全法制，自主发展
我国应当借鉴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制定单独的《放贷人条例》，作为规范民间借贷的基础法律，规定放贷人主体资格、业务范围、资金来源、放贷利率上限、健全财务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明确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参照银行业协会的自律模式，建立民间借贷组织的自律制度。成立由放贷人机构、其他民间借贷者自愿参加的民间借贷行业协会，营造良好的自律氛围，对民间借贷主体进行引导规范，协调、倡导民间借贷主体遵纪守法，顺应、服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另外，修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担保法》等相应的法律法规，废止《贷款通则》，完善民间借贷主体制度和市场退出制度，以推进和规范我国信贷供给市场体系的建设。国家应当将民间借贷纳入监管范畴，尽快制定出关于民间借贷业务的管理规定，尤其是对自发形成的有组织的金融活动加强监管，让农村一部分非正规金融即民间金融“浮出水面”，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
（二）鼓励金融机构发展委托贷款
1.中小金融机构委托贷款业务是规范民间借贷，利用银行信用去引导民间金融活动和银行的行为相结合的金融创新之举。委托贷款是指由委托人提供合法来源的资金，委托业务银行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业务。委托贷款属于银行的第三方业务，银行在其中发挥了“监督”和“平台”的作用。民间借贷行为与银行相结合，通过办理正规的委托贷款手续，把民间借贷从“地下”转为“地上”，为民间借贷的发展搭建了平台，规范了民间借贷，同时也避免了非法集资的嫌疑。
2.委托贷款与民间借贷相结合，可以提高资金利用率并防控风险因素。民间借贷具有盲目性和自发性，并且借贷手续不规范，易产生纠纷而影响民间资本的利用效率。银行借贷手续繁琐、门槛高，不利于资金的筹措。而委托贷款与民间借贷相结合，通过银行的介入与监督，可以减少投资的盲目性，加快融资效率。同时，银行利用其在资信调查、资金管理方面的优势，可以规范民间借贷的手续，有效地监控民间资金的投向及规模，缩小了非法集资与地下钱庄的生存空间，从而有效的防控了风险，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3.积极发展委托贷款对相关各方均有好处：对于借款企业来说，一是避免繁琐的银行审批贷款的程序，降低了贷款门槛，加快了资金筹借效率；二是通过银行监督，提高了贷款企业的可信度，扩大了企业宣传力度，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内筹措到更多资金；三是与银行相结合，通过办理正规的委托贷款手续，避免了非法集资的嫌疑，同时还有利于通过合法程序解决借贷双方的纠纷。对于出借人来说，一是通过委托贷款方式，可以收到高于存款利率数倍的收益；二是通过银行监督，政府介入，可以提高借款企业财务透明度，减少投资的盲目性；三是可以通过集中办理借款企业担保手续，降低资金出借风险。对于银行来说，一是委托贷款风险险由委托人承担，银行发放委托贷款避免了贷款损失风险；二是委托贷款的发放，降低了银行的负债水平，减少了利息支出成本；三是通过收取一定比例服务费用，增加了经营收益。对政府来说，一是委托贷款的发放增加企业的资金来源，减少了银行资金外流，有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二是委托贷款通过征收印花税与营业税，增加了财政收入；三是缩小了非法集资与地下钱庄的生存空间，可以更有效地监控民间资金投向及规模，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三）成立地方政府民间借贷发展中心，服务和引导民间借贷规范发展
在县市级成立地方政府民间借贷发展中心，行政上隶属同级人民政府，在业务上接受地市级和上级金融监管部门的领导，承担对县域内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督管理。主要职责：
一是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提升居民金融意识。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使广大居民了解相关的政策、法规及民间融资的利弊得失，提高社会公众的诚信意识和风险意识，避免因利率过高、资金投向失误以及资金过度集中而给借款人带来的风险和损失。
二是对民间借贷交易实行非强制性的登记备案制度，放债人可以通过登记备案获得相应的法律保障，如一旦债务人破产清盘，经过登记的交易债权是有效的法律凭据，并可优先获得清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