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法律规范 民间借贷 银行贷款
一、民间借贷概述
（一）民间借贷的定义
民间借贷存在于世界各国，但是定义各不相同。主流观点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发生于公民个人之间、公民法人之间、公民和其它组织之间基于金钱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且不受国家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的限制，其本质是非正规方式的金融活动。实践中，只要借贷双方意思达成一致借贷关系就会成立，依附于此类关系而产生的抵押、担保等法律关系合法有效。
（二）民间借贷逐渐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我国民间借贷的规模逐渐扩大，在民营经济活跃的江浙一带尤为突出，民间借贷的地位已经超越银行，成为中小企业融资、扩大生产规模的重要渠道。在国家当前大好经济环境的影响下，各地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当银行信贷不能满足企业发展要求时，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借贷，这就逐步促进了民间借贷的成长。近几年，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国家实施紧缩性财政战略，控制货币发行，减少信贷规模，更是拓宽了民间借贷的途径，部分地区的民间借贷规模甚至可以与正规的金融机构融资不相上下。
（三）民间借贷方式灵活、多样化
过去，民间借贷盛行于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并且资金的流转方式主要通过熟人介绍，多发生于亲朋好友之间，借款也没有正式的借款合同，而是通过口头约定。受这种传统方式的影响，如今很多小额借款都是口头约定，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成立借贷关系。另一种方式就是出具借条，这多发生在借贷主体不熟悉的并且金额比较大的情况下。不论是口头约定还是出具借条都埋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一旦出现财产纠纷，在给司法机关增加裁判难度浪费司法资源的同时，也增加了放贷人损失资金的几率。
二、当下法律之规定
为民间借贷提供良好发展前景的前提是对我国当前法律体系有一个完整、清楚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民间借贷属于“非法金融”或者“地下金融”，是不收目前法律所保护，这是一种极其荒谬的观点。纵观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哪一部法律是为民间借贷而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方面是法律空白，某些部门法对于都作出了相应规定。
（一）对民间借贷持肯定态度
《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据此，我国公民合法财产不管是在自己控制之下还是借给他人都收到法律保护。《宪法》和《物权法》承认市场经济的主体，包括组织、公民个人都有权力参加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并且获得利益。同时，国家为了防止民间借贷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也对其进行限制使其在合理范围内运作。《合同法》也作出了相应规定规定，承认公民基于意思自治原则所确定的利息，同时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及利率不能违反国家相关法规。最高院出台的司法解释也对在民间借贷中约定的利率有明确规定，以央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基准，超过此标准的不予认可。
（二）打击非法行为，保护合法借贷
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等，如果违反法律规定，就要承担刑事责任。同时，对于违反《外汇管理条例》之规定，私自改变结汇资金或者是外汇用途的，由外汇管理机关作出相应的处罚，包括责令限期整改，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金额3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违法金额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罚款。《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规定对包括非法发放贷款行为在内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要予以取缔。《贷款通则》第61条也明令禁止非金融企业从事借贷行为。
三、现有法律制度之不足
（一）法律规定不统一
收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目前用于调解民间借贷过于混乱，在“宜粗不宜细”立法理念的影响下，产生了众多缺乏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的法律条文。在立法数量取得成绩的同时，法律之间的冲突，不协调就产生了。例如，我国《宪法》承认经济主体有运作资金并全部的收益的权利，而被《合同法》、《民法通则》承认的借款行为，依照《贷款通则》和《取缔办法》则可能被当成为非法融资行为被取缔。
（二）缺少专门性立法
我国虽然建立了独特的较完善的法律体制度，但是用于调整民间借贷的专门性法律却没有。《刑法》、《民法》、《担保法》、《合同法》等法律都在自己射程范围内做出相关规定，但是内容较模糊、笼统，不能解决民间借贷中出现的各类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和上述法律一样，无实质作用。温州地方性法规可谓是走在立法的前列，温州市出台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这是我国目前第一部专门调整民间借贷地方性法规，已经与2014年3月1日正式实施。
（三）立法可操作性不强，判断标准模糊
民间融资行为自古以来就有要明确在怎样的一个范围内进行民间借贷是合法的，把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做严格的区分。当前，法律对于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与违法性的界限并没有做明确、详细的规定，这实际上赋予了法官的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是对法律统一实施的严重破坏，也不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造成错案给当事人造成财产损失。
四、完善民间借贷的立法构想
立足于我国的法律体系现状，健全和完善民间借贷可以走以下路子：一是效仿香港制定专门的《民间借贷条例》；二是修改现行法律。
应该根据以营利性为标准划分的民事性民间借贷和商事性民间借贷的不同性质，在立法上分类规制。按照分类规制的方式，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体系应包括两个部分。
（一）规范借贷机构的借贷行为
1.对于私募股权投资，主要指在我国受到主观部门监管的，向社会公众不特定多数以受益凭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证券投资基金，主要是指股票和债券，此类途径目的在于扩大金融资本，并不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归入金融资本市场法制运作体系较合理。
2.对于私人钱庄，由于其并不受到银监会的监管，无人监督往往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应当提高此类机构的准入门槛，采取治理和引导相结合的方式。针对那些经过处罚，下达整改建议仍不纠正的机构直接取缔。愿意接受央行和相关机构监管的，则授予其合法地位，承认其效用。
3.对于市面上存在的一些以发放贷款为主要业务的金融企业，在经营范围和权限上与国内商业银行、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信托公司这种可以办理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都应当作出严格的区分，应当做到区别对待，根据性质的不同由专门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
（二）制定专门法律规制民间借贷
遵循国际惯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高水平发展，不论是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银行占据放贷业务主导地位的同时，政府对专门放贷的行为都持许可态度的同时制定专门性的法律规范。根据我国当前金融市场的实际并结合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规制民间借贷工作重心应当是专门性的放贷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明确双方的市场准入因此，我国也应尽快制定出台我国《放贷人条例》，将商事性借贷纳入规范化轨道，填补现行法律的空白，促进民间借贷的阳光化、规范化、法制化。
《放贷人条例》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增设行政许可，只有通过考试并取得执业证书才可以取得放贷人资格；二是设定准入机制，对放贷人的资质进行严格审查，并建立登记、年检、考核制度；三是对房贷的范围做出详细规定，哪些可以放，哪些禁止放；四是在借贷过程完毕之后，由放贷人向有关部门登记。具体来说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双方家庭住址和联系电话，本次借贷的期限、金额、交易方式、资金来源、用途；五是严格遵守国家当前货币、经济政策，不能与国家的宏观经济方向背道而驰；六是借款合同采用严格的要式合同，明确借贷主体名称、贷款利息、贷款期限、还款方式；七是控制利息，双方可以自由约定，但是规定上限为同期央行贷款利率4倍，超出部分不予承认。我们可以借鉴香港《放债人条例》。香港特区《放债人条例》于1980年12月12日通过，一共有5部分，共计36条，同时规定了豁免管制之人士、豁免管制之贷款和真正之百分比年利率之计算方法。第四部分规定的是对利率过高情形的处理，第24条规定，放贷或者借款交易发生时如果其实际利率超过年息六分，则属于违法行为；如实际利率超过上述条款所规定之利率者，则不得执行与该笔交易所涉及的抵押物或者质押物；同时赋予了立法局决议修改利率之权力。放贷业务的主体也非常宽泛，任何人经过注册都可以成为放贷的主体，综上，香港特区的《放贷人条例》规定的内容非常详细，涉及的范围很广，可以借鉴。
（三）修改现行法律
一、民间金融利率概述
利率，又被称为利息率，是指借贷期满所形成的利息额与所贷出的本金额的比率。西方经济学著作中也称之为到期的回报率、报酬率。从借款人的角度看， 利率反映了使用资本成本的高低， 反映了借款人使用贷款人的货币资本而向贷款人支付的价格的高低; 从贷款人的角度看， 利率是贷款人借出货币资本所获得的报酬率。因此，民间金融利率也就是民间金融活动中的利率。
与正规金融利率相比, 民间金融利率具有层次性、区域性、对象性、高利性四个特征。首先，民间金融利率有较为明显的层次，有学者将其分为零利率、中间利率、高利率三个层次。完善发达的民间金融利率不可能是统一的利率， 一定是应不同需求而设置多层次的利率区间。其次，民间金融利率与地区经济发达与否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这与正规金融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适用有着明显差别。一般来说，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利率较高，经济发达地区的利率较低。再次，民间金融利率还与交易对象和用途密切关联。相对而言，如果贷款用于商业用途， 其具有鲜明的营利性， 则利率较高;如果用于生活消费，具有一定的互助性质，则利率较低。最后，民间金融利率相对于正规金融利率而言是比较高的。美国甚至还有PaydayLending(发薪日贷款)高达455%的年利息。由于民间金融往往具有高利的表征， 因而有学者认为，民间金融就是高利贷。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存在一定的误区。一方面，要看到民间金融往往是针对通过正规金融渠道无法贷到款项的主体的融资需求，因此，一般会设定比正规金融高的利率标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还有很多的民间金融形式是具有互助性甚至公益性的， 这种类型的民间金融的利率并不比正规金融利率高。
同时， 高利贷作为一种已经具有特定含义的民间金融形式， 其内涵是设定利率明显违反一般社会正义的民间借贷，因此，法律所许可的高于正规金融利率设定的民间借贷不能一概被称为高利贷。民间金融的高利性，在激励民间资本进入市场， 满足不同行业和主体对资金融通需要的同时，也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二、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不足
目前， 关于民间金融利率的法律规定比较零散， 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虽均有涉及， 但民间金融立法与社会实际需求较脱节。
(一)法律规制现状
⒈我国《民法通则》第90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民法通则》中仅有此条文作出了比较原则性的规定，但对于何为合法、何为非法，却未明确，缺乏操作性，尤其是没有规定明确的利率标准。
⒉我国《合同法》第12章专章规定了借款合同， 对民间借贷的规定仅限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并采用了无息推定原则。《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 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⒊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有关问题作了规定， 包括第122条、第123条、第124条、第125条等。但2015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明确：最高人民法院以前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故这些规定现已不再适用。
⒋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6条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 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这一利率的强制性规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我国民间金融的运行， 已成为区分民间金融活动合法与非法的重要界限。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也做了同样的规定，并将超过四倍利率标准的，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这些民间金融利率方面的法律文件在我国民间金融法律规制领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⒌ 《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本金、复利、逾期利息、利息约定不明等问题都作了规定。如第26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27条规定了本金的认定，第28条规定了复利率，第29条规定了逾期利率，第30条规定了出借人可主张的利息和费用， 第31条规定了自然债务， 第32条规定了提前偿还的利息，等等。自此，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脱钩，四倍红线标准废止，并且国家承认复利，明确了复利、逾期利息、利息约定不明情况下利息的计算方法。
(二)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⒈利息、利率计算标准不统一。例如：对借贷双方利息约定不明确时的处理规定不统一。《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要求：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民通意见》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而《合同法》则是视为不支付利息。从效力上讲，《合同法》为法律， 优于作为司法解释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民通意见》。
⒉对民间借贷的分类规定不一。《民通意见》就利率区分了生产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但缺乏具体的规定。而《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合同法》则未区分借款性质。在以往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款的用途大多是生活性消费或救急，主要是为解决个人生活困难，其互助成分居多;而当前我国现阶段的民间借贷则以经营性用途为主，营利性成为民间借贷的主要特征。对民间借贷高利率进行规制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对弱势借款群体的保护， 防止其因自身紧急的财务资金需求而深受放贷者的剥削。在生产性借贷中， 借款人借款的目的主要是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一般来说借款人通过借贷是能够从生产经营效益中获得利润收入的， 在借贷交易中并非如生活性借贷的借款人一样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此，法律是否要设定特别严苛的利率上限对其进行倾斜性保护， 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论证。
⒊对于利率的规定缺乏灵活性。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出台的《若干意见》中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第6条相比，2015年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相关条款有了较大进步。具体表现为：一是不与银行利率挂钩。二是将民间借贷的利率划分为三档。其中将24%-36%的利率区间设定为自然债务，法律仍然予以承认。这就使得有关民间金融的利率规定更加明确，并且提高了上限，放松了利率管制，促进了民间金融的发展。但由于进行动态调整，缺乏弹性空间，也会存在与社会实际要求脱节的问题。所以，此规定的施行效果有待实践的检验。民间金融的发展目标，是要建成多层次、多元平衡的民间金融市场体系。民间金融包含多种形式且各具特点。就民间借贷关系而言， 也要根据其目的的不同区分为生产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 根据贷方的身份不同而区分为一般性、偶发性的民间借贷(即简单形态的民间借贷)与职业贷款人从事的民间借贷(即中间形态或复杂形态的民间借贷)，其具体利率都应有所不同。不对民间借贷的类型进行区分，统一规定一样的利率水平， 显然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同时，强制适用这项法定的利率标准，有悖于民间融资短、快、灵的属性，既无法反映市场对资金需求的真实状况， 也压制了资金的自由配置，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天性。因而，要通过法律规制，建立分类引导、动态调整的民间利率管制体系。
⒋超出利率上限的高利贷仍然仅是不予保护，惩戒力度不够。根据之前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法律文件， 民间个人借贷利率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4倍以上部分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高利贷仅是不予保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高利贷采取的是较为谨慎、温和的态度。高利贷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会解决个别借款人的资金急需，但从总体和长远看，高利贷弊大于利，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甚至引发诸多经济、社会问题。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多有呼声应将高利贷界定为犯罪行为。 这既有利于打击高利贷活动和相关犯罪行为， 也能够保障合法的民间融资行为和正常的社会秩序。
三、加强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路径
民间金融利率存在区域性和多样性， 与实体经济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利率设定取决于多种因素。所以，对于我国民间金融利率进行法律规制，要在考察民间金融利率的实际情况和影响其波动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明确法律规制的理念原则、制度举措，构建起适应多元化金融市场、动态灵活、多层次的民间金融利率体系。
(一)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理念原则
⒈设定实证化。民间金融具有复杂性，在加强利率管制时，必须进行实证分析。民间金融本身的地域性特点和自身类别的多样化， 自然要求利率法律规制必须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进行分类动态规制。如果没有数理实证作为基础并对不同情况下的利率加以区别， 只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民间借贷的高利率进行严厉打压，这种利率规制不仅没有效率，也难以令公众真正信服。同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不但不会有促进作用，反而会产生一定的阻碍。
⒉稳步市场化。所谓利率市场化，是指政府完全或部分放开对利率的直接管制， 使利率由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 按价值规律自发调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发展的经验和现状表明， 利率市场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利率的基础是社会平均资本利润率，换言之，是经济效率而非资金供求。利率市场化并不是完全的利率自由化，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因此，在坚持利率市场化方向的同时，要遵循市场规律，通过法律规制让利率以社会平均资本利润率为基础，根据不同的民间金融的状况， 合理分类设置利率上限，确保民间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⒊利率区分化。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必须是区分规制， 不同类型的民间金融不能适用同等的法律规范制度。在民间金融利率领域，同样适用这一原则。对于不同类型的民间金融利率规定应当有所不同， 对于不同区域的民间金融利率规制也应当有所不同。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利率仅仅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规定》划分为三个区间，并没有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之予以规定。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来都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样态，这是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行业、部门之间存在差异，还有经济活动的各类主体的群落、层次、偏好不同使然。因此，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自然也就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若均按照整齐划一的利率水平要求， 会有损于公平正义的实现。而且，民间金融行为本身的复杂性和类型的多样化也要求对不同的民间金融活动适用不同的利率限制标准。
(二)完善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⒈区分简单形态、中间形态和复杂形态的民间借贷，进行不同的利率规制。对民间金融的利率规制必须区分不同形态的民间金融形式。根据民间金融行为是偶发性的还是经常性的、是否吸收公众存款以及是否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风险，可以将民间金融区分为简单形态、中间形态和复杂形态的三种形式。简单形态的民间金融是发生于直接当事人之间的金融行为，其具有规模小、偶发性、平等性、个性化的特征，行为人使用的往往是自有资金，不会引发系统性的风险。其主要奉行契约自由、责任自负的私人治理原则，应当纳入民商法进行调整。法律强制性的干预应当尽量减少，尽可能将利率的决定权交给民间借贷的双方当事人。对于那些急需资金短期调度、资金需求量不大、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的借贷行为，在民间往往以月利率甚至日利率进行约定， 立法没有必要进行过多干预。
复杂形态的民间金融即吸收和经营公众存款的组织或机构的金融行为。中间形态的民间金融是介于简单的民间金融和复杂的民间金融之间的金融形式。相比简单的民间金融来说，中间形态和复杂形态的民间金融的资金融通行为是经常性的而非偶发性的甚至是经营性的，贷出资金的人将借贷活动作为其职业。此类民间金融主体的贷款活动类似于银行的贷款业务，对其利率的规定就要施以法律的强制性干预，应当适用一定的利率限制和一定的利率区间，当然这种利率的上限规定应当比正规金融的利率规定宽松。对此，我国在制定《放贷人条例》或类似功能的法规规章时， 应该对职业放贷人的利率进行限制性规定。借鉴发达国家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定，其利率的上限设定基本上都是针对经营性的借贷行为，对于纯粹的私主体之间的偶发性的借贷行为，其利率应当更多遵循私法自治的要求，由当事人自由决定。目前，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对于私主体之间偶发性的借贷行为限制过于严格，其规定实际上应当适用于经营性的借贷行为。
⒉区分生产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进行利率上限分类规制。当前，我国法律法规中并未对民间借贷依照其借贷目的的类型进行系统划分，只是在《民通意见》第122条的规定中涉及到了生产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的内容。其具体规定为：公民之间的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生活性借贷利率。如因利率发生纠纷，应本着保护合法借贷关系，考虑当地实际情况， 按有利于生产和稳定经济秩序的原则处理。由此可以看出，该规定在制定之时已经意识到了生产经营性借贷与生活性借贷中借贷人身份、财产状况的不同以及借贷目的的不同，从而导致其借贷利率的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应该完全一致。只是该司法解释没有对此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虽然关于民间借贷的类型划分及不同借贷类型应适用不同利率上限标准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赞同， 但以后的立法上却没有对这一要求予以呼应。
笔者认为， 民间金融利率立法应该合理制定利率上限的指导标准， 对于从事经营活动的商业融资， 由于商业经营活动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其偿付能力有一定的保障且商业活动中对于资金的需求刚性不强， 经营者可以根据成本收益进行理性分析， 因而可以适当提高利率上限。另外，实业生产领域的利率更多体现的是借贷双方之间对预期利润的分配，为鼓励、引导巨额的民间资金进入各个实业生产领域(但应防止其进入楼市、股市等造成泡沫)，这类利率应相对较高。利息管制的唯一合法性前提是借款一方仅仅是为吃饭而借贷的普通农民， 企图将该管制扩大到资金充沛的市场上， 从而固定工业资本价格的任何尝试必定归于失败。而对于生活性的借贷，由于不产生利润，不创造附加价值，因而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应当照顾到借款人的利益，适当降低最高利率上限。因为生活消费类借贷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财富积累，且多属于居民生活上的刚性需求，法律应严格采用较低的利率上限以保护金融消费中的弱势群体。有学者认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州消费信贷利率管制的放松有直接关系。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 所以不能仓促放开消费类利率上限，以免引发过度的负债消费。
⒊构建多层次民间金融高利率法律责任体系。从发达国家利率规制情况来看，民间借贷高利率的规制应有一个民事、行政、刑事逐级递进的责任体系。我国其他领域的法律规制也有类似的层级。这样的责任体系设计可以对不法行为进行及时、适度的规制，有效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正如有学者所言，在立法上出现了对经济活动领域的一些无序、失范行为，在没有取得规律性认识、没有动用民商法、经济法和行政法手段予以有效调整的情况下， 就匆忙地予以犯罪化，纳入刑罚圈的现象，使刑罚的触须不适当地伸入到经济活动的某些领域。这一现象在民间集资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但在对民间金融利率的法律责任确定上， 却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不合理的现象，即只有民事责任，缺乏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了年利率36%的上限，超过此上限不予保护，但对于高利贷放贷人没有采取其他的监管措施或者明确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对于高利贷行为，应当秉持分层次的立法思路。首先，寻找高利贷泛滥与金融秩序紊乱的原因， 利用经济法律政策对制度缺陷进行修复与调整;其次，通过民事、商事、经济与行政法规的作用对违法行为进行消解， 避免蔓延和升级;最后，经过分层处理，通_______过刑法惩治犯罪行为。即对于高利贷行为应当设置行政监管和刑事责任。如果在利率越滚越大的情况下设定行政管制的界限， 及时为借款人或放贷人预警， 会大大降低高利贷引发社会问题的可能性，降低刑事犯罪的比例。建议借鉴美国的经验，设置一个禁止利率，这一利率界限应高于目前我国司法解释中所确立的36%这一标准，以此作为政府监管民间借贷高利率的标准。超过此利率进行放贷，可以对放贷人进行行政处罚，以平抑民间高利贷无人监管、借款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的局面。设置政府干预的利率上限，可以改变过去月息1成、年利超过100%也没有任何干涉的局面。
关键词：民间借贷；法律规制完善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和特征
狭义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广义的民间借贷除此之外，还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以及法人、其他组织相互之间的借贷。笔者认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其它组织之间，以及法人、其它组织相互之间，通过协议发生的借款人到期返还借款并按约支付利息的民事行为。
民间借贷的特征主要包括：
1、主体的广泛性和多元化。民间借贷在我国产生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变迁也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民间借贷的主体以前一般是简单的个人与个人等私人之间的借贷，具有很大的广泛性，后来逐渐向多元化借贷发展，广泛出现在个人与企业之间，甚至企业与企业之间。
2、高度的灵活性和简便性。由于民间借贷依赖于地缘和血缘关系，多发生在一定区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正规金融的行政干预因素，所以民间借贷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其在利率、期限等方面的要求都不是特别严格。无论是担保程序还是借贷契约，其主要依赖的是个人信用。同时，在民间借贷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不成文的行规和习惯，这些约定俗成的形式使得民间借贷具有正规金融无法比拟的高度灵活性。
3、高风险性。由于民间借贷具有高回报率且方便简单，可以快速便捷的提供资金，更符合中小企业的需要。银行贷款具有繁琐的手续，相比之下，民间借贷则要简单许多。不需要提供营业执照、购销合同、验资报告、会计报表等材料，也不用办理公证等程序，借贷程序非常简单。虽然民间借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融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其风险的存在。因为形式简单，当发生纠纷时则难以获得有效的证据，不利于经济利益的保护与社会的稳定。而且借款人对于贷款人在法律上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可能会出现资金被滥用等情况。
二、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
国家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且不断提高央行准备金率，民间借贷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市场经济虽然发展了，但是我国的监管水平却并没有跟上脚步，我国目前在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方面尚不完善，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滞后，且法律条款零散无序。现阶段，关于民间借贷常用的法律条文主要零散的分布在《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等，同时也有一些部门规章及司法解释，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最高院的《关于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以及《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目前零散的不完整的法律体系给司法实践中的相关操作带来很大困难，对于急需民间借贷资金的个人和企业来说，把握难度极大。而且零散的法律法规还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与现实需要严重脱节。
（二）缺少专门性立法，可协调性可操作性较差。
我国虽然在许多法律条款中都涉及到了民间借贷问题，但是并没有关于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这还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实践中，缺乏专门详细的法律规定对于法律责任的认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如民间借贷行为的主体、对象及方式等，都没有明确具体的标准，这些都潜在着巨大风险。这样的情况会导致在实践中频繁出现同案不同果的尴尬现象，影响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而且在实务中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具体，会导致无法操作的情况发生，比如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行为的界定问题。法律对此的规定是模糊不清的，没有统一的标准，实践中往往会碰到难以抉择的境遇。
（三）我国民间借贷监管体系尚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管模式。
在我国现行的金融体制下，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主要是央行和银监会，可是在具体实践中，却一直存在着模糊不清楚的现象，监管模式和监管力度都没有明确具体的规范可供遵循。始终没有建立一套系统的预警和监管机制，一旦出现问题，通常会出现多机关总动员和无人过问的尴尬状况。由于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缺乏有效的监管，所以其一直潜在着很大的风险，进而导致非法集资等事件频繁发生，威胁着我国的金融秩序。同时我国缺乏有效的监管模式，在民间借贷领域缺少相关的配套措施，这使得风险的防范措施远远达不到健康发展的要求，进而也会影响监管的质量，影响民间借贷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都不利于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
三、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完善建议
（一）确定民间借贷的合法性
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主体希望的不是一个垄断不公平的市场环境，而是一个可以公平竞争，可以发挥其实力的市场环境。不具有法律上明确的身份，这就使得许多合理的民间借贷方式无法得到良好的发展环境。由于民间经济组织的合法地位的不确定性，一旦发生利益纠纷，则会带来许多矛盾。如果民间借贷始终得不到一个合法的身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那么其高风险性可能会对经济发展与金融安全带来不利影响。不但要看到民间借贷的风险性与消极性，还应该看到其积极方面，合理引导其发展，发挥其促进资本市场多元化的作用，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的有益补充。
（二）制定民间借贷的专门性法律规范
目前，民间借贷普遍存在且呈扩大化多样化趋势，我国的民间借贷尚处于不完善的阶段，所以有必要结合我国民间借贷发展的特殊性，参照某些国家或地区在法律规制方面的成功经验来规范我国的民间借贷市场。制定民间借贷的专门性法律—《民间借贷法》。例如香港的《放债人条例》，其不但规定了贷款协议形式和内容方面要求，而且对贷款机构利率水平也进行了限制。笔者认为，我国《民间借贷法》的制定应当坚持公平原则和适度监管原则，对民间借贷的主体、监管部门、交易范围、资金来源等方面，以及风险控制、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系统详细的规定。我国关于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的界定标准模糊不清，由于我国对于这二者没有具体可操作性较强的规定，导致在实践中对同一行为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所以民间借贷专门立法中有必要从资金来源、目的对象以及造成的危害等方面综合考虑，理清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的界限标准。
（三）完善金融犯罪的有关规定，理清合法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界限
虽然我国《刑法》和《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对于非法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以及集资诈骗行为等都有禁止性的规定，但是对于什么情况下触犯《刑法》，什么情况下在合法范围内，法律规定却过于原则，可操作性较差。例如刑法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该罪的客观方面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内涵的理解，无论在学界还是在司法界都存在着较大争议。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处理在不同地区不同案件中就会有不同的结果。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影响了法治的权威，同时也不利于合法民间借贷行为的保护。
（四）建立混合性的监管模式
因为民间借贷具有其不同于正规金融自身所特有的特征，所以对民间借贷监管应采用混合型监管模式，即合规监管与风险监管相结合的混合监管模式。合规性监管是指相关监管部门应该依法严格监管民间借贷行为。例如如民间借贷机构是否符合了国家关于账户管理的相关规定，是否达到了所在区域内的最低融资比例标准等。同时除了加强合规性监管外，监管当局还应针对民间借贷高风险的特点，加强对于民间金融机构的风险监管。因为我国的民间金融机构数量多且杂，而且大多数又集中在基层经济地域，所以对于民间借贷可以采用分类监管的方式，对其风险管理体系进行准确独立地分析和判断，从而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行业协会应发挥其辅助作用，比如建立民间借贷的流动性风险基金以及成立专门的保险机构等，从而形成一套流动性的风险管理应急体系。（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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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岳彩申.民间借贷规制的重点及立法建议[J].中国法学，2011（5）.
【关键词】 民间借贷 非法集资 界限 规范和引导
民间借贷究竟应当如何界定，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是将其划分为广义、狭义两个层次。广义的民间借贷是指各种非正规金融的总称，泛指在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等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借贷活动。狭义的民间借贷仅指私人之间的借贷活动。对其广义界定更为强调民间借贷的“非正规性”。对“民间借贷”的狭义界定则强调其发生于“个人之间”。 我国法律未对“民间借贷”作出完整定义，只能结合1991 年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 条、第6 条及2008 年最高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77 条推导出实践中司法机关审理借贷案件时的认定：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
从法律角度出发，民间借贷行为应属于合同行为。它的合同主体、合同利率符合特殊的规定。民间借贷具有如下特征：
1.主体的特殊性。民间借贷行为必须是自然人向自然人借款，或自然人向非金融企业借款，或非金融企业向自然人借款。除此之外的借贷行为，包括有金融机构介入的借贷、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都不属民间借贷。此外，民间借贷行为的双方主体具有特定性，即借贷人必须向特定的对象出借借款，而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募集资金是向社会不特定对象的借款，则不属于民间借贷。
2.资金来源应是出借人合法收入的自有货币资金，而不能是出借人吸收或转借的他人的资金。
3.资金用途只能是借款人为了自己生活或生产的合法目的，不能用于投资、转贷等，更不能用于其他非法目的，否则，就有可能违反相关金融法规构成非法从事金融业务行为。
4.资金利率由借款人和出借人双方约定，但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即目前我国相关法规规定的，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包括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资，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集资，即集资者不具备集资的主体资格，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具有以下四大特征：“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包括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资；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集资，即集资者不具备集资的主体资格。2、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还本付息的形式除以货币形式为主外，也有实物形式和其他形式。3、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筹集资金。这里“不特定的对象”是指社会公众，而不是指特定少数人。4、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实质。为掩饰其非法目的，犯罪分子往往与投资人（受害人）签订合同，伪装成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地实现其骗取资金的最终目的。”
从私法角度观察，民间借贷行为是一种合同行为，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畴，即使该类合同约定的利息可能因超出法律规定的限额而无效，但这并不影响合同的整体效力。从刑法的角度^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行为，是一种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破坏金融秩序的行为。在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往往是以借贷关系的形式出现的，即从形式上看，符合民间借贷的要件。因此，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具备了借贷合同或相关债权凭证等形式要件，也不在于当事人的身份是自然人还是单位，而在于接受款项的一方实质上是否从事了“吸收存款”这项金融业务。只要未经许可，从事了吸收存款业务，就应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
笔者认为在现行法下，民间借贷行为的效力认定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首先是性质认定，即对于以借款关系或其他名义进行的民间融资活动，是否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金融业务或集资诈骗行为。
其次是根据性质进行效力认定，如果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行为。并且构成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则不存在从民事案件的角度对借贷合同或借贷关系的效力认定问题，出借方的损失一般只通过刑事案件中的追缴返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当事人约定的利息和其他交易条件予以确认和保护，同时对于不能偿还借款的，按照违约处理。
最后是对不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金融业务行为和非法集资行为，又不属于现行法认可的合法民间借贷关系的效力认定，即企业之间借贷的效力认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现行法律确认合法的民间借贷为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活动。
笔者认为，限制企业之间的借贷，目的是防止企业从事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类似的金融业务。“如果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活动不是通过吸收他人资金而后借出，也不是经常性的面对不特定客户的一种借贷业务，而是偶尔从事的以自有利润解决特定对象、特定用途的资金需求，则该行为不具备前面所说的金融业务性特征，不构成非法金融业务”，则不属于违反金融法规的行为，应列入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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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间借贷；法律适用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049-02
一、人民法院对于企业间借贷纠纷适用法律的现状
企业间借贷所涉及到的核心问题是借贷合同的法律效力，从审判实践来看，人民法院对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认定通常以最高人民法院1990年《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第四条第（二）项、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的批复》、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相互借贷的合同出借方尚未取得约定利息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裁决问题的解答》为直接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企业之间的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借款本金可以返还，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对另一方则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
由于上述司法解释认定企业借贷合同无效的理由是违反金融法规，在审判实践中通常引用来否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金融法规有：我国1995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国务院1998年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任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必须予以取缔”、第四条的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非法发放贷款、……”，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颁布的《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
此外，有的法院在上述司法解释之外，还引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
二、人民法院对于企业间借贷效力的法律适用在当前已明显失当
（一）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否定企业间借贷效力的理由已不存在，认定企业间借贷无效已缺乏合法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上述三个司法解释均颁布于我国《合同法》之前，其认定企业借贷合同无效的理由是违反金融法规，并未明确金融法规的层级。根据我国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只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才会导致合同无效。 我国目前金融法律体系中，只有中国人民银行1996的《贷款通则》仍有禁止企业间借贷的强制性规定，但贷款通则属于行政规章，不能据以认定合同无效。至于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的规定，和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关于非法发放贷款属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应予取缔的规定，其重点均在于禁止非法的金融业务活动，企业间的借贷不能被当然的认为是在从事银行法中所指的贷款业务，理由如下：（1）银行放贷具有经营性，长期以此为业盈利，以还本付息为条件，贷款对象具不特定性；而企业间借贷基本属于临时的短期行为，不一定支付利息，且贷款对象是特定的，往往是合作伙伴或贷款人信任的其他对象。（2）如果企业间的借贷被视为从事了银行业务，那么下列矛盾就无法解释：从《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规定可看出，禁止未经批准从事商业银行业务的不仅有任何单位还包括任何个人，而个人借贷的合法性早已被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及其后的《合同法》所认可，并且允许利率最高可达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对于《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来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二）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有间接肯定企业间借货效力的规定
如上所述，我国现行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并无对企业间借贷的禁止性规定。相反，具有间接肯定企业间借货效力的相关规定：（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该规定中的“他人”，在未作限制解释的情况下，按照通常解释应包括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那么根据该规定可以得出结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只要不违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给其他企业，就应认定为合法有效。（2）国务院《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下列利息支出，准予扣除…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可见该行政法规已经认可企业之间可以借贷，征税本身即是对其合法性的一种承认，如企业间借贷是非法无效的，根本就不存在征税一说。
（三）在企业间借贷的后果处理上，司法实践作法不一
企业间借贷效力认定后的附随问题就是企业间借贷的后果处理。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上述三个司法解释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后，均会判决返还借本金，但在利息处理上却并未统一适用该等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同法院的判决存在如下不同处理方式：（1）完全执行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判决外另行制作民事制裁决定书对当事人进行处罚，如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成都市医药公司诉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之间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案的判决；（2）不再判决对借贷双方约定的利息予以追缴，对借用方也不会处以相当于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罚款，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华鑫工贸公司诉惠新海峡商行等名为联营实为借贷合同纠纷案的判决；（3）判决借款人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出借人支付利息，如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彭水三江口公司与武隆县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借贷纠纷上诉案的判决；（4）判决借款人按照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向出借人支付利息，如最高人民法院对健桥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上诉案的判决。
（四）否定企业间借贷的法律效力已不合时宜且并无实际意义
严格禁止企业间借贷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控制经济运行的产物，体现了很强的国家管制特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生产流动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 企业负债率极高, 企业间借贷实质上就是转贷牟利, 因此要对其实行严格管制以维护金融秩序。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资金来源日益多元化，资产负债率大大降低，有些企业有大量闲置资金，而中国金融的发展并未能与经济发展相匹配，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且通过金融机构融资手续繁杂、审批时间长，与银行贷款相比，企业间借贷有交易成本低、资金融通快捷等优点，尤其有利于解决企业短期、紧急的资金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实践中，企业间借贷大量存在。企业间的借贷不但没有严重干扰国家的金融秩序，反而提高了闲置资金的利用率，缓解着企业生产经营资金紧缺的压力，对调剂资金余缺、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金融主管部门对企业间借贷也渐趋放松行政管制，2003年, 中国人民银行在对《贷款通则》修改的征求意见稿中，原《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企业之间不能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的内容已被删除。2008年5月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也标志着对企业间借贷开始解禁。
此外，否定企业间借贷的法律效力也并无多大实际意义，借贷企业双方完全可通过合法方式予以规避。例如以自然人作为桥梁，出借企业先借款给某个其信任的自然人，再由该自然人借给用款企业，用款企业还可为出借企业与该自然人的借贷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来保障资金的偿还。由于企业和公民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依法受法律保护，也就成功避开了企业间借贷无效的限制。
三、对于企业间借贷法律适用的建议
鉴于人民法院对于企业间借贷纠纷的法律适用在当前存在的上述失当之处，笔者对于法院审理企业间借贷纠纷适用法律提出如下建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相互借贷的合同出借方尚未取得约定利息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裁决问题的解答》不应再继续适用，人民法院在审理企业借贷纠纷应直接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九章“借款合同”对借款人并未作出区分，并未规定企业作为贷款人的借款合同无效，那么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三章“合同的效力”来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只要不存在该章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就应认定企业间的借贷合同有效。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金融体系的一些缺陷也显现出来了，投资渠道较窄与充实的民间资本堆积的矛盾凸显。特别是目前商业银行的经营愈发呈现集约趋势，中小微企业融资艰难，资金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导致民间借贷近年来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关键词】民间借贷 法律地位 监管体系
一、民间借贷的法律定义及特点
（一）民间借贷的法律定义
对于民间借贷的定义，从现有文献上来看，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界说，外国学者大多是从与常规金融相对的角度来阐释民间借贷的含义，其判断标准为是不是在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规范之中，或者金融活动是不是属于正规金融体系。
笔者比较赞同张书清的观点，他认为民间借贷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界定：第一，交易人基本上是那些不能从官方金融机构筹得资金的自然人或组织；其次，交易对象是非标准化合同性的金融工具；再次，民间金融一般不像正式的金融中介一样拥有规范的机构和固定的经营场所；最后，民间金融一般处在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范围之外，因此，民间借贷是指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在金融体系中没有受到国家信用控制和监管当局监管的金融交易活动，包括非正规金融中介和非正规的金融市场。
二、我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未形成完整的民间借贷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与民间借贷有关的法令条文比较零散，民间借贷法律体系还没有系统建立起来，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众多快速发展的中小企业主没有相关法律可以适用，而且现存的零散法律法规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 6日下发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4条：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要严格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同时注意把握国家经济政策精神，努力做到依法公正与妥善合理的有机统一。该条只是表明要严格适用已有的相关规定，要求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也要以国家政策为指导，并没有具体指导意义。
（二）民间借贷主体不明
民间借贷不再像传统上主要是居民之间的借贷行为，已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关于企业相互借贷的合同出借方尚未取得的约定利息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裁决问题的解答》规定：“对企业相互借贷的出借方或者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出资方尚未取得的约定利息，人民法院依法向借款方收缴。”这一司法解释说明最高院不承认企业之间借款。而我国《合同法》第196条规定：“借款合同是指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众多快速发展的中小企业主没有相关法律可以适用，而且现存的零散法律法规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
三、我国民间借贷的规制建议
（一）从法律上合理定位民间借贷
要从法律上合理定位民间借贷。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相关司法解释于某种程度上承认民间借贷地位的合法性。由央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草案已提交国务院法制办，《放贷人条例》重在保障有资金者的放贷权利，体现了国家对私人财产使用权的保障，通过国家法律使民间借贷光明正大地拥有稳固正当的地位，使其阳光化，并能对无序的民间借贷市场进行规制，同时也能开放信贷市场资源，将资金资源根据进行合理配置，而不至于被银行全部垄断。2014年11月22日，《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获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正式表决通过，这是中国第一部民间借贷的地方法律，是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法制化的重大突破，并且能极大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二）明确我国民间借贷主体的资格与权利义务
1.立法确立我国民间借贷主体双方的资格
我国现有法律有关民间借贷主体的内容矛盾重重，因此在立法中要解决哪些自然人和组织可以作为民间借贷的主体，即成为民间资金的出借人和借款人需要具有怎样的资格。我国目前已经普遍认可将公民作为民间借贷的主体，但是对是否承认其他组织参与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却不甚清楚。
2.确立民间借贷主体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
借款人往往被视为弱者，而出借人的权利保护往往被忽略了，所以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应该要重视对贷款人权利的保护。在民间借贷案件中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出借人就是强者，这样主观的观念会将出借人置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应该以平等、客观的态度对待借贷双方。笔者认为，出借人的权利主要有：出借之前要求借款人如实告知其真实情况的权利；出借之后可了解借款如何使用；若借贷人逾期不归还，放款人立即地运用相应的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三）明确行政干预的适用
民间借贷的不规范性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使本来一种有益的经济活动由其本身或伴随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如果对民间借贷实行有效控制和管理，就可以很大程度地减少这种破坏，使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目前应该对民间借贷市场必要的行政干预措施，将其置于监督管理之下。对民间借贷的管理应注重预防，而不是将重点放在违法行为之后惩治之上。对于民间借贷中有利于我经济发展的部分给予支持和鼓励，并指导其想健康方向发展；而对那些扰乱正常金融秩序的非法民间借贷机构活动则必须坚决取缔，严格控制，防治发生风险。我国应该通过法律法规，以公序良俗原则为指导，明确对民间借贷进行用途规范，坚决取缔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借贷行为，有效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综上所述，只有先建立并完善民间借贷的相关立法，确立其法律地位，对其进行严格规范，使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才能实现民间借贷的合法化、阳光化，从根本上防范民间借贷活动中的风险，进而对民间金融市场积极阳光地发展产生有利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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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庆亮.中国农村民营金融发展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性质 民间借贷立法 民间借贷监管
2011年初，温州、鄂尔多斯等地陆续出现企业主“跑路”事件，引起各界媒体的关注，民间借贷危机逐渐显现，特别是轰动全国“吴英案”的出现，引起政府部门和民众的高度关注，各界学者也纷纷就民间借贷问题展开学术研讨。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及其法律性质
1.民间借贷的概念
“借贷”一词古已有之，它涉及两方当事人，由约定俗成的习惯逐渐上升至法律，我国《合同法》中就有借款合同的规定。民间借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学者对其概念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从国内外的学术著作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认识：
（1）国外学者认为民间借贷是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不受国家信用控制和中央银行管制的存款、贷款以及其他金融交易，是和正规金融是同一国家中同时并存的，相互割裂的。正规金融处于国家信用和相关金融法律控制下，而民间金融则在这种控制之外进行运转，二者利率不同、借款条件不同，目标客户不同。
（2）国内学者中有人将民间借贷界定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不经国家金融行政主管机关批准或许可，依照约定进行资金借贷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也有人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与非金融机构的法人，其他组织与公民之间的相互借贷货币、实物和其他财产的行为。
本文认为，民间借贷是游离于官方正规金融机构之外，与正规金融并存的，发生在个人、非金融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相互之间的以货币资金为标准的价值让渡及偿付本息的活动。
2.民间借贷的性质
民间借贷在本质上为法律行为，符合法律行为的特性。《民法通则》颁布前，国内学者对法律行为的概念存在两种不同认识：一种是，将法律行为视为民事主体基于意思表示而从事的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包括有效地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行为、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和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另一种是，将法律行为视为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而从事的必然产生、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合法行为，将其范围界定在合法行为上。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及大陆学者董安生教授均倾向于传统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概念，即法律行为本质乃意思表示，是一种法律上的意效行为。目前，学界多倾向于第一种观点。民间借贷是当事人之间基于借贷的意思表示而进行的行为，它能够引起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终止。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的性质不在仅仅局限于私法领域的法律行为上，其发展变化对公法领域的金融市场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其又具有公法性质。
二、民间借贷的优势及其监管的必要性
1.民间借贷的优势
民间借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符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制度状况。其优势主要体现在：
（1）民间借贷是一种直接的融资方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正规金融服务的不足，同时也分流了国家正规金融服务系统的一部分放贷风险。如果能合理利用民间借贷的话，它能够成为国家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
（2）民间借贷资金满足了民营中小企业主等的融资难问题。这些民营中小企业在促进城乡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及吸收人员就业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其自身的一些特点使得其很难在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取得其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这时，庞大的民间金融市场满足了其资金要求，而且手续方便简单，效率较高，能够满足其发展要求。
（3）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起到了示范作用，对正规金融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民间借贷的市场化利率促使正规金融加快利率改革；民间借贷的手续简便，效率高对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提高效率，改善服务等方面起到示范效应。
2.监管的必要性
民间借贷是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本质上是自由的，为何还需要监管？这是因为民间借贷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民间借贷给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调控、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企业和个人正常生产生活都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影响。
（1）影响国家宏观货币政策的实效。政府根据国家总体经济形势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避免经济危机。但是，由于民间借贷一般处于地下隐蔽状态，政府相关部门很难对其进行监测，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难以将其考虑在内，而且，民间借贷资金的走向经常是与宏观货币政策相反而行的，这样就会影响国家宏观货币政策的实效，国家的宏观调控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2）干扰正常的金融秩序。民间借贷资金庞大，影响银行等正规金融的资金来源。有的民间借贷资金是从正规金融市场上取得的，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走向不能掌控，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市场上资金的配置效果，对金融秩序产生很大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小城镇及乡村的经济发展。
（3）法律地位尴尬，正常发展困难。由于目前民间借贷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不明朗的尴尬地位，监管缺位，其问题突出，人们经常将民间借贷等同于高利贷及非法集资等非法的民间金融，导致民间借贷不能正常发展，一直处于政府部门严加防范之下。
三、我国民间金融监管的现状及其完善
1.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现状
（1）在立法上，没有给予民间借贷这种合法的民间金融以相应的法律地位地位。《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等金融法律均未明确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政府相关部门陆续出台的有关规章文件，如《严禁擅自批设金融机构》、银监会制定并颁布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均未界定民间借贷的合法性、规范性，也未明确界定民间借贷金融机构的性质。虽然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民间借贷行为有一定的规范，但是总体来说比较原则，操作性不强，主观随意性较大，有些规范甚至还出现矛盾的情况，导致行为人和司法机构在认定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上出现分歧。在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地下钱庄等非法的民间金融，我国一直严厉监控和打击，《刑法》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入罪说明了我国对这些非法金融的打击力度。以至于司法实践中出现将民间借贷归于非法民间金融的误区。2003年在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孙大午案以及近期热烈讨论的吴英非法集资案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官方对民间借贷这一民间金融的态度。
（2）在监管上，存在监管缺位的问题。目前对民间借贷的立法尽在民法领域，民法的特性使得民间借贷仅仅体现为当事人自由意志的活动，国家对其态度是，在没出现问题时未有具体措施加以引导和规范，在出现问题时则是严加打击。因此，关于我国民间金融的监管，一直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对于高利贷、非法集资、地下钱庄、抬会等非法民间金融，国家一直是严加控制和打击的，而对于合法的民间借贷则是法律和监管均是缺位的。
2.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的完善
要规范民间借贷并给予其合法的地位，使其阳光化运作，必须有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这就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放宽金融市场。
（1）开放金融市场，放宽准入机制。要规范民间金融，首先要在金融体制上进行改革，逐步开放金融市场，放宽准入机制，使得民营中小企业能够有机会进入金融领域。
（2）认可民间借贷，给予其合法的发展空间。政府逐步放宽金融改革的政策，为民间借贷的正规化、合法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后，总理在十一长假期间带领财经人员专赴温州调研，提出探求化解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借贷可能引发的“中国式次贷”风险，这无疑是加快了政府部门在政策上对民间借贷的正视。另外，温州市委、市政府为遏制民间借贷危机蔓延出台相关文件，采取各种措施防止资金链断裂后引发的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其中就有加强对民间借贷的规范等措施，这也说明地方政府在积极探索，不断认可、肯定民间借贷并寻求民间借贷规范化之路。
（3）加快立法进程，规范民间借贷。鉴于我国目前民间借贷立法的状态，应该在法律规范上进行改进。对于民间借贷，在已有的《民法通则》、《合同法》等原则性规范的基础上，加快出台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法规或其他规章制度，使民间借贷在法律上正名。同时加快对《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条例》相关条款的修改，增加有关民间借贷的规定。由于民间借贷是一种普遍的融资渠道，而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建议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尽快出台民间借贷法律法规，如《民间借贷法》、《民间借贷管理条例》，依法确定民间借贷的概念、范围、基本原则、期限、利率、管理部门及其职责等，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依法合规进行，而且能够为相关部门加强监管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
（4）创新机制，加强民间借贷监管。在融洽的金融环境和有效地法律规范之上，我们还要创新机制，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在监管的具体制度设计上，一方面吸收正规金融机构的经验，另一个方面要根据民间借贷自身的特征积极创新。
首先，形成多元化监管主体，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积极配合，促进民间借贷自律机构的形成。其次，区分监管方式，根据民间借贷的不同形式做区别对待。对于普通的个人之间的自由借贷，可以做消极监管，引导双方当事人尽量采用合规的借贷合同，减少纠纷；对于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要加强监管，规范借贷合同，建立借贷登记制度，以对借贷规模、资金用途等进行积极监测；对于有中介机构的民间借贷，要加强对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监管，对其资质、信用度、运营方式等进行指导和监督，必要时协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定期检查和考核。再次，培养专业的民间金融监管人员，监管人员进行相关培训，使其熟知民间借贷监管业务知识，增强对民间借贷金融市场的敏感度，方便及时有效地收集相关信息。最后，创新监管制度，建立民间借贷存款保险制度、民间借贷利率监测制度、民间借贷征信体系、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逐步形成一个安全、诚信、稳定、可控、能预见的民间借贷金融市场体系。
参考文献：
[1]张志昆.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研究.中央民族法学硕士论文
[2]戴建志.《民间借贷法律实务》.法律出版社，1997
[3]黄向红.完善法律制度 脱范民间借贷软环境.改革与理论，2002（1）
[4]许孟洲等.《金融监管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5]庄文敏.我国民间借贷的监管制度建构.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论文关键词 民间借贷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非罪界定
近十数年来，我们国家社会经济特别是建筑行业的发展程度很高，组织与个人的金融活动呈现日益增多趋势，因而接连触发不同种类的民事纠纷以及刑事犯罪，严重的会形成恶性群体性事件，对健康的市场环境造成破坏。因为法律制定本身即具有一定的滞后规律，刑法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民间借贷规范得不够清晰与详尽，有关部门在处理相关金融纠纷问题时，对罪与非罪的界限把握不清，容易造成罪名理解和运用时的误区。这种现象应当加以改观，民间借贷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要准确厘清，既要惩处金融犯罪活动，也要让正常民间融资活动得到保护。
一、罪与非罪认定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公诸媒体的很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笔者发现这个罪名呈现出了扩大化的趋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有些地区的司法实践却同时将一些普通的民间借贷行为也看成是此罪，而不考虑行为实施主体吸收资金的目的是为敛财还是谋求主体发展，甚至不考虑借贷行为有否造成损害结果发生。这样的盲目处理办法使得金融市场正常竞争的平等化趋势受到阻碍，已经成为我国金融市场秩序规范化的藩篱。从本质上说来，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范围加以扩大，一定会导致金融市场出现更多不公平垄断，对于金融机构本身也是存百害无一利的。对于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限进行明确划分，是时展的必然选择。
二、当前我国民间借贷的形势
（一）民间借贷没有显著可预见性
现在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转轨期，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民间借贷的保障规范不够明确，民间借贷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制裁甚至打击。民间借贷本身对于其所产生的后果不能正确估量。合法民间借贷同非法民间借贷一样具有融通资金及利益回报功能，当事人在一般的金融活动中，难以区分合法与非法，这是民间借贷的制度性风险。
（二）民间借贷范围与规模日益扩大
民间借贷这种商业行为已经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同，一些企业与个人在进行融资时首先便考虑到此种途径，而普通社会大众也会从这种商业途径中收到利润。故而民间借贷从原来的地下活动转变为公开化活动，参与到其中的机构和个人数量越来越多，规模扩大化、用途丰富化、基数递增化，国家监管部门的态度则从严格控制转变为默许观望。
三、刑法中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
我国的一九七年年刑法中，并未设立该罪。因为资本市场渐趋活跃，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一定要想方设法加以避免，所以一九九七年修订刑法时将该罪名入刑，列为其中第176条，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内容。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指的是没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正式批准，不向固定社会对象吸纳资金，同时不具备出资凭证，不能在承诺期限内归还本息的活动。当然，这种解释显得过于粗略，很难进行具体操作，对此，我国给金融业提出专属特许经营框架，严格市场准入门槛，吸收公众存款一定要由得到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允许的经营框架内依法实施，不然便属于非法。以下几个概念对于罪与非罪界定很有帮助。（1）非法：主体非法，意即没有吸收存款的主体资格却进行了此类业务；行为方式非法，意即内容上违反相关的国家规定，擅自将利率提高以达到吸收公众存款的目的。（2）公众：指的是多数人、不特定人、不特定组织。（3）存款：用户在犯罪主体设立的金融机构上存进的货币资金。要明确的是，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正规金融机构以吸收存款的方式进行货币与资本经营。（4）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没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机关批准授权，便以投资、各类基金会、集资入股等名义或形式，向公众吸收资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主观方面乃是出于故意，且以非法盈利作为目的，虽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弄虚作假等行为，但并非用诈骗手段实现公众存款的吸收，不然当以集资诈骗罪论处。
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同民间借贷的区别
为了让市场经营真正活起来，我们国家认可民间借贷以及募集资金等项活动，在有关的民法条文中有规定：建立于真实意愿基础之上的民间借贷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这项规定的前提是，民间借贷必须要依法而行。法律上有明确规定：民间借贷行为在合法之列，但是却应当遵守民间借贷利率不超过同时期同类别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之规定。民法相关条文以及按照民法原则由相应管理部门制定的资金募集管理规定、办法、细则等项内容，也均表明法律以保护正常运行的资金募集为目标，民间借贷类资金募集活动需要依据法定程序及条件，用向公众发行债券、股票的方式、融资租赁的方式、合资联营的方式，得到生产经营所应有的资金。除此以外，则均是非法集资行为。
民间借贷行为同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一旦出现违法违规运行情况，则非常容易发生利益纠纷，严重的会造成人际冲突、强制伤害，甚至形成上访集会、扰乱政府办公等恶性事件，对于社会公共秩序产生极大冲击。因为有种种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司法机关便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进行违法违规操作查外，继而造成罪名范围的扩大化。由此必然得到结论：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普通民间借贷间的罪与非罪界定，乃是司法正确实践工作的必需研究内容。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同普通民间借贷行为的不同之处，主要是行为目的同参与主体有区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用非法吸收或者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方式，达到牟取个人私利的目标，其主要表现是货币和资本的经营活动，犯罪客观是不确定群体。而普通民间借贷则是正常民间资金调剂的行为，通常不仅仅表现为纯粹货币与资本经营活动，其借贷行为所牵涉到的客体也仅限于少数特定对象。
我国刑法里面虽然已经明确设立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但是却决非全面禁止普通意义上的民间借贷行为；生活中所普遍存在的民间借贷行为法律没有禁止的理由，也无法全面禁止，这在操作层面上来讲就是不现实的。国家司法部门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当作犯罪行为来处理，其宗旨是维护正常金融经营的专属性，禁止普通公民与社会组织在未经批准的前提下从事有关金融业务，达到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秩序的目标。民间借贷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公民之间、公民同企业组织之间的借贷、资金募集；企业从职工处认购股份、筹措资金等。如此种种行为表面上虽然也表现为资金吸纳、利息计算、高额预期回报等特点，且没有经过金融管理机构授权，可是以上行为没有货币与经营资本的目标性，故而并不构成犯罪。可以说，是否具备货币与经营资本的目标性，是判别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区别的关键所在。
五、应当依法对民间借贷加以规范
（一）制定出单行性法规，对于普通民间借贷行为予以明确
政府所提出的对民间融资进行积极引导，使之持续健康发展，表明了政府能够正确理解民间融资行为：包括民间借贷行为在内的民间融资活动，添加了民情、亲情、传统文化、乡土信用等内容，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草根金融。在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所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面，已经提出了要加快放贷人条例的实施进程，更进一步明确了普通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地位，帮助其向规范化与健康化发展。所以要尽早制定出适应我国经济形势的放贷人条例，给放贷人义务、放贷人责任、放贷规则等内容以完善规范，让民间借贷行为早日进行规范化轨道。这项工作完全可以借鉴香港特别行政区早已经颁布的放债人条例，细化放贷主体、收贷对象、利息上限，对常规财务制度、风险防范制度、问题法律责任加以
香港的放债人条例里面规定：任何人士，不论其是否属于放债人，如果其向他人提供贷款，实际利率超出银行年息的60%，便算违法，这完全可以引为借鉴。同时要继续研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于民间借贷行为的管理作用，抓住修改与整理的时机，对借贷通则、违法金融机构与违法业务活动取缔条例、担保法等内容加以法理学上的连接，确保其协调统一性，为放贷人条例的制定实施提供先期软环境。
（二）政府积极配合民间形成借贷自律的机制，帮助民间借贷向良性健康方向发展
自律机制完全可以参照银行业协会一类的行业自律模式，形成系统的民间借贷组织行业自律制度。普通民间借贷协会可以由一般的民间借贷参与者自愿参加，形成良好的行业自律氛围，帮助民间借贷主体依法进行经济活动，依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实现规范自治，避免在民间出现罪与非罪认定混淆的局面。要多宣传法律与金融知识，比如借贷关系、借贷用途、出借双方协议、借款人资信情况等知识的普及，尽一切可能防止民间借贷异化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三）强化民间借贷监管、积极防止民间借贷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