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区单一的物流企业已经难以适应物流产业发展的需要，而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有所差异，又决定了物流产业发展的区域性特点。因此，巫需通过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分析，明确二者在当前经济条件下的发展现状，据此构建有效结合的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发展对策。
【关键词】
区域经济；物流产业；发展。
一、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
（一）物流产业的概念及特征。
物流产业属于第三产业的范畴，又称为物流服务业，是一种由物流资源产业化而形成的聚合性产业，具体包括运输业、仓储业、包装业、配送服务以及信息平台的资源整合手段。这些资源运用于产品市场的多个领域，包括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大部分流通业务。不论是生产类企业还是流通类企业，都存在大量的物流活动或物流业务，但是这些物流活动或物流业务本身不是物流产业，只有将这些物流活动或物流业务独立化、社会化为一种经营业务，才能称其为物流产业。因此，相对于物流企业来讲，物流产业跨出了单个经营主体的狭隘约束，泛指一类物流企业集聚而成的企业群。
从物流产业的定义，不难看出物流产业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服务性行业，只要跟物流活动有关的行业行为，都被纳入物流产业的运作范畴。如图1.1，综合所涉及行业的共同特点，物流产业具有典型的基础特性，也就是说物流产业链下具体业务的实施必须依托交通基础设施和系统的物流装备，而且物流产业本身的服务行业特性决定了其通过时空属性改变来实现商品价值的转移，也就是具有服务性，在商品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多个行业和生产、服务、流通部门，体现为它的综合性。
（二）区域经济与区域物流。
区域经济，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发展的地理概念，在一定区域内由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地理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生产性综合体，属于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经济系统。它不仅受制于地区性的自然资源禀赋，更重要的是与投入资金、劳动密集程度、技术先进度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随着绿色经济生活观念的深入人心，考察一个区域的经济效果，也不能只定位于单纯的经济指标数据上，需要考虑社会整体效益以及地区性的生态效益，这样构成的区域经济才是较为完整的一个主体，但当前的经济环境和发展水平又决定了物流产业发展起初对环境的较小依赖度，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对环境这方面不予考虑。
区域物流，泛指区域经济中的物流产业，属于宏观范畴的概念。现代经济体系下的区域物流更多的侧重于区域内部从供应方到需求方的商品或服务的运输与集散的一体化，它以特定区域为腹地，在这个特定的区域地理环境中，结合各区域经济发展的规模和范围，连通区域内外商品的输入与输出，并通过运输业务、仓储服务、包装服务、配送服务以及信息平台建设等基本活动的有效构成，最大程度的服务本地经济建设，稳定本地生态经济的良好有序发展。其实，通过以上对比可知，区域物流就是对区域经济中物流产业的产生、发展等一系列行为的总体概况，浓缩为通过关注区域中的物流产业，来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二、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分析。
（一）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内向关联。
1、物流产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根据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物流产业具有深入所有行业的便利性，高度集中的物流产业能够有效快速培育区域内部重点行业的经济增长极，通过这种区域内的扩散效应，影响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它产业发展，最终很好的刺激经济的增长。据统计数据，2009年美国物流产业规模为900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0%以上，而十年之前其物流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就已经高达9.9%。另一组数据显示，近20年之内，日本物流业每增长2.6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就增加1%。
不仅如此，物流产业的发展可以最大化提高物流活动效率，进而减少生产、流通过程中的运营成本，提高经济单位的运营效率，通过改善物流环境较好的提高区域内企业的竞争力，而且高度专业化、规模化的物流产业涉及到许多行业，具有极强的产业关联和带动效应。物流产业对与区域经济的影响，除了表现在对产业关联的推动作用，还有助于调整区域经济结构，良好的物流产业带动其他产业间的资源流动，降低生产流通中的交易成本，形成稳定的适合本区域物流产业发展水平的经济结构状况。
2、区域经济促进物流产业发展。物流产业发展，当然离不开区域经济的配合，区域经济决定了物流产业所能最终达到的水平，一个经济水平较低的区域经济体，很难发展起较为成熟的物流产业链条。可以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物流产业发展的基础和衡量标准，任何物流产业的集聚和复合，都必须依托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当然完善的区域经济，很大程度上拥有较强的区域竞争力，内部的市场机制和资源配置水平都较为领先，可以为融入各行业的物流产业做好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规模同样决定着区域物流产业的发展水平，较大的经济规模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物流业务量，繁忙的运输业务，大额的订单，高效及时的配送服务等等。也只有规模巨大的区域经济体，产生较高的效益，才能将本区域的物流环境整治的井井有条，更有效率。由此可见，区域经济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影响着物流产业的运转，进而影响到其最终的物流产业绩效。
（二）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外向关联。
本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与物流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这是体现在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内在相关性。然而，区域经济体的存在，客观上产生了区域经济体之间的物流产业活动，这种相关性对于物流产业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区域间的经济活动，体现在物流产业间，就表现为区域之间物流业务带来的资金流、商品流以及信息流的传递与运转。根据区域的相互依赖理论，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彼此紧密相连的。一方面，物流产业水平可以反映区域经济体之间的外向关联特征，反映区域间的经济来往密切程度，体现区域间的依赖和贡献度；另一方面，区域经济体之间的密切关联，必定会加快当地区的物流发展水平，经济要发展，生产、流通市场是发展的基石，区域间的经济依靠水平加大，必定利于物流产业的集聚以及复合性发展。
三、当前各区域经济中物流产业发展的现状。
通过上述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的内向关联与外向关联的分析，我们知道要发展地区经济必须重视对于地方物流产业的培育与引导，也需要能够明确各区域发展过程中物流产业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现状。当前经济环境下，物流产业在各区域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快的东部沿海地区，物流创造的GDP占据总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高。因此，必须重视各区域中物流产业的发展现状。
（一）物流企业规模小，综合服务能力较差。
物流产业，是一个典型的集聚型产业，需要产业间的集聚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但是从当前我国各重点区域经济体的发展状况来看，物流产业的集聚水平都是不高的，只是建立在简单的运输对接、仓储聚集、共同包装、互助配送基础上，没有形成真正的有机统一。而且这其中又以中小物流企业为主体，虽然物流要素都已分割在各部门、各领域，但是没有形成统一的大市场，一系列物流活动还主要是依靠本企业内部来实施，没有具体的分工细化，没有高度的专业化操作，必定加剧内部实施的运转成本。据统计局数据，在我国目前工业企业生产中，直接劳动成本占总成本比重的10%不到，而物流费用占商品总成本的比重约为40％，全社会物流费用支出约占GDP的20％，在荚国和欧洲这个数字分别为5％和10％。因此，我国目前的物流行业成本明显处于较高的不经济水平。
除此之外，中小物流企业形式上的集聚不能达到规模上的效益共享、成本共担，而且大量中小物流企业的存在，使得区域内物流产业的综合服务能力水平较低，大部分物流企业都难以脱身于物流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不能将更多的资金、时间、技术、人才应用于本区域或区域间物流服务的建设上，只有少数的大型物流企业有些这些方面的成绩，但效果也不十分明显，因为物流产业最终还是要面对具体的消费群体，这样的复杂流程和过长的服务产业链，难以保证服务水平的高质量。
（二）地区差异较大，第三方物流水平层次不齐。
据统计，欧洲目前使用第三方物流服务的比例约为76%，美国约为58%，且其需求仍在增长，而我国的第三方物流服务的比例占比相比较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不仅如此，我国的物流产业的发展还呈现非常明显的区域差异，这更减缓了第三方物流服务的普及性。
1、东西部差距逐步加大。由于历史及地区分布的原因，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逐步递减的趋势。由区域经济与物流产业的内生关联性，我们知道，经济发展水平对物流产业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经济水平差距也有拉大的趋势。这样的经济背景，便产生了物流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尤其表现在第三方物流的发展方面。东部的物流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中西部，而且第三方物流的密集程度及实施效率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已经开始向专业化的细分工过渡。而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第三方物流带来的产值比重仍旧较低，更多的是以物流企业自身为基础的产值创造，这样相比于东部，第三方物流的水平差距呈现逐步加大的趋势。
2、各区域内部差距显著。第三方物流的发展，对于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依靠较深，必须是足够规模基础上才能产生的专业性分工。在这方面，尽管东、中、西部差距加大，但就某个区域内部而言，存在的差距也是十分明显。比如东部地区的沪宁杭经济区，第三方物流水平居于全国最优。而位于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的淮海经济区的第三方物流水平则相形见绌，无论是绝对额还是所占份额，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且呈逐步加大之势。
（三）区域性物流信息系统缺失，宏观调控能力不强。
物流产业的各个环节之中，除去传统的运输、仓储、配送等，只剩下信息平台的建设。信息化建设是现代物流业的灵魂，单一的物流企业很难具有用现代物流技术处理物流信息的能力，但是区域性的物流产业便可以构建区域物流信息平台来进行运作。但正是由于区域经济的差异，也产生了对于物流信息系统建设的差异，较为发达或者成熟的区域经济体，能够建设成物流信息系统，但在全国来看还属于极少数。大部分区域体都没有专门对于物流信息的专业化建设平台，这也就决定了区域内部或者区域之间进行宏观调控把握物流产业发展的能力有所欠缺。
四、发展物流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对策。
明确了当前经济环境下的物流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必须找到途径来解决问题改善现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物流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促进及催化作用，真正引导区域经济走向稳定发展的增长之路。
（一）壮大物流产业，形成区域集群效应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密切关系，表明了物流产业对于推动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必须毫不犹豫的着力壮大物流产业，着力引导物流企业的集聚，向更有效率的产业化方向发展。国家对于物流产业的发展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关部门必须积极负责起来，制定更适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物流产业支持政策。如2010年3月5日，国家出台政策重点支持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这对于以后上海的物流市场将会产生极为远大的影响，会使得上海的物流集聚程度迈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相比于年产值占荷兰GDP的12%的世界第一大港鹿特丹，物流业务占GDP的8%的新加坡都有较大的差距。只有建设物流产业的目标，已不能很好的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还必须考虑到产业集群的角度，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产业集群缺一不可，国家应着力推进区域内部的物流产业集群，体现出本区域的集群优势，在此基础上，区域间的跨区域产业集群也必须得到重视，这是增强我国物流产业竞争力的必经之路。
（二）因地制宜，促进第三方物流集约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物流逐步从生产领域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第三方物流，这与生产、流通环节中物流的业务整合起来就构成了当下的物流产业。物流产业的发展，具有较明显的区域差异，这也就产生了第三方物流发展的差异。明确了差异和区域特点，必须因地制宜的开发物流产业，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区域体，集中主要业务力量发展集约化的第三方物流，就要积极引导自营物流和外包物流向集约化的第三方物流发展，通过提高物流产业内的专业化水平，降低物流产业的成本，提高所获得的最大收益。要想更好的达到效果，必须积极创新制度方式，放开市场管制，促进市场竞争，这样能发挥第三方物流的天然优势，淘汰掉不适宜生存的粗放型物流企业。而区域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必须依托本区域特点，重点建设物流产业的集约化发展，不可过度要求第三方物流的集聚，而应该先把本区域物流产业的发展水平提高，进而更好的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最终来促进日益发展成熟的第三方物流向集约化发展。
（三）建立区域物流信息系统，加快物流信息流通。
现代物流区别于传统物流的一大特征就是现代物流信息的建设，谁拥有信息，谁就能在物流活动中拥有优势，信息系统越完善越全面，物流供给的水平就会越高[5]。区域物流信息系统，能够最大程度的调控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物流信息，能够加快区域的物流信息更新速度，更好的利于区域物流产业发展。各主体区域必须明确物流信息系统的重要性，从宏观整体角度加以把握。各区域积极设立本区域内部的物流信息系统，加快物流信息的流通，提高物流信息的利用效率。一方面，中国物流协会可以组织各区域的物流企业办理会员业务，引导建立全国性的物流信息流通平台。通过信息平台，各物流企业能够更公平更有效的参与到本区域物流产业的建设和发展中来，以便为本企业的经济效益、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提供最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各区域经济体都必须转变物流信息观念，明确物流信息建设在物流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各物流企业也必须注重对本企业信息系统人员的管理培训，促使企业形成物流信息系统调控下的有效运转体系，最大化的利于企业生存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有望。现代物流导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8）：7-9.
2、栾贵勤。区域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1）：59-623、沈强。吴江。重庆物流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中国市场。2011，（2）：12-13.
本文以河北省为研究对象,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河北省统计年鉴》及《河北经济年鉴》。(1)提取主成分。利用SPSS19.0软件对处理后的原始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指标间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前3个主成分累计总方差达到91.123%,根据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选取前三个主成分来概括原始变量。(2)确定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指数。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K可以表示为三个主成分与其对应的贡献率乘积的累加,即得到各主成分与各指标之间的关系,由此计算得到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如表2所示。(3)确定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指数预警区间。根据3σ法的理论,参照国内外研究成果,选取1倍标准差和2倍标准差作为预警区间的界限。由SPSS19.0得到统计指标数据的均值E=1.389和标准差σ=1.165。根据3σ法计算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预警区间,其中,(-∞,-0.941)、(3.919,+∞)为异常区间,(-0.941,0.224)、(2.552,3.919)为基本正常区间,(0.224,2.552)为正常区间。
二、研究结果分析
由指标的组成可知,本文中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度指数表示的是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与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的相适应程度。如果协调度指数过小,表明房地产业发展相对于区域经济而言过于缓慢;如果协调度指数过大,则表明房地产业发展速度过快,超过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这时便会出现房地产业市场过热的情况,并且有出现房地产泡沫的危险。将表2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K可视化为折线图,如图1。由图1可看出,河北省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指数总体处于较稳定状态。从2001年到2009年,协调度指数K波动上升,到2009年达到目前最大值,之后逐年下降,开始稳定波动。结合原始数据以及图表分析可得,2002年,住宅市场供不应求,此时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协调性较差,协调度指数为0.835,位于基本正常区间。从2003年开始,房地产投资增速开始趋于稳定,此时协调情况有所好转,协调度指数进入到正常区间。2004年,住宅市场供不应求情况又趋明显,此时协调度指数减小,滑落到正常区间的边缘。2005年以来,国家在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均加大了调控力度,河北省房地产市场也受到一定影响。因此,从2005年到2008年,协调度指数保持在正常区间范围。2009年,河北省跟随国家政策,出台了相关政策刺激房市,导致房地产市场过热,协调度指数骤然增大到4.110,处于异常区间的边缘。2010年以来,中国房地产政策由此前的支持转向抑制投机,先后采取了土地、金融、税收等多种调控手段,河北省房地产业的供需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因此,协调度指数从2010年开始下降,2010—2012年均处于正常区间范围。
第一，外部效益。产业集聚的外部效益来源于市场的外部性（产业集聚区域外的需求市场）、外部规模经济（产业集聚区域内企业的要素供给市场）和范围经济产生的外部效益（产业集聚区内企业的规模效益）。产业集聚区域内具有大量的交通运输资源、完善的社会基础设施等区域内企业可以共享的社会资本。
第二，聚集效益。首先，地理位置集中，能够使供应商和顾客掌握信息，减少信息搜集和产品比较的成本，实现“一站式产———销”。其次，使生产资料的流通到产品流通的整个环节透明化，减少投机倒把，规范市场的价格秩序。首先，有助于上下游企业都减少搜索原料产品的成本和交易费用，使产品生产成本显著降低。其次，集聚使得厂商能够更稳定、更有效率地得到供应商的服务，比较容易获得配套的产品和服务，及时了解本行业竞争所需要的信息。最后，集聚形成企业集群，有助于提高谈判能力，能以较低的代价从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处获得公共物品或服务。
第三，创新效益。集聚区内有高新技术产业和专业的研发机构，高新技术产业会带动其相关行业的技术引入、革新；研发机构研制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一旦研发研制出，就能迅速实现成果转化然后投入生产，产生效益。其次，集聚区设立有质量检测中心和高校与科研机构在产业集聚区组建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对企业开设公共创新平台。
第四，自我强化机制。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在外部效益的作用下，受惠企业的范围会越来越大，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进驻产业集聚区域里，同时，集聚体本身可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会对外地相关人才产生磁场效应。集聚区内有大量拥有各种专门技能的人才，这种优势可使企业在短时间内以较低的费用找到合适的岗位人才，降低用人成本。在聚集效益的驱动下，集群内企业为提高协作效率，对生产链分工细化，有助于推动企业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创新与产业集聚是相辅相成的，技术创新机构会随着集聚区的发展逐渐转移到区域内，带动集聚区内企业的发展，使集聚区内的技术创新程度高于其他地区。外部效益、集聚效益、创新效益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外部效益促进技术的创新和扩散，技术的扩散和开发可能会引起技术新的创新。集聚区企业的技术与人才知识库都是创新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创新又有很强的外部性。
二、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机制分析———以宁波为例
企业或工厂通过一定形式的集聚，共享一些生产要素，随着这些生产要素需求的增加和供应的专业化，从而使生产要素的价格下降。从而进一步引起企业的集聚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现以浙江省宁波为例，从相关产业发展、劳动就业增加、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和出口增长来进一步阐明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一个地方某一行业企业的集聚能够使供应商的服务更加专业化，并且提供配套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供应商又使该行业更有效率，进一步促进企业的集聚。宁波是以服装业闻名的典型的浙江“块状经济”（又称“浙江模式”）的代表。
宁波服装业罗蒙、太平鸟、培罗成这些知名品牌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属于服装行业上下游的纺织、辅料、印染、配饰和服装机械等生产也的发展。除此之外，宁波一些知名的服装行业也开始涉足其他行业领域的发展。例如，1979年成立的以男装为主打产品的雅戈尔服装集团公司，其产品已经包括男装、针织、童装，还涉及房地产、金融、印刷等行业领域。第二，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能逐渐推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和劳动力的城镇化转移。浙江在私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极大推动了当地农村工业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空间转移，因此浙江以块状经济发展的产业集聚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从而促进劳动力就业。宁波服装业的年产量从90年代后期的1亿年上升到目前的20多亿件，服装企业达到2000多万家，就业劳动力数10万人，仅雅戈尔服装集团就拥有5万余人。如果考虑到服装企业带动的其他上下游行业的吸纳劳动力人数会更大。
第三，根据马歇尔理论，产业集聚能够促进中间产品生产的发展，使中间产业更容易获得、价格更便宜，从而使该产业更具有竞争优势；此外，产业集聚由于技术溢出的存在，使产业集聚区域的企业整体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更具有竞争优势。宁波服装企业相关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服装行业的中间产品发展，进一步带动了服装业的集聚和竞争力的提高。另外，宁波屈指可数的品牌如雅戈尔、罗兹、罗蒙都是以生产男装和衬衫为主，同类生产企业的竞争可促使企业提高企业提高技术水平，提高自己产品质量，在竞争中提高自己的优势。
第四，产业集聚有利于产品出口、促进对外开放。宁波很多服装行业都在积极推行国际化战略、推动服装的出口。比如雅戈尔集团除了在国内市场进行品牌推广外，还在国外投入了资金进行品牌宣传和促销活动。到2011年底，进出口总额已达到27亿美元。另外，还有杉杉、罗蒙等品牌也在积极推行国际品牌战略，推进服装的国际化。
三、结论
本文运用马歇尔产业集聚学说和凯尔德曼新地理经济学分析研究了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存进作用，主要侧重于用浙江省宁波市服装行业为例，以其规模和专业化水平这两个指标衡量宁波服装行业的集聚水平。研究发现，经济发达地区的某一行业的规模不断扩大，那么这一行业的专业化水平也会不断提高。根据经济学理论，对一个地区经济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资本、劳动力、经济开放程度等，因此本文主要引进产业集聚，来考察它和这些要素相比对经济发展影响程度的大小。根据分析，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有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首先，工业集聚地区，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工业的发展速度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再次，无论是不同类型行业的集聚还是本行业的专业化都能够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产业集聚和地方经济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会带动产业向该地区不断集中。地区经济要实现快速发展，就必须不断重视地区产业的发展和集聚问题。
近几年，我国广东和浙江两省形成的产业集群，有效地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区域竞争力，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其优势和作用是明显的。然而，产业集群由于其基因，在其诞生之日起就潜伏着内在矛盾和潜在危机，这些内在矛盾和潜在危机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和国内外市场的变幻，不断地暴露显现出来并危及着产业集群的生存和发展，主要表现为：
一、众多的低门槛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为产业集群埋下了不稳定因素
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基本上以低门槛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集聚为主，由于低门槛，很容易进入在产业链条中选择生产经营对象，只要建个小厂就能够拿到订单当上老板，因此，小企业特多，并集中在产业链的某些环节，导致了在同一个产品平台上和同一档次上进行竞争，加上这些小厂老板不同程度地存在“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心态和观念，这种竞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且愈演愈烈甚至出现恶性竞争的问题，其结果就是大家只能是小草，很难成大树，更难见森林。而且阻碍了产业链的延伸，危及集群的生存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众所周知，小企业抗拒风险的能力低，当国内外市场出现急剧变化，就会出现倒闭甚至成片倒闭的问题。如石油原材料涨价，塑料小企业成批地出现停产或半停产。今年欧美实行“特保”和“设限”，许多中小纺织企业和服装企业就感到日子难过。
二、低成本集群制约了自主创新和导致了企业外迁
目前，产业集群多以低成本为基础的集聚，不少产业仍然停留在模仿阶段，集群的创新扩散机制，导致创新的意识和创新的能力与参与国内外市场激烈竞争的现实极不相配，产业集群内同类企业间的竞争更多是成本与价格的竞争，因此，有谁还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承担巨大风险搞新产品研发呢？其结果就是一旦有新产品出现，仿冒就成为必然并成为企业间竞争的一种手段和习惯，导致了整个产业集群内的自主创新能力只能是越来越弱，自主创新乏力阻碍了集群的发展。另外，由于目前的产业集群多为走低端道路的集群，主要靠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低成本投入使企业集聚，因此，集群的竞争力来自低成本集聚而形成的产能规模效应。当低成本的劳动用工、土地供给、进出口运输、优惠政策等方面的优势减少时，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产能规模而增大成本，最后导致企业外迁。
三、低价竞争导致产业集群陷入“两难”困境
目前，不少产业还停留在低价竞争阶段，因此，产业集群内的同类企业的恶性竞争不可避免，相互压价、低价竞争越演越烈。当低价优势成为了产业集群在国内外市场激烈竞争中和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竞争中的唯一武器――唯一核心竞争力时，其结果必然陷入“两难”困境：一是出现反倾销的问题，众所周知，低价竞争对外部市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公平竞争，于是出现了反倾销，欧美对我国纺织品采取“特保”、“设限”等措施，其表面原因就在这里。二是出现了假冒伪劣的问题，由于产业集群内采取了低价恶性竞争的手段，导致了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甚至没有利润出现亏损，企业为求生存，有的降低质量，有的甚至出现假冒伪劣，其结果就是自己砸了自己的牌子，导致集群与集群内企业难以生存。
四、缺乏规划导致产业集群所在区域出现环境、水质污染，安全事故频发，土地等资源严重浪费
我国产业集群起步阶段，基本是自发无序的，有的出现“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由于缺乏规划，导致了环保设施不配套，排污治理不到位，安全设施不完善，安全管理不到位，集约化用地和节约资源、能源等节约意识和措施基本没有。因此，导致产业集群所在区域出现环境、水质污染，安全事故频发，土地等资源严重浪费。
就目前的情况看，有五种情况最容易导致产业集群出现没落衰亡，一是集群完全靠低价竞争，企业间相互压价恶性竞争而获得订单；二是集群内组织体系水平过低，表现为产业链短，缺少关联；三是进入集群门槛低，技术含量不高，如纺织、服装、鞋业、玩具、家具、燃气灶、不锈钢器具等；四是集群缺乏技术创新系统，模仿代替学习、创新，企业集聚体现为成本优势，没有创新优势；五是集群服务体系不健全，无人才培训机构，无信息服务平台，无咨询服务机构，公共产品供给少，缺乏关联产业和支持产业。
如何防止避免产业集群出现没落衰亡，继续发挥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笔者认为必须全力推动产业集群不断升级，才能保证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并拉动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产业集群基本上是近10年才发展起来的，从整体上看，目前的竞争力还比较弱。因此，我认为必须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采取以下措施，来推动产业集群的不断升级，以确保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不断增强。
一、政府层面的推动
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由环境因素、需求条件、生产要素、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其形成与发展不仅依赖于市场机制，而且有赖于政府的参与与调节。可以说，产业集群的形成需要政府的间接参与，而产业集群的升级则需要政府的推动和调节。具体做法主要有：
第一，政府要根据本地资源状况、区位特点、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情况，以及国内市场趋势，制定具有特色的推动产业集群升级的发展规划，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集群升级的发展规划，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以解决产业集群起步阶段那种自发无序的状况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不断提高产业层次。
第二，政府要本着有利于产业集群升级、有利于产业规模和协同效应、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有利于集约化发展，有利于整合政府公共服务功能、有利于进行有效社会管理，又能融入总体发展规划布局的原则，以工业园区为载体，科学规划、培育建设以产业集群为特征的专业化工业园区，以解决当前产业集群普遍存在的“散、乱、小、差”和土地等资源严重浪费的问题，实现环保、安全、节约、集约化发展的目标。
第三，政府要根据产业配套条件的要求，在集群内建立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共性的科技开发中心、产品检验检测中心、信息咨询中心、网络服务中心、融资担保机构等中介服务组织和公共服务平台，以解决集群内企业生产效率低、研发能力差、信息不对称、贷款难，以及科技成果难以转化等问题。
第四，政府要根据产业配套条件的要求，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服务业，建设与产业集群相配套的物流配送体系、专业化市场、原辅材料交易中心，以及举办或支持各种专业展览会（博览会）等生产经营服务体系，以解决当前产业集群内生产经营服务体系不齐全、不配套的问题。
第五，政府要根据产业配套条件的要求，加强对职业技术学院（含技工学校）的建设和指导，鼓励学校围绕产业集群升级的需要进行办学，培训产业工人的技能，提高产业工人的整体素质。
第六，政府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商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强化信用体系建设，促进产业集群内企业的交流和自律，防止和避免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实现自我保护、互信合作、良性竞争、共同发展的目标。
第七，政府要整合各种行政资源、优惠政策、扶持资金，支持产业集群内具有较强衍生能力，又具有典型示范性、龙头带动的强势骨干企业，以利于吸引更多的相同、相近、相关的企业集聚，以利于产业链的延伸，以利于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第八，政府要为产业集群升级创造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发展空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创新机制、竞争机制和信用环境。
第九，政府要针对当前产业集群存在的市场机制不健全、信任度低、“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等问题，结合本地社会文化，培育建设产业集群文化，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发展，有利于互动创新的良好文化氛围。
二、企业层面的推动
产业集群是众多的相关企业在特定的地理上集聚而成的，因此，集群内的企业是推动产业集群升级的主体。具体做法主要有：
第一，产业集群作为一个创造、扩散和应用知识的体系，本质就是一个区域性创新系统，成功与否，关键在于集群内的创新机制、企业间互动创新的环境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通过企业不断创新来推动产业集群的不断升级。企业必须建立并不断完善创新机制，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企业的自主创新应着重放在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当前企业的自主创新，除机制、制度、结构外，必须充分发挥信息产业的服务，来带动整体效率的提高，也即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第二，当前企业自创品牌少、自主知识产权更少，以“贴牌生产”加工组装为主的问题非常严重，导致了当前劳动力等资源优势减弱时，产业竞争力和产品竞争力随之减弱，利润空间也越来越小，有的甚至出现亏损而无法生产。如在南海生产的世界品牌芭比娃娃玩具在美国市场零售价格9.9美元，我们得到的加工费仅为0.35美元，而拥有芭比娃娃自主品牌和销售渠道的美国企业却获得近8美元。可以说，没有品牌、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严格说，只能算是一个生产车间。因此，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必须千方百计地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争创自主品牌，以利于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在争创自主品牌过程中，必须做好各种认证，这是进入国内外市场的入门券，如ISO认证、3C认证、EM71认证等。
第三，当前产业集群内出现的低价战略、恶性竞争，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产权保护乏力，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环境和法治机制。要解决这一严重问题，除了政府从社会信用环境、法制环境的角度，加以认真地坚决地治理外，还有赖于企业保护自主知识产权的法律意识和能力的提高。前些年，我国不少名牌企业的商标专利在国外被抢注，导致这些企业无端造成了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10多年里，我国有13万项发明无偿地“贡献”给世界各国。因此，企业要在不断自主创新、千方百计争创自主品牌的同时，不断提高对自主知识产权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以法律的武器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房地产业 区域经济 耦合协调 耦合度
目前，国内外关于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房地产业区域特性的表现、房地产区域差异、房地产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贡献等方面，但对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关系中的“协调”没有明确界定，对这种协调关系的判定、经济学表现以及如何根据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引导和促进房地产业同步发展也缺乏规范的系统研究。鉴于此，本文首先探讨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然后建立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以国内房地产发展四大热点城市作实证研究，来检验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的作用机理，并比较分析四大热点城市房地产业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程度与类型，以期为其他区域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研究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
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
（一） 房地产业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首先，房地产投资规模的持续扩大，已成为拉动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与房地产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据较大份额有直接关系。在房地产投资持续上扬的同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也同步上升，这也是房地产业成为许多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房地产业在区域经济链条中处于中间环节，会对关联产业产生需求。房地产的发展不仅带动相关区域内建筑业、建材业、化工、轻工、电器、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发展，还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投资增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最后，房地产业的发展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房地产业属于第三产业，它本身包含多种服务内容，其所需的就业人数相对于其他产业要高得多。再加上房地产业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的就业，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 区域经济发展促进房地产业发展
区域经济促进房地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消费者购房实现的要素来看，区域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居民收入，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生活方式，为居民的房地产消费提供了较高的收入和较强的购房动机，为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来源。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为房地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主要表现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房地产配套基础设施的完善。房地产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中，交通、教育、医疗等硬件方面是房地产开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这方面的完善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依托，需要区域经济的发展作为支撑。
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两大系统相互协调发展，并且这种协调发展在相同的时间内、相同的空间上能够发挥更大的效应。根据上述分析，可将房地产业和区域经济两大系统的耦合作用机理表示如图1。
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度量模型
（一）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
耦合度是用来描述系统或要素彼此作用影响的程度。从协同学的角度看，耦合作用和协调程度决定了系统在达到临界区域时走向何种序与结构，或者说决定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机理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序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它左右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耦合度正是反映这种协同作用的度量。由此，可以把房地产业和区域经济两个系统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产生相互彼此影响的程度定义为房地产业-区域经济的耦合度，它的大小反映了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两者相互协调的程度。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来计算耦合度。设变量ui(i=1,2,…,m)、uj( j=1,2,…,n)分别表示系统，则多个系统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可表示为：
（1）
当只有两个系统时，可以直接得到它们的耦合度函数，表示为：
（2）
假设函数 f (x)和g (y)分别表示房地产业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综合发展状况，其值根据各指标的标准化值与权重，采用加权求和模型计算，公式分别为：
（3）
其中xi ( i=1,2,…,a)为房地产业系统各指标的标准化值，yj( j=1,2,…,b)为区域经济系统各指标的标准化值，对应指标的权重分别为wi和wj。
借鉴（2）式，可以定义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C：
（4）
显然耦合度值C介于0和1之间。当C趋向1时，房地产业系统与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度最大，说明这两个系统之间达到了良性共振耦合，系统将趋向新的有序结构；而当C趋向0时，房地产业系统与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度最小，说明这两个系统之间处于无关状态，系统将向无序发展。
（二）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
耦合度C作为反映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程度的重要指标，它对判别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作用的强度以及作用的时序区间，预警二者的发展秩序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耦合度在有些情况下却很难反映出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的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单纯依靠耦合度判别有可能产生误导，因为每个地区的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都有交错、动态和不平衡的特性。因此，要想真实地反映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系统之间的实际情况，需构建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这样不仅可以评判不同区域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两个系统之间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而且还能反映出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高低。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将度量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定量指标称为耦合协调度：
其中，D为耦合协调度；C为耦合度；T为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的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两者的整体效益或水平，θ，α，β为待定参数，一般取θ=0.5。
（三）房地产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
按照耦合协调度的大小将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状况划分为4大类10个亚类，然后再按照房地产业 f (x)与 g (y)区域经济的综合评价指数 f (x)与 g (y)的相对关系划分为30种基本类型（表1）。
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例的实证研究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权重的确定
房地产业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涉及到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等各方面，在遵循科学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基础上，本文将指标体系划分了目标层、系统层、领域层和指标层四个层次，从投资效应、产业效应、就业效应三大领域9项指标，构建了房地产业系统的指标体系；从消费效应、资金效应、基础效应三大领域10项指标，构建了区域经济系统的指标体系。具体指标见表2。为消除各指标数据量纲不统一的影响，便于计算，本研究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相关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为避免主观赋权的偏差，使评价结果更加符合实际，本研究采用改进的熵权法分别确定房地产业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各评价指标的权重，权重计算结果见表2。
（二）评价结果
根据公式（3-6）计算出四大热点城市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及有关指标（表3）。同时，根据表3的计算结果及表1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分类体系与判别标准，将四大热点城市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状况的评价结果也列于表3。
（三）结果分析
1.四大热点城市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的横向比较分析。从耦合协调度值D的大小可以看出（表3），四个城市的房地产业与经济耦合协调度在1999-2007年整个时间序列上均呈现出这样的次序：上海位居前列，北京紧随其后，广州次之，深圳最弱。四个城市在1999-2007年耦合协调度的平均值结果分别为：上海0.66，北京0.62，广州0.48，深圳0.42。
从耦合协调的程度来看，北京在1999-2007年依次跨越了中度-高度-极度协调三个层次，其中1999-2000年为中度协调，2001-2006年为高度协调，2007年为极度协调。上海在1999-2007年同样依次跨越了中度-高度-极度三个层次，其中1999-2001年为中度协调，2002-2006年为高度协调，2007年为极度协调。广州仅依次跨越了中度-高度协调两个层次，其中1999-2004年为中度协调，2005-2007为高度协调。深圳的耦合协调程度起点较低，依次跨越了低度-中度-高度协调三个层次，其中，1999年为低度协调，2000-2004年为中度协调，2005-2007年为高度协调。
从耦合协调度的类型来看，共分为7类：严重不协调的仅有深圳（1999年）；勉强调和协调包括有北京（1999年）、广州（1999年）、深圳（2000-2002年）；调和协调类包括有上海（1999-2000年）、北京（2000-2001年）、广州（2000-2004年）、深圳（2004年）；初级耦合协调包括有上海（2001-2002年）、北京（2002年）、广州（2005-2006年）、深圳（2006-2007年）；中级耦合协调包括有上海（2003年）、北京（2003年）、广州（2007年）；良好耦合包括有上海（2004-2006年）、北京（2004-2006年）；优质耦合包括有上海（2007年）、北京（2007年）。由此可见，层次越高的协调度类型，上海出现的频率相对较多，层次越低的协调度类型，深圳出现的频率相对较多。而北京、广州的协调度类型出现在中等层次的频率相对较多。
2.四大热点城市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的时序分析。通过观察1999-2007年房地产业和经济系统综合值的时序变化，可以发现四个热点城市除了房地产系统综合评价值在个别年份出现上升回落波动情况之外，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值均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这主要是由于房地产市场本身的不稳定性（由房地产业利润的不稳定，市场供求关系的不稳定，房地产投资不稳定及国家宏观调控等因素诱发的不稳定）所造成的。
通过观察1999-2007年耦合度值C的时序变化，可以发现四个热点城市耦合度值C整体表现较高，除深圳市1999年为0.48外，其余城市在各个年份的值均介于0.70~1.00，这说明房地产业和区域经济两系统相互耦合促进作用非常明显。其中，北京的耦合度从1999年的0.70上升到2003年的0.95，2004年回落到0.94，之后逐步回升到2007年的1.00。上海的耦合度从1999年的0.86持续上升到2007年的1.00。广州的耦合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各个年份的值均介于0.94~1.00之间。深圳的耦合度波动比较明显，先是1999年的0.48上升到2002年的0.89，2003年跌至0.75，从2004年开始回升，至2005年的0.87，2006年之后持续下降，至2007年的0.82，期间发展极不稳定。
通过观察1999-2007年耦合协调度值D的时序变化，可知四个热点城市房地产业与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出持续稳步上升的发展态势，这说明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日趋成熟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加强和完善，二者的耦合协调性日趋稳定。
3.四大热点城市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系统的对比关系分析。从房地产系统 f (x)与区域经济系统 g (y)的对比关系看，北京属于经济滞后型，即房地产发展速度相对超前，区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具体表现为投资过热，供给旺盛，而需求相对不足，区域经济支撑能力有限。其中1999-2005年是经济极度滞后型，2006年是经济严重滞后型，到2007年为经济比较滞后型， g (y)与 f (x)的对比关系值逐年上升，这说明北京的经济系统与房地产业之间的差幅在逐年缩小。从上海 f (x)与 g (y)的对比关系来看，除2007年属于房地产滞后型外，1999-2006均属于经济滞后型，其中1999-2001年是经济极度滞后型，2002-2005年是经济严重滞后型，2006年为经济比较滞后型，经济发展速度相对于房地产业发展速度，差距在逐年缩小，到2007年区域经济的发展反超房地产业的发展。广州 f (x)与 g (y)的对比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9-2000年属于经济滞后型，由1999年的极度滞后发展到2000年的严重滞后，经济滞后程度在逐年缩小；第二阶段2001-2007年属于房地产滞后型，由比较滞后（2001-2002年）发展到严重滞后（2003年），进一步恶化到极度滞后（2004 -2007年），房地产滞后程度在逐年上升。而深圳 f (x)与 g (y)的对比关系，从1999-2007年均属于房地产发展滞后型，除了2000年滞后程度较轻之外，其他年份均属于极度滞后型；具体表现为房地产市场发展相对落后，市场供给不足，而需求旺盛，社会容纳能力较大。这一情况可以从深圳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基础数据中得到验证，深圳1999-2007年投资额和销售额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9%和23.4%，销售面积与竣工面积的增长率分别为9.8%和3.0%，销售额增长率明显大于投资额增长率，销售面积增长率明显大于竣工面积增长率，表现为房地产市场需求旺盛，供不应求。
结论与讨论
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着交互耦合关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同处于区域发展这一综合系统中，但作为两个子系统，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存在着不同的耦合协调状况，协调好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是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良性发展的基础。
借助系统科学理论与协同思想建立了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模型，该模型不仅可以测度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还可以有效地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本文运用该模型对国内四大热点城市的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和评价，评价结果与客观实际大体相符，说明该方法能较为合理的反映客观现实。
本研究尽管从耦合定量角度研究了房地产与区域经济系统协调程度的强弱，但由于在选取指标方面受收集数据来源的限制，在评价过程中，考虑范围还不够全面，有些重要指标还未能涉及。另外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能对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子系统的协调状况进行深入分析，所提出的评价方法和评价过程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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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装产业集群；区域经济；叶榭镇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趋势下，产业集群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提升了地区的产业竞争力，而且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国际视角来看，产业集群已经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提升本地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如美国硅谷的计算机产业集群、底特律的汽车制造业集群，意大利北部的皮革制造业集群等等，这些地区的产业集群有力地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我国目前也己经进入产业集群与地区经济增长高度关联的阶段。在我国，自80年代以来，在市场机制和区域激励政策的作用下，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很多产业开始进行空间集聚，这在提升本地区产业竞争力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劳动力和外资往本地集中，这些外资在进来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关的技术、管理经验，这些因素都有利于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迅猛。这是否表明：一个地区生产要素空间集中的越快，产业集群形成得也越快，则其GDP增长也越快；一个地区生产要素空间集中的越慢，产业集群形成得也越慢，则其GDP增长也越慢。这也为我国落后地区加快经济增长，缩小贫富差距提供了借鉴的价值。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也就应运而生了。
二、文献综述
对于产业集群现象，我国学术界给予了高度关注。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学者对产业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产业集聚的作用，对产业集聚如何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以及对产业集聚的区域效应等方面。
（一）关于产业集群的作用问题。国内学者结合特定区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吴晓军（2003）论述了产业集群对欠发达地区跨越发展的意义，马春辉（2004）则以长江、珠江三角洲为例论证了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问题，史晋川等（2002，2004）则从产业集聚角度探讨了温州和台州地区产业集群现象的发展历程、形成机制以及作用机理。刘世锦（2003）则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产业集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他认为目前我国己经进入了产业集群与区域竞争力密切关联的阶段，而且这种关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强。
（二）在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上，何静和农贵新（2003）把我国发达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归纳为五种模式：东莞模式―产业转移型（外向经济型）；义乌模式―市场与成本优势推动型；宁波模式―品牌优势带动型；寿光模式―农业产业型；新竹（我国台湾）模式―高新技术园区型。
（三）从实证研究上看，国内在产业集群案例分析基础上探讨集聚政策也有了一些初步成果。王缉慈（2001）对关系到区域和国家竞争优势的公共政策变化问题作了论述，并在反思我国区域发展的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产业集聚，营造区域创新环境，走多样化的、具有特色的区域发展道路”的政策建议。
三、叶榭镇产业集群发展状况分析
产业集群可以通过地理集中和产业组织的优化，通过群体效应获得经济要素的竞争优势。不同产业集群的形成可能受不同的因素影响，如高新科技产业群在其创建和发展的初期主要依赖政府政策的支持，而传统产业集群的形成最初更主要以本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文化为基础。但总的来说，多数产业的集聚和发展，都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一）自然资源禀赋和交通运输条件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往往是决定传统产业自然群集的重要因素之一。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于2001年1月行政区划调整时，由原叶榭镇和原张泽镇“撤二建一”而成，她位于上海西南的黄浦江中上游地区，东临奉贤区、南接金山区、北与闵行区隔江相望，是松江的东南门户。以沪宁、沪甬高速公路为轴线，苏、浙、沪三地纺织服装工业总产值超过全国的50%，处在这两条高速公路交汇处的叶榭镇，地理位置优势非常明显。
（二）相关延伸产业的存在和发展
相关延伸产业指除了与主导产业发展紧密相关的原材料及机械设备制造业以外的产业，包括金融服务业、信息咨询业、研究和教育培训机构、相关中介机构（如行业协会、法律、会计服务机构）等。这些产业的存在和发展，使集群内企业得到专业化服务，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和竞争力，促进集群的不断发展。目前，叶榭镇还初步建成了服装产品展示中心、服装针织品检验中心、服装针织研发中心，能够有效地降低中小服装企业的各种经营成本。随着这些中心进一步地发挥功能，经过叶榭镇整合起来的服装产业链条，将真正使得不同规模和级别的服装企业各取所需。
（三）专业化劳动力市场的存在
群内企业不断衍生而日益专业化生产使劳动力市场也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专业化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反过来为集群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高素质的劳动者，二者互动发展。服装人才的储备已成为叶榭吸引国际品牌落户的一大“法宝”。因为，服装产业不仅需要大量的成熟工人，也需要服装管理和设计型人才。目前，叶榭已与落户该镇的上海立达全日制大专学院协商设置了国际时尚服装设计、管理专业，以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
（四）经济的开放度
经济的开放程度影响到资本的筹集以及劳动力和产业技术充分自由地流动，并实现与资本的自由组合，影响到完善的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发展，而这些都是产业集群成功的必要条件。叶榭镇服装业的产品档次以中高档为主。目前，已引进美国的迪斯尼、法国的梦特娇、POLO、迪卡侬、台湾的巧帛、米奇、史努比、日本的芭洛曼、山喜等二十多个国内外著名品牌。通过引入著名的国际品牌，既提高了叶榭镇服装设计、加工和制造的档次，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产品主要销往日本及美国、德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
四、叶榭镇服装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
（一）叶榭镇服装产业集群的特征
松江叶榭镇是市郊闻名的“服装重镇”，该镇地处松江浦南地区，是黄浦江中上游水源保护区，生态环境良好。全镇区域面积72.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83万人，是松江区区域面积最大、常住人口最多、土地资源最丰富的乡镇。服装业在叶榭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近年来，更被作为主导产业着力发展。
1.叶榭镇服装产业集群处于其生命周期的成长期，产业集聚效应显著。叶榭镇是上海以服装生产加工为基础的城镇。镇上服装生产品种齐全，有服装生产企业210家，占全镇企业总数的一半。年生产能力2.1亿件，职工人数2.3万人，产值13.7亿元，利税9000万元，出口7900万美元，占69%。镇上拥有知名企业春竹。世界知名品牌迪尼斯、梦特娇、POLO、迪卡侬、巧帛、米奇、史努比等在叶榭均有加工生产。最鼎盛时，全镇拥有数百家大小针织、服装企业。
2.独具特色的服装产业集群。叶榭镇拥有各类设备数量近2.8万台，其中针织类横机1.5万台，以国产的居多，各类针型齐全；梭织类平车1.1万台左右，花色车2000台左右，多为进口的先进设备。早在1997年，它就被评为“上海市服装乡镇”，镇政府重视服装产业发展，从2005年就开始着手申报服装特色镇工作，镇里按照“一业特强、多业并举、产业兴镇、强村富民”的发展定位，围绕“创国际服装名镇，做自主品牌之路”的总体规划目标，推动主导产业发展。镇内2006年成立服装协会，旨在促进产业发展和对企业规范化进行监督和引导，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叶榭镇服装产业集群。
（二）叶榭镇服装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
伴随叶榭镇服装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生产要素持续向叶榭镇集聚，其集聚经济优势更加突出，产业集群极大地推动了区域特色经济的形成，经济特色更加显著，产业集群和区域特色经济间呈现出良好的互动关系。叶榭镇服装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首先，它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由于大量的企业及其机构群集在特定的空间范围上，这会有利于企业之间的合作和专业化分工，极大的提高集群内企业的生产率。其次，它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企业群集。通过乘数效应扩大区域经济发展的规模。群内大量企业集聚在一起，通过共同使用公共设施，减少分散布局所需要的额外投资，最后，它有利于带动新企业的发展。因为产业集群的优势比较明显，集群内部会有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和各类企业，因此，新企业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
2.产业集能拉动经济整体增长。产业集群是若干厂商与机构集中于某一特定区域共同发展，他们提升了该地的经济总量，拉动了该地就业，增加了该地税收，推动了该地服务产业的发展，是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产业集聚不但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择业的便利，而且由于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较低的流动风险，会吸引大量外地科技人员的流入，带来人才的集聚；更重要的是，人口的聚集又引起生活消费、住宅、能源、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金融、物流、咨询等基础产业的新需求与发展，给地方政府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在叶榭镇服装产业集群的拉动下，2012年松江区生产总值886.55亿元，财政收入2776195元，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507.31亿元，工业生产总值3760.92亿元，全年实现批发零售贸易业增加值110.45亿元，服装商品实现零售额30.86亿元，增长10.6%。
3.产业集群有利于形成区域品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产品需要品牌，企业需要品牌，区域同样需要品牌。产品的品牌反映产品独特的性能和质量，区域品牌则反映区域的产业优势和经济特色。正如品牌影响力大的产品能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形成差别化的产品一样，品牌影响力大的区域能成为更多的经销商、供应商、投资者以及各类人才青睐的地区，形成特色化的经济区域。镇政府鼓励本土企业创建品牌，积极培育本土产品，已有“叶夏缘”、“雄瑛”、“榭之梭”等一些商标注册成功，并开始着手生产销售自己的产品。目前，叶榭镇已传递出可喜的讯号。镇内主攻内销市场的春竹集团凭借自主品牌的力量，以及对国内市场的深入研究，在近年的一次订货会上，一举推出新开发的七八百款服装产品，受到全国各地400多位经销商的热捧。
4.产业集群有利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区域产业持续的竞争力与产业集群带来的区域产业创新能力密切相关，集群能有力地促进技术进步和扩散，这也非常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产业集群的主体多数情况下是中小企业，受规模、资金等素的影响，单个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较弱，但当它们进行有机的集聚时，会产生邻近效应和社会化效应，从而有利于技术的创新。提高服装品牌的产业质量，要坚决避免再走加工型的发展道路，重点在市场开发与产品开发上。为了使服装产业的发展由跟进型向创新型发展，叶榭镇引入迪斯尼、梦特娇、POLO、迪卡侬、米奇、史努比等二十多个国内外著名品牌。通过引入著名的国际品牌，既提高了叶榭镇服装设计、加工和制造的档次，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产品主要销往日本及美国、德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在产品研发方面，上海美乐纺织品有限公司、OCA春竹集团等规模以上企业设立了自己的产品研发中心，专门组建一批精兵强将，适时开发新面料、新款式，提升了企业的品牌意识和创新能力。
五、发展服装产业集群，促进叶榭镇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近几年来，叶榭镇一直致力于打造国际服装名镇。其核心就是将零散的服装产业链条整合到一个小镇的范围内，通过不同等级服装企业之间的专业化、社会化协同，形成在自己专业领域内做大做强的良性循环。叶榭镇特色经济的发展依赖服装产业的集群优势，在充分利用和挖掘服装产业集群优势的基础上，努力将叶榭建设成为服装产业的生产中心、销售中心、信息中心和研发中心。叶榭镇该如何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本文对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加强产业集群服务体系建设。一是完善服务体系，提业集群所需的市场环境。根据国外产业集群的发展经验，建设和完善支持集群发展的各种规范的信息咨询服务和中介服务机构；创业服务中心；教育培训体系等。这一方面可以带动本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为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吸引更多企业自发地聚集起来。
（二）引进新型技术性专业人才，成为一个产、学、研为一体的研发、设计、培训基地。要充分利用紧邻松江大学城和落户叶榭的上海立达职业技术学院的区域优势。坚持走产研发展的道路，要在与东华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等学校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各类专业人才的培养，为镇服装业的做大做强，为产业链的延伸、配套和档次的提升发挥各自的优势。
（三）建立互联网平台，为企业创造一个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大的服务宣传平台，借助互联网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度，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企业、市场对叶榭服装业的关注，让叶榭服装业提高竞争力、提高品牌意识，使叶榭服装针织业从单一的加工业走向多元化的集团企业。
（四）吸收国内外服装业的产业集群的优势，利用产业链的优势，首先打造两个品牌，一个是载体品牌，载体品牌就是把叶榭镇打造出名，另一个是打造一种可以让多家企业使用的总品牌，可通过一个总商会或者服装、纺织商会，注册、打造一个共用品牌，因为各个企业都在投入，运用用集体的力量，这个共用品牌的知名度将很快打造出来，然后再把各个小品牌带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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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缉慈，童听.论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产业群）地方竞争优势的源泉[J].战略与管理，2001（6）.
[8]松江统计信息网（http：//）
作者简介：
陈雅婷：（1992-）女，福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服装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服装市场研究。
戴荣敏：（1992-）女，安徽，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服装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服装市场研究。
俞璐颖：（1993-）女，上海，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服装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服装市场研究。
空间规模治理；区域治理；要素耦合；制度试错；区域战略规划
TU982；F207A005507
一、 城市价值、空间规模治理与区域治理
城市是人类文明千百年来的演进结晶和累积性创造，又是人类创造活力的不断涌流之地。人类超越自然界的恩赐而建构一个可控的多层次秩序体系，是城市生生不息的使命，其根本手段在于通过人们的合作，把城市塑造成精神得以皈依的神圣之地、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之地、市场得到充分繁荣之地，并将“神圣、安全、繁忙”六字方针作为城市的基本价值，写在城市发展的旗帜上。① 集“神圣、安全、繁忙”三大价值于一体的城市生活，是一个融生产、生活、生命、生态四业态于一体，集多样性、丰富性与包容性三特征于一身的复合共同体生活。任何自毁三大价值中任何一个方面价值的行径，就等于自毁城市的本质，最终导致城市生活的衰亡。②
正因为城市生活所独具的集聚特征与核心价值，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视城市化与工业化为孪生推动力，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姿态将城市生活不断推进至它所能抵达的区域，塑造出一个一个人口、资源、信息、技术、资本、物流等要素高度流动并日益集中的城市共同体。这种以城市文明为代表的生产力，“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③ 。
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既开拓了人类物质生活的丰富性，提升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品质，又开辟了人类居住空间的新形态――一个以区域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核心、以中小城市为连绵地、以小城镇为连接点的大都市圈或大都市连绵带，在世界的不同区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屹立在世人面前。随着全球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传统的大都市圈和城市群逐渐向“巨型城市区域”（Megacity Region）演变，以这些巨型城市区域为代表的空间单元将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肖林：《上海的“十三五”发展主线》，载《上海证券报》，2015年10月21日。 大都市圈空间或者巨型城市区域空间的扩大，不仅引发一国范围内空间规模的重塑，而且引发跨国（地区）间的空间规模的重塑。由民族国家边界作为划分标准的空间背景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处于中心城市地位的民族国家和主要城市的角色，越来越受到超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的挑战。[英]彼得・纽曼、安迪・索恩利：《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刘晔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
唐亚林：产业升级、城市群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
无论一国范围内还是跨国（地区）间空间规模的重塑，都将引发区域空间规模治理问题――由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而肇发的跨域公共事务协同化与传统的分割式城市治理模式之间的内在矛盾。区域空间规模治理又因各国与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制度的不一而呈现不同的区域治理形态，其基本模式主要有：组建综合性的城市联合政府，设置非政府性质的城市协调机构，建立城市之间的合作组织，建立承担专门职能的地方政府。卓越、邵任薇：《当代城市发展中的行政联合趋向》，载《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7期。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经过了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快速发展，截至2014年底，城市化率已达到54.77%。而且，在传统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地区三大都市圈基础上，开始出现长株潭与武汉城市群、成渝城乡一体化区域等中西部大都市圈。为突破分割的区域治理模式的限制，加快推进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2010年6月《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2015年4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相继出台，国内跨区域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国际跨国（地区）间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被提升至当代中国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并成为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重要内容。
当代中国的区域治理，因区域空间规模治理问题引发了区域治理的阶段性内涵嬗变，进而呈现独特的要素耦合特征与制度试错的选择逻辑，需要从区域战略规划视角对区域治理政策框架体系进行顶层设计。
二、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内涵嬗变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内涵演进，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区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再到科学发展观下“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阶段性嬗变。
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区域治理一说。因为是“全国一盘棋”，所有生产、销售、分配、消费等均由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央指令性计划来完成。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经济学家高尚全在接受采访时，曾讲述过一个关于计划经济时代统一调配资源而引发的看似荒诞却真实的事例：当时沈阳有两个工厂，一个是电缆厂，属于一机部管，另外一个是沈阳冶炼厂，由冶金部管，这两个工厂正好隔一堵墙。电缆厂需要的铜，由一机部从外地调到沈阳，而冶炼厂生产出来的铜却由冶金部分配到全国各地。本来一墙之隔的两个厂，签个合同就可解决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但由于不符合指令性计划的各自条线管理要求，必须从外地调拨，其结果必然是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浪费。究其原因，在于计划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统”，通过中央部门来搞集中统一的经济，最终一直走不出“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的怪圈。马国川：《共和国部长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98页。
改革开放后，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条块分割弊端，走市场取向的改革发展之路，国务院提出了推进跨（行政）地区经济联合和形成经济区的大思路。1980年，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要求按照“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保护竞争，促进联合”的方针，大力促进区域经济合作。这是当代中国第一次在中央政府层面作出的关于形成区域经济区的发展战略，标志着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内涵进入第一个发展阶段，即“行政区经济”阶段。
“行政区经济”意味着在计划济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所出现的基于行政区划的、具有过渡性质的区域经济类型，其典型特征有：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主导经济发展，生产要素跨行政区流动困难，产业同构现象严重。刘君德：《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394页。1982年12月22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划定以上海为中心，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和杭州、嘉兴、湖州、宁波（后来又增加绍兴）等城市在内的上海经济区为国内第一个跨省市综合性经济区，这标志着“行政区经济”从理念走向实践。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中国区域治理内涵嬗变的第二个阶段。一国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地域上较接近或地理、文化特征较相似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按照区域发展总体目标，充分发挥地区优势，通过合理的地域分工，在全区域内优化配置各种要素，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提高区域总体效益、促进区域共同繁荣的动态过程。宋巨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载《当代财经》，2003年第2期。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容一般包括六大方面：交通等基础设施与信息的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生态环境一体化、政策与制度一体化、形态一体化。在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实践中，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缺乏地方自治基础、压力型政府绩效评估体系难以催生跨区域政府合作的真正动力、跨区域政府合作的共识还没有真正形成等多重因素的交织约束下，唐亚林：《长三角城市政府合作体制反思》，载《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8期。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仍然停留在通过中央有关部门的宏观规划与调配，侧重于交通一体化等硬件建设，而难以在产业一体化、政策与制度一体化等软件建设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层面。
2003年11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大统筹目标”，昭示着区域治理的内涵嬗变进入到了第三个发展阶段，即“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阶段。“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是指在推进区域治理过程中，改变过去只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发展、只重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忽视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倾向，更加注重将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果造福于区域民众的社会福祉的提升，大力推进区域公共服务标准化与均等化进程，通过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有机互动，建构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型动力，并塑造区域治理的新型发展空间。
三、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要素耦合特征
当代中国的区域治理，一方面需要积极回应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引发的跨域公共事务协同化问题，另一方面需要面对因区域空间规模拓展而引发的生产要素等资源配置、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水平提升以及更大范围、更多层次区域治理空间复合等问题。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针对区域空间规模治理问题提出了三大耦合要素，即：体现区域空间规模、人口分布、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准等的居住区密度，体现资源要素等集中程度的城市群距离，体现生产与生活融合、区域经济发展融入全球市场的区域分割程度。由于经济发展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呈现从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演化的状况，由此必然带来生产的日趋集中，生产者会青睐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沿海发达地区，也必然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的加剧。这就需要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与制度创新，促进不同地区人们生活水平的趋同，其根本出路就在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因此，世界银行认为，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与和谐性发展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世界银行：《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9页。
综观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因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工业基础、社会文化条件等综合因素的约束，基本上遵循了由东到西逐步推进、梯度发展的发展战略，形成了沿海、沿江、内陆梯次开放，横向化与差异化兼具的平面发展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又进一步强化了原本就存在的区域分割发展与城乡不平衡发展的不平衡发展格局。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率先起航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珠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环渤海湾地区（京津冀地区）区域发展三大都市圈引领的大都市圈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推进的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21世纪初提出的成渝城乡一体化区域、长株潭与武汉城市群、海西经济区、黄河三角洲区域、图们江合作开发区域、关中―天水经济区等跨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战略，以及21世纪10年代提出的“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跨区域跨国（地区）协调发展战略，共同型构了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多层次、立体化、协调化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稳增长、调结构、抓创新、促开放的“经济新常态”格局下，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多层次、立体化、协调化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一方面为区域空间规模治理提供新的价值引领，另一方面不断推动区域治理核心要素的转换、重组与复合，并推动城市产业的不断集聚与变化、城市群空间的不断演化与扩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演进与分化三者的有机互动，即通过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区域大中小城市群与小城镇的发展、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三位一体”要素的耦合，共同塑造区域治理协调发展的新图景。
从区域治理协调发展的新图景视角观之，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主要在于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根据国土主体功能区的规划，结合区域产业发展的特色，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和环境保护，通过东中西部地区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分工、调整转移和主动升级，塑造区域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动力。区域大中小城市群与小城镇的发展主要在于追求更协调的发展。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来调节城市规模，促进大中小城市群与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集约发展，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切实改变农村社会以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为核心的公共服务初始水平普遍低下的状况，构建集产业发展、就业方式、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和公共交往五位于一体的新型城乡发展平台。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主要在于追求更人性化的发展。发展的一切目的是为了人。根据共享发展的要求，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体化规划、一体化推进，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同时，不断增强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供给能力，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公共福祉，共建力有所用、心有所安的和谐社会。
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是推进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根本动力，区域大中小城市群与小城镇的发展是推进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有效手段，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是推进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本质要求。产业升级、城市群发展、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三位一体”核心要素的耦合，既有机统一于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历史进程，又有机统一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
四、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制度试错逻辑
当代中国的区域治理经历了一个制度试错的累积性发展过程，一方面表现在发展思维的更新上，另一方面表现为制度安排的选择上，并由此实现了区域治理的两大历史性飞跃：一是从最初的迷恋用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权威来对区域治理进程进行行政干预，转到推进区域内各城市政府间的自发联合与自愿合作；二是从各城市政府间的自发联合与自愿合作，转到在各级政府组织间、各行业协会间、各民间组织间等建立以“准非政府组织”形式运作的制度化机制。
在发展思维的更新上，首先，为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区经济”的藩篱，20世纪80年代初国务院及有关部门通过行政手段的方式，以上海为中心，专门辟出了包括上海、江苏与浙江两省的部分地区在内的跨省市综合经济区――“上海经济区”，并率先成立了专门从事区域规划和行政协调职能、作为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的“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虽然这一跨地区的行政协调机构对于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终究无以应对“诸侯经济”的博弈困境，在20世纪80年代末走向了解体和消亡。
其次，1992年当代中国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区域经济一体化”又被提上了区域治理的议事日程。鉴于过往通过行政手段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诸多经验和教训，1992年上海、江苏、浙江的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与地级城市的市经协委（办）自发联合成立了“长江三角洲14城市协作办（委）主任联系会”，后改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试图通过自愿合作的方式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治理的发展进程。如今这一各城市政府间自愿合作组织形式，不仅在专题合作、项目合作、标准互认、政策联动、共识研讨等领域取得了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打实成果，而且其组织成员也已辐射到包括安徽相关地级城市在内的泛长江三角洲地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区域治理空间规模的拓展。
最后，在“统筹区域发展”的基础上，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进入了一国范围内区域治理内涵的最高层次――“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201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大统筹目标”，在此基础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以及“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等新要求。 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就是这一战略思维的具体体现（不再是区域规划，而是协同发展规划）。该规划纲要不仅要求京津冀协同发展在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等方面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而且要求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并通过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载《人民日报》，2015年5月1日。
在制度安排的选择上，一方面表现为三大转变：一是从重区域治理组织形式化倾向向重区域治理组织形式的非政府组织倾向之转变；二是从重主题合作的选择到重合作机制的构建之转变；三是从有选择性的试错式合作到整体性规划与治理之转变。唐亚林：《长江三角洲区域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4211页。 另一方面，对于区域治理的内容层次选择上，开始形成以交通、信息与标准一体化为先导的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以产业差异化分工、互补与升级为重点的跨区域政策体系一体化――以社会就业、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为核心的跨区域公共服务与政府治理制度一体化的三层次区域治理内容新框架，且呈现由低到高、由易到难、由单一到综合的立体化架构。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制度试错逻辑，一方面立基于区域治理的内涵嬗变轨迹，一方面立基于区域治理的产业升级、城市群发展、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三位一体”核心要素的耦合机理，再一方面立基于区域治理事务复杂性与制度创新艰难性的交织实践，三者互为推动，共同催生了基于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发展之路。
五、 用区域战略规划统领区域协同治理新图景
由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区域大中小城市群与小城镇发展、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而型构的当代中国区域治理“三位一体”新图景，既为当代中国的区域协同发展催生发展新空间，又为区域协同发展培育发展新动力，反过来又用发展新动力去开辟更大的区域治理发展新空间。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需要站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新的历史起点，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目标，就需要突破传统区域治理的体制机制障碍，从区域战略规划顶层设计视角，重构促进区域协同治理的政策框架体系。
区域战略规划是区域协同治理的起点和基础。一个富有战略目标的且事关长远的区域战略规划，既能详细地说明区域治理的基本任务，布置完成该任务的长期基本目标并安排完成这些目标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又有助于区域内各类政府组织、市场组织、非政府组织等有效地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并不因为区域内各机构负责人的更迭而发生目标位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绩效预算》课题组：《美国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上海：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既包括区域战略目标又包括区域战略目标实现的支持条件的区域战略规划，对于区域协同治理的政策框架体系的价值在于三方面：一是区域战略规划是属于整个区域范围的规划，而不仅仅是局部范围；二是区域战略规划的战略政策框架，既覆盖有明确愿景和使命的区域总规划，又涵盖服务于特定目的的主要发展项目；三是区域战略规划聚焦战略的优先次序问题，将重点置放于战略方向、战略目标与战略规划之间的有机平衡，置放于经济、环境与社会目标的一致性考量，置放于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与诉求平衡，而不去关注具体政策的细节。[英]彼得・纽曼、安迪・索恩利：《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刘晔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从此角度上讲，区域战略规划也可被看成为一种新型政策工具，是构成区域治理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 区域金融 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
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配合存在一定偏差。本文以上海经济和金融发展为例，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以动态均衡模型分析两者间存在偏差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发展结果，并针对上海分析结果探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如何从产业结构调整找到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研究区域金融发展问题上，周立通过对区域金融资产机构的分析得出结论：就区域层面的金融资产而言，如果不计流通中现金的影响，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相关指标对金融发展水平的代表性在95%以上，这也符合长期以来我国以银行存款和贷款的形式存在的金融资产占绝对多数的现实。因此，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选取金融机构存贷款作为主要指标，既在理论上得到论证，同时数据采集可行性和可靠性也相对较大。本文选取上海GDP年增长率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增长指标，选择金融机构存贷款占GDP的比例作为金融相关比率 来代表上海金融发展水平。根据表1数据绘出金融相关比率曲线图1，可以发现上海近十年的金融相关比率呈现较为稳定的增长趋势。
下文把GDP年增长率Y作为被解释变量，金融机构存贷款占GDP的比例即金融相关比率X作为解释变量，回归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模型如下：
Y=α+βX+ε
根据表1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结果（括号内为t值）：
Y＝0.048+0.016X
（4.668407)（6.130387）
R2＝0.862327DW=1.9988F=47.68
而(n-2)=t0.025(7)=0.37F(1,n-1)=F(1,8)=5.32
X的系数符号为正，说明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样本决定系数R2值较大接近1显示拟合优度较好，DW值接近2无自相关，在5%显著性水平下，变量的t检验、F检验都通过，金融相关比率X与经济增长率Y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
进一步，对表1中的GDP年增长率Y和金融相关比率X两组数据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两者的Pearson（皮尔生）乘积矩相关系数为0.933808，即GDP年增长率Y和金融相关比率X之间存在较好的正相关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经济年鉴（2007）和shanghai.省略/数据计算得到。
上述回归结果显示上海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相关度很高，且呈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率相互促进提高。
二、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均衡分析
很多国内学者通过实证分析了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合理的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相互配合，在均衡状态下，使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否则金融发展过快或过慢都减少贡献。以下采用动态均衡模型对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在图中横轴代表经济增长率，纵轴下方代表金融发展水平，纵轴上方代表金融与经济配合程度，曲线OE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均衡点的集合，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达到均衡状态下，沿着曲线OE移动，经济增长可以从金融发展中获取最大利益，经济增长也可以带动金融发展，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同时进步。
1.金融过度情况下的均衡分析
如上述分析，如果金融发展水平为F0，而经济增长率低于Y0比如处于Y1的情况下，金融发展水平超过经济增长相均衡要求，出现金融过度发展的情况。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主要原因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资金需求不足且愿意或者能够承担的利率成本较低；信用制度不够完善，信息不对称，资金的投资不顺畅；投资收益率较低，风险却相对较高。因此，金融过度情况往往伴随出现储蓄率较高，投资却不足，出现资金转移投资和资金流失现象（金融发展水平下降），抑制本地区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减小），经济增长受抑制导致国民收入减少，储蓄又逐渐减少，金融体系整体发展水平继续下降（金融发展水平下降）。
图形分析可看成：金融发展水平从F0开始下降，达到经济增长率Y1对应的水平F1时，经济增长率受抑制已经从Y1又变小了，无法达到平衡，从而金融发展继续下降。持续进行的相互促退过程中，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达到新的均衡水平E2。此刻，金融发展水平为F2，经济增长率为Y2，配合度最高点为M2，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配合度曲线也相应发生变化。可见，金融发展水平过度，超过经济增长率的对应需求，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都会受损。
2.金融不足情况下的均衡分析
金融不足的情况，金融发展水平如果为F0，而经济增长率高于Y0比如处于Y3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水平较高，投资需求大，本区域的储蓄往往无法满足经济增长需求，形成资金缺口。
图形分析可看成：金融发展水平从F0开始上升，持续进行的相互促进过程后，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达到新的均衡水平E3。此刻，金融发展水平为F3，经济增长率为Y3，配合度达到最高点为M3，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配合度曲线也相应发生变化。可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增长率大于金融发展水平情况下，通过经济发展因素的作用，可以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最后相互促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共同提高。
上述不同情况下动态均衡分析在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现状得到验证，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投资风险和利率成本较西部地区低，金融市场发达，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相互促进，发展势头强劲。经济增长率指标与金融发展水平指标成正相关关系。上海作为东部经济发展的龙头之一，自然可以得到前述回归结果，上海经济增长率与金融发展的相关度高，呈正相关，金融发展水平与整体经济增长率相互促进提高。戈德史密斯提出随着经济不断发展，金融相关率不断提高但有限度的，经济发展至一定程度，产业发展重心改变和产业发展速度更替， 以上根据上海三次产业发展来分析区域金融发展与产业发展选择。
三、结论
上海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度很高，且呈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率相互促进提高，验证了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发展的原因与可能性，这也是我国以上海为典型代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所具备的区域优势。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比较大，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金融发展与其配合程度对彼此促进还是促退具有重大影响，金融市场体系构建和发展应该与本地区现实经济匹配，从不能盲目扩大或缩小金融体系规模，否则对经济持续增长和金融深化产生负面作用，应该疏导投融资渠道，避免金融资源偏流，培育金融发展的内在促进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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