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泛长株潭区域 旅游品牌 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ourism brand of Pan ChangSha- ZhuZhou- X iangTa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wo type”
Tang Yuegong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3）
Abstract： Pan ChangSha- ZhuZhou- X iangTan region has rich natural and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But the core of tourism resources throughout the region is basically punctate distribution， due to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tourism resources is not high， the lack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advantages of tourism brand development and brand strategy of tourism plann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cluster and the well- known brand is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play. Therefore， continuous mining and refining the regional brand core value， explore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to enhance regional tourism brand building type two "under the angle of view， realize the domain leading brand and secondary brand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enhance regional brand identity and core value， help transform to promote Hunan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province to province by industry.
Key words： Pan ChangSha- ZhuZhou- XiangTan Tourism brand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长沙、株洲、湘潭（以下简称“长株潭”）是湖南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群，也是国家“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泛“长株潭”则是以三城市为核心区域，湘江为纵轴，1.5小时车程为半径，包括衡阳、娄底、益阳、常德、岳阳等沿江城市群（以下简称3+5城市群）。泛“长株潭”及附近地区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丰富独特，旅游基础设施良好，尤以张家界、韶山、南岳等地为海内外著名的旅游胜地。但纵观域内核心旅游资源基本呈点状分布，如南岳位列湘南、韶山地处湘中、张家界偏隅湘西等，由于旅游资源的集聚程度不高，缺乏优势旅游品牌培育与旅游品牌战略的规划实施，产业集群与知名品牌的效应难以有效发挥。因此，不断挖掘和提炼区域品牌的核心价值，探索 “两型”视角下区域旅游品牌建设与提升对策，实现域内主导品牌与次要品牌协同发展，增强区域品牌认同感及核心价值，有助于引领和推进湖南旅游由资源大省向产业强省转变，实现旅游产业快速、持续、健康发展。
一、泛“长株潭”城市群旅游区的划分及品牌发展现状
“经济圈”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区域经济名词，主要是指从区域的经济条件、自然资源及宏观管理出发，由此构成的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地区产业配置圈。“经济圈”理论则是指内部具有比较明显的同质性与群体性的区域，与外部有明确的组织和地域的大都会区或大城市群。如我国的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三大经济区等；国际上如美国的五大湖、大洛杉矶、大纽约三大都会区等。但随着这一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推进，随后这一理论也被引入到较小地域的某些优势产业，突出表现在某些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基于以上认识，将“经济圈”有关理论移植到旅游业，不难对旅游经济区的概念做出以下厘定：为了获取良好的社会、经济及环境效益，以核心旅游资源为基础，构建具有一定地域范围的旅游协作区，形成优势旅游产业集群。
沿用以上观点，以核心旅游资源和中心城市为基础进行归类整合，可将泛“长株潭”旅游区划分为“长株潭”、大湘南、环洞庭三大区以及比邻的以张家界为核心的大湘西旅游区，在此基础上对域内旅游品牌概念进行梳理归类（参见表1）。
（一）“长株潭”旅游区及品牌概念
“长株潭”是指以长沙为中心，包括长沙、湘潭、株洲的城市群。该旅游区既是湖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泛“长株潭”地区的旅游集散地，逐步形成了三大旅游品牌概念。长沙主推“山水洲城”的旅游名片，着力塑造“历史名城――文化旅游”的旅游品牌；株洲则以炎帝陵寝遗址为推手，打造“炎帝文明――寻根旅游”的旅游品牌；湘潭以韶山故里为核心资源，倾力打造“伟人故里――红色旅游”的旅游品牌。但以上品牌概念的塑造还存在泛化倾向，有必要对其不断加以整合提升，逐步凝炼成主导旅游品牌。
（二）“大湘南”旅游区及品牌概念
“大湘南”是指以衡阳为中心，包括郴州、衡阳、永州以及娄底、邵阳部分地区所在旅游区域。“大湘南”水系比较发达，地质构造复杂独特，人文资源十分丰富，已形成了南岳宗教旅游、琅山地质旅游、东江湖亲水旅游、九嶷山舜文化旅游等品牌概念。但这些品牌还存在内涵分散单一、核心概念或主导品牌有待提炼整合等问题，目前尚缺少体现浓郁地方特色的核心旅游品牌。
（三）“环洞庭”旅游区及品牌概念
“环洞庭”以岳阳为中心，包括岳阳、常德、益阳所在的旅游地区。该区域逐步形成了岳阳楼――君山风景名胜区、桃花源风景名胜区、东洞庭湿地生态休闲区和桃花江竹海旅游区等省内外知名景点，但该区域仍然存在品牌概念分散、品牌价值有待进一步提升、核心旅游品牌概念急需凝炼、主导旅游品牌与副品牌如何协同发展等问题。
（四）“大湘西”旅游区及品牌概念
“大湘西”是以张家界为核心，包括张家界、怀化、湘西州所在的旅游区域。此处是湖南最负盛名的旅游目的地，拥有秀丽的山水风光和多彩的民俗风情。武陵源是世界自然资源遗产地，自然景观独一无二；世界文化遗产永顺老司城遗址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性城堡，完整地反映了土司及土司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全过程，它既是物质文化遗产，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湘西”还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历史文化悠久，民俗风情浓郁，发展民俗文化旅游优势明显。大湘西旅游区已经形成张家界生态旅游和湘西民俗旅游知名品牌，但有必要进一步挖掘和整合，着力打造区域核心旅游品牌，实现主、副品牌协同发展。
二、泛“长株潭”区域旅游品牌的演化过程
旅游品牌是区分和识别旅游产品、旅游企业或旅游景区的一种特定标记，通常由某种名称、术语、图案或其他识别符号所构成。它既体现了旅游资源和旅游地域的独特性，又反映了旅游产品、旅游形象、旅游品质等认知度和忠诚度。因此，探寻区域旅游品牌演进机理，应在考虑资源和地域独特性的前提下，整合区内相关品牌概念，凝练出主导品牌的核心概念。从泛“长株潭”地域划分和资源特征来看，其旅游主导品牌创意及确立可从以下两层面予以理定（参见表2）：
（一）泛“长株潭”区域旅游品牌识别
1.“长株潭”旅游主品牌概念提炼
“长株潭”城市群拥有韶山、马王堆汉墓遗址、岳麓山――橘洲风景名胜、炎帝陵等知名旅游吸引物，旅游品牌主题内涵丰富，长沙还是“广电湘军”、“出版湘军”的聚集地，发展文娱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旅游品牌规划建设也存在概念过多、主题不突出、区分度不高等问题，有必要归类整合相关概念，形成主品牌概念。在充分考虑旅游资源独特性和知名性的前提下，鉴于韶山作为闻名海内外的著名旅游目的地以及长沙历史文化名城不可替代的地位，理应构成区域旅游主品牌核心概念。在此基础上着力打造“红色”旅游主品牌，以此带动其他旅游品牌协同发展，进而做大做强区内“文化娱乐”旅游产业群。
2.“大湘南”旅游主品牌概念提炼
“大湘南”旅游吸引物虽以“山”（衡山、九嶷山、琅山）和“湖”（东江湖）见长，但除南岳、琅山的品牌知名度较高外，其他品牌仅域内知名且影响力较小，难以形成独特的旅游品牌概念。由于区内山系、水域资源发达，加之地域又比邻粤港澳，可将“山岳”与 “亲水”旅游概念整合为休闲旅游主品牌概念，将其打造成粤港澳的休闲后花园，吸引泛“珠三角”旅游者前来休闲，把休闲旅游产业打造成区域核心产业集群。
3.“环洞庭”旅游主品牌概念提炼
“环洞庭”主要旅游吸引物包括岳阳楼、洞庭湖、桃花源等著名景点，其中岳阳楼、洞庭湖是国内外广泛知晓的景区。域内旅游吸引物几乎均与“水”资源保持密切关联，“岳阳天下楼”和“洞庭天下水”是“名楼名湖”效应的真实写照。区域主导旅游品牌的凝练应借助这一效应，将“环洞庭”旅游打造成“亲水”特色旅游；与此同时充分利用比邻武汉城市圈的地域优势，吸引更多的游客进入，实现两区旅游资源互补，两地客源互动，把“亲水”旅游产业打造成区域支柱性产业集群。
4.“大湘西”旅游主品牌概念提炼
“大湘西”依据区位划分，虽未划入泛“长株潭”旅游区，但因与其比邻且拥有张家界、凤凰古城、通道侗寨等著名旅游资源，是湖南旅游最亮丽的一道风景和最著名的一张名片。因此，泛“长株潭”旅游品牌的构建必须与之协同发展。“大湘西”旅游资源丰富多样，生态环境与民族风情完美结合，是现代“体验旅游”取代“观光旅游”的最佳境地。由于张家界武陵源的核心地位无可撼动，应着力打造武陵源绿色旅游主品牌，以此带动民俗旅游等其他品牌协同发展，将“生态民俗”旅游产业打造成“大湘西”的支柱性产业。
（二）泛“长株潭”旅游总品牌概念的凝炼
从以上区域旅游主品牌概念的演化过程不难发现，泛“长株潭”旅游品牌总概念可以用“山水情，湘文化”六个字加以概括。“山”主要指以张家界、南岳、琅山等为代表的名山；“水”则概指洞庭湖、东江湖、水府等知名水系或湖泊以及各地丰富的温泉资源；“情”特指湖湘大地所独有的民俗风情；“湘文化”意指底蕴深厚的湖湘文化。泛“长株潭”旅游总品牌概念的凝练炼和打造， 有效识别了域内旅游品牌的核心价值，既为构建主、副品牌协同发展的区域旅游品牌结构创造条件；也为区域旅游品牌与“快乐湖南，锦绣潇湘”的湖南旅游品牌协同营销打下了基础。
三、促进泛“长株潭”区域旅游品牌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为促进泛“长株潭”区域旅游品牌协同发展，必须大力实施和推进区域旅游品牌发展战略。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对策：
（一）以“红色旅游”为核心，打造文化娱乐旅游品牌及产业集群
“长株潭”城市群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决定了其必须把这一旅游品牌做大做强，形成旅游经济增长的核心级和龙头产业。域内的故居、刘少奇故居、纪念馆等伟人故里，应紧紧围绕“红色之旅”这一主题，不断挖掘“红色”题材，加强品牌推广与营销，把“长株潭”倾力打造成国内外最著名的红色旅游目的地和品牌地。与此同时，积极培育和发展区内（如马王堆西汉古墓遗址、炎帝陵等）厚重的历史文化旅游品牌，在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同时，充分利用本区域文化娱乐产业发达的优势，实现红色旅游品牌与文化娱乐品牌协同发展，并以红色旅游的“量”来助动文化娱乐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
（二）以“休闲旅游”为抓手，促进山地亲水旅游品牌及产业发展
现代休闲旅游取代传统观光旅游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旅游业的主要特征。“大湘南”拥有南岳衡山、九嶷山、~山以及东江湖等丰富旅游资源，其地貌类型多样，水系发达宽广；既有交通便利，又有比邻粤港澳的地域优势，是泛“珠三角”游客休闲度假的宝地。应充分利用地域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和打造休闲旅游主品牌；同时注重温泉漂流、宗教文化、地质游学等旅游副品牌的培育，从而实现主、副品牌有序、竞合、差异化的发展，把“大湘南”旅游区建成粤港澳的休闲后花园，将休闲产业打造成区域支柱性产业。
（三）以“亲水旅游”品牌为推手，促进水域旅游产业集群的成长壮大
“环洞庭”旅游区拥有包括洞庭湖、岳阳楼、桃花源、汨罗江等著名旅游吸引物，又毗邻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随着京广、沪昆高铁的相继通车运行，旅游产业发展优势和潜力日益凸显。该区域应在“水”字上做足文章，以“亲水旅游”作为区域主导旅游品牌，进一步整合“楼、湖、江、岛”等资源，借助汨罗江国际龙舟节、“洞庭放歌”大型歌舞晚会、桃花源旅游节等系列节庆营销活动，吸引长三角尤其是武汉城市圈及“长株潭”周边游客，扩大名湖名楼效应，倾力打造最具水文化特色的亲水旅游产业集群。
（四）以“绿色旅游”品牌为龙头，打造生态民俗旅游产业集群
生态旅游是当代旅游发展的新趋势，它以自然生态景观和人文生态景观为消费客体， 实现认识、欣赏、保护自然和维护生态平衡为基础的旅游。大湘西旅游区包括武陵源（张家界、天子山、杨家界等）自然资源风景名胜区以及凤凰千年古城、永顺老司城遗址以及德夯苗寨、通道侗寨等民俗村落。但鉴于张家界在国内外的知名地位，应充分利用其资源和品牌优势，大力发展张家界的生态旅游，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大湘西”旅游，实现绿色旅游主品牌与民俗旅游副品牌的协同发展，从而带动和引领“大湘西”生态民俗旅游产业的发展。
（五）注重品牌培育，加大品牌营销力度
旅游品牌形象的树立是品牌建设的基础，良好的品牌形象可以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感。泛“长株潭”旅游地品牌形象的构筑，应以长株潭――红色旅游、大湘西――绿色旅游、大湘南――休闲旅游和环洞庭――亲水旅游为区域品牌主导概念，着力营造“人文与自然”旅游品牌特色，不断丰富“山水情、湘文化”的总品牌概念，着力打造和营销“快乐湖南，锦绣潇湘”的总品牌。同时，要围绕品牌核心价值观进行创新，构建品牌创造与品牌培育为核心的一体化创新体系，不断巩固旅游品牌在游客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综上所述， 实现泛“长株潭”区域旅游品牌协同发展，必须在有效识别旅游区域及品牌结构的前提下，不断挖掘和提炼品牌的核心价值，促进域内主品牌与副品牌协同发展，提升品牌认同感，逐步实现区域旅游品牌营销之间有序、差异的竞合格局，推动区域旅游产业一体化协同发展，营造一批在国内外具有强势吸引力的高质量旅游品牌，树立良好的旅游品牌形象，从而推动区域旅游产业快速、健康、持续的发展，进而促进湖南旅游业由资源大省向产业强省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范小军.城市品牌塑造机理――成就卓越城市品牌的原理和方法[M].重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2008.
关键词：装饰艺术设计 地域性概念 内涵 特性 延续
装饰艺术设计，是基于装饰的特性而做的艺术设计呈现，在设计过程中，因设计师个人所具有的文化底蕴及地域背景不同，所作出的设计作品也即不同，故此呈现出的艺术风格也是千姿百态。同时因地域艺术文化的交融性，也形成了浩瀚的艺术世界。但是随着随着全球文化思潮的影响，当前设计门类的越来越多，传统的装饰艺术设计式样，在当前装饰艺术市场中已不再占据着主流地位，可是多年来文化地域内涵下所形成的特色装饰艺术，却不会消褪，仍存在着极大的发展空间。笔者通过自身对装饰艺术设计多年的浸淫了解，就装饰艺术设计的地域性概念做出了针对性的研究，旨在为广大设计同仁提供相关的借鉴思考。
一、装饰艺术设计地域概念内涵分析
自狭义而言，装饰艺术设计的地域概念是指人文环境及文化特征，包括了地理因素和气候因素及区域因素多个方面。而就地域概念单独来讲，其受到所处区域的人文环境及气候地理环境影响较大。将二者综合的话则可得出在装饰艺术设计中，地理及历史概念占据了整体地域概念的重要构成比例。
因受到多类因素及人们主观审美与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装饰设计风格韵味也故而被深深烙印上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同时一类具有典型性地域概念的装饰设计风格形成，不仅同地域历史文化的沉淀等因素相关，同时也和设计人员对特定环境的生活体验、观察、领悟及综合素质与设计理念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高度体现着设计者的思维创造性。
在装饰艺术设计中，地域概念内涵表现形式存在于多个方面，呈多元化的趋势发展，是对传统及现代综合的双向探索过程，在经过持续的设计创新，文化融合中，有效地在时代设计内糅合进了传统的地域文化色彩。深化凸显了民族区域的文化特色，呈现出古典与现代的中和气象，为观赏者带来了别具一格的视觉冲击，在文化传承的同时又遵循了事物客观的发展规律，通过合理恰当的文化元素借鉴，营造出了特有的艺术概念风格，并对传统的装饰艺术设计做出了进一步的创新。
通过对地域性的装饰艺术进行设计，能够有效使地域文化整体呈现出个性形态，达到持续的推陈出新效果，良性符合区域人群的审美诉求。因为装饰艺术元素的汲取，多源于基层人民的生活素材。在设计中对于地域概念的把握，应当保证既借鉴时代艺术设计的空间概念及构图形式、设计理念，又兼顾人们传统审美意识，最大化保留地域的精神元素和文化内涵，达到地域概念同装饰理念的完美融合。
二、装饰艺术设计的地域概念特性分析
在不同的地区，装饰文化的特色也即不同，但均同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性，即分别体现着地域文化的持续性与延伸性。在进行装饰设计时，能否做到尊重地域文化结构，保留传统、设计未来，达到全方位多元化的设计，是地域装饰设计的本质特性。
（一）人文性
每一民族和地区均存在着其各自的文化形态及信仰，若是在设计中设计者丢掉了这一人文特性，那么即相当于舍弃了地域装饰设计的灵魂，也说明了设计定位的失败。因此装饰艺术设计的地域特征必须就人文性做好充分体现，在设计的空间层次方面，应切实就地域文化做出考虑设置。且区域文化存在着极强的针对性及识别性，如少数民族区域文化，在装饰中对这类文化元素的提取、组合，能够使人们良好的辨别出设计的思想，了解设计所要表达的意图，且同时可以就地域文化、风土人情做到继承传播，令观赏者更深层次感受到设计的艺术水平。
（二）独创性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区域划分相对完整的国家，民族融合下的各地区均存在着独立特色的标志性文化，在设计中应当就区域文化的独创性及标志性进行彰显，通过现代语境的营造，打造富有时代气息的设计作品，做到传统与时尚的碰撞，互补交流，体现独特的地域特征。在具体的设计中设计师要在绝对尊重地域精神文化的基础上，对装饰作品诉求对象所在区域的文化进行全面了解，继而设计出大众接受并认可的标志性作品。
（三）传承性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来受到了不同概念层次设计师的广泛青睐，诸如服装设计师喜欢借鉴传统中国图纹元素进行服装底纹设计，室内设计师喜欢选取中国传统明清家俱元素及室内格局的设计风格进行现代再现，平面广告设计人员也大量的将中国古典文化运用到现代广告画面诉求中。无论哪一类设计的借鉴再现，均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因此在装饰艺术设计中，基于地域特征的传承性特性要求，设计者应当着重把握好不同地域间存在的差异，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特色装饰艺术及传统艺术，同民族地域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大力就历史文化与民族传统精髓做出发扬，达到时代意义上的紧密切合。
三、装饰艺术设计的地域概念延续分析
装饰艺术的地域概念，是立足本土文化而进行的延续，因此其在发展中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侵袭，如何在有效抵御外来文化滋扰的前提下，保留原有地域优势做好地域色彩的发扬，成为广大设计者应着重深思的课题。地域性的延伸是新时代区域文化发展的综合趋势，其对当前形势下的装饰艺术设计做出了新的发展要求。
首先必须就地域概念做出合理的定位运用，不能够对区域文化进行盲目的套用，一味的不切实际来追求所谓的“地域风格”，应当充分把握体现现实社会存在的实际需求，最大化的满足欣赏者和使用者的现实需要，并对不断出现的新兴元素作出补充。
其次应当持续就新兴的地域装饰设计方法做出研究，达到对造型中点、线、面等基本要素的造型关系合理设计，最大化彰显形式美感，依靠色彩的搭配使用及相关材质的辅助运用，为设计作品赋予深层的寓意，使其做出设计隐喻观点的阐述。
再者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就装饰艺术表现形式而言，也应作出工作创新，能够试着由二维表现空间向着三维立体空间形式过渡，以便充分的发挥地域环境中每一个有利的条件因素，达到对原始空间的调整，深度强化设计作品的整体装饰美感，使装饰设计艺术走向时代化，流通化，综合化、空间立体化，以此形式对装饰艺术做出更好的发展延续。
参考文献
[1] 彭超.浅析现代装饰艺术设计[J].美术教育研究，2011，（7）：106-106.
[2] 黄凯.传统装饰艺术设计美学的文化价值论[J].文教资料，2006，（7）：91-92.
关键词：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发展战略规划；城市群
一、概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世界城市网络中城市间竞争的加剧，当今世界城市发展已呈现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这一显著的变化趋势。正是为了顺应这种发展，区域一体化已成为我国规划界关注的热点课题。本文通过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产生和发展动因两个主要方面的研究，认为区域一体化规划是区域层面规划领域的一次重要创新，并将对省域甚至是区域的整体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我们深深感到区域一体化的战略部署还有许多本质问题，方法问题、规划思路问题及区域层面的空间治理的重要影响问题等值得加深认识。
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理论探索
联系国内外对于城市群、都市圈及同城化的理论探索，浅析在我国经济及城市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一体化的理论概念发展。
我国对城市群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群（UrbanAgglomeration）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城市集聚与城扩散的一种组团发育的高级现象（姚士谋、陈振光，2007）。在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核心城市与所在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城市群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水平。
都市圈仍然是一定尺度的城市群的概念。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都市圈作为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载体是一个空间概念；而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它的实质是城市的经济联盟，反映为“经济区”的概念（张正康，2002）。都市圈的发展与城市群的发展从本质上来说是基于同一理论溯源的。
同城化是城市相互作用的一种新模式，是指相邻城市空间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和制度一体化的地域过程与现象。同城化也是相邻城市产业发展相互协调、商品和要素跨区流动的额外成本逐渐接近于零的经济一体化现象。同城化更是相邻城市为提升综合竞争力而主动打破城市间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的一种制度一体化现象（桑秋、张平宇等，2009）。总而言之，同城化是在两个城市或者多个城市的空间距离与产业结构互补的基础上而衍生出的一种地域现象。
城市群、都市圈及同城化这三个学术概念在关于中心城市与其周围城镇的组合及相互关系方面的表述是一致的。目前，国际上对于区域一体化还没有统一的概念与界定标准。笔者认为，区域一体化是城市群、都市圈及同城化现象的特别表征。区域一体化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为打破传统的各城市之间的行政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限制，逐步实现资源共享、统筹协作，提高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而提出的一种区域发展战略。从更广义的范围上来说，区域一体化表征一种超越行政区划的经济融合，强调经济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并且意味着高程度的区域合作与融合。
三、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动因
（一）国内部分区域一体化案例
通过对沪苏、港深、广佛、沈抚、西咸、长株潭等国内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一体化案例的定性及定量分析，从而进一步研究指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基本驱动因素，从规划发展的角度提出区域一体化形成的基本条件以便更深入的学习研究，见表1。
（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因素
基于以上对相关案例的归纳及了解，笔者认为区域一体化的驱动力的来源离不开以下几方面的条件支撑，见表2。
简而言之，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地域相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要素紧密联系，具有空间接近、功能关联、交通便利及认同感强等关键驱动因素。
四、结语
[论文摘要]实践的需要和理论的推动,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逐渐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这种嬗变,开启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着名行政学者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说: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生态学是各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J·W·别斯指出生态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房子或家,经济和经济学也有相同的词根,经济学和生态学有许多共同点,但生态学的含义更广泛。它涉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1〕美国着名学者利格斯(Fred 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开创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途径。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环境是制约和影响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对象,并为行政管理的实施提供条件。故此,我们应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环境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行政学历经了向现代公共管理学范式的重大转变。迈入21世纪,区域行政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这种转变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处理好和解决好了系列区域公共性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2〕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陈瑞莲认为,在我国有关区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着述尚较为零散,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无疑,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学者说,“研究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对于了解一种新的学术理论,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词的正确含义,就尤为重要了”。〔3〕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其中“区域”和“公共管理”是其两个核心概念。
一、“区域”概念众说纷纭及其公共管理视角的界分
区域(region)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各种不同的区域。研究视角和内容不同,对于区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丛林中,最早研究区域的学科是地理学,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牛津地理学词典》中,“区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4〕经济学将区域视为由人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把区域作为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对于管理、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须的。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5〕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对区域的解读,往往侧重从一种更为宏观视角来讨论区域的内涵和外延。米特尔曼提出三个不同层面“新区域主义”分类法:宏观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观区域主义。在“区域”的多种释义中,可以看出:区域有多种分类,系统性或整体性是区域的共同特征;区域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依据不同视角有多种划分;区域是变化的,应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它。实际上区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来进行研究,基于此视角,区域应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区域是“一个基于行政区划又超越于国家和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6〕另外,从四个纬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区域”做类型学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区域和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区域”和“边缘区域”。〔7〕笔者以为,不论对“区域”进行怎样的界分,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看,区域实际上是按照公共物品为标准划分的有限空间范围,是拥有相同一领域或多领域公共物品的域场。在这里区域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标准形成的同质性域场,并不绝对与行政区划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要讨论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的转变,首先要了解区域行政的发展背景、内涵等基础知识。区域行政问题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学者刘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等论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并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我国的行政学界,宋月红在国内首次使用“区域行政”的概念,作者从行政区划、行政区域与区域行政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这是一种狭义的或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范畴。〔8〕陈瑞莲、张紧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广义的“区域行政”概念。〔9〕随着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的发展,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在学界,最早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的刘锋和中山大学的陈瑞莲,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论述。刘锋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10〕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领域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内涵、理论支撑
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前文已经界分了公共管理视阈中的“区域”。对于公共管理的概念,无论是对其内涵把握还是基本体系的构成,都还在探讨中。王乐夫教授认为,“所谓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的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11〕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公共管理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同时,它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无庸讳言,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综上所述,区域公共管理是区域行政随着实践的需要,在治理范式上不断成熟的产物。笔者认为,所谓区域公共管理,即是指以区域政府组织和区域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多元主体(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了解决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其它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之所以“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说,区域公共管理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说,除了实践的需要外,理论的发展和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外,还有公民社会理论、现代治理、网络治理理论和善治等理论。公民社会,也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公民社会定义。这些定义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和国家、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关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要素,不同学者对其强调的重点不同。就中外学者取得的共识来看,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一是私人领域;二是志愿性社团;三是公共领域。除了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外,公民社会还具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原则,大体说来,这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包括: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以来,“治理”概念被广泛使用。在治理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有失败的可能,为完善该理论,随后善治进入学者的视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有如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区域善治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一个战略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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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要素适宜度；区域协调：区域发展机制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7－0055－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7.009
与寻找经济增长之源泉相比，有关发展差距的研究呈现多样式的解释，仍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即，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迅速发展起来，而另一些却始终徘徊在贫穷的边缘上，二者之间的差距问题如何解决?当我们将这种跨国的差距研究置于一国内部的区域层面，则会节省对很多复杂和不可控的变量的考虑：一国内部的区域显然要比跨国区域相对“均质”的多，这包括自然条件、语言文化等诸多较难控制、难以衡量的变量。因此，研究一国内部区域不平衡的原因、源泉和发展路径更有理论的可行性和实践价值。通过对既有理论的剖析和区域不平衡的历史现状的考察，本文延续金相郁的观点：区域不平衡乃是一种必然，更为重要的是找到可接受的不平衡的程度以及区域发展的路径机制。本文对金相郁提出的“要素适宜度”的概念进行扩展深化，总结三层次要素适宜度的内涵，讨论中国区域不平衡方向研究的问题，并重新思考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目标和基准，为转变中国区域发展模式构建一个新的初步框架。
1 中国的区域不平衡与既有理论的不足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儒家文化中浸入人心的收入分配理念，然而，中国的区域差距在感性的知觉中不断扩大的现实与人们渴望区域平衡、福利公平的理想的矛盾日益深化，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区域平衡发展的理想是否曾得到实现?这样的理想目标与经济效率的实现可否并行?我们是否应该调整一下这样无法实现的理想目标，进而区域发展战略?这些问题在现有理论框架下难以得到实际和有效的回答――“实际和有效”指的是能够提供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来解释理想目标与经济效率的并存，进而执行实践相应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国的区域不平衡的现实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一直处在不平衡发展状态的持续过程中，改革开放之后这种不平衡程度更甚。金相郁利用《中国经济通史》和其他年鉴资料对中国区域发展的历程做了细致描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区域经济处在绝对不平衡时期，以外资的区域分布为主导力量，形成了东部为主、“北重南轻”的区域格局；1949―1980年期间，由于政治、军事战略的需要，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调整在中部地区，缓解了绝对不平衡的状态，出现了相对平衡的特征，然而，这种程度不大的“缓解”成效显然大大伤害了效率；改革开放后的时期里，各地区经济均获得快速发展，但东部地区在区位、政策、开放度的诸多优势使得中西部地区难以匹敌，这进一步加剧了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有关中国区域经济的差距是不断加大的还是呈现了收敛的特征，已有不少的研究，但在诸多问题上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但诸多研究基本认同，中国的区域经济始终处在不平衡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大致的粗线条为平衡――不平衡――协调发展(本文倾向于使用“平衡”来替代多数文献所称的“均衡”。简言之，均衡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各个主体不再有动力来改变目前的状态，当然也包含动态均衡；而平衡则指各个主体的衡量指标大致趋同或趋近。由此看来，区域发展战略的侧重点应是平衡，而非均衡，因为均衡了不一定达到平衡，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一直为学界混读)。正是因为平衡和不平衡战略的两个理论基础――区域平衡和不平衡理论本身均存在较大缺陷，难以有效解释和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区域协调发展才逐渐被提上日程。区域经济平衡理论以罗森斯坦一罗丹(Rosenten-Rodan P N)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Nurksc R)的均衡增长理论为代表。其不仅强调产业部门的均衡同步发展，也包含区域间齐头并进的观点，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达到平衡。这实际上是建立在古典经济的框架内构建的理想状态。值得肯定该理论对要素累积和流动的重要认识，但其现实指导性的缺乏是重大缺陷…。首先，持续不断的要素投入如何获得，尤其对于发展初期的国家，各区域同步大规模的要素投入是很不现实的；其次，忽略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的因素；最为根本地，该理论的古典理想框架显然忽略了空间非均质问题，各区域自然禀赋不同，就很难从理想的“均质”空间中的要素流动引出差异最终将消除的结论。相比而言，区域不平衡理论更适合一些发展初期的国家，指导其采取“非均衡”重点发展战略，带动整体推进。不平衡理论充分认识到了各区域发展条件环境的不同会导致不平衡的结果，但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等因素的意义。实际上，区域不平衡理论认为其最终目标仍是实现平衡发展，不平衡只是实现更高级发展阶段平衡的手段和过渡。
综上，区域平衡与不平衡理论没有能够有效解释区域经济不平衡的问题。中国现阶段实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对之前战略的提升，其包含了“资源环境的和谐，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和各区域经济良性互动”等涵义，但在理论上还有待进一步挖掘，进而丰富协调发展的内涵，实施科学合理的区域发展战略。
2 要素适宜度：内涵及解析
空间非均质和要素禀赋在区域不平衡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日益为研究者所重视。郝寿义和金相郁所著的区域经济学系列教材，始终围绕着“空间非均质”假设，认为要素禀赋的非均质分布乃是区域经济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提出了“要素适宜度”的概念，以求从要素禀赋角度重新衡量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区域协调的内涵。郝大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包含区域要素禀赋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强化了区域的要素禀赋在稳态增长率中有着重要作用的观点。有关要素适宜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部分拟对要素适宜度概念进行总结，并作出扩展。
2.1要素划分
要素适宜度的概念主要建立在构成非均质空间的区域要素和非区域要素的划分上，表1对金相郁中对区域
要素和非区域要素的划分进行了明晰对比：
区域要素与非区域要素的界限主要取决于可移动性的大小。区域要素本身具有累积的特征，常由于自我累积而不断加强，且往往为非区域要素的移动提供条件(阻碍)，非区域要素也可以使某些区域要素得到固化。这样的界定就明显区别于以往对要素禀赋的研究，这种按照移动特性的要素划分凸显了非均质空间假设的重要，也为要素适宜度的第一层次的内涵提供了重要的测量操作性，是要素适宜度概念的重要基石。
2.2要素适宜度的三层次内涵
基于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在非均质空间的必然性的认识以及对要素的划分，金相郁提出了“要素适宜度”的概念：要素适宜度(Factor Appropriate Degree)是指在某一个区域的一定发展阶段，它所利用的要素间的连接程度以及它所利用的要素条件和发展成果间的连接程度。本文将此内涵清晰化并进行扩展，作出分层次的解释界定。
(1)要素适宜度界定的背景：一个区域。要素适宜度所关注的并非是多区域间如何协调的问题，而是一个区域自身。一个区域本身的发展是否充分利用了其要素禀赋条件才是要素适宜度要判断的内容。因此，在认识要素适宜度概念时应与多区域间的协调程度概念区分开来，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多区域间达到协调程度乃是要素适宜度最优化之后的理想目标，虽然这种理想并不容易实现，也并不取决于人们的直接努力。后文对机制和目标重新思考时会有详细阐述。
(2)要素适宜度的三个层次。要素适宜度的内涵实质包括三个层次的判断：区域内部要素间的“和谐”程度，如非区域要素与当地自然环境条件的契合程度，非区域要素与区域要素的适宜程度等。此为第一层次的要素适宜度(FFAD：First Factor Appropriate Degaree)，这实际上代表了区域内部各要素的配置效率；区域整体的要素禀赋类型与其发展路径模式的匹配度，我们称此为第二层次的要素适宜度(SFAD：Second Factor Appropriate Degree)，禀赋类型对应的区域发展模式有一定的客观规律，二者的匹配程度对区域长远发展有深远影响；区域要素禀赋条件与其发展成果的适宜度是第三层次的要素适宜度(TFAD：TErd Factor Appropriate Degree)，这衡量了要素禀赋是否恰当和充分利用的问题，简单讲来，我们采取一种直线思维，假设要素禀赋条件呈可比的排名形式，那么要素禀赋条件排名第一的理应达到最优的发展成果。
引入要素适宜度概念后，我们既可衡量区域内部要素间的适宜程度、要素禀赋条件与发展路径模式的匹配程度，也表示了区域禀赋条件与其发展成果间的“绩效问题”，这就为我们判断一个区域发展水平的判断给定了参照。当然，三个层次的适宜度会相互影响，甚至多数时候具有较为一致的性质，FFAD和SFAD较高，则TFAD通常亦不会低，这也正是后文中对区域发展追求目标转变所做思考的出发点。
3 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和协调发展的目标、基准
引入要素适宜度概念后，区域经济发展机制和协调发展的基准目标发生了变化，对原有的“赶超战略”是一个冲击。
3.1区域经济发展新机制
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机制紧紧围绕特定区域的要素禀赋条件展开，这根源于空间非均质的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假设。我们用图1直观表示包含要素适宜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机制：
如图1所示，包含了要素适宜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机制主要是依靠要素禀赋的更新不断前进，形成区域发展的成果的。过程描述如下：
(1)原始的要素禀赋决定发展模式和路径阶段。这涉及到了第二层次的要素适宜度(SFAD)。SFAD越高，意味着该区域选择(市场自然演化或政府干预引导)的发展模式越适合本区域的要素条件要求。当然，从要素禀赋到发展模式的过程常常是一个动态优化轨迹，是基于克鲁格曼所描述的“历史的偶然”和“累积因果”，各种力量相互权衡，不断调整以使SFAD提高(长期来看)的过程；
(2)提升第一层次要素适宜度(FFAD)阶段。在既定的或演化过程中的发展模式下，区域发展的动力就在于第一层次要素适宜度(FFAD)的提升，亦可称之为区域内部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FFAD的提升意味着在该种发展模式下，区域内各要素的契合程度不断加大，于是能够产生更佳的经济效率和社会发展效果；
(3)原有要素禀赋结构优化阶段。当FFAD提升至最高时，在原有的要素结构禀赋下，该区域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瓶颈(bottleneck)状态，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优化)便是新的“增长点”。这些主观努力和客观变动因素通常包括：自然资源调动(西电东输，南水北调等)，优惠政策引导资本和劳力的迁移，新的文化进入导致观念和习惯转变等；
(4)新的要素禀赋结构重新进入循环系统阶段。区域的要素禀赋达至新的状态，这种新的状态对应于新的发展模式，新的SFAD和FFAD，从而继续循环下去。
(5)水到渠成的第三层次要素适宜度阶段。图示中，要素禀赋条件与发展成果之间的适宜程度即为第三层次的要素适宜度(TFAD)，其值的大小本质上取决于之前运行过程的效果如何，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以上是在引入了要素适宜度概念后的区域发展机制的理论构想，需要注意的是，现实中，要素适宜度的优化过程与区域要素禀赋结构改变的过程往往是相互融合的，此处描述的分割阶段只是为了理论逻辑本身的分析之便。由此，一旦将要素适宜度概念纳入到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决策者和建设者关注的问题便不仅仅是如何实施赶超战略缩小与更发达区域的差距并超过之，而更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自身的要素禀赋调整上，怎样提升FFAD和SFAD以达到TFAD的最优。于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和判断基准也有了新的内涵。
3.2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和基准的新思考
从要素适宜度的角度来看，区域的不平衡发展是必然的，这源于要素禀赋条件的不同。而根据本文描述的包含三层次要素适宜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机制，区域经济发展的直接目标并不在于与其他区域间发展差距或收入差距的大小，而更应该集中精力在区域经济本身的要素适宜度的提高上，至于能否缩小与更发达区域的差距，会受到禀赋结构的提升或某种外在偶然性冲击的影响，并非区域本身应努力追求的。退一步讲，追求差距的缩小是在要素适宜度最大化之后的间接目标。
综上，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应有三个：①实现各区域的要素适宜度的最大化；②改善区域的要素禀赋结构，实现级别式提升；③缩小与外部区域的差距，变差距为差异。这里有必要对区域差距与区域差异进行说明。区域差距常指在我们用于评价区域发展的各种指标上，发达区域往往在大多数指标上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区域间经济发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事业发展程度等在区域间差别较大；而区域差异则指各区域间基本的经济发展程度，
公共服务水平等差距不大，且各有特色，互有长短。区域间的差异化结果才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不能要求所有区域最终达到同质化的均匀发展。
区域协调的基准问题是协调发展理论的难题之一，因为其归根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我们的区域经济协调到什么程度才可达到“接受”的目标?对此，学术界尚未有定论，只以“效率和公平兼顾”来应付。要素适宜度概念引入之后，我们可初步对这样的协调基准进行思考。本文认为，在第一层目标和第二层目标多次融合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状态的结果时，便可称为区域间达到了协调发展。这意味着在协调的状态下，各区域的要素适宜度达到最优，并且改变要素禀赋结构变得极为困难。此时，理想的结果是目标③亦相应达到，区域间差距不再明显，而呈现差异化特色发展；而现实中最可能的结果是目标③尚未达成，各区域间仍有相当大差距的可能，但我们亦称此时为可接受的协调状态。这就是本文在引入要素适宜度概念后所提出的区域协调的基准。显然，对此基准的测量依赖于要素适宜度的测量，并且也会涉及对发展阶段和改善要素禀赋结构难度的综合考量，现实的操作性有待进一步探索。
4 新视角下的策略建议
区域战略大致可归结为区域合作、区域竞争和发展赶超三部分，即一个区域通过与外界区域比较，发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从而采取合作和竞争的多种博弈手段，实施差距拉小逐步赶超的战略。这多源于地方政府追求“GDP政绩”而形成的单一目标思维观念和现有的晋升激励体制。而实际上，理论和现实都难以证实这种“赶超战略”的有效性。现阶段，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主要追求为：资源环境的和谐；居民能够享有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趋向缩小；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和东、中、西部经济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依照这样的追求目标和新的协调发展目标和协调基准，本文提出以下几条协调发展策略：
(1)营造区域协调追求目标的转变氛围。应深化对要素适宜度的认识，切实体会到区域协调发展所应努力的方向。中央和地方政府应不断在理论和实践中加强学习、营造氛围，逐步转变区域发展的追求目标。这当然也包括了学者们对此概念和机制的不断深入探索的努力。
(2)区域政绩评价体制的改进。区域政绩评价体系如不转变，各区域协调发展便不愿按照新目标的思路去做试验――因为短期内的GDP与长期的战略思路常常负相关或关系不大。转变区域政绩评价体制，需要采取新的衡量基准。依照本文的初步探索，这种衡量基准涉及到了要素适宜度的测量，用权威的要素适宜度相关指数来作为区域政绩评价的重要参考。
(3)区域转移支付应用于改变区域要素禀赋结构。国家在扶持落后地区的开发和发展时，“输血”与“造血”论从长远发展视角来看已不再有争议，但“造血”也应有所侧重。区域转移支付的援助式要素则主要应放在改变，提升，优化区域的要素禀赋结构之上，这才是给区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造血细胞”，影响到区域的长远自生能力，进而影响中国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
5 结语
三月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热门关键词，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定位“一号工程”、上升为“国家战略”，到高层领导亲自落实实施，其政治、经济的意义深远，区域协同发展成为股票市场一条重要的投资大主线，京津冀一体化做为先行者深受主力机构青睐，后市会有更多的区域协同发展主题投资，开启中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之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快车道。据媒体报道，《首度经济圈发展规划》将于上半年出台，其方案或为“1+9+3”，即北京+河北的张家口、承德、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衡水、沧州、石家庄+天津的宝坻、武清、蓟县，将承接首都功能疏散和产业转移两大使命。从环北京城市功能定位看，张家口落实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承接基地，廊坊落实施央企、外企和民企总部招商承接基地，秦皇岛落实教育产业落地，石家庄和沧州以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承接基地为主，承德打造疗养度假休闲区，唐山以曹妃甸为承接北京产业转移重要基地，保定市全力打造白洋淀科技城、京南现代产业基地、首都服务功能承接区、现代快速交通体系，天津的宝坻、武清则确定引进各类京企项目为目标。综述，京津冀协同发展将给环首度经济圈的城市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带来重大的发展机遇。
京津冀一体化，保定区域展开强势主升浪。从京津冀一体化的区域炒作路线看，领涨的是河北板块，保定概念股则成为王中之王，北京板块则围绕新机场建设、通州区域进入挖掘炒作，天津概念股则表现不瘟不火。本周市场，以恒天天鹅、宝硕股份、凌云股份、龙星化工为代表的保定四大天王，以河北宣工为代表的张家口概念股，以唐山港为代表的唐山概念股，以京投银泰、空港股份为代表的北京概念股连续涨停，京津冀一体化概念股成为大盘弱势中国最美丽的风景。
国企改革继续发酵，混合所有制改革蓄势待发。自中石化开启混合所有制国企改革第一枪后，油气、电力改革概念股呈现脉冲式走势，无论是泰山石油、广聚能源中石化的关联股，还是龙宇燃油、阳谷华泰民企受益股，都出现波段性投资机会，本周则涌现出国创高新、大庆华科等新军加盟，主力机构中线布局混合所有制改革概念股可见一斑。笔者一直看好中石油、中石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中线投资机会，技术图形上自月初大涨后上周回落整理，本周走势稳定略有涨幅，预测后市将震荡攀升，基本面和技术面的共振突破向上或在下周。
展望后市，控制风险为第一准则，操作上以指数急跌缓慢低吸，指数上涨果断抛出为原则。主流热点上，京津冀一体化和中石化、中石油混合所有制概念股已形成跷跷板效应，建议在震荡中逢低关注。
伴随我国区域发展的不断推进，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正在得到更多重视。本文以近五年的文献综述为基础，分别从国外研究发展、国内研究进展及趋势、国内典型实例研究三方面，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现实背景、核心概念、基本观点、理论进展、具体问题等进行梳理归纳，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的未来研究予以展望。
关键词：
区域发展；区域公共管理；文献
1引言
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各类跨行政边界的公共事务与公共问题持续涌现，对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行政管理造成挑战。在此背景下，区域公共管理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应运而生，迅速引起了一批学者的关注与探索。总体看，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源于欧美，目前已形成比较成熟的研究理论及方法，能够运用于欧美有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典型如欧盟各国的一体化发展研究等。相比之下，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在我国产生和兴起的时间还不长，尚未形成较为规范的理论框架及研究方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1]。在此过程中，虽然区域发展政策不断调整、有所平衡，但各种各样的区域公共管理问题仍然大量存在，体现出我国区域发展及其管理存在着差异化、复杂化特征。在我国当前的区域发展格局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2]。但即使在这些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较高的代表性区域中，区域公共管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制约着区域整体的发展。因此，梳理国外特别是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进展，进而明确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存在问题和未来走向，显得十分重要。
2国外研究发展
20世纪后半期，欧美国家率先开启了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总体而言，“欧美学者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多角度研究视角”[3]。其研究主要集中于：
2.1区域经济学研究
欧美学者关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如何发挥区域政府或其他区域组织在调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区域发展理论随之兴起”[4]。随后胡佛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美国学者赫希曼指出，“区域中的核心区域在发展中会通过滴漏效应带动周边区域发展。而周边区域的资源流入核心区又拉大了周边区域与核心区的差距”，这一理论为“核心-边缘理论”[5]。针对发展中国家区域发展失衡问题，刘易斯对“城乡两种经济结构中政府的职能和作用进行了分析”[6]。
2.2政府间关系研究
综合已有研究[4-6]，西方学者对政府间关系更为复杂的联邦制国家结构研究相对较多。保罗増多麦尔曾研究了政府间横向与纵向的关系问题。蒋永甫等研究者提到，“在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大背景下，国家的政府间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地方治理运动凸显出来。这是因为，民族国家的权力有相对缩小的趋势在多层治理结构中，地方组织的功能和作用被大大强化，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更具有回应型。”[4]。
2.3政府间竞争研究
政府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起点是:在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的情况下，政府间的竞争关系是难以避免的[4]。结合现有研究，政府间竞争理论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4-6]。并且，政府间竞争存在多个层面，通常以中央政府竞争和政府主体间竞争为主。D.诺思的核心思想是国家间经济绩效竞争，实质也是制度层面的竞争。因此，政府的作用集中体现在提供有效率的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安排和激励机制上[6]。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国家开放政府就会相互竞争。而哈耶克、蒂鲍特等人探讨了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蒂鲍特提出“用脚投票”理论。布雷顿对联邦制国家的政府间竞争做了分析，明确提出“竞争性政府”的概念[5]。
2.4地区竞争力和区域创新研究
在地区竞争力研究方面，M.波特发展了如“国家竞争优势”，“地区的竞争力”等经典理论。在“问题区域”和区域创新研究中，帕特南、摩根等对其进行了探讨。学者们认为：地区政府公关制度绩效的差异，与地方的社会资本存量息息相关[4]。帕特南的研究，开创了区域发展中的“宏观社会资本”研究途径。摩根探讨了“学习型区域”问题，认为区域的竞争与发展要看其制度学习、制度模仿和制度创新的潜质和能力[6]。
3国内研究进展及趋势
3.1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研究
国内学者对“区域公共管理”概念尚未形成系统的解读。国内现有研究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区域公共管理”概念中“区域”内涵的研究分析；二是梳理区域公共管理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间的关系。
3.1.1区域公共管理概念中“区域”的含义
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建立在“区域”概念的基础上，陈瑞莲等将“区域”定义为“基于地理或经济边界的同质性区域，可超出行政区划的限制，包含多个行政区域或层级”[7]。蒋永甫等在《区域公共管理导论》中提到，“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区域更多是由人类经济和政治活动扩展而成的。”梁帅认为“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区域基于行政区划又不被行政区划限制”[8]。与以经济区域作为重点的研究不同，雷颖剑认为，“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区域既可以是社会区域和行政区域，也可是自然区域和经济区域，这些不同类型的区域都有公共管理问题”[9]。总体而言，研究者们对区域公共管理概念中“区域”含义的理解较为统一。首先，“区域”的概念建立在行政区划概念的基础上，并且也以地理区域或政治区域的划分为依据；其次，强调一种超越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且突出了经济区域的重要作用。
3.1.2区域研究相关概念梳理
区域研究主要涵盖三个核心概念：“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治理”。研究者们通常将区域公共管理的概念置于整个区域研究的过程中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探讨三个概念间的关系。区域问题的研究以“区域行政”概念为基础，张紧跟与陈瑞莲将其定义为，“区域行政指一定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促进区域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更优的公共服务”[10]。相比较而言，陈瑞莲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以区域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解决特定区域内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而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现代治理的社会活动”[6]。刘仁春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在‘复杂性社会’生态环境下，区域内多元主体通过多中心混合治理模式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为实现区域公共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治理制度安排”[11]。伴随区域公共管理的发展，“区域治理”概念也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杨心怡认为“多元化、多中心、网络化、协商与谈判等思想是各种治理定义的共同特征”[12]。陈瑞莲认为“区域治理指政府、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公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为实现最大化区域公共利益通过谈判协商等方式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集体行动的过程”[13]。对比相关概念，“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的区别体现在管理主体的单一性与多样性。“区域行政”强调以政府作为单一主体而“区域公共管理”所涵盖的行动主体内容更多元化,“区域治理”则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三者之间是一个逐步递进演化的过程。
3.2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成果
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以政府间关系研究、区域行政问题探讨、区域创新研究以及实证研究四个研究视角为基础，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措施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3.2.1政府间关系研究
有关政府间关系的研究，大部分研究者对政府间合作关系的建立及协调进行了深入探讨。陈瑞莲提到，“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政府的合作已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发展态势”[14]。张紧跟也认为，“协调政府之间的关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协调地区间的平衡发展,是我国行政管理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15]。林森认为，“对地方政府合作的探讨有助于落实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消除地区之间的差距，缓和资源浪费矛盾，但在地方政府合作过程中却又存在着很多问题亟待解决”[16]。同时，部分研究者也以政府间不良竞争为研究视角探讨政府间协作问题。刘轶男认为，“地方政府只是被动的接受中央政府的行政安排而联系较少，因此合作领域受到一定的限制，相邻地方政府间会出现恶性竞争，损害双方利益”[17]。
3.2.2区域行政问题研究
陈瑞莲曾探讨我国区域行政问题，她认为“区域行政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政府管理实践的现代化”[10]。但目前国内区域行政发展研究较为有限，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正如张紧跟等所说，“中国区域行政的研究成果还不多，一方面因为人们没能对区域行政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另一方面因为在行政学研究中，以政府为研究对象被简单的引申为以国家/行政区划为思考问题的基点，较少能够超脱于国家之上考虑管理问题”[7]。
3.2.3区域创新研究
区域创新研究在区域公共管理领域中已受到较多关注。谢宝剑针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及未来创新方向进行了总结研究[18]。陈瑞莲以泛珠三角为例，多方位探讨了区域政府的合作与创新[14]。近年来，也有研究者对制度创新进行了探讨。范永娜认为，“新型的治理形态，要求政府打破行政区划的枷锁，建立健全行政区行政的制度与机制，在坚持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呼声中奠定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基础并构建出其政策框架”[19]。商曼认为我国区域公共管理中推进制度创新的有效途径一是管理观念的创新，二是区域公共管理政策的保障，三是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发展[20]。赵秋兰等则提出，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路径主要有四：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加强和完善有关法制建设、促进区域政府间的团结合作以及改进政府绩效评价体系[21]。从国内现有区域创新研究发展现状看，相关研究者一方面对区域创新研究的宏观发展进行了梳理总结，另一方面也以具体事例作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了区域创新的内容。针对区域创新实现路径的研究，也为区域机制创新提出了更多样化的路径选择。
3.2.4实证研究
虽然国内有关区域公共管理实证研究已开展数年，但取得的研究成果较为有限。虽然近年实证研究数量呈持续快速上升趋势，但就研究内容而言，各实证研究间关联度较低，未形成一个完备的研究框架。同时，相关研究所涉具体实例多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珠三角为等典型区域内。
3.3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发展路向
由于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研究尚未成熟且起步较晚，研究者们就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未来的研究及发展方向进行了总结与构想。
3.3.1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在我国复杂的地域与人口条件背景下，国内各区域间发展差距较大。为更好地实现区域间共同发展。陈瑞莲认为，“今后的研究可以从地方发展权、发展行政学、制度分析、政府战略管理等多个视角展开”[5]。
3.3.2区域公共政策研究
对区域公共政策的研究能够更好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扫除贸易壁垒进而获得收益。谢宝剑认为我国区域政策的不足在于：难以有效解决区域差距过大的问题，现代区域政策框架仍在探索阶段，区域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协调机制不完善以及区域政策工具过于“简单化”[18]。
3.3.3城乡协调发展研究
城乡协调发展是我国重点的区域研究问题。陈瑞莲在其研究中强调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是城市与乡村两种不同经济行政区域之间存在着短期难以弥合的制度缺失，进而需要两种功能区域之间进行制度协调、制度创新、制度重构问题”[5]。
3.3.4区域政府间竞争研究
依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国研究者对于区域政府间合作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但其中很少有研究者关注区域政府间竞争的问题研究。作为一种易引发区域性冲突与矛盾的公共行为，此研究问题应当引起更多研究者们的重视。
3.3.5区域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
区域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与上述区域政府间竞争研究均属区域政府间关系问题的研究，但两者在研究角度和关系的对比方向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研究者们的重点由区域政府间纵向关系的对比转变为横向的合作研究也成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必然趋势。
3.3.6区域发展与行政区划变革研究
行政区划是对行政区域的重新整合，不仅改变各区域在地理行政区划上的分配，同样也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蒋永甫等认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如何突破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行政区划变革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4]。
3.3.7“问题区域”的公共治理研究
“所谓问题区域，就是患有一种或多种区域病的区域”[5]。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导致诸多问题区域开始出现。虽然近几年国内区域公共管理问题的实证研究有所突破，但研究者更多关注发展较快较好的典型区域，而对问题区域的研究较为有限。
3.3.8流域公共治理研究
流域公共治理因所涉地理区位较大而情况各异，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更是显得尤为突出。例如近几年很多研究内容均涉及到流域公共治理问题，如长三角，珠三角等。总体而言，国内流域治理的相关研究在内容上研究领域较为分散且不系统，相关研究仍有待补充完善。
4国内典型实例研究
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关于区域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基础研究，二是对相关区域管理实例的分析与探讨。据现有研究，研究者将国外区域发展实例作为参考，对我国研究提供了经验借鉴（如对欧盟区域协调发展的经验研究[3；25-26]），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国内区域实例研究，以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的区域发展为典型代表。然而，我国的实例研究仍系统性不强。在近几年我国典型区域发展研究中，研究者们所研究的问题较为复杂多样，研究角度较为分散，使得研究问题难以对区域发展中的问题进行有效的分析。以我国典型区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区域一体化发展问题为例，在近五年的核心文献中，研究者们对区域问题的研究角度整体上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1）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京津冀一体化轨道交通协调发展研究和展望[27]、基于京津冀一体化的河北铁路信息化建设研究[28]、高速铁路对长江三角洲空间联系格局演化的影响[29]等，均以基础设施为区域发展研究的切入点。（2）生态环境治理。例如生态文明建设京津冀一体化的关键研究[30]，国家治理视野下的大气污染区域联动防治体系研究以京津冀为例研究[31]等。（3）产业发展研究。在典型区域的产业发展研究中，包括物流金融业发展研究、投资环境发展研究、旅游业的发展研究等。例如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河北休闲观光农业旅游的开发[32]、有关长江三角洲区域政策变迁与跨国公司布局演变的问题研究[33]。（4）其他问题研究。例如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区域高端人才集聚的实证研究以天津市为例[34]，京津冀一体化视阈下北京市中职专业结构的调整研究[35]等文献以人才培养与教育作为研究重点进行研究。除此以外，医疗卫生、文化发展等区域问题也引起了部分研究者的关注。针对近几年国内典型区域发展的研究现状，各研究者所研究的角度差异明显，具体研究内容过于零散与细化，不宜对区域公共管理的整体发展进行把握，因此所反映出的问题也不成体系。总体而言，我国关于典型区域管理问题的研究正受到更多研究者的重视。但梳理近五年针对我国三个典型区域发展研究的核心文献后不难看出，我国区域公共管理实例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充实提升。
5展望
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基础理论及其发展趋势，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区域个案。理论研究上，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未对“区域公共管理”概念做出系统解读；区域研究相关概念缺少明晰的梳理，部分研究者应用这些概念时，没有做出区别与界定；研究视角不够开阔。对此，应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理论等进行清晰界定与阐释，同时积极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从中选择适于我国发展实情的内容加以拓展，进而推动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进一步发展。实践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研究内容较为分散，对于具体区域问题的研究不系统且有偏向性，多数学者都以典型区域为实例进行研究探讨，很少有学者关注问题区域研究或如何以典型区域为参考来带动其他区域的发展问题。以国外相关研究为参照，国内现有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应用层面，都处于起步阶段，且研究者数量整体偏少，尚未形成一个研究共同体。为推动区域公共管理研究走向成熟，还有待更多研究者进行不懈探索。
作者：陆瑶 寇晓东 单位：西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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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 区域活动材料 误区
一、论题解读
区域活动是幼儿园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是教师根据幼儿的发展水平、实际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投放材料的过程和幼儿自主选择、操作与摆弄材料的过程融合起来进行的。要使幼儿在区域活动活动中得到发展，就必须提高区域活动质量，而影响区域活动质量的关键因素就是区域活动材料。区域活动材料是幼儿在区域活动中使用或操作的物质材料，具有诱发游戏主题、丰富游戏情节、增进游戏持续发展的重要功能。幼儿通过对区域活动材料的经常性操作，可以使大小肌肉得到锻炼、活动能力不断提高、手眼协调性进一步增强；可以与同伴之间形成合作、分享、互助与谦让的良好行为习惯，建立起理解沟通的同伴关系；可以尽情地抒感、建立自信心，体验成就感；可以使观察力、想象力、表达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锻炼，掌握初步的学习技能。
二、现状调查
1.教师对区域活动材料的概念理解存在误区
通过访谈了解到，每个教师都能认识到区域活动材料对幼儿开展活动的重要性，但是从教师对于材料投放的现状来看，教师对材料的概念理解不够准确，大部分教师都仅仅认为玩具就是活动材料，活动材料就是玩具，因为语言表达习惯的缘故，我们通常所说的玩具就代表了活动材料，但是它们本质上存在着差别，玩具是活动材料的下位概念，包含在活动材料中。另外，许多教师把材料片面地理解成成品材料，从而忽视了半成品的投放。即使有的教师意识到材料包括成品和半成品，但是她们没有深刻认识到半成品的多功能性，她们认为形象逼真、制作精美的成品材料更能激发起幼儿的游戏兴趣，对于形象不真实的半成品，幼儿常会感到无从下手，对游戏的持续开展起不了大的作用。
2.教师缺乏选择区域活动材料的系统理论
笔者在观察时发现，幼儿园投放的材料中，有些缺乏操作性，不够紧固耐用等。另外，许多班级在安全卫生方面缺乏重视，如角色类区域活动材料，有许多洗化用品的瓶罐都没有清洁干净，有的幼儿在使用时会把里面的剩余东西用在脸上、嘴上等。这或许是由于教师粗心，但是深究其原因，仍然是教师缺乏应有的选择材料方面的知识，没有把理论系统化、实践化。
3.教师对材料的投放方式缺乏深刻的认识
材料的投放方式是教师的一种教育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最终都要以能够最大限度和最大效益地调动幼儿的发展为目的。投放方式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笔者经过访谈发现，教师在投放材料时，她们十分注重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积极贯彻园内关于区域活动的新理念，把主题活动与区域活动相结合，她们认为采用目标导向式这种投放方式最为直接、有效，忽视了自由开放式和探索发现式这两种投放方式在某些区域活动中的巨大作用。比如，在建构类活动中，自由开放式这种投放方式会使幼儿对材料的使用更富有创造性。
三、建议与措施
（一）提升教育观念，充分认识材料
1.充分认识材料
首先，教师应该明确材料的概念，分清材料与玩具的区别。其次，教师应该明确材料在活动中所起的激发幼儿游戏动机，支撑游戏开展，促进游戏水平提高等作用。
2.明确选择投放材料的原则
陈鹤琴主张在选择区域活动材料的过程中应考虑技术、安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因素。在选择投放材料时应该明确以下几个原则：
（1）安全卫生原则
为幼儿提供活动材料时，应选择无毒、无味、对幼儿无伤害隐患的制作原料，制作前进行彻底的清洁消毒。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应注意包装和制作的艺术性，比较坚硬、原始的易拉罐和包装盒可用彩纸、丝带等辅助材料进行装饰、改造，以吸引幼儿对活动材料充满兴趣，积极投入地参与到活动中来，利于区域活动的顺利开展。
（2）坚固耐用原则
给幼儿提供的材料必须是结实耐用的，容易损坏的材料往往会给幼儿带来失望和不快，有时还会给孩子带来不必要的紧张。因为孩子在使用易损的材料时，为了不损坏这些材料，幼儿在玩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长期如此，会不利于幼儿心理的健康发展。
（3）标准化原则
幼儿在操作材料的过程中会获得许多关于物体的概念。玩具的标准化程度会直接影响这些概念的科学性，比如，积木的形状和尺寸关系到幼儿建立几何形体的概念。另外，材料的使用搭配也存在合理性问题，把大小不同的材料投放到娃娃家，投放的蔬菜、水果比餐具还大，就不能帮助幼儿建立科学的概念，不利于幼儿游戏的顺利进行。
（4）一致性原则
幼儿园购买的材料不一定是专为幼儿园设计的，一套材料数量有限，不能满足班级中幼儿同时游戏的需要，也就多买几套，但是有的幼儿园为了追求材料的丰富性，将材料买一部分，分到各班级，导致游戏时不能通用，因此幼儿园在选择投放材料时应考虑材料的一致性。
（5）突出年龄特点原则
作为促进幼儿发展的材料，需要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在材料的使用方式和功能等方面形成各年龄班的投放特点，做到特定的材料投放到特定的班级。
（二）投放经济实惠的材料
1.重视自制品的投放
自制材料的功能是不可忽视的，为了节约成本，可以以废旧物品为主，例如瓶罐类、包装盒类、袋类、泡沫类等。除了教师、幼儿制作，可以号召家长参与制作。
2.重视半成品材料的投放
半成品材料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多功能性、经久耐用性、成本低等特点，为发展幼儿的想象力，活跃其思维，形成思维的概括性提供了条件。
（三）选择多样化的投放方式，注重材料投放的动态性
适宜的投放方式可以使材料发挥更大的作用，教师应根据本班幼儿的实际情况以及活动区的特点，选择适合的投放方式，可以采用单一的投放方式，也可以多种投放方式相结合。为了使材料的投放更具有动态性，可以对材料进行添加和组合。教师可定期在游戏区投放新的材料，形成新的刺激点，吸引幼儿参与到游戏中去，同时，教师投放材料时不能只投不取，未拿走的破旧材料，会导致材料变化不明显，难以引发幼儿的认知兴趣和操作动机。
（四）加强材料与幼儿的互动
1.投放丰富多样的材料，强化材料的时代气息
教师投放的材料应以满足不同幼儿的需要为前提，投放丰富多样化的材料，材料必须具备两个特点：一是熟悉的材料和新异的材料都需要，二是成品材料和未成品材料都需要。同时，丰富多样化的材料应体现时代气息。
2.注重材料投放的层次性
教师在投放活动区材料时，要有一定的层次性。材料内容的深浅程度既要符合幼儿的原有水平和基础，又能促进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这种层次性包括纵向纬度、横向纬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