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敬； 道德文化； 道德重建
中图分类号： B8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2)04-0099-04
改革开放历经了30多个春秋， 伴随着奇迹般的经济发展， 社会道德问题日益彰显。人们从生活水平低下， 物质匮乏的环境， 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 过渡到奢侈品琳琅满目的今天， 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思想多元化。在无节制的虚荣心和功利主义驱使下， 道德滑坡也就可以预期。但问题是近年来道德滑坡的严重性有渐渐超出大众容忍度的趋势。总理在2011年4月的一次座谈上慨叹“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并要求大家注重对社会转型期道德文化建设的研究， 以应对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 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的问题。［1］
社会是由人的群居而形成， 所以社会道德的重建必须以个人道德的培育为重点。社会道德有赖法律的权威来维持， 而个人道德则必须依靠“心”加以制约。道德滑坡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社会对不道德行为过于纵容， 当违法的不道德行为鲜有受到法律制裁时， 人们就不会敬畏法律。法律是根据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而设置的规矩， 公民有必须遵守的责任， 其有效性是基于人们对它的畏惧。子曰： “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假如能够在人的内心里构筑一条道德底线， 与外在的法律相辅相成， 那么， 社会必然更加祥和， 正是“苟知其理之当然， 而责其身以必然， 则夫规矩禁防之具， 岂待他人设之， 而后有所持循哉？”（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文化起源于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敬畏、生老病死的无奈和面对莫测前程的担忧。法国哲学家里克尔认为； “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 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2］而包尔生更认为： “对上帝的畏惧是道德的基础。”［3］对无神论者来说， 畏惧大自然就是畏惧上帝， 在原始恐惧之余， 文化建立之后， 人类心中的害怕和恐慌渐渐被敬畏取代。随着人们的觉醒， 伦理、道德不独源于害怕， 而自发的敬、爱日增。正是这种敬、爱之心调和着人与人、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大爱出于无私， 小爱犹需付出。囿于范围狭小， 小爱对社会道德的贡献有限； 而希望大部分人都有无私之心， 无异于缘木求鱼。“敬”则较易植入人心， 毕竟人类道德的基础是因敬畏而始。本文以“敬”为轴， 论述应对当前道德文化建设的问题。
一、“敬”的涵义
敬， 肃也（许慎《说文解字?卷九》）。敬， 警也， 恒自肃警也（刘熙《释名?释言语》）。现代汉语里最常见的含义是“尊重”、“尊敬”， 大约相当于英语中的“respect”。在中华文化的传统里“敬”常用于“敬天地”、“敬鬼神”、“敬祖先”、“敬老”等等。“敬”在华夏文明里占有重要地位。礼记云： “山川神祗， 有不举祀者为不敬”（《礼记?王制》）， 又云： “宾客主恭。祭祀主敬。丧事主哀。会同主诩。军旅思险。隐情以虞。”（《礼记?少仪》）周易： “君子敬以直内， 义以方外， 敬、义立而德不孤。”（《周易?文言》）
“敬”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颜回将西游， 问孔子曰： ‘何以为身？'孔子曰： ‘恭敬忠信， 可以为身。恭则免于众， 敬则人爱之， 忠则人与之， 信则人恃之。人所爱， 人所与， 人所恃， 必免于患矣。可以临国家， 何况于身乎？”（《说苑?敬慎》）。从孔子对其爱徒的一番教诲可见“敬”的分量。其实论语里还有二十多处提到“敬”， 最常为引用的有： “居处恭， 执事敬”（《论语?子路》）、“居敬而行简， 以临其民”（《论语?雍也》）、“敬事而信”（《论语?学而》）等。
“伊川程子甚爱表记‘君子庄敬日强， 安肆日偷'之语。盖常人之情， 才放肆则日就旷荡， 自简束则日就规矩”（张鑑《浅近录?卷四》）。北宋理学家程颐很赞同《礼记?表记》里所说的： 安于放肆的生活会使人日渐荒废浪荡， 只有以庄敬的态度去待人接物才可以自强不息。他提出“主敬”是修养的重要方法， “敬”是持己之道， “涵养须用敬， 进学则在致知。”（程颐《二程遗书?卷十八》）。他认为生活上人不可能独处， 必然受到天地万物的影响， 更不可能没有担忧和顾虑， 只有人心里有“敬”才可以克服， 并处之泰然； “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 亦难为使之不思虑。若欲免此， 唯是心有主， 如何为主？敬而已矣” （程颐《二程遗书?卷十五》）。“所谓敬者， 主一之谓敬， 无适之谓一”（程颐《二程遗书?卷十五》）,“一者无他， 只是整齐严肃， 则心便一”（程颐《二程遗书?卷十五》）。程颐认为， 修好内心涵养， 自觉保持整齐严肃便可达至“敬”。及至南宋， 朱熹在继承程颐 “主敬”说的基础上， 整合出更为系统的“敬论”。朱熹认为“主敬”的提出是儒学的一个重要发展， 自秦汉至宋的千百年间从没有人能认识到“敬”字的重要， 直到程颐的透彻解说， 学者才得以领悟。朱熹极为推崇程颐， 说他对后世的功绩以一个“敬”字最为有力， “自秦汉以来， 诸儒皆不识这敬字， 直至程子方说得亲切， 学者知所用力”（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二》）； “程先生所以有功于后学者， 最是敬之一字有力”（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二》）。朱熹强调“持敬”、“居敬”， 认为“持敬是穷理之本”， “居敬”是涵养本心， 节制私欲， 人要以“敬”收敛身心， 并自主地对心的各种感受进行调控， “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一》），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二》）。
关键词：假定个人社会经济人道德人方法论
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即使仅从亚当-斯密算起，也已经使用了200余年。在这其中，关于经济人假设是否合理有效的讨论、诘难、争吵一直不绝于耳。对于经济学而言，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完整的对人的假设，如果需要，到底那一种假设是最合理的——或者是给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带来最小麻烦的？这是本文力图讨论的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并结合各种代表性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希望得出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结论。在文章的第一节将先对“人的假设”进行具体的定义并对现有的本领域的论文进行总结；第二节讨论对人假设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第三节试图探询一种合理的最有利于经济学的一般化假设；在文章的最后则说几句与本文相关又不相关的闲话。
一、讨论前的准备
所谓对人的假设，是指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的人的特点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在这里要注意到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对人的假设都是为了经济学研究的需要而作出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简化条件以便给出明确结果；而绝不是为了对人的特点或者“人性”作出描述甚至是评论性的结论。另一方面，要保证经济理论不是胡说八道，其对人的抽象（如果这项理论认为需要这样的抽象的话）也必须以现实为基础。
依照以上的定义，由于经济学研究角度、研究需要的不同，对于人的抽象也是各不相同。同时，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济学家对人性不同的看法也影响了其对人的假设，——甚至有人认为这位令人无法捉摸的王子根本就不该在经济学的舞台上出现。无论如何，经济学中众多的对人的抽象也吸引着学者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也本着经济学家“最优化”的嗜好试图找到其中的最合理的一个。
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般以“经济人”名义冠之，尽管有不少人会把“道德”、“非理性”、“效用人”等等作为与“经济人”并列的概念进行研究。总的来说基本是在经济人这一命题下描述经济学中对人的假设的演化过程。
笔者可以找到的英文文献有三篇，它们是《理性经济人》（马丁-霍利斯，爱德华-内尔,1975）、《有思想的经济人》（米兹，1991）、《近代经济人的灵魂》（梅尔斯，1983），他们都以“经济人”这以假设为中心，评述了对人的各种抽象。值得注意的还有《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霍奇逊，1993），其中的第三章“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背后”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的抽象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经济学研究是否应该从人的基本假定开始的问题。
国内本领域最出色的作品是《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杨春学，1998），该书从17世纪霍布思的“人性自私论”开始，直到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加里-贝克尔的“效用最大化”说，系统总结并评述了经济学上对人性假设的各种思想及其演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把“经济人”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命题而不是研究方法进行讨论，这是与本文的方向有所不同的。其它此方面的文献也较多，但其成果基本不出刘氏的范围。至于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需要经济人”的问题，笔者以为已经超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讨论，对此类文献未予理会。
最后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此类文献，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关阐述加入进来。唯一能够找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及其经济行为特征的分析比较”（胡均，刘风义，2001）1，该文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进行了比较，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的总结相当精辟，本文的对其某些观点进行了参考。
二、起点：个人，还是社会？这是个问题
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全体环境中来加以研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有必须了解那些个体，因为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连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
——索洛蒙-阿希（1952）
在讨论经济学中人的抽象前，我们先要确定它在经济研究中的地位，是基础性的还是附带讨论的。如果说人的行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条件——比如社会习惯、制度等决定，那么对人的抽象也就不那么重要。如果经济研究可以从其他方面而非个人（或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开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模仿帕雷托的句式说：“给我一组外部条件，那么个人就可以消失。”2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种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以抛开一切外部条件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冯－米塞斯3用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语言宣称，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要从人类行为的有目的性和目标导向这个前提出发。并且根据因果论的推导，个体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充分起因。换而言之，这种目的（也许应该加上偏好）在这里被预先给定，“人”的抽象已经清晰地决定，并以此出发进行其经济研究。应该说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因循了这种方法论。斯密的“经济人”命题也是明确地由微观的自利的个人开始的。
另一种观点则恰好相反，他们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产生的观点。同时他们也反对把人的范畴永恒化，得出一个一般性的规律性的抽象。持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纵观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论述，尽管其一再申明不否定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能动性，认为个体具有潜在地改变其关系规则地能动作用，批判那种“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地产物”地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但是根据其对人的定义——“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社会而非个人。进一步的证据在于其以物化的生产资料为标准的阶级划分，各个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是既定的，个人的目的和行为服从其所属阶级。用比较简单的推导来说即是社会存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决定了个人行为。因此其经济学的起点是社会而非个人，对个人的假设也相形见拙了。如我们前边说到的那样，王子由主角变成了配角，甚至有下岗的危险。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的观点则介乎于两者之间而有所侧重，比如新制度经济学亦是以人为起点，但其在假定人的目的与偏好时却又肯定社会制度会予之影响。可以算是兼顾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脱离不了个体本位的藩篱。
论文经济人、道德人、阶级人及其他来自免费
我们这里无意讨论哲学问题，但社会与个人的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由的确蕴涵了太多的哲学思考。在这里不准备仔细讨论它们的关系（我想已经有足够多的大脑给出了足够多的答案），我们并不讨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却一样能煎出美味的荷包蛋，因为我们以煎鸡蛋为目的从而以鸡蛋为起点。同样的道理，经济研究的目的决定了其起点。不同的起点也决定了不同理论的局限性。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对象定义为穆勒的四分法即“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微观主体是我们需要直接面对的，那么一个准确合理的人的假设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研究的方向的作用也是决定性的，那么在过多的拘泥与谁决定谁也是不明智的。
这样得出结论也许有逃避问题之嫌，那么我们再提出一种区分的方法——把变量较多，较难认识的作为假设前提进行抽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相对社会而言，个人的偏好与目的更难于把握也更难于追根溯源，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或者另一个偏偏不喜欢）？这样的原因实在是不好把握。我们假定的往往是不能通过逻辑推理而只能经验抽象的，那么社会就相对简单得多了。诚如加里-贝克尔所言：“口味这个东西是不能讨论的。”于是应该以谁为起点也就显而易见的。
最后指出的，我们不否认某些领域从社会出发会更恰当，一种骑墙的表述方式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这样研究者到底爱从条件还是主体来研究就自便了。这实在是个不受指责的好办法。
三、人的假定：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
人类的经济模式当然不是唯一的模式。社会学向我们提供了了解人、了解人的社会关系的另一种方法；心理学也是这样。但是，从科学观点来看，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些工具中，即在‘经济学模式’、‘社会学模式’、‘政治学模式’或‘心理学模式’等工具中间，找出最有效和‘竞争能力最强’的工具，以便尽可能准确地抓住人类社会的复杂本质，……
——亨利•勒帕日（1977）
如果我们的经济学确实需要一个“人”的假设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假定，什么样的抽象才是最合理的?同样是亨利•勒帕日（1977）给了我们一个标准：“一种科学工具的价值是不能以其假设的现实程度来衡量的，重要的是这些假设是否简单明了，是否有效，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最好的假设不一定是最接近复杂现实的假设，而是那种尽可能简单明了，并且有尽可能大的解释和预见能力的假设。”这是一种纯粹的效率原则。但是，经济学的确不应该含盖太多的价值判断。作为一门科学，主观上的价值判断会极大的影响其解释和预见能力，经济世界如同物理世界一样并不会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什么就会如我们所愿。事实上，即使我们能在一时之间欺骗自己欺骗世界，但结果不是关起来的门窗终于漏了风就是屋里的东西最终发了臭。总之，笔者坚持经济学纯粹的科学性，因此这样的经济学也只需要一种假设：最简单最有效的那种。
［论文摘要］市场经济起源于西方，当它传入中国以后却面临了种种问题，其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困难。墨家所主张的“兼爱、交利”思想正能给我们以启示。它告诉人们在现实的功利世界，不要放弃道德目标，在思想深处实现内圣的理想。
我国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常常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文化，既融合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思想，又不违背我国的传统文化。
一、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道德原则
道德是一股无形的力量约束着市场主体的行为，它使市场主体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考虑幸福、正义、公平等因素。因此，伦理道德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一种通过市场调节社会经济活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组织方式，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实现方式。构成市场经济的要素有：第一，有自由、平等且目标一致的经济主体；第二，有作为市场客体的用于交换的商品化社会资源，有明确界定资源的主体条件和文化条件；第三，必须有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第四，必须有对自然资源认知的科技条件，有对资源进行大规模利用加工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条件，有超地域大规模交换的技术条件；第五，有保障产权、保障主体平等地位和进行自由交换、维护法治并受法治限制的政府。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因而在通常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会尽力去追求个人自利行为效用的最大化，这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基本动机和目的。但由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它们之间的竞争最终必然演化成这样一种经济局面：为了竞争中占得优势，实现其经济价值目的，他们都各自必须也必定会努力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扩大自己劳动产品的市场化潜力，而这种合乎理性的行为，最终必定带来整个社会或市场的经济效率的增长。这样，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市场经济就达到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效果。这也是经济学的基本目标。
经济活动中，我们不可回避这样的问题，即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使用是否有某种既合乎经济理性又合乎道德伦理原则的价值尺度。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二)市场经济活动中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
首先，市场经济活动应当坚持这样的价值原则，即功利主义所提出的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主张，在你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乐的时候，你不仅应该考虑快乐的量，而且也应该考虑快乐的质；不仅应当考虑经验的可感受的幸福，也要考虑到心灵的、精神的快乐和幸福。功利主义相信，如果每个人都以这种方式看待幸福和快乐，那么个人的算计理性就可能转化为社会的集体合理性。
其次，努力提高经济效率也是市场经济中的美德。效率首先是人类目的性价值的直接体现。对于“效率”概念，伦理学上的理解认为，效率即是某种行为目的的价值实现。效率不仅意味着财富，而且也意味着社会美德。“美德”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有“成就”、“杰出”、或“优秀”等意思，而这些品质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的道德行为的价值效率。
最后，市场经济在分配过程中应遵循公正分配原则。市场经济不论人的出身、门第、登记、亲缘关系等，它只按照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做出的有效贡献来分配效用价值。市场以它的市场效率为第一分配原则。哪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付出的成本较低，同时具有价格优势，那么他可能获得的利润或效益就相对多。
二、墨学中的“兼爱”、“交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兼爱”、“交利”思想是墨家文化的核心，且“兼爱”学说是现代人类公德得以成立的基本价值，也为市场经济行为提供了道德依据。它的论证方式是“实践理性”的方法，而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正是依靠普遍的社会道德经验事实的理性分析或推理来寻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是契合的。
1.“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自己学说的宗旨，并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实现这一宗旨的基本原则。所谓“天下之利”，除指“天下之富”外，还包括“天下之治”，也就是社会各等级、各成员之间的“和调”；“天下之害”，就是相互攻伐、篡夺，即“交相贼”。墨子把“交相贼”的原因归结为“不相爱”、“别相恶”。为了“兴利除害”，他主张用“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原则取代“别相恶，交相贼”。墨子认为，社会成员虽然贫富有别、贵贱有等，但作为道德主体却是平等的。为天下兴利除害是一切道德行为的目的，也是道德价值之所在。道德之所以“贵”，在于“义可以利人”。反之，“亏人自利”则“不义”。
2.志功为辨
墨子从强调功利出发，在中国伦理史上，首先提出了“志”、“功”这对范畴，认为对行为道德的评价，应“合其志功而观焉”。有将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的思想因素。动机与效果是一对有关道德评价的基本范畴。在道德评价中，应该如何处理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墨子认为“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人们做事的动机是好是坏，要看事情的效果如何。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其善恶与否同时，也不可以对人们的行为动机不闻不问，要“合其志功而观焉”。
3.兼以易别，以兼易偏
墨子在寻找社会弊端的病根时，指责了“不相爱”的道德现状。之后墨子又提出要以“兼相爱”来代替“不相爱”：“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易之，譬之犹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墨子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用兼爱代替偏爱”的命题。他主张的“兼爱”之普遍平等的爱，及不分血缘的亲疏和等级的贵贱而给予无差别的爱。
三、“兼相爱，交相利”作为中国市场经济道德规范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某些方面仍不够完善，尤其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常常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因此，如何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除了法律，我们还应该寻求一种人文精神，从思想上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而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这种精神正是当今市场经济道德建设所需要的。因为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与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存在着许多一致之处。
(一)兴利除害与功利主义
在墨家的“兼爱”学说中，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观，这与市场经济活动中应遵循的价值原则——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一致的。
墨子认为“交相贼”的原因是“不相爱”、“别相恶”，而事实上“别相恶”是由于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产生了利益冲突而造成的。所以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应该“兴天下之利”，因为只有当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满足的时候，真正的个人利益才能够实现。这与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是十分一致的，两者都主张义与利的兼容，认为人的个体行为必须符合社会整体的利益取向，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功利主义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要求市场主体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考虑社会的公共利益，因为如果整个市场是“交相贼”的状况，个人的利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只有“天下之利”得以实现，才能使每个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满足。
对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兴天下之利”的道德思想是需要提倡的。近年来，中国的经济领域出现了种种令人瞩目的不道德行为：交易中的诚信缺失、为追求商业利润而对环境的污染、传销行为的日益泛滥……这些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正影响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应该让市场的行为主体明白，对公共利益的破坏并不能真正的实现个人利益，即使实现了，那也决不是长远的、永久的利益，只有在保证“兴天下之利”的情况下，个人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全面、持续地发展。
可以说，经济学提倡的重视效率，是相对于社会总体效率而言的。因此，评价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效率应看其是否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应把他的动机与效果相结合。首先，一定要注重市场主体行为的实际后果，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善恶与否。同时，绝不能采取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动机不闻不问的实用主义态度。即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还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标来参与市场经济的建设，把动机与效果用以起来，做到“合其志功而观焉”。
(二)兼以易别与公平分配
墨子所提倡的“兼以易别”传达着平等、博爱、民主的理念，这与市场经济的公平分配原则极为类似。
墨子“兼爱天下”的道德理想从根本上反对了“爱有等差”的思想，认为应该以平等的、无贵贱之分的爱来代替偏爱，表达了墨子对民主社会的向往，体现了他对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理想。这种保证社会主体地位平等的原则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市场经济不管人是怎样的出身或等级，都按照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活动中所做出的有效贡献来分配效用价值，它反对不劳而获、无功得利。两者同时看到了社会财产的公平分配对整个社会的重大意义，
公平的分配原则对当今的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既是公平的又是最优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努力寻求可行的“公正”配置机制，来解决社会收入合理分配问题，从而缓解贫富差距扩大的局面，以实现共同富裕，达到理想的和谐社会。
四、结论
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原则是可能的，它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又与市场经济的许多道德原则相一致。因此我们应该给予“兼相爱，交相利”更多地关注，它有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能力本位观的确立；有助于系统的建构和确立基于平民精神、平民的生存哲学或公共哲学；有助于确立个体本位与重视社群相统一的新价值观，兼爱理论的阐扬可以作为当代人文精神的传统生长点和创造性基础。
［参考文献］
［1］〔清〕孙治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价值共识可能性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同样，任何一种道德观念也离不开属于它自己的“利益”。而“利益”根植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根植于社会生活的变化。首先，从历史上看道德领域发生较大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不管是春秋战国时孔子对当时礼崩乐坏的道德生活进行的抨击，还是至清末民初延续了上千年的“满口仁义道德”的封建礼教受到的强烈冲击，同样都是因为当时社会生活的变化；《共产党宣言》对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道德变化也有精彩的描述：“资产阶级……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圆同样，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促使道德领域也发生变化。社会生活才是道德之源泉。其次，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有一个最大区别是：市场经济的经济主体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主体的多元化最终促使社会阶层的变化。“价值观念的多样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自主性经济和利益主体经济，因而本质上是一种多元化经济。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是相对独立和平等自由的，这是市场经济得以形成和运行的基本前提。”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人们的价值观念已经多元化的情况下，道德价值观念的冲突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道德对话吗?它们之间能否在一个更加广泛的前提和背景下寻找到一定程度的道德观念的共识呢?如果能，它的基础又是什么?
第一个明确指出价值与事实根本不同的是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休谟认为人的理智所揭示的只是“是什么”，而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是什么”。“是”与“应该”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道德价值从字面上理解就是道德生活领域的价值。在欧洲古典哲学史中，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西塞罗认为，至善就是德性或道德价值。斯多葛学派“对道德价值的定义，在本源意义上属于所有正当行为的那种正当性的定义、绝对的义务的定义。”塞罗对道德价值的说明有一个至今仍为许多学者引用的例子：在弓箭手瞄准箭靶时，箭靶本身并非他真正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能够准确地瞄准。这就是说，为了实现道德价值，必须采取这种或那种行为，正如箭手须有这样或那样的靶子以供瞄准一样。行为的道德意义并不在行为本身，而在于对行为的选择与自然的一致性或协调性的理解。因此，具有道德价值的正是这种努力，而不是行为。后来欧洲的古典哲学流派在探讨价值哲学的时候都会从某个角度谈到有关道德领域的价值问题。例如：康德提出了两个道德命题，其中，被康德尊为自身善的意志的标准，是意志所指导的行为必须在于义务。这类行为本身就具有道德价值。这就是“康德的第一命题”；“第二个道德命题是：一个出于义务的行为，其道德价值不取决于它所要实现的意图，而取决于它所遵循的准则。”四现代思想家在研究价值问题时把它在道德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拓展。哈特曼认为：“有两类不同的价值：那些表现事物和情景特征的价值和那些表现自由行为者和他们的行动及意向的特征的价值。任何道德行为都要涉及到这二类价值。道德情景总要涉及以下因素：一是作为行为者、作为‘现有王国的价值执行者’的人；二是一个容忍或接受这个行为者的某种对他来说是不道德的行为的人；三是一个依附于行为者意向的道德价值。”旧哈特曼进一步指出，我们总是把对某个人，对我们自己或他人来说是善的价值的某种东西作为目的，但道德价值“指挥着”我们的行为而不是我们行为的目标。
对道德价值的研究，也是近年来我国价值哲学领域的一个热点。但是许多学者对道德价值的表述和归纳都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对道德价值的理解更多是建立在各种道德价值学说的共性上，是建立在对道德价值本来意义的领悟和理解——它就是指人们道德领域所珍惜的东西，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道德生活需要什么、我们追求什么等道德领域“应该”的范畴。“道德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它在个体生活和群体生活中，给人们指出什么是理想的和应当做的。它与事物的价值、社会政治的价值不同，属于精神的价值，具有精神价值的特征。”哒个说明性的解析已经给我们对道德价值共识问题提供了认识基础。明确了各种道德价值学说的共性以及对道德价值本质问题解决的思路，我们就无须一定要给予道德价值一个非常确切的定义。至于对道德价值内涵确切的归纳，我们将暂时不予追问。在此基础上我们对道德价值有以下认识：首先从道德价值的产生看，它是人们道德生活需要和追求的一种目标或方向。它是人们在道德生活领域指导自己道德行为的深层意识，而不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规范，它是可以通过人们的努力实现的。在道德生活中，什么行为应该做，什么行为不该做，是由人的价值观念指挥的。正如哈特曼所指出的，道德价值“指挥着”我们的行为而不是我们行为的目标。其次，道德价值如果是道德生活领域的“善”，那么“善”又是什么?善恶观念是个历史的范畴，也是变化发展的。恩格斯指出，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相互直接矛盾的。道德价值由于是人的范畴，特别是属于人的完善、发展的目标或方向，因此它所指的善应该是能够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信念”或规范。“在道德领域里，体现道德价值的行为，无非是对他人的尊重、关怀、或者对他人对社会的或多或少的自我牺牲。”这些信念或规范，对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是起到促进作用的，因此它是善的。正是把道德价值的基点看作是对具有人格主体的人的尊重，龚群教授才重新定义了道德价值：“道德价值就是人类作为人格主体自身的价值，因而人自身具有他物不可替代、不可超越的价值，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应当关系，就是相互承认与相互尊重的关系。或者说，通过这种关系，体现人的尊严性和崇高性。”这个角度看，指挥着我们行动的正义、自由、平等等观念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观念，对我们人自身的完善和发展也是起到积极作用的，因此也是善的。事实上正义、自由、平等、真、善、美等观念是属于世界文明的。它们在任何一个文明或现代社会中都拥有崇高的地位。只不过不同的文化对它们本质的理解和对它们的侧重认识有所不同。
共识简单说来就是人们的认识相对一致。茅于轼教授曾指出：“道德是社会的共识”，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道德的判据是社会的长远利益，而且这个社会包含的范围越大，判据越是具有支配性；其次，道德的是非判断不是单个人的认识，而是全社会的，或至少是社会绝大部分成员的认识。”道德主要表现的是行为，而道德价值主要是道德行为背后支持的信念、理念。因此我们认为道德价值共识是指各个社会独立平等的主体对道德问题的认识相对一致。它有赖于对有效的社会事实的承认与认识。简单说它是指人们对社会的道德价值问题的意见相对一致，即有一个普遍的认同。
道德价值共识虽然涉及到人们多种多样的道德观念、社会目标和理想，但是达成共识还是可能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可能性之一——价值主体的统一性。道德价值是价值的一种，而价值的根本特性是它的主体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价值共识的可能性之一，也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主体自身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尽管市场经济的经济主体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但是差异是在同一背景下表现出来的，它们在局部利益、各自目的和不同的需要等方面的差异并不等于它们完全无法沟通。任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只要他是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范围之列，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家庭的一员。作为一个共同的成员，不可否认就有许多共同的属性和特征。例如：在我国，一个普通的外商独资企业和一个以公共事业为主的国有企业之间是有许多不同之处的。他们的目的、利益不同，经营手段也许不一样，企业的体制和经营能力也会不同。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他们都成为我们《公司法》规定中的一个法人，他们都要遵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规则和秩序，都要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他们都面临共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的最基本利益要求。这样，多元化的价值主体之间面临的道德行为问题肯定也就具有了一些相同或相近的性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如果要获得各自的利益和需要，就要在冲突中求同存异，认识到彼此的共同点或共同利益，从而达成某种共同的最基本的价值共识。这样，有赖于他们的共同努力，有赖于平等的道德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又是统一的。
2013年元月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安排表（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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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德资本;道德资本化;资本道德化;作用
道德资本是近年来受到重视同时也引起争议的概念。据统计，自1997年起对道德资本的学术关注度逐年递增，总体趋势呈现上升态势，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
一、道德资本的概念及争议
道德资本研究一经提出就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而最早提出“道德资本”概念的是王小锡教授，王教授在其《论道德资本》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并作出系统论述，王教授认为：“道德作为资本范畴，是一种力，一种能够投入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1]“道德资本”是一种创新性的概念，是符合时代需求的产物。王小锡教授在《五论道德资本》中提到：“道德资本概念确实是一种创新性的概念，这种创新并不是以空想为基础的文字游戏，而是对社会实践发展的自觉的、理论的把握。在概念创新背后，是社会实践发展的强烈需求。”[2]除了王教授以外，学者西松认为：“道德资本可以被定义为卓越优秀的品格和美德，它们是一种财富形式，是在个人身上积累和发展起来具有生产力的能力或者力量，它将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的完善。”[3]本文主要汲取各个专家学者的意见及建议，从道德的真正内涵、道德的资本化和资本的道德化以及道德资本的作用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二、道德的真正内涵
首先，道德是相对于人而言的，道德的主体是人，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一是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其二是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社会性。道德具有一定的社会性，那么人在社会整个大环境下需要生存，有生存就有竞争，有竞争了自然而然就需要劳动，劳动就避免不了经济利益的纠纷，需要人与人之间协调人际关系。
其次，道德是什么？“道德是应该的应该之应该。道德一般是指人‘立身’、‘处世’的现实的应该。人们通过善待人生来调节好各种人际关系;通过理性处世来体现人生境界，这就是科学、理性的道德之所在。”[5]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那么人也就要对社会关系负责，怎样对社会关系负责，就要遵照规范生活，政治有政治的应该，伦理道德有伦理道德的应该，对这些角色而言，体现为规范的特定的应该都是应该之应该，也就是说，体现为规范的“应该”都是合理的。
最后，道德存在的目的是什么？道德的目的就是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使人们自觉履行道德义务。因此，道德存在的理由在于道德独特的合理性，放在经济领域里面也是如此，把道德作为工具放在经济领域里面也是无可厚非的，它可以使经济人更加注重道德培养，企业更加注重员工的诚信与积极性等无形资产，更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
三、道德资本化与资本道德化
（一）道德资本化
一方面，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仅是一定的经济条件所决定的，而且也要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是道德的经济价值。“道德的经济功能与资本相类似，它介入经济活动，会带来较大的利益。我们可以借用布尔迪厄的宽泛的资本概念称其为‘道德资本’”[6]经济活动对人来说很乏味，没有色彩，除了迫于生存而不得不应付之外，难以激发热情，更谈不上奉献和追求，归根到底，这都和道德精神的缺乏有关。只有当那些人们认为值得追求的令人崇尚的东西转化为人们经济行为的动机时，才能变成人们强大且持久的行动力量。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4]也就是说要自觉地调控人与自然的关系，与自然界协调发展，与其它物种同生共荣。
（二）资本道德化
首先，“在《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进行了肯定与否定即资本的野蛮性和文明性的双重评价。”[7]他明确指出：“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4]马克思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看待资本问题，他既看到了资本的野蛮性，又看到了资本的文明性。其次，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而道德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安身立命的必要条件，社会成员都有道德的需要，它已经成了人们正常生活的一种必需品，一切社会成员都要讲道德，不讲道德的人注定徒有人形而无人性。最后，资本必须实行道德化。“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有着正相关性，也有着冲突和矛盾的关系，但是，经济发展并不必导致道德代价，只要人类有足够的智慧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有效遏制，道德是不会作为牺牲品的。”[8]恰恰相反，成熟规范的市场经济不仅是单纯的物质文明，也必然会产生相应的道德规则。当道德困境来临时，我们不需要惊慌，还原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加强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
四、道德资本的作用
第一，道德资本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要想实现经济发展，就必须对作为主要生产力与生产主体的人予以充分的道德关怀，以充分激发其主体性与能动性。同时，人从事生产并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一种协作的力量。[4]在人们的相互协作与力量融合过程中，必然地发生一定的关系，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以生产关系为主体的社会关系。事实上，社会主义道德资本经济效用发挥的机理就在于对人之主体性的激发，以及对和谐生产关系的促进。因而，要想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道德资本化。
第二，道德资本促进政治道德化的发展。马克思概道德所具有的两重性：“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4]其功能在于为阶级的政治统治与利益进行辩护。而在“作为统治的道德手段”的意义上，道德具有社会性，表现为社会成员应普遍遵循的生活准则与规范，其作用在于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如今国家社会功能越来越强，因此，加强道德资本建设符合社会发展需求。
第三，道德资本促进社会文明进步。道德资本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由资本道德化的过程，全面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也就是说，一切社会冲突的终极根源都在于人们利益的冲突。因而，公平地分配财富对社会的构建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资本运作为了人民，必将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起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以社会和谐观为主要内容的文明观念，社会文明由此得以全面推进。（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王小锡.论道德资本[J].江苏社会科学，2000，（3）.
[2]王小锡，五论道德资本[J].江苏社会科学，2006，（5）.
[3]〔西〕阿莱霍・何塞・G.西松.领导者的道德资本―――为什么美德如此重要[M].于文轩，丁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王小锡，道德、伦理、应该及其相互关系[J]江海学报，2004.（2）.
[6]王露璐.道德与资本的冲突与整合[J].哲学研究，2011.（9）.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脚步不断加快，中国在接受外国文化的同时，自己的文化也日益开放，在中外文化交融时刻的当今，我国思想道德建设在现实中必然会存在很多的困惑，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价值、生活方式、习惯准则以及理想信念等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这些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内容深刻性的缺失。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价值已经得到了确认，但主体自觉问题仍然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现有教育理论和研究缺乏深刻性所致，研究的现状及其成果停留于解释学科的状态和层次，没有运用到实践当中，更没能够上升到道德建设应有的高度，所以现有的研究和理论也就难以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虽然马克思主义精神理论与物质转化理论、社会生产力理论、生产劳动理论都从理论层面上说明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价值，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又从事实层面上展示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经济价值，但是我们更应该注重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身价值。
（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过程实践性的缺失。虽然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个趋于完善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体系，但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理论状态。这种理论状态遗失了具有本质特征意义的实践性，缺少内容的创新和理论的突破，与早期儿童阶段德育理论与实践的自身成熟和衔接十分融洽相比，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高校思想道德建设、成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发展疲于应付理论和实践，导致其目标与手段、观念与方法的背离最终遗失了实践性，当然也遗失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对成人化之后的实效性，以至于作为社会主体力量的中青年人群的道德出现良莠不齐。
（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信念实践性的缺失。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发展过程中，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国内文化的相互冲击，传统信仰与现念的激荡，使人们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信念实践性出现了缺失的现象，即“理想信念危机”。在中国新的发展形势下，被视为拥有优良传统的我国公民一直以来坚定的理想信念，特别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受到了国内外各种观念的挑战时，我们一些共产党员甚至于党的领导干部等部分人群，理想信念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动摇。这样的理想信念现状和十报告中同志的讲话精神是不一致、不适应和不对称的。
二、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不完善的原因
事实证明，现阶段我国思想道德的建设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究其原因，主要是长期“左”的错误对思想道德建设的消极影响和改革开放以来过分重视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思想道德建设积极引导作用的发挥两方面。
（一）长期“左”的错误对思想道德建设的消极影响。虽然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志就非常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在分析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基础上，肯定了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继续存在。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十年“”期间，意识形态研究的学科本意被扭曲，导致它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代替品。用政治教育取代思想道德建设，用政治素质取代思想道德素质，尽管经过“拨乱反正”和20余年的改革开放，经历了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快速发展，文明建设相对滞后，思想道德建设问题还是被替代品的阴影笼罩着。时至今日，思想道德建设的地位仍然不容乐观。
（二）改革开放以来忽视思想道德建设积极引导作用的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为大众消费时期的到来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又对人的消费需求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两个问题：已经达到的富裕程度和如何获得更高程度的富裕。人们追求生活状态大幅改观的热情情绪和视角的蔓延却催生出浮躁的社会性格和肤浅的社会意识和人们对道德水平的忽视与觉醒后的惋惜与渴望，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现实选择中的虚无。由此可见，尽管我们已经构建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体系、范式、主体和环境的坚实基础，但是现阶段的实践对象在道德实践中的自觉、自律、自省、自制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体系的逻辑混乱和内容空洞化而导致思想道德建设定位的偏离，这些问题与日臻成熟的思想道德建设理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三、新形势下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途径
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加强，是我国精神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可以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不断提高，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途径有很多，以下从四个主要方面进行阐述：
（一）构建健康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是中国道德建设的一个信号，给中国以后的市场经济指出了一条道路。构建新形势下健康而科学的思想道德体系，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迫切内容，是实现人民百姓安居乐业、家庭和睦的急切需要，是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迫切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思想道德体系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政治文明，推动了思想道德体系的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制定，将为构建我们科学的思想道德建设体系提供宏观的社会环境。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方面的和谐环境下，思想道德体系将会健康茁壮的成长发展。
（二）提高全社会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认识。在整个社会中，营造良好的思想道德氛围，宣传贯彻《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的具体办法，充分发挥宣传与舆论的引导作用，让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深入人心，积极学习并利用传统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有益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道德建设理论与实践，在社会中对构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有巩固作用。党在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思想，它既丰富了全社会公民道德的意识内容，又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提出了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思想道德建设既是创建文明城市、文明社会以及文明国家的重要内容和指标体系，又是培育“四有新人”个人层面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
（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坚持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科学性理论原则，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与时俱进，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动作方法，把思想道德建设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牢牢抓住影响公民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社会各个方面坚持不懈地对全民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的积极引导，让公民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理想、信念以及信仰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精神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而言，我们的公民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特别是在当前具体国情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任务，从根本上讲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和确定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核心就是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问题。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体系为核心，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应该坚持不懈地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实现“中国梦”的构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来武装广大人民的头脑，为树立正确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强大的精神支柱。这样做我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才会有更多的人明确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得以保障。
[关键词]新中国60年；道德建设
新中国至今已经走过了60年波澜壮阔的岁月，在这60年的伟大历程中，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也有过不少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对新中国60年来道德建设得失进行冷静地反思，大约可以概括出以下基本经验。
一、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进步状态和积极的物质成果。经济建设的结晶主要体现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主观精神世界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文化建设的结晶主要体现为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物质文明为包括道德建设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物质条件、物质动力和理论源泉。“没有经济的发展，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没有物质基础。”(《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页)而同时，精神文明则为物质文明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与德力支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79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不限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WWW.133229.CoM从此，在我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中，包括道德建设在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既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当然，我党这种认识无疑是来自于道德建设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非常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但在“左”的思潮严重干扰下，我们在客观上忽视了物质文明建设，特别是在十年“文革”中，把经济建设引向了即将崩溃的边缘，从而使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走上了歧途。改革开放后，我们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着物质文明迅猛发展。然而，我们在客观上又忽视了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改革开放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时严肃指出，我们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思想教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尤其是此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建立和文明办的设立，推动了两个文明的迅速进步。可是，在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曲解为“以gdp为纲”的实际引导下，许多地方依然“见物不见人”。在不同程度上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放在“说起来很重要，干起来就忘掉”的地位上，从而使20世纪末出现了“信仰危机”、“诚信危机”的状况。针对这种情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且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以至社会文明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
在一定意义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历来是人类社会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治国方式。如果从法治与德治的本质来说，法治属于政治文明的范畴，德治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政治文明以物质文明为经济基础，以精神文明为思想指导，在这一意义上来说，有什么样的精神文明，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文明。同时，归属于政治文明范畴的法治。作为一种政治建设，重在制度建设；而归属于精神文明范畴的德治，作为一种思想建设，重在素质建设。在制度与素质的关系上，制度建设是首位，素质建设是关键。没有制度建设，素质建设就没有保障；没有素质建设，制度建设也就没有依托。由此可见，治国安邦，单靠法治也不行。单靠德治也不行；法治和德治对立统一，只有两者相互结合，才能产生最大最佳的效果。
然而，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也是来之不易的。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左”的思潮的严重干扰，我们在客观上重视了“以德治国”，而严重忽视了“依法治国”；特别是在十年“文革”中，把法制建设几乎摧残至尽，从而使“以德治国”走上了邪路。改革开放后，我们拨乱反正，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和法制社会，推动法制建设迅猛发展，有力地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然而，在强调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我们一些人又逐渐地走上另一个极端，迷信法制，以为“法制包治百病”，从而轻视德治，轻视道德建设，讥笑“道德无用”，甚至提出“良心究竟值多少个钱”之荒唐疑问。结果，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法治建设在迅猛发展的同时，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和违法犯罪现象依然呈螺旋式上升态势。这种社会现实向我们警示，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少了哪一样都不行。正如江泽民曾经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的那样：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总结我党十三年来的基本经验时，把“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其中的一条基本经验。而《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建设和谐文化的举措中，也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三、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
道德建设的先进性要求，就是反映与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先进社会制度的内在要求、与先进的文化发展要求、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与高尚的道德理想相适应的道德准则，它体现为人类最高尚的美德和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因素的崇高道德。道德建设的广泛性要求，体现的是反映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求、反映最大多数人的道德素质水平并为最大多数人能够践行的基本道德准则。道德建设的先进性要求是道德建设的广泛性要求的发展方向，对不断提升人们的道德素质和道德境界具有价值导向作用；道德建设的广泛性要求，是道德建设的先进性要求的坚实基础，对保障当下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把道德建设的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出发，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强调道德建设要区分层次，着眼多数，鼓励先进，循序渐进。既大力倡导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实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在全社会做出表率。又注意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道德目标。
建国前30年，我国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方面。无疑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是，由于一方面我们对中国国情还没有真正认识和把握，脱离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脱离我国文化科学发展水平的实际，脱离我国广大群众的道德水平的实际，在生产关系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同时，在道德建设上则盲目追求共产主义道德的崇高要求，以同一高层次的道德准则去规范全体人民，违反了道德建设的基本规律，使道德建设逐渐流变为“假、大、空”。十年“文革”，更是将此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要求全体人民“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致使人们道德人格分裂，严重摧残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痛定思痛，把道德建设的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使道德建设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发展。然而，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过低地降低了全体人民的道德要求，而且把先进性的道德要求视为“不合时宜”的东西，甚至予以讥讽和批判(例如对雷锋精神的讥讽和批判)。我们应当明确的是，道德的先进性要求。是人类美德的结晶，反映着人类道德发展的前进方向，过去的错误只是在于将它强求于全体人民，而不是其本身的“假、大、空”。我们决不能在批判以往“假、大、空”的做法时，把道德的先进性要求也一起否定掉了。对广大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特别强调先进性的要求(而这一点正是目前我们最忽视的。使许多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混同于一般群众)。因为一旦失去了先进性的示范、凝聚作用。广泛性的要求就会难以保持。在市场经济时代，我们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我们既要避免把道德要求无限拔高的现象。但也不能忽视高标准被低标准所同化、先进性被广泛性所淹没的现象。
四、理论建设与道德实践相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在道德建设上，也只有实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道德建设才能真正取得实效。道德实践是道德理论的源泉、动力、目的和检验其真理性和价值性的唯一标准；而道德理论是道德实践的指南。正确的道德理论才能带来道德实践的硕果，道德理论的发展才能推动道德实践的进步。
然而，我们要在实践上真正做到理论建设与道德实践相结合并非易事。建国前30年，我们在理论建设与道德实践相结合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诸如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涌现出一大批如向秀丽、雷锋、王杰、欧阳海、王铁人、焦裕禄等英雄模范人物。但是，由于对科学文化的轻视，道德理论上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曾一度受到苏联学科整顿的影响，伦理学被视为伪学科而取消；在“左”的思潮干扰下，理论脱离实际，刻意拔高道德建设的要求。使道德实践也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带来“假、大、空”之祸患。改革开放后，我们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开始重视理论建设与道德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上。我们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理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推动下，伦理学的理论和学术研究蓬勃发展。伦理学从“冷学科”变成了“热学科”；在大专院校中，普遍开设伦理学课程，硕士点和博士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正在建立，许多新的道德观念、道德准则、道德行为正在流行。然而，我们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有些学者不仅对道德实践的研究毫无兴趣、漠不关心，他们只醉心于西方话语，自我陶醉在一系列西方话语的“新概念”之中，而且挥舞着“理论性”、“学术性”这根大棒，对道德实践研究的成果极其轻视，大加排斥。同时，由于脱离实际的理论不能有效地指导中国道德建设，由于学校德育的“知识化”，更由于我们的学者只重视自己的理论研究，而不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因而，造成了我们今天道德建设中的一大难点——许多人实际存在着双重道德人格。
五、传承与创新相结合
道德的传承，是精神文化相对独立发展的基本规律在道德建设上的体现。道德的发展，从其纵向来说，离不开对以往优秀道德遗产的批判继承；从其横向来说，离不开对其他异类道德成果的批判吸收。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一方面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遗产，特别要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国革命传统道德；另一方面，必须学习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优秀道德成果。当然，传承是为了更好地创新，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因此，传承必须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创新；而创新，则会更好地实现传承。只有创新，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为前提，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为准绳，反映时代的精神，在生动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创造出人类先进的道德文明，才能真正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我国传统道德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既有宝贵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但是自从“五四”以来，我们国人就偏向于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全盘否定；到了十年动乱时期，这种否定已经登峰造极。在“左”的思潮严重影响下，以往的一切几乎都成了“封资修”的东西，统统属于被彻底扫荡之列，从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割裂了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与传统美德的传承关系，使许多优秀传统美德，难以为继；也使许多社会主义新道德，缺乏浓厚的文化传统根基，而难以深入人心。而在新中国前30年，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把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特别是把一切西方发达国家的东西，都视为粪土，统统丢进历史的垃圾箱，从而使我们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落后了一大截。改革开放后，我们逐渐认识到，我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和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中有着重要的价值，开始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努力学习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然而，一些好走极端的国学者打着所谓“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把儒学、“国学”的作用提高到不恰当的程度，好像只有儒学、“国学”才能“真正发展”中国，甚至于鼓吹其所谓的“正宗”地位。而某些西方文化的崇拜者则打着所谓“学习西方文化”的旗帜，把一些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观念奉为至宝，甚至于要求文化发展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企图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此，我们应当有足够的警惕，坚决反对崇洋媚外思想，要用批判的精神进行辨别和审视，尤其要把应该学习借鉴的优秀伦理思想和必须摈弃的资产阶级的腐朽价值观念严格区分开来。
六、一元与多元相统一
在此，“一元”是特指主流价值观、道德观；而“多元”是特指与此相对应的多种多样的非主流价值观、道德观。一元与多元矛盾的生成，一方面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态势下，国外特别是西方各种思想道德价值观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涌入国门，日益影响着我们的广大民众；另一方面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经济成分的迅猛发展，利益主体的不断分化，反映这些多种经济成分和不同利益主体要求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这种“外人”与“内生”双重夹击与交错发展的形势下，当今中国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已经从传统的一元转向多元。然而，任何社会的主流价值形态和思想道德观念在核心体系上总是一元化的，也正因此，当前我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但是，经济主体多元化和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必然引起其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多元化与一元化的矛盾。
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通过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使全体人民有一个共同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导向，以解决“道德失范”现象的滋生蔓延。我们一方面不能以“一元”否定或取代“多元”；另一方面，又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统摄、整合多样化的价值观，通过倡导积极的，支持有益的，改造落后的，抵制腐朽的，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下的社会思想道德价值观的和谐。我们应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方针，使核心价值体系与多样化价值观、道德观之间既“一元统领”、“协调有序”，又有“兼容共生”、“和而不同”，实现一元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主导性与宽容性的统一。然而，在新中国前30年，我们曾在强调一元的同时，完全彻底地否定和排斥了多元性与多样性，使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走人了歧途。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们则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某些学者)缺乏清醒的头脑，强调多元化而否定和排斥一元化。否定和排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道德的主导地位。这种经验教训我们决不能忘记。
七、道义与利益相统一
义利之辩，在中国长达数千年之久。但是，至今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都很难把两者统一起来。在计划经济时期，一方面受到我们党还没有把革命党的思维真正转变为执政党的思维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左”的思潮引导下，我们只讲精神，只谈道义，把道义与利益完全对立起来，而忽视利益甚至于否定利益在道德建设中的基础性意义，大批“金钱挂帅”和“物质刺激”，不重视广大群众的物质需求，结果，道德建设流变为“假、大、空”之祸。为此，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
改革开放后，我们为利益正名，为个人利益正名，确立起义利统一的新观念，真正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劳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起来，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奇迹。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成为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杠杆，也成为经济活动的直接价值目标。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的影响，拜金主义泛滥起来，一部分人不能适应剧烈的市场竞争，成为“见利忘义”的俘虏。大量的假冒伪劣行为涌现出来，导致了整个社会的诚信危机，不仅在经济上造成了难以计量的经济损失，而且在思想道德上严重地腐蚀了人们的心灵，给道德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因此，从道德建设的层面上把道义与利益、权利与义务、权益与责任统一起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我们在道德建设中必须建立一种社会的“善恶报偿机制”，要依法落实公民的各种权利，使他们获得正当的利益；与此同时，要引导人们承担应尽的社会义务和责任，自觉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优先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义利统一，我们必须要注意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在讲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时，言不及个人之利，否则认为必然会导致个人主义抬头。这种认识和做法只会导致人们对集体主义的怀疑甚至是否定。另一种是鼓吹个人利益至上。把社会和他人看作是实现个人利益的手段，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讲个人实惠，应该充分乃至无限满足个人利益的实现。这是与社会主义义利观格格不入的，也是与集体主义价值观背道而驰的。
八、道德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统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又有能动的反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此相适应，经济发展决定道德建设，道德建设对经济发展又有能动的反作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常常把它忘在脑后，犯了许多“常识性”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