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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赏析八篇

发布时间:2022-06-07 21:58:41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

第1篇

[关键词]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内涵;理论局限;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7 ― 0069 ― 03

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了西方政治科学的主流研究范式,并对传统政治制度的研究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20世纪60年代,随着政治科学内部的不断发展,学界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展开了的批判,有学者开始强调从集体生活和集体行动的角度研究政治学,唤起了制度研究的回归,此即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之源。

对于新制度主义的现有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由于研究重点、研究方法等的不同,形成了各个流派的新制度主义理论。依据不同的标准,美国学者彼得斯在《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一书中提出七分法,而豪尔和泰勒在《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学派》一文中则提出了三分法,前者是划分出的流派最多,后者是广泛为学界所接受的三种流派划分。然而,学界现有对新制度主义理论的流派划分依然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无论如何划分,历史制度主义都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流派,具有其独特的分析视角与分析方式,对于我国当代政治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涵

(一)在对制度的定义上,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界定为嵌入政体或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规则、规范和惯例。①制度的范围不仅涵盖秩序、政府内的操作规程、竞选规则等,政党系统的结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经济行为体的结构和组织、甚至起到管制作用的一些惯例,都被包含在制度的涵义之中。总之,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概念,应该是更为宽泛的,不应被限制在正式制度或正式组织所制定的制度。

(二)关于制度的起源和变迁,历史制度主义者坚持路径依赖解释。②他们认为,新制度的创设或采用,必然是在已经充满制度的世界中进行的。制度是保护利益的屏障,因此,在回报率递增机制作用下,就会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路径。在政治生活中制度密集,政治权威和权力的非对称性特征,政治生活复杂和不透明等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政治制度的变迁就会比经济制度的变迁有着更强的路径依赖。③据此,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变迁是应该是一个渐进的、不断演进的过程,他们强调在现有的制度基础上进行改革与创新,而不是去设计一项全新的制度。

(三)关于制度是如何影响个人行为的问题,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④制度是如何影响个人行为的?一般来说,新制度主义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算计路径”⑤和“文化路径”①两种回答。然而人本身就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人的行为又会受到个人经历、外部环境、情感等因素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因此,在制度与行为关系的分析上,很难单一地采用“算计路径”或“文化路径”来解释,而历史制度主义在分析问题时,往往会同时采用“算计路径”和“文化路径”两种分析方式。

(四)研究方法上,历史制度主义追溯历史,并将制度分析和其他可能产生政治后果的影响因素结合起来展开研究。尽管历史制度主义者们会着重关注制度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它是产生政治结果的唯一因素。其他复杂的、能够产生政治后果的因素在某些时候也是有意义的。通过对历史的分析与比较,这些因素和它们的作用就变得清晰明确。因此,他们将制度与其他因素一同放置于因果链之中,诸如社会经济发展与观念的分布,制度与观念信仰间的相互关系等也是他们的关注重点。②

(五)在研究重点上,历史制度主义在进行制度分析,突出权力和权力游戏中的非对称性关系。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政治的核心是围绕着稀缺资源而展开竞争的各个集团之间的冲突,因此所有的制度研究都与权力有着直接关系。③政治中表达的政治需求不是个人偏好的确切反映,各种制度因素影响着裁定各种冲突利益的政治过程,并可能因此赋予某些利益以特权。④并形成特殊利益集团。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局限

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它们或多或少存在着不足之处,历史制度主义亦是如此。

(一)历史制度主义者在研究方法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于历史归纳分析。他们的分析集中在历史发展和历史比较方面,试图从历史记录中总结行动者做出相应行动的影响因素,并得出值得学习的经验与教训。但是,这就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分析能够涵盖所有必要的历史事件并能够对其做出有效解释。这种解释不仅包括在当时情况下对政治、社会、制度、个人等要素之间因果关系的合理解释,也需要包括在现今条件下,这种因果关系是否依然适用或者发生了哪些变化。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历史记录在政治的影响下,往往是失真的,尤其在没有影像记录的年代里。而通过不真实的历史进行研究,其意义是十分有限的。

(二)在制度与行为关系的分析上,历史制度主义在分析问题时既使用了“算计路径”,也采用了“文化路径”。但是,在分析时能够将两种路径进行有效区分,并能够清楚知道在何时何地什么情况下该应用哪种路径进行行为分析是十分必要的,不然就很难对于制度与行为的因果关系做出清楚的解释。而事实上,历史制度主义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历史制度主义者认识到了这两种视角各有优劣,单独使用存在局限,但他们自身并没有系统地将两种视角结合在一起,只是含糊。笼统地应用。

(三)历史制度主义者将制度的变迁看作是不断演进的过程。但是,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历史的稳步发展。因为,如果社会发生剧烈动荡,如在政权更迭导致政权性质发生改变等情况下,制度就有可能被全部再重新设计。正因如此,有些历史制度主义者将历史事件的变化分成了持续时期和被某些“重要的关节点”打断的断裂时期。但是,在解释解释是何种因素导致了这种“重要关节点”的突然出现时,尽管有人提出经济危机与军事冲突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做出很好的回答。⑤

(四)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界定的是相对宽泛的。那么,在这样的界定下,就必须面对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制度的定义越宽泛,其存在冲突甚至对立的可能性就越高。在不同的制度彼此冲突甚至对立的情况下,个人到底依据哪种制度行动、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了这种选择等问题就必须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另一方面,各种特别是非正式制度是如何影响行为的,两种制度在对行为的影响上有哪些不同,各自发挥怎样的作用,在何时何地应怎样应用也是需要考虑的。同时,历史制度主义很重视观念对于个人偏好对制度的影响,但是历史制度主义没有能够清晰地说明这些观念究竟是制度本身的构成部分,还是独立的,从外部影响制度的因素。⑥而对于“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其他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在何时何地起到何种作用均也没能够加以说明。而这无疑会影响历史制度主义的说服力。

三、历史制度主义对我国行政管理研究的借鉴意义

历史制度主义对于中国当代行政管理研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首先,历史制度主义要求我们关注历史,在历史中分析制度的形成及其变迁与发展。于中国而言,历史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个朝代无论兴盛还是衰亡,其建立起来的行政管理制度很多都是具有世纪性的创举意义的。“以古为鉴,可知兴替。”罗马史学家、《罗马史》的作者波里比阿也说:“历史之特殊功用,在于能使人明白某种政策或政见的成败原因。研习过去,则能使我们更谨慎、更大胆地面对现实。” 中国虽然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对于中国当下的许多社会问题与政治现象,回溯历史,总能是我们看得更加清晰透彻甚至可以找到解决之道。透过历史总是可以得到某些经验教训来服务于现在乃至未来的政策制定及执行的。应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探寻制度变迁背后的规律和深层次原因,古为今用,可以为今后的政策发展提供有效借鉴。另一方面,任何一种西方的理论和制度,都不能直接作用于中国的土壤,不同的国情下,只有在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适应、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统一的情况下,才能发挥良好作用。因此,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相关理论,可以提升我们分析与鉴别西方理论与制度的能力,也能够帮助我们取其精华、洋为中用。

其次,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生活,就必然会受到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等因素的影响。传统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始终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人们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还是交往方式,都脱离不了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等因素影响。历史制度主义对于“制度”更为广泛的定义与对于观念的重视,能够帮助我们正视并重视正式制度之外的人的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更加合理地解释在制度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研究在中国环境下的制度变迁与制度改革。

第三,在我国目前进行的行政改革方面,历史制度主义能够为我们了解与解释当前中国改革困境问题提供帮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难以进行的一大原因就是在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在历史制度主义“路径依赖”的观点下,对组织而言,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就会伴随而成某个既得利益集团。对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只有在现有制度下才能保障他们持续不断地获取利益,因而他们对现有制度有着强烈的要求,从而反对新的变革。对个人而言,一旦做出某种行为选择之后,便会不断地投入各种资源,包括金钱、时间、精力等,如果之后发现自己遇到困难需要对当初的选择做出改变,就会面对如自己在前期的巨大投入变得一文不值这一事实。因此,人们往往不会轻易改变既定选择,而这些可能“打水漂”的前期投入,在经济学上称作“沉没成本”。在面对利益集团保护剂的利益而个人因“沉没成本”而不愿对现有制度进行改变时,“路径依赖”就成为了有效的解释。

最后,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正如前文所言,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集中在对于历史的剖析与比较方面,是从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中来出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应该吸取的教训,因此,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往往是一种事后的分析,具有滞后性。也正因此,历史制度主义不能预测未来制度的发展,它所做出的比较分析更多地是一种事后描述,即使能证明某种制度对历史事件的影响,也不能说明该制度会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具有同样的历史意义。①因此,在具体运用之时,要注意具体环境的变化与理论应用的方向。同时,不能忘记的是,历史制度主义是在西方的背景下,根据西方的政治现实抽象形成的一种理论,鉴于中国复杂的历史与社会现实情况,未必会适用于中国实践。因此,在运用历史制度主义之时,如何与中国漫长的历史变迁与复杂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就成为研究者必须考虑的一个要素。

四、小结

历史制度主义为行政管理与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对于历史的关注可以说是我国行政管理学术界目前所缺乏的。造成我国行政管理学术界忽视历史研究的原因有很多,有历史资料的残缺、某些特殊历史时期对古代历史的全盘否定等客观因素,也有学者本身对于历史发展掌握有限、热衷于西方理论研究等主观因素。然而,两千年前,《礼记》中就曾描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和谐社会;孟子亦有“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闯兀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的科学发展思想。作为行政管理的研究者,要善于从中国传统中寻求问题的答案。

另一方面,历史制度主义对于非正式制度的关注也十分值得重视。中国社会是一个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人情社会”。对于人际关系、地缘、血缘等关系的把握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并深入研究当前中国存在的社会问题,如对于腐败问题的研究、对于特殊利益集团形成的研究等都离不开对于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因素。因此,对于历史制度主义,不仅要把握其理论内涵,更要在明确其理论缺陷的情况下,结合中国实践,具体应用到我国行政管理问题的研究之中。

〔参 考 文 献〕

〔1〕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 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

〔2〕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3〕何俊志.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流派划分与分析走向〔J〕.国外社会科学,2004.

〔4〕埃伦・M.伊梅古特.新制度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

第2篇

政治制度,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及行政方面的诸种规定。它既有政体、体制及大政方针、具体政策、规章、措施方面的内容,同时又必然联系到统治者、行政者这一国体问题。另外,它与军事、财政、刑法、礼仪等等制度,在机关与官员的设置、大政方针之制定等等方面有关,而与后者的具体制度又有所区别。作为政治制度的研究,则不仅仅是制度本身,还应扩大范围,包括对规制的实际落实情况、出现的问题、制度的弊端,以及制度实行之作用、影响等等方面的考察、分析与评论。

具体到清王朝,其政治制度的研究似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大政方针、政策的制定及相关的各种具体制度。

(二)皇位传承制度与皇权的行使;宫廷制度(后妃、外戚、太监及内廷其他诸制)及皇族诸制(如分封、参政、养赡宗禄等等)。由于古代王朝某种程度的皇家私属性,这类制度对王朝政治也有较大影响。

(三)中央及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与职官设置及其行政制度。

(四)各少数民族地区之官制及行政制度。

(五)对官吏实行的各种制度,如选任、考绩、奖惩、黜陟、调补、休致等等。

(六)非官僚行政系统之胥吏、幕僚等及其行政,这些人都不是国家官员,但在行政上又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吏治影响甚大。

(七)对官员行政及政策实施实行的监察制度。

(八)以上各种制度的实际落实状况,出现之问题、弊端,制度的调适改进,制度之实行对朝政、国家统治及社会的作用与影响。

清王朝由于是以满族为主体统治的王朝,其政治制度还有很多特殊内容,如首崇满洲之政策、八旗制度、其内部处理机要大政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保障满族主体统治的官缺制等等。另外,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政治思想、制度的影响,又引进了近代国家的一些政治制度。因而清朝政治制度应研究的内容,又比汉、唐、宋、明等王朝广泛。

本节根据前述关于政治制度一般内容的理解及清代的特殊之处,对清代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及各时期的特点,作如下简述。

(一)清入关前,是清政权兴起而又变化复杂、迅速演变的时期。其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1、从努尔哈赤建立政权起,到皇太极天聪五年七月设立六部,为满族政权的领主贵族政治体制时期,具体表现为该政权完全以八旗领主分封形成统治体制,八旗旗主也即领主,全部是努尔哈赤及其子侄,按照家族宗法分封,汗努尔哈赤类似西周大分封时期的天子,自领两黄旗,封授子侄统领其他6旗,这6旗旗主又如同受封之同姓诸侯,各领本旗旗人,与本旗下人有君臣之分,只不过不令各旗主在地方建立藩国,而是聚居于中央都城。而且由于努尔哈赤既是汗,又是其他旗主的大家长,因而凭借这种双重身份实行中央集权式的汗权专制统治。皇太极继位为汗,不具备汗父努尔哈赤大家长的身份,对其他旗的中央集权性控制力有所削弱,但其体制未变。在这种体制下,各旗旗主是各该旗的最高掌权者,而且世袭,另一方面,他们又处在中央、汗的统一领导下,国家大政,由汗集合八旗旗主为首的掌权者集体议决。所以,这种统治原则、行政方式,又可称之为是中央集权控制下的领主贵族政治体制。

2、天聪五年七月至顺治元年。是领主贵族政治体制向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政体的转变时期。天聪五年七月设立六部,将各旗下诸种事务的处理权,集中到中央,以六部分类处理,而六部长官(管部贝勒及承政)又分别对汗皇太极负责,从而以分割旗主、旗下权的方式,加强了汗权、中央集权。(这种制度,在努尔哈赤时期也曾实行过,但不正规、也不系统,皇太极采纳汉官建议,仿汉族王朝而实行六部行政制度。)此后,后金——清政权又设立监察机构都察院、管理蒙古等事务的理藩院,以及内三院,皇太极又进一步提高其汗的至尊地位而称帝,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旗主及旗下相对独立的旗权进一步削弱。但八旗的宗室领主分封制仍继续实行,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先后编设之时,皇太极沿袭旧的分封制度,将这两部分旗人也分封予宗王旗主,并使这两种旗与旗主原领之满洲旗为同一旗色,成同一统辖体系,这两部分旗人,也与满洲旗旗人一样,成为宗王旗主、管主的属人——诸申。

皇太极时期,后金——清政权还把其分封统辖体制扩大到归附的汉官、漠南蒙古贵族乃至朝鲜。对于带领部队归降后金政权的明朝官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则不纳入八旗体系,而使他们仍统旧属,对旧部军队有一定私统性,行政上听命于中央,又具有某些自,且驻辖专城,与宗室一样封王。对漠南蒙古中归附的绝大部分部落,则以分封、划牧地为领地的形式,使其成为臣属清政权的受封“藩部”,既有一定自,又接受清朝中央之政令。朝鲜之国王、王妃、世子等,也须接受清廷的册封,奉清之正朔,无论其国王、世子、使节,对清帝均须行三跪九叩的君臣之礼,以表示对清国的臣属。

(二)清入关后的顺治元年至康熙前期。是清王朝承袭中原汉族明王朝之国家建置,并保留原有一些机构(主要是满族政权特有机构),而建立统一的清帝国国家机构及行政制度的时期。

中央机关。其中的中枢机构,以内三院行使内阁职能,逐步演变为部院之上的中枢机构,最终定名为内阁,成为国家最高机关。原议政王大臣会议,保留宗室王公以贵族身份而非官员身份参预议政的权力,带有贵族政治残余。但他们能否参预议政,已由皇帝决定,随时任免,而非“入八分”的当然议政权。另外,又在宫内设有专职机构——议政处,具体行政置于内阁之下。中央分掌具体政务的执行机构,除仍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外,另仿明制,增设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宗人府、詹事府、国子监、钦天监、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等等机构,而六部、都察院,也由于事务远较入关前殷繁,而按明制在各部院之下增设了很多分支机构。内阁及其下各部、院、司、寺、监等等执行机构,皆实行满汉复职制,既体现满人掌权,又利用汉臣实行统治。带有满族特色的特殊机构,则有理藩院、内务府。

地方政权机构,是恢复明王朝地方统治的建置形式,实行省、府、州县几级统辖,这一过程,随着清王朝对全国的统一,至顺康之交时期即大体完成。此后,地方官制稍有变化,其中总督、巡抚开始向固定省区长官的方向发展,而省与府之间的道,也开始向固定性实体职官演变。陪都盛京五部,也基本在这一时期设置。

这一时期,内地各省府州县的地方官,绝大部分是以汉军旗人及汉人充任。体现了以汉治汉的统治政策。而清初利用汉藩王统领藩下兵驻镇南边、西南的措施,则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而取消,汉人也不再封王。

边区民族地区,主要是漠南蒙古地区,除沿用入关前的旗佐及扎萨克制实行各该部旗的行政管理外,这一时期,作为诸部旗之上的正规性会盟制度开始实行。另外,对反叛而被平定的察哈尔部蒙古,则编为八旗,驻牧长城以北,不设扎萨克,而由中央直接管辖。

清廷定都北京后,又把原册封藩国朝鲜的制度,推及到周边琉球、安南、暹罗等国,与这些国家制订册封及朝贡制度。初步形成统一的清帝国以中原天朝统辖天下的观念,而将周边藩属国纳入以清王朝为中心的统辖体系。

对中原汉族为主的广土众民实行统治的一些重大政策,也基本在这一时期制定。

为笼络、利用汉人绅衿士人,清初曾以举荐、征召等等方式,广泛招徕故明官员充任各级机构,同时恢复科举,加大录取名额,以作主要选官途径。此后,按期科举选士以充实官僚队伍,便成为清廷利用汉族官僚知识分子的一项奉行不替的国策。

在军事统治政策上,原八旗兵完全变为职业兵,以兵饷、旗地收入作生活来源。以旗兵分驻京师及地方要地、利用汉人绿营兵分布各省以维持统治的军队分布格局,也在这一时期基本完成。

永不加赋的财政政策。满族最高统治者鉴于明代三饷加派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终亡国的深刻教训,同时为争取广大汉民对清朝满族统治者的好感,消除满汉矛盾,入关后便宣布废除明朝的三饷加派,当时虽因开支(主要是军费)庞大未能全部实行,但永不加赋,则成为有清一代赋税征收的一项带有强烈政治性的基本国策。而另一方面,为维持财政开支,则压低官员俸禄,缩减衙署行政经费,并实行捐纳等开辟财源的制度。这项政策虽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满族统治者的政治目的,但却又成了吏治败坏的重要诱因。

(三)康熙中期以后至乾隆末,是地方各省行政制度完善、统治深入,对边疆统治扩大、深入化时期,也是中央的中枢机构进一步改进,皇权专制、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时期。

这一阶段,总督、巡抚的设置经过多次调整,最终在乾隆中期成为以省为固定辖区的省级最高长官,并确定哪些省分的总督、巡抚之设置。道员也渐失作为省级布、按二司之副官派往地方行政的差任色彩,而成为道的正式官员。而县以下,则大力推行保甲、乡约制,实行深化性统治。边疆民族地区,随着各民族、地区归属清廷中央,普遍设置将军、大臣,实行各种制度,如漠北蒙古按漠南蒙古实行盟旗制度,并设乌里雅苏台将军、库伦大臣,又在各蒙古地区推行利用喇嘛教的政策,扩大满蒙联姻的地域范围。新疆地区设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以及各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回部各城之伯克。青海地区设西宁办事大臣。地区实行政教合一制,并设驻藏大臣,制定深入统治的各种章程。西南地区大规模地实行改土归流。东北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地区则实行姓长制度。

中央的中枢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及议政处,对满族宗室王公、勋戚贵族的任用逐渐减少并最终取消,同时增设满汉大臣并用的军机处,提内阁大学士为正一品,又增设协办大学士。这一系列措施,使满族贵族政治消弱,加强了汉人官员对决策的参预,同时,也使皇帝强化了对机要政务的直接处理。奏折发展为皇帝处理政务的重要公文并制度化,使皇帝掌握了对重要政务的主动处理,并可直接了解地方政务,直接指挥封疆大吏;财政制度的改革,加强了对地方财政的消弱与控制。另外,还创行秘密立储制度,使立储权完全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消除了因此而产生的结党乱政。以上诸种措施和制度,大大强化了皇权专制及中央对地方的集权。

(四)嘉庆朝及道光二十年以前,是清王朝政治制度变化不大,对以前形成的制度因循实行的时期。

(五)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中期甲午战争,是清王朝在遭受列强沉重打击后,改变传统的对外国策,被迫与列强打交道,而建立一些新机构,实行某些新制度的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被迫改变闭关自守的国策,允许外国在中国开辟租界地,允许传教士传教,赋予外国关税协定权及领事裁判权。咸丰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即将结束,清廷又增设了新的国家机关,实行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制度,如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下属、附属各机构、南北洋大臣,以及总税务司、海军衙门,安置外国公使驻京,并向外国派驻使节。这一时期,清王朝为富国强兵,还实行办理洋务诸种制度,着重于引进西方技术,力图从经济、军事上增强国力,这也是当时国策及对外交往制度上的重要改变。这一时期,地方汉人督抚的权力加大,并呈进一步发展趋势。

(六)甲午战争以后至清亡,是清王朝改革政治制度,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时期。甲午战争签订《马关条约》,中华民族危机加深,国人认识到,抵御外侮、振兴中华,不能仅靠以发展经济军事实力为主的洋务运动,改革王朝政治制度,便发展为朝、野官绅士人的强烈呼声,并发展为实际行动,最终促使清朝最高统治者实行“预备立宪”,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传统的旧制度,旧机构被废除,建立了新制度、新机构。如废除科举制度,改旧式官学为新学堂、实行新式教育;废除题本制度,裁撤通政使司、詹事府;设立资政院、责任内阁,调整改革旧部院等机构,设置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大理院,以及地方上的谘议局等等。以上制度虽然实行不久清王朝便被,但它对旧的封建制度性质的改变,以及对后来民国政治制度的影响、人们政治观念的变化等意义,是不能忽视的。

以往清代政治制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以下几方面:一、官制与相关制度的综合性考述。二、机构、职官及其职掌与相关论述;三、各种具体制度、政策的考察。

(一)官制与相关制度的综合性考述。

早在清朝末年,日本的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便对清王朝的行政制度作过全面系统的考察,编成6卷本的《清国行政法》,1914年于东京东洋印刷株式会社印行。其中对中央及地方、边疆民族地区的行政机构、职官设置、职掌,保甲制度,以及文武官员的任用、回避、考核、休致等等,都有专卷叙述。该著的负责者织田万自己还撰有同名为《清国行政法》的专著,主要叙述官制,并将清朝行政制度与日本、西方作了比较分析,由上海广智书局印行。陶希圣、沈任远合著的《明清政治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的清朝部分,也述及中央、地方官制,并对官员入仕途径、铨任、考核、奖惩、俸禄、休假等等制度作了介绍。王锺翰《清代官制简述》(《清史续考》,台北:华世出版社1993)除有上述内容,还兼及边疆各民族地区之制度。而杨树藩的《清代中央政治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则是对中央行政体制、皇权之行使及各辅弼机构的职掌、议政制度作简要的说明。郭松义等《清朝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的第三章《国家机关制度》、第四章《职官管理制度》,除包括以上内容外,还述及幕宾及吏胥制度,对清末的新官制及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地方基层组织里甲、保甲制度,则有较多的考察。

对政治制度、体制改革演变作研究的论文则有周敦礼《清代政治制度总考察》(《正言》1943年1期)、李宗侗《清代中央政权形态的演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7辑上,1967)、沈振辉《清末政治体制改革刍议》(《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1期)、袁亚忠《丙午官制改革与清末政局》(《山东社会科学》1996年2期)、吴春梅《预备立宪与清末政局演变》(《安徽史学》1996年1期)、赵晓耕《论晚清中央行政改革的失败》(《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1期)、闫小波《论晚清中央行政改革的失败》(《河北学刊》1999年1期)、鞠方安《试论清末官制改革(1901-1911)中的文官设置及其特点和影响》(《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2期)、梁严冰《清末新政与中国政治体制的近代化》(《人文杂志》2000年5期)、李传斌《清季职官改革及其特点》(《泰安师专学报》2000年4期)、李志茗《论洋务时期的行政机构改革》(《社会科学》2000年8期)等。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论述了中央各机构或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问题,如:高翔《也论军机处、内阁和专制皇权:对传统说法之质疑,兼析奏折制度的缘起》(《清史研究》1996年2期)、高翔《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对内阁、军机处和皇权的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97年4期)、刘文鹏《论清代中央集权中的补偿性政治控制》(《学术界》2002年3期)、刘伟《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北京科技大学学报》1999年4期)等。

此外,还有某一阶段的综合性阐述,如《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一书的第一章至第四章(郭成康)。刘小萌《满族的部落与国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对清入关前后金——清政权八旗与官僚制度相结合的统治体制作了考察。郭成康《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政治卷》(戴逸主编,辽海出版社1999),于这一阶段中央行政,与地方关系及政治腐败问题有系统论述。白新良《清代中枢决策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则是关于清入关前至道光朝中央、皇帝关于决策问题考察的考著。而吴吉远《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有省司道府州县各级机构的组成,重点探讨其司法问题。

(二)机构、职官及其职掌与相关问题的考察。

综合性的著作,有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紫禁城出版社,1988),均对政府机构、设官、职掌、沿革等内容有系统叙述,张氏之著兼及中央与地方。以上三著,都于清末官制之改革及新机构之设置有介绍,且都利用了一些档案资料。

关于某一机构或某种职官的研究。

内阁。专著有凌林煌《清代内阁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对内阁之沿革、内部组织、规制、职掌、内阁的权限及其消长,内阁与皇帝、亲贵、军机处、南书房、翰林院的关系等,作了叙述与分析。论文有:萨师炯《清代内阁的组织及其特权》(《新政治》1940年5期)、季士家《清代内阁》(《历史教学》1963年4期)。

军机处。军机处是清代出现的处理王朝大政的特殊机构,自然引起学者的关注,研究论著也较多,专著有傅宗懋《清代军机处组织及职掌之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出版1967),考察了军机处出现之历史背景、时间、建置与职掌、性质、作用影响等问题。(美)白彬菊《君主与大臣:清朝中期(1723~1820)的军机处》(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1991),描述了军机处设立、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以及该机关的结构、下属机构、嘉庆帝对军机处的改革等等,并从政务处理之需要的角度分析了该机构出现的原因,及君主与臣僚之行政关系。在此前后,不少学者已,探讨了军机处设立的时间、具体职掌、机构特征,及其权限、地位、与皇权发展的关系、作用与影响等。这些论文主要有:邓文如《谈“军机处”》(王钟翰记《史学年报》1937年2卷4期)、李宗侗《办理军机处略考》(《幼狮学报》1959年1卷2期)、钱实甫《清代的军机处》(《历史教学》1962年3期)、傅宗懋《清代军机处设置之研究》(《政大学报》1965年12期)、庄吉发《清世宗与办理军机处的设立》(《食货月刊复刊》1977年6卷12期)、刘子扬《清代的军机处》(《历史档案》1985年2期)、季士家《浅论清代军机处与极权政治》(《清史论丛》第五辑)。

还有学者考察该机构的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如刘绍春《军机章京考选制度述略》(《史学月刊》1992年2期)、《军机章京职权责任的若干问题》(《史学集刊》1993年4期)、《嘉庆整顿军机处维护双轨辅政体制》(《清史研究》1993年2期)、黄才庚《清朝军机文书档案官员回避制》(《浙江档案》1991年5期)。军机处的设立时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计有雍正四年说、七年说、八年说等等,迄无定论。除前述某些论文涉及这一问题外,还有专门考证的文章,如:南炳文《军机处设立时间考辨》(《清史研究集》第四辑1986)、赵志强《军机处成立时间考订》(《历史档案》1990年4期)、《户部军需房述论》(《清史研究》1994年1期)。俞炳坤《军机处初设时间考证》(上)、(下)——《兼与七年说和八年说商榷》(1991年3期、4期)。

议政王大臣会议及议政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入关前至乾隆五十六年大约达一个半世纪期间,由满洲王公、大员及个别蒙古、汉军旗人官员组成的议处国家大政的机构,清入关后又设有议政处,成为清中央带有鲜明的满族民族色彩的中枢机构。由于这一机构不属于像内阁那样的正规衙署,因而官方政书未予记载。学者们对它的考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入关前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产生、职掌及其发展。论文有周力农《清朝的“议政大臣”》(《辽宁师院学报》1981年6期)、孙琰《清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形成及其作用》(《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4期)。二、该机构在清入关前后的变化,入关后之成员、职掌及其演变,其职掌与满族主体统治、处理机密要务之关系,该机构之性质特点等。这方面的论文有杜家骥《对清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某些考察》(《清史论丛》第七辑,1986)、《康熙以后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南开学报》1985年1期),前述周力农文亦有涉及。三、议政处所及议政处的设置问题。论文有:王军《清入关前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大政殿》(《东北地方史研究》1986年1期)、杜家骥《清代“议政处”考略》(《清史研究》1991年3期)、《清入关前的议政处所及八旗亭》(《北方文物》1998年4期)。

理藩院。理藩院是清代专门处理民族事务的特殊机关,清代又是中国古代对边疆民族地区统治深入、稳固的时期,因而这一机构自然成为学者们的重要探讨对象。在内容上,对该机构的设置沿革、职掌、行政特点及其在治理边疆中的作用,考察较多。可参见赵云田《清代治理边陲的枢纽——理藩院》(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吕士朋《清代的理藩院》(《中国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清藩院——兼论清代对蒙藏回诸族的治理》(《东海大学历史学报》1977年1期)、王钟翰《试论理藩院与蒙古》(《清史研究集》第三辑)。赵氏之著还对研究理藩院之史料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内务府。内务府也是清代的特殊机构,主要由八旗中的上三旗皇室包衣奴仆充任下属各分支机构之职官,专门负责宫廷内外与皇室有关的各类事务,及本府管理上的各种政务,独立于外朝政府机关。学者们对这一机构的研究较多。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曾就内务府的机构、设官、职掌及其组成人员——包衣问题,以及这一机构对抵制宦官乱政等问题作了考察,代表性论文有:曹宗儒《总管内务府考略》(《文献论丛》1936年10期)、郑天挺《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原文1944年发表。《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也收入)。后来,美国学者普雷斯顿•托伯特有《康雍乾内务府考》一书问世,考察了内务府建立的背景、内部机构及职掌,包衣与皇帝之关系及其在内务府中服役情况、内务府之收支等等问题(见《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3期吴伯娅的介绍文章)。国内学者也有祁美琴《清代内务府》一书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此书于内务府的各项财政收支、皇庄、三织造以及包衣人问题有较详细阐述。关于内务府下属各机构及其职掌,前述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一书,由于利用了不少档案,因而所述较系统而且详细。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是咸丰末设立的以办洋务为主的中央新机构,在晚清朝政中有重要地位和作用。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三联书店1959)对这一机构作过初步考述。专门探讨其职掌的有刘光华《清季总理衙门的职掌》(《中山学术文化集刊》第21集)。90年代,又有关吴福环《清季总理衙门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之专著,比较系统地考察了它的设立沿革、下属机构及职掌、总理大臣、章京及行政特点,并对其办理外交、于中国近代化的作用、影响等,从正反两方面作了评价。与总理衙门事务相关的,是南北洋大臣,王尔敏对这两个大臣之设置、职权及其演变、二者权力、地位之变化等等,作了较详细分析(《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权力之扩张》,载《大陆杂志》第20卷5期)。

地方官制,两端之督抚、州县官研究成果较多,中间之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及直隶州、直隶厅的考察相对薄弱。

总督与巡抚,设置于明代,清展为以省为固定辖区的省级最高长官。赵希鼎《清代总督与巡抚》(《历史教学》1963年10期)、《清代各省的政治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3期)两文,对其职掌、制度及其某些缺陷作了论述。傅宗懋考察了出任督抚者之民族身份及其数量比例、甄补资格等问题(《清制论文集》下册第291-29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并对总督与巡抚在职权的区别、演变及督抚同城之争问题作了研究(《清代督抚职权演变之研析》,载《政治大学学报》1980年3期)。魏秀梅以计量的方法,考察了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晚清督抚权力之发展及其影响,成为近些年来学者们的关注点,这方面的论文有林乾《咸丰后督抚职权的膨胀与晚清政治》(《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1期)、王雪华《督抚与清代政治》(《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2期)、谢霞飞《清末督抚与官制改革》(《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3期)、刘硕《地方督抚与清末预备立宪的宣示》(《河北学刊》1996年5期)、刘伟《甲午前四十年间督抚权力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8年2期)。刘伟另有专著《晚清督抚政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对督抚在晚清所形成的群体特征、与中央及各省财政、军事、外交的关系、权力变化、与晚清的改革等,作了深入探讨。

道与道员。朱东安《关于清代的道和道员》(《近代史研究》1982年4期),阐述了清代道的性质、分类、道员的补授、职责及权限范围等等。李国祁《明清两代地方行政制度中道的功能及其演变》(《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上册)一文,论述了作为独立行政单位之道的形成、各种道中兵备道权力比明代之削弱、守道权力之萎缩、巡道功能之加强,以及道在近代的变化、对兴办洋务的作用等等。

州县。州县为最基层统治单位,直接管理百姓,因而州县级行政对社会治理乃至王朝统治关系极大,今人也把它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法律出版社2003)一书,着重于州县行政的研究,对州县机构组织、州县官之选任与管理,以及书吏、衙役、长随、幕友与行政及影响、州县之司法、征税、治安、邮驿、公共事业、教育与教化、士绅与地方行政等等问题,作了系统的考察。柏桦《明清州县官群体》(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一书,则把州县官作为群体,分析了它的权力构成,相关政治势力,州县官的类别,以及对州县官的奖惩制度、州县狱讼、州县官的政治行为和权术、心理特点等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有:华建宏《清代州县行政研究》(《中国史研究》1991年3期)、秦富平《清朝的县级政权》(《晋阳学刊》1994年5期)、刘鹏九、王家恒《清代县官制度论述》(《清史研究》1995年3期)、郑秦《清代县治研究》(《清史研究》1996年4期)。此外,还有对州县某些具体行政方面的研究,如陶希圣《清代州县衙门刑事审判制度及程序》(《食货月刊复刊》1卷1-5期)。徐炳宪《清代知县之出身及其在地方行政上之地位》(《大陆杂志》49卷6期,1974)、《清代县官的社教工作》(《中国地方自治》1976年1期)、《清代州县的社会救济》(《中华文华复兴月刊》1976年10期),傅宗懋《清代知县财政权之研究》、《清代知县司法权之研究》(均收《清制论文集》下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刘秀生《清代县级政权机关中的人事管理》(《理论探讨》1990年2期)。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文史哲出版社1982),则是关于州县司法方面的专著。

清代是中国古代对边疆民族地区统治直接、深入的时期,重要体现之一是创设行政制度及相应的机构与职官。学者们对此也作了不少研究。以下分地区作介绍。

蒙古地区。盟旗制,(日本)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潘世宪译,商务印书馆1987)对清朝在蒙古各地区编旗设札萨克、旗下组织、旗的机能、札萨克的职务及权限等,作了较系统考察,于清初较详,而清中期以后及“盟”制较略。赵云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华书局1989)于这一制度也有研究。袁森坡《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一书的中编第三章《盟旗制度》,则于盟制有较详细的探讨。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第四章第二节,对这一行政体制的模式特点作了分析。陈国干《清代蒙古盟旗的来源和性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1期)一文,论述了这一制度的起源、演变及作用、影响诸问题。

漠北蒙古地区,另设有乌里雅苏台将军及库伦大臣,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中研院近代史所专刊1962)一书,对这两个职官的设置与职掌等问题有较详细考察。

新疆。清廷于乾隆二十几年平定天山南北准(蒙古)、回(维吾尔)二部后,先后设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及下属叶尔羌等回城办事大臣,另设回部的“伯克”官管理各类及各城事务。光绪十年又建为行省。这一地区民族成份较复杂,制度也多样化。综合阐述诸种制度的论著有罗运治《清高宗统治新疆政策的探讨》(台北里仁书局1983)、张羽新《清代前期新疆历史地位的提高与清政府的筹边措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2期),潘志平《论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在天山南路推行的民族政策》(《民族研究》1986年6期)一文,则专论对回部统治制度,并对其进行评价。另有某种官制、制度的研究,如丁实存《伊犁将军设置之起因与职权》(《边政论坛》1944年8期),阿拉腾奥其尔《清代伊犁将军论稿》(民族出版社1996)、苗普生《伯克制度》(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林恩显《清代新疆州县制度之研究》(《人文学报》1976年2期)、齐清顺《清代新疆官员的更换制度》(《西北史地》1991年1期)、陈世明《清代新疆官府道事考略》(《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1期)。

。不少学者比较全面地论述清廷不断加强与完善对的治理过程及阶段性措施,以及统治的体现,主要论文有王忠《中央政府管理地方的制度及发展》(《历史研究》1959年5期、陈鸣钟《清朝前期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治制度、宗教制度的改革》(《史学月刊》1960年1期)、王辅仁《略论清朝前期对的施政》(《清史研究集》第二辑,1982)、吴健礼《略论清朝对地方的》(《研究》1983年4期)、申新泰《清代中央政权对行政体制和宗教制度改革述评》(《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1期、2期)等。还有学者重点研究驻藏大臣、达赖喇嘛的职权、地位及相关问题,尤其是对驻藏大臣及驻藏官员的研究,如丁实存《清代设置驻藏大臣考》(《边政公论》1944年7期)、顾效荣《清代设置驻藏大臣简述》(《研究》1983年4期),吴丰培的《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中国藏学》1989年1期)及《清代驻藏官员的设置和职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1期)。张云侠《略论清代驻藏大臣的设置、职权及有关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3期)、张羽新《驻藏大臣政治地位和职权的历史考察》(《中国藏学》1998年2期)。关于达赖喇嘛的研究,有魏国《关于达赖喇嘛的封号、地位、职权等的考证》(《民族研究》1959年5期)及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清廷在乾隆朝起实行对达赖、班禅等活佛转世选认的金瓶掣签制,柳?祺等《清代在实行金瓶掣签的经过》(《民族研究》1982年4期)对此有专门考察。

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较早有余贻泽《清代之土司制度》(《禹贡》5卷5期,1936)。后来范同寿发表《西南各族土司制度的瓦解与清前期的改土归流》(《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2期)。张捷夫《清代土司制度》(《清史论丛》第三辑1981)一文,对清代土司总数和分布状况及土司的职衔、承袭、义务、奖惩、抚恤,以及清廷对土司的限制与控制措施等作了考述,该文还指出,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后,并未废除这一制度,在某些地区还设置不少新土司。李世愉对这一问题也有较多研究,在基础上又形成《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一书,对雍正改流前的土司制度、清代的土司制度,雍正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与目的,改土归流的实施、善后措施、历史作用及局限性等问题,作了较细致深入的考察。

幕宾、吏、长随。清代地方各级长官私人聘幕辅助行政之风颇盛,中央及地方各级衙署,又都有大量的吏,此外,官员还多雇用办理杂差的长随。他们都不属于国家职官,但在清代行政中的实际作用及影响却非常大,因而引起学界的关注。

幕宾。对幕宾及相关问题的考察,既有对清代幕府制度作全面的研究,又有关于个别重要人物雇幕、幕友群体——绍兴师爷、州县官雇幕,以及聘幕与学术关系的探讨。以下重点介绍聘幕与行政及政治影响方面的研究。全增佑《清代幕僚制度论》(《思想与时代》第31、32期,1944),考察了幕宾制兴起发展的原因及幕宾对雇幕官员的某些制约。张纯明《清代的幕制》(《岭南学报》9卷2期,1949)分析了幕府制之性质、幕宾的种类、流品等。缪全吉《清代幕府人事制度》(中国人事行政月刊社,1971)一书,以丰富的资料,揭示了官、幕关系,幕友之类别及游幕方式、条件、生活、幕学培养等等状况。郑天挺《清代的幕府》(《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6期)、《清代幕府制度的变迁》(《学术研究》1980年6期),以文献资料结合清末掌故,考察了幕宾的14种来源、幕宾的职责、地位,论述了幕府制发展的几个阶段以及对晚清政治的影响。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主要以绍兴师爷这一群体,阐述幕业的成因,人材来源,学幕及作幕的内容,作幕的职业道德规范等等。吴爱明、夏宏图《清代幕友制度与文书档案工作》(《历史档案》1993年4期)、《清代地方行政与幕友人事制度的形成》(《清史研究》1997年4期)两文,则重点论述了地方衙署政务、行政需求以及幕友经办文书的具体状况及借机舞弊行为。晚清幕宾及其对政治的影响,也是近些年重点研究的问题,其论文有张敏《晚清幕府官僚制度》(《学术季刊》1994年1期)、刘悦斌《晚清幕府制度略论》(《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3期)、刘大可《湘军幕府与晚清政治体制》(《福建论坛》1997年6期)。

吏、长随。吏分文职书吏、差役胥吏两种。前述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对书吏、衙役、长随的组织、职能、募用、待遇、贪赃及纪律控制等有系统考察。吴吉远《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一书也述及他们的作用、地位及危害。刘敏《清代胥吏与官僚政治》(《厦大学报》1983年3期)、倪道善《清代书吏考略》(《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2期)、朱金甫《清代胥吏制度论略》(《清史论丛》1994),是专论吏胥制度及其危害的文章。另有学者从官府组织与文书处理方面论述这一问题,如李荣忠《清代巴县衙门书吏与差役》(《历史档案》1989年1期)、黄才庚《清朝书吏的危害与整治初探》(《广州档案》1994年1期)。而郭润涛《长随行政述论》(《清史研究》1992年4期),则是探讨长随问题的专文。

(三)各种制度及政策的考察。

与王朝统治体制、行政管理相关的制度与政策,均具政治性,内容非常复杂,而且与其他诸如军事、财政、外交等等制度相关。以下主要将政治性较强的制度之研究概况作简单介绍。

皇位继承制度。皇帝是王朝最高掌权者,而且只能由一家世袭,因而诸皇子之培养、素质、能力、性格以及选谁当皇帝,对国家统治与治理关系极大。目前,对清代皇位继承之事件探讨很多,进而带动了皇位继承制度的研究。考察较多的是秘密建储制度,如年《从明清档案部所藏档案文献看清朝秘密立储制度》(《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1979)。李宪庆、白新良《康雍之际继嗣制度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3期),白新良《论乾隆帝秘密建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2期)、杜家骥《也谈清代秘密建储制度》(《求是学刊》1998年4期)。对皇位继承制度作全面研究的专著,则有张玉芬《清朝皇嗣制度》(大连出版社1991)、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学苑出版社2001)。

八旗制度。八旗制度的涉及面非常广,除政治外,还有诸如军事、经济、民族、教育等等方面,这些方面或多或少又都与政治相关。以往研究的成果颇多,具体到政治方面,多偏重于旗制某些具体问题的考察,而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对八旗制度作专门的研究,尚需扩大。

官员选任制度。选任包括选拔与铨任两方面。选拔有诸如科举、官学生(贡监生、八旗官学生等)选拔、捐纳、举荐、荫子等等途径。铨任则有专门的系统性制度,如官缺制、正途与异途,回避制等等。以上两方面论著较多,可重点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中华书局影响印,1984),宋元强《清代的科目选士与竞争机制》(《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2期)、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50)、王贵文《清代的荫子制度》(《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1期)、魏秀梅《清代回避制度》(中研院近代史所专刊之66,1992)。杜家骥《清代官员选任制度述论》(《清史研究》1995年2期)。

官员之考绩、奖惩、黜陟、调补。这方面的论著不多,有待加强研究。现有成果,可见:李飞鹏《清代考绩制度之研究》(《大陆杂志》1980年3期)傅宗懋《清代文官内升外补制度之研究》(《中国行政》1980年5期)、金怡顺《从四格八法看清代的考察》(《历史档案》1998年1期)。

监察制度。这方面的研究也较薄弱。学者们考察过都察院机构及科道组织的职掌、演变等官制方面的问题,见杨树藩《清代都察院》(《三民主义学报》1979年3期)、汤吉禾《清代科道之职掌》(《东方杂志》1936年33卷1期)、汤吉禾《清代科道官之公务关系》(《中央大学社会科学丛刊》1934年1卷2期)、汤吉禾《清代科道组织之沿革》(《新社会科学季刊》1934年1卷1期)、关于监察制度的机制、作用、特点等问题,有邢早忠《清代监察制度的特点》(《贵州社会科学》1985年3期)、吴观文《清代的监察制度与吏治》(《求索》1986年6期)、倪军民《试论清代监察官的权威保障机制》(《东岳论坛》1993年2期)等。

公文制度。公文制度中,奏折制度是清朝的特殊内容,是清朝皇帝专制皇权发展的突出表现。学者们讨论较多的,是奏折的创行时间及产生原因问题,但迄无定论。另外,对奏折的种类、具奏人的资格规定、奏折的使用、运转程序以及奏折的作用等等也进行了考察。由于研究成果较多,仅举数种以供参考:庄吉发《清代奏折制度》(博物院1979)、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朱金甫《清代奏折制度探略》(《历史档案》1981年2期)、朱金甫《清代奏折制度考源及其他》(《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2期)、任青《清初奏折探析》(《清史研究》1996年3期)。

民族政策。主要是对蒙、藏、回部等少数民族及其地区实行的政策。这方面的成果甚多。主要有以下几点。1、因俗而治。即根据各该民族现实社会历史背景、旧有制度、加以改造利用,以达到有效统治的目的。2、恩威并施。即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一方面施以封赏、联姻等怀柔、笼络等措施,另一方面,对其侵扰内地、反叛割据势力坚决以武力镇压。3、分而治之。以上,专门性的成果可见:蔡志纯《清政府对蒙古的民族政策》(《历史教学》1981年10期)、刘先照、周朱流《试论清王朝的民族政策》(《中国民族关系史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张羽新《清朝前期的边疆政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王钟翰《试论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余梓东《清代民族政策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赵云田、成崇德《略论清代前期的“因俗而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2期)、张羽新《清政府对喇嘛教的政策》(《清史研究集》第二辑1982)、陈国干《清代对蒙古的喇嘛教政策》(《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1期)、王辅仁《略论清朝前期对的施政》(《清史研究集》第二辑1982)、罗运治《清高宗统治新疆政策的探讨》(台北里仁书局1983)、潘志平《论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清在天山南路推行的民族政策》(《民族研究》1986年6期)、伍新福《试论清朝前期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2期)、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民族研究》1983年2期)、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

闭关政策。鸦片战争前的清王朝,在对外贸易上曾实行严格管理和限制政策,学界称之为“闭关政策”。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所涉及的问题有:闭关政策的具体表现、闭关政策产生的历史条件、实行的原因或目的,以及对它的评价。可参考以下论著:湖北大学国民经济史教研小组《关于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及其实质》(《理论战线》1960年7-8期)、戴逸《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79. 3.13)、胡思庸《清朝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2期)、谢俊美《论清代闭关政策》(《历史教学》1979年10期)、郭蕴静《清代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3期)、汪敬虞《论清前期的禁海闭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2期)

本节对清代政治制度应加强研究之处,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在行政机构、官员及其职掌的研究上,目前研究较多的,中央是中枢机构,如军机处、内阁,而对其下的办理各类具体事务的机构如六部,缺乏考察,这些机构虽沿袭明代,但在具体执掌及其权限上已有变化,并由此反映出某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吏部,其选官权比明代小,而清代皇帝在这方面的权力加强。又如兵部,其权限也比明代小。以上,在制度上有反映,其原因、影响需深入考察。六部之下的各司及司官郎中、员外郎之职掌、行政情况、权限如何,与中央其他机构、地方相关机构的行政关系怎样,均缺乏考察。地方官制,督抚在清前期最终演变为固定省区的最高长官,其过程、原因,有待深入探讨。明代为防止地方大员诸权集中、导致割据,而将省级长官之权分析为三:布、按、都3司,清代又集事权于督抚一身,其于中央对地方之集权影响如何?清代咸丰以前,中央、皇帝是怎样对地方实行集权与控制的?其集权程度比明代怎样?再有,总督、巡抚的职掌有何异同,某些省区为何总督之下设巡抚,有些省为何有督无抚,有些省又有抚无督?也缺乏深入探讨。对布、按二司及知府的研究,则至今寥寥无几。而于地方增设厅、州、县及其升级、改隶等行政建置、改制等,也很少专门研究。清代的保甲、乡约制度,比宋明时期有较大发展,对其具体情况,作用影响等的考察,也是薄弱之处。

以往,由于把鸦片战争前后之清代分开,造成研究中的很多问题缺乏通贯性考察,其中就包括政治制度。如鸦片战争前封建王朝传统的行政机构,在鸦片战争后有何发展变化,与增设的一些具有近代性质的新机构在行政上有什么关系,满汉官之权力在近代有何变化,等等,均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以往,研究较多的,是官方政书中有专门记载的衙署、官员之行政,而对不列于政书的某些制度,或政书记载但简略的某些制度的具体实行情况,以及与行政有关的惯例等等,缺乏研究。

如摄政、辅政、总理事务、垂帘听政等行政权力的形式、特点,它们之间的区别,与皇权的关系。

官员集议政务的形式,如大学士九卿会议、九卿会议,九卿科道会议等等的具体情况,与皇帝决策的关系。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阁、部院之行政关系,与皇权之关系。各朝御门听政的状况及该制度的变化。清代的选官制度中,捐纳是其中的重要一项,学者们对它也做过不少研究。但捐纳者在全部入仕者中的比例如何,尚缺乏量的考察。据道光时的官员反映,其时捐班之道府州县官已居天下十分之半,那么,它对科举等途径入仕的冲击,对人们的价值观、社会教育、政治道德等等影响,均值得注意。再有,清代君臣,谁人不知捐纳败坏吏治这一简单道理,但为何又屡屡开捐,在财政拮据之外,其更深刻的其他原因是什么?又,清代地方官的聘幕之风颇盛,其原因何在?至今尚未有圆满的结论,幕主们为何要自己私人出资聘用幕宾襄助其办理公务?这种做法又成为国家认可的行政制度,反映了怎样的问题?

官员的考核、奖惩、罢黜升迁、调补,政书只是制度上的记载,实际情况怎样?从某些史事分析,嘉道时期常流于形式,与客观事实大相径庭,其时吏治腐败严重,但每次考核的官员,评为大计、军政卓异的政绩突出、为官清正者都在一半以上,这符合实际吗?考评出如此的结果,原因何在?

清代的皇帝常派出钦差大臣专办某项事务,其背景原因、作用又怎样?

清朝还有一些颇具权势但又不属机关官员的人员,比如宫中行走的满蒙王公、御前大臣以及外戚等等,对他们与皇帝的关系、其政治活动及影响,至今尚欠专门研究。从某些史事窥知,清朝皇帝在一些重大机密性事务上,是与这些人商议的,如康熙帝翦除鳌拜集团时,外戚索额图曾经参预;嘉庆帝惩办和?及其党羽,是与其皇兄成亲王永?、仪亲王永璇、皇侄定亲王绵恩策划的;清末决定宣统是否逊位,宫中曾几日是由满蒙王公秘密会议。再如驻京蒙古王公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索特纳木多布斋、僧格林沁与伯彦讷谟祜父子等,都是皇帝的御前大臣,充当皇帝处理蒙古事务之顾问,或随时备皇帝钦差。乾隆、嘉庆二帝秋?或出巡,京中例由留京办事王大臣处理政务。凡此,都不见官制之规定,但又确实是行政中的重要内容,值得研究。

清代是满族为主体统治的王朝,实行某些特殊制度,同时还将某些落后性因素带入清朝政治中,因此,把握清朝历史的特点,深刻认识清代政治,这些方面的考察是十分必要的。但目前的研究尚显薄弱。

清代的八旗旗人入仕、任官,是清代政治制度中的特殊问题,影响甚大,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如以世爵世职资格任官,使满族不少世家贵族子弟仅凭此资格便充任职官,对官僚机构职能造成影响,属于落后的贵族政治残余。再如满人任官,文武互用,以侍卫任官而荐擢为尚书、督抚大员者不少。旗人官缺中的笔帖式,数量庞大,充任者遍及中央地方,以笔帖式入仕而升至部院大员、封疆大吏者也甚多。满汉任官上的这类差别与影响,均有必要作专门考察。

对于大政方针、一些重要政策的研究,也很薄弱。例如满族统治者利用汉人、以汉治汉之方针,再如从政治角度研究清代的财政政策、军事制度、文化措施、礼仪制度、刑法制度等。

历史问题的研究,必须从弄清相关史实做起,某一问题相关之史实掌握较多了、弄清楚了,才能得出某种认识,而这与历史资料的有限性又是个矛盾,所以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尽可能多地掌握相关史料,进行鉴别、分析,以得到符合或接近客观实际的史事。应该说,在中国古代史中,清代史的资料是比较丰富的,它为我们弄清很多历史事实提供了可能性,可作的题目也较多。另外,历史研究又是不断深化的,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愈益接近、符合历史实际,清朝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同样如此,很多旧问题有可能而且应该作深入探讨。仅以清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问题为例,以往,一般认为,清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宗室王公贵族大臣的权力组织,对皇权颇有制约,而清前期又是皇权专制极端发展之时,因而,这一组织的权力就成了皇权重点削弱的对象,而设立南书房及后来的军机处,都有这种用意,有的论著甚至说,自康熙以后,由于皇权的强化,这一机构,实际已名存实亡。通过对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专门研究可知,这一机构组织,具有非正规性,并不像内阁、部院那样有制度规定性的职掌,其组织成员也均为兼职性。自入关前的崇德朝起,其对国政的预议与否,就已听候皇帝召集,就是说,其权力之能否体现,已在皇权掌握之中。顺治朝起,旗主王公能否充任议政成员,需皇帝任命。康熙初年以后,八旗联旗合议制度完全瓦解,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与内阁、部院一样的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之机构,而且带有谘询组织的性质。它所以在入关后长期存在,是由于在满汉矛盾情况下,把它作为满族统治者内部处理机密要政的一种行政形式。所办理的,主要是军机要务及与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比如在平汉三藩叛乱中的军务乃至以后的机要军事活动上,就完全是由这一组织办理,而不让汉官插手,所以,在平三藩之乱时期设立、而且主要由汉族文学之士充任的南书房,根本无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之用意,南书房之职掌、入值文人活动之内容也说明了这点。由于议政王大臣之充任者带有贵族性,半皆贵胄,行政能力低下,且人员较多,不易保密,所以才有雍正时以少量精干的满汉官员充任的军机处的设立,而其行使议政王大臣会议职掌的根本背景,又是由于雍正之时,满汉矛盾较清初时大为缓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军机处设立后,内阁权力大大削弱而成“闲曹”,人们不禁要问,既成闲曹,何不取消?却让它一直存在到清末。还有,内阁之权与大学士之权不是完全等同的两个概念,一般大学士之权与个别、某些大学士之权也不能概而论之;大学士在内阁体现其权力的主要形式票拟权上,清代与明代也不一样,有轻重之分,这种问题,需要考察公文运转程序,考察在题本票拟这一环节上,究竟都有什么官员是操作者,他们在票拟这一环节上各自职掌是什么、所体现的实际权力怎样,又有怎样的变化,以上诸问题,均有必要作深入探讨。另外,制度上的专制集权与实际上的专制集权也应辨别,明清两代的情况正好鲜明地体现了这点,明清两代之皇权都在制度上高度集中,但明代在中期以后,已集中的皇权实际上是旁落于太监及某些大臣之手,而清代皇帝尤其是道光以前诸帝,则真正做到了躬自断制、乾纲独揽。它取决于皇帝的素质、能力、精力及勤政与否。

本节对有关清代政治制度史的史料作一简单介绍。

了解基本制度,应先从阅读政书以及官制专书入手。这类史籍对某一具体制度,或有不系统及语焉不详之处,还需借助其他资料。而对某一问题作深入考察,比如欲了解某一制度的具体实行情况,实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产生的变化及其背景,以及制度的作用、影响等等,则需进一步查阅“清实录”、档案、奏议、文编、文集及官员的年谱、日记、传记等。以上只是根据史料的不同种类,从其内容的一般性特点而言。另外,笔记资料尤其是官员或某些王公、士人的笔记,对制度及相关问题也有不少记述,内容繁杂,无法用哪一性质种类概括,但对上述哪方面内容的了解,可能都有参考价值。本节拟从上述史料的内容性质及先后次序,依次作介绍。

(一)政书。

1、大清会典及事例。会典是典章制度专书,编纂特点是以衙署分目,分别记载每一衙署之设官、职掌、实行之事例及制度之变化。了解这一点,便于查找所需史料。

清朝会典共五部,依次为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几朝所修,每次所修之内容都截止到修会典时。康熙、雍正两朝所修会典,是将典制与实行之事例编在一起,自乾隆朝修会典以后,典制与事例分别编纂,典制部分名《大清会典》,它记载的是修会典时的制度,有一部分是以前旧制的延续,有一部分是改进或新增之制,并在修会典以后延续实行一段时间。事例部分,乾隆会典名《大清会典则例》,嘉庆、光绪两朝所修名《大清会典事例》,是制度实行上的相关史事,反映制度上的某些变化。事例均上溯至清初,但又不是对上次所修会典之事例的照录,所以均有参考价值。

2、则例。则例是各衙署行政或某种制度比较细致的规则。与政治制度有关的,有《吏部则例》、《户部则例》、《礼部则例》、兵部的《中枢政考》、都察院的《台规》、《理藩院则例》、《宗人府则例》、《内务府现行则例》、《宫中现行则例》等等,还有更细致的如《批本处现行则例》、《吏部验封司则例》、《吏部稽勋司则例》、《吏部文选司则例》、《吏部铨选则例》、《吏部铨选满洲官员则例》、《吏部铨选汉官则例》、《吏部处分则例》、《科场条例》、《国子监则例》、《督捕则例》、《王公处分则例》、《八旗则例》等等。则例之纂修较会典间隔时间短,乾隆十一年规定,吏部等部则例十年一修,刑部五年一修,实际并未完全按此期限。

3、清三通。指《清朝通典》(下简称“典”)、《清朝通志》(下简称“志”)、《清朝文献通考》(下简称“考”)及《清朝续文献通考》,以上典、志、考三书皆成书于乾隆后期,记事起于清初,止于乾隆五十年,续“考”又续至宣统三年。三通是以事物性质分为类目,与政治制度有关且三书共有的是“职官”、“选举”,另外还有“典”之“州郡”、“边防”,“考”之“封建”、“四裔”,续“考”之“训政”、“归政”、“亲政”、“外交”、“”。以上三书,考之内容最详,且续至清末,故价值较高。

4、政书资料之类编。介绍以下两种。

《皇朝掌故汇编》,张寿镛等编辑,书成于光绪二十八年。其内容上自清初,下至光绪后期。分为内编、外编,按事务性质分编。每类下有编年叙事及细类分述。与政治制度有关者有:官制、铨选、荐举、考课、任子、吏胥、科举、封爵、保甲等类目及外编之外政等。

《皇朝政典类纂》,席裕福等编纂,成书于光绪二十九年,500卷。将典章分为22类编辑,其中选举、职官、外交等类与政治制度有关。

(二)专门类史籍。

1、《国朝宫史》及续编,官修。是关于清代宫廷典制及有关谕旨的专书。前者为乾隆朝所修,记事由顺治朝至乾隆二十六年。后者为嘉庆朝续编,记事接续前书,止于嘉庆十一年。该书对研究宫廷后妃制度、皇储制度及对太监的管理制度有重要价值。

2、《内阁志》,席吴鏊著,记清初至雍正年间内阁之官员、职掌、仪制等。

《内阁小志》,叶凤毛辑。记事至乾隆朝。对内阁之设官,内阁及分支机构之职掌,相关史事等有较多记述。

3、《枢垣记略》,梁章钜撰,朱智续撰。是关于军机处的专书,记事自雍正朝至光绪元年。有皇帝关于军机处之训谕、军机大臣及军机章京之任用、相关规制等等内容。

4、《八旗通志》,两种,是关于八旗诸制度、办理旗务之谕旨、旗人任官、传记等等内容的专书。先修者俗称《八旗通志》初集,记事自清初至雍正末。后修者或称《八旗通志》二集,而署名作《钦定八旗通志》,记事自清初至乾隆六十年。该书中,培养旗人入仕的官学教育的“学校志”、旗人科举的“选举制”、任官制度的“职官志”,又是直接反映政治制度的专门性内容。

5、《牧令书》。徐栋辑。此书辑录清初至道光年间地方官行政时的文告、政论文等。对了解地方治政有参考价值,其中还有专述保甲制的《保甲书》4卷。

6、《钦颁州县事宜》,著者田文镜、李卫,均多年任地方官,奉雍正帝之命撰述州县官为政之道、如何行政、注意事项等。雍正帝阅后,令刊印发州县官人手一部。此书对了解地方治政有参考价值。

7、《佐治药言》及《续佐治要言》,作者汪辉祖,曾长期任幕宾,此二书据自己之经历,具体述说辅佐长官行政时应遵守的原则、某些具体做法。作者还有《学治臆说》及《学治续说》、《学治说赘》,是据其做地方官时的亲历及见闻,结合其做幕之阅历,述经验、论治道及为官准则。

(三)编年类。

1、清实录。清实录是对清历朝实录的总称。它对每朝皇帝在位期间的重要史事按年月日编纂,其中关于政治制度方面的资料甚丰,如皇帝关于行政之上谕,官员具体行政行为之题奏、议复,以及更具体的史事,如,内外王公之封爵,政治性联姻,中央各衙署之长官及地方布按二司以上官之除授,派员出使外国,盟旗制地区之会盟政务。皇帝召见官员,对某件政务之指示。京察大计与军政。内外衙署官制之变更,地方建置,府厅州县等的增设、改设、分置、裁并。选举、考课则例之更改。科举、任官。官员建言政事、弹劾大臣。大臣犯罪之惩治。八旗旗务。边区民族之管理等等。

2、起居注。是康熙十年以后各朝按年月日编辑的皇帝日常活动的史册。其有关行政部分的内容,详细记述皇帝御门听政、召见官员时处理折本(未经批红的题本)、讨论政务、决策、下达指示的具体状况,其中颇多皇帝表达之意见及谕旨,对皇帝行使皇权、君臣之间的行政关系有比较具体的反映。

(四)档案。

档案资料具有原始性,由此所体现的价值之高,是公认的,毋庸赘言。对于政治制度的研究而言,它还有其他资料所不能比拟的特殊价值。一、反映各项制度的具体实行状况。政书等资料对制度的记述,多是概括性的,欲细致了解,作深入研究,这种记述远远不够。而制度具体实行过程中留下的档案,则是真实具体的记录。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七十多个全宗,绝大部分是按衙署分类,可以说,某一衙署之全宗,对于该机构行政制度的研究,都有这种价值。比如吏部档案中关于官员升迁调补的奏折、存堂文件,吏部议复各省官员之任免、奖惩的奏稿,各省造报的官员考绩清册,以及内阁全宗中的吏科题本等,对于研究官制中的各具体问题如任免、考核、奖惩等等,都是非常具体的史料。档案还反映公文运转程序,借此可以了解某项制度实行时的行政程序,各机关之间的行政关系,各自职责与权限,这也是政治制度中的重要问题,比如内阁全宗的刑科题本,对一件人命案的逐级上报审查、中央三法司的核拟、会题,以及最后的批红,就清楚地反映了这类情况。地方衙署也有存留下来的档案,如四川巴县档案,就有11万多件,根据它,可以了解到该县衙的具体职掌,如何分工,如何处理政务等等。

(五)奏议、文编。

这类史料,大多是奏疏、政论文的合集。如《皇清名臣奏议》、《皇清奏议》、《道咸同光四朝奏议》、《监察御史奏稿》等等,多属官员对时政的建议或议论。文编,有不少名为XX文编的专书,如贺长龄等《皇朝经世文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共三种,同一书名,分别为葛士?F、盛康、饶玉成所辑)、倚《皇朝经世文三编》、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均辑录官员、士人关乎经邦济世的政论文、奏疏、文告等,按内容性质分类、排序,其中诸如吏政中的吏论、铨选、官制、考察、大吏、守令、吏胥、幕友以及保甲等类目,是直接关系政治制度的内容。以上所举诸书,贺长龄、魏源所辑《皇朝经世文编》,所收为道光六年以前之文,此前还有陆?d的《切问斋文钞》,成书于乾隆四十年,属同类史料。其他诸名为续编、三编、四编、五编、统编、新编等等,主要辑道光以后之文,因而又增有洋务等方面的类目。

(六)文集。

文集中,有一部分是某官员奏疏、文告之合集,对该官员之行政有具体反映,这类文集又以地方官居多,所以又反映出制度在某一地区实行状况及该地区治政与吏治情况,仅举几部,如于成龙《于山奏牍》、蓝鼎元《鹿洲奏疏》、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陶澍《陶文毅公奏疏》、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曾国藩《曾文正公奏稿》、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李鸿章《李肃毅伯奏议》。而康有为《戊戌奏稿》,则颇多时政议论及改革建议之文。曾任监察官者,其文集对时政得失、吏治有较多反映,如郭?《华野奏稿》。

(七)传记、年谱、日记。

官员的这类生平事迹的专书,其中对于其任官历程、官职之实践有比较系统的记述,可见政治制度及其实行之一斑。其传记,可按人查阅,不作赘举。其年谱、日记,如冯溥《易斋冯公年谱》(毛奇龄编)田雯《蒙斋年谱》(自编)、鄂尔泰《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鄂容安等编)、英和《恩福堂年谱》(自编),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等,均于官制、行政有记述。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也是一部年谱,详细地记录了自己任官经历及见闻,于道咸年间之官场、吏治状况有较多反映。日记如《翁文恭日记》、《郭嵩焘日记》等,对任官、行政等也有不少记述。

(八)笔记。举数部政治制度内容较多者供参考。

第3篇

一级学科

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代码

及名称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参考书目

0302

政治学

招生人数:

30

030201政治学理论

01社会变迁与政治发展

02公共政策与农村问题

03中西政治思想比较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1政治学基础

④801西方政治思想史 或802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注:701必考,

政治学理论和中外政治制度专业考801,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党史专业考802。

①中共党史

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

(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 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 胡绳:《中国共产党7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030202中外政治制度

01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府

02比较政治制度

03宪政制度与政府管理

030203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01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0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3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030204中共党史

01党的建设与当代中国发展

02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与实践

03安徽历史人物与中共党史

0501

中国语言

文学

招生人数:

30

050101文艺学

01文学基本理论

02中国古代文论

03文艺美学

04西方文论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2中国文学史或703现代汉语

④803 文学理论与外国文学史 或 804古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

注:文艺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考702和803,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考703和804。

①评论写作

②古代汉语或

写作

文艺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参考书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全四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

2.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4. 郑克鲁:《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参考书目:

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修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郭锡良:《古代汉语》(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或王力《古代汉语》(一二册),中华书局,1999年第三版。

3.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王洪君、李娟修订),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语言规范与对外汉语教学

02汉语语用学

03方言与文化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01汉语语法学与修辞学

02文字学与训诂学

03汉语方言学

050104中国古典文献学

01语言学文献研究

02文学文献与文化研究

03史学文献与文化研究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01先秦文学

02唐宋诗词与诗学

03明清文学与文论

04近代文学与安徽文化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01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与流派研究

02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

03中国现当代戏剧与影视文学研究

04中国现当代诗歌散文研究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1比较诗学

第4篇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本来是党校的优势。随着国际苏东巨变和国内改革开放,传统基础理论已经无法很好地解释和指导现实了,党校的理论优势逐渐失去。科研变成了被动应对现实,教学变成了被动应对学员。理论的视野由基础理论层面降低到了应用理论层面,说理不深、不透、不系统,从根本上制约着党校作为理论武装的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之作用。扭转这一局面的根本办法,是创新基础理论,使其重新获得新的解释力和指导性。

要区分基础理论(认识性理论)与应用理论(实践性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影响到人们对其的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

一、正本清源:基础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苏联模式”包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有些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过去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就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例如,他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是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以后逐渐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说。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质是“单线发展”论,即认为人类社会都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模式发展的理论

“单线发展”论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事实不符,造成许多牵强附会。它不能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却最先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单线发展”论提出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的观点。但是,如果说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进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不是要被打破吗?可见,“单线发展”论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实际上只意味着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实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跨越”历史阶段,一跃而进入到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但是,按照“单线发展”论,社会主义只能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照搬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于现实。本来,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了,它的起点比后者低,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时没有这样做,仍然坚持了书本上的“高”定位,照搬了书本上更“革命”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导致长期犯 “左”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及指导思想方面,之所以长期出现“左”的倾向,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定位不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看成是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并且要代替它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和先进,从而不敢正视自己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敢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为了不使自己的社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多次发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阻滞了生产力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长期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按照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一争论就必然要否定改革开放,迈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子。那是一个在没有基础理论指导(甚至可以说是突破、“违背”传统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摸索的过程,结果却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看不见路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过了“河”(最起码是快要看见“河”对面了),就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看清楚我们实际上走的是哪条路?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及“三个代表”等规定性,允许私人企业主入党,“全民所有”资产更名为“国有”资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了。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照搬西方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但是却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来进行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用文明类型来解释和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二、实事求是:创立文明类型理论

文明类型研究继承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遗产和遗愿,借鉴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对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了不同文明内在机制上的差异--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差异。所谓主导性整合要素,就是在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分化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以后,能够给社会以秩序的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关系。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只有三种力量或关系,才可以成为最基本的主导性整合要素,这就是:宗教的力量或关系;政治的力量或关系;经济的力量或关系。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世界现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导型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导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宗教精神与政治、经济一体化)主导型文明,俄罗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

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但是,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道路由其文明类型来决定,经历的社会形态体现出不同特征。马克思所描述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即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宗教主导性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是: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

建国开始,我国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完成的突破,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加了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成分,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回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它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也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中国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受到西方的攻击,认为中国“不民主”,“侵犯人权”,等等。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与之不同的文明,如果照办了,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整合机制的削弱甚至解体,使国家分裂、社会陷入混乱,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助性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

任何文明类型都有优势和劣势两个方面,因而,各种文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容易出现人治和腐败的问题。经济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资本家和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形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使全球气候变暖,危害人类生存,影响可持续发展;容易出现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不顾社会效益的偏向,导致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容易出现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使人际关系趋向冷漠,自然亲情趋向淡化。对于每一种文明类型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的情况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和对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种文明出现了与其他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缺陷和问题,就全盘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观念,甚至就断定其社会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现的偏向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容易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曾经兴盛过的文明也会衰落甚至消亡.

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三、明确方向:创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新学科

文明类型理论为构建适应现代中华文明发展需要的、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西方的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反映和服务于这一文明;中国的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这些都需要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来加以总结和揭示,反过来指导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这就是从整体出发,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这一特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方面,应当主要以复合性学科为基本学科,如:唯物辩证法哲学,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国民经济学,自然与科技哲学,辩证逻辑,政治与伦理,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党史与党建,政策、法律与法规,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中国与世界历史,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下面对几个与党校教学密切有关的学科的内容作以初步探讨。

1、社会历史文化哲学。文明类型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研究的对象由“社会”扩展为“文明”。“文明”不仅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还包括文化、宗教、生态环境等“软实力”及环境因素。广义的文化(包括宗教)是一种对社会起长期作用的要素。不同文化传统塑造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特征。文化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从“文明”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与用传统的“社会形态”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会更加全面,会对人类在过去所创造的文化和精神的成果(如宗教、儒家思想等)给予更多的肯定。文明类型理论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原理,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实现了基础决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与整体决定(文明类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一元论与多样性的统一,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文明类型理论是最贴近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哲学理论,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哲学学科。

2、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其基础理论部分要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创新,概括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其应用理论部分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解决容易出现的问题,重点是“国”与“民”的关系,如国家与市场、“国营”与“民营”、政府财政与民众福利的关系和容易出现的问题--这就是叫“国民经济学”而不叫“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国民经济学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经济学科。

3、政治与伦理。这应当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上升到政治学理论的高度而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在理论提升的过程中,要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借鉴国外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中,政治和伦理密不可分,伦理是政治的合法性和生命力,政治是伦理的承担者和推行者。西方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制度和权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和个人修养,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创建中国现代的“政治/伦理”学,使其成为学员提高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的基础课程。

4、政策、法律与法规。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权力运行讲得是“法、势、术”的统一。从现实看,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三权分立”,所以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策、法律和法规同样起作用的机制。对这种机制要进行研究,并加以规范,使其逐渐合理,不留盲区。这一学科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学员的法治意识和政策观念,在工作中处理好有关关系,减少失误和矛盾。

5、中国与世界历史。过去历史学科的划分,世界史不讲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不放在世界历史中讲。这样不利于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进行历史的考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中国与世界历史”这门新学科要解决这个问题,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回顾和反思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给学员以启示和戒示。当然,这一学科的建立并不代替和排斥对中国史、世界史等历史分门别类考察的原有学科。

第5篇

关键词:政治文明批判性继承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文明,是指人类的进步与开化状态。政治文明,就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从静态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实践活动形成的文明成果;从动态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进程。其内容一般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部分。任何形态的政治文明都不是凭空而生的,而是对历史上和世界上政治文明的批判与继承,是批判性和继承性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政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正确认识政治文明的批判性和继承性,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意义。

一政治文明的批判性

所谓政治文明的批判性,就是说任何一种政治文明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有其时代性、历史、阶级等方面的局限,我们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以批判的眼光,历史的视觉,审视的态度去看待。

1、从阶级性的角度看,政治文明作为阶级社会的特有现象,阶级性是其本质属性。任何形态的政治,都是统治阶级主导的政治,政治文明体现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统治形式,建立什么样的运作机制,倡导什么样的主导价值观念,构建何种政治制度,其宗旨都是为了使统治阶级的统治合法化、固定化。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几种类型的政治文明,都不可避免地、严重地带着那个社会占统治地位阶级的色彩。任何复杂的政治文明都可以通过阶级分析的方法予以剖析和说明,抹煞了政治文明的阶级性就等于舍弃了政治文明本身,使政治文明成为无法认识、难以说明的现象。因此,在研究和分析政治文明问题时,必须十分清楚地把握不同历史形态的政治文明之间最根本、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它的阶级内容不同。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但是它和以往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奴隶社会政治文明、封建社会政治文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文明有着本质的区别。以往的几种政治文明形态都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为少数剥削阶级谋利益。其阶级实质都是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这样那样的政治野蛮和政治黑暗。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中的一次重大飞跃,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反映在政治上,必然要求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享有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民利,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其阶级本质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大多数人的统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这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先进于以往社会政治文明的根本所在。因此,我们一方面在学习和借鉴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清各种政治文明的阶级实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不会迷失方向;另一方面,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在注意其形式变革、机制完善、理论创新的同时,更主要的是要把政治文明建设的注意力集中在巩固政治文明的阶级基础上,最主要的是体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2、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就相应地迈进了政治社会,开始了政治文明的演进历史,人类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创造出相应的政治文明。而历史上的任何政治文明形态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其时代、历史、社会的局限。因此,我们在学习和借鉴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明成果时,应当抛弃其消极、过时、腐朽的东西。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其中包括中华政治文明。用现代人的标准来评判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我们应总体上否定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封建性,但把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置于中国传统历史或传统的社会来考察,就会发现在传统社会所提供的现实基础上,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有了十分成熟的发展,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成熟性,维持了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因而对传统社会来说,培养和发展了中华文明。然而其有效维系传统社会的同时,也有效地限制了传统社会现实创造性的转换和发展的可能。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是个封建专制历史特别长久的国家,传统的政治文明,特别是儒家的人治主义的政治文化根深蒂固,在现代社会中封建残余仍然存在,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突出表现在:(1)宗族观念。指同宗同族认;以血缘关系联络成一个特有的权势集团。在旧中国大部分农村以宗族为中心,都设有族长,族长对农民有绝对的统治权,甚至生杀大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经过,许多族长因为同时是地主恶霸,受到惩罚,宗族也随之解体。但近几年来,宗族观念有所抬头,许多农民以建祠堂、修族谱为纽带,又把宗族联结起来,族权与政权相结合,成为农村新的封建势力。(2)家长制。指家长拥有权力的家长制度。旧中国的家长制,在封建制度下,以封建的法律、礼教、习惯势力束缚家庭成员,维护封建统治。新中国成立后,家长制有了新的演绎,是一部分干部作风不民主,听不进不同意见,以“家长”的话定论是非,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要求别人绝对服从。(3)任人唯亲。这是古代的门阀制度。任人唯亲是从门阀作风演化而来的,是封建主义吏治腐败的一种表现。诸如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等都与此有关。任人唯亲至今仍有突出表现,在任用干部时,先看是不是自己的人,于是在干部中形成关系网。结成了“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利益圈子。(4)官本位。官本位是从封建等级观念演化而来。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一切俸禄、礼教,甚至服饰都有严格的等级标志。现在表现为不管哪一行业都要和“官”沾边,每个级别待遇不同,结果不利于干部的廉洁自律,有些地方出现“千军万马”挤“官场”的现象。(5)官商。官商在封建社会已经延续二千多年,官员及其亲属经商主要靠封建特权,经营有利可图的项目。另外,官商不惜以重金行贿,其是吏治腐败的重要表现,在政治比较清明的王朝,对官商加以抑制,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官商”始终是吏治腐败的一环。在时下“官商”现象仍然十分严重,一些党政干部利用手中权力,与商人勾结开发房地产,借国企改革之机侵吞国有资产等等。(6)封建迷信。这是近年来发展比较严重的现象,许多地方修庙、造坟、建祠堂、迎神送鬼。一些封建书籍充斥市场。不但普通百姓相信,而且有些领导干部也参与其中。“”事件的出现与封建迷信的流毒的影响有很大关系。而封建残余的表现远远不及这些。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伟大实践中,要努力肃清和抵制封建残余,并予以彻底否定和抛弃。

二政治文明的继承性

政治文明的继承性,就是说各种形态的政治文明之间既有质的差别,又有内在联系。任何政治文明都并非来自整个人类文明以外,而恰恰是吸取了人类历史上各时代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同人类文明发展史所提供的一切积极成果相联系,也就是说政治文明具有历史继承性。同样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

1、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邓小平同志,曾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同志进一步提出:“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掘。”(:《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21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这里的“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自然包括政治文明成果,同样也包括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成果在内。其实不同政治文明之间是相互交流影响的,不同政治文明之间有相融的东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艰巨而复杂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和创造离不开前人和他人积累的政治智慧、政治经验的参照和借鉴。就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来说,其本身的很多原则、形式、方式是共性的东西。资产阶级政治文明成果有双重性,它既是资产阶级控制国家政权的政治制度,又是一种工具性的社会治理形式。它通过对全体社会成员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来协调和维持社会群体的内部关系,保持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它贯串和体现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但作为与封建专制制度相对立的社会治理方式,又包含着民主政治的共同原则(如人民、平等自由、保障人权原则等)及其实现的形式和方法(如依法治国、民主选举、多数表决、议会监督等)。这后一方面的东西属于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积极成果,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利用来为自己服务。

2、充分发掘和吸收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带有积极意义的资源。我国传统的政治文明历史悠久,可谓世界政治史的先驱。我们除了要反对和抛弃专制主义等封建糟粕外,仍要认真吸取大量积极成果和文明智慧,尽管这并非主流。一是“民本”政治理论。民本政治理论确立于春秋战国以后,最著名的观点出自《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政治是一种理想色彩很浓的理论,在君主专制主义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某些君主甚至背其道而行之。但是在某些时期,某些开明君主也曾不同程度地实践过民本政治。中国古代社会出现过几个盛世,诸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都是与民本政治的实践有关;而那几个短命王朝如秦与隋,或是社会黑暗的时代,无不是民本政治束之高阁之时。历史上的开明君主,其实践民本政治无非是为了安一姓之天下,他们不可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也不可能成为民本政治最杰出的实践者。尽管如此,民本政治仍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一颗璀璨明珠。二是较强的包容性和弥合性。这使得不同的民族、部落和宗教融汇成就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并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三是历史悠久的文官制度。通过科举考试加考核等规范的带有公平、平等意味的文官遴选机制来选贤任能,将一部分人才汇集于统治集体之中。四是专制主义的大背景下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德法并治的治国方略。其中“以德治国”对治理国家产生了极其独特的效果,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获得强有力的内在支撑,绵延几千年而不倒。五是在天下集权的机制下保留了乡绅主导的乡村自治方面的大量空间,给民众以相当的自由。六是对宗教态度和政策上,既限制了宗教势力对政权的染指,又在某些时候较好地处理了宗教问题并利用了宗教的力量。七是相对“精干”的“小政府”。“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例较低,往往一个传统县,只有少数几个官员。另外,还有大量的治国理论和为官治政的文明和智慧,如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我们也应本着客观公正,批判吸收的态度进行分析,加以借鉴,从中获得对今天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启迪。

三正确认识政治文明的批判和继承的关系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进,不同的社会发展阶级创造出相应的政治文明,而每一种文明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就将为比其更高,更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明所取代。因此,政治文明的发展是不断扬弃的过程,是批判性和继承性的有机统一。我们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既要防止只要批判不要继承的排外主义和,又要警惕只要继承不要批判的奴化主义和复古主义。

1、批判的前提下继承。任何政治文明都有其特定阶级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我们在学习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辩证地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那种无视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照搬照抄别国包括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模式,把西方民主制度视为政治文明的最高典范,全盘照搬西方政治文明的模式和做法,因脱离国情而注定是要失败的。正如小平同志指出:“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都得不到成功。”(《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我们又在一个较低的历史起点上建设比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更为优越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循,这必然要学习和借鉴前人和他人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又是超越历史上各种政治文明形态的一种新型文明,这又必然需要靠党和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的大胆探索,靠党和人民总结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成功经验,靠党和人民用自己政治智慧进行全新的创造。因此,对人类政治文明积极成果的继承,既是批判的继承,更是发展的、创造性的继承。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事业是全新的事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站在全球化、现代化的高度,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和世界标准来审视。博采众长,推陈出新,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不断扬弃的发展过程中呈现生命力和广阔前景。

第6篇

摘 要:隋唐是儒家继承的集大成者,研究隋唐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对春秋时期灿烂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如何在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对继承的思想的运用能够为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依据。

关键词:隋唐时期,春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联系,深化

中国历史上的隋唐时期,是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中最强盛富庶而又最文采斑谰的时代。她不仅经济发达,综合国力居当时世界各国首位,而且文化极其繁荣,为各国所仰慕。要追究这一时期的发展为何如此迅速的原因,就不得不提到隋唐思想政治教育与春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了,隋唐是儒家继承的集大成者,对春秋时期灿烂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在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对春秋思想的运用使得隋唐时期的发展有着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一. 隋唐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与春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

1.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一脉相承

在中国封建教育史上,隋唐时期是每一个将道德教育内容制度化的王朝。但是,这一时期的思想教育的理论并不是凭空新创造的,而是对春秋时期的儒学思想的集大成继承时期。两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其社会现实状况的不同,隋唐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又是在春秋时期思想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的。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背景下看,中国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其实际发展历程主要表现为两条基本线索:一是以孔子为宗师的思想学说的发展,就是通常所说的以大儒为标志的儒学发展之成就;二是以“六经”为法典的传注训释学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整个一部儒学史就是一部经学史。隋唐时期的主要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就是来源于此。

2. 儒,道,佛三教思想贯穿于两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

隋代与唐代思想界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儒费道三教分立,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三教中佛教对学术思想乃至世俗的影响力最大。从总体上讲隋唐的国家政权的精神力量基本上是以儒学为主,而对佛教则容纳与限制并举,对佛教或鼓励或打击的政策使佛教的扩张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道教在思想影响上虽远不如佛教,但由于唐代李姓皇帝把老子尊为远祖,对老子的祭祀被列入国家正式祀典,道教经籍成为科举考试的法定经典,道举是当时科举的组成部分,士人通过道经考试可以成为国家官吏。相比之下,儒学对士人的影响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力量,由于缺乏理论上的创新,儒学失去了在学术与思想上的号召力。不过,在佛道二教的刺激下,特别在中唐以后儒学有了相当的振兴,并努力寻找一度失去的传统的精神与文化优势。儒学在隋唐的发展始终受制于与佛道二教及其它们相互之间的纷争。

3. 教育制度的继承

隋唐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在这个社会历史时期,中国教育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儒家传统的神圣教育领地被打破,佛教、玄学和道教进入了教育领域。对春秋文化制度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继承更是促使唐朝在面对民族大融合,经济新发展的时候,更加强调对教育的重视。在民族大融合的同时,文化教育也随之进行着大融合。

二. 隋唐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对春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化

1. 儒学成为其主要统治思想

李唐王朝建立封建大一统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和教育上均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不仅要重新整理前面朝代的破败局面,同时还要开创自己朝代新的发展局面。因此,为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中央集权,在政治上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作指导。

唐太宗认为,儒学是政治之本,是行三代之教的有效手段。他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他认为,有了儒学,就如同鸟能够乘风飞翔,鱼能够于水自由游动,就可以治国理民。但反过来,如果失去了儒学这一重要的政治思想,国家就无法有效的治理,政治上就会呈现一潭死水的局面,甚至会危及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前途。

2. “以民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贯穿于统治过程中

唐代君主不仅喜欢在诏书中征引《论语》,而且在政治实践中也常常运用《论语》的思想行政。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语》中有明显的“民本”思想,唐朝在继承春秋时期的文化理论的同时,贯穿于政治统治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就是“以民为本”的思想。

对与“以人为本”理念的阐述,在《尧曰》篇有“所重:民、食、丧、祭”,把重民放在四重之首;《颜渊》篇有“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把富民与君主的安危联系在一起。唐太宗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以人为本”的思想。贞观六年,他曾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2在这些话语里,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唐太宗对君与民之间既对立又依存的关系的深刻认识。

3. “以文兴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贯穿于统治过程中

所谓“以文兴国”的基本国策,实质上就是复兴儒学,复兴孔孟之道,把儒家的学说和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正是隋唐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内容。隋唐时期教育蓬勃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重视文教、“以文兴国”的基本国策,使儒家学说和孔孟之道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具有了国家法定的意义和保障。这一点也正是对儒学与教育关系的具体揭示。

4. “以古为鉴”与“大阐文教”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文化体系

唐代开馆修史的主导思想是“以古为鉴”,即以历史上的政治得失作为现代政治的参照,善者为法,恶者为戒。大唐王朝采取的一系列“大阐文教”的措施,复兴儒学,兴办教育,发展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项“大阐文教”的工程,其具体内容是复兴儒学,发展文化,其基本手段是发展教育。初唐多以重臣领衔,荟萃妙选以修书。初唐统治者相当关注史学,政府正式设置史馆,大抓修史工作。

5. 思想政治素质成为人才选拔机制的重要考核内容

首先,从人才选拔的思想上,“举贤才”是孔子的为政之举,“无求备于一人”体现了孔子对人才的要求。也就是说,要想治理国家,必须识拔大量的人才辅佐;对这些人才不要求全责备,只要有一技之长即可。唐玄宗曾颁布诏书表示过对人才的渴望,只要是“才有王霸之略”,“学究天人之际”,“智勇堪将帅之选”,“政能当牧宰之举”之人,均要具名上闻;务求实用,不求全责备。

其次,从人才选拔的制度上,隋唐教育建立了一种较为客观、公正、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人才考察制度,将社会的人才选拔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学校育人社会选人有了一个良好的循环机制,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形成了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学的风气。(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资料:

[1] 吴文华.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2] 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董浩.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孔令纪.中国历代官制[M].中华书局,2004.

[5] 旧唐书•儒学(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注解

第7篇

研究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与国家、政权、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能够为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中国政治制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多年来一直着力进行这一研究。

成果丰硕

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以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为主线,综合研究中国历史上的职官制度、行政制度、法律制度、政治文化等,含括官制史、行政制度史、法律制度史、政治思想史等多种内容的专门史,主要致力于分析历代政治制度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国计民生的正负面影响,并从历代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变革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历程,成绩是显著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学界出版了大量学术专著,发表论文万余篇。研究角度不但涉及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而且开始深入到一些鲜能引起以往研究者重视的领域。比如,对某些制度具体实行始末的研究,不但能够从小的切口看出制度建立的初衷,也能了解制度执行的情况,进而为总体评价历代政治制度打下基础。

近年来,中国政治制度史这门学科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大,研究队伍不断充实,对社会的影响力也日益提高。梳理最近30年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研究,将研究视点引入文化史范畴,并深入到政治与社会这个基本问题;对中外政治制度史进行比较研究,将研究视点投向世界,突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世界的价值;对珍稀法律文献和史料进行挖掘整理,这种挖掘已经走向世界,许多海外图书典籍、文物资料重归故土;对政治制度史进行专题研究,不但扩展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领域,也使研究呈现多样化;对各朝代的政治制度进行分期研究,尤其是具有变化和显著特点的年代;对某些具体的政治制度和与政治制度相关的问题进行细致研究,力图从微小变化和具体事例中探求历史真实;对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状况进行研究,进而梳理出依据地区特色进行治理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趋势。

视角更新

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领域在逐渐扩展,但在一些问题上仍需继续深入。近年来,研究者不断学习借鉴最新理论成果,研究方法也更加科学严谨,在许多新的领域逐渐形成研究热点。

政治活动、政治效果。包括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体制、政治社会背景、政治根据、政治结构、政治运行过程,以及因政治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政治制度。

这其中既有国家正式制定的典章制度,也有在政治运行过程中起到规范和调节作用的传统习惯、政治规则,以及调节家族、宗族、乡里内部关系的家法族规、乡规民约等特殊形式的社会规范,还有各民族在国家允许范围内制定的民族规范。这些规范是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基本依据。通过对这些规范的研究,可以了解历史上某一时期、某一政权、某一民族的基本政治制度情况,也可以看到政治制度的因循和发展,加深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理解,并且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状况。

政治状况。包括中国历史上国家机关的组织结构、形式,职、权、责、利的划分和运用,以及与政治密切相关的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监察等制度。

国家的组织形式和结构是否完善,主要表现在各级国家机关和官吏的职、权、责、利划分和运用是否合理有效,以及它们之间是否相互衔接配套协调,是否职如其权、权符其责、责称其权、利当其责。这种职、权、责、利的划分和运用,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低级文武官吏都包括其中,其划分和运用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国家机构统治的效能。

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各项制度是国家对全社会进行管理的体系,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影响和制约,并构成政治制度的主体,也是今后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侧重面。

政治制度的影响。包括各项政治制度对历史和今天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如政治制度与社会、政治制度与现实、政治制度的社会效益及对后世的影响等。这些研究既要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进行总体评价,又要看到历史上政治制度对后世的影响,不仅是简单的历史借鉴,也是为现实政治活动提供基本认知和经验。

对政治和行政运作的监察。包括中国历史上对政治人员的培养、任用、考核等管理制度。政治制度运行是政治的表现形式,也是政治制度的直接体现,更是政治付诸实践的过程。

在政治制度运行过程中,相关政治人员的具体行为、心理活动将直接关系政治制度的运行,如果不对其进行监督,舞文弄法、徇私的情况就可能发生。有关政治人员管理的各种制度,包括人员管理体制、人员管理的实施程序和过程、人员管理实施的效果和影响,以及因人员管理产生的各种形式的法律规范等,是政治人员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也是今后研究中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第8篇

关键词: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十六大报告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十五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在进一步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面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这一论断的提出,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的客观必然性

当前我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正在向工业和信息社会过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伴随带来的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思想观念的复杂化、利益要求的多样化,以及某些规则要与国际接轨等,促使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面对这种国际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形势,同志站在时展的高度,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它的提出有其客观的必然性。

(一)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小康社会,是一个“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社会,它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的社会全面转变过程,是一个摆脱落后社会状态,走向高度文明的社会历史进程。全面小康的目标,不仅要实现经济现代化,使物质文明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要实现文化现代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三者缺一不可,互相作用,构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全部内容。

(二)政治文明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首先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规定政治方向,为物质文明的发展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公平、有序、统一的市场体系。其次政治文明为精神文明提供基本的政治方向和必要的政治保障。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要体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基本政治路线的内涵,而且还要依赖以这条基本政治路线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文明提供政治方向。离开政治文明的规范和保障,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也就落不到实处。因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必然要求全面加快政治文明建设。

(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享有充分的民利。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民主的内容一经确立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民主形式,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历史比较短,加上旧中国遗留的封建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以及我国主观上长期忽视民主政治建设,因而没有形成一套足以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完备的具体民主制度和形式,使得社会主义民主很不成熟、很不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这种具体制度和形式的不完善同它的实质之间的矛盾,在我国现阶段表现得最为突出。因此,必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使民主政治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这也正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

(四)政治文明建设是深入进行廉政建设的内在要求。权力腐败就其思想实质来说,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阶级思想的反映,几千年封建专制思想流毒很深,加上国外腐朽生活方式的侵入等构成我国党政干部腐败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但关键是我国目前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一方面是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缺陷使一些腐败分子得以用来达到其搞权力腐败的目的。如我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存在制度不健全、政策不配套的问题,从而让心术不正的人钻了空子。另一方面是在防范和惩治腐败分子的体制、机制的缺乏,对腐败行为惩治不力,一些违法乱纪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这种现象助长了腐败行为的滋长蔓延。

总之,政治文明建设的提出,顺应了历史和时展的潮流,它将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的地位,进一步推动廉政建设的发展,它将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共同构成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大支柱,来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特色

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文明程度。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独特的优势和鲜明的特色。

(一)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具有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政治文明。它否定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政治制度,使广大人民群众上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否定了社会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主体,真正确保了占人口绝大多数人的统治地位。否定了那种崇尚强权、表现剥削、张扬两极分化的政治理念,以公正、平等、共同富裕为鲜明价值倾向,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价值选择,符合社会进步和时展要求;

(二)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国情的,它主要有三个重要特征:其一,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四项基本原则,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保证,又是其自身的本质内容;其二,它注意借鉴人类文明建设的有益成果,来推动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但又没有照搬西方国家政治文明模式。因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辩证统一。其三,它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的,能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优势,继承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以极大创造精神,展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远大发展前景。

(三)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新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它的发展遵循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的规律。政治文明主要表现于良好的运行关系与秩序,不仅是连接物质文明和精神的纽带和桥梁,更是上述两个文明的制度保证。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基本的政治方向和必要的政治环境,物质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和前提,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方向指导和智力支持,三大文明建设内容相互交叉,形成辩证统一的整体。政治文明的进步也必然体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三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是对我国政治国情认识上的一次飞跃,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的具体体现,它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目标要求和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观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文明观,它的形成、完善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多。1844年11月,马克思在拟定的《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内容包括政治制度、国家、权力的公开、政党等等,明确使用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但由于马克思要集中时间和精力写作《资本论》和指导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就没有时间去深入研究政治文明方面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在其理论体系中,他经常强调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政治上发展民主”、“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民主”。这种人民民主,不仅包括政治民主,而且包括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等方面,这些都涉及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但他最终没有明确提出“政治文明”概念。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了历史经验,吸纳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有关政治文明的科学因素,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明民主是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但民主不是政治文明的全部。政治文明不仅包括民主建设还包括法制建设,不仅包括制度建设还包括政治文化、法律文化建设,政治文明是一个范畴更大、范围更广的概念。因此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从文明的高度开创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新境界,开拓了政治建设的新思路。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提出,完善与发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在20多年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历史性变革中,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重大发展和长足进步,人民群众的生活、工作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三大基本目标,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更加走向成熟和完善。

综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总是扭结在一起,正是它们的相互作用,才构成了有机的社会,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都是不可想象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现代化”指的是不发达社会变成发达社会的过程和目标,它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因此,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必须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只有加强政治文明建设,才能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人类历史的发展表明,政治文明建设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它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法制保障,创造安定和谐的秩序。只有把三个文明建设搞好,才真正达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准。可以说,没有政治文明,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和现实也反复警示我们,如果忽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精神文明建设可能会遇到来自政治领域的障碍而难以顺利进行,甚至会延缓现代化的步伐。

(三)政治文明建设的提出,为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因此首先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确立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把握这三者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才能顺利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其次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制度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首要环节。当前,我国的政治制度已有了基本框架,如政党制度、人大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等。但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其关键是要明确限定各政治机构的权力量和权力幅度,明晰其角色界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各政治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每一个政治主体在实际政治过程中的每一个政治行为的程序和规范等。同时,将这些民主政治的制度、规则和程序法制化,以法律形式加以巩固。第三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我国的历史背景和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政治要求,因为任何激进和跳跃式的发展将激化各类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只有循序渐进,从易到难,在有效的驾驭和控制之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获得成功。同时要将政治体制改革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巩固和扩大改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