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中国曲艺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南少数民族曲艺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审美独特、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血脉不可或缺的传承载体。因历史原因和它的口头性特征，以及某些民族文字的缺失，在理论方法和个案研究等方面长期以来都处于研究者寥寥，甚至无人问津的状态。本文拟回顾、梳理、总结建国以来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研究成果，简介曲种，分析其独特性，探讨如何进一步充实、丰富少数民族曲艺研究的学术内容，为推动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的健康发展、丰富中华艺术文化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典艺；曲艺；民族艺术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3-0084-06
作者简介：韩利（1969-），
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间音乐、二胡；
谭勇（1957-），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演奏员，研究方向：民间音乐、二胡。四川 成都610041
1953年9月，“中国曲艺研究会”成立，将已经发展成熟的众多如俗讲、变文、讲唱、说书、古词等说唱艺术统称为“曲艺”。 1981年10月，中国曲协举办的座谈会上，时任主席陶钝明确指出：“曲艺是语言、音乐、表演三结合，并且以语言为主，以语言来说唱故事和人物的群众性艺术。”他认为：“这个定义比以前进了一步，以前的定义没有后半截。”他还说：“曲艺观众以听觉为主，视觉为辅。”陶钝的话表明，对曲艺内涵的定义有一个演变与固化过程。
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以上定义其实更多是建立在汉族思维角度之上的。中国少数民族因地域、历史、语言、宗教、文化的影响而孕育出的曲艺形式更为多样性，内涵更为复杂。2012年，在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先生在《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当代命运》一文中指出：“中国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曲艺是中国众多的民族艺术中最具民族性和民间性的艺术门类之一。据《中国曲艺志》的不完全统计，几乎每个少数民族均有属于自己本民族的曲艺艺术形式，有些民族甚至拥有多个曲种形式。 55个少数民族所拥有的各自曲艺形式，是中国曲艺乃至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
一、有关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研究文献检索分析
据中国知网（CNKI）的最新检索结果，从1915年至今，有关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研究文献不到500篇，其中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有343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全文数据库有97篇，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有5篇，而涉及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研究的论文仅70多篇，论文的发文数量从2010年起呈较大的上升趋势。（见图1）
在这些文献中，较有影响的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吴文科撰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当代命运》[1]、《中国曲艺：当下困境与发展对策》[2]；吴文科、蒋慧明、高苹共同完成的《2014年度中国曲艺发展研究报告》[3]。文中提出了：“尊重曲艺艺术规律，矫正曲艺创演观念，强化曲艺文化传承、培养曲艺专业人才，成为中国曲艺当展的主要任务。”云南省文联的杨庆隆分别撰写了《少数民族曲艺与汉族曲艺比较初谈》[4]、《试论少数民族说唱艺术的起源与发展》[5]、《试论少数民族说唱艺术与宗教的关系》[6]，探索少数民族说唱艺术区别于汉族曲艺的独特性，分析其与原始文化、宗教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李萍在《论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曲艺资源的文化特性――基于田野考察的定性分析》一文中，ξ鞑康厍少数民族曲艺资源“丰富”、“丰厚”、“丰美”等三个鲜明特性，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7]。四川省戏剧创作中心的严西秀撰文《曲艺现代化》，把四川曲艺现存的二十个汉族曲种和若干少数民族曲种，做了‘以唱为主’、‘以说为主’和‘载歌载舞’分类[8]。涉及西南少数民族曲艺专题研究的文献，较为有价值的有：彭科伟《浅论四川曲艺的保护与传承》[9]；唐小林《抢救舌尖上的遗产――〈羌山采风录〉：一部独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民族志》[10]；郎雅娟《侗族曲艺艺术研究述评》[11]；索朗次仁《关于发展民族曲艺事业的思考》[12]、《简论民族说唱艺术（曲艺）品种》[13]；吴莹；郑直《广西京族曲艺唱哈的保护性开发策略研究》[14]；李汉杰《云南少数民族曲艺音乐及类型》[15]；石尚彬《试论布依族民间说唱的艺术特色》[16]；进铨《“津”是侗族曲艺的代表曲种――兼与普虹商榷》[17]；曲闻《文艺“轻骑”驰云岭》；[18]赞丹卓尕《艺术家土登访藏族著名曲艺表演》；[19]王芳礼《简论布依族曲艺“分彭饶”与“分浪论”的文学特征》。[20]
登载上述有关西南少数民族曲艺文献的刊物包括：《曲艺》、《中国音乐学》、《民族艺术》、《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西民族研究》、《民族音乐》、《民族艺术研究》、《艺术研究》、《贵州民族研究》、《音乐时空》、《文化艺术研究》、《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云岭歌声》、《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等等。作者大多来自高校、艺术研究所，曲种一线表演者的研究文献目前几乎空白。虽然期刊学术发展趋势从2010年开始迅速增强，但研究文献数量依然不多，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目前已知的有100多种曲种，而真正进行专题文献研究的不到20篇，大多数的曲种无人问津。其次，文献内容大都是介绍性的，理论深度还需进一步加强。再加上史料文献的缺失，整理发掘的不够，严重影响着人们对其文化价值的深刻认识，更阻碍了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的良性发展。
2016年7月，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柯琳撰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研究》，第一次对少数民族曲艺进行理性的思考与抽象的论证，初步搭起了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的理论框架，其意义非常巨大。[21]
2016年8月，中国艺术报登载了中国曲艺家协会的五年（2011-2016）工作综述――《春风化雨牡丹绽放，文化自信民族复兴》。中国曲协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国曲艺艺术研究基金，在10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应用性的课题中，就有少数民族曲艺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已立项，还拍摄了9集电视文献纪录片《曲艺辙痕》，为曲艺研究留下了一笔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中国曲协与辽宁科技大学开展战略合作，共同开发高等教育曲艺类本科专业教材。以上这些中国曲协的工作导向给了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的研究指明了道路，这一板块大有可为。
二、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的曲种及其独特性
柯琳教授在其撰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研究》一书中第一次较为详尽地指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曲种存共约400余种，少数民族曲种约占我国民间曲艺曲种的60%，近200余种。”[21]该书中收集到现存西南少数民族曲艺曲种（见表1）。
曲艺品种与其各自产生的地区方言关系密切，曲艺音乐更是我国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中国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都是多民族省区。据不完全统计，共有30多个少数民族生活在这里。其中云南一省就有汉、彝、白、壮、傣、苗、回、藏、傈僳、哈尼、拉祜、佤、纳西、瑶、景颇、布朗、普米、怒、阿昌、独龙、基诺、蒙古等23个民族聚居，该地区的民族密度之高，在我国首屈一指，世界绝无仅有。受云贵高原崎岖险峻的地形和复杂多样的自然条件以及大迁徙影响，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群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活动、生活方式，同一区域同一民族的不同成员也是相互隔绝、封闭性强，这些为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创立提供了不可复制的条件。如图1中罗列的100多种包括西南边疆少数民族c跨国民族的曲艺曲种，复杂繁多，内容丰富，审美独特，除以说、唱方式来叙述传说、历史、史诗、故事、生产劳作等本民族宗教、民间文学及民间仪式内容外，歌与舞的存在是区别于汉族曲艺最突出的特点，再加上服饰、技法、道具的特色，西南少数民族曲艺闪烁出耀眼而独特的光芒。
三、西南少数民族曲艺文献研究成果
1.目前涉及少数民族曲艺内容且较有影响的书籍（见表2）。
四、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研究前瞻
30多个少数民族集居在中国大西南（见图2），从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服饰文化中孕育发展起来民族曲艺曲种是如此丰富多彩，然而笔者仅仅检索出上面寥寥数篇的研究资料，事实上大多数西南少数民族曲艺曲种处于几乎无人问津的状态。作者还认为仅从汉族或其它民族的曲艺框架来定义、研究这些曲种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有关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的音乐、文本、舞蹈；曲种的独特性、差异性、丰富性；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的社会功能以及在民族文化中担当的角色等等，都有待于去做深入细致地甄别、研究，其挖掘的空间非常之大。也许有些民族本身也在民族的融合中被同化，忘记了自己的这种文化身份，甚至他们对自己都不感兴趣了。也许由于语言的障碍，造成研究乏力。也许是生在其中的人们本来就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或是不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保护、传承与创新。国家一级编剧严西秀先生说：“曲艺是一个庞大的、动态的体系，曲种之间差异很大。”[8]少数民族曲艺是中国曲艺大花园里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西南少数民族曲艺更是复杂、动态，种类繁多、各具特色。这些曲种虽然各自的发展历程不同，但它们是这片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身上流着这个民族的文化血脉。我们有责任去守护这些中华民族文化根基、传承民族文化血脉，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保持民族文化独特性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需要，让文化的趋同性与差异性并存，让西南少数民族曲艺在世界闪烁出夺目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吴文科.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当代命运[A]//.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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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的领域很宽广，不乏“绝活”，如皮影、剪纸、编织、绣花、舞狮、糖人，等等，都是著名的手工艺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物质丰富而重视高品质生活的今天，受到更多的青睐，为海内外人士所喜爱。政府和民间组织都以各种形式传承和发展民间艺术，各地民艺展示场所层出不穷，当代美术教育教学中也出现了更多相关民间艺术的内容，但由于民间艺术的地域性强、系统性差、组织形式繁多等特点，较少在美术教育课程中系统呈现和传承，其应用与保护也鲜见于课程体系范围之内。研究民间艺术在美术教育课程中的传承和发展，其意义首先在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民间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灿烂的瑰宝，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中，发挥着陶冶个人品格、修身养性的功能，如何在各类纷杂的现代艺术中得以保护和传承，是对当代美术教育课程的挑战。其次，对美术教育课程设置本身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传统美术教育发展较早，在北宋时期，就出现了专门的皇家美术教育机构—画院。19世纪末，由于中国社会转型、西方思潮冲击，中国美术教育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不断融合，民间艺术的内容在美术教育课程中的地位岌岌可危。研究民间艺术在美术教育课程中的传承和发展，能促进美术教育课程设置更加合理。最后，应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要。民间艺术源于民间，是中华民族在劳动实践中形成的艺术创作，研究民间艺术，合理设置民间艺术在美术教育课程中的比例，使其在教学中得以延续和发展，丰富民众的艺术生活。
二、民间艺术的表现形态
“民间艺术”起源于民间，与乡间生活、风俗民情、地域特色相辅相成，表现形态随民间生活百态多变，智慧的民间人士在寻求生活的过程中总结创作出各色民间艺术，使其在历史的进程中凸显灿烂。民间艺术的样式因其功能性可分为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手工、民间美术、民间建造、民间表演等形式，本文主要针对民间手工艺及民间美术进行探讨，追寻其起源发展及对当代美术教育课程中的继承与发展进行研究。《中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内容中，涉及很多内容与本文研究相关，如：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2009.10)、南京云锦织造技艺(2009.10)、宣纸传统制作技艺(2009.10)、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2009.10)、热贡艺术(2009.10)、中国书法(2009.10)、中国篆刻(2009.10)、中国剪纸(2009.10)、中国雕版印刷技艺(2009.10)、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2009.10)等，另外还有一些富有地域特色的艺术形式，如浙田的石雕、江苏的苏绣、江西的陶瓷、山东潍坊的风筝等，都是民间艺术的瑰宝。以下列举几项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式。
1.以热贡唐卡为代表的手工绘画类
“唐卡”一词是藏文音译，《藏汉大词典》中的释义：画有图像的布或纸，可用轴卷成一束者。唐卡的绘制复杂，用料考究。颜料全为天然矿物和植物原料，色泽艳丽，经久不退，具有浓郁的雪域风格。最小的唐卡仅有巴掌般大小，画在纸上、布上或羊皮上;而大的唐卡可达几十甚至上百平方米。热贡唐卡以笔法细腻、匀净协调著称，画面给人以雄浑、博大之感，艺术效果非同凡响，画法上一般采用单线平涂略加烘染和色块填勾的手法，构图上都采用散点透视。画面上的神、佛、山水、花草、楼台亭阁、各种鸟兽等都绘得很细致、生动而色彩鲜艳，特别是一些被夸张变形的密宗造像，性格鲜明、形态各异，不同身份的神形态千变，姿态各异，各尽其妙。热贡唐卡在取景布局上视野广阔，不受时间、空间的局限，把同一主题而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事物组合在一起，使一幅作品犹如一本连环画，使画面有咫尺千里之感，具有较强的感染力。热贡唐卡的这种独到之处，使其在同类艺术中别具一格，成为藏画艺术的一种风范，也为美术教育的各类课程提供了素材和灵感。
2.以中国陶瓷为代表的手工制造类
中国是陶瓷的故乡，陶器这一造物形式从诞生之日起，就和自己所处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地区、民族的差异，无论受其他何种条件的影响，无论其器形、装饰风格等有怎样的变化和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它都始终反映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随着人类生活的改善，以及宗教、风俗、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人类在陶制器具的造型及修饰上，增加了许多使用功能以外的装饰处理，于是陶制器具除了实用的功能外，更表现出美观与抚慰精神的作用。美源自于生活，也反映了生活，陶工们正是从表现生活、表达美的观念的角度，直接描绘现实生活的风俗风貌，或间接地富有寓意地表现人的思想和感情，从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陶瓷艺术文明。近年来，随着美术教育的发展，各高等艺术院校纷纷开设陶艺相关专业或课程，陶艺人才大量涌现，陶瓷艺术成为发展传承较好的民间艺术之一。
3.以皮影戏为代表的大众娱乐类
皮影造型是中国最古老的动漫角色造型，它集绘画、雕塑、文学于一身，是中国古老的传统玩具与游戏之一，现在的皮影已不仅局限于用于影戏操作的影人，更成为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皮影戏，古时称为“傀儡戏”，也可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动漫”，是现今动画片的前身，这一传统形式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隔帐陈述千古事，灯下挥舞鼓乐声;三尺生绡做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悲欢离合调，人间真美善恶”—皮影戏几乎集尽其能。
4.篆刻技艺、剪纸艺术、传统木结构营造等技艺类
篆刻以刻刀为工具，汉字为表象，由中国古代的印章制作技艺发展而来，能够表现书法的笔法和结构，还强调刻法的酣畅自由，在方寸间表现技艺，抒发感情。早在殷商时代，人们就用刀在龟甲上刻字，发展至今，篆刻技艺已有3700多年历史，印石、拓纸、刻法多变，集历代文人墨客的智慧，形成全国10余派别。剪纸艺术是最古老的汉族民间艺术之一，作为一种镂空艺术，它能在视觉上给人以透空的感觉和艺术享受。剪纸用剪刀将纸剪成各种各样的图案，如窗花、门笺、墙花、顶棚花、灯花等。每逢过节或新婚喜庆，人们便将美丽鲜艳的剪纸贴在家中窗户、墙壁、门和灯笼上，节日的气氛也因此被烘托得更加热烈。由于剪纸的工具材料简便普及，技法易于掌握，有着其他艺术门类不可替代的特性。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是古老的汉族传统手工技艺。是以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榫卯为木构件的主要结合方法、以模数制为尺度设计和加工生产手段的建筑营造技术体系，这种营造技艺以师徒之间“言传身教”的方式世代相传，延承至今。代表作有苏州园林、北京四合院、西递宏村、蔡氏古民居等。
三、民间艺术在美术教育课程中的体现、传承和发展
中国自20世纪初开始，一直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和冲击，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的网络化、交通的日益快捷使得全世界越来越像一个村落，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交织、冲突对抗在21世纪变得越来越难以分割且又越来越激烈。当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大多模仿西方，以学年制、学分制为主要体制，以分类课程为基础，其中贯穿教学实践。民间艺术因其地域性、系统性差、组织形式不系统等特点，较少在美术教育课程中系统呈现和传承，其应用与保护也鲜见于课程体系范围之内。但随着人们对民间文化保护和继承的重视，目前各类艺术院校已逐渐在课程体系中增加相关内容或专业。以中国美术学院为例，分析民间艺术在美术教育课程中的地位及其传承和发展。
1.作为单独专业方向或课程在美术教育中体现
中国书法、篆刻等一直以来深受国内外文人墨客的喜爱，因此也成为民间艺术中保护和传承较好的一类。以中国美术学院为例，作为全国重点美术类高校，肩负振兴民族艺术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注重理念传承，艺术创新。所设书法系是目前国内高等院校唯一独立设置的书法系科，其前身是创设于1963年的中国画系书法篆刻专业，2001年正式成立书法系，目前已设立书法理论、书法与篆刻、书法与教育等多个专业方向。该系坚持弘扬传统精神，以“固本培元、借古开今”为方针，强调国学基础，重视文化修养，突出理论与实践、基础与个性、综合与专精相结合，以培养具有较高书法篆刻创作实践与学术研究能力的专门人才为目标，形成了富有学院特色的高等书法教育教学体系。以独立的专业设立，体现了美术教育对民间艺术传承和发展的重视，也说明民间艺术本身在科技发展信息爆炸的当今，仍具有精神层面的重要意义。
2.在中西融合课程改革中具有重要地位
现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深受西方影响，具有较强的系统性。而民间艺术中大部分艺术形式缺乏组织系统，讲究随性而为，师徒授受。两者一张一弛，互为影响，在现代美术教育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熟知的中国画，作为典型的传统民间艺术，在中国古代的美术教育中，并非正规的学校教育，即使曾出现专门的皇家美术教育机构—画院，其主要教育仍主要由民间自发进行。所以，古代中国画教育的评价标准、艺术理论、美术思潮、教育教学方法也是散落于从先秦到明清的画论、书论、印论及有关历史古籍中，以“评”“品”“断”“议”“赞”“录”“谱”“序”“跋”“记”“随笔”等形式记录下来。随着西方文化的渗入，中国画教育逐步由民间的非正规教育发展到以学校为中心的正规教育。相似情况在现代美术教育各专业或课程中都有体现，如传统印染技术、壁画艺术等。这类民间艺术在各美术教育院校既要求课程的系统性延续性，又强调传统教育中模仿、自学、领悟的教育方法，让民间艺术在美术教育中不仅内容得以传承，其涵盖的教育特性也发展延续；不仅自身得以传承，也为现代美术教育增色。
3．在新技术支持下民间艺术在美术教育中画龙点睛
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拥有五千年历史。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民族文化多种多样，民间流传许多经典的民间故事、传说和神话。现在技术发展迅猛，世界正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信息流量和流速，国内外各种传播媒介中糅合了大量本土内容的优秀产品，基本都是根植于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之上的。不仅产生了属于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和特色，而且还让我们更直观深入地了解民俗文化。近年来，因人们对民间艺术的重视，出现了许多源于民艺的生活用品或艺术形式。陶瓷艺术最具代表，陶瓷本是源于民间生活中使用的器皿，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陶瓷不仅可以制作碗碟器皿，亦可应用于室内装饰、汽车工业、精密仪器、甚至医学等领域。在现代技术引领的美术教育课程中，将民间艺术单独作为一门课程似乎小题大做，但其在课程中画龙点睛的一笔不容小觑。我们在利用新技术制作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美术作品时，不仅是对民俗艺术或者文学作品等丰富资源的利用，更多的是在内容上体现一个国家的人文精神、民族文化、道德品质。要想让美术教育朝更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必须统观全局，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技术引领下的美术教育课程。
四、结语
今年4月25日，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刘云山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胜利召开。刘云山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首先是理论上的自觉，一个国家文化兴盛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我国于1983年建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制度。1984年，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在制定国家“六五”经济发展时期科研规划时关于艺术学科单立门类的决定，经文化部部务会议决议由文化部牵头，成立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具体职能为：制定全国艺术科学发展规划、课题指南及课题的评审、管理、成果鉴定、验收和推广、优秀成果的评选和奖励等具体组织工作；制定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管理办法及有关章程、规定；具体监督、管理和筹措艺术科学研究经费；协调各学科规划组的工作，组织开展有关艺术科学的学术研讨活动；调研全国艺术科学研究现状，组织交流全国艺术科学研究信息。艺术学项目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三个单列学科之一，是繁荣发展艺术科学、促进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抓手，体现着国家在文化艺术领域的科研要求与水准。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召开以来，在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下，经过广大艺术科研工作者的努力，艺术学科的发展有了长足进展，不仅取得了一批优秀成果，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而且艺术学由一级学科升格为学科门类，学科地位得到了提升，呈现出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申报工作得到全国艺术研究工作者积极响应。在申报期限内，共收到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申报的课题2624项，申报量呈迅猛递增之势。经过评审，2012年共有123个项目获得立项。这向我们传达两个信息，一是艺术学研究热情空前高涨，二是竞争异常激烈，每100个申报项目中，仅有不足4项能够获得立项。
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近几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在全社会以及学术界的影响力不断攀升；而从事艺术学各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对该项工作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国家文化发展层面来看，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事业中，其地位和作用也不断凸显。那么，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该如何看待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近几年的各种有形无形变化，并对其抱有哪些美好的期待？
一、辉煌的历程
来自全国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数据显示，从2003年至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经费投入为10090万元，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切块经费突破1000万元，到2012年，达到历史性的2800万元。艺术学项目的平均资助额度，也由2003年的4.5万元，增长至2012年的15万元。
从2003年至2012年，艺术学项目共立项905项。其中，委托项目5项，重点项目61项，一般项目475项，青年项目211项，西部项目106项，另外还包括2003年至2006年立项的自筹经费项目等47项。从研究内容上看，音乐、美术、戏剧、艺术基础理论等传统学科仍以基础研究为主，而艺术文化综合研究、设计、影视等成为应用研究的热门学科。一批以产业、创意、景观、3D、动漫、新媒体、数字化、科技、工艺等为主要研究内容的项目，重在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路径和方法，这些项目与以推动艺术学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具有思辨性和长远效应的基础研究课题互为补充，为艺术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2003年至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已取得了包括10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中华艺术通史》《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国民间美术史》《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发展史》《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主题史》《艺术辩证法》《艺术经济原理》《现代文化产业理论与政策研究》《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全国戏曲剧种剧团现状调查》《对峙与解构：东西方戏剧》《中国电影摄影艺术发展史》《20世纪戏曲音乐发展的多视角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艺术建设研究》《中国网络文化产业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现状与发展研究》《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重要成果在内的结项成果366项。这些成果中，总结中华文化艺术悠久历史的基础性研究成果扎实厚重；抢救民族、地域特色鲜明的珍贵文化艺术遗产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丰富多彩；研究、探讨文化艺术建设中重大现实问题的成果应用价值初步显现。形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性研究并重，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关键词】 中国民俗艺术 文化溯源 原始美
1 “2011北京・中国民俗艺术国际论坛”的基本情况回顾
1.1 开幕式及专题报告
2011年10月15、16日，“中国民俗艺术国际论坛”开幕式及专题报告会在北航举行。此次国际论坛的学术主题为：现代性与民俗艺术、中国民俗艺术的保护与传承、民间信仰与民俗艺术、现代教育与民俗艺术等。出席论坛有30余位专家学者，分别来自国内及法国、英国、日本的高校与相关研究机构，学术研究涉及社会学、人类文化学、艺术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民俗艺术收藏与研究等方面。
怀校长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民俗艺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是充分体现民族精神的文化遗产，是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重要依托。研究以及发掘蕴藏其间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文化传承和建设的重要使命。
在随后的专题报告中，田青、邓启耀、范华（法国）、大田尚作（日本）等与会专家发表了专题的学术报告，报告的内容涵盖现代保护民俗艺术的必要性和难度、以及如何把民俗艺术运用到现代的教育当中去以及切实贯彻保护民俗艺术的步骤和方法。两天的报告听下来，颇受感动，内心对于民俗文化的喜爱更为强烈，迫切地希望能够追随专家学者们的脚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多去研究各地域的民俗艺术，在即将面临消逝的民俗文化边缘能捡起一些文明的碎片。（图1）
1.2 “超越与创作――移动的古代祭祀壁画”展览（图2）
整个的民俗艺术论坛，最令人震撼的当属“超越与创作――移动的古代祭祀壁画”展览，展出的80幅古代绘画和200个古傩面具特别震撼人心，这是颜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在平时细心收集、整理、修复和装裱的一些民俗杰作，这也是颜老师收藏的一批尘封百年的古代祭祀壁画的精品，这些祭祀壁画均为传承下来的工笔画真迹，跨地域范围广阔，包括贵州、江西、湖南、四川等地，在时间上横贯明清、民国等几个时期。内容多为天、地、水、阳四界古往今来的历史英雄、祖先亲眷、神仙鬼怪、动物与草木精灵，包含巫术、道教、佛教、祖宗神灵信仰和儒家教义等文化与情感内容。
这些古代作品大俗大雅，古滩面具率性、自由奔放、浑厚，各个祭祀壁画又严谨、深沉，堪称传统美术的好范本，画作的精细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颜老师说：“这些作品展示了前人面对神圣美好与他者悉心分享、相互庆贺告慰， 面对天灾人祸自我鼓舞、自我疗救的人情与人性关怀，展示了前人以艺术方式自娱自乐， 以无中生有的卓越想像力彰显浪漫精神， 以艺术创造的方式敬畏生态自然、超越功利实在、延展生命时空、升华人性意境、提升幸福指标的恢宏态度。”是的，这些至今仍保留着我们祖先的提问的民俗艺术作品，向我们传递着生生不息的民族感情和无尽的想象力。
1.3 沅陵县原生态民俗歌舞专题展演
民俗艺术论坛还特邀了湖南沅陵县艺术团于15晚在北航学术交流厅进行了主题为“四季飙歌”原生态民俗歌舞展演，分为“春之声”、“夏之梦”、“秋之喜”、“冬之情”四季篇章。
沅陵的歌舞艺术表演是集沅陵民间歌舞于一体的一种艺术形式，有酉水船工号子、盘木号子、打夯号子、车水号子，有精彩腔调的山歌演唱，有诙谐的小调表演，有民间喜庆点子，还有古老习俗之舞《哭嫁歌》等。整个的演出把我们带回到原生态的民间，放纵在山川和大地之间，徜徉在小河和田埂之上，让我们去感受那种来自于原生态的无穷的生命力和浓郁的民俗风情。
2 民俗艺术的觉醒对设计艺术文化的影响
当下中国的设计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设计届开始经受日本和欧美设计的影响，模仿、抄袭、嫁接日本和欧美的设计，导致了创新文化意识的匮乏和民族语言的缺失。但随着现代民族意识的逐渐清醒，民间的元素逐渐被艺术家挖掘，设计业陷入一个茫然的混合发展的状态。
我们现在不会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盲目的崇拜西方的设计，因为西方的设计是立足在他们的发展基础之上的，根本救不了中国的设计，曾经盲目地学习反而使我们失去了自己本民族的特有的文化基因和心里认同感。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设计，都不可能从别的国家移植中的来，只能在本民族文化基因和艺术精神的繁衍下成长，都要立足于本国的国情和本民族的文化，因为这些才是文化发展的基本源泉，才是艺术长期发展的基本沃土。一个设计师如果没有本民俗的传统文化修养和沉淀，那么他所节后的设计文化只能说是一种比较肤浅的表面的文化，这种嫁接的“无根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昙花一现。
关键词：唢呐艺术 文化内涵 理论思考
中国唢呐艺术在不同地域体现着各异的风土民情和文化风格，唢呐作品的音乐情趣与情绪，随着演绎的内容和场合的变更诠释出不同的音乐情感，给听众以新异的音乐体验。中国唢呐艺术源自民间，随着现代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唢呐演奏也被以艺术演奏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各类艺术作品势如破竹般涌现，为大众带来不同的艺术感受。
一、中国唢呐艺术的文化内涵
（一）唢呐艺术的产生与发展
唢呐作为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其发源地是在波斯、阿拉伯地区。唢呐艺术的流传范围极为广范，是一件世界性的乐器，其自产生至流传的时间跨度较大，且中国唢呐艺术在各个地区都有较为广泛的流传，但多活跃在民间，多以民俗活动的形式呈现。唢呐在形态、艺术表现上都有较明显的特征，由于其发声响亮、携带方便、应用场合多以民众日常的民俗、生活息息相关，因而被大众熟知和喜爱，至今仍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在中国的传统民间艺术中，发展环境锦绣勃勃。
（二）唢呐艺术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范畴
唢呐艺术和中国传统文化习俗有着明显的关联和具体体现：主要体现在节庆和民俗文化中，例如：农村的婚丧嫁娶、节庆祭典等内容。人们通过唢呐演奏来表达不同的情思。从意识形态范畴来说，唢呐艺术与中国伦理文化体现及文化情感确有关系。中国人尤其重视伦理道德的人际关系体现，唢呐艺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场合与民俗文化中都有直接的情感表达。唢呐演奏的曲目内容也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如：乐曲《婚礼曲》《抬花轿》等，唢呐艺术是最能表达华夏民众文化情感的艺术形式之一。
（三）唢呐艺术传统文化的行为价值呈现
唢呐艺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在行为价值的呈现上体现着较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唢呐艺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行为价值也实现了从小众到大众的扩展。对比传统的唢呐艺术，现代唢呐艺术在艺术表现力方面大大拓宽。作曲技法的创作延伸，演奏技法的创新应用，更有制作专家在唢呐形态和制造工艺上所进行的大胆创造性的加工、改良（如加键唢呐、活芯唢呐），都力求在音色和音质上更能达到演奏“乐趣”，便于技艺精湛者在演奏形式和技术上有所突破，达到更高的艺术追求，丰富听众的视听感受，既符合现代人的艺术和审美追求，也体现现代唢呐艺术表演形式上的突破。
二、中国唢呐艺术的时展的理论思考
（一）注重唢呐艺术的技艺传承
中国唢呐艺术特有的技艺传承特点，是传统的口传心授。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事唢呐工作或教育的民间艺人、演艺团体和专业音乐院校的工作者，逐渐抛弃传统的“比葫芦画瓢”法，以规范严谨的教学体系取而代之。艺术家们对唢呐艺术文化内涵的技艺传承及在传承中与时俱进，体现了人们对于民俗文化的情感及对艺术传承的责任，这将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更深层次的理论价值。通过文化情感研究传统技艺，讲述传统技艺的发展历程，以较为细致化深入化的理论成果推动唢呐艺术的久远发展。
（二）注重唢呐艺术的艺术情感深化
唢呐艺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可见其艺术情感的体现并没有被时间所冲淡，反而其文化情感正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人们能够从民俗文化、现代艺术审美的角度对唢呐艺术进行深入探讨。通过唢呐艺术的表现，人们可感受其音乐情感以及对历史文化内容的传承，尤其在艺术作品的呈现中，人们透过或强劲激昂，或含蓄深沉、或悲怆伤感的情绪，捕捉艺术气息，进入艺术情境。
（三）注重唢呐艺术的艺术形式现代性演绎
中国唢呐艺术的发展应当与时俱进，让唢呐艺术被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在表演形式上，唢呐艺术可以实现与其他乐器结合，重奏或合奏以使得音乐层次分明、音色多元化;唢呐作品的伴奏音乐可突破以往的民族乐器或小乐队的伴奏模式，采用钢琴，以期达到音乐对比强烈突出主奏乐器情绪等等;舞台艺术表现形式现代化与多样化，能够带动大众的艺术、文化情感，丰富艺术视野，并为艺术理论的研究、艺术融合和探索实践等带来更多的挖掘空间。
三、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当下中国唢呐艺术的发展，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深层次地挖掘其文化内涵性，用具有艺术表现力和文化感染力的艺术形式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唢呐艺术，实现唢呐艺术的现展和创新。
参考文献：
[1]李大鹏.唢呐艺术魅力浅谈[J].戏剧之家（上半月），2012，（11）.
[2]孙荣伟.当代中国唢呐艺术的发展现状及理论思考[J].艺术探索，2013，（12）.
近年来，人们对民艺的关注随着“民俗热”、“民间美术热”、“回归寻根热”的社会思潮而此起彼伏，一些有关介绍评介民艺现象、民艺作品、民间艺人的文章和画册不断涌现。人们从约定俗成的民间美术研究中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做了大量收集、整理等资料性的基础工作，全国相继成立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和“中国民间美术学会”，各地也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民艺研究所、陈列室及专业研究团体等机构，全国范围内的民间艺术和民间美术博览会、研讨会，艺人展演活动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民艺的重视程度。但是，在轰轰烈烈的活动之后，却带给我们许多思考，人们在关注民间美术现象的同时，对民艺的基础理论却缺乏足够的重视，如何从学术方面完善民艺学科的研究，似乎有些受冷落。如此看来，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学术问题，应该加强民艺学的学科建设。如同其它学科的建立一样，民艺学需要从基础研究入手，通过发现、发掘、考察、调研、采风及个案分析、分类研究、专题研究等多种形式，从而进入民艺学理论的广泛学术领域。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学科建设历程中，我国几代学者付出了艰辛，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和论文，目前提出建立民艺学的学科问题，应该说已具备一定的学术基础。
（一）民艺与民艺学的内涵
严格意义上的民艺学，既不等于艺术学，也不是民俗学或其它学科的附属，但又具有相关这些学科的“艺术”和“民俗”及其它成分，应是一门独立的具有综合性特点的人文科学。虽然民艺学的研究对象以民间美术为主体，但我们为什么不沿袭现在习惯使用的“民间美术”或“民间工艺”之称谓，其目的就在于增强“民间美术”的文化及生活内涵，强化它的社会学意义，不作单纯的狭义解释。人们在过去的研究中，往往从艺术本体着眼，而忽视了民艺学的“民”之内涵和“艺”之特征。如果我们按美术的概念来解释民间美术，往往限制在形象、形态、形制方面而不能超越，作为民艺学意义的民间美术的存在，反而失去了它自身的特征。也就是说，“民艺”的概念更能充分概括作为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生活形态的“民间美术”，更贴近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概念。研究民艺当然仍然离不开民间美术和民间文化及民俗生活各个方面，所以我们提倡用多学科的视野，建立民艺学的学科体系。
“民艺”，按字面训诂，“民”可解释为“民间”、“民众”、“平民”、“人民”；“艺”可解释为“艺术”、“技艺”、“手艺”、“工艺”。从“民艺”一词字面的直接解释，其内涵与一些约定俗成的名词相接近，但与民艺的定义并不能直接划等号。“民艺”可以理解为“民间艺术”、“民俗艺术”、“民间美术”、“民间工艺”、“民间文艺”、“民间技艺”、“民间手艺”、“民众艺术”等等。但是我们所研究民艺学之“民艺”，并不是这些字组的缩写，从某种意义上又融合了它们的内涵，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民艺更贴近“民众艺术”，从民俗学的角度侧重“民俗艺术”，从艺术学和工艺科学的角度更体现“民间美术”、“民间工艺”和“民间技艺”的特征。可见民艺是跨多学科的一门科学，它的内涵与外延是建立在多学科研究之上的，单纯从字面字义上确定其民艺的概念是不严谨的。
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民艺运动的倡导者柳宗悦，把民艺解释为“民众的工艺”。现代日本学术界一般把民艺、民俗、民具作为三个学科并列，民艺是“民众艺术”（Folkart）的略称，或作为“民间工艺”（Folkcraft），民间手工艺（Folkhandicraft）。柳宗悦曾在其代表著作《工艺文化》一书中明确阐述了民艺的性质和界限，将民艺与贵族工艺、个人工艺相对立，他列举了民艺五个方面的特征：（一）为一般民众的生活而制作的器物；（二）迄今为止以实用为第一目的而制作的；（三）为了满足众多的需要而大量准备着的；（四）生产的宗旨是价廉物美；（五）作者是工匠。按此限定，日本对民艺概念的理解及研究，其范围比中国民间工艺还要小，与我们所涉及的民艺学研究范围相对比较只是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
在欧美等国家，对民艺的研究侧重传统形态的民俗艺术、民族艺术和现代形态的通俗艺术诸门类，一些学者更注重采用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及现象学等学科来探究民艺的人文特质。英国学者阿伦·邓狄斯（AlanDundes）将民间艺术列入民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民俗学家班尼(ChaHotteSopniBurne)也将民间工艺列入重要学术地位，但却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我国对民艺的关注最初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民俗界，当时由钟敬文先生等一些民俗学家在“歌谣周刊”等刊物发表一些有关“民间图画”的文章，但只限于民俗现象中的民艺品类，由于研究方向的差异，没有将民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提出来。20世纪40、5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受到空前重视的时期，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需要，民间文化与大众的、通俗的、普及的宣传手段相互联系在一起，民间文艺似乎占据了文艺的正统地位。相继提出了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美术等称谓，但并没有从学术地位上将这些学科给予确立。在同时期的学术界，我国一些从事民俗研究、美术研究、工艺美术研究的学者，已经开始重视作为具有学术价值民间文化的民艺研究，民艺和民间美术学科的创立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从理论上确立，张道一先生曾在“中国民艺学理论研讨会”发表了《中国民艺学发想》这篇具有民艺理论建设性的论文，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提出民艺学科建设问题，并从民艺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宗旨及民艺的分类、成就、比较研究和研究方法等六个方面明确了它的学科构成。他指出：“民艺学侧重于研究艺术的发生和发展同劳动群众的关系，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种种特点和规律。一般来讲，历史上的民艺现象多是与民俗相联系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民艺已经离开了民间风俗而独立发展。”①张道一先生不主张把民艺学划入民俗学的研究范围，提出应建立中国式的民艺学体系。他主张研究民艺不一定先从定义出发，关键在立论上要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本论文的宗旨也体现了这个原则。
（二）民艺的分类
民艺的分类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艺术性的；其二是民俗性的；其三是生活性的。我们一般采用艺术学和民俗学的分类方法，或给以综合。显然，民艺的学科特征就显得有些淡化，对民艺学的研究缺乏其针对性，所以说，民艺的分类应是民艺学所涉及的重要课题之一。
广义的艺术分类包括美术、音乐、戏剧、舞蹈、曲艺、电影等，狭义的艺术即指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和书法，如果简单的冠以“民间”来解释民间美术，即为民间绘画、民间雕塑、民间建筑、民间工艺，而作为民艺的民间美术所涉及的内容、观念、品类、特征又远远超过了这些分类的内涵，我们之所以不沿用约定俗成的“民间美术”的概念也在于此。因为在分类方面往往造成概念的生硬套用，例如，民间绘画有塑作的成分，民间雕塑又多以绘画装饰，它们无法严格的区分，也就谈不上分类。西方的艺术分类形式，有其科学性，但只限于他们的艺术形式，对中国民艺的确无法概括，也就是说，西方的艺术分类是以艺术形式区别的，而中国的民艺则更体现出艺术的内涵、民俗的过程和生活的体验，所以它们之间有着分类方向上的区别。如果按民俗学的分类形式，往往以民俗事象中的艺术品类为依据，形成了简单的礼仪民艺、节令民艺、生产民艺等以民俗活动为主体的形式，没有脱离民俗学自身的范围，带有较强的附属性。如何将艺术学、民俗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分类形式提炼出来，重新打破组合，按民艺所具有文化性、艺术性、生活性、民俗性的规律加以有序分类，应是民艺学所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否则将有碍于研究的深入。
当然，学科的分类既是对一个方面的主观规定，有其局限性。民艺学本身就带有多学科的交叉性质，如何寻找一种民艺特点的分类方法，我国一些学者根据本学科的优势，提出了一系列的分类方式和原则，为民艺学的分类奠定了基础，也是民艺分类的重要参照。
民俗学者认为：民间艺术是民俗多功能、多方面发挥作用的具体表现，民间美术作品也包含着深刻的民俗观念。张紫晨先生认为：“民间艺术是民俗的直接需要，它来源于民俗，是民俗的组成部分，它的内容和形式大多受民俗活动或民俗心理的制约，民间艺术是民俗观念的载体。”②这种观点强调从民俗意识入手研究民艺，强调民俗的题材及功用功能。
从艺术学的角度，强调造型艺术的特点，从作品的分类上，采用综合分类方法，即不严格从某一尺度，而是依据作品的性质、多寡和主次分作九个方面。张道一先生作了如下分类：③
①年画花纸（包括在春节张贴的喜庆故事画、吉祥寓意画、风俗画和用木版印刷的彩色墙纸、喜庆包装纸等）；
②门神纸马（包括在春节张贴大门上的门神，居室房门上的吉祥画和民间各类木版神像、祖师像等）；
③剪纸皮影（包括剪纸的窗花、喜花、门笺、鞋花、枕顶花和各路皮影）；
④陶瓷器皿（包括各地的瓷器、陶器、沙器和砖陶等用品）；
⑤雕刻彩塑（包括木雕、砖雕、石雕和泥塑、面塑等）；
⑥印染织绣（包括蓝印花布、彩印花布和刺绣、桃花、织锦等）；
⑦编结扎制（包括竹编、柳编和灯彩、风筝、纸扎等）；
⑧儿童玩具（包括泥、陶、竹、木、布、纸等材料所制作的各种玩具）；
⑨其他（以上八种不能概括，而很有艺术特色者。）
从生活的角度，张道一先生将其分类若干种；（一）衣饰器用；（二）环境装点；（三）节令风物；（四）人生礼仪；（五）抒情纪念；（六）儿童玩具；（七）文体用品；（八）劳动工具等。④
采用民俗事象和艺术风格作为综合分类的依据，强调民艺的人文特征的因素，从民间美术诸门类入手，注重民艺的观念、民俗的用途和艺术的样式诸多成分，使其分类更具有综合学科的特点。张道一先生又把民间美术分作三大类属。第一类是以欣赏、装饰和点缀生活环境为主；第二类是结合了民间传统仪礼和岁时节令；第三类是以日常生活实用为主。这种类分方法更贴近于作为民艺学的分类。
二民艺学的学科体系
一、民艺学的学科构成因素
我们所研究的民艺学，严格意义来讲属于中国民艺学的范畴，其学科建设才刚刚起步，一些相关的学科结构还未形成。尽管如此，仍有不少的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通过收集民艺的实物资料，进行典型的个案分析，组织地域性采风活动，撰写了有关民艺品类的年画、剪纸、皮影、木偶、玩具、印染、刺绣、器用、民居等专题论文。这为民艺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具体的研究对象。
民艺学的构成因素，主要包括民艺的历史、民艺的理论和民艺的采风三个方面。这是因为：其一，民艺的研究对象虽然大多是近现代的，但大多数样式、形制、内涵、用途都是传统文化生活的遗存，从历史的角度，中国民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辉煌的一页；其二，民艺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很多有创造性的理论，有的散见于典籍文献，更多的采用艺诀的形式在民间流传。而民艺学科的形成，对民艺学的基础理论建设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总结已有的民艺理论，从而发展作为民艺学的学科理论；其三，我们之所以把民艺采风作为学科的构成因素之一，其原因在于，民艺学所研究的对象，不是单纯的造型艺术，而是涉及到民俗过程、生活过程和生产制作过程等文化现象，对于它们的研究，必须通过民艺采风的形式，才能真正地体验民艺的精神内涵。
民艺的历史：是以民艺的发生、发展、演变作为研究对象，它可以从国家的角度、民族的角度、地域的角度、门类的角度及综合性的视野展开通史的研究，例如“世界民艺史”、“中国民间美术史”、“中国民间工艺史”、“满族民艺史”、“长江流域民艺史”、“晋南地区民艺史”、“鲁西南民艺史”等为研究对象。或以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民艺发展为线索。展开断代史的研究；如我们目前有待研究的“先秦民艺史”、“宋代民艺史”、“明清民艺史”、“近现代民艺发展史”。还可以从民艺某一门类入手，进行专业史的研究，例如“中国民间玩具史”、“中国民窑陶瓷史”、“民居发展史”、“傩戏艺术史”、“民间剪纸史”、“民间脸谱绘画史”、“民间刺绣史”、“民间皮影史”等课题。民艺的历史是对具体民艺进行历史性的分析与评介，对其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社会成因、文化传播、民族心理、审美心态及技艺手段和艺人劳作方式等相关问题，进行历史性的判断，以史证的态度和论据，总结它们之间的历史关系，以及民艺的历史地位、作用和价值。
民艺的理论：我们所指的民艺理论有两层涵义。其一，以民艺的基本概念范畴、基本原理规律以及学科研究的基本方法等作为研究对象；其二，是以民艺技术经验所形成的理论，以民间技艺品诀、典籍文献及有关民艺的理论等为研究对象。民艺的基础理论，不是研究民艺个体现象的理论，而是以民艺的历史和民艺采风的资料为基础，通过对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的民艺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为民艺研究提供最为基础的价值观念和基本方法，它应是一种方法上的工具。而民艺已经形成的理论，大多来源于民艺本身的经验总结，或出自于记录民艺思想的历史经典或艺诀，所以说这方面的资料补充了民艺基础理论之不足，一些技艺口诀，历史的史证记载都不是概念性，而是带有规律性的和综合性的经验性理论。例如先秦经典《考工记》，明代巨著《天工开物》及有关中国手工业的资料，都是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参照，一些理论的框架可以充实民艺基础理论的内容。
民艺在文化传播、经验传授、技艺交流各方面有其自身的规律，民间技艺口诀和工艺典籍中不乏有些精辟的哲理，它从另一个方面体现出民艺的理论基石，在创立民艺学基础理论框架的同时，以这种基石为基础，将对重新认识民艺更有价值。
民艺采风：是民艺研究中较为常见的研究形式，也是最基础的学术取向，我们之所以把民艺采风的形式列入学科的三大构成因素之一，这是因为，它对民艺学的构成起着比“文献研究”更广泛更贴近研究对象的作用。民艺采风的形式是民艺学家对民艺现象研究所采用的最普遍的方法之一。一般情况下，民艺采风包括对民艺现象的考察、调研、收集及专题研究，这种研究形式在目前较普遍，也是民艺史和民艺理论研究的基础补充。它为了解民艺的分类、功能、传承以及人文现象起到最具实据性的参照，对今天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是民艺学基础理论之基础。也就是说，民艺学的采风形式，是研究民众文化及产生、生活相关民艺的现象学。民艺采风即对民艺个体及事象的关注，作为一种研究形式，首要的是占有资料，分门别类的给予整理，它体现出的两种取向，其一是资料决定研究方向，其二，是研究方向确立资料的选择。前者是占有的主动，后者则表现为选择的主动。我国一些专门从事民艺与民俗、民间年画、民间玩具、民间剪纸方面的研究专家，通过多年的民间采风，收集了较系统的、全面的实物资料，并结合这些资料展开对某一专题的研究。他们从民俗的功能、区域文化、艺术风格、制作技艺等民艺人文性表征中进行比较研究，体现出对资料的占有优势，这对民艺理论研究包括对整个的中国文化艺术史的研究都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而首先确定对民艺本身的研究方向，有重点的选择利用民艺资料，有目的展开一些采风活动，将更有效地体现出资料选择的主动性。总之，民艺采风的目的是结合民艺基本理论来阐释民艺的个体现象，无论从个别或从整体出发的民艺学科研究，学者们都有一个共识，即民艺与民间文化、民俗的概念有其一致性，民艺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民艺的现象而透视烟波浩渺的文化可见一斑，通过民艺采风的基础研究，可以获得民艺学科的最为务实的论据，从而构建民艺学科。
二、民艺学与有关学科的关系
民艺学科是建立在相关学科之上的。这是因为，作为民艺的艺术形态和民众阶层有着双层制约，其本身就带有交叉学科性质。况且，我们所指“民”和“艺”又并非是民俗学和艺术学的合二为一的复合体，而是更趋向人文的特征和其它相关学科的多层内涵。张道一先生曾指出，“严格意义上的民艺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带有边缘学科的性质。在它的周围，必然与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美学和历史学、考古学、心理学等相联系，相渗透，反过来说，研究民艺学必须具备以上各学科的基本知识。”⑤
关于民艺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建立，目前存在较大的疑虑，问题不在于学术界是否愿意建立，而在于这个学科构建的基本因素是否健全。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新学科必须具备基本的概念体系和学科构成因素，否则，就要依据其它要关学科进行最为基础的理论研究。“民艺学”在我国的提出还是近十来年的事情，但作为基础研究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只不过人们一直沿用“民间美术”、“民间工艺”的概念，即使是对民间美术的研究，也只是停留在现象、分类、个案的层面，或是对一种门类的历史、题材、分类等进行系统或单一的探讨，在若干次全国性民间美术研讨会上，大家仍以介绍民艺品类为热点，或冠以现代形态的研究。而作为民艺学（或民间美术学）的学科建设缺乏应有的学术深度，这为学术界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尽早使“民艺学”在学科上得以成立，同时应该借助于有关学科补充自身之不足。
民艺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严格意义上来讲，民艺学应属社会学的学科范围，社会学（sociology）为法国社会学家孔德于1836年创造，其意义为研究社会的科学。社会学这一学科最早传入我国是在清代末年。社会学是一门以社会构成、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而民艺学的研究对象也离不开社会的各种因素，如民众的阶层、民族的差异、行帮行会组织、民艺的社会功能等与社会学密不可分。任何一个民族，处于它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都具有着形态不同的社会因素，民艺学家应从社会中汲取博大的视点。从社会的发展中，着重研究各民族的文化生活、民俗生活、精神生活的社会结构，逐步形成独立的或交叉的民艺社会学领域，以补充民艺学学科构建中社会学的有益成分。
民艺学与民俗学的关系：民俗与民艺有着天生的血缘关系，可以说它们之间是相互交叉的，由于学科的侧重点不同，或并列或兼容。民俗学与民艺学之间有着其它学科难以企及的不解之缘，民俗具有着民艺的机制，民艺具有民俗的功能，二者在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上有着共性特征。民俗学（Folklore）原意为研究文明社会古代文化残存物的一门古代学和历史学，属国际性的人文科学。现代也有学者称“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在欧洲出现近一个多世纪，而在我国“五四”时期才由国外引进。作为民俗对象的存在，我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民俗”概念的国家之一，但“民俗”作为学术概念出现却较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开始用“风俗”这个词，孔子曰：“移风易俗”，古人对风俗也有解释：“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化为俗”。也就是说“上之所化”就是上层，所传下来的一种教化性的东西，有种推广的意义，象风一样。“下之所化”即下层所接受的上层教化的东西，或是下层自我教化的东西。⑥那么民俗或风俗即是创造于民间，流传于民间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作为民艺的对象也如同民俗的传播形式一样，有其民众的广泛性。民艺学虽然不应是民俗学的附属学科，但在研究对象上有较大的共性特征，这两个学科本身就是相互依存和血肉关系。研究民艺学如不借助于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将显得空泛，同时民艺学所研究的对象自然也就成为民俗学研究的领域，也意味着民俗学自身的发展。
民艺学与艺术学的关系：从字面来看民艺似乎属艺术学的分支，如果说我们把民艺作为一个具有交叉性和具有独立性的学科对待，那么民艺应是艺术的一个层次，而且它又跨越其它学科，它们之间不应是简单的隶属关系。但艺术学的学科构建因素为民艺学的建立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是因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民艺与民俗表现为运动的关系，民艺与艺术则表现为形象的、可视的静态关系，前者注重社会的意义，后者则体现文化的内涵。所以说，艺术学将成为民艺学在学科分类、审美对象、艺术形态等各方面的重要参照，虽然艺术学不等于民艺学，但民艺之“艺”应该具备艺术学的文化内涵。艺术学有它自身的特征性和交叉性，而民艺内涵更为复杂，两者虽然相似或相近，但都存在着共同的矛盾。如学科分类问题，学科所包含的内涵与外延问题，学科之间的并列与交叉界限等问题，这也是同类学科的研究难点。
民艺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民艺学除与上述学科有着直接的关系之外，还与哲学、科技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这是因为，民艺学作为文化的体裁，它具有着社会变异的因素，与古代文明史相关联的共性，与古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同步或有同等位置，并与历史上的哲学观点、政治主张、审美心理等多种因素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民艺学之所以同众多的学科发生着联系，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作为创物的“民”，与“物”的艺及受物者的民，是人文科学的体现，这种辩证的创造与被创造及受物者三者的关系，表明中国民艺作为造物的艺术，带有浓郁的哲理与思辩。只有弄清楚这些众多学科与民艺学之间的关系，弄清多学科的交叉点，才能有的放矢地将民艺学科构建得尽量符合科学体系，形成一个与多学科相关联而独立的学科三民艺学的研究方法
（一）民艺学研究的方法构成
如果我们把民艺学作为新兴的学科来对待，那么就必须改变以往仅仅对“民间美术”狭义的理解，把对民艺学的研究上升为学科体系来认识，并找出它们的规律性和个性特征，形成适合于研究民艺的正确方法。现代科学的成立往往是建立在方法概念之上的，“狭义的指科学研究的主体把握对象的途径、方式、手段等的总和。同时，因为这些途径、方式、手段又总是和一定的科学理论相联系，所以，理论也就具有方法意义，广义的方法概念即指科学化和理论化的实际运用。”⑦科学研究的方法按其规范一般分为三个层次：即哲学方法、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民艺学的研究，可以参照哲学的观点构建理论框架，从专门的研究上升为一般性的认识，从而把握学科研究的严谨性。我们根据张道一先生的民艺学观，将研究方法分为综合研究、分类研究、比较研究和专题研究四个方面。⑧
综合研究方法：必须以哲学的思考，勾画出民艺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从整体的角度把握学科的研究方法。民艺学是一个跨多学科的综合体，没有哲学的理论思考，就不可能了解其它学科与民艺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作为社会意义上的民艺，它是哲学的，是生活的，是文化的，也是艺术的。其民众阶层也是多元的，变化的，它既是社会的民众。历史的民众，也是作为阶级阶层的民众，其意义无法用一个概念来包括。综合研究的方法可以打破交叉学科之间的限定，将有利于民艺自身学科框架的充实和加固。另外，除对艺术本体研究之外，对民艺相关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承传因素、习俗因素以及民众审美心理的取向，都是综合研究所涉及和研究的课题。人文学科将促使民艺学科，不仅仅在艺术的圈子里打转转，而且向学术的深度和广度进取。也就是说，综合性的研究将打破单学科的约定俗成的戒规，使民艺学步入人文学科的领域，同时用哲学的观点提出民艺学的整体框架。
分类研究方法：目前，民艺学的基础研究仍很混乱，对分类研究课题不明确，缺乏方法的指导。我们认为分类研究的方法，首先要解决民艺整体与具体的关系，单纯解决理论思考仍不能使研究课题进一步的深入，必须加强民艺学科的分门别类的研究。如民艺的历史研究，民艺的理论研究；民艺的采风形式的研究，它们都是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分类研究方法的角度很多，一般情况下可以从纵向和横向的两个方面着手。就其分类研究对象来讲，可以分成若干个层次：“一是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整理，排比分类，写出调查报告，二是根据若干等一手资料或第二手资料，写出单项的研究论文，或侧重于某一类属，或侧重于某一地区，或侧重于某一问题；三是在高层次上作大的综合思考，探讨其原理、规律、以及其它具有共性的问题。”⑨如果我们认识到这种分类研究的必要性，也就使得有计划之分工，在学科上构建出更合理的结构。
比较研究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包括对比和类比两种基本形式，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民艺学有着重要的参照价值。作为民间文化或民间生活而存在的民艺，无论在社会构成，艺人分工，艺术样式及风格上，都存在着可比性的对象。从历史的民艺、阶层的民艺和文化的民艺三个方面寻找出民艺和非民艺之对比，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不是高低之分，而是在本质意义上的差异研究。民艺有它朴素的风格，宫廷艺术有高贵的显现，而文人艺术则更体现雅士的风采。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缺乏比较的方法，使之理论有些偏颇。所谓阶层的对立，艺术的分化，关键是文化比较研究之结果。日本民艺学家柳宗悦将民艺与“贵族工艺”和“个人工艺”相对称。钟敬文、张紫晨先生把文化分为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或民族基础文化。张道一先生主张，民艺在古代相对于贵族的宫廷美术，士大夫的文人美术，佛道等宗教美术而言，在现代则相对专业美术家及其创造而言。比较研究可以解决本学科难以处理的问题，培养研究者们学会用反正来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较研究对于民艺学在学科分类方面、学科内涵和处延的确立方面，学科与学科的比较方面，将发挥较大的作用。
专题研究方法：专题研究有两层含义，一是研究对象的专题或专门研究。如民间年画的题材研究，民间玩具的审美研究，民间戏曲脸谱研究，民间剪纸的风格研究等。二是借助于其它学科进行的专门研究。如民俗学与民间美术的关系研究，民艺的社会学内涵研究，民艺的人文特质和民艺的美学思考等研究课题或方向研究。民艺学的专题研究对象比较明确，它不象哲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抽象的概念，而是可视的或静态的或动态的形象。目前国内研究者一般采用专题研究的方法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二）民艺学研究的学术取向
关于民艺学研究的学术取向问题，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或者说研究者们更关注于民艺现象的探讨，而忽视了其它方面的学术取向，民艺学研究的学术取向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文化存在的现象研究；二是作为生活整体的过程研究，民艺区别于其它门类的民俗事象和艺术现象也在于此。简而言之，民艺既是作品，也是生活过程。例如我们对民间刺绣的研究，以往只注重它的造型语言、色彩及题材内涵，而忽视了它是作为荷包的刺绣还是作为服装饰品的刺乡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它在实用过程中，在用于民俗活动中，在与人与物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它已经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文化意义上的刺绣，而是民间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也是民艺与纯艺术研究的区别之处。由于没有重视艺术取向的研究，所以造成了与纯艺术混同研究的现象。作为文化的民艺它体现出艺术的特征，这两种学术取向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学术取向上有了明确的认识，才有利于研究的深入，有利于我们在学科建设上对民艺学的研究和把握，更明确地理解民艺的概念和内涵。
作为文化现象的民艺研究：我们在以往民艺研究中，已确立约定俗成的概念，即“民间美术”和“民间工艺”。其实对于文化现象的民艺来讲是恰如其分的，这是因为，作为文化现象的存在，民间美术（或民间艺术、民间工艺），它是最直接的，相对稳定和静止的可视形象（或现象）。作为文化而存在，它表现为符号的载体，通过形象的语言展示出一种文明的成果，它具有着形象内涵和表征的文化意义。这种研究形式首先是收集资料。进行有序列的研究或品种的分析，或功能的分类或艺术的分类。这些资料来源的形式决定了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又决定着研究的方法。因为这种学术取向所关注的是民艺现象的主体，是作为艺术作品的民艺，它的文化形态限定了民艺的来源，可以不考虑民艺的历史因素、社会因素和功能因素，是一种以审美为准则的取向。
另外，作为文化现象的民艺研究其目的在于，由艺术形态的民艺去解释生活中的民艺的个别现象。也就是说，它起到了由个别到一般的认识作用，由一种民间艺术品类去分析其它的文化内涵。例如对民间玩具的研究，研究者不仅仅把它视为具有单纯的玩耍功能，而是从儿童娱教、驱邪等作用上来解释，于是我们才知道民间玩具不仅具有玩耍的功能，还具有更深的文化含义，这样可以由儿童玩具认识到与它相关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可以从审美的角度发现创作者的审美取向和授用者的审美心态，从造型的角度、文化寓意的角度重新去审视它。
作为生活整体的民艺研究：民艺既具备艺术形态，同时又具有民众活动的内涵，在研究民艺学术取向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对作为生活整体的民艺研究。民艺是民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人类生存的各个领域无不发生着联系，它涉及到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许多方面。诚如民间祭礼活动的神像、供品、供具；生活起居的家具用品、生产劳动中的工具；游艺活动中的面具、道具及装点生活之年画、窗花，这些都是民间生活的缩影。我们之所以把民艺看作是生活的整体，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民艺不仅是静止的艺术现象，同时也是具有生活意义的和存在意义的过程，这种过程也包括民艺的制作、操作、演示、展示等多种功能。例如，民间祭祀活动中的神像（或彩绘、木版印、雕刻、塑作）其应用意义远远超过作为艺术制作的意义，它之所以以艺术的形式出现或流传，首先是它具有着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性，其次才是艺术的作用。在祭祀民艺中的供品更是如此，一些祭典祖先的神灵的供品有的采用面塑、糖塑、食品雕刻制作的，有的则是平时百姓食用的食品，只有祭祀礼仪过程中，它才真正地显现出作为文化意义和生活意义的内涵。如果不赋予它们这种过程，它是与艺术无缘的，只是作为食品而存在。也就是说，生活的民俗过程决定着文化意义的存在。再加我们祭祀先辈的纸扎，其造型和色彩是另一个世界的写照，它象征着亡者到阴间所享用的富贵之物，它虽然是象征富贵的纸作，其象征的内涵还不仅如此，只有在隆重仪式中，将纸化为灰烬，才真正体现出纸扎这种民艺载体的真正意义。如果我们只对纸扎的形制进行研究，它只能作为纸扎材料的造型艺术而已，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民艺。总之它是以人为主体的，应该从民艺与民俗、社会与自然及人生的关系等各方面来探讨民艺的属性和意义。如果说作为文化现象的民艺所关注的是艺术本体的话，那么作为生活整体的民艺的研究，则关注人的主体性，前者注重文化的历史意义，后者是对生活的关注。这是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是两种相辅相成的研究方法，在学科研究上可互为补充。
注释：
①张道一《美术长短录》，山东美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②张紫晨《民俗与民间美术》16—18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出版。③张道一《美术长短录》286页。
④同③
⑤张道一《中国民艺学》第156页，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9年出版。⑥同②第16页。
⑦胡有清《文艺学论纲》第1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这些艺术学的新成果之所以让人刮目相看，是因为作者去了除了自己的导师以外其他学者很少去的田野地点，掌握了独有的田野资料。那里曾经是一片历史典籍烛照不到的地方，没有西方的钢琴、现代的舞池，但那里却有成百上千的地方社会的歌者、舞者和粉墨扮演者。那里生活有谱系，生产有规矩，仪式有故事，戏曲有信仰。
他们都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时期成长起来的现代人。对他们来说，田野就在“那里”，他们就在“这里”。现在的“那里”，有农村空心化的偏寂；现在的“这里”，有城市集群化的喧嚣。“这里”可以给“那里”打手机、通商贸，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距离他们的呼吸不远的地方。然而这一“田”之隔，却有文化上的种种差异。他们需要掌握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考察同时代存在的不同文化样式和文化概念，选择更合适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地方文化空间保留的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得出有价值的和有意义的学术观点。
这样的艺术研究成果的产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包括可能产生新问题，对某些已形成思维定势的专业术语予以重新界定，对研究对象的内在关系作出新的描述，乃至说服其导师级的学术同行，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这样的研究成果便不以年资论，而视其能否用理论烛照历史，推进学科研究。
本书的作者孟凡玉博士正是这批年轻博士中的一位。他的田野在安徽贵池，他从那里“拿”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一天，他到北京师范大学来找我，记得那论文封皮上写了他的村社调查地名“荡里姚”三个字。这三个字一下子“跳”入了我的神经，而不只是“跳”入了我的眼睛。我收下了这篇论文，仔细地看，然后答应参加他的答辩会，现在又乐意为他的这本书写序。这期间，他花了六年时间修改论文，这种学风，我也欣赏。前辈都提倡“十年磨一剑”，因为这是人才成长的规律。一位博士研究生，从学子到学者，也需要较长的蜕变时间。后来作者从事高校教学科研工作，比起专攻艺术学本身的学位，也确实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扩充知识，反观以往。而这段多出来的时间，正是作者重新解读和消化田野的时间，这样才能对艺术所承载的文化差异作出从容的解释。说实话，我与作者不大认识，六年来只见过一两面而已，但从这份成果本身来说，我们又似乎在理论上认识了很久。
现在需要具体而简要地谈谈这本书。本文是在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行讨论的，这样能解释作者所坚持的东西。这些东西含有田野地点的内在知识，又拥有当地历史与现代社会共生的宏观文化环境，因而其个性中必有共性。在作者的研究中，是有诸多可谈的共性问题的。不过，属于我的专业，适合我来谈的，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即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视角，从作者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研究过程中，提取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以下，我重点就这方面谈谈这本书。
作者是一位艺术学学科的青年学者，按照他的排序，民俗学站到了艺术学的背后。而这种艺术学与民俗学的联系，正是文化差异性研究的一种共性。当然，艺术学与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有关联，只要看看早期的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著作，都能找到这种学术史。况且在以往的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对艺术现象的研究中，还经常共用资料，共享理论和方法。以往各学科还都从不同的侧面，证明了民间艺术是一座保存地方、民族、语言、宗教和音声的独特成分的富矿。在我国，钟敬文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对艺术学的民俗学研究。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解放、文化宽松，在艺术学领域里，傩戏研究推进很快，钟先生还曾就傩戏面具研究与保护问题发表过文章②。本书的研究对象便是傩戏。傩戏研究是涉及戏曲、民俗、宗教、音乐、舞蹈、绘画和考古等多专业的综合性研究，近年有各行专家的多种发表成果。本书作者的田野研究在21世纪初进行，已有前人成果的厚实铺垫，可以提出更为深入具体的问题，而深入具体的问题才能上升为共性问题。
本书的书名是《假面真情――安徽贵池荡里姚傩戏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不用说，作者的田野调查地点是安徽贵池的一个叫“荡里姚”的村庄。作者使用的方法是个案法。他主要运用音乐学等艺术科学的理论，同时运用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理论，对当地傩戏音乐的传承内容、形式、文本保存状态和传统地方音乐文化空间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尤其对个案点的傩戏音乐的历史文化内涵与音乐符号，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讨论。作者的田野作业不是一般的走过场，而是在田野定位、田野观察、田野关系、田野文本和田野研究等多个环节上，都把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贯彻得相当扎实。作为青年学者，他还将自己的专业志向和社会责任感都投入到田野中，一丝不苟地面对他观察的世界，也同时面对他所身处的多元文化组合的现代生活，这种个案研究便能成为全文研究的基础。
作者的观点是将傩戏音乐表演与地方民俗文化表演结合起来讨论而产生的。他以自己的导师薛艺兵先生提出的“仪式音乐”理论为基础，作了拓展研究。其实这种选题和研究路径不无冒险，但他能将自己的研究搭建在以傩戏音乐为主线的“村落文化空间”的资料系统上，建立了与导师不同的资料系统，这样就有可能找到自己的新视角。事实证明，他将薛艺兵的理论给“荡里姚”化了，这就在他的领域里完成了这项拓展研究。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角度说，在他的个案中，对“荡里姚”傩戏里长期传承的《孟姜女》剧本的傩戏音乐和民俗表演作了相当完整的调查研究，还对这部戏中的哩和装饰音乐作了精彩分析，这也给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者带来了新的刺激。孟姜女本来是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经典题目，但从前它们关注的是孟姜女的文本，而不是孟姜女的戏曲音乐和民间宗教仪式。现在作者用音乐学理论之烛，照亮了这两个暗处，而且让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者都能接受，这就是从个案到共性的成功。
作者对自己所使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进行了多层次、有分寸的交代，这也是严肃的研究成果所必备的一部分。
这种艺术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研究，如果是成功的，那就应该能够从中抽取出一般性的可资借鉴的东西，进而转为宏观层面上的讨论。我认为，根据作者的这本书，也结合考察其他艺术学科的同类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可以看出，这类研究之值得关注，在于提供了三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第一，仪式研究的文化价值。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角度看，艺术学所研究的民间艺术对象会被分为艺术的与非艺术的两大类，艺术学者要对其中的非艺术现象进行文化含义的研究。在一国艺术学中，这种文化便是民俗文化。对这种民俗文化要进行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其深处便是民间宗教。民间宗教的传习方式是仪式。有了仪式，才能招徒弟、念经文、作表演。仪式让地方集体不停滞地走进信仰世界，让他们将历史与现实灵活地融合，并产生能说服自己的集体性共同情感和价值观。仪式也是一个知识教育系统，它脱离于现代学校教育的体系之外，而深深扎根于地方文化多样性之中。
现代学者已习惯于启蒙浪漫主义的思维方式，将多样化的、差异性的民间艺术说得自娱自乐、排忧解难、热火朝天，其实它们有时也很孤独、狭隘和寂寞。正是在这种地方，仪式中的音乐、舞蹈和戏剧表演成为照亮艺术的一缕强亮的烛光。民间艺术的表演活动对于保存民俗、宗教和仪式而言，是精神传承，也是物质化行为，同时是初级均质社会组织的活动过程。在这些方面，仪式还起到流动性的链接作用，而这正是仪式所具备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
第二，发现民俗知识的价值。从艺术学的视角调查研究民俗文化，容易把民俗当作“知识”处理，然后艺术学者往往使用变迁和发展的观点，对各种非直接用于艺术活动的民俗文化传承予以延伸解释。作者大量描述了“荡里姚”正月期间上演的孟姜女傩戏的整体演出过程，介绍了相关的家族、道士、科仪、日常器用和说唱文本，而这些描述和介绍无一不能脱离对当地的“知识”的解释。作者在艺术的背后找到了民俗，其实就是解释了这些知识。民俗学正是这样一种研究民众本身解释历史与现实的情感价值观同一性的科学。作者还提供了他本人在田野现场中换位追求、理解和反观这种民俗知识的发现过程，这就交代了交叉学科研究的经过与必要性。
当然，作者对民间社会的、非外来的、非艺术的地方文化活动是认同的，而这种认同又会使他的个案与文献有矛盾。而艺术学与民俗学交叉研究的特点，本来就不是没有矛盾的，作者的工作是站在个案与文献两者之上构建新的理论格局。更宽泛地说，艺术学的研究一旦进入民俗文化，就会多元，就会有差异，就会非均质，而艺术学者正确地描述这种多元、差异和非均质的文化现象，就能发掘艺术在民间的巨大生命力，增加艺术学的活力。
第三，用考古学的眼光将古老艺术当作所有古老文化现象的一部分。艺术学，毕竟以艺术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下田野，调查研究广大基层社会传承的民间艺术，发现了古老的艺术种类，艺术学者便容易使用考古学的观点，将这些古老艺术当作文物。这也使艺术学接近民俗学，因为民俗学的研究包括以艺术形式传承的“礼仪、风俗、行为惯制、迷信、歌谣和谚语”③。更早一点，英国考古学者汤姆斯在167年前就已经这样说了。但是，现代民俗学的研究已经证明，这种观点已经并不可信。我们要问：古老的艺术现象怎样以古老的传统形式不停滞地传承？怎样被地方群体加以新创造后转型传承？而这正是艺术学和民俗学在当代社会都要进行的工作。
第四，用民俗志的观点将文本化的历史文献放到日常生活中考察，补充民众对民俗表演的认知内容和地方民俗文化要素。我国傩戏文献缺乏，仪式音乐文献稀缺，但不是没有。这类文献一旦留存下来，也已经历了几百年或上百年的历史。要用田野个案的方法恢复历史文献的实践活动是不可能的。目前的问题是，田野调查者容易将所获得的历史上的音乐或戏曲表演文本当真，并将之作为文本化的民间文件去处理，甚至试图照样还原其在民间的表演活动。我们要说，这只是学者的假设而已，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个案法的好处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即历史文本与日常实践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不是时间问题，而是由文本化过程中的复杂社会活动造成的。任何社会活动都有空间要素，空间要素不允许时间的任意延长。所以，我们在个案调查的空间中看艺术表演，对特定空间的特定社会人群而言，空间表演是有时间长度的，这个时间长度要符合该空间中的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习惯。超过了这个时间长度，人们就要去休息，回到日常生活的时间节奏中去。如果这时空间中的表演还在继续，那么剩下的是神的时间或寺庙的时间。本书的民俗主体是村民群体，当作者告诉我们，正月里村民出门看孟姜女的傩戏表演了，他们什么时候聚合，什么时候散场，什么时候只剩下道士和戏班在没人看的时候仍在吟唱，我们就能感觉到，这里面是有外人与局内人对时空观念的理解的差异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艺术现象和对艺术现象的实地调查研究，本身就是对某些学者过度文本假设的批评。
现在谈谈研究过程。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我想说几句题外话。我在跟随钟敬文先生学习和工作的年代里，体会到了艺术学与民俗学的缘分。二十多年前，我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记得当时在答辩委员会中，就有中央音乐学院著名音乐理论家廖辅叔先生。在进行到古代民间艺术理论的环节时，廖先生曾问我，民歌的艺术传承是否存在其他独立因素，而不止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解释？我听了就明白，廖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出自他长期、复杂而深入的研究，而他在这种场合下提这个问题，还夹杂着他对一个研究生的学术期待，因而承载了、超越了研究生实际业务储备的巨大科研信息量。他是钟敬文先生的多年友好，钟先生了解他精通德文和中外音乐理论，熟悉德国的民俗学传统，他看中国历史上的民间艺术是有不一般的眼光和深度的，这也正是钟先生请他来的目的。数年过去了，钟先生和廖先生均已谢世，而我仍记得当年廖先生的直面和友善，记得他的问题。
我毕业两年后，开始协助钟先生编纂我国高校文科统编教材《民俗学概论》④。在这项工作启动之初，钟先生圈定了一个以民俗学者为主的多学科作者团队，其他学科的学者分别来自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艺术学和科技史学。艺术学小组的负责人是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乔建中先生。他对中国乐理、器乐和声乐的研究几乎是无所不能，出书也多。他负责的那一组，除了他，还有专攻戏曲、舞蹈和民间工艺美术的其他学者，都是他请来的本行的“八仙”。这几位作者个个业务精专，都能遵守结稿时间，交稿很快，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乔先生的另一个身份是北师大著名语言学家萧璋先生的女婿。萧先生是我们中文系的老主任，口碑好，学问好，还擅长唱京剧，据说有精通音律的世传功夫。他的女儿是钢琴家，招了乔建中这位音乐理论家的女婿。钟先生派我到萧先生家去“搬兵”，萧先生果然满口答应，不过说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我不用给他打电话，他每周一定来看我们，他来的时候我告诉他。”“不来怎么办？万一他有事呢？不然您把他的电话告诉我，我来打。” “我从来不打，他一定来，我没有他的电话。”如此“铁”的翁婿信任让外人无言以对。
因为有了这层关系，钟先生和我都在私低下叫乔建中为“乔老爷”。他还动不动就送我们一本新书⑤，里面经常会写到音乐与民俗的关系，让我们看了很爽。这部教材写了八年，我们也与乔先生交往了八年，可以说，与乔先生的这段交往，直接产生了我国民俗学与艺术学交叉研究的教材成果。
本书作者孟凡玉的博士生导师薛艺兵教授，我是通过英国音乐人类学者钟思第（Stephen Jones）知道的。有一首歌叫《传奇》，我与钟思第的见面也可谓一段传奇。1994年的一个下午，有人敲响了我家的门，开门一看是他。他像一般欧美学者一样开门见山，坐下来就问我在河北定县调查秧歌戏对民间音乐的看法。他还说，他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学者合作，搜集了河北民间乐社的宝卷唱本，里面有文字部分，需要继续做文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我直到最后也没问他究竟是怎么找到我家来的。这种访问之奇特，让我见识了异国书呆子的风貌。他还给了我两个信息，一是艺术学与民俗学的研究不能回避宗教，二是他有一个中国合作者叫薛艺兵，他很看重薛艺兵的才能和踏实的田野精神。以后，我去国外学习和工作，每到一处，都会偶尔与钟思第通信，他来信，我就回信，内容都是有关音乐与民俗表演的问题。我在英国时，他还邀我去伦敦大学讲课，我顺便参观了他的工作室，那里布满了音乐制作设备和光盘架，几乎没处下脚。1997年底，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开会，听说薛艺兵就在香港中大学习，我便趁会议休息时间跑出去找他，但到了地点，人家又说他暂时不在，我只好退回。就这样，直到2007年参加孟凡玉答辩时，我才第一次与薛艺兵教授见面。不过说实话，因为有了钟思第，我们好像早就是老熟人了。
由于与乔建中和薛艺兵的关系，我又认识了张振涛教授。他们都是好兄弟，满怀学术理想，多年合作奋战，开辟了中国音乐人类学的一方圣土。他们当年取得的大批成果轰动一时，也影响长远。我曾把钟思第的遗憾说给他们听，他们便热情地介绍我去他们在河北易县开辟的田野调查点作民俗学调查。以后，钟先生和我合招的一名博士生就以这个村的宝卷文本为基础资料，撰写了民俗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了答辩。在这个过程中，“钟思第”是我们经常谈起的名字。
按字辈论，孟凡玉当属新科派的艺术学学者了。现在，他的新著的出版，不免让人回忆起这段研究路途上的长长的队伍。我想借央视一个栏目的名称《文化正午》形容此时的心情，因为“文化正午”能忆旧，也能望远，而学术创新的过程莫不如此。
注释：
①孟凡玉著《假面真情――安徽贵池荡里姚傩戏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②关于钟敬文先生的艺术观，参见董晓萍《钟敬文的民间艺术学思想》，《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2年第9辑，第39-53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10月出版。
③（爱沙尼亚）于鲁・瓦尔克（?lo Valk）《民俗学的基本概念》，董晓萍译，收入朝戈金、董晓萍等主编《民俗学与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第70―7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④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初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
⑤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文艺艺术出版社，1987年；《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
关键词：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民间舞教师；启发与帮助；原生态；基本途径
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源远流长，其历史可以追溯至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它是人们表达情感、描摹生活、探讨人与自然关系地重要工具和自发行为之一。中国彝族、藏族等的民间舞蹈文化，往往还蕴涵着本民族的历史与传说，有着舞蹈艺术之外的，更加广阔的社会价值和重要意义。而把民间舞作为课程搬到课堂，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舞蹈艺术教育发展过程中才逐渐出现的。所以，丰富驳杂的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既是民间舞教师最直接的教材，也是需要民间舞教师进行不断研究、揣摩的素材。其丰富性决定了民间舞教师在处理方法上的多样性、选择性和研究性。但首先可以断定，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民间舞教师，科学地了解和研究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是广大民间舞教师的必备环节之一。
一、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一)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的内涵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是指中国各民族、各地域子文化系统中存在的独立的舞蹈亚文化系统的总和。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的内涵，可以最简明地分为“原生态民间舞蹈文化”和“剧场民间舞蹈文化”。
1、原生态民间舞蹈文化所谓“原生态”舞蹈，是古代各民族先民们“歌之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产生的，是较少受到“现代化”侵入的具有“文化源头”意义的民间舞蹈。自然性，是其最本质的特征。原生态民间舞蹈文化，是剧场民间舞蹈文化的母体。
2、剧场民间舞蹈文化剧场民间舞蹈文化，是以当今舞台上表演的由各专业艺术团体创作和学院派训练体系下的剧场民间舞为核心的民间舞蹈文化内容。它蕴涵的是舞蹈工作者对原生态民族舞蹈文化的审美情趣、专业修改方法等等操作层面的文化元素。它是民间舞蹈教师研究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的最直接和最初始的素材和层面。
(二)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的表象与内核中国民间舞蹈文化，可以从表象到内核地分割为外在的民间舞蹈的动态呈现和民间舞艺术的民族文化内核。
1、民族民间舞的动态呈现民族民间舞的动态呈现是风格化的，在各民族、各地域群众在各自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民风民俗等文化实体中进行“舞蹈艺术的抽象”后逐渐形成，且较为稳定，并在民族文化和民族识别上都具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包括各民族民间舞蹈有的表现形态和动作。
民间舞教师在动态呈现的民间舞中包括其基本动作以及道具运用的熟练程度与艺术造诣，一则决定了民间舞教师个人在民间舞艺术上的水平，再者也是考验民间舞教师是否能在不同民族的民间舞风格课上正确、有效、创新性地想学生传授民间舞风格，胜任民间舞专业教育的基础性指标之一。
2、民族民间文化内核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内核就是各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民间舞蹈文化，是民族民间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是民族民间文化在舞蹈艺术领域内的一对一投射。舞蹈艺术将民族文化融于肢体动作、舞蹈组合套路之中，进行集中的艺术化的体现。那么，反过来从文化的高度考察民族民间舞这一子系统，对真正掌握民族民间舞风格，具有提高精确性和灵活性的效用，这也是民间舞教师必须具备的教学科研能力和基础。
二、中国民间舞蹈文化对民间舞教师的启示与帮助
民间舞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的专家。除了对民间舞蹈文化有理论上的认识之外，还要具有将民间舞蹈文化有效运用于教学中的操作能力，以及因材(教材与人才)施教、在民间舞蹈文化上不断创新的科研能力。中国民间舞蹈文化对民间舞教师的启示与帮助，在上述能力的塑造中具有基础性作用。
(一)原生态民间舞蹈文化的纯正风格原生态民间舞蹈文化的纯正性和鲜明的风格特性，是民间舞教师在教学内容上最丰富的源泉。民间舞教学，是以风格教学为最核心、最根本方式的舞蹈艺术教育。风格，是民间舞教学中画龙点睛的一笔。本民族艺术家之所以能担任该民族民间舞的风格教学，是因为他们对该民族的原生态舞蹈文化具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与掌握。而想从一个单纯教授技法与现成剧目的民间舞教师，成长为能给予学生更丰富内容与风格塑造的大师，研究原生态民间舞蹈文化，是重要的一环。
(二)剧场民间舞蹈文化带来的艺术门径剧场民间舞蹈文化，是民间舞教师从学生阶段到教师阶段一直没有脱离，接触最为频繁的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样式。它带来的严整的舞蹈艺术套路、规范的舞蹈动作技法、更加典雅的审美情趣，都是民间舞教师不可缺少的专业素质。
(三)民族民间文化内核是民间舞教师的“提高”教材优秀的民间舞教师，应该是学者型的教育者。而只停留在民间舞艺术一隅和一个层面的民间舞教师，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创新性的开拓型教师。对民族民间文化，包括民族历史、民族风俗、民族文学、民族美术、民族哲学、民族生活状态等多方面的了解与学习，可以帮助民间舞教师对民间舞艺术形成多角度、高层面的考察心得与研究体系，进而指导民间舞教师的教学实际民族民间舞蹈文化。
三、民间舞教师掌握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的基本途径
(一)实地采风：到“原生态”中去实地采风，是直接获取中国民间舞蹈文化养分与艺术元素的最根本途径。民间舞教师应该经常进行民族、地域间的实地采风，并把原生态的范围从舞蹈艺术这一领域，扩充到民族文化这个更宽泛的领域中去。建立最本真的第一手资料库。夯实自己的教学基础，为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和内容体系提供可供提炼的大量民间舞蹈文化素材。
(二)经典研究：把经典内化为能力所谓经典研究，就是指对民间舞艺术走进剧场以来的经典剧目进行充分的、以舞蹈艺术学和艺术教育学相结合的角度的学习与剖析。民间舞教师对经典剧目的研究，应该在如下两个层面进行：
1、熟悉经典剧目的外显艺术元素对剧目的动作编排、结构设计、组合和串联、角色设置等可以直观于舞蹈作品的艺术元素，进行完整扎实的掌握。这些剧目内容以及从中“扒”下来的组合、动作等舞蹈元素，可以直接用于民间舞课堂教学。以鲜活完整的剧目来代替孤立的、纯肢体训练上的动作组合，在帮助学生进行基础训练时，还能起到一定的潜移默化的提高学生悟性的作用，达到既重“技术”更重“艺术”的教学目的。
2、揣摩经典剧目的艺术内涵和民族、地域文化底蕴民间舞教学的核心是各民族、地域民间舞蹈的风格教学。而经典剧目又是精准把握了风格的典范。民间舞教师，在对经典进行熟悉时，还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加以文化上、艺术上的理解与剖析，并把所获心得，在进行剧目、组合训练的同时，传授给学生。帮助学生更全面、更深入、更灵活有效的学习经典剧目，提高民间舞艺术造诣。:
(三)理论学习：把知识运用成教材理论学习，针对民间舞教师来说，一是对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的专门论著的学习与研究，另外是对相关社会科学领域，如民族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美学等方面的广泛的阅读与涉猎。把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理论教学纳入到民间舞教学课程中，形成理论实践相结合的科学体系。
四、结语总而言之，中国民族民间舞文化是一个丰富的、内部联系紧密并不断发展的舞蹈艺术体系。在原生态民间舞文化和剧场民间舞文化的二元结构下，中国民族民间舞文化对民间舞教师存在着风格教学、技术技法教学、民族文化理论与知识自修与教学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启示与帮助的作用。而具体到民族民间舞教师，也需要通过对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仔细揣摩与钻研，通过采风、剧目学习与分析、理论学习与修养等方法，不断提供自身在民族民间舞文化上的理论修养与实际教学能力。
参考文献：
[1]蒋勋。艺术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07。
[2]隆荫培。舞蹈艺术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
[3]欧建平。世界艺术史·舞蹈卷。东方出版社,20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