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是世界不同国家在法律意识现代化过程中解决传统与现代、本国传统与外来文化影响的关系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范式特征，是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民族特色问题。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划分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固然要依据一定的标准，但各种不同角度的模式划分具有兼容性。从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来看，它可以分为传统变异型、传统与现代断裂型、法律意识体系重构型；从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动力来看，它可以分为内发型、外发型、混合型。【英文摘要】The mode of modernization of legal consciousness,which linkswith the process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domestic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reflects the character of paradigm,and it also manifests itself every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ization of legal consciousness.What's more,it is a comprehensive conception.By some standard,the modes of modernization of legal consciousness can be divided,but of alldifferent criteria,they have a close relation.Viewed from tradition and modernity,it can be divided into modes of traditional transformation,of rift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nd of reconstruction of legal consciousness.From the impetus of modernization of legal consciousness,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modes of the inner,the outer and the mixed of them.【关 键 词】法律意识/现代化/模式legal consciousness/modernization/mode【正 文】 法律意识现代化之模式分析是在把握了各国法律意识现代化的一般共性的基础上，结合各国具体的现代化历史过程，在历史实证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各国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递嬗过程中如何解决本国传统与外来文化、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协调现代化过程的各种关系，从而走一条与别国不同的现代化之路的问题，它关注的乃是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民族特色问题。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p.292)因此，研究法律意识现代化，应当在对各国法律意识现代化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世界法律意识现 代化的模式特征进行概括和研讨，对法律意识现代化过程的多样性统一的格局进行整体性把握。 一、法律意识现代化模式之理论探讨 关于政治和法制现代化的模式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标准都曾作过比较性分析和概括。有的从法制现代化起源的角度将法制现代化的模式划分为内源的法制现代化和外源的法制现代化；有的以法制现代化动力作为划分法制现代化模式的依据或标准，把法制现代化划分为内发式、外发式和混合式三种模式。(p.549)有的从欧美政治体制演变过程中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化和参政的扩大化三个方面来比较分析了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体制现代化的三种模式，即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和欧洲大陆模式。(p.83)有的从政治意识形态和现代化的社会推动主体的角度，将政治现代化划分为以英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模式、以德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模式及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主义模式。(pp.546-547)有的从“等级的程度”和“价值的形式”两个角度将政治现代化分为世俗的自由主义模式和圣化—集体主义模式(p.67)等等。 我们认为，理性把握和科学确立某一国家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应当确立下列基本理念：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范畴。这就是说，划分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固然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或总是从某一角度来划分的，但各种不同角度的划分应具有兼容性。当我们具体分析某一国家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特征的时候，往往从不同的标准和角度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之，对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进行分析的时候就应当注意多角度的研究和概括。把握一国的法制现代化和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应当在现代化过程中从各种复杂的关系中抽象出几对基本关系，通过对该国在处理、协调和整合这些关系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来确定其法制现代化和法律意识现代化模式的整合架构。从这个意义来说，上述关于法制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模式划分的理论都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分析和界说某一国家或地区法制现代化的模式特征，因而，也都具有独断论的色彩。本文主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把握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 第一，从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动力来源的角度，确定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主要考察外来因素与本国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重点考察本国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对于现代化的后来者来说，法律意识现代化过程中的外来因素与本国传统之间的关系，它们各自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和功能。从这个角度可以将法律意识现代化归结为内发型、外发型和混合型三种。 第二，从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的角度，现代化总是意味着对传统的否定，对传统社会、法律价值观和法制框架的超越和破坏，但现代型对传统型的不同的超越方式，在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因素和传统因素的不同结合机制，使现代化呈现出不同的模式特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方式来看，法律意识现代化可以划分为传统变异型、传统与现代断裂型和法律意识体系重构型三种。 二、法律意识的传统与现代性 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对基本矛盾。现代化首先就意味着对传统的否定，没有对传统的突破和超越就没有法律意识的现代化运动，法律意识的现代化也就称不上是社会主体法律意识体系的一种模式创新和创造性转型。对此，我国已故著名哲学家李秀林先生指出：“现代化首先意味着对传统性的突破和否定，由此而表现了历史发展中的间断性或阶段性。但是，另一方面，充分发展了的现代性还内在地包含着对传统中积极因素的肯定和发掘，体现了历史发展中的连续性或一体性。”(p.5)因之，在法律意识现代化的研究中，探讨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特别是传统因素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对于把握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类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法律意识是以现代商品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制度为基础的法律价值观念体系，是对现代法律制度的主观反映。尽管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现代法律意识的具体内容不同，但它们具有某些共同一致的法律观念的内容，这些法律意识的要素主要有正义观念、自由观念、平等观念、权利观念、责任观念、秩序观念以及法治观念等等；而传统法律意识是以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为基础的法律价值—规范体系在社会主体头脑中的反映，等级特权、义务本位、权力本位、人治主义等法律观念是其基本的品格。因而，传统法律意识与现代法律 观念在本质上是两种对立的法律观念体系。但是，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又不是绝对对立的，它们又具有相互兼容、渗透和共存的一面。希尔斯指出：“传统之中包含着某种东西，它会唤起人们改进传统的愿望。”(p.286)公丕祥教授也指出：“任何法律传统内部蕴藏着的丰富的经验材料以及规则，并不是任意积累而成的，也不是一堆杂乱无章偶然选择行为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正因为如此，它本身为后来人们提供了各种历史选择的可能性。”(pp.572-573) 法律意识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法律认识演进的过程。从个体认识的发生和发展机理论之，个体认识的基础是个体心理格局(schema)，它是认识结构的起点和核心。心理格局面对外来刺激而首先试图同化外来的异质因素，但是，“同化不能使格局改变或创新，只有自我调节才能起这种作用。调节是指个体受到刺激或环境的作用而引起或促进原有格局的变化和创新以适应外界环境的过程。调节因素是内在的。”“适应包括同化和调节两种机能。通过同化和调节，认识结构就不断发展，以适应新环境。皮亚杰把适应看作智力的本质。通过适应，同化和调节这两种活动达到平衡。平衡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平衡状态不是绝对静止的，一个较低水平的平衡状态，通过机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就过渡到一个较高水平的平衡状态。平衡的这种继续的发展，就是整个心理智力的发展过程。因此，可以说，平衡是认识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pp.3-4)根据这一心理学原理，法律意识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个体法律的传统认识结构和格局对外来文化刺激的同化和调节作用的过程及其产物。 但是，由于各国法律文化传统的不同，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具体历史条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现代化的方式等也各有差别，因而，民族法律文化的心理调节和适应的方式各不相同，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方面呈现出不同的格局和模式。一般来说，由解决和处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的方式不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法律意识现代化模式，即传统变异型、传统与现代断裂型和法律意识重构型。 传统变异型是指那些内发型国家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意识自身就具有超越其自身的动力和能力，现代对传统的超越是通过其传统法律文化观念内部因素的运动而实现的。现代型法律意识体系的建构是传统社会文化观念和法律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传统对自身的否定。在这种模式下，传统中的现代因素通过某种契机而动员起来，实现自身的模式转变。如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先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意识现代化属于此种类型。它的重要特点是：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于本国传统中的现代化因素的启动，是本国传统的自我否定和变革。我们知道，西方法律文明来自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传统。早在古代希腊，西方社会就有了对政治法律现象的研究和思考。从古希腊自然法学家对自然法与人定法、法律与正义关系之探讨，以及对法治的系统论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法律理念就已经深入人心。古代罗马是简单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社会，罗马法是简单商品世界的法律。罗马法的著名代表性法典《民法大全》形成了世界古代最为宏大的私法体系，全面规定了身份、侵权、不当得利、契约和救济手段等法律制度。罗马法开创了法律形式化的传统，“起初，罗马法颇重形式，僵化而具体。但它最终由刻板的规则发展为普遍的规范；由具体的思想模式发展为抽象的思想方法。逐渐以注重实际细节、崇尚和盛行艺术术语为特征。”(pp.12-13)尽管在中世纪，罗马法由于其所赖以产生的生活方式的瓦解而一度被冷落，但罗马法在中世纪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与古代希腊的法律价值和人文精神一起在基督教的宗教法和宗教伦理中得到了保存和延续，并在12、13世纪开始得到复苏。因之，在西方法律意识现代化的过程中，文艺复兴运动、罗马法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构成了西方中世纪后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强大思潮，有力地推动了法律意识的现代化进程。 传统断裂型是指法律意识现代化主要是外来文化因素强加给的，现代化打碎了传统的政治法律文化观念体系，基本按照外国的法律价值观念和制度构建现代法律文化体系，本国或本地区的传统在其中没有什么贡献，现代法律意识的建成之时，也就是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意识的死亡之日。这种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本国或本地区社会发展较迟，刚刚进入文明的门槛，其本地文明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有的甚至处于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本地文明发展的落后性，在面对外来法律文化冲突的时 候就很快土崩瓦解，而自身文化受到极大破坏，并逐步消失；第二，外国对这些地区实行军事占领和实行政治统治相当长的时间，本国或本地区的文化不再是本地的主流文化，大量的外国移民涌入，成为这一地区社会的主要成员和主流文化群体，土居人成为社会的下层，原有的文化成为了一种“亚文化”；第三，尽管在这些地区或国家，在土著人中间，其特有的文化仍然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法律意识仍然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但这些固有的文化本土资源未能与外来的先进文化相融合而成为一个新的文化体系，社会形成了以外来文化占主导地位和支配地位，而本土文化只在下层人中间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二元文化结构，逐渐被淹没，并最终走向消亡。 而法律意识体系重构型是指，尽管传统的法律文化观念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整体架构解体，系统本身解构，但这种解构的过程同时又是系统要素按照新的法律理念重构的过程。它具有下列特点：1.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行程中，本国或本地区的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法律文化，这种本国的文化传统尽管在总体上属于古代文化的范畴，但本身具有诸多的现代性的文化要素。由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条件的限制，这些因素没有能发挥其所具有的现代功能，在传统文化和法律文化体系中处于次要的地位，而不能有力推动法律文化和法律文化观念向现代化转型。如在中国明末清初，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也产生了代表新的发展方向的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具有明显的近代民主、法治性质的理论和思想观点，但在清朝统治稳定之后，很快就被湮没了。2.在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下，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意识的体系发生了严重危机，并且逐渐解体，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意识的要素作为从传统法律文化体系中解构出来的文化“原子”，游离于社会文化之中，或依附于正在建构中的现代法律意识体系，或依附于支离破碎的传统文化，或作为一种法律意识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或存在于古代法律典籍之中。这些因素一旦被开发出来，就成为现代法律文化观念体系的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具有现代价值和功能。3.外国法律文化中的许多现代因素和基本的价值理想和观念在其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留下了明显的痕迹。4.它是综合了社会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新的发展内容、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具有现代化倾向和可能的“传统”因素、外来近现代法律文化观念价值三个方面的内容，并按照系统整合的方式将这三个方面的要素按照本国的法律文化观念现代化的要求所建构的完整的体系。在其中，本国现代化的要求和动力是根据，而外来的法律文化的因素是其外部条件。 三、传统法律文化与外来法律观念 根据一个国家或民族法律意识现代化到底主要是来自本国传统的推动力量，还是来自于外来法律文化观念的冲击，我们可以将法律文化观念现代化的模式划分为内发型、外发型和混合型。 所谓内发型是指本国社会的内在现代化因素促使了社会系统由传统向现代的模式转换或类型更替。尽管内发型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不排斥向外国学习其先进经验，受异域法律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些外来的法律文化和法律观念只是起次要的作用，不是本国法律意识由传统人治型法律意识向现代法治型法律意识转型的主要动力源泉。欧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意识现代化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内发型法律意识现代化具有下列特点： 第一，近代商品经济在本国前近代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现代化和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最深厚的基础。西方内发型法律意识现代化是西方社会从11世纪以来商品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必然产物。古代西方就具有发达的简单商品经济，特别是古代罗马发达的简单商品经济对西方法律文明的模式建构和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从11世纪开始，在西方中世纪社会的内部商品经济开始复苏，并逐渐向近代商品经济转变。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法律文化和法律意识的现代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美国著名法学家泰格和列维在考察西欧近代法律的形成时深入系统地论述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在法律文化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们看来，商人对西方现代法律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和改造功能。因而，他们具体分析和考察了商人怎样在西方的不同历史阶段利用蜕变中的法律体制来与当时的宰制或有力集团——封建主、城市行会、中央集权的君主——作顽强的抗争，以达到建立自身宰制地位的最终目标。(p.3)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述了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西方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合理性组织和观念对西方现代化和法律 文化现代化的意义和作用。 第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乃至形成“二元对立”的格局是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内在社会结构基础。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的关系结构是法律意识现代化深厚的社会基础：其一，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和独立出来，就是市民社会获得了独立活动和发展的领域，形成了市民社会独特的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和方式。作为市民社会最重要的社会伦理精神和法律原则，契约自由、主体平等、诚实信用、权利和利益本位就成为现代法律意识的基本内容。（注：关于市民社会的伦理品格的系统论述，参见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7页。）其二，近代政治国家官僚体制的发展，特别是近代代议制民主制的发展，产生了政府乃产生于人民，以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和权利为目的，政治权力应当分立和受到制约的近代民主宪政观念。其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法律制度的现代化，从而为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现实法制条件。 第三，它是社会形式合理化理念的产物。关于西方传统在社会和法律文化现代化中的推动作用，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韦伯的设问”：“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该归结为怎样一些环境呢？”[12](p.11)为了回答这一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的考问，韦伯列举了一系列只有在西方传统中存在的独特的有利于现代化的社会文明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普遍有效的被公认为合理的科学，系统神学的充分发展，具有系统严密形式的科学，具有合理性概念体系的和系统方法的政治思想和修昔底德斯的历史学方法，合理而和谐的音乐，合理地运用哥特式拱顶分散压力和空间构造的屋顶成为最重要的建筑原则并扩展到雕塑和绘画领域的一种风格的基础，一种合理的、系统的和专门化的科学探索以及经过训练的和专业化的人才和职业，报纸和期刊，社会整体存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依赖于训练有素的政府官员手中，西方意义上的“国王与政府”的封建国家，由定期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议会，由群众领袖和政党领袖组阁向议会负责的执政的政府，具有合理的成文宪法、合理地制定的法律、以及根据合理的规章或法律经过训练的官吏进行管理的行政制度的政治组织，以利用交易机会取得预期利润为基础的行动，根据精确的资本核算来调节营利活动，（形式上）自由劳动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经营活动与家庭的分离，合理的簿记，独特的合理的劳动组织，出于经济利益考虑的对科学技术的应用，合理的、可靠的法律结构和按章行事的行政管理制度、行政管理结构，等等。“没有这些，纵然可以有冒险和投机者的贸易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左右的资本主义，但绝不会存在由个人首创、拥有固定资本和确定计算的合理企业。这样的法律体系和这样的行政管理，能以如此完善的法律和形式为经济活动服务，也仅见于西方。”(pp.11-30) 第四，它与社会利益多元化和对超越实证规则的社会秩序的神圣性观念相联系。昂格尔从一般理论的角度提出了现代化和法律意识现代化的两个条件。“第一种历史条件描述了一种经验以及一种对群体关系的认识。因为，法律秩序要发展，必须以这样一种环境为前提，即没有一个集团在社会生活中永恒地占据支配地位，也没有一个集团被认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统治权利。集团之间这样一种关系可以被称为自由主义社会，或者用一种当代美国政治科学的更生动的语言，称其为多元利益集团。这种法律秩序的历史基础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它以一种‘更高的’普遍的或神圣的法则为依据，用它来论证或批判国家制定的实在法。”[13](p.59)而西方的自然法观念以及韦伯和伯尔曼所揭示的宗教理想是了解西方法学传统的关键。 与内发型法律意识现代化不同，外发型的法律意识现代化是指本国传统中缺乏现代法治型法律意识的因素，其自身传统中没有现代法律意识的观念要素和制度因素，或者说这些因素不多，其现代法律意识的因素主要靠外来输入。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它的启动方式是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导致了本国或本地区法律文化系统的崩溃，社会主体的法律意识也随之发生模式转变。一般来说，外发型法律意识现代化是在外国先进的近现代法律意识渗入和入侵之前，本国或本地区尚处于文明的门槛，在文明发展的初期，本国的法律意识才刚刚开始建 构，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和定型。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打破了社会文明和本国或本地区法律文化的内部协调系统和正常发展的轨迹。在外来法律文化和法律观念的冲击下，本土法律意识体系开始崩溃，而外来的法律文化因素逐渐在法律文化和法律意识的变迁和体系重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并逐渐排斥本国传统的因素。本国传统因素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衰微，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体逐渐放弃其原有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而代之以新的法律意识。 第二，它一般发生于本国传统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有的还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有的尽管进入了文明社会，但本国传统中缺乏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因而，在现代化过程中，本国的传统法律文化难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旦外国先进的法律文化进入本国或本地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法律文化之间发生冲撞，不久本国传统就土崩瓦解。结果，本国的历史传统断裂了，乃至最终在现代化的大潮中走向灭亡。如非洲的一些落后民族、太平洋岛屿的一些文明以及印第安人、吉普赛人的文明属于这种情况。 第三，外发型法律意识现代化的类型一般都发生于外国长期实施军事和政治统治的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由于外国殖民者长期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占有统治地位，外国的语言、文化和行为方式都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主流文化，本国的或本地区的传统文化成为土著的亚文化，传统文化对现代法律意识的建构作用不大，形成了外来主流文化与土著传统亚文化的冲突和二元结构。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变迁，亚文化的影响范围日益缩小，而现代法律意识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最终完全占据主导地位。 混合型法律意识现代化是指本国传统中已经包含了诸多现代法律的观念和思想，只是由于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文化的总体架构的限制，才使这种现代因素无法整合成现代法律意识，这时正好借助于外来法律文化和法律观念的冲击，使这些处于休眠状态的因子活跃起来，进行重新组合。中国、朝鲜、日本、印度、新加坡、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意识的现代化就属于这种类型。它具有下列特点： 第一，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是混合型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启动因素。它一般发生于有较为悠久的社会文化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和地区，这种传统的法律文化内部存在着许多现代化的因素和内在动力。但由于传统社会强大而稳固的社会和法制架构的限制，这些现代化的因素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能形成巨大的打破传统文化的框架，形成社会、法律文化和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体系，而只能分散于社会的内部，难以聚集。外来法律文化的入侵使传统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结构体系面临挑战，并带来了许多现代化的社会法律文化观念，从而使本国、本地区社会内部的革命性文化因素活跃起来，与外来的现代法律意识和观念紧密结合，形成崭新的社会法律文化观念体系，随着整个社会和法律系统的现代化，而促进了社会主体法律意识现代化转型，推动法律意识的现代化进程。在这种模式中，外来现代西方的法律文化观念只是起到了一种“启动器”和“催化剂”的作用，是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外来条件，而法律意识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则还主要来自本国和本地区社会内部的发展因素和内在张力。 第二，本国社会内部的现代化力量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法律意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从现代化的深层动力机制来看，混合型法制现代化又是具有内发型基础的现代化，社会内部存在着的处于变化状态中的经济政治基础和条件是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泉。”(p.562)如随着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向前推进，中国法律意识现代化过程中的模式特征日益显示出来，中国社会内部所具有的强大的现代化动力也日益为西方学者所关注和认可。正如洛克伍德所说：“相比之下，在亚洲的所有民族中，唯有中国为现代世界带来了平等主义的传统、个人自由和社会地位流动性的传统、私人财产可以自由买卖的传统、世俗的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传统、以造反权利为后盾的人道政治理想的传统，以及以学问作为获得官职的关键的传统。”[14]上述中国社会的内部现代化因素，无疑为中国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部动力，这些因素一旦遇到外来法律文化，并与之相结合，就会有力地推动中国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发展，形成混合型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模式。 第三，在混合型法律意识现代化模式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在现代化过程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在中国，从戊戌变法、清末法制改革、南京 临时政府法制、南京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到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固然，法制变革过程中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保留了许多中国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但西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伴随着中国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的法律意识的现代化也明显受到了西方法律观念的深刻影响。 【
【关键词】 诉讼文化 诉讼意识 认同
意识、法律意识、诉讼意识是处于三个不同位阶层面、内涵呈递进关系的关联概念，诉讼意识这个概念，显然是“意识”的下位概念。诉讼意识，就是诉讼主体对诉讼环境、诉讼文化、诉讼制度、诉讼法规的有意掌握。具体地说，诉讼意识就是诉讼主体始终站在“客位”的立场，去、审察、理解、接受、控制和创造各种诉讼的因素，自觉地去建设诉讼主体，适应诉讼环境，建设诉讼文化。包括诉讼心理和诉讼法律认知等等。[1]
“法律”是一个具体的文化现象，它可能因时空、文化、民族、国家等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由此，便不同的诉讼主体便有着不同的“诉讼意识”。但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法律只考虑人民的共同体以及抽象的行为，而决不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2]同样，诉讼意识不是指个别人的意识，是一个共同体的意识。不同的法律文化中主体对“诉讼”会有不同的意识、观感与评价，在诸多社会规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法律等）中其被信任的程度与来排难解纷的比重也会有所差异，这便牵涉到所谓“诉讼意识”（procedure consciousness）的。[3]
的几千年文化造就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如费孝通（1985）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的，有三方面特征：追求无讼、存在“绅权”、礼治[4]。总体看来，中国人不好讼。即使须讼，到了一种忍无可忍的地步，也只信仰包青天式的人物。中国人有着深层的“包青天情结”，相信司法正义只能诉诸包青天式的典型人物，误认为神奇、权宜、不畏权势和尚方宝剑等人治色彩浓厚的手段，是达成社会正义的不二法门。[5]但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渐渐开始西方（具体说从大陆法系到英美法系）法律思想、制度、文化。深刻地着本土的诉讼文化，进而中国人的诉讼意识开始转变，趋于对国际主流法律文化的认同与接轨。
1 诉讼意识的认同与接轨是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
中国的本土资源和外来法律文化的认同和接轨是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人类宝贵的文化现象是不分国界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边际模糊，界限不清的。法律文化亦是如此。无论那个方面，都能认同、接轨和合体的。例如，中国有调解，西方国家也有调解；西方国家是先告诉，法院审判权才启动，中国也是如此。
再则，诉讼意识的认识作用和价值取向决定了诉讼意识的认同和归属是历史的必然。世界各国的法律文化，当然是以你有我也有，我有你也有的趋势纷呈于世的。地球村、信息发展、全球化等都将驱使法律文化的认同和接轨。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靠拢，当事人主义吸取职权主义的精髓，民诉的两大模式必定向模式的统一转变。法律文化的冲撞、认同和嬗变，总是在无数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法律（诉讼）关系中实现的。两大法系能够在“互喻”法律文化关系上彼此适应，求同存异，采人之是，摒已之非，相互创造，携手共进；法律文化也是这样的，先进的法律文化总是会被人们所认同，所接受，成为一种新的法律文化结晶。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诉讼意识。
2 诉讼意识的认同与接轨是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碰击的结果
本土文化（或称本土资源）与外来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经常会发生文化进化、文化播化和文化涵化的现象。在这类现象中两种文化之间就会出现交流与碰击。文化进化，认为文化的发展过程是持续的有阶段的，每个阶段既是过去阶段的产物，又在未来阶段中起一定的作用，文化除了有积累的性质之外，还包含着进步的性质，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文化播化，指的是文化现象通过人类的交往联系，如商业、战争、迁徙、等而传播开来。文化涵化，是文化传播以后出现的一种现象。当一种文化传入某一地区后，势必引起这一地区原有文化的抵制，两种文化在经过剧烈的冲突斗争后，双方都不能维持原有状态，在原有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出现了一个边界模糊，交叉渗透的局面，最后经全社会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调整，一种非此非彼，即此即彼的新文化就被综合出来了。所以，文化涵化，一般要经历文化传播、文化冲突、文化融合和文化更新四个阶段。法律文化也是如此。中国人传统的诉讼意识被外来法律文化冲击，也变得“好讼”，经常出现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安宁权、日照权、亲吻权而诉诸法律。所以说，诉讼意识的认同与接轨是两种文化交流与碰击的结果。
3 诉讼意识的认同与并轨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
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既有以往历史长期积累起来的传统形成客观影响的一面，同时又有向前发展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的一面，所以在当今社会化已日益成为人们迫切追求的发展目标并不断变为社会现实的情况下，传统影响和现代要求的矛盾就越加暴露出来。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国家，这种矛盾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正是社会本身这种矛盾冲突的一种文化表现和观念反映。整个文化现象领域是这样，法律（诉讼）意识领域毫不例外。如何区分传统的和现代的法律意识，一般说来，人们总是把那些由过去历史上长期作用、沉积并世代传承、绵延下来的，表现有明显既往时代特征的法律（诉讼）意识视为传统的法律（诉讼）意识；而与之相对，人们总是把那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法律（诉讼）意识视为现代的法律（诉讼）意识。
毫无疑问，任何传统的或现代的划分都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划分。因为，传统事物中并非没有优秀成分可供现代事物借鉴和继承，现代事物也绝不可能完全割断历史、抛弃传统，在一片空地上产生。对待法律意识也当采取这种历史的、辩证的态度。中华传统法律意识有其固有的封建性、封闭性等弱点和局限，但也不乏有值得弘扬的合理因素；中华传统法律意识必须走向现代化，因为这是时代的呼唤，是中华民族实现现代法治的先决条件，但是中华传统法律意识的现代化又不能离开自己的国情、丢掉自己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我国诉讼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制度化建设问题，而在于诉讼观念和意识的培育上，其重心应当放在改造或重构国民诉讼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上，使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6]可以坚信，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人的诉讼意识将大大增强。
[1] 孙育玮 对意识结构的再认识 人大复印资料数据库
[2] [法]卢梭 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3] 林端 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社会学观点的探索 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4] 转引自 王铭铭 王斯福 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 575页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高校教学管理 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作为文化系统中独特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精神文化的重要构成，是现代社会评判文化是否先进的一项重要指标。在高校教学管理中建立法律文化是适应目前高校发展的需要，是各类主体的法律意识在高校教学管理文化中的凸现，是高校教学管理文化的构成部分。它形成了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代高等学校教学管理模式——文化管理模式，在推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处于领先地位的进程中，最终会最大限度地解放教育领域所蕴涵的生产力。这种科学管理模式让位于文化管理模式，重视人学精神的培育和人学文化的建设，正逐渐成为二十一世纪高等学校教学管理改革和创新的趋势。
一、高校教学管理法律文化的内涵
高校教学管理法律文化包括法律意识文化、法律制度文化和管理行为文化三个层次。法律意识文化指高校教学管理中各类主体对法律的认识、态度、评价、信仰以及基于这种信仰而产生的思维模式；法律制度文化是指高校根据法律意识文化而建立相应的制度，这个制度虽然不是法，却是依法制定的，渗透了法的理念如公平、平等、尊重等价值，是为了教学管理中的法律意识能够落实而设计的制度。在这三个层次中，意识文化是前提，最终物化为制度和行为，并且在制度和行为中得到体现；制度文化是核心，制度是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管理行为文化是目的，意识文化、制度文化最终只有用于规范、指导教学管理行为，才能体现高校教学管理法律文化的价值。
根据高校教学管理法律文化内容的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总结出其内涵包括以下几点：其一，引导意识。法律对高校教学管理各类行为的指引是法律文化的核心，是呈观念形态法的价值观、信念及行为准则。这种法律文化为管理者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意识，并将此价值观体现在自己的行为之中，体现在教学管理方针、目标、宗旨、计划和体制等方面。其二，预测意识。教学管理制度规定了某种行为是否可以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管理者在进行某种管理行为时，就可以预测到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如果这种后果不利于教学目的的实现，就可以停止这种行为。其三，公平、公正、平等意识。价值意识要求行为人对法的价值尊重、信仰，并以此作为行为的价值目标。法律具有公平、公正、平等等价值，所以，教学管理制度必须体现公平、平等、公正价值。其四，程序意识。教学管理活动由开始、进行到结束，是一个程序过程。作为管理活动直接翻译的法律也很讲程序，因此，教学管理在各类管理行为中应当建立规范的程序。规范的程序是制造管理行为的证据。其五，规则意识。通过树立规范管理的思想、良好的法律精神，可发挥教学管理法律文化中的制度文化、行为规范对管理者发生的约束作用，以及明确的管理目标的价值观念，统一他们的思想和认识。
二、高校教学管理法律文化的效用
1.教学管理民主化。高校教学管理民主化与高校教学管理法制化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民主化的高校教学管理无疑有利于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高校教学管理法制化体系，而完善的高校教学管理法制化体系将有助于促进和实现更高层次和水平的高校教学管理民主化。高校的教学管理活动主要涉及学术问题，而学术问题的解决要靠教学管理人员之间的学术争辩或相互协商。其运行机制的民主行为规范只有形成规章制度，教学管理民主化才能体现权威性的价值理念并获得制度保障。通过在高校教学管理中推行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法律文化，在一系列科学规范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基础之上能形成教学管理民主化的氛围，在充分肯定个人价值和全面挖掘个体潜力的基础上，充分信任并依靠全体教学管理人员参与教学管理活动，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共同管理，以取得最佳的管理效益。
高校教学管理民主化只有以法律程序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在高校教学管理的民主实践中止于至善，不断丰富其内涵，提升其意义，进而才能从理想走向现实，从应然走向实然。民主管理与严格实施规章制度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两者相辅相成。目前应淡化高校教学管理的行政命令色彩，推行人性化的制度建设，转向灵活的、民主的教学管理制度化建设，以适应变化中的环境。
2.教学管理制度化。教学管理规范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最佳教学秩序、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效率。首先，在于对每项工作、各类问题处理的每个环节都有较为清晰的程序要求，并用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确，因此，可减少日常教学管理工作中的随意性，增强制度性和节奏性。二是将教学管理工作中所涉及到的每位管理人员的职责权限用文字形式固定下来，以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这样，将经验管理转变成规章制度管理，使教学管理工作不致被杂乱琐碎的日常事务缠绕不清，更避免了问题出现时相关管理人员的无所适从。三是致力于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信息化已成为高校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的必然选择。要构建起信息共享、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平台，完善人力资源基础信息管理机制；同时，优化业务管理流程，建立科学、合理的业务流程管理体系，以满足精细化管理需求。此外，借助自助平台，将搭建起人力资源部、员工、学校领导之间的沟通桥梁，有效提高沟通效率，进而提高员工参与度和满意度。
3.教学管理行为规范化。为了在高校教学管理中建立法律文化意识，应当制定和完善有关制度，积极探索教学质量管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在教学管理过程中，可将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关系看作一种委托关系。学校作为所有者，控制着学校的产权，但他不可能直接教导学生，必须委托一个或数个人来帮助他教导学生。在这样一个委托关系下，学校给教师们相应的报酬，对他们的要求是勤奋工作、教书育人。其焦点是教师们是否勤奋工作的问题，可通过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教学评奖，并积极探索其他如教学质量考核与职称评聘和薪酬挂钩等可行的奖励与约束措施，树立典范，激励表彰先进，以达到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三、高校教学管理法律文化的构建
《文化模式》中说：“文化在本质上是趋向于整合的，各种文化特质形成一种具有内在统一精神和价值取向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把每一个体的行为包容于文化整体之中，赋予它们以意义。高校教学管理法律文化模式，是内在的法律精神、价值取向以及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可见，它正是以其内在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和规范着每一管理者的行为，决定管理者的人格，强调管理者的法律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创造性，把管理者从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提升到自由自觉和创造性的生存状态，赋予其行为以根据和意义，进而影响高校管理工作的开展。
1.培养教学管理法制意识。首先，培养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法律活动的潜在原动力，是人们对于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知识、心理态度的总称，是一种观念的法律文化，表现为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法律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对自己权利、义务的认识，对法、法律制度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以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高校教学管理法律文化的作用表现在法律文化被各级管理者及其群体接受之后，对各类管理行为所产生的能动作用。教育法律意识包括法律认知、法律尊重和法律评价三个层面，因此，在高校教学管理过程中应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分层次、有重点的法制教育培训，积极利用多种形式和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开展生动活泼的法制教育，营造良好的法制教育环境，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法治精神，提高法律素质；学校领导要带头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制观念，依法履行管理职责，把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和落实教育法律法规的情况，作为学校各成员评价的重要内容。
其次，增强依法治教观念。依法治教是指全部的教育活动都应当符合教育法律的有关规定，所有的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在从事各类教育活动时都应当遵守或不违背教育法律的规定和精神。依法治校、依法行政是依法治教的核心体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教育行政机关应转变管理方式，由过去的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变为以法律手段为主，并辅之以其他手段，要注重强化教育执法人员的依法行政意识。而依法治校的关键在于转变观念，以良好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指导高校管理和教育教学活动。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坚持育人为本的思想，按照全国和教育系统普法规划的要求，加强法制教育。
再次，树立法律权威。要强调教育法律外在的规则形式，更要注重法律内在的理念。法律权威是法律所具有的获得社会服从的力量，所以，要注重通过宣传教育等途径，着力培养人们的权利精神，使其充分了解自己的教育权利以及权利受到伤害后的救济途径，增强人们懂法、学法、用法、护法的自觉性，使他们真正认同法律、崇尚法律，进而形成一种法律信仰，在自身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想到运用法律保护自己。
2.健全教育管理监督工作机制。在教学管理中，加强教学投入与管理的督导督查机制，开展高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认定工作，做好教育监测工作，加强对直属高校的巡视工作，加强重大教育工程项目规划和监督检查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健全监督工作制度需要完善督查工作机制，规范督查工作程序，继续深化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下放和取消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积极推动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
要建设公益性教育普法网站，着重完善学校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的体制、机制，反映学校的办学特色，开展社会服务、获得社会支持，接受社会监督的原则与办法，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以更好地促进法律文化的深入。
总之，在当前的高校教学管理发展和改革进程中，应使依法管理与科学管理两翼互动，致力于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化为高校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和自觉行动上来。在不断完善高校教育法律制度的同时，要高度重视教学管理者的现代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心理的培育，树立现代高校教育法律观，使观念性法律文化与制度性法律文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将高校教学管理的日常行为纳入法制化轨道，全面推进高校教学管理的改革和创新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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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阶段农民法律意识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主体意识不强
在传统思想的支配下，农民往往认为法律只是惩罚犯罪的一个工具，只要自己不去触犯法律，就不会和法律有任何的交集。他们忽视了法律给予他们保障自己权利的功能。在他们自己的基本权益受到侵犯时，不知道主动用法律去保护自己，即使知道他们也不主张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农民向法律寻求帮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严重缺失，这就造成了主体意识不强。
（二）轻法意识普遍存在
在我国农村，法律不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政府在农民心中才具有较高的地位，他们对政府有着强烈的依赖感。他们具有和政府干部近距离、长时间接触的便利条件。在他们看来，政府在解决问题上要比法院更为方便、实际。在农民看来，政策要比法律具有更实际的作用。人们只知道服从政府的领导，习惯了依赖政府，却不知道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人们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法律。这是一种严重轻视法律的表现，也使得对法律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和曲解，弱化了法律意识。
（三）法律信任出现危机
在我国农村，农民对法律不感兴趣，尤其是对执法、司法过程持怀疑态度。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在农村社会中长期存在。执法、司法人员的腐败现象，使得很多执法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严重损害了法律在农民心中的公正威严形象。农民对法律的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更罔论信仰。
（四）法律维权意识淡薄
农民受传统历史文化的影响，对法律的了解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绝对性，他们的义务观念浓厚，看到更多的是法律的强制性、惩罚性，从而使他们对法律的主要职能仅仅理解为镇压犯罪的工具，产生对法律的狭隘认识，导致维权意识薄弱。
二、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对策
（一）塑造文化底蕴
要打破中国传统的人治观念思想的无形障碍，就应该摒弃权力大于法的思想，在做出每个民事行为决定的时候都要考虑其合法性，不能用权力摆脱法律的束缚。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承认法律的最高权威。吸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遗产，从“德主刑辅”到“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法律与道德都很重要，既不能重法律而轻道德，也不能重道德而轻法律，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促进良好的法律氛围的形成。
（二）健全法律体系
从目前来看，农村法律体系不健全，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建立严格而科学的法律监督机制，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要建立健全农村民主机制，让农民有说话的平台，让农民自己来审视法律运行的情况。要改善农村执法、司法状况。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真正激发农民对法律的系统学习和理解，才能真正从内心信仰法律。
（三）打造物质基础
落后的生产力抵制了现代法律意识的发展，对法律意识的提升形成了巨大的障碍，所以要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必要条件就是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有生产力提高了，经济才能发展，法律意识才会得以提高。总之，通过提高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施资源有效配置，使农村经济在整体上有显著提高。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为农民法律意识的提升积累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是农民法律意识培育的良好的内在动力。
（四）营造社会环境
加大普法力度，深入开展普法宣教活动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必要条件。加强普法宣传的组织和领导，强化普法机构的功能与职责建设。增强对农村干部的法律培训，将法律宣传与基层民主建设相结合，法律宣传要使社会成员自觉接纳、认同、内化、服从法律规范，认同法律秩序的神圣性。使广大农民群众能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利用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利用他们对法律的掌控来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这样才能得到农民对法律的信任和认可。
[关键词]法律与文学，后现代性。语言。权力
“法律与文学”运动扩展了国际法学界和文学界学术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系列的新方法，新范式，尤其在语言和权力等方面的争论和研究更具反叛性，表现出深刻的后现代特点。
一、“法律与文学”的内涵
“法律与文学”研究的是法学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和法律与文学评论之间的关系，即用法学的眼光和方法看文学的内容(与法律有关的)，用文学研究、评论的方法来研究法律，其实质是一种研究方法。从研究内容上看形成了“法律与文学”中的两个研究方向：文学中的法律和作为文学的法律。
“文学中的法律”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文学经典名著中的法律问题，即“对小说中法律秩序描写的研究”。它用分析文学名著的方法来增强对法律的理解，尤其是发现法律价值、意义。可以说，“文学中的法律”研究的并不仅仅是文学与法律的关系，实际更多的是借助文学这个载体来注重文学作品中法律与其他社会关系的联系。
“作为文学的法律”的实质是运用“文学批评和理论中的洞见来帮助阅读和理解法律文本、特定司法判决”，它对语言和解释的方法和运用给予极大关注。诚如J.B.White在《作为司法的翻译》中所述，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法律文本，其阅读都是话语之间的“创造”和。翻译”活动，文学手法可以适用于法律文本，这意味着文学文本与法律文本之间能够进行有效比较，文本处在一种与文化的不断互动之中，这使得文本的意义完垒成为偶然，因而，进入作者意图是不可能的。他为法律学者获得意义的方法重新设定了方向：作者产生文本，读者产生意义。因而，按照所运用的方法，有人把“作为文学的法律”进一步分为“叙事法学”(narrative jurisprudence)和“解释法学”(interpretive jurisprudence)。
二、“法律与文学”的后现代性
从方法论上看，后现代的思维方式是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性为特征的。从世界观上看。后现代主义是彻底的多元化、多样性，它没有确立一个理论支点，而是旨在超越现代主义所进行的一系列尝试。换言之，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在反叛和背离现代主义的情绪上进行的颠覆性的逆转和标新立异。’在《后现代哲学与法》一书中，李托维茨把后现代法学的特征归结为外部视角和反基础主义。从本质上，“法律与文学”运动与后现代思潮相联系，是后现代法律运动的一支，具有强烈的反基础主义、反内部视角等倾向。
福柯、德里达、萨伊德等对社会批评的理论贡献，如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都为“法律与文学”运动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法律和文学”就是打破原有的研究方法，在对话、穿梭、比较中作出勾连，反对知识存在共识的思想，对传统的哲学家所信奉的客观性、合理性和普遍性提出了挑战。所谓视角的“外转”集中表现在文学批评中多元话语理论的发展，打破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并且推动了“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发展。“法律与文学”运动通过外部视角和反基础主义表现出的后现代性，实际上构成了对当前法治模式的挑战：挑战法治话语，解构基础词汇，开辟新的概念和术语，否认法律的确定性，不在乎法律的结果，而在乎揭示法律过程的不确定；挑战理性至上，诉诸个人的感受，认为对情感的重视就是对法律背后的理性的重视。挑战法律的神圣，否定跳跃性的法治至上口号，呼唤法律的平民化。
三、“法律与文学”的理论基础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带来的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之社会现实为后现代法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土壤，而后现代哲学和文学则为后现代法学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哲学上看，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解构式”怀疑思想和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对法学研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尼采认为：词语一旦形成，就具有一种凝聚的效果，使得本来丰富的意义内涵被固定下来，并且支配着思想，所以语言是“形而上学的基本假设”。因此，语言不仅不能完全表达出思想和意义，反而起到了遮蔽的作用。福柯继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之后，又提出了“人之死”的话语权力理论。他认为必须在考察法律问题时清除掉先验的主体观念，从来没有离开权力强制的个人(个体)，而只有权力制造主体。福柯的目的“就是要发掘我们的文化是如何把人(human beings)制造成主体(subject)的历史。”他通过研究近代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权力规训机制，指出：“个人无疑是社会的意识形态表象中的虚构，同时他也是我称之为‘规训’的特殊权力技术所制作的一种实体。”可见，被当作法律主体的“自我”在福柯那里被彻底瓦解为现实的权力关系。在他们看来，任何法律语言和法学话语都必然浸染着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因素。
从文学上看，法国文学批评理论家罗兰・巴尔特的文本阅读理论、美国文学批评理论家德曼的“解构”主义文本观，是颇为重要的。比如，罗兰・巴尔特从文本阅读的角度揭露了另一种“人之死”。他否定传统文学理论中作者的权威地位和读者的从属地位，认为同一个文本在不同的读者那里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包括文本的作者在内，谁都没有特权赋予文本以终极的确定的意义。巴尔特赋予读者以更自由的阅读方式，在击落作者权威的同时，激活了读者的创造性，他的名言就是“读者之生必须以作者之死为代价。”在传统的法律解释中，法律文本及立法者是至高无上的，解释者、适用者只能遵循它给出的原意。然而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文本的作者与文本的解释者的知识状况必然发生分化，所谓作者的原意是根本无法企及的乌托邦。因此要弥合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尴尬就必须摧毁作者的权威，赋予读者以创生意义的权利。这样，作者之死与读者之生带来了一种政治逻辑的转换：读者参与了意义生成的过程，文本的意义是一个“复调阅读”(巴赫金语)过程、作者与读者共鸣的结果。所以在躺构主义学者看来，一个法律文件、一个契约文本没有什么作者的“确切”意图，只有尊重读者对文本阅读的结果。
解构主义将结构主义非中心化，否认文本有终极意义，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反思方式，抱着怀疑的态度拆解旧的结构或系统，向人们展示其结构要素，以发 现其不合理的因素，并提供与外部因素重新自由组合的可能性，这样就打破了封闭，走向开放。当然，如德里达所言，解构主义“不可能简单地是一种否定性的破坏”。“法律与文学”运动也旨在建立一种多元的、宽容的、开放的方法论体制。
四、法律、文学与语盲
法国当代的解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符号权力”(smb01ic power)社会学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既是知识工具，更是支配、控制的手段。布迪厄将法律语言视为“有关命名和分类的一种凌驾于一切的符号暴力形式，这种命名和分类创造了被命名的事物”。他指出，法律语言是各种社会力量在司法场域中通过复杂的斗争、进行利益的争夺和分配的结果。谁占有法律语言谁就占有相关的资源和利益，争夺对事物的命名权其实就是权力的斗争，整个法学话语系统都和现实的权力结构相对应。
后现代学者对于语言的认识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意义的不确定，强调语言的多义性、歧义性，二是强调语言文字的政治属性、伦理属性，从而揭示出隐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意识形态背景。他们认为，法律话语并不能够反映社会事件的真实意义，在语言和客观世界之间并不存在着逻辑上的对应关系。另外一些学者将语言、文本与具体的社会过程、历史、意识形态等背景结合起来。巴尔特认为，权力寄寓于语言之中，语言具有伦理和历史性质，语言受着伦理、政治等的支配，包含着价值。这些观点都表明：“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通过对语言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某种意识形态”这些后现代的观点渗透进了“法律与文学”，通过语言将法律与文学联系起来正是“法律与文学”运动者的目的，而对语言的理解的多义性和对伦理价值的重视也正是他们的一贯主张。
“法律与文学”运动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不仅是文学、法学之间的结合，而且也与哲学、解释学、伦理学、语言学等密切相关。而将所有这些学科联系在一起的只能是语言文字。后现代以来的理论思潮，基本都将语言研究作为理论资源。余虹说，“正是理论将语言学模式普遍应用于各个学科的研究使理论家们发现了无所不在的文学性”。这句话也道破了法律与文学研究的主要支点就是语言学模式带来法律上的文学性。维特根斯坦的后期研究中认识到语言的“意义即用法”，抛弃了前期从逻辑上判断语言意义的主张；他炮制出“语言游戏”的概念，将语言游戏发展为解决陈述与所指“现实”的关系的措施，或者是为了解决话语及其“外延”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的措施。他建议把“知识”和“真理”看作特定语言游戏的内在特性。语言文字具有多义性、歧义性，导致了对意义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问题的对立，从而也带来法律文本阐释的多样性。
弗雷德里克看到了语言、文学与法律的内在联系。语言制造着文学，通过法律展现出一个特定时代的话语，而特定时代又是通过文学来表现的。弗雷德里克说，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将一切文本包括批评之批评文本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提出了独特的解释文学作品的叙事分析方法叙事艺术是人类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人们通过叙事方式去了解历史，形成历史叙事，但历史既指事件也指存在方式，由生产方式决定，因此必须认识主体对过去的理解和阐释行为，因为阐释行为本身也是叙事，是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体现，文化制品和叙事形式本身形成‘形式的意识形态’”。文本一叙事一历史一存在方式一意识形态一文本，层层相扣，文学作品就是对历史及其意识形态的反映，它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政治意识底蕴。在后现代法律派看来，把“法律作为文学”是可以的，那么法律文本和诉讼程序也就成了历史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体现。
从以上“法律与文学”运动关于语言与法律，文学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法律与文学”运动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一是认为法律和文学语言的意义都具有不确定性，二是认为在语言背后，隐藏着某种意识形态和某种政治文化背景。这样就导致了“法律与文学”运动在内部的分歧和争论，首先在语言这个问题上就很不统一。
五、法律、文学与权力
“作为文学的法律”实际上就是法学家运用文学批评和理论的技巧对法律文本进行内部解读，将法律当作一种“解释”。我们从语言层面上对法律与文学阐释时，发现法律与文学内部的不统一首先就是由于语言意义的歧义性、多义性。但隐藏在法律与文学背后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政治－权力”)是不可回避的。
首先，法律的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政治权力，而文学的作者可以“隐藏”在文本背后。法律人与文学学者之间的争论也多集中在文本、作者、读者三者的权威地位上。如果文学要排除作者的主体地位，法律就要保证法律文本的作者――代表某一统治阶级的当权的国家机关的权威地位。法律中作者的地位如果削弱，就会影响到法律的执行力。而在某些文艺理论领域，不少学者就主张削弱或者干脆取消作者在理解文本中的作用，如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论家罗兰・巴尔特就提出零度风格，“体现为对作者主体性的遮蔽，”“吻合了结构主义倡导的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的认识”。他们认为作者是对文本的威胁，对读者的威胁。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从“作者――作用”角度进一步削弱了作者的地位。他一再强调文本和历史的关系，认为作者是“话语的一种作用”，作者的作用在于表明“一个社会中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由此，文学就不应该试图从一些符号后面寻求真理和意义，而应当视文本为一种话语时间，这一实践既非作者的行为，也不是客观的社会结构，而是权力扩散的结果，他关注的是权力在知识中的弥散。
其次，法律作为一种权力，规定一种应有的社会秩序，而文学提出理想的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所有政治活动归根结底都可视为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因此，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权利的合法性存在于它对已建立的合法程序的遵守之中，由掌握权力的人们来规定什么是法律性，什么是合法程序。道德的缺失使法律更加的细化，而法律细化，使现代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不得不转向求助文学，由文学来宣扬一些美好的道德伦理。而文学对道德的歌颂和反映更为普遍，也最能激起公众的认同感。而且。法律化”导致了生活世界的“物化”，使现代人渴求一种“诗意的生活”，一种文学性的生活。在这方面，文学高于了法律。
【关键词】法治意识 市场经济 法治教育 政治参与 培育与成长
【中图分类号】DF02 【文献标识码】A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与西方国家建设法治大厦时的情形相比，中国遇到了西方国家不曾遇到的基础性难题―封建专制思想严重，法治建设缺乏相应的法治意识支撑。公民的现代法治意识是树立法律权威的内在支撑，真正的法律权威只能来自于公民自觉自愿的认同和推崇。所以建构和培育公民的法治意识，唤起法治主体对于法治的信仰和情感，对于法治的运行具有基础性作用。那么，如何建构和培育公民的法治意识呢？
深入推进市场经济发展，催生法治意识的成长
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它孕育着自由、平等、人权等意识，是现代法治意识的物质基础，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深入推进市场经济发展，是法治意识培育和成长的必由之路。
市场经济孕育平等观念。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以交换为实现方式，而交换主体的平等地位是交换正常进行的前提条件，因为不平等地位必然导致剥削或掠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理性选择、公正对待以及决策的分散化成为社会的重要准则，有助于社会成员摆脱以往的人身依附性，形成个体的自主意识和独立的人格，使得平等的基本观念在民众层面被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从而有效地植根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
平等观念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法律地位平等。市场主体人格上相互独立，不存在身份上的依附关系。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是交换者，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第二，市场机会平等。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竞争规则公正、竞争过程透明、竞争结果有效，每个人都能在同等的条件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而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第三，法律规则平等。国家必须制定统一的法律规则，才能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每个市场主体在参与竞争时必须遵守法律，把自己的行为置于法律规则的约束之中，任何主体的任何失范行为都应受到法律制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实现平等观念的基础和根本保障，也是平等原则的最高体现。
市场经济衍生契约思想。市场经济以社会交换作为实现方式，市场主体进行交换的具体方式就是签订契约，从而衍生了契约思想。契约思想的本质就是契约自由，因为市场主体以实现自己的最大经济效益为目的，只有自身意志自由，才能选择最有利的价格成交，达到经济行为的合理化。契约自由意味着市场主体根据自己的意思，通过平等协商，决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市场主体订立的契约受法律保护，具有法律效力，谁违反契约，谁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契约自由有利于当事人形成权利义务的预期，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预见法律行为的后果，维护市场交易关系的稳定性，也有利于契约争议的迅速解决，节约交易成本。
契约自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缔约自由。契约以合意为基础，当事人缔约的自由意志受法律保护，自行决定是否与外部发生契约联系，订立契约与否完全属于个人的私权利。第二，选择相对人自由。市场经济要求自由竞争，没有自由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选择相对人自由是自由选择交易伙伴的权利，买方或卖方选择交易伙伴的过程，就是相对人的竞争过程。要使市场保持充分的竞争，就必须扫清非市场的外力因素对竞争的干扰。第三，契约内容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契约内容自由意味着契约当事人自主决定接受何种约束，缔约者可自由选择契约的标的、价款、交付方式、履约的时间和地点等内容。一经合意选定契约的各项条款，即对当事人发生法律上的约束力。第四，解约自由。即缔约后，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转移合同的权利义务、变更合同内容或者解除合同。第五，解决争议的自由选择权。当事人就契约发生争议后，可选择解决争议的方式，如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讼。在涉外民商事诉讼中，当事人还可选择具体适用的法律。
市场经济培植人权意识。人权是指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尊严权、获助权、公正权等基本权利。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平等和自由，因为没有平等、自由作保证，人类就不能作为人来生存和发展，就谈不上符合人的本性与尊严，也就谈不上人权。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权利经济，其要义是平等与自由竞争，没有平等权和自由权，市场经济就失去了基础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来进行配置的，它要求市场主体能够以自己的意志、平等自由地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同时，在所有的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要使人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必须使他们拥有充分的权利和自由，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多元化，要求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反对特权，以实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市场经济促使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走向权利的时代。
强化法治教育，提升公民的法治意识
法治教育就是法治意识的教育，是法治意识培育和成长的主渠道，通过法治意识的教育，建构和培育公民的现代法律观念，促进全社会形成科学的法律价值观，促使公民自觉加强法治建设。
法治教育的重要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即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发展的不完全同步性，它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主动培育法治意识对于法治建设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法治意识的建构和培育，离不开教育，教育是自发性意识转化为自觉性意识的基础，是建构和培育公民法治意识，传承法治文明的重要社会实践。十报告指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法治教育通过系统的法律知识的传授，使公民对国家法律体系的框架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较为全面的把握，从而为公民自觉守法、用法以及维护法律的尊严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法治教育可以促进全民形成科学的现代法律价值观，使公民在理性上认识到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从而影响公民的法律思想和行为模式；法治教育通过对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可以形成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队伍。这些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在国家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中发挥重要的功能，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法律品格和对法律的信仰，也对公民树立现代法治意识具有直接的表率作用。法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促使广大公民树立法治意识，懂法守法用法，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尊严和地位，从而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促进法治建设。
丰富和完善法治教育的内容。第一，当前我们需要变法制教育为法治教育，加强法治、内容的教育。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在民众的法律意识中，法即是刑，刑即是法，法代表裸的暴力，突出的是强制性和惩罚性，法律只是统治的工具，如果不服从法律，就会招致由国家强制实施的制裁与惩罚。这种法律工具主义的理念使得民众从内心情感上自发地排斥法律，视法为自己生活中的障碍。长期以来，在法治教育内容上一味强调马克思关于法律的工具性的思想，忽视了马克思关于民主、平等、权利、自由以及限制公权、保障人权等法治、理念，这样便把马克思论述中关于法律工具性的内容推到了极端。在法律文化上曾一度表现为：过分强调公民义务，要求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国家、集体，忽视公民权利，个人利益经常得不到保护，并受到侵害。长此以往，法律的概念在人们意识中便与义务概念等同起来，义务具有强制性，谁会发自内心地去追求被强制呢？因此对法律信仰的基石也就难以奠定。
第二，加强公民意识的教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长期缺乏独立的人格和意志，缺乏普遍的权利主体意识、平等观念。封建制度虽然早已消灭，由于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封建社会的臣民意识并没有随着其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的瓦解而立刻消亡，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依然或多或少地顽强存在，严重影响法治社会的建设，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成为当务之急。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强调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意识、公德意识、民主意识等基本道德意识。加强公民意识的教育，能够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促使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积极参与公权力运行，在参与中公民才能切身体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并逐渐形成参与行为的理性化；加强公民意识的教育，能够促进公民的监督意识，公民的监督意识是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思想保障，国家权力受到人民的监督是人民原则的核心所在；加强公民意识的教育，能够增强公民的责任意识，主动履行与自己的公民身份相适应的义务，遇到有关国家政治和社会利益问题时，能够自觉维护公共利益；加强公民意识的教育，能够增进公民的规则意识，依据明确的规则来协调各种相冲突的意志和行为。
拓展法治教育的形式载体。法治教育应在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教育的形式载体，创新和选择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第一，加强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尤其是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建设法律资料服务中心、普法广场、法治文化活动等法治文化基地。加强各类法治培训机构的建设，比如建设法律培训中心、领导干部法律培训中心、青少年法制教育中心、法制电影教育基地和基层干部法律培训基地，最大限度发挥其宣传法律知识、传播法律文化、弘扬法治精神的作用。第二，通过法治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加强学生的法治教育，把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分开，加强公民意识教育，重点加强学生法律素养的培育。第三，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挖掘传统新闻媒体、印发普法宣传资料等传统手段的作用；组织法治讲座、法律知识竞赛、法治展览、法治宣传晚会，发挥文艺作品的教化功能；充分利用新闻网站、BBS论坛、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型载体，提高法治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利用宣传月、宣传周、纪念日等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利用动漫形象、公益广告、法律进社区开展法律咨询活动，使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法治知识的熏陶，提高法治宣传教育的亲和力；通过法治文学、电视剧、电影、戏曲、歌舞、相声、小品等形式，挖掘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式，寓教于传统文化之中，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融合，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增强法治技能和思想
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①，是重要的法治实践活动。十报告指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政治参与中领导者率先的法治行为，有利于推动法治文化的形成。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治活动，推动政治生活公开化、透明化，能够促使领导者的政治行为率先法治化，有利于推动法治文化的形成。领导者的社会地位使其行为具有多重特征：作为领导，他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代表，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管理国家和社会，追求整体利益；作为个人，领导与普通公民一样，具有自然的生理、心理和亲缘的需要，为追求个人利益而实施行为，这种双重性使领导者无论是以领导的身份实施职务行为还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实施个人行为，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即表率作用。在领导职权范围内，领导者自身是否依法办事，对下属的行为直接产生引导或制约作用。同时，由于领导的职务身份，注定其作为公众人物处于社会关注的焦点，其个人行为对职权范围以外的社会群体也会产生较大的示范作用。
政治参与中的法治绩效，有利于提高公民对法治的尊崇。人是法治运行的主体，主体的法治意识越强，法治建设就越顺利。公民对法律能否信赖关键在于法治建设进程中能产生多大的法治绩效，即能否获取更多的权利和自由。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加快法治政府的建设进程，逐步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推进国家和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在政治参与进程中所产生的法治绩效，让公民亲身体验到更多的自由和权利时，才会认可法律、遵守法律，从而在内心深处筑牢法律至上的理念，真正尊重法律、崇尚法律。对此，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真正的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②
政治参与中公民的法治实践，有利于法治思想的丰富和巩固。意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应，人的意识不是生来就有的，人类意识是在社会生产劳动的实践中产生，因此，良好的法治实践对法治意识培育和成长起着决定性作用。一般来说，与专制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是臣民意识和人治意识；而与民主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则是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在有序的政治参与中，公民通过法治实践能够获取大量的与法治知识、法治技能、法治经验、参与意识等相互关联的内容，各种法治文化、法治观点、法治情感在法治实践中相互碰撞和融合，有利于丰富和巩固自己的法治思想。通过长期的法治实践，公民不仅能够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关的法律要求，而且能够有效地提高对法律体系的认识和了解，获得法律知识，形成法治技能，积累法治经验，从而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形成独立人格，养成民主、平等精神，增强政治责任感，培育宽容心态，“通过政治参与成长为更理想的具有民主意识的公民。”③
一个具备民主和法治意识的公民，参与意识、监督意识、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更强，在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的法治实践过程中，对国家权力的运行保持一种自下而上的经常性的影响力，自觉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实现民利的法治化、政治参与秩序化，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防止社会动荡等不稳定因素的发生，从而保证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顺利发展，最终实现法治中国梦。
（作者为贵州师范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朱光磊：《政治学概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
②[法]让・雅各・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页。
论文摘要：知识经济时代，作为知识经济重要象征的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尤其对国际技术贸易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作为法律文化的一个分支，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强调创造力，强调科学技术。我国如果想要在国际竟技场上取得自己的优势，必须加强自身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建设。通过对知识产权法律文化的了解，我们可以得知其内涵为法律制度以及法律法规，其外延为法律意识。本文指出发展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应该从完善法律制度，齐备执法队伍以及提高群众意识这三个方面入手。
一、前言
知识经济时代，作为知识经济重要象征的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尤其国际技术贸易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据统计，国际间技术贸易总额1965年为30亿美元，1975年为110亿美元，1985年为500亿美元，90年代已超过1001)亿美元。1995年信息技术产品出口贸易额为5950亿美元，超过了农产品贸易额，30年间增加了190多倍。全世界可以进行交易的知识产权己超过10000亿美元。知识产权己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及其企业之间最主要的一种竟争手段。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其2003年9月召开的计划和预算委员会第七届会议上正式通过《经修订的2004 - 2005年计划和预算草案》，提出了“建立一种明达的知识产权文化”的新思路知识产权文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口号，尽管知识产权对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来说已不陌生，而知识产权文化对我国来说还是一个崭新而陌生的话题，至于如何建立和发展适合我国需要的知识产权文化制度更是中国文化、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定义
知识产权法隶属于法律的范畴，则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必然是法律文化的一个分支，要想弄清楚知识产权法律文化的定义，必须先搞清楚法律文化的定义。
“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文化概念，大约是于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在中国，法律文化被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问题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虽然学者们对法律文化的定义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他们基本认同以下儿点:(1)法律文化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2)法律文化包括意识层面的法律文化与制度层面的法律文化以及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3)法律文化是由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以及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及学说理论共同构成的复合有机体。
当前，知识产权法越发受到重视，而知识产权法律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理论界对其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知识产权文化”是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吸纳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全面小康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逐步形成的，与其物质、政治及文化生活相适应的，能够凝聚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国内外和社会各个阶层一切力量，促进国家(区域)和人民全面协调、快速发展和繁荣富裕的共同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制度规则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第二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人类在从事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活动中逐渐产生的、影响知识产权事物的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的总和，主要包括人们关于知识产权的认知、意识、信念、价值观以及涉及知识产权的行为方式等。
第三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经过人继承、丰富和发展而来，在世界科技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潮流中逐步形成的新型文化形态。
第四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下来并不断创新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认知态度、信念评价、心理结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的有机整体。
可以说，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是人类在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实践中产生的精神现象的总合，其内涵为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规范，外延为法律意识。
三、发展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
作为法律文化的一个分支，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强调创造力，强调科学技术，我国如果想要在国际竞技场上取得自己的优势，必须加强自身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的建设。通过对知识产权法律文化的了解，我们可以得知其内涵为法律制度以及法律法规，外延为法律意识。因此，笔者认为，发展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因该从完善法律制度，齐备执法队伍以及提高群众意识这三个方面人手。
(一)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是法律文化的基础，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必将是空中楼阁。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起步非常晚，在建立的过程中大多采用引进国外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这样的立法有着其明显的优点:由于我国的立法引进了国外的先进的知识产权制度，其天然地就符合了国际知识产权公约的要求，并且我国还先后参加了重要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pct等)，这样，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很大程度上实现与西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无缝对接。
当然，这样的立法也存在着自身的弊端:由于采用的引进原则，很多方面会与国内情况不符，从而会出现不明确和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对于一些国内外技术保护区别比较大的地方，如程序，软件得方面，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工作还有待完善。
值得高兴的是，我国现在正在大力的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仅从《专利法》来看，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到目前为止，在1992年9月4日，2000年8月25日以及2008年12月 27日分别进行了三次修正，并在此期间出台了与其配套的《专利法实施细则》，并针对其进行了多次修改，使得我国与专利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益发完善。为全面推进2010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下作，按照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部署，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部际联席会议28个成员单位共同研究制定了《2010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其中明确规定了“加快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工作，加快知识产权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出台”。相信在不断的发展中，我国必然能够建立一个与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相匹配，能和世界接轨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为我国良好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氛围奠定坚实基础。
(二)强加知识产权执法人员的队伍建设
有了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并不是终点，必须还要有一支素质过硬的知识产权的执法队伍。执法人员是法律制度和群众之间的纽带，只有合格的执法人员，才会使得法律制度的作川完美显现，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合理的法律文化。由于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工作起步较晚，而近年来知识产权的发展又非常的迅猛，造成了知识产权法的执法队伍不能满足当前知识产权保护需要的状况。
我们这里的知识产权执法队伍，不仅限于立法人员，以及法院审判人员，也包括和专利审批相关的审查员。我国将会是一个专利大国，审查员的数量相对于目前专利审批的需要而言还远远不够。这种情况下，专利审批的流程过长，会影响到申请个人、单位或是组织对专利申请的积极性。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扩大审查员的队伍，充分调整审查员的专业结构，同时充分调动审查员的积极性，提高审查效率，缩短审查周期，以适应当前的专利审查审批工作的需要。
山于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执法人员必须是具备多方面综合素质的人才，其队伍的培养具有很强的专业特色。知识产权的执法人员首先必须具备某个领域内比较全面的专业文化知识，同时其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将两者有效地结合，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知识产权执法人员。因此，知识产权执法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工作，只有在长期的摸索当中，根据我国知识产权发展的需要，进行系统训练培养。只有与知识产权法律相关的各行业，各部门机关，都能够配备素质过硬的执法队伍，才能够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实施提供保证，也为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
(三)提高群众的知识产权文化修养
任何一种文化必须都具备群众基础，知识产权法律文化也必须具备这个基础。如何做到有群众基础，其一需要让群众了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其二需要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接近群众。
1.让群众了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2009年伊始，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社会公众知识产权文化素养大型调查”，以确保《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顺利实施.目的是准确了解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文化水平，把握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现状。4月22日，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知识产权内容包括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地理标志、反不正当竞争、科学发现权与外观设计权的认知，全部回答正确的比例为0. 8 %。而在所有被认知的知识产权内容中.又以专利的认知率最高，比例为85. 90，其次为著作权与商标权，比例分别为75. 7%与70.0%:地理标志与反不正当竞争的选择率则仅为9. 3%与9. 0%;再比如有48. 2%的公众了解知识产权是财产权;35. 2%的网民对在互联网上使用他人享有著作权作品行为有正确的认知:61. 4%公众坚决反对盗版等等。从调查结果看出，中国公民的知识产权的基础知识比较薄弱，知识产权文化素养较低。
就目前来讲，好多企业已经意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我国的专利申请量也愈发增长。华为、中兴这样的国内通信企业为了在以后的3g, 4g通信市场占到一席之地，已经充分地利用上了专利这个武器。然而从街边经常看到的盗版碟，到市面上堂而皇之的山寨机，到处都体现出了我国目前国民心中知识产权法律文化观念的薄弱。真正繁荣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应该是建立在群众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个别的企业之上。因此必须向我国的群众普及知识产法律知识，通过政府、学校、单位、企业等各种途径，有效地对群众，尤其是针对可能涉及到知识产权法律的团体进行知识产权法制教育。
2.让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接近群众
各种法律制度必须符合国家的特定情况，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制度也应当如此，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实际需要，贴近人民群众。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立法者必须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才能够制定出便于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的法律。在我国的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过程中，立法人员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在现行的《专利法》中，第五条规定了“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而作为专利法的具体解释。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的《专利审查指南》中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的含义比较广阔，常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审查员在依据专利法第五条进行审查时，要特别注意;中国专利法中所称的社会公德限于中国境内。这就有效的说明了中国专利法的立法过程中，充分地考虑到了我国的实际国情。不同的地区(如内地和香港)对这社会公德的定义是不尽相同的，显然此处不能照搬国外的立法经验来作为国内专利法的社会公德的标准，必须选用适当的标准来作为国内的社会公德的标准。此外，对于台湾专利优先权的把握上，也充分地体现了我国的实际情况。
只有在向群众普及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基础上，进一步的调整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使其更能够让群众接受，这样才能全面地提高群众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意识，形成一个人人懂知识产权法，人人尊重知识产权法，人人会利用知识产权法的创新型社会。
[关键词]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法治环境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0-0023-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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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储备力量，其法律意识的培养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高职院校大学生作为我国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促进这一群体法律意识的培养同样重要。
一、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学者们对法律意识的内涵研究呈现出一种从简单的对法律水平的关注发展到对法律意识中的非知识因素如法律情感、法律信仰等的研究上来。本文基于学者们对法律意识的研究成果，认为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体；内容包括人们的法律知识、法律思维方式、法律情感、法律意志、法律态度、法律信仰，以及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内容。
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法律意识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又有着区别于一般社会群体的自身特殊特征。正是这种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法律意识内涵上的特殊性使得研究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变得极为重要。
（一）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呈现片段性
在整个三年学制中，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只在一年级较为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学习的途径还仅限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一门课程，而该教材的法律基础课大约只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法律知识的讲授还未及展开就草草收场，授课教师们多疲于赶进度，传授的也仅仅是抽象化的概念。也就是说，我国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系统解除法律知识的途径非常有限，使得他们法律意识的培养片段化、碎片化。
（二）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缺乏主动性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属于专科层次，它们大多由过去的中专、职业高中升格而来，在高等院校序列中，位居末席。高职院校在高考中录取分数线不高，连年扩招更使“门槛”设置愈低，客观上导致高职院校大学生综合素质偏低；而这个阶段的高职大学生，刚刚摆脱高考的压抑，又还未感受到社会生存的压力，所以许多同学没有树立明确的学习目的，这部分同学几乎很难参与课堂学习，在接受法律教育时，心智的参与程度也很低，失去了在高职三年唯一能全面、正确掌握法律基础知识的机会。这使得对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相当被动。
（三）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朴素性
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对法律的认识带有片面性，他们对法律的感知很多是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网络的点击留言、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感同身受而得到的，他们对法律是否公平正义往往带有人云亦云性，或者仅仅用自己内心的道德观念去评价。因而他们的法律意识处于较低和或日较朴素的层次。
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所处的阶段正是他们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成熟和完善时期，这个阶段他们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和发展性，一旦脱离这个过程，他们对法律的相当朴素的认知、情感、信仰等都已固定下来，再去培养他们良好的法律意识难度相当大。正是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我们通过分析这一阶段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内涵，认识到在这个过程培养、塑造良好法律意识的重要性。
二、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校园法制教育取得巨大成功，但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仍然较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法律知识的知晓度较低
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虽然零散学过一些法律知识，但整体法律知识水平仍然较低。我国高职院校只在大一开设了《思想道德修业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该课程法律基础部分课时极为有限，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让学生获得整体的法律基础知识非常困难。而且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大多也只重视专业课，轻视法律基础课，上课无精打采，考试敷衍了事。在这种主客观因素联合作用下，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不太可能有较好的法律知识水平。
（二）欠缺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
高职院校是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给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一些法律的基本规范和知识，纵观此教材的法律基础部门，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向大学生们教授一种守法教育。守法教育是法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仅仅强调守法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也不利于培养出具有现代法律意识的人才。因为守法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视野是传统的法律工具主义倾向和法的义务本位观念的表现。在现阶段的法律教育中，既要加强守法教育，也要让大学生树立一些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例如权利本位的理念，程序公正的理念。
（三）对我国当代法律评价失当
法律评价是人们建立在自身法律知识和法律理念基础上的对于法和法律现象所作出的评价。正确的法律评价建立在丰富的法律知识和理性的法律理念上。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由于自身法律知识不足，又因其身心发展阶段还处于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阶段，他们对我国的法律评价存在一定的错位和失当，部分大学生过分夸大我国法律不健全和法制建设的困难这一方面，从思想深处蔑视法律的作用。
三、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一）落实依法治校，营造学校法治环境
高校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是大学生身边的社会。在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高校要坚持落实依法治校，让大学生感觉到法就在身边，自己就在法中。
首先，严格校园纪律，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师生言行举止，将学校各项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其次，开展法制教育，针对不同年龄、专业的大学生的不同心理、生理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教育，树立大学生信法、守法意识；最后，邀请法官等法律从业人员进校园宣传法律知识，举办法律讲座。
（二）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培养健康法律心理
学者们的大量社会学研究显示，大多数人不是因为法律的强制性而守法，而是由于道德习惯而守法。因此要培养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就离不开思想道德观念的教育和培养。在校园里多开展校园文化建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提高大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远离违法犯罪。
法律心理是低级阶段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现象认识的感性阶段。它直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法律生活相联系，是对法律现象自发的、系统的反映形式。积极健康的法律心理能够让大学生克服偏激心理，对法律现实、社会现象进行更全面、客观、准确的分析。对于大学生某些消极、破坏法律心理的出现，要及时安排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教师开展心理咨询服务，解决学生日常生活学习中的一些心理问题。
（三）积极探索法制教育新模式
教育是高职院校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种方式。唯有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育方式方法，丰富完善教育内容，才能提高大学生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树立起良好的法律意识。
第一，高职院校教师应当与时俱进，改变过去传统的对法律基础知识点、抽象法律原则概念的传授，把重点放在良好法律意识的培养上。法律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让大学生背得全部的法律概念，熟悉全部的法律条文，而是让大学生们把知道的法律知识内化为内心的法律信念、法律信仰，从而自觉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用法、守法、遵法、护法的行为。
第二，我国现在的教育方式，大部分是理论灌输式。老师在课堂上讲述一个正确定义，学生们把正确定义背诵下来。这种死板的教育方式对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阻力大于推动力。因为法制教育的主要目的不是让大学生背得法律概念、法律条文，而是学会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法制教育最讲究一个“活”字，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美国高校的法律教育多采用“苏格拉底式教学方法”，即师生双向以对话的方式平等交流，剖析案例，争论案例，最终达到以案讲法，以案学法，法为案用的目的。虽然我国与美国分属两大不同的法系，但他们课堂上的让学生更主动，更积极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第三，我国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获得法律知识的途径较为狭窄，仅仅是在大一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一门课程。该课程法律部分课时少，但法律部分内容庞杂，若照本宣科似的从头至尾完成所有的法律知识教学任务，学生即便非常认真地学习也仅能得到一些浅淡的法律知识而难以有培养良好法律意识的机会，这显然与我们的教育目的是相违背的。所以，一方面需要社会和高校对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加大重视，另一方面，在实践教学上，要优化整合教学内容，不局限于教材，注重培养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权利意识和程序意识等现代法治意识。须知法律意识的培养讲究一个“润物细无声”，法律知识仅为工具，其目的是使具体的法律知识内化为每个大学生的法律精神，这样才能培养良好的法律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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