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是县行政区划范围内的经济总和，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古语云：“郡县治，天下安”。发展县域经济对推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至关重要。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壮大县域经济”的发展战略，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县域经济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地区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县域经济水平的差异也是造成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西藏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体的，自身积累能力不足，发展缓慢的西部边疆落后地区。研究和发展县域经济，提升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对缩小与发达地区及西部兄弟省市的差距，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都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一、西藏县域经济发展历程及现状 （一）西藏县域经济发展历程简要回顾 西藏县域改革首先从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入手。1979年至1984年，主要贯彻中央召开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免征农牧业税，休养生息。1984年以来，在农牧区实行“两个长期不变”政策。调整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极大地调动了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各县在坚持“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前提下，摸索出一些适合本地特点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方式。 1989年10月中央及时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专门研究西藏问题，形成了十条意见，中央这次会议，对于纠正西藏工作一度在认识上和实践中出现的偏差，对于稳定局势、安定人心起了关键的作用，从根本上扭转了西藏局势，使西藏工作步入正确的轨道，实现了新时期西藏工作历史性转折。 1994年，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深刻指出“决不能让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也决不能让西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会议明确了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方针，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战略任务。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提出“按照总体上与全国框架一致、体制衔接、积极稳妥、循序渐进、适当变通”的原则，着眼于建立市场经济新机制。并对西藏的进一步发展，采取新的优惠政策和特别的扶持措施。 2001年，中央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总结了西藏工作的成就和经验，分析了新世纪初西藏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促进经济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促进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的历史任务。使西藏县域经济迎来了又一次大发展。 通过20多年的改革，乡镇企业不断发展和壮大，并带动了工业、建筑、运输、商业、服务业的兴起，城乡经济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乡镇企业的发展使社会分工体系不断完善，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有效地改变了农牧区单一的经济结构，走上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推动了农牧区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轨，使县域经济基础不断加强和巩固。 （二）西藏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西藏现有72个县(含县级市，不含市辖区)，其中包括农业县、牧业县，半农半牧业县、边贸县等区域经济类型。县域经济在西藏国民经济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2001年，全区总人口为253.7万人，县域人口为239.43万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94.4％；全区GDP138.73亿元，县域GDP为130.97亿元，占全区GDP总量的94.4％。全区工业增加值11.03亿元，其中96％以上是县域工业增加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西藏县域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藏县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75元上升到2001年的5300元左右，增长了14倍多；农牧民人均纯收人也由1978年的175元升至2001年的1404元，增长了8倍多。纵向比较成绩显著，横向比较差距较大。1999年，全国2109个县中，GDP超过100亿元的共有59个，其中广州南海市GDP达到306亿元，江苏江阴市达到300亿元。GDP超过50亿元的县共有270个，西部地区有19个县，仅占总数7.3％；GDP超过20亿元的县东部沿海省市占71％。按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十等份分组，在竞争力最强组中，西部地区的县占5％，东部地区占80％，中部地区占15％；竞争力最弱的组中，西部地区的占81.7％。东部地区占4％，中部地区占14.3％。2001年全国县域经济的平均规模为：GDP平均为26.2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平均1亿元。西藏阿里地区7县财政收入总额仅为0.28亿元，那曲10县财政收入总额为0.46亿元，昌都11县财政收入总额为0.51亿元，山南12个县财政收入总额为0.69亿元；日喀则18县财政收入总额为0 .76亿元，林芝7县财政收入总额为0.54亿元，所有的县远远没有达到平均规模。壮大县域经济、提高县域经济的综合竞争力，已成为西藏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西藏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分析 县域经济活动涉及到生产的各个环节，与其地理特色与地理区位，历史人文，特定资源相关联。因此研究和发展西藏县域经济，必须找准西藏县域经济存在问题的根源。我们认为西藏县域经济最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藏县域经济竞争力差 1、西藏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客观制约因素及其分析 西藏县域经济发展的客观制约因素突出为：一是基础设施落后始终是制约西藏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二是县域市场发育严重不足，市场经济难以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三是环境约束是西藏县域经济发展的棘手难点；四是政策因素导致发展的不平衡。 （1）基础设施是制约西藏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 经济发展必须以基础设施的充分供给为前提条件。基础设施的供给充分，有利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促进经济规模的形成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经研究指出：基础设施能力是与经济产出同步增长的，基础设施存量每增长1％，GDP就会增长1％。中央第三、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有8亿资金投入县域基础设施建设，使县域基础设施得到了较好的改善，但基础设施建设远远不能满足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截止目前，西藏公路密度仅为1.8MK千平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12.8的1/7；年发电量270千瓦时，人均装机量仅有135瓦，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和57％；乡镇和行政村通电率分别为32.31％和20.63％，远低于全国98.31％和97.77％的平均水平；农牧区70％的乡村不通电话” （2）市场体系不健全，难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西藏社会脱胎于封建农奴制社会，社会经济形态发育程度较低。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经济发展较快，但受主客观因素制约生产力仍处于初级阶段低层次水平，农牧民生产经营方式落后，市场发育不足，农畜产品市场化率很低，大量的剩余产品滞留在农牧区，农牧区各种生产要素不能流动，谈不上合理配置，潜在的资源优势得不到开发利用，无法转化为经济优势，经济学家所谓“富饶的贫困”在西藏县域发展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3）自然环境是制约西藏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阻碍了西藏与外界的接触，形成了相对封闭的“高原圈”。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加大了县域基础设施建设的难度与费用，同样也加大了招商引资的难度。此外政策、各种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人治色彩浓于法治色彩，更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 2、影响西藏县域经济竞争力的主观原因分析。 （1）县域经济主体农牧民竞争力差，主要表现在：一是观念落后。由于历史上延续至今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断滋生随遇而安、知足长乐、得过且过的观念和行为，人们缺乏接受新事物的愿望和能力，“等、靠、要”思想严重。二是文化素质低下，市场竞争意识淡薄，商品观念不强。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农牧区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文盲比例高达54.24％，未上过学的农牧区人口占52.96％，而小学文化程度就占34.58％，县域经济竞争主体农牧民文化、技术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不高，造成成本过高缺乏竞争力。 （2）县域自身积累力不足。西藏社会发育程度低下，社会分工不发达，商品率和市场程序较低，储蓄率和投资率低下影响资本的形成，进而导致县级财政自身积累能力弱，GDP增长缓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认为：市场的力量通常是倾向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间的差异。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区按市场原则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缪尔达尔的“回流效应”。 （二）产品结构不合理、小生产与市场矛盾突出 根据西藏县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情况，我们认为产品结构不合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是当前县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中最突出的问题。 1、农牧业产品结构不合理。种植结构单一，种植业内部“粮、经、饲”种植比例不协调，粮食作物种植比例高达85％，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种植比例只有15％。畜牧业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为，良种畜比例严重偏低，牲畜出栏率低、饲养周期长、周转慢，导致畜产品供不应求，如当地居民所需酥油主要由青海及四川藏区等地供应，城市居民的奶 类主要依靠内蒙和新疆。 2、农牧业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突出。随着农牧业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农牧业规模小、起点低、发展慢、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矛盾日益突出，按照西方小农20公顷的划分标准，西藏农 牧民家庭经济属于小农经济的范畴，按照亚洲3公顷的划分标准，也属于小农经济。西藏大部分耕地分散在农户手中，由于生产规模小，使农牧业生产要素的配置不尽合理，不能使农牧产品产量超过损益均衡点以上，进而导致农牧产品成本上升，收不抵支，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 （三）政策的制约因素分析 政策制约因素反映在，一方面中央给于的许多特殊优惠政策没有用好用足。另一方面却表现在西藏各级政府重视宏观上大的规划、往往忽视县域规划、各县各自为政、自行规划或缺少规划，干部行为短期化。县政府职能转变慢。一些县重规划，轻落实，“缺位”和“越位”现象时有发生。 “地广人稀”使西藏县域经济难以形成规模。“地广人稀”是西藏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西藏的土地面积为122.8万平方公里，人口253.7万人，人口密度为 2.07／平方公里，远远低于全国124／平方公里。人口与土地面积相比得出的人口密度指标很低，人口经济密度的指标显然更低。“过疏”的人口状况必然导致三个结果：（1）西藏绝大多数人口分散在广阔的农牧区，城市化率低；（2）西藏产业布局处于分散的状况，县域之间缺乏连动性；（3）西藏的农牧产品大多数是自给自足的，商品率低。 三、西藏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针对西藏县域的特性以及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要采取如下对策加快发展县域经济： （一）增强县域经济竞争力 1、加快对县域能源、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建设要统筹规划，合理安排。提高乡镇、行政村的通达深度和通过能力。强化能源建设。加快无电县电站建设，搞好农牧区电网建设，扩大电网覆盖面。适度超前发展通信业。 2、积极实施“科教兴县”的战略。一是要千方百计地保证教育投人；二是要加大发展六年义务教育，加快扫除青壮年文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三是要加强技术骨干的培养、实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在此基础上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发挥其示范和带动作用；四是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一批德才兼备的科技人才前来创业，同时，用好县域科技人才，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3、全面整治和优化投资环境。营造“亲商、和商、安商”的良好县域投资氛围。要降低市场准人门槛，放宽投资领域，改善服务，进一步启动民间投资，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引进外来投资，形成全方位的融资格局，为县域财政注入活力。 （二）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 1、调整农牧业种养殖结构。加快推进种植业“粮、经、饲”三元结构的形成。把畜牧业结构调整与落实草场责任制结合起来，优化畜群、畜种结构。加大出栏率、加快周转。 2、建立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产业化体系。各县应从实际出发，以资源为基础、以国内国际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龙头、大力发展各类商品生产基地。着力推行“公司十基地”或“公司十农场”的新型生产经营模式；大力实施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差别化战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3、立足县域比较优势，合理开发利用优势资源，培育和发展各具特色的支柱产业。加快农牧业区域布局调整，推进优势和特色农牧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4、加大龙头企业的培育力度，把它作为农牧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认真研究、探索和制定扶持龙头企业发展的政策，坚持多途径、多方式，不分地区、行业和所有制限制，本着谁有能力谁发展，谁当龙头扶持谁的原则大力扶持和培育有竞争优势和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发挥龙头企业开拓市场、引导生产的作用，推进农牧业产业化的加快发展。 5、发展订单农业，逐步建立和完善规范有序的中介组织体系，壮大民间运销大户和农民经纪人队伍。支持发展农牧业专业大户、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中介组织，提高农牧民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 （三）各级政府要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 1、中央政府要加大对县（市）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省、市建设资金、国债资金用于县乡的比例，援藏项目上重点向县域倾斜，加强县乡交通、水利、环保、通信、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 2、县级政府要尽快转变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提高政府能力。 > 3、加强县乡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一是要选准、配强县乡党政正职，优化县乡领导班子结构，提高领导班子中熟悉经济工作成员的比例。二是要保持县乡干部队伍的相对稳定，避免干部行为短期化。三是加大县乡干部培训力度，定期安排县乡干部到发达地区挂职锻炼，拓宽干部视野，提高干部自身素质。 （四）加快小城镇建设，带动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小城镇是该区域经济、政治、文化、交通、教育、科技、通讯的中心，对周边乡村经济发展县有积聚、带动、辐射的综合功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过疏”问题。按照交通枢纽、旅游资源、资源开发、经济中心的总体要求，分批投资建设，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五）发展特色经济，发挥比较优势 依托资源条件，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展特色经济。树立“不求其多，但求其特”、“不求其全，但求其佳”的特色经济观念，大力发展特色经济：（1）林下资源经济县要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生物产业和绿色食（饮）品业，重点抓好绿色食品的科研和开发，大力发展高原食用菌、红景天、人参果等具有高原特色的绿色食（饮）品开发基地、生产基地，形成一定的加工能力和品牌效应。（2）农牧业资源经济县要依托特色农牧资源，大力发展耗牛、优质青棵等农畜产品深加工、延深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同时积极引导和帮助农牧民按国际标准组织生产，科学用肥，安全用药，从源头上保证农畜产品质量安全。要抓住国家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的有利时机，加强农畜产品检验检测设施建设，按照“统一标准、统一检测”的方向，尽快理顺管理体制，建立市场监管制度和检测制度，保证农畜产品的质量安全。（3）城郊及公路沿线经济县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先导，以效益为中心，以增加农牧民收人为目的，结合实际，把青棵、蔬菜、花卉、藏医药、饲料、牛羊肉乳、牛羊绒等产业确定为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和产品，集中资金和力量，加快发展。（4）旅游资源经济县要加快发展旅游业。围绕独特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深度开发旅游资源；以风格独特、层次丰富的旅游内容，吸引并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旅游需求；尽量在满足需求，创造需求方面作好文章；同时要仔细研究国际旅游业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区的旅游产品的组合，形成观光、探险、休闲、度假齐全的大旅游产业体系，努力提高县域旅游供给的质量层次和内涵
尽管如此，河北产业集群仍不成熟，有待进一步发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产业集群优势不明显。尽管河北省目前已发展了不少地区产业集群，其中一些产业集群，如清河的羊绒等发展良好，在同行业中占据优势，但全省范围内的众多产业集群中，像清河羊绒这样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在同行业占主导地位的大型产业集群并不多，很多地方产业集群优势不突出，与发达省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有一些地方也没有把产业集群发展作为发挥产业优势、提高市场竞争力、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来抓，对产业集群的发展缺乏必要的引导和扶持。
2、产业集群内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目前不少产业集群仅仅是众多生产同样产品的企业的简单集中，产品雷同，没有形成专业化分工，大量“小而全”的企业在同一个集群中阻碍了产业链的延伸并危及集群自我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同时集群内企业产品的关联度也较低。这样的产业集群不能体现出企业间合理竞争和分工合作的优势，无法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3、企业缺乏技术创新能力。目前各产业集群内的大部分企业规模小，实力有限，管理人员素质低下，技术条件薄弱，有的企业甚至生产方式落后，普遍缺乏技术创新和开发能力，经营业务比较单一，产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利润不足，进一步制约了其技术提高能力。而且，企业与学校、科研机构的联系不紧密，获取和吸收新技术的能力弱，得不到有力的技术支持，仅仅是维持简单的生产操作。
4、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由于产业集群发展的时间较短，很多产业集群缺乏相应的中介服务组织，社会化服务网络不健全，从而阻碍了产业集群的发展。中介组织是保证市场经济顺利运转的剂，也是中小企业集群正常运作的支持系统。目前河北省产业集群中中介组织缺失或发展不完备，不能有效地为产业集群内生产、经营业务的开展提供服务支持。
5、政府职能定位不准确、行为不合理。有些地方政府对于本地的产业采取地方保护主义，限制本地产业集群与外地产业的竞争，扭曲了地方生产系统的合理运行机制，不利于产业集群竞争能力的提高，也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过于重视本地大型企业的发展，忽视中小型企业所构成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活力，缺乏对其的必要支持。有些地方政府在构思产业集群的产业结构、建构中介服务体系、建立劳动力教育培训机构等方面缺乏周全的规划和有效的行动。忽视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规律，不善于从专业化分工和市场细分中发现机遇，引导和培育本地经济特色，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缺乏横向整合，使资源无效配置和浪费。
加快发展县域经济，使之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适应，需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整合、配置当地优势资源，推动中小企业本地化的分工和协作，促进企业集聚，培育特色产业，形成有竞争能力的地方产业集群。这要求我们从多方面做好工作，推动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
一是培养产业集群内企业的创新能力。（1）企业应当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对员工进行培训，提高员工个人的技能，并努力提高整个企业的创新能力，积极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促进企业R＆D活动的开展，提高产品的附加值。（2）注重企业家群体的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对于企业乃至整个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产业集群的发展中应当促进集群内企业家的相互联系、共同学习，给予企业家获得培训的机会，不断提高其个人素质和经营管理的能力，为企业的发展创新起到带头人的作用。（3）加强产业集群内各企业同学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完善技术成果转化机制，积极探索市场需求，适应市场的变化，不断应用新的技术开发新的产品，切实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推进整个产业集群的优化升级。
二是加强产业集群内的产业分工，推动企业间的协作。（1）加快产业集群内重点企业的上下游及侧向产业链的配套建设，形成能有效提高竞争力的产业配套体系。集群内各企业要加强在业务上的合作，大企业可以将一部分业务转包给其他小型企业，以突出自己的专业性优势，并带动集群内其他企业的共同发展。（2）着力于催生小企业、开发新岗位，拓展产业链条，促进专业化分工协作，支持在产业集群中建立创业辅导中心，向企业初创者提供政策咨询和服务，解决初创阶段的突出困难，提高创业成功率，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壮大。（3）加强自助机构的建设，通过自助机构提供研究与开发、市场营销、游说、劳资谈判、产业论坛等服务，促进企业共同发展。自助机构在必要时提供了单个企业无力提供或不愿承担的、具有外部性的服务，在日常经营中可降低交易成本。
在探索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中，尤其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服务机制的探索上，商会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商会古已有之，在当今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随着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高度集中统一的利益格局已不复存在，各阶层之间利益日趋多元化，亟待需要有一个既能上下沟通、协调关系，又能维护行业利益、加强行业管理、促进行业公平竞争、和谐发展的有效组织居间服务，商会则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被赋予新的职责，成为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以往商会研究多集中在全国性的大商会，对县级层次的商会研究有待深入。本文将以高阳商会为例，通过其对高阳织布业的推动作用的研究来对商会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进行探讨。
近代高阳是北方三大棉布集中产区（高阳、宝坻、潍县）之一，是“华北土布的中心区”，然在高阳织布业改组勃兴的过程中，高阳商会充当了当地农村经济近代化总设计师的角色，创造了中国近代农村织布业史上的奇迹。
高阳商会成立于1906年8月，是在20世纪初洋布行销华北各地，土布无法与之抗衡，高阳织布业面临重大打击的背景下成立的，商会自成立至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商会解散，历时31年，在这期间，作为一个民间的工商界团体，以“讲究商理、开通商界，为第一要义”，正确行使其职能，在保护高阳工商业者利益、繁荣高阳织布业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推广先进生产设备，推动织布业产业改进升级。
商会成立伊始，便积极投身到拯救土布产业的队伍中，首要做的便是找出土布不敌洋布的主要原因。
经过认真比较逐步认识到生产设备落后、工艺不精、布匹规格质地不合市场需求是土布不敌洋布的主要原因，随后商会派人到天津购回铁轮机并全力在全县推广，实行“撒机制”，即“联合各布庄筹集资金，向天津购买大批织机，规定贷机并领纱布之办法。凡熟悉织布新法而无资本者，均可托其村中素有信用之殷实住户，向布庄担保，先交机价一半，领取织机与棉纱，从事织布，下余之一半机价，候织出布后，以其所应得之手工扣抵”，并“由各商购进本国线纰，令织户按斤领线，每集按斤交布，按市价给与手工”，撒机制使“贫户不用资本而能纺织，各商收布不用担负而有售主，商民一体，风气渐开，民皆鼓舞”，铁轮机很快得以推广，并且“打破高阳布几百年来缓慢而平稳发展的格局，使高阳布的生产和销售进到一个新时代。他不仅使高阳布的生产和销售跨进到一个新时代。他不仅使高阳布的生产，由原来的家庭副业性质跃升为织布手工业，也使其迅猛发展，以至出现了一个高阳布业上空前的繁荣时期。”铁轮机的引进，“撤机制”的实行，是商会为促进高阳织布业发展做出的最直接的推动作用，其后经过织布技艺的改良，高阳织布业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可与洋布开始竞争，抵抗洋布对市场的侵夺。
二、完善激励机制，提高土布质量，维护品牌，开拓市场
织布的效率提高了，就要开始加强对土布质量的加以严格把关，提高质量水平，以利于高阳土布开拓市场。商会于1910年7月开办工艺研究所，它的主要业务是“研究布匹格样，品评布质”。每月初一和十五召集商人各携收布账册到所，汇报所收布匹数目及织户手工优劣，并一一记录在册，以供品评。对于品质优异的则予以奖励，通过奖励先进带动后进，提高整个高阳土布的质量。
除此之外，商会还为打击不法商人的假冒行为和税关厘卡的勒索行为，设计了代表高阳土布的“凭照”，并自行通报各关备案，由各关抽“凭照”查验真伪，进行收税。此“凭照”其实是代表高阳土布的一种商标，“凭照”的实行进一步提高了高阳土布的知名度，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为开拓市场，商会还多次携土布参加各种形式的展览会，使“高阳土布”声名远播。三、向政府争取裁厘减税，维护商户利益
高阳商会作为民间商会组织，虽经政府批准成立，但它更多是代表个商户的利益。民国年间社会动荡，工商业难免会受到政府、军队的欺压，高阳商会对此则是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申诉，最大限度的维护各商户的利益。
政府中主要是税务部门与各商户的关系最为密切。1922年6月直隶税务局为加重工商税收于各地设立统税局，对此高阳商会的代表参加了直隶各县北洋政府，要求撤销统税局的活动。1924年高阳由于遭受水灾，棉纱涨价，天津税局趁机对高阳土布征收“二五”附加税，对此高阳商会代表联络64县的商会代表在原高阳商会成员，现任直隶省商会会长张兴汉、全国总商会副会长杨木森的带领下直接与北京政府财政部交涉，最终取得成功，财政部令天津税局退出多收税款，但天津税局已退不出现款，就以天津市三条石东口“大王庙”周围一片空地抵充退款，高阳商会就地盖起了“天津高阳商帮会馆”，成为高阳各商户驻津购纱、售布、交易和沟通市场信息的场所。
四、兴办实业教育，培养专业人才，满足产业人才需要
高阳织布业起始于家庭手工业，随着规模的扩大、技术的提高，形成较大的产业后，人才的缺乏必然成为其发展的瓶颈，庆幸的是高阳商会一直对培养专业人才比较重视，满足了高阳织布业迅速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从人才上保证了其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说引进先进生产工具、推广技术给高阳织布业以最直接的推动作用，那创办职业学校、培养专业人才无疑为高阳织布业能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商会成立之时，建立者们就已意识到培养“商业人才之培养尤不可缓”，限于条件先是“以各商家学徒为学生，聘公正士绅为教习”，开办夜校，随着人数的增多、规模的扩大，商会于1907年又“修建讲堂五间，教习宿舍三间”，改夜校为初等预科学校。1910年2月，初等预科学校扩充为中等商业学校，并定名为高阳甲种商业学校。
甲种商业学校已经是一个非常正规的学校了，由著名的饱学之士李晓冷担任校长，学校章程完备，分预科、本科两种，学制均为三年，所设课程已非常有现代课程的特点，既能突出专业特点，又能兼顾基础知识，如其开设的课程商品学、经济学、商业簿记、商事法规、中国文学、外国语、商业道德、商业实践、体操等。
甲种商业学校后来又经过扩建，1928年商会将学校改为高阳私立职业学校，并对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新增加了提花机操作与维修、印花、染轧等适应当时蓬勃发展的高阳织布业的需要。从1927年到1937年职校先后共培养了400多名毕业生，他们多成为高阳织布业的骨干力量，为当时腾飞的高阳织布业及时的提供了专门人才。
高阳商会自办夜校至职业技术学校，共培养人才数百名，这些人有专业知识，弥补了高阳织布业发展中人才的匮乏，这些经过正规教育的新型工商人才，经过实践的锻炼，成为高阳工商界的顶尖人才，如同和工厂经理苏秉璋、恩记工厂经理李恩波、本生和布线庄经理韩相奎等。
[论文摘要] 县域经济是行政建制经济，是区域经济的组成部分。至今，县域经济研究已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研究的内容涵盖了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各个环节和方面，县域经济研究虽取得了不小成绩，但对县域经济的研究仍还处于探讨阶段。
一、县域经济研究的发展阶段
县域经济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更有行政建制经济特色。以往县（市）作为行政建单位，虽也提出发展县（市）经济，但明确提出发展县域经济却是近几年事情。根据县域经济研究的进展，县域经济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萌芽时期（1978年～1985年）。十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我国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往被忽视的县域经济的也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这一时期，县域经济研究却还处于萌芽时期，各方面特别是理论工作者对此关注得比较少，主要是各级实际工作者为了本县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一些对策建议等，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
二是成长时期（1986年～1991年）。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经济建设力度的加大，胡福明教授于1986年撰写出版了《中国县域经济学》，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我国最早出版的县域经济方面研究的专著。它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县域经济的研究正式确立。县域经济作为区域经济的一个分支正式发展起来。《中国县域经济学》发表，标志着中国县域经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由于当时我国还在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基层的县域单位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因此，关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也不多。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对区域经济研究的比较多，而对专门研究县域经济的则相对较少。既是有相关方面的文章也主要是工作计划、工作要点等之类的文章，缺少理论深度。主要研究成果就是199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由孙学文等著的《中国县经济学》，这本书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反映了当时我国县域经济研究的情况。
三是快速发展时期（1992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发表，到下半年中共十四大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正式确立。经济发展实现了由计划到市场的突破，县域经济的发展也迎来新的时代。伴随着快速发展的发展县域经济，县域经济研究也步入一黄金时期，县域经济研究在全国得到了重视。先是一些实际工作者结合工作实际写出了一些研究县域经济的文章。一些理论工作也参与到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发表了一批文章、出版了一批专著。1993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又出版了由王长远主编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一书。199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谢自奋、凌耀初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这是继胡福明的《中国县域经济学》后的又一全面研究县域经济发展的专著。1997年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高级经济师王占国的研究专著《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是这一时期县域经济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这是全国第一部研究边境县域经济发展的学术著作。”199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王铮等著的《走向县域可持续发展》；2001年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朱舜的《县域经济学通论》和王怀岳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实论》等两本专著；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熊跃平著的《县域经济发展理论、模式与战略》。据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搜索，从1994年到2002年之间就发表文章2000多篇。各期刊、报纸、网站也纷纷开辟“县域经济”专栏，经济日报还办一个县域经济专刊，并办了一个县域经济网。经用“百度”搜索工具检索，网上共县域经济类网站10多个。宁夏、河北、湖北等一些省区还召开了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研讨会。可以说我国县域经济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代。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谈到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时，第一次非常明确地提到了要“壮大县域经济”。此前，尽管在党和政府的文件报告中，也曾多次使用县（市）经济这一提法，但明确使用县域经济这个概念这还是首次。这是党和政府对理论界、实践界的多年研究的成果的认可，这必将促进县域经济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二、县域经济研究中的成绩与问题
通过对有关县域经济研究方面文献、专著的研究，我们发现，前一段时期我国县域经济研究取得了不小成绩，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得比较全面，所发文章和专著几乎涉及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二是研究队伍比较庞大。由于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基层单元，对这一经济领域的研究既有县乡一级的实际工作者，又有专门的理论工作者，有领导干部，有经济学家，有工人、农民、学生等，研究队伍很是庞大。三是研究进展比较迅速。从1986年胡福明发表第一本专著到现在，仅有10多年的时间，大规模的研究也只从近几年才开始，但发展很快，出版了一批专著，发表了不少有理论深度的研究文章。
我国县域经济研究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低水平重复。虽然从总体上来看，发表的文章比较多，但大都是一些工作计划、工作总结之类的文章，造成一些措施、对策相似也在所难免。由此带来大量文章的低水平重复;二是理论性不强。文章缺乏理论深度，只是停留在表面，浮光掠影，没有深入。2000年以前的文章这种情况表现得特别明显;三是定性的研究比较多，定量的研究比较少。县域经济的研究在我国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处于发展阶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更多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的参与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县域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三、县域经济研究的发展方向
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的重要论断，即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这一重要论述，是总书记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实践出发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主题的展开和深化细化具体化，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这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我国县域经济研究要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不断地拓宽县域经济的研究的“面”和“点”。比如，由于县级区域经济增长的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县域经济投入产出的效率还不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还不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些是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难以避免的，有些则是由于发展观的偏差所导致的或者所加剧的。因此，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迫切要求我们县域经济工作者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县域经济经济发展建立在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上，建立在人口数量控制和质量提高的基础上，建立在资源节约的基础上，建立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建立在生态改善的基础上，促进县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全面提高。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也是适应新阶段的新任务、新环境和新条件提出来的。县域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县域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县域经济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地、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新任务，是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就要求从过去那种侧重于解决县域经济温饱问题、偏重于沿海地区发展、偏重于经济建设的发展观，转变到更全面、更高层次、更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发展观上来；必须以和谐社会理念，回答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和协调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特别是解决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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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长远:县域经济发展战略[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关键词：县域旅游；研究内容；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3-000-03
一、引言
在我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格局中，县域旅游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旅游目的地范围更大的市域、省域乃至全国游相比，县域旅游的资源、要素配置等具有突出的相似性，较易塑造鲜明的旅游特色与旅游形象；与旅游目的地范围更小的乡村、景区旅游相比，县域旅游依托的县级行政区划作为一个相对完善的整体，能够极大的满足旅游者度假、休闲、购物、聚会、养生、会议等全方位需求。在我国，县域旅游资源丰富，而且规模适当、功能完备的县域特点决定了县域旅游既能达到一定规模，同时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易于操作性[1]。
我国学者对于县域旅游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经过近20多年的研究，内容逐渐丰富，视角逐渐多样。本文重点搜索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士论文数据库及中国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收集了百余篇研究县域旅游的论文，通过对这些论文的纵向梳理，能够客观认清我国县域旅游研究的现状，深入剖析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以期为我国县域旅游实践和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理论指导与参考。
二、县域旅游研究主要内容
1.县域旅游经济研究
在新常态下，县域旅游作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因其突出的经济拉动效应已经成为调整优化县域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因此，如何将县域旅游与地方实况结合起来以真正实现经济的发展，成为了现阶段学界关注的重点。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从县域旅游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着手，进而提出解决对策与建议。如徐文燕针对黑龙江省县域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的竞合模式[4]；陈洁等比较分析了焦作云台山景区与其他景区、阐述了焦作各县具有后发优势的景点，为其他县域旅游业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5]；杨杰等则提出了发展肇庆市山区县域旅游经济的相关举措[6]；陈建设等以国家重点风景区、4A景区为视角分析了当前我国民族县域旅游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7]；李雪峰等论述了阿尔山特色县域旅游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不足并进行了探讨分析[8]。此外，徐飞雄等从县域空间完整与否、地域空间、合作内容等方面探讨了我国县域旅游的经济合作模式[9]；郭鲁芳则通过对杭州地区二县市（淳安县、临安市）旅游经济制度变迁的实证考察，剖析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县域旅游经济制度的变迁情况，阐述了影响其变迁和创新的因素，并指出了县域旅游经济制度变迁和创新的紧迫性和必要性[10]。
可以看出，现阶段关于县域旅游经济的研究大多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研究方式较为单一、成果也极为有限。
2.县域旅游产业研究
从理论上讲，县域旅游因历史、文化等因素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实际上也不外乎是单一景区、有限的旅游产品链和门票收入的“三一经济阶段”[11]。因此，如何改变单一的县域旅游产业结构、延长旅游产业链以及制定相应发展战略，也是不容忽视的重点。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关于县域旅游产业的定位，徐勤飞根据旅游产业在不同阶段的任务，提出对县域旅游产业进行基准性和前瞻性定位、制定发展目标并选择发展模式[12]。关于县域旅游的产业集聚，林邡分析了影响县域旅游产业集聚的因素并提出了“品牌驱动、政府推动、市场拉动”的“三动”发展策略[13]。关于县域旅游的产业链，赵磊等研究了旅游产业链的延伸与县域旅游地之间相互耦合的内在关系[14]；而林轶等以产业链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基于品牌整合的县域旅游产业链模式[15]。关于县域旅游的产业发展，唐代剑以浙江海宁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刺激旅游价值中枢神经、建设人性化拳头旅游（景点产品）及加大主体形象促销力度等三点建议[16]；吴晨等运用后发优势理论，从后发优势分析和发展对策探讨两个方面构建了休宁县旅游产业发展框架[17]；李纯蛟以西充县为例探讨了县域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18]；黄勇指出要按照“大旅游”的新思维来调整县域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环境、城建布局，以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19]；王赞新比较分析了武陵源区、凤凰县、永顺县三地旅游产业发展模式，以探讨县域旅游产业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和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相对强弱 [20]。
由上观之，现有研究大多从个案研究入手，缺乏对县域旅游产业纵向的深入梳理及横向的比较研究。
3.县域旅游规划研究
目前，缺乏整体规划已成为我国县域旅游发展的常态，稀少的现有规划也存在着业态雷同、目标市场单一、主题索然无味等问题[21]，这对县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学界研究的重点涵盖县域旅游规划问题。比如，王群等以庐江县为例，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探讨了居民旅游感知对县域旅游发展规划的重要作用，构建了县域居民旅游感知因素研究框架 [22]；丁娟等指出小范围的行政界线对旅游规划的制约、客源的市场分析等特有问题，在经济欠发达县域的旅游规划中也是颇为重要的[23]；肖玲阐述了饶平县旅游规划的指导思想、定位、发展思路和目标、发展空间等问题，认为这也是县域旅游规划中必须重点把握的[24]；张述林等深入分析了跨县域旅游WRS结构系统的运行机制以及影响该系统构建的物理、事理、人理等因素，提出了跨县域旅游WRS结构系统的开发建议[25]；杨瑞霞总结了普遍适用的县域旅游规划编制原则，提出了打造核心竞争力、以市场为导向和加强支持系统建设等县域旅游发展规划思路[26]。
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基本上涵盖了县域旅游规划的方方面面，包括规划编制原则、规划具体内容等各个角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4.县域旅游开发研究
与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相比，县域旅游受制于当地区位、资源、资金、政策等因素，呈现出诸如缺乏深度开发、基础设施不完善、产品定位不准确、市场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等问题[27]。针对此现状，学界予以了重点关注。首先是对县域旅游产品的研究。章杰宽采用SWOT分析方法，提出构建洛川县五大旅游产品体系[28]；孙振鲁等构建了与昭平县旅游资源赋存状况相结合的旅游产品开发谱系表[29]；而张林等分析了县域旅游产品设计的四阶段，提出了旅游产品设计的SECI模式[30]。其次是对县域旅游发展评价的研究。李少游等构建了包括资源吸引力、相关支持产业竞争力、管理竞争力、区位条件、市场占有力等因素在内的县域旅游发展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31]；李瑞等采用因子分析法和系统聚类分析法，构建了民族县域旅游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32]；丁美琴提出了实证指标体系，并将其细分为33个具体评价指标[33]。再次是对县域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罗彤等基于交通线路的变化将炎陵县域内旅游空间结构划分为“一心，两轴，三组团”，而将县域外旅游空间结构抽象为“十字形”[34]；樊贞指出县域旅游空间结构包括点、线、面三要素，相对应的有极核式、点轴式和网络式三种模式[35]；靳瑞景分析了广水市的县域旅游空间组织，提出构建“多核分级―两轴延伸―五翼合作”空间联动发展模式 [36]。最后是对县域旅游文化的研究。李承宗等针对湖南县域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37]；王文娜等则分析了进入成熟期的栾川旅游文化发展走向[38]。此外，县域旅游品牌[39]、市场[40]、竞合[41]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
分析前文可以得知，县域旅游开发涉及方方面面、内容是比较丰富的，但相当一部分的研究都停留在静态的定性描述与分析，研究的方法也不够系统全面。
5.县域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不同的县域由于区位、经济、文化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赋存优势和开发价值，进而衍生出不同的旅游发展模式。目前，全国推出栾川模式、焦作现象、宁波经验、婆源之路、泰宁路径等五个典型的县域旅游发展模式。许振晓等以杭州地区三县（市）为例，从旅游经济发展r序、市场化进程、区域旅游的空间布局以及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综合比较，分析了三地旅游发展模式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其启示[42]。方晓勤利用“钻石体系”评价了各个县域发展旅游的竞争优势，将其发展模式分为四种，并研究了每种模式的背景、发展战略及提升策略[43]。戴婷总结了五种具有代表意义的县域旅游发展模式，并分析比较了它们之间异同[44]。钟睿根据影响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驱动因子的不同，对其进行了归纳总结，得出了每种模式的特点和适用条件[45]。此外，薛宝琪等提出了实现伏牛山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四种可选模式，即生态补偿模式、环境教育模式、社区参与模式和县际联动模式[46]；肖光明分析了德庆发展山区旅游的策略和创新途径，指出这些创新模式对我国山区县域旅游发展的若干启示[47]；周霄等研究分析了栾川与常熟的县域旅游发展模式[48]。
可以看出，基于不同视角提出的各种县域旅游发展模式基本上大同小异，都是我国当前县域旅游的演进方向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反映。
三、结论与展望
任何研究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县域旅游研究领域同样如此。通过对我国县域旅游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得知，理论研究在取得可喜进展的同时，对实践的现实指导也更具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但从长远考虑，县域旅游研究还是有一些提升之处的：在研究视角上，还需要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相结合，以更好地把握县域旅游发展中存在的复杂问题及隐性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亟需引入社会调查法、定量分析法等方法，以客观准确评估县域旅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制定科学合理的县域旅游发展评价体系；在研究内容上，除了拓展完善现有内容外，还应重点关注县域旅游的动力机制、社会效益、旅游营销、旅游市场等问题，以把握县域旅游发展的内在机制、加深对县域旅游的理论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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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理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产业升级逐步推进，产业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县域作为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对成功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国民经济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财政金融政策作为县域企业融资的重要政策保证，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06年11月，重庆市提出了“一圈两翼”的区域发展战略，同时也为重庆市县域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重庆市“一圈两翼”的布局中，以渝中区、渝北区、荣昌县和潼南县四个地方作为“一小时经济圈”的主要研究区县，以万州区、丰都县和开县三个地方为主要研究的“渝东北翼”和黔江区和彭水县为主要研究区县的“渝东南翼”，研究其各自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当下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关键阶段，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这一宏伟目标，是一个高水平、高标准和发展相对平衡的小康。这些要求需要我们县域层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高度发达。县域经济的发展也要与时俱进，实现现代化和都市化以更好的协调整个重庆市经济的繁荣高速发展和各地区经济的总体增长。而这上面所提到的成功实现离不开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区县经济的支持和扶持。同时县域经济又具有十分典型的地方特色，因此县域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离不开这些特色经济的发展。所以，在发展县域经济时也更应当把发展本区县特色经济政策与财政金融政策有机结合起来。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回顾
在统筹城乡的大背景下研究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对之研究都相对较少。且在对这方面的所有研究领域中又大多是关于财政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关系研究，所以较之本文的一个研究内容上的创新点就是本文既研究了财政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又研究了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作用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行研究。卓国庆(2008)认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应当按照公共财政取向支持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他强调按照公共财政的取向支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但未对公共金融的价值取向做阐述，而且价值取向问题是一个客观问题，其影响是共同的，在研究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时不具有差别研究的作用。
县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和政权建设中处于重要位置，其发展壮大有赖于高效便捷且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姬伐柯·2008)，他主要是运用公共管理学理论和公共政策理论，以及相关的县域经济、公共财政、货币政策等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为指导，主要从理论上分析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制度基础。刘家凯、杨若召(2008)结合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的共同作用研究其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在研究如何更好地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怎样有效的促进财政政策与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的过程中首次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作为一个共同作用作为研究。
另外在他之后，其他省份也相继出现有关于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类文章。郭翔宇(2004)，将县域经济的理论思考、县域经济的发展的实践探索和城乡统筹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很好地基础，本文将继续研究在统筹城乡的大背景下来研究财政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发展——以重庆市为例。杨花英(2010)是以海南为例对财政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行了研究。他主要是通过财政金融政策与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来发展县域经济，这一点与本文的研究十分相像。前者可以作为东部发达地区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极好的素材，后者可以作为西南地区等落后地区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典例，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在研究财政政策与县域经济的发展——以重庆市为例，是结合西南地区的区域特点和重庆市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的。
(二)研究假说
通过对重庆市“一圈两翼”中以渝中区、渝北区、荣昌县和潼南县四个地方作为“一小时经济圈”的主要研究区县，以万州区、丰都县和开县三个地方为主要研究的“渝东北翼”和以黔江区和彭水县为主要研究区县的“渝东南翼”九个区县进行实证研究。将这九个区县当地特色经济发展状况与财政金融政策相结合以及其他因素的总和对GDP的影响，并从这九个区县经济发展与财政金融政策中总结出财政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总结出并发现规律。
重庆作为西南片区的重点建设城市和直辖市之一，有着其十分突出的地方特色。在重庆市的38个区县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的共同作用对各区县经济的增长起最主要的推动作用。虽然在一些地区财政政策作用表现更明显，在另一些地区金融政策表现更明显，但总之财政金融的共同作用对经济的增长起最主要作用，且影响都是同向递增的。在探究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九个地区经济的发展的状况，并以这九个地区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规律加以借鉴并运用于重庆市其他各区县，将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结合起来找出一条促进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的特色道路。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重庆市统计年鉴(2000～2011)。并从重庆市38个区县中选取了渝中区、渝北区、荣昌县、潼南县、万州区、丰都县、开县、黔江和彭水九个区县，选取年限是2000～2011(因2012年各地区统计数据还未统计结束)12年各自的GDP、FIN、SAV、AGR和INV 5个经济指标，其中部分地区的部分数据来自当地政府工作报告。本文一共选取了540(>30)个数据，因此属于大样本数据，符合选取数据的科学性原则。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本文采用计量经济模型的分析研究方法，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和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处理，并从实证的角度来研究对象并总结规律。
(2)变量说明(单位均是亿元)。1)自变量：FIN、SAV、AGR、INV。2)因变量：GDP。
(3)变量的处理。由于重庆市统计年鉴和地方政府报告的数据所保留位数不统一，我们在选取数据时统一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且在选取后的数据进行检查时，都会保证数据的R-squared尽量无限接近于1，几乎所有的检验数据结果都会在介于0.8～0.9之间，与此同时保证所选取数据的Prob(F-statistic)小于0.01.
四、实证研究
(一)经济模型的建立
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但本文在研究县域经济发展时主要是研究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GDP的影响，同时横向选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对比变量研究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对GDP增长的方向和程度。满足以下关系式：
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常数量、财政、金融、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
即：GDP=a+bFIN+cSAV+dAGR+eINV
两边同时取对数得：ln Y=b ln FIN+c ln SAV +d ln AGR +e ln INV
(其中Y：国民生产总值GDP，FIN：财政收入，SAV：金融存款余额，AGR：农业，收入INV：固定资产投资，a：影响GDP的所有常量的和，b：财政收入系数，c：金融存款余额系数，d：农业收入系数，f：固定资产投资系数)
另外，财政有收支两个方面、金融也有收支两个方面的内容。本论文主要从财政的收和金融的收层面进行研究分析。财政政策的作用大小在本论文中换算成经济指标即财政收入的多少，金融政策的作用大小也是通过量化金融收入的形式来研究的。所以本文的财政金融政策的研究就转化到财政金融等量化上的研究中去。
(二)数据的检验
(解释：这些都是对这九个地区2000～2012年所取各数据的variable值的检验，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其值都是有效且正确的。)
(三)结果分析
(1)图表分析
1)九个区县GDP纵向比较分析
图1
(图1通过对这九个区县GDP纵向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荣昌县、潼南县、丰都县、开县、黔江区和彭水县从2000～2011年GDP一直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很缓慢。而渝中区、渝北区和万州区这三个地方GDP的上升比较明显，且渝中区由于地方原因在2005年突然GDOP上升。但所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都不大，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2)九个区县财政收入(FIN)纵向比较分析
图2
(图2通过对九个区县财政收入的纵向分析，可以看出从2000～2006各地区财政收入增长缓慢，但从2007～2011，由于2006年的统筹城乡计划实施后这些地方财政收入得到显著上升，其中渝北区变现更加显著。这说明结合区县当地的实际情况，财政政策的有力实施可以提高当地的经济总量，且财政政策对他们的影响是一致同向正相关关系。)
3)九个区县金融存款余额(SAV)纵向比较分析
图3
(从图3可以看出金融存款余额从2000～2007各区县都呈上升趋势，但到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出现转折有所下降，但2009年得到回升，且从2009～2011年一直呈上升趋势，且金融政策对渝中区和渝北区这两个地方影响更加明显。)
(2)线性分析(以万州区为例研究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收入对GDP的影响)
图4
(横轴表示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存款余额和农业收入。纵轴表示GDP，在相同的时间年段内，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着稳定的推动作用，两者结合共同作用促进县域经济的增长。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由于易受环境变化的影响，故，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对县域经济的增长不起决定性影响。)
(3)数据的代入
通过数据的代入，观察规律可以看出：
1)当经济指标因为突然原因而发生下降变化时，软件EQUATION计算得出其前的系数就为负数。2)当经济指标逐渐变少，且不断趋近于0时，其前的系数也将变为0。3)财政政策系数a介于大于0，且介于0～1之间，前提是在环境不发生重大改变时。4)金融存款余额系数b大于0，且介于0～2之间，前提是在环境不发生重大改变时。5)农业收入系数d和固定资产投资系数e其变化是相当不稳定的。
由以上可以看出，财政收入系数和金融存款余额系数都在相对确定和稳定的范围内，故其影响与经济增长的方向是一致的，且其最主要的推动作用。而农业收入系数和固定资产投资系数都是不断变化着的，所以农业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影响是相对较小的。
五、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机制与模式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作为调节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是各级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按照公共财政和国家金融价值取向，运用财政政策工具和货币(金融)政策工具，促进县域经济健康发展，是县级政府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及其制度安排中重要的内容。2006年以前，由于金融机构树立了“以效益为目标”的经营理念，对县域经济的发展缺乏动力和主动性的支持并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2006年后，统筹城乡战略的提出，国家开始更加注重区域发展中的县域经济发展问题。
金融机构开始发挥其对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经济产业农业和中小民营企业以及开始重视信贷制度的完善过程同时也间接地为财政政策提供支撑和帮助。因此，县域经济发展应当充分借助财政政策支持来发展并壮大县域经济。此外，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直接决定着县级公共财政的建立和保障能力，雄厚的财政实力又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经济环境。
在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由于财政与金融(银行)在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形成中有不同的作用，这就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配合运用。如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行其是，就必然会产生碰撞与摩擦，彼此抵消力量，从而减弱宏观调控的效应和力度，也难以实现预期的调控目标，阻碍县域经济的发展。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由如下机制和模式：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金融政策配合作用。各区县可以通过减少税收和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来增加社会的总需求与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降低利息率而扩大货币供给规模，从而刺激县域经济的增长和扩大。
(2)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金融政策的配合作用。各区县可以通过抑制社会总需求，防止经济过旺和通货膨胀来保持适度的经济的增长。
(3)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金融政策的配合作用。各区县可以通过刺激需求与避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在尽可能地避免通过膨胀的同时保持经济适度增长。
总之，运用稳健财政政策保证适度经济增长，运用稳健金融政策保证适度货币供应既利于遏制通货紧缩的趋势，又可以避免通货膨胀死灰复燃，来保持并促进县域经济稳定较快增长。
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模式就是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配合使用，这样既可以克服财政政策自身的不利因素，又可以完善金融政策自身的限制因素。虽然不同的区县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和模式以及区域特征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按照这样一种机制和模式进行的。一方面，财政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是起推动且是主要推动作用的，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财政政策作用力度越大，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另一方面，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也是起促进作用且是主要推动作用的，在一定范围内，金融政策实施越好，县域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越好。此外，在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的协调配合作用下，县域经济的发展将会更加健康、平衡、快速地。
六、研究结论及其展望
(1)研究结论。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更好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统筹城乡的区域计划，有利于更好地缩短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全面小康这一宏伟目标。在统筹城乡的大背景下，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起着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而且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不仅在各自独立的情况下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而且当两者配合作用时对县域经济的增长作用更加明显。由此可见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时起关键性作用的，且其影响是同向正比的关系。结合九个区县各自当地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在财政金融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力度上是不同的而且其对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偏向程度也是不同的。
比如相对比较发达的渝北区与相对比较落后的潼南县，它们同是一小时经济圈的区域规划城市，但两者经济的发展对财政金融政策的依赖程度却大不同。在促进渝北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政策起着最关键性地作用，但财政政策依然起着关键性作用。对潼南县而言，则是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共同配合促进当地县域经济的增长。但是，不同的区县财政金融政策对其经济的发展影响具体程度是不同的。这一规律也同样适用于重庆市其他28个区县。
(2)研究展望。以往在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财政政策总是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同时又滋生了更多的经济膨胀和持续混乱的现象，这些现象都或直接或间接地阻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所以金融政策可以帮助区县一定程度上扫清这些障碍并促进县域经济的健康、平衡和快速发展。甚至在某些情境下，发挥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两者共同的作用会更好，更快地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未来社会经济会更加高速的发展，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也会越来越多，而且也会随着社会化、信息化、市场化而更加的复杂多变。所以，了解并运用好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的配合使用对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常重要。只有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的不断实践和与不断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和思想相结合，县域经济才会更加的发展和发达。
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开辟和发展具有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之路来，使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更加具有特色和稳定性。
【关键词】金融 支持 县域经济 国际经验
一、县域经济及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党的十把发展目标与改革目标一起规划，提出了“两个全面”的目标，也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这标志着我国无论是社会，还是经济，均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作为最基本的国民经济区域单元以及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县域经济的中心是县城、纽带是乡镇、腹地是农村，它把乡镇企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当作其发展的重点领域，工业和农业齐头并进、城市和乡村一体化发展，各种产业以及不同的经济成分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城乡经济在县域经济处结合，农业与工业经济在县域经济处交汇，微观与宏观经济在县域经济处衔接。在我国的总人口中，超过70%分布在县域，这就决定了县域必然成为决定小康社会能否全面建成的关键区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早日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同时，县域经济的发展在中国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加快经济发展必须发展县域经济，县域经济的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石。
目前，就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我国县域还比全国其它区域落后得多，发展还远远不够，纵然是东部地区的县市也不能例外，因为虽然它们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已然较高，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县域经济基础设施落后、公共产品缺失、产业结构失衡、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再加上在我国，相当大比例的农村是坐落在贫困地区的，这就越发造成了县域如下的不利局面，那就是严重缺乏一种社会活力，这种社会活力能够推动其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既对农村经济的繁荣有所助益，又有利于县域地区财政困难的缓解，同时对协调一致地发展农村与城市地区的经济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要想推动县域经济快速而健康地向前发展，需要强有力而高效的金融支持，没有金融支持的经济发展只能是纸上谈兵。而在不断变化的动态环境之中，克服地域与时间不同的限制对各种经济资源加以优化配置，恰恰是现代金融业最为核心的功能，固而，金融在加速发展县域经济的进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必然是无可替代的。
二、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对县域经济情况的调查、整理、分析，厘清各县域经济发展的状况，找出存在的问题，结合当地金融支持情况，规划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符合实际的金融支持，以期为区域内经济融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为县域金融的发展探索出一条符合实际情况的路径。
（一）国内的研究现状
最近一些年以来，以大量借鉴外国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为前提和基础，关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国的学者也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分析，一套比较完整的研究框架及体系虽然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是一些很有价值的结论已经被提出。范闽、伍绍平（2008）在对湛江市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中认为，研究金融支持对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需要认真加以考察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如下三个部分，一是体现经济增长速度的各种变量，二是储蓄率的提升水平，三是储蓄中有多大的比例将会向投资转化。何广文（2011）、何广文，李莉莉（2011）认为，要想找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地区本土金融服务机制的有效途径，把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作为出发点是首先应该做到的，并在此基础上把它的现实特点及未来趋势厘清，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构建县域本土金融服务机制。庄岩（2011）在分析县域地区的金融发展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时，使用的是主成分分析法，探索性地提出了县域地区的金融状况和经济基础是两大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尽管包括以上专家在内的许多学者在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但既科学又完整的一套理论框架还尚未形成，在研究县域经济时，还不够全面，深度也不够，对县域金融与县域经济关系的研究，也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二）国外研究情况
1993年，对金融究竟发挥什么样的功能进行计量的一套合理的指标经由King&Levine之手被设计出来，以此为基础，他们利用80个国家、1960～1989长达30年间的数据开展了细致的研究，最终得出了经济的增长和金融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正相关性极强的结论。并且借助于这之后的继续研究，他们发现后者是因，前者是果，即经济的增长是由金融的发展造成的。1997年，经过Panicos Demetriades与Philip Arestis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即在各个不同的地区或者国家里，经济的增长和金融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有所不同，例如在德国这个国家，金融只有在发展到真实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后，那种单向的因果作用关系才会产生，而在美国则不然，蓬勃发展的金融业却会导致真实国内生产总值的减少。2008年，MichaelK.Fung提出了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互相促进、互相作用的观点，尤其是在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进程中，经济与金融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表现得特别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不断稳定发展，这种相互影响的程度将会越来越弱。
三、发展县域地区经济过程中可供借鉴的金融支持方面的国际经验
从世界各国为发展县域经济所采取的金融支持方面积累的经验来看，各个国家的国情尽管各不相同，其金融业也都采取不尽相同的发展模式，但却存在着一些具有共性的经验值得我们加以借鉴，这种借鉴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及有关政策意义十分重大。
关键词：县域经济；龙头企业；经济发展
一、县域经济发展与龙头企业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县域经济的含义
笔者认为，县域经济是指以县级经济区域为地理空间，以市场为导向，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具有地域特色，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是某一县（市）生产力的总量。它是赋税经济、民生经济、区域经济和生态经济。
（二）龙头企业的涵义
龙头企业一般是指在某一县域产业结构中处于带头地位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发展状况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地产业系统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模式。一般来说，龙头企业和其他企业相比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对其他企业有带动作用。龙头企业的强势发展，能有力地带动产业集群建设，对整个产业的发展具有引导作用。二是具有持续的高增长率。三是规模较大、辐射面广、带动力强、市场前景好、竞争有优势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营实体。
（三）龙头企业与县域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
龙头企业是县域经济的重要载体和支撑，它们不论是在市场份额、制造能力、还是名牌优势上都有排头兵的优势。骨干龙头企业对一个县经济的带动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方面都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做大做强龙头企业，能促进企业整体素质的提高，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同时还对一个县的税收、财政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龙头企业是区域中重要的行为主体，它的决策和生产经营活动不仅影响到区域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而且对其他行为主体也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二、龙头企业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
（一）龙头企业与县域经济增长
1、新古典学派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学派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前提下，假定规模收益不变，则区域经济增长源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这三个要素的区内供给与区际流动。
Yi=aiKi+（1-ai）Li+Tt
上式中，Yi、Ki、Li、Ti分别是指一定时期i区域内的区域产出率、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技术进步率，ai为资本对收入的弹性系数。通过上面的新古典学派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我们看到，假设规模收益不变，则区域经济增长的源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这三个要素的区内供给与区际流动，而龙头企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微观基础的主要行为主体，是这些要素的具体承载者，要素优化的实现者。企业为了自身生存和竞争力的提高，必然在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方面发展自己，创造财富，从而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2、理查森的区域经济增长长期模型。理查森的区域经济增长长期模型除了考虑有素的供给外，还考虑了需求、规模收益递减、集聚经济、区域空间结构等区域经济的增长的影响。其数学表示公式如下：
Y＝[aK+(1-a)L]a+T
在县域经济发展中，龙头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把周边企业吸引到为自己配套的产业链条上来，将本地资源整合到产业链条中，集聚成产业群，形成相互需求的合作网络。一龙头企业为核心的集聚经济刺激了区域内的需求、优化了区域内的空间结构。根据上面理查森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我们很容易看出龙头企业的发展自然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二）龙头企业的溢出效应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把溢出效应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罗默（Romer）建立了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Lucas）设计了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溢出效益的基本内涵是，在某一经济活动中，“根本没有参与的人得到可察觉的利益（或蒙受可察觉的损失）”。充分利用积极溢出，及时消除消极溢出，对于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提高经济的整体水平是十分重要的，本文溢出效应特指积极溢出。在县域经济中，带来溢出效应的主体主要是县域内的龙头企业，因此，龙头企业对县域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龙头企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