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声乐文化 多元文化 价值探究
一、植根于诗词歌赋中――声乐的传统文学价值
中国传统声乐艺术最大的文化价值就在于音乐与诗词歌赋的完美融合。诗词歌赋与音乐的高度融合，让中国传统声乐文化意韵丰厚，极具深刻的文化内涵与文化能量，加之“中国特有的东方古国文化的气质与神韵，使得中国传统声乐文化富含着哲学的、美学的、文化的思辨与阐释。”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中，音乐与诗的融合最早可追溯到儒家精典典籍的《诗经》，《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诗歌作品按音乐调式分为‘风’、‘雅’、‘颂’三大组成部分。‘风‘即‘风土之音’；‘雅’即‘朝廷之音’；‘颂’即‘宗庙之音’”。这部诗歌总集开创了以歌与诗的融合全方位的反映社会生活，又以“歌与诗的二位一体溶入社会的每个个体的精神世界”的先河。而中国传统声乐文化史上，音乐与诗词歌赋相融合的高峰，则是宋词的兴起。“词兴于唐，盛于两宋，是一种与音乐相结合可以歌唱的新兴抒情诗体。”词源生于繁华的城市、喧闹的市井、百态丛生的市民阶层，而催生词这一新兴诗体出现的重要因素便是隋唐以来兴盛的“燕乐”。历史把燕乐塑成了一种雅郑不分，中外合奏的新型民族音乐。正是这一新型民族音乐，直接导致了词的产生”。而燕乐兴盛身后的文化深层根源则是大唐自开元到贞观，维治者推行治国伟略中，兼收并蓄的国策，体现于文化事业上的兴盛繁荣。唐人在音乐实践中“从摘取诗词谱乐改变诗歌法以应曲度到排比声谱填词，即直接从词填入曲中，导致了长短句歌词的出现，这是我国诗词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而且是中国传统声乐文化发展进程之初，音乐与文学强势融合、相互借力的佐证。
中国传统声乐的发展历程，承载并融合着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历程。纵观中国传统声乐文化的历程，从“周礼新声”到“郑卫之音”，从“诗经三百首”到“言绝诗体”，从“婉豪宋词”到“风雅元曲”，从“多样曲牌”到“白话歌词”，在文学发展的历程演进的背后都处处可见。古时演唱艺人在其漫长音乐实践中承载的文化重任，将传统文学纳入到了传统声乐文化体系中。中国传统声乐作品正是在传唱与乐工之口、互动于市井之民众、根植于亿万黎民的丰厚土壤之中，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学揖别了文人自赏的狭小文化空间，走进了大众的文化视野。
二、绽放于不同地域下――声乐传统的多元价值
民歌是一种典型承载地域文化内涵的艺术形态,它出自各地独具特色的市风民情,承载着每个民族不同的文化性格,呈现着每个民族独特的审美诉求,可以说它是音乐民族化的形式与符号。中国的地方民歌，北方民歌风格的多偏于豪放、粗犷，如：内蒙的长调，而南方民歌的风格一般比较委婉、含蓄。但同为南方民歌，江苏民歌又比湖南民歌更显细腻。民歌最终展现的是声乐艺术运用自身简洁有效的艺术形式表达着融合本土特色的民族文化内涵。
以京剧、昆曲为例,在戏曲梨园行内,有所谓“京昆一体”之说,单从唱、念、坐、打“及”生、旦、净、末、丑“等技术性要素及舞台艺术效果呈现来看,京剧与昆曲都有很多相似及相通之处,如果从地域文化的深层比较来看,京剧与昆曲是有着结构性的差别。京剧生成的文化背景是北方政伦一体(政治与伦理)与地方民俗相结合的京韵文化,而昆曲的文化土壤则是江南典型的文人书院、乡亭院的诗性文化。所以从剧目内容上看,京剧中多为家国天下,而昆曲则更多呈现的是闺怨情思从唱腔上京剧主要源于粗犷、豪放的秦腔,而昆曲则是倾依于吴音,所形成的细腻而委婉的水磨腔。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放在世界文化的视野则呈现的更为明显，就以声乐艺术中的艺术歌曲为例：法国的艺术歌曲彰显的是随意与浪漫，而德国的艺术歌曲则是严谨与规范，中国的艺术歌曲表达的是诗意与舒缓，意大利的艺术歌曲呈现的则是自由与舒展，俄国艺术歌曲传达的更多的是忧郁与内韧。
三、融合于中华文化之中――中国声乐文化的传统时代价值
中国文化的大变革，应当说始于救亡图存的近现代，自鸦片战争，国人终于警醒于“天朝上国”的迷梦，开始崇尚西学以求“师夷”以“制夷”的强国图存。而在学习西方的时代浪潮中，西方各种思想、主义如：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纷纷涌入中国，影响广泛。以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文化名人为代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有过激烈，甚至极端批判的言辞，于是，形成了一种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历史性错位。
但就是这样一个诸多思潮激辩，文化论战，社会于动荡之中变革的时代，中国的声乐文化人虽身处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但他们在文化、艺术上的整体作为却很值得后人品读、回味、深思、总结。很多知名声乐文化人将自己的研究方向，深耕于对中国传统声乐文化的挖掘，重塑与创新之中。他们或是中华文化的土壤中吸取精华，融合于时代价值，音乐上借鉴于西方技法，实践中谋求创新，或是深埋于精典诗词歌赋之中，甄别优劣，选择精典，创作新曲，将古典文学精华融入当下时代环境之中焕发出新的时代意涵；或是立足于社会所需要的民族文化精华，对优秀的古典素材加以弘扬推广，让传统精神文化在传承中重塑文化生机，重振不朽的文化使命。
站在历史的宏观视野，回望百年前的中国声乐文人，最值得我们于深思中传承的便是在当时文化思想激荡，中华文化前景难测的危局中，中国声乐文化人在艺术创作中所营造的时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互融，互补的健康文化氛围及在亲力亲为中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而且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态度已从历史中的那种宗教式的模拜与盲从转向温情、理性的审视与选择，即立足于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融合古今中外优秀的音乐元素，力求得到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同，进对所处的时代世风施以有效的影响，同时以富有时代性的作品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或是对变革中的历史进行艺术化的高度总结。
参考文献：
[1] 郭建民.声乐文化学[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
[2] 刘大巍，夏美君.声乐艺术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关键词：现代陶瓷装饰；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审美价值
1 陶瓷装饰艺术的内涵
1.1陶瓷装饰艺术概念界定
现代陶瓷装饰艺术是将作品内容与形式寻找完美结合点的重要手段。因此，现代陶瓷装饰艺术审美的根源，就是其装饰的本质。对于“装饰”一词，古已有之，并且有着数种不同的解释，如《后汉书·逸民传·梁鸿》“孟光及嫁，始以装饰入门。七日而鸿不答。”可见，装饰一词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有着打扮、装饰点缀、装饰物品等几种较为常见的释义，但这些解释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使得人或物更加符合人们的审美，即达到一种美化效果。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传统陶瓷艺术的表现形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现代陶瓷装饰上追求变革与创新。
人们看到的陶瓷艺术品大多是经过装饰的。所谓陶瓷装饰，是将客观世界的真实感受上升到理性认识再进行艺术创造，即陶瓷艺术家运用装饰规律和美的法则组织、安排陶瓷从器型到画面的关系组合，从而构建起一个新的视觉世界。例如，从原始彩陶图案可以看出线条在陶瓷装饰中的简单运用，虽然这种线条是稚拙的、草率的，但我们可以从这种随意的线条可以明显感受到人们意识的朦胧，以及一种对审美的原始时期的最初形态。通俗地讲，对于陶瓷装饰的理解，一般可认为就是对陶瓷器物进行修饰、打扮，它是通过釉色、纹饰来美化陶瓷造型，达到釉色、纹饰与造型的完美结合，用陶瓷装饰特有的语言表达作者的创意。
2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要义概述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我国历史文明演化进程中历经各个历史时期人物的创造产生、汇集，并传承下来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也可以归纳地讲，中国传统文化是指我国先贤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在观念文化中，在历代陶瓷装饰艺术中，人们习惯将常见的动物、植物等，用图案的方式装饰在器物表面上。有时用人们爱听的谐音表达一句话，或是用图画的形式把这句话表现出来，都能形成一幅富有吉祥寓意的作品，如许多陶瓷艺术创作者通过描绘“鹭”表达“一路平安”。历代遗存至今的大量陶瓷艺术品，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吉祥文化思想的物化形象，也是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得以传承、发展的载体。这也侧面反映了中国先民乃至当代人的观念文化和审美理念。
我国丰富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多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文物方面
许多历史文物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冶陶技术及陶瓷装饰技法的精髓，如商、周时代是以青铜器为时代标志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的陶瓷装饰和青铜器饰相似，刻纹白陶的烧制成功是制陶工艺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2）制度文化方面
在制度文化方面，最典型的要数在题材运用方面，景德镇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瓷厂所在地，中国封建社会的官窑制度在这里延续了632年，在这段时间里，陶瓷装饰有官窑、民窑之分，如“龙”的题材一般都用于官窑，民窑禁用，这在当时已经形成一种制度。
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以及丰富多彩的文明。
3 现代陶瓷装饰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3.1辩证统一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引导、教育作用与陶瓷装饰艺术实现审美、美育的功用是辩证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功用在引导教育、教化，如《诗经》倡导“夙夜在公”，《尚书·周官》也有名言“以公来私民其允怀”倡导天下为公，以整个民族、社会、国家为重。而陶瓷装饰艺术则是通过含蓄的图案、纹饰加以表现某些思想、认识、理解乃至审美。中国美学思想是重“意”的。陶瓷绘画装饰则体现出美学中的“意”以古典美学为最高理想，这种审美理想反映着中国传统的陶瓷绘画的艺术本质。
如瓷界泰斗王锡良《黄山西海》作品如图1所示，作品流畅大胆，整个画面呈现一种“简约”的感觉。注重那种含蓄的美，展现自然恬静的感性韵味。随着陶瓷技术的进步，颜色釉与白胎的结合，粉彩艺术与雕刻、豆青、青花、开光等多种装饰技法结合，形成多种新的装饰形式，根据作品的要求，相互结合，达到整体设计效果，使瓷器装饰得更为完美。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现代陶瓷装饰艺术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秦汉至鸦片战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个领域都有世界级的大师，其各篇佳作，名传遐迩，历久常新；书法、绘画、歌舞等艺术也登峰造极：许多科学技术在当时位居世界领先地位，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陶瓷装饰艺术也出类拔萃，并且陶瓷装饰艺术也因当时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得到长足的发展，实现文化、艺术的“双丰收”。文化的繁荣促进艺术的发展，陶瓷装饰艺术的灵感来源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这在当代陶瓷装饰艺术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如21世纪初，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松茂创作的粉彩雪景瓷板画《三顾茅庐》作品如图2所示。作者通过对《三国演义》中故事情节的把握，对三顾茅庐这一故事回归到传统文化语境中进行梳理，在陶瓷装饰上，整个画面意境开阔、场面宏大而视觉中心突出，场景既符合历史真实意义，又调动了多种传统文化元素的寓意。在极其微细处彰显作者艺术深厚的艺术功底，在人物刻画方面，极其注重人物神情，求贤若渴是这件作品重点要表达的主题。在视觉效果上，在黑与白的苍茫间透露出极具绚丽色彩，给人一种恢弘而不失细腻的审美享受。可以说正因为有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才有陶瓷装饰艺术的精妙，也正因为陶瓷装饰艺术这一艺术表现形式，传统文化的精髓才得以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3.2相互渗透的关系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也促进了艺术的发展，而艺术种类、载体的不断丰富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渗透到陶瓷装饰艺术领域，凸显艺术装饰中的文人雅韵，粉彩装饰中的文人画、山水画等。如现代粉彩艺人以竹林七贤、桃园结义、精忠报国、才子佳人、仙道神佛等故事传说进行艺术创作，在艺术创作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也使得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再如，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宁钢创作的粉彩作品《鱼戏莲塘》（见图3），以泼釉的“形”作为画面的主体结构，如泼釉形成的密集的枝干，再在其间穿插梅花；通过泼釉形成几个大的抽象不规则色块，在其间绘制花鸟，不规则色块因所绘花鸟不同而可以看作是荷叶或其他之物，这集中表现了对佛教“莲花”圣洁与自由心性的赞美。
3.3相互促进的关系
现代陶瓷装饰艺术促进了陶瓷文化的发展，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也促进了陶瓷艺术装饰的进步。因此，传统文化内容与现代陶瓷装饰艺术为相互促进的关系。
如在现代陈设艺术陶瓷装饰中要求无论是图案纹样装饰形式或绘画装饰形式，无论表现题材是人物、风景、花鸟或动物，它都必须巧妙的在碗、盘、瓶、罐等器皿上进行构图，并且是和器皿冰融于水的结合，更好地以画美物、以物托画。从而形成了的装饰形式，配合陶瓷绘画的技法、工艺手段、工艺材料，形成了特有的陶瓷装饰艺术语言和审美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将其数千年的思想内涵以各种形式运用到陶瓷装饰上，并通过现代陶瓷艺术装饰技法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可谓是从现实生活立足的具有实用体征的内容与形式融和贯通的哲学思辨体系，更注重戏剧艺术理应遵循于特定的伦理学和美学的价值规范。可以说，“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潜质”，也是华夏审美文化的“中坚思维”，它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成为文化艺术精神流变的一种支配力量与文化底蕴，始终渗透于中国地方戏审美的诸多时空。因此，中国地方戏曲崇尚“天人同构”的自由、和谐、恒定、隽永的生命状态，并成为东方戏剧艺术苑囿中一朵靓丽的文化奇葩。
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可谓是从现实生活立足的具有实用体征的内容与形式融和贯通的哲学思辨体系，更注重艺术理应遵循于特定的伦理学和美学的价值规范。可以说，“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潜质”，也是华夏审美文化的“中坚思维”，它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成为文化艺术精神流变的一种支配力量与文化底蕴，始终渗透于中国地方戏审美的诸多时空。
一、中国地方戏“天人同构”艺术精神的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精神秉承传统文化“大一统”思想的审美观照，蕴涵着独特自然生命的艺术范式。它反映在音乐艺术上则强调一个“和”字，即要综合“五声、六律、七音、八风”诸种因素以及，清浊、大小、短长、疾综、哀乐、刚柔等生命情慷。为此，“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形而上境界则随着音乐之和的世俗化，而采取了“以人合天”与“以天合人”的方式存活于戏剧王国。诸如:“大乐与天地同和”以及“天”、“地籁’.、“人籁”等艺术生命理念的诊释和体认，而其间最为典型化的审美表征就是“和”的文化折射。由此，从审美价值取向的角度观之，“和”可谓是华夏地方戏美学期待视野的终极目标，即“天人同构”是我国传统地方戏精神所追求的最佳境界。
儒家文化强调音乐能反映世人的痛苦和欢乐，但在感情上却必须受到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伦理准则。倡导形式与内容须统一，推崇“乐而不淫，衰而不伤”的稚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郑卫之声”等民间俗乐，故“恶郑声之乱雅也”。《乐记》云:“凡间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用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即言地方戏的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悄受到外界事物的激荡，“物动心态”是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观点。《乐情篇》云:“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盖言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而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而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由此，儒家的地方戏理论体系:首先充分肯定了戏曲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尤其在政治生活的价值。然在戏曲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标准上，内容的“善”、“和”应放在第一位，而戏曲艺术形式的“美”却放在次位。同时，审美主体视戏曲艺术为一种认识真理和穷极人生的最佳途径。子曰:“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比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由此观之，天下太平则礼乐并行，礼乐乃王政之本。对地方戏而言，从形而上的哲学高度必然要跌入以政治伦理为主导的尘世之中。于是.天在此时，变成王的代表，王者，即天也;而人，亦王也。在“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中，到孔子这里，通于“天、人”的“乐”，完成了与世俗的成功结合。
道学文化却倡导“天人和合”乃是一种理想的超越的、超载客观世界的审美之境，形而上的追求是它的宗旨，其最典型表征就是“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生命境界。《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关涉到戏曲就是。
“大音希声”的美学哲理。老子主张“无为而无不为”，而“无为”即是“道”，然则“道”是先天地而生的成物之“母”。庄子则从崇尚自然的角度主张音乐美的本质表现为人的自然情性、抒发胸臆、娱乐人心。即戏曲美的最高准则是自然而不造作、朴素而不华饰，追求音乐能摆脱“礼”的束缚而合乎自然以及人的本性。由此，声音分为“人籁”、“地籁”、“天籁”，概指人为的乐音、风吹草动的声音、完全自然的音响，推崇音乐“听不闻其声，视之不风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然老庄的戏曲美学只是在逻辑上摒弃世俗之“礼”的内容，而作为中国地方戏美学的历史演绎却无法回避“礼与乐”的现实关联，即表征为以儒家为代表的戏曲审美思想对戏剧之“和”的世俗化与现实化的生命擅变。庄子《缮性》阐释了道家最具特色的戏曲美学观:“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一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礼乐偏行则天下乱矣。即称“道”恬静而无为、自然适性而淡和，故学道者以此为要，即可得真智和真性情。而礼乐同样应以“道”的恬淡平和、自然无为作准则，“中纯实而反乎情”，惟此音乐才能保持人的“纯朴”之性或免遭异化，方能使世间无君子小人、等级上下之分，人人平等，社会“一而不党”，不谋私利，无尔虞我诈，使人保持“天放”的本真性灵，从而使生命个性获得充分自由的拓展。闻一多称庄子为“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他那婴儿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惆怅，圣睿的憧憬，无边的企慕，无崖岸的艳美”又在后现代思想家“追逐那无家的潮水”的“流浪者的思维”中找到了知音。。可以说，庄子主张戏曲音乐源于大自然且是自然本身性情的自由抒发与生命体现，具有天然素朴的本真品格，如此的地方戏方是“道”的音乐，更是“天人合一”的大美至乐。可见，庄子以自然无为的审美人生方式，对束缚人性解放和钳制平等自由的等级社会、政治异化哲学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所表现出的对理想社会追求的炽热之情，也是“思想与文学、哲学与诗的奇妙的化合二。
佛教文化则为世人重新认识世界以及自身与社会的解放给以博大而深刻的启迪，使戏曲音乐、艺术和人性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与自由超脱。为此，禅宗所崇尚的“悟”乃特指那种与众不同的、非逻辑的甚至非理性的直观思辨。禅学认为要认识自我的本性以及世界的本质就必须涤除支配世人日常生活的思维习惯，去寻找一种新的认知途径。禅者的“顿悟”正如白云禅师诗褐所体验:“为爱寻光纸上钻，不能透外几多难，忽然撞着来时路，始觉平生被眼瞒”。正像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词所描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即坦言一种豁然开朗的欣慰愉悦。可以说，《坛经》吸纳了印度佛教的“中道”范式，察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一如”的思维原则，拓展了“得意忘象”的直觉思维方式，它可谓是中国传统的直觉体悟思维模式的顶峰，也是中国传统心理文化的集中写照。它融汇印度佛教的“空、有二宗”及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中的“心性之学”，顺应着华夏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需求，从而构筑了一种以心性理论为核心的崭新的心理生活样式。其特质是:在“终极解脱”的人格理想的认知上，以彻底的中道原则，超脱了人类心理生活的一系列对立的心理生活观念，提倡“即众生而成佛”、“即烦恼而成菩提”、“即无明而成智慧”、“不舍生死而人涅架”的“超越精神”，并在“终极解脱”的人格理想的实践上，采取“顿悟”的方法，达到“自在解脱”、“无用之用”的“自由境界”。为此，惑能认为“悟”就是一种自在解脱的心灵状态，即所谓:“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识从六门走出，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即是般若三味自在解脱”。它阐明了悟后之人在心灵上任运自在，于万法不取不舍、不离不染，即人伦日用之中而超脱于世俗偏执之外。在行为上则表现为“来去自由”的了无滞碍，此悟后光景实是世人尊崇的一种不著意、不计度、任运自在、一切放下的开悟解脱的自由生命的心灵妙境。
二、华夏地方戏“夭人合一”艺术理念的生命情韵
中国传统戏曲张扬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认出炎黄子孙的情感、意志、力量、理想和追求。可以说，民族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道亮丽的景观，它折射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精神，透视了华夏民族独特的情感天地。因此，它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更是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文明硕果。由此，华夏戏曲音乐艺术就本能地透射出中国哲学的精神理念。究其根源，概因国人的心灵秉性之中除了具有玄妙超越的潜能之外还具有一种务实平常的天生气质。中国古代哲学体认着玄远、幽渺、神思以及切近、平实、实践的生命情趣。
可以说，华夏民族儿千年的演绎历史创造了无比丰富的民族戏曲文化，并以其渊源流长、弘萃通远、博大精深、温稚畅融的历史传统和绚丽多姿的生命硕果屹立于世界戏剧文化艺术强林。诸如先秦气度恢弘的钟磐乐舞、隋唐华光璀璨的歌舞大曲、宋元清新淳朴的戏曲音乐等皆显示出中国民族音乐独具匠心的艺术魅力和丰厚旷达的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崇尚以“礼”、“乐”为治理世间的两大法宝。儒家思想认为戏曲音乐的形上根源是“道”与“天”，故圣人作乐乃是为了体现天意和顺应天道。即“圣人作乐以应天”，“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为此，儒家学说从社会教化的角度对“乐”有着严格的审美尺度，只有那种能够表现了“德”的戏曲音乐才是最适合用来教化世人。《乐记·乐象》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记·乐施》云:“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浮也。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者著其教焉”。可以说，戏曲音乐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一直是用来作为治理天下人心的调控法规。倡导文质彬彬的君子须接受的“礼、乐、射、御、书、数”或“琴、棋、书、画、驭、射”的“六艺”教育。《乐记·乐言》云:“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喉杀之音作，而民思优;口单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责之意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是先王本之情、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可见，华夏先祖既右到了戏曲音乐上接天道的形上根源，从而给予戏曲音乐至高无上的文化地位，同时又看到了形下的戏曲音乐，大化可以敦风易俗、调和人群，小化可以陶冶性情、提升气质。同时指出没有节度的戏曲音乐也可使人心散乱、行为失范。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价值倾向的规范儿千年来就深深地折射着中国传统戏曲音乐的演变。
1．1学习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学习意义
这些著述分别从艺术的角度阐明了对于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已有论著从艺术理论为切入点分别将传统艺术中的哲学思维放在现当代艺术环境下阐述其发展态势，从绘画主张中探究其艺术教育的诸多现实问题。美国学者高居翰的《山外山》，书中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形式进行了深入地分析，阐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精神境界。［2］这些研究侧重学生从艺术中吸收并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借此提升自身的艺术素质，或进一步将思想纳入艺术表现中；或在艺术形式上提出吸纳传统文化。另外，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对此作专门研究，具有广阔的前景和空间。
1．2对体会传统文化的促进作用
传统绘画形式有利于学生更好的了解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对传统绘画的影响及所涉及的中国文化的精髓引入课堂，可以优化教学过程，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而真正提升艺术课堂及学科的特色，使实践技能教学具有高效性和实用性。学生学习传统绘画艺术有利于提高艺术的教学效率和教育质量。充分将历代文人绘画理论及相关国学精神渗透到绘画中，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文化水平，增强学生学习传统绘画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对提高教学效率和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其表现如下：第一，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深化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解读和认识。第二，较为完备地分析学生在学习传统绘画艺术的基础上所达到的思想意识的升华，从而激发对于传统文化的正确解读。第三，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艺术创作中能很好地将理论知识付诸于绘画实践，从而更好地指导其艺术行为。第四，更好地辨别和看待当下现代后现代艺术风格的流变，端正艺术学习的态度。第五，有助于国学的发扬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从而更好地提高高校艺术生的综合素质。中国传统绘画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了诸多艺术层面的阐释，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传统的绘画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既不是封闭的，也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中壮大自己，延续自己的，同时中国绘画又有自己一贯的连续性和规律性，如何解读传统绘画的精神实质，理解个中的深层命题。怎样品评可以感观、可以心观、可以画观的传统艺术，以及如何跳开传统绘画的皮毛之争，鞭辟入里，发现新见以提高自身的艺术素养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21世纪有非常大的潜力，但现在的在校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相对匮乏，而且缺少兴趣，所以教师教学面临一定的难度，老师既要把正确的观念灌输给他们，又要保持教学的稳定性和把握一定的依据性，让学生学有所长和学有所依，从而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怎么看待传统，也是艺术教学中要明确的问题。中国的传统艺术是通过长期的传承，发展中又不断淘汰掉糟粕，增加进精华，经过长期的论证才得以传承的，而艺术发展是一个继往开来的过程，艺术的发展只有根植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所以传统并不会束缚学生的创造，反而会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这样才能让学生具有健康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成为符合时代需要的人才。
2如何通过学习传统绘画艺术去体会传统文化
关键词： 艺术学 传统性 现代性 三种话语
一，现代性与传统性话语的中国语境
中国艺术学改革开放30年，有两组词一直贯穿其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艺术学的面貌，也影响了中国艺术学的理论思考。这两组词就是：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化与全球化。具体来说，传统性与现代性从改革开放始到整个80年代占了主导地位，9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化与本土化成为核心关键词，而且把传统性与现代性纳入自己的话语系统中来，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新解。这样，传统性和现代性、本土化与全球化，又构成了一种历史递进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了这两组词，就能更清楚地理解中国艺术学30年的演进。这两组词不但是中国史的关键词，也是世界史的关键词，因此，从这两组词，又可以看到中国艺术学30年的演进，与世界史的演进的紧密关联。
现代性理论模式本是在以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代表的世界两大阵营对立中提出来的一个理论模式。这一理论模式有一整套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指标，其中最基本的指标（即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由传统进入到现代的基本指标），是经济（生产力）指标。这一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性质的理论。而用这一指标来衡量，中国没有达到现代（所以需要经过巨大的努力去实现现代化），从而处于前现代之中。而前现代在现代性理论模式里作为一个总的概念，它包括了中国古代和中国现代。按照现代性的理论模式，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传统的因素越来越少，而现代的因素日益增多的一个虽然很复杂但却可以从逻辑上进行清晰把握的过程。而中国现代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还没有实现现代化，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传统的因素还极大地存在于现代中国里面。因此与古代中国一道处于前现代的现代中国中的传统因素是需要被否定的。只有清楚现代与传统二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才能让人们看清传统的面目，特别是看清以现代的面貌呈现出来的阻碍现代化的传统。今后回头看去，可以知道这首先是把现代性理论看成是一个具有世界普适性的模式，然后把这一模式直接运用到中国的一种简单演释，这一演释构成了80年代的启蒙思潮。而中国政治领导层的目标是，第一，接受现代性的经济指标（生产力标准），将之作为中国社会在世界进化图式中的性质定位（从世界普遍定位来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属于发展中国家，从社会主义的定位来说，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两种定义表明中国处于与世界的互动之中的一种哲学智慧），第二，力图将经济指标（生产力标准）结合在一个政治稳定的结构之中，形成的理论表述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或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一理论表述中，一方面，中国现代化的特色是社会主义，另方面，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是现代化。当中国走出文革之初，一方面，中国正走向改革放开，走向解放思想，另方面，现代性的理论模式进入中国，整个中国以四个现代化为旗帜，以现代化的理论重新凝聚民族的精神、热情、信心、活力，形成一个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共识的时候，不同的现代化的理论需要进行讨论、对话、磨合。由于现代性理论的西方来源和接受现代性理论的中国基础，关于现代化的争论或者对话，不从其表达形式而从其实质内容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观念上只坚持或只习惯原样社会主义（苏式社会主义或共和国前期社会主义）的人对原样的现代化（即西方的现代化）不是反对就是反感的，甚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路线也反感，这被主流理论界称为“极左”；另方面，只坚持或只接受原样现代化（即西方现代化）人，对原样社会主义（苏式社会主义或共和国前期的社会主义）不是反对就是反感，甚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路线也反感，这被主流理论界称为“极右”。不管是主流的、极左的、极右的，都一方面在一个共同的现代性的话语框架之中取得共识，另方面在这一共识中又有极大的分歧。而中国现代性自1840年以来是被战争带着上路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崛起一直都是以斗争性的方式进行的。百年来的斗争性传统在改革开放之初仍然在按自身的内在惯性发挥作用，因此，80年代的现代性话语争论也是以一种斗争性的激情展开的。自20世纪初期以来，文艺就被看成是一种观念的表达，是斗争的工具，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整个的语境已经变了，但把文艺作为一种社会反映的观念，作为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工具，成为思想启蒙的工具，这一思维定式，还是没有改变。因此现代性理论模式中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就以一种斗争性的方式出现。与传统的对立是现代性理论自身就本有的，中国在接受现代性理论时，同时接受了现代性对传统的对立。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中是如此，在80年代的思想启蒙中也是如此。
二，艺术学上反传统的现代性话语
与昆剧演出活动复苏相对应的是昆剧表演的理论研究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和丰富的昆剧“文”“曲”资源相比，前人留下的关于表演艺术方面的素材实在是少得可怜。这一方面是由于古代社会戏曲艺人们地位低下，所谓“王八戏子吹鼓手”，根本不会有人去对他们的演出技艺等情况加以关注、记载，更不要说是研究了；另一方面，戏曲艺人师徒之间“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给实际演出资料的留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戏曲表演理论研究的发展。纵观明清两代，也仅有潘之恒、李渔等少数戏曲评论家在他们的戏曲理论著作中涉及到搬演理论。［1］新中国成立后，昆剧艺人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在苏州昆剧传习所学习的经历，除了学戏，还有文化教师开课教授国文。因此，很多昆剧艺人不仅是表演大家，而且文化素养较高，有很好的表达能力，这就使得曾经必须“口传心授”的表演技艺被记录下来成为一种可能。五六十年代首开先河的两本著作是《昆剧表演一得》（徐凌云口述，管际安、陆兼之记录整理，共三集，先后于1959年6月、1959年10月和1960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和《我演昆丑》（华传浩口述，陆兼之记录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7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各地昆剧院团和曲会曲社逐渐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演出实践的繁荣推动了理论研究的迅猛发展，这一时期的昆剧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并形成了普通高校、文化系统、业余曲友三足鼎立的局面。文化系统特别是昆剧艺人是研究表演艺术的主力军，一大批昆剧艺人记录，总结演出、曲唱经验的谈艺录迅速涌现，涉及演员艺术生涯以及舞台表演的各种技艺，如《俞振飞艺术论集》（王家熙、许寅等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丑中美——王传淞谈艺录》（王传淞口述，沈祖安、王德良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昆剧生涯六十年》（周传瑛口述，洛地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优孟衣冠八十年》（侯玉山口述，刘东升整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等。［2］这些谈艺录在数量上较五六十年代要更多，总结也更深刻全面。进入90年代以后，很多昆剧老艺人都已退休离职，或因年岁渐大而精力有限，因此这一时期的谈艺录多是后辈对他们表演艺术的研究探讨，如《郑传鉴及其表演艺术》（胡忌编，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继青表演艺术》（中国昆剧研究会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艺海一粟——汪世瑜谈艺录》（章骥、程曙鹏主编，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3年版），也有一些后辈的自述，如《我——一个孤独的女小生》（上海昆剧团岳美缇著，文汇出版社1994年版）。这些昆剧艺术家的谈艺录可谓珠玑满目，弥足珍贵，很多都可作为昆剧演员从业的教科书，但从20世纪整体的昆剧表演艺术研究发展的进程来看，仍是碎金散玉的感性体悟，只能称之为“一得”。
二、断章残篇的理性总结
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戏剧观念的传入，传统与现代产生了激烈的震荡，旧学深厚的传统文人继承前人的研究方法，“补前修之未逮，阐曲学之奥妙”，更开阔思路，致力于用科学的、系统的方法去重新审视昆剧这个古老的传统文化。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昆剧表演艺术的理论著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中国戏曲这个大范畴里探讨戏曲表演艺术普遍性的基本规律。如张庚《戏曲表演问题》（通俗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陈幼韩《戏曲表演美学探索》(中国戏曲出版社，1986年版)、李春熹《作为演出艺术的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黄克保《谈戏曲表现手法》（上海文化社，1957年版）、陈幼韩《试论中国戏曲舞台艺术的表演程式》（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张卉《戏曲表演知识三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程砚秋《戏曲表演的四工五法》、白云生《生旦净末丑的表演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白云生《戏曲的唱念和形体锻炼》（音乐出版社，1962年版）、万凤妹《戏曲身段表演基础训练》（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孙兴作《戏曲武功教程》（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李熙《中国戏曲表演技术概要》（文华图书公司，1981年版）、傅雪漪《戏曲传统声乐艺术》（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黄克保《戏曲表演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郑黛琼《中国戏剧之净脚研究》（学海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二是夹杂在昆剧史论剧说中的关于表演艺术的论述。如胡忌、刘致中著《昆剧发展史》（中华书局，1989年初版）兼顾文学（剧本创作）和演出这两条线，考述了家庭戏班、职业戏班和宫廷演剧的兴衰更迭，以及大江南北的演出状况，并对徽昆、湘昆、北昆、浙江永昆、金昆等不同地域支派的表演特征进行总结；詹慕陶《昆曲理论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以理论思潮为主轴，辅以剧本创作、声腔唱谱、舞台表演三个方面，梳理了从昆腔崛起前夕到康雍乾时代的昆曲曲家、评论家的理论著作；李晓的《中国昆曲》(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年版)分为《昆曲概论》和《昆曲史略》两大部分，前者有关于昆剧舞台表演特征和价值的论述，后者涉及昆剧演出形态、昆班兴衰及各种表演风格的交替。此外，还有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从微观角度对昆剧表演艺术进行探讨。如丁修询《试谈昆曲表演的舞台动作方法》（《戏剧报》，1956年5月30日）、陈适《谈永嘉昆剧生旦的表演艺术》（《戏剧报》，1958年第1期）、丁修询《昆剧表演程式的本质、构成和运用》（《戏剧艺术》，1983年第2期）、李晓《昆剧表演艺术的“乾嘉传统”及其传承》（《艺术百家》，1997年第6期）、李晓《南昆表演艺术的体系及其创造法则》（《艺术百家》，1998年第3期）、冷桂军《昆曲表演艺术的形式特征》（2002年苏州大学硕士论文）、周秦《论昆曲舞台表演艺术的写意性原则》（《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欧阳启明《天然去雕饰——浅析王传蕖昆曲表演艺术特色》（《中国戏剧》，2005年第6期）、陈芳《从〈搜山、打车〉身段谱探抉昆剧表演的“乾、嘉传统”》（《戏曲研究》，2006年第3期）、顾笃璜《人物分类、演员分行及表演艺术之传承述略——昆剧传统表演艺术初探之一》（《艺术百家》，2008年第5期）、王焱《论昆曲表演的传承与法律保护》（《2008年中国艺术人类学论坛暨国际学术会议——“传统技艺与当代社会发展”论文集》）、刘志宏《昆曲表演的虚实处理艺术小议》（《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赵天为《昆曲表演艺术的传承——以折子戏〈惊梦〉为例》（《文艺争鸣》，2010年24期）、丁修询《昆曲演剧方法与中国演剧体系——关于〈昆曲表演学〉(技术技巧卷)中的一些问题》（《艺术百家》，2011年第3期）、赵晓红《从〈搜山、打车〉看昆曲表演传承的“原汁原味”》（《艺术百家》，2012年第1期）、袁伟珅《昆剧折子戏〈水浒记•借茶〉的舞台表演特色》（《大众文艺》，2012年15期）、缪磊《昆剧折子戏〈风筝误•惊丑〉的表演特色》（《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刘亚玲《深化语文教学改革,提高昆曲表演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第2期）、徐凌恒《昆曲表演艺术三题——“歌”“舞”“情”》（《科学大众》，2013年第9期）等等。
三、系统性的体系建构尝试
关键词：唢呐艺术 文化内涵 理论思考
中国唢呐艺术在不同地域体现着各异的风土民情和文化风格，唢呐作品的音乐情趣与情绪，随着演绎的内容和场合的变更诠释出不同的音乐情感，给听众以新异的音乐体验。中国唢呐艺术源自民间，随着现代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唢呐演奏也被以艺术演奏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各类艺术作品势如破竹般涌现，为大众带来不同的艺术感受。
一、中国唢呐艺术的文化内涵
（一）唢呐艺术的产生与发展
唢呐作为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其发源地是在波斯、阿拉伯地区。唢呐艺术的流传范围极为广范，是一件世界性的乐器，其自产生至流传的时间跨度较大，且中国唢呐艺术在各个地区都有较为广泛的流传，但多活跃在民间，多以民俗活动的形式呈现。唢呐在形态、艺术表现上都有较明显的特征，由于其发声响亮、携带方便、应用场合多以民众日常的民俗、生活息息相关，因而被大众熟知和喜爱，至今仍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在中国的传统民间艺术中，发展环境锦绣勃勃。
（二）唢呐艺术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范畴
唢呐艺术和中国传统文化习俗有着明显的关联和具体体现：主要体现在节庆和民俗文化中，例如：农村的婚丧嫁娶、节庆祭典等内容。人们通过唢呐演奏来表达不同的情思。从意识形态范畴来说，唢呐艺术与中国伦理文化体现及文化情感确有关系。中国人尤其重视伦理道德的人际关系体现，唢呐艺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场合与民俗文化中都有直接的情感表达。唢呐演奏的曲目内容也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如：乐曲《婚礼曲》《抬花轿》等，唢呐艺术是最能表达华夏民众文化情感的艺术形式之一。
（三）唢呐艺术传统文化的行为价值呈现
唢呐艺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在行为价值的呈现上体现着较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唢呐艺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行为价值也实现了从小众到大众的扩展。对比传统的唢呐艺术，现代唢呐艺术在艺术表现力方面大大拓宽。作曲技法的创作延伸，演奏技法的创新应用，更有制作专家在唢呐形态和制造工艺上所进行的大胆创造性的加工、改良（如加键唢呐、活芯唢呐），都力求在音色和音质上更能达到演奏“乐趣”，便于技艺精湛者在演奏形式和技术上有所突破，达到更高的艺术追求，丰富听众的视听感受，既符合现代人的艺术和审美追求，也体现现代唢呐艺术表演形式上的突破。
二、中国唢呐艺术的时展的理论思考
（一）注重唢呐艺术的技艺传承
中国唢呐艺术特有的技艺传承特点，是传统的口传心授。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事唢呐工作或教育的民间艺人、演艺团体和专业音乐院校的工作者，逐渐抛弃传统的“比葫芦画瓢”法，以规范严谨的教学体系取而代之。艺术家们对唢呐艺术文化内涵的技艺传承及在传承中与时俱进，体现了人们对于民俗文化的情感及对艺术传承的责任，这将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更深层次的理论价值。通过文化情感研究传统技艺，讲述传统技艺的发展历程，以较为细致化深入化的理论成果推动唢呐艺术的久远发展。
（二）注重唢呐艺术的艺术情感深化
唢呐艺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可见其艺术情感的体现并没有被时间所冲淡，反而其文化情感正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人们能够从民俗文化、现代艺术审美的角度对唢呐艺术进行深入探讨。通过唢呐艺术的表现，人们可感受其音乐情感以及对历史文化内容的传承，尤其在艺术作品的呈现中，人们透过或强劲激昂，或含蓄深沉、或悲怆伤感的情绪，捕捉艺术气息，进入艺术情境。
（三）注重唢呐艺术的艺术形式现代性演绎
中国唢呐艺术的发展应当与时俱进，让唢呐艺术被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在表演形式上，唢呐艺术可以实现与其他乐器结合，重奏或合奏以使得音乐层次分明、音色多元化;唢呐作品的伴奏音乐可突破以往的民族乐器或小乐队的伴奏模式，采用钢琴，以期达到音乐对比强烈突出主奏乐器情绪等等;舞台艺术表现形式现代化与多样化，能够带动大众的艺术、文化情感，丰富艺术视野，并为艺术理论的研究、艺术融合和探索实践等带来更多的挖掘空间。
三、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当下中国唢呐艺术的发展，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深层次地挖掘其文化内涵性，用具有艺术表现力和文化感染力的艺术形式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唢呐艺术，实现唢呐艺术的现展和创新。
参考文献：
[1]李大鹏.唢呐艺术魅力浅谈[J].戏剧之家（上半月），2012，（11）.
[2]孙荣伟.当代中国唢呐艺术的发展现状及理论思考[J].艺术探索，2013，（12）.
关键词：现代陶艺；综合性；文化产业；陶艺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J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201-03
本文所指的陶艺本非指传统的陶瓷艺术，而是在现代语境下的现代陶艺，如果把中国至彩陶以来的几千年的陶瓷文化作为背景，现代陶艺只是其中发展的一个阶段。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是受西方现代艺术运动的影响，是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果，它是以陶、瓷、釉料等材料为媒介，打破中国传统审美规范的限制，充分发挥陶瓷材料的无限可能性，进行陶瓷艺术的各种创新实验，强调表现作者的情感和精神，反映或关注社会问题的现代艺术表现形式。中国的传统陶瓷艺术，主要还是限于其实用性的功能，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和审美哲学。这种传统价值观统治中国陶瓷界数千年，它的师徒传承式的技艺和规范限制了陶瓷制作技艺的广泛传播，因此陶艺制作和传承一般仅限于传统的陶瓷产区，随着现代陶艺观念的推广和传播，现代陶艺制作从陶瓷产区延伸到各大院校然后扩展到社会各阶层，这是个很大的进步，尽管多数人对现代陶艺的内涵并不明了，但毕竟扩大了现代陶艺的影响，使我们有理由对现代陶艺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
一、陶艺成为当代艺术综合性发展的代表
陶艺之所以能成为当代艺术的代表，首先中国的现代陶艺与中国的现代艺术发展同步，并为艺术多元化作出了贡献。纵观上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陶艺的重要展览，各类风格并存，表现情感，反映时代特色成为大多数陶艺家的心声。艺术的多元化是文化多元化发展的结果，中国文化在改革开放下，善于包容和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文化艺术的吸收，中国的陶艺家以其创作体现了中国艺术吸收国外先进文化的成果。比如陶艺界代表人物周国帧，其老师是罗丹弟子的学生，他的动物题材的陶艺作品，既有西方写实造型的基础，又保留了本民族的写意、概括的特色，可谓中西合璧的典型。
再者，陶艺作为跨界艺术的代表，综合性特征明显。一般陶艺分类上按功能来分，主要有陶艺饰品、生活陶艺、陈设陶艺、建筑陶饰等，按类型来分有陶板画、陶艺雕塑、陶艺浮雕、实用器皿等，如果把陶艺放在现代艺术的范畴里，则陶艺跨越了众多艺术种类和表现形式，陶艺与绘画、设计、雕塑、综合材料、装置等多种艺术门类相互交融，成为综合性艺术的代表。拿瓷板画来说，过去只是陶瓷的装饰手段，在20世纪，珠山八友在瓷板画中加入了中国文人画的特点，使瓷板画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现代瓷板画以陶釉等材料为媒介，吸收绘画的各种表现形式，既可以像水粉画、水彩画、油画等成为独立画种，也可以切入当代艺术，比如成为装置艺术的某个组成部分。
现代陶艺的形式丰富，它可以是平面的，以绘画的形式任意自由地表现形、色、肌理效果；可以是立体的雕塑作品，发挥其材质的独特性；可以切入综合材料艺术，拓展了传统的陶瓷语言，同时表达某种观念；可以出现在影像、装置作品中，成为独特的艺术媒介，因此现代陶艺比其它艺术种类更充分、自由地展现了艺术家独特的创造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陶艺真是无所不能，这正是其成为当代艺术代表的重要条件。
二、陶艺教育所承载的当代文化内涵
中国陶瓷文化源远流长，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是许多国家所不具备的，像美国虽然是现代陶艺的发源地之一，却没有厚重的历史文化，日本文化也没有中国文化深沉博大，但这不影响它们成为现代陶艺的代表国家。
当然现代陶艺也不是横空出世，美国文化正是吸收了世界各国文化而形成了自身特色，日本同样借鉴了东西方文化，包括中国陶瓷文化的成就，形成了本民族的陶艺特点。比如日本把中国的绞胎装饰纹样应用于现代陶艺制作，许多西方现代陶艺家从中国古陶瓷研究中得到很多启示。中国的陶瓷文化对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既是财富又是个包袱，当我们沉醉于古人制作的陶器器型的标准规范、釉色的精美绝伦时，我们猛然发现复制再也无法达到古人的高度，如果不另起炉灶，只会重蹈覆辙，如果我们不打破传统的审美原则，中国陶艺的辉煌只能停留在历史博物馆和古董市场里。
“传统陶艺生产的审美惯性和官方对待陶瓷行业的态度及类别划分造成普通大众对于一些‘纯艺术’门类的‘创新’还能持一种相对宽容的心念，而对‘陶瓷’的创新是相当的不理解，使中国当代陶艺的起步和发展从一开始就比其他艺术门类显得更加沉重和复杂。”[1]
中国的陶瓷艺术长期被纳入设计工艺体系，离不开实用、经济、美观的功能型产品生产要求，对现代陶艺是个束缚。陶工有高超的制作技艺，但分工严密，缺少独创性是其主要缺陷，代代相传的制作工艺难以使陶艺人脱胎换骨般地转型为创造型的艺术家，他们大多无视现代艺术的发展，只关注于自身的技艺，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
学院成为发展现代陶艺的温床，首先它没有传统观念的限制，师生们乐于接受现代美学的影响，创造上可以不拘一格，敢于借鉴任何陶艺的新观念，对传统陶瓷艺术也能传承和吸收。再者师生们一般不受功利性目的限制，师生们既是拿来主义者，又是陶艺创新的主要力量，陶工因为生存要求需不断迎合市场需求，师生们则可以游离于市场需求之外，潜心创作，所以现代陶艺在中国发端于学院就不足为奇了。
发展现代陶艺并不能抛弃传统陶瓷文化的影响，许多艺术家恰恰是从传统陶瓷文化切入，从中国文化符号切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陶艺语言，陶艺涉及技艺和创造力，没有关于陶瓷技术方面的知识，再好的艺术家也无法实现其创造，因此现代陶艺必须从中国传统的陶瓷生产，从民间的陶瓷作坊中学会制陶技术，然后才能进行自由创作。
把孩童时代玩泥巴的兴趣，逐步发展为专业的素养，是陶艺教育的重要方面，陶瓷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没有传统文化的积淀就不会有现代文化的产生，现代工业文明带给我们快捷的生活方式，也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机械单调和重复，传统手工业文化淳朴、自然的方式，使我们身心受到熏陶。
修身养性，培养审美情趣也是陶艺教育的重要方面，陶瓷文化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陶艺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发展史，从陶瓷文化的发展，可以管窥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从秦汉时期的陶俑，可以了解古代军事知识、风俗习惯、社会生活；中国的陶瓷茶具，所包含丰富的茶文化、审美观念、禅宗哲学；中国各个时代的陶瓷艺术，像秦汉的雄浑大气，宋元的清雅端庄，明清的富丽华美，反映了强烈的时代特征。
三、中国陶艺教育的困境及对策
中国高校的陶艺教育尽管在建国初期就已开始，但长期被划分在工艺美术的范畴，脱离不开实用美术品的束缚，使得现代陶艺的推广严重滞后，师生的创作观念受到束缚，长期以来，现代陶艺不受重视，在陶瓷产区和民间作坊，传统势力过于强大，以致无从推广，现代陶艺长期以来仅限于学院内小范围发展。
由于对现代陶艺的不理解，甚至分不清传统陶瓷和现代陶艺的区别，对现代陶艺重视不足是个普遍现象，尽管目前有许多学校开了陶艺课，社会上也有大量陶吧等玩陶场所，由于软硬件投入不足，大多仅限于拉坯、画陶、玩陶泥等简单内容，从理论和实践上系统地学习陶艺还很困难，与现代陶艺的创造性要求相差甚远。把陶艺教育从工艺美术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使现代陶艺的纯艺术性得以发挥，艺术创作主体的创造性得以体现，是现代陶艺教育的重要环节，如没有此等观念和意识，高校陶艺教育只会落入传统陶瓷制作的俗套，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代陶艺发展的现状。
中国现代陶艺的理论建设滞后，使得现代陶艺教学上出现模糊的方向，建设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陶艺理论刻不容缓。许多陶艺家的经验无法上升到理论高度，传统陶瓷理论也很少得以总结并被分享，这使得中国现代陶艺界理论名家寥寥，著作不多。
对现代陶艺的研究涉及对当代艺术理论的理解，对艺术本质问题的探索一直伴随着艺术的探索，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有很大的不同，学院教育应该拓展现、当代艺术的教育，为现代陶艺的推广提供理论支持。海德格尔认为“艺术就是真理在作品中的自行置入”[2]。艺术的价值就在于揭示真理，所以艺术作品不仅仅是现实的模仿和再现，在陶艺作品中许多作品并非简单的模仿现实，而是表现存在的本质，揭示世界的真理。与此观点有些相似的是当代著名学者阿瑟・C・丹托在其文章《艺术和意义》中指出：“使艺术成为艺术的并不是眼睛看得见的东西，这便解释了为什么要弄清楚艺术是什么，就得如此依靠作品的意义，而后者正是艺术评论之所求。”[3]在高校艺术教育体系中，由于受写实主义以及前苏联美术教学体系的影响，对其它艺术风格的忽视，导致高校美术教育千人一面的现象，在陶艺教学中，学生的创作性和独创性应受到重视，但如果在观念上受制于写实风格的影响，则很难打开现代陶艺之门，在现代陶艺中，即使同样是制作一个瓶子和罐子，由于其后隐含的艺术本质和现实存在并不一样，因而赋予作品以新的含义，有别于传统实用的瓶子或罐子。
再者中国陶艺教育投入不足，一般性院校的陶艺设备不足，相比西方陶艺教育的普及和设施完善，师生们很难享受到烧成作品后的，往往仅限于造型的训练。
中国传统陶艺观念的发展还使技术和艺术严重脱节，陶艺圈内既懂技术又懂艺术的陶艺家寥寥，有些传统工艺师以大师自居，但在观念上全无创新，作品虽然在市场上受追捧，但却无法与现代艺术发展同步。另一方面，许多艺术家有强烈的陶艺创作热情，却忽视陶艺技术要求，无法把握陶瓷的技术而使现代陶艺陷入粗制滥造的地步，或者不懂基本的美学原理，视丑为美，混淆了大众对现代陶艺的审美判断，以为粗糙、残缺、狂放、不完美就是现代陶艺的标准，简单的认识现代艺术的审美观念，严重影响了现代陶艺的发展。
文化产业对陶艺教育的发展有促进作用，文化产业是个系统工程，是一个由创作者、推广者、接受者形成的一个产业链条。陶艺教育既培养了创造者，又培养了欣赏和接受者，但对现代陶艺的理解和接受需要一个过程，毕竟当代艺术的受众有限，就像一般大众，宁肯买一个碗、罐之类的实用器皿，也不肯为看不懂、无用的现代陶艺买单，这就要求现代陶艺不但要培养创造者还要培养懂得欣赏现代陶艺的受众。
总之，现代陶艺的发展是现代艺术的一大亮点，在高校审美教育中具有其它艺术不具有的跨界性、综合性、普适性、应用性的优势，高校陶艺的发展要为满足大众多元化的需求服务，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要结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探索陶艺教学模式，提升高校陶艺教学的规模和水平。
参考文献：
〔1〕白磊，白明.中国今日陶艺[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