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物流的时代”,就物流的区域化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而言,21世纪必将是物流服务全球化的时代。
所谓国际物流,就是组织货物在国际间的合理流动。国际物流的实质是按国际分工协作的原则,依照国际惯例,利用国际化的物流网络、物流设施和物流技术,实现货物在国际间的流动与交换,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世界资源优化配置。
国际物流业务必须以法律为保障,通过法律来调整国际物流关系和规范国际物流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我国的物流法律与物流经济并没有同步发展,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和统一的物流法,我国现行的调整国际物流方面的法律法规都散见于关于物流各个环节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以及各种技术规范、技术法规之中。
在物流法律的研究中,我国某些法学家提出物流需要立法的建议是有积极意义的[1],但是,笔者认为:构建我国物流法律制度的困难不在于纵向的物流法律的缺失,而在于横向的物流法律的整合。针对物流市场准入及监管法律的缺失,解决的途径是对空白地带立法,这是在白纸上可以画最美图案的道理。目前物流法律制度最大的困难出现在横向的立法上,即调整物流主体从事物流活动行为的民事法律规范,即所谓的物流行为法上。
物流行为涉及采购、仓储、运输、流通加工、包装、配送、装卸、搬运、信息处理等环节,规范这些环节的法律性质属于合同法的范畴,我国已经构建了包括合同法在内的日益完善的民法体系。如果要对物流行为进行专门的立法,除了统一性较差的运输环节法律的内容之外,对采购、仓储、加工、包装、装卸、搬运等环节的规定,基本只能在现行的民事法律框架内对原有的相关法条进行重述,那样的立法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的。所以有人建议横向的物流法不需要专门立法,而适用物流行为各环节已有的法律。但是现有的物流各环节相关的内容,并不能满足物流环节的法律适用,比如《合同法》并没有相对于物流合同的特别规定;就物流中的运输法部分而言,各种运输方式(海运、航空、铁路运输)的法律差别很大,国际法与国内法差别很大,目前单是运输法内部的统一都是很困难的事情。一个规则模糊,可预见性差的物流法律体系,如何去满足物流经济的发展要求呢?
可见,现成的物流行为各环节的法律如果不经过有效的整合而应用于物流法律,那只是一些不成体系的法律碎片而已。如果不对这些法律碎片进行整合,而是进行简单的拼接,难免会出现物流法律体系构建的困难以及体系内的不衔接甚至冲突的异象。
二、系统论思想对国际物流法的启示
构建国际物流法体系以及整合法律体系内部各环节法律,首先需要确定物流法律的理念,或者说探寻物流法的基本精神。这需要从物流的概念及物流系统的基本特性作出分析。
我国国家标准物流术语中将物流定义为:物流是物品从供应地到接受地的实体流动过程,根据客户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功能有机结合来实现用户要求的过程。
目前,各种物流理论研究都一致认为:物流学科不仅仅是将传统的运输、仓储等部门的简单加法,而是要让物流中的各个环节有机地融入整个理论体系中[2],这个理论体系就是系统论。物流不仅是一种活动,更是一种科学的理念。如果将物流作为一种活动,本身实际上早已存在,如运输、仓储等任何物品的流动过程,但现代物流却不是简单的活动,而是能使这些单独的物流活动有机协调,以达到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管理目标。国际物流尤其强调系统化,强调每一个具体的物流活动都是整个物流系统中的一部分,需要与其他环节的协调和优化组合,从而使系统成本最低、效率最高。
因此,在构建国际物流法律时,系统论的思想应当是物流法律所具备的根本理念。
任何法律均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调整不同的社会关系成为划分不同法律部门的标准。而国际物流的范畴决定了国际物流法的含义和基本范筹。国际物流法是为调整国际物流活动产生的,它是与国际物流活动有关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际物流法是以国际物流活动为基础的,国际物流法的精神应该体现国际物流活动的本质。物流活动根本的特征是系统性,用系统观点来研究物流活动是现代物流学的核心思想[3]。因此,构建国际物流法需借鉴系统论的思想运用系统分析法,注重系统整体的协调以及内部各级子系统的相互关系,注重物流法律体系的整体性以及物流各环节法律的衔接和协调。
三、系统论的法律表达——融贯论与整全法
如何使用法律术语将物流学的系统论思想转化为物流法的基本理念,学界鲜有涉及,本文借鉴法哲学的方法论,略作探讨。
在当代哲学中融贯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英语世界极为重要的哲学家如奎因的知识论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都可以见到融贯在他们的理论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4]。在法律领域主要有两种融贯理论,一是关于法律体系的融贯,另一种是在法律推理/法律论证中的融贯。 在当代法理学中也有许多学者探讨融贯与法学之间的关系,而一般认为德沃金在《法律的帝国》中所提出的整全法(Law as Integrity),是法学融贯论的重要代表。
德沃金的融贯论可作多维层次上的理解: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整全法,在司法语境中的整全法。在论述法的整全性时,德沃金一贯地认为整全性是法的原则,可以分为立法的整全性原则和审判的整全性原则。它们要求立法和司法在原则上保持整个法律的融贯性(coherence),尤其是法官必须把他们所控制的法律视为一个整体。“整全性要求,只要有可能,社群的公共标准必须被做成或看成,表达处于正确关系之正义与公平的单一融贯体系”[5]。
德沃金理论的证成目标是法律体系的融贯,所谓法律体系的融贯所关注的是使整个法律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达到融贯。在一定意义上,法律体系的融贯是德沃金融贯性方法论所要达致的目标,并不是德沃金建构性解释理论的逻辑前提。尽管西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对德沃金融贯理论存在批判和争鸣,尤其是德沃金的原则理论存在瑕疵,但他的理论对于把物流系统论转换成物流法律的理念是有借鉴意义的。从本体上,物流法律作为包括原则、规则和政策的整全法体系,国际物流法律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达成协调一致;在方法论上,通过对国际物流法的基本原则的论证,以融贯作为法律论证的标准来证成。正因为国际物流法律规范性的融贯与物流社会实践的相关性,制定国际物流法被解读为表达了制定它们的立法机构中最优势的一个融贯信念体系[6]。融贯性应当作为国际物流法律制度的基本理论体系的特性。以融贯性作为物流法律的精神来审视本文前面提到的运输法的统一难题,不难发现运输法领域所缺乏的正是一种整全法的基本理论支持。当代人们对于运输法的不同质性所造成的不统一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试图寻求共同的原理基础,实现法条之间的相互兼容。国际物流运输方式有远洋运输、铁路运输、航空运输、公路运输以及由这些运输手段组合而成的国际复合运输方式,与各种运输方式相对应的国际法律有国际海上运输法律公约、国际铁路运输法律公约、航空运输法律公约及多式联运公约,上述公约存在着明显的不统一。谁也不能否认,航空运输和铁路运输切实存在共同点[7],而运输法各部门法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与其说是缺乏运用民法技术对运输法则作出最大化的概括、抽象,在繁杂的细节中找到关联的法律结构进而塑造运输法的基本原理,不如说是缺乏融贯信念和整全法精神。
正如德国着名法学家、外国私法与国际私法研究所所长J. Basedow教授指出的:“如果以为这是运输实践需要的法律,就容忍运输法的这种零碎、分散,这是对现实存在的混乱状态的屈服、投降。所以这种姿态是不能让人接受的,法学研究的任务是要克服这种离心、混乱的状态。只要持续地寻求一般价值才能使法律保持起到社会调整工具的功能。”[8]
运输法的不统一并非仅限于国际公约的层面,国内立法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我国《海商法》是获得了国内和国际社会良好评价的国内立法, 尽管它具有适度超前性和先进性,但作为一个特别法它显着的特殊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法学专家提出《海商法》与一般法不协调,海商法修改时应遵循法制统一原则[9]。这亦反应了任何法律不是一个独立王国,而具有整全法的要求。可以这样说,今后物流相关领域的立法指导思想,应当具有整全法的要求,具体说来就是,运输法不能局限于运输领域,而应当考虑到与相关法律的融贯性;物流其他环节的立法也应当考虑到与各环节法律的相互融贯,融贯性是国际物流法的重要品质。
四、国际物流法融贯的技术基础——物流与交通运输的内在关联性
构建一个整全的国际物流法体系,在体系的框架里面各个流程的现行法之间需要形成有机的联系,这种联系需要以其中一个重要流程的法律作为主导,把各个流程的法律统帅成为一个整体。有人认为制订国际物流法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分析国际物流的主要环节,提取一个已经形成完整的法律制度并具有很强的国际性的环节,以此环节为中心,在该成形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10]。
寻找符合上述条件的国际物流主要环节,可从物流与交通运输内在的关联进行分析。
关键词：第三方物流；合同；法律风险
中图分类号：F253 文献标识码：A
供应链合同作为供应链协调的一种方式，在解决双重边际化和信息共享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供应链运作过程中，各节点企业因其目标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供应链整体绩效受到影响。以往关于供应链合同的研究主要包括数量折扣合同（Quantity Discount Contract）[1]，数量柔性合同（Quantity Flexibility Contract）[2]，收益共享合同（Revenue-sharing Contract）[3]和退货策略（Return Policy）[4]等。但是上述合同都是在供方（第一方）和需方（第二方）组成的合同主体之间发生效力，学者们大都通过设定前提，建立模型，选择不同种类的契约协调机制，建立信息共享激励机制，但是对于供方与需方之外的第三方企业之间合同还未从法律角度给予充分的重视。在供应链管理模式下，物流业务外包是供应链集中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趋势[5]。由于第三方物流合同涉及到供应链管理的各个环节，因此发生纠纷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为了有效避免纠纷引起的成本增加，效率降低，对第三方物流合同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 第三方物流合同存在问题概述
1.1 第三方物流合同概述
第三方物流合同不同于一般的民商事合同，指第三方物流经营人与物流需求方之间订立的，由第三方物流经营人向物流服务需求企业提供系统化服务，而物流服务需求方支付报酬的协议[6]。与传统的储运企业相比，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服务范围包括仓储、运输、加工、包装、配送、信息处理等众多环节，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也更加复杂，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区间和行纪等法律关系。因此第三方物流合同涉及的法律适用具有特殊性。第三方物流合同具有服务性、有偿性、主从性、要式性的特征。第三方合同的主体包括合同的需求方（也称货主企业）、合同的经营方（第三方物流运营人）、实际履行方（包括运输企业、港口作业企业、仓储企业、加工企业等）。合同主要是规范供需双方的综合性、个性化物流服务，双方互负义务，存在对价关系，只要经过物流服务需求方要约，而且物流服务企业在合理期限内承诺，合同即宣告成立，而不需要标的物的实际交付。同时运营人与物流服务需求方之间订立的合同是主合同，第三方物流运营人与物流作业实际履行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是从合同，且不论主从合同，都采用要式合同的形式，以避免纠纷，维护交易安全、行业秩序。
1.2 第三方物流合同法律问题的特点
1.2.1 合同的性质尚不明确。第三方物流合同涉及的环节多，且常存在多方履行主体，第三方物流经营人常常是多个合同的当事人，其权力和义务关系因此呈现出广泛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1.2.2 合同的归责原则和法律适用不明确。由于目前没有对物流行业单独立法，对合同纠纷的审理也就没有独立的法律，只能根据现有部门法以及合同法中的规定，来解决合同纠纷。因此审理第三方物流合同纠纷时，确定适用法律，明确由哪一方当事人根据何种归责原则来承担责任是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
1.2.3 合同存在的风险较分散。第三方物流合同在订立和履行过程中，且在供需双方、经营人与实际履行方、经营人与信息系统提供方等多方面都存在风险，因此风险的控制非常困难。
1.2.4 发生纠纷时处理机构和处理程序不明确。除非合同有明确约定，我国合同纠纷解决的机构有仲裁机构及法院，铁路和海运还有专属的法院，因此对于广泛的第三方物流服务范围，可能涉及的处理机构和程序也不具有统一性。
1.3 解决第三方物流合同法律问题的对策
1.3.1 完善立法。从世界范围来看，包括发达国家在内，尚没有一个国家制定《物流法》。然而我国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形式多样的物流法律体系，各个物流环节上基本具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来调整，当前应着力于对现行的各种物流法律法规进行梳理、修改、整合，废除相互矛盾、冗余的法律法规，为日后独立物流法的诞生做铺垫。
1.3.2 根据第三方物流运作模式的不同，对第三方物流合同进行分类。由于第三方物流发展尚不成熟，对于其合同的法律性质也不能一概而论。根据具体运作模式的不同，将其分为资产型物流运作模式和型物流运作模式[7]。资产型运作模式中，物流合同的经营方自身具备从事物流活动的设施、装备等基础性资产，并具备直接从事物流活动的人才、运营网络等生产性条件，按照物流需求方设计的物流流程及方案，承包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流通、配送、信息处理等一项或几项物流职能活动。此模式中，物流合同供需双方构成委托的法律关系，需求方构成委托关系中的委托方，第三方物流运营人的法律地位是委托关系中的受托方。双方签订的合同属于劳务合同，提供劳务的有名合同主要有：委托合同、运输合同、仓储合同，运输合同，仓储合同是从委托合同中单列出来的，第三方物流运营人法定名称为实际承运人和仓储保管人[8]。此类合同可依据委托合同的性质来考虑。型运作模式中，第三方物流运营人设计物流规划方案，提供物流信息，向外寻求供货商、分销商、承运商，并承担相应的监督管理职能。当运营人以客户名义履行职能时，在物流需求方与物流运营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民事关系，运营人的法律地位是人，在权限内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人即物流需求方承担。若是运营人以自己名义履行职能，合同各方的法律关系相对复杂，既有运营人与需求方之间的主合同，还有运营人与实际承运人之间的从合同。不论是分包还是自己完成，第三方物流运营人都要为法律后果负责，在法律上称之为行纪合同，运营人的法律地位是行纪人[9]。行纪人承担所有的义务和全部责任，分包人在各自合同范围内承担责任。
1.3.3 考虑法律适用要具有灵活性。我国《合同法》第8条明文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三方物流服务供需双方根据独立、真实的意思表示签订的合同，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当发生第三方物流合同纠纷时，首先应当依据双方之间的物流合同来解决，当对相关事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允许双方达成补充协议。对于无法单独依据合同规范审理的纠纷，可以寻求民事法律规范作为审理依据。但是，在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之前，必须对合同进行体系解释，即结合合同相关条款推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经体系解释后，仍然无法确定物流合同纠纷所依据的规范，根据《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应按照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确认。如果按照第三方物流合同的明确约定、补充协议、体系解释、交易习惯仍无法确定裁判依据，则适用《合同法》第62条的强制性规定，补充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不足或援引民法中的补充性的任意规范来处理纠纷。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系统的、统一的、完整的、专门的物流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合同法》、《海商法》，其次是国务院及其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如《海港管理暂行条例》[10]，交通部的《关于促进运输企业发展综合物流的若干意见》，外经贸部2002年的《外商投资国际货物运输企业管理办法》，铁道部颁布的《铁路货物运输管理条例》，中国民航总局颁布的《中国民用航空国际运输规则》[11]，还有一些政府部门规章，如中央各部委制定的《关于商品包装的暂行条例》等。此外还有国际法律法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等国际条约、国际惯例[12]。第三方物流合同属于无名合同，通说认为无名合同应适用类推主义，是因为有《合同法》第124条的明文规定。但是，第三方物流合同不是一般的无名合同，其内容繁多复杂，具有综合性和多功能性，是类型结合型的无名合同。无论是合同法或现行其他法律都没有与之相类似的规定，因此笼统地适用类推主义是不恰当的。对第三方物流合同的订立、生效、履行、变更、转让、权利义务终止、违约责任等内容应首先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当涉及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时，如果可以确认损失发生的区间，则适用该区间的法律，例如合同法中的运输合同或者仓储合同，如果不能确认损失发生的区间，则应适用《合同法》总则和《民法通则》的规定。
1.3.4 根据能否确认损失发生的区间来确定第三方物流合同的归责原则。所谓的“违约责任的归责”是指违约方对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判断过程。只有确定了该种案件所适用的归责原则，才能够依照该归责原则的规定性，确定究竟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13]。如果可以确认损失发生的区间，应该适用该区间法律的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例如，损失发生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阶段，应适用不完全过失责任原则。如果损失发生的阶段不能确认，即存在隐藏损失，应该适用《合同法》总则的无过错责任规则原则。即应采用类似于多式联运承运人责任制度中的网状责任制。
可以看出第三方物流经营人在整个第三方物流经营过程中，原则上承担无过错责任，仅在海上通海水域的货物运输合同、仓储合同和委托合同中承担过错责任。
1.3.5 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上识别[14]第三方物流合同分险，规避风险造成的损失。静态层面的分险包括货物毁损灭失的赔偿风险、延迟交货的赔偿风险以及错发错运所带来的赔偿风险（经营人与顾客之间合同风险），主合同和分包合同适用的法律、免责条款、赔偿责任限额及诉讼时效不相同致使的赔偿差额风险（经营人与分包方之间的合同风险），以及系统故障风险和商业秘密风险（经营人与信息系统提供商之间的合同风险）。动态层面的分险包括大客户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谈判中往往处于有利的地位，提出一些苛刻的要求与条件等类似条款导致的风险[15]（订立风险），货物的名称、数量、现状与合同不一致的风险（履行风险）。无论从物流企业角度还是从客户角度，购买保险，将风险转嫁出去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何应对客户提出的不合理要求，需要充分利用供方的保险，与自身的险种相结合，积极寻求其他途径来解决不可转嫁的风险。对于购买的保险要做到心中有数，对于不具操作性，无法实施的保险，应在谈判中说明，力争取消一些无关险种以及不应由第三方物流企业承担的险种。
1.3.6 合同中尽可能明确约定解决纠纷的机构和程序。由于发生纠纷的可能性大，举证困难，环节众多，主从合同之间可能存在管辖冲突，造成法院相互推诿[16]，同时不利于双方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7]。因此诉讼并不是解决纠纷的最好途径。协商是解决纠纷最简单也最经济的方式，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纠纷，有利于合同继续履行，有利于长期合作。即使协商不成，已经，还可以通过达成和解协议终结诉讼，解决争议。双方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仲裁条款，也可以单独达成仲裁协议。仲裁程序简单，费用低，原则上不公开进行，利于保护商业秘密。诉讼程序是最终解决程序，是保护当事人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要遵循严格的程序，审理期限长，费用高，而且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此外，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在人民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有关组织主持下，自愿进行协商，通过教育疏导，促成各方达成协议、解决纠纷。
2 结论
第三方物流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应的法律规范还不完善，当事人之间容易发生物流纠纷，由于物流活动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导致第三方物流合同纠纷的广泛性和复杂性，适用法律的综合性、多层级性，同时还影响到解决合同纠纷处理机构和程序的多样性。通过上文的论述，明确提出目前立法在第三方物流合同方面的空白点，厘清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和法律地位，为当事人正确履行合同义务，合理解决合同纠纷提供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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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研究发现的“三元文化”，统称“大三元理论”，也叫“三元全息论”。本人研究认为：不论按照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推导，还是依据现代自然科学的纵深探讨，无始无终的时间和无大无小的空间就是宇宙。整个宇宙，大到无限大，小到无限小的万事万物，都是由“物质”、“信息”和“能量”这三个基本元素构成的。在宇宙中，一切结构、形状、功能相对稳定，并占有一定时空的存在都属于物质；一切物质的抽象概念都是信息，信息无形无相，不占时空，即不受时空的限制；各种物质（事物）内在和相互关系在阴阳平衡、五行生克规律作用下而产生的相互作用力就是能量，能量是事物存在与发展变化的动力；物质是信息和能量的载体。大三元理论把这三个基本元素称之为“三元”。正是这三元在不同的层面上集结为不同的事物。由于信息涵盖着事物存在的现状及其内涵、外延与因果，所以虽然信息依赖于事物的存在而产生，但她却不仅反映着事物的过去和现在，而且能够预示事物的发展趋向和未来。
在我们人类生存的，由“天、地、人” “三才”构成的世界里，信息布满空间称“天时”；物质寄于地球称“地利”；能量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表现，而且这种主观能动性要想发挥得好，又必须上和天、下和地、中间和人，故称“人和”；具体到现实的人类社会，文化相当于信息占天时，经济相当于物质占地利，政治相当于能量占人和。当我们靠悟性俯视动态的人类社会时，完全可以说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人流”、“物流”、“意识流”汇集的大海洋。而推动社会“三流”运转的只有三种力量，这就是“智力”、“财力”和“权力”。智力属于文化占天时；财力属于经济占地利；权力属于政治占人和。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交织在一起，在权力、财力、智力这三大力量推动下形成的人流、物流、意识流，就构成了五彩缤纷的世界。在这个美丽而又生动活泼的世界上，您会发现“红”、“黄”、“蓝”三元色恰恰非常形象地代表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红色的政治不同蓝色的文化相结合，就没有紫色的祥云——好的政策法规；黄色的经济不同蓝色的文化相结合，就没有绿色的原野——财富就不能增值；黄色的经济不同红色的政治相结合，就没有金黄色的秋天——经济成果就不合法、不安全。具体到每个自然人的“德、智、体”三育，也同样隐含着这三元素。依次类推，直到微观的量子世界，没有任何事物的构成，能离开“物质”、“信息”、“能量”这三个基本元素。笔者研究并发现大三元理论的意义，就在于让人们，首先是各级精英必须坚信：物质、信息和能量这三元素及其相互关系所遵循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信息、物质、能量这三元素在不同层面上的表现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笔者认为，在无限大的宇宙之中，任何存在都是有限的。三元和合所遵循的游戏规则，就是以阴阳互根、五行生克为本源，以因果缘续规律和结构效应规律为表现形式的自然法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这个道，从时序先后的角度上看，是因果缘续规律；从相对静止的某一个层面或事物上看，是结构效应规律。结构效应是因果缘续的内在动因。结构的任何一点变动，都会导致事物性质、形态、规模、功能和寿命的变化，而维持结构相对稳定的就是要素制衡规律。这就是“三元文化”的基本内容。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三元文化研究中心是专门从事“以解析天地人关系，指导人悟道修德”的《三元六合理论》研究的机构。
摘要: 长期以来，根据英美法系下提单是“documentalof title”的经典表述，提单的法律性质一直被误译为物权凭证。然而，提单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使命是转让和流通，提单的流转性正是源于财产交易高速流转的要求，形成于农耕时代以对财产的所有和利用为目的的物权、债权、占有等法律概念无法容纳提单的法律性质，只有形成于近代的以其“权利证券化”的法律技术性设计满足了现代财产交易无极限的需求的大陆法系法律概念有价证券，才能吻合提单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运作机制，其发展机理与提单“documentof title”性质认定如出一辙。因此，“documentof title”和“有价证券”的内涵基本相通，将提单法律性质归结为有价证券，与英美法系国家将提单视为“documentof title”的性质不仅不相冲突，反而是殊途同归，并行不悖。
关键词: 提单/法律性质/有价证券
为突破海上运输合同相对性的限制，使收货人获取对承运人的独立诉权，保障收货人的利益，以利提单的转让流通，英国判例于十八世纪将提单描述为“documental of title”。其后，英国1889年法和《美国统一商法典》均在“documentof title”外延中列举了提单，于是提单为“documental of title”遂被视为是提单法律性质的经典表述，这一表述在八十年代初期被翻译为中文“物权凭证”。[1]一段时期以来，在中国，提单的法律性质即被约定俗成指称为“物权凭证”。然而这种名不副实、指鹿为马式的翻译，混淆了提单的法律实质，不仅使提单法律性质成为海商法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最富纠结的理论问题，也困扰着提单海事、海商司法审判实践。本文认为，因提单争议所生的诸多纠纷，其提单相关当事人法律关系的明确界定、法律责任的定性，均无法绕开提单法律性质这一基本问题。提单法律性质更是构建与完善提单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点。而大陆法系的法律概念有价证券与“documental of title”内涵一致，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将提单定性为有价证券，将提单法律性质古老的表述“documentof title”与新的能反映其本质归属的法律概念“有价证券”在中国法律理论下实现有机的对接，不仅可以为提单“documental of title”的译文正本清源，拂去其误译为“物权凭证”的尘埃，还提单为“documental of title”的本来面目，使提单的法律性质名至实归，实现理论上的圆通，还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提单的诸多立法及实践问题。因为，提单法律性质这一理论命题的提出，本来就是对其研究对象提单在经济生活、法律制度中的客观现象予以深层的揭示，力求发现提单在法律生活中的本质归属，进而有效指导提单在法律领域中的实践活动，这也是所有法律理论研究的目的所在。
一、有价证券作为权利的载体，能有效沟通、融合有体物、无体物二者之间的优越性，为财产的交易流转提供极大的技术支持
有价证券概念在大陆法系率先被德国学者提出，其主旨就在于将可流通的权利证书与普通的合同性权利文件相区别。在现代社会中，对财产的占有不仅是为了使用财产，而更重要的是将财产投入流通领域，获取增值的价值，所谓“贸易乃财富的源泉”，因此，财产的流转、交易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之魂。这种交易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之一即是权利的移转。为了实现权利的移转，才导致现代商品经济生活中把权利表现在证券上，形成有价证券。[2]
有价证券作为权利的载体，能有效沟通有体物与无体物，克服二者之间的交易障碍。一方面，有价证券使权利这种无体物得以有体化。权利是抽象的，不易表现于外，不易为人所感知，将只能通过思维去想象的“合同债权、请求付款人支付一定金额”等无体权利记载于有价证券，权利就附着在证券上了，无体、抽象的权利被表现在具体的证券之上，权利就获得了一定的实物形体，能被人感知，抽象的法律关系遂可确定地表现于外，易于为人识别，满足了交易主体心理安全的需要。虽然这一形体并不是权利本身，但交易的标的——权利通过其上的物质载体——有价证券为其表现形式，使不易为人所感知的抽象的、无体的权利具有了可以明确感知的公示手段，这样，通过将无体的权利附着在有体的证券（凭证）上，使权利与证券相结合，权利化体为证券的“权利证券化”现象能够有效克服无体物不能感知而导致的交易安全不充分的心理缺失感，使无体物的交易安全相应地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有价证券使对有体物的权利得以表征化。如货币的物理外观表现为有体物，但货币这种“占有即所有”的特殊的法律性质，使商人们从事交易用以支付时而携带货币，变得极不安全，因此，在长期的商事交易中，商人们逐渐发展出商事惯例，即将货币存放于专业银行，再与银行签订支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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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合同，一俟交易完毕需要支付时，即签发支票，以支票的交付代替货币支付，商事主体就避免了存放与携带现金货币的不便，货币不必随时随单个交易而位移，可存放于保管安全条件较完善的金融机构，支票就记载、表征了可向存放货币的银行请求交付一定货币金额的权利，货币给付请求权已表征化为支票，拥有支票证券的所有权即意味着享有支票所记载的请求支付一定货币金额的权利。这种支票上记载的“货币给付请求权”与支票密不可分，债权化体为物权，支票的转让即意味着支票权利转让，借着支票这个证券的外观，支票所表彰的债权转让就方便、简单，简化了债权转让的程序。
仓单也是如此，通过将占据巨大空间、存放在仓库不便移动的货物的全部权利记载于仓单这张“证券纸”上，拥有仓单证券纸面的所有权即意味着享有对仓单所记载的请求仓库交付存放货物的债权，交付仓单即意味着与交付仓单所记载货物同等的效力，存放在仓库、不便移动的货物在转让交易过程中，无需象一般未被表征为证券的货物那般必须通过货物的实际交付位移，才能发生货物转让交易的法律效果，反之，存放在仓库的货物借由仓单这个有价证券的创制，通过仓单的交付转让而实现了自身的交付转让，于交易的完成具有了极大的便利性，极大地节约了交易成本，方便了商事活动。
从支票、仓单得以创制的商事实践来看，有价证券就是将并无明显外观表现的债权，赋予其以证券这一明显的外观，即将无形的债权记载于证券纸面之上，给权利披上证券的外观，使之成为一个特殊的“物”，能通过证券这个物的简单占有变动来实现“物”所表彰的权利转移，拥有证券纸面的所有权即意味着对证券所记载权利的所有权，从而使无体的权利能够如同作为动产的物一样，轻易进入到权利义务变动的各个环节之中，完成转让，形成流通，这种“权利证券化”的设计，简化了流通程序，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了交易的发展。因此，财产的证券化使得抽象、复杂的法律关系变得具体而简单，使得固定的法律关系流动化，使财富实现空前的流转利用，不仅满足现代社会财产资本化的需要，也为大规模信用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于经济生活功莫大焉。故台湾已故著名民法学者史尚宽先生曾指出：“将一切财货使之证券化，而谋资本之流通，为现代经济生活之趋势，从而关于有价证券之法律关系，占有重要之地位。”可见，将财产“化体”为有价证券，为财产的交易流转提供了极大的技术上的支持。
二、有价证券的实质是债权的证券化，使证券与证券上的债权合体导致的有价证券的流通性，既成为有价证券的本质属性，也是判定提单等其他的权利证书是否构成有价证券的基本标准
权利证券化过程乃是对包括有体物、无体物的财产的潜在金钱价值、资本价值的表征化过程。财产为一个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有机结合而成的整体，依严密的逻辑推理，表彰财产价值的有价证券既可以承载财产价值的整体，亦可以单独记载财产的交换价值或使用价值。但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有价证券或者表彰概括的财产价值，或者单独记载财产的交换价值，而没有单独记载财产使用价值的有价证券。个中缘由大致在于，使用价值的移转旨在有效利用财产的实体以提高财产的利用效率，而有价证券重在促进财产的流通，若有价证券仅记载使用价值，财产的实体利用目的势必难以实现。
1、选题依据与意义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近几年来第三方物流在我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但是，由于我国的第三方物流起步较晚，而且加上内外部环境一些影响因素的存在，导致第三方物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行业的发展。特别是自中国加入wto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外物流企业进入，使得我国物流业的国际化竞争更加激烈。因此，做为无论是对于经济管理部门还是企业而言，为改变现状，赢得发展，必须科学合理地分析现状，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改革与创新，以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根据相关理论结合实际，分析了我国第三方物流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2、设计实施的方法与主要内容
(1)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观察法、访谈法、实地考察法等方法，同时查阅有关书籍、文献资料收集第三方物流的发展现状并给出建议的的相关资料。
(2)研究内容
引言：本文研究的意义
一、第三方物流的综述
(一)第三方物流的概念
二、我国第三方物流的发展现状
(一)总体规模小，发展潜力巨大。
(二)需求的不平衡性较强。
(三)行业集中度较低。
三、我国第三方物流业存在的问题
(一)基础设施不完善
(二)企业规模较小，服务水平低
(三)缺乏现代化物流知识和专业物流管理人才
(四) 国家在物流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四、我国第三方物流的发展对策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二)对于企业规模较小，服务水平低这一瓶颈，可以发展战略同盟关系，合理利用社会存量资源。
(三) 重视人才的培养，实施人才战略
(四)有关部门应健全法律法规
五、结束语：
我国第三方物流业的兴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我国第三方物流发展的存在着诸多的困难，既有物流供需双方经营观念、经营模式的问题，又有物流发展环境和法律制度方面的障碍问题。但是在面对这些问题时需要政府、企业和相关中介组织的有机协同，政府政策真正满足企业需求，企业的外部环境得到优化，中介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改进和完善企业的内部管理，形成相关组织的合力作用，只要这样不断的自我改进第三方物流企业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
3、预期结果和完成进度
(1)201x年1月中旬 确定论文题目
(2)201x年3月 初—201x年3月15日 准备完成开题报告
(3)201x年3月16日—201x年3月23日 完成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
(4)201x年3月 24日—201x年4月3日 完成毕业论文的初稿
摘要: 长期以来，根据英美法系下提单是“documentalof title”的经典表述，提单的法律性质一直被误译为物权凭证。然而，提单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使命是转让和流通，提单的流转性正是源于财产交易高速流转的要求，形成于农耕时代以对财产的所有和利用为目的的物权、债权、占有等法律概念无法容纳提单的法律性质，只有形成于近代的以其“权利证券化”的法律技术性设计满足了现代财产交易无极限的需求的大陆法系法律概念有价证券，才能吻合提单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运作机制，其发展机理与提单“documentof title”性质认定如出一辙。因此，“documentof title”和“有价证券”的内涵基本相通，将提单法律性质归结为有价证券，与英美法系国家将提单视为“documentof title”的性质不仅不相冲突，反而是殊途同归，并行不悖。
关键词: 提单/法律性质/有价证券
为突破海上运输合同相对性的限制，使收货人获取对承运人的独立诉权，保障收货人的利益，以利提单的转让流通，英国判例于十八世纪将提单描述为“documental of title”。其后，英国1889年法和《美国统一商法典》均在“documentof title”外延中列举了提单，于是提单为“documental of title”遂被视为是提单法律性质的经典表述，这一表述在八十年代初期被翻译为中文“物权凭证”。[1]一段时期以来，在中国，提单的法律性质即被约定俗成指称为“物权凭证”。然而这种名不副实、指鹿为马式的翻译，混淆了提单的法律实质，不仅使提单法律性质成为海商法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最富纠结的理论问题，也困扰着提单海事、海商司法审判实践。本文认为，因提单争议所生的诸多纠纷，其提单相关当事人法律关系的明确界定、法律责任的定性，均无法绕开提单法律性质这一基本问题。提单法律性质更是构建与完善提单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点。而大陆法系的法律概念有价证券与“documental of title”内涵一致，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将提单定性为有价证券，将提单法律性质古老的表述“documentof title”与新的能反映其本质归属的法律概念“有价证券”在中国法律理论下实现有机的对接，不仅可以为提单“documental of title”的译文正本清源，拂去其误译为“物权凭证”的尘埃，还提单为“documental of title”的本来面目，使提单的法律性质名至实归，实现理论上的圆通，还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提单的诸多立法及实践问题。因为，提单法律性质这一理论命题的提出，本来就是对其研究对象提单在经济生活、法律制度中的客观现象予以深层的揭示，力求发现提单在法律生活中的本质归属，进而有效指导提单在法律领域中的实践活动，这也是所有法律理论研究的目的所在。
一、有价证券作为权利的载体，能有效沟通、融合有体物、无体物二者之间的优越性，为财产的交易流转提供极大的技术支持
有价证券概念在大陆法系率先被德国学者提出，其主旨就在于将可流通的权利证书与普通的合同性权利文件相区别。在现代社会中，对财产的占有不仅是为了使用财产，而更重要的是将财产投入流通领域，获取增值的价值，所谓“贸易乃财富的源泉”，因此，财产的流转、交易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之魂。这种交易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之一即是权利的移转。为了实现权利的移转，才导致现代商品经济生活中把权利表现在证券上，形成有价证券。[2]
有价证券作为权利的载体，能有效沟通有体物与无体物，克服二者之间的交易障碍。一方面，有价证券使权利这种无体物得以有体化。权利是抽象的，不易表现于外，不易为人所感知，将只能通过思维去想象的“合同债权、请求付款人支付一定金额”等无体权利记载于有价证券，权利就附着在证券上了，无体、抽象的权利被表现在具体的证券之上，权利就获得了一定的实物形体，能被人感知，抽象的法律关系遂可确定地表现于外，易于为人识别，满足了交易主体心理安全的需要。虽然这一形体并不是权利本身，但交易的标的——权利通过其上的物质载体——有价证券为其表现形式，使不易为人所感知的抽象的、无体的权利具有了可以明确感知的公示手段，这样，通过将无体的权利附着在有体的证券（凭证）上，使权利与证券相结合，权利化体为证券的“权利证券化”现象能够有效克服无体物不能感知而导致的交易安全不充分的心理缺失感，使无体物的交易安全相应地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有价证券使对有体物的权利得以表征化。如货币的物理外观表现为有体物，但货币这种“占有即所有”的特殊的法律性质，使商人们从事交易用以支付时而携带货币，变得极不安全，因此，在长期的商事交易中，商人们逐渐发展出商事惯例，即将货币存放于专业银行，再与银行签订支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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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合同，一俟交易完毕需要支付时，即签发支票，以支票的交付代替货币支付，商事主体就避免了存放与携带现金货币的不便，货币不必随时随单个交易而位移，可存放于保管安全条件较完善的金融机构，支票就记载、表征了可向存放货币的银行请求交付一定货币金额的权利，货币给付请求权已表征化为支票，拥有支票证券的所有权即意味着享有支票所记载的请求支付一定货币金额的权利。这种支票上记载的“货币给付请求权”与支票密不可分，债权化体为物权，支票的转让即意味着支票权利转让，借着支票这个证券的外观，支票所表彰的债权转让就方便、简单，简化了债权转让的程序。
仓单也是如此，通过将占据巨大空间、存放在仓库不便移动的货物的全部权利记载于仓单这张“证券纸”上，拥有仓单证券纸面的所有权即意味着享有对仓单所记载的请求仓库交付存放货物的债权，交付仓单即意味着与交付仓单所记载货物同等的效力，存放在仓库、不便移动的货物在转让交易过程中，无需象一般未被表征为证券的货物那般必须通过货物的实际交付位移，才能发生货物转让交易的法律效果，反之，存放在仓库的货物借由仓单这个有价证券的创制，通过仓单的交付转让而实现了自身的交付转让，于交易的完成具有了极大的便利性，极大地节约了交易成本，方便了商事活动。
从支票、仓单得以创制的商事实践来看，有价证券就是将并无明显外观表现的债权，赋予其以证券这一明显的外观，即将无形的债权记载于证券纸面之上，给权利披上证券的外观，使之成为一个特殊的“物”，能通过证券这个物的简单占有变动来实现“物”所表彰的权利转移，拥有证券纸面的所有权即意味着对证券所记载权利的所有权，从而使无体的权利能够如同作为动产的物一样，轻易进入到权利义务变动的各个环节之中，完成转让，形成流通，这种“权利证券化”的设计，简化了流通程序，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了交易的发展。因此，财产的证券化使得抽象、复杂的法律关系变得具体而简单，使得固定的法律关系流动化，使财富实现空前的流转利用，不仅满足现代社会财产资本化的需要，也为大规模信用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于经济生活功莫大焉。故台湾已故著名民法学者史尚宽先生曾指出：“将一切财货使之证券化，而谋资本之流通，为现代经济生活之趋势，从而关于有价证券之法律关系，占有重要之地位。”[3]可见，将财产“化体”为有价证券，为财产的交易流转提供了极大的技术上的支持。
二、有价证券的实质是债权的证券化，使证券与证券上的债权合体导致的有价证券的流通性，既成为有价证券的本质属性，也是判定提单等其他的权利证书是否构成有价证券的基本标准
权利证券化过程乃是对包括有体物、无体物的财产的潜在金钱价值、资本价值的表征化过程。财产为一个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有机结合而成的整体，依严密的逻辑推理，表彰财产价值的有价证券既可以承载财产价值的整体，亦可以单独记载财产的交换价值或使用价值。但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有价证券或者表彰概括的财产价值，或者单独记载财产的交换价值，而没有单独记载财产使用价值的有价证券。个中缘由大致在于，使用价值的移转旨在有效利用财产的实体以提高财产的利用效率，而有价证券重在促进财产的流通，若有价证券仅记载使用价值，财产的实体利用目的势必难以实现。
因此，表彰财产价值的有价证券不以记载财产的使用价值为必要，无论是记载财产的交换价值抑或表彰财产的概括价值的有价证券，其核心均在于表彰财产的交换价值，也即一般情形下有价证券所表征的是财产交换价值的法律表现形式——权利，对有价证券所表征的权利进一步明确化，这种财产性权利，只能是债权而非物权，物权是不能被证券化的，即物权是不能通过证券来进行表征、记载的，物权对物支配的本质属性（即根据权利人自己的意志，无需通过他人的意志、无需经由其他环节即可直接对物进行利用处分）排除了物权的证券化，因为，一旦“对物支配的权利证券化了”，意味着物权主体行使其物权时必须经由证券这个环节，必须先行实现证券上的权利，始能实现其对证券上所记载所关涉的物的支配权，物权主体依其意志直达客观标的物直接支配其物的根本属性荡然无存。是故，有体物本身是不能被记载、被表征于有价证券上的，能被记载、被表征的只能是对在仓库、在途运输中被仓储人、承运人等所实际控制占有的有体物“请求交付有体物的债权”，因此，有价证券天然是与财产形式中的债权而非实体财产相结合的。[4]从最为典型完整的有价证券——票据的发展史中同样可以佐证这一结论，票据的产生正是源于对异地货币汇兑和商事支付的需求，其后其发展的各阶段都始终立足于付款请求权这一基础性债权。票据所发挥之经济功能，无论是支付手段、信用手段、融资手段都是建立在付款请求权的基础上，都是对付款请求权这一债权进行的发展与延伸。因此，财产证券化的实质就是债权的证券化，就此点，就足以说明提单“物权凭证”提法的不科学性和不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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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财产的交换价值以使用价值为前提，没有使用价值的财产不可能有交换价值，表彰财产的交换价值的有价证券从根本上不能脱离财产的使用价值，只是其不必须将财产的使用价值记载于证券而已。所以，有价证券是以财产的使用价值为前提，主要表彰财产的交换价值的证券。有价证券存在的价值不在于其为记载了一定权利的“一张纸”，而在于其所表彰的财产价值，若丧失了此财产价值，有价证券与一张废纸无异，因为有价证券是没有使用价值的。有价证券债权以证券所有权为前提，离开了有价证券所有权也就没有有价证券债权，有价证券所有权为形式，有价证券债权为内容，二者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物权、债权两种在传统的民事法律制度中泾渭分明的财产权经由有价证券而实现空前的。
有价证券通过将无形的财产性权利与有形的证券纸面相结合，拥有证券纸面的所有权即意味着享有证券上所记载的权利（债权），通过证券的流通实现其上所表彰的权利的流通，使权利这种抽象的、无体的财产的转让流通从形式上表现为其有体的证券转让、流通，使证券上所表彰的无体债权的转让、流通借由证券，在形式上表现得与一般物权的转让几无二致。比如，物权上的动产以交付为变动要件，不动产以登记为变动要件，而证券法一般规定，不记名的证券以交付为要件，记名的证券以登记为要件，动产物权和证券的交易方式非常类似，有价证券进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无体动产。故日本民法典第86条第3款明确规定：“无记名债权视为动产”。通过有价证券的有效沟通，得以使无体债权的转让宛如动产，节约了交易成本，方便了商事活动，为权利形式的财产转让可以不再局限于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按照协议进行转让，而是在更广的范围内，以更高频率进行转让，甚至通过公开市场进行交易提供了技术基础。
因此，将债权与有价证券合二为一，使得两大类型的财产形态——无体物、有体物的各自优越性得以进行了沟通和融合，进而使财产的转让与流通在形式上体现为有价证券的转让或曰流通，[6]此既是有价证券的目的，也是有价证券存在的价值所在。申言之，将债权与有价证券合二为一，使得证券与证券上的财产（权利）合体导致的有价证券的流通性，既成为了有价证券的本质属性，也是判定提单等其他的权利证书是否构成有价证券的基本标准。
三、提单交付代替货物交付的指示交付制度是提单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得以发挥经济功效的基石，而提单的指示交付得以确立则和提单的证券化息息相关
从提单的发展历史来看，提单最初表现为货物收据、运输合同的证明，其本是货物在海洋运输过程中，由承运人签发给货主或托运人证明其已收到运输的货物的收据。当货物在漫长的海洋运输途中，货物的所有权人为了转让、处分在途运输的货物谋取经济利益，便会面临因与货物的空间分离，未能现实地占有货物而无法完成货物转让所必须的交付环节的困难。为了克服这种人、货分离导致的贸易障碍，以追求利润为其天职的商人们，如同仓单一般，逐渐发展出以交付提单代替货物交付的商事实践。通过将处在海洋运输途中，不能在陆上因交易而实时地实行交付的货物的全部权利记载、表征于提单这张“证券纸”上，拥有提单证券纸面的所有权即意味着享有对提单所记载的请求承运人履行的提货请求权，交付提单即意味着与交付提单所记载货物同等的效力，“提单的交付与货物的交付具有同一效力，而货物占有与否，则在所不问。”[7]如此一来，在海洋运输途中不便交付的货物在转让交易过程中，无需象一般未被表征为证券的货物那般必须通过货物的实际交付位移，才能发生货物转让交易的法律效果，反之，在海洋运输途中的货物借由提单，通过提单的交付转让而实现了自身的交付转让。
当提单仅是货物收据与运输合同的证明时，提单存在的法律意义仅仅是证明一定的法律关系（承托双方存在运输货物的关系）和法律事实（承运人收到了运输的货物），其法律性质无非是一份有证据意义的文书而已，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范围也仅限于运输领域，提单书证自身并不能使持有人享有任何和货运相关的权利。换言之，仅仅充当货物收据和运输合同证明的提单，是和基于运输合同产生的提货请求权毫无关系的。提单最后之所以发展成为“documentof title”，正是基于银行介入国际结算要求获得担保及提单项下货物转让的需要，国际间的贸易为商人们设置了跨越国界的交货与付款的安全障碍，海上运输的耗时与把握市场变动带来的机会矛盾，都促使提单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提单的“document of title”性质首先源于商事实践，而后首次在1794年的uckbarrowvmason案中被确认，“根据商业习惯，提单是documentof title，可以通过背书转让，且可转让货物权利”。[8]提单“documentof title”性质的发展与有价证券的产生与发展的经济机理完全一致。
当今提单项下货物转让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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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制就是，提单项下的货物在海洋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所有权人欲对承运人控制的在途运输货物进行处分、转让，就将其持有的提单转让、交付给受让方，受让方受让提单后，通过持提单向承运人请求行使提货权，以实现对货物的占有及货物所有权的完满实现。这种以提单的交付代替货物实际交付的商事实践得以完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将原本起货物收据作用，其法律性质仅是证明文书的提单发展成为能够表征向承运人请求交付货物权利的有价证券，必须使提单这一书证自身与请求承运人交付货物的“提货权”紧密结合在一起。提单自身的法律性质在完成了由证据文书至有价证券的飞跃之后，在涉及到转让提单项下货物转让的场合，赋予交付提单这张证券纸以交付货物同等的效力（民法理论上称为指示交付），就可以以提单的交付、转让来代替货物的实际交付、转让，如此，才能实现“其内容虽系以证券所记载货物之交付为目的之债权；但其证券之交付，与物品之交付有同一之物权的效力”。正如在sanders brosv. maclean&co.案中上诉法官bowen描绘的：“在承运人掌管下的海上货物，当然不可能实际交付。在运输及航程过程中，作为商业惯例，提单被公认为货物的象征，提单之背书与交付具有象征性交货的作用。当事人的意图如系转移货物的所有权，正如货物所有权从货物实际交付起转移一样，货物所有权也从提单背书并交付时转移。基于所有权转移以及提单受让人对货物的占有权的考虑，在货物于岸边交付给有权提货的人之前，提单仍然是货物的象征，不仅代表货物的所有权而且代表托运人与船舶所有权人运输合同中的全部权利，提单就是货物所有权人手中的一把钥匙能够打开浮动的或者固定的仓库之门”。[9]
请求承运人交付货物的提货权本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主体之一的托运人所享有的权利，提单的签发也是承运人向托运人履行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所生义务的行为。但只有将原生于海上运输合同的提货权记载、表征在本为货物收据的提单身上，使提单成为了有价值的可以能使持有人行使提货权的证券，才能使货物贸易的受让人愿意受让提单。提单构成了转让，通过提单代替货物的指示交付才得以确立，提单项下货物的转让、流通才得以在形式上表现为提单的转让、流通。提单与提货权合二为一的证券技术性设计，不仅有效克服了货物与货物的所有权人因空间分离导致的交易障碍，也使银行因受让提单，以提单上所记载表征的提货权所形成的权利质押，成为其开立国际贸易信用证所获取的对价保障，为银行乐意介入国际贸易活动，以其独立的银行信用，平衡跨越国界国际贸易活动所带来的的交货与付款的安全风险奠定了基础。在国际货物贸易结算中以信用证支付方式平衡国际货物贸易买卖双方利益的同时，因提单的证券价值性，也平衡了信用证的开立主体银行的利益，使银行有动力介入到国际货物贸易活动中来，从而能够使信用证顺畅运转并促进国际贸易活动的发展。
综上，提单的法律性质之所以发展成为有价证券，是有脉络可以遵循的：提单得以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之处在于提单的转让、流通性，而提单的转让、流通性正是植根于提单交付代替货物交付的指示性交付商事实践及立法认同。提单的转让、流通性使提单项下货物的交易、转让表现为提单的交易、转让，此举不仅克服了货主与在途运输货物的空间分离导致的贸易障碍，也为银行等金融机构介入国际贸易结算活动，以弥补和增强国际贸易中商事信用之不足提供了切入点，因此，提单交付代替货物交付的指示交付制度是提单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得以发挥经济功效的基石。而提单交付代替货物交付的指示性交付得以确立，源于赋予既往仅仅是货物收据和运输合同证明的提单以新的民事财产性权利——向承运人请求交付货物的请求权（或提取货物请求权），使提单与货物的提货请求权合二为一，使提单持有人（其是否是货物的所有权人在所不论）享有了行使提单所表彰的提货请求权的权利，因这种提货请求权与提单合二为一的技术性设计，使得本无使用价值的提单具有了价值性，才得以被国际货物贸易的受让方愿意作为货物的象征而接受交付，也使得银行可以以提单的持有作为其开立、兑付信用证的对价保障，使得银行有经济动力介入到国际贸易活动中来，对冲、润滑了国际贸易买卖双方的信用风险，提单的经济功效藉此逸出了运输领域，而在国际贸易、国际结算领域有所作为，一举成为国际贸易活动中最重要的商事单证。
因应提单经济功能发展与扩张的要求，提单的法律性质才能宛如凤凰涅槃般地获得了新生，从仅仅是货物收据、运输合同证明的证据文书转而成为可以代表向承运人行使提货请求权的有价证券了，其法律性质发生了质的飞跃。其间，提单之所以发挥经济功能的法律枢纽在于提单代替货物的指示交付得以确立，而提单的指示交付得以确立则依赖于提单和提货请求权合二为一，提单自身成为行使提货请求权的依据和条件。简言之，提单经济功能发挥不仅和提单的证券化息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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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而且提单的证券化是提单经济功能发挥和扩张的基本前提条件。正如梁慧星先生所言：“晚近以来，由于动产物权的证券化，动产物权变动领域发生了以交付表彰该动产物权的证券来代替交付动产本身的现象。例如，仓单、提单所载物品之交付，让与人将该证券交于有受领权人时即产生与交付动产本身同样的法律效力，而无须实际交付物品本身。”[10]提单法律性质的发展正吻合了有价证券产生与发展的基本原理，有体物置身于耗时漫长的海洋运输途中，面对瞬息万变的交易行情变化，给有体物的主人迅疾转让有体物以牟取交易增值的需求设置了障碍，通过将有体物的主人对承运人的提货请求权这个债权附体在提单上，提货请求权这个源于运输合同上的无体债权，因其抽象不易被人感知而不易受让的权利，通过提单的记载、表征就获取了可以感知的有体外形，提单以提货请求权与提单纸面的紧密的结合，藉此完成了证券化的过程，满足了有价证券的本质要求，自身变成了有价证券。拥有提单纸面的所有权即意味着享有提单上所记载的提货请求权（债权），通过提单的流通实现其上所表彰的提货权的流通，在货物的转让流通所需的每一次交付过程中，货物因此不必实际交付，只以提单的指示交付即可，提单指示交付的确立有效地克服了在途运输过程中不能移动的有体物的交易障碍，使在途运输的货物转让、流通从形式上得以表现为提单的转让、流通，国际货物贸易的形式亦从“实物贸易”表现为“单证交易”，通过单证的交易，脱离了有体物的交付障碍，货物的转让借由提单的转让而变得无比的便利，实现了商事交易无极限的效率要求。
四、将提单法律性质归结为有价证券，与英美法系国家将提单视为“documentof title”的性质不仅不相冲突，反而是殊途同归，并行不悖
提单经济功能实现的途径从形式上看体现为提单的转让、流通。提单的转让、流通可使提单的经济功能无限发挥，因此提单的可转让、流通性如同所有有价证券的本质经济属性一样亦成为提单的本质经济属性，成为提单证券化的价值和目的所在，维护和保障提单的可转让性、流通性也成为提单制度立法的基本出发点及宗旨。
可见，提单为有价证券的法律性质界定，不是学者的主观偏好，其既是源于提单经济功能发展扩张的本质要求，也是对提单在经济生活中功能发挥机理的观察与发现，从而在法律理论上所给予的反映与抽象。实质上，将提单法律性质归结为有价证券，与英美法系国家将提单视为“document of title”的性质不仅不相冲突，反而是殊途同归，并行不悖。提单之所以在十八世纪被认定为“document of title”，旨在为提单的受让人向承运人行使提货权提供依据，因为提货权原本是基于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而生的为托运人才能行使的权利，依据合同的相对性，未向承运人支付合同对价的提单的受让人是不可能向承运人行使提货权的。但为了保障提单受让人的利益，以利提单转让、流通，进而达到转让提单项下货物的目的，才被商事实践及司法判决认定为：“根据商业习惯，提单是documentof title，可以通过背书转让，且可转让货物权利”。[11]，提单“documentof title”认定目的是为了提单的背书转让性，这和转让、流通性是有价证券的本质属性如出一辙的，[12]因此，“documentof title”和“有价证券”的内涵基本相通，只不过产生、存在于不同的法律背景，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下起作用而已，商事活动的共性要求决定了这两种反映同一对象的术语、概念在本质上基本类似，但限于语境的差异，而表达方式有别。
此外，本文在认识、尊重“documentof title”的语词表达及理论价值，并将其作为本文论证的素材同时，主张提单法律性质界定为有价证券，而不采提单法律性质为“document of title”的表述，除了英、汉两种语言文字的表达不同，更重要的在于，英美法系法律制度与理论不喜归纳、抽象法律概念的传统使然。“documentoftitle”并未形成一个内涵明确、外延清晰的无可争议的法律概念。在我国法律体系下，“documentof title”这种语词的表达对提单立法、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而有价证券则经过两个世纪的理论打磨，已经形成了一个被大陆法系各国所广为接受的法律概念，法律概念在大陆法系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其被视为法律体系的基石，整个法律体系被认为就是由抽象程度不同的概念构成的，甚至清晰的法律思维也是建立在明晰的法律概念的基础上的。[13]而且，在明晰的有价证券法律概念基础上，大陆法系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有价证券法理基础与法律制度。这些理论与相关制度对构建完善的提单法律制度，极为重要。鉴于“有价证券”与“documentof title”二者内涵的相通性，本文认为，在提单法律性质这个基本问题的研究上，可以贯穿二者的联系，将尊重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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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表述和采纳新的合理的法律概念二者兼顾起来，将“documentof title”按其字面含义翻译成“权利证券”，再在此基础上，将提单法律性质在泛泛的学理术语表达“权利证券”明确化为“有价证券”，提单法律性质古老的表述“documentof title”与新的能反映其本质归属的法律概念“有价证券”在中国法律理论下就实现了有机的对接。
需要说明的是提单法律性质归属于有价证券，不仅仅是应然意义上的学理观点。一些国家的法律制度更是对提单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发挥及扩张有着深刻洞察，并对法律的需求更新而及时予以回应，在实然法层面上以非常明白无误的法律用语确认了提单的有价证券性。韩国《商法》第820条规定：“提单准用提货单的提货证券性、当然指示证券性、文义证券性、处分证券性、交付的物权效力等”；希腊《海事私法典》第170条规定：“在指示提单的情况下，现行有效的有关汇票的法律类推适用于对提单持有人的抗辩”。在我国台湾地区，提单干脆就被称为“载货证券”。即使是如《汉堡规则》这样的国际公约及我国海商法所作的关于提单定义的描述中，虽然并未出现“证券”或类似的字眼，但其定义的相关内容也彰显了提单的有价证券性。如《汉堡规则》第1条第7款对提单所作的定义：“提单是一种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由承运人接管或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凭此交付货物的单据”。我国《海商法》第71条借鉴了上述规定，将提单定义为：“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由承运人接管或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凭此交付货物的单证”。上述定义中“提单，是承运人保证凭此交付货物的单证”的表述，虽然是从承运人承担交付货物的义务角度规定的，但提单既然是承运人保证凭此交付货物的单证，就足以说明提单的持有人凭借其持有提单，就享有向承运人请求交付货物的权利（提货权）。提单的存在和持有，意味着提货权的享有，提单和提货权二者密切不可分，提单无疑满足了有价证券中债权被附体于有价证券上，二者合二为一的本质属性。
五、结束语
提单的法律性质归属于有价证券，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该事实的存在并不以学术研究的忽视甚或否认受到影响。提单法律性质这一理论命题的提出，本来就是对其研究对象——提单在经济生活、法律制度中的客观现象予以深层的揭示，力求发现提单在法律生活中的本质归属，进而有效指导提单在法律领域中的实践活动，这也是所有法律理论研究的目的所在。所以，对提单法律性质的揭示过程与研究者的视角、主观认知及研究的拓展深度密切相关。十多年来中国的海商法理论界众多学者孜孜不倦地对提单法律性质予以研究，所得出的众多流派纷呈的观点即是从不同角度对提单法律性质予以观察与揭示，体现了主观认知对客观研究对象的认识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如今，提单法律性质中的物权凭证说、债权凭证说、占有关系说、阶段论说等几大流派，试图用传统的物权、债权、占有等概念对提单法律性质予以阐释，其理论工具都存在着局限性。提单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使命是转让和流通，提单的流转性正是源于财产交易高速流转的要求，形成于农耕时代以对财产的所有和利用为目的的物权、债权、占有等法律概念无法容纳提单的法律性质，只有形成于近代以其“权利证券化”的法律技术性设计满足现代财产交易无极限需求的有价证券才能吻合提单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运作机制，进而涵摄提单的法律性质。在提单法律性质这个问题上，以“有价证券”说取代其他诸说，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商事活动的开放性、活跃性使以其为调整对象的商法及商法理论在法律概念及理论工具的选用上，必须与时俱进，不能固守传统的封闭性的法律概念，物权、债权等民法传统概念无论如何经典，也不可能永恒，也不可能扩展、包容至所有的新型的商事财产权。
当提单法律性质的其他学说在阐释这个问题上，存有理论与其所把握的客观对象不相匹配的矛盾时，我们必须采纳新的理论工具及理论概念以取得旧工具与旧概念，否则生搬硬套地将旧理论工具、旧概念套用在提单的法律性质上，只能是削足适履，不仅未能准确揭示提单法律性质，反而破坏了原本缜密而严谨的民法理论体系。因而，有价证券理论不仅能解释、揭示提单法律性质，而且其他类有价证券比如票据、仓单等因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功能不同，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法律制度，某些成熟的法律制度比如票据制度，因其和提单制度共同构建在有价证券的法理基础之上，这些成熟的法律制度能对提单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以有效指导提单的立法与司法实践，这才是我们不遗余力讨论“documentof title”内涵、界定提单法律性质及采纳有价证券学说的根本宗旨所在。
注释:
[1]在目前所掌握的文献中，最早使用“物权凭证”这一译词的为施米托夫所著《出口贸易——国际贸易的法律与实务》一书的中译本，参见（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国际贸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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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8年版，第397—421页）。可见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法学翻译中对“document oftitle”一词就使用了“物权凭证”的表述。
[2]参见谢怀栻：《票据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3]史尚宽：《有价证券之研究》，载郑玉波主编：《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下）》，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366页。
[4]即使是所谓的物品证券仓单、提单，其上所表征的财产形式并非货物本身，而是请求交付货物的权利。
[5]参见杨继：《票据概念再谈》，载于《比较法研究》，2007年4期；见谢怀栻著：《票据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郭瑜：《提单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6]流通与转让的英文词源相同，都来自于“negotiable”。主要区别在于权利移转的频率上，多次转让构成流通，以及为保障这种流通而涉及的法律制度设计。
[7]邱锦添：《海商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349页。
[8]邢海宝著：《海商提单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9]sanderbros v. maclean&co.，（1883）11qbd327，341.
[10]梁彗星：《中国物权法研究》（上册），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11]uckbarrowvmason案例，转引自前注[7]，邱锦添书，第410页。
[12]参见前注[2]，谢怀栻书。
关键词：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障碍；综述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116-02
近几年来，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学者们从经济学、法学等不同角度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进行广泛研究。笔者收集了近几年来百余篇核心期刊或书籍进行研究，学者们大多认为相关制度障碍阻碍了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要表现为法律制度的障碍。此种法律制度障碍或表现为法律缺失与空白，或表现为法律模糊，或表现为法律错位，导致农地流转实践中巨大阻力。这些立法或执法中的原因，极大地阻碍了农地承包经营权顺利规模地流转。
一、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本概念
（一）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含义
在《物权法》制定出台前，关于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含义与特征，学者们争议非常大。有学者从农地承包合同分析，认为农地承包经营权是债权，主张以“农地使用权”来取代“农地承包经营权”[1]；有学者认为，农地承包经营权有及物性、排他性，应为物权[2]；也有学者从实践中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表现得出，承包经营权具有债权与物权的双重属性[3]。直至《物权法》中明确肯定，农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才使得这场争论逐渐平息下来。时至今日，无论理论界还是实践中，都已经认识，物权性质的农地承包经营权对于加快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保护农民权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含义
通说认为，“流转”一词本身并不是法律概念。但是当其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相结合，频繁出现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中时，就成为通用的法律概念。对于如何定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目前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曹务坤认为，“从广义上说，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动，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变更和消灭。从狭义上说，是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和内容的变更。”[4] 丁关良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指在农村土地承包中的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效存在前提条件下，在不改变农村土地所有权权属性质和主体种类与农村土地农业用途的基础上，原承包方（即流出方）依法将该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从该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的部分权能等具体民事权利转移给他人（即流进方）的行为[5]。麻昌华等认为，狭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指在遵循土地所有权归属和农业用途不变的原则下，权利人将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利或部分权利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转移给其他农户或经营者，其实质就是农村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的流转[6]。
二、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障碍
（一）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相关法律权利的缺陷
1.农地所有权的天生法律缺陷。在研究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障碍时，几乎所有的学者首当其冲地都谈到农地所有权法律制度的先天缺陷，很大程度地阻碍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麻昌华等认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重大障碍。
（二）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法律障碍
1.传统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法律缺陷。麻昌华等指出，《物权法》规定了转包、互换、转让三种具体的流转方式。《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了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五种具体的流转方式，两部法律所确定的流转方式的不一致给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造成了障碍[6]。罗大钧分析后指出，《土地承包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这种流转方式，局限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不同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之间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在法理上既显失偏颇，且没有任何实际意义[11]。部分学者提出应该允许农地承包经营权能够抵押。丁关良[5]、麻昌华[6]等均认为，不承认农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方式流转，既不符合其本身财产权的可流转性，又不能起到融通资金的作用，并且允许农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与不允许抵押，两者法理上是相背离的。
2.创新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法律缺陷。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践中，还创新出入股、土地银行或信托等几种新的流转方式。任江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与现有法律有着较多的冲突；其一，农地使用权入股设立企业，会为农户带来法律风险；其二，集体组织及其成员在公司内的角色会产生冲突，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既为股东，但其股权较一般股东有一定限制；其三，农民以农地入股后的身份产生重叠[15]。叶朋结合信托法原理分析实践中农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方式后，指出在编辑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根据英美法系下提单是“documentalof title”的经典表述，提单的法律性质一直被误译为物权凭证。然而，提单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使命是转让和流通，提单的流转性正是源于财产交易高速流转的要求，形成于农耕时代以对财产的所有和利用为目的的物权、债权、占有等法律概念无法容纳提单的法律性质，只有形成于近代的以其“权利证券化”的法律技术性设计满足了现代财产交易无极限的需求的大陆法系法律概念有价证券，才能吻合提单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运作机制，其发展机理与提单“documentof title”性质认定如出一辙。因此，“documentof title”和“有价证券”的内涵基本相通，将提单法律性质归结为有价证券，与英美法系国家将提单视为“documentof title”的性质不仅不相冲突，反而是殊途同归，并行不悖。
为突破海上运输合同相对性的限制，使收货人获取对承运人的独立诉权，保障收货人的利益，以利提单的转让流通，英国判例于十八世纪将提单描述为“documental of title”。其后，英国1889年法和《美国统一商法典》均在“documentof title”外延中列举了提单，于是提单为“documental of title”遂被视为是提单法律性质的经典表述，这一表述在八十年代初期被翻译为中文“物权凭证”。[1]一段时期以来，在中国，提单的法律性质即被约定俗成指称为“物权凭证”。然而这种名不副实、指鹿为马式的翻译，混淆了提单的法律实质，不仅使提单法律性质成为海商法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最富纠结的理论问题，也困扰着提单海事、海商司法审判实践。本文认为，因提单争议所生的诸多纠纷，其提单相关当事人法律关系的明确界定、法律责任的定性，均无法绕开提单法律性质这一基本问题。提单法律性质更是构建与完善提单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点。而大陆法系的法律概念有价证券与“documental of title”内涵一致，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将提单定性为有价证券，将提单法律性质古老的表述“documentof title”与新的能反映其本质归属的法律概念“有价证券”在中国法律理论下实现有机的对接，不仅可以为提单“documental of title”的译文正本清源，拂去其误译为“物权凭证”的尘埃，还提单为“documental of title”的本来面目，使提单的法律性质名至实归，实现理论上的圆通，还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提单的诸多立法及实践问题。因为，提单法律性质这一理论命题的提出，本来就是对其研究对象提单在经济生活、法律制度中的客观现象予以深层的揭示，力求发现提单在法律生活中的本质归属，进而有效指导提单在法律领域中的实践活动，这也是所有法律理论研究的目的所在。
一、有价证券作为权利的载体，能有效沟通、融合有体物、无体物二者之间的优越性，为财产的交易流转提供极大的技术支持
有价证券概念在大陆法系率先被德国学者提出，其主旨就在于将可流通的权利证书与普通的合同性权利文件相区别。在现代社会中，对财产的占有不仅是为了使用财产，而更重要的是将财产投入流通领域，获取增值的价值，所谓“贸易乃财富的源泉”，因此，财产的流转、交易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之魂。这种交易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之一即是权利的移转。为了实现权利的移转，才导致现代商品经济生活中把权利表现在证券上，形成有价证券。[2]
有价证券作为权利的载体，能有效沟通有体物与无体物，克服二者之间的交易障碍。一方面，有价证券使权利这种无体物得以有体化。权利是抽象的，不易表现于外，不易为人所感知，将只能通过思维去想象的“合同债权、请求付款人支付一定金额”等无体权利记载于有价证券，权利就附着在证券上了，无体、抽象的权利被表现在具体的证券之上，权利就获得了一定的实物形体，能被人感知，抽象的法律关系遂可确定地表现于外，易于为人识别，满足了交易主体心理安全的需要。虽然这一形体并不是权利本身，但交易的标的——权利通过其上的物质载体——有价证券为其表现形式，使不易为人所感知的抽象的、无体的权利具有了可以明确感知的公示手段，这样，通过将无体的权利附着在有体的证券（凭证）上，使权利与证券相结合，权利化体为证券的“权利证券化”现象能够有效克服无体物不能感知而导致的交易安全不充分的心理缺失感，使无体物的交易安全相应地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有价证券使对有体物的权利得以表征化。如货币的物理外观表现为有体物，但货币这种“占有即所有”的特殊的法律性质，使商人们从事交易用以支付时而携带货币，变得极不安全，因此，在长期的商事交易中，商人们逐渐发展出商事惯例，即将货币存放于专业银行，再与银行签订支票使用合同，一俟交易完毕需要支付时，即签发支票，以支票的交付代替货币支付，商事主体就避免了存放与携带现金货币的不便，货币不必随时随单个交易而位移，可存放于保管安全条件较完善的金融机构，支票就记载、表征了可向存放货币的银行请求交付一定货币金额的权利，货币给付请求权已表征化为支票，拥有支票证券的所有权即意味着享有支票所记载的请求支付一定货币金额的权利。这种支票上记载的“货币给付请求权”与支票密不可分，债权化体为物权，支票的转让即意味着支票权利转让，借着支票这个证券的外观，支票所表彰的债权转让就方便、简单，简化了债权转让的程序。
仓单也是如此，通过将占据巨大空间、存放在仓库不便移动的货物的全部权利记载于仓单这张“证券纸”上，拥有仓单证券纸面的所有权即意味着享有对仓单所记载的请求仓库交付存放货物的债权，交付仓单即意味着与交付仓单所记载货物同等的效力，存放在仓库、不便移动的货物在转让交易过程中，无需象一般未被表征为证券的货物那般必须通过货物的实际交付位移，才能发生货物转让交易的法律效果，反之，存放在仓库的货物借由仓单这个有价证券的创制，通过仓单的交付转让而实现了自身的交付转让，于交易的完成具有了极大的便利性，极大地节约了交易成本，方便了商事活动。
从支票、仓单得以创制的商事实践来看，有价证券就是将并无明显外观表现的债权，赋予其以证券这一明显的外观，即将无形的债权记载于证券纸面之上，给权利披上证券的外观，使之成为一个特殊的“物”，能通过证券这个物的简单占有变动来实现“物”所表彰的权利转移，拥有证券纸面的所有权即意味着对证券所记载权利的所有权，从而使无体的权利能够如同作为动产的物一样，轻易进入到权利义务变动的各个环节之中，完成转让，形成流通，这种“权利证券化”的设计，简化了流通程序，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了交易的发展。因此，财产的证券化使得抽象、复杂的法律关系变得具体而简单，使得固定的法律关系流动化，使财富实现空前的流转利用，不仅满足现代社会财产资本化的需要，也为大规模信用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于经济生活功莫大焉。故台湾已故著名民法学者史尚宽先生曾指出：“将一切财货使之证券化，而谋资本之流通，为现代经济生活之趋势，从而关于有价证券之法律关系，占有重要之地位。”[3]可见，将财产“化体”为有价证券，为财产的交易流转提供了极大的技术上的支持。
二、有价证券的实质是债权的证券化，使证券与证券上的债权合体导致的有价证券的流通性，既成为有价证券的本质属性，也是判定提单等其他的权利证书是否构成有价证券的基本标准
权利证券化过程乃是对包括有体物、无体物的财产的潜在金钱价值、资本价值的表征化过程。财产为一个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有机结合而成的整体，依严密的逻辑推理，表彰财产价值的有价证券既可以承载财产价值的整体，亦可以单独记载财产的交换价值或使用价值。但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有价证券或者表彰概括的财产价值，或者单独记载财产的交换价值，而没有单独记载财产使用价值的有价证券。个中缘由大致在于，使用价值的移转旨在有效利用财产的实体以提高财产的利用效率，而有价证券重在促进财产的流通，若有价证券仅记载使用价值，财产的实体利用目的势必难以实现。
因此，表彰财产价值的有价证券不以记载财产的使用价值为必要，无论是记载财产的交换价值抑或表彰财产的概括价值的有价证券，其核心均在于表彰财产的交换价值，也即一般情形下有价证券所表征的是财产交换价值的法律表现形式——权利，对有价证券所表征的权利进一步明确化，这种财产性权利，只能是债权而非物权，物权是不能被证券化的，即物权是不能通过证券来进行表征、记载的，物权对物支配的本质属性（即根据权利人自己的意志，无需通过他人的意志、无需经由其他环节即可直接对物进行利用处分）排除了物权的证券化，因为，一旦“对物支配的权利证券化了”，意味着物权主体行使其物权时必须经由证券这个环节，必须先行实现证券上的权利，始能实现其对证券上所记载所关涉的物的支配权，物权主体依其意志直达客观标的物直接支配其物的根本属性荡然无存。是故，有体物本身是不能被记载、被表征于有价证券上的，能被记载、被表征的只能是对在仓库、在途运输中被仓储人、承运人等所实际控制占有的有体物“请求交付有体物的债权”，因此，有价证券天然是与财产形式中的债权而非实体财产相结合的。[4]从最为典型完整的有价证券——票据的发展史中同样可以佐证这一结论，票据的产生正是源于对异地货币汇兑和商事支付的需求，其后其发展的各阶段都始终立足于付款请求权这一基础性债权。票据所发挥之经济功能，无论是支付手段、信用手段、融资手段都是建立在付款请求权的基础上，都是对付款请求权这一债权进行的发展与延伸。因此，财产证券化的实质就是债权的证券化，就此点，就足以说明提单“物权凭证”提法的不科学性和不严谨性。[5]
值得注意的是，财产的交换价值以使用价值为前提，没有使用价值的财产不可能有交换价值，表彰财产的交换价值的有价证券从根本上不能脱离财产的使用价值，只是其不必须将财产的使用价值记载于证券而已。所以，有价证券是以财产的使用价值为前提，主要表彰财产的交换价值的证券。有价证券存在的价值不在于其为记载了一定权利的“一张纸”，而在于其所表彰的财产价值，若丧失了此财产价值，有价证券与一张废纸无异，因为有价证券是没有使用价值的。有价证券债权以证券所有权为前提，离开了有价证券所有权也就没有有价证券债权，有价证券所有权为形式，有价证券债权为内容，二者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物权、债权两种在传统的民事法律制度中泾渭分明的财产权经由有价证券而实现空前的。
有价证券通过将无形的财产性权利与有形的证券纸面相结合，拥有证券纸面的所有权即意味着享有证券上所记载的权利（债权），通过证券的流通实现其上所表彰的权利的流通，使权利这种抽象的、无体的财产的转让流通从形式上表现为其有体的证券转让、流通，使证券上所表彰的无体债权的转让、流通借由证券，在形式上表现得与一般物权的转让几无二致。比如，物权上的动产以交付为变动要件，不动产以登记为变动要件，而证券法一般规定，不记名的证券以交付为要件，记名的证券以登记为要件，动产物权和证券的交易方式非常类似，有价证券进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无体动产。故日本民法典第86条第3款明确规定：“无记名债权视为动产”。通过有价证券的有效沟通，得以使无体债权的转让宛如动产，节约了交易成本，方便了商事活动，为权利形式的财产转让可以不再局限于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按照协议进行转让，而是在更广的范围内，以更高频率进行转让，甚至通过公开市场进行交易提供了技术基础。
因此，将债权与有价证券合二为一，使得两大类型的财产形态——无体物、有体物的各自优越性得以进行了沟通和融合，进而使财产的转让与流通在形式上体现为有价证券的转让或曰流通，[6]此既是有价证券的目的，也是有价证券存在的价值所在。申言之，将债权与有价证券合二为一，使得证券与证券上的财产（权利）合体导致的有价证券的流通性，既成为了有价证券的本质属性，也是判定提单等其他的权利证书是否构成有价证券的基本标准。
三、提单交付代替货物交付的指示交付制度是提单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得以发挥经济功效的基石，而提单的指示交付得以确立则和提单的证券化息息相关
从提单的发展历史来看，提单最初表现为货物收据、运输合同的证明，其本是货物在海洋运输过程中，由承运人签发给货主或托运人证明其已收到运输的货物的收据。当货物在漫长的海洋运输途中，货物的所有权人为了转让、处分在途运输的货物谋取经济利益，便会面临因与货物的空间分离，未能现实地占有货物而无法完成货物转让所必须的交付环节的困难。为了克服这种人、货分离导致的贸易障碍，以追求利润为其天职的商人们，如同仓单一般，逐渐发展出以交付提单代替货物交付的商事实践。通过将处在海洋运输途中，不能在陆上因交易而实时地实行交付的货物的全部权利记载、表征于提单这张“证券纸”上，拥有提单证券纸面的所有权即意味着享有对提单所记载的请求承运人履行的提货请求权，交付提单即意味着与交付提单所记载货物同等的效力，“提单的交付与货物的交付具有同一效力，而货物占有与否，则在所不问。”[7]如此一来，在海洋运输途中不便交付的货物在转让交易过程中，无需象一般未被表征为证券的货物那般必须通过货物的实际交付位移，才能发生货物转让交易的法律效果，反之，在海洋运输途中的货物借由提单，通过提单的交付转让而实现了自身的交付转让。
当提单仅是货物收据与运输合同的证明时，提单存在的法律意义仅仅是证明一定的法律关系（承托双方存在运输货物的关系）和法律事实（承运人收到了运输的货物），其法律性质无非是一份有证据意义的文书而已，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范围也仅限于运输领域，提单书证自身并不能使持有人享有任何和货运相关的权利。换言之，仅仅充当货物收据和运输合同证明的提单，是和基于运输合同产生的提货请求权毫无关系的。提单最后之所以发展成为“documentof title”，正是基于银行介入国际结算要求获得担保及提单项下货物转让的需要，国际间的贸易为商人们设置了跨越国界的交货与付款的安全障碍，海上运输的耗时与把握市场变动带来的机会矛盾，都促使提单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提单的“document of title”性质首先源于商事实践，而后首次在1794年的UCKBARROWVMASON案中被确认，“根据商业习惯，提单是documentof title，可以通过背书转让，且可转让货物权利”。[8]提单“documentof title”性质的发展与有价证券的产生与发展的经济机理完全一致。
当今提单项下货物转让的基本机制就是，提单项下的货物在海洋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所有权人欲对承运人控制的在途运输货物进行处分、转让，就将其持有的提单转让、交付给受让方，受让方受让提单后，通过持提单向承运人请求行使提货权，以实现对货物的占有及货物所有权的完满实现。这种以提单的交付代替货物实际交付的商事实践得以完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将原本起货物收据作用，其法律性质仅是证明文书的提单发展成为能够表征向承运人请求交付货物权利的有价证券，必须使提单这一书证自身与请求承运人交付货物的“提货权”紧密结合在一起。提单自身的法律性质在完成了由证据文书至有价证券的飞跃之后，在涉及到转让提单项下货物转让的场合，赋予交付提单这张证券纸以交付货物同等的效力（民法理论上称为指示交付），就可以以提单的交付、转让来代替货物的实际交付、转让，如此，才能实现“其内容虽系以证券所记载货物之交付为目的之债权；但其证券之交付，与物品之交付有同一之物权的效力”。正如在Sanders Brosv. Maclean&Co.案中上诉法官Bowen描绘的：“在承运人掌管下的海上货物，当然不可能实际交付。在运输及航程过程中，作为商业惯例，提单被公认为货物的象征，提单之背书与交付具有象征性交货的作用。当事人的意图如系转移货物的所有权，正如货物所有权从货物实际交付起转移一样，货物所有权也从提单背书并交付时转移。基于所有权转移以及提单受让人对货物的占有权的考虑，在货物于岸边交付给有权提货的人之前，提单仍然是货物的象征，不仅代表货物的所有权而且代表托运人与船舶所有权人运输合同中的全部权利，提单就是货物所有权人手中的一把钥匙能够打开浮动的或者固定的仓库之门”。[9]
请求承运人交付货物的提货权本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主体之一的托运人所享有的权利，提单的签发也是承运人向托运人履行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所生义务的行为。但只有将原生于海上运输合同的提货权记载、表征在本为货物收据的提单身上，使提单成为了有价值的可以能使持有人行使提货权的证券，才能使货物贸易的受让人愿意受让提单。提单构成了转让，通过提单代替货物的指示交付才得以确立，提单项下货物的转让、流通才得以在形式上表现为提单的转让、流通。提单与提货权合二为一的证券技术性设计，不仅有效克服了货物与货物的所有权人因空间分离导致的交易障碍，也使银行因受让提单，以提单上所记载表征的提货权所形成的权利质押，成为其开立国际贸易信用证所获取的对价保障，为银行乐意介入国际贸易活动，以其独立的银行信用，平衡跨越国界国际贸易活动所带来的的交货与付款的安全风险奠定了基础。在国际货物贸易结算中以信用证支付方式平衡国际货物贸易买卖双方利益的同时，因提单的证券价值性，也平衡了信用证的开立主体银行的利益，使银行有动力介入到国际货物贸易活动中来，从而能够使信用证顺畅运转并促进国际贸易活动的发展。
综上，提单的法律性质之所以发展成为有价证券，是有脉络可以遵循的：提单得以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之处在于提单的转让、流通性，而提单的转让、流通性正是植根于提单交付代替货物交付的指示性交付商事实践及立法认同。提单的转让、流通性使提单项下货物的交易、转让表现为提单的交易、转让，此举不仅克服了货主与在途运输货物的空间分离导致的贸易障碍，也为银行等金融机构介入国际贸易结算活动，以弥补和增强国际贸易中商事信用之不足提供了切入点，因此，提单交付代替货物交付的指示交付制度是提单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得以发挥经济功效的基石。而提单交付代替货物交付的指示性交付得以确立，源于赋予既往仅仅是货物收据和运输合同证明的提单以新的民事财产性权利——向承运人请求交付货物的请求权（或提取货物请求权），使提单与货物的提货请求权合二为一，使提单持有人（其是否是货物的所有权人在所不论）享有了行使提单所表彰的提货请求权的权利，因这种提货请求权与提单合二为一的技术性设计，使得本无使用价值的提单具有了价值性，才得以被国际货物贸易的受让方愿意作为货物的象征而接受交付，也使得银行可以以提单的持有作为其开立、兑付信用证的对价保障，使得银行有经济动力介入到国际贸易活动中来，对冲、润滑了国际贸易买卖双方的信用风险，提单的经济功效藉此逸出了运输领域，而在国际贸易、国际结算领域有所作为，一举成为国际贸易活动中最重要的商事单证。
因应提单经济功能发展与扩张的要求，提单的法律性质才能宛如凤凰涅槃般地获得了新生，从仅仅是货物收据、运输合同证明的证据文书转而成为可以代表向承运人行使提货请求权的有价证券了，其法律性质发生了质的飞跃。其间，提单之所以发挥经济功能的法律枢纽在于提单代替货物的指示交付得以确立，而提单的指示交付得以确立则依赖于提单和提货请求权合二为一，提单自身成为行使提货请求权的依据和条件。简言之，提单经济功能发挥不仅和提单的证券化息息相关，而且提单的证券化是提单经济功能发挥和扩张的基本前提条件。正如梁慧星先生所言：“晚近以来，由于动产物权的证券化，动产物权变动领域发生了以交付表彰该动产物权的证券来代替交付动产本身的现象。例如，仓单、提单所载物品之交付，让与人将该证券交于有受领权人时即产生与交付动产本身同样的法律效力，而无须实际交付物品本身。”[10]提单法律性质的发展正吻合了有价证券产生与发展的基本原理，有体物置身于耗时漫长的海洋运输途中，面对瞬息万变的交易行情变化，给有体物的主人迅疾转让有体物以牟取交易增值的需求设置了障碍，通过将有体物的主人对承运人的提货请求权这个债权附体在提单上，提货请求权这个源于运输合同上的无体债权，因其抽象不易被人感知而不易受让的权利，通过提单的记载、表征就获取了可以感知的有体外形，提单以提货请求权与提单纸面的紧密的结合，藉此完成了证券化的过程，满足了有价证券的本质要求，自身变成了有价证券。拥有提单纸面的所有权即意味着享有提单上所记载的提货请求权（债权），通过提单的流通实现其上所表彰的提货权的流通，在货物的转让流通所需的每一次交付过程中，货物因此不必实际交付，只以提单的指示交付即可，提单指示交付的确立有效地克服了在途运输过程中不能移动的有体物的交易障碍，使在途运输的货物转让、流通从形式上得以表现为提单的转让、流通，国际货物贸易的形式亦从“实物贸易”表现为“单证交易”，通过单证的交易，脱离了有体物的交付障碍，货物的转让借由提单的转让而变得无比的便利，实现了商事交易无极限的效率要求。
四、将提单法律性质归结为有价证券，与英美法系国家将提单视为“documentof title”的性质不仅不相冲突，反而是殊途同归，并行不悖
提单经济功能实现的途径从形式上看体现为提单的转让、流通。提单的转让、流通可使提单的经济功能无限发挥，因此提单的可转让、流通性如同所有有价证券的本质经济属性一样亦成为提单的本质经济属性，成为提单证券化的价值和目的所在，维护和保障提单的可转让性、流通性也成为提单制度立法的基本出发点及宗旨。 可见，提单为有价证券的法律性质界定，不是学者的主观偏好，其既是源于提单经济功能发展扩张的本质要求，也是对提单在经济生活中功能发挥机理的观察与发现，从而在法律理论上所给予的反映与抽象。实质上，将提单法律性质归结为有价证券，与英美法系国家将提单视为“document of title”的性质不仅不相冲突，反而是殊途同归，并行不悖。提单之所以在十八世纪被认定为“document of title”，旨在为提单的受让人向承运人行使提货权提供依据，因为提货权原本是基于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而生的为托运人才能行使的权利，依据合同的相对性，未向承运人支付合同对价的提单的受让人是不可能向承运人行使提货权的。但为了保障提单受让人的利益，以利提单转让、流通，进而达到转让提单项下货物的目的，才被商事实践及司法判决认定为：“根据商业习惯，提单是documentof title，可以通过背书转让，且可转让货物权利”。[11]，提单“documentof title”认定目的是为了提单的背书转让性，这和转让、流通性是有价证券的本质属性如出一辙的，[12]因此，“documentof title”和“有价证券”的内涵基本相通，只不过产生、存在于不同的法律背景，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下起作用而已，商事活动的共性要求决定了这两种反映同一对象的术语、概念在本质上基本类似，但限于语境的差异，而表达方式有别。
此外，本文在认识、尊重“documentof title”的语词表达及理论价值，并将其作为本文论证的素材同时，主张提单法律性质界定为有价证券，而不采提单法律性质为“document of title”的表述，除了英、汉两种语言文字的表达不同，更重要的在于，英美法系法律制度与理论不喜归纳、抽象法律概念的传统使然。“documentoftitle”并未形成一个内涵明确、外延清晰的无可争议的法律概念。在我国法律体系下，“documentof title”这种语词的表达对提单立法、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而有价证券则经过两个世纪的理论打磨，已经形成了一个被大陆法系各国所广为接受的法律概念，法律概念在大陆法系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其被视为法律体系的基石，整个法律体系被认为就是由抽象程度不同的概念构成的，甚至清晰的法律思维也是建立在明晰的法律概念的基础上的。[13]而且，在明晰的有价证券法律概念基础上，大陆法系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有价证券法理基础与法律制度。这些理论与相关制度对构建完善的提单法律制度，极为重要。鉴于“有价证券”与“documentof title”二者内涵的相通性，本文认为，在提单法律性质这个基本问题的研究上，可以贯穿二者的联系，将尊重历史表述和采纳新的合理的法律概念二者兼顾起来，将“documentof title”按其字面含义翻译成“权利证券”，再在此基础上，将提单法律性质在泛泛的学理术语表达“权利证券”明确化为“有价证券”，提单法律性质古老的表述“documentof title”与新的能反映其本质归属的法律概念“有价证券”在中国法律理论下就实现了有机的对接。
需要说明的是提单法律性质归属于有价证券，不仅仅是应然意义上的学理观点。一些国家的法律制度更是对提单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发挥及扩张有着深刻洞察，并对法律的需求更新而及时予以回应，在实然法层面上以非常明白无误的法律用语确认了提单的有价证券性。韩国《商法》第820条规定：“提单准用提货单的提货证券性、当然指示证券性、文义证券性、处分证券性、交付的物权效力等”；希腊《海事私法典》第170条规定：“在指示提单的情况下，现行有效的有关汇票的法律类推适用于对提单持有人的抗辩”。在我国台湾地区，提单干脆就被称为“载货证券”。即使是如《汉堡规则》这样的国际公约及我国海商法所作的关于提单定义的描述中，虽然并未出现“证券”或类似的字眼，但其定义的相关内容也彰显了提单的有价证券性。如《汉堡规则》第1条第7款对提单所作的定义：“提单是一种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由承运人接管或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凭此交付货物的单据”。我国《海商法》第71条借鉴了上述规定，将提单定义为：“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由承运人接管或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凭此交付货物的单证”。上述定义中“提单，是承运人保证凭此交付货物的单证”的表述，虽然是从承运人承担交付货物的义务角度规定的，但提单既然是承运人保证凭此交付货物的单证，就足以说明提单的持有人凭借其持有提单，就享有向承运人请求交付货物的权利（提货权）。提单的存在和持有，意味着提货权的享有，提单和提货权二者密切不可分，提单无疑满足了有价证券中债权被附体于有价证券上，二者合二为一的本质属性。
五、结束语
提单的法律性质归属于有价证券，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该事实的存在并不以学术研究的忽视甚或否认受到影响。提单法律性质这一理论命题的提出，本来就是对其研究对象——提单在经济生活、法律制度中的客观现象予以深层的揭示，力求发现提单在法律生活中的本质归属，进而有效指导提单在法律领域中的实践活动，这也是所有法律理论研究的目的所在。所以，对提单法律性质的揭示过程与研究者的视角、主观认知及研究的拓展深度密切相关。十多年来中国的海商法理论界众多学者孜孜不倦地对提单法律性质予以研究，所得出的众多流派纷呈的观点即是从不同角度对提单法律性质予以观察与揭示，体现了主观认知对客观研究对象的认识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如今，提单法律性质中的物权凭证说、债权凭证说、占有关系说、阶段论说等几大流派，试图用传统的物权、债权、占有等概念对提单法律性质予以阐释，其理论工具都存在着局限性。提单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使命是转让和流通，提单的流转性正是源于财产交易高速流转的要求，形成于农耕时代以对财产的所有和利用为目的的物权、债权、占有等法律概念无法容纳提单的法律性质，只有形成于近代以其“权利证券化”的法律技术性设计满足现代财产交易无极限需求的有价证券才能吻合提单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运作机制，进而涵摄提单的法律性质。在提单法律性质这个问题上，以“有价证券”说取代其他诸说，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商事活动的开放性、活跃性使以其为调整对象的商法及商法理论在法律概念及理论工具的选用上，必须与时俱进，不能固守传统的封闭性的法律概念，物权、债权等民法传统概念无论如何经典，也不可能永恒，也不可能扩展、包容至所有的新型的商事财产权。
当提单法律性质的其他学说在阐释这个问题上，存有理论与其所把握的客观对象不相匹配的矛盾时，我们必须采纳新的理论工具及理论概念以取得旧工具与旧概念，否则生搬硬套地将旧理论工具、旧概念套用在提单的法律性质上，只能是削足适履，不仅未能准确揭示提单法律性质，反而破坏了原本缜密而严谨的民法理论体系。因而，有价证券理论不仅能解释、揭示提单法律性质，而且其他类有价证券比如票据、仓单等因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功能不同，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法律制度，某些成熟的法律制度比如票据制度，因其和提单制度共同构建在有价证券的法理基础之上，这些成熟的法律制度能对提单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以有效指导提单的立法与司法实践，这才是我们不遗余力讨论“documentof title”内涵、界定提单法律性质及采纳有价证券学说的根本宗旨所在。
注释:
[1]在目前所掌握的文献中，最早使用“物权凭证”这一译词的为施米托夫所著《出口贸易——国际贸易的法律与实务》一书的中译本，参见（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国际贸易问题研究所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8年版，第397—421页）。可见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法学翻译中对“Document ofTitle”一词就使用了“物权凭证”的表述。
[2]参见谢怀栻：《票据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3]史尚宽：《有价证券之研究》，载郑玉波主编：《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下）》，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366页。
[4]即使是所谓的物品证券仓单、提单，其上所表征的财产形式并非货物本身，而是请求交付货物的权利。
[5]参见杨继：《票据概念再谈》，载于《比较法研究》，2007年4期；见谢怀栻著：《票据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郭瑜：《提单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6]流通与转让的英文词源相同，都来自于“negotiable”。主要区别在于权利移转的频率上，多次转让构成流通，以及为保障这种流通而涉及的法律制度设计。
[7]邱锦添：《海商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349页。
[8]邢海宝著：《海商提单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9]SanderBros v. Maclean&Co.，（1883）11QBD327，341.
[10]梁彗星：《中国物权法研究》（上册），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11]UCKBARROWVMASON案例，转引自前注[7]，邱锦添书，第4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