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建国初期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9-0069-05
在马克思关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著名论断中，深刻蕴含着对哲学大众化核心问题的思考。首先，谁是改变世界的主体？不是哲学家，而是人民大众。而人民大众靠什么去改变世界？光靠单纯的实践是不够的。还必须掌握理论武器。那么，如何才能让人民大众掌握理论武器？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哲学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理论武器，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过程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接受、掌握和运用，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现实物质力量。因此，大众化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发生前的17年间。为了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引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顺势而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成功典范，为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参照，很有必要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来总结其历史经验、探讨其现实意义。
一、建国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基本经验
（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哲学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主要文本
文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的主要载体，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用来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主要工具。建国十七年，为了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哲学著作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主要文本。
1.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
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不仅在数量、质量和速度上超过了前一阶段，而且具有版本多样化的新特点，包含了全集、选集、文选、专题言论、单行本等。在全集出版方面，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翻译，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2卷）、《列宁全集》（39卷）、《斯大林全集》（13卷），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在选集出版方面，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4卷本），这两套选集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各个时期的主要哲学著作。在文选出版方面，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文选》、《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斯大林文选》。在专题言论集出版方面，有《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等等。在单行本方面，新版和重新校译了《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哥达纲领批判》等。这一系列经典著作通过新华书店这一遍布全国的最大发行网络，发行到全国各地，其发行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方面的一大成功举措，为当时的人们系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宝贵的文本材料。
建国初期，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都比较低，加之在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语言表达形式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如果一开始就直接学习翻译过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哲学著作，必然会在阅读和理解上遇到很大的障碍和困难。因此，中国共产党把重新发表并编辑出版哲学著作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最佳切入点。1950年至1952年间，在总结10多年以来的革命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哲学代表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进行了精心的修改和补充，使之在理论上更加深刻、完备，并相继在《人民日报》重新发表。重新发表后的“两论”成为了当时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首选教材，引发了全国上下的理论学习高潮，对于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决定以中央的名义编辑一部具有权威性的《选集》，在全国出版发行。1951年10月，《选集》第一卷正式出版发行，第一批总发行量超出60万册，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党员中，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各界人民群众中，形成了学习哲学著作的热潮。1952年4月、1953年4月，
《选集》第二卷、第三卷相继出版，思想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0年代，《著作选读》、《语录》的海量出版发行，直接推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使得哲学著作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必修课。
（二）把理论创新和通俗化解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手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来自西方的理论，要在中国实现大众化，首先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联系中国的实际，二是要化入中国的语境。只有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和阐释，才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走向大众，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认同、掌握和应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借鉴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坚持从实际出发，把理论创新和理论阐释并举，有效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1.在理论创新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教育中，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绝不只是单纯的通俗化和普及化。还必须实现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在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中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建国十七年，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理论创新。一方面，基于新的社会实践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从而形成了许多很有个性和特色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新见解，尤其是在认识论、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论述，比如，在认识论方面，提出的新论述有：“哲学就是认识论”，“认识规律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等等。这些新论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当时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迪。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产生了像《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大纲》等一批有影响、有价值的哲学宏篇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有效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通过通俗化解释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由于旧中国教育十分落后，直到建国初期，中国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大多数人属于文盲或半文盲，他们无法独立阅读一般的出版物，根本不可能读懂深奥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著作，更不要说运用哲学理论来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把马列主义原理拿到中国人民中间，特别是拿到中国劳动人民中间来宣传，来实践，来应用，如果不进行通俗化的工作，就不可能在中国推广，劳动人民就不可能接受。”为此，党中央在全党尤其是全国理论界进行了发动，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尤其是哲学原著进行通俗化的解读和阐释，以便广大民众能够听得懂、看得下、学得进、记得牢、用得上。在党中央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下，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尤其是哲学工作者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思想等经典原著进行了通俗化的解读和阐释，不仅出版了一批系统研究、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思想的著作，而且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和刊物发表了大量介绍、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思想的文章和材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杨献珍的《什么是唯物主义》、冯定的《平凡的真理》等。这些著作和文章的共同特点是集理论性、针对性、系统性和通俗性于一体，以革命建设的实践成果和科学研究上的成果为主要依据，密切联系实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引证了许多广大群众所熟悉的事例，在以通俗的语言具体生动地讲述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的同时，引导读者运用这些理论正确认识世界、社会、中国革命和新中国，辨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思想起了重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三）以多样化的宣传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基本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知识的宣传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内容和基本途径，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归根到底就是要在全社会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知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武装广大干部群众。在建国十七年中，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
1.开展全同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当时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党中央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普遍的、大规模的学习运动，通过举办暑期学习会、干部训练班、短期政治学校等形式，在各大中学校、各机关、部队、工厂等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热潮。建国之初的前两年，主要是以社会发展史和唯物史观为学习重点。从1952年开始，转向对同志两部重要哲学著作，即《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学习和宣传。1955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把全国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动推向了更高的阶段。这些学习运动紧贴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和接受能力，坚持循序渐进、突出重点，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取了党的领袖亲自倡导、新闻舆论引导、哲学工作者带头并指导、广大干部和各界群众主动参与的办法，因而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2.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哲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建设。在教学机构建设方面，1952年，在全国高等学校调整中，集中各大学哲学系的师资，组建北京大学哲学系，使之成为当时全国哲学理论骨干培养的“大本营”。到1956年，又重建了武汉大学哲学系，新建了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哲学系，所有大学哲学系的教学和科研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同时，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和各省市的中级党校也建立了哲学教研室。这些教学机构的建立，对于培养和组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队伍，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研究机构方面，1949年7月成立了中国新哲学研究会（1952年改称中国哲学会），它作为一个群众性的学术组织，团结和凝聚了全国的哲学工作者，在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955年9月，中国科学院增设了哲学研究所，它是全国最高的哲学理论研究机构，集中了一大批哲学工作者和许多著名的哲学家，为在我国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组织保证，同时对于指导全国广大哲学工作者的理论学习和研究，促进群众性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动持久深入开展也有深远的影响。
3.积极创办哲学理论刊物。
建国初期，为了适应全国性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开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的需要。党中央积极倡导创办了一些全国性的哲学理论刊物，如《光明日报》的《哲学研究》专刊，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研究》、《哲学译丛》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等，这些刊物虽然开设的栏目各有特色，刊载的内容各有侧重，但宣传立场和服务面向是一致的。都突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阐述、对形形的旧哲学思想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和学习心得的介绍等等。这些全国性的哲学理论刊物，给广大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学习所学专业的学生和哲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学习、研究和交流的同地，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繁荣，同时，对于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在高等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
建同初期，党中央把高等学校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阵地，开设了专门的课程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1949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出台了一个重要文件，即《华北专科以上学校1949年度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要求本地区高校学生必修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等课程。1952年10月，在高校院系调整完成之后，教育部发出《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课程的指示》，规定综合大学及财经、艺术院校自1952年起，依照一、二、三年级次序，分别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并规定这三门课程都要开一个学年。1953年2月7日，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规定从1953年度起，将“马列主义基础”列为各类高等学校及专修科（二年以上）二年级的必修课程。从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与专业课、基础课一样，成为高等学校各系各专业学生的公共必修课，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开始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在高校推进的主渠道。
（四）充分发挥领袖、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的主体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决不仅仅是党的领袖人物的工作，也不只是少数专家学者的事情，而应该是一个有许多人以多种形式参与、由多方面的工作构成的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历来对大众化的主体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在建国十七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统筹协调领袖、理论工作者和普通群众三者的关系，引导他们明确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和作用，积极促进他们之间的互动和融合，共同汇聚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强大力量。
1.发挥领袖的关键作用。
党的领袖人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引领者、组织者和推动者。从建国十七年的历史来看，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共领袖人物，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凝聚全党集体智慧，亲自著书立说，不断创新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提供了科学的内容；同时，积极倡导、引领和组织发动形式多样的全国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宣传活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走向并深入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群众，使之为大众所认同、理解并掌握。此外，领袖人物以自己崇高政治威望和深厚理论功底，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通过发表文章、演讲、批示、调研、座谈等多种途径，运用通俗化的语言，亲自向党员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其他群众宣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有力地带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2.发挥理论工作者的基础作用。
理论工作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先锋、骨干和示范者，也是领袖与大众、理论与大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建国十七年中，以李达、艾思奇、杨献珍、冯定为代表的理论工作者，自觉地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运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他们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建国后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对一些重要哲学理论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学术支撑；同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作出了系统而又准确的阐释。尤其是对哲学思想进行了通俗而又透彻的解说，通过哲学批判和论争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为广大群众学习、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指导。此外，他们还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在认真学习、改造思想的基础上，积极承担帮助大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辅导和宣讲任务，或在报刊公开发表学习心得、解说文章，或直接深入到群众中去举办辅导报告会和学术讲座，或走进大学课堂里讲授哲学课程，对干部群众和学生做哲学“通俗化”的工作，受到了干部、群众和学生的欢迎。
3.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作用。
广大人民群众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客体，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主体。建国十七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从根本上看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习活动，它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明显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他们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和途径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党员干部纷纷参加各级各类党校培训班和学习班，采取听报告、钻原著、读报刊、学文件、开座谈会等多种办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行系统学习，理论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场学习运动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武器，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产生了很好的示范效应；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特别在高等院校中，政治课成为学生最关注、最欢迎的课程之一；刚刚翻身解放成为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发自内心地信服并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全国兴起了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可以说前所未有，这一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哲学与现实生产、生活的结合。
二、建国十七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启示
（一）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不等同于中国化，也不只是通俗化，更不是庸俗化，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以人民大众为核心而展开的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要“为人民大众而化”，代表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大众的诉求，积聚人民大众的智慧，符合人民大众的特点，能够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接受、掌握和运用；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化大众”，用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和普及到人民大众之中，转化为人民大众的实践指南，从而掌握人民大众。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大众化、实践大众化和创新大众化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转变为被人民大众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由少数人领导指挥转变为人民大众自觉行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由被少数人主导推动转变为人民大众广泛参与。
（二）夯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理论根基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切实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要达到彻底、能说服人、掌握群众，就必须坚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始终保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这根主线，一刻也离不开理论创新的支撑和引领。在当代中国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相结合，在指导解决党和国家的重大实践问题、引领广大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升华和创新，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打下深厚和坚实的理论根基。
（三）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传播方式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必须不断创新理论传播的方式，要顺应人民大众对理论和现实的诉求，充分考虑人民大众的实际理解能力、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惯，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入耳人脑的大众化方式。向人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接受、掌握和运用。要注意把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有效结合起来，各展所长，形成合力。继续发挥好报刊、图书、广播、电视在哲学理论宣传普及中的重要作用，讲究宣传艺术，创新宣传方式，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同时要充分利用一些新兴媒体的优势，把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建设成为理论大众化的崭新平台，努力创建出一批思想理论类网站，突出专业特色，形成各自优势，使之成为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阵营。
（四）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专业队伍
建设专业化的队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得以实现的组织保证，其中应当包括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教育等三支队伍。当前，要着力从三个方面来加强队伍建设：一方面，要培养专业队伍的良好学风和工作作风，尤其是要让他们树立调查研究的学风，让他们敢于深入工厂、农村、学校、社区之中去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让专业队伍和工农兵学商相结合，思想互相融合，感情打成一片，努力克服“闭门造车”和“经院化”的主观主义作风。二是要不断提高专业队伍的综合素质，重点培养一大批既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又具有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三是加强对专业队伍的培养和扶持。建立常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专业队伍的培训学习交流机制，通过定期学习培训让他们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纵观时代的历史视角和宽阔的国际视野。
（五）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发展机制
关键词：《大众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当代启示
在20世纪30年代，由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一经问世就受到人民群众的热捧，仅在解放前就印行了32版。该书作为“中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开山之作，曾长时期地影响了我国的哲学界”，启发和影响着几代青年走向革命的道路，同时也给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提供了丰富经验和重要启示。
一、《大众哲学》的理论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中国的革命事业呼唤新的正确的理论指导。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众哲学》的出版，不仅解决了当时人们认识上和思想上普遍存在的困惑和疑难，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中有着重要的理论贡献。
一是将哲学从腾云驾雾的神秘中解放出来，将哲学与群众紧密结合。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系统阐发，推动其广泛传播。
在当时中国，随着和新文化运动的落潮，来自于西方的哲学流派和产生于本土的传统哲学等各种文化思潮纷纷涌现，艾思奇一方面不断批驳各种错误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哲学》尽管是一本通俗读物，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进行了较为完整和准确的阐述，分别论述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将概念、范畴和基本规律有机统一。
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进行了深化研究。
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多问题的阐发都包含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特别是对人的认识过程进行了深刻分析。李公朴在序言中强调，“虽然是通俗化的著作，但是也有许多深化的地方。尤其是在认识论方面的解释，如哲学何以有党派性的问题，如‘变革的实践’何以能成为真理标准的问题”。
二、《大众哲学》的主要特点
作为广大群众喜爱的《大众哲学》做到了哲学与实践、哲学与群众、哲学与时代有机统一，其本身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释哲学理论。
《大众哲学》没有像一般的教科书那样板下脸来对哲学的概念、原理和规律进行精准的分析，而是以日常生活中的事例、典故为引线，在形式上采用日常对话聊天式的通俗语言，将哲学原理渗透其中，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符合人民群众的认知习惯，收到较好的效果。二是从大众的思想实际出发，贴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为人民大众所掌握，哲学的生命力才是持久的，才能变成指导社会变革的巨大的物质力量。”为了便于普通民众的理解和掌握，《大众哲学》在内容设计上十分注重使用群众生活身边的日常事物、人们普遍熟知的历史事件和民间谚语来阐述哲学理论。他曾形象地将《大众哲学》比喻成让一般群众能消化的“一块干烧的大饼”，而不是让阔少们享用的“装潢美丽的西点”，他“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些失学者们解一解知识的饥荒”。艾思奇通过事理结合的方式将产生于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用中国化的言说方式传递给了人民群众。又给读者以启示和思考，符合人民群众的思维实际，便于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接受。
三、《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现实启示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社会的面貌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任务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迫切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开山之作，尽管也存在着诸如对学术理论研究重视不够等不足，但对于当前我们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新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每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初就属于大众的哲学，但“本质上属于人民大众的哲学并非天然地具有大众化的普及的形式”，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自觉努力。当前哲学与生活部分脱节的现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所面临的种种困难，要求哲学工作者必须以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用实际行动向人民群众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每一名哲学理论工作者都应该做到，既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准确把握基本原理，又要关注社会生活实际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实践，关注大众需求、回应大众关切、解答大众困惑，在不断探索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民群众的有机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应坚持群众路线，立足于群众的思维习惯和实际进行普及宣传。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应以艾思奇《大众哲学》为榜样，从农民、商人、学生等一般群众的表达方式、思维习惯和日常生活实际出发，用通俗易懂的生活语言而不是晦涩难懂的学术语言来表达思想，要与群众平等的交流探讨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说教，要通过对事例的深刻剖析来阐述道理而不是高度抽象的概念逻辑演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就应始终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把抽象的理论用平实质朴的语言讲清楚，把深刻的道理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大限度地亲近大众，把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引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必须与时俱进，关注和解决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真理吃透，用以回答中国的实际问题，在与实际的结合中升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成果，并使之通俗化、大众化，为群众所接受，这是《大众哲学》成功的最重要的内在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始终关注时代主题，要随着时展而不断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关键词： 艾思奇 马克思主义哲学 大众化
一、我们的困境
在一百多年前的德国，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在一百多年后的中国，说：“要把哲学从学生的课堂和书本上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尖锐的武器。”“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要创造革命性的历史实践，必须有革命性的思想武器。而如今，我们的这个思想武器在一些地方发挥不出威力，我们的哲学缺乏亲近社会的态度，缺乏新鲜活泼的语言，缺乏入情入理的观点，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向人民大众解释改革开放过程出现的新的问题、新的矛盾，获得群众信服和认同等方面，时常闪烁其词、苍白无力。归纳起来有以下表现。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有“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经院化”的研究取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学术，也不仅仅是一门科学，它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思想武器。当前哲学研究的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但其中真正属于表征“中国特色的实践问题”或把它表述成一件“思想武器”的文章著作则乏善可陈。如果更悲观一些来看，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处于一种“官热民冷、政热经冷、外热内冷”的困境之中，哲学缺乏思想渗透性、时代大众性和实践指导性，相反却显示出“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学院化”研究取向。
2.当前哲学的宣传正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困境中，缺乏大众式的思维方式，脱离大众生活世界。
理论宣传的任务就是将正确的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 “大众”思维方式，从而使哲学变为方法和意识，并通过人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的变革。这个道理马克思早就说过：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相反，如果哲学脱离了群众，就失去了自己的立足地。正如艾思奇所言：“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脱离群众，就没有生命了。只有把哲学同人民大众结合起来，为人民大众写哲学著作，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正确道路。”哲学的理论宣传工作者们需要明白哲学并不是高居于现实之上的抽象理论，而是要以最通俗易懂的方式，最生动鲜活的语言，最灵活多样的形式和途径，多层次、多渠道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则就只能是脱离大众生活世界的教条。
3.思想观念多元化的趋势亟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随着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思想观念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思想活动的自主性、差异性也日益增强，社会进入了矛盾多发期，出现了信仰缺失、精神迷茫和社会伦理道德滑坡等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的有效推行，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前景。所以，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任务。
二、榜样的道路
艾思奇（1910―1966），云南腾冲和顺乡人，原名李生萱，著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和成就。如所言：“艾思奇同志为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奋斗一生，在哲学普及和大众化方面所做的卓越贡献尤为突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斋中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武器。”并被同志誉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1.创新理论普及的方式与方法，以贴近大众生活的语言文字和事例增强说服力。
艾思奇同志与当下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者不同，他有一套贴近大众生活的语言文字和事例。比如他用“一块招牌上的各种花样”为题介绍两种世界观，用“果树林里找桃树”向人们讲述“哲学是什么”，等等，基本都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用人民群众的语言来讲述抽象的概念和深奥的哲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深入浅出地运用到分析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上。正如1935年李公朴为《大众哲学》写的编者序中所写的那样：“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邓小平同志曾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2.哲学联系实际，结合实践需要，反映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回答人民关心的问题。
艾思奇的时代中国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国家的道路、民族的前途，直接关乎每一个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对于这些重大问题一个为人民大众所信服的解答，是《大众哲学》成功的前提。艾思奇自己也曾谈道：“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却不敢妄想一定要到尊贵的大学生们的手里，因为它不是装磺美丽的西点，却是一块干烧的大饼。……‘埋头’在学院式的读物里的阔少们，自然是要觉得不够味的。”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艾思奇也坦言：“我掮着这个担子是极不胜任愉快的，因为真能当这重担的人，应该对于生活有充分的经验。而我缺少的却正是这一个东西。”所以，深入调查，反映人民大众的要求，反映时代的问题，抓住人民大众的思想，才能同人民大众心连心，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使人民大众理解它、相信它、运用它。
3.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化为大众主体的价值取向，善于以理服人。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见不到任何到咄咄逼人的说教，只以生动活泼的材料加以深入浅出的分析论证，以一个谈话者的面貌出现，把深奥的道理转化为生活本身的逻辑，并帮助人们自觉到这种逻辑，以它指导自己的行动。比如艾思奇在谈到抗战期间“亡国论”和“速胜论”时候就说，如果不是它揭示了事物的发展规律，哪怕是执政党的高调宣传也无济于事，不能并用于指导认识和实践。比如眼下国际金融危机、大学生就业难、反腐倡廉、等热点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合理地解释回答，就达不到真正令人信服的效果。艾思奇正是通过在通俗化的过程既不损害理论的基本精神，又能合情合理的揭示出事情本质使人完全信服这样的一个途径，征服了无数的民众，以至于都不得不承认：“一本《大众哲学》，冲跨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
4.学者与战士相结合的品格，使得他的作品散发出巨大的感召力。
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黄楠森说：“艾思奇无疑首先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其次才是一个哲学家。他不是一个在学院里工作的学者，而是紧密结合革命斗争需要从事学习、宣传、研究、论战、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艾思奇的一生既是学术的一生，更是战斗的一生。从他在延安时期对反动哲学的批判，到建国后对胡适哲学的批判，都体现了他既是学者又是战士、革命者的特点。正如艾思奇研究者所言：“革命者的精神和意志，使他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革命性、科学性、尖锐性和深刻性，并赋予时代的色彩；哲学的思想和逻辑，又使他革命者的立场更加坚定、充实和鲜明，更富于理性。”
三、方法论的构想
1.大众化的理论，必须连着大众的心，关切大众的利益。
要连上大众的心就必须做好大众化对象的调查工作。只有通过深入调查，理解大众主体的思想状况，与大众谈话、生活、调查等，才能了解大众最需要的是什么，和对一些具体的问题有哪些看法，对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有何看法和建议，等等，对此进行一些科学的分析，才有针对性地展开大众化的理论教育。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赢得人心就在于它使得老百姓过上了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当前，社会矛盾多发，众多新问题新事物层出不穷，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这些问题，化解误区和矛盾。
2.把真理从“文本”转变为用通俗易懂的道理。
不管何种理论，即使是绝对的真理，如果只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强制地灌输给大众，也容易使得人们产生一种反感，甚至觉得受到“文化暴力”的侵害。我们需要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化研究，通过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语言和案例摆事实、讲道理，通过电影、电视、书籍、报刊、网络、广告等途径内化，弥补大众在思想方法与价值取向上的缺失。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成为大众认识世界、观察事物、分析问题、判断是非的工具与标准。
3.注重通俗读物的建设工作。
2005年以来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一直在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比如《六个“为什么”》、《七个“怎么看”》等。今后仍需要大力发动有知识、有见解的知识分子做这样的工作，并给予在编写、出版、经费等方面强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黄楠森.继承艾思奇的事业.哲学大众化第一人―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序）［J］.云南日报，2002.5.28第C02 版.
［2］谢本书.《战士学者艾思奇》中的《序》，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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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艾思奇.大众哲学［M］.上海：三联书店，197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大众化；实践
中图分类号：A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2−0001−05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性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应当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社会治理中发挥指导作用，因此也就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要求。然而，这样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必要性，显然说服力不够，因为它没有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大众需求的关系。只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大众的关系，才能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必要性，也才能在此基础上选择和设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质出发，来论证面向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根据与旨归，并试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寻找新的途径和方法提供思路。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面对的是
大众实践
马克思的“实践”思想是对哲学本体论的革命，主张世界只有相对于人来说才有意义。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6)对此，我们应当这样理解：实践就是包含人作用于自然和人类自身社会生活的活动，或者说，实践构成了人的生活世界。在这里，人的生活世界是人的活动与社会现实的统一体。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把人的活动分为三类：理论、实践、制作。理论只限于沉思的活
动，制作是指依据外在的目的生产出产品，实践则是指追求善的活动，有研究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是指包含伦理的以及更高的思辨的有选择目的的运用的活动。[2](20)后一种解释将实践与制作区别开来，制作的对象是自然物，是依据自然界的规律来生产出产品，从产品的制作本身来看无需涉及伦理，关于制作的研究后来形成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实践则是人们处理相互之间关系的活动，追求善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人在社会中活动必须受到伦理的约束。康德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在狭义上把实践理解为人们的道德行为和政治活动等。黑格尔提出了劳动的概念，实际上使得实践的概念扩展到人们改造自然对象的活动，同时他也指出：“一个人劳动时，他既是为他自己劳动也是为一切人劳动，而且一切人也都为他而劳动。”[3](56)这说明，黑格尔的劳动概念的重点仍然放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马克思在他的《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劳动作了深刻的分析，他不是在工具和技术的意义上分析劳动，而是从劳动关系展开分析，从工人劳动的异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正义、不平等，批判了在私有财产制度下社会的不道德、退化和愚钝。
综合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实践和劳动的概念，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一个总体实践概念。活动是一切生命物质的存在形式，但普通生物的活动是由自然关系所规定的，非目的性的，而人具有意识和目的追求，因此所谓实践，就是人的在意识指导下的、有目的的活动。实践的目的是由人的意志和意识所规定的，是由内在发出而指向外部的。根据实践的对象不同，又可以将实践划分为两大类：改变自然的实践和改变社会的实践。改变自然的实践即是创制出产品的活动，改变社会的实践即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活动。显然，创制活动更多地是由自然规律所规定，但是由人类所发出的这种创制活动却是最终指向社会，带有鲜明的目的性。据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源自于对大众实践的反思，因而是面向实践的精神提炼，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从大众实践中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又以指向大众实践为其理论归宿，因而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实践哲学。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解释实践对象的部门科学，而是对实践本身进行反思所形成的理论。这种经由反思而得到的理论，是关于人的本质，人的生存目的以及人生的意义等等的理论。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理论特质便为它的理论回过来指导大众的实践提供了基础。
动物按照自然规律所规定的方式生活，而人类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动物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来生活。在当代人的社会活动中，法律、道德、家庭、国家、社会组织(市民社会)构成人们的社会生活的主体。马克思指出，在现实中，私法、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依然存在着，它们变成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在它们的现实存在中它们的运动的本质是隐蔽的。这种本质只是在思维中、在哲学中才表露、显示出 来。”[4](110)确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缺乏哲学思考导致人们对许多社会现象和问题认识不清，引发进一步的错误行为。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实际上就是要将面向实践的哲学与大众切实的生活联系起来，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指导原则，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教育上。
二、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的使命在于澄清生活的意义
哲学研究的实践主要不是改造自然对象的生产活动，即技术活动，而是受道德、平等、自由、正义和幸福观等价值观影响的社会活动。制作等实践活动的目的是获得有用的产品，制约这类实践目的的因素主要是外在的自然规律；而与人相处和政治参与的目的是指向人类自身的，为的是使人自己成为像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由于实践具有目的性，而目的是人作为意识主体所决定的，人们做出某项实践的决策，其目的又是由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看法，即价值观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使命就是帮助大众澄清生活的意义，使尽可能多的人获得正确的价值观，能够明辨社会生活中的是非，增强幸福感。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7)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的功能不仅如哲学家所研究的用来解释世界，而且更应该用哲学来指导人的实践，改造人的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在经历了几十年之后仍成效不显著，是因为把哲学仅仅当作是解释客观世界的方式，当作所谓“科学的科学”。于是，哲学被当作认识自然世界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因为是对自然界的认识，把它应用于人类社会活动的认识，则变成了所谓的客观规律，对人们而言这些规律是外在的强制，而这并非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如前所述，实践包含改变环境和改变人两个方面的内容，而通常所说的作为方法论的哲学，仅仅是指改变环境的一个方面，相对于人改变自身来说只是外在的，因而无法被人们接受用来改变自身。实际上，哲学研究的就是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们从事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实践，哲学给人们提供的不是理论指导(说教)，而是对这些实践活动的反思和澄清，以便获得清晰的、有意义的生活。哲学应当积极面对新时代生活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做出澄清，帮助大众寻找积极的生活意义。
我们生活的基础是物质生产，经历了短缺经济的痛楚，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解放了生产力，快速发展、快速致富使得数量型的概念占据了人们思考的中心。人们追求速度，追求效率，可是，速度快并不一定带来效率高，效率高并不一定带来效益好。而且，这几年来在我国，追求过快速度带来的是短命的住宅和桥梁，原本引以为荣的世界最快的高铁却因追尾的惨重事故而不得降速。信息产业几何式速度的发展，使得虚拟世界很快成为许多人流连忘返的地方，缺乏面对面的交往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冷漠，网络上的欺诈更是让人防不胜防。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应当针对速度、效率与效益、虚拟与现实这些问题，给予大众分析的方法，帮助他们反思这些问题，重新确立正确合理的价值观，明确生活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但与其他的意识形态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反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诉求外，它更要求以这种哲学来武装劳动群众，让他们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主动积极地投入到变革社会的洪流中来。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政权后，他们的主要任务便转为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社会公平上来，而且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需要具备正确的世界观和反思分析法来认清社会发展的新现象，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当作仅仅是执行意识形态宣传的手段，应当转变把哲学当作唤醒工人大众阶级意识的工具的做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贴近大众的生活世界，帮助他们获得关于自身生活意义的正确看法，这才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主要任务。
三、哲学“大众化”的目的是帮助
大众获得实践反思能力
人是自然人，同时又是社会人。前者表示人作为客体受自然律支配，后者表示主体具有自由意志，即精神。精神能够思考对象，获得关于对象的本质的知识，在这里，精神对自己的本质，即能够思考的确证需要在其对象中显现出来。可是，思想毕竟不是现实，思想的内容要想外化为现实，只能经过实践。显然，实践是思想外化的活动，哲学作为思想的原则能够帮助大众更好地设定自己的实践。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与动物都有感觉，感觉会引发机体的活动，但“感觉不引起实践”，因为“选择是实践的起因”。[2](168)在这里，实践的关键是选择，即做什么、为何做、如何做，可是人们依据什么来进行选择，这又要进一步来分析。一般来说，人的动物性决定了人具有依赖感觉而行动的动物精神，这是现代行为经济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人们的许多经济行为受动物精神支配，并不总是理性的。[5](Ⅶ)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必须依理性的规则和目的来选择行动。本来依据动物精神是被动的，谈不上有选择，但在动物精神和理性之间则有了选择，古典经济学假设人在任何情况下的决策都是有理性的，否定人有非理性的动物精神，结果是经济危机不断袭来。所谓人要有自知之明，就是在决策时要警惕和控制自己的动物精神，尽量依照理性来做选择，而反思自己的动物精神和建立理性思维，非哲学不可。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被解释成方法论，甚至被当成能够指导一切的方法，这种将辩证法作为万能工具的做法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滥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基础上，将其改造为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时指出：“那种已经不是向外部而是仅仅在自身内部进行的抽象思维运动，就是说，纯思维的辩证法是结果。”[4](100−101)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只是精神运动的抽象形式，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基础，而非方法。形式与方法不同，形式与内容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形式由内容所规定，因而不能把某一类形式作为万能的公式方法去做任意的套用，这样的做法会产生荒谬的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 的。”[6](24)这表明，马克思改造后的辩证法是一种对世界的根本看法，是属于世界观而不是方法论。
哲学反思不同于方法论。尽管方法论要对具体方法所隐含的前提进行哲学分析，但它毕竟是分属于不同学科的，例如社会学和经济学、物理学和化学都有各自不同的方法论。而且，方法论起着选择方法的作用，因而与方法一样，都指向外在的目标，是为了达成目标所使用的工具。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哲学反思则不同，它以实践者为主体，同时又以实践为对象，即实践者在反思中澄清自己的思维，并在实践与反思中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力，使主体更具有理性。不善于反思的个体在遇到问题时只是以过去的经验简单地予以应对，过后也不会进行反思，这样，他的理性思维能力就得不到提高。善于反思的个体在遇到问题时，首先要判断情势，在自己的经验库里考察是否有相匹配的经验，同时对这些经验进行反思，考察其合理性，最后做出决断，这样，他的理性思维能力就在实践中得到不断提高。
长期以来，我国一些理论宣传工作者基于急功近利的考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化，再由方法论进一步变为实用的方法，最后再变为操作性的技术化。这种倾向是很危险的，也是脱离了马克思哲学之本义的，因为技术操作脱离了价值考量。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功，工具论被人们从生产技术领域移植到社会领域，提出了社会技术和社会工程的概念，政府也常常把公共政策当作工具来使用，寻求以技术手段来治理社会。持工具论者忽视了工具(或技术)也是抽象的产物，某项工具的应用要受到严格的条件约束，而具体的社会问题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他们企图一劳永逸地采用某种工具使问题得以解决，但事实上没有一种方法或工具能适应所有的情况。而哲学能为人们应用方法和工具提供反思性原则。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目的是为大众实践提供反思性原则，以保证大众实践避免一味地走向工具论的道路，而是应该要让大众时刻地保持一种理性反思的意识，用一种开放全面的思维去思考问题。例如，辩证法要求从全面性、过程性（历史性）、和普遍联系性来看待社会问题，依事件的发生过程来选择或开发合适的政策工具，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某些在其他地方被证明是有用的政策工具。
四、大众实践的多样性决定了哲学
大众化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其时代性就体现在它源自当代大众的实践，作为“精神的精华”它又必须而且能够指导大众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的大众化中，可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事业进展并不顺利，这里的主要症结在于推进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当作意识形态的教育，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面临的受众的多样性。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大众化的关系就是实践哲学与哲学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于实践的哲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则是哲学分析和反思方法在生活实践中的应用。然而，大众生活实践的形式与内容是多样的，这就需要一部分哲学工作者走出理论书斋，面向社会、面向人们的生活，开发出有针对性的、可操作性的方法，通过宣传、讨论、对话、咨询等方式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精髓，提高大众的理性思维素养，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涉及工作决策、家庭生活、教育学习等方面的问题。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9)马克思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是哲学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在于他的实践，实践的本意是人的追求善的社会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应当紧密结合人的社会活动，即面向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社会工作和教育活动，提出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范式，如制度范式和伦理范式，以及价值观分析，来帮助人们反思自己的社会活动。例如，针对当前社会的信用缺失较为严重，工作的责任感被轻视的情况，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责任论，将其纳入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培训中。责任不能陷于空谈，而应落实到个体，具体可以设计成以个体为本位的责任论：①责任蕴含结果的承担，必须有一个最终的承担者，最终意味着不可再分而集体是可以再分为个体的；②责任需与相应的自结合，没有权力者可以不承担责任，而权力是由个体来行使的；③责任意蕴回应，回应者应当是决策者，最终的决策者是有权拍板者。这样的培训就是有针对性的，具操作性的，有助于提高决策者的责任感，减少决策的失误。
当代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哲学家认为专业哲学正变得越来越技术化，局限于学术界的范围，使哲学丧失了它的生命力，因而他们也在努力推动哲学理论的实际应用，向普通民众普及哲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哲学大众化在欧美许多国家被作为哲学实践而盛行，在美国出版了《国际哲学实践杂志》，在英国出版了《实践哲学》杂志。实践哲学是指将哲学理论、技术和方法应用于众多的专业和工作领域中。美国有Lipman教授的“儿童学哲学”项目，美国和加拿大的多个城市设有哲学学校供人们研修。欧洲许多国家流行哲学咖啡吧，专业哲学工作者在那里主持哲学讨论会，开展哲学咨询活动。由于国情的不同，西方国家的哲学实践运动不承担意识形态宣传的使命，主要是为了解决个体精神价值层面的问题，许多从事实践哲学的工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哲学大众化的多种途径和具体方法。
“构成实践的，不是行为模式，而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7](79)生活世界构成了人的实践活动的领域。我们过去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活动时，往往将生活世界只看成是集体的实践，而忽视了个体的实践，导致许多人将哲学看成是极度抽象而与个体生活无关，排斥生活需要哲学反思的理念。但事实上，无论个体是否有哲学的反思，他都必然会依据一些于他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前提预设来行动，这就是非反思的自然思维。在自然思维指导下的个体往往忘了人的生活意义，使自己陷入外在事物的控制之中。有哲学反思精神的个体常常会问自己：我们理解了生活本身吗？生活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吗？我们知道自由选择是什么意义吗？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应当怎样？等等。日常生活的反思与哲学意义上的反思十分切近，只是哲学层面上的反思要比日常生活反思要更加的彻底以及全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实践哲学，它源于大众的实践，又可用于指导大众的实践。因此这样一种系统而又深刻的理论适合了大众的需要，也能够为提升大众的生活质量提供理论指导，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也就有了它的正当的必要性。实践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变化性，当实践变化了，我们的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当然也要随之变化。如果说，在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使命进行革命的意识形态宣传，唤起大众的觉醒，这就要靠集体的重要作用，那么在和平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使命就是创建和谐的社会，帮助大众认清生活的意义，这就要落实到个人。讲理性，不盲从，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基于这样的思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到大众的社会实践，哲学大众化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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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体系化建构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5833（2013）09010810
作者简介：陈祥勤，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020）
在1938年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自此，“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成为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抱负和宏伟的时代命题。在整个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史既是它参与现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理论建构的历史，也是现当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元素、传统和特征沁入马克思主义的肌体，实现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中国的现实化和具体化的历史。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和体系建构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重要环节，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中国的历史、政治和理论生态中所特有的“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表现形式。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和时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史既是它参与现当代中国的历史、政治和理论建构的历史，
收稿日期：20130614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哲学史”、“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10Azx002）和上海市社科规划“党的十精神研究”系列课题之一：“党的十的历史地位、重要意义和理论贡献研究”（项目批准号：2012XAL027）的阶段性成果。
①引文根据解放社1942年刊印的单行本。该文后来收录于晋察冀日报社1944年编版的《选集》；建国后，《论新阶段》的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公开出版的《选集》第2卷，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中央当时这样做的可能原因之一是出于对共产国际和苏共及斯大林的尊重。参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也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元素、传统和特征沁入马克思主义的肌体，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和现代化实践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即实现马克思主义化的历史。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无非就是“已经积累了的”现代中国的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史的理论现实，是那种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是“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页。，它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或实现形式。所以，马克思主义必须依托于具体时代和具体国度，在具体的实践中实现创造性的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视角看，“中国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运动中。最早提出“哲学中国化”的人是陈唯实，早在1936年，他就在《通俗辩证法讲话》中率先提出了“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 陈唯实：《通俗辩证法讲话》，上海新东方出版社1936年版，第7页。。1938年，艾思奇在《自由中国》的创刊号上发表《哲学的现状与任务》一文，明确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 艾思奇：《哲学的现状与任务》，载《艾思奇文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7页。；为此，他在《形式论理学与辩证法》一文中提出了“哲学”中国化的两个原则：“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艾思奇：《形式论理学与辩证法》，载《艾思奇文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0页。。同年胡绳在《唯物辩证法入门》小册子的前记中也谈到了“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哲学中国化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于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二是“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胡绳：《唯物辩证法入门》，载《胡绳全书》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经典论述的当推。1938年，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的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参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以及它所指导的实践事业的发展，开始具有自觉的历史、社会或民族意识，它既是中国共产党人谋求独立自主的一面旗帜，也是构建适用于中国革命环境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象征。这一时代命题的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于现代中国的革命事业，其理论和历史的意义或影响力都是极其深远的，它标志着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开始走上了自己的道路，标志着中国的土地上将会产生有着自己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特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和政治智慧所说的“经权之道”。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当然具有“经”的性质，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基本理论和历史理想，是党必须信守和坚持的基本原则和为之长期奋斗的事业，但是，亦不可忽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权”的特征，即在具体的历史和政治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在每一阶段，在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着具体的、特殊性的实现或表现形式。正是在“有经有权”的意义上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在它的旗帜下所展开的历史和政治事业，才能谈得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实化和具体化，以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在本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执经达权”的意义上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阶便是在20世纪上半叶，其最大的理论成果便是思想的形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者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中国实现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贡献是居功至伟的。他的《反对本本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矛盾论》和《实践论》等不朽著作，不论是在思想观点上，还是在语言风格上，都充满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辩证分析的方法、实践性的态度和唯物论的立场等，构成了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人生观）最为基本的注解和诠释，因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成熟的实践态度，从而使中国的革命道路走上正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环境中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所产生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其主要理论成果就是诸如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党的一系列理论创新，这些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标志着以改革开放为伟大实践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渐趋形成。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口号重新出现在党和国家的理论和政治文献之中，这表明党的理论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重新以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宿，同时反对“左”的和右的教条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党历经了三次反“左”、三次反右：三次反“左”分别是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禁锢、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破除“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1997年党的十五大冲破姓公姓私的束缚和“所有制”崇拜；三次反右所指的是80年代初期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回击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和思想的质疑、80年代中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人道主义、人的异化）思潮，以及1989年前后反击西化和右倾的政治动乱，等等。参见周良书、陈自才《论新时期党内的反倾向斗争》，《江淮论坛》2001年第3期。，既要反对照搬西方或苏联模式的“洋教条”，又要反对食古不化或开历史倒车的“古教条”，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具体的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理论创新其实在延安时期，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关系之宣传和论证就已经赋予了这一口号以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象征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打开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门的理论钥匙，它的背后有着历史（传统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现实（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未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中国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和现代化）在新世纪的交锋、碰撞和汇通，它所要成就的便是中国在新的世纪所要实现的历史和理论复兴。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简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从而形成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和影响力的、具有“中国特性”、“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它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事业，对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对于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文明和传统的交汇沟通都有着不可或缺的历史、现实和时代意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和理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者说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实现创造性的转化，最终形成具有民族特征，体现时代要求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和实践进程中获得永葆生命力的根本途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只是指在思想或学术层面与诸如中国的传统或现代思想进行对话和交流，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的理论和语言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还是指现代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或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的经验和实践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于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与活力，具有不可或缺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其实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用以指导实践，用来拯救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改造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和发展中国（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是将中国的历史和实践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提炼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继而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历史或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的元素和经验的、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更好地实现中国传统与现代文明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对话与沟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土壤是现当代中国的历史，主导这一历史进程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20世纪中国所开启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现当代中国的基本面貌，不论是中国的历史或传统文明，还是现代性的西方文明，都在这一进程中接受了社会、政治和理论的洗礼，可以说，这一历史进程已经构成了现代中国的新的传统。任何关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明或文化对话的人都不应忽视这一新传统在当代中国所沉淀的基本的历史和理论语境，都不应回避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理论和修辞所产生的或隐或显的影响。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具有中国化的形式和内容，具有时代性的气息，对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或文明的对话、交汇和沟通有着不可或缺的历史和时代价值。
二、 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实践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运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史上使之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另一次重要的理论实践。例如，20世纪50―60年代，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属性，从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出发，多次谈到哲学解放和哲学普及的问题。他说：“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参见《思想基本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2页。哲学的解放和哲学的普及是联系在一起的，哲学的大众化就是让哲学这一“高蹈”的学问走向群众，转化为人民大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实现哲学的自我解放。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有着它的使命和内在旨趣的，尽管这一运动一度受到诸如庸俗化、政治化和教条化的侵蚀和扭曲。
（一）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艾思奇几乎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象征，他的《大众哲学》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典范之作。
“大众化”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左翼作家联盟就强调文艺的无产阶级性质而提出的一种号召，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和左翼进步力量主张积极发展无产阶级或人民大众的新文学。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进一步提倡无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本质性的特征就是大众化，因为“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t）文学――乃至艺术――在本质上，就是非为大众而存在不可的东西”沈端先：《所谓大众化的问题》，转引自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文化的大众化作了初步阐释，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在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是以“新哲学大众化”运动为发端的。新哲学的大众化是20世纪30年代艾思奇、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口号，目的就是让马克思主义这一“高蹈”的“新哲学”变成让“普罗大众”所能掌握的思想和理论。
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新哲学大众化的运动中，艾思奇、李达、张如心、陈唯实、沈志远、李平心、胡适、冯定等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不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运动，他们撰写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和著述如张如心的《无产阶级底哲学》、《辩证法学说概论》、《哲学概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如何研究哲学》、《民族解放与哲学》，陈唯实的《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新哲学世界观》、《新哲学体系讲话》，胡绳的《新哲学的人生观》、《哲学漫谈》、《思想方法》，沈志远的《现代哲学基本问题》，李平心的《社会哲学概论》，李正平的《唯物辩证法讲座》，等等。，其中，艾思奇和他的著作《大众哲学》影响最为深远。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原名为《哲学讲话》）是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一部以通俗化的形式和语言风格向全社会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该著作之所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在于它揭开了哲学的面纱，破除了哲学的神秘感，让哲学走进普通大众之中，成为大众改造现实的有力的思想武器。首先，《大众哲学》紧扣现实生活问题，抓住人们的现实生活，来谈论哲学，谈论哲学的意义和用途，继而将具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通俗的语言形式介绍给普通大众，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理论魅力。其次，《大众哲学》抛弃了“食洋不化”和“食古不化”的经院式的学术语言，以通俗化的语言和生动具体的事例，将宇宙人生的道理，将世界观和人生观等哲学问题娓娓道来，以浅显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明的事例和独具匠心的体例设计来阐明哲学的问题和道理，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通俗化的形式赢得普通大众。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史上，《大众哲学》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它以其通俗性的语言形式和现实性的理论态度，极大地激发了普通民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极大地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普罗大众的影响。甚至当时也不禁哀叹道：“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参见刘萍《艾思奇及其大众哲学的消失》，（台湾）《传记文学》第72卷第2期。
（二） 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及其问题
新中国建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党和国家在理论和政治领域展开大规模的理论学习、教育和宣传运动，以便向全社会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运动。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运动历经两次大的高潮：一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为了赢得无产阶级和普罗大众对革命事业的理解和支持，提出了科学、文艺和哲学的大众化口号，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化、通俗化和大众化做出不懈努力，造就了艾思奇、陈唯实、沈志远、胡绳、冯定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诞生了以《大众哲学》为其代表作和最高典范的一批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环境中的现实化和具体化，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在民众之中的影响力；二是新中国建国之后的50―60年代，党和国家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为了向全社会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活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建国前30年一场场对封建思潮和资产阶级思潮的理论批判运动等，都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理论和政治运动，尤其是新中国于50―60年动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工农兵学哲学”运动开始于1958年3月。这场运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8年到1962年，以运动为背景，“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主要是为了“解放思想、提高生产”，推动学习运动广泛开展；第二阶段从1962年到1966年，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各地学习运动开始与理论或政治批判运动相联系，其政治化和庸俗化的色彩日益明显；第三阶段从1966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工农兵学哲学”运动已经为的政治运动逻辑所扭曲，从理论学习运动蜕变为政治批判运动，随着的结束，这场全民性的学哲学用哲学活动也即结束。，几乎已经成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象征和代名词。
“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是中国当代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20世纪50至70年代，千百万工人、农民、战士投身于这场规模宏大、旷日持久的全民性的学习运动浪潮之中，这场运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推向了新中国历史的最高潮，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书写了奇特的篇章。应当说，这场运动的主旨和初衷（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无可非议的，但这场运动并没有真正实现哲学的大众化，反而出现了教条化、庸俗化和政治化等问题和负面倾向。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要在新的形式下，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形式、途径和方法，要避免马克思主义在大众化实践中的教条化、庸俗化和政治化。为此，我们应当明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以下几层内涵：一是在理论的内容上，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和现实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与群众的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具体的和现实的知识或学问，以赢得群众的接受和理解，从而满足群众的理论需要；二是在理论的形式上，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即以通俗化的语言和形式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让马克思主义以大众化的形式掌握群众，让群众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三是在理论的用途上，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化，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由理论力量转化为实践性的物质力量，成为人民群众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武器。
（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真正掌握群众，从而由纯粹理论性的力量转化为实践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曾经深刻揭示了理论的力量及其与群众的本质性关系，他说：真正的理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为其真理之检验标准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的根本要求，它不论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还是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实践事业，都有着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需要，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有不可或缺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将全人类的自由和真正解放作为自身的崇高追求和理想的思想和哲学，只有在真正掌握群众的基础上，才能将自身从单纯的理论禁锢中解放出来，才能转化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物质力量；同时，马克思主义在掌握群众的基础上，在指导具体实践的进程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创造性发展和理论创新。具体到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理论创新的需要，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有不可或缺的理论意义。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时代的需要，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时代的现实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思想的产物，但它同时又是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与特定的民族或文明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也必然在世界性和时代性的意义上支配或影响了这个民族或文明的道路抉择和未来。任何现实的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它们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现实性，任何具有现实性和时代性的理论总能够满足历史和现实需要，总能够掌握大众，总能够转化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的必然要求，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和现实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它对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具有举足轻重的实践意义。
在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诉求，也是一种现实需要，同时还是一种历史使命。因为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才能充分彰显出来；因为只有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理论创新，才能开拓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新境界。每当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遭遇历史困境时，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建立在具体化、现实化和大众化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如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能够将中国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即时带上新的康庄大道。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对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实践意义。
三、 教科书传统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建构
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史上，起源于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传播史和发展史，以及理论形态的变迁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理论形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建构的历史。所以，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及其变迁，就不能回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历史起源，以及在中国的发展和变迁，就不能回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建构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它所面临的困境和前景。
（一）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起源和历史沿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起源于苏联，这一教科书体系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把握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解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是有根据的，这一根据可以上溯到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辩证唯物主义”的提法出自狄慈根1886年，狄慈根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中首次提出“辩证唯物主义”这一说法，而狄慈在思想上是继承恩格斯的。参见《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52页。，“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出自恩格斯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首次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698页。，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1923年，卢卡奇在《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中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并提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参见卢卡奇《技术装备和社会关系》，转引自《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8页。。真正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的是普列汉诺夫例如，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不仅是唯物主义哲学，而且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它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而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理论表现，即可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的”这一术语“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而只表明应用它在揭示的那些领域之一”。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9、768、311页。。普列汉诺夫的这一作法为列宁所继承，列宁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运用”，一般的“哲学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熔铸在一起，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块整钢”例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一再把自己的世界观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读过全部手稿）阐述的也正是这个世界观。”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列宁对此有着影响深远的经典界说，即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运用”；他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其实就是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所以，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正是将一般的“哲学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熔铸在一起，其理论体系的“一块整钢”。参见《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8页；《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425、221页。。
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正是以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解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这一教科书体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二分结构，来安排和配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格局；以列宁著作为主，恩格斯著作次之，马克思著作为辅，来选取和设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献格局，从而主导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建构。
几乎整个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和体系建构都深受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支配和影响。
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基本上都是按照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二元结构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的。不论是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还是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它们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化建构的最高水平），基本上都是按照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二分结构”来安排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尽管李达天才地指出马克思“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从而达到唯物辩证法这一“统一的世界观”《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61页。，但这一著作还是将马克思主义把握为辩证唯物论，并坚持“历史唯物论是把辩证唯物论运用于社会的认识理论”。
新中国建立以后，尤其是在前3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建设基本上沿袭了苏联体系。不论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还是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未完成稿，仅有上册，唯物辩证法），无一例外地都沿袭了苏联体系。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尽管将与斯大林、列宁、恩格斯和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并列，纳入教科书体系的文献格局，但在理论安排上还是承袭了苏联教科书体系的作法，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论把握为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只是辩证唯物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运用。
改革开放后，中国理论界开启对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探索，其基本共识就是要打破苏联教科书体系，人们提出各种方案，来重新安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体系形式。诸如此类的探索最终都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上，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论究竟是辩证唯物论还是实践唯物论，并在80―90年代引起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漫长讨论。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犹如历史和思想的助产婆，促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由苏联体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类研究全方位铺开的基本格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构建也是沿着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逐渐用实践原则取代物质原则，用实践观来统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论、自然观和历史观、认识论和逻辑学这一大的路径展开的。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建构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作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的诠释，不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发展，还是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发展，都有着深远的理论、政治和历史影响。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探索与改革，对于党的理论事业，对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都有着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一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普及化的作用。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建构，始终与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化和大众化是联系在一起的。要向全社会普及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建构，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有着内在逻辑和结构的“一块整钢”；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文献的基础上，整理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抽绎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编著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普及化才能实现。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对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传播和发展，对于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和发展，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是履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辩护功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性的或政治性的学术思潮，保持着对于现实世界的批判关系，各种思想资源都可以补充、修改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从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事业，因此，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更多地体现为各种马克思主义化的思潮所组成的谱系性的历史。但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不再作为一种单纯的理论或思潮而游离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外，而是这一制度体系的观念性的构成或延伸，因此必然会转化为体制性或体系化的理论或意识形态，并为这一制度体系提供正当性或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辩护。所以，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上升到体系性的高度，才能完成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国家制度和党的政治实践理论和意识形态辩护的使命，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理论地位所决定的。
三是适应社会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实践的历史需要。在现代世界的众多思潮中，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般思潮的区别在于，这一思潮必然要呼唤着自己的历史或政治实践。马克思主义要由单纯的观念性的力量转化为物质性的力量，并在实践中掌握大众，就必须实现它在理论形态上的组织化，以适应组织化的历史或政治实践的需要，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历史现实所决定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形态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原先的谱系性的学术思想转化为体现组织和行动逻辑的体系性的政治思想。所以，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理论生态中，马克思主义绝不只是纯粹思想性的学术事业，而且还是具有政治属性的理论事业。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建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和政治逻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和政治生态在关联领域的基本表现或必然要求，它对于党和国家的生活都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和政治意义。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建构的问题与前景
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呈现的理论形态不能仅仅停留在谱系性的层面，而且还应当上升到体系性的高度，因为只有完成体系化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完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政治过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奠基的使命。所以，在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社会性的学术谱系上升到政治性的理论体系，是党和国家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
我们知道，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教科书体系是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为蓝本而发展起来的，这一体系曾经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然而在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教科书体系已经面临着理论困境和现实困境的双重挑战：
一方面是理论困境。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蓝本的马克思主义不论在文献格局的安排上，还是在体系结构的配置上，抑或是在理论观念的阐发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基本的理论原则和哲学观念，都存在着严重的扭曲和遮蔽，都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水平降格为前马克思主义层次的严重弊端，因而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对于现代思想的理论和历史意义。
另一方面是现实困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的、历史的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新哲学，也应当反映历史和时代的要求，并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创新。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教科书体系都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发展，都与当代中国的历史现实严重脱节，传统教科书的诸多理论主题都显得太过抽象和陈旧，都显得赶不上时代的步伐，因而也不能有效揭示马克思主义应当具有的时代内涵和实践本质。
由于传统教科书体系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这就要求我们创造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构建，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实质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体系创新。一方面能够更好地揭示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和哲学实质，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构建能够更好地揭示这一哲学的时代内涵和实践本质，从而最终形成能够体现时代主题和反映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哲学（教科书）体系，为马克思主义有效履行它的观念、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奠定体系化的理论基础。
1.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的重点关注问题
1.1大众化是通俗化，不是简单化和庸俗化
沉痛的教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并不是没有发生过，那是发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相继去世后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被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把持，马克思主义被扭曲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变得严重地庸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称为科学理论，毫无疑问首先必须要做到科学、准确，关键是怎么样体现出来而不是一味追求简单易懂。若果不具备科学性就不能称为科学理论。当用哲学的名义来美化现实中的任何一切就是庸俗化的表现形式。一些单纯追求市场完全不顾一切的迎合相关人群的需要，抛弃了哲学应该有的科学性而沦落为低俗趣味的大众化出现。死亡哲学、饮食哲学，等等就是如此。所以我们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方面要做到让大众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理解，用一些大家可以接受的理解的说法，日常谈话的方式来传播，另一方面也要谨防沦落到庸俗道路。
1.2要关注大众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要求首先要看到大众的新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社会阶层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新的阶层的出现打破原有旧阶层，但是新出来的一些阶层格局有很多不稳定性，这些不稳定性成为阻碍我们实现大众化的因素。江泽民同志指出全新的历史条件为我国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一时期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经济方面，它的组成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等多样化的趋势还将进一步发展。我国各个社会阶层的再就业、分配等方面出现了多样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有相同的爱国情怀和理想促使他们成为大众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取向使他们对哲学理念的偏好和接受能力有所不同。因此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最广大人民的大众哲学必须要按照大众的差异性来拓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具有包容性。
2.大众化的具体实现路径
2.1用大众化的哲学理论来指导实践
用大众化的哲学来指导实践，即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解决生产生活的问题，这就必须要求大众化哲学必须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结合，进入大众贴近生活。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得到大众的认同必须做到在符合我们的心理生理习惯，与大众同气连枝，才能更好地指导大众得到效果。恩格斯说过一段话：“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工人，而越多有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人他们的心坎。”另外，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要迫切的最大化的表达人民的利益。大众自身的各种利益的满足程度决定了大众对价值观的态度。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只有进入寻常百姓的社会生活中，才可以主导主流价值观才可以通过主流价值观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才可以有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和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力。
2.2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方式
按照马克思哲学的观点，哲学源于生活，然而，时下对于哲学走近生活的呼吁尤为高涨，甚至兴起了一场日益博兴的哲学运动，主张必须回归生活。究其原因，是当前哲学远离了现实世界，远离了“现实的人”，并未对于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进行有效的帮助和指导，从而造成了纸上谈兵，引起哲学家对于哲学的强烈不满，继而民众对于哲学持冷漠态度。在民众心中，哲学如高空明月，高不可即。最后源于哲学解决现实问题的无能无力，不能为现实提供明确的道路。然而哲学并不总是无能无力的，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就抓住了马克思哲学与群众生活实践休戚与共的精神实质和独特品格，它成功的诠释了马克思哲学应该如何走近生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全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事例，简明扼要而又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原理、认识论内容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及范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它像革命的火炬，在黑暗中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启蒙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奔向革命道路，“当时就有《大众哲学》动员了10万青年参加革命的说法”。艾思奇也就被称为“人民的哲学家”(艾青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蔡尚思语)。他之所以会这么成功，主要归功于他对于哲学与生活的把握，恰到好处的把哲学和生活联系起来，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实现了走近生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立足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需要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大众哲学》的产生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大众哲学》产生在抗日烽火燃烧的年代，一方面面临着全国抗日战争和救亡运动的蓬勃形势，刚刚体会长征的喜悦就继续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战争中；另一方面面临着外抵侵略，内除国贼的民族危机，既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又要镇压反动派的内战。当时在民族和个人的生死关头上，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找到一条挽救国家、挽救民族、挽救个人的道路。而《大众哲学》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就像革命的火炬，在黑暗中照亮了前进的方向，鼓舞了广大同胞满怀着革命热情走上革命道路，为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贡献自己的力量。
2.使用通俗语言，贴近群众生活
在《大众哲学》中，艾思奇指出“哲学并不神秘”“哲学的踪迹可以在日常生活里找到”从而揭开了哲学的神秘面纱，把哲学由玄妙的殿堂引入实际生活，使哲学和人民群众接近，使人民群众知道日常生活中就有哲学。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用贴近大众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形式，喜闻乐见的方式，通俗易懂的事例，深入浅出的笔法，通俗而深刻的阐明了深奥的哲理，赢得了人民大众的喜爱。如，“果树林里找桃树“”两军对战”“卓别麟和希特勒的分别”“天晓得”“岳飞是怎样死的”“七十二变”“谈虎色变”等等。同时艾思奇在文章中故意不加剪裁，不怕重复。“重复和不加裁减，也是我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力，而故意这样做的”，从而使读者更好的进行理解和掌握。
3.具备研究素质，心怀使命研学
艾思奇出身于哲学世家，受其父李曰垓实业救国论思想的影响，自小就立志探索哲学的真谛，他潜心攻读各种哲学书籍，从古希腊哲学家到培根、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纵观了人类几千年的思想发展历程，他逐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及其历史地位，成为了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满怀着无限的爱国爱民热情，他继而积极投入到五四新文化思想运动之中，积极参加编刊物，办报纸，著文章，以此实现他的救国抱负。受其父所言“哲学是一切学术的概括，欲究事物之至理，宜读一些哲学书为宜”的影响，主张“无论作诗写文章，应像白居易那样，使人人能读，妇孺皆知。”尽可能把深奥的哲理用通俗化的方式表达出来，鼓舞着万千人民参加到革命中去，使他最终成功地成为“大众哲人”。
二、走近生活：推进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有效路径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成功典范，在推进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处理哲学与生活的关系，如何更好的走近哲学，无疑具有着极高的借鉴价值。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1.紧扣现实问题，契合现实需要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实践活动的根本前提。因此，马克思哲学就应该从物质生产生活着眼，力争“改变世界”。正是基于这点，马克思结合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恰当的分析了各种矛盾和造成各种矛盾的根源，从而提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这一伟大命题。很显然，任何哲学都是基于当时、当地的特点而产生的。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今天,也不例外。我们显然已经不能全盘照搬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解决处理问题的逻辑和方式来思考、解决我们现今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这是不符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事实求是的思想的。艾思奇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立足于他那个时代的特点、问题，才使得《大众哲学》如此成功。而当代中国化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也必然是要立足于我们时代的具体问题，才算有成效。现如今,我国改革已涉入深水区,良性发展难以为继。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生态环境问题、医疗卫生问题、“三农”问题、医疗保险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等日益突出。只有真正面对这些问题，对症下药，提出切实可行的哲学思路，这样的哲学才会真正“改变世界”，才能更好的回归哲学的本真，才能更有效的推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进程。
2.使用通俗语言，贴近群众生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双重境遇；发展；边缘化；启示
一
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中国人民思想的不断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越来越面临着一种双重境遇。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与中国的实际和实践相结合，并不断实现中国化；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导致社会意识呈现多元化的态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受到极大的冲击，特别是在普通民众中日益被边缘化、正逐渐淡出大众生活的视野。“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性研究，理论界已取得很多重大成果，这些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这在学术界是令人瞩目的。但是，在现实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边缘化’的现状却令人担忧。”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这种发展与边缘化并存的状况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了空前的发展。首先，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坚定的捍卫和坚持、发展和创新；以及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并反复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在实践中，不断根据国情和实践，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这样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和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当中最基础、最具有稳定性、最具有指导意义的部分，只有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战争、建设和改革的年代，都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即使在生死攸关的革命和战争环境中，也没有忽视党的哲学建设。在1937年毛泽东就指出：“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科目，因为主观主义与机械观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反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秉承了毛泽东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良传统。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的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总之，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了。”江泽民和胡锦涛，在讲话中也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自然科学的繁荣发展，也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贯重视的作风，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创新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其次，在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题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应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题的把握是朦胧的、模糊的、时对时错的，这是导致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斗争在中国流行的原因之一。阶级斗争理论确实也是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理论。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毛泽东则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但是，如果把列宁、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不适当地加以引申，并以此为由否定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就必然会导致背离历史唯物主义。对此，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这一精辟论述，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发展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成了中国相对永恒的主题，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正是在把握社会主题上的这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最后，从外部因素来看，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是中国执政党不能放弃、不能固守传统马克思主义，只能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历史参照。众所周知，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坚持到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苏东剧变特别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历史性事件中汲取了教训，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创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在世人面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正是这些理论实现了推动中国不断前进的目标。
但不容忽视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普通大众中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小，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被边缘化，越来越远离了普通大众的生活。这种倾向和现象的深刻原因主要表现为：首先，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改变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益格局单一的状况。多种所有制结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分配方式的发展，形成了多种利益群体和不同的社会阶层。每一个阶级阶层的代言人都在为本阶级阶层的利益呐喊呼吁，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多音齐鸣、众声喧哗的时代。反映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上，就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同时，还存在着其他意识形态，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明显呈现多样化的情况。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边缘化的原因还应从其自身来找。在艺术、宗教、道德、政治思想、哲学等各种意识形态中，哲学是最概括、最抽象的，也是和经济生活联系最间接、距离最远的。人们不可能由于学习哲学而迅速改善自己的经济生活，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又迫使绝大多数人忙于生计而不会选择哲学；如果选择或从事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哲学当作谋生的手段。因为不管是谁，都是现实中的人，首先必须解决生存，然后才能谈及其余。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强化了人们的经济意识，更多的人几乎把所有精力投入到了经济活动中，淡化了哲学修养。同时我们还需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表达或者说呈现的方式是严肃的、呆板的、单调的，缺少时代感和生活气息，这一点，我们很容易从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不同版本的大同小异中感受到。这种状况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推广，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官方和象牙塔里的学问，成了部分学者自产自销的学问，哲学与大众生活割裂了。
二
正视并认真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目前的这种双重境况，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不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颇有启示。
首先，我们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可以看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前提和关键。这种科学态度集中表现为：是坚持之而不是放弃之、是发展之而不是固守之，是创新之而不是僵化之、是灵活地而不是教条地对待之。同时，紧紧抓住时代主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空间和结果。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后对“经济建设”这个主题的牢牢把握，恐怕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在阶级斗争的圈子里打转。
其次，这种双重境遇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片面的、不均衡的。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官方、在党内特别是在高层，被高度重视，而在普通民众中却遭到冷落，甚至歧视，日益边缘化。这种情况反映的问题是深刻的、令人忧虑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我们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可观的理论成果，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没能真正扎根于中华大地并深入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没能够真正成为武装中华民族头脑并引导中国社会朝着文明进步方向前进的实践智慧。”这就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必须重心下移，必须面向普通民众，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党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觉悟起来，才能发动群众和党同心同德，完成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党的路线方针、哲学思想要让广大人民都接受，才能发挥其魅力和威力。这就要求党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群众，进入生活，而不是书斋和学院里的哲学，也不能独是党的哲学。只有从形式到内容被群众接受和掌握的哲学才是党所需要的哲学。毛泽东曾指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尖锐的武器。”所以，我们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同时，应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使之真正成为亿万人民的自觉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