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孙立刚张中为工作单位：中国农业银行三农政策与规划部
县域居民消费正进入以住行为主题的升级阶段
1981年至2009年间，食品支出和衣着支出比重持续下降，分别下降了18.8和6.7个百分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教育娱乐文化服务、居住、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等方面支出的比重分别提高了2.9%、3.2%、3.6%、5%和9.8%。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受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县域居民将进入以住行为主的消费升级阶段：（一）县域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整体接近城镇居民2000年左右水平1978年至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由133.6元提高至6977元，实际增长9.6倍，年均实际增速7.4%。特别是2010年和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分别达到10.9%和11.4%，自1998年以来连续两年超过城镇居民。农村居民2011年人均纯收入折合至2000年是5963元，与城镇居民2000年的收入水平仅差316元。同时，2010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1%，介于城镇居民1999年的41.9与2000年的39.4之间。如果考虑县城居民，县域居民消费大致相当于城镇居民2000年左右的水平，正在进入“住行”为主的消费升级阶段（见图6）。（二）城镇化将推动县域消费增长1978年至2011年间，城市人口比重由17.92%提升到51.27%，每年约1%的速度发展。今后一个时期，县域城镇化仍将处于快速推进阶段。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将带动县域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数据表明，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4455元，城镇居民为15900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3.6倍。按此测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会增加1万多元。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吸纳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进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而相应增加的投资需求会更多，特别是住宅消费刚性需求巨大。按照目前13.5亿人口基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方米计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将产生住房需求4亿平方米左右。据中金公司预测，县级市新建商品住房增长空间较大，从交易量来看，2015～2040年间市场均在高位运行，年均交易量在1.6亿平方米至1.8亿平方米；从交易额来看，县级市交易额在2035年之前稳步提高至8000亿元，此后将趋于稳定。（三）人口结构将助推县域消费升级1980～1990年间，我国经历了一次生育高峰，平均出生率为2.12%。目前，这次生育高峰对县域消费升级的影响开始显现。一方面，80年代出生的人口已经逐渐长大成人，适婚人口比重短期将居高不下，中国传统的家文化将持续推动住房、家用电器等消费支出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县域80后群体目前已经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受到城市生活影响较大，消费观念与城市接近，整体消费倾向比传统的农村居民高，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将提高。据四川、河南两省相关部门统计，由“经济型”转为“生活型”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两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力军。（四）县域消费升级政策环境越来越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央强调要把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作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途径，其中把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国家陆续出台了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及以旧换新等扩大农村消费政策。在政策的引导下，2009年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万亿，同比增长15.7％，增速自1986年以来首次超过城市。特别是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销售增长迅速。2011年我国家电下乡产品销售1.03亿台，实现销售额264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4.5%和53.1%；截至2011年末，全国累计销售家电下乡产品2.18亿台和5059亿元。从未来看，扩大农村和县域消费仍将是国家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和领域，政策支持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大。综合以上因素，依据城镇消费升级经验，未来与住房相关的商品消费（包括家用电器）以及汽车消费将成为县域居民消费的重点；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等新兴领域将迅速增长。从各项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看，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以及交通通讯增速将超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在看到县域总体消费升级趋势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消费升级在不同区域、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从区域看，东部和东北部地区整体消费水平和层次高于中西部。2009年，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为5148.62元、4148元、3622元和3238元，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分别是中部、西部的1.2倍和1.6倍；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看，东部地区整体上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2.2倍和3.9倍。同时，经济落后地区城乡差距较大，东、中、西、东北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分别是农村居民的2.8倍、2.7倍、3.2倍和2.6倍。从不同收入群体看，2009年，高收入户、中高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消费支出分别为7485.71元、4591.81元、3546.04元、2870.95元和2354.92元，高收入户的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整体消费支出水平的1.9倍，是中高收入户的1.6倍、中等收入户的2.1倍、中低收入户的2.6倍、低收入户的3.2倍。
积极把握县域消费升级金融机遇
（一）实施“梯度推进”战略区域层面上，根据经济发展的梯度推进规律，有先有后，滚动推进区域市场发展，当前要把发展重点放在长三角、珠三角、东南沿海、环渤海等东部发达地区县域，中西部的鄱阳湖经济区、成渝经济区等重点经济区县域，二三线城市周边县域，县域内的中心镇、园区、繁华商圈。这些区域与城市差别相对较小，可加快复制和推广城市消费金融业务成熟产品和服务，“先试先行”，并结合各地实际，研发区域性特色消费金融产品，实现率先发展。业务层面上，先期以县域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主，逐步向汽车贷款、家庭装修贷款、耐用消费品贷款、教育贷款、旅游贷款、信用卡分期付款等扩展，努力为县域居民提供全面的消费金融服务。客户层面上，突出抓好县域公务员、大型企业员工、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城郊拆迁农户、进城置业农民、回乡创业人员、种养大户等县域中高端个人客户群体，积极抢占县域消费金融业务高端市场，并积极培养潜在的优质客户，不断扩大县域客户群体。（二）突出业务发展的重点领域一是进一步拓展县域存款、理财和支付结算业务。依据城镇经验，进入“住行”阶段以后，随着居民收入迅速增长，投资理财需求旺盛，消费相关的支付结算需求迅速增长。公私联动开展工资、第三方存管等专项营销，主动与保险、基金、证券、移动、高校等高端客户资源丰富的机构建立战略联盟，扩大个人存款客户基础，巩固县域个人存款优势地位。针对县域日益增长的理财需求，抓紧开发一批适销对路的县域个人特色理财产品。围绕县域居民消费过程的各个环节，加强借记卡、贷记卡、网络、电话、移动支付等先进安全便捷的支付能力建设。二是积极发展住房消费信贷业务。尽管目前国家正在进行房地产调控，但是总体看，县域居民住房需求以自住为主，而且房价相对合理，泡沫相对很多大中城市要小。可重点选择优质房地产商、优质畅销楼盘、优质个人发展县域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在经济较为发达、农民收入较高、信贷管理规范的地区探索开办农村住房建设贷款业务。三是积极开展汽车消费业务。加强与经销商、厂家合作，为县域居民提供汽车消费信贷服务，重点支持县域比较受欢迎的微型车、客车、小货车、客货两用车等。同时，探索开展“直客式”个人汽车消费贷款，不断扩大汽车消费贷款客户群体。（三）提升中高端客户的服务水平和维护能力一是落实客户名单制管理。在认真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县域中高端个人客户名单。及时监测，不断完善客户信息和资料，并依据客户资质变化，对中高端客户名单进行动态调整。在全面了解客户信息和需求基础上，制定个性化、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方案，深度开发客户价值。二是优化网点渠道建设。依据优质客户的分布，优化物理网点布局，并可考虑设立理财中心并配备专职理财经理，有条件的地方设立个贷中心，集中资源服务好优质客户。加快网点改造进程，实施网点文明标准服务和营销技能提升导入，改善服务细节，提升客户服务体验。发展个人网上银行和移动支付业务，进一步改善网银功能，真正为优质客户提供高效、快捷、安全、可靠的服务。三是推进业务流程优化和系统整合。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中高端客户实行差别化业务流程，进一步简化业务授权、审批环节，以服务效率和质量赢得客户。持续优化和整合业务系统，并将相关系统联网、整合，实现信息共享共通。四是加强产品创新和推广。针对中高端客户的金融需求，创新推出适合县域特点，适应客户需求的投资理财、住房按揭、家庭装修、汽车消费、资金结算等产品。加大产品营销宣传力度，强化客户对商业银行产品的认知，提高产品和服务对县域中高端客户的影响力和覆盖率。（四）严防业务风险一是把握好风险防控的重点。从现阶段看，重点是严防虚假按揭和冒名贷款，防止贷款被挪用到民间借贷、股市等高风险领域，加大银行卡、网上银行等新型诈骗案件以及信用卡套现的打击力度，健全电子银行风险管理流程等。二是实施差异化的风险管理措施。加强对县域不同区域、不同收入群体以及不同业务品种的风险特征研究和风险测算，推进内部评级法在消费金融业务中的应用，提升风险识别能力和计量的精度。针对县域收入来源确定且透明度高的客户或者拥有高价值资产的客户，可适时上收其业务的中后台处理，探索集中管理模式。针对县域其它客户，更多需要发挥“人”的作用，强化调查审查以及落实相关责任。三是关注宏观风险。严格执行好国家发改委制定的银行中间业务收费管理政策和银监会制定的信贷“七不准”、服务“四公开”等相关规定，密切关注监管政策的变化，防控好政策风险。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对存量资产质量的影响，做好压力测试，特别是密切关注区域房价走势对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质量的影响，做好相关风险的防控工作。
[关键词] 县域 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Granger因果检验
一、引言
县域经济是指县域经济是指县级行政区划内的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基本单元，是联系宏观和微观、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桥梁纽带，在国民经济中占极为重要的地位。2005年，全国县域面积超过全国国土总面积的93%，人口总数占全国总人口的73.3%;GDP总值占全国GDP的57.7%。县域经济的发展决定着社会稳定、农民增收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就是资本的投入。要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促进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投入，县域金融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融资渠道，也越来越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并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明。但就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因果方向产生了较多的分歧，并逐渐形成了几种观点:一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纯属偶然。经济增长的同时，金融机构同样增长，但是两者各自按自身的逻辑发展。二是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即“需求拉动型”的金融发展。在市场的不断拓展和产品的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金融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三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即“供给引导型”的金融发展。金融对动员那些阻滞在传统部门的资源，使之转移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并确保投资于最有活力的项目方面起基础性的作用，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四是以“金融风险论”为代表的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带来的风险会导致经济的不稳定，由此会阻碍经济增长。五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经济增长也带来了金融机构的发展，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建立，深化了金融创新，从而更大的推动了金融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加倍的促进了各自的发展。
随着现代经济和金融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着较强的促进作用。以 Levine(1997)为代表的经济学者认为金融体系主要通过提供五个方面功能来影响经济增长：为可能的投资生产事前信息并进行资源分配；在提供融资后监管投资并进行公司治理；分散风险、管理风险以及便利风险交易；动员储蓄；便利商品以及服务的交易。
以上这些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国家层次，而我国县域金融发展存在着金融机构数量少，金融产品单一，金融机构服务质量较差，资本市场尚未建立等诸多问题。金融体系的功能还不能完全发挥，因此，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并不能简单应用于县域，对于县域金融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选择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式，检验县域金融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关系，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检验两者的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1.ADF单位根检验
传统经济学理论以序列平稳为前提，Granger(1988）指出，当用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OLS估计时，系数估计量将丧失最佳线性无偏性，同时回归系数的t检验也变得毫无意义，也就是会出现伪回归问题。
如果一个序列的均值和自协方差不依赖于时间，就说它是平稳的。非平稳序列的典型例子是随机游动yt=yt-1+εt，εt是平稳随机扰动项。序列y有一个常数预测值，方差随时间增长。随机游动是差分平稳序列，因为y一阶差分后平稳。yt-yt-1=(1-L)yt=εt，差分平稳序列称为单整，记为I(d)，d为单整阶数。单整阶数是序列中单位根数，或者是使序列平稳而差分的阶数。对于上面的随机游动，有一个单位根，所以是I(1)，同样，平稳序列是I(0)。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及因果关系检验要求每个变量序列都为等阶单整，且齐次的阶数必须大于或等于1。
2.Johansen协整检验
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时，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有基于回归残差的Engle-Ganger协整检验和Johansen极大似然法。由于Engle-Granger法在基于残差检验的基础上，附加了“公共因子约束”而降低了检验的势，因此，本文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Engle和Granger（1987）指出两个或多个非平稳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假如这样一种平稳的或I(0)的线性组合存在，这些非平稳（有单位根）时间序列之间被认为是具有协整关系的。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被称为协整方程且可被解释为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协整检验的目的是决定一组非稳定序列是否是协整的。阶数为p的VAR模型可以写成:
yt=A1yt-1+…+Apyt-p+Bxt+εt
其中， 是一个含有非平稳的I(1)变量的k维向量;xt是一个确定的d维的向量，εt是扰动向量。
3.Gr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是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结构下，检验变量间的影响程度是否显著的影响，从而判断其因果关系。所要检验的参数模型为：
这里m、n、p和q分别表示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εt为白噪声序列。在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中，回归方程中的系数显著性对应着变量之间的 Granger 因果关系(Granger，1969)。原假设为:
H0∶y1j=0,j=1,…,m
检验结果如果认为原假设H0成立，则表明所有前期y3对y1没有解释或预测能力，此时认为两者没有显著的Granger影响。由于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应着模型中部分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可以利用模型整体显著性的F―检验进行。
三、数据检验
鉴于目前我国县域证券市场发展几乎是空白，县域金融机构也主要限于银行和信用社的实际，本文选用县域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作为衡量县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选用县域GDP指标来衡量县域经济的增长。根据微分近似公式，对数变量的一阶差分近似等于该变量的增长率。因此，对各变量取对数，分别以LNGDP和LNF代表县域GDP和县域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由于县域经济数据统计上的局限性，本文选用辽宁省1997年～2005年的县域金融与县域GDP数据。
本文首先利用ADF检验来讨论变量的单整阶数。利用Eviews4.0
软件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注:D表示一阶差分；DD表示二阶差分；表中临界值均表示拒绝单位根假设的MacKinnon临界值；*、**、和***、表示10%、5%、1%显著性水平下检验值是显著的，无标志说明检验值不显著。
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对数序列均为二阶单整序列，单整阶数相等，满足了协整关系检验的条件。
在确立了金融发展变量与县域经济增长变量的单整阶数的基础上，本文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法对1997年～2005年间的辽宁省县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变量进行了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注:假设方程个数中的*(**)表示在显著性水平5%(1%)水平下拒绝零假设。
综合分析协整检验的结果，在显著性水平5%下，选定两个变量存在一个方程(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LNGDP=-2.277639 LNF + 0.095719 @TREND(98)
(1.8E-07)(1.3E-08)
协整模型揭示的是变量之间协同发展变化的长期趋同行为。因此，从长期来看县域金融的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呈反向关系。
由于LNGDP和LNF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时用LNGDP和LNF两个非平稳序列进行回归时，并不会造成虚假回归，回归结果是有效的。因此可对LNGDP和LNF两个序列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无论滞后期为1年还是2年，县域金融发展都不是县域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县域经济增长也不是县域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在县域层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因果关系。这与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相一致。
四、结论
本文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对1997到2005年辽宁省县域金融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县域层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处于割裂状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既不存在相互促进的因果关系，也不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证明：在县域层次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抑制。这一结论与我国县域金融体系不完善，金融市场机制不健全，县域经济主体融资难的现状相吻合。导致县域金融抑制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长期的二元金融体制结构。因此，要消除县域金融抑制，发展县域经济，必须要打破二元金融结构，进行县域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正规金融机构数量，增加县域经济主体的融资渠道，利用金融市场来实现金融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Engle R F, Granger C W J. 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 Representation, Estimation and Testing [J]. Econometrica, 1987, 55: 251 -276
[2]Granger C. W. J., “Investigating Causal Relation by Econometric Models and Cross-Spectral Methods [J]”, Econonmetrica, 1969, 37: 424-438
[3]Granger C. W. J. Some recent development in a concept of causality [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88, 39: 199
[4]Levine R.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 Views and Agenda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7, 35: 688-726
【关键词】金融 支持 县域经济 国际经验
一、县域经济及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党的十把发展目标与改革目标一起规划，提出了“两个全面”的目标，也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这标志着我国无论是社会，还是经济，均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作为最基本的国民经济区域单元以及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县域经济的中心是县城、纽带是乡镇、腹地是农村，它把乡镇企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当作其发展的重点领域，工业和农业齐头并进、城市和乡村一体化发展，各种产业以及不同的经济成分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城乡经济在县域经济处结合，农业与工业经济在县域经济处交汇，微观与宏观经济在县域经济处衔接。在我国的总人口中，超过70%分布在县域，这就决定了县域必然成为决定小康社会能否全面建成的关键区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早日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同时，县域经济的发展在中国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加快经济发展必须发展县域经济，县域经济的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石。
目前，就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我国县域还比全国其它区域落后得多，发展还远远不够，纵然是东部地区的县市也不能例外，因为虽然它们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已然较高，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县域经济基础设施落后、公共产品缺失、产业结构失衡、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再加上在我国，相当大比例的农村是坐落在贫困地区的，这就越发造成了县域如下的不利局面，那就是严重缺乏一种社会活力，这种社会活力能够推动其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既对农村经济的繁荣有所助益，又有利于县域地区财政困难的缓解，同时对协调一致地发展农村与城市地区的经济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要想推动县域经济快速而健康地向前发展，需要强有力而高效的金融支持，没有金融支持的经济发展只能是纸上谈兵。而在不断变化的动态环境之中，克服地域与时间不同的限制对各种经济资源加以优化配置，恰恰是现代金融业最为核心的功能，固而，金融在加速发展县域经济的进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必然是无可替代的。
二、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对县域经济情况的调查、整理、分析，厘清各县域经济发展的状况，找出存在的问题，结合当地金融支持情况，规划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符合实际的金融支持，以期为区域内经济融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为县域金融的发展探索出一条符合实际情况的路径。
（一）国内的研究现状
最近一些年以来，以大量借鉴外国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为前提和基础，关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国的学者也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分析，一套比较完整的研究框架及体系虽然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是一些很有价值的结论已经被提出。范闽、伍绍平（2008）在对湛江市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中认为，研究金融支持对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需要认真加以考察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如下三个部分，一是体现经济增长速度的各种变量，二是储蓄率的提升水平，三是储蓄中有多大的比例将会向投资转化。何广文（2011）、何广文，李莉莉（2011）认为，要想找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地区本土金融服务机制的有效途径，把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作为出发点是首先应该做到的，并在此基础上把它的现实特点及未来趋势厘清，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构建县域本土金融服务机制。庄岩（2011）在分析县域地区的金融发展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时，使用的是主成分分析法，探索性地提出了县域地区的金融状况和经济基础是两大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尽管包括以上专家在内的许多学者在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但既科学又完整的一套理论框架还尚未形成，在研究县域经济时，还不够全面，深度也不够，对县域金融与县域经济关系的研究，也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二）国外研究情况
1993年，对金融究竟发挥什么样的功能进行计量的一套合理的指标经由King&Levine之手被设计出来，以此为基础，他们利用80个国家、1960～1989长达30年间的数据开展了细致的研究，最终得出了经济的增长和金融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正相关性极强的结论。并且借助于这之后的继续研究，他们发现后者是因，前者是果，即经济的增长是由金融的发展造成的。1997年，经过Panicos Demetriades与Philip Arestis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即在各个不同的地区或者国家里，经济的增长和金融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有所不同，例如在德国这个国家，金融只有在发展到真实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后，那种单向的因果作用关系才会产生，而在美国则不然，蓬勃发展的金融业却会导致真实国内生产总值的减少。2008年，MichaelK.Fung提出了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互相促进、互相作用的观点，尤其是在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进程中，经济与金融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表现得特别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不断稳定发展，这种相互影响的程度将会越来越弱。
三、发展县域地区经济过程中可供借鉴的金融支持方面的国际经验
从世界各国为发展县域经济所采取的金融支持方面积累的经验来看，各个国家的国情尽管各不相同，其金融业也都采取不尽相同的发展模式，但却存在着一些具有共性的经验值得我们加以借鉴，这种借鉴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及有关政策意义十分重大。
关键词：县域经济;县域金融;超效率;DEA;空间马尔科夫链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4）-0030-05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近年来，县域金融对经济的积极推动作用逐渐显现，成为推动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又一着力点。国内多数研究表明，县域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关乎县域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金融体系的效率已俨然成为县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陕西作为西北第一经济大省，对平衡我国东西部经济差异有重要作用，其县域金融体系对经济的支持作用更是不容忽视。在相关监管部门的政策指导下，陕西省县域金融体系不断发展完善，但快速发展的金融体系是否高效服务于县域经济更应是关注的重点。鉴于此，本文将以陕西省74个样本县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陕西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效率问题。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金融对经济的支持效率研究较多，但对区域金融效率的时空演变研究不多。国外学者对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富，多数学者认同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但有关金融效率的研究却不多。例如，Porta.et.al. （1997）认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Rajan和 Zingales（2001）认为金融市场是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Levine（2005）则认为高银行集中度将带来经济高速增长。我国学者将国外经济理论与国内实情相结合，重点探讨县域金融和县域经济的关系，同时也对县域金融的效率做出相应的实证分析。例如：周立和王子明（2002）通过对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关系做出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解释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促进金融发展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石盛林（2011）运用DEA模型对我国县域金融体系的效率做出评价，并研究了县域金融影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高晓燕（2013）等人对我国东、中、西部的县域金融发展和县域经济增长做出实证分析，并对比分析了县域金融与经济不协调发展的原因。左晓慧（2013）通过因子分析法对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效率进行分析，并提出提高县域金融效率的对策和建议。郭艳玲（2014）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对山东省各县区的金融体系效率做出评价分析，并探究其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总之，国内多数学者认为县域金融深化与县域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中金融效率的研究对促进县域经济增长有一定现实意义。
而现阶段国内学者对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的研究较少，且几乎没有研究运用空间马尔科夫链的方法对金融效率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本文在此领域进行尝试，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对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效率做出分析研究。
二、模型介绍与数据处理
（一）超效率DEA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是通过对决策单元中多个投入和产出比率的分析，进行效率评价的有效方法。与其他方法相比，DEA不需要对数据进行权重设置，根据决策单元中的投入和产出内化最优权重，排除主观评价因素，客观性较强。超效率DEA模型是在传统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不仅继承了传统DEA模型的优点，同时其得到的效率值存在大于1的可能性，进而弥补传统DEA模型仅能区分出有效与无效决策单元的遗憾，对各个决策单元进行排序分析。所以本文选择超效率DEA模型对陕西省74个样本县域的金融效率水平做出评价。
（二）马尔科夫链和空间马尔科夫链
马尔科夫链是一种时间和状态均为离散的马尔科夫过程，该方法将研究对象分为N种类型，通过研究不同类型年际间的转化，模拟出全部类型研究对象的变化过程，通常将这一过程用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表示，矩阵内的数值表示不同类型的研究对象相互转移的概率。空间马尔科夫链是传统的马尔科夫链与“空间滞后”相结合的产物，以空间滞后类型为条件对传统马尔科夫矩阵进行变形，将N×N矩阵分解为N个N×N个条件转移概率矩阵，得到空间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空间马尔科夫链将研究对象之间的区位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分析了在不同区域背景条件下，研究对象变化趋势的不同。目前，空间马尔科夫链被广泛运用于区域经济的研究当中，例如，蒲英霞（2005）利用空间马尔科夫链的方法对江苏区域趋同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研究;单宝艳（2009）和陈培阳（2013）分别运用马尔科夫链的方法对山东范围和全国范围的县域经济水平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本文旨在于综合研究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水平的时空演变特点，故借鉴相关文献运用马尔科夫链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的方法进行研究。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陕西省74个县（市）连续7年的数据为样本，考察期间为2006年-2012年，数据来源于《陕西区域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中国银监会网站的统计信息。
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超效率DEA模型的处理。超效率DEA模型中输入和输出指标的选取关乎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本研究着力于县域经济中县域金融的效率问题，输入指标应可衡量区域金融水平的发展，输出指标应集中反映县域经济水平，故具体指标选取如下：输入指标X1：金融机构网点覆盖面1;输入指标X2：金融机构贷款余额2，输出指标Y1：GDP;输出指标Y2：地方财政收入3;得到初始数据后，运用EMS软件对其进行处理，以产出指标为导向，利用输入数据X1、X2和输出数据Y1、Y2，得出陕西省74个样本县域2006年至2012年间经济发展中县域金融的支持效率值，记为Rn，分析各年度县域金融效率平均值，均保持在0.34和0.44之间，表明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整体偏低4。
进一步运用马尔科夫链方法研究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的时空发展特征。本文在得到各县域考察期内各年的金融效率值后，将效率值R分为以下五类：若R<0.25，记为低效率水平A;若0.251，则属于高效率水平E，通过计算得出相应的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如表1所示。
最后，为了分析陕西省相邻县域之间金融效率的相互影响效应，本文再次对分类结果进行处理。运用MATLAB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得出样本县域的空间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如表2所示。
三、结果分析
（一）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的时间演变分析
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中，对角线上的元素表示研究对象的状态未发生变化的概率值，其他非对角线元素表示研究对象从一个状态转移至另一个状态的概率值。结合表1中数据分析可得：
1、主对角线上的数值为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水平类型未发生变化的概率，呈现出“两头稳定中间弱”的特征。具体而言，74个样本县中金融高效率县区和低效率县区在考察期内效率水平相对稳定，维持原水平的可能性更大，概率分别为0.892和0.937;较低、较高、中等效率水平的县区在考察期的金融效率稳定性较差，概率值分别为0.73、0.81和0.74，均低于高水平和低水平的稳定概率。其中，较低水平和较高水平的稳定概率略小于中等水平的稳定概率，表明县域金融效率维持较高水平和较低水平的暂时性，也就是说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水平的稳定状态主要为高水平、低水平和中等水平三种类型。
2、非对角线上概率数值较小，最大值为0.174，远小于对角线上的概率数值。表明74个样本县的金融效率水平在考察期内发生类型转移的概率较小，也就是在初始年份某县区的金融效率水平为某一类型则随后几年的效率水平发生改变的可能性不大。同时，观察所有非对角线元素，位于对角线相邻两侧的概率数值较大，说明陕西省各县域金融效率水平一般在两个连续类型间转移，而不会出现跳跃两级或三级的类型转移。
3、观察表中连续两个效率类型间相互转化的概率，可以看出效率水平间从低级类型转化为高级类型的概率略大于高级至低级的概率，表明陕西县域金融效率水平的总体趋势是逐步提高的。
4、表中概率值最大的两个数值为0.937和0.892，分别是县域金融低效率和高效率水平不发生转移的概率，同时高效率水平县区转移至较低、低效率水平的概率为零，转移至较高效率水平的概率最大为0.092，而低效率水平县区向高级水平转移的概率仅为0.063，一般都保持原水平类型，也就是说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存在两极分化现象，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两级分化现象将加剧。
（二）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的空间演变分析
对比表1、表2可得：对于陕西省而言，周边县域的金融效率水平相互之间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具体而言，主要呈现为下面两大特征。一方面，与被研究县域相对比，周边县域的金融高效率会增加被研究县域金融效率升级的概率，减小其降级的概率;反之，周边县域的金融低效率将导致更高概率的降级，更低概率的升级。例如，不考虑周边县域的影响下，中等效率水平县域向低级水平转移的平均概率为0.024，向高级水平转移的概率为0.072;而表2中加入低效率周边县域的影响，向高级水平转移的平均概率降低至0.055，向低级水平转移的平均概率增加至0.0475;一方面，金融低效率和较低效率的县域对周边县域的影响作用小于金融高效率的县域。对比表1和表2的数据，在考虑到金融低效率水平县域背景条件下，概率值的平均变化率不超过10%，而以金融高效率和较高效率水平为背景条件时，概率值的平均变化率约为17%。同时，表2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表1中陕西县域金融效率水平的两极化问题的原因。由于存在周边县域的影响，金融高效率地区带动邻近县域的金融发展，进而可能存在以金融高效率地区为圆心，多县区金融效率共同提高的现象;同样的，金融低效率地区的滞后效应可能辐射至周边地区的金融发展，负面影响扩大。
进一步分析全部样本县，将上文中的分类结果可视化至陕西省县级地图，得到图1。结合表1和表2分析可得：考察期内陕西省整体县域金融效率水平的转移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1）考察期内，神木县、府谷县、志丹县等金融高效率县区保持水平稳定，对周边县域金融效率的拉动效应明显，且这些县区多集中于陕北地区。（2）金融效率水平相对低级的县区在考察期内向高级水平类型转移概率较低，，表现为多数陕南地区的县（市）在考察期内持续保持金融低效率或较低效率水平，甚至于有向下转移的现象，同时这些县区受周边县域金融低效率影响严重。例如丹凤县、柞水县、岚皋县等，本身即为低效率水平地区，向高级效率水平的转移受到周边低效率区域的约束，平均概率值仅为0.026，故考察期内一般均保持金融低级效率水平。（3）考察期内，金融效率水平向上转移较为明显的县域集中在关中地区，以高陵县和扶风县为例，2006年两者均为中等效率县区，2008年至2010年间两县区分别逐步分别转为较高效率和高效率县区，随后两年保持金融高效率水平。综上分析，陕西省的县域金融效率水平在空间上一般分为三大区域：陕北高级水平区域（存在一些县区的个例，如吴堡县、米脂县等为低效率水平）、关中中级水平区域和陕南低级水平区域。同时，关中地区的县域金融效率水平发展迅速，整体呈上升水平。陕北和陕南地区金融效率水平发展平稳，但陕北高效率地区与陕北部分低效率地区以及陕南地区的差距不断加大，表明随时间推移，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将出现陕北和陕南地带的“双峰模式”，俱乐部趋同效应不断加剧。
分析上述结果的形成原因，本文总结为下列几点：（1）陕西省地理条件复杂，陕南、陕北及关中三大地域带的自然资源分布差异较大，造成不同的县域经济基础，进而影响县域金融效率。关中地区多为平原，适合农业生产，且交通便利，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交通枢纽，地理优势能促进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促进金融效率不断提高，迅速向高水平转移。陕北地区部分县区矿产蕴藏量高，极大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而陕北部分地区如米脂县、吴堡县等，矿产资源匮乏，水资源严重缺少，生态恶化严重，经济落后，造成陕北内部的区域经济基础差异，进而形成金融效率水平差异。陕南地区交通落后，地势多为山地，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发展缓慢，经济水平一直是陕西省省域经济的薄弱环节，无法为当地金融业的发展给予基本保障。（2）县域金融初始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发展速度不同，形成金融效率空间差异。陕北部分县区和关中地区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且金融机构的发展水平在初期就略胜一筹，同时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完善金融机构体系。高速增长的经济不断引发人们的金融需求，进而产生相应的金融供给，不断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完善的服务平台，成为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催化剂”。相应发达的经济持续带动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效率水平持续提高。例如，志丹县不断扩大农村各类金融机构覆盖面，拓展贷款方式，创新相关产业的理财产品等，促进农业的发展，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水平，促进县域经济发展。（3）政策扶持侧重点和省内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等差异导致金融资源分配不均，形成陕西县域金融效率的空间差异。首先，关中地区在关天经济区的政策导向下，金融业迅速发展。例如，上述分析中关天经济区中的凤翔县、武功县。户县等县域金融效率水平逐年提高，并且呈现未来不断提高的趋势。再者，西安作为陕西省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是金融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其辐射带动作用不仅促进关中地区县域的经济增长，同时不断丰富关中地区县域金融机构的种类，扩大金融机构的规模范围。同时，陕北地区的榆林市作为副中心城市，其市辖范围内的神木县连续多年是陕西省县域经济之首，随着榆林市“创造南北共富之路”口号的提出，其经济辐射能力不断增强，同时也带动部分县区例如佳县的金融业良好发展。陕南地区虽然近年来提出发展生态经济的政策方针，也涌现出“秦岭最美是商洛”、“到汉中来看油菜花海”等特色产业经济品牌，使得陕南的经济水平不断增长，但由于经济基础起点低，陕南地区金融体系改革扶持力度不够大，陕南县域金融效率水平处于较低水平。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用超效率DEA模型得出陕西省74个县（市）在2006年至2012年间经济增长的金融支持效率，接着以马尔科夫链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研究了陕西省县金融效率的时空发展特征，得出以下结论：
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水平普遍较低，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大部分陕北县区金融效率水平高，且稳定性强;关中地区金融效率水平居中，但发展迅速，效率水平持续上升;少数陕北县区和陕南县区金融效率低下，增长趋势较弱。
陕西省县域金融效率水平受周边县域水平影响较大，处于金融高效率水平的背景条件下，县域金融效率更易提高，反之则更易降低。同时金融高效率水平县区对周边县域的影响效应大于低效率水平县区。
针对上述研究结果，本研究给出以下对策建议：
平衡金融资源分布，缩小各县域金融发展差距。陕西省金融资源分布不均，多集中于关中、陕北部分地区，金融资源的分配不均、要素的失衡导致金融效率和金融发展差异，陕西省的金融改革应主导金融资源和金融要素流向低效率地区，不仅有助于缩小金融发展差距，更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以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倒逼”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县域经济发展与县域金融效率提高是相辅相成的，高效率的金融服务体系加快了经济的发展，同时高速发展的县域经济能够从需求导向方面完善金融体系，故陕西省各县域应发挥优势产业的竞争力，引导金融机构对特色产业大力支持，突破县域经济发展“资金匮乏”瓶颈的同时，完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提高县域金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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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Space-time Evolution of the Country-level Financial Efficiency in Shaanxi Province Based on Markov Chain
ZHAO Yizhe1 ZHAO Huizhen2
（1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2 Shangluo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Shangluo Shaanxi 726000）
【关键词】县域金融，金融生态，生态环境
一、引言
金融生态环境是一个仿生概念，是在自然生态学基础上，运用生态学相关理论对金融环境的研究。县域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县域金融市场发展和运行的社会、经济、文化、政策等多因素综合构成的外部环境，包括县域经济运行、县域金融发展、县域政策和县域信用水平四个方面的因素。县域金融生态环境既是县域金融市场运行的基础条件，也是县域金融机构、中小微企业和农户的外部经营条件。县域金融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整体状况，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改善和优化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对指导县域金融市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二、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及问题
由于受经济、社会环境和政策条件的制约，我国县域金融生态环境还非常脆弱。从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来看，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尚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县域金融生态主体；二是县域金融生态条件；三是县域金融生态环境。
（一）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金融主体弱小，服务品种单一。大多数国有商业银行都向大城市转移，对县以下的储蓄所和分理处进行了大规模的撤并，国有商业银行逐渐淡出对县域经济的支持，这导致农村能够享受的金融服务数量大量减少。政策性的农发行也只在地级市里设立分支机构。农发行的农业综合开发、农村扶贫等一系列贷款业务全部转移到有关的国有银行，金融支农功能不断的弱化。而最需要得到扶持的农业技术进步、农业开发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却得不到相应金融支持。农村信用合作社基本上只有传统的存贷业务，存在金融服务种类单和贷款投放不均衡等一系列问题。新兴的村镇银行也存在发展时间短、经营成本高、金融服务覆盖率低等问题。最后，在县域经济环境中，几乎没有与改善金融环境密切相关的评估、担保、法律、会计等专业化中介机构，政府、银行、企业、农户之间缺少沟通的“桥梁”。
（二）县域金融调节机制不完善。金融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也具有自我调节机制，如果自我调节机制受阻，就无法适应经济的发展。首先，银行信贷服务落后，绝大多数县级银行没有结合当地民营企业的现状和特点提供差异化服务，不能满足县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再者，银行信贷管理机制滞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部利益机制导致的经营行为偏离正常轨道；二是信贷管理的权限降低导致的信贷功能萎缩；三是信贷激励约束机制的不对称导致的信贷行为失控。最后，很多银行都存在监管效率低的问题，县级监管部门没有直接的检查权和处置权，加大了县域金融市场的维护难度。
（三）县域金融生态的外部环境受阻。县域金融生态的外部环境包括法律制度、社会信用环境、行政体制等方面的内容。首先，司法部门执法力度不够。目前我国的法制建设尚不完善，县级司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效率不高、独立性较差，在涉及金融问题上表现尤其突出。其次，诚信环境问题。有钱不还，千方百计利用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不实信息骗贷等行为恶化了县域金融诚信环境。而金融诚信环境的恶化又导致金融供给不足，尤其是使得中小企业贷款难，不良资产率高。再次，由于县域金融服务的缺失，中小微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是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这些隐蔽性的贷款方式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使得农村金融市场份额被侵蚀，成为县域金融生态建设发展的一大阻碍。
三、优化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对策建议
（一）培养市场主体力量，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根据县域发展的多层次需求，构建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社区互助金融相结合的金融主体体系。一方面积极引入各种创新金融机构，通过有效政策让民间金融有序发展，发挥“鲶鱼效应”，加强不同金融之间的练习，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和正规金融规模经营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完善县域金融机构服务，热别是基础性信贷产品，鼓励其适应县域经济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及农户生活需要，创新交易工具和业务品种。最后，在加快保险、证券、租赁、风险投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产品的进驻与覆盖，从而形成一个包容开放的县域金融市场。
（二）完善县域金融市场运行机制。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等手段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环境，降低间接融资的压力和风险，完善金融机构内控体系和信贷风险预警监测；同时强化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加快形成统一协调的金融生态链。规范民间融资和社会中介，引导民间金融合法化和公开化，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县域资本良性循环。
（三）以政府为改革主导，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首先，优化政策环境，科学制定县域金融业发展规划，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其次，优化法制环境，严厉打击讨债、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行为，增强执法机构执法独立性；最后，优化经济环境，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特点和特色农业产业为基础，促进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建立征信平台，优化县域金融信用环境。在农村信用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县域信用体系长效机制。一方面建立县域金融市场的信用评价机制，构建中小微企业和农户信用评级和创建“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以政府信用信息监控系统为基础建立信用金融信息共享机制，引入县域评级机构。另一方面建立县域金融市场激励约束和失信惩罚机制，对信用良好的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方面给予鼓励和优惠；对不讲信用或违法的企业和个人给予惩罚。最后引导民间资本设立担保机构，逐步形成政策性担保、商业担保及企业互保等多层次的信用担保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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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目前的金融结构并不完善,金融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目前并没有发挥令人满意的作用,尤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没有发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作用。不仅如此在当前的金融制度与金融机构布局下,金融业自身甚至是拉大城乡经济差距的不可忽视因素之一，而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的供给与需求差异,金融供求的错位又是导致目前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同时农村金融和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城乡产业结构又存在异质性，因此研究农村金融与县域经济发展这两者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2 文献综述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经济发展中金融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金融发展理论的先驱麦金农就指出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发展中国家要破除金融抑制,实行金融自由化才是至关重要的。Demetriades和Hussein通过对16个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得出金融发展在部分国家会导致经济增长,而在其他国家却是经济增长带动了金融发展的结论。Rousseau和Vuthipadadom则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中引进对投资行为的分析,他们发现金融发展对投资的促进作用很显著,对产出的影响却很小。Jeanneney和Kpodar研究了金融的发展和支持贫闲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系统能够为穷人提供投资的平台,从而获得资本收益,进而改善了穷人的福利状况。从整体看,在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考虑在局部地区,尤其是中国城乡的二元结构存在,人们更关心金融发展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对缩小城乡差距方面的作用。吴晓灵强调要支持县域经济发展重构农村金融体系是最重要的一环。林毅夫认为,在我国的金融改革中,农村金融改革应当是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中小金融机构在农村产业调整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我国农村的发展角度来看,应当积极地发展中小金融机构,要放弃那种认为越正式的或越发达的金融制度安排就越好的观点。邓莉、冉光和则是提出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性。
因此，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研究的重心基本上都还是偏向于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但目前对农村金融和县域经济的相关性进行系统、量化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对福州市农村金融与县域经济相关性的研究更鲜有涉及。因此，本文拟以福州市为研究对象，立足于福州市经济发展的实情，探寻福州市农村金融与县域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构建福州市县域经济和农村金融体系发展战略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3 指标与数据的选取
3．1指标选取
为了研究福州农村金融与县域经济的相关性，本文选取两组指标来衡量，其中，选取农村经济增长指标（RPGDP）作为县域经济增长的度量指标，农村金融发展规模（RLG）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RDL）作为农村金融发展的指标。
3．1．1农村经济增长指标（RPGDP）
采用农村GDP/农业人口，来计算农村经济增长指标，（仅计算县域内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各类基层单位），简记为RPGDP。该指标所有的数据通过查阅《福州统计年鉴》《福建农村经济年鉴》获得。
3．1．2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RLG）
国际上常用金融资产规模是否扩大来判断金融的发展，本文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RL(农村贷款余额)/农村GDP作为福州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简记为RLG。
3．1．3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RDL）
把农村金融机构能否顺利将农村存款转化为农村贷款，并能有效支持农村经济的增长作为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判断依据，本文用RD（农村存款余额）/RL（农村贷款余额）来表示，简记为RDL。
3．2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选取福州市2000—2016年度数据为样本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福州统计年鉴》《福建农村经济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其中，RD=农业存款余额+农户储蓄存款余额,RL=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农业贷款余额。各指标的具体数据见表1。
4 实证分析
4．1平稳性检验
本文用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运算使用Eviews 6．0软件完成。
由表2单位根检验结果知：GDP的一阶差分在10%水平上是平稳的，其余变量的一阶差分在1%的水平上就已经平稳，因此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在10%的水平上都是平稳的，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满足构造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前提。
4．2协整检验
本文选取Johansen方法进行验证，通常来说要分析非平稳经济变量之间数量关系最有效的办法Johansen协整，最优滞后阶数为3。表3分析结果表明，在95%置信水平下，福州县域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的协整关系是长久稳定的，并且lnRLG、lnRDL和lnGDP是同向变动关系。
4．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福州市农村金融与县域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否形成因果关系，本文采用了平稳序列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在Grange因果关系上，笔者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同时县域经济发展是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格兰杰原因，农村金融不断扩展能够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但县域经济却不是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Granger原因，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抑制的作用。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2000—2016年福州相关数据的分析，得知福州市农村金融发展与县域经济增的关系是长久均衡的。同时，也得出福州农村金融发展是福州县域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的结论。这说明，加快福州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对福州县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针对上述实证结论，结合福州农村金融和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建议。
5．1优化农村金融发展规模
福州农村金融发展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福州县域经济的发展对农村金融投资依赖性较大，福州农村金融投资成长空间仍然很大。因此，福建省政府要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村投入力度，继续引进外资银行及台资银行，通过资金聚集效应，引导社会资本和商业性金融的跟进，进一步拓展农村金融服务领域，保持农村金融对福州县域经济的稳定增长。
5．2培养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
继续优化金融环境，推进农村金融环境建设，加快涉农金融机构农户信用档案电子化建设，在福州农村地区不断推广企业，并且不断提高当地农民的素质，普及农村地区对信用观念和金融知识的认识，同时加大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以及建设完善农村信用档案电子化的水平，不断推进农村金融环境建设。
5．3鼓励农村金融创新
政府应出台各项有利于农村金融发展创新的措施，为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还要加大信贷投入力度，创新农村金融工具，不断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充分满足福州县域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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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域经济；县域金融；金融支持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1-0173-03
一、县域金融的发展现状
经过二十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中国的县域金融基本形成了包括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机构在内的，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主导、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核心的县域金融体系。然而现在的金融机构尚不健全，如隆安县的县域金融以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为主体，共有42个网点，其中农业银行7个，农村信用社15个，邮政储蓄19个，工商银行1个。①此外，县域中还有一家保险公司，但没有小额贷款公司，也没有担保公司。
（一）当前中国县域金融的特点
中国县域金融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1）金融机构的种类不全。以隆安县为例，只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四种金融机构，没有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显然，这与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对金融支持的需求相比，机构明显偏少；（2）金融机构的贷款审批权残缺。隆安县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作为县一级的支行机构，并不具备贷款的审批权，因此，县域金融中的上述机构在支持县域经济过程中，其权利是残缺；（3）服务方式简单。隆安县的各类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主要以“存、贷、汇”等传统业务为主，其他业务诸如个人消费信贷、投资理财、支票结算、自动柜员机等在县域范围尤其是广大的乡镇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可以说，县域金融的服务水平过于简单，缺乏较为完整的服务体系。
（二）县域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状况
此外，我们从表1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状况。
1.县域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总体支持不足。这主要表现在：（1）信贷规模偏小。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及农村信用社三家金融机构的2011年存款余额为43.24亿，贷款余额仅为22.41亿；（2）支持范围小。据自治区农业银行的统计资料，2011年自治区农业银行对隆安县的建设项目支持范围很小，除了水电站等少数两三个项目之外，其余的如小城镇建设、县城房地产开发、商贸流通、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农业银行均没有支持的项目；（3）资金外流较多，特别是邮政储蓄银行，存款余额为8.9亿，贷款余额仅为0.52亿，新增贷款为0.0028亿。这些邮储资金经过上存人民银行后作为基础货币，虽然通过发放支农再贷款的方式，返回一部分用于支持三农，但规模极其有限，实质上成为县域资金的“抽血机”。
2.农业银行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减弱。近几年来，农业银行对县域经济项目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有所下降。主要表现为：（1）信贷余额增长的幅度小于存款余额增长的幅度；（2）支持的项目数量也有所下降，以2011年为例，隆安县域金融仅贷款支持两个项目；（3）减少服务网点，特别是县以下的金融机构网点大幅减少；（4）信贷管理体制实行集中的管理模式，对县一级的支行根本不予授权授信，保留下来的机构网点所吸纳的资金大部分或全部上存，实际上已成为上级行的一线“储蓄所”。
3.县域金融信贷投入结构不合理。从目前农业银行情况看，信贷投放领域相对比较集中，信贷投入主要集中在个人住房消费和少数基础建设项目上；信贷方式上比较单一，主要采取抵押贷款和票据贴现两种方式，限制了部分中小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另外，在放贷上也存在“垒大户”现象，对于一些优质客户，给予较大的授信额度，致使信贷资金过度集中，使县域中小企业借款更加困难。
4.农村信用社融资能力差，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心有余而力不足。近几年来，随着创建农村信用工程，发放农户小额支农贷款等活动全面推行，特别是实施利率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之后，农村信用社迅速成为了支持三农的主力军，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对于隆安县而言，农村信用社已经成为县域金融体系中的主要力量，2011年的数据表明，无论是存款余额还是贷款余额，在隆安县都是最大的。但是，由于农村信用社多年积累的历史问题较多，资金短缺，包袱沉重，肩负的职责与自身的能力不相匹配，特别是随着城镇化而来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大，还贷周期长，从而使农村信用社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县域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支持不足的原因分析
县域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不足，原因是多样的和复杂的，但归结起来，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县域金融系统的原因，二是县域经济主体的原因，三是县域金融支持的环境因素。
（一）县域金融系统的原因
1.国有商业银行的服务模式过于烦琐，与县域小微企业对资金需求呈现出的急、频、小的特征不适应。但是，县域金融中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服务权利，特别是贷款权普遍上收至上级行，县级支行贷款权很小。隆安县农行仅有存单质押权、存量客户短期单笔800万元和中期流动资金单笔600万元的贷款权，对新增客户一律需要上级行批准，存单质押贷款也只能贷质押额度的70%～80%。由于基层行贷款权限小，许多贷款需要二级分行甚至一级分行审批，环节多，时间长，因而满足不了县域小微企业的需求。
2.县域金融系统的支持责任与利益激励不对称，导致员工缺乏支持的积极性。目前，各行要求新增贷款“零”风险的状况没有丝毫改变。如农行要求信贷人员对贷款实行“三包”，即“包放、包收、包赔”，并终身负责。在贷款的责任约束下，信贷人员没有100%的把握不会放贷，对风险难以确定的中小及个体民营企业不愿贷款支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3.现有的信贷管理制度激励县域金融的逆向选择行为。目前，商业银行对贷款企业实行信用评级制度，将信用评级的结果作为发放贷款的依据，并设置了较高的贷款标准，只有信用等级较高的优质企业即一些龙头骨干企业能够获得贷款。而县域经济中，以传统农业、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业为主导，即使一些规模小但效益很好的企业在评级标准面前也难以成为银行的优质客户，从而被挡在贷款门槛之外。从各家商业银行调查了解，虽然口头上重视对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但在实际经营中普遍加强了对大企业、优质客户的争夺，压缩县域中小企业的贷款。
4.县域金融中现有的金融产品针对性不强。目前，县域金融机构服务集中于“存、贷、汇”等传统业务，金融产品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针对性不强。县域金融机构服务半径也比较狭窄，基本上围绕县域城区业务，难以延伸到乡镇和行政村。
此外，农业生产方式尚需加快转变，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农业科技创新等体制机制尚不完善，也制约着金融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发挥出规模效益。
（二）县域经济主体的原因
1.县域企业的整体素质较低，融资能力不足。县域企业大都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般资产规模偏小，管理水平低，财务制度不健全，抗市场风险能力弱，总体信用等级低，难以形成对信贷资金的吸引力。
2.企业信用观念淡薄，逃废债现象严重。县域企业普遍存在信用观念淡薄，还贷意识差的现象。部分企业借改制之机，大量逃废，悬空银行债务，而且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中小企业设立、兼并、重组过程中打球，钻政策空子，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后管理难，债权无保证，出现风险即使通过法律手段收贷，也是胜诉容易执行难，贷款收不回，还得增加诉讼费用，严重制约了金融机构信贷投放能力和贷款投放信心。
3.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与县域经济低水平失衡的矛盾。目前县域经济大多是传统封闭式的内向型经济，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工业、农业。无论从企业规模、科技含量还是管理水平上，均处于低水平状态，投入高、回报低，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扩大再生产能力不高，吸纳银行贷款的容量小，迫使县域国有商业银行将大量闲置资金上存，形成了高储蓄低投资，金融在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化配置功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难以形成“经济发展快—经济规模大—容纳资金多—银行贷款多—经济发展快”的良性循环。再加上县域经济中小企业大多数资产负债率高，内部财务制度不健全、信息透明，缺乏优势项目，与金融机构信贷标准有较大差距，出于风险控制和效益考虑，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缺位。
4.抵押担保难仍是制约县域经济主体融资的瓶颈。按照贷款管理的有关规定，企业向银行贷款时，要提供有效的抵押担保，而现实情况是中小企业有效资产少、抵押能力低，特别是村镇中小企业，集体土地和房产都不能抵押，无法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
三、县域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县域金融机构方面
1.进一步丰富县域金融机构的种类，提供服务网点的覆盖率。贫困县的县域金融机构种类偏少，隆安县目前仅有工商银行（1个网点）、农业银行（7个网点）、邮政储蓄银行（19个网点）、农村信用社（15个网点），既没有小额贷款公司，也没有金融担保公司。这与目前县域经济发展过程的多元化需求是不适应的。因此，应当降低门槛，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着重培育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民间信用互助组织，并引导国有商业银行延伸县域服务网络，把机构设置和产品创新作为突破口，从而丰富县域金融机构的种类和产品，引导更多的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支持贫困县县域经济的发展。
2.强化县域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支持。贫困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农业是弱质产业，受天灾影响较大，而关系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项目，如农业产业化开发、农业技术推广以及为了改变投资环境而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城镇和乡村之间的道路、水电、广播、通讯、电信等“硬件”建设等，资金求量大，多半是社会效应高而经济效应低的项目，资金需期限长、回收慢、风险大，商业金融机构不愿意介入。对于这一部分的投入，需要国家对县域金融给予制度上规定，让贫困县中的县域金融对其上述项目给予政策性支持。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要探索建立专门对县域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政策性机构或者发展一批地方性股份制的金融机构等，进一步丰富为县域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体系。
3.重新构建适应县域经济发展的银行管理体系。首先，要改变目前县域金融中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审批权残缺的现象，上级行要适当下放给县级分行一定的贷款权限，摒弃“贷款零风险”的不实际想法，充分调动基层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分担贫困县中小微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出现的一定的政策性风险和市场性风险。其次，建立健全贷款风险约束机制与创造优质信贷资产激励机制相统一的信贷管理体制，建立科学的量化考核指标体系，既要避免道德因素带来的信贷风险，也要避免逆向选择导致的对县域经济支持力度不够的现象，做到贷款风险约束机制与创造优质信贷资产激励机制相统一。再次，建立“取之于县域，用之于县域”的储贷激励机制，逐渐改变银行信贷资金上“农转非”和“乡养城”的局面。资金外流是制约贫困县县域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县域金融应该建立“取之于县域，用之于县域”的储贷激励机制。首先，人民银行应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制定实施向贫困县县域经济有效信贷投入倾斜的货币信贷政策，如下调县支行资金上存利率，激励国有商业银行县支行及以下机构吸收的资金按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其次，针对邮政储蓄银行只吸纳存款不放贷的状况，建立邮政储蓄银行返还机制。数据表明，①邮政储蓄已经成为县域资金外流的主要渠道。因此，人民银行应该制定相应政策，把县邮政储蓄吸收的存款按照一定比例通过人民银行全额用于增加对县域金融机构的再贷款，由这些县域金融机构放给县域经济中的中小微企业，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通过上述手段，使从县域农村筹来的资金，要大部分或全部投回到农村经济发展中去，以保证县域资金良性循环。
（二）县域经济主体方面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县域经济的主要是由各种所有制的企业构成的。由于历史原因，县域经济中的各种企业往往存在产权结构不合理，市场化程度不高，产品竞争力不强等因素，因此，要增强企业对信贷资金的吸引力，就必须抓住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加快企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使县域企业的资本、资产结构得到改善，实现规模、技术、产品升级，增强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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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陆珉峰，等.县域金融如何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探讨[J].华北金融，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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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1、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合力不够强。长期以来，信贷资金主要向城市和工业倾斜，而在服务“三农”和中小企业、促进个体经济发展方面存在一定差距[1]。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多数还是采取农民筹资的方式进行。县域的融资渠道也较狭窄，县域内的金融机构仅限于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它们无力支持关系县域经济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建设。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布局调整，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已经从部分县域进行收缩，今后县域经济的融资渠道有可能进一步萎缩。
2、金融机构设置不足，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成为金融支持县域经济的主体。当前，县域金融机构主要有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商业性保险、证券、担保和融资租赁等金融机构和服务基本上处于不完善状态。尽管中央加大了对各类金融机构到县域发展的调控力度，并积极启动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工程。但是就县域金融机构网点的设置、从业人员的数量与实际社会需求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3、金融产品的县域特色不明显。目前，县域金融机构服务仍是传统的“存、贷、汇”等业务，金融产品的特色不明显，金融产品对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针对性有待提高；农村金融创新主体单一，创新机制尚不健全。县域金融机构服务半径也比较狭窄，基本上围绕县域城区业务，难以延伸到乡镇和行政村。
4、贷款管理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贷款还款期限不合理，贷款合同不是根据企业和农户正常生产周期及需要合理确定；信贷服务品种较单一，与地方微观经济发展的广泛性不相适应；部分贷款利率相对较高，与农民的承受能力不相适应；县域范围内的银行分支机构的贷款权限上移，县级支行对县域经济发展所需的大量资金没有审批权限；贷款投放结构不合理，信贷投放偏向于少数大企业，而对于中小企业和农业投放的资金相对较少；宣传推广力度不够，借款人对银行业务以及相关产品了解的程度不够充分，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贷款数量。
二、制约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因分析
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还面临着许多矛盾，突出表现在：县域经济旺盛的资金需求与县域资金大、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与信贷结构调整滞后的矛盾、中小企业信贷投入的高风险与金融机构审慎经营的矛盾、县域中小企业信贷服务需求多样化与金融机构融资方式单一的矛盾[2]。制约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县域经济内在风险较高，发展层次较低，经济环境较差。县域经济主要由基础工业和中小企业构成。基础工业基本上由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传统产业多，新上项目少。而中小企业高科技含量低，抗御市场风险能力差。在这种发展相对滞后、风险度大、缺乏“亮点”的经济环境下，金融机构难以找到符合贷款条件的项目。
2、社会信用环境欠佳。当前信用缺失和信用管理制度不健全已成为制约县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信用环境欠佳，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金融机构贷款的积极性。没有良好的信用环境和良好的经营效益，金融机构本身都难以生存，更无力对地方经济提供有效的支持，最终将损害整体经济的发展。
3、金融部门信贷管理机制不完善。国有商业银行高度集中的信贷管理体制削弱了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制约了县支行对县域经济的信贷营销，客观上制约了贷款投放。而国有商业银行在贷款条件、评级标准比较高，与县域经济发展也不相适应。对县域企业来说，大多数企业规模较小，没有足够的抵押、较好的财务指标，难以达到贷款要求，致使许多急需信贷支持的中小企业被拒之门外。
4、金融机构贷款担保方式严格而且单一，县域经济融资渠道窄。目前县域金融机构对企业、农户融资的方式主要是房地产抵押，而且在有效担保范围和评级、授信期间内的贷款都要上报审批，信用方式和保证方式极少，难以适应县域经济实体资金需求实际需求。
三、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1、 尽快建立和完善以城乡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多家中小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县域及农村金融体系。一是要调整国有商业银行机构体系。鼓励和支持城市商业银行在县级城市和城镇设立分支机构，并向纵深发展，增强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实力。二是加快组建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进程。由国家出台政策，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确定要撤消的县支行，可由当地政府接收，采取政府注资、企业和私人入股的形式，利用现有人员和财物组建地方性股份制中小银行。三是要探索建立专门对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为县域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体系。
2、改善县域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县域金融生态环境是增加信贷投入的基础性条件，政府部门要切实转变职能，加强制度创新，建立多渠道、多形式的信用强化机制，为改善县域金融生态环境提供制度保障；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快县域征信体系建设，并逐步完善个人征信系统，加强县域金融监管，接受社会舆论监督；深化企业改革，提高企业诚信意识，完善内部管理，保障银行债权的落实，保障各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融资便利。要尽快建立省级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机构和地市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有条件的县（市）要大力发展各类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贷款保险机构和其他中介机构。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的抵押担保机制，为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融资便利。
4、要把打造社会诚信作为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保障。在争取金融更大支持的背景下，必须营造适合经济发展的思想舆论环境、政策环境和融资服务环境。各级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弘扬信用观念，组织开展信用镇、信用企业、信用村、信用户评比表彰活动和先进典型的示范推动作用，运用行政手段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净化社会信用环境。
5、不断加强金融队伍建设，以适应现代金融服务发展的需要。不断加强金融队伍建设，重点加强对从业人员整体素质的培养，特别是加强新业务、新知识、新技能的培训，以适应现代金融服务发展的需要。同时，各金融机构要转变旧的人才引进、使用机制，建立新型的人才培养晋升选拔机制，培养一支具备金融、法律、财会、税收、企业管理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3]。
参考文献：
[1]常保平.改善县域信贷投入的思考[J]，问题探讨，2003 （6）
[2]吴国培.当前县域金融与经济的不对称性及其改革思路[J]，中国金融半月刊， 2003（10）
[3]胡红.县域金融应支持民营企业发展[J]，问题探讨，200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