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主流媒体活动应该是文化的活动
当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化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力量。文化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各个领域，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社会发展离不开文化，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离不开文化，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同样离不开文化。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亨廷顿，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便提出了建设文化“软实力”。所以，主流媒体的各类活动就必然是文化的活动，是文化品位具有导向性、影响力和感染力的活动，真正担当起“传播主流舆论、推动和谐发展、通达社情民意、搞好舆论监督、丰富公众生活”的媒体使命。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一部分主流媒体在活动设计开展中出现的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开始显现，且有日益泛滥之势，某些省级电视台的相亲节目、选秀活动屡屡越过道德底线，以各种出位的言论、画面来谋取收视率及其相应带来的广告利益，引起轩然大波。显然，这一类的节目已经背离了作为主流媒体的责任感，放弃了活动的文化品位的自觉追求，没有把这些活动看作是一个文化活动来设计、运做，单纯“向钱看”，这样的活动是没有前途和生命力的，必然会遭到公众的唾弃。媒体从业者、活动设计组织者，应提高对低俗内容的敏感度和判断力，净化、升华媒体活动，而不能挑战社会公共道德的底线，破坏青少年成长的环境，做到坚持文化品位优先、社会效益优先。
二、 不断提升主流媒体活动的文化水准
目前，主流媒体所处的发展环境呈现出多元化、白热化的竞争格局：
1.多媒体争夺受众激烈化。现在的新闻传播渠道多种多样，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包括手机短信，都在提供信息、争夺受众，彻底改变了过去报纸、电视、电台“三分天下”、独揽传播市场的格局。
2.传播呈现无国界化。世界各地的各种活动、信息，几分钟、几秒钟内就开始在网上传播，人人都能看到。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热点问题和公共突发事件不断增多，这给主流媒体的引导能力带来考验。
3.受众群体日益对象化。随着年龄结构、知识结构、职业结构的差异，广大受众对媒体各类节目、报道选择的倾向性日益增强，呈现出鲜明的对象化和分众化特点，比如，出租车司机特别爱听广播，年轻人主要看网络媒体，等等。
三、 促进主流媒体活动与文化的有机结合
活动是媒体文化理念的载体，文化是媒体活动的灵魂，只有把媒体活动与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提升媒体形象，实现媒体价值。如何强化、优化媒体活动与文化的有机结合？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入手：
1.把握文化主流。各级党报、电台、电视台作为主流媒体，要责无旁贷地把握文化主流，自觉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提升主流媒体文化品位。一方面，要着力于倡扬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开放襟怀的文化理念，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在活动内容、活动形式的策划和选择上，借鉴各类型媒体的有益做法，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形成媒体的自家面目，使各种媒体活动起到促进社会发展、满足人民需求的目的；另一方面，要对各种新出现的文化现象保持敏感和鉴别力，拒绝各种负面文化的侵袭，把媒体发展目标与主流媒体责任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不能简单地以利润和经营收入状况来作为媒体活动成效的体现。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我的长征》、《圆梦行动》、《奥运舵手选拔》等活动，都是符合主流媒体角色、体现社会公益、把握文化主流的电视活动产品的优秀代表。
2.创造活动品牌。媒体活动品牌，是受众对媒体及其活动的感受的总和。在媒体活动类型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的今天，那些仅仅追求短期经济回报的媒体活动多半昙花一现，喧嚣热闹过后除了现金收入有所体现外，并没有给媒体品牌自身带来任何有益的附加值，甚至导致品牌负增值。而媒体活动品牌化倡导的就是，通过打造活动品牌来带动媒体市场营销，为媒体形象塑造推波助澜、注入活力。一方面，要与媒体总体定位、战略相吻合，使任何活动都严格遵守媒体的发展导向，否则即使活动组织再别致、影响力再大，对媒体的整体形象反而伤害更大；另一方面，要注重活动品牌的文化个性及差异化，在信息时代，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媒体活动不再容易得到市场认可，活动差异化成为活动品牌化的基础条件，活动的文化内涵独到，表现形式精彩，才会被市场铭记、接受，媒体活动的生命力、影响力、品牌力就能得以持续提升。例如，2008年年底河南电视台举办的“首届河南电视书法大赛”就属于是2008年河南书坛的一件盛事，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收到来自全国各地8000多名作者的1万余件书法作品，2009年元月10号决赛当晚，在河南电视台1500平方演播大厅，来自全国各地的168名优秀书法家汇聚一堂，通过丰富的电视晚会展现形式，经专家评委各个环节的仔细评判、最终55名书法精英脱颖而出，这次书法与电视联姻，不仅使电视晚会别开生面，更塑造了“中原书风”这一活动品牌，促使中原书法走向了全国，河南电视台这一以丰厚的中原文化为背景支撑的地方性电视台，其日益形成的独特影响力正在跨越地域界限。
论文摘要:中国的近现代是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各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文化交流的最有价值成果。现代文化交流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拙，培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群众基础。
“如果从社会史或者文化史的角度去看时代，特别是从现代化运动的角度看，那么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现代化起步，直到本世纪(二十世纪—引者注)晚期，都可以称作‘现代”。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时期，在文化教育方面主要表现为留学兴起、科举制取消、新的文化思想发展等，正是这一时期的开放性环境促进了文化交流，促进了各种思想的产生，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最有价值成果。
一、现代文化交流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扎根、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正是现代文化交流使马克思主义被介绍至中国，与中国文化融合，并找到了长期发展的土壤。
现代文化交流促使“新文化”在中国兴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文化前提。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文化上处于落后状态，这种落后一定程度上是“愚昧”造成的。但也正是这种极端的落后状态使得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寻求进步的道路，学习西方的要求更加迫切。科举制废除、新式学堂兴起，为“新文化”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开辟了道路。新式学堂的开办是新思想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新的文化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的重要途径。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甚至私塾中也进行新式的教育，除了教授“四书五经”之外，还教授地理及自然科学知识。直至“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长期以来占据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受到严重动摇。“新文化”地位的提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文化前提，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传人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相融合成为可能。
现代文化交流形成的开放环境，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与被接受奠定了基础。现代文化交流不仅使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思想传人中国，而且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文化环境，使得外来思想能够在中国找到了“一席之地”。“五四”前后是中国的文化思想论坛相对活跃的时期，各种思想争鸣，使得文化环境相对开放，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与被接受创造了客观条件。譬如，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杨饱安在1919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蔡和森在1921年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这些文章都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而此后，早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对各种学说、各种救国方案进行反复的比较和思考后，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指导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而1921年共产党成立后，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发起启事中指出:“马克思学说在近代学术思想界底价值，用不着在这里多说了。由此可以肯定，现代文化交流所创造的开放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一直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在中国不断获得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进程中的指导作用是以文化交流创造的开放环境为前提的，正是现代文化交流促成了各种思想被引进，也正是现代文化交流开阔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眼界，帮助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二、现代文化交流培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
现代文化交流开创了相对开放的文化环境，更显示了国外先进文化的巨大“魅力”，使得这一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纷纷立志于到国外学习。在国内，更多的民族企业得到发展，从而也促进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聚了力量。
现代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企业的兴起，大批产业工人的存在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现代文化交流中自然科学和科技知识的传播，促进了近代民族企业的发展，也使得工人的数量快速增加。据统计，江苏、安徽、山东等省的新式农垦企业在1912年为59家，而在1919年已达到100家。而中国的产业工人在1919年也达到了1，110，,000人。产业工人在数量上的增加必然代表其力量的壮大，1918年全国工人的罢工次数仅为25次，在1926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535次。这一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多出身于下层，了解下层民众的疾苦，更注重在下层民众中发展力量，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人阶级逐步成为先进的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现代文化交流使留洋学习成为学习先进知识的重要渠道，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在勤工俭学中成长起来的。早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留洋学习兴起后，到外国学习的风气一直发展.成为学习接受外国先进知识和最新科技成果的重要渠道，这一时期的留学生引领了中国的文化发展。在这一时期的留学生中，也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领导人。譬如，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都有留学经历。又譬如，刘少奇曾在俄罗斯东方大学学习，张闻天曾经到日本、美国和俄罗斯学习等。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早年也都在国外勤工俭学。刘少奇等在东方大学学习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刘少奇“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自己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留学经历，使他们更深刻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决定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从深层次的意义看，现代文化交流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培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并使先进思想得到了进一步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三、现代文化交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群众基础
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一种主流思想都必须被绝大多数的人所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基础才会获得最广大的支持力量。现代文化交流对于开启民智、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起了推动作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群众基础。
现代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并引导众多先进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中国以重要启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关注俄国，关注中国的前途。许多研究俄国的文章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1918年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Bolshevism的胜利》,1919年陈独秀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等，这一时期国内甚至还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更是“主张马克斯主义及俄式革命”，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是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是在现代文化交流的影响下逐步认识了中国实际，走上革命道路。
【关键词】 校园文化；非主流文化；爱国主义教育??
校园文化是全体师生员工在特定的校园环境及长期的工作中共同创造的、即与社会和时展密切联系又独具特色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及其过程。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可分成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两部分。主流文化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大学生文化。主流文化在校园文化中占主导地位，它影响并支配着大学生的思维方式、行为标准和行为方式。非主流文化则在校园文化中处于一种非主导的地位，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的一种易于流行的次文化或亚文化。它同样影响并支配着大学生的思维方式、行为标准和行为方式。?
一、校园非主流文化的表现形式?
1、非主流宿舍文化?
宿舍文化既是校园文化的折射，又是家庭文化的反映，更是社会文化的缩影。健康向上的宿舍氛围有益于学生的身心发展。宿舍是学生们平均一天呆最长时间的地方。宿舍是学生近距离交流思想的场所。但因宿舍本身还具有一定的隐私性，也有一部分学生把它扩大成自己的领地，不讲卫生、打麻将、喝酒、大声喧哗不顾及其它同学，破坏了宿舍文化。?
2、非主流网络文化?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网络已成为人们快速、便捷获取信息的通道。网络文化也随之产生。据中国互联网络中心的统计布告，在校大学生上网的比例接近50%，现今的大学校园可谓是“无人不网”，给学生提供了查阅资料、抒感的平台，网络文化在此孕育而生，但也带来了一些网络的毒害，如：互联网游戏、网络色情、聊天贴吧无聊颓废的贴子。?
3、非主流手机文化?
在当今社会，大学生要想拥有一部手机已不是什么难事。手机原是远距离人与人交流的工具，但自从手机开通短信服务后，手机文化也悄然而生，在学校课堂上、马路边到处都可见一些埋头做“拇指运动”的学生，手机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4、非主流音乐文化?
音乐是一门具有教育作用的艺术，好的作品能带动人、鼓舞人、激励人、教育人。而当今的校园里较少听到弘扬爱国的、积极向上的、传统和主流的歌曲。充斥在校园内的都是一些如《背叛》、《亲亲》、《今天我要嫁给你》等流行歌曲。这些宣扬情爱的歌曲对于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是不利的，影响着大学生自身的健康成长。?
5、非主流商业文化?
广告业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种商业活动充斥着城市的各个角落，这股风也刮进了校园。各种晚会、活动拉赞助，企业纷纷来冠名、宣传，学校的墙上常看到小纸条，招合租、寻“”、租“钟点房”。“商机”不断在学校里出现。?
6、非主流校园恋爱文化?
现在校园恋爱已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有许多大学生从大一起就开始了自己的恋爱旅途。对于他们来说“大学是恋爱的天堂而不是学习的乐园”。恋爱本身无可厚非，如果双方在学业上能相互促进、相互监督也不是坏事，但现在校园常看到，食堂里，你喂我一口，我喂你一口的情侣，学校主干道上也有热情拥抱的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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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各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产生,随着历史的发展,又反过来给予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以更大影响。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这种感情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表现为人们为争取自己祖国的独立富强而英勇献身的奋斗精神。它是一种伟大的凝结力和向心力,是推动各民族向前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也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这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的。该《意见》强调要“深入开展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开展各民族平等团结教育，培养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树立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要把民族精神教育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在时代和社会发展进步中汲取营养，培养爱国情怀、改革精神和创新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因此，加强和改进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爱国主义教育对非主流文化的渗透?
如果说校园文化是一道菜肴的话，主流文化就是校园文化的主菜，那么非主流文化则是佐料，它对主流文化起到一个补充、添色彩的作用。非主流文化虽然有优有劣，但丰富了校园文化，使之与社会联系的更加紧密。如何用爱国主义教育加以引导、渗透，使非主流文化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1、弘扬民族精神，融入校园非主流文化?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是民族文化的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五千年华夏文明铸就了璀灿的中华文化，也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它是维系着中华民族长期统一和延续，它激励着全民族奋发有为，促进中华民族前进和发展。作为高校的政治工作者，要把民族精神带入校园非主流文化中，如在校电台多播放一些富有时代、民族精神的歌曲，经常开展一些宣扬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的活动，更大力度的弘扬民族精神。?
2、加强爱国思想品德教育，竭力控制劣性校园非主流文化的自由蔓延?
（1）加强“两课”教育，为校园非主流文化确立正确方向。教师在“两课”教授过程中结合学校工作实际，研究当前学生的思想和心理特点，不断的改进“两课”教学，拓宽教学的模式，不再是单一灌输式教学，而是多层面、互动式教学。发挥“两课”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用马列主义来武装学生的头脑，特别加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培养和教育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只有这样，学生在非主流文化的影响下，才能分辨是非，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2）爱国主义教育从课堂走入生活，走入校园非主流文化。爱国主义教育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传授，将爱国主义教育带入学生的生活中，使爱国主义不再是单纯的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
在校园里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宣传，如定期观看爱国题材的影片；定期组织学生瞻仰烈士陵园；定期组织学生以学习小组、宿舍、班级的形式开展爱国为主体的讨论、学习、研究，使爱国主义生活化、平民化、融入校园的非主流文化中，爱国不再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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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陈慕真，高校非主流校园文化透析.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4.?
［2］ 杨学峰，关于校园非主流文化的思考.湖南商学院学报.2003.10.?
［3］ 张捍东 黄伟良，高校非主流文化对青年大学生的影响与对策.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2.?
【关键词】网络文化；主流思想；监管；引导
网络时代信息爆炸、思想多元、人们价值观也出现多元化、舆论出现庞杂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道路和方向，在信息舆论环境如、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如何不让舆论错误引导人们的思想，避免出现否定我们的基本价值观的情况，是值得我们当前研究的问题。
主流思想舆论指大众媒介在传播信息的同时注意做好党和政府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树立政治意识，对于党的基本政治路线、重大原则问题、重要方针政策，要有正确的立场、鲜明的观点、坚定的态度。要树立服务意识，努力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要树立问题意识，“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直面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集聚推动发展的正能量。要树立改革创新意识，深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内容形式创新、方法手段创新，不断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时俱进、健康发展。
如今，媒体传播已经不是简单的大众传播。以往的大众传播例如报纸、广播、电视，其对信息有一定的议程设置功能，对全局有一定的掌控功能。而网络时代，它是集大众传播、集体传播、个人传播于一体，集文字、声音、视频等多种信息形式于一体，另外网络传播中的反馈功能特别强大，其匿名性使得很多人肆意在网络中发表一些不负责人的言论。我们必须承认，网络在给广大受众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充斥了信息虚假、信息污染、信息过量等问题。
如何发挥传统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在众说纷纭的舆论环境中，传递主导社会舆论的声音，已显得十分迫切而重要。
为此，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推动网络文化发展可以采取一下措施：
一、传统媒体抢占新媒体阵地，提高网络媒体的引导能力，从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一）重实效。互联网虽有其信息量巨大和迅速的特点，但是其信息真假难辨、网络中一些不理性的人参与其中，难免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严重了还可能引发社会躁动。传统媒体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新闻信息有据可查的权威性是网络媒体难以比拟的。因此，如果在传统媒体的时效性上下功夫，让受众在网络声音混杂一片的情况下能够找到权威而准确的声音，对于整个传媒空间中传播的信息必然会有很有效的引导，对于主流思想舆论的传播也提供了便利。
（二）抓重点：网络传播多元、复杂，当出现一个事件时会涌现出无数的不同观点，这些观点是网络无法控制的。作为传统媒体，在认识到网络传播特点的同时，不能坐以待毙，不能让混乱的舆论任意发展，而要发挥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找出事件的根本和重点，引导受众在正确价值观的指导下思考问题，在关键问题的处理上宣传主流价值观，维护媒介环境健康有序。
（三）探实情：在各种信息真伪莫辨之时“一锤定音”。以微博为代表的各种新媒体既是舆论的放大器，也是是非的搅拌机。真假信息莫辨、众说纷纭之时，也是主流媒体作用彰显之时。及时、客观、公正地报道真相、澄清事实，是主流媒体的责任所在，真实准确的报道，是传统主流媒体引导舆论的一大利器，甚至在关键时候能收到“一锤定音”的效果。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传统主流媒体应该以内容占领新媒体阵地，形成立体传播格局，提高引导能力，从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二、加强各方面监管
新闻事业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这些发展阶段和整个社会的社会制度、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紧密相连。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盛行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在帮助资产阶级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的同时，在后期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报纸出现片面性、空想性、理性至上、金钱至上、利润至上，给社会带来一些列严重后果。因此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社会责任论开始逐渐修复自由主义办刊理论的误区，强调：报刊要对社会负责需要对每日的的事件给予真实、全面和理智的报道，并将它们置于能显示其意义的特定的前后联系之中。报刊要成为“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报刊要反映出社会各个集团的典型画面；报刊要澄清和提出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报刊要完全接近每日信息。
在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媒体都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完全的自由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概念。虽然每个国家的制度不同，但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国家利益，这是每个国家媒体不可触犯的底线。在网络时代，对毫无章法的言论给予一定的监管是必要的。
（一）健全新闻法规，加强法律监管。我国虽然还没有一部完善的新闻法规，但是很多案件是根据我国现存的一些法律比如：《宪法》、《民法》《刑法》等法律内的相关条文来处理的。另外我国还有《保守国秘密法》、《国家安全法》等。即便如此，我国现存法律和飞速发展的哦媒体时代仍然会有很多难以衔接的地方，需要不断加以完善。最近歌手吴虹飞因在微博上发表“我要炸建委”消息，被警方行政拘留，而关于对其发表不当言论后警方对其的态度引发了社会的广泛正义。从开始的“刑事拘留“到后来的“行政拘留”可以看到我国警方在处理此类案件是的模棱两可，也从侧面说明有关传播法律的不健全造成的混乱。我们没有一部完善的新闻法规，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才造成网络中讨论不断，意见不一。因此，加强新闻法规建设，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推动网络文化发展的需要。
（二）发展科技，加强技术管理。网络发展迅速，内容丰富，任何人都可以在不露面的情况下发表观点看法。但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一定限制的自由必然导致混乱。加强网络技术层面的管理应该是在当代传媒时代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重要举措。当今世界，高层面上存在着网络黑客对各方面信息的威胁，低层面上有普通大众货物估计的发言和传播，如果不能再技术上占领高地就不可能在内容上控制方向。我们国家现在又网络警察对网络舆情进行监管，但是仍然会有很多漏洞，以致造成谣言满天飞甚至泄露机密。因此，技术上的提升是必要的。
（三）提高国民素质，引导国民理性传播信息。国民素质包括的内容较为广泛，既包括文化素质、道德素质也包括媒介素养。一个有文化的人不会将伪科学视为真理；一个又道德的人不会再言论中出现伤人混淆视听；一个有一定媒介素养的人更加会理性分析信息真假、信息来源以及信息对整个社会的作用。任何一个以国家发展为重的国人，都会把传播正能量，壮大主流思想作为自己在传播信息中的指导方向。因此，对国民素质的提高也是我们壮大主流思想发展网络文化的重要举措。
一、校园流行文化及其特征
校园流行文化是指高校大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得到同辈群体认可的，包括行为模式、心理特征和生活形态等。主要包括流行产业、流行新品以及流行话语。它的特征主要有：
1.多元化。各种西方的思潮、话语、主义共同构成了多元的话语空间，使得校园流行文化多元化和多种标准，这容易造成大学生价值选择的迷茫。
2.世俗化。在高校校园流行文化中更多的是其娱乐性和对现实社会的调侃，网络运营商为了获得高点击率从而摄取商业利益，其传播的所谓流行文化往往是以迎合大众的感官愉悦程度为检验标准的，这样势必导致世俗、庸俗文化产品的产生与流行。
3.虚幻化。在目前快节奏、就业难、压力大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往往会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大学生一旦对某种流行文化产生兴趣，常常会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并且极易产生浮躁的心态。对流行文化的过分沉溺，容易导致大学生逃避现实生活，去追求一种虚幻的、不切实际的精神需要。
4.娱乐化。流行文化的娱乐化特征极易受到大学生的青睐。对于一些非理性的文化现象，大学生不是用自己的理性去反思，而是当做一种娱乐和调侃来追捧。而这样的非理性的文化现象对一些优良传统也产生了严重的冲击。
二、校园流行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积极影响
1.校园流行文化有利于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可以将当前大学生比较关注的文化现象、社会事件等引入课堂、将部分优秀、先进的流行文化元素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这样有利于拓展大学生的知识，开阔大学生的视野和思维，提高大学生的技能和技巧，密切大学生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2]
2.校园流行文化有利于完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式
校园流行文化具有形式多样化、内容生活化、交流娱乐化、平等互动化等特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可以借鉴校园流行文化的这些特点，利用网络、短信等丰富课程教学方式，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吸引力，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3.校园流行文化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谐教学氛围的建立
把校园流行文化引入政治理论课课堂，能够拉近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距离，在教学过程中，与校园流行文化相结合也能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性增强，把校园流行文化作为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活跃和丰富教学氛围的重要手段，对于优化校园环境，促进校园文明建设，形成和谐教学氛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校园流行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消极影响
1.校园流行文化使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地位受到挑战
校园流行文化虽然丰富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但是他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网络的兴起促进了校园流行文化更加多元化的发展， 网络游戏、青春偶像剧、网络影视、流行音乐、偶像崇拜等受到大学生们的青睐，而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的普及率和关注度却不是很高，校园流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抢占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从而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3]
2.校园流行文化影响了正常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秩序
目前，大学生逃课现象严重，特别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他们逃课的原因有些同学是因为热衷于网上聊天或网络游戏等，手机文化、网络文化等校园流行文化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正常秩序。
3.校园流行文化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大学生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他们，其根本目的在于使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法制观、道德观。目前，校园中流行的考证热文化，热衷于计算机、英语这些实用性课程的学习，导致某些大学生产生了急功近利的思想，加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没有什么功利性，很多学生认为学与不学这门课程都没有关系，这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四、校园流行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启示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我们要结合校园流行文化的特征及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影响，特别是积极影响，进一步联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借助校园流行文化中的先进元素，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教学内容的现实性和生活化、丰富教学手段与方法、增强互动性，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流行文化，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
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增强教学内容的社会现实性和生活化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其教学内容长期与社会现实生活脱节，不能满足大学生的实际需要，从而降低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影响力、感染力和实效性。而校园流行文化贴近生活，关注社会热点难点，满足了大学生对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借鉴流行文化的这一特征，关注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关注学生现实生活，把学生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公平正义问题等社会热点引入课堂，增强教学内容的社会现实性和生活化，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2.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手段与方法的多样性和互动化
要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手段与方法，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提高教学有效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可以借助网络、短信丰富教学手段，可以通过网上或生活中的典型事例为教育素材，如将反映强烈的社会事件引入课堂，还可以通过校园网络文化、短信文化来实现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联系与沟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通过手机短信、QQ、微博、微信等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从而能有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还要发挥大学生的主体能动作用，充分尊重大学生的发言权和选择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在教学过程中采取对话、交流、讨论式等互动式教学方式，让学生参与其中，成为学习的主体，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对各种信息进行甄别、筛选、扬弃与吸收，树立正确价值取向，使其自身文化素质和发展过程成为一个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自动化过程。[4]
3.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课程教学和校园流行文化
校园流行文化的思想多元化使得大学生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认同感变弱， 校园流行文化在给大学生群体提供休闲娱乐的同时，也带来了多元思想观念。 其中一些不良思想如利己主义、实用主义、悲观主义等观念渗透到大学生的日常行为和日常生活中，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坚持政治性和主导化， 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导作用，培养大学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课程教学和引领校园流行文化， 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流行文化，要切实做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校园文化的主导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提升大学生的价值追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校园流行文化的主流精神，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成为学生的人生准则。
大众文化已经成长为今天的重要文化力量，对大众文化现象的研究，不仅得到了学界的关注，而且也开始进入主流视野之中，得到官方的关注和重视。那么我们该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我认为，以下三个维度值得重视。
以历史性、历时性、动态性视野
揭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变迁及其意义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生、发展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状态，充满偶然性，渐变、突变的历时性，这使得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者无法“一言以蔽之”，而是需要注重对不同时期背景的探析与深层动力的挖掘。
例如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研究，我们既要注意在流行音乐进入到大众视野之前，中国的民族音乐和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创作的音乐已经具有流行音乐的元素，流行音乐的产生、发展有符合自身逻辑的一方面；同时，我们又要注意到中国流行音乐以《乡恋》为起点真正进入大众文化序列是在冲突、对峙中完成的。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是保守派与激进派对峙的结果，彼时流行音乐之所以能够冲破“左倾”束缚，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社会对普通百姓话语权与情感表达需要的肯定，契合了当时人们对“文革”禁锢的反驳态度；第二，彼时处于地下状态的港台音乐，特别是邓丽君等歌手的演唱对大陆流行音乐的诞生影响很大；第三，中国流行音乐元年的到来与中国音乐人自主改革的需求和努力密不可分；第四，当时以胡耀邦为代表的领导人解放思想、尊重人民群众实践，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政治推动力量。
再如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作为改革开放之后重要的大众文化符号，其最初的创办动机与现实效果之间的反差，也值得研究者重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创办的直接原因是一些充满激情的电视人，借鉴历史上“笑的晚会”的形态，希望在除夕这一特殊时刻打造一台晚会。这种晚会形式起初只是一次尝试，并未有宏观的持续性打造蓝图。但正因这一次尝试，让这种晚会形式走过30年历程并延续至今，创造了收视率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中国人的新民俗。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1983年的那次尝试尚背负了许多意识形态宣传色彩，但它毕竟具有开启意义。春晚30年的背后呈现出的大众文化历史性、历时性与动态性这“三性”问题，值得研究者思考。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认为上述两个实例――流行音乐和央视春晚的价值，会比某个广告对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的塑造更有分量。列举这些实例意在说明，在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的研究时，研究者需要对大众文化“三性”问题加以重视。
可见，如果不把大众文化现象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不对大众文化现象背景的复杂性进行深层解读，我们很难确定大众文化现象的本质。如果没有历史性、历时性、动态性的观察，研究者可能会使结论一般化、浅表化、宽泛化，缺少针对性、指向性与穿透力。
以本土性视野考察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
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研究是我们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中无法绕过的核心问题之一。这对关系丰富且复杂，而且我们在考察这对关系时往往存在误区，即研究者往往只看到它们的不同、差异、对峙与对抗，更多地考察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草根性、参与性、流行性与自下而上的推进特征，以及主流文化的主导性、严肃性、教化性与自上而下的推进特征。当然，这种考察的思路符合二者固有的自在特质，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有逐渐走向“合谋”的趋势。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合谋”是有缘由的：“合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需求和结果。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需要调动各个阶层的积极参与，主流文化常常需要利用大众文化的草根性，通过大众文化的形式呈现、渗透主流文化的诉求。例如赵本山的小品最初草根性浓厚，它是大众文化在“自下而上”这一特质下磅礴出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艺术尝试。但是随着岁月涌进，赵本山的小品逐渐被卷入主流话语体系，或者说为主流文化所看重、所裹挟，其小品越来越多地加入主流文化“自上而下”的元素，如微观上的奥运元素、党群元素、警民元素；宏观上的和谐社会元素等。这些元素本是大众文化所陌生的领域。大众文化中的代表性人物为了实现自身价值，主动靠拢主流文化；而主流文化要达到宣传诉求，也需借助这些草根样式和人物来渗透至大众文化。于是，主流文化大众化和大众文化主流化的现象便构成了“合谋”的主要表现。
当然，在当下中国，主流文化对文化主导权的占有是维护政权合法、社会稳定、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国家决策层需要充分认识到上述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合谋”的意义，注重对大众文化价值观进行顶层设计，特别是“具象价值”的顶层设计，如对财富、情感等流行观念的具象抽离与价值传达的设计，并且注意融入民主、自由等普世元素以增强传播效果的向心力。这种设计的最底层基石是以上述设计理念依托不同的文化艺术门类来加以实现的。
不过，无论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研究，还是大众文化价值观的顶层设计，都需要立足本土，明辨中外文化理论中“大众文化”定义与特征的不同之处，警惕简单地将西方文化理论与文化构建经验与中国实际相对接的倾向。
从学理层面讲，西方“大众文化”的概念至少具备如下几个界定范畴：（1）工业革命后的现代工业大生产是其形成基础；（2）伴随着现代都市文化的兴起而兴起；（3）借助现代传媒等介质而得以大批量生产；（4）流行文化、消费文化是其代名词，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5）具有日常性、娱乐性、通俗性、参与性；（6）它最终导致对人的精神领域的压制与统治，因此广受批判。
我们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的研究中所使用的“大众文化”概念，其实更多地对应着西方文化理论中“俗文化”的概念。西方文化理论多认为俗文化与雅文化相对，甚至被认为是高雅文化以外的那部分文化，它具有公众性、民间性特征。斯道雷在《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中，论述通俗文化的第四个定义时，特别提及了通俗文化的“人民”性质：“通俗文化是地地道道的‘人民’文化。它是作为民间文化的通俗文化。它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文化。”［1 ］与“俗文化”的概念不同，西方文化理论中的“大众文化”多指不是大众自己所为的文化，它是政治和商业控制自上而下强加给大众的文化，是文化工业强加下的文化，它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出现，为利润和意识形态服务，其目的并非为了满足大众。
当然，西方文化理论中的俗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还有辩论：一方面，辩论的焦点集中在俗文化是否是人们自发地利用他们自己制造的原料来创造的，它是否来自“自上而下”式的压迫；另一方面，就大众文化而言，历史上为大众文化辩护的人不少，如费斯克、霍尔、鲍德里亚，对大众文化的辩护多集中在大众文化并非纯粹的底层被动文化，它有巨大潜力，让人们期待着大众自身释放的力量。费斯克的“反驳的快感”、霍尔的“对抗式解码”理论、鲍德里亚的“仿真说”等论断无不体现这一点。
由上可知，从“大众文化”分析的基础――定义分析，便已经在提醒我们需要辨别中西方文化理论的差别。其实，这种差别也在鼓励中国学者不仅要批判地借鉴西方理论，更要立足中国国情，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创见，勇于自信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仅仅是西方理论永远的学徒，永远守在西方学术殖民地的心态中。学术学舌的结果永远是在国际学术体系中少贡献、无地位。
以当代中国大众文化
经典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大众文化价值观
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的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注重抓住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经典案例，对典型案例进行战略性的个案研究，在个案的深度解剖中建立研究模式。这一研究方法的实施，首先需要注意案例的分类方式，例如可以根据不同文化种类进行分类，可以根据不同媒体种类进行分类，可以根据不同代表人物进行分类，可以根据不同艺术门类进行分类，也可以根据案例的特质进行分类。案例不同、分类不同，分析过程和所得结论也会有所不同。
在上述分类之下，我们还要注意有的文化现象属于单体类别现象，有的文化现象则属于合体类别现象。例如一些电影、电视作品或许可归属于单体类别的大众文化现象，而“超女”现象就超越了单体类别，它背后涤荡出的“去政治化”话题、传媒与市场“合谋”打造大众文化价值观的趋向、后现代语境中的青年人生态、媒介环境学视域下的媒介与人共同变迁等话题，需要研究者有文化分析的综合考察意识。
这里特别提示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时，要关注国内外多载体、多媒介的复杂语境。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固有的物质形态和符号形式的变化与更迭，规定着信息被塑成新的形式进行传播，“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物质形式和符号形式上是不一样的，因此而产生的思想、情感、时间、空间、政治、社会、抽象和内容上的偏向就有所不同，所以不同的媒介就具有不同的认识论偏向”［2 ］。
当代中国正处于多媒介语境的环境中，而每一种媒介形式都曾经或者正在深刻地影响受众的感觉过程、认知方式、心理体验与行为取向。由此，复杂、多元的媒介形态的交织必然使大众文化的价值观呈现复杂且多元的状态。这种大众文化的状态又可能引起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的组织方式变化，这就需要研究者不畏艰辛地悉心考察、深度思辨，以承担家国重托、时代责任。
参考文献：
【关键词】 WASP文化 移民（immigrants） 归同盎格鲁论(Anglo-conformity) 熔炉理论(Melting-pot) 多元文化论(Cultural Pluralism)
引 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出现、通信和交通运输的完善、人口流动幅度的上升、美国成为一个多元文化、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在这个移民国家，多元文化论崛起，人种、民族和性别意识抬头，这种现象威胁着美国身份和占据主导地位的WASP文化。进入20世纪以后，以拉美裔和亚裔为主的移民涌入美国。这些移民在实现自己梦想的同时依然和母国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他们把母国的文化带入美国、在母国进行经济教育等投资，因此这种文化植入逐渐地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美国的社会结构。全球化、多元文化理论、世界主义、移民贬低和反对国家特性的情绪都冲击着美国人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自殖民地时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WASP主流文化就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威胁；主流文化这一理念逐渐被“多元文化”理论所代替。
WASP主流文化地位的确立
作为美国特性的WASP文化涉及四个主要组成部分：人种、民族属性、文化（最突出的是语言和宗教）以及意识形态。WASP文化源于来自大英帝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代表着以白色人种―英格兰人（Englishmen）为主的盎格鲁-新教文化。美利坚民族形成时到19世纪中期这个新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以英语为主要交流工具；以白人为主体；以英裔人为主要人群；以基督新教为主要。早期移民把自己的文化、语言、宗教、习俗和政治制度带到“新大陆”这片土地上。在母国文化的影响下，早期移民在艰苦的环境中移植WASP文化，贬低其他文化、宗教和信仰，形成了 WASP文化的主导地位。
第一，早期移民或因政治迫害、或因宗教、或因经济原因涌入“新大陆”，这样的相似性为其融合为一体创造了基本条件。
第二，作为白色人种，早期移民代表着英格兰社会的主流人群。外貌的相似性和语言的共通性使得早期移民在美国东海岸诸州落户并始终坚持盎格鲁-新教文化。
第三，早期移民享有共同的，因为大多数移民是新教徒。早期13个殖民地移民主要来自于英格兰：作为安立甘教会迫害者的后裔，他们带有强烈的清教色彩。
基于以上诸多相似性，第一批欧裔移民形成了WASP文化（盎格鲁-新教文化）。有着坚实基础的此文化在殖民地时期、甚至从17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一直占主导地位，成为美利坚民族的核心文化。
WASP主流文化地位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族群、种族的移民涌入美国使WASP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美国历史上有两次著名的移民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1880年～1924年）和1965年以来的移民潮。从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初期，涌入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于欧洲：从1840年到1890年欧洲移民占据移民总数的90% （Boyer，2001: 361）。这批欧裔移民几乎完全同化，融入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后者，称之为“新移民”和前者的老移民在语言、宗教、社会习俗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尤其是文化上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二战后，拉美裔移民成为20世纪后半叶美国移民的主流。到了20世纪中后期，拉美裔和亚裔移民在数量上超过了欧洲移民，使得种族冲突、同化问题更为突出。由于拉美裔、亚裔移民在肤色、语言、宗教、文化等各方面与白色人种有着巨大差异，所以这些移民很难融入美国的核心文化―WASP文化；相反他们在不同方面挑战并威胁着此核心文化。
1.“同化”理论
WASP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早期。随着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移民来到了美国寻求自己的“美国梦”。英裔移民已逐步被日耳曼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所取代，从而形成了亚文化与WASP主流文化的冲突。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坚信所有的移民应该被“同化”（assimilation）或者“美国化”(Americanization)以维持WASP文化的核心地位。美国政府与此同时要求同化移民，要求所有移民学习并接受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彻底摒弃母国的文化传统,成为“百分之百的美国人”。
美国社会学家密尔顿・ M・戈登(Milton・ M・Gordon)提出“同化”论或者“归同盎格鲁论”（Anglo-conformity）:无论民族、种族、宗教，在美国只有主流地位的WASP文化，“要求移民及其后裔必须接纳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标准，一切外来的移民民族集团，都应该在各个方面向它看齐”（李小兵，2008：197）。这种理论在20世纪初占主导地位。戈登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同化》写到：第一阶段的移民如下列公式描写的方式相处：A+B+C+…=A―A代表WASP文化；B和C分别代表不同的族裔文化，暗示了在美国的不同种族将会被彻底地美国化、屈从于WASP文化（袁明，2003: 51）。1919年路易斯・布兰代斯法官宣布移民美国化意味着“必须采用这里普遍流行的服装、举止和习俗……用英语代替母语，不得有双重国籍和双重忠诚”（Huntington, 2005: 100）。这种理论及强迫性的“美国化”表明了美国政府保持其人种高度纯洁之决心，也体现了其对亚文化之担忧。
20世纪中叶，教育成为同化（美国化）移民的主要手段。各地学校均坚持让移民子弟接受“盎格鲁-新教传统和价值观”。20世纪70年代后，东欧移民的第三、四代已经完成了同化过程，旧文化所剩无几。其标志，外语在教堂中不再使用，教会出版物和宗教仪式全部改用英语―WASP文化之标志。
2.多元文化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戈登以下面的公式描述了在第二阶段移民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新的社会关系：A+B+C+…=E（袁明，2003:51）。这样的公式意味着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移民能够形成新的美国文化：经过在美国社会的共同生活，不同族裔移民（A,B,C）成为有美国特质的“E”，意味着移民学习接受WASP文化的同时保持自己所剩不多的母国文化。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不同种族文化进入美国社会，尽管其政府要尽力维持其主流文化的地位，维持完整的美国特性，美国主流文化已逐渐受到移民文化的挑战。
多元文化论和多样性理论意识形态的出现，损害了美国的文化核心和“美国信念”的合法地位。1915年，“同化”理论受到“多元文化论”（Cultural Pluralism）的挑战。哈佛大学教授霍瑞斯・卡伦（Horace Kallen）主张的沙拉理念或“多元文化论”针对熔炉理念和盎格鲁-撒克逊至上论而提，是一种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地位、捍卫少数民族权力的民族理论（李小兵，2008：198）。这一理论提出美国文化不再是单一的WASP文化，而是众多文化并存的多元文化的组合。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因为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政治原因，移民有所减少。然而美国经济之迅猛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来为美国服务，基于此从1960年到2000年美国社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各个民族必须在以欧洲白人基督教文化为主体的美国社会中求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他们也把自己民族的特点、理想、观念、思想、道德和人文精神都带到了这片土地上。多元与一元的差异性突现，族裔要求权利的呼声逐渐高涨，并最后以多元文化形式体现出来。伴随着20世纪下半叶民族运动、妇女运动的呼声，解构主义这一术语在美国社会学领域日益流行。解构主义者提倡双语教育和语言多样化，主张各群体的权利和种族权利，粉碎着美国具有核心文化这一说法。
“多元文化理论”不仅描述了美国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还是个社会学理论。美国政府鼓励移民保持其原籍、文化和民族特性，以赞行动来保持移民的种族特性。随着这一理论的提出，“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变成了用连字符号连起来的美国人，例如墨西哥美国人、日本美国人、爱尔兰美国人等。这一理论反复强调了来自不同民族种族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移民尽力保持自己母国文化、语言、宗教的心愿，同时反映了他们同母国之间的情感联系（Boyer, 2001：16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并且成为世界强国，其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各国人才为之服务，因此1965年开始了第二次移民潮。1965年通过的《移民法》取消了1924年以来占据重要地位的移民数量配额制，并且规定是否移民主要取决于移民的技术和专业而非其国籍。受此法案的影响， 取代欧洲移民，拉美裔和亚裔移民成为移民主力。1965年后80%多的移民主要来自于亚洲和拉丁美洲，其中墨西哥人、华人、菲律宾人和韩国人数量最多（Boyer, 2001:364）。
如表一所示，1965年后移民特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姬虹，2008：47）。
第一，移民数量的变化：欧洲移民从37%减少到9.6%； 其他各洲和亚裔移民都从13%增加到39%（梁茂信，1997：87）。第二，肤色的变化：白色人种的低出生率和拉美裔人的高出生率影响了第二代、第三代美国人；白人和黑人的跨种族婚姻改变了美国人的肤色。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美国人逐渐变为“褐色”，有色人种数量的急剧上升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盎格鲁-新教文化理念主导的美国族群结构。种族的多元、文化的多元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社会学家戈登（Gordon）以公式A+B+C+…=EA+EB+EC+…来表示在第三个阶段民族交流和共同生活的结果产生出保留了各民族、种族（母国）文化的“美国人”（袁明，2003：52）。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说明了美国现有文化的多元性，也说明了其WASP主流文化地位所受到的挑战和威胁。
3. WASP主流文化之将来
一些人口学家预测到2050年时非洲移民、亚裔移民和拉美裔移民总数将比美国总人数的一半还要多，而且美国不再是主要的白人社会。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非洲裔达到3400多万，占总人口的12.3%；西班牙美国人达到3500多万；亚裔美国人达1000多万，占总人口的3.6%；而且现有的250多万美国人都有印第安血统（戴炜栋，2003：54-81) 。按照这样的速度，这种假说在50年后就会成为现实。
美国一浪一浪的移民潮冲击和改变着美国的人种组成，使美国在不断变色。当非白人总人口向半数进军时，何谓主流社会？何谓亚文化？当盎格鲁-新教文化受到威胁时，美国白人是否会像其父辈一样展开白人本土文化保护运动？当美国白人地位和利益受到威胁时，激烈的种族冲突还会上演吗？笔者认为各种族、各族裔文化“融洽相处”、“和睦共处”才是美国多元文化并存之真谛。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平等中互相交流，在融合中取长补短，在互动中共同发展才能真正体现美国民族的多元性。
结 语
在多元文化的“碰撞”、“冲突”、“磨合”中，WASP文化的存亡是一个历史过程，呈现动态性。从美国社会现有的多元文化、多种族现象以及2008年奥巴马当选为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来看，“归同盎格鲁论”已经被“多元文化论”取代。美国不再是一个有自由的个人组成的民族，而是保存了种族特点与传统的社团组成的民族，因此美国核心文化―WASP文化以及创立美国统一品格的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
参考文献：
[1]Boyer, Paul 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United States History[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Huntington, Samuel P.程克雄译.我们是谁？―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3]戴炜栋.美国社会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4]姬虹.美国新移民研究：1965年至今[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5]李小兵，田宪生.西方史学前沿研究评析[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6]梁茂信.1940-1990年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与影响[J].美国研究，1997，1.
方法论既包括心理学具体的方法和技术的采用，同时也包括对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立场。具体方法和技术包括被试的选择、条件的控制、材料的分析和数据的统计等。而方法论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于对象的基本立场和理论预设。方法论是建立在关于对象的理解基础上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这里的逻辑根源在于，任何方法、技术的选择和使用，都无法离开研究对象而单独考察，方法和技术是为研究的问题和对象服务的。方法的正确性有赖于其关于对象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前提的正确性，孤立分离地考察方法和技术没有实际意义。
文化心理学思想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发展，近几十年来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种重要视角。文化心理学的基本立场在于，文化做为一种价值和意义系统，应该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视角，文化与心理的相互生成关系是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主流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扩大，更预示着心理学理论思维的变革而这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文化心理学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因此，文化心理学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心理学的方法论主张，是心理学研究方式的一种改变。可以说，文化心理学的方法论演变关系到整个心理学的方法论变革，文化心理学的方法论问题是心理学的基本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心理学研究中关于文化内涵的理解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也使得“文化心理学”这一术语具有不同的含义。广义的文化心理学经历了从跨文化心理学，狭义的文化心理学到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三个发展阶段，不同阶段的方法论有很大区别。“文化心理学”在这里主要指文化心理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强调文化与心理相互的建构性与共生性，这是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的最基本内涵，学者们也大多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化心理学”这一术语的。
2 文化心理学的方法论特征
2.1主流心理学中的文化地位及其演变
文化进入心理学的研究视野，并逐渐成为理论构建的重要成分，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文化在这个历史发展中，也被加以不同的说明和处理，在研究中有过不同的角色和地位。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初，实证主义成为心理学研究的支配思想，普遍性、客观性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首要追求。主流心理学研究基本是一种无文化或超文化的研究，或者说，在研究中文化是以隐身的方式存在的。尽管文化对研究发挥着实际上的影响，但文化因素并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实际成为“存在着的无”。西方主流心理学的研究凭借其强势力量主宰世界心理学的研究模式，主流心理学的方法论也就成为了标准的方法论。
跨文化心理学表现出主流心理学在文化问题上的退让。跨文化心理学出现以后，研究主要是以文化比较的观点，把两种或多种文化下的心理现象加以比较，从而确定文化对心理行为的影响。虽然发现了很多不同文化条件下心理行为差异的存在，但在对这些差异的解释上，跨文化心理学的结论有很多不足甚至悖论。文化或者作为标签，用来标定何种心理差异出现在何种文化之中;或者作为一种自变量或文化背景，诱发或是抑制某种心理现象的出现。总的来说，仍然是延续早期人类学中文化与人格学派的研究思路，用文化作为变量来解释不同文化条件下的心理行为差异，持有的是文化决定论的主张。跨文化心理学实质是主流心理学的变式，在方法论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
2.2 文化心理学的方法论主张
对于文化与心理关系的探讨，构成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文化心理学的基本主张在于，文化与心理是相互建构，相互生成的。文化是一种价值和意义系统，既是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结果，也是人类心理行为的资源，文化与心理是一体之两面，无法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文化心理学的这些主张，对实证主义心理学的研究产生了根本的挑战。从关于对象的立场看，文化心理学反对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认为不能假设固有的先天统一的心理现象的存在，人类的心理行为是在人与文化的互动中创造生成的。而从研究方法和技术看，文化心理学强调现场研究、话语分析等，从对象的日常生活世界开始，对其心理行为的意义建构过程进行解读。
总之，文化心理学研究以主流心理学方法论作为批判对象，强调文化与心理的创生关系和互动关系，力图改变传统文化与心理学领域研究中的文化决定论模式。具体来看，文化心理学从文化与心理二者的互动关系入手，考察二者以象征符号形式和主体实践过程相联结的互动过程;突出作为对象的人的主体性，赋予研究对象以主体实践能力，强调研究对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重视研究者与对象的互动关系，不是对对象进行单纯的描述和解释(expla¬nation),而是强调关于对象的同情和理解(understanding)力图恢复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双重主体性，从而达到突出学术实践主体性的目的。
3 文化心理学的方法论困境
从文化心理学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它始终无法逃避的矛盾是究竟如何处理其与至今仍具影响力的实证方法论的关系。这种矛盾体现在文化心理学与主流心理学的方法论分歧之中，同时也体现于文化心理学自身的演化历史之中。首先，文化心理学在关于文化与心理关系上与传统主流心理学存在着对立观点，这些对立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文化进化论假定，人类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个类似基因进化的过程，不同的文化模式产生不同的心理行为特点，而这些文化模式和心理行为特征是一个发展序列，处于人类发展进程的不同阶段。文化相对论认为，各种文化心理和文化行为都有其存在价值，相互不具有可比性，应当平等对待各种文化中的心理行为。
第二，文化比较与文化解释。文化比较强调不同文化间横向的比较研究，注重不同文化和心理的差异，并力图以不同的文化模式的差异做为解释这些心理行为差异的根据。当前的跨文化研究基本遵循这一模式。文化解释侧重在社会历史的纵向发展中理解文化与心理的关系，寻找其历史的演化脉络，注重文化意义的获得、运用及演变的过程。如关于传统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即属于此类。
第三，客位研究与主位研究。所谓客位与主位实际是关于心理学研究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主流心理学的研究采用客位研究方式，强调研究者与对象的分离，从而把对象作为客体进行价值中立的说明和控制。主位研究强调研究者与对象在互动中进行理解，研究者应该深入对象的文化生活空间，感受文化的意义和日常实践活动。
第四，量化方法与质化方法。量化方法侧重数量化的描述和说明，通过统计推论确定心理行为的差异，这种差异是数量上的而非本质上的差异。质化方法侧重历史社会脉络的考察，重视研究者与对象间的共同体验和相互理解。量化方法是主流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式，而质化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兴趋向。
其次，文化心理学自身的演化历史也显露出，它在面对主流心理学方法论的时候进退维谷，难以摆脱或者依附或者背离主流心理学的二元对立窘境。
文化心理学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早期的文化心理学强调研究应该具有文化敏感性，在研究设计和理论建构上力图加入文化因素，关注文化背景对人的心理行为的影响。这种研究方式虽然较主流心理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式有所进步，但仍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具体表现为:一是文化实体论，把文化当成个体现实生活之外不变的实体个体的心理行为是在静态封闭的文化模式中得以发展;二是文化决定论，把文化与心理的双向建构关系简化为单向决定关系，成为文化决定心理行为的研究模式;三是文化差异论，只关注描述和说明不同文化下的心理行为差异，而不注重对文化与心理关系这一根本问题的建构和理解。总之，文化成为没有时间向度的不变实在，独立于个体的理解和实践之外，人与文化成为分立的两个实体。“当前的文化心理学研究在实践探索中主要表现为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兴趣的转移，而并没有形成研究体系的转变，没有形成方法论的革新。
新近的文化心理学主要体现为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关于文化与心理对立的争论。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认为没有固定先在的心理事实，所谓的心理乃是通过社会互动过程获得意义并得以体现的。同样，也没有外在控制心理行为的客观文化事实，社会文化的意义有赖于人的认识和解释。这样，心理学的研究就成为对于文化与心理的建构生成过程的考察。然而，这样的研究预设又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境地。因为由个体的主观性决定，每个人、每种文化都会对社会文化做出不同的解释和说0月，也就建构了不同的心理行为特征。建构主义心理学主张理解的多元化，支持各种意见的合法性和平等地位。但是，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在主张多元文化共存的同时，却无力对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说明。不同的文化中存在不同的心理行为，而这些文化、心理、行为却是不可通约的。实际上，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在批判主流心理学的同时，不自觉地以其对立面塑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在否认一切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普遍主义的同时，自身却陷入了相对主义的境地。
总的来说，文化心理学在处理文化与心理关系的问题上并不成功，具体体现为批判改造实证主义心理学方法论时，仍然受制于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执行着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这使得文化心理学无意中把实证论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自觉地以实证论的反面建立了自身的方法论。这样做的结果是文化心理学失去了存在的现实根基，成为了比照主流心理学而存在的“他者”，从而使得研究缺乏历史性和现实性。换句话说，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仍然是以批判主流心理学及其方法论为依据，而不是从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实际活动出发建立自己的方法论，因而未能真正实现方法论的创新，依旧局限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这就是文化心理学方法论内在困境的根源。
4文化心理学方法论困境的出路
文化心理学的核心任务，是如何把当前对人们心理行为的探讨，与其文化资源联结起来，使得心理学的研究处于广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脉络中，成为变化的、活动的、发展的过程，而不是把文化视为固定的、僵化的、静止的客体即把对文化的认识从实体论转为系统论[7。这里应该解决的两个核心问题是:第一，文化与心理的关系是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最根本的问题，当前研究存在的缺失是如何把文化间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转化为文化与心理的关系的研究;第二，如何解决文化与心理行为的二元对立，把二者视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动力系统。而实际上，这也就是文化心理学如何处理与主流心理学的方法论关系的问题。
应当指出，不同文化间心理行为的对立以及文化与心理的对立，本质上都源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在其漫长的学术实践中形成的理性主义思维传统。显然，若要在西方心理学的研究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就必须有其他可供选择、参考、借鉴、利用的文化资源和学术传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此可以漠视甚至舍弃西方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成果。否则，就必然依旧陷入二元对立的窠臼之中，成为研究者想象之中的学术改造。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及其方法论的困境，实质在于这是一种文化补偿(culturalredemption)。文化补偿或称文化救济是指，在我们的历史实践中，由实践的结果产生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回头寻找失去了什么，再加以补偿和救济。[8]从研究本质和特征来看，文化心理学，也包括本土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都是一种具有文化补偿性质的研究，即在心理学的历史实践之后，试图重新加入文化和重新解释文化，补充这个本来应该却没有进入心理学研究视野的因素。这是文化心理学发展所应正视的前提。
同时，文化心理学研究也面临着文化并置(cul¬turaljuxtaposition)9,也就是当今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这当然也包括以主流心理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传统。心理学的发展一方面要面对不同文化样态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多种文化传统作为可以利用的资源。如今的心理学越来越趋向全球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的发展更是要正视这种多元文化的现实。这种文化并置决定着研究者不可能也决不必要抛弃任何可利用的文化传统。
从文化补偿和文化并置的视角看，文化心理学的方法论困境就容易理解。关于人类心理的文化特征的认识是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可以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10。文化心理学研究也是认识人类心理的文化性质的一个阶段。文化心理学是对于心理学历史实践中文化缺失的补充与重建，这需要反思主流心理学方法论的历史实践；同时，关于人类心理的文化特征的认识也是一个文化传统整合的过程，以多元文化传统并存作为背景。文化心理学要面对多元文化传统冲突的局面，也需要整合多元文化传统资源，西方的文化传统也当然是可以利用的资源。从文化补偿和文化并置的视角看，文化心理学的方法论困境也就有了解决的途径，即反思历史实践，面向现实问题，把各种立场与方法视为可供选择的资源加以采用。这不是抛弃现有研究，也不是恢复和回归传统，而是在过去实践的基础上，运用批判思维加以整合。文化心理学的方法论突破，不是在过去意义上的修补，也不是另立门户的发明，而是在反思原有方法论历史实践基础上的创新和转化。
4.1 反思历史实践
现代心理学主要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对这种心理学的历史实践过程的系统反思和脉络解读，就是掌握这种心理学形态局限与价值的重要手段。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是以西方哲学自笛卡儿以来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为基础的，把身与心、我与他划分出明显的界限。在文化心理学的探索中，关于本文化与他文化、文化与心理的关系等问题的考察，也明显受这种对立思维方式的影响。那么，要打破这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就要从根本上反思研究的前提预设，把主流心理学看作西方文化和理智发展的历史产物加以利用。而研究者具备丰富多元的文化素养，当是对单一文化传统进行有效反思的一个首要前提。研究者只有具备了丰富而多元的文化传统的滋养，才有可能在多元视角中做出比较和选择进行各种文化传统资源的沟通融合；才能够在对比中深入检视当下的社会文化历史线索，并自觉运用这些线索去理解植根于历史文化中人的心理生活状态。因此，文化心理学的首要前提是研究者的自省，摆脱单一西方理论思维和文化模式的羁绊，建立自身的学术实践主体性。
4.2 面向现实生活
通过反思心理学的历史实践过程，我们可以理解并掌握主流心理学的理论预设。而要在这种反思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则需整合多元理论思维，打破单一文化实践的限制。这就涉及了文化资源和理论思维的判断、选择、筛选、利用的过程。这个价值选择过程应该以人们的现实生活、日常实践作为根本标准。文化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系统，并不是抽象的符号操作，而是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存在于人们日常的心理行为之中。那么，文化心理学的探索，也应该是立足心理生活，对生活实践的考察。无论研究者的理性概括与逻辑推理，还是实验模拟与统计推论都应该是以现实生活中人的现实活动为基础的，而且也必须以是否能够增进人的幸福和自我认识为最终判断标准。简单地说就是从生活中来再到生活中去，扭转学术研究中作为主宰的研究者的理性独白，增加主流心理学中“沉默的大多数”参与、衡量、评价学术研究过程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心理学学术实践与现实生活的巨大裂隙，恢复学术研究的主体性和可理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