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粮食生产利益补偿 粮食安全 理论依据
中图分类号：F30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8-018-02
通常来讲，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对于一个产业进行财政支持，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刺激该产业的快速发展。一直以来，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和增量都远不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相对偏低，但其重要的基础地位却不容忽视。而国家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充分发挥农业的基础支撑作用，一直探索有效的对农扶持途径和方式，并对已提升到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高度相关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在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的落实过程中，对于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理论依据的理解程度直接关系着政策的实施水平，若不能正确地理解该项补贴政策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就会影响到其具体的执行效果。因此，研究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能够为深入理解和贯彻执行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建立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提供理论支持。
一、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而粮食是农业的基础产品
农业作为为人类生存提供粮食产品的主要产业，是社会得以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产业。而农业产业中，粮食又是农业的基础产品，因此可以说，粮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粮食生产的基础性作用不仅仅在于其能够为人们提供生活必须的食物，还在于其对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起到的推动和保障作用。从产业的依存关系角度来看，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对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有着明显支持作用，而粮食作为农业产出的最基本产品，在为其他产业提供基础原料的同时，还承担着国内最大劳动力群体的就业责任，因此确保粮食生产的正常稳定就显得格外重要。另外，粮食生产总量的提升还能够为我国抵御外来粮食或食物的侵入，保证国家的安全提供有力的后盾支持。
二、粮食生产具有多种公共功能
粮食生产绝不仅仅只是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获这么简单的物质生产，其所具备的公共功能是多种多样的。首先，从基本功能角度来看，粮食生产能够为人们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解决人们的基本温饱问题，并且粮食产品能够体现出一定的使用价值，这就是粮食生产的经济功能。其次，粮食生产具有社会功能，其开展需要一定的社会劳动力，这就为很大一部分劳动力解决了就业问题，并且通过粮食生产能够使农民获取一定的收益，为社会保障做出一定贡献。第三，粮食生产还具有明显的生态功能，在进行粮食生产的过程中，合理的种植活动可以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发展，并且能够分解消化其他产业生产所带来的废弃物，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自然灾害的发生。第四，粮食生产还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承功能，我国是一个农业历史悠久的国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了很多农业生产文化，这些都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通过粮食生产则可以将这些文化不断传承延续下来。粮食生产的多功能性使其产生了一定的正外部性，在没有外部适度干预的情况下，这些功能的发挥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种粮农民既得利益的损失，若发生市场“失灵”的现象，该群体的劳动付出与实际收益获得会变得严重不匹配，进而降低种粮农户的积极性。因此，国家有必要对这种因为客观因素而造成的种粮农民既得利益的损失进行适当的补偿，以保证粮食生产各项功能的发挥。
三、粮食生产本身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公共物品通常都具有外部性，其在市场中进行交易时会对交易双方以外的第三方或更多方产生非市场化的效益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即所谓的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当市场交易存在正外部性时，就会对使生产者不能得到自己应有的全部利益，这样就会打击其积极性，不愿意再从事这一生产活动;而负外部性则是指生产者无需承担其所引起的生产成本，这就会增大生产者的积极性，使其过度地从事这一生产活动。无论是哪种外部性，都会对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因此要求政府必须要对其进行行政干预。而粮食生产恰恰正具备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因而其急需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干预，以促进粮食生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粮食生产具有较大的经济正外部性。在经济方面，粮食生产所得产品往往是质优价廉，很难抬高粮食的经济价值，造成粮食生产者直接收益的流失，因此，粮食生产的特殊性使得其在保障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情况下，并没有在市场交易中获得相当水平的收益补偿，而这部分收益分配到粮食流通和加工等中间环节的第三方，进而形成了明显的经济外部性。
其次，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社会正外部性。从粮食的社会属性来看，社会的稳定离不开充足的粮食供应，粮食供需的稳定保证了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的实现。同时，粮食生产活动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较低，在合理进行粮食生产活动的情况下甚至会改善生态环境，而工业、第三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则均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难以产生有利的效果，甚至会影响粮食生产这类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发展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为了进行粮食生产，不得不对生产环境进行一定的改善，增大了生产成本。而事实上这些成本并不应该由粮食生产者承担。
第三，粮食合理生产具有一定的生态正外部性。通过科学合理投入粮食生产要素而进行的粮食生产活动能够对自然生态环境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例如防止水土流失，增大植被面积，美化农村环境等等，其所起到的生态景观功能也是粮食生产的价值之一，但生产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益。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粮食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粮食生产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正外部性，所以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根本宗旨是针对粮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正外部性进行合理有效的补偿，平衡粮食生产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收益得失，实现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而从解决粮食生产的“外部性”途径来看，只有超脱市场之外的中央政府才有条件和能力对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进行政策性的利益补偿，通过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将粮食生产的外部性内部化，保障各方主体利益的均衡。
四、粮食供求具有特殊性
粮食的特殊商品属性使得其在市场中的供需变化呈现出特殊的趋势。首先，粮食供求价格的弹性变化不符合社会实际诉求，仅靠市场调节形成的价格均衡点会对粮食生产者造成较大的过程收益损失。因为当供需市场中的粮食价格处于较高水平时，种粮农民将会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和管理力度，全力提高粮食产量，而价格的提升则造成消费者需求量的理性减少，过多供应将造成价格的大幅下滑，甚至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而当市场中粮食价格过低时，农民出于家庭收入水平的理性衡量，将会选择外出务工或种植经济作物，造成粮食供应量的大幅降低，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粮食供需市场同样会出现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此时仅靠市场的自行调节将会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一旦市场机制不能及时调节粮食的供求均衡，出现物价飞涨或“谷贱伤农”的局面，都会脱离国家对于粮食市场运行的管理目标，而粮食这种商品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供需关系要维持在供需平衡或适度供过于求的状态，所以国家必须进行适度的政府干预，对粮食生产进行利益补偿，进行粮食收储，并通过完善各种补贴政策，保证粮食供应主体的收益达到有效水平，消除市场“失灵”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
此外，粮食的基础性准公共产品属性也决定了粮食供求必须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自行调节双轨并行的方式来实现。而从粮食生产的角度来看，种粮农户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粮食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风险过高，收益波动性较大，初级粮食产品经济附加值低，若仅靠市场进行调节，种粮农户在很大程度上会因收益相对过低而消极从事粮食生产活动，所以在实际的运行中，政府必须采取合理的手段进行干预，通过出台政策和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对粮食生产进行长期扶持，基于战略角度保证粮食生产的安全，稳定粮食供求市场。
五、粮食安全关系国家安全
粮食生产的安全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首先，粮食不但是人民群众的食物来源，也是国家基本战略的重要物质。若没有足够的粮食，那么国家的军队实力也很难有很大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讲，粮食的重要性甚至已经超越了钢材、石油等物质的重要性。其次，粮食能否得到充足的供应，对于国家社会的稳定性大小起到决定性作用。当粮食供应不足时，人们为了满足饱腹需求，就会想一些非正常手段来获取食物，从而引发社会的混乱。而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同样也会引起一定的社会骚乱，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影响更为显著。最后，粮食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外交政策。我国是一个粮食生产大国，每年都要出口很多粮食，在政治外交中，我们可以通过粮食贸易或粮食援助的方法作为外交手段，为我国在国际间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六、结语
由此可知，我国大力推行和完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必然选择，具有现实的战略意义。而从经济学、社会学、产业发展等角度分析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理论依据，也充分表明以改善我国粮食生产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增加种粮农民收入为目标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解决国家“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而推进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有效实施也将会产生更大社会经济效应。
[基金项目：本文为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主体功能区的黑龙江省粮食补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G201320）部分研究成果;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E077）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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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孙顺强，李宏婧.粮食生产直接补贴的理论依据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2（4）
（作者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
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出版了专著《谁来养活中国？》，渲染“中国粮食”，在当时引起一场关于“中国粮食问题的大辩论”，实际上，当时对中国粮食问题会造成世界级影响的担忧在国内外学者中已屡见不鲜。仔细思考，如今已经不是“谁来养活中国？”这样的区域性问题，而是“谁来养活世界”这样的世界性问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显得格外突出，与此相对应，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基本生活的粮食安全问题仍在困扰着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加速了环境的退化，并加剧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稳定。粮食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粮食出口国也包括粮食进口国都无法漠视的重大问题。
尽管粮食安全所遭遇的挑战已经引起了不少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高度警觉，但粮食安全问题并非一个或几个国家和区域性组织的单兵作战所能解决，未来需要制定一个全球性的应对方案。
不可否认在世界粮食市场价格长期稳定甚至低迷时期，个别国家尽情享受了遵循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所带来的所有益处，可是，这些国家也必将承担新兴国家经济发展诱致的巨大粮食需求和生物质能源开发消耗的巨大粮食需求以及投机基金引起的粮食金融化导致的世界粮食市场价格暴涨诱发的长痛。从这个意义上讲，似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也具有相对性？
当今的世界，已经由“富有”就可以买到粮食走向“富裕”也未必能够买到粮食的新阶段，以粮食（经济）援助和中断粮食贸易契约为代表的，以粮食作为武器的趋势日益凸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人类真的已经步入重新定义“富裕”这个概念的时候了。也可以说经济学在面对粮食问题时总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或者说分析粮食问题对经济学而言真有些强人所难的感觉，抑或是也许经济学已经踏进需要认真思考自身的基本观点、参照物和分析工具的门槛阶段。何故？粮食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包含着浓厚的政治、军事、生态、社会等色彩。说到底粮食问题是人性的善与恶的完美结合。
《谁来养活世界》旨在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将世界粮食问题置于世界经济坐标系中，分析世界粮食生产条件、粮食生产能力、粮食消费、贸易和库存的基础上，对农业协定以及粮食价格等进行详尽的考察。以此为依据指出世界粮食面临的问题，并从提高产量、合理消费以及科学制定粮食价格等三个方面提出解决世界粮食问题的方略。
《日本的粮食》利用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政治学、食品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将日本粮食问题放在日本经济的坐标系中，把握日本粮食发展的态势及空间分布规律。从空间维度探讨了以下理论与实践问题：日本粮食生产条件和农业经营规模的空间分布剖析；粮食生产、农户经济分析、农业组织化、粮食贸易、消费、库存现状、粮食价格与政策等变化趋势及空间分布的把握；日本食品经济的发展；日本粮食问题面临的挑战；日本粮食问题的对策。
本丛书最大的特点是资料详实。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次使用，前后加工整理的数据超过100万之多。第二个特点是多学科理论与知识的综合运用，这一点读者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第三个特点是客观性，也就是在分析世界及各国粮食问题时，完全依据世界粮食发展的客观情况，没有主观臆断的色彩，也没有意识形态的表露。
关键词：粮食安全；预测；综述
一、引言
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内涵几经扩展，从传统的供求总量平衡到兼顾生产、消费结构和供求的区域性、结构性等（陈芬菲和李孟刚，2011）。在概念方面，粮食安全又区别于粮食自给、粮食产需、食品安全等。
粮食安全预测是与粮食安全紧密相关的课题。粮食需求的刚性和供给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粮食供需研究和安全预测研究是一个永恒的常青的课题（曾福生，2005），作为准公共物品的粮食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既有经济属性，又有保健属性（吴志华，2004），有产业缺陷性（胡靖，1998），还有社会政治属性，随着产业经济发展，我国农业经济贡献份额降低，产业缺陷渐趋显露，其社会政治意义却尤显重要。
二、粮食供需预测方法综述
（一）粮食供给预测方法
粮食供给预测方法主要包括统计-计量模型和机理模型或作物模型。
1.统计-计量预测模型主要思路如下：
（1）利用时间模型，应用时间序列趋势外推的方法，进行分析和预测。主要有ARIMA模型（陈艳红等，2013），灰色预测模型（周慧秋，2006），指数平滑法（蔡承智和陈阜，2004），协整关系分析（陈倬和简小凤，2013），移动平均法（李建平和上官周平，2011）等。这种预测模型以粮食供给数量的历史数据为基础建立数学计量模型，进行短期粮食供给预测，而无需考虑其他因素。
（2）寻找影响粮食供给的因素，比如从粮食单产、种植面积、水资源、销售价格、农资投入成本、气候变化、城市化进程、国际市场波动、运输难度等因素的变化出发，应用逐步回归、主成分分析、BP神经网络、投入产出分析（Jie Chen，2007）、因子分析（王慧，2009）、聚类分析（姚鑫等，2011）等方法，对粮食未来供给状况做出预测。还有学者从微观经济视角来证实自然和人为因素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万相昱和张涛，2013）。
（3）组合模型法，其实就是在上述模型中选取几个模型为其赋予权重，组合得出预测结论。丁晨芳（2007）证明此方法可以提高预测精度。
2.作物机理模型
主要包括遥感技术预测法、气象产量预测法、统计动力学生长模拟法。这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从作物生长环境和种植现状出发，利用观察、统计、模拟等方法对粮食产量而并非严格的供给量做出预测。如雄伟等（2006）结合区域气候模式PRECIS和CERES作物模型模拟了未来不同的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中国粮食产量状况。
（二）粮食需求预测方法
对粮食需求预测则主要包括统计-计量模型和经验推算。统计-计量模型主要有双边恩格尔函数模型（黄宇慧，2010），EMC模型（王君萍，2009），回归模型（龙方，2008）等。其中，学者们认为粮食需求主要影响因素为人口增长与结构，GDP，居民收入，粮食用途与消费结构（口粮、饲料用粮、种子用粮、工业用粮的变化），CPI，货币够购买力等。经验推算主要依据对历史经验、现实趋势和国际经验的系统分析，结合对粮食需求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趋势的前瞻性研究，对粮食需求的变化做出判断（姜风和孙瑾，2007），比如专家预测、经济周期等方法。马晓河（1997）、姜长云（2005）、孙宏岭和刘亚鑫（2013）等曾应用此方法。有些学者干脆以国际公认人均粮食占有量400公斤为系数，估约人口数量变动情况下的粮食需求量变化。
（三）供需预测方法评述
数量经济方法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预测提供了思路，统计模型的分析方法，可以利用历史数据拟合的经济模型，比较客观地反映数据对应的历史时期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姜风，2007），并且对短期未来做出精确的预测，但是难以克服其统计口径不一，数据采集困难，模型设计复杂，预测期限短暂的困境，对于数据机械拟合，容易忽视事件发展的逻辑内涵与经济学原理。经验推算避免了机械性，充分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当供求规律不明显，信息迟滞扭曲，容易增加判断的主观性或者个人偏好。更为灵活的，能够充分融合数学与经验的预测模型，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粮食安全预测结论综述
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对中国粮食供需现状和预测做出了详实的研究，虽然其具体数值有所出入，但是总体结论基本一致：中国短期内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但处于紧平衡；中长期虽然不会出现不可弥补的供求缺口，但是形势不容乐观（曾福生，2006）。学者们认为农业资源非农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农田基础地力下降，农业生产资源成本上涨等将成为粮食供给稳定增长的阻滞因素；人口快速增长，用粮结构转变，GDP和居民收入上升等成为粮食需求压力上升的主要因素；较长的生产周期，气候变化带来极端天气增多，国际政治经济波动，他国粮食供需波动等增加粮食供需矛盾的不确定因素；小规模的农户经营和体制变革的路径依赖成为粮食甚至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体制。积极的政府政策，充足的外汇储备，较小的粮食需求弹性，科学进步造成生产技术的发展等成为粮食安全的利好因子。（作者单位：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通讯作者：苏琳
参考文献
[1]曾福生.粮食大省的粮食安全责任及实现途径分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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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课程设置；研究生；培养质量；粮食经济
中图分类号：G643.8文献标识码：ADOI：10.16465/j.gste.cn431252ts.202009
伴随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研究生教育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但是，研究生培养质量仍有待提升。课程教学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核心环节，在完善研究生知识结构、架构完整的理论体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科学、合理地设置研究生课程体系直接关系到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当前，我国粮食产业经济发展迅速，粮食行业供给侧改革加快推进。然而，行业发展所需的专业人才却十分短缺，补齐粮食行业人才短板成为行业发展的当务之急。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可知，2000—2019年，围绕粮食经济相关问题开展学位论文研究的研究生年均约为200名，毕业生数量远远不能满足行业需求。面对粮食经济领域高层次人才日益凸显的供需矛盾，南京财经大学在2011年设立贸易经济（粮食经济）专业并于次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至今累计向政府机关、粮食企业、金融机构及高等院校（读博深造）输送毕业生55位。
本文主要以南京财经大学贸易经济（粮食经济）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主干课程为对象，分析课程类型和课程内容，目的是下一步更好地完善和修订研究生课程体系，并且为其他高校相关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提供决策参考。
1课程设置情况
根据课程性质，本文将贸易经济（粮食经济）专业的研究生课程划分为学位课和专业选修课，具体课程目录见表1～表2。在《南京财经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2015）》（以下简称《培养方案（2015）》）中，学位课共7门，学分合计20分。2019年，学校对研究生培养方案进行了调整和修订，在《南京财经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2019）》（以下简称《培养方案（2019）》）中，学位课共8门，总学分较之前增加了1分，为21分。通过对比发现，《培养方案（2019）》对学位课的课程名称进行了较大调整，“三高”改成了“三中”，删除了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课程，增加了产业经济学和现代流通经济学课程。专业选修课的课程设置在《培养方案（2019）》中有较大变化，新增了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删除了资本市场与公司分析、跨国公司组织与战略、市场与流通理论等课程，保留了中外粮食经济专题、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与政策等课程。
《培养方案（2015）》和《培养方案（2019）》均规定，贸易经济（粮食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应修总学分为48分。也就是说，不计算公共基础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综合英语等）、学术活动、专业实践及学位论文的学分后，研究生应修满专业课学分约31分，相当于14门课程（其中专业选修课6门）。
从《培养方案（2019）》的修订可以看出贸易经济（粮食经济）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具有如下特点：一是重视学科基础。“三中”课程、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流通经济学是从事粮食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必修课程，能够帮助学生构建起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二是注重培养数据分析能力。数据分析能力是指对数据具有敏感性，能够有效利用各种途径搜集、整理和处理数据，并对结果具有批判性分析的能力，是信息搜集能力和数据统计能力的延伸和拓展[2]。三是强调课程和研究方向的关联性。例如，粮食经济学、中外粮食经济专题、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与政策、粮食文化与社会实践等课程无不与该专业的主要研究方向相一致。《培养方案（2019）》中的课程设置，有助于学生系统掌握粮食经济研究方向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数据分析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2贸易经济（粮食经济）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2.1课程结构仍有继续完善的空间
贸易经济（粮食经济）隶属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对应用经济学科培养的硕士研究生要求为具备扎实、全面的经济学基础与专业知识，规范严谨的学术训练，能够及时掌握专业领域最新科研成果，具备基本的学术研究能力；针对现实经济问题能够开展实地调查、设计严谨方案、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检验；具备检索和研读本专业经典和前沿文献资料的能力；具备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显然，当前的课程结构在厚基础、博前沿、重能力等方面仍有待完善，例如缺少关于社会调查实践方面的课程。
2.2缺少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课程
作为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高校，目前正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学科发展要求从以往的高度分化转向交叉融合；知识生产要求从以往的以学科为中心转向以问题为导向；人才培养也要求从以往的专业教育转向跨学科教育。基于学科交叉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已然成为现代社会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教育思考和行动先导[3]。当前，贸易经济（粮食经济）专业自主开设的研究生专业选修课容易使学生的学术视野受限，缺乏诸如公共政策分析、粮食工程与科技、食物营养与健康等选修课程，难以針对不同学生的研究兴趣及特点提供教学指导。尽管《培养方案（2019）》允许研究生选修学校其他学科、专业的选修课和专业课，但总学分不能超过4分。并且，从实际情况来看，历届学生也很少选修其他专业的课程。
2.3缺少国内外前沿文献选读课程
在目前的培养方案中，仅有1门专题课程，并且主要是针对中外粮食经济问题，缺少关于实证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的前沿专题，如效率分析方法前沿专题、食物浪费与健康营养专题等，导致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视野受到很大限制。培养学生的科研及创新能力是研究生教育的使命。培养这两方面能力，不仅要求研究生扎实、全面地学习基础理论知识，还要求其在专业或学科领域能够发现新问题并进行学术创新研究。后者要求研究生必须掌握学科前沿知识。因此，有必要开设学科或专业领域的前沿专题课程，这对于研究生学术洞察力和鉴赏力方面的培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培养研究生的学术敏锐性，从而使其科研及创新能力得到切实提升。
3措施与建议
3.1按照一级学科设置专业课程
贸易经济（粮食经济）专业隶属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应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宏观经济学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理论，又包括计量经济学及其他经验分析工具，还包括相关的交叉学科知识。按照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设置课程培养方案应遵循科学性、合理性原则[4]。课程设置既要有较高的专业基础课程功底，又要有广阔的知识视野。在课程设置时应注重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各门课程相互之间的关系。课程之间应相互促进，形成整体。二是基础课和专业课之间的关系。研究生阶段的基础课比例应少于专业课比例。三是课程种类的丰富性。应根据本专业的优秀师资开设课程，比较重要但缺乏条件开设的课程可外聘名师进行讲授，以系列讲座、网络课程等形式进行。
3.2课程设置应强调学科交叉融合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强调学科交叉融合的课程体系能够培养适应社会所需的应用复合型人才，也有助于在推动创新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与单一学科相比，学科交叉融合的课程体系能够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提升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不仅如此，如果研究生不及时了解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前沿动态，将很难实现科研创新和突破。跨学科需要各学科围绕共同的培养目标促进学科融合，需要由学校统一组织，对相关学院和学科进行协调，构建起相关学科间的合作机制，破除学科间的传统壁垒，促进学科交叉和专业渗透融合。
关键词：粮价；波动指数；联立方程系统
中图分类号：F3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2009）08-0059-02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无庸置疑，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所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价格不仅是调节粮食产品供求的信号，更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和广大农民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张志强（1998）根据粮食生产年际间的相对量增减变化来考察我国粮食生产的波动。王小鲁（2001）利用1985～1997年省级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影响市场粮价的因素，其中包括上年粮食产量的变动、上年或当年的定购价格、人均收入水平和净进口的变动。李敬辉（2005）理论上提供了一个理性预期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且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粮食价格与货币供给和真实利率存在密切关系，并且粮食价格的波动幅度往往要超过通货膨胀的波动幅度。敬艳辉（2006）利用时间序列分析中协整分析的方法，研究了通货膨胀与市场粮价间的关系，得出了不论在长期和短期通货膨胀对市场粮价波动都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的结论，验证了在我国通货膨胀会通过改变粮食经营主体的预期进而影响粮价的假说，粮价在长期对通货膨胀的Granger因果关系显著，说明粮价长期维持高位运行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在短期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弱。国内外关于粮食价格方面的研究文献很多，但实证方面的研究较少，规范性研究较多，很多观点尚待实际资料和实证研究加以证实，而且大多数研究都是从粮食市场内部的供求方面分析波动原因，从市场系统以外的因素进行分析的很少。本文试图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粮食价格波动的特征及原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国家粮食政策决策提供帮助。
一、中国粮价波动特征分析
（一）数据来源
粮食市场价格指数综合反映了粮食市场的行情变化，这种行情变化蕴涵了其市场本身的一些行为特征，本文采用周粮食价格指数来研究粮食市场的周期性波动，数据时间跨度为1998年12月28日～2009年2月22日共523周，剔除没有价格指数的9周共得到514个数据，价格指数Pt，t=0，1，2，…，514。数据均来自中国粮网（http：//）的价格指数中心。
（二） 粮食价格指数的波动特征
为了研究这段时期内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基本特征，笔者引进反映粮食价格周波动的指数，称为周波动率，计算方法为：Rt=1nPt-1nPt-1。运用Eviews3.1对上面得到的粮食价格周波动率序列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基本情况：
从图1可以看出，粮食价格指数周波动率均值为正，表明这段时间里粮食价格总体还是上涨的；从标准差来看，粮食价格波动很大；图1中偏度（Skewness）的数据为负值，表现出向左倾斜的波动特征；峰度（kuryosis）远大于20，说明具有极端的锋度，而JB正态检验的结果证实了粮价波动不是正态分布。
二、中国粮食价格波动原因的实证分析
笔者通过设立联立方程组系统，来分析各因素对粮食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数据来源于《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泰安数据服务中心和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一）指标选取
这里选取以下9个因素对粮价波动原因加以分析，具体如下：
X1――粮食供给量定比指数；X2――受灾面积定比指数； X3――农资价格定比指数；X4――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定比指数； X5――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定比指数；X6――粮食收购价格定比指数；X7――CPI定比指数；X8――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定比指数；X9――消涨后的国际油价定比指数；Y――粮食零售价格定比指数。
（二）立模型并进行参数估计
文中使用的模型是联立方程组系统：
X1=C（1）+C（2）*Y（-1）+C（3）*X2+C（4）*X3（-1）+C（5）*X6（-1）+?滋1（1）
X6=C（6）+C（7）*X1（-1）+C（8）*X3+C（9）*X4+C（10）*X5+C（11）*X7（-1）+C（12）*Y（-1）+?滋2 （2）
Y=C（13）*X1（-1）+C（14）*X4+C（15）*X5+C（16）*X6+C（17）*X8+C（18）*X9+?滋3（3）
使用Eviews3.1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X1=112.4173+0.166627*Y（-1）-0.244065*X2-0.169590*X3（-1）+ 0.169161*X6（-1） （4）
（16.02954） （-4.332373）（2.693026）（2.394306） （5.999665）
R2= 0.921543 D.W= 1.345917
X6=199.8092-2.491424*X1（-1）+3.421319）*X3-0.413091*X4+
0.637125*X5-1.162635*X7（-1）-1.16
（4.276807）（-5.612945） （21.88248） （-6.113395） （5.586827） （-8.48546）
2635*Y（-1）（5）
（-4.617414）
R2= 0.996017 D.W= 1.939792
Y=-1.622793*X1（-1）-0.21531*X4+0.329993）*X5+0.649752*X6+
0.462352*X8+0.436596*X9（6）
（-4.244911） （-3.099467） （3.674512） （6.898123） （2.971044） （2.606862）
R2= 0.990317 D.W= 0.997107
（三）估计模型解释如下：
总的来看，三个方程的所有参数均通过检验，说明所选择的变量对模型都有着显著影响。三个方程的拟和优度均达到0.9以上，说明尽管影响粮食市场价格的因素非常多，但以上的几个主要变量已经能够解释粮食价格变动的绝大部分原因。
（四）由模型估计结果分析粮食价格波动原因
1．需求结构变化调节价格波动。随着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居民需求结构在发生显著的变化，从而引起对粮食的直接需求下降。与此同时，由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用于购买粮食的支出所占比重将愈来愈低，因此居民对高质量粮食的消费偏好不断提高，宁可多花钱去买质量高的粮食，也不愿为省钱去买质量差的粮食，这也会影响粮食价格波动。
2．国际因素对粮食价格波动影响开始显现。进入WTO后，粮食市场化、市场国际化、贸易自由化的潮流对国内主要粮食进出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方程三可以看到，国际油价每上涨（或下降）一个单位会使粮食零售价格上涨（或下降）0.462352个单位，国际油价的波动会直接影响粮食进出口航运的成本从而影响粮食价格；同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通过影响粮食贸易的货币成本影响粮食价格。这些都是国际因素开始影响我国国内粮食价格波动的表征。
3．粮食价格政策变动是导致粮价波动的直接原因。从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我国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波动对我国粮价波动的影响也很大。1953年开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销售政策，即统购统销。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后，严禁私营粮商自由经营粮食，并对粮食价格实行统一管理，由政府定价。1978年大幅提高了粮食统购价格，标志着长期以来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弱化，1985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终结了长期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我国粮食市场价格的双轨制开始运行。但是，从长期来看，粮食价格的政策变动还是影响粮食零售价格变动的主要因素。
参考文献
[1]冯云.中国粮食价格波动的实证分析[J].价格月刊，2008，（2）
[2]王小鲁.中国粮食市场的波动与政府干预[J].经济学（季刊），2001，（10）。
[3]杨波.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结构因素[J].发展研究，2004，（10）
摘 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其特殊国情决定了农业在中国具有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研究成果和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抄或全盘移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必须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能够最终形成促进、推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
关键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中国仅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却让占世界总人口22%的人口丰衣足食，被誉为“世界经济史上持续发展的一桩奇迹”。但是，中国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生态环境的加剧恶化却使未来农业发展面临重重危机。中国究竟应选择怎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构成了中国如何迈向21世纪的主要研究热点问题之一。
一、战略观点（注：根据研究者所提出见解的学科侧重或学科倾向，大致概括为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通过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并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发展起来的集约经营管理，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基本特征为“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核心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这一战略主要包括：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了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
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非常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关于21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应适度的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3.技术问题。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峻，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必须经过努力，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应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
二、理论源流
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
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比较优势理论；诱导创新理论；二元经济理论。
（二）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
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促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作者单位：山西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1] 蔡.区域比较优势与农业持续增长的源泉[J].中国农村经济，1992，（11）：40～4
[2] 蔡运龙.持续农业及其中国态势[J].地理学报，1995，（2）：97～105。
关键词：国家统购；合同定购；市场化改革；1985年粮改
中图分类号：F326.1；F259.21
一、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统购和超购加价政策的刺激效应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农民的收入和农业产值获得了高速的增长。这一时期农业发展取得的成就极大地增强了政策决策层对商品经济和市场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信心。这一效率认知显然强化了中央政策决策层对计划管理体制弊端进行改革的决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思想”的价值观极大地降低了政策决策层在确立政策目标与改革方案上达成一致的成本。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粮食政策目标是十分简单明确而又迫切的，即增加产量和农民收入。为此，在生产方面，农村自发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中央的认同并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生产组织制度的变革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初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的主要激励因素（Lin， 1994）。
在市场流通政策方面，1979年以来，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便沿着市场化方向展开。鉴于当时粮食价格显著低于经济作物，不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粮食购销体制改革首先从实行超购加价和调减征购基数开始。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中央掌握6种粮食（小麦、稻谷、谷子、玉米、高粱和大豆）加权平均价格，每千克提高20.86％，超购部分加价50％。在粮食统购价格方面，除了农村周转粮、借销粮、种子粮（不包括优质品种）、奖售粮、兑换粮、代队储备粮和过头粮退库等都实行购销同价外，其他统销价格保持不变，购销差价由中央财政补贴。同时，粮食征购数量从1979年起减少25亿公斤，水稻地区口粮在200公斤以下、杂粮地区口粮在150公斤以下的，一律免征。
1982年，考虑到国家每年在进口1500万吨粮食的情况下仍有750万吨左右的缺口，根据总体改革思路，中共中央1982年1号文件强调粮食购销要“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仍需坚持统购统销政策。1982年1月，国务院下达《关于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的通知》，决定从1982年粮食年度起，除了新疆、外，中央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协商确定粮食征购、销售和调拨包干数字。包干数字确定后，从1982年度到1984年度一定三年不变；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农户在完成征购任务后，有权自行处理多余的粮食①；同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提出，进一步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对农民完成统派购任务后的产品（包括粮食，但不包括棉花）和非统派购产品，允许多渠道经营。国营商业要积极开展议购议销业务，参与市场调节。供销社和农村其他合作商业组织，可以灵活购销。农民个人也可以经营。可以进城，可以出县、出省；撤销农副产品外运由归口单位审批的规定；凡属收购任务以外的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可以有升有降。1982年，国家统购任务进一步下调为303.2亿公斤，比1979年减少73.4公斤。而超购粮食数量逐年增加，占征购数量的比重从1979年的37％上升到1984年的70.5％。
随着制度的解体和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在粮食流通领域也开始对统购统销体制进行一定的调整，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在1979 ―1984年期间，粮食流通主要发生了以下几个特征性的重要变化：
一是粮食收购价格大幅度提高。从1979年3月起，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加价幅度由原来的30％提高到按新统购价格加价50％。为保持市场稳定，除了供应农村的奖售粮、饲料粮、种子粮实行购销同价外，其他统销价格保持不变，购销差额由财政补贴。
二是逐步减少统购粮食数量。中央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实行购销调拨包干，以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国家统购粮食逐年减少，1982年降为303.2亿公斤，比1979年减少73.4亿公斤。超购粮食数量逐年增加，占征购粮食数量的比重从1979年的37%，上升到1984年的70.5%。
在保持国营商业主渠道作用的同时，发展多渠道经营。198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完成粮油统购任务后实行多渠道经营若干问题的规定》，允许以粮食为原料的工商企业，除按计划供应外可以自行采购部分粮食加工成品出售。农村“四坊”和饮食业，除来料加工外，可以自行采购粮食加工成品销售。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可以自行采购自用粮食，但不允许贩运。
二、财政补贴负担加重和农民“卖粮难”对国家统购制度形成的改革压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农村的商品经济、重视价值规律成为当时的中央决策层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表示了前所未有的要放弃对农业的直接控制的愿望，中央政策放弃了指令性生产计划，缩小了指令性统购的范围。价格和奖励措施成为重要的政策工具，放松了对私人国内贸易的限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Sicular，1993）。随着粮食产量出现逐年不断增长的良好势头，导致了两个方面的结果，强化了政府缩小乃至放弃或废除指令性统派购政策的观念。
一是随着粮食产量的增长和农民出售粮食的数量规模不断增加（表2），政府发现自己以更高的超购价格购买的粮食占总收购量的份额（比重）迅速上升（表2），这一比重从1979年的37%上升到1983年的65%和1984年的71%，而同期为了保持市场稳定和城镇居民的消费者价格的稳定，除了供应农村的奖售粮、饲料粮种子粮实行购销同价外，其他粮食销售价格继续保持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水平不变。而国家城镇粮食销售价格自1979年收购价格提价之前就已经低于收购价格（表2），于是，上升的粮食收购成本与很低的、不变的零售价合在一起产生了日益增加的价格补贴，这项价格补贴产生了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如表1所示。政府的粮食油财政补贴规模1978年只有32.4亿元，仅1979年就迅速升为78.1亿元，并且以每一年平均的21.4%的速度快速膨胀，到1984年已达到209.2亿元，这在当年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已经很高了。正如Sicular所言，财政负担的加重加快了收购政策调整的步伐。
在严格的国家统购和超购加价等政策下，粮食增产和农民收入提高之间存在高度一致性，随着价格的不断提高和产量的增加，农民的收入也迅速提高了。为了确保城镇居民“合理”的消费者价格，政府继续维持平价粮供应，而以财政支付承担了粮食购销差价。
二是农民卖粮难问题的出现，促使政府决策层将“流通环节不畅”与收购政策的弊端直接联系起来。“卖粮难”的报道最早出现在1980年，但当时这只是在局部地区发现的个别现象。考虑到当时最主要的流通组织即国有粮食部门的存储吸纳粮食的能力是有限的，实际的粮食调运与贸易受到严格限制，私人粮贩还没有大量出现，粮食的市场调节能力十分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放大了粮食所谓“过剩”或“多余”的局面。中央政策决策层认识到卖粮难是流通渠道不畅造成的，流通渠道不畅又是限制流通的政策所致。于是，1982年1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提出进一步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对农民完成统派购任务后的产品（粮食）和非统派购产品，可以灵活购销。农民可以经营可以进城，可以出县、出省。撤销农副产品外运由归口单位审批的规定②。但是，从表2可以看出，1982年农民出售给国家的粮食份额仍高达92.4%，市场多渠道流通购买农民的粮食份额只占7.6%。到了1983年，农民卖给市场的份额非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只占5.6%，而高达94.4%的粮食是卖给了国家。1984年，尽管国家收购的粮食总量仍在增加，由1983年的96.74百万吨上升到107.48百万吨，但由于1984年是改革之后粮食产量第一次创历史最高峰，超过4亿吨大关，农民卖粮食难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虽然1984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强调商品流通的重要性，“抓生产必须抓流通”，指出“当前，流通领域与农村商品生产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越来越突出”。但是，1984年解决流通渠道不畅的政策并没有消除全国普遍出现的“卖粮难”、“储粮难”和“运粮难”等现象。
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在1984年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起草的一份政策研究报告中清楚地反映出来。该研究所向中央主管农业的负责人提交的政策建议备忘录提出“积极调整应变”的对策，即“把新问题当作新机会，及时结束以国家财力刺激农业的超需求增长，相机改革农产品购销机制，使我国农业的持续增长，逐步建立到靠经济规律来调节的可靠基础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1986）。这一政策建议既有助于粮食增长目标摆脱巨额财政补贴的压力，又有利于解决农民“卖粮难”的流通渠道不畅的难题。更为重要的是，该政策建议同当时政府“解放思想”的信念以及积极发挥价值规律的商品经济思想理论相一致。
三、1985年粮食市场化改革：政策设计
于是，在沉重财政补贴负担和农民“卖粮难”的双重压力下，1985年中央政策决策层接受了上述课题组的政策建议，正式达成共识，对长期以来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进行了重大改革。1985年的中央1号文件了这次粮改的主要政策内容。
从1985年开始，粮食、棉花正式取消了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的粮食按“倒三七”比例计价（0.3作为原统购价的权数，0.7作为超购加价的权数），形成固定的比例价格。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如果市场价格低于原统购价，国家按原统购价敞开收购。取消粮食统销以后，任何单位不得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农产品不再受原来经营分工的限制，实行多渠道直线流通。粮食的经营、加工、消费单位都可以直接与农民签订收购合同，农民也可以通过合作组织或建立生产者协会，主动与有关单位协商签订合同。农村销售价格调整以后，国家供应的粮食仍按计划供应（王晓明，2002）。
从1号文件的内容可以看出，1985年“粮改”政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改革的性质具有显著的市场化取向。1985年的粮改将实行30年的统派购政策下的国家强制性收购粮食的行为改为平等自愿性质的商品交易合同形式，规定任何单位不得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农民可以自主地决定将粮食出售给多渠道流通的任一组织或企业。
二是改革的基本形式是合同定购。合同定购的最重要条款是粮食的价格与数量。新的合同价格是按“倒三七”计算的固定比例价格。与原来政府收购价格相比，新的合同价格比原来的统购价高，但却比超购价低。关于新的合同价格对粮食生产供给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刺激作用以及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1985年粮食产量的大滑坡存在很多种不同的观点。对于这一点，下文将给予讨论。
三是改革的保障条件。1985年的粮改方案设置了两个重要的保障条款（措施）：一是对城镇消费集团既有利益的保护。除了对农村销售价格作出调整之外，国家对城镇居民供应的粮食仍按平价粮计划供应。这就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震动，使得改革具有明显的渐进性和局部性。二是对农民设置合同价格的下限。当市场价格低于压统购价时，国家承诺按原统购价敞开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粮食市价从未低于统购价，政府承诺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但是，对合同价格设置下限却是我国农业政策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价格保护的问题（卢锋，1999）。
四、1985年粮改政策的后果与争论
1985年粮改之后，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是伴随着粮食价格（市场价格与合同定购价格）的下降，粮食产量出现较大滑坡；二是粮食定购合同的可实施性面临挑战，自愿的商业合同最终为国家定购性指令所取代。由此，市场化的改革实验迅速步入了双轨制时期。
首先，1985年粮改之后，粮食市场价格和收购价格相对上一年明显下降。其中，粮食合同收购价格，如山东的小麦、玉米合同定购价格比上年统购、超购混合平均价格分别下降了3%和 4.4%（山东粮食志，1991）。与粮食合同价格变动相似，粮食市场价格在1985年下半年虽有微弱回升，但全年平均水平仍比1984年略有下降，由0.49元/公斤降到0.48元/公斤，由于通货膨胀高达8.8%，实际粮价下降到0.37元/公斤（1978年不变价格），降幅高达11.9%（卢峰，1999）。随着上述两种粮食价格的同步下降。1985年的粮食产量也下降2820万吨，这是1978年改革之后第一次出现较大幅度的滑坡，减产幅度达到6.92%，如表3所示。对于粮食产量减少的原因存在各种各样的解释和争论：一种争论是围绕哪一种价格――即市场价格还是合同定购价格，还是所谓边际价格会对产量变动产生作用；另一种争论是从土地自然要素投入技术角度看，是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还是农业生产灌溉设施等技术因素，还是自然灾害、气候等随机因素对粮食产量波动的影响作用更大③。
其次，1985年粮改的第二个出乎决策层意料之外的结果是粮食合同定购性质的改变与收购（价格）双轨制的正式确立。高小蒙等（1992）描述了1985年之后，粮食合同定购任务是如何从中央层层分配到村庄和农户家庭的，即全国粮食定购任务总量确定以后，根据各地近年的产量、人均占有量、收购量、平价销售量和调拨量等因素逐级分配，并适当对收购量偏大的地方予以照顾。粮食定购任务分配到最基层一级（村或村民小组）后，一般是根据承包土地的数量平均分配给每个农户，并进一步以合同形式加以明确。向基层分配定购任务是一件十分费力的事情，往往要抽调大量人员，花费一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最后仍会有一些农民拒绝在合同定购书上签字。如山东省粮食志记载，1985年粮改开始时，国家同农民签订粮食收购合同，只强调协商定购，定多少算多少，而农民则因国家收购价低于市价怕定多了吃亏。烟台市的4亿公斤粮食定购计划迟迟无法落实，虽经市政府召开电话会议发动，但最后仍差3050万公斤没有落实，实际仅完成34750万公斤，比计划少了5250万公斤。1985年，中央分配给山东的粮食定购任务为37.5亿公斤（贸易粮），春季省对地市安排35.5亿公斤，秋季增至37.5亿公斤，实际仅完成34.15亿公斤，占定购任务数91.07%。
在 1985年的粮改中，政府实际上试图放弃国家计划定购任务，而代之以国家与农户之间自愿签订的订单或“合同”形式。但是，由于双轨制下市场价格明显高于计划合同价格，农民普遍不愿意履行“合同”以将粮食出售给政府，于是政府就在难以低成本控制粮源以确保城镇居民“平价粮”供应的压力之下被迫放弃自愿性收购“合同”政策，而改为恢复实行具备强制性的“国家定购”政策。这次改革与政策的逆转原因就在于政府的利益受到损失，或者说，假若政府不付出代价（按市场价格收购所需全部粮食），就无法实现其政策目标（保证城镇居民的“平价粮”供给）。
有关1985年粮改政策的争论同时还涉及对1984年粮食是否存在“过剩”以及1985年粮食产量滑坡的原因的广泛讨论。争论主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是以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粮食体制改革问题课题组）的研究为代表，这是一个为当时中央政策决策层所主要采纳和参考的主流观念。作为当时政府的主流观念，该观点认为1985年粮食存在过剩，因而1985年粮改政策设计是正确的、必要的。而另一种观点则持相反的看法，主要代表有农牧渔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1987）、丁声俊（1986）、农牧渔业部政策法规司（1989）以及黄道霞（1990）等。
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粮食体制改革问题课题组认为，1982―1984年，“农产品出现了超常规高速增长”，“粮食供给量的增长大大快于粮食消费量的增长。因此，全国破天荒地出现了粮食的‘低水平相对过剩’。并提出‘控制’或‘调减产量’的主张。同时提出‘抓住电动机加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国务院农研中心五组，1987）
对于1985年粮食减产的根本原因，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粮食体制改革问题课题小组认为，“在于1982―1984年粮食增产幅度大大超过了粮食消费的增长，国家因而采取了控制措施。”“减产幅度大，除客观因素外，和实际采取的措施较强有关”。“特别是事实上发出的限购”信号，对“限产”作用是极大的④。“1982―1984年粮食增产幅度大大超过了粮食消费的增长，国家因而采取了控制措施，农民对此作出了大致正常的反应。”因此，以此作为农业“衰落的讯号是十分错误的”。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粮食体制改革问题课题认为，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以来粮食供求的波动基本上是正常的。”（国务院农研中心五组，1987）
而反对国务院农研中心关于1984年粮食“过剩论”的观点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丁声俊较早地指出，“1984年全国粮食供求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供求平衡并有较多结余，但粮食不是多得超过限度、消费不完，因此还谈不上‘过剩’，也不是什么‘相对过剩’。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不要把粮食剩余说成是‘过剩’，中国粮食的需求量十分巨大，且将日益增大，对此不可掉以轻心。粮食生产进难退易，不可采取‘多了砍，少了赶’的政策。要抓紧粮食生产。”“我国有些地区一度出现‘卖粮难’，并不是因为粮食真正太多了，而是由于粮食流通渠道不畅，仓储设施差，粮食调拨、购销政策不适应，粮食转化能力低等所造成”。“这是一时的表面现象”。“粮食仍然是我国当前需要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
农牧渔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农村经济增长课题组也认为“不应用适度波动和常规增长来掩饰农业的停滞和萎缩，因为这种波动不是由经济正当运行节奏所引起的自发波动，也不是由生产力内在机制制导的波动，而是一种由于投资真空所加重的农业基础设施的破坏，并进一步强化了久已存在的资源的危机，致使农业发展受到了不应有的制约”⑤。1985年粮食大减产的重要因素是：“对于当时形势错误判断，导致了决策上的失误。”“失误是从对粮食生产形势的错误判断开始。……把1979年至1984年粮食的非常态供给误作常态供给，以至对今后粮食供需状况做出错误的判断。……认为我国延续二、三十年的粮食紧缺状况已一去不复返了。正是这个错误的判断，不仅助长了对粮食生产方面的盲目乐观情绪，还进一步铸成了改革统派购制度过程中的具体经济政策上的失误。”“把改革统派购制度放在1984年之后，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是……急于解决国家‘少购’的问题。二是……要解决国家‘少补’的问题”。因此，与改革统购统销相配套的经济政策的基点是，取消加价敞开收购政策，采取压价和限购政策，在签订1985年秋粮合同时，一开始就搞封顶数，强调只准减少，不准超过，抑制粮食的增长势头。“封门拒收”政策造成的抑制种粮信号的冲击力，成为直接导致全国粮食大面积减产的重要因素。
农牧渔业部政策法规司认为，1985年减产的原因并不像前一时期仅从生产领域作出的经济分析那样简单，其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以及受其影响的社会环境存在以超常速度将农民从粮食种植业推到其他种植业和非农产业，农民正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双重诱导下，自主地“转业”或“转向”，做出与国家意愿相背离的选择，而这种两极选择倾向正在不断扩大。由此，对1985年的政策失误的批评主要集中在：（1）错定合同定购粮价“倒三七”，使新产粮区的定购价低于上年粮食收购的实际价格水平。降低了合同定购粮价，给农民错发了价格信号。（2）1984年农产品全面丰收和供给充裕，是难得的改革时机。但仅对农产品继续有“放”有“统”，粮价有“死”有“活”，粮食购销价格倒挂，而没有使农产品价格改革一步到位。其结果却事与愿违，造成农产品比较利益下降。（3）在市场不发育、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不当的不协调环境下，放手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一度调整失控，使全国粮食播种面积调减过多（黄道霞，1988）。其中，比较激进的批评如黄道霞指出，“在盲目乐观情绪的支配下，认为‘粮食生产问题不大了’，这样上上下下自觉不自觉地减少了对农业的投资。”⑥粮食政策“失误的根子”是“急于扩大市场调节”。“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下，产生了一种‘市场幼稚病’，迷信市场的调节作用，……企图以此来解决农副产品的供求矛盾，达到合理利用资源、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作用。”⑦
这一时期对1985年粮食初次市场化改革失败的评价和反思非常深刻地凸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市场化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其复杂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后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1985年粮改以及其后的历次粮改都出现了政策目标落空（极端的情形是要么如1998年粮改后市场价格低迷和农民卖粮难呼声高涨，要么如1993年粮改后市场粮价急剧攀升带动物价失控），而客观上粮食市场化的结果会受到粮食市场供求和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粮食企业和农民的经营行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一旦粮食市场化改革目标落空，主流观念对于改革失败的原因的识别、分析和判定就成为左右粮食市场化改革方向的重要决定因素。显然，对于1985年粮食市场化改革的主流观念发生了分歧和转变，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的改革方案和评价虽然在改革之前和初期得到政策核心决策层的认同和支持，但是，改革之后的粮食市场形势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宏观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迫使政策核心决策层对于农牧渔业部的政策研究机构观点以及社会学术界的批评保持了审慎的关注。在治理宏观经济通货膨胀和整顿经济秩序的背景下，粮食政策目标序列中粮食产量刺激和供给保障目标开始取代了粮食（价格）合同市场化目标的优先地位。这表明，1985年粮食初次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契机失去了，有利的改革条件和明确清晰的政策目标同样重要。因此，政策核心决策层必须为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创造充分的条件以及等待下一个机会窗口的出现。
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表明，粮食市场化初期改革是沿着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是允许和扩大粮食市场交易的份额，即1982年开始允许农民自由处理其交售国家统购任务之后的余粮；二是试图改变国家统购的性质，即由国家强制性的征购转变为国家和农民之间平等的契约交易关系，这一尝试正是1985年粮改的真实含义和转轨价值。1985年粮食政策的市场化改革和之后历次重要的改革（如1993年的价格自由化改革、1998年粮改）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即改革的初始目标多数落空并且出现一定的政策回归，但是改革的部分制度设计却保留下来且继续对后续的改革产生重要的影响。1985年粮改的重要制度价值是总体上终结了过去完全意义上的国家统购制度，正式确定了粮食市场价格双轨制的制度基础，实现粮食合同收购和市场交易开始同步运转。应该说，1985年的粮改和之后历次粮改还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重要的粮食政策改革一般都与政府沉重的财政补贴不堪重负有关；二是历次改革的最终目标取向是一致的，即期望在国家、粮食部门或企业和农民之间形成一种稳定的、良性的和制度化的交易关系。但遗憾的是，多次粮食政策改革都能比较容易地解决或减轻政府的财政补贴负担，却难以形成稳定有效的合同治理关系或粮食订单交易制度。
不过，自从2001年以后的粮食市场化政策改革却似乎显示出更为成功的效率特征，如实现了中国粮食产量将近7年持续增长和市场价格的稳定和适度提高。这令人瞩目的改革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既是过去多次渐进式改革累积效果的体现，也是对过去多次改革经验充分吸收和修正的结果。如和1985年的粮改相对失败比较而言，2001年以后的粮食市场化改革政策明显修正了过去历次改革包括1985年粮改中存在的缺陷或失误。例如，一方面，实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降低粮食生产成本，从而缓解了粮食市场波动增加可能产生的农民种粮激励下降的风险，或者说粮食直接补贴在一定意义上增强了农民抵御市场化改革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长期的国有粮食企业产权改革和行业竞争性的提高，增强了粮食企业和农民建立直接长期合约关系机制的激励，这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平滑粮食市场的波动幅度。当然，粮食市场的投机行为或价格操纵的情形也仍然是存在的，不过，政府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调控粮食市场的经验，能够在打击粮食市场投机或操纵行为的同时不破坏市场运转的制度基础。政府对粮食市场制度运转的社会科学知识的认识水平和信心的提高，是过去包括1985年在内的历次粮改都无法比拟的。
注释：
①包干以后，实行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管理办法，即国家储备，中央直接掌握的周转粮库存、省际调拨、军粮、奖售粮、进口和出口、归中央支配的议价转平价粮，由中央统一管理；粮食征购、销售、定额周转库存、议价粮库存、代队储备由省统一管理。包干期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多购的粮食归地方掌管，储备起来，准备以丰补歉。如发生新的粮食亏空，由地方自行解决。大灾之年却需中央调剂解决的粮食，以后要归还。包干基数内的超购加价款、中央支配的议转平粮差价款和国家粮食储备的费用开支及中央掌握的粮食周转库存费用开支都由中央财政负担。
②198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业部制定《关于完成粮油统购任务后实行多渠道经营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1983年1月22日。
③如卢锋的解释是一半的原因是播种面积的下降（3.5%），产量下降的另一半原因则是耕地以外的投入减少以及其他因素（如气候等随机因素）的结果。
④减产的直接因素主要有：“倒三七”比例价比超购价低10%，取消超购价，价格走向具有抑制生产的作用；事实上存在限购；地方政府存在减少粮食生产的冲动，抑制粮食生产的做法普遍存在；1983―1984年持续“卖粮难”，对农民打击很大，生产者对继续增加粮食生产的预期很低；价格上存在“一降三升”，即粮食价格下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其他农产品价格上升，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也开始上升。此外还有气候因素影响。1985年南旱北涝，病害严重。这一原因造成的减产可能在100亿~200亿斤之间。
⑤他们认为，1985年以来，在全国“农业总产值缓慢增长的农牧渔业部背后，隐蔽着农村种植业发展的停滞性和萎缩性。”同时认为，“粮食生产大起大落是农村经济持续增长中掩盖着农业生产力萎缩的明显表露。”他们的依据是：1985年以来粮食连续负增长与农村经济的两位数的正增长是相对萎缩；农业生产力动向的主要因素出现衰退和萎缩的征状：土地肥力下降趋势、农业抗逆能力下降趋势；“目前农业经济格局中，难以克服的土地资源的浪费以及尚未形成新的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投资体制和积累体制。”
⑥黄还指出，1985年减产后，农村工作在操作上仍然继续失误：继续强调农业生产的这种粮食徘徊形势是“超常规增长”转向“常规增长”，但事实上却一直没有出现粮食的常规增长；没有集中精力狠抓保障农业增长的措施，只顾在少量点上大搞“新道道”出台的文章，模糊了工作重点；没有把握住1986年以来的农村改革形势的新变化，对深化改革城乡关系结合的新特点缺乏统一方面的研究，却只从对立方面研究。生搬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理论，把粮食徘徊的原因，归结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和工业占了农业的便宜等。1985年后，工农业发展冷势不协调加剧，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过热发展，超过了农业的生存能力。如此失误造成了农业、粮食生产的曲折。
⑦这是黄道霞在1989年11月的一次农经理论讨论会上发言时进一步阐述的观点。
参考文献：
[1] 丁声俊. 对我国粮食发展战略的理论探讨[J]，理论月刊，1986(3).
[2] 黄道霞，戴舟，余展. 激荡农村的变革[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3] 王晓明. 粮食流通的比较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 林毅夫.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 Sicular, Terry. The Derailment of China’s Two-Track System, or Pitfalls of Mixing Plan and Market During the Reform of Socialist Economies[Z]. Mimeo, revised November 1993.
[6] 韩志荣，冯亚凡. 新中国农产品价格40年[M]. 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1.
[7] 卢锋. 应当实事求是地认识粮食过剩问题：对“粮食无过剩”观点的质疑[J].管理世界，1999(3)：168-175.
[8] 国务院农研中心五组. 粮食供求的均衡与调节――从旧均衡到新均衡的转变[Z].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问题论坛（精选本）（1982―1989）”，1987：685-695.
一、深化认识，做好顶层设计
1.健全组织，强化领导
河南工业大学多次组织广大教师学习两部领导讲话和两个文件精神，深刻领会“2011计划”的核心内涵；深入基层进行调研摸底，分析学科优势，就推进“2011计划”的思路、方向和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进行广泛研讨。学校成立了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2011计划”领导小组，负责顶层设计、统筹协调、经费投入等重大事项决策，成立了由知名学术带头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和“2011计划”办公室；积极与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加强沟通和联系，争取多方支持；相关职能部门从人事制度、人才培养模式、国际交流合作模式、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新评价体系等机制体制进行专题研究和调研，为学校“2011计划”相关政策提供决策支撑。
2.汇聚优势资源，特色学科率先行
2012年7月，河南工业大学面向超硬材料行业的重大需求，与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轻工业学院等18家协同创新单位成立了河南省第一家“郑州超硬材料协同创新中心”，中心将瞄准超硬材料产业链的关键技术，组织创新要素协同攻关。“粮食储藏与安全协同创新中心”以解决国家粮食产后的有关重大科技问题为创新目标，着力服务和支撑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以发挥河南工业大学在粮食储藏相关领域相互支撑、相融共生的国内最为完整的粮食产后学科群优势为协同基础，成为国家粮食产后储运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基地，推动国家粮食储藏与安全科技进步，支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另外，在学校协同创新中心先期培育的基础上，还成立了“粮食产后安全战略协同创新中心”“主食品工业化协同创新中心”“现代装备制造业信息化协同创新中心”“粮食文化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等17个校级协同创新中心。这些协同创新中心充分体现了学校在粮食储藏与加工、超硬材料、信息等领域的特色优势。
3.瞄准需求，深化体制机制创新
为了持续高效地实施“2011计划”，河南工业大学出台了相应的制度与措施，制定了《河南工业大学协同创新实施意见》《河南工业大学协同创新实施方案》《河南工业大学协同创新评审程序》《河南工业大学协同创新框架性协议》《河南工业大学协同创新中心管理办法》《协同创新中心岗位设置、人员聘任和管理办法》《协同创新中心人才协同培养办法》《协同创新中心经费筹措与管理办法》《协同创新中心资源整合与成果共享管理办法》等相关配套文件，明确了学校实施协同创新计划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重点发展领域和方向以及保障措施，为中心的建设提供支撑和保障。
二、强化协同意识与服务功能，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和行业科技进步
河南工业大学因粮而立、依粮而兴、靠粮而强，在粮食产后储运流通、精深加工等学科领域特色鲜明，学科优势突出。多年来，河南工业大学紧密围绕国家及行业需求，充分发挥粮食储运、加工、流通和材料、信息等领域的特色和优势，积极围绕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急需解决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开展研究、培养人才，提高学校整体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科技进步。
1.强化科学研究功能，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高校科学研究只有积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才能真正体现自身的应用价值。一是充分发挥知识和智力密集的优势，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基础科学研究，为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提供理论支撑；二是把科学研究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提高科研综合实力，将学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解决在中原经济区建设过程中粮食行业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三是发挥高校桥梁纽带和科技熔炉作用，通过与其他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合作，强化科技创新驱动，不断引进、吸收、创新，并通过科研成果转化与中原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对接，服务中原经济区建设。在原始创新领域，坚持以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大团队协同研究为驱动，河南工业大学开创的“储粮昆虫分类学”解决了中国重要储粮害虫象甲分类的国际困惑；“我国主要粮种储藏期间微生物的活动规律及其引起粮食霉变发热、带毒的原因及防治途径”首次为中国科学储粮防霉提供了理论依据；“自然缺氧保管粮食理论”填补了国际缺氧储粮保鲜研究空白。在应用技术领域，瞄准经济建设、行业发展和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开展国家急需的粮食产后深加工领域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发，提高粮食深加工的转化率和产品质量，降低粮食深加工过程中的粮食损耗、粮食资源浪费和粮食加工生产成本。近年，学校在协同创新中涌现出一批集成创新成果，在粮食产后领域连续获得7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其中，“国家粮食储备‘四合一’新技术研究开发与集成创新”成果获得201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轻工和粮食行业20多年来获得的最高科技荣誉。学校充分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全面参与了总投资82亿元的“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改善中国粮食流通”项目，国家投资337亿元建设的1100多个国家粮食储备库、仓储1000多亿斤的“国家储备粮库建设项目”，绝大部分采用学校研发的储粮工艺技术和设计规范，综合应用了学校粮食产后各个环节的重大科技成果，使国家粮食储备库库存损失率由4%降至1%以下，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目前，全国约70%的大中型小麦加工企业、50%的植物油加工企业、90%的大豆磷脂加工企业采用学校提供的技术。
2.强化创新人才培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高端的科技创新平台与人才团队是有效实现协同创新的目标、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开展创新研究的核心力量。从学校发展的角度看，只有拥有高水平的创新团队，才能产生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培养造就高水平的人才。学校拥有的“粮食储运国家工程实验室”及“小麦和玉米深加工国家工程实验室”两个部级平台，是目前行业中唯一可在粮食储运和粮食加工两个领域开展交叉性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部级平台，这为会集高端人才、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转化工程技术成果提供了条件。“粮食信息处理与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粮食储藏与安全教育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粮食局粮油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谷物资源转化与利用河南省重点实验室”等一批粮食产后领域的省部级科研平台，为开展粮食产后领域科学研究提供了保障。学校在粮食产后领域拥有的各种学科科研平台，覆盖领域范围的广度、相互支撑度、交叉融合度、衔接紧密度等居于行业高校之首，为会集高端人才、承担重大科研项目、推进成果转化、开展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保障，以工程中心为依托，以项目为载体，采用灵活多样的用人机制，培育了若干在本行业有影响的领军人物。
3.强化文化引领功能，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对中原经济区的定位之一就是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而以粮食文化为核心的农耕文化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居于特殊地位，它不仅是中原文化的基石，更是华夏历史文化传承的缩影。作为具有粮食行业背景的高校，大力开展粮食文化研究已经成为落实国家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贯彻省委主要领导指示的政治要求。河南工业大学将围绕中原经济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重大战略需求，形成中原粮食文化协同创新的新机制，以中原粮食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为平台，产出一批以粮食文化为主题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著述，推动特色学科、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培养一批粮食文化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形成一支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粮食文化研究团队，推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和农耕文明的现代化，增加现代中国人对中国传统粮食文化的认同，打造具有中原特色、时代特征和国际影响力的粮食文化品牌。
三、创造协同创新环境，提高协同创新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2011年，河南工业大学制定了“十二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明确了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发展目标，坚持“育人为本、质量立校、特色发展”，深化机制体制改革，推进协同创新。学校将以协同创新为契机，促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在协同创新中实现新跨越。
1.以需求为导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工作要超越学科导向，逐步向需求导向为主转变，高校作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要开展以解决国家社会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重大需求的基础研究。这种结合国家需求的问题研究应该具有明确的应用背景，通常需要组织大规模的跨学科、跨单位的研究团队来协同完成，努力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与此同时，高校还应该着眼于行业与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性问题以及关键技术问题，与科研院所、企业共同围绕目标，通过协同组织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国家粮食局“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提出的“改进粮食收获、储藏、运输、加工方式，降低粮食产后损耗，完善粮食储备和流通体系”“优先发展以预警、监测为重点的粮食流通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以应用基础研究和国产仪器为支撑的粮食质量快速检测技术、以新型散粮装运方式为带动的高效快速的粮食物流技术，加快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在粮食流通领域的全面应用”等若干重点领域的联合攻关，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设立了更新的目标。
2.优化以学科交叉融合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高校要积极主动探索建立校校协同、校所协同、校企（行）协同、校地（区域）协同、国际合作协同等“开发、集成、高效”的新模式，通过组织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以及办学思路的创新，有效整合现有资源，充分发掘隐性资源，促进优质资源的全面共享，加快学科交叉融合，推动教育、科技、经济、文化互动，寻求突破性发展，使自身特色的内涵得到进一步创新与深入拓展。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是把握未来学科发展主动权，产生重大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现实途径。高校应充分利用和盘活现有资源，集中优质资源重点支持，发挥优势和特色学科的会聚作用，优化以学科交叉融合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做实交叉学科发展平台，实现创新要素与资源从孤立、分散的状态向会聚、融合的方向转变。河南工业大学依托“农产品加工与贮藏工程”“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食品科学”等6个省级重点学科，并以这些特色学科为龙头，与其相关省级重点学科如“应用化学”“生物工程”“产业经济学”“控制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技术”等交叉融合，建立6个学科交叉研究中心。目前，2个交叉学科获批国家工程实验室，3个学科交叉中心获批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和国家粮食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建立持续创新的科研组织模式
充分发挥协同创新的人才、学科和资源优势，在协同创新中不断发现和解决重大问题，形成可持续发展、充满活力和各具特色的科研组织模式。当前，我国高校传统科研组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国家战略需求和科技发展客观需要，科研资源配置方式较为分散和封闭，制约了创新要素的有机融合和优质资源的全面共享，组织管理必须从个体、封闭、分割方式向流动、开放、协同的方式转变。河南工业大学制定、启动了相关配套改革措施，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是提高政产学研用合作绩效，探索高校外部协同创新科研组织模式。加强科技管理协同机制，做好制度顶层设计；面向重大社会科学问题，推动产学研用创新资源集聚；面向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建立产学研用战略联盟。二是深化高校科技体制改革，探索高校内部协同创新科研组织模式。改革高校科研组织结构，实现从传统“直线职能型”向新型“任务矩阵型”的转变，设立独立于院（系）的科研机构，以项目和任务为中心调配科研人才与资源；强化科研管理制度，实现从“单向管理”向“双层管理”的转变，依托学校内部协同创新科研组织模式，建立院（系）与项目组“双层管理”的科研管理机制；优化科研管理评价机制，实现从“单一学科评价”向“综合性评价”的转变。
4.构建科学有效的组织管理体系
协同创新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因此，促进协同创新顺利实施，关键之一是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由于粮食产后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具有非常突出的行业特殊性、学科交叉性、科技创新性和科学探索性。学校将推行“沿创新链条各个节点贡献的比例分配利益”的原则，以公平的利益链条紧密连接参与协同创新的各方力量。探索协同创新管理机制，成立由多方参与的管理机构，负责重大事务协商与决策，制定科学与技术的总体发展路线，明确各方责权和人员、资源、成果、知识产权等归属，实现开放共享、持续发展。河南工业大学的仿真模拟中试平房仓、谷物加工中试实验室、油料加工和综合利用中试实验室等一批中试科研平台，分别由不同的创新主体来牵头，充分发挥协同方各自的优势，构建长效的政产学研用合作机制，体现了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主体为主导推进协同创新、形成合力，成为粮食产业应用研究成果向工程技术转化的有效渠道、产业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支撑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