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简介:《中国史研究》杂志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自1979年创刊,国内刊号为11-1039/K,是一本综合性较强的历史期刊。该刊是一份季刊,致力于发表历史领域的高质量原创研究成果、综述及快报。主要栏目:专题研究、读史札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专稿
作者:高荣; 张荣芳 刊期:2004年第02期
作为汉代边塞防御组织的基层官吏,候史与候长之间不是一般的主官与属吏的关系,候史常以候长副贰的身份处理部内各项事务;候长总揽所部各燧,候史则主理一燧或数燧,故候史不一定与候长同驻一处;候长空缺或休假、取宁不在署时,由候史其职。
作者:王启涛 刊期:2004年第02期
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梁书)札记》“劾奏公文格式”条旁征博引,讨论了“即主”就是正犯、魁首之义(第283—284页)。
作者:张鸣华 刊期:2004年第02期
通常认为,东汉洛阳的宫城由北宫及南宫组成,整个宫城几乎从洛阳的北城墙延伸到南城墙;北魏时城市布局发生重大变化,其宫城只包括东汉北宫,东汉南宫所在地已被改建为铜驼街及其两侧的中央官署。许多学者认为这是都城布局的一种历史性变迁。本文将说明,东汉与北魏的都城布局基本上是一样的,东汉的南宫实际上位于洛阳城北部,而且北魏也有南...
作者:周斌 刊期:2004年第02期
唐朝人许嵩所撰《建康实录》引有裴子野《宋略》“司马休之论”(文字及标点均据1986年中华书局所出张忱石先生点校本第378页):
作者:朱大渭 刊期:2004年第02期
儒家“用夏变夷”和“协和万邦”,乃是指导我国古代民族融合的进步思想。十六国北朝各族统治者自觉地实践儒家的民族理论,从而表现出在当时民族融合复杂形势下的众多趋同性。10多个少数民族一千多万人口融入汉族后,对我国中古历史发展进程影响深巨,因而隋唐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
刊期:2004年第02期
作者:张国刚; 蒋爱花 刊期:2004年第02期
目前,关于唐代婚姻年龄的实证性考察并不多见。本文依据墓志资料,从中整理出有效可靠的样本,对唐代妇女及男子的婚龄进行探讨;指出女子结婚期集中在13岁至22岁,男子的结婚高峰期为17岁至30岁;“笄年”并非具体的年龄所指,而是表示女子成年待嫁的状态,笄年与实际的过门出嫁还有一定的时间间隔;本文还对唐代男女的晚婚原因分别作了分析。
作者:何元庆 刊期:2004年第02期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0页):
作者:李晓 刊期:2004年第02期
北宋的河北籴便司是专管河北沿边军需粮草补给的中央派出机构。本文重点论述了该机构出现的背景及其职能特点。认为河北籴便司是转运司与中央利益悖离的产物,本质上属于针对财政集权所造成的体制弊端而采取的打补丁式的纠偏之举。籴便司的业务特点是,在河北形成了与转运司裂土而治的财政管理格局,直属中央专管沿边军需补给,实行沿边籴买与内...
作者:游彪 刊期:2004年第02期
北宋前期,官户、坊郭、寺观、女户等不承担差役者均可以称为“特殊户籍”。王安石变法时期,颁布了免役法,这些人户都需要按照户等交纳一定数量的“助役钱”。笔者以为。无论是纳税,还是服役,都必须要遵从公平原则,免役法的推行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理念的体现,它将许多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逐渐纳入了“助役”者的行列,进而扩大了服役者的...
作者:蔡春娟 刊期:2004年第02期
蒙古字学是元朝统治者为了推广八思巴蒙古字而开办的学校。本文从蒙古字学校的设置、学校教授情况、学校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特别是对教师和生员的来源、待遇、出路等问题作了详尽地考察。
作者:沈福伟 刊期:2004年第02期
1309年出生的汪大渊,是位事迹可与同时代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公元1303—1377年)相媲美的海外贸易家。他在两次出航中到过古里佛、甘埋里、麻呵斯离、麻那里这四个印度洋重要的中转港。本文重新辨明了它们的所在。古里佛的对音是南印度西岸的Kollam Pantalayini(在卡利卡特之北),附近的下里是Chaliam。甘埋里不是哲朗岛,而是卡伊斯岛(Qai...
作者:张廷茂 刊期:2004年第02期
本文介绍了作者在西葡两国各图书馆所搜集到的一些有关16—17世纪初华商在东南亚活动的西方文献,主要包括信函、游记、专书和编年史等。这批资料全部为域外原始资料,内容涵盖了华商出海船队之规模、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理布局、华人在当地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宗教习俗等,且绝大部分是我国学者所没有使用过的。因此,对这批资料加以开发和利...
作者:彭向前 刊期:2004年第02期
《宋史》卷三三四《林广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版,第10737页)记载:
作者:谢宏维 刊期:2004年第02期
清中期发生在江西省万栽县的一起长达45年的土棚学额纷争案,源于并激化了土棚双方的深刻矛盾,而且引发了土著与清朝政府的激烈对峙。此案展现了这一时期棚民、土著与国家政权三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并显示了19世纪前期清朝政府调控能力的强弱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