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在国计民生中的基础性和保障性地位，决定了“三农问题”在媒体报道和社会议题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如何准确地传递信息和正确地引导舆论，促使政府和新闻媒体形成合力，正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目前，“三农”舆论调控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新时期下对“三农”舆论调控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三农”舆论调控存在的问题
（一）“数字鸿沟”制约了“三农”问题的解决
“数字鸿沟”是指在信息时代，不同的社会主体在信息的开发和应用领域所存在的差距，一般指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乏者之间的鸿沟。而把“数字鸿沟”置于我国“三农”问题的特殊背景下时，则表现出特殊的情况。一方面，我国城乡之间存在着信息基础设施和装备上的差距。另一方面，城乡居民之间的信息获取和认知能力存在差距。这两个方面直接导致了城乡居民在获取和利用信息方面形成“信息马太效应”，从而愈加扩大和加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及“数字鸿沟”。
城乡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使农村的传媒生态处于失衡的境况。农民在“数字鸿沟”的语境下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因而导致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缺失或不畅。信息机会的不平等直接影响了农民群体在获取农业信息资源、理解国家农业政策方针的困难，也加剧了一些“三农”热点问题及突发事件解决的困难性，制约了“三农”问题的解决。
（二）“三农”媒介议程存在的问题
反观新闻媒体对“三农”问题的报道，发现这其中存在一定的问题。
第一，媒体的议题设置与选题局限。无论是全国和地方的综合性媒体，还是涉农媒体，其媒体报道的选题不应只从经济、民生等社会的传统角度出发，而且应该更多地关注生态发展、风土民情、精神文化风貌、农民群体的心理、情感层面等。当下的农村存在着许多发人深思并值得关注解决的现象及问题，如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及教育问题等。
第二，媒体对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没有进行及时澄清和解释，易形成负面舆论。媒体在涉农突发事件中的报道直接关系着公众对此事件的认知及看法。但在一些热点涉农舆情事件中，媒体有时没有及时公布事件的真相及相关重要信息，造成公众恐慌及信任危机。此外，公众对一些社会问题始终存在刻板印象、固定成见，媒体也没有通过积极的议题设置与报道策略进行正面的舆论引导。
（三）政府对“三农”问题的舆论引导存在的问题
在新形势下，政府做好舆情信息工作是畅通社情民意，提高其执政水平的有效途径。那么，当前政府在“三农”问题的舆论调控中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认知及意识层面，一些政府的宣传部门存在着服务大局的意识和能力不足的问题。农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始终着眼于“三农”发展的大局，更要着眼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全局，应该始终把维护和保障好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农”新闻舆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舆论平台的建设体制机制不够完善，舆论平台的管理滞后。及时科学地监测舆情并准确做出研判是有效做好涉农舆情事件的重要前提和保障。然而，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舆论监测平台的基础设施和机制建设还不够完善，直接影响了舆情的监控与引导。
第三，在舆论引导时、度、效层面，关于涉农舆情的应对能力需要强化，新闻发布的质量和水平需要提高。政府應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有效时机，抓住重要的时间节点，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及方法，提高其新闻发布的策略及艺术。
第四，在舆论引导的手段方法层面，部分地方政府仍然采用“宣传本位”的传统思维及模式。不善于讲故事，没有把握好农民群体的特点和心理，存在空洞说教的问题。此外，一些政府部门在进行宣传时偏重传统媒体，不能有效运用新媒体，且政务微博及微信的使用脱离实际、方式僵化。
二、解决“三农”舆论调控问题的重要意义
（一）是实现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针对前文中所呈现的媒介议程设置因素分析，若要有效缓解和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发挥媒介议程设置的功能，既要合理准确地反映“三农”领域的实际问题，也需要科学设置议题对公众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
目前，网络舆论场已经成为公众进行民意表达、情绪宣泄、利益诉求的重要平台和渠道，也是社会舆情的“晴雨表”与“探测器”。关于“三农”的一些重大热点问题经常成为广大网民热议的焦点，而一些涉农突发事件及涉农谣言也常常最先在网络上传播。如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农村土地产权问题、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问题等，这些问题都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解决好“三农”舆论调控问题是实现和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二）是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带来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体利益的分化与矛盾，形成了多元的价值观与复杂多样的心理诉求。而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致使弱势群体极易形成挫折感、不平衡感和强烈的心理落差。这样的现实境况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因子的汇聚，极易形成涉农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
面对这样的涉农突发事件及群体性事件，网民极易在群体情绪的渲染与煽动下，借助网络空间巨大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掀起非理性的舆论浪潮，形成负面舆论，加剧了这些舆情事件的爆点和热度。因此，如何在涉农舆情事件中报道新闻、传递信息，形成正确有效的舆论引导，对于维护网络空间及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是传播国家和政府良好形象的需要
新闻媒体是传播和输出国家形象的重要平台和渠道，而互联网则是反映和折射国家形象的窗口和镜子，同时也为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带来了挑战。
国家形象在对内和对外传播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内可以凝聚共识，形成民族向心力，达成共同认知；对外则影响着一个国家的舆论环境、国际声誉、国际权利、国际话语权等。“三农”问题是关乎我国国计民生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引起国际瞩目的重大问题。如何对内和对外都做好“三农”问题的报道和传播，如何在国际舆论场中消除对中国存在的偏见，如何在“三农”问题中正面引导国内和国际舆论，不仅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而且关系到国家和政府形象的建构和展现。因此，解决好“三农”舆论调控问题是传播国家和政府良好形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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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学号：
专业(领域)：MPA
指导教师：教授
论文题目：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一、选题的依据(1、选题所属研究领域；2、选题的应用价值；3、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一)课题所属研究领域
1、论文选题属于公共管理领域，具体研究范围是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
2、论文中的概念界定：
所谓“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指乡镇和涉农街道区域内的社会稳定问题。
(二)课题的应用价值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就是所谓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的社会稳定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化和尖锐化的特征，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农村社会稳定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加之全国各地政策、管理模式、风俗习惯、群众素质基础等各不相同，社会稳定问题也有其差异性，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看清现象，剖析案例，查找原因，研究对策是实实在在做好农村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发展趋势
1、国内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专家和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和政府管理问题，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由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农村资源的争夺，由于农村民主进程的推进，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了新问题，农村稳定问题成为各级政府研究的重点问题，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农村稳定方面问题的学术研究报告，主要研究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农村地区不稳定因素的主要表现及原因。表现在体制机制问题、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群众自身素质问题、社会管理问题等；二是解决农村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主要对策和建议，要在教育、普法、信息、政策、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2、国外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在发达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技术性的方面，也有体制性的方面。他们的社会矛盾大多集中在某一特殊问题，直接由基层引起的社会问题较少，针对社会的突出矛盾，集中研究和采取对策。由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不同，从经济上、贫富差距的解决上来看，社会保障是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建立相对健全制度来缓解社会压力。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社会问题也各有不同，总体上还是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同时，处理国内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1、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2、研究内容要
解决的实际问题；3、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进度计划)
(一)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
1、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摆在市乡两级政府面前最棘手、最普遍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分析社会稳定因素，有解决矛盾普遍性方法和针对性方法。
2、本论文的特点是针对性、可行性和应用性。一是论文针对X市农村的社会稳定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对X市农村社会稳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并针对X市社会稳定问题提出对策。二是论文可行性是在通过最具X市代表性的L镇社会稳定问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剖析和总结的基础提出来，具有现实可行性。三是论文中既有社会稳定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又对当期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稳定形势做了分析，在此基础提出的对策具有实际应用性。
3、本论文从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入手，列出社会不稳定因素，结合具体乡镇特点，分析原因，找准对策，为进一步引起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视，为今后X市政府和维稳部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研究内容及解决的问题
1、论文主要研究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包括农村社会稳定的意义，不稳定因素及分析原因，解决方法，确保社会稳定。
2、论文目录
(三)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
1、技术路线
2、技术措施
(1)文献法：对国内外相关文章进行搜集、阅读、整理、分析。
(2)座谈法：访谈相关街道、乡镇、部分村的书记，就农村稳定、工作进行讨论、交流。
(3)调查法：查找相关维稳及政府组成部门在稳定工作中的文件和做法。
(四)进度计划
2011.6-2011.9论文开题报告与文献综述
2011.9-2011.11问卷设计、发放、收集整理、数据分析
2011.11-2012.1完成论文前三章，论文中期检查
2012.1-2012.4完成论文初稿
2012.4-2012.5修改论文初稿，论文预答辩
2012.5-2012.6论文审查、修改，论文答辩
三、开题条件(根据专业学位情况填写)
(一)学术条件
本人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十五年在乡镇、街道工作，做过一般办事员、副职领导和主要领导，几乎每天都从事农村维稳工作，了解、思考、探讨、决策过农村稳定工作。2011年参加了大连理工大学MPA学习，已读完该专业的全部课程，掌握了一系列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知识，具备了一定的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导师H教授从事公共管理和哲学教学和研究并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H教授的指导下，使我具备了撰写论文的学术条件。
(二)设备条件
课题具备研究所需要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打印设备等硬件条件。
(三)经费概算和落实情况
研究所需费用已落实。
四、文献综述和调研报告(要求3000字以上，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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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农业发展势头开始陷入僵局，农民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如何改善农民现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其中农民负担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重大政治经济制度，土地是农业产业中最关键的市场要素，因此，土地产权的合理安排，税制的改革都是现实中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不容乐观的社会现实促使学者们从其历史的渊源中寻找启示。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提交了论文《从古代十一税讨论当代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他从强烈的现实关怀出发，探讨了历史上赋税征收的对象——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以及赋与役的关系。他谈到：历史上赋税的征收都是向有土地的农民征收的，纳税者都是土地的拥有者，他们拥有对土地出卖、出租、转让的权益。尽管封建社会中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但佃农从未占据了农民的大多数，农业人口中实际以自耕农为主。解放以后，经过，农民有了耕地，但随着合作化、集体化的进程，土地实质变为国家所有；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土地为集体所有。今天，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再一次受的严重威胁。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区的建设，实质上是对农民土地的新型剥削。另外，徭役与赋税的关系，在上古、中古时期，表现为“役”重于“赋”，随着历史的发展，赋税逐渐重于徭役。役的削弱，意味着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的削弱。从历史的启示看今天的“三农”问题，他认为：一是任何社会都不能剥夺农民；二是从徭与赋的关系上看，绝对不能忽视税收以外的东西，即税外之税；三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给农民以国民的待遇。此外，太原师范大学教授陈亚平就现代法理学意义上的财产权与传统财产权方面提出了问题。国家权力的无限地位与农民的应对，也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土地问题是造成“三农”之痛的症结所在，抓住了这个症结就是找到了“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河北师范大学的王宏斌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促进土地制度改革，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一文中，对近代以来各种土地制度的改革思想、方案作了比较研究，并对解放后的以及1978年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从历史演变的视角作了探讨。认为每一次土地制度变革，均是对农业生产力和农民的大解放。论文也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从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1、农民土地占有量问题。家庭联产在承包责任制，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农业人均占有的土地数量太少，对生产力的根本提高和农业机械化形成了制约。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将农业税和农业以来的附加税全部免除，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因此，要想解决农民的富裕问题，对土地的占有必须达到一定数量。2、农业人口数量的问题。尽管目前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人口急剧扩张，但并不有改变农业总人口增长的趋势。3、土地资源的稀缺与土地浪费的严重问题。目前土地为国家所有，在农村，一方面是可耕地在减少，另一方面农村人口不断增加，宅基地相应扩大，导致对于土地资料严重浪费。他最后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尝试性方案，即将较小的村落向较大的村落集中，减少宅基地对土地资源造成的浪费。但他也指出这一方法难度很大。
当前我国的农村金融正处于危机当中，农村金融正大量外流，商业金融因经营不佳纷纷退出，支农资金连乡镇一级都很难达到，政策性金融机构农行作用有限。天津商学院副教授龚关提交了论文《农村金融问题》，在论文中，他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状况，并将现实农村金融问题与之对照，指出了历史与现实的“惊人相似”之处。他认为：民国时期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股将闲置资金投向农村的热潮，商业银行一则为了对其有效利用闲散资金，二则银行家看到了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地位，遂将部分资金投向农村。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商业银行向农村所投资金仅占其可利用资金的1%，原因主要由于商业银行的运营以市场为导向，农村金融的特点是周期长，价格低、成本高，使得投入的资金不可能在短期受益，且利润偏低。因此，农村金融的解决需要政府出面，依靠政府行为才能得以解决。南京政府对此问题有意识，但由于资金受限以及种种内外原因，没有解决这一难题。从历史经验来讲，需要政府在农村金融问题上有所作为，然而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垄断，但作为极其有限；另一方面是政府对民间金融市场的严密控制，导致农村产生了地下金融市场，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组织。论者呼吁，在政府的作为有限的情形下，能否对民间的金融市场有所放开，从而缓解农村资金的不足现状。
农田水利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郑起东提交了《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论文及其报告，就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的三个阶段作了深入探讨。认为民国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具有三个特点：一、统一水利行政，提升水利机构地位；二、因地制宜，开辟多种筹款渠道；三、中央、省、县结合，大、中、小并举。国民政府大力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保证了抗战时期的军粮民食；2.减轻了日伪破坏农田水利造成的损失；3.促进了西部的开发。此外，报告还对民国农村的差徭、税收等问题从史实和论证方面作了讨论。除了专题性研究，他还指出许多理论需要深化，提出在农村历史研究中注意三方面的结合：1、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研究农民不能就农业谈农业，必须与财政、物价、税收、工资等因素联系起来，2、动态与静态的结合。如“三农”政策，政策本身是静态，政策的实行是动态的，政策本身与政策的实行往往有很大的反差。这就需要将动态与静态结合起来，作系统的长时期的考察，形成动态系列的历史分析。3、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此外，他还强调研究农村问题，要注重历史的启示。民国时期政府的政策与现行政府的政策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将其对比研究。
二
长期以来，史学界围绕着施坚雅的市场理论所提出的六边型区域抽象模型，展开激烈的争论，至今余波未平。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史建云研究员在所提交的论文《对施坚雅市场场理论的若干思考》，从运输成本、生产及土地潜力开发、市场、社区理论等方面重新解读中国农村的模式建构，对施氏理论也提出了不同看法。报告从人口增长、村庄扩充、基层市场、中间市场、集成市场诸要素和层级关系上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并从中国农民个体的理性选择与群体共生的发展趋向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南开大学的许檀教授也加入这一问题的争论，她在提交的《对史建云教授文章的一些补充》一文中，认为学界在批评施氏的理论时，将他的理论放在具体的事实情境中相比较，实在不妥。因为这一理论本身是纯粹的理论抽象，不能指望这一抽象的理论与任何具体市场时态相一致。她进一步指出，施氏的核心理论“中心地理论”并非施氏原创，而是由德国的地理学家提出的地理学概念，这一理论构建是以一系列理论假设为前提的。施氏的贡献在于将原属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引入历史学的考察中，为历史学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施氏的市场体系理论与宏观区域理论结合上，存在着重要缺陷。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从实证的角度重新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一个市场体系。
在农业的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市场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其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又有着相当的难度。为此，必须处理好国家、市场与农民的关系。南开大学的丁长清教授在其《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再探讨——国家、市场与农民》一文中，阐明了国家、市场与农民关系的具体内容，即：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农民；国家引导农民，农民是市场的主体，国家的根基；农民关系到市场的发育水平。具体来说有五个问题：1、国家如何适度干预市场；2、市场如何引导农民；3、农民如何适应市场；4、国家如何减轻农民负担；5、农民如何为国家做贡献。最后他强调，实现国家、市场、农民的良性互动，才能使得经济发展、市场繁荣、农民富裕、国家强盛。
就农村的具体市场而言，河北大学的黄正林教授做了《关于西北农村农村市场》的报告，他以西北地区这个比较特殊的区域为范围，利用了大量详实的历史资料，对这一区域近代农村市场进行了长时段细致地考察。报告更多地侧重于经济层面，不仅对农村市场主要形式如共同性市场集市、庙会、特殊性集市如寺院类等作了深入分析，也对其集期以及交易方式的变化、集市功能及其特点、专业市场、特殊产品类市场等问题作了较详尽的探讨，还对晚清民国农村集市发展的历史趋势作了总体性和共趋性研究，指出晚清到民国时期西北农村集市处于一种衰落的状态，其原因有二：一是周期性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对人口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二是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对西北农村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三是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使得农民非常穷困。
三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之一是解决农村城市化问题，其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核心问题，今后20-30年我国农村经济的最大课题也正是如何将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压力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这一课题的解决也需要从历史的发展中寻找线索。天津社会科学院张利民研究员在其提交的论文《城市发展与农民进城》中，考察了近代以来城市移民的特征与农民城市化的制约因素。他认为近代城市人口的增长是机械性的增长。论者将近代以前后近代以后城市人口的增长作了比较，指出：近代以前的移民潮呈现出候鸟式的季节性特征，农忙和春节时期则返乡，其原因是城市发展程度不够，导致了城市的容纳能力极为有限，进而制约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近代开埠以来，移民季节性特征有所改变，移民定居者增多，此局面得益于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城市的容纳空间，为农民的城市化提供了契机与保障。这种趋势与当代极为相似。但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城市的容纳能力绐终有限。农民的流动趋向并非是指向其熟悉的环境，指向与他们居住地靠近的中小城镇，而主要向较大的沿海城市、工矿企业较发达的城市集中。这进一步说明城市经济的发展不充分，限制了城市的容纳能力，从而制约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论者还就人口流动对移入地和移出地的双重作用作了分析，对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谈了自己看法。他指出：对城市而言，外来人口产生了诸如暴力、下层社会、城市问题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对乡村而言，导致青壮年劳力的缺乏和土地的荒芜。要缓解这一矛盾，从城市的角度讲，则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扩大社会化大生产，使更多的农民冲破身份的束缚，转变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姜月忠则从另一角度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途径。他在《从过去上山下乡运动到新时期的下乡上山实验工程》论文中，侧重于中国城乡关系的动态考察，对两个历史阶段的上山下乡运动和新时期的下乡上山作了对比分析，从文化传播视角和城市化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价了两个“上山下乡运动”。他认为：对于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不能全盘否定。面对城乡差别，需要将城市中的先进文化、理念向农村扩散，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事实上一定程度也促进了农村的发展。而新时期的下乡上山运动与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目的手段不同，其绩效也是不同的，表现出几个方面的新特点；一是新时期的下乡运动不是强制性的政府行为，而是在政府指导下民间的自觉行为；二、不是临时性的，而是正常的城乡交流活动；三、不是城市援助农村，而是城乡互动。其交流的内容中广泛多面的，不仅可以推动农村的全面发展，也为城市的展提供了极为广阔空间。论者还从实地考察某企业下乡工程的基础上，论证了在这一工程中如何将处于小农生产的农民组织成现代化企业的生产模式。他最后强调：新时期的下乡上山运动不完全是城市援助农村的行为，还是城市化的一部分；传统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理论仍把目光局限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其实城市化的重要一部分是城市人员、城市要素、城市资金、城市文化向农村扩散。这还有待于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的理论创新以及从历史学领域寻找相关的佐证材料。
农民“离村”，是民国时期最引人瞩目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当时就已经成为学界媒体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推进，这一现象再次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王印焕在提交的论文《民国时期农民离村问题解决途径的现代反思》中，将民国时期的农民“离村”与现在的民工潮在比较的视野中加以分析，认为民工潮集中体现着三农问题，农民离村问题长期困扰着国家与社会。如何使之走上合理有序的轨道，不但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农民离村问题采取过多种举措，不能说没有成效，但都没有解决根本。农民离村问题的症结不在离村本身，而在离村的原因与政府的治理方式。民工潮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农民收入与城市的差距、工农差别以及城乡差别，而非西方国家现代意义上城市工业发展的需求。地方政府把农民外出当作致富的途径，往往采取鼓励的政策。由于城市工商业发展不充分，导致了城市不能接纳所有的民工。流入城市的农民除体力劳动外，毫无其它生存的技能，且农民流入城市带有相当的盲目性，流入成员不能充分就业，即使就业的农民，在人身安全与工资问题上还会经历重重磨难。民工问题体现着“三农”问题。如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民工的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问题，民工的待遇问题，都是“三农”问题的主要内容。中国乡村农民外出的解决需要以其他问题作为前提与凭借。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妥善解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合理安置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异，提高文化素质，控制人口数量，等等。
针对农民城市化、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异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夏明方教授认为，农民问题的解决不能以消灭农民为出发点，除社会生态原因外，也还有文化传统的问题。他提出能否想出一个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方法，保住农民的职业身份，同时推动农民向前发展。他还强调：如果一味的想要“消灭农民”，其成本在中国可能是无法估量的。农民一旦消灭掉，社会生态环境恐极度恶化，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也会断裂。因此，除城市化外，中国农民和农村还有没有其它的道路可选择？
四
目前中国农民缺乏自己的民间组织，使得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如农民缺乏代表自己的组织，很多权益则无法保护；没有合作组织，造成贷款困难；更重要的是没有民间组织，乡村文化习俗无法得以传承，乡村社会无法良好运行。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私塾的衰落与乡村话语权的消灭》中，以乡村私塾的作用为例，强调培育民间组织的重要性。他指出：相对农村社会，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全能组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中介——民间组织作为农民的代言人，农民是作为一个一个散乱的个体直面国家的，而农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国家的扩张。因此，不处理好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不培育民间组织，农村的问题不可能真正地解决。他对某一地区尚存的古代意义上的私熟经过实地调查，矫正了一些过去对私塾功能不全面的看法。过去认为，废除科举，私塾衰亡，一方面导致了农民的师资力量的下降，另一方面使得乡村精英的流失。但在实地的考察中，发现以前严重低估了私塾的地位，在实际生活中乡村真正的文化核心是私熟。私塾不仅仅是传授课业的场所，更承担着维护与承接乡村礼俗的功能，这一系列习俗恰恰构成了乡村文化的核心，是使乡村社会得以运转良好的重要组织形式。民间社会的存在，是农民话语权的前提条件。论者最后强调：要想减少国家对农民的伤害，就得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重新培育农村的民间社会。
对于农村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与正负作用效力，始终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南开大学副教授张思在《一个村庄共同体的五十年——外来压力与内部习惯》一文中，利用了大量通过实地考察搜集到的实证资料，论证了传统文化在乡村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认为，解放以后的50年，国家对乡村的压力、渗透、扩张是空前绝后的，从、、四清运动等一系列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农民的社会意识，在其收集的农民的自述记录与来往信件中显示，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已深入农民的灵魂。此外，各种收据、签单则表明国家对农民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达到相当程度。而另一方面，在外来的压力下，村落内部传统习惯的作用力仍有相当的持续性，如村中保留的时期的分家单、换契单，实证了农村中的很多经济活动仍延用传统的形式。作者最后强调：如何用对立统一的视角来观察国家的变革与农村传统的关系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对于乡村社会的社会分层，过去的研究往往人为地将社会结构中不同的群体通过阶级区分法区分为地主与农民两大对立阶级。山东大学刘平教授在提交的论文《重视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中，提出不同的观点。论者首先从边缘群体的概念入手，指出传统乡村社会基本的社会群体是农民，或者说自耕农。这一群体是乡村社会的主流群体。由于各种内外复杂动因，主流群体分化重新整合，部分农民向上流动而成为地主、士绅官僚或大商人；部分农民则向下流动，成为流氓无产者，土匪等，从而构成了边缘群体。论者进而又提出用同心圆概念来描述传统社会的结构层次。就乡村社会而言，他认为地主、农民是主流群体，流氓无产者是边缘群体，这一结构的稳定性极差。社会结构人群的观念趋向于主流群体，这就造成了现实与观念的心理落差，成为底层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最后论者认为学界对边缘群体的研究有所忽视，应从四个方面展开对边缘群体的研究：一是游民，如光棍、流氓；二是江湖人物；三是土匪、强盗；四是秘密会社、宗教组织。
五
就“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实质、演变趋向与解决办法，学者们还谈了总的看法。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在其论文《历史学视野下的“三农”问题——历史的沉积与现代趋向》认为，“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根本上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30年代，《东方杂志》关于乡村问题关注的历史演进其实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记录。虽然表现形式不同，时代特征有别，但根植于农村、农民、农业所形成的“三农”问题对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制约，却有着惊人的“历史相似”。困扰当代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有着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线索。当然，也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所曾着力解决的问题。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凸现可以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问题，必然是超越乡村本身的问题。回观历史，并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够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也才可以认清其时代特征。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庄维民则在其《对农村问题的实质、缘由、出路》论文中，对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的困顿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近代以来，人们始终围绕着地权问题在争论。80年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了解决的土地产权问题，使农业生产在一段时期内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这一发展并未得以持续，20年以后，农村的各种矛盾再次凸现。因此，农村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地权问题，也不在于采取何种措施减轻农业负担，保护农业的发展问题，而在于如何改变农业物质文明系统，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身份地位的问题。他提出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加速城市化发展，以城市文明系统改造农业文明系统，“消灭农民”，终结大部分农民的现状。他还强调研究农村历史应从长时段宏观的眼光看待农业物质文明，追溯农村问题的各种诱因，探寻对农村问题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论文关键词：农民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各代领导集体：2008年两会
农民问题。始终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解决农民问题，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农民问题，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农民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其中国化、民族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农民观。这充分体现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和实践上。
1马克思主义对农民问题的探讨
农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命题之一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欧洲大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农民阶级的状况，初步研究了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盟、以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形成了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欧洲大陆“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政党要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与农民结成朋友，得到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以上论述表明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第二：农民阶级的二重性。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同时．也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把农民阶级视为一个有先天缺陷的二重性阶级．是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有着保守性。第三：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特别是小农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革命性，但同时也决定了“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进入21世纪，要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必须认识到农民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科学分析和解决农民问题。
2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集体对农民问题理论的重要贡献
农民问题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和突破口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农结盟的思想．毛泽东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提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论断。
他在《国民革命与农****动》一问中。深刻阐明了“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是一个革命性极强的阶级。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同盟军的理论．并把这一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此外．毛泽东同志深入研究了中国农民的特征。指出农民阶级所固有的分散、散漫、文化素质低以及缺乏政治远见的局限，提出了对农民进行教育和引导的论断在对教育农民群众的基本内容和途径的研究后。指出要把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相结合．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农民出身的党员．把农民从文盲和愚昧中解放出来。
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关于农民问题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理论成果。
3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农民问题的新发展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他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也是从解决农民问题开始的．而且扩展到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要在经济工作中“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还说“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中的80％，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以此为出发点，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最为重要的思想：
3．1放宽政策。进行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反复说过：“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而在实际改革过程中则放宽政策。不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农业生产责任制，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这样一来就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3．2重视“科技兴农”战略
“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将来农业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认为振兴农村经济，最终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农业的发展应该把精力放在科技进步的重视上。
这是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结合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4以******、******为核心的第三、四代党中央对农民问题的新突破
20世纪90年代后期．党中央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三农问题”)是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当前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为代表的第三代党中央和以******为代表的第四代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加强“三农”工作的思想和观点，应用、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农民问题理论。
4．1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2003年1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为了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4．2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取消农业税
农业和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以来，针对农民增收难、农民负担重的突出问题．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增收减负的政策措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起步之际．中央1号文件出台了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作出了自2006年1月1El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农业税的全面取消，惠及亿万农民，将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提高农业综合能力和农产品国际市场能力，同时还将引发农民深刻的观念变化．给农村各领域带来深远的影响，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
4．3十七大报告：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改革集体林权制度。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可见．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农民问题研究愈来愈来深入、具体、全面而系统。
4．4 2008年两会关注“三农”问题
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闻名的李昌平先生所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其销售额可高达30万册，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国学者们，也纷纷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如“公司＋农户”的模式等，但是，其结果却如杨鹏先生在《战略与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样，“失之千里”。对策的不适应，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回到三农问题的根源上来，因为根源是影响着对策是否能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应该先试着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这种状态下的三农问题？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失却了这种根源性的认识，那么，所提出来的对策也就只能是无根之枯木，从而陷进了张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逻辑”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学者们关于三农问题根源的讨论，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回顾，最终将其归结为福柯的“人类学”的范畴之中，并指出人的价值的不断提高乃是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寻三农问题的根源这一问题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经济学，特别是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这可能是也是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性所决定。这方面的尝试始于张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佃农理论》一书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业的一个先河。它摆脱了以往像亚当·斯密，马歇尔等经济学家在土地问题上所引起了无休止的理论性争吵，而一开始就从现存的农业现象出发，论证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从而开辟了实证经济学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
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产权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国内学者们也不断地试着用这一理论武器去解释三农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理论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开始，即认为人是理性的，同时在理性的指导之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稳定性（贝克尔），将产权关系看成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
而产权演进的一个最大关键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张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地限制着搭便车的现象（道格拉斯·诺思）。在以往的公有制体制之下，中国并不存在着明确的私有产权，而只是公有制体制之外这种模糊的产权，这一模糊的产权，引发了低效率、搭便车等现象，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明确产权，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引发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在周先生看来，农村变革的根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而是根源于一种更宏大的视野之中——全国的经济大局。从这种视野出发，周先生将现在正在进行的农村改革，视为是继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场“迟到了十多年的”土地改革。对于70年代末的那场土地改革，周先生认为，当时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土地的产权部分地让渡给农民，这在当时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时代里，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文中，周先生给出的答案是：10年文化大革命以及由之而来的经济破产，已经使国家失去了进一步剥削农民的可能性，而广大农民的饥饿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国家不得不推行农村变革。而现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动力已经随之消失。一场“冬眠了十年”的农村改革的兴起，其原因在于“市场大底部”的决定因素，具体地讲，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递减，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农民购买力不足，影响内需，“农民收入增长的停滞已经把国民经济憋住了”，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战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进一步清楚地界定产权，农民收入不可能增长”的对策。当然，这种对策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劳动所得，而是更多的从无名的产权——财产所得，而这种财产收入越发显得重要。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时，费沙（Irving Fisher）的《利息理论》、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已经是作为一个重点来强调。只是在今日中国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对其进行重新的强调、界定罢了。
因而，纵观周先生的推理、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还是站在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只是强调的角度已经不再简单地是交易成本，而从收入－产权的角度，站在整个国家的高度，对整个三农问题进行着详尽的耙梳。这，或许也就是产权经济学所能达到的解释高度罢。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着一条相当清楚的脉络，那就是从国家－农民的相互作用出发，用时髦的话，就是国家－个人的博弈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产权可能是副产品”这种惊人的观点。而这样的分析方式，与政治学上的系统分析法有着极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维·伊斯顿系统分析方法中，系统输入、中间过程以及系统输出、反馈等诸多的因素已经作为政治系统整合的重要因素与过程。在这一方面，他与政治学的系统分析有着相似之处。
从政治学的角度，或者说更宽泛一点，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三农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执行是否彻底。这一法治的视野，主流的观点大致是认为，现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如目前实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规没有过多的漏洞，问题的关键出现在法律的执行方面。执法过程中，渗进着过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标发生了偏转，人治的因素过重。
这种观点，在何清涟的《现代化陷阱》一书中随处可见，因而她们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用道德来加以辅助。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问题不仅仅出现在法律的制定、执法的水平这些低层次的因素，而是出现在整个国家的社会架构方面。他们认为，自建国之后实行的户籍制度，就使中国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社会，一边是享受着种种特别福利的城市，另一边则是被遗忘的广大农村。正是这种城乡壁垒（笔者试图不用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它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详细可见笔者的《混乱的“城乡二元结构”》）束缚着农村发展，导致农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终让整个农民陷入一种可怕的“锁入效应”。因而他们提出了“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这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而解决的对策，也就是破除城乡壁垒，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李昌平）。目前的学术界主流思想很明显地" 转向支持这种观点。
然而，虽然“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这可能会有利于今日中国农民生活状态的改观，但是，若从学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解释，其说服力是远远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释。因为这样的解释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农问题的“外在性本质”，而没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讲的那种“价值体系”，也就是没有真正涉及到一个根源问题——改革的动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则指出的改革动力——市场大底部——是一个很实在、很现实的改革动力！
这些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与整个社会结果是断裂的，其自身是相对封闭”，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贫困群体化”（孙立平，2002）。而在一项更为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是城市下岗工人的断层化，才引发出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换言之，自70年代末的土地改革之后，社会的一种普遍共识是农民已经发展起来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对社会、政府构成极大的压力之际，人们才真正地重新思考着弱势群体的问题，而在这弱势群体之中，自然包含着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这一个历史性的根本问题，竟然要这样地被间接提及，诚可悲矣！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人们就不得不问，到底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政府是怎样行使权力的，竟然使三农问题处于如此的一种被遗忘的边缘化地位？或许，这就是学者们发出了“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种时代的强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够提出“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样的时代强音，确实需要足够的睿智、豁达的胸襟以及宏阔的视野，莫怪乎许前席先生的《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一期）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在《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一文中，作者开宗明义地表明：中国当前的农民问题，如此迫切沉重，对其决断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经济伦理及政策所能应对的，它在不断追求一个“清醒而又坚韧”的政治主导层。在许文中，作者特别反对的是庸俗经济伦理的操练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练者。反对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观，而全然不觉民族整体的政治思想和节操”，反对后者“单单凭借‘良心原则’，凭借 ‘对自己主观信念的无限确信’（亚当·斯密语）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使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生存”“漂浮在混乱信众的不确定意见之上”。
作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政治体置人民于何处。古往今来的政治哲学和历史教训，无不揭示着这样的一个真理：人民是事实上的法官。因而，政治体应当以民为本也就变成了理所当然。而以民为本的政治体，也就理所当然地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这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决不是像经济学上所讨论的边际效应最大化为准则，而是一个“政治权力落实到何处的问题”。
在以公民个体为基本单位的现代政治社会中，这样的一个观点也是不证自明的：公民乃一国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体——人口群落之公民。在这个意义上，许先生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决不可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切断公民个体和中央国家之间政治联系，要让这一联系联系高度坚韧化、高度民主化”。换句话讲，国家的爱民之意图，应该“让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许前席先生呼吁一种韦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详细的论述可见甘阳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种汉纳阿伦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场。因为，“作为一门志业的政治，应当是现实主义的，也应当是理想主义的。这两方面如能互补，就是对的。如果各自分离，就都是错的”。
至此，许先生的观点也就显然可见，他认为正是“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深重地压迫着几代人的社会良心”，这与政治的本质是不相符的，这就客观上要求“政治家们和辅政者们必须学会感受这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责任，从中分辨出政治原则的真正要求，并执行正义”。
三
很显然地，在将三农问题归结为经济性还是政治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办法分别出谁优谁劣。但是，在对比之中，我们却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是周先生的分析，还是许先生的分析，都将最后的问题提高到一种人的作用的本质。周先生强调农民在国家－农民的博弈过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许先生则强调，政治体应当以人为本，二者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这种以人为主体的分析，在法国经典作家米歇尔·福柯看来，它们都是属于一种“人类学”的话语体系。
在其扛鼎之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福柯通过对比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发生在西方文化的认识型中的两个巨大的断裂，发现“第二次断裂则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和现时代的开端，在现时代表象理论、语言都消失了，同一与差异被有机结构所取代；人（I’homme）只作为物之序中的一条裂缝而首次进入了西方知识领域，人类学产生了，并适合于人的人文科学的空间也打开了。”言外之意，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语言和劳动也一样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为客观而进行科学的思考范畴之内的，而只有当“一个问题、一个要求、一个理论或实践的秩序”成为一种障碍时，人类学才得以产生，人才能作为问题的思考重心而进入科学的研究领域。在这一人类学的视野之下，人已经无可争论地作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价值也就成为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最终的归宿。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本性前提。
这种以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思维，使我们在处理三农问题时有着一种最终的底线。它使我们明白：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这种为适应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往往是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T·W·舒尔茨）。如50－60年代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农业经济获得了一个增长的契机，这一历史现象促使了广大的农民产生了对制度调整的一种新的渴望。他们要求进行租约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权利的保证等等，并组织合作社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早上好!
我叫陈雪瓶，我的论文题目是福建农村信用社支持海峡西岸新农村建设问题的思考，我的指导老师是张彬老师。现在我将论文写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及主要内容向各位老师汇报，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选题意义
之所以选择写福建农村信用社主要是根植于XX年的一个热点问题：据中国商业情报网报道：农业仍成为XX年全球投资热点。XX年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增的1000亿元中央投资已经大体落实到项目，其中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占340亿元，成为最大投资领域。新一轮放贷在XX年展开，六大银行新增贷款三千亿元蓄势待发。而灾后重建、“三农”、中小企业融资这三项，并没有在各大国有银行的考虑范围内，或是把它们放在了列表的末尾。中央政府1000亿元的投资，未来两年总共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带动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大约是3700亿元。农发行和国开行将如何有效的优化资金的配置，将是未来拉动农村金融市场，带动百姓消费信心的关键。而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将如何在国家这一大规模的支农政策中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关键在于解决自身现存的问题。
而之所以将福建农村信用社的建设与海峡西岸新农村建设联系在一起，主要出至于为了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福建省农村信用省联设出台了《关于发挥农村金融主渠道作用，大力支持现代农业发展，服务海峡西岸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意见》的一号文件，指导全省农村信用社的进行支农工作。
因此，本课题主要针对福建农村信用社存在的存在着资金、外部环境、信贷方式、人才等方面的问题，同时相应结合福建地方经济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对福建农信社提出改革的建议和对策，使其更好的为海西新农村的建设服务。
文章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一、我国政治发展与“三农”问题的关系
理论界对政治发展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直到现在，绝大多数的发展理论家仍然把民主视为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1］笔者认为，政治发展的核心价值应该是民主和法治的统一。因为民主和法治就像飞鸟的双翼或硬币的正反面一样，互为条件，相互依存，互为表里。就如虞崇胜所说：“民主与法治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结晶，追求民主与法治是进步人类的共同目标。”“只有内涵民主的法治和受法治约束的民主才是人类的福音。”［2］因此，民主和法治共同组成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它们的实现程度也成为检验政治发展的试金石。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我国的宪法规定，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统一。宪法保障我国公民享有广泛而充分的民主权利。法治建设也取得长足进步，大量规制行政权力的行政法律，比如《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相继出台，对防止权力滥用起到较好作用。同时，《劳动合同法》、《物权法》等规范市场行为，保护个人合法财产，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也相继产生，我国逐渐形成有法可依的局面。但是，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和法治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因此，我国政治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制约我国政治发展的因素比较多，“三农”问题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三农”问题，即农民、农业、农村问题，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城乡综合症。它既是对农村贫穷落后，农民贫困失业、文化素质低下，农业落后和农（牧）业生态环境恶化等的一个总概括，也是对工农发展失调、城乡发展失衡和现代化畸形化的一种折射。［3］新中国的“三农”问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殖民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榨和掠夺，使得中国农村越发衰败：“中国农村生产力，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日趋破坏，这种破坏表现于：一、灾荒的频承……二、每亩产率的降低……三、荒瘠土地的增加……”［4］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民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党和政府加强社会主义农村的建设。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时期，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中国农村建设起色不大，1953～1978年，农业平均增长速度仅为2.06%，与同期2.0%的人口增长率大体相等。［5］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一整套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的社会生产力。但是，由于“三农”问题是一个“百年顽疾”，加上对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三农”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民一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直到今天，农民仍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村占全国90%的国土面积，是农民的居住场所，是我国工业品最广阔的市场。所以，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和谐就没有全国的和谐，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三农”的这种战略地位，决定了“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影响农村建设，而是一个在全局上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都产生影响的重大问题。
二、“三农”问题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制约
“三农”问题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制约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三农”问题削弱我国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经济基础。
首先，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建立在必要的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强调：“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越大。”［6］因为只有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后，民主生活才能成为被考量的因素。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层次从低到高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人只有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以后才会对高层次的需求提出要求。民主需求处于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序列。如果人们还为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奔波，很难想象他们会热心参与政治活动，过问民主生活。诚如亨廷顿所说：“十足的穷汉，由于太穷而无法过问政治，不会空着肚皮去大喊大叫。他们与政治无涉，麻木不仁，并且缺乏与传播媒介的接触，也无其他方面的刺激，故而提不起兴趣来投身于政治活动。”［7］对于穷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生计问题。我国许多村庄，经常出现要么由于农忙，要么由于绝大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而导致村民自治无法正常开展的现象。其次，民主选举，民主集会，相关信息的上传下达，都需要一定的场地、交通、通讯方面的物质设施作为后盾。我国许多农村落后地区，交通不便，通讯不发达，召集村民集会非常困难，使得这些地区的村民民主政治大打折扣。与经济落后的村相比，“在经济程度发展较高的村，选举的民主程度，村务决策的民主程度，以及民主管理和监督的程度均要高”［8］。这充分说明了“民主转变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作为条件”［1］。最后，“三农”问题妨碍我国民主政治的温床———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民主政治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既得到理论的支持，也得到事实的支持。”［1］但是直到今天，我国许多农村地区还处于自然、半自然的经济状态之中，那些地区农民养牛为耕田，种粮为吃饭，市场发育水平低下。农村的这种市场发育现状，显然很不适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同时，也只有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后，法治国家才有可能。法治不等于按照法律条文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真正的法治国家是一种政治文化成果，一种从传统中衍生出来的政治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一种民主、公正、自由的政治文明秩序。”［2］西汉时期司马迁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只有丰衣足食，道德原则才可能得到固守，法律准则才可能得到尊崇。而“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必须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9］。因此，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确实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一大障碍。同样，法治的推行也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的经济活动者希望通过公正合理的规则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社会的这种需要是法治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所以，我国农村低下的市场发育状况，也极不利于我国推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2.“三农”问题削弱我国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社会基础。
“民主依赖于一个壮大的市民社会”［10］，“只有在具备发达市民社会时，法治国家才有可能。”［11］因此可以说，市民社会（或称公民社会civilsociety）是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根基。“我们把公民社会当做是国家或政府系统，论文格式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12］市民社会以中产阶层为主导阶层，以现代民间组织为载体。中产阶层是指社会资源占有上既不属于社会上层，也不属于下层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社会分层群体。在转型社会中，中产阶层以市场为舞台，崇尚公民文化（以倡导公平正义，崇尚民主，尊崇法治为中心内容），对权力腐败和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他们渴望社会为自己提供公平合理的竞技规则和宽松的奋斗环境，以充分展示自我和实现个人的奋斗目标，所以，民主和法治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两样东西。在民主和法治体制建立起来后，他们又成为自觉维护这一体制的主力军。由中产阶层组成的现代民间组织是一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民间社团。这些社团的健康发展，成为崇尚民主法治，伸张公平正义，抑制权力滥用，挤压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重大社会力量。因此，“政府部门与公民社会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合作管理，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关键所在。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础。”［12］我国“三农”问题的长期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中产阶层的正常发育（目前我国中产阶层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3%［13］，是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今天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仍处于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现代橄榄型过渡的初期阶段），极大地限制了我国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根基———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从而严重抑制了我国民主和法治的进程。
3.“三农”问题削弱我国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文化基础。
民主和法治不仅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是文化发展的产物。因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4］；“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组织原则，如果没有其得以运营的社会根基和缺少赋予这些制度与组织原则以真实生命力的现代心理基础，也会变成一堆废纸或导致畸形发展［15］。”列宁曾就文化落后对苏维埃实现民主的制约作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作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复活。说起来苏维埃政权是全体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做起来却远不是人人都能参加。”［16］基于这种现状，列宁作出了振聋发聩的论断：“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17］这些说明了民主化和法治化要能够顺利推进，公民除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外，还必须具备相应的民主意识、民主知识、民主习惯及法治意识和法律习惯。也就是说，科学文化的普及，崇尚民主，尊崇法治的政治文化的勃兴，民主理念和法治精神才能较容易地内化为人们的主体意识，国家实行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才具有现实可行的文化和心理基础。
我国由于“三农”问题的长期存在，农村地区人们思想文化水平整体上偏低，民主法治观念淡薄；官本位，家长制及大男子主义现象在一些农村地区还相当普遍。这种文化土壤极不利于民主和法治的生长和发展。由此观之，“三农”问题不但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解决“三农”问题，不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需要，而且还是加快我国政治发展的需要。
三、解决“三农”问题，促进我国政治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20年回顾
摘要:文章对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作者本人近20年来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系统的总结。文章回答了作者将学术目光聚焦在农村问题上的缘由,并强调社会科学必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转换其研究内容和方法,变革的方向是为社会改革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出现社会发展与社会科学的良性互动。文章阐明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基本内容及其实质,在谈到近二十年来理论务农实践的主要体会时,作者指出,我们悟出了一个道理,这就是社会科学只要面向社会,紧紧联系实际并为政府决策和社会改革服务,同样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最后,文章还对我国政治体制的现状进行了宏观评估,并指出了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继续坚持理论务农的方向下尚须加强和改进的方面。
关键词:农村问题;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在我国农村,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于1983年实行政社分开、恢复乡政府,1987年试行村民自治以来,政治体制的改革实际上也从农村基层拉开了序幕。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伴随农村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的进程,近20年来在“理论务农”口号的引导下,经过艰苦努力,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现在回顾近20年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所走过的历程,希望通过对我们研究工作的反思,能对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聚焦中国农村问题的缘由是什幺原因促使我们一个时期来将学术研究的目光聚焦在中国农村问题上呢?首先应该强调指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反思乃是我和中心的学者们能将学术目光聚焦在农村问题上的前提。我本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已近半个世纪,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的25年,尽管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可是从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看,总跳不出一个“怪圈”,那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经院式、教条式的研究。我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遭遇,应该说,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学风。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学风方面的问题外,还有社会环境方面的诸多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乡村和城市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科学界也被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同时也对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挑战: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遵循什幺方向?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要不要变?在反思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唯书、唯上、不唯实”了,不变是没有出路的。社会科学必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转换其研究内容和方法,变革的方向是为社会改革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出现社会发展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良性互动。其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这种国情决定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而且,“三农”问题将伴随整个现代化的全过程。实际上,我们的改革正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如此关注农村问题的时代背景。 第三,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不久的政治学研究主要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宏观构造方面,这被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然而,政治实践常常以其自身的执着超越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作为中国改革始点的农村改革的实践将政治学的目光由国家上层引向农村基层。延续20多年的制度的解体,不仅是经济体制的变革,同时也意味着政治体制的变动。经济体制的变革要求有新的政治体制来与之相适应。而新的政治体制的形成显然有待时日,并因此向政治学研究提出了需要关注的课题。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才明确地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口号,将政治学研究的视野投向当时主流政治学关注较少的农村基层。当然,就我个人而言,从事农村问题研究是有渊源的,1953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研究生毕业时,我的论文选题就是“农民问题”。特别是解放后,我参加过、合作化、公社化、四清等重大的农村改革实践,在脑子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经常思考着的问题,需要得到科学的答案。 “三个面向,理论务农”是我们的旗帜 “三个面向,理论务农”可以说是我们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旗帜。其中“三个面向”是指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理论务农”是指立足于农村改革实践,服务于农村改革实践。其实质就是理论工作者要研究、探索农村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将取得的理论成果用来为农村的深化改革服务。当然,正如在前面讲到的,我们研究农村问题是从政治学的视角切入的,主要是研究农村政治、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政治组织,特别是村民自治和农村管理。这从我们中心研究人员承担的课题中也可以得到反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心研究人员先后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地方国家机构研究”(这个项目是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合作进行的)、“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研究”、“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还承担了一批国家教委、中华社科基金和省内项目,如“中国城乡基层政治发展研究”、“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研究”、“现阶段农村流动人口与政治稳定”、“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模式比较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研究”、“中外农村基层建制比较”、“湖北省农村村级治理研究”等。 十多年来,我们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际展开的,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领域。而且,我们将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坚定不移地在农村政治这个领域搞下去,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只要功夫深,铁木午磨成针”,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理论务农”,而且要“务农到底”,在这个领域一步步深入地钻研下去。曾经有人对我们的研究方向提出过疑问,问我为什幺老是研究农村问题,言下之意是,我们在农村政治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该撒手了。这种认识,我不能苟同。前面我已经讲到,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三农”问题将伴随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始终,农村问题需要几代人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视角长期研究下去。农村问题研究是没有止境的,不是少数几个人在短时期内能够研究好的。我已经72岁了,已经到了该退下去的时候了。可喜的是,我们中心已成长出一批“立志务农”的中坚力量和学术新秀,他们肯定会在农村政治领域坚持研究下去,而且会一步比一步深入。 理论务农道路上迈出的四大步 那幺,近20年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理论务农的道路上做了哪些工作呢?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心在“三个面向,理论务农”方面迈出了“四大步”。第一步是,走出校门,走向社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中心成员走出校园,到县以下最基层的农村进行调查,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不仅到过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深入到贫困的沂蒙山区、太行山区、王屋山区、大别山区、西北黄土高原和大戈壁、湘桂黔少数民族地区和五指山黎族苗族地区。撰写了100余份调查报告,从而对中国农村变革有了一个宏观上的把握。第二步是,由面到点,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在全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选择了6个重点村和18个对照村进行个案研究。中心成员在个案村不是简单地听听汇报,看看材料,而是安营扎寨,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既听干部的,又听群众的;既要看材料、听汇报,又要看实际工作的运转情况,对个案村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调查。比如,我和项继权博士到山东章丘市向高村调查,正赶上农忙,项博士就一边和农民一起打麦子,一边和群众谈心,这样的调查 很受农民的欢迎。由于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掌握了许多不易了解到的情况。通过对个案村的深入调查和对比研究,我们已经发现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从传统型、能人型走向法治型的某些共同规律,初步探索出世纪之交的“治村之道”。第三步,从点上的研究到参与许多重大改革决策的论证。比如,1987年山东省莱芜市“简政放权”的经验,1989年莱西市农村“村级组织三配套”的经验,1990年章丘市创造的“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的经验,1992年邹城市乡镇“依法行政”的经验和1998年河南辉县关于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经验等,在全国推广前中央有关部门都请我和徐勇教授等参与了考察论证。1995年,全国评选“模范村民自治县”,我又受民政部的邀请作为专家学者先后到广东、福建、新疆、甘肃、宁夏等五省区参加了农村村民自治示范县“达标”的考察和评选工作。参加上述工作既推动了农村村民自治的伟大进程,又促进了我们的学术研究。第四步,从理论回归实践,进行村治实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成果往往只是出一本书或写一些文章就完了。可是这些成果正不正确,对实践有没有指导意义,还没有得到检验。于是,我们决心突破以往的做法,要亲自把研究得出的结论,运用到一个村去进行实验、比较,通过实践检验、修正结论,再指导实践,并更好地为实践服务。在湖北省省委书记贾志杰同志的亲自关心和支持下,我们的设想得以付诸实践。从1997年3月起,中心理论工作者先后有两位教授、两位副教授、两位博士、四位硕士参加了湖北省黄梅县水月庵村进行的“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实现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的实验,迄今,实验已进行了两年,从总的来看,实验是顺利的、有成效的。通过实验我们将编写出版《民主、法制与内动力——水月庵村村治试验》一书。 通过十多年来的努力,我们逐步悟出了一些道理:首先是走不走出校门、深不深入社会不一样;走出去后,搞不搞个案研究,搞不搞实验又不一样,要做学问而不能“座”学问,也就是说要“面向社会”。其次是和实际工作部门结不结合不一样,参不参与到政府决策中去不一样,也就是说要“背靠政府”。“背靠政府”有两层含义:一是没有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很难深入农村。这里我要代表中心全体理论工作者向曾经给予我们关心和支持的各地各级政府,特别是民政部门和农委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曾经为我们的调查研究提供了诸多方便。二是不依靠政府就会迷失研究的方向。一段时期以来,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政府决策是脱节的。政治家搞政治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搞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是“两张皮”,结果是政府决策缺乏理论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缺乏实践支撑。于是,我们确定,政治家决策什幺,我们就研究什幺。只有更好地为政府决策服务,才能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并使我们研究的结果产生社会效益。第三是只有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才能丰富我们的教学内容,推动教学改革,才能更多地培养出高素质的研究生,为国家输送有用之才。 苦在其中,乐在其中;自甘其苦,自得其乐 曾经有人问我:农村实证研究是很辛苦的,是什幺支撑着您以年逾古稀之身仍孜孜不倦地从事这项苦差事呢?这实际上也是我经常反思的一个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里,也就是我的后半生,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与全国少数学者一道最先参与了政治学学科重建的努力;第二是确立了农村问题研究的方向并建立了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到农村去搞研究是辛苦的。这些年来,我不顾自己年老多病,经常下到县以下的农村基层。在人们蜂涌“下海”经商的时候,而我们却坚持“上山下乡”,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吃了不少苦头。下到农村常常感到吃不好、睡不好、洗澡难、拉屎拉尿也难。有一次我和徐勇教授到四川渠县(全国贫困县之一)的一个最贫困的村——白石村调查。老乡把我俩安排在他家最好的一间房里最好的一张床上休息。可是就在这一晚上,隔壁猪圈里的小牛叫了一夜,吵得我们整夜不能安眠。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初我参加红安时,当时强调与农民“三同”,要过“三关”,深感今天自己和农民的距离越拉越大了。不过,尽管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可也尝到了甜头。这甜头就是我们取得的一批研究成果,对推动农村改革的深化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有所裨益,并且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正因为如此,在理论务农近20年的岁月里,我们是“苦在其中、乐在其中”,“自甘其苦、自得其乐”。此时,我更感人生苦短促,应该老有所为,更感到自己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好象刚刚开始,不能止步。
社会科学也可以转化为生产力 近20年来,在坚持“理论务农”的道路上,我们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首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撰写了100余篇调查报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专着10余部。其中我和郑邦兴、吴志龙、王克安、项继权等合着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及系列丛书,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该书在北京、印度召开的“农村基层自治学术研讨会”等国际会议上受到中外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被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誉为“是国内关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领域的最为全面、系统和具有权威性的一部专着”。我和徐勇教授主笔,与项继权、吴毅等合着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在1995年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中获“一本好书”的一等奖。目前,我们正在撰写和组织出版一套“村治书系”。书系第一本,徐勇教授的专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已于1997年底面世,第二本《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也于2000年8月出版。还有《民主、法制与内动力——水月庵村村治试验》等多本着作也将陆续出版。中心成员的文章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文摘报》等权威报刊转载。现在许多国外学者在论述中国农村政治问题时,都引用我们的成果,他们来中国农村作学术考察,都要到中心来访问。 二是得出了一些关于农村改革的重要结论。择要述之,1.我在学术界首先概括并提出了在制度解体后,在我国农村已经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新的政治模式,即乡(指乡镇政权)是国家依法设在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村(指村民委员会)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治乃是乡政的基石。乡政和村治的结合使我国农村政治有了全新的内容,今天我国广大农村就是通过5万多个乡镇政权和90余万个村民委员会来进行治理的。最近我有一本书由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书名就是《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乡政村治”的模式》。2.中国政治的城乡非均衡性。徐勇教授在其专着《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运用政治社会学和历史比较分析等方法,系统比较研究了中国城市和乡村政治社会状况及历史变迁,从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政治的城乡非均衡这一特性,这对于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特别是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和特点,有着独特的价值和魅力。3.村民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村民自治的实行,将我国“九亿农民”纳入到民主生活的大熔炉之中。我国农民的政治素质和民主意识正在民主实践中得到提高。而且,作为一种法制化的基层民主,它很好地解决了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讲到,如果说安徽凤阳小岗村实行的土地承包到户启动了整个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那幺村民自治的推行则揭开了我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并将成为整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三是培养了一大批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十多年来,我们培养的研究生大多工作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党政机关,不少人还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此外,我们还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培训了一大批合格的基层干部。如武汉市民政学校举办了20多期乡镇干部培训班,几乎每期都请我去授课;山东省民政厅在珠海举办的民政干部培训班和青岛市委组织部、民政局、市委党校在崂山举办的民政干部培训班,从制定培训计划、选用教材到具体授课都是请我们完成的;最近国家民政部又把编写全国乡村干部培训教材的任务交给我们,尽管我们的教学科研任务压力很大,时间很紧,但是想到为乡村干部培训做些工作所能带来的社会效益,我们还是接了下来。 事实证明,社会科学只要面向社会,紧密联系实际,并为政府决策和社会改革服务,同样可以转化为生产力。 对农村政治体制现状的评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政治体制也不例外。那幺,经过这些年来的改革,我国农村政治体制现状如何,今后又将怎样发展呢? 应该说这十多年来,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正如前面我提到的,如果说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到户启动了整个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那幺可以说,村民自治特别是村委会民主选举揭开了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这样的评价是丝毫不过分的。我们决不能低估了十年里农村推行村民自治,把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基层所取得的成绩和意义。但是,自从实行村民自治以来,一些人就一直持有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农民素质低,是不可能搞民主的。他们实际上是忽视了农民群众的智能和改变现状的积极性。村民自治反映了解体后,日益成为经济主体的农民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当时制定和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彭真委员长是做了许多工作的,他的作用首先在于发现并肯定了“九亿农民”的要求。当然,在我们这个存在着深厚封建专制影响的国家里,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注定是一个渐进的、曲折的和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但是我们不能等到条件完全成熟的时候才去实行民主。农民也只能通过自身的民主实践,去学。这条路必须走下去,舍此别无它途。如果有人要走回头路,“九亿农民”是决不会答应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低估了目前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必须看到,在广大农村村民自治实行得比较好的村毕竟还是少数,不少地区虽然也建立了村委会组织,也按期进行了选举,也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但是离真正的“村民自治”还有较大距离,有些地方的村委会甚至还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就是在那些村民自治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各种自治组织和规章制度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应该看到在有些地方,时期传统的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及行政方式并未彻底改变,还有很大的影响。总之,一种能适应农村变化了的生产方式,利益关系及人们变化了的思想观念的新型的农村基层组织体制虽已建立,但仍有待健全和完善。实行“村民自治”任重道远。 在哪些方面还有待加强和提高? 回顾过去,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展望未来,我认为中心在学术研究等方面都还有待加强和提高。 当前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我们的研究还缺乏系统化和理论的升华。也就是说,尽管经过十多年来的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也出了不少成果,但是对这些材料的系统整理,使之上升为关于农村政治的理论仍显不够,当然,这种不足也是任何实证研究都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另外,我们还要拓展研究内容,不仅仅只局限于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政权。一是把对村民自治的关注提升到研究“乡村互动”。前面我谈过村民自治最终会引起整个国家政治体制的深刻变革,这个过程是由层层互动引起的。我们关注乡村互动就是要研究村级实行自治和直选后,乡镇一级怎幺办,乡政面对来自村治的冲击又是如何反应的。二是农村治理也是我们今后一段时期关注的焦点。当前,许多县乡的领导对经济发展高度重视,而相对忽视了改善和加强农村的管理。根据我们的研究,现在许多农村地区的经济搞不上去与管理混乱有很大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就是政治对经济的负面反作用。因此,如何完善农村的管理体制,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一个实践已经提出并急需在理论上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此外,我们今后的研究内容还要扩展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去,扩展到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上去。从研究方法上看,我们以前主要是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研究农村问题,现在看来还不够,今后应从多学科的角度,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角度来共同关注农村基层的问题,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与碰撞,会产生更多的思想火花。还有,以前我们做得比较多的是经验研究,今后要在量化和细化上下大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