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希 期刊:《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第04期
《毛诗正义》是一本注解《诗经》的注书,历来研究者多认为其注疏原则是"疏不破注"。实际上,在孔疏对毛传、郑笺的注解中,不仅是单一的因袭旧说,更多的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补充和纠谬,从而完善了对《诗经》的注解。以《诗经·小雅》为例,着重分析孔疏中三个方面的创新之处。
西方现代话语体系具有突出的科学理性、分析理性,其长期的霸权地位导致全球话语单一性。西方哲人对此已有深刻思辨,但难以找到其他话语范式来突破这一困境。儒学经典及其注疏所形成的传统中国经学话语范式突出整体思维和转化思维、“君子人格”与“家国天下”价值引领、历史性和情境性意义建构特征,可为突破全球话语单一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独特的话语智慧。为将这样的中国传统话语范式加以跨文化表达,使其为全球话语多样性...
一、聂诗与侯注侯老井天走了,他在崎岖的人生征途上走过86个春秋,于2010年7月19日因病与这个世界永隔。人不见,但曲未终。他的名字将为后人所铭记,不是因为他的艰危沉浮人生遭际,而是由于他殚23年之心力,完成了聂绀弩旧体诗的搜集、注释、集评。聂绀弩是当代文坛宿将,其诗突破传
作者:鄢秀; 郑培凯 期刊:《东方翻译》 2017年第01期
《论语·里仁》中有一句“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似乎很明显,就是,早上听到了“道”,晚上死了也不冤。孔子的这段话,言简意赅,如何译成英文呢?译得好,可以呈现出孔子雍和通达的心境;译得不好,就成了“菜英文”,贻笑大方。让我们选出几种著名的英译,看看这些向西方传递中国经典信息的大家,是否能够恰如其分地展示夫子的境界。
作者:鄢秀; 郑培凯 期刊:《东方翻译》 2017年第02期
《论语·八佾篇》第二十二章"管仲器小"在历代经学注疏中有不同的诠释。本篇尝试厘清各家之说的关键所在,比较六家英译者的翻译文本,指出翻译《论语》这一章的困难,不仅来自许多名物与事迹的诠释,由于时代久远而产生历史隔阂,莫衷一是,成为费解的难题;更因为孔子在此强烈批评了管仲"器小",引发了历史人物如何评价的争论,造成历代经学对此章的阐释,涉及了孔圣人的论断,难免要面对圣贤的主观臧否。圣人的评论自然会影响经典的阐释...
作者:张叔宁 期刊:《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第01期
作者:伏俊琏 期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8年第01期
孔子曰:“民之所由生,礼为大。”(《礼记?哀公问》)人类从蒙昧至文明,礼仪乃第一缕曙光,先秦诸子多有论述,至现代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最初文明:文明起源之考古学》所倡言,全世界遂笃信为文明之标志也。《荀子?劝学》论礼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在《春秋榖梁传疏》中,杨士勋将《榖梁传》中前后出现的内容相同或意思相同的《传》文称作“重发传”,认为这些“重发传”是《榖梁》作者有意为之的,因而尽力找出“重发传”的缘由。其实《榖梁传》传文的重发多随意,杨世勋“重发传”概念的确立并非有效的经学诠释,且他是在混乱《经》《传》关系的情况下对该现象进行解释。其致误原因则与“榖梁学”历史积淀不足,杨士勋水平欠缺、逻辑不清晰及其受唐初学风影响有关。
作者:孙英 期刊:《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 2005年第02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类也。”(《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卷十四下,中华书局)
作者:李亦茹 期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04年第06期
不少清代注疏体文献具备检索某些古代学术观点和语词的功能,可帮助我们检索许多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历史资料以及古代学者研究的各种学术观点,特别是一些特殊语词的含义及其在文献中的分布情况.清代注疏体文献的这种检索功能是值得重视并加以开掘的.
关于对佛教经典的注疏如何看待的问题,明末莲池宏在《竹窗随笔》中有一段精彩的评论。当时有人评论说天如惟则会集的《楞严会解》是“天如之《楞严》,非释迦之《楞严》”,莲池回应说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若是初学者对此说法产生了执著,遂抛下所有古人的注疏都不看,那也是错误的。因为若是所有的注疏都不看,独只看原文,那是不是也可以说读者看到的是“自己之《楞严》”,而非“释迦之《楞严》”呢?
田联韬在《走向雪域高原——青藏高原音乐考察研究》中指出:“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界定,不单是适用于汉族传统音乐,它完全可以用于解释我国各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根据音乐体裁、社会功能分类,可将藏族传统音乐分为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三大类。”
虽然目前为《论语》作注疏的相关书籍较多,但这些注疏类著作对《论语》的句读释义却存在较多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急需阐述清楚差异产生的不同原因,将《论语》各注疏著作之间存在较大译注差异的部分分成不同的类别,并针对每一类差异进行举例和译注合理性分析,这样做有助于厘清《论语》原意,并对今人译注古代文学作品有所启示。
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典学研究中心(筹)、《古典学集刊》编辑部主办的“第一届汉唐注疏思想沙龙”于2018年3月10—11日在浙江杭州召开。来自国内外的八位学者参加会议,共提交八篇论文。日本京都大学古胜隆一《郭象在魏晋〈庄子〉注释史上的位置》对郭象《庄子注》与目前残存的东晋崔譔注、向秀注、司马彪注进行比较与分析,指出郭象虽然的确踏袭了三家注,但也从独自的视角出发重新全面解释《庄子》。北京大学程苏东《日传本〈五行大...
清阮元校刻《左传注疏》哀公八年载: 吴为邾故,将伐鲁,问于叔孙辄。叔孙辄对日:“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日:“非礼也。君子违,不适雠国。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托也则隐。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恶废乡。
当阮元决定刊刻《孟子》的校勘记时,此书已经面世两千多年了。 但凡一本书在世上流传的够久,不同世代下的思想氛围与文化语境,总会使它变化出成百上千个异字异韵的版本。况且,《孟子》在汉代本是“子书”的身份,宋元以后,它由经书辅翼逐渐升格为儒学宝典。
作者:张兴 期刊:《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6年第06期
《大学》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自从二程将《大学》从《小戴礼记》中单独摘出并编次章句,继之朱子对《大学》一书作章句,《大学》的影响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本文仅以"三纲领"中的"明明德"为研究中心,通过对历代主要注疏的综述,试图总结一下历代关于"明明德"注解的特点。
一、“宋学”形成的历史原因及其学术走向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从治学方法上将汉代以后的经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汉学”,一类是“宋学”。汉学偏重训诂考证,宋学偏重义理诠释。但是,“宋学”概念并不意味有宋一朝的学术。北宋庆历以前的80年间,经学的主要成就是邢爵所主持修纂的《论语注疏》、《尔雅注疏》、《孝经注疏》等经书,这可以说是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贾公彦《仪礼注疏》、《周礼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