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文学系统；当代翻译理论
一、多元系统理论的兴起与主要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了文化层面。最为著名的流派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学派。其代表人物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他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这一理论主要研究动态文化和异质文化。佐哈尔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互动，受系统关系的制约，是一项复杂的动态性活动，而不是一种预先可以固定的活动。所以，从文化形成的角度来看，不同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存在某种互动。因此，翻译在系统范围内也就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些互动相互密切关联。
佐哈尔还认为，传统的研究范式存在诸多弊端，过分侧重于实证主义和物质内容的分析，应该建立在大量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用现行的功能主义范式进行取代。因此，他批评了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代表的日内瓦结构主义学派的静态系统观和非历史观（埃文-佐哈尔，2002：20），转而在总结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之上，创立了一套崭新的理论，即多元系统理论。基于形式主义，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等，是由系统组成了混合体（杨柳，2009：31）。
佐哈尔把文本看作由多个层次组成的结构，让这些结构变成了一种多变的动态网络。一方面，他吸取了索绪尔的“结构”这一概念，同时全面摒弃了索绪尔用静态结构来解释语言系统的做法；另一方面，为了强调社会文化系y的历时和共时的互动作用，提出了“动态结构”的概念。
二、多元系统理论与文学系统
佐哈尔特别强调指出：多元系统论的原则之一，是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这一原则对文学研究尤其重要，因为仍然有人混淆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佐哈尔2002：21）。因此，他为文学系统提出了三对相互对立的概念：（1）经典化和非经典化（canonized and non-canonized）模式的对立，或者说“高雅文学”和“理俗文学”的对比。通常较为保守的“经典化”模式会试图维持自身的主要地位，而其他创新的“非经典化”模式则试图取代前者的核心地位。（2）中心与边缘（center and periphery）位置的对立。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既可能处于中心位置，也可能处于边缘位置。（3）主要和次要（primary and secondary）活动的对立，即创新和保守的对立。对某一文化多元系统进行深入了解，就必须兼顾主要和次要两种模式，对实践中的翻译实例进行全方位描述。
这三对概念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关联，而是由人为设定的，受社会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可以互相转化。一个文本不是由其内在特点来决定其在系统内的地位，而是由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决定。
三、多元系统理论对当代翻译理论的影响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对当代翻译理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影响。第一，多元系统理论让传统翻译研究摆脱了静态和孤立的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领域，以动态观点分析翻译的有关问题，实现了推陈出新。第二，多元系统理论研究强调以大量的个案实证研究为基础，而非假设或解释，译者参与具体研究和论述，使得研究结果更为可靠。第三，多元系统理论之前的其他翻译理论以翻译产品为主要对象，而非理论本身，研究产品成为翻译研究的目标，该理论则强调理论在实践中的重要地位。综上所述，多元系统理论为传统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带来了三大根本性变化，即综合的解释性，合适的实证考查以及理论的历史演化。
四、结语
佐哈尔用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地位、翻译的规范进行了具体阐释，指导具体翻译实践。该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异质的、开放的结构，是由相互联系的各个因素组成的一个多层次集合体，随着其中各因素的相互作用，该集合体也会变化和发展。因此，多元系统理论能够有效地解释人们面临的棘手的社会文化现象，应当以批判性的态度看待。
参考文献：
[1]杨柳.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2]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
关键词： 多元系统 英美女性文学 翻译 “她者”
一、引言
在翻译界内有这样一种说法：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翻译则是联通不同语言之间的桥梁。作为译者，首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忠实再现源语作品的内容。作为翻译家，除了要达到以上基本目的外，更深的要求则是做到准确传达文字的美与雅。自古理论是指导实践前行的明灯，这在翻译界也不例外。自翻译理论诞生至今，各种翻译理论层出不穷，各有所长，但是遗憾的是，一直没有理论能够突破语言层面，将翻译放入一个宏大的版图中去研究。直至多元系统论出现后，才为译界带来了清新之风、革新之风。与此同时，在文学领域中也悄然出现了一股新风尚――女性主义文学，这种文学形式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共鸣和喜爱。在女性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的今天，人们关注女性地位，女性健康，更关注女性心理健康和精神需求，促进了女性主义文学更加繁荣，随之兴起了与之相关的女性文学翻译的热潮。两种崭新的事物，两种带来革新的力量，如果二者相遇，将会诞生怎样炫目的新成果？将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二、多元系统理论简介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已提出的一种理论。早期是在研究以色列希伯来文学这一种模型时，基于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1978年，埃文-佐哈尔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为名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该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由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得以充分的解释。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却又相互依存，且共同构成一个有组织的“大多元系统”。因此，佐哈尔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文化、语言、文学与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只有当做系统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因素构成的混合体时，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与研究。这一理论的提出为研究翻译文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得世界各国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掀起了一股翻译文学研究热潮，对翻译界和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虽然这一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大到世界文化，小到国别（民族）文化的活动图，但这一理论运用最早却是在翻译研究中[3]。多元系统理论中存在三组重要的对立观念：1.经典化与非经典化阶层：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构成一个多元系统的各等级成分为获取主导地位相互竞争，是文学系统进化的原因。2.中心与边缘：该理论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既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例如语言、文学、经济、意识形态）视为系统。3.一级与二级类型：埃文・佐哈尔提出的主导（primary）和从属（secondary）模式的对立“是支配着转移（以及多元系统的整体分层）所牵涉的程序的原则”。他认为，主导和从属的对立，就是形式库里革新和保守的对立。根据左哈尔的理论，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是参与创造，目标语文学中的一级（主导）模式，这时，译者翻译时主要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要不惜打破本国（民族）的传统规范，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当翻译文学处于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从属）模式，主要取归化的翻译策略[1]。
三、英美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一般指具有女性性质或由女性执笔写作的文学，是女性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产物。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女性们呼吁在政治、社会、经济及学术上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权利，最终在所有领域中实现男女平等。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大批优秀的女性作者和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崭露头脚，在以后的时间里更让世界为之折服。这其中，当属英国和美国的女性主义作品在质与量上更胜一筹。英美女性文学的产生以1929年英国作家维尼吉亚・沃尔夫的《自己的房间》为标志。此外，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艾米・谭（Amy Tan）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和金斯顿（Kingston）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都是英美女性文学中的代表作，在世界文坛也具有重要影响。英美女性文学体现出独特的文化意蕴和审美品格，这主要源自作者的基督教文化观念和宗教道德的情感体验。这些作品在宗教与哲学的层面上赋予女性文学一种宏大的、视域开阔的、关怀人类的人文精神，而它的宗教色彩及由此生成的“圣经式”的叙述方式，又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人类文学的话语。随着社会发展，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英美女性文学的翻译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2]。
陆贵山认为，经济领域中存在着综合治理和宏观调控的问题，文艺领域同样也存在探讨文艺全局性问题的宏观调控，经济学中有宏观经济学，文艺领域也完全可以去建构一个具有战略学地位的宏观文艺学。20 世纪是各种文艺思想纷至沓来的时代，也是侧重分析研究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一经在中国大地上吹起，文艺领域里的“百花”随即迎风绽放。于是，诞生了无穷无尽的“主义”、不断更新的“中心”、花样翻新的“批评”、林林总总的“学”、形形的“论”，以及数不清楚的“后”和五花八门的“新”。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主义”、“学说”，确实拓宽了文艺学的研究领域，但与此同时，却又陷入了“跑马占地”、“占山为王”的尴尬境地。即使学者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分析问题的正确性，但是彼此的互不通融和互不认可，使得学术研究难以在更高的层次上拔升。为此，学术研究需要一个宏观的框架，也只有在宏观的框架中、在学术研究的学理坐标上，学者们才能够找到各自的定位与坐标点而不至于陷入“片面的深刻”之中。陆贵山认为: “任何一种学理或观点，如果脱离它所赖以存在的位置或坐标是很难说清楚的，相反，只有从与整体理论框架的关联中，才能获取准确到位的科学阐释。”③所以，只有综合性地把各种文艺观念置放在宏观文艺学的整体框架所属的位置和坐标点上，才能合理地、有效地、持久地体现和发挥它们自身的性质、价值、功能和作用。
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建构
陆贵山的专著《宏观文艺学论纲》( 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年3 月出版) 系统阐述了宏观文艺学体系，是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建构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该书从宏观的大视角，以文学与历史、文学与人文、文学与审美的关系为基本框架，全方位全过程地观察研究文艺现象，全面把握审美关系和审美活动的总体结构，创立和构建起一种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陆贵山宏观文艺学研究的源起和思路，是从恩格斯倡导的“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相统一的思想中发展出来文艺本质观。恩格斯在评论歌德和拉萨尔的作品时，主张用“美学的观点和史学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文艺现象。马克思主义从“美学观点”看文艺和从“历史观点”看文艺是互补的，也是辩证地联系着的。美学的观点，也即审美的观点，离不开历史的社会的内容; 历史的观点，也即社会的观点，必然彰显着审美的特征。因此，文艺的“美学的观点和史学的观点”所体现出的文艺的“美学精神”和文艺的“史学精神”是文艺的重要精神。在恩格斯这一文艺思想的启示下，陆贵山阐发了文艺的人学观点和人文精神。他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点”中可以引伸和生发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观点”，因为历史总是人的历史，人总是历史的人。这样就完全有理由把文艺的本质理解为“史学基质”、“人学基质”和“美学基质”的辩证统一。在这种文艺本质观的基础上，陆贵山阐发了一种带有“母元性”意义的宏观文艺学体系。陆贵山宏观文艺学的母元网络系统，主要是以审美主客体为中心，并综合了文学与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学与审美，文学与人的多方面研究，将文艺中的三大精神，即文艺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有机熔铸在一起，倡导文艺的历史观点、人学观点、美学观点的有机统一。陆贵山认为，各种不同形态的文艺理论、文艺流派、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尽管纷繁驳杂、千殊万类，总可以从宏观的大视角归纳为( 1) 三大关系，即文艺同社会—历史的关系、文艺同人的关系、文艺与审美即文艺自身的关系; ( 2) 三大基质，即文艺的史学—社会学基质、文艺的人学基质、文艺的美学基质; ( 3) 三大规律，即文艺和社会—历史的相关性规律、文艺和人的相关性规律、文艺自身的特殊规律; ( 4) 三大精神，即文艺中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只有以实践为中介和动力，将文艺中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宏大而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取得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新的突破和进展。④陆贵山的《宏观文艺学论纲》阐述宏观文艺学的母元网络系统后，又从文艺的关系范畴系统和文艺的中介网络系统两方面，对宏观文艺学体系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研究，并论述了宏观文艺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建构，初步构建了自成一家的宏观文艺学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理论家充分吸收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文艺理论和西方文艺理论的思想资源，结合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为构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探索，并取得相当可观的学术成就。陆贵山借鉴了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吸纳了文艺生态学、文化学和形式语言符号学的学术资源，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宏观文艺学的框架体系。2011 年 10 月出版的《陆贵山文集》，展示了新时期以来陆贵山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方面的丰硕成果。在“文集后记”中，陆贵山根据自己 50 年学术研究的经验和积累，提出了关于文艺理论研究“一条道路、二大文脉、三套话语体系、四个研究向度、五种价值精神、六大学理系统”的构想。这标志着陆贵山的学术思想更加完备和成熟，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框架也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宏观文艺学的学科特色
( 一) 宏观文艺学的母元性、综合性和主导性宏观文艺学的母元性主要体现在，宏观文艺学能够从总体上较为完整地考察文艺的系统存在和系统本质，而其他文艺学的各种不同的或迥异的微观研究，只是母系统的派生。从文艺的母元网络系统看，文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文艺和人的关系、文艺和审美的关系，可生发出三种基本的文艺理念: 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文艺的三大理念，进而产生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人本主义、审美主义、自然主义、文化主义和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由这六大文论学理系统构成一个更加宏大的文艺理论的框架体系。宏观文艺学的综合性与宏观文艺学的母元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表现有四，即宏观文艺学的普遍性、总体性、统摄性和涵盖性。总之，“宏观文艺学和微观文艺学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宏观文艺学包含着学理的多维度性、多向度性、多方面性和多层次性。各式各样的文艺观念、本体理论、批评模式和文艺思潮都作为整体中的部分，置身于所属的位置和坐标点上，同整体发生有机的内在的联系……宏观文艺学对学理的最高概括是‘文’与‘史’、‘人’、‘美’的完美融合和辩证统一”。⑤宏观文艺学的主导性，与艺术世界的多元现象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时下，无论是从社会结构、意识结构还是文化结构来看，都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多维度的多元构象。尽管这种格局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纷繁与凌乱，但从总体上说，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共生的真实性。如何能更好地让这种格局有序发展，又不伤害某一个理论形态的存在价值，陆贵山构筑的宏观文艺学体系，便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宏观文艺学的作用首先是多元中的主导价值。既然多元并存和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将成为事实上不可改变的精神存在，那么与其任其发展下去造成文艺领域里的无序与迷乱，不如树立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原则，使文艺能够既体现时代与社会的心声，又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爱好的阶层的文化需要与文化选择。总之，在文化艺术领域，无主导的多元和无多元的主导，脱离主元的多元和脱离多元的主元都不能使文艺健全健康发展。陆贵山提出了“当代中国文论的结构应当是有主旋律的多声部合奏”⑥的理论观点。他认为，宏观文艺学选择建构有主导的多元文艺理论形态，进而构筑起“一体主导多元”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 二) 宏观文艺学的民族性、世界性和当代性宏观文艺学的民族性，最能体现中国文艺理论自身的特点与特征，如陆贵山所说:“只有强化、深化和优化文艺学的民族性的研究，才能突现文艺理论的中国特色。”⑦中国的文艺理论经过两千多年的甘苦备尝的学术跋涉，已经积淀了很深的理论学养和自身的学理特征，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在处理民族文艺与世界文艺的关系上，我们首先要坚守的正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下所形成的“民族性”。而这一具有自己鲜明特征的民族性，既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理论渊源，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理论特色。因此，怎样将其救活并使其在世界舞台上焕发出独特而灼耀的魅力，是中国当下乃至将来文艺界的理论家和学者们所应积极追求的学术理路。陆贵山认为: “确立和增强文艺学的民族性，必须进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依靠它的观念活化和当代生成来实现的。”⑧时下，我们怎样才可真正做到既能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又能参与到全球化的大进程之中，是文艺理论界一直关注并亟需解决的问题。“文化、文论的民族化和文化、文论的全球化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说，这实质上是怎样理解文化的差别性和共同性的关系问题。”⑨宏观文艺学的世界性，既要体现出中国文艺作为世界文艺的构成时其自身暗含的文艺的普遍性和共同性，更要凸显作为一种文艺形态其自身的特征与优势。唯其如此，才能真正维护我国文论乃至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才能以文化的差别性和相对性去抵制超级大国的文化绝对主义。宏观文艺学的当代性，不是新名词的代言，也不是花样技巧的翻新。若要从本质上把握住，首先要抓住并处理好文艺的传统与创新、文艺的传统性与创新性的关系。欧阳中石在谈书法创作时曾指出，艺术家既要懂得“从何处来”，也要懂得“到何处去”。这里的“从何处来”，讲的就是对传统的继承; 而其“到何处去”，指的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⑩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曾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瑏瑡这就告诉我们，宏观文艺学的当代性建构，需要批判地继承传统，开放地面对未来。就“传统”而言，由于传统本身所具有的质素，现在的我们，无论是去发扬它的优长，还是去批判它的芜鄙，都不可避免地已经将它作为基本的阐释参照。因此，理性地审视与深度地挖掘“传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要将“传统”中的精髓，随着时代的新变而不断地吸收与发展，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和心态去构筑新的“传统”; 又要对“传统”中的鄙俗，给予严肃而犀利的砭弊，对“传统”中的劣根性，给予一种应有的严厉批判与“不留情”的抛弃。二者同时进行，又彼此依存。诚如陆贵山所说: “必须用历史转折时期的改革开放的自觉意识来理解和建构这个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宏观文艺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必然是开放的: 向人民和人生开放; 向时代变迁、历史转折、社会变革和改造中国人民所处的旧环境的伟大实践开放; 同时也向文艺本身开放。”瑏瑢所以，传统是活着的，它就在我们的身旁。我们不但要去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还应该去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即体现在文艺身上的当代性。“在众声喧哗的当代中国，如何审视地辨析多元文化形态和庞杂的文化信息，寻找能够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基础及其现实境况相适应的文化方略和发展道路，是中国当代知识界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之一”。瑏瑣爱国者必忧民，一个人要想写出真正的好诗，他本人就必须首先是一首真正的诗。在人们的生活中，文学艺术之所以重要，便在于其蕴藉的唤起精神。萨特曾说: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可是当下的文艺创作，已经远离了这种“召唤”，更多的则是戏说。有学者曾不无忧虑地指出: “没有信念，何尝不是今天的文学所面临的最大的精神困境? 要说不正常，这才是最大的不正常。”我们认为，对于当下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来说，亦可作如是观。所谓苍冥欲坠的时代，往往有擎天一柱的诞生。倘若人人都要等到天下的人都变成好人，自己才愿意成为好人，那么天下就没有好人的存在。历史形成的文艺格局也必在历史中发生转换。为了“谋求建立一个各种文艺观念的有序的总体结构和理论框架”，陆贵山秉承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努力建构起了一个带有母元性、总体性、统摄性、普同性、综合性、主元性与世界性的，与各式各样的微观文艺学不同的宏观文艺学体系。《文心雕龙》里，刘勰曾指出“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可见，怎样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于一种理论体系之中，是先贤们希冀发展并努力建构的一种文化精神。在《宏观文艺学论纲》一书中，陆贵山不仅建构了文艺学方法论体系上的理论框架，有效地去囊括、容纳和置放各种有益的批评方法，而且克服了“任何一种局部的真理只要逸出了自己的界限和适用范围，有意识地将它推至极端，上升为涵盖一切、主宰一切的文艺观念，无异于用过头肯定的方式来否定自己，从而会走向问题的反面”瑏瑦的弊端。宏观文艺学的体系周全、意义深远。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如陆贵山在《宏观文艺学论纲》所言及的，宏观文艺学“侧重于从宏观的大视角，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制高点上，鸟瞰文艺世界的全局”。
本文试图将冗余理论引入到企业人力资本流动问题中来，采用人才备用的方法来减少由于人力资本流失所带来的企业生产和经营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生态冗余；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流动
1. 冗余理论
冗余这一概念最早应用于自动控制系统，主要用来解释自动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其核心内容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系统的稳定性能。自动控制系统是由许多元件组成的，元件的组合方式与系统可靠性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1.1 串联系统和并联系统
一个系统是由多个元件组成的，按元件组合方式可把系统分为串联和并联两种系统。在串联系统中，系统元件的数目越多，系统的可靠性越不稳定，其中只要任何一个元件失效，整个系统都会随之瘫痪；而在并联系统中，可以为可靠性低的元件提供备用元件，当其中某个因干扰而失效时，其余元件仍能正常工作，不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若设系统的元件故障率为Fi (i=1,2,…n)，各元件的可靠度为Ri (i=1,2,…n)，Ri=1-Fi，系统的可靠度Rs，那么
在串联系统中，Rs就是各元件可靠的逻辑乘,即
Rs = ( 1 - F1) ( 1 - F2 ) … ( 1 - Fn ) = R1, R2, … , Rn
在并联系统中，Rs就是各元件可靠度的逻辑和，即
Rs = 1 - (1 - R1 ) (1- R2 )…. (1- Rn)
所以，在并联系统中，当备用元件的数目增大时，系统的可靠性也迅速增大。这种在并联系统中，以增加备用元件来提高系统可靠性的方法，叫做元件的冗余。
1.2 备用的概念
备用是藉加入冗余而提高系统可靠性的方法和手段。为了对冗余概念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有必要对备用这一概念作简要说明。
在可靠性理论中，有一种备用叫做结构备用，它分为热备用、温备用和冷备用三种情况。热备用指工作元件和备用元件同时处于工作状态，当一个元件发生故障时，其余元件仍能执行正常功能，只有当所有元件都发生故障时，整个系统才会失效；温备用指备用元件平时预先接受动作所必需的能量，当工作元件出故障后，再接受全部能量，即可进入工作状态；冷备用指平时处于不工作状态或休止状态，只有当工作元件出现故障时，才投入工作的备用。这三种情况的备用在可靠性理论中都有广泛的应用。
2．冗余理论在生态学上的应用
目前，冗余这一概念不仅在自动控制系统可靠论中得以应用，而且已被广泛应用于生态学上，形成了生态冗余理论。在生态学上，Odum定义的冗余是指一种以上的物种或成分具有执行某种特定功能的能力。进一步说，物种或成分是按并联方式组合的，一种物种或成分的失效不会造成系统功能的失效。
在冗余理论中，冗余度（redundancy degree）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它是度量系统内冗余大小程度的量度，用备用元件与工作元件之比来表示。系统的冗余大小对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有着重要影响。冗余过小，将难以长期保持在相对稳定状态上；冗余过大，对增加系统的稳定性固然有好处，但往往造成浪费，加重系统的负担。生态系统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不仅形成了足够多的冗余类型，而且各种冗余也有一定限度，其大小可用冗余度来衡量。在生物界中，冗余现象的存在是非常普遍的，从植物个体到整个植物群落都存在大量的冗余。如植物体的器官冗余，植物群落的物种冗余、层次冗余等。
3. 冗余理论与企业人力资本流动
3.1 人力资本理论中冗余的概念
将冗余理论引入到企业人力资本流动理论中来，需要对其概念进行新的界定。参照生态学上关于冗余的定义，本文将企业人力资本中的冗余定义为：在一个特定的生产单位中，至少有一个以上的人具有某种生产所需的特殊技能。
3.2 企业中的人力资本流失问题
在知识经济成为主体的21世纪，现代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企业人力资本的流动问题，而企业人力资本的流动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人力资本的流入和流出。
一般说来，企业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会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必然会对其员工进行一定的培训，即进行一定的人力资本投资。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企业对这部分员工培训完成后，由于这部分人的人力资本存量得到提高，他们的流动性变得越来越强。
3.3 冗余理论的进一步应用
人力资本是企业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过程当中，经常会受到人力资本流动带来的困扰。为了解决目前我国企业所面临的大量的人力资本流失问题，本文试图将可靠性理论中的冗余理论引入到企业的人力资本管理当中，具体如下：
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对各级人才实行备用管理，提高整个人力资源组织系统的稳定性。对各种层次的人才实行人才备用制度，当某一岗位的人力资本流失后，马上会有处于下一层次的人力资本顶替原来的位置。如果实行这种人才备用制度，企业就不会面临上述尴尬情况。而且，我们也可以借用冗余理论中的热备用、温备用和冷备用来对相应的人力资本进行管理，注重企业后备人才的培养。
尤其强调的一点是，企业不能因为怕人力资本流失而不对员工进行培训。相反，对员工进行一定的培训，会增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使他们认为得到了企业的重视，可以改变他们的工作态度，提高工作效率。
企业可以对员工进行一些特殊的培训，并将培训投资与员工个人的利益需要挂钩，如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工资与职位晋升制度、特殊的劳动合同等来解决；还可以针对不同的工作岗位采取不同的培训措施，尽量缩短培训时间，提高培训效率，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减少企业培训成本还能降低人力资本流动的风险。
参考文献：
1.周海林.可持续发展原理.商务印书馆[M]，2004.6
2.李典友.冗余理论及其在生态学上的应用.南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J], 2006 (3)
3.党承林等.生态系统的可靠性及其稳定性的维持.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8
一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王耀华主编，王耀华、杜亚雄编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2002年8月第3次印刷）由绪论、结语和四章十三节构成，其多元文化的观念和视角贯穿于全书各章节。
在第一章《中国传统音乐的源流》中阐述其来源时，就鲜明地提出了中国传统音乐的“三大来源”说，即中原音乐、四域音乐与外国音乐。
“中原音乐”，指的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音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黄河流域音乐文化。但是，实际上，汉族音乐文化也是古代华夏族和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的长期交融中形成的。”
“四域音乐”，指的是“除中原华夏族所创造的黄河流域音乐文化以外的中华大地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其中，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地区，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祥地。长江中游的楚文化中的音乐文化，色彩缤纷，独树一帜。同中原音乐并为上古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率，相互辉映，相互竞争、交融，进而衍生、发展。珠江流域的粤文化，西南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西北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经由路途的对多种音乐文化传播、交融的作用，以及东北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都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外国音乐”，书中所涉及的主要是印度佛教音乐和列入隋唐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中的“天竺乐”、“高丽乐”、“扶南乐”、“安国乐”及其乐器、乐律、音阶等的传入。这些外国音乐传入之后，逐渐与中国的固有音乐相融合，成为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组成部分。
这样的论述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不仅说明了中国传统音乐是由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同时也融入了周边邻国的音乐文化；不仅说明了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是多元的，同时也指出了汉族音乐文化的本身也是多元的。
第一章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源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予以观照，为全书立下了基调。在以后的各章节的叙述中，均体现出了作者的多元文化观念。如：
在第二章《中国传统音乐的构成》中论及各类民间音乐，尤其是民歌、歌舞、民族器乐和综合性乐种时，都列举了兄弟民族有代表性的音乐品种，其中在新立类的“综合性乐种”（指民间音乐中兼具两类及其以上特点的乐种）中更把藏族的“囊玛”和新疆维吾尔族的“木卡姆”与福建南音并立，对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音乐遗产等方面作了详细的介绍。在论及宫廷音乐时，依据不同朝代的具体情况介绍了宫廷音乐中的多元文化因素，如：“隋唐两代的宫廷音乐不仅继承了传统的雅乐，而且进一步吸收了四方兄弟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先后组成了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坐部乐和立部乐，出现了大曲和法曲等乐曲形式”；清代的宫廷音乐中采用了不少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音乐和来自周边国家的音乐，书中记述了相关的音乐及其乐器，如满族的队舞乐、蒙古乐、瓦尔喀部乐以及回部乐、廓尔喀乐、朝鲜乐、安南乐、缅甸乐等。在论及宗教音乐时，除了阐述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及其音乐之外，同时以大量篇幅介绍了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及其音乐，其中对佛教音乐（包括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音乐）的阐述尤为详细，并论述了佛教对中国音乐的深刻影响与佛教音乐的华化过程，在论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音乐时，也注意到与中国音乐相融合、相适应的问题。
第三章论述“中国传统音乐的音乐体系和支脉”，进一步地以多元文化视角来细察中国传统音乐所使用的音乐构造和特征，并据此将其分成三个不同的音乐体系及其支脉。如果说，“三大乐系”（指中国音乐体系、欧洲音乐体系和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的分类，源自于王光祈在《东方民族之音乐》中提出的将世界多民族音乐的体系归纳为“中国乐系”、“希腊乐系”和“波斯亚剌伯乐系”①的话，那么，对中国传统音乐三大乐系中的支脉划分则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将《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的两个版本（其初版本由王耀华著，台湾海棠事业有限公司于1990年9月出版）相比较即可发现，作者对支脉的划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初版本中只有中国音乐体系之下有九个支脉的划分，即：秦晋支脉、荆楚支脉、齐鲁燕赵支脉、吴越支脉、巴蜀支脉、滇桂黔支脉、闽台支脉、粤支脉与客家支脉；而到了修订本中，不仅在中国音乐体系之下增加为十二个支脉，而且在其他两个乐系之下也划分出若干支脉。对于中国音乐体系的支脉划分，除了对上述九个支脉的名称及范围略有变动（如变“荆楚支脉”为“荆楚武陵支脉”、变“粤支脉”为“粤海支脉”）之外，又新增了三个支脉，即：北方草原支脉、青藏高原支脉、台湾山地支脉；欧洲音乐体系之下划分为东部与西部两个支脉；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之下划分为塔里木、帕米尔与河中地三个支脉。对支脉的正确划分，于中国传统音乐平面的现状研究和纵向的历史研究（包括各支脉中民族及其音乐文化的溯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说明作者观察、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视角进一步向多元文化延伸。
第四章从总体上来论述“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特色”，其中在分析音乐形态特征时，除了以汉族的音乐为例之外，也多处涉及到少数民族的音乐……
据上所述，《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确实是一部全面贯穿多元文化理念和视角来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佳作。诚然，如苛刻要求的话，有些章节的内容尚有充实之余地。如在第二章《中国传统音乐的构成》中似应增加“祭祀音乐”的分类，祭祀音乐不仅存在于宫廷，更存在于民间；不仅存在于汉族，更存在于各少数民族之中。祭祀性的仪式本身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而仪式中的音乐则更多的留存有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信息，是当前保护非物质文化的重要关注点之一。由于部分原始宗教音乐（如不少民族存在的萨满音乐）常被归为民间信仰或祭祀音乐，而《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中既没有祭祀音乐的分类，又不包括原始宗教音乐，因此，造成这部分重要的音乐文化被忽略。此外，“民间音乐”中少数民族的说唱音乐与戏曲音乐，“宫廷音乐”中的蒙古族与藏族的宫廷音乐，似应予以补充叙述；在阐述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理论部分时，少数民族中的重要音乐理论著作及其音乐思想（如出生于喀拉汗国的艾布・乃斯尔・法拉比著有《音乐全书》，藏传佛教萨迦派著名宗师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著有《论音乐》等②）也应予以重视。
二
以多元文化的理念和视角观察、研究、总结中国传统音
乐，不仅对音乐研究领域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实施多元文
化的音乐教育也有着重要意义。
多元文化因多民族的不同文化而构成。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及其未划定民族的若干族群所组成的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这本来是客观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长久以来，我们的音乐界，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被一元论的观念所束缚。一说到世界音乐，即以欧洲音乐为中心；一说到中国音乐，即以汉族音乐为中心。譬如，当前通用的“中国音乐史”，就很少涉及少数民族的音乐历史，几近“汉族音乐史”，直到近年来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的主持下，才开始编撰、出版《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③，至于编撰全面反映中华民族音乐历史的“中国音乐史”，恐尚待时日。当然，这之中不仅是观念问题，还有对复杂史料的掌握问题。但如果我们的音乐史学家们真正具有多元文化的理念，并以多元文化的视角来关注、搜集各民族的音乐史料，从总体上来研究中华民族音乐历史的话，那么上述的期待将一定会早日实现。
关于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问题，现在大家的关注点主要在实施世界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近年来，许多有识之士为在中国实施和发展世界多元文化教育已做了大量工作，翻译、介绍、发表了国外有关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著述，出版了《世界音乐》的教材，并在一些音乐院校开设了“世界音乐”的课程或讲座等等。这些工作当然是应该做的，它们对于推动和促进中国发展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我认为对中国本身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则应予更多的关注。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兴起及发展，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尽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发达国家，与移民的大量涌入而构成民族的多样化有着直接关系；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首先在于这些国家本土音乐文化意识的觉醒。毋庸讳言的是，在中国同样存在觉醒“本土音乐文化意识”的问题，而对人们认识众多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来说尤为如此。因此，在中国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应把中国的与世界的多元音乐文化均包括在内，并遵循由近及远、亲疏沟通的原则。首先应在理念上充分认识中国本身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中国的多元文化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缺失中国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对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而言，不仅仅是极其不完善的，而且还有可能对发展中国音乐带来负面影响。所幸的是，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接受了多元音乐文化的观念，承认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并在音乐教育实践中开始施行以加强本土（本民族、本地区）音乐为标志的多元音乐文化的教育。但迄今为止，能像《中国传统音乐概论》那样全面地以多元文化的视角来总结中国传统音乐的教科书实在太少④，相信在本书的启迪之下，一定会有更多的类似佳作问世。王耀华教授对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关注是全方位的，他不仅研究世界民族音乐，出版了《世界民族音乐概论》等教材⑤，更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国的多元音乐文化的研究与教育上，为中国民族音乐事业与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实践和经验，值得音乐教育界认真总结。
①四川音乐学院编《王光祈文集》,巴蜀书社,1992年3月版第204页｡
②田联韬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册第8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③袁炳昌､冯光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上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④《中国传统音乐概论》原本是为福建师范大学音乐系开设选修课而编撰的｡见该书“后记”｡
【关键词】多元系统 政治词汇 影响因素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政论文的有效翻译对于宣传中国的政治体系、政治思想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了平台。然而，政论文翻译却一直被研究者所忽略，对于党代会报告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对于已有的研究更是缺乏理论支撑，作为政论文一部分的政治词汇翻译更是如此。以色列台拉维夫大学文化研究学院教授埃文・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作为整个翻译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政论词汇翻译可以从多元系统这个新的角度进行探究。
二、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势，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作为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在整个翻译研究系统当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都是其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由此出现了一词多异现象。
三、从多元系统的角度探究影响政治词汇翻译变化的因素
影响政治词汇翻译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如：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赞助商、译者主体性等。通过阅读报告发现，前三种因素对于翻译的影响较大，本文以不同的翻译实例具体阐述影响翻译的三种主要因素。
1.政治因素―党的先进性。2012年以前，该词一直译成the Party’s progressiveness，十报告中却译成 the vanguard nature of the Party。从《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来看，党的先进性意为“中国共产党是进步的先锋，人民应该学习”。《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中，“progressive” 意为“特别是在政治和教育方面，支持新思想新方法”。从这个解释可以明确看出，progressive重在通过新的思想或现代的方法来提高，而vanguard 一词强调的是党的领导地位。党的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更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先进性是我党最突出的特点。从我党所作出的各项成就来看，党的先进性正是党的本质体现。党的先进性建设可以更准确地表达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政治词汇的翻译应顺应新的历史条件，适时作出正确的翻译。由此可鉴，后者的翻译更符合当前的政治条件。
2.经济因素―民生。“民生”一~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报告中分别译为people’s livelihood 和 people’s well-being。查阅《现代汉语词典》可见，民生解释为人民的生计、生活。国家统计局已在2012年宣布中国已经实现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牛津高阶英语词典》当中，livelihood一词解释是为了满足基本的温饱需求去赚钱。而well-being指为了幸福和健康而追求更高水平的生活。“民生”的翻译变化正是中国经济变化的真实反映。正如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的发展与民生密切相关，必须注重社会发展以确保经济的增长和民生的改善，开展社会重组，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正。” 我党专注于社会建设和民生改革，并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可见人民幸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翻译应该根据当前形势的变化，将翻译以外的因素纳入考虑的范畴。
3.文化因素―生态文明。该词在十七大报告和十报告中分别译为conservation culture 和 ecological progress。《现代汉语词典》中，生态意为在某种自然环境下，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也指生物体的特殊的生理特征和习惯。《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中，conservation意指自然环境的保护，该定义明确指出conservation更强调的是自然。在英语词典当中，“Ecological”不仅指自然，也指和植物、生物有关的东西。引起生态文明一词翻译变化的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从字面意思，另一个是从社会环境。在中共中央编译局从事翻译与研究工作的刘仁胜博士曾说在过去的20多年间，国内外从事翻译专业的学者认为英语中的ecological正是汉语中生态的对应词。在Conservation所包含的解释当中就有保护自然资源。然而生态文明不仅指保护自然资源，也指调整生产关系。相对于conservation，ecological能更明确地表达“生态文明”的内涵。
四、结论
运用多元系统理论研究政治词汇翻译为翻译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为了能够更好地对政治词汇进行翻译，时间性、政治感性、翻译规范三方面的因素都应加以考虑。政治词汇的翻译要求译者应与时俱进，站在时代的前沿，根据政治经济的变化适时调整翻译；政治词汇翻译要强调政治，这是根本；翻译规范更应着重强调，遵守翻译规范才能使国外读者更好的了解中国，读懂中国。
参考文献：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德阳618307）
【摘要】伊埃文·佐哈尔是当代著名的文化理论家，尽管他并不以翻译理论家著称，但他在1978年发表的“翻译文学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的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本人也被认为是翻译研究学派的先驱之一。根据多元系统论，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可以占据不同的地位。当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时，翻译倾向于采取异化的方法，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将非常接近原文，做到充分的翻译。反之，当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边缘地位时，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将非常接近译入语文学系统的规范，译文会采用归化的方法，也就是说，译文为了迁就读者，会尽量使用读者所熟悉的语言和结构而牺牲原文。玄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也是四大佛经译师之一。他的译文被称为“新译”。他翻译的佛经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三大译师所译卷数的总和，在质量上也达到自有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在翻译工作的组织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方面，玄奘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旨在在研究玄奘佛经译文的基础上，证明多元系统论有它不适用的地方。简单地说，佛经虽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但依然占据的只是边缘的位置，玄奘的译文也是如此，应该采用归化的方法，即在形式和内容上接近译入语。但是，玄奘的译文一看就是一种“外国文学”，至少和中国古代的文言文是有相当距离的，可以说玄奘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异化的方法，充分保留佛经原文的特点。这和多元系统论是不一致的。本文将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关键词 伊埃文·佐哈尔；玄奘；多元系统论
伊埃文·佐哈尔是以色列特拉维夫文化研究学院的教授，他在20世纪70年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论。根据这一理论，文化、语言、文学和社会都不是由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由相关的元素组成的系统。在文学这个大系统中，各个系统所处的位置又不尽相同，有的系统处于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有的处于边缘位置。多元系统本身不是静止的、固定不变的，由于社会文化因素，有的系统会从边缘走向中心，有的会从中心走向边缘。那么，翻译文学什么时候会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中心的位置呢？伊埃文?佐哈尔认为有三种情况：第一，当一个文学系统处于还没有被固化，还很年轻，还处于被建立的时候；第二，当一个文学系统本身即处于弱势或是边缘化的时候；第三，当一个文学系统遭遇转折，危机或是遇到真空的时候。很多翻译作品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式，出现了所谓的欧式汉语，因为译文要在内容和形式上尽量接近原文和译入语。那么，翻译文学什么时候会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边缘的位置呢？与上面相反，当一个文学系统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学范式，已经被凝固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建设的时候；当一个文学系统和其它文学系统相比较处于强势或是中心地位的时候，或是这个系统自认为如此的时候；当一个文学系统处于鼎盛时期，没有出现转折、危机或真空的时候。事实上，中国文学从春秋时期就建立了自己的文学范式，经过两汉、南北朝的发展，到了隋唐时期，中国文学已经相当成熟了，也可以说已经凝固化，已经完成了建设自己的阶段，剩下的工作是在已有的大厦上装修了。中国文化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论到了明清时代这是否还是事实，至少中国文化自己是这样看自己的。此外，隋唐时期正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因此，在这一时期，翻译文学无论如何只能占据边缘的位置，佛经的翻译也不例外，鼎鼎大名的玄奘的翻译也不例外。
佛经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从东汉时期摄摩腾、竺法兰译出《四十二章经》经多部经典到宋代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北宋译经终告寝息为止，一共有长达1千多年的历史。若是算到清代佛经在汉文、藏文、蒙古文、满文之间互译，中国佛经翻译则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这其中，涌现了四大译师，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鸠摩罗什和玄奘。尤其是玄奘，他的译经事业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的最高峰。关于翻译，有三个关于玄奘的问题值得提及。第一个问题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的理论，就是说，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有五种情况不做意译，而只是音译。这五种情况是：（1）多含不翻：如“薄伽梵”，指世尊，是佛陀的名号之一，又含有自在、炽盛、端严、吉祥、尊重等义。又如“摩诃”，含有大、殊胜、长久及深奥等义。（2）秘密不翻：如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以及各种经咒，一经翻出，就会失去它的神秘性。（3）尊重不翻：如“般若”，不可直译为智慧，“三昧”不可直译为“正定”，“涅磐”不可直译为圆寂或解脱等。（4）顺古不翻：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可直译为“无上正等正觉”，“阿罗汉”，不可直译为“无生”，“菩萨”不可直译为“觉悟”等。（5）此方无不翻：“此方”，就是指中国。如印度的庵摩罗果，形似苹果，其意为“无垢清净”，食之可除风热，但中国没有。佛经中常以“庵摩罗果”，来比喻地球的形状。第二个问题是玄奘在翻译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和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等翻译技巧。第三个问题是玄奘设立了译场，分出了十一个不同的职位，使集体译经制度化，系统化，保证了翻译的质量。玄奘的译场有译主、证义、证文、书写、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多个岗位，译主为玄奘，其他的职位由求学者担任，这些学者不仅有核对梵文、书写纪录、语法整理、译文润色等工作，而且还要将译稿回翻为梵文再次核对，他们为保持翻译的准确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玄奘熟悉六朝文体，在请求唐太宗为其所译经文作序所呈的表中，玄奘写道：“伏惟陛下睿思云敷天花景烂。理包系象调逸成英。跨千古以飞声。掩百王而腾实。窃以神力无方。非神思不足铨其理。圣教玄远。非圣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严敢希题目。宸眷冲邈不垂矜许。抚躬累息相顾失图。玄奘闻。日月丽天。既分晖于户牖。江河纪地。亦流润于岩崖。云和广乐。不秘响于聋昧。金壁奇珍。岂韬彩于愚瞽。敢缘斯理重以千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两仪而同久。与二曜而俱悬。然则鹫岭微言。假神笔而弘远。鸡园奥典。托英词而宣畅。岂止区区梵众独荷恩荣。蠢蠢迷生方超尘累而已。”这样的文章，即使是当时的著名文人，恐怕也很难做到信手拈来。事实上，这种文体是当时中国的标准文体，是中国文学系统的范式。按多元系统理论来看，作为处于边缘化位置的翻译文学系统，理应采用这样的文体才对。但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玄奘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并没有采用这种作为范式的文体，而是采用了中国的古代白话，使人一看就知道佛经是一种外来的舶来品。
其实，玄奘当年从印度取回来的佛教经典数不胜数，但其中部头最大的只有两部，这就是著名的《瑜伽师地论》和《大般若经》。事实上，玄奘在翻译这两部经典的时候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这是处于中心位置的翻译文学系统应该具有的特征，这与佛经翻译文学在隋唐时期的汉语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的位置是矛盾的，也是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漏洞。以下是《大般若经》中的一段话：
善现。瞋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瞋清净即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瞋清净即内空清净。内空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内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瞋清净即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瞋清净即真如清净。真如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大般若经》卷二百零二）。
这段话最大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反复。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梵文好繁，华文尚简。又如著名学者胡适指出的那样，梵文原典往往特别冗长啰嗦，非要有识之士痛加删减不可，方才可读。胡适提出要删减佛经，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他认为梵文佛经原典冗长啰嗦，却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事实。其实，玄奘在翻译《大般若经》的时候，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在汉语译文中尽量保留了梵文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作为一名睿智的佛教学者，玄奘对隋唐时期汉语文学系统的强大势力，以及佛经翻译文学系统所处的边缘化位置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但他依然采用了异化，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玄奘在一开始翻译这部经典的时候，也准备采用鸠摩罗什翻译《大智度论》的方法，即采用删减的方法，但随后就做了许多噩梦。后来决定采用直译的方法，于是就做了很多吉祥的梦。这个故事是否说明佛菩萨真的给玄奘提示姑且不论，但至少说明玄奘在内心深处对梵文原文是极其敬畏的，不敢轻易改动，更不要说是删减，这也反应出玄奘在翻译过程中是极其谨慎的。总之，对梵文原典的敬畏大概是玄奘采用异化、保留原文内容和形式的原因之一，这种方式只有处于中心地位的译文文学系统才能够享有。以下是《瑜伽师地论》中的一段话：
云何五识身相应地。谓五识身自性。彼所依彼所缘。彼助伴彼作业。如是总名五识身相应地。何等名为五识身耶。所谓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云何眼识自性。谓依眼了别色。彼所依者。俱有依谓眼。等无间依谓意。种子依谓即此一切种子。执受所依。异熟所摄阿赖耶识。如是略说二种所依。谓色非色。眼是色余非色。眼谓四大种所造。眼识所依净色。无见有对。意谓眼识无间过去识。一切种子识。谓无始时来乐着戏论。熏习为因。所生一切种子异熟识。彼所缘者。谓色。有见有对。此复多种。略说有三。谓显色形色表色。（《瑜伽师地论》卷第一）。
以上的段落与一般的文言文在文风上有着很大的区别。究其原因，还是梵文原文在叙述方式上比较异于传统的中国文学，受到原文的限制，译文也就显得比较具有西域风情。事实上，不仅在隋唐，而是在整个从东汉到隋唐的佛经翻译史中，佛经翻译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但除了支谦采用了颇从文丽的归化翻译法以外，剩下的译者们差不多都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使佛经一读上去就有一种西域的味道，这其中包括著名翻译大家鸠摩罗什，其作品被称作有西域天然之语趣。如果检查一下玄奘的其它译文，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玄奘译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这是处于中心地位的翻译文学系统应该采用的翻译方法，但是在玄奘所处的隋唐时代，佛经翻译文学其实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的，应该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这不能不说是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不足。上。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党金学.中外翻译理论选读[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关键词：水文统计；教学内容；教学体系
作者简介：宋松柏（1965-），男，陕西永寿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康艳（1976-），女，黑龙江佳木斯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讲师。（陕西 杨凌 712100）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1年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JY1102059、JY1102056）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2）05-0054-02
“水文统计”是应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原理研究和揭示水文现象统计规律的一门学科，是水利、交通和电力工程规划设计的核心基础理论。20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水文学家刘光文教授在河海大学（原华东水利学院）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水文系，亲自开设了我国第一门结合水文专业特点的“应用数学”，主要介绍水文学中基本的统计理论和方法[1]，1980年更名为“水文统计”。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水利、交通和电力发展战略的调整和发展，丛树铮、朱元、宋德敦、丁晶、郭生练、金光炎、吴正平、黄振平、张海伦、刘权授、梁忠民、华家鹏、谢平和陈元芳等学者先后在水文统计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形成了今天“水文统计”课程的理论体系[2-16]。以“水文统计”课程为核心，出现了若干相关的分支课程，如“统计试验方法及应用”、“风险分析与决策”、“随机水文学”和“水文水资源随机分析”等，所有这些推动了我国“水文统计”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发展[2-16]。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在水文统计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与方法，这些方法不同程度地引进了许多院校“水文统计”的教学。但是，这些方法仍分散于一些外文文献和研究专著。根据现行“水文统计”课程教学内容和水利、交通和电力工程专业培养方案，鉴于大多数学校在“水文统计”课程开设之前已经讲授过概率论，因此，有必要压缩现行“水文统计”教材中的一些概率论篇幅，突出概率论在水文中的应用，增加一些实用的理论方法和水文统计新的理论与方法，补充和修改现行课程的教学内容。
一、国外“水文统计”课程教学内容
国外“水文统计”教学主要选用的教材有《Statistical Methods in Hydrology》、美国地质调查局培训教材《Statistical Methods in Water Resources》和《Statistical Methods in Hydrology and Meteorology》等[17-19]。
《Statistical Methods in Hydrology》经过第二版修订后，被广泛地用于教学中，是一本很好的教材。主要介绍概率和概率分布的基本概念，随机变量的特性，一些离散型概率分布及其应用，正态分布，连续分布，频率分析，置信区间和假设检验，线性回归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多变量分析，数据生成，水文时间序列分析，随机水文模型，不确定性、风险可靠性分析的概率方法和地统计分析等[17]。《Statistical Methods in Water Resources》主要介绍数据总结，数据的图形分析，不确定性描述，假设检验，总体的独立性分析，配对检验，几个独立总体比较，相关分析，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的交替分析法，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趋势分析，检测下限数据分析方法，离散关系，离散响应回归和图形展示等[18]。《Statistical Methods In Hydrology and Meteorology》强调随机变量间的关系，主要介绍概率计算的基本概念，随机事件的相互依赖性，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随机现象的统计估计，统计假设检验和随机变量的相互依赖性等[19]。
上述教材的特点是突出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在水文中的应用，除此之外，在教学上，还讲授随机模型，地统计分析，风险分析理论，统计模拟，贝叶斯分析，不确定性分析，水文分布，极值理论与洪水、干旱评估，人工智能，区域分析等。区域分析主要有洪水指数法，频率分布的区域特性和区域洪水水位的描述等内容。
二、国内“水文统计”课程教学内容
自刘光文教授开设“应用数学”课程讲授水文学中的概率与统计理论方法后，金光炎先后编写了《水文统计的原理与方法》、《水文统计计算》和《实用水文统计法》等，结合应用实例，从实用的角度出发，介绍了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基本知识和水文频率计算的一般方法。丛树铮（1980）、王俊德（1992）分别编写了《水文学的概率统计基础》和《水文统计》，形成了“水文统计”课程内容体系。金光炎结合多年在水文频率计算的研究成果，先后于1993、2002、2003、2010年出版了《水文水资源随机分析》、《工程数据统计分析》、《水文水资源分析研究》和《水文水资源计算务实》研究专著，除介绍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原理外，系统地总结作者在常用水文频率线性选择、参数估计和误差分析中的研究成果。2003年，黄振平出版了《水文统计》教材，经过河海大学教学团队的建设与改革，“水文统计”课程于2007年被评为部级精品课程，也被许多高校选用为《水文统计》课程教材[1]。主要介绍事件与概率，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多元随机变量及其分布，数字特征与特殊函数，极限定理，抽样分布，估计理论，假设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误差分析和随机过程等。陈元芳（2000）出版了《统计试验方法及应用》，主要介绍水文随机变量、随机向量和随机过程的生成方法。张济世（2006）《统计水文学》汇集了利用数学原理解决水文问题的热点研究方法，扩展了传统统计学在水文统计中的应用，系统地介绍了灰色理论、模糊数学、神经网络、时频分析、小波分析、混沌和分形等新技术新方法在水文统计分析的应用，内容丰富，是拓展学生知识面的学习参考书。秦毅（2006）《水文水资源应用数理统计》强调多元分析在水文中的应用。丛树铮（2010）《水科学技术中的概率统计方法》系统地介绍了概率统计方法和及其在水文统计方面的研究成果。程根伟（2010）《水文风险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地介绍了水文风险分析原理，并附有实例计算过程。
综上所述，国内《水文统计》教材突出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形成了以河海大学“水文统计”课程为代表的教学内容，讲授事件与概率、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多元随机变量及其分布、数字特征与特征函数、极限定理、抽样分布、水文频率计算、假设检验、回归分析和误差分析等。而有些研究专著虽然包含了目前水文统计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是学生学习课程时很好的教学参考书，但是难度较大，不便于讲授使用。
三、“水文统计”课程新的教学内容
根据水利、交通和电力行业的特点，结合国外水文统计教学与理论方法的最新发展，“水文统计”课程按以下原则设置教学内容：突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原理在水文中的应用；强调工程规划设计中的实用计算方法；吸收和反映国内外成熟的新理论与方法；内容力求系统、全面。根据上述原则，“水文统计”课程教学内容设置如下：
第1章：绪论。主要包括水文统计方法、应用与发展。第2章：水文事件概率与重现期计算。主要包括水文事件概率与条件概率计算；洪水与干旱特征变量提取；次重现期与年重现期。第3章：水文概率分布。主要包括正态分布类；指数分布类；Wakeby分布类；Pareto分布类；Logistic分布类和截取分布等。第4章：几种偏态分布的特性。主要包括偏态 Normal、t、Laplace、Logistic 分布、Uniform、Exponential Power、Bessel函数、Pearson Type II、Pearson Type Ⅶ、General t 分布等。第5章：常用的多维水文概率分布特性。主要包括二维 gamma分布；Gumbel 混合分布；Gumbel logistic分布；Nagao-Kadoya二维指数分布；多维正态、t 分布和对数正态分布。第6章：抽样分布。主要包括简单随机抽样；样本分布；抽样分布；几种统计量的分布；顺序统计量及其分布。第7章：估计理论。主要包括点估计；区间估计；估计量好坏的评选标准。第8章：假设检验。主要包括常用的参数检验和非参数假设检验。第9章：多元统计分析。主要包括一元线性与多元线性回归；非线性回归；逐步回归；线性递推回归；判别分析；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对应分析；因子分析；典型相关分析。第10章：随机模型。主要包括随机过程的基本概念；自回归模型；滑动平均模型；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水文序列组成与模拟；非平稳随机模型及其应用；多变量随机模型及其应用。第11章：单变量水文序列频率计算。主要包括资料“三审”；水文序列频率分布的参数估计方法（矩法，极大似然法，概率权重矩法，线性矩法，最大熵原理法，交互熵法，贝叶斯法、Box-Cox 变换法，E-M算法，适线法，优化算法，核密度估计法；部分熵，部分交互熵，部分概率权重矩，部分线性矩法，LH矩法和LL矩法）；水文序列频率最优线型评定与拟合度检验；单变量序列的经验频率计算。第12章：特殊水文序列频率计算。主要包括含零值水文序列频率计算；加入特大值后洪水序列频率计算；非一致性水文序列频率计算；截取水文序列频率计算（包含超定量洪水频率计算）；梯级水库（电站）下游水文频率计算；区域洪水频率计算。第13章：多变量水文序列频率计算。主要包括copula函数的定义与特性；对称、非对称和Archimedean copulas；Meta-elliptical copulas；Plackette copula；Pair- copulas；混合copulas；经验copulas；变量相依性度量；copula函数参数估算和最优copulas函数评定；copulas模拟与拟合度检验；多变量序列经验频率计算；基于copula函数多变量联合概率分布计算。第14章：正交试验。主要包括正交试验方法；水平数不同的全因素试验；正交表的使用。第15章：风险分析。主要包括水文风险分析原理；减小风险的主要途径；水文风险分析举例。第16章：地统计分析。主要包括区域化变量；协方差函数；变异函数；克里格插值；应用实例。
四、结论
根据水利、交通和电力工程专业培养方案，回顾了我国“水文统计”课程教学体系的发展，分析了“水文统计”课程国内外代表性的教材、专著和教学内容，提出了相应的新的教学内容。与现有课程教学内容相比，压缩了概率论原理篇幅，增加了各类水文频率分布、水文频率计算新理论与方法、工程中几种特殊序列的频率计算、正交试验、风险分析、地统计分析等，其目的是增强学生毕业后从事水文分析与水利计算的工作能力，以期完善我国水利、交通和电力高等院校“水文统计”课程的教学体系。
参考文献：
[1]丛树铮.水文学的概率统计基础[M].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1980.
[2]王俊德.水文统计[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2.
[3]黄振平.水文统计学[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3.
[4]丛树铮.水科学技术中的概率统计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5]陈元芳.统计试验方法及应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6]秦毅,张德生.水文水资源应用数理统计[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7]金光炎.水文统计的原理与方法[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58.
[8]金光炎.实用水文统计法[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58.
[9]金光炎.水文统计计算[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0.
[10]金光炎.水文水资源随机分析[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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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金光炎.工程数据统计分析[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12]金光炎.水文水资源分析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13]金光炎.水文水资源计算务实[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14]张济世,刘立昱,程中山,等.统计水文学[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6.
[15]程根伟,黄振平.水文风险分析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16]Charles Thomas Haan.Statistical Methods in Hydrology(2 nd edition)[M].Iowa:Iowa State Press,2002.
[17]Helsel D.R.,Hirsch R.M.Statistical Methods in Water Resources[R].Techniques of Water-Resources Investig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Book 4 Hydrologic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Chapter A3,2002.water.usgs.gov/pubs/twri/twri4a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