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近代中国／铁路／综述
近十年来，有关我国近代铁路史研究的论文大约有上百篇，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下面笔者拟对相关文章做系统梳理，以为全面展示、评析。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
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
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
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
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
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
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
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
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
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
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
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
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
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
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
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四、不足
以上对近十年来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状况予以了梳理。从中可知，研究尽管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需要提高的地方很多。
研究内容方面：
就区域而言，存在着广袤的处女地有待开垦，就是已有研究之省份、地区也大有继续深入的空间。因为现存对各地铁路史的研究往往是平面描述，理论色彩淡漠，深度不够，缺乏富有启迪性的剖析，历史的借鉴功能难以显现。
铁路在带来近代中国的城市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有相当一批的城市则相伴而逆向式地衰落，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这是一个很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但相关研究则几至空白。除此之外，铁路还有其它方面的负面影响，如噪音、车祸、土地浪费、鸦片泛滥及人口无序流动而带来的治安问题等，竟亦无人问津。究其原因，在于潜藏在研究者心中的认知前提：铁路是先进交通运输工具和新的社会生产门类，这一暗置前提严重制约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
学界对与铁路有关的筑路、筹款等问题予以了较多的注意，而对铁路经营、营运状况等则轻而视之，漠不关心，几乎看不到这方面的研究。最近，笔者在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邮传部档案时，发现了许多铁路经营方面的材料，如收支盈亏、酬劳津贴、客货数目等记载，内容十分之丰富，很有研究价值。此外，报刊上也有大量报道涉及运营问题，如火车翻车、出轨、路基被雨水冲毁、战争影响等，丰富的资料与贫乏的研究极不成比例，形成强烈反差。
在关注绅商对近代铁路发展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绅商与政府在修筑铁路问题上的关系。事实上，中央政府与地方绅商的权利纠葛对近代铁路的兴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综观近代中国铁路史，可以看出，主流舆论界在对待铁路问题上有一个从反对修路到反对借款修路再到认同借款修路的转变；从阶层上分析，主张借款者多为在职高官，而处于旁观地位的清流派、中小官员及地方绅士则往往不予以认同。这样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但研究似有落伍。
评价与认知：
如何评价清政府的铁路干路国有政策，是近代中国铁路史上的重大问题，如果依据清末国有政策实施的混乱结果，却不考虑当时满汉矛盾、资产阶级革命等因素以及国有政策的正面作用，而予以否定，则难免有一叶障目之嫌疑。事实上，四川保路运动发生的重要原因与清政府实施国有政策的方法不当有关，其中筹款赎买路股不力是问题的关键，再就是未能统筹平衡，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只有四川保路运动最为激烈，而其它各省则相形平静。关于借债筑路问题，我们一味地纠缠着相关条约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而着意于谴责清政府，甚至于认定清政府主观上乃卖国主义，而不考虑借债筑路在当时的中国乃新鲜事物，初学者只有在交了学费后才能成熟。所以持以上观点来考虑问题是不全面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极，如果强调铁路对列强的助益这一极，则会否定借款筑路；反之，如果强调铁路对我国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作用这一极，则将予以相应的肯定，但这是学术讨论应力避的倾向。
因为合而为一才是完善史学。历史由—个极端向另—个极端的跳跃都是不成熟的表现，都是范式的僵化，是缺乏理性，掩饰着历史的苍白。二元对应模式亦即两橛模式，它所形成的知识体系类似摩尼教式的世界观，乃价值判断标准上的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是简单的二分法。新中国的历史学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太多了。
论及铁路资本问题，有一个最为基本的认知前提：中国是否是一个资本匮乏的国度?从感性上讲，我们对通过借贷抱有侵略野心、企图的列强资本来发展铁路持反对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的事实是，我国发展铁路的资本究竟要从哪里获得呢?联系到商办铁路资本筹措的艰难，官商关系的扭曲，以及方方面面近代化的庞大需求，则可以认定：近代中国资本匮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
过去，近代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似已成定论。近几年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提出了不同理解和认识。有的认为，半殖民地指国家地位丧失独立，半封建才是指社会形态，其另一半即指半资本主义；前者系向下沉沦，后者为向上发展(《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林有能）；李时岳：《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6期。)。另一种观点认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不能分割，半殖民地不仅指国家政治地位，还有特定的经济内涵（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是向下沉沦的过程(汪敬虞：《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6年6期。)。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起止时间也有不同看法：有人主张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为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界标(《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林有能），《学术研究》1988年6期。)；有人主张辛丑和约为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确立的标志；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为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社会的标志(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1期。)；有人主张半封建从洋务运动起至辛亥革命止，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性质为资本主义社会，半殖民地则从鸦片战争起至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完全独立为止(俞政：《多角度考察与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体系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4期。)。还有的人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之一种类型(陈胜粦：《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重新认识问题》，《学术研究》1989年2期；《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林有能），《学术研究》1988年6期。)。有的则主张撇开五种社会形态的模式，而从人类社会文明史的角度看，说近代中国社会是从中古封闭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开放的工业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林有能），《学术研究》1988年6期。)。
3．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阶段划分
近几年对中国近代史的阶段划分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对从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有的主张以1898年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前58年为资本主义经济酝酿发生和发展的时期；后52年为在政治上实行变封建式的专制独裁为民主的政治改革，以期适应资本主义更好的进一步发展(夏东元：《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8年4期。)；有的主张以政权更迭为分期界标，将近代史分为晚清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中华国民政府时期三段(邱观建：《对中国近代史的几点思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4期。)；有的主张按中国现代化过程分期，将近代史分为清末和民国两个时期(丁日初：《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简论》，《历史教学》1990年2期。)，与此相类，有的提出以中华民国成立为标志，中国近代分前后两期，前期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成期，称中国近代史，后期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终结期，称中国现代史(李时岳：《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6期。)。
4．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
对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关重要的课题——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近几年继续取得进展。继1983年上海第一次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学术讨论会后，1988年11月在南昌举行了第二次讨论会。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有无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区分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提出官僚资本主义问题，特指国民党统治时期，系政治概念。后进国家依靠政权移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国家资本不能称作官僚资本。在资本形态上，官僚私人投资与一般企业中私人投资相同，均属私人资本。洋务运动时期，洋务企业中出现的是民族资本家，而未出现官僚资产阶级。另一种观点坚持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洋务运动时期官僚资产阶级就已出现，至国民党时期“四大家族”最后定型。旧中国官僚资本就是国家资本，在具体企业里官股股东资格，直接代表和支配国家资本，表明了官僚资产阶级身份(沈祖炜：《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
对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过去作上、中、下层的区分，并将这种阶层划分与政治态度上的左、中、右对应起来。有的学者认为，资本家无不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他们的政治态度是随革命高潮低潮的起伏而变化的，不是按“上、中、下——左、中、右”公式表现的。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一种观点认为，他们在近代中国是时代中心，对反封建斗争和发展资本主义起积极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19世纪60年中时代中心仍是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只在20世纪初年到五四前十年中充当了时代中心，有人甚至认为，就是这十几年里，资产阶级也没起多大作用。有人还认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沈祖炜：《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
关于资产阶级的形成，过去一般都认为较晚。有的学者提出，如果承认兼有买办职务或不兼买办职务的进出口贸易商人是我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那就可以确定民族资产阶级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形成了(沈祖炜：《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
近几年对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本集团和近代商会组织均有不少研究。有天津市档案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和夏东元著《盛宣怀传》、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等书出版。
5．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拓宽
近几年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继续拓宽，除经济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进展外，突出的有近代军事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开拓发展。1986年12月举行了首届近代军事史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近代军事史学会。中国近代战争史、中国近代军事史的著作均有出版。1986年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后，近代社会史研究受到重视，对秘密社会，社会风尚、意识心理，人口，租界，移民，灾荒等诸多社会生活问题的研究均已着手，出版有蔡少卿著《中国会党史研究》、李文海主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著作。
二 晚清史研究
1．鸦片战争
近几年对鸦片战争中清统治阶级内部的立场态度研究有新的认识。如鸦片战争前夕关于禁烟的争论，并不存在弛禁和严禁两派的斗争，更不能与后来的抵抗、投降方针联系起来，是道光帝的禁烟态度影响了内外大臣(朱金甫、郦永庆：《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问题新探》，《人民日报》1986年1月6日。)。过去对林则徐的被黜，说成是清廷投降主义和扶满抑汉政策所致，现在研究者指出，原因在于林则徐违反了道光帝的“护国体、避边衅”的对外政策，以启边衅罪被黜(见王纪河：《1988年近代史研究中提出的新说五种》，《历史教学》1989年6期。)。
2．太平天国
近几年出版的资料著作有《天父天兄圣旨一新发现的太平天国珍贵文献史料》（王庆成编注），《太平天国运动》（王戎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著）。一般研究均在细部深入探讨。在对太平天国历史作用的分析中，提出了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问题。一般学者均认为，太平天国对中国近代化起了积极作用，表现在：它打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秩序，引发了洋务运动；《资政新编》是推进中国近代化的纲领，显示出先进中国人为国家近代化绘制了蓝图(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1期；茅家琦：《太平天国革命对中国近代化的过程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笔谈》，《宝鸡师院学报》1989年2期。)。有的学者说：太平天国促使小农经济大发展和它的商品率大提高，对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起了“助产”作用(夏东元：《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8年4期。)。但也有反对将太平天国与资本主义近代化联系起来的意见，说农民造反与资本主义的发生无必然联系，《资政新编》是由洪仁玕个人偶然因素造成，而非农民起义的必然产物。洋务运动是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与太平天国没有关系(俞政：《多角度考察与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体系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4期。)。
3．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晚清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1979—1988年10月间共一千余篇，专著资料40余部，不久前有李时岳、胡滨著《从闭关到开放》一书出版。1987、1989年先后举行了第四、五届洋务运动史学讨论会。
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一直争论较大，第五届讨论会以“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为主题。与会者中一些人认为，洋务运动是以近代化工业运动为主体的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它成为中国从手工业生产进步到机器工业生产的转折点，它提倡新学，兴办新式学堂，开创向外国学习的风气，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声”。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只是“封建主义的近代化”(见李平生、李岫：《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2期。)。
对于洋务派的外交，过去往往称之为妥协投降外交。现在一些论者认为，洋务派外交，从传统的“夷夏之辨”转为国家主权，争取国家地位平等的观念，提出了修改条约、收回利权的主张；其“外须和戎”的外交主张，有妥协软弱倾向，但这是无法摆脱的时代矛盾(见李平生、李岫：《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2期。)。
关于洋务运动的成效，有的论者强调其失败，说它未能完成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反而加速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有的论者则认为，它是近代化的开端，完成了时代所给予的历史任务，不能说它失败。它延缓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见李平生、李岫：《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2期。)。
4．戊戌维新
近代史学界对戊戌运动的评价，逐步改变了过去因其是自上而下改良而贬低的态度，1986年有王侙著《维新运动》一书出版，1988年11月在广东举行了戊戌维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研究者们提出，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它在思想文化上是启蒙，在反对民族压迫上是救亡，在政治运动上是革新(陈旭麓：《“戊戌”与启蒙》，《学术月刊》1988年10期。)；它是近代中国国体改革运动的先驱(方志钦：《维新反思论》，《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4期。)，标志着中国人第一次全面提出近代化的纲领和措施，强劲地改变着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理论结构(马洪林：《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化》，《上海师大学报》1989年1期。)。有的论者称它是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从改变旧制度的角度说也是一场革命(见史之：《群贤聚南国，兴会论康梁》，《文汇报》1989年1月17日。)。
5．清末人物研究
近几年对清末统治阶级人物，包括奕訢、慈禧、光绪等均有不少研究，而其中突出的是对曾国藩、李鸿章的研究。与过去斥责曾国藩为卖国贼、反动派不同，一些研究者提出，要摆脱以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为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框架。说曾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军事工业，在江南制造总局成立第一个新式学堂，开设第一所翻译馆，先后派四批留学生赴美学习，制定留学章程，他以实际行动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发展，代表历史发展方向(许山河：《也谈曾国藩与洪秀全》，《社会科学》1989年2期。)。有的研究者则继续认为，他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大于功，属基本上应否定的政治人物(姜铎：《略论曾国藩其人》，《社会科学》1989年2期。)。有将曾国藩与洪秀全对比研究者，认为洪代表历史前进方向，曾国藩彻底守旧，站在历史前进的对立面(《曾国藩与洪秀全比较》，《光明日报》1987年8月5日。)。有的文章论证了曾国藩既维护传统又超越传统，既保守旧物又冲撞旧物，既是封建文化的自觉代表，又是自强新政的始作俑者，不自愿地为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引入开了门洞，这样一种充满矛盾的性格(杨国强：《曾国藩简论》，《历史研究》1987年6期。)。对李鸿章，过去也斥责其反动卖国，现在研究者逐步改变了认识，认为李鸿章是那个时代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代表人物，在认识世界了解世界方面比曾国藩、左宗棠还高出一筹。他是有爱国之心、民族主义之情的，当然他有误国之处，但他不是卖国贼(陈旭麓：《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文汇报》1988年12月6日：张礼恒：《评马关谈判中的李鸿章》，《齐鲁学刊》1989年5期。)。有的过去对洋务运动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也承认，李是近代化事业的开创者，他有误国而不是卖国，他在自强御侮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见李平生、李岫：《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2期。)。不过，有人认为，前些年对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物评价，给予了“不应有的推崇”(苏双碧；《历史科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求是》1990年6期。)。
对康有为、梁启超的评价也在提高。研究者称康梁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科技发展资本主义，而且主张改变中国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与革命派的争论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路线的争论，他们在开发民智思想启蒙方面比革命派做得还更多一些。有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董方奎《梁启超与护国战争》等书出版。
张謇是近代中国新旧交替时期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过去因其立宪立场而加以批判，现在研究者指出：他从封建士大夫行列中游离出来，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代表，立宪运动的首领，致力于推进中国工农业的近代化，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新人”；他通过实践，提供了在中国实行地区性资本主义改造的近代化模式——南通模式，他在政治、实业、教育三方面的革新为中国近代化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沈祖炜：《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章开沅：《对张謇的再认识》，《江海学刊》1988年1期。)。有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评传》一书出版。
1987年举办过张謇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举行了李鸿章研究学术讨论会，李鸿章讨论会论文集成《李鸿章与近代中国》一书出版。
三 中华民国史研究
中华民国史是史学领域新兴分支学科，自70年代起开辟，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成果日渐丰富，呈现繁荣景象。继1984年首届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后，1987年又举行一次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
民国史著作资料出版较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二卷三册已于1987年出版；《民国人物传》已出至第六卷。凡民国时期重要事件一般均有专题资料编辑出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于1987年出版。《民国档案》刊布民国时期档案资料。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除编辑《文史资料选辑》外，还按专题编辑原国民党政府军政要员关于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重要战役的回忆录和其它专题资料。
民国人物研究进展较快。《孙中山全集》11卷已出齐，孙中山藏档及孙中山研究的资料著作出版多种。1986年11月举办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颇为盛大。蔡元培、胡适、汪精卫、廖仲恺和何香凝、冯玉祥、宋庆龄、张学良等人的文集传记或年谱均有出版，有的人物的传记出有几种。近几年蒋介石的传记亦有几部问世。对蒋介石的记述已从政治性批判开始转向学术研究，对其早期革命活动和抗日表现有了比较积极的评价。
民国史专题研究也有较大进展。除辛亥革命史外，护国运动史、北洋军阀史、武汉国民政府史、抗日战争史均有资料和专著出版。对抗日战争史研究，过去专讲解放区战场，现在重点转入国民党正面战场研究，对其战略指导和各重要战役均有探讨。1987年抗战爆发50周年，全国举行学术讨论会多次。在国民党政权研究方面，对国民政府的重要政治经济举措评价较前客观全面。如对其币制改革、抗战准备、抗战态度等的评价。民国政党史研究有不少成果，国民党史、国共关系史和民主党派史的资料专著出版多种。民国经济史研究进展，近有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出版。民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亦有所开展，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彻底反传统的估价存在不同认识。1989年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举行过多次学术讨论会。
四 中外关系史
中外关系史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中颇受重视的专史，研究正逐步深入。近几年出版的综合性著作有丁名楠、张振鹍等人编著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刘培华编《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下册）。
中美关系史，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及其以后的中美关系史状况，吸引着研究者极大兴趣。1985年以来在北京、上海、南京先后举行过三次国际的和国内的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近几年有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和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等书出版。丁名楠主编的《近代中美关系史论文集》已出版两辑。
中苏关系史近几年逐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前编写的《沙俄侵华史》四卷均已出齐，现在正编辑《中苏国家关系资料汇编》。有关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中苏贸易关系、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等问题的论文陆续有发表。
中日关系史方面，除了中日战争史、抗日战争史外，近几年有《中国近代化与日本》（汪向荣著）、《中日近代启示录》（王晓秋著）等书，探讨中日近代化过程中的相互影响。
中英关系史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正主持撰写19世纪的香港史专著。
中外经济关系史方面，近几年海关史研究有一些成果。出版有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文集）、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卢汉超《赫德传》等书。1988年在香港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海关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从19世纪中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曾掀起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晚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一些人有感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而引起的边疆危机和边界问题，加强了边疆治理、边事外交、边界舆图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成果。朱克敏《边事汇钞》、吴大瀓《吉林勘界记》、曹廷杰《俄界情形》、薛福成《滇缅划界图说》等，是这些成果的代表。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30、40年代，而其形成则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沙俄对我国北部边疆的分割和侵占，英国对西藏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举进攻，不仅使中国边疆的形势依然严峻，而且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新的危机中。随着爱国救亡运动的开展，以及中国在世界大潮中社会的演进，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也再次呈现高潮。具体表现是：成立了中国地学会和禹贡学会等边疆研究团体，创办了《中国边疆》、《边事研究》等10多种研究边疆问题的专业刊物，纂辑了多种“边疆研究丛书”和边疆省区的通志，开展了对新疆等边疆地区的考察活动，出版了大量著作。从论著方面讲，华企云的《中国边疆》（新亚细亚学会1932年版）、黄定初的《帝国主义侵略下我国边疆之危机》（《边事研究》第2卷第5期，1935年10月）、荆三林的《近代中国经营边疆史》（中国文化服务社陕西分社1942年版）、顾颉刚的《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西北通讯》第3-4期，1947年5-6月）都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新中国成立至今50年来，受国内外政治形势以及学术发展的影响，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起始阶段（1949-1965年）、挫折阶段（1966-1976年）、初步发展阶段（1977-1987年）、深入发展阶段（1988-1999年）。下面就各阶段的情况进行简要评述。
一、起始阶段（1949-1965年）
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边疆地区往往首当其冲。中国人民不甘受奴役，从内地到边疆，凡是帝国主义侵略过的地方，当地人民都曾进行英勇的反抗斗争。一部中国近代史，从某一个层面讲，也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任人宰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来自帝国主义的威胁却丝毫没有减弱。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火映红了祖国的东部边疆。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战争乌云笼罩在东南海疆。1959年，在帝国主义势力的策划下，原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妄图把西藏从祖国的大家庭中分割出去。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战，维护国家主权和祖国西南边疆的领土完整。从60年代起，受霸权主义的威胁，中国东北至西北辽阔的北疆地区，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以上所述，作为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起始阶段的大背景，对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有重要影响。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到底是怎样侵略中国和中国边疆地区的？中国人民进行了怎样的反抗？这是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正确阐述这一课题，对当时面临帝国主义威胁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有着现实意义。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开始了起步阶段。根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一阶段出版学术专著24部，资料书3部，发表学术论文68篇。从内容上看，多以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边疆、歌颂我国边疆地区人民反侵略斗争为主。从边疆区域上讲，则以涉及西藏、台湾和北疆地区的为多。尽管有些著述带有一定的宣传色彩，但是也有些著述表现出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从专著方面讲，以下著述值得重视。余元庵《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论述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内蒙古历史。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以丰富的史料，详细地阐述了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过程。书中的许多论断就是在今天看来对人仍有启发。比如该书第150页写道：历史证明，反对像英帝国主义者这样的敌人，不发挥群众的抗英热情，不求得中央与地方的一致，即不取得祖国的援助，不团结联合临近各兄弟民族，孤军作战，是必然要失败的。卿汝楫《美国侵略台湾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引用了很多美国官方的材料，叙述了百年来美国侵略台湾的种种阴谋和罪行，并把美国如何一贯地企图以台湾为进攻中国大陆的基地，以实现“太平洋帝国”梦想的阴谋加以揭露。书中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都有美国档案即美国侵略者自己的供词为根据”（见该书序），鲜明地表现了此书的特色。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著的《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是当时唯一一部全面反映近代东北地区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著述。此外，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从整体上论述了鸦片战争之后美帝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卷1952年版，第2卷1956年版）内容充实，叙事周详，选用了较多的美国官方档案，较全面地评述了鸦片战争前后到19世纪末美国的侵华历史。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鹍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不仅运用了丰富可信的中文资料，而且参阅了大量外文资料，包括外文档案，系统地论述了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这三部书中，都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侵略。
从论文方面看，丁名楠、张振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西藏的罪恶历史》、王忠《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的制度的发展》（《历史研究》1959年第5期）、黄时鉴《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等，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丁、张一文征引美国国会档案、俄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档案等资料，详细阐述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西藏的历史过程，并明确指出，中国被迫走上半殖民地道路以后，清朝政府保卫边疆、保卫西藏的力量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王文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证明，我国在西藏地方拥有主权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中叶，清和民国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制度的发展，正是这种主权的无可争辩的说明。黄文通过大量史实的阐述，揭示出日本帝国主义是把勾结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进行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作为实现其“满蒙政策”的重要手段的，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则恰恰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的表现形式。
从资料书方面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的《锡良遗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对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锡良是清末满族中的著名大吏，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做过山西、河南巡抚，热河都统，四川、云南、贵州、东三省总督，所以在他的遗稿中，有许多涉及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的重要史料。例如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对东三省加紧侵略的政策，美帝国主义打算插足东三省的实况，在遗集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在起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成绩，这是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严谨求实刻苦钻研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指导人们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得到空前普及。史学工作者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也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一些高水平的中国近代边疆史著述的产生，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研究相结合的产物。此外，学者们选题具体，大量使用中外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对有关文献进行认真鉴别，去伪存真，也保证了研究成果的质量。
不过，当时学术界还没有把中国近代边疆当作一个独立研究的客体而开展研究，这就从总体上影响了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深入。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政治方面讲，当时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威胁始终存在。边疆作为敏感的地区，关系外交、民族等重要问题，因而存在着许多研究禁区，中国近代边疆作为独立的研究客体的政治环境还没有形成。从学术方面看，新中国成立以后，学科建设有一个形成和完备的过程，特别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学术批判，基本否定了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显然是不可能的。
二、挫折阶段（1966-1976年）
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遇到了严重的挫折。有关资料显示，这期间没有出版一部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专著。和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有关的，只是几部沙俄侵华史的书，即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沙俄侵华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戎疆编写的《沙皇俄国是怎样侵略中国的》（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此外，还出版了几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书，比如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写的《简明中国近代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近代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编写的《近代中国史稿》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这些书也都以一定篇幅叙述了中国近代边疆史上的一些问题。不过，这些著作的出版，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学术上的问题，而是配合当时备战形势的需要，以图激起国人对老沙皇和新苏修的义愤，进而巩固边疆免受外来势力的侵犯。这种意图在《沙俄侵华史简编》前言中有明确的表述。
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里，有关中国近代边疆史的文章很少，且内容多是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沙俄对我国边疆进行侵略，以及中国边疆军民的反侵略斗争。例如志力、钟锷的《涅维尔斯科伊——十九世纪中叶沙俄侵略黑龙江地区的急先锋》（《历史研究》1975年第4期），谭其骧、田汝康《“新土地的开发者”，还是入侵中国的强盗》（《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希达《沙俄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早期侵略》（《历史研究》1976年第3期），孙代兴《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云南的侵略和云南各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民族与地方史研究》1975年第1期）。
“文革”期间，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以揭露沙俄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为主要内容，这是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决定的。当时，我国的政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苏联出于社会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极力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编造谎言，散布奇谈怪论，为老沙皇侵华的丑恶历史进行百般辩护，为向中国提出新的领土要求制造舆论。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被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歪曲了的沙皇侵华历史，用确凿的史实加以戳穿，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为武器，彻底揭露老沙皇侵华的滔天罪行，揭露和批判苏修叛徒集团篡改和伪造历史的罪行，痛击其反华谏言，总结我国各族人民反抗沙皇侵略的历史经验教训，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完成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而努力奋斗。正是出于这种认识，这一阶段中国边疆史研究的有关著述才以沙俄侵略我国边疆地区为主要内容。
还应当指出的是，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关系到领土、边界、民族、宗教等问题，也与国家稳定密切相关，有很强的现实性。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应当为国家的稳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但是，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属于历史科学，有它自身的客观内容，不能迎合需要，也不能成为现实政治的说明书。“文革”中的一些中国边疆史著述，过于迎合了现实政治需要，削弱了本身的科学性，因而很少学术价值。这一教训是人们应当汲取的。总之，挫折阶段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主要著述，不是中国近代边疆史作为独立学科研究的产物，而是适应了当时反修斗争需要的结果。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要发展，还需要等待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转贴于 三、初步发展阶段（1977-1987年）
“文革”结束后，学术研究逐步进入正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学风重新确立，中国学术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中外学术的交流，也扩大了中国史学界的研究视野。80年代初，国家一度提出开发西部的战略，边疆问题引起关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获得了初步的发展。
从1978年起，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边疆省区相继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创办了学术刊物。这些地方科研机构多以本省区为研究客体，近代史研究在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此外，一些学术团体也先后成立，如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中外关系史研究会、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等，近代边疆史研究是这些学会关注的重要方面。这一切有利于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开展。尤其值得指出的是，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要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为此，在1983年3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著名学者翁独健先生任主任。1987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西北史地》开辟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专栏，并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是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它的成立，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
初步发展阶段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统计，约有50部学术专著出版，多部资料书问世，400余篇学术。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概括起来，可包括如下方面：
（一）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着重揭露沙俄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侵略，是这类主题的重点。由编写组编写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在叙述蒙古地区边界沿革的基础上，论述了俄国在蒙古地区的各种侵略活动及其阴谋手段。《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概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对我国西北地区的蚕食，同时追述了这一地区中俄边界的沿革，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对于帕米尔问题、巴尔喀什湖问题、伊犁问题等，书中都有详尽的论述。同类著作还有《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简史》（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以及赵春晨《沙俄侵略我国西北边疆简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李冀成《沙俄对中国西藏的侵略》（中华书局1980年版）、余绳武《中俄〈北京条约〉订立前沙俄对中国西北的侵略》（《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杨建新《清代的西北边防政策和沙俄的侵略》（《西北史地》1980年第1期）等。资料翔实，论证严密，把边疆作为独立客体进行研究，是这些论著的显著特点。其中，《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简史》是第一部阐述中国近代海疆的学术专著，具有开创意义。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负责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稿》1-3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1984年版），丁名楠、张振鹍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也都以丰富的史料，严密的论证，在有关章节中论述了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余绳武等著《沙俄侵华史》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1981年版），从整个世界局势和俄国的对外扩张战略的考察中来论述其侵华的政策和行动，对中俄东北、西北的疆域形成作了周密的订正，反映了该书在科学性、史论结合等方面颇具功力。
（二）近代中国疆域及边疆地区的管辖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近代疆域和中国古代疆域相比变化很大。中国近代疆域的基础是什么？中国政府是怎样对边疆进行管辖的？一些著述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
陈连开《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和民族》（《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都是以资本主义破坏其独立以前的疆域来确定其历史疆域的，中国自然也应该如此。因此，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前的清代版图，就是中国近代疆域的基础。谭其骧《对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和边疆的几点看法》（《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1期）也提出，中国近代的疆域应以鸦片战争以前的疆域为基础。张博泉等著《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首次详细论述了东北疆域的发展。尤中著《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方国瑜著《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反映了这阶段西南疆域史研究的重要进展。尤著全面系统地考察了中国西南疆域变迁的过程。方著从历史地理角度考订了我国西南边疆各个政区不同时代的不同情况。
王魁喜等著《近代东北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详细论述了中国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经营和管辖。刘邦厚《1861年后清政府在黑龙江右岸的巡边活动》（《北方论丛》1980年第3期）、《1861年后清政府在黑龙江左岸的巡边活动》（《瑷珲历史论文集》，1984年编印）分析了清政府为抵御沙俄侵略渗透，在呼伦贝尔和黑龙江左右岸等地区加强边防所采取的措施。
光绪年间新疆和台湾建省是清政府加强对边疆地区管辖所采取的重要措施。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的《新疆简史》第2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纪大椿《论清季新疆建省》（《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沈传经《论新疆建省》（《新疆历史论文续集》，1982年）、齐清顺《新疆建省及其历史意义》（《西域史论丛》第1辑，1985年）等认为，新疆建省是清政府为了抵御沙俄扩张和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而在行政建置上进行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加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促进了新疆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抵御外来侵略和维护祖国统一。陈在正《台湾建省方案形成过程的考察》（《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1874-1875年清政府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与对台湾地位的新认识》（《台湾研究集刊》1986年第1期），概述了台湾建省的过程，指出正是因为加强海防建设的需要，才促进了台湾建省的实现。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台湾及东南沿海的海防，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三）近代边疆开发和社会发展
近代边疆开发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引发了边疆社会的变化。这是近代边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另外，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生活也要求史学工作者关注这一课题。戴逸《加强边疆开发史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从宏观上阐明了边疆开发史研究的内容、意义和方法，强调指出只有研究清代和近代边疆开发的情况，才能够更深刻地认识边疆的现状。钟祥财《试论中国历史上开发边疆的经济思想》（《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指出，近代以来，陈炽和邵作舟等人都把边疆建设作为振兴商务、促进民族经济的重要内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更是一份全面发展中国近代经济的宏伟蓝图，边疆的建设在其中占有很大的篇幅。董万仓《光绪初年吉林东部边疆的开发》（《北方论丛》1980年第5期）具体论述了1881年吴大瀓等人在吉林东部边疆宁古塔、三姓、瑷珲等地进行移民实边、试办屯田、驻军屯垦等项工作。马东玉《冯子材与海南岛开发》（1987年12月9日《光明日报》）介绍了1887年冯子材在海南岛大力组织军队士兵开山劈岭筑路的开发壮举。曲从规《近代黑龙江流域金矿业的开发与兴办》（《瑷珲历史论文集》，1984年）对黑龙江金矿业近50年的盛衰起伏作了宏观考察。姚永森、陈万钧《论近代台湾资本主义开发的先驱者刘铭传》（《福建论坛》1984年第5期）认为，刘铭传企图在台湾建立独立自主的近代工业体系，以便有效地与敌争利，并进而达到求富的目的。
随着近代边疆的经济开发，边疆的社会和人口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学者分别探讨了新疆、内蒙古、东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内蒙古一些地区社会形态和人口问题等。邓波《近代新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新疆经济研究》1984年第7期）认为，近代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尽管自然经济为其主要特征，但商品经济也在缓慢地发展，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另一方面，商业资本在新疆有特殊地位。汪炳明《蒙古实业公司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探讨了清末蒙古的资本主义发展，认为20世纪初，在外国和内地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一部分蒙古王公开始从事资本主义经营活动，同时蒙古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企业。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清末民初由蒙古王公联合清廷大员及内地官僚买办资本家筹办的蒙古实业公司。赵云鹏《清末至民国时期辽宁民族工业初探》（《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5期）分几个阶段考察了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辽宁民族资本工业，认为辽宁工业有偏于轻纺、资本少、规模小、技术差、竞争力弱等特点。朱风《近代阿拉善旗社会初析》（《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1年）认为，近代阿拉善旗在生产关系上，除了劳役制以外还有不同形式的雇佣制和劳动牧民之间的合牧制。张植华《清代至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口概况》（《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年第3-4期）依据有关档案，对清末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口变化以及民国时期内蒙古各盟旗蒙古族人口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同类文章还有沈斌华《近代内蒙古的人口及人口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等。
（四）边疆民族和人物
1979年1月，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编辑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是其中一种。同年3月，编辑出版任务下达各省区，并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此后，55个少数民族简史陆续出版。到1987年底，已经出版了7种，它们是各编写组编写的《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达斡尔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俄罗斯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门巴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畲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等。这些著述记述了该民族进入近代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情况。
近代边疆是一个舞台，许多人在这个舞台上活动过，对近代边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产生了影响。正因为如此，近代边疆人物就成为这阶段近代边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专文论及的近代边疆人物主要有：抗俄英雄寿山，珲春勘界的吴大瀓，蒙古族人民起义领袖嘎达梅林、进步思想家罗布桑却丹、王公贡桑诺尔布，收复新疆的左宗棠，谪戍新疆的林则徐，抗击法军的刘永福，经略台湾的刘铭传等。在专著方面，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这阶段出版的在少数民族人物方面有影响的著作。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两大领袖之一，对历史上西藏的政教有着重要影响。该书依据藏文版的历代达赖喇嘛传和大量中外资料，从1391年一世达赖喇嘛降生写起，到1952年十四世达赖欢迎班禅返回扎什伦布寺为止，叙述了历代达赖喇嘛的生平，兼及历代班禅的事迹，对近代西藏宗教和社会情况多有叙述。
（五）领土和边界
从70年代起，由于对外关系的实际需要，边界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随着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初步发展，有关论著也多了起来。除前述《沙俄侵华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近代史》等书有这方面内容外，还有一些具体论著分别涉及中朝边界、中俄边界、中印边界、中越边界、南海诸岛、钓鱼岛等问题。
中朝边界研究。19世纪80年代，中朝两国界河图门江段产生争议。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间岛归属问题，掀起轩然大波。此后，经过吴禄贞等据理力争，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高永一《间岛问题的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分析了间岛问题产生和解决的过程。
中俄边界研究。张本政《评1886年中俄勘界》（《学术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论述了自图们江口至乌苏里江口一段边界第二次“会勘”始末，认为在这次勘界中，中国收复了一部分1860年以后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步平《中俄东部边界西段的勘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1辑，1987年）分析了1910年至1911年中俄派员会同勘测呼伦贝尔地区中俄边界，签订中俄《满洲里界约》的始末，指出此举奠定了中俄东部边界西段的基础。李之勤《略论〈中俄伊犁条约〉关于西疆分界的条款》（《西北历史资料》1983年第1期）全面论述了条约签订对中国西部边界的影响。赵春晨《谈〈中俄伊犁条约〉的性质和清政府谈判的成败》（《西北历史资料》1983年第2期）论述了清政府在改约谈判中的成败得失，以及曾纪泽个人的功过。黄盛章《清代在帕米尔的管辖范围及其变迁》（《中亚研究资料》1986年第3-4期，1987年第1-2期）详细考定了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中国在帕米尔地区的主权管辖范围的变化。刘存宽《中苏帕米尔争议的历史背景》（《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指出，这一问题的争议现存的唯一依据就是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喝尔界约》，任何越过或离开这个条约的其它解决办法都是行不通的。
中印边界研究。这阶段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值得注意的著述有，金宗英《1899年英国建议划定中印西段边界照会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1辑，1987年）。该文详细论述了中印边界西段的形成与界务纠纷的交涉。此外，周伟洲《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也列有专章论述了中印边界问题。
中越边界研究。中越边界有陆界和海界之分，都涉及领土的归属。戴可来《漏洞百出，欲盖弥彰——评越南有关西沙、南沙群岛归属问题的两个白皮书的异同》（1980年6月9日《光明日报》）、韩振华、吴凤斌《驳越南当局所谓黄沙、长沙即我国西沙、南沙群岛的谬论》（1980年8月1日《人民日报》）等文，以大量事实论证了越南历史图籍中所说的黄沙、长沙都是越南近海的一些岛屿、沙滩，同我国西沙、南沙群岛没有任何关系。
钓鱼列岛研究。钓鱼列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早在明代就已经划入中国版图，19世纪末为日本侵占。1945年日本投降后，该岛屿本应同台湾、澎湖列岛一起归还中国，但日本却宣布其对该岛屿拥有主权，从而制造了中日间的领土争端。周兆锐《钓鱼岛等岛屿问题的来龙去脉——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的领土》（《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2-3期），概述了钓鱼列岛的历史、主权归属以及有关中日间的争端。于福顺、刘耀祖编的《钓鱼列岛历史资料》（《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1辑，1987年）摘录中外文献63种，叙述了钓鱼列岛的地理形势、主权归属和中日交涉等问题。
（六）对中国近代边疆研究史的考察
前曾指出，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曾两次掀起高潮。这两次高潮的具体情况怎样？为了总结经验，促进学术进步，这阶段一些学者对这两次研究高潮进行了研究。
赵俪生《论晚清西北之学的兴起》（《西北民族研究》创刊号，1986年）指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遭到外国入侵力量的胁迫，一大批爱国学者深感边疆地区迫切需要进行过细研究，遂身体力行，由此产生了西北历史地理之学和西北少数民族之学。胡斯振《西北学刍议》（《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综述了民国时期边政学的研究成果，认为1931年以前，由于沙俄策划外蒙古“独立”、“自治”，促使全国人民继续重视西北史地的研究。1931年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西北史地学迅速发展，同时也为边政学研究开辟了新领域，提供了新内容。丛佩远、赵鸣岐《简评曹廷杰》（《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评述了曹廷杰的全部著作及其思想倾向，指出甲午战前，曹廷杰的思想比较激进，爱国和抗俄是其思想的主流。钟兴麒《王国维与西北史地学》（《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分析了王国维的西北史研究，认为王氏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经验，又吸取了世界近代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西北史地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把西北史地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整个中亚地区，大大丰富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内容。吴丰培《顾颉刚先生和所著〈西北考察日记〉》（《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等，评述了顾颉刚的边疆研究和和禹贡学会的业绩。
初步发展阶段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以近代边疆为研究对象，内容涉及较多领域，局面基本铺开，独立学科开始形成。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南，加强对史料的考订和史籍的校勘，出现了许多较高水平的著述。这些为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深入发展阶段（1988-1999年）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世界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发生了变化。这影响了中国边疆地区，使往日是反帝反修前线的中国北部边疆形势得以缓和。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特区”不再仅局限于东南沿海，这给中国辽阔陆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当然，世界局部地区的紧张形势还时有发生，和中国相邻的有些国家也不时对中国提出领土（海）要求，侵犯中国的领土（海）主权。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边疆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变化。国人希望进一步了解边疆，稳定边疆，建设边疆，发展边疆。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适应形势需要，得到了比较深入的发展。
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届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对中国（近代）边疆史地学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对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深入发展起了促进作用。1990年，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会成立边疆史地临时评议小组，鼓励和资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项目，这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协调和发展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方面也加大了力度。1988年，该中心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1年，又创办了理论性、综合性和信息性学术刊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此外，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更广阔的园地，从1988年开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先后组织出版了5套丛书、丛刊，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边疆史地丛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边疆史地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一些边疆出版机构也出版了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丛书，如“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东北文史资料丛编”（辽沈书社出版）、“黑水丛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影印）、“云南史料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指南丛书”（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上述出版物中，有许多是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内容。1999年9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召开了第二届全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50余位边疆史地学者出席了会议。大家认真讨论了1988年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情况，规划了未来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工作。同年秋，马大正任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边疆通史》杀青，即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深入发展阶段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日益繁荣的象征。据不完全统计，1988年至1999年，共出版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专著80余部，1000余篇，资料书40多种。从主要内容上看，有的是前一阶段所探讨问题的继续和深化，有的是新开辟的领域。归纳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中国（近代）边疆的理论探讨
这包括中国边疆的理论界定和概括、中国边疆研究的社会功能、中国边疆研究的内涵和方法等。
首先是中国（近代）边疆的界定。早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就提出边疆是一国领土的外缘地带。吴文藻也认为边疆有政治上的边疆和文化上的边疆之分。1988年以后，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马大正、华立认为：边疆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一定宽度的地区，具有自然、历史、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自身特点（《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邢玉林指出，近代以来的边疆，是指在国家陆路边界线内侧的或在国家海岸线外侧的、且属于该国主权的边缘陆路领土或海洋领土（《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其次是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的社会功能。丁伟志认为，研究边疆既有体现在政治纠纷与军事冲突中的现实价值，也有体现在和平建设中的经济文化方面的社会效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序》）。邢玉林提出，研究边疆可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强化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提供稳定边疆的历史经验，为边疆的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促进边界问题的解决，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见前引文）。
再次是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与方法。40年代林耀华、吴文藻、顾颉刚曾从环境、人类、文化三要素，政治学、人类学观点，旅行调查和专题研究诸方面进行探讨。90年代初，马大正提出，应当加强边疆政策方面的综合性研究，既要考虑到民族、宗教、边防、外交等政策，又要考虑到近代边疆危机与封建时期边疆政策由成功到失败的演变。特别应当加强现代边疆政权建设及其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研究，边防工作、边界交涉、边疆地区民族关系与跨境民族、接境邻国政治、军事、社会、民族概况等方面的研究（《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和当代边疆问题研究刍议》，《思想战线》1991年第3期）。邢玉林认为，中国边疆史研究应当包含中国边疆通史、中国边疆断代史、中国疆域史、中国边界史、中国边防史、中国边疆社会思想史、中国边疆内外关系史、中国边疆历史学史（见前引文）。
以上关于中国边疆的理论探讨，有的是直接述及近代的，有的虽然不是专讲近代，但对研究中国近代边疆问题也多适用。
（二）中国近代边疆管理及边防观
关于中国近代的边疆管理，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可分总体性论著和区域性论著两部分。谈到总体性论著，首先应当提及赵云田著《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1988年，赵云田提出“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概念，呼吁学术界加强该领域的研究，认为这对于深入了解我国历代的政治制度和边疆统治政策，深入理解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祖国的历史都有重要的意义（《加强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研究》，《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3期）。《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正是他身体力行的结果。该书在理论上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民族观点结合起来，在内容上则把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不断发展和巩固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摆脱了断代史和地方史角度的局限。该书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晚清理藩部，中华民国时期的蒙藏事务局、蒙藏院、蒙藏委员会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此外，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设有专节论述了近代边疆危机和晚清政府加强对边疆管理的措施，内容丰富，议论精当。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徐学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概述了近代边疆地方行政设置和管理。
关于中国近代边疆管理机构的区域性论著，涉及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的较多。赵云田《晚清东北军政管理机构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4期），分析了光绪年间东北三将军体制的变化，以及废除军府、建立行省的原因和作用。康沛竹《日俄战争后的清廷东北防务》（《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认为改建行省、整顿军事是清政府面临边疆危机加剧在东北地区采取的相应措施。刘金明《北洋政府对鄂伦春族的政策与“安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指出，北洋政府对鄂伦春族的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北洋政府对东北边疆地区的管辖。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赵云田著《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华书局1989年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卢明辉著《清代蒙古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都设有专章论述了近代管理蒙古地区的机构和措施。格日勒《北洋军阀政府与西盟王公会议》（《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3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乌云格日勒《清末内蒙古的地方建置与筹划建省“实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也考察了近代内蒙古地方管理的情况。
吕一燃《清政府对阿勒坦诺尔乌梁海的管辖》、《阿勒坦诺尔乌梁海历任总管考略》（《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樊明方《中国历代政府对唐努乌梁海的管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1-2期）论述了近代对乌梁海的管理情况。樊明方编《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大量的历史资料，叙述了19世纪60年代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的划定，此后俄国对唐努乌梁海盆地的渗透，辛亥革命以后俄国以“保护”名义侵占唐努乌梁海，1919年中国收复唐努乌梁海，以及苏联兼并唐努乌梁海的经过。赵云田《近代新疆行政建置的演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管守新《刘锦棠在新疆建省》（《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陈延琪《伊塔阿三区政府管理机构设置述略》（《西域研究》1997年第2期），从不同层面论述了近代新疆管理机构变化的情况。
吴丰培、曾国庆著《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版）、《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贺文宜《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探讨了清代驻藏大臣的职权和管理西藏的情况。朱先华《清末西藏新设机构及其活动概述》（《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赵富良《试论张荫棠“查办藏事”及其治藏方针》（《西藏研究》1992年第2期）、余子明《论晚清政府在西藏的若干政策》（《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具体评述了晚清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情况。祝启源、喜饶尼玛《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景福《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维护西藏主权的措施》（《中国藏学》1997年第1期）论述了民国时期对西藏的管理。
在探讨中国近代边疆管理的同时，一些学者研究了中国近代边防观问题。毛振发《我国强边思想的演替和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刘庆《中国古代国防政策及其在近代的演变》（《军事史研究》1991年第2期）、牛俊法《浅析中国近代“争胜型”与“守土型”的国防观》（《军事历史》1989年第3期）、黄顺力《鸦片战争时期传统海防观的影响与扬弃》（《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俞世福《浅析中国近代海防论》（《军事历史》1989年第6期）、李国华《清末海洋观与海军建设》（《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等，从宏观上论述了近代边防观的主要内容、特征以及产生的影响。李少莉《论清末洋务派的海防建设》（《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施渡桥《林则徐、魏源的海防战略思想是消极的吗？》（《军事历史》1992年第4期）、史滇《李鸿章与北洋海防》（《安徽史学》1992年第3期）、何丰伦《中法战争后广西边防建设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徐舸《清末广西边防问题》（《印度支那》1988年第4期）等，则论述了具体人物、具体地区的边防思想和建设。
（三）近代边疆开发研究
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汇集了15篇专题论文，其中9篇涉及近代东北、蒙古、新疆、云南、海南、台湾的农业、牧业、工矿业的开发。王戎笙主编《清代的边疆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是1991年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内有多篇文章涉及了新疆等地的开发。成崇德、张世明著《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分析了清末张荫棠在西藏的开发思想，联豫在西藏的开发措施，以及清末西藏开发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对晚清北疆地区畜牧业经济的变化、“移民实边”与土地滥垦的影响、手工业生产兴衰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探讨。华立著《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以相当篇幅论述了晚清时期新疆农业开发状况，并总结了开发的历史特点和功效得失。
此外，许淑明《清末黑龙江移民与农业开发》（《清史研究》1991年第2期）提出，大批汉民的迁入，使黑龙江土地的开垦方法、耕作技术和农业习惯都受到了影响。钟萍《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认为，近代农地的开发，促进了新疆农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疆以农为主、各业并举的混合经济形式。唐凌《矿业在近代广西边疆开发中的作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3期）指出，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深入，以及广西战略地位的日益提高，政府和民众开始大力对其进行开发，其中，矿业开发起了很大作用。何瑜《近代海南开发》（《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认为，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的大量侵入，海南传统农业逐渐解体，经济作物日益发展。
（四）边疆人物
这一阶段近代边疆人物研究值得重视的是以下几部著作：阿拉腾奥其尔著《清代伊犁将军论稿》（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伊犁将军是清代统一新疆后在该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天山南北，并管理归附的中亚地区及哈萨克各部，在巩固西北边防、抵抗外来侵略、稳定社会秩序、防止分裂割据、维护国家统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该书从清代历任伊犁将军中选出10位较有影响的人物，对他们在新疆的活动和政绩进行了述评。其中，奕山、布彦泰、金顺、志锐四人均属近代人物。本书拓宽了近代边疆人物研究的视野，有助于人们从不同侧面了解近代对边疆地区的经略。周轩著《清代流放人物》（紫金城出版社1993年版），周轩、高力著《清代新疆流放名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两部书可称为姊妹篇，论述的都是被清政府流放的人物在边疆地区的活动。两书共收100多人，对他们在开发边疆、巩固国防、发展文化等方面的贡献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述。探讨流人对近代边疆的贡献，两书的开创意义功不可没。谷苞、蔡锦松编《林则徐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民族英雄，1842年12月含冤流放到新疆。他在新疆三年间，不顾政治上所处的逆境，为新疆开发不遗余力。该书选收论文19篇，从主张加强西北边防、兴修水利、勘查荒地、关心少数民族疾苦、重视协调民族关系、禁止鸦片及限制鸦片在新疆的蔓延等方面，论述了林则徐对新疆卓有成效的贡献。书中许多文章利用了档案资料，也有的是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考察写成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五）领土和边界问题
这是这阶段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取得成果较多的领域。学者们既从宏观上论述了中国近代边界问题的形成，也具体考察了和邻国的边界情况，以及有关领土的争端。
从宏观方面考察的主要著述有：张锡群、吴真明《中国近代割地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郑汕、傅元祥主编《中国近代边防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郑汕主编《中国边防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这些著作从丧失土地和边防史角度综论了近代边界问题。此外，张振鹍近代中国的边患与边界问题——一个简要的回顾》（吕一燃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认为，近代中国的边患经历了从海疆告警到边疆普遍危机，进而危机深化的历程。边患造成了中国丧失大量领土，积累了许多边界问题。
考察中朝边界的著述有：孙进已《东北历史地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在论述东北历史地理问题过程中，也考察了中朝边界问题。杨昭全《中朝界务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3、4辑，1988-1989年），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这些论著以详细的史料，对中朝界务作了细致的研究。此外，姜龙范《关于清季中朝边务交涉的研究》（《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崇实《历史上的以图们江为中朝东段边界的考察——驳“间岛”学说》（《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6期）等文，也是这一专题研究的力作。
余绳武主编《沙俄侵华史》（第4卷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探究了沙俄侵略中国边疆、吞并中国大片领土的历史事实，对有关中俄边界的一系列条约的签订经过、主要内容和边界走向，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资料翔实，考证精确，是研究中俄边界史的上乘之作。厉声《中俄伊犁交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全面系统地评述了中俄伊犁交涉的历史过程。李之勤《论〈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1-2期）、朱炳耀《关于新疆乌宗图什河源“争议”地区的调查报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1-2期），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具体考察。
探讨中印边界问题的著述有：杨公素《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4辑，1989年），对中印之间传统习惯线、英国私自划定的“麦克马洪线”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丁名楠《中印西段边界问题由来的片断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3-4期）、景辉《中印东段边界真相》（《国际问题研究》1988年第1期）、吕昭义《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房建昌《近代中印西段边界史略》（《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近代中印中段边界史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等，分别论述了中印边界有关段落的形成与界务纠纷的交涉。
房建昌《中尼边界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3-4期）、《中尼边界洛敏汤考》、《中锡边界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1-2期）、《中国与不丹的边界及不丹在西藏的飞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5辑，1990年）、《近代中国与巴基斯坦边界史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对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边界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填补了这方面专题研究的空白。
关于中缅边界研究。张振鹍《近代史上中英缅边界“南段未定界”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2辑，1988年）认为，1941年中国政府与英国换文，就南段未定界划定界线，但这段边界始终没有竖立界桩，所以直到缅甸独立，南段未定界并没有最终解决。谢本书《片马问题考察与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4辑，1989年）论述了清政府对片马的管辖，以及英国侵占片马的经过。金宗英《麦克马洪线与中缅北段边界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3辑，1988年），分析了中英间关于中缅北段边界早期交涉和麦克马洪在西姆拉会议中玩弄的伎俩，认为英国炮制麦克马洪线的目的之一是想把尖高山以北除独龙江以外的恩梅开江与迈立开江流域全部土地据为己有。张植荣《论中缅边界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3-4期）探讨了中缅边界问题的历史背景、交涉过程、中国政府指导中缅交涉的边疆战略与边界政策。余绳武《近代中缅北段未定界的由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3-4期）、《有关猛卯三角地的一些历史情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2辑，1988年），陈瑞金《中缅北段未定界历史的变迁》（《云南史志》1995年第1期），分别进行了细密的分析，提出了有见地的意见。
中越边界研究。李国强《中越陆路边界源流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0年第1期），论述了中越边界形成的过程，认为中越边界条约使中越边界走向有了明确的规定，但也使清政府丧失了许多土地。木芹《清代中越边界云南段述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1-2期），深入论述了19世纪末云南省临安、开化、广南三府边境大片领土被法帝国主义划入越南的历史。龙永行《中越界务会谈及滇越段勘定》、《中越边界桂越会谈及勘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3-4期、1992年第1-2期），前文论述了自1885年起至1897年止中法两国关于滇越段界务谈判、勘定始末，指出中国最大的失败在于第六段边界即后来普洱府属猛乌、乌得之割让，后文论述了中越边界桂越段会谈及勘定的情况，以及勘界大臣邓承修的功绩。萧德浩《中越边界广西段历史概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3年第1-2期），研究了中越边界广西段形成的历史。萧德浩、黄铮主编《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上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黄国安、萧德浩、杨立水编《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分别从档案、文献中辑录了中越边界交涉的大量资料。
北部湾问题是中越边界研究的重要方面。萧德浩《北部湾问题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3辑，1988年）、《中越两国从未划分北部湾海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3-4期），刘文宗《是“海上分界线”还是岛屿分界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4辑，1989年），分别从不同方面论证了在历史上中越两国从未划分过北部湾的海界，1887年《中法续议界务专条》第三款划分的是芒街附近海中岛屿的归属，越南政府把它说成为划定中越海上分界线是没有根据的。
南海诸岛研究。南海诸岛包括南沙、东沙、中沙、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反映了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张良福《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争端》（《南洋问题研究》1991年第3期）、林金枝《民国时期中国政府行使和维护南海诸岛主权的斗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1-2期）、黄盛璋《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领土的历史证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5辑，1990年）等，也都以大量事实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神圣主权。
钓鱼列岛研究。吴天颖《甲午战前的钓鱼列屿归属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列有专章论述了1885-1895年日本觊觎、侵占我国钓鱼列屿的始末，指出钓鱼岛等岛屿是中日甲午之战签订《马关条约》后被日方侵占的中国领土。杜继东《钓鱼岛等岛的历史和现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5辑，1990年）论述了钓鱼列岛历史上的主权归属和今天的中日争端。王乃昂等《略论中日钓鱼诸岛之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从国际法的原始发现、行政管辖、经济活动、自然延伸等原则，论证了钓鱼诸岛主权属于中国。
香港史研究。香港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被英国强割强租。20世纪80年代初，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以后，国内学者对香港史研究逐渐重视，论著渐多。余绳武、刘存宽主编《19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公司、中华书局1994年版），以丰富的史料，严密的论证，叙述了英国割占香港岛，割占九龙半岛南端，强租香港新界的过程，是这一领域高水平的学术专著。余绳武、刘蜀永主编《20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公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论述了20世纪的香港政制、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中英关于归还香港问题的交涉等，反映了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此外，刘蜀永主编《简明香港史》（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版）、《香港的历史》（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刘存宽著《香港史论丛》（香港麒麟书业公司1998年版），也从不同角度以大量史实论证了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
澳门问题。澳门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明朝时期被葡萄牙占据，鸦片战争以后，葡萄牙加紧在澳门扩张，后来沦为葡萄牙领地。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澳门专号”、郑炜明《葡萄牙人占有澳门附近凼仔、路环二岛的经过和性质》（吕一燃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等著述，从不同侧面论述了葡萄牙强占我国澳门的经过。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收入了大量中、葡、英、法、日文档案资料，是至今关于澳门史最全面的资料汇编。
（六）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地区各种资源的掠夺，以及所实行的奴化政策，是这一阶段这一领域的主要内容。代表性的著作有：丁清《近代以来日本对我国东北邮政的侵夺》（《历史档案》1995年第3期），肖安鹿《论日本对我国东北、台湾的侵占及其推行的奴化同化政策》（《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霍辽原《日本在中国东北沦陷区实行的民族统治政策》（《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1期），饶野《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右岸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连心豪《日本夺取中国海关述略》（《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王晶、牛玉峰《日寇对我国东北煤炭资源的疯狂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宋德玲《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黑龙江地区的经济掠夺》（《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宋承荣、张庆山《日本殖民渔业对旅大水产资源的独霸和掠夺》（《辽宁师大学报》1997年第5期），佟静、赵一虹《略述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工矿业的掠夺》（《辽宁师大学报》1998年第5期），孙玉玲《浅析中国东北沦陷时期日伪对劳工的掠夺政策》（《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4期），李琳《日本占领海南及其对资源的开发和掠夺》（《海南史志》1997年第1期），房建昌《关于日本侵略海南岛的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等。应当指出的是，上述论著的共同点，即认为日本掠夺我国的各种资源，残暴地压榨中国人民，向世人显露出侵略者的狰狞面目。
（七）近代中国边疆研究史的考察
这是前一阶段该专题研究的继续和深入，内容涉及学术团体、学者、著作和边疆考察等方面。
刘逖《中国地学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马大正《略论禹贡学会的学术组织工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分别论述了中国地学会和禹贡学会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的业绩，以及学术组织工作的经验和成绩。袁英光、桂遵义《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评述了西北史地学派及该派的代表人物张穆、何秋涛等人的学术成就。马汝珩、张世明《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的繁荣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认为，嘉道咸时期形成了一个边疆史地学研究者的趣缘集合体，成员包括祁韵士、何秋涛、俞正燮等人。正是这些人的整体效应，才产生了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繁荣昌盛的局面。
宝日吉根、宝音图《〈皇朝藩部要略〉张穆改定稿本评介》（《蒙古史研究》第4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蔡家艺《何秋涛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吕一燃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浅论〈蒙古游牧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张承宗《张穆、何秋涛对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1期），评述了二人的学术贡献和爱国主义精神。吴怀琪《评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1期）、陈经忠《姚莹和他的历史地理著作》（《文史杂志》1989年第1期），分析了姚莹边疆史地学著述的特征。
边疆考察是中国近代边疆学者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些政府官员的治边措施。马大正《有清一代新疆考察述论》（马大正等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0世纪新疆考察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探讨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及军政要员新疆考察活动的历史功绩。吕一燃《谢彬及其边疆史地研究》（《西北史地》1988年第2期）、杨镰《谢彬和他的〈新疆游记〉》（《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论述了谢彬的边疆考察经历和成就。邢玉林、林世田《西北科学考察团组建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黄烈《艰辛的历程、丰硕的奉献——黄文弼先生与西北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评述了20世纪20至30年代中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组建过程以及黄文弼学术活动和成就。
深入发展阶段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显著的特点是创新。表现在新概念的提出及系统阐释，如对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研究；新领域的开辟及详细论述，如对边疆大吏及流人对边疆贡献的研究；新课题的论证和薄弱环节的加强，如对唐努乌梁海的研究等。
五、回顾与前瞻
50年来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50年来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我们今后应如何加强薄弱环节呢？
首先，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今后应当加强探讨。应当承认，老一辈学者顾颉刚、吴文藻、白寿彝、谭其骧等人在关于中国疆域的界定等边疆理论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给晚学开辟了道路。吕一燃、马大正、邢玉林等人近些年来在边疆界定、中国边疆研究的功能和方法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为中国边疆史理论框架的构筑做出了贡献。此外，台湾学者胡耐安、林恩显在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也做出了成绩（见胡耐安《边政通论》，1960年台北初版；林恩显《边政通论》，台北华泰书局1987年初版；《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2年版），但是也应当承认，中国边疆史研究理论探讨还不够深入，有些问题还没有涉及。比如边疆观问题。中国近代边疆是中国古代边疆的延续和发展，只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近代边疆才发生了不同于古代边疆的变化。中国古代边疆观已有比较明确的内涵，而中国近代边疆观的内涵却还是很不明确。到底应当怎样揭示中国近代边疆观的内涵？中国近代边疆观和中国古代边疆观相比有哪些异同？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也才便于梳理。又比如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中国近代边疆既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含义，又和民族、宗教、人物等因素密切相关，它的研究方法就必然是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而不可能是单一的。换言之，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文化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都可以借鉴。而目前这方面的探讨还很不够。因此，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做指导，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构筑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理论，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其次，研究领域还不够宽广，今后需要进一步拓展。中国近代边疆史有着丰富的研究内容，包括边疆民族、边疆宗教、边疆社会、边疆教育、边疆人物、边疆制度、边疆管理、边疆开发、边疆自然地理、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边界和领土问题等。就其中的某一项说，又可以分得更细，比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就有割占领土、掠夺资源、宗教渗透、文化侵略等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以近代边疆作为独立客体进行研究的时间还不很长，所以有些内容还没有涉及，或虽然涉及了但还很不深入。比如边疆社会。不同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由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生产方式等的不同，社会面貌也就很不一样，而我们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又比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侵略，在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学术界侧重于沙俄对我国边疆领土的掠夺，到了深入发展阶段，侧重的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资源的掠夺。这显然是扩大了研究领域，深化了研究内容。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领域还需要拓展，应着重加强中国近代边疆内在问题的研究，比如边疆社会、边疆宗教、边疆教育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在曲折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按照研究发展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6年；从1977年到现在。长期以来，不论研究和教学，中国近代史下限到五四运动前，此后为中国现代史。相应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下限也止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后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本文所论重在五四运动之前，兼及五四运动以后，特予说明。
（一）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11月，上海时代书局出版了斐民著的《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简史》。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近代思想发展的历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
1955年，石峻、任继愈、朱伯昆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的贡献主要在于为建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理论框架做了有益的尝试。作者比较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对象和内容，学习和研究思想史的目的，中国近代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发展的路线等问题。该书的出版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问题展开了讨论。王忍之、徐宗勉指出《提纲》存在三方面的缺憾：一是研究客体不全面。文章认为，《提纲》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是正确的，而认为“近代中国社会产生的新经济、新阶级和新的政治力量，是中国近代思想发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则是不全面的，因为它们只是中国近代新的先进的思想发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近代中国除了有新的进步的思想，还有反映旧经济、旧政治的反动思想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的奴化思想。《提纲》把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历史归结为革命思想路线和改良主义思想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研究和讨论进步的思想在跟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整个过程，也是片面的；因为前者的斗争只是新的进步思想内部的斗争，后者的斗争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题。二是思想发展的脉络不完整。编者没有系统地说明各个时期思想的继承关系，形成为思潮及思潮的发展和衰落过程，而是更多地逐一介绍思想家的思想，缺乏对整个思潮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论述，这样便不能深刻全面地把握社会思想的全貌。三是没有充分揭示思想与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内在联系。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缺乏深入具体的说明，没有充分说明思想是如何产生、发展的（1）。
上述这些意见是很有见地的，不仅弥补了《提纲》中存在的某些不足，而且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也有促进作用。如新旧思想的斗争、思想家与思潮的关系、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等问题，一直是以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问题，有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这一阶段里，没有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面世，而人物思想的研究却颇为活跃。除在报刊上发表了一批论文外，还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家研究论文选》、北京大学哲学系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和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这些论文涉及的人物很广泛，不仅重要人物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李大钊等的思想有不少研究，次要人物如冯桂芬、宋恕等的思想也有所研究。其中有些论文对人物思想的论析有独到见解，颇有学术价值。广泛而有一定深度的人物思想研究，有助于后来人物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为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人物思想研究中，对有些人物的思想评论也有不同意见。如关于龚自珍的政治、经济思想是否有资本主义倾向，魏源思想的阶级属性，冯桂芬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改良主义者还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康有为《大同书》成书年代和评价，梁启超后期思想的评价，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等问题。应该说，当时还颇有学术争鸣的气氛，在不少问题上都能展开讨论，各抒己见。但是从以是列举的争论的问题来看，不难发现主要是关于人物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反映了思路相对狭隘，而对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理解、把握也存在简单化的偏向。1965年，有些刊物对孙思白的《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一文的批判，突出地表现了在“左”的路线影响下的教条主义、简单化的倾向。至于“文革”中“四人帮”为了政治需要大搞评法批儒，在此影响下出现的文章将龚自珍、魏源、章太炎等思想家都纳入儒法斗争中，定之为法家，加以随意渲染，这是对学术的严重扭曲，极不严肃。
在专门的思想史领域，也有研究成果出版。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是第一部论述近代经济思想的专著。而关于改良主义思想研究的成果有叶蠖生的《中国近代革命运动中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和胡滨的《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两部专著。《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一书，系统考察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兴起和没落的历史，把它分为四个阶段：从鸦片战争至19世纪60年代为酝酿时期，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从封建主义正统思想中开始分化出来，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从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战争是改良主义思想的发生和初步发展时期，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政治上主张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经济上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但他们并没有形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从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运动是高涨时期，康、梁等人把改良主义思想推向了高潮，并发展为政治运动；从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是没落时期。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少数人仍然坚持改良主义路线并对民主革命思想进行攻击，在双方论战中，改良主义思想被击败，影响逐渐缩小。作者的论断并不都准确，但在分析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思想家时纵横对比，寻同求异，颇能切中肯綮，找出各自的特征。
系统论述鸦片战争时期社会思潮的是刘大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页》。该文通过对林则徐、黄爵滋、龚自珍、魏源、姚莹、包世臣、张穆等人的研究，指出他们敢于正视现实，揭露批判腐朽的封建制度，主张对列强的侵略进行抵抗，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之道。这种思想潮流，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端。作者在文章中还提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对封建主义思想的论战，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的论战，“五四”前一部分知识分子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流的三次高潮，它们都是朝着鸦片战争时期社会思潮指出的方向进行的（2）。
（二）
思想史研究者自身的思想解放，是思想史研究的先决条件。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破除了极“左”路线的影响，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界开始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努力用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发表的有关论著可谓目不暇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是以前无法比拟的。
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与前一阶段明显不同的是一批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的出版。在框架结构上，这些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有其发展变化的过程。这里可以分为三个小段：1.大致从1978年到80年代末，其系统主要由思想家构成；2.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变为以思潮为主；3.近二三年来，中国思想史著述的下限，由五四运动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种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化。
1、1978年至80年代末
1978年，侯外庐上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出版。该书虽名为哲学史，实际重心在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点：第一，注重从哲学角度探求人物思想根源，从根基上把握思想的渊源，说明其思想变化的轨迹。第二，注意揭示每个时期的思想与当时许会历史的有机的本质的联系，比较深刻地说明思想产生的原因，准确把握各个时期思想的特征并作深入细致的剖析。第三，关注近代西方哲学社会思想的输入对中国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书中除分散介绍有关内容外，特别对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输入及其思想影响设立一章，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它们的思想和在国内传播的情形，这些对于全面理解近代思想是必不可少的。作者还注意到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的早期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等，论述了这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科学家对传统天命观的批判。第四，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近代各时期的落后反动思想，并论述了它们和进步思想的斗争情况。由于这部书是在“文革”后期特殊的政治气候下写作的，对人对事的某些评价现在看来有简单化、不客观之处。但是，它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和系统著作的撰写产生的积极影响，则不应低估。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之后出现的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大多以政治思想史命名。从80年代初开始，一批著作陆续出版。比较早的有邵德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其后便是桑咸之、林翘翘和宝成关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等，约有十余部著作。至于论述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和有关人物的政治思想的论文，则数量更多。这些努力对于推进和完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些著作揭示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总的趋势，认为近代政治思想就是对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国家观及维护这种国家观的君权神授说和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念的批判和摒弃，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国家观形成发展，并经过实践最终失败的历史。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另一个主线便是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维护国家主权、抵抗外来侵略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基本问题，近代任何先进的思想家大都对此提出过主张，并努力进行了实践，但最终都没有能够实现其思想主张。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特点，首先是纷繁复杂。在短短的80年间走过了欧洲几百年的思想历程，社会政治思想从封建主义跃进到社会主义，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当思想的主流正汹涌澎湃之时，潜伏的支流也已潺潺流动初现端倪。今日进步思想战线的旗手，明日已沦为落后思想的护兵。有继承传统的，有借鉴外来的，有糅和中西的，政治思想成为缤纷异彩、五光十色的万花筒。其次是肤浅粗糙。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针对迫切的救亡图存的政治问题而提出的。现实斗争的紧迫性没有给思想家们留有足够的条件来构筑他们的理论体系，往往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方案已经形成之后才去找哲学的支撑点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样便不可能形成成熟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多年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在逐渐扩大，从主要重视资产阶级扩展到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农民阶级，甚至资料甚少的义和团政治思想也受到关注；从占主流的进步政治思想延伸到相当长时期里居于统治地位的落后反动的政治思想。评价也更客观、更实事求是，如对无政府主义，既指出它的消极作用，也肯定它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反对专制主义、批判封建文化、初步介绍马克思主义方面所做的贡献。在写法上，有以派别人物为主的，也有以思潮为主的，有总体上宏观的论述，也有个案微观的透视。当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需要探讨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就存在较大的分歧，这是要进一步努力的。
随着一批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的出版，学术界对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金冲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介一文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应该在四个方面加以突破。1.把近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重点来研究。2.在时间上应该重点研究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的20多年，因为这20多年是思想浪潮汹涌澎拜的时期。3.要深入探索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关系。4.要研究西方近代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各种重要流派，特别是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些思想流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还要着重研究日本近代思想界对中国的影响，因为当时的日本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3）。作者的这些见解正切中当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例如，过去我们总认为进步的思想家在哲学思想上一般倾向于唯物主义，而唯心主义者在政治思想上必定是落后的，因此在研究先进人物时总是搜寻其唯物主义的成分，而忽略了这其中的复杂性。这些确实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这期间，人们对近代思想史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如汪林茂认为，在近代中国的进步思想潮流中，有四个新旧交替的转折点并各有其代表人物。龚自珍、魏源发出了“更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首次冲击了封建统治者死守的陈腐信条，成为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先驱。冯桂芬上续龚、魏之绪，进一步具体地表达了学习西方的主张，开启了改良主义的先河。唐才常在变法运动失败后，开始了武装推翻清朝统治的战斗，但对改良思想却割舍不了。辛亥革命失败后，朱执信的思想开始突破旧三民主主义的体系逐渐接近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是特定时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进步思想的代表人物。这些论断是否都符合客观实际，自可讨论，但毕竟提出了问题，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4）。
1988年，张锡勤和李华兴著的同名《中国近代思想史》先后出版。两书都比较系统地展现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全貌，既有相同之处，又各具特点。1.两书都清晰地展示了中国近代思想的脉络和发展趋势。2.注重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思想的变迁。张锡勤认为，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对自身传统文化再认识、再评价，进行清理改造的过程。李华兴认为，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器物层次――制度层次――思想文化层次。这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不断深化的过程。近代的思想家和改革家们最终认识到，只有提高民族素质，进行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变革，才能够推进中国的社会变革。虽然两位作者注意的侧重点不同，但都从文化的深层考察思想的变化。3.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如两书都对洋务运动作了一定的评介。不过二者的观点不尽相同，张著认为近代中国寻找前途出路经历了包括洋务思潮的六种思潮；而李著则认为近代中国有三种先进的社会思潮，其中并不包括洋务思潮。这些都是以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所没有的。
2、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
如果说1978年到80年代末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是以思想家或以思想家为主兼及社会思潮为框架，那么80年代末以后的著作的框架则几乎都是社会思潮。
还在50年代，王忍之等人在其文章中即论述了思想家和思潮关系问题。“文革”后，侯外庐在其《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开始用“社会思潮”来总括某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并对某些思潮的特征做了概述。80年代末，金冲及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最重要的是研究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由于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群所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不同，他们的利益也不同，因而在社会上就形成不同的思潮，有主流、有支流、有潜流和逆流，综合构成一幅极为复杂而丰富的历史图画。尽管社会思潮潮起潮落，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
较早以“思潮”来命书名、论述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是1989年出版的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作者认为，以往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和教材存在着不足，即“依时期、分派别重点地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似难以揭示出近代政治思想潮流兴衰替嬗、发展演进的基本线索和规律性”。因此，该书“主要以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几种进步性思潮，而不再以人物思想为线索”。作者正是以此为上线，论述了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社会批判、改革思想和爱国维新思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思潮，戊戌时期的维新思潮，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低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等。虽然也还存在着只写几种进步思潮是否就能全面反映近代中国思想发展演进的线索和规律性等问题，但这种尝试无疑是有益的。
稍后，吴雁南等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一书出版。书中虽然只限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一个时段，不是全部中国近代的历史，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潮，多数都包括在内了。书中对于思潮的归类，自有其特点，但也有可推敲之处。如爱国主义，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脊梁，贯穿始终，体现于各种思潮之中，单列一类，与其他思潮并列，是否妥贴，似可斟酌。
90年代中期，以“社会思潮”命名的著作增多。如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这类著作多以思潮为线索，分类撰述。而于思潮分类，也大同小异。这里难以一一介绍，只以其中在框架上有所不同的两种著作为例。
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在结构上有其特色，它不限于对思潮的依次论述，而且把它们当作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处理。该书着重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1.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开端、主线、流程和终结；2.关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社会意识、知识分子群体、思想巨人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关系；3.关于几种重大社会思潮的起因、内容、演变及影响。这就避免了由依时期、分派别重点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变而依序论述各个思潮的不足。尽管论述的深度以及有些论断不一定都能得到研究者的认同，但毕竟较只是依序阐述各个思潮为丰满。
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收入12篇专论，其内容与上述的一些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有明显的不同。该书所论的11种思潮是：人道主义思潮、进化论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汉宋学术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佛教复兴思潮与中国的近代化、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比较而言，这些思潮中虽也有政治思潮，但更偏重的是哲学、文化思潮。这可能是因为作者所从事的专业不同，所关注和侧重的方面也难免会有所不同。在1l种思潮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编者在后记中已作了说明，理由似可成立。不过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影响甚大，而在一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著作中却没有它的位置，未尝不是缺陷。
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思想史，大多属政治思想史，如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王金、李子文著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前者1984年出版，是一部较系统地论述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专著。该书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阶级、政党、团体及其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建国问题，各种建国纲领和方针的提出及它们之间的斗争，构成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基本内容。该书从而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三种建国理论与主张的相互关系与斗争为基本线索，系统论述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主要政派及其政治思想。后者是90年代初出版的。该书改变了通史体例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写法，按照思想出现的先后，系统地论述了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四种主要思想。作者的目的是力求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主体分别完整系统地显示出来，并由此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这种写法，自有其长处。不过30年间的政治思想错综复杂。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只反映几种主要思想。点虽突出，面却较窄。
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一书，不以“史”命名而有其特点。该书以纪事本末的编辑体例，论述了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30年让具有影响的20余种政治思想。不仅阐述其产生、发展的过程，而且作了分析和评价，多有新意。
3、近二三年来的研究
上述诸多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统著作，除高瑞泉主编的一种外，其下限都止于五四运动。然而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去年以来新出版的两部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下限则是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998年版），是目前为止篇幅最长、规模最大的系统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专著。其特点主要有：1.比较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完整性及其演变发展的轨道，正确地把握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流和方向，揭示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是近代社会思潮的中心，爱国主义则是这些社会思潮的原动力，而科学社会主义在各种社会思潮中最终取得主导地位。同时也顾及中间和反动的思潮，并把它们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民众心理的嬗变联系起来考察。2.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思潮。作者认为，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是同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交织在一起的，只有科学地认识中西文化，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书中以较多的篇幅来评述文化领域中的思潮与论争，这在其他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其中的神秘主义、非基督教等思想现象更少有人注意。
由彭明、程主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出版于1999年。该书的特色首先在于将思潮看作是由从低到高的认识序列互相联结而成的精神体系，把思想史研究的主轴从人物分析转向更为广阔的群体意识分析。其次，在百年思潮的演进过程问题上，提出了具有新意的划分阶段的见解，认为随着时代主导意识的变化和发展，中国近代思潮先后经历了4个阶段：1.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是多种改革思潮的萌动时期；2.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对传统思想的否定时期；3.从五四运动前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是思想界重新调整思考方向和发生深刻的分化组合的时期；4.从30年代中期到新中国建立，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开花结果的时期。上述阶段划分的把握是否恰当，当然还可以研究，但此前还不曾有人作过这样明确的叙述，应该说是有进展的。再次，提出了“一部中国近代思潮史，本质上是中国人自我发现、自我觉醒和自我选择民族生存方式的认识史”，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颇有新意的。
（三）
从1977年到现在的第二阶段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除去系统的著作大量出版，取得显著成绩外，对思想家的个案研究和专门思想领域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
在思想家研究方面，较早较集中地体现于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该书着重论述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时代代表性的9个人物。但作者并不只是停留于思想家的个案研究，而是把代表人物和思潮“结合和统一起来论述”，着重论述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太平天国、改良派、革命派三大进步思潮。作者还明确指出中国近代反动派的思想“是同样值得深入研究的”，因为“这个陈旧不堪的意识形态在近代条件下，却极为顽强地通过变换各种方式阻挠着历史行程的前进”。李泽厚的另一著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该书主要论述了现代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思想，也涉及学术论战、文艺思想等问题。学术界对其中有些论断有较多争议。例如，关于“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就有不少学者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如果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来看，恰恰是救亡引进了启蒙。一次救亡运动的高潮，总是能有力地唤起或促进一次伟大启蒙运动的到来。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等无不如此。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
人物思想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多，著作也为数不少。除人物传记涉及思想方面外，专门研究人物思想的专著，如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章太炎的思想等都有多部问世。由于人物研究另有专题评析，当会涉及其思想，这里不作具体介绍。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文革”前的人物思想研究注重两点：一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认为进步的思想家必是唯物主义或倾向于唯物上义的，而唯心主义定是反动、落后者的思想特征；二是以阶级成份决定思想状况。“文革”后纠正了这种片面性和简单化倾向。研究者认为唯心主义在近代进步思想界长期占主导地位，它也是进步思想家进行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在阶级社会里，由于各自阶级利益的不同，各阶级代表人物的思想主张是不相同的。但仅仅注意及此是不够的，因为同一阶级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思想倾向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探求思想家的思想，还必须从其个人的经历、思想渊源等多方面进行考察，既看到共性，也要认识其个性。对于研究人物思想，这些意见是值得注意的。
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范围空前广泛，各个专门思想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几乎涵盖了近代思想的各个方面。如经济思想有赵靖、易梦虹重新修订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多种著作，法律思想有张晋藩的《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等，哲学思想有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史学思想有胡逢祥、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佛学思想有郭朋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军事思想有吴信忠、张云的《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新闻思想有胡大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文艺思想有叶易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等。这里不可能一一阐述，仅就几种专题思想史的研究加以评介。
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是近代民主思想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1.该书所反映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内容丰富，比较全面，不仅论述民主政体的思想，还包括一切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以及其他各种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的发生、发展，各自的特点、影响。2.指出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重点在反对专制主义，但与近代民主思想有相通之处，是接受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历史依据。中国民主思想的直接来源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不但否定专制制度，更为近代民主国家和人民权利描绘了蓝图。3.全面地考察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演进历程，认为它经历了酝酿、产生、发展、成熟和转变五大阶段，其间又经过了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四个交替否定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民主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思想认识路径，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特点。作者认为，近代中国最早是从御侮强国的目的出发而采用西方议会制度的，它较民族资本主义的进程超前出现。这样使近代民主思想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持点，影响了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完整理解和系统吸收，对于看似与救国没有直接联系的自由平等思想则相对冷落。正因为如此，新文化运动更高地举起了民主的大旗，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中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并将使民主制度进一步趋向完善。尽管书中的论断未必都能为研究者所认同，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在认真研究基础上撰写的有独到之处的学术专著。转贴于
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专著有唐文权的《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陶绪的《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和罗福惠主编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等。对于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特点以及它存在的缺陷，各书都作了一定的探讨，对传统民族主义的特点和缺点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近代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发生了重要变化。陶绪在书中考察了传统民族观念及其在晚清的变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传统民族观念中有的内容因不适应社会和时代的要求而被淘汰，有的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新的近代民族意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来源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直接原因是中国民族危机的加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罗福惠在书中论述了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乡村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近代民族斗争的巨大影响。虽然他们限于阶级地位和认识水平不可能找到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但却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力量。唐文权在书中则提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不仅是政治的，而且还有经济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思想。这拓展了民族主义思想研究的范围。
对于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近20年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因而发表的成果较多。在那些系统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潮史中，差不多都辟专章论述无政府主义思潮。此外，还出版了4部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著作：徐善广、柳剑平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路哲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汤庭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它们在对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发展线索的认识上虽稍有差别，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传入时期，1907年至五四运动前后为形成、发展时期，1923年到1941年为破灭时期。其中蒋俊、李兴芝的著作就是按照无政府主义思想从传入到尾声的发展变化线索顺序撰述的，脉络清晰，比较系统。作者认为，中国无政府主义，主要是一个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为特点的思想派别，它不仅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口号，而且还发表了一定的反封建和要求民主的言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作用，不能简单地否定。这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态度是可取的。而汤庭芬的著作则横向分析解剖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具有明显的专题性研究性质。这几部著作都是在80年代末以后出版的，此前已有一批研究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有学术价值的，如胡绳武、金冲及的《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杨天石、王学庄的《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张磊、余炎光的《论刘师复》等。这些研究，有助于后来专门研究的深入和专著的出版。
较早的近代伦理思想史专著是1984年出版的张锡勤等撰写的《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随后是1993年出版的徐顺教等主编的《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研究》和张岂之、陈国庆的《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前二书着重于人物伦理思想研究，所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人物的伦理思想。后一书的下限至五四运动，在体例上有所突破，兼顾对社会伦理思潮和著名思想家的论述。作者对近代伦理思想发展的脉络作了清晰的阐述，明确地提出中国近代伦理思想产生于洋务运动，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并认为，“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兼采中西伦理道德精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而且由于民族生死存亡始终为最急迫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伦理思想的建设不能成为主题”。书中还就一些理论性较强、难度较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中国近代以来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应当如何建构，它应当是怎样的理论形态，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西方近代伦理学说中的精品怎样结合等问题，的确值得探讨，它的提出对于近代伦理思想以至近代思想史的深入研究都是有助益的。
（四）
新中国建立5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是本世纪前50年所无法比拟的。也可以说，中国近代思想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建立起来，并不断地发展的。论文和专著为数都很多，不用说读不过来，要摸清楚也不容易。本文为了把研究情况讲得具体些，不能不举若干著作或论文为例以说明问题，意不存褒贬。或许有些论著更具代表性，由于不了解或疏漏，而没有提到，只好表示歉意了。在文章即将结束时，提出几点思考：
第一，5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从系统性著作发展的情况来看，经历了由按时期依序论述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到主要按思潮分类论述，由思想史或政治思想史到社会思潮史的变化。这里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潮史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是相同还是不同？
顾名思义，思想史的内容广泛，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政治思想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而社会思潮或社会思想不应等同于政治思想，它也只是思想史中的一个方面。不过就现已出版的著作而言，三者并没有多大区别，主要都是写政治思想。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着被瓜分、亡国的危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时代的主题，政治思想突出是不奇怪的。但是突出不是唯一的，它不能涵盖全部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是什么，意见也不一致。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是这个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尤其社会政治思想）新陈代谢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看来这还需要加以探讨。
第二，90年代以来出版的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几乎都以“社会思潮”命名。但什么是社会思潮，研究者的说法也不一样。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所谓社会思潮，就是某一时期内，在某一阶层、阶级或整个民族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是指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性质的思潮。这两种说法，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里还牵涉到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例如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范围，有的学者是这样界定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是研究中国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点、构想或理论发生、发展、继承和相互碰撞与融和的内在历史过程及其特点与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5）。这个定义，跟前两种关于社会思潮的界定也不一样。就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来说，它的范围是什么也是值得探讨的。
第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统著作，从以著名思想家及其代表作的依序论述，到着重对各种思潮依序论述，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有突破，但是，也还不能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体例结构就已经完善了。因为以思潮为序与按思想家排列存在着类似的局限，民间思想则很少或没有反映。
第四，历史和历史人物是客观存在的，而研究者都有其主观观念，要做到实事求是地、准确地评析人物的思想并不容易。由于依据的主要文献是历史人物留下的文集，加上研究过程中容易产生偏爱，好的思想加以拔高，不好的思想则为之开脱、辩解，这种状况应力求避免。
注释：
（1）《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哲学研究》1956年第1期。
（2）《新建设》1962年第12期。
（3）《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5―286页。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一、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盛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命运的转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史研究的转折，对“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对国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们进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动因。
自然科学界率先从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从而走进历史的深处。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命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一问题在80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严峻的。
与会者思想活跃，有的从中国科学内在缺陷方面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技术作成果占绝大多数，技术结构的非开放性，加重了技术转移的困难，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使得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的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弃科学技术，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有的则认为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意识以外的学术思想，这是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3)
就会议提供的论文来说，对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涉及到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开放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在自然科学界激起的回应。
同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谈会，会议聚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考古、文献等学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填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换意见(4)，并倡议立即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做好舆论宣传，推进文化史研究的复兴。
文化热与一般时尚不同，需要有学术研究的积累，并非如时论所谓一哄而起，它的启动毋宁是滞重的。早在1980年，李泽厚在《孔子再评价》一文中已经提出研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转换的问题，当时的理论界大多关切孔子的评价，而对文化研究中这一最具近代意义的课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直到1983年9月28日，《光明日报》才发表了《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一文，这是1949年以后见诸报端的、从总体上研讨中国文化史的首篇文章，与上海会议相距已达10个月之久。
毫无疑问，文化史研究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的因素。1984年经济改革的全面铺开，对文化研究起了明显的增温效应。人们正是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转变观念，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意识和心态，给现代化赋予新的精神动力。因此，本属于历史范畴的文化史研究，在当代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因此成为世纪末中国的一大显学。
二、热点追踪
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突出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从近代史上总结中华民族追求文化近代化的历程，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据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到1989年，共发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论文60O多篇，年平均在百篇之上，以下所列为学者关注的重要论题。
（一）文化近代化起点问题的复出与论证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问题，50年前有宋元说、明清说、鸦片战争说，莫衷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体上统一于鸦片战争说，由于这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鲜有争议。80年代有关明清之际是中同文化近代化开端的观点如异军突起，引人注目。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20年代有梁启超，50年代有侯外庐，但从论证上来说，自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后，20多年无重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有一批老中青学者再次提出这 课题，并加以论证，认为明清之际出现了突破封建藩篱的早期民主主义意识；注重新兴的“质测之学”，吸取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开辟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5)有的认为，过去对这一课题的论证基本局限在精英文化的层次，研究的深入，有待扩大视野，从社会史的领域发掘大众文化资料。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自明清之际，经历了开启―中断―再开启的过程。与西方人文启蒙不同，中国早期启蒙的特点是政治伦理的启蒙，这主要表现为对忠君信条的怀疑、抨击与批判，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6)
持有上述看法的文章，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学者费正清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冲击一反应”模式表示了异议，认为这一见解忽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的变异，因此，发掘中国传统社会萌发近代化的思想资源是这一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
（二）对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的回顾成为敏感的学术问题
对洋务运动及其思潮的评价是个颇为敏感的问题，1949年后，学术界对此一贯持批判态度，很少发表不同意见。80年代后，学术界从近代化进程的角度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提出洋务思潮的概念。论者认为，洋务思潮既有世界潮流的影响，也是龚、魏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以“变通”、“师夷”、“工商立国”为特点，对封建传统有一定的冲击作用。(7)对洋务思潮与洋务派某些政治行径不能混为一谈。有的对“中体西用”作出新的解释，认为“中体西用”是利用儒家传统引进西方文化，减弱学习西方的阻力，力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西学的生根之处，通过对西学的吸收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所以，“中体西用”虽然本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在当时起了好的作用。(8)与此有关的是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有的认为洋务运动构成了学习西方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其历史作用不能低估。(9)持否定意见的则认为洋务运动是政治运动，从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来看，主要作用是消极、反动的。(10)
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西体中用”的争论。李泽厚在《西体中用简释》一文中对这一命题作了阐释，认为：“体”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以及生长在这体上的理论形态。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但西体的实质就是现代化，这是指以西人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西方社会存在本体中产生的科学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可谓西体，而“中用”、就是怎样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附议者认为，“西体中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开放，虽然将中西文化纳入“体用”范畴不尽准确，但方向是对的。有的还补充说，“西体”的主要部分应是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必然与传统体制发生矛盾，提出这一观念以与“中体西用”相对立，其意义是重大的。(11)
“西体中用”论一出，即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反驳。有的认为这是“全盘西化”的论调，实质是要把西方文明全盘搬到中国，彻底重建中国文化,(12)与此相反的是刘晓波发表与李泽厚的对话，以明确的两化论观点，批评李泽厚，把李置于维护传统文化的地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体中用”有西化倾向，但并不等于全盘西化，涵义模糊，没有超出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13)
（三）对五四精神的省思和不息的争议
以德、赛两先生作为五四精神的两大旗帜，在学术界历来鲜有异议。80年代以来对五四精神的再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见解，认为民主是人的社会解放，科学是人的自然解放，因此五四精神可归结为人的解放运动。王元化认为五四文化思潮的主流是不是民主和科学还值得探讨，当年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才是五四文化思潮的重要特征。(14)
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有的偏重它的救亡主题，视为爱国主义的政治运动；有的突出它批判传统的意义，认为是启蒙运动。李泽厚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反帝运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这两者由启蒙和救亡的相互促进发展到救亡压倒启蒙，忽视了对个体尊严和个人权利的尊重，导致三四十年代多次文化论战不彻底，遗留下早该解决的思想文化课题，又一次等待今天去继续完成。(15)有的认为，救亡唤起启蒙，启蒙为了救亡，戊戌时期是这样，五四时期也是这样，民主与科学精神贯穿五四运动的各个方面，影响整个时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16)
（四）传统文化特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热点问题
传统文化特性问题，实际上是怎样认识和概括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文化热首先在这一问题上引起不同看法的争鸣。人文主义说、人伦主义说在各种论点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这一争论的主要分歧。持人文说者认为，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特点是强调和谐、义务和贡献，并从人际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天人合一、主客互融的文化特色；主张人伦说者则认为，古人所谓人文是指人与人的等级隶属关系，每种关系都有相应的道德规范，人在这种模式中只有隶属他人才有存在的价值，很难有人权自主意识的觉醒，但是隶属观念又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调，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所以用人伦说更能体现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的特征；有的还认为，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是把人看成道德的工具，排除人的物质性和自然欲望，使人不成其为人，其结果是导向王权主义。(17)
这一讨论的深入，必然提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潮流中怎样才能获得新的发展机制的问题，亦必然要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寻找它们的异同、探讨其融合和吸收的历史经验，所以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与这一主题有一致性。海外华裔学者有关传统文件与现代化的见解在国内的引进，对活跃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具有代表性的论点，有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儒学复兴”说；有认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作为文化核心的观念形态必须重建的“文化重建”说；也有认为在抨击传统中有害因素的同时，可以适当地对传统的符号和价值系统进行重新解释与建构的“创造性的转化”说，还有主张以多元放的心态，建立以中国为本位的“中西文化互为体用”说等等。(18)
（五）弘扬传统与反传统的对峙及其发展
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是个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课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激烈与反复，使这个问题的争议经常出现弘扬传统与彻底否定传统的两极对峙，在这两极之间又存在众说纷纭的歧见和程度不同的折衷，从而使这一讨论具有更为复杂纷繁的内容。80年代以来，两极对峙的内容又有新的发展。反传统的认为，“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系统’，舍此别无他路可走”(19)，因此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维护传统的则认为越是开放越要弘扬传统，21世纪将是儒学风行世界的新世纪(20)。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热虽然有所退潮，但是，作为文化史重要内容的国学，则不仅没有降温，而且形成新的热点。有文章认为：“这种文化思潮既包涵着对80年代以来文化运作的反思，又有对五四以来激进话语的反思；而它的发展也与目前冷战后的新世界格局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这一格局的一种文化反应。”(21)所以，国学的重新提倡是对80年代反传统思潮的反拔，足作为与“西化”相抗衡的文化力量，重建信仰，以化解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剧烈的社会变革引发社会秩序的失衡和人文精神的沦丧，使人们开始怀念传统的道德调谐；海外新儒家学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阐释，提高了国人的自信；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又助长了回归传统的情绪。从总体上看，这股国学思潮，比五四时期的国学研究有较多的理性；比新儒家有较多的批判性；在整理古籍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耐人思考的是，对这股国学热怎样评价？80年代那种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是一种偏差；90年代不加分析地爆炒传统文化，以为只有儒家能够拯救世界文明，也是一个误区。怎样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怎样在批判旧观念的同时保持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其核心仍然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可以推测，这将成为跨世纪的文化主题，吸引后来人的注意。
三、学科建设的成效
（一）知识分子群体研究和思潮研究的进展
知识分子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知识分子的近代化与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有紧密的联系。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在近代文化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1949年以后成为批判的对象，评论有失公允。耿云志的《胡适思想论稿》(22)是第一部突破胡适研究禁区的学术著作,此后，从文化近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近现代历史人物成为出版的热点，有关郭嵩焘、章太炎、辜鸿铭、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瞿秋白、张东荪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近代人物的个案研究，对深化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1949年后30年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多着眼个体人物的论述，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特点和作用的研究，相当薄弱。80年代以来,这方面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著作。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23)，通过多侧面的研究，再现了早年出国的人们在认识相介绍世界方面所经受的误解、屈辱、痛苦和走过的坎坷道路。他们的遭遇和认识反映了新旧思想文化的矛盾、冲突和交替的情景，为中国人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起了引路和搭桥的作用。章开沅的《离异与回归――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24)揭示,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对于传统文化都曾有离异与回归两种倾向，这样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25)认为，洋务知识分子是与近代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致力于引进相传播西方科技文化，又受到旧体制的约束和传统士人的排斥。这一群体性的悲剧反映了中国文化推陈出新的艰难历程。
对社会思潮的关注是又一重要收获，冯契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思潮研究丛书”(26)通过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实业救国、新儒家、唯意志论等各种思潮的多侧面探讨，丰富和加深了人们对文化变迁复杂性的理解。有关新儒家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已经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态势。对于贯穿近现代文化史的“体用之争”，丁伟志、陈崧就中学和西学的冲突和交融及其文化观的萌生、形成、嬗变、分解进行了全过程的考察。(27)
（二）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兴旺
文化热带动了区域文化史研究的活跃，这是学科建设的一大成效。起步较早的吴越、楚、巴蜀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后起的齐鲁、燕赵、湖湘、闽粤文化从点向面铺开。古代区域文化研究的兴旺促进了近代区域文化研究从无到有的开拓。近代湖湘文化研究成果表明，经世致用学说的传播和劲直尚气民风的形成，导致了湖南功业之盛在近代举世无出其右的局面。
海派文化研究揭示了以个体为本位的市民心态的形成，对于物质功利的务实精神、精明敏锐的人生态度，以及某种浮燥和浅薄的市民习气。京派文化研究则多从文学、戏曲着眼，揭示其沉稳、凝重的社会意识。
租界文化研究是一个富有开拓性的课题。租界是一个驳杂的移民社会，这一社区对传统观念的淡薄，对外来文化的优容，成为近代文化研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此项研究普遍采用了社会学的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从而扩大了历史的视野。
（三）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
随着90年代文化研究视点的多元化和史学研究的平民化，文化史的内容从精英文化向阅世知人转化，使得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以及人际关系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些生动活泼的内容对读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从而促使文化史工作者及时调整了研究方向。从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平民百姓，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充实了文化史的学科建设。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28)是这一领域的基础之作，它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探索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该著作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以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渗透等问题，引起学界的兴趣。此外，数十年来中国大陆从未有人问津的领域，如科学文化，基督教、佛教、民间宗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等课题，正被有志者开拓。
20世纪末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旺，使人很自然地想到五四时期的文化热，这两次文化热相距七八十年，几乎间隔有三代人之遥，虽然许多课题是那么相近、相似，然而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延伸。近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重新崛起，就其学术成果来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深度的开掘方面，都具有五四时期所没有的广度和力度，并以新领域的开拓为世人所瞩目。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研究室编。
(2)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 参见会议论文集《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4)参见《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参见冯天瑜主编《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巴蜀书社1988年版。
(6)参见刘志琴《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启》，《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
(7)刘学照：《简议“洋务思潮”》，1986年8月26日《文汇报》。
(8)田文军：《“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综述》，《哲学动态》1988年第l期。
(9)余明侠：《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不能忽视》，《江海学刊》1989年第2期。
(10)王劲、张克非：《洋务运动史第三次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11)参见《中西体用之争概述》，《哲学动态》l988年第4期。
(12)默明哲：《关于中体两用与西体中用的反思》，《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13)方克立：《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王元化：《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
(15)《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三次大论战》，分别载于《走向未来》1986年第1、2期。
(16)丁守和：《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7)参见冯小兵编《八十年代中西文化讨论文集》，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7年印行。
(18)参见刘志琴编《 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
(19)甘阳：《传统、时间性与未来》，《读书》1986年第2期。
(20)《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几个问题――天津市弘扬中国民族优秀文化理论讨论会纪实》，《理论与现代化》1990年第8期。
(21)转引自方克立《略论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中华书局1985年版。
(24)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5)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
(2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一、清代职官制度研究
清前期职官结构的研究是此领域研究的重点之一。王文明《试论清前期官制的几个主要特征》（《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前期的官制调整幅度大，总的趋势是加强皇权，并带有浓厚的民族歧视性质。李兴荣在《试论后金"八王共议"制度》（《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努尔哈赤本意效法汉人立皇储，无奈屡屡受挫，只得以"八王共议"来维护政权稳定。由于与中央集权的趋势相抵触，故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措施。杜家骥《天命后期八旗旗主考析》（《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一文则认为，八和硕贝勒是八旗旗主，但天命后期两黄旗尤其是镶黄旗虽已确定旗主，但仍与努尔哈赤有统属关系。姚念慈《天命年间都堂初探》（《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天命六年至八年间都堂的发展脉络，作者指出它实质上是一次限制"八王共治"的不成功尝试。赵志强《论议政处与清代前期之决策》（《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一文，在详细比较了清前期议政处的职责和功能后指出，清前期决策中枢以皇帝为核心，由议政处、内阁和各部院首脑组成，三者之中，"以议政处为最重要"。杜家骥则在《清代议政处考略》（《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另一种见解，认为议政王大臣会议有自己的衙署，即议政处。
李鸿彬《简论清初十三衙门》（《史学集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顺治帝废除内务府，设立十三衙门，目的在于防止皇室亲贵干政以及便于重用汉官，但由于宦官弄权，满州贵族在顺治帝死后便将其撤消。祁美琴《清初内务府及其与十三衙门的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从本质上说，十三衙门是顺治帝在清朝统治初期对原有内务府一次不成熟的改革。朱金甫《论康熙时期的南书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南书房的职责，主要是在皇帝退朝之后陪侍皇帝讲读经史、论古谈今，或从事文字翰墨和其他文娱活动方面的研讨和消遣，对康熙时期南书房的政治作用及其历史地位，不能估计过高。
围绕军机处的研究，赵志强有《军机处成立时间考订》（《历史档案》1990年第4期）、《论清代的内翻书房》（《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和《户部军需房述论》（《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三篇文章，前文从档案材料考证，军机处的设立时间是在雍正八年十二月，后两文则指出内翻书房和户部军需房与军机处既密切相关又互不统属。刘绍春《军机章京权责利的若干问题》（《史学集刊》1993年第4期）一文探讨了军机章京的具体工作要求和管理情况，指出它与会典记载大有出入。任清《清初奏折探析》（《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为清帝所独创的奏折制度，与清代政治体制的演变息息相关，而奏折的广泛使用，又将军机处推上了历史舞台。
对于省级政权中职官的研究，林乾在《近十年来明清督抚制度研究简介》（《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2期）一文中，归纳了90年代以前10年中清代督抚制度的研究情况。王跃生的《清代督抚体制特征探析》（《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4期）一文指出，督抚总揽地方事权，机构精干，彼此监督，相辅相成。王雪华《督抚与清代政治》（《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分析了各朝选任督抚的情况，认为督抚是清代政治腐败的推波助澜者，而其贪墨又加速了清政权的衰落。刘凤云《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则论述了督抚在地方官选用中的作用和地位。
省级以下政权职官的研究，毕建宏《清代州县行政研究》（《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代统治者对州县行政空前重视，州县衙门也较好地完成了统治者交给自己的任务。秦富平《清朝的县级政权》（《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一文则认为，知县独尊的局面直至清末才有所改变。孙海泉《论清代从里甲至保甲的演化》（《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考察了地方基层政权从里甲制到保甲制的演变状况，并指出，里甲制的失败，是雍正初年进行赋役改革的重要原因。吴吉远《试论清代吏、役的作用和地位》（《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和朱金甫《清化胥吏制度略论》（《清史论丛》，1994年）两文都认为，胥吏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吴爱明、夏宏图《清代幕友制度与文书档案工作》（《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一文，则分析了清代从事文书档案工作的幕友的职责与素养。
除此之外，近期有影响的论文还有吕美颐《清代的督催与注销制度》（《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韦庆远《江南三织造与清代前期政治》（《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晏子龙《清朝世爵世职制度》（《清史论丛》，1996年）等。
1993年5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郭松义、李新达和李尚英三人合著的《清朝典制》一书，它是国内清代典制史研究的一部专著，书中较系统地介绍了清代的皇帝、礼仪、国家机关、职官管理、监察、军事等方面的制度，值得一读。
二、清代政策研究
在此专题研究中，涉及清代民族政策、清初政策、经济政策、八旗旗务政策、选官制度与政策的研究和评价等方面的内容。
民族政策研究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政策研究的重点之一，每年都有大量的论文和专著，研究广度与深度也不断得到加强。其中，杨学琛《清代民族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和马汝珩、马大正《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代民族关系与边疆政策，均属此方面有代表性的专著。
论文方面，王钟翰《清代民族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一文对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作了总体性概括，指出它为我国统一多民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王希隆《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述论》（《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和苏钦《理藩院则例性质初探》（《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两文，从具体条文角度，论述了这些政策的实施情况。杨选弟《清朝对蒙古地区实行法制统治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和苏钦《试论清朝在"贵州苗疆"因俗而治的法制建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两文，则从法制史的角度探讨了民族法制与法制建设的举措。穆渊《略论清代前期南疆的普尔制》（《南开学报》1990年第4期）和王熹、林永匡《叶尔羌的官方丝绸贸易》（《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两文，还分别从经济政策、经济制度的角度，剖析了清政府的边疆地区民族经济政策和策略。对于"改土归流"的研究，近期也有所加强，日本神户辉夫《清代雍正朝时期的改土归流政策》（《民族问题》，1991年）和关汉华《论明清两代的改土归流》（《华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两文，分别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对此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和结果，进行了深入探讨。
清初政策研究。魏千志《从清初五大弊政看当时的社会矛盾》（《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8期）一文认为，剃发、易服、圈地、投充和逃人法是清初五大弊政，既是清王朝统治者执行错误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当时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郑克晟《试论多尔衮对明皇室态度之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一文认为，多尔衮对明皇室由笼络改为打击镇压，这一重要政策的改变，并非个人好恶使然，而是国内形势变化的结果。孟昭信《试论清初的江南政策》（《吉林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一文则指出，清初多尔衮在江南执行的高压政策，直到康熙时才得以全面纠正和调整。
经济政策研究。郭蕴静《谈谈清代的重商政策》（《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与历代王朝相比，清政府更重视商人和商业经济的作用，这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王纲《清代禁酒政策》（《文史杂志》1991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从崇德八年起，清政府长期推行的酒禁政策，在后期妨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俞玉储《清代前期漕粮缓改折概论》（《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根据清初土地荒芜的情况，统治者适时调整政策，采取了"征熟免荒"的办法，并逐步加大蠲免力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彭泽益《清代财政管理体制与收支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2期）一文则指出，户部控制各省财政，是解款协拨制得以推行的基础。彭雨新《清代田赋起运存留制度的演进》（《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则认为，耗羡银为田赋附加制与补助金制度的结合，是地方财政体制形成的标志。
关制与八旗政策研究。日本香坂昌纪《雍正年间的关制改革及其背景》（《东洋史论集》1992年第5期）一文认为，雍正帝关差废止措施是财政因素与政治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赵秉忠、白新良《关于乾隆时期八旗政策的考察》（《史学月刊》1991年第2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为解决八旗生计，在赈济银两、赎买旗地之外，又有出旗为民和京旗移垦的政策。
选官制度与政策研究。吴仁安《明清庶吉士制度对比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清朝科举的"分省取士"和"分民族取士"的特点。宋元强《清代的科目选举与竞争机制》（《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一文则对清代57名状元进行抽样调查，分析了清政府为保证科举的公正性而采取的诸多措施及其原因。美国B·A·埃尔曼《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下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更新》（《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8期）一文认为，清代实行科举制，"掩盖了政府官职对下层社会的排斥"。此外，袁昌顺在《试论清代铨选回避制度》（《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一文中，分析了清代官员铨选的籍地、姻族、师生和拣选四种回避制度，郭成康、林铁钧的《清代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则考察了清代诸多重大文字狱的情况。
三、清代政治人物研究
清代政治人物研究，尤其是有关清代皇帝的研究，近年最为活跃。
在清代帝王的总体评价方面，李治亭、王桂平《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亡明辨》（《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一文认为，明朝的灭亡不能简单归结为农民起义，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正是他与皇太极动摇了明朝的统治根基。郭长庚在《应重新评价康熙帝》（《河北学刊》1994年第4期）一文中则指出，康熙帝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延缓了封建社会的衰亡，并使中国失去了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的最佳时机，关于雍正帝继位之谜，史学界仍有两种观点。张羽新《康熙因宠爱乾隆而传位于雍正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一文认为，据《朝鲜李朝实录》景宗二年十二月条文所反映的情况看，康熙帝因宏爱乾隆帝而传位于其父雍正帝，并非荒谬。杨珍《满文档案中所见允＠①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一文则根据满文朱批奏折，认为允＠①被康熙帝任命为抚远大将军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雍正帝收缴并销毁大量奏折与朱谕，正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夺位行为。
在清代帝王的统治思想、统治策略的评价方面，研究文章亦不少。其中，韦庆远的《论雍乾交替与治道同异》（《史学集刊》1991年第1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以幼冲继位，在许多方面延续了世宗政治，但在秘密建储、军机处与内阁双轨辅政制度、用人政策等方面则有较大的改革与变通。赵秉忠在《论乾隆出巡》（《北方论丛》1990年第4期）一文中则指出，乾隆帝的六次南巡，作用不可估计过高。乔治忠《论清高宗的史学思想》（《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主持编修《四库全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一次大的清理和总结，它促进了官方史学的发展和繁荣。近年来还出版了多部乾隆帝传记，如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和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这些研究论著，均试图从总体上把握乾隆皇帝一生及其时代的特征。
此外，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更对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的主要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探索其形成的原因，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见解。
作为清史研究较为薄弱的嘉道时期的政治史研究中的若干领域，也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谢刚《清史嘉道朝研究论纲》（《南开学报》1991年第4期）一文提出，嘉道朝处于重大历史的转折关口，应注意整体研究。李尚英《嘉庆亲政》（《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2期）一文认为，嘉庆帝亲政一年，在政治、经济和宫廷方面进行的改革取得了较大成绩。张玉芬《论嘉庆初年的"咸与维新"》（《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则指出，由于清代社会各种矛盾更趋激化，社会积弊日深，致使嘉庆帝的改革并未能解决各种社会弊端。《华南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与1992年第4期相继发表《关于"和＠②shēn跌倒，嘉庆吃饱"问题的质疑》和《嘉庆嗣位考述》两文，前文认为嘉庆帝铲除和＠②shēn，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经济上的原因；后文则指出，乾隆帝多次秘密建储失败，在无嫡子可立的情况下，＠③yóng琰才得以脱颖而出。他的《嘉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还是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研究嘉庆帝的传记。赵秉忠、白新良的《道光前期政局剖析》（《北方论丛》1991年第4期）一文认为，道光帝惩贪过宽、治军不严、改革不坚，加速了清朝国运的衰落。1992年3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则出版了冯士钵、于伯铭的《道光传》一书，书中对道光帝的一生及其治国得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其他清代政治人物的研究方面，论文亦不少。其中，周晓光《多铎简论》（《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多铎在皇太极时代与多尔衮时代的不同遭遇，以及所发挥的作用。杨友庭《论郑成功的军事思想》（《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认为，总体而言，郑成功的军事思想是基本正确的。张晓虎《董鄂妃死因新探》（《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3期）一文认为，顺治帝逼死胞弟博穆博果尔之福晋，两人的爱情危及满蒙贵族利益，导致董鄂妃被孝庄太后逼死。而杨珍《董鄂妃的来历及董鄂妃之死》（《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一文则提出，董鄂妃是"一位满籍军人"的妻子。吴伯娅《傅弘烈与尚之信》（《清史论丛》1993年）一文认为，广西巡抚傅弘烈是平定三藩之乱的功臣，而尚之信则既是叛乱的参与者，又是其牺牲品。王思治《索额图其人》（《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指出，索额图既以助康熙帝清除鳌拜而发迹，又因助太子"潜谋大事"而身败名裂。杨珍的《索额图研究》（《清史论丛》1996年）一文，还从多角度研究入手，分析了索额图政治心理特征的家庭因素。高翔《尹继善述论》（《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一文认为，尹继善是一代经世重臣，任两江总督期间政绩卓著。马大正《论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指出，噶尔丹在政治、军事方面均有建树，但分裂祖国，走上覆灭道路，却"又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迄至1996年为止，由何龄修、张捷夫等人主编的多卷本《清代人物传稿》一书的上编部分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第一至第九卷，涉及乾隆朝之前的各方面代表人物，该书体例严谨，文字流畅，其立论与评价也颇为公允，是清代人物研究中的重要成功著述。此外，清代人物传记方面的著述，尚有王宏志《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和周刊《清宫流放人物》（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版）等书，有关李光地研究的文章，也相继出版与面世。
四、清代外交政策与活动研究
清代外交政策与活动，是清代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之一，因此，有关研究成果亦多，涉及面甚广，现介绍于后。 林金水《明清之际士大夫与中西礼仪之争》（《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17至18世纪中西历史上就中国祭祖祭孔礼仪的大争论后，指出"礼仪之争的神学分歧是次要的，政治上的向背才是本质"。李治亭在《康乾盛世与西方文明》（《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康乾盛世时期封建统治者多次拒绝西方文明，使中国社会转轨化为泡影。冯佐哲《康熙乾隆二帝与传教士关系比评》（《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指出，康熙帝因罗马教廷掀起礼仪之争而禁教，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乾隆帝则广泛使用、严格限制西方传教士，两者有显著的不同之处。聂德宁的《明末清初澳门的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一文，对澳门在明末清初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考察，作者指出，澳门的一直归中国所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何瑜在《康熙晚年清政府海疆政策变化原因探析》（《清史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康熙帝晚年强化海疆闭关政策，是内外政治交相压迫的结果。郭成康《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一文指出，清政府在禁南洋案问题的决策上受到了东南封疆大吏的直接影响，并受到传统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的制约，反映了旧政治体制已丧失活力。戴逸《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则分析了闭关政策在乾隆朝的表现。
余定邦在《清朝与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的关系》（《东南亚》1992年第1期）一文中，考察了从1664年到1766年中泰两国官方交往的记录，认为它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清朝与琉球的关系研究方面，秦国经《清代中琉关系文书研究》（《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一文，对记录中琉友好往来的文书的形式、种类、格式、特点及其价值作了考察和研究。此外，杨冬荃《中国招抚琉球史实考》（《海外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指出，琉球曾在三藩之乱时，向耿精忠进贡过硫磺。
中俄关系是近年中外关系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周祚绍《康熙后期中俄关系基本态势简析》（《文史哲》1991年第3期）一文指出，康熙帝在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以守为主，而彼得一世又无力向东扩张，"于是形成了不太短时间内的和平状态"。日本涩谷浩一的《俄清关系和罗连茨·兰格》（日本《东洋学报》第72期）一文，根据18世纪初参与中俄两国交涉事务的罗连茨·兰格的日记，探讨了俄罗斯观察清朝官员的情况。王少平在《中俄恰克图贸易》（《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中俄贸易是建立在恰克图贸易条约基础上的平等互利贸易，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米镇波、苏全有《清代俄国来华留学生问题初探》（《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俄国留学生来华学习，促进了俄罗斯汉学的发展，但从本质上说，它维护了沙俄统治集团的利益。1995年8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王希隆的《中俄关系史略》一书，该书在充分利用近年来出版的中俄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全面介绍了有关清代中俄关系的问题。
五、清代重大政治事件研究
有关清代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也获得一定进展。阎崇年《论宁远战局》（《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特刊）一文指出，明朝天启六年的宁远之战，明与后金双方各有胜负，这是双方兴衰之势的客观反映。王思治与〔香港〕吕元骢《甲申之变与清军入关》（《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认为，清军入关是多种政治军事力量相互作用和激烈冲突的结果。朱永安《弘光政权速亡探析》（《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一文，通过对南明政权种种政治举措进行分析后指出，联清灭顺、内部纷争、政治腐败、丧失民心，是弘光政权迅速灭亡的原因所在。王戎笙在《顺治遗诏与清初权力斗争》（《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中认为，"遗诏"乃孝庄太后等人所炮制，它的目的在于抵制宗室诸王贝勒对四辅臣制度的反对。何龄修通过对许多支离破碎、隐讳晦涩史料的整理爬梳，陆续写出了多篇清初复明运动的论文，如《李之椿案与复明运动（兼述后明朝主）》（《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杨＠④kūn空敕案》（《清史论丛》，1993年），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并总结了这些政治军事活动的许多特点。
〔日本〕黄一龙（伊东贵之译）在《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日本《中国：社会和文化》1991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杨光先与汤若望、南怀仁有关天文历算的争论并非问题的关键，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选择荣亲王的葬期。王政尧在《简论清初》（《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一文中则指出，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康熙帝挫败郑经"将台湾分割于中国领土之外的企图"，都为完成大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张仁善《康熙朝"明珠案"与"治河案"的关系》（《南开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提出，康熙帝因废立太子而借治河案罢黜明珠，而当太子党威胁皇权时，明珠一派便又得以复出。
王钟翰《年羹尧西征问题--兼论雍正西北民族政策》（《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一文认为，作为胤＠⑤死党的年羹尧对抚远大将军允＠①用兵处处加以掣肘，为胤＠⑤夺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有关他在青海毁寺庙、杀喇嘛的问题似不应过分夸大。对大小金川战役，戴逸、华立《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役》（《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指出，金川之役为统治者轻易点燃，劳师縻饷，久而无功，是得不偿失的。关文发的《清代中叶蔡牵海上武装集团性质辨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反驳了关于蔡牵集团""的起义说，认为"其海盗性质十分明显"。
在有关清代政治事件的研究专著方面，1992年2月，江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力图从政治和民族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与剖析，以此解释明清嬗变和封建统治秩序的崩溃与重建。刘凤云《清代三藩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对清初三藩之乱进行了全面、动态和系统的研究，探讨了三藩的源起、历史作用及其必然归宿。李景屏《清初十大冤案》（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还分析了清初的一些重大冤案，力求从案件的分析中整体把握清玉朝统治集团的发展脉络。
六、清代会党与秘密社会研究
近年来，清代会党与秘密社会研究，在清代政治史研究中，是一个为诸多学者所关注的领域，因而取得了许多成绩。
在总体研究方面，秦宝琦《清前期秘密社会简论》（《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对秘密社会的研究范畴、性质与社会功能、清前期秘密社会的历史分期与发展脉络等问题，作了概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莉在《论清前期会党的性质--兼论会党的起源》（《清史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清前期的会党是以乡村城镇的下层群众为主体、以遇事相帮为目的、利用传统歃血为盟为形式而建立的、处于初级阶段的民间结社组织。马西沙《白莲教辨证》（《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指出，对于明清时代的民间宗教，不应统称白莲教。李尚英《八卦教的渊源、定名及其与天理教的关系》（《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则对清代八卦教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此教进行了正名。
在天地会起源问题研究上，争执最为激烈的无疑要数"康熙十三年说"与"乾隆二十六年说"。秦宝琦坚持乾隆说，他的《福建云霄高溪--天地会的发祥地》（《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认为，天地会的发祥地是福建云霄高溪，其创始人是乾隆年间的僧人万提喜即洪二和尚。在《洪门真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他还强调指出，清代秘密会党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完备的逐渐完善过程，洪门是乾隆年间秘密会党发展到成熟、完备阶段的产物。主张康熙说的文章较多，1993年《清史论丛》即登载了胡珠生《洪门会书的综合研究》、赫治清《再论天地会起源》和罗＠⑥《天地会的两个源头》三篇文章，依据大量可靠的文献及实地调查资料，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天地会起源于康熙十三年，其创始人为万云龙。
1996年2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赫治清的《天地会起源研究》一书，它是作者多年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系统总结，对于天地会产生的时间、背景、创始人、宗旨及其来源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结论，成为立论有据的一家之言。著名学者罗尔纲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评价说："这部集中阐述’康熙说’的专著，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揭示了多年困扰人们的起源之谜。"
此外，近年来还召开了十余次清史学术论会，出版了多部讨论文集，其中不少论文涉及到清代政治史研究。而近期出版的有关清史总体研究成果的著述也较多，包括王戎笙为项目负责人的《清代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至1992年出齐），共十册；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十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何龄修、郭松义主编的《中国史稿》第7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和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的清代部分。陈生玺、杜家骥的《清史研究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文，总体介绍了辛亥革命以来我国清史研究的成果，并附有论文索引。1993年6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清朝系列帝王传。而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第10卷"清时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则可称得上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研究的概括性成果。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礻加题
＠②原字王加申
＠③原字禺加页
＠④原字昆加鸟
因此，激发、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至关重要。殊不知，近几年作为教学一线的教师们也在探索着改进教学方法的有效途径，并且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为了便于更多人学习研究，本文特此以综述的形式总结出几种有效的历史教学方法。
一、专题教学法
所谓专题教学法，就是打破《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原来的内容涉及，将全书上中下三编得内容按照一定的主题重新概括和分类，最后形成若干个“分而各自完整、合而可成整体”的专题单元。[1]专题教学法对教师素质要求较高，在备课过程中尽量采用教研室集体备课的形式，分工合作，每一教师各负责一至二个专题，有助于从多层面多角度收集教学资料。 专题教学的优势：
改变了政治理论课长期以来以灌输式为主的教学现状，激发教师授课的激情和学生学习的兴趣。
另外，让每位教师选择其最擅长，最喜欢的学术领域，根据自己的专长来承担相应的专题，还可以给学生带来新鲜感，让学生学习到更丰富的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保证教学计划的顺利完成。
（2）专题教学的注意事项：
每个专题绝不能各自为政，必须与前后相互呼应，在整体性原则下，可以对授课内容详略、信息量多少等进行合理取舍。[2]
二、问题教学法
所谓问题教学是指以问题为中心的一种创造性探究性的教学法和理念。实践表明，教师通过创设问题的方式，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得学生的思维更加活跃。
运用提问的教学方式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记忆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思维发散的能力。心理研究发现，问题是在一定的情境中通过主体的活动而产生，情境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为增强学习兴趣，教师可以设置一些具有悬念的问题，比如，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名党拥有军队400多万，共产党的人民武装只有100多万;是飞机加坦克，共产党只有小米加步枪;掌握全国政权，可以动用全国的人力和物力，而共产党的实力却很薄弱;还得到了美国的援助，但是共产党却只能依靠自己。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什么政权会迅速走向崩溃呢？[3]
三、实践教学法
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实践教学是《史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研究发现，当前有些教师尝试把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让学生感觉历史贴近现实生活，使得教学内容很生动，很丰富。诚如岑红所指出的： “与书本知识相比，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一般比较具体、直观，且易于观察，它讲述的人物和事件，距离学生比较近，它往往就是我们身边的、甚至曾经就是我们校园里的事件与人物，学生对其具有强烈的了解和认知的愿望，在学习过程中对这些内容有亲切感，容易引起学生共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4]虽然地方历史文化存在着较强的地方性，但是它与全国性是相互依存的.
四、图画教学法
图画教学法在历史教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可以利用图片来证明历史，增加可信度。历史就是指过去发生的事，图画的形式可以让史实更加鲜明，比如每当面对1937年日本南京大屠杀那些血淋林的历史照片时，便会时刻惊醒每一位中国人――勿忘国耻，告诫世界人民要爱好和平。
其次，图画教学法可以增强学生对知识的记忆能力。心理研究表明，在对知识的记忆过程中，人们普遍会对图片所呈现的内容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在介绍历史人物的时候，可以充分利用相关的图片如林则徐的浩然正气、邓世昌的英勇无畏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图片进行生动的解说，来提高学生的记忆力。
第三，老师还可以指导学生自己绘制历史图画
在教学过程中，指导学生在掌握历史知识的前提下，自己绘制出历史画面，这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一方面，可以考察学生理解知识的程度;另一方面，还能够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热情。如学生可以根据所学知识，自己绘制出红军长征的路线图，并且能够在图上标出重要的战役和地点等。
五、情景剧教学法
所谓的历史情景剧是指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精心策划，并指导学生进行表演，从而再现历史知识的一种课堂艺术表现形式。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激发学生自信心和学习的兴趣。
如在讲解“巴黎和会”这个知识点时，我们采用这样的剧本：
日方代表：有关山东的问题，我们大日本帝国根本就不需要和你们在这个会议上进行太多的讨论，不是早就与支那签订过《二十一条》吗？
中国代表：你们日本在全世界的面前窃取了中国的山东，难道我们的人民不该愤怒吗？请问，你们日本这种行为是不是很。大家必须明白：山东自古是中华文化的摇篮，是中国的孔孟之乡，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好像西方不能失去你们的耶路撒冷。
日方代表：八嘎！日中早已签订《二十一条》，根本不需要在这里无理取闹。
中国代表：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什么政府啊？竟然把自己国家的领土拱手相让，真是耻辱啊！今天我来到这里，我是绝对不会把山东交给日本人的！
旁白：日本代表之所以这么强制的抢夺山东，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持有几份文件，这些多数都是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二十一条》和《西元借款协定》等。1918年12月25日，真是个沉痛的日子。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议，将山东交给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软弱的中国政府签字，而这个消息传到中国时，又将发生怎样的历史历史呢？
综上所述，历史教学法远非上述所能概括，还有更多内容待同仁们继续思考和探索，继续完善该内容，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和手段，从而更好高效的完成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程珂， 王雪莉.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专题教学初探[ J] . 钦州学院学报， 2010（ 1） ： 91-94
[2]袁飞， 马彩雪.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专题法教学研究[ J] . 宿州学院学报， 2013（ 4）
[3]鲍江权.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开展问题教学的思考[ J] . 科教文汇， 2013（7）
李平心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开创性研究，始于二十世纪30年代初，他的多部史著，无论在叙事风格还是理论框架上，都为近代史研究树立起一种全新的模式，在我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事业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足迹。
关键词：李平心；近代史；现代史学
其次，整个史实的叙述，紧扣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华和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这一主线，努力揭示“国际资本的群魔怎样从中国吸吮着膏血来膨胀它们自身，怎样驱使它们的鹰犬来榨取中国广大的勤劳人口，以及中国的被压榨的奴隶大众怎样用自己的战斗力量米反抗此种残酷的吸血与绞榨。至于宫廷的变故、官僚的功罪、武人的勋业、英雄的言行，在别的历史书要用繁重的卷帙去描写叙述，而在我们这里却反而不重视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熟悉掌故，亦不是要替少数人作传的”。[4]（P5）按照这一思路，本书既未采取李泰桑《新著中国近百年史》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各朝考察的框架，也不像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那种按变政、共和等政治体制变动划分时段，而是始终把整个中国近代视为由传统农业社会沦陷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的连贯过程，从中列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重大历史事件，依其相互递嬗的演变态势展开论述。其叙事，尤注重帝国主义列强的历次侵华战争和其相互间矛后勾结之状，以及农民起义、民众反帝运动、劳工政治斗争等“富于历史意义之事件”，并将各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复杂因素融入其间分析，给人以主线明晰流畅而毫不枝蔓之感。
如太平天国运动，《中国近代史》原将其定性为“划期的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4]（P61）《中国现代史初编》则在对此作了详尽分析后，指出它实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前奏曲”，[1]（P146）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不可能成为正式的民主革命”，其政策“尽管表露了许多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色彩，然而这些政策执行并不彻底。甚至在许多地方仍旧抄袭了封建主义的老文章”，他们反封建的土地法令并未得到实行:颁布的行政、法律、社会政策虽含有民主的成份，却也保留了不少封建积习，特别是当其领导层滋长了骄傲和脱离群众的情绪时，“封建的潜势力就会在运动的组织中作怪，侵蚀民主的幼芽”，削弱革命力量。（同上P155）对于，《中国近代史》原来只有不到10页的描述，论证也很不充分。《中国现代史初编》则以60余页的篇幅作了详尽分析，认为开启了新民主主义的纪元，使中国革命的巨潮从此“不再在旧的狭小的河床中奔流，而己经扩大了水道，日益与世界各国新人群与被压迫民主革命运动汇合起米，并且作为整个世界革命运动(产业劳动集团的世界革命)的一个支流而奔腾入海。”它不但保留和扩张了急进市民与小市民的革命力量，还吸收并培养了劳工大众来强化和更新民主主义运动的阵容。（同上P269-270）这些地方，都反映了作者敏锐的史识。
又如，其对现代学术思想史上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的评价，也颇为中肯。在他看来，这场论战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显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其正确的理论答案为革命大众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但“不可否认，在历次论战中，马列学派也不是没有弱点的:缺乏充足的实际材料之具体分析，缺乏全面的历史唯物论(主要是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方法的理论)之生动把握，缺乏丰富的历史知识(尤其是中国历史)之深刻探讨，这些就令到左翼的论战还不十分深澈、灵活与周密”。（同上P523-524）这些看法，都有其独到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