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传统管理哲学 核心 文化
文化一般定义为是在人类活动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从其源义拉丁文culture，耕作、培养等可窥见文化实质上是自我认识的过程。《说文解字》：“文，错画也。” “化”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最先将“文化”合用则在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又 《说文解注》：“伦，辈也，理，道也。”由此看来，伦理是秩序，存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相互关系准则与秩序。此即中国传统文化普遍认同伦理的涵义。
从人类演进历史可看出，中国文化最初思维方式与体现形式是图腾崇拜、巫术礼仪以及原始歌舞，这样的文化土壤孕育民族向善特性，处处洋溢善的思考，追求成己、成物伦理特性， 那么，伦理意识笼罩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文化伦理内核是什么？笔者接下来试浅析之。
一 、 伦理意识笼罩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核
作为一个以农立国的民族，具有相对恒定性民族性格，土地是经济基础，是财富象征，视土地为生命，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统治者就是高度重视农业，而当时生产力低下，农业完全依靠自然风调、雨顺，面对自然强大，人自视渺小、无奈，反倒促人养成安土重迁的性格和心理。寄希望用农业丰收果实祭祀上帝祖先，神佑自己在这块土地上，“乐土知命”，祭祀本是民俗化仪式却与孝相并论，由祭祀开始孝道之风，“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1]作为一个文化早熟国家，由孝逐步衍生仁、义、礼伦理秩序是很自然，伴随其体系化，深深扎根中国传统思维中，形成民族情结，且以各种方式渗透到传统的政治生活和人伦日用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伦理意识笼罩下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成为主流和核心精神，所谓“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接下来分而论之。
孝，中国传统伦理基础，伦常主干。孝百行之源，发于情至于性，孝是对家庭而言，属伦理范畴，但由于中国特有的血缘政治，孝自觉沦为工具理性，往下推衍便是忠，移于君，移于国，对国家而言，属政治范畴，移孝作忠，在君臣关系上具体化，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膨胀，孝成为贯穿成己、成物的媒介， “天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1]。
仁，孝的延伸、放大、提升，“仁者，爱人”，“泛爱众”，推而广之“博施于民而济众”。实质以人为起点，高扬“人”的主体性，扩展推至整个社会的过程，超越了狭隘的血缘宗法之爱人，是一个统摄诸多伦理条目的概念。是中国传统管理基石与伦理道德秩序工具。由“仁”至“圣”辩证提升，达至“成己”境界，进而成就“成物”理想。
义，“义者，宜也”，是价值观，由仁外化的行为导向。 “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2]，成为“成己”、“成物”价值导向。
礼，行为准则，礼的人文观念，周公时代已有体现，所谓“周公制礼”，孔子纳仁于礼，为礼找到了心理依托，将礼从宗教色彩摆脱出来，成为日用之常， “立于礼”，“行以礼”， 自然是“成己”、“成物”行为规范。
二、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从属中国传统文化伦理
“管理”（manage）一词来自于拉丁语词根“Manus”，意为“手”，在西方管理学界，对此界定最权威属法约尔：“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和控制。”[3]
事实上，此处“管理”属动词，是“Manus”（手）的引申义——操作，对人、事、物的操控和安排，是一种实践活动，而管理哲学实际上是对管理实践中终极问题的探究，包括人性、人的精神因素和价值，人际关系（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等），从根本上说是对管理实践所承载的社会历史规定性、规律性过程从哲学层面逻辑地追问和反思， 二者区别显然。
葛荣晋《简论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和范围》一文从传统文化角度界定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和范围，其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文化，是一种强调克己复礼的德性文化”，并指出“中国管理哲学的原则、模式和手段都是建立在人学基础之上，强调管理是始于修己而终于安人的过程，人是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
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和特征，出发点和落脚点恰恰关注是“人”， 人立于天地，是天道运行秩序一部分，与孝、仁、义、礼紧密相联，始终体现中国传统文伦理取向。显然，出发点和落脚点与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相契合。
任何一种管理哲学都根植于特定社会文化中，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对管理理念的哲学思考。
综上观之，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关系，从属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是传统文化伦理一部分。
根植于是中国传统特殊土壤的中国传统管理哲学，其特有思维模式，宗法背景，地理环境铸就中国传统管理哲学追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孝、仁、义、礼的伦理取向。
思维模式，铸就中国传统管理思维重整体性，阴阳、五行和八卦视作宇宙秩序，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双向互动，在宇宙中寻求天与人平衡与和谐，把思想发散出去又收回，落于原点人。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
宗法背景，使得中国传统管理依托自然经济，维系着血缘纽带的家庭和宗族，追求家族利益至上，孝为前提，礼为人伦的等级规范，家族荣耀不仅仅在伦理上的，更体现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能上。礼义是支柱，立德是追求。
中国传统管理哲学处于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往往视中原为本土，视中国为天下之中。注定其跳不出农耕社会，宗法思维的圈圈。其思维往往表现无我意识、臣民意识和圣王意识，圣人按尚公尚同——立已立人——成已成物思维模式，以一已之“公心”发而“感天下之心”。
一语概之，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从属中国传统文伦理。
三、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文化伦理内核
前面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中国管理哲学追求不矛盾，二者都以人为中心，以孝、仁、义、礼经纬。
传统文化处处洋溢尚中求和、刚健有为的精神，自然决定中国传统管 理哲学浸透了以孝、仁、义、礼伦理范畴善恶思辨，理想人格诉求，双向流动的道德本体决定其管理实质以孝、仁，义、礼经纬，以身—家—国为脉络，由小见大，由内而外，将个体价值依附于国家，从主体的道德内求内修，再到为政之道外化，在忧国忧民的沉思中寻找人类生存的样式：道德智慧的“主体内求”和政治智慧的“道德外化”，外推齐家治国，再达至“天人合一”，是伦理政治实践过程，这一过程恰恰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谋合，清楚明了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文化伦理内核。
四、结语
任何一种管理哲学都根植于特定社会文化中，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对管理理念的哲学思考。
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孕育中国传统文化特殊土壤中国传统管理哲学，同样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与中庸和谐，其从属中国传统文化已成共识，其文化伦理内核实质是孝、仁、礼、义协调和超越的。
参考文献
[1] 葛荣晋.简论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和范围[J].哲学动态.2007.2.
[关 键 词] 现代道德；传统道德；德育内容
[作者简介] 李长伟，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
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是道德的存在。进言之，人是自由的和理性的，自由使道德成为必需，理性使道德成为可能。不过，道德人的造就与道德共识的形成，根本上离不开教育，因为无论是自由意识还是理性能力都必须且能够经由后天的有目的的培育。这就必然涉及一个无法绕开的教育问题：如果道德是可教的，那应该教什么呢？从教育理论的角度说，应该教什么取决于道德是什么；从教育现实的角度讲，应该教什么取决于时代与社会的精神和氛围。下面只从中国教育现实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传统道德是重要的
就当前的学校教育而言，道德是重要的，但传统道德是重要的吗？在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看来，传统道德是一种压迫自由和进步的反动力量，应当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一个无可争议的史实是，自近代我国国门被轰开以后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传统道德的革命是时代和社会的潮流，从“五四”时代的“打倒孔家店”到“”时代的全面反传统，都以革传统道德之命为最高使命。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不是孤立的、抽象的、非历史的存在，人无法与传统道德决裂；人是历史性的、寻根性的存在，传统道德塑造着人性，人性内在地寻求传统道德。倘若将传统道德完全从社会、人与教育中革命掉，剩下的将是一片道德废墟和普遍的人性虚无。保守主义者希尔斯在论说西方传统时说：“没有哪一代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信仰、机构、行为范型和各种制度，即使生活在现今这个传统空前地分崩离析的时代的人也不例外。这一论点适用于现在活着的几代人和整个当代西方社会。无论这一代人多么有才干、多么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无论他们在相当大的规模上表现得多么轻率冒进和道德，他们也只是创造了他们所使用和构成这一代的很小一部分东西。”[1]50所以，希尔斯认为，一切人都“生活在过去”，“即使那些宣称要与自己社会的过去做彻底决裂的革命者，也难逃过去的掌心” [1]64。社群主义者麦金太尔则针对自由主义者的反历史的道德个人主义，提出人是故事性的存在的观点，认为人们生活在宏大的故事之中，故事决定了人们如何行为。他说：“我从我的家庭、城市、部落和国家的历史中，继承了各种各样的债务、遗产、正当的期望和义务。这些构成了我的生活中的特定成分和我的道德起点。”这意味着，叙事性的自我观与个人主义的抽象性的自我观明确区分开来，“因为我的生活故事总是内嵌于那些共同体的故事之中――从这些共同体中，我获得了我的身份。我生而带有一种历史；个人主义模式中的那种试图隔断我自己与这种历史的尝试，就是破坏我现存的关系”[2]。 总而言之，无论是希尔斯还是麦金太尔，都强调传统道德对于人性的塑造和教化作用。
回到中国的语境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行为方式的独特性究竟体现在那里？或者，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独特的道德文化标识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不得不直面的严峻问题，因为它涉及个人与民族的“自我认同”问题与“归属感”问题，倘若不知道“我是谁”，那生存的意义、价值和尊严将荡然无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回归到中国的道德传统，回归到儒释道那里去，是它们规定和塑造了我们的自我认同和归属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把老庄、孔子、孟子、董仲舒、王阳明、朱熹等人的道德思想和实践完全从中国人的记忆和生活中抹掉，那将会是什么样子？一个显见的答案是，中国人将不再是中国人，“中国”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空洞的无意义的文字符号而已。也许有人说，绵延近百年的中国反传统主义浪潮不是一直在革除传统的道德文化，建立现代的新的道德文化吗？而且，这样的反传统似乎也没有导致社会道德秩序的崩溃和瓦解，社会仍旧在运转，这证明了现代社会可以与传统道德告别。但正如林毓生在《中国意识危机》中通过对反传统主义者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个案解析，证明了“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并未如他们声言的那样做到和传统彻底决裂。好像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始终翻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在中国某些文化倾向中所体现的某些传统（如‘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已牢固地形成了反传统主义者的观点。”历史学家陈旭麓在谈到左的思潮时也谈到：“‘左’的思潮抛弃了传统，而在‘左’的思潮笼罩下形成的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却来自传统社会的土壤，我们既为抛弃了传统而苦恼，又被传统捉弄了而愤慨；被抛弃了的要回归，被捉弄了的要解除，我们陷入了对传统的抛弃和反抛弃、捉弄与反捉弄的困境”。[3]
叙说这一切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应当意识到，在“教人做人”、“以道德社会化”为己任的学校德育中，传统道德无法被抛弃，它必然成为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进一步说，通过由教师对传统道德的消化和传递，学生成为叙事性的存在，获得生存的价值和自我认同。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当前的传统道德文化的回归热潮，如学校教育中的“读经热”（很多孩子在幼儿园时就开始诵读《三字经》和《论语》）以及传统“礼仪热”（如跪谢父母和老师），这证明了传统道德在遭遇了一百多年的打压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强势反弹。传统道德从未彻底远离中国人的生活和人性，它寻求的只是复兴的时代机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传统道德在教育领域中的复兴没有任何问题。
二、现代道德是重要的
就当下的学校教育而言，现代道德是重要的吗？笔者认为，现代道德是重要的。
首先，道德不是抽象的、与生活绝缘的存在，其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能够满足人们过美好生活的内在需求。而对于何谓美好生活，古与今有着相当的不同，由此就产生了道德的差异以及现代道德产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对于美好生活，古代人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他们强调按照有差异的“自然天性”生活，强调社会等级秩序的正当性，所以道德的等级性就非常明显。中国古代人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以及对至上皇权的尊崇，就是明证。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新教改革运动以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由、平等、权利成了美好生活的标准，“自然”与“等级”被人抛弃。就中国而言，自鸦片战争后开启的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自发的，而是西方推动的，所以西方所强调的自由、权利、平等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现代道德观的建构。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道德现代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天命”，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由西方促动亦同时被卷入的现代性运动之中了。返回封闭的古代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非理性的，譬如说，与古代道德相连的“皇权社会”和“臣民社会”已经“烟消云散了”，强行回去，只会导致人们的普遍抵制。面对现代性的不可逆转的浪潮，梁启超基于传统中国有私德和私民而无公德和公民的状况，提出培育具有公德意识的“新民”，是必要的；同样，“五四”一代反对传统道德，提倡现代道德，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同样，新中国成立后所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比如关心集体和他人，也是必要和必须的。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是“小圈子伦理”，不具有公共性和民主性，不能适应现代生活。
其次，若从传统而论，传统并不仅仅指由古代孕育并流传至今的古代传统，也包括由现代孕育并流传至今的现代传统。这意味着，作为现代传统之构成部分的现代道德，必将因为传统自身的绵延和无法抗拒性而成为德育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方面，崇尚古代传统但又客观对待反传统的现代文化的希尔斯说：“现代社会，尤其是西方现代社会，之所以一直在破坏实质性传统，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它们已经以多种形式培育了某些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有害于实质性传统的理想，而这些理想已经反过来成了传统。人们一直用这些理想来督促统治者和公共舆论。”[1]384对国人来说，更多的是把传统视为古典意义上的传统，这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学者高瑞泉评论道：“希尔斯不喜欢近代传统，但并不因此抹杀近代传统；不像汉学界的某些学者，因为憎恶‘五四’为代表的近代传统，便一味指责‘五四’造成了传统断裂，拒绝承认中国近代一个多世纪以来也已经形成的某些近代传统。它虽然可能不如西方近代传统那么条贯有序，那么成熟，甚至还没有从现实冲突中挣扎脱身，但它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的共同意识和习焉不察的共同心理。”[4]
基于以上理由，可以说，由于时代精神的变化，使学生具有普遍的道德意识和能力，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现代道德对学生的重要影响。可以说，在德育内容中，现代道德不仅仅是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根本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公民教育”在沉寂了几十年之后又重归人们的视野，也可以理解在德育的过程中对学生尊严、人格和自由的尊重和保护。
三、德育内容的尴尬：
传统与现代的紧张
一方面，人是历史性的存在，传统道德是德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人是现实性的存在，现代道德亦是德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人整体性的角度看，历史感与现实感并不冲突，传统道德理应与现代道德融为一个有机的和谐的整体，遗忘传统而专注时下是不对的，但固守传统而忽视时下也是不对的。当前，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并没有融为有机的整体，而是充满紧张和冲突，笔者称这种现象为德育内容的尴尬――两种道德都是重要的，但它们却无法实现有机整合。这种尴尬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就传统道德来说，它一方面是且应该是重要的教育内容，但另一方面它自身的特质又使它作为教育内容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具体来说，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不是一种大众道德，而是一种精英道德，并且蕴含着浓厚的官僚政治色彩，其社会化主要依赖于政治制度。不过，中国自晚清以来一系列带有断裂性的激烈的社会变革尤其是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将中国社会逐步带入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人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个人自主意识被唤醒，精英伦理日渐被大众伦理颠覆，国家作为道德的立法者和实施者的角色逐渐遭遇挑战和质疑，国家与道德逐渐呈现分离的态势，这直接导致了传统道德在教育领域这一重要的社会化途径中的衰落。所以，尽管当前的学校德育强调传统道德的重要性，也出现了“国学热”和“读经热”，但传统道德并未真正落实为德育内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道德就失去了通过教育社会化的可能，只是需要知识人对传统道德加以反思和“创造性的转化”，寻求新的社会化基础。
其次，就现代道德而言，它内涵的普遍性也遭遇了传统道德所内涵的特殊性的“抵抗”，这种抵抗使得现代道德难以与传统道德融为有机的整体。
现代道德之为现代道德的根本标识在于它的普遍性，因为它形成并服务于“开放社会”；而传统道德之为传统道德的根本标示在于它的特殊性，因为它形成并服务于“封闭社会”。虽然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遍性完全取代了特殊性，事实上，尽管经济开放与一体化在逐渐形成，但文化的封闭性与特殊性――文化是民族的――却被人们加以强调。这是可以理解的，“文化就是洞穴”，布卢姆如是说。他分析道：“人需要为自己找个位置，需要给自己定位的意见，那些强调根基重要性的人强烈地表达着这种愿望。与外来者和睦相处的问题，不如成为内部人，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来得重要，有时甚至相互冲突。跟个人或民族的健康不相容才是极大的偏狭，而大开放的思想难免会让文化解体。把至善与一己之善牢牢地绑在一起，拒绝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异，以及对一个民族有着特殊意义的宇宙观，这似乎构成了文化的前提。”[5]12由这种分析，可以理解现代社会中的“封闭”与“开放”之间的紧张，或者说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之间的紧张。
这一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是突出的。众所周知，自我国国门洞开，传统的特殊的道德文化就长期遭受现代的普遍的道德文化的“压迫”和“解构”，但伴随着中国国力的极大提升，中国大国地位的逐步确立，传统的民族的道德文化日益被人重视和强调。季羡林先生曾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6]。 事实上，这些年，中国传统道德文化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而由西方推动的现代性运动与弘扬的现代价值观遭遇质疑。人们相信，道德文化都是相对的，不存在超越的普遍的道德文化，即使存在，那实际也是西方的道德文化披上了普遍性的伪装而已，西方人把自己的道德文化视为普遍，然后向全世界推广，这是一种霸权主义。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世界除了有特殊性，还有普遍性，因为人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冲动，有一种追求普遍真理和至善的需求。布卢姆说：“求善与忠诚之间的对立，给人生带来难以消解的紧张。但是，对至善的认识和对拥有它的渴望，却是教化人类的无价之宝。”[5]13其实，撇开这种哲学化的论述，审视当前，自由、权利、尊严实际已经内化到人的血肉之中，只要是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喜欢生活在没有任何尊严的专制和极权社会之中。所以，我们不应仅仅基于民族的立场，拒绝普遍的道德观。
总而言之，当前德育内容的尴尬已成为一个问题。如何反思和转化现代道德与传统道德，使二者有机地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今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健全人格和健全社会的塑造和形成。
参考文献：
[1] 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 桑德尔.公正[M].朱慧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254-266.
[3] 陈旭麓.反思,也还要一点反思[G]//施方圆.中华学林名家文萃.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305.
[4] 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9:346.
论文摘 要：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由于其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孕育而成，故而其设计理论常以中国哲学、传统文学、东方史学等形式间接地被表达出来。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包装设计中传统图形的应用，视觉文化对发展传统图形的影响，利用视觉文化传统图形的发展，深入揭示如何更好地在包装设计中应用传统图形，在视觉文化时代背最下如何更好地使传统图形创新发展形成独特的中国包装设计风格。
在社会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文化通过劳动人民长期社会实践的推动和思想家们智慧的提炼与概括，逐渐形成一系列优秀的文化特质，其中，中国传统设计文化也同样在社会变革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这些优秀的传统设计文化固然具有文明与文化的一般共性，但由于其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孕育而成，故而其设计理论常以中国哲学、传统文学、东方史学等形式间接地被表达出来，具有更为鲜明的中国特质，对于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一、中国传统图形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图形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特征，主要表现在人类生活需求和审美方面，它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与社会前进步伐产生与变革，来源于生活和历史，又是人类社会性、个体性、群体性等方面的文化基础与发展动力，是社会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交际生活以及其他生活浓缩的产物。
在我国，可以被称为“传统图形”的符号和图形，数量是非常多的。一部视觉史也是一部文化史，同时也是一部历史，科技进步和全球信息化，从某种程度上缩短了时空差，人的想象随着时空概念的变化而延伸，设计也逐步从平面向三维四维延伸，设计中的空间化与科技化为我们展现出丰富的空间图形符号。
中华民族历经了13个朝代，具有五千年的深厚历史文化载体，中国设计艺术曾一度引领世界风向标，而在传统图形艺术的发展上，中国设计艺术一向具有独特浓郁的东方风格和高度的艺术表现形式，国际各国设计界都为其丰富性、多变性及如诗般的奇思妙想所深深吸引，作为一名中国人则为其成就感到自豪。曾有学者说，“工艺美术是测定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准，在这里艺术和生活是密切结合的”，而图形则是工艺美术的灵魂，它和生活的脉动息息相关，社会大环境影响艺术的生成，同时艺术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形态，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并伴随着现代人们的衣食住行，填充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上，两者相互融合，相得益彰。这些图形在各个时代呈现不同的风貌，历史条件决定了图形的艺术表现形式，但就艺术的精神层面而言却是一脉相承，它们有的精致秀美，有的粗狂雄浑，有的朴素，亦有潇洒，相互交错，相互攀生，为中国文化史增添了一抹亮色。
翻阅历史我们发现，早在原始社会就有巫术礼仪、自然崇拜、图形记事，使晟早的传统图形得以产生。图形在设计中三种作用是程度不断深化，信息含量更加广泛的过程。图形在设计中起着象征的作用，它与所指涉的对象间无必然或是没在的关系，它是约定成俗的结果，它所指涉的对象以及有关意义的获得，是由长时间多个人的感受所产生的联想集合而来，即社会习俗。正式以图形的潜在象征意义展示在人们面前，它含义表达准确有效而且无可挑剔，而这正是图形由单纯的视觉图像作用经由其内在因果关系具有指示作用，再由长时间多个人对其的感受联想赋予它更广泛的含义，飞跃为象征作用过程的必然结果，也是图形意义不断升级的过程，由此可见，图形为了使设计中具有思想感情的信息更准确有效地传达，需要一个图形不断深化的过程。但如果一味盲目地追求传统图形，是不责任的行为，设计者只有认真了解传统图形与设计的关系，才能合理准确地把图形运用到设计中。
二、中国传统图形在包装视觉设计中的体现
设计文化中的包装设计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依托，只有这样的包装设计才更具有内涵、更有生命力，这不仅是设计质量的好坏，同时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表现，在世界局势稳定的条件下，各国家间的竞争已从单纯的硬件实力上升为软实力，文化科学的高度直接影响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尖端的科技、一流的设计理念和众多的设计人才为其争得了设计界的绝对话语权，作为中国，一个曾今的世界文明古国，一个有着曾足以影响世界的国际地位的国家，我们的包装设计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建构自己的设计理念，合理运用古老的东方文化，并融合吸收世界其他优秀文化，最终发展为既符合国际化视觉语言，同时又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包装设计，是值得思考的。
随着当前“视觉文化”设计风潮的到来，使我们处于一个像通货膨胀的‘非常时期’，有人形象地将这个时代称之为“读图时代”，可见视觉因素对人类的影响之大，图片相对于文字具有更直观、更有效、更快速、传播途径更广阔的优势，这决定了视觉文化将不可避免的成为设计主流。在这个时代，图像将压倒文字，图形语言将成为这个时代文化的主流传播方式。图像，已成为人们无法逃避的符号，进而形成我们今天的文化形式。“形象”符号已经超越了“语言”符号，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到来，挑战总是与机遇并存，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在推翻旧有的实际思想的同时，也为中国的设计师创造了一个机遇。
对于传统图形在设计中的应用来说，突出视觉效果最大化的艺术表现方式有利于让更多的人了解本民族自己的传统文化。视觉传达设计就是“图形语言化”和“语言化图形”，为了达到信息传达的目标，设计师需要始终不渝地寻找、挖掘并创造出最佳的视觉语言，借以表现传达自我的设计理念和艺术主张。传统图形拥有丰富的符号表现方式和独特的视觉魅力，因为缺乏媒体的关注和传播的渠道而渐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将给传统图形带来新的机遇，将大众化的文化形态，通过极具冲击力的表现形式，使传统图形的视觉魅力得以充分发挥，用通俗易懂和传播途径广泛的视觉语言，使传统图形更具亲和力和大众性，也在无形中加大了产品的信息传播有效率。视觉语言有超强的艺术感染力，视觉表现可以让不了解传统图形的人们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内涵，更加激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传统视觉符号的大众化让人们更容易读懂传统文化。
在现代多层次交叉的信息环境中，创造设计作品的个性化，将各有利于强化视觉冲击力，起到出奇制胜的传达效果，同时它吻合了现代人的文化心理和视觉环境，更加适合于视觉传达的表现。视觉文化传播的全球化，在让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冲击的同时，也为民族文化走出国门创造了机遇。这需要我们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坚持作品中视觉文化的独创性与多样性，运用中国传统图形、传统文字和传统色彩，再融汇国际潮流设计理念，不断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传统文化的大发展。
针对处于在视觉文化时代的中国包装设计，提出“在传统 文化精髓与世界先进文化融合中创新”“创新中求发展”的设计观点，就传统文化对中国设计的影响、传统图形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视觉文化时代我们的包装设计发展道路以及我们传统图形的发展所产生的重要意义进行详细系统论述。力图通过对中国传统图形、传统文化、视觉文化的研究，来挖掘包装设计与传统民族文化的内在关系，以及传统文化与世界各个民族优秀文化相融合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利用自己民族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积极适应国际竞争大潮流，这就要求设计师对传统文化要相当理解，把握传统文化在设计中的作用于意义，把设计过程做到一个去伪存真，不断提炼、不断深化创意的过程。视觉文化时代为传统图形的创新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通过视觉表现对传统图形进行创新融合，如对西方传统图形中的现代性视觉元素的合理运用，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辅助开发等，更好的为传统图形创新中现代与传统的结合，为传统图形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最终促进自身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三、中国传统图形的表现意义
通过了解世界文化历史的发展进程，更加深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的传统文化表现、设计思想与以欧美为主的西方人的文化意识形态、设计思想都有各自独特的源流和特点，两者互不冲突，相映生辉。西方人的文化表现和设计理念，由于其开放的社会环境和民族风气，体现出一种扩散式和分门别类的思维方式和设计思想，带有表现独特个性的特质，在视觉设计作品中充满了现实主义的自由性和个人意识，崇尚个性张扬，不受束缚的思想，西方的设计思维方式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和归纳总结的方式，具有严谨紧密的科学系统理论依据。其根本目的是求知，因此对所有的问题都要究根求源，都要经过形式上的逻辑思辨来把握，都是发散性思维与跳跃性思维的结合。
东方人的文化表现和设计理念，由于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展现出的思维方式和设计思想表现比较集中，更加注重综合思考，带有感悟、神秘性和求同的特质，更加客观，追求事实依据，是一种经验式的直觉把握和直陈式的描述，具有含蓄低调典型的中国人作风，中国人自古崇尚自然，认为宇宙是无限的，人只是宇宙渺小的一部分，但他们并不站在自然的对立面与之对抗衡，而是投身自然，与自然融合为宜，即所谓的“天人合一”。
四、总结
中国传统图形在坚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一定要进行文化创新，只有通过不断创新传统图形才能获得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视觉文化对于传统图形创新的意义是，为传统图形的创新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通过视觉表现对传统图形进行创新，同时形成系统详细的理念指导，如对西方传统图形中的现代性视觉元素的合理运用，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辅助开发等，更好地为传统图形创新中现代与传统的结合，为传统图形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最终促进自身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我国视觉文化的传播要想促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一定要转变观念，不断探索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与模式，形成文化体制建设，使视觉文化体制更加健全，加强我国视觉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完善产业体制，提高整体科学技术水平，形成结构趋于合理、体系科学完整的视觉文化产业。另外要加快改革我国的文化外贸体制改革与建设，积极鼓励文化产品参与到国际文化交流与市场中去，通过参与不断竞争，强化自身水平，不断进入，锐意进取，积极探索，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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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慧娟.包装设计：品牌的塑造[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1
(一)调查内容
此次调查采用网络的方式面向高职院校学生进行调查，参与调查的学生2190人，共收集调查问卷2190份，有效问卷2148份。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传统文化对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影响力;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学生对高校所教传统文化的理解程度;高校对学生人格培养的方式和方法;学生在学习传统文化后的改变等。
(二)调查结果
对传统文化认同感的调查有90%的学生表示认同，尤其是在爱国、诚信、孝道、责任担当等方面认为传统文化中的内容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有95%学生认为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有58%的学生认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较大，社会地位和金钱是成功的标志，并且有25%的学生存在享乐主义、游戏人生的思想;有27%的学生认为学校所教的传统文化知识较难理解或者是不能完全理解;85%的学生表明学生在人格培养中，学校所采用的方式和方法较为单一;仅有34%的学生认为在学习传统文化后，自身在为人处世、态度行为上有所改变。
(三)调查结论
通过传统文化对高职学生人格教育作用的调查发现，90后大学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及家庭影响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就具有认同感，但是由于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出现了消极心理、攀比心理和自卑心理，而目前高职院校所开展的思想品德教育方式较为单一，主要以课堂教育为主，并且由于职业教育更侧重于技能教学，往往忽略了学生人格的培养，这导致传统文化对高职学生人格的教育作用并没有很好地被体现。
二、传统文化融入高职学生人格教育途径
(一)思想课教学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相结合
传统文化在形式上和语言组织上与现代文化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教育相结合，采用现代化语言对传统文化内容进行诠释，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是现代思想课教学的有效方法。在现代教育中，更加侧重学生的素质与能力的培养，高职院校作为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所以在学生技术教学中，将传统文化融入学习内容，让学生技能学习到专业技能又可以提升自身品德与修养。如:将传统文化中表述进取、坚持、奋斗、团结等名言传授给学生。
(二)开展传统文化主题校园活动
校园活动是学生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可以让学生劳逸结合，同时也能够让学生在活动中，夯实所学理论，在快乐中成长。开展传统文化主题的校园活动可以将传统文化与实践相结合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如:组织学生参观历史文化博物馆，参加国学课，诗词歌赋创作大赛，开展中国传统文化主题月等活动。
(三)多种途径传播传统文化，打造高校传统文化氛围
校园是高职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在校园中营造传统文化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思想，有助于培养学生优良的品格。校园中融入传统文化的渠道非常广泛，如:悬挂传统文化内容标语，建立传统文化学习角，建立传统文化网站，开办传统文化刊物，建设传统文化建筑及雕塑等，让学生在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
三、结语
关键词：宗教思想；儒佛道；政治文化
一、前言
一九五六年，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体系》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政治文化”的名词。由于政治文化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持续性，它体现了社会公众最深层次的意识、思想、价值观等。这些因素由整个社会代代相传，根植于“民族特性……民族心理”中，一旦形成便很难改变。可以说，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变革之所以会遭遇阻碍和反复，归根到底是在与本国的传统思想，原有的政治文化不断进行抗争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便新旧体制逐步融合，由量到质地发生变化，并被社会成员认可接受，最终建立新的彼此适应的社会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
当前中国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改变与革新的时期。现期我国政治文化是在传统与现代的激励碰撞中逐步前进和蜕变的。其中，传统儒佛道的宗教思想是建构新型政治文化需要妥善处理的内容。
二、传统宗教思想对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本土道教思想以及从汉代以来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想为基础融合而成的。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发展模式使它们彼此的宗教思想，相互渗透，共同为封建政治体制的服务，并形成“异质性”低的宗教理论，构建传统政治文化核心内涵。传统宗教思想中君臣意识，宗法观念、权威政治、家国同构的政治格局等在当代中国公民的意识中仍存在不可磨灭的痕迹。虽然，这些思想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当代政治改革方向，但不能因此对传统政治文化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它们与民主、平等、和谐的政治思想有共同渊源。我们可以积极吸取其中有益于当代政治文化发展的部分，从而以较和缓的方法引导公民政治思想，社会整体政治文化的转型。
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是重新发扬儒佛道宗教思想的现实原因。20世纪初，伴随“西学”的风潮中国社会完全摒弃了自身延续千年的传统宗教思想，这种思想革新一度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但它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中国是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且是传统文化中全民领教的宗教大国，这种否定自身信仰的思想骤变带来人们精神领域的空缺。韦伯认为“宗教是一个社会最崇高的统治力量”。对于个人而方，宗教是强烈的发展支力，一种归属感，一种自我约束的规则。传统宗教理念形成的政治思想――对“君主”绝对崇拜，对国家意志绝对服从被现代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政治主张打破，但中国社会并没有准备好与这种新政治文化相匹配的精神土壤。现今中国社会面临的道德丧失，信仰缺失的现象，是传统与现代转接的思想断层，是中国社会发展没有正确对待宗教传统思想的恶果，而这种现状必然阻碍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建构与发展。[1]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我国政治文化的孕育与发展经历了由最开始的崇尚“全盘西化”，否定一切传统文化与传统宗教思想，逐步的到现今新儒学兴起，复兴国学等传统宗教文化的重新活跃，我们对传统宗教的认识和理解逐步迈向了理性和科学。如何科学地批判和继承传统宗教思想，建构当代中国新型政治文化，始终是需要继续深入探索的课题。
三、传统宗教思想与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关系
（一）宗教思想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
阿蒙德在《公民文化》中依据公众参与度将政治文化分为顺从型（村民型）、臣民型（地方型）、参与型三大类别。传统中国在儒进道“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上，形成了臣民――顺从型复合政治文化。[2]
封建制度统治时期的古代中国推行郡县制，即中央――地方两层具有不同的行改体系。在中央行政，建筑设计君主拥有政治的最终决定权，官吏作为中央体制内的“公众”，一定程度上可以参与政策的输入（制订）和产出（实施）。因此形成了有部分政治参与度和政治自由的臣民型政治文化。儒教思想是支持这种政治权威的主要依据：第一，儒教提倡“礼”为核心的社会等级秩序，君臣之间有严格的礼仪要求，尊卑有序，绝对不能逾越，因上官僚阶段层对皇权绝对服从；第二，儒教宣扬“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皇帝是上天选定掌管国家的人，这便为政权合法性提供了先验的证明；第三，儒教的伦理纲常是维系政治统治秩序的基础，同时倡导“德治”皇帝以个人的品行治理国家，这为君主集权和个人专断提供了理由。
在地方行政机构中，官员作为政治利益代表垄断了政策的输入和产生，平民百姓作为公众只能被动接受，完全不具备政治参与的可能，因此发展成为顺从型政治文化。此时，佛教为主导，道教为补充的宗教结构发挥了拥护地方政治统治的基础作为。第一，佛道的“轮回转生”“因果报应”使人们将生活的出路寄托于来世，从而对现世状况十分容忍，有极强的政治耐受力；第三，地方统治者利用用宗教道德引导平民的行为模式，使他们对统治表示顺从。
同时，中央、地方两种政治文化也有彼此融合的一面。中央政治体制的运行也会利用佛、道教的教义巩固政治权威，如封建皇帝的祭祀、祈愿、为自己立法号的行为等。地方百姓也热衷于追求“礼”的儒教思想，并由此形成了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家长制、权威政治等政治文化形态。
（二）“佛道儒”的传统宗教思想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契合
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中有当代政治文化民主、平等、和谐的思想渊源。
传统宗教倡导“礼”“善”“道”等教义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为建构新时期政治文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儒学体系的核心――“礼”是指社会规范，“礼”逐步发展成为“礼制”，其功能主要是确定了亲疏、远近、贵贱、上下的社会等级，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的社会结构，可以说“礼”是中国划分社会秩序的基础；佛教、道教宣扬的“善”和“天道”的实质都是一套伦理价值观，这些对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都有积极的作用。[3]同时，可以给予信徒精神支持，填补人们的信仰空缺，避免公众意识的迷失。
“儒教关注的只是今世的事物”，[4]这种入世的思想性质使儒教信徒积极关心政治，并试图参与其中。儒教与基督、佛、道不同，它的教义中没有“赎罪”观念，“他唯一希望的是能摆脱和超越社会无秩序的现象和有失尊严的野蛮行为”，[5]这是儒学的拥护者始终保持高政治参与度的根源。明代官僚阶层对政治的影响甚至可以和皇权抗衡，就是儒教思想拥有隐性民主政治文化渊源的表现。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学思想中无论官吏或是平民都抱拥有不变的政治追求。因此，儒教思想与建构当代民主政治和参与型政治文化是吻合的。
与儒教思想相对，佛和道教教义中都有“因果轮回”和“赎罪”观念，由此形成了“重来世，轻今世”的传统心理，社会成员把忍受现实生活的苦难寄希望于追求下一世的福祉。而且“轮回”的世界观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圆式思维”，与西方文明的“直线思维”相比，这种思维模式更注重和谐、人际关系的调整、亲情等因素，所以通过宗教文化为基础形成的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是政治统治和法律体系的有利补充。
儒佛道教都包含平等的思想元素。虽然儒学主导下的封建社会统治秩序要求恪守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但同时它也是世界唯一的一个正面认可人民起义合理性的社会制度。“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佛教中的众生平等都是这种平等思想的体现，与西方封建宗教教义规定君威具有不可质疑、不可挑战性相较，中国的传统宗教思想有利于建构当代民主、自由的政治文化。
此外，以宗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有利于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从而帮助解决国家发展面临的危机――“认同危机”。宗教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需求、文化状况。我国传统儒佛道的宗教思想蕴含了五千年的文化积淀，是历史和民族情感的承载。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继承传统宗教文化，就意味着失去对自身民族的认同感，这种意识层次的“认同危机”带来政治冷漠、政治信任危机等问题，这些与当代政治文化民主、和谐的要求相悖。建构新时期中国政治文化应当充分认识和注意到这点，如果在政治改革中完全丢失对国家过去历史的传承，会丧失本民族公正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认同，使社会公民产生归属意识的迷失，甚至会造成公民的政治抵触心理。[6]
（三）“佛道儒”的传统宗教思想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矛盾与转化
“佛道儒”教思想注重等级划分，刻板地遵守既有的统治秩序，过度强调森严的社会阶层而形成家长制和权威政治，阻碍平等、和谐、民主的发育。同时它提倡“伦理纲常”也将出生、家世等社会先赋地位限定为不可动摇和改变的障碍，否认或不重视个人价值和个人自由，造成政治体制之外的社会成员对政事冷漠的心理特征，这些不符合现代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要求。此外在“礼”为核心的亲情社会文化中，人们看重权威而轻程序、重人事而轻事实的风俗，形成了中国渊源已久的人治心理与现代法治观念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对现代法制的政治文化构成阻力。同时，佛教和道教思想作为宗教意识形态，却具有一定的消极避世和排外的倾向，不利于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热情和参政能力。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上述我国传统宗教思想对“政治人”的道德提出严格的要求，由此形成我国政治独特的“德治”制度特色和政治文化底蕴。“德治”与“法治”的相互融合、相互补充是我国政治文化的独特之处，它更适合于我国的社会现实和普众心理；宗教思想中消极避世成分的形成，很大部分是由于在旧有的社会制度中公民缺乏正规的政治诉求渠道和政治参与手段，而随着时展，这种固有的避世观念也将我国现代政治文化发展和政治体制的完善而改变。
四、结语
我国传统的“佛道儒”宗教思想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包含有利和不利的方面，它蕴含和谐、民主平等的思想根源，其孕育的“德治”思想也是构成我国政治文化特色的重要因素，更符合公民文化普众心理和社会传统。同时，在现代政治制度下，其消极避世的一面会随着政治诉求表达方式的丰富而逐渐消弭。此外，作为提供公民信仰和精神支柱不可或缺的部分，促进我国本土的“佛道儒”宗教文化可以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公民精神文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总体而言，建构当代民主、和谐、法治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我们需要客观、科学地对待宗教思想，坚持“扬弃”的原则进行批判和继承；同时采取必要措施，适度促进传统宗教思想与当代政治文化结合，建设适宜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改革要求的中国特色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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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权.儒教礼学以及对中国社会秩序的影响.读与写杂志[J]，2008.9，155-156.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领域所进行科学认识的经验还不够成熟，人们似乎认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能够如此突飞猛进，是因为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取代了”中国传统儒学。在今天看来，这两种关于“取代”的说法，显然是对于本土历史和本土文化的主观忽略态度，也是一种以僵化的"道不变"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态度，而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所倡导的科学的文化史观和哲学史观。
因为在具体的文化事实上，某一种本土文化并不是一种（即使是非常好的）外域文化可以“取代”的；同时，某一种（即使是非常好的）外域文化，例如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主观上想“原封不动”地拿来，就可以“原封不动”拿来。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及“它在中国的传播”的问题上，存在着十分复杂的文化间关系。在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思想精神领导地位的历史，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架构”中，还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中，都存在着复杂的中西文化关系，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文化的具体语境来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德语文本（文本I）、俄语文本（文本II）与汉语文本（文本III）的关系问题，存在着上述三个文本与实际上存在于中国大地社会生活中、学术研究中、并仍然在起作用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应该认为，把这个关系作为已经被我们确认了的文化事实进行理论化、并在理论层面对它进行仔细研究，是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且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术任务，也是建构既具有民族主体性、又具有前沿的世界主义的时代精神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必要前提。
下面就分几个方面来论述这个问题。
二
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中的进步要素能够认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必然有一定的“文化根据”。
任何一种外域文化要能够“以理论的方式”进入中国，必然要有中国人、首先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它“感兴趣”。要对它从思想上认同。这个认同必然是在本土文化的具体思想基础上发生的，同时，它必须具有能够解决本土文化问题的功能。也就是说，被引入的外域文化，同本土文化中的某些要素要有相似的内容或者问题的共同性，或者问题的接续性。如果本土文化中不具备这种基础，认同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注意并积极引入中国，这种现象的中国本土基础到底是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由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介绍而开始较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新青年--为什么“会”（或者“能够”）需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事实并不能仅仅以“革命热情”来加以解释。这个事实有其必然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进内容，发展到此时，它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要求它必须在思想精神层面上对于诸如形上方法、历史发展目标和社会行动方式等大问题，有新的理论阐释。对于这些问题的阐释，既要有传统的文化根基，又要有新的思想精神资料。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中国新青年接受，正是因为它被“新青年”看作既符合中国传统的进步大道，又能够救中国于时代的水深火热之中的崭新的思想精神资料。
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认定，首先是时代精神形势所决定。在这一方面，有三点基本理由。
其一，当时的革命青年不满腐朽的封建文化传统，从而激烈地认为中国文化过于古老，甚至腐朽、反动；认为传统文化资源已经“过时”，不能解决中国在当时新的时代形势下面临的迫切而尖锐的新问题，而必须从外国（基本上是指从西方）引进具有时代先进性的、有活力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从其根源上来说，是一种西方理论。它的这种“文化圈”地域属性，完全满足中国新青年的上述要求；
其二，中国新青年面对内忧外患，强烈要求改变社会现状，呼唤以革命方式缔造一个新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也是反对现状、主张以革命“批判”的方式改变现状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也能够满足中国新青年对当时社会进行“批判”和“改造”的思想文化要求；
第三，当时的新青年虽然力图引进西方理论救国，但同时也对帝国主义列强恨之入骨；何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在处理战争后果时的明显不公正更是火上加油，严重地伤害中国人民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感情。从而，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作为中国应当加以模仿的可行性，遭到中国人的普遍怀疑和拒绝。与此相反，俄国革命者由于尊奉马克思主义，才能既了本国沙皇的封建统治，又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世界革命斗争中的实际属性，被中国新青年所认同。他们断然认为，如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能够像俄国那样，取得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列强的双重胜利。（版权所有）
三
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原因，是学理上的相容性和相似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进步要素，在哲学和思想精神上有许多相容和相似的特点。
其一，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的本体是“物质”。强调宇宙物质世界对于人的思想和认识的先在性。这与中国上古的素朴的唯物主义以及古代后期兴起的“实学”思潮有相似的特点。尤其应该关注的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实学思潮，影响了明清一大批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在清朝晚期出现的“公羊学派”，把对实际事物情势的考察和分析看得比宋明理学家和心学家强调的“理”和“心性”的教化修养更为重要。从戊戌、辛亥到新文化运动，大多数进步思想家的学术风格和研究对象以及研究风格，都以“实事求是”、实践优于思想、讲究“务实”为其基点，都以现实社会和社会问题为其研究对象。中国古代晚期以来的这种积极“求实”的传统学风，使得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革命青年，对讲究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亲切感。曾经引用过（或者套用过）实学思潮主要代表人物的一些论述“行”和“实践”的论断和概念，来论证自己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这就很能说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一定的本土传统文化的基础的。同时，在方法论方面，实学思潮高举古代传统的“变易”旗帜，强调“生生不息”、“自强不息”，强调“变化”，强调“推陈出新”和“破旧立新”，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旧之争、古今之争，已经成为中国思想领域的显著论题。正是有这样一个本土的哲学和精神文化基础，五四青年当然就不会对强调社会历史前进发展、强调社会历史不断进行新旧交替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感到有任何的陌生。
其二，在社会理想方面。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方面，同马克思主义文化一样，都是具有社会理想的文化。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近代以来，在中国人民遭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的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以传统的“革新图治”的政治文化角色为己任，以充满忧患意识的情感，执着于古代思想家的“大同”和“平等”的社会理想，面对当时社会制度和社会权利普遍地严重非理性化，他们努力寻找一条变革的道路，其精神动力就是要实现理想社会。与此相似，马克思主义号召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现存的旧社会，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这些革命内容，如果只从文本上进行解读，完全与中国的平等主义的大同理想相吻合。也就是说，尊奉马克思主义，既可以对本土古老传统采取一种革新态度，同时又并不违背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哲学中最具有形上意义的理想观念，或者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中国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提供了一条具有现时代意义的崭新道路。所以，在社会哲学的形上层面，马克思主义与新青年的政治理想是相通的；
其三，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模式是以“共同体”——“家”（以及放大了的家即“家族”和“国家”等）为社会单元的，强调个人生活在集体中，强调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人服从社团利益的重要性。而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模式是以“个人”为社会单元的。正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观念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观念差别很大，甚至有相互对立的性质，因而，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社会文化观念，在中国很难得到普遍的社会认同。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反对把人理解为“孤独的个体”。而且，马克思主义在被中国新青年作为一种革命理想理论和革命行动理论引入的时候，它被强调为（由个人团结为阶级集体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政党理论。在上述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原来文本就强调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力量；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都只有在阶级利益和阶级权利之中才能实现，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强调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强调组织阶级队伍，强调提高阶级意识，强调发挥政党的作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革命集体主义。这个集体主义与中国的集体主义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强调人归属于社会共同体、强调集体的社会行动的意义这方面，它们是有共通之处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这种共通性，也是中国人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基础。
四
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被动的“搬用”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意义转变过程，是中国方面接受主体对其进行主动解读的过程。或者说，这种接受，自始至终地涉及到不同文本之间以及它们各自的文化母体之间的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交涉和沟通。它实质上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解读"和"文化被解读"过程。
虽然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属于西方学统。但如列宁所说：“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442页）马克思主义是整个西方文明传统思想发展到近代的必然产物。从学术思想的实际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学统。这是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且，在中国文化的实际历史中和实际地域中来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直接的思想传承关系。但是，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无关。
人类生存方式的普遍同一性，决定了人类的思想要求在一定的历史可比条件下必然也具有普遍共同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以及列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20多年间所关心、所要展开和所要回答的问题，与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所关心、所要展开和所要回答的问题，有许多十分类似之处；或者说，它们具有相似的理论同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所讲的西方问题，也就是20世纪东方民族（包括中国）在其发展中已经面临的、并必须实际解决的问题。可见，“问题”的相似性，或者相似的“问题性”，是文化间的思想理论交流和能够引入的根本基础。
五
由于解决问题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进入中国，经历了一个文化上的“变”和“化”过程。这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文化解读和被解读的过程。这个变化过程主要地有以下几点内容：
第一，文本上的变化。它首先要被翻译成中文。它的中文文本的出现，标志着它被“中国化”的开始，也就是说，它“开始”进入中国文化的语境和意境之中。翻译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字学和语言学的技术或者技巧问题。它涉及到文化的可沟通性问题，也就是文化间的思想意义和生活意义的可传达性问题。理论和学术的翻译，最重要的是关键术语的转译过程中意义的保持或者增减以至于转义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翻译，就有什么样的意义呈现。同一文本在翻译前后的意义的差异，往往最关键地表现为翻译前后的文本各自所处的文化社会环境的思想和精神的基本内容的差异。这是一个必须加以深入研究的问题。何况，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术语“到达”中国，是经过了“日文”或者“俄文”或者“法文”的中间环节。这就不但涉及到中文文本同原有的德文和英文文本的差异，而且也涉及到俄国的或者法国的文化在其中的中介作用。这些情况决定了一些关键术语在翻译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文化语境，而被赋予了新的文化语境。例如“革命”一词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意义上，原指“无产阶级革命”，而在中国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由于无产阶级的不够强大，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个术语，在实际上表达的是由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由农民大众所承担的实际革命运动。中国革命的领导人认识到这种差异后，从本土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许多创造性的解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第二，对理论意义的某些规定性的侧重和主体选择。由于不同文化境域中的社会问题的不同，而引进外域新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本土问题，即“学以致用”，所以，就会出现对引入的理论中同本土问题相关的部分、有相似性的部分进行强调、突出的作法，而被引入的理论中本土文化中所没有的内容、或者不熟悉的内容、或者当前还没有功能意义的内容，则不被强调，或者被忽视或者被无意识地遗忘。从总体上说，遵循的是应用的"功能性"原则。在这一方面，有许多值得深思的情况。例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讲述“平等”的内容十分娴熟，也有很到家的理解；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关"自由"的论述就不太关注。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进步要素的理论观念中，平等思想十分强烈，同时作为历代统治思想的儒家等级制所强调的家族伦理，其实质是“关系身份”，并不讲求人的“自由”。所以，五四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虽然有“解构性的自由理念”，但是在后来的“建构性理念”中，缺乏“自由”的位置，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概念甚为生疏，甚至《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自由的论述也常常被误读。所以，在讨论和设计中国民主政治时，民主就只被理解为“平等”，而“自由”则往往不被讨论。曾经在中兴盛一时的“大民主”，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小农的绝对平均主义观念的历史复现，它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所以，要能够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念，就不但应该对马克思主义的平等概念进行研究和理解，而且也应该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概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理解。“自由”的问题，恰好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重大差异的东西，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之所以具有明显的现代性品格的重要标志之一。要在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思想文化，以及由这个思想文化为基础、为指导的现代化政治和现代化经济，重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概念，是有意义的。
六
从总体的历史情况来看，从中国人民为求民族独立和劳动阶级解放的革命斗争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历程，这个历程是艰难而曲折的。这个历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与此相对应而言，中国文化在其本土特性上，具有使马克思主义能够传入且广泛传播的实际理由。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促进下，中国文化自身经历了一个更大规模的“世界化”过程，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它是20世纪（尤其是其后半叶）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十分重要的内容，可以说就是其基本内容。
对20世纪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关系的这种"双向式的"概略回顾，可以说实际上就已经勾画出了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的基本特色。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文化间的干涉、互渗和融合，虽然首先不是在哲学层面开始、也首先不是在哲学层面进行的，但是，文化互渗和相互融汇，必然有其生存现象层面的“意向上的相求”和思想精神深层的“理性上的贯通”这两个方面的逻辑依据，这就是文化交涉现象中的“跨文化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最终必然是在哲学层面进行论证和获得解决的。只有在哲学层面上作出对于文化间互渗和融合的理论可能性的论证和解决，才能保证这种文化交涉在实践中的顺利进行，而只有这种论证的彻底成立，才能从根本上使跨文化交涉和本土新文化建设获得一个恒久的理性支持。就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而言，如果能够作到这一点，那就无论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与中国儒学的关系，是实现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实现中国传统文化适应时代而合理更新这一双重而又同一的目标的基本前提。
七
中国马克思主义是被“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它的发展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在社会主义解体之前，在“比较社会主义研究”的视角下，它具有明显的亚洲本土色彩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解体之后，它就直接地代表了世界社会主义的主流，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前途。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存在和蓬勃发展，从一个角度证明，与西方现代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某种可以校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现实世界的具体关系的东西，有某种在剧烈变化的时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为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现实条件的东西。因而，在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基础上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在当前世界情况情况下，也就是有前途的、有强烈世界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正由于此，马克思主义作为已经在中国本土化的文化，在21世纪担负着一项伟大的世界历史使命。
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成败，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程度及其下一步进展，关系着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关系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21世纪人类的命运。所以，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中西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地正确解决和安排，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继续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继续世界化或者现代化的过程。这个相向互动过程的统一，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发展。
要把这个过程深化，就要求：
第一，中国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应该继续在学理层面加强涵化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中有历史进步意义和学术进步意义的内容。例如对“大同”、“小康”进行新的、符合21世纪时代要求的崭新的文化理论阐释；在形上层面、体制层面、活动层面、思想和精神层面以及方法论层面，探索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相结合的整体路径，建构可以覆盖中国传统文化的进步要素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这是建构当代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的框架性工作。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错位
现代生活是不同于传统生活的生存模式。适应传统生活而产生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这是由于传统文化本身以及时代都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从其本身来说，传统文化都有两重性，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落后、腐朽的一面；从其发展的不同时代因素来说，由于现代反差，传统文化既有适应现代生活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甚至阻滞现代生活的一面。由此导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发生了错位。
（二）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挫折、甚至像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那样的摧残而薪火不灭。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原因。从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上看，传统文化有其时代性，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但除去其含有的时代性因素，还包含着普遍意义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为现代社会所继承。例如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重视家庭、诚实信用、正义勇敢和爱国等等文化特质仍是现代人的生活信念。其次，对一个民族来讲，传统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现代生活的文化基点和历史条件。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生活都不能建立在虚无基础之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被批判过的传统之上。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三）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发展
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是原封不动、一成不变地传给下一代的，而是有选择、有创造、有意识的文化发展过程。有选择，是指现代人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细致的分析之后，选择其有现代价值的精华部分继承下来，抛弃其不适应现代生活的糟粕。有创造，是指通过对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重新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使其更适应现代生活。有意识，是指现代人作为文化创造和选择的主体，要有主体意识、自主意识、文化意识和反思意识等等，积极能动地、独立自主地接受和吸收传统文化并使之为自己所有。这样，经过现代人继承的传统就有了某种不同于它从前的特点，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规定性，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呈现着的文化传统，成为融入了现代生活并流传下去的传统文化。
（四）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丰富
现代生活也在创造着新的传统文化。现代人的生活决不是简单复制已有的传统，相反，它是指向未来的一种创造。在现代生活中，根据变化了情况，创造出我们传统中所没有的、崭新的东西，它们中具有遗传活性的就会流传下去成为新的传统，从而丰富了传统内容。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与现化生活毕竟是不同的概念，因而存在着历史反差。现代生活是传统生活的延续，内在地包含有传统文化的某些因子。这些因子经过转化而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展现的传统文化，成为现代人的一部分，并且通过现代人的生活实践而不断丰富着内涵。总之，现代生活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方式的呈现、历史继承、现实创造与丰富发展，传统文化是现代生活的历史条件、文化基点与现实影响因素。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
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传统文化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简略说来，它作为社会整合的精神遗产、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道德建构的再生资源和生活观念的导向因素，对现代的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道德文化生活和贯穿三者之中的生活观念有着极大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整合价值
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社会成员之间的结合和凝聚是其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借以凝聚的力量，既有经济利益的聚合力，又有种族血缘的亲和力，还有政治政权的控制力，但最根本的还是传统文化所产生的文化整合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整合力量对现代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传统文化可以超越地域、阶级、党派、种族、时间的界限，以文化为纽带，以思想为桥梁，产生巨大的而又无形的文化整合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文化中国”、“大一统”、“兼容天下”、“爱国主义”等观念，构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主要内容。正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和发展，增强了中国人的共识，形成了民族文化认同感，传统文化成为人们共同意识和自觉奉行的原则，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规范，由此出发产生出思维、行为的趋同性、和谐性和一致性。传统文化这种整合力，增强了中国人的本根意识，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的和自豪感。传统文化正是通过人们心理上的认同、感情上的拥戴、行为上的遵守，如同一只无形之手将人们联系起来，形成“同心同德”的社会整合力量，将整个民族的感情、意志凝聚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传统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经济之树成长的土壤，蕴含着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与动力。古有“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之说，甚至有人把传统作为调节社会资源的第三种手段。总结起来，这些潜在的动力因素包括：
(l)由“忠”引申出来的爱国精神，社会成员愿意为国家牺牲个人的利益，有利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实施宏观的经济政策；有助于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体现全局性、利益统一性，减少外在经济现象，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
(2)以“孝”为核心的家庭关系，家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起着凝聚和传承作用，家庭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保持高储蓄率，家庭成员勤劳、互爱互助。这些为经济增长准备了必要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等要素。
(3)在忠孝的基础上，集体主义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从而有利于形成具有目标同一性的团队意识和企业精神。
(4)强调刚健自强。《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立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利于激励和鼓舞社会成员发展经济、脱贫致富、自我奋斗、积极进取，不断开拓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5)强调“厚德载物”。《周易大传》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宽厚为怀、虚怀若谷、宽容大量的气度休现在今天，就是一方面善于竞争，另一方面善于联合，广纳博采、放眼世界、关心大局、以大局为重。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推动力，而且提供某种“制动力”，使中国经济不致脱离常轨，保证社会各方面协调运转。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市场游戏规则没有完全建立，导致经济生活中的种种负面现象，如某些企业唯利是图，某些个人为谋利不择手段，影响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而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些行为有种“纠偏矫正”功能，它的一些经济道德资源让参与经济活动的土体有了主观的自主的软约束，警戒人们不致失去控制，从而保证市场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运行。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塑造公民现代人格的精神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典型的“德性文化”，其最有继承价值的部分就是传统道德。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为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的建构提供资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原料和营养。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阐发之道”值得我们借鉴。传统道德从最切近的孝锑之道引发出处理不同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由近及远富有感召力；还以人类普遍感受性为基础，坚持“推己及人”(《论语·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由己及人，容易引起人的共鸣；由小及大，由家及国及天下，层层推进。古人曰：百善孝为先，从古至今，孝道一直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伦理规范，是一切伦理原则的起点和核心，“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以孝为开端加以推广放大，阐发出孝敬父母、赡养老人、夫妻之间互敬互爱忠贞专一、长幼之间友爱恭让、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重视家庭、工作认真上进、遵纪守法、爱国等等优良传统。我们今天开展公民道德建设，要想使各项道德规范深入人心，取得实效，就要效法中国传统道德的“阐发之道”。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一种大伦理观，其“天人合一”思想为建立现代的生态伦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它的内容包括：把“仁爱”之心扩展到自然万物，对自然友善，尊崇自然，泛爱众生；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类，“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节俭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做到不违时，“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文》)，“山林泽梁，以时禁发”(《礼记》)，这样才能得到自然的赐予和恩惠，达到天人协调，“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些思想与生态伦理学原则息息相通，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树立环保意识、政府确立经济及社会发展战略有一定参考价值。正是由于传统道德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思想，75位诺贝尔获得者才齐集巴黎发表声明：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总之，我们要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建设与现代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相适应的现代精神生活，就要汲取统道德文化的资源，补充现代人的精神养料。
（四）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引导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考验，己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现代中国人要走向现代生活，心须具备现代健康文明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有三点对树立健康文明的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一是积极的入世精神；二是务实的实用理性精神；三是乐感文化精神。
所谓“入世精神”，就是关心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积极的入世精神，是以儒道法三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特点，它有利于树立积极的生活观念。论文网在线
所谓实用理性精神，是一种普遍现实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从产生开始就是一种以伦理思想为核心的实用理性文化。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就是适应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使用兼具、内外无二、本末一贯的“实学”。孔子“不语乱、力、乱、神”((论语·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述而)))，其所学、所思、所论、所教都与社会实际生活有紧密联系。后儒们秉承着这一精神，无论是在行为方式或者是思想观念上，都体现出强烈的实践理性特质，“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一直是儒学固有的内在品质。正是在有着这种内在精神的儒学的熏陶下，数千年来，中国人形成了勤劳实干、践履笃实、不尚空谈、朴实坦诚、反对虚妄的务实主义的生活态度，才能“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远胜过其他东方民族。”[3]
所谓“乐感文化精神”是指一种乐观的生活心态。积极的入世态度和务实精神都是为了追求和保持今世的幸福与快乐。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持中”的思想运用到现代生活中就是一门高深的生活艺术，或说生活技巧，有利于树立一种辩证、开朗、乐观、健康的生活心态。“贵和持中”的思想是最具有东方色彩和充满生活智慧的理论。它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上，“和”就成为了一种调和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深刻哲理。“和”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对立基础上的统一，多样性基础上的同一性，故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之言。如何才能达到“和”?中庸方能。中庸就是不走极端，而是“凡事叩其两端取其中”，无过亦无不及，这是圣人才能达到的境界。所以中庸不是折衷主义，不是简单的静态的承受，而是一种理想状态和在动态过程中对程度分寸的把握和选择，充满了辩证法的光芒。在复杂矛盾的现代生活中，在时间、空间与心态的交汇中要保持健康良好的心态，凡事不强求，讲求适度，力求理性自觉、主体意识去缓解人们因价值观念剧烈变革而产生的不适感和焦躁不安的情绪；以知足常乐、恬静自然去化解人们的迷失感、疲于奔命和不满足感；以传统的深沉感情去抚平人们的逆反心理、怀旧情绪。乐感文化是人们精神的“制衡器”和“减压阀’，，给现代生活以一定的启示意义。
另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其他对树立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的因素：如传统的俭朴、未雨绸缪、居安思危、量入为出等思想对现代消费观具有一定意义，其它如中国人独特的艺术审美观、重意境美与自然美、重精神享受等意识对树立现代闲暇观有可取之处。
参考文献：
1.李中华、张文定编：《论中国传统文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
2.吕希晨：《中国现代文化哲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姜汝真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阐释与现代价值》，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4.司马云杰：《文化价值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钱逊：《推陈出新：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于混奇、花菊香主编：《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角注：
[1]E·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一255页。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90页。
【关键词】人文精神 传统文化 继承 发展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人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中的“文”以人为本，“人”以“文”为本性或自性，它通过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和人身心灵的诸关系合乎中庸和平的协调，以教化天下，并由此而诞生出礼乐文化、人伦文化、仁爱文化、人神文化、自然文化和生生文化等。所谓人文精神，是人性——人类对于真善美的永恒追求以及表现在这种追求中的自由本质的展现……人文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精神、自觉的精神、超越的精神。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是“天人合一”，其特点是“内在与超越的结合、自然与人文的结合、道德与宗教的结合”。她强调以民为本，重人文远鬼神而有别于重自然的希腊文化；她肯定个人的心性向善，把人放在一个伦理的人际关系中来定位。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所讲的“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入群体中，强调人对宗族的国家的义务。儒家思想是几千年来统治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其实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从来以人为核心，中国有着自己特殊的人文主义传统。以人为本，孜孜不倦于现实人伦和理想社会的建构，始终是儒家学说的核心。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现在所谓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等概念不完全相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彖传》。“贲卦彖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速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由以上的解释可见，“人文”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是与“天文”一词对举为文的。“天文”指的是自然界的运行法则，“人文”则是指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具体地说，“人文”的主要内涵是指一种以礼乐为教化天下之本，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一个人伦有序的理想文明社会。
二、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发展与西方人文精神的内涵
在我国，现代人文化发展比较缓慢。在宗法人伦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不平等虽然深重，却常常为人们所接受和容忍。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感培养了人的顺从和奴性，忽视了人对独立和自由的追求。新中国建立后，人文化理念和现代人文精神开始为民众接受并付诸行动，现代社会中人的观念的是根本的决定性因素，从体制、法制建设走向人文管理，将人文精神贯彻于社会的发展始终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这种人文理念的贯彻与发展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最关紧要的是“人”的观念的更新，因而教育界出现了关于提倡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呼唤，尽管这种声音还不十分强大，但毕竟在社会上开始重视文化的深层，那种物质层面的东西开始让位于精神和观念。人们开始认识到对人的尊重是实现人文观念转变的不可缺少的前提。近年来，对人文精神的研究不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逐渐深入。特别是谢树芳认为开放理念、平等理念和自由理念是人文精神的根本性理念，在人文精神研究中，要加强对这些理念的研究，才能使人文精神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发展和倡行。众多学者的深入研究以及大量研究成果的面世，对中国人文精神和思想的发展不无裨益。
人文精神作为对人的尊重和关怀，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对社会的关注，把关注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尊严和权利作为精神追求，追求人的完善；二是对人类知识、科学和真理的重视与求索，坚持真理，热爱科学是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三是个体文化素养的提高与锤炼，文化素养是人文精神的基本层面，是个体对包容在基本生活活动中的文化要素的体察和接受能力；四是关注实际与现实，勇于实践探索。
三、东西方人文精神的融合与发展
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美与尊严，实现自我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人迈进新世纪的宣言。东西方人文精神的融合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美与尊严，实现自我发展刚刚起步，沐浴传统文化，感受人文精神的熏陶，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是当前大众教育的基本任务和本质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精神并不存在实质上的背离。对于人的发展来说，中国人文精神和西方人文精神各有其侧重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和熏陶了优秀的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而西方人文精神则促进了西方社会的和谐发展。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合外来文化的精华，使中国人文精神在现时条件下发扬光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构建和谐社会是现实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
建设和谐社会对于中国而言，任重而道远。硬件的建设是“朝夕之功”。而人文精神的潜移默化和“以人为本”理念的贯彻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和继承发展并不能单单依靠西方的一些先进理念，反思我们的文化，审慎对待民族文化遗产，同时对西方先进理念保持区分和选择性，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与西方现代人文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全面贯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去，使“人文日新”，是社会人文化的必由之路。
我们必须在分析和认识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对于现代社会的作用和意义所在的基础上，认真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在规划并落实表现中国文化意蕴的硬件建设的同时，注意抓好以弘扬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感悟中国文化的人文思想与人文精神的深刻内涵，以及展示文化在传承文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方面的独特优势。
倡导人文精神没有直接的功利性，不能期望其产生经济效益，从根本上说，人文思想能提供一种正确的价值和意义体系，为社会和受众提供一种正确的人文导向，从而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人文教育，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塑造一种文明、开放、民主、科学、进步的民族精神。因此，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精神的塑造，关系到国运兴衰和民族的未来。
参考文献
[1]楼宇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现代教育，2000，3.
[2]吴星溪.世纪中国图书馆思想论纲.图书馆，2002，2.
[3]程大力.论奥林匹克的中国文化同构和意义或目标认同.体育文化导刊，20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