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标志；色彩；文字；农产品
视觉传达设计是在一个核心定位下的众多设计项目的整合过程，而培育农产品品牌就是将这些丰富的设计内涵转化为有效的视觉符号，以其规范化、标准化、系统化。培育农产品品牌，是指系统整合并挖掘农产品生产地区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以及当地的文化资源，对农产品进行优化整合，使之具有与其他地区农产品所不同的个性特征。在这一过程中，使农产品拥有与农产品生产内部环境以及外部环境相适应的产品名称、产品标志和一套色彩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企业的形象拓展标准和产品形象的实用规范。
一、河北省农产品品牌现状
河北省农产品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显著，近些年来，在市场需求的刺激及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推动作用下，河北省农产品品牌化建设的进程得到了较快发展。目前，已建成和发展了一批具有本土特色的农业主导企业，建立了一批在国内市场上较有影响的品牌，许多大宗的农产品也纷纷注册了商标，有了自己的品牌。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仍有相当数量及种类的农产品却依然有场无市，造成农产品价格大幅走低，甚至积压滞销。与此同时，国内其它农业大省的品牌农产品涌入河北省，抢占了部分农产品市场份额。因此，河北省农产品销售形势严峻。从总体上看，河北省农产品品牌化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农产品品牌化程度相对较低。许多特色农产品没有自己的品牌名称和标识，仍沿用“产地+产品”的叫法。因此，现阶段农产品仅仅依靠产品本身的资源优势参与市场竞争显然是不够的，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迫在眉睫，而视觉传达设计的在培育农产品品牌中的作用是积极和乐观的。
二、企业形象视觉识别系统
企业形象视觉识别系统是企业形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企业理念识别系统、企业行为识别系统的视觉载体。使大众通过对企业的视觉形象了解企业的产品乃至企业的精神理念、文化特质、服务内容、企业规范，从而确立对企业的总体认识。这一标准的确立，依赖于视觉识别系统：标志、标准色、标准字体等三要素。
1.标志
标志设计作为现代信息传播的符号，广泛应用于企业、机构、品牌和多种社会文化等社会各个层面，它集企业或机构形象、文化、特征于一体，能够启发信息受众的联想和想象，有着超越具体形象更广的艺术空间。标志以较强的视觉冲击力来传达信息的，无论从形和意的推敲和表现，还是从具象与抽象、理性与情感等方面都要体现出标志创意构思及视觉表现的高度浓缩特性。
标志是一个企业（产品）的象征识别符号，是整个企业视觉识别系统的核心和基础，是农产品经包装在流通与销售领域中的身份象征，它既是产品形象宣传的需要，也是现代市场规范化的产物。标志作为现代社会信息符号，可视面积较小，如何在有限的小面积中运用简约的造型，鲜明的色彩增强大众识别性和趣味性，已成为现今设计师冥思苦想的问题。农产品的标志设计一般以农产品产地相关历史和地理环境为依据，贴合农产品自身的特点来进行针对性较强的设计，对于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而言，产地就成了产品品质的保证和象征。如一些葡萄酒产地出产的名酒，在包装上展示产地形象好像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设计应遵循准确传达农产品企业理念、新颖独特的视觉形态和高度艺术美感三方面的和谐与统一的设计原则。使消费者能够了解产品的更多信息以利于宣传品牌和产品销售。
标志形象按用途可分为三类。
（1）商标
商标是以精炼的艺术形象来表达特定内涵的图形或文字的视觉符号，是企业、商品的象征形象。商标的特点是由它的功能、形式决定的，它要将丰富的传达内容以更简洁、更概括的形式，在相对较小的空间里表现出来，同时需要观察者在较短的时间内理解其内在的含义。商标设计要具有唯一性和视觉美感，能体现企业精神和商品性质，有前瞻性和容易辨识的视觉效果。一个成功的商标设计，应该是创意与表现有机结合的产物。商标不仅是作为商品的标记依附在产品上，而且担负着传播企业理念与企业文化的任务，并能与各种媒体相适应，成为现代商业市场品牌的代言。
商标可以说是商品的身份证，是与其他品牌进行区别的符号，在视觉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代表企业或商品的特质。任何商标的设计构思，从商标名称到商标图形或文字，其内涵都应与产品的品质或形态有直接的联系，不是一种任意行为。
（2）企业标志
企业标志主要是代表企业的形象。它和商标一样具有识别功能并进行注册而得到保护。标志一般由标志图形、企业名称，专用字体和标准色构成。
（3）质量认证标志和行业符号
质量认证标志是行业组织对商品质量或标准的认证。如：我们常见的绿色环保标志、绿色食品标志、回收再生标志等。
2.标准色
标准色是企业根据自身生产和经营特点来选择的色彩。标准色往往由一个主色和辅助色组成。色彩选用要考虑农产品自身的特点和当前印刷工艺要求。
人们从自然生活中获取的认识和记忆形成了不同商品的形象色彩，色彩的形象性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对商品内容的判定。因此农产品企业或产品的色彩选择至关重要。在反应农产品内在品质方面，要根据产品固有的属性和特点，采用形象化的色彩使购买者产生对产品的回忆，对产品的基本内容、特征做出判断。
商品的形象色可以从一些色彩的名称中得以反映。如橄榄绿、玫瑰红、茶色、桔红、柠檬黄、葱心绿等。将产品的固有形象色直接反映在标志和包装上，会使消费者获得一目了然的信息，能给人以物类同源的联想，增加商品的表达能力，使人产生购买欲望。在人们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人们对色彩的视觉心理。视觉心理是指是视觉对色彩的反应。视觉受色彩的明度及彩度的影响，会产生冷暖、轻重、远近、动静等不同感受及联想。色彩在视觉表现中是很敏感的一个因素，色彩由视觉辨识，但却能影响到人们的心理，作用于感情，乃至左右人们的精神与情绪，进而影响产品的销量。色彩本质并无感情可言。农产品标准色选择与设计需要通过色彩的象征性和感情特征来表现产品的各类特性，例如，轻重、软硬、味觉、嗅觉等。色彩的表现关键在于色调的确定，它是由色相、明度、纯度三个基本要素构成。
绿色常常是农产品的首选颜色，当人们触及果品或商标时，使人联想到新鲜的果蔬和鲜嫩的叶子。心理学家认为，绿色是一种决定性的基本颜色，是生存本能的颜色，它对心理上的安静和修养有着积极的作用，象征着自然与希望。
3.标准字
标准字体是指企业名称或缩写的标准化。它经常与标志图形出现和使用。因此在设计时也应尽量通过文字的笔画或形态体现企业的特征，并能与标志图形达到形式上的和谐与统一。 标准字的设计要注意销售对象和销售物品的特点，针对农产品的特定消费对象设计不同的字体以增强亲切感，要注意产品与字体在性格气韵上的吻合或象征意义上的契合，设计风格要从商品的物质特征和文化特征中发现和挖掘。不同形态的包装需运用不同的字体， 以适应其造型与结构特征。如盒、袋等方正平整的外形可采用多种字体；瓶、罐等圆柱体造型包装的字体不宜过于花哨， 以防扰乱视觉辨识； 不规则包装则更需注意字体的设计， 要易识别，同时， 还应考虑到与包装造型的统一， 大方得体， 比例协调。
文字简洁而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不同字体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给人以不同的联想。包装物上灵活多样的品名文字编排可提高包装的感染力和视觉效果， 因此对外文文字的编排， 需要认真地推敲， 并以精心的布置。产品名称易记、易懂；外形醒目，具有一定的造型美感；包装要适宜不要过度，以免造成成本增加和资源浪费。印刷简明，包装要新颖别致能引起消费者的注意，体现产品信誉，使消费者增强对产品的依赖感。
三、结语
在培育农产品品牌过程中，要改变传统的认知模式，即只注重农产品的品质如何而不注重品牌因素。科学导入视觉传达设计系统，把农产品放到与工业产品同等的位置上来对待。农产品品牌的创建要紧密与地方的资源特色和文化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设计中要将某种文化内涵深入到品牌之中，形成文化上的品牌差异，有利于区分其他品牌和特色。首先确定农产品企业及产品在市场上的良好形象，由此扩大其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在不断根据市场反馈结果的比较改进中，取得的更大的经营佳绩。这一循环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视觉识别系统的设计与推广。企业要将自己的理念信息、产品的功能与作用，准确而极富个性化的传达给消费者。企业形象视觉传达设计系统恰似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这一纽带关系，决定了其在整个企业形象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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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村经济;供求特征
Abstract:Based on the internal relation between rural finance and rural economy,this paper researches Chinese rural finance reform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financial productivity and evolution of rural economic reform. We divide it into three phases:development phase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starting phase of rural industrialization,and development phase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rural finance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rural productivities,we sum up some enlightenment about Chinese rural finance reform.
Key Words:rural finance,rural economy,supply and demand analysi
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0)10-0003-06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改革不断深入,并且在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以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的内在联系为出发点,以农村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与经济改革进展为依据,将三十年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传统农业发展阶段、农村工业化起步阶段、新农村建设发展阶段。下文将通过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经济特征与金融供求状况,总结出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几点启示。
一、传统农业发展阶段的经济特征与金融供求
1978-1985年,中国农村开始实施并完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以农业为重点,建立和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推动了传统农业的发展,基本解决了农村居民的温饱问题。这一阶段,中国农村金融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形成了以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制,促进了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
(一)传统农业发展阶段的经济特征
这一时期,传统农业生产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其经济特征如下:
1. 传统农业是农村经济的主体。农村经济以传统农业为主要内容,以家庭联产承包为组织形式,农业经济是农村经济的主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居于基础性地位。1978-1985年,中国农业发展水平整体上明显提高,第一产业创造了平均31.08%的国内生产总值,并实现了平均每年18.70%的增长,超出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0.20%;到1985年,中国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为2564.04亿元,是1978年的2.50倍,传统农业规模和速度增长显著。
2. 乡镇企业等其他经济形式初步发展。农村经济的构成中,除了居于主体地位的农业经济外,乡镇企业等其他经济形式开始出现并在农村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1978-1985年,乡镇企业年均工业总产值为933.80亿元,约为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平均值的53.88%;但从行业类别来看,农业企业只占总产值的4.07%。
(二)传统农业发展阶段的金融需求特征
1. 生产性资金需求上升且金融风险较高。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基本生产性资金的金融需求上升;而且,由于传统农业的生产和经营主体是农户,其金融需求规模、对金融资源的承载能力较小,因此,其金融风险较高。
2. 其他经济形式的金融需求不突出。尽管乡镇企业作为农村经济的组成部分开始出现,但是鉴于其规模与传统农业相比差距较大且发展需要不迫切,在这一阶段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其他经济形式的金融需求并不突出。
3. 金融需求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相似性。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下,全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基本一致,因此,全国的农村金融需求在总体上具有相似性,并未形成显著的区域特点。
(三)传统农业发展阶段的金融供给状况
1. 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是农村金融的供给主体。从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来看,该阶段农村金融是以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为主体的金融体制,主要体现在:一是以国家财政投入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主要集中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等社会效益较大但经济效益并不突出的项目。具体包括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补助村民委员会支出等五部分内容。二是以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合作性金融成为向集体农业、乡镇企业和农户提供存贷款服务的主要力量。1985年,农村信用社集体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和农户贷款分别为41.4亿元、164.4亿元和194.2亿元,基本满足了农村经济的基本生产性资金需求。三是中国农业银行的支农服务和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也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农村金融体制的重要补充。
2. 财政支农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是农村金融的主要服务形式。从农村金融的服务手段来看,此时农村金融以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等金融机构贷款为主要服务形式,农业保险成为农村金融服务的必要补充。1978-1985年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保持在7.5%-13.5%之间,累计财政支出达到1133.42亿元,平均年支出141.68亿元。1985年,国家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贷款与乡镇企业贷款合计782.85亿元,占全部贷款的12.48%,其中,农村信用合作社为400亿元、农业银行为221.76亿元,农业保险赔款支出为5264万元。相对稳定的财政支农投入和日渐充足的农村信用社存贷款服务,满足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基本生产的金融需求。
(四)传统农业发展阶段金融供求状况评析
以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制度基本满足了以农户为主要单位的传统农业发展的金融需求,适应了当时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以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合作性金融的存贷款比例始终在1.8以上,农村信用社实际上为农村金融资源流向城市提供了渠道。二是农村信用社在满足农户的金融需求方面,因农户金融风险较高,尽管贷款审核程序较严,仍存在贷款不良率高的问题。三是政策性金融方面主要是国家财政投资,并没有单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财政投资支农压力较大。四是农村商业性金融发展缓慢,金融机构覆盖面不足、业务效率不高、农业保险亏损严重,如1985年农业保险赔付支出超出当年保费收入934万元,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业性金融支农作用的发挥。
总体上看,尽管传统农业发展阶段农村金融体制存在市场体系不完备、金融服务手段单一、农村金融资源流向城市、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比率高等诸多问题,但总体上农村金融体制与农村经济的发展规模与水平是相匹配的,基本满足了当时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工业化起步阶段的经济特征与金融供求
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初见成效,逐渐步入农村工业化起步阶段,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目标也转向了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1986-2000年,初步建立了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并存的多元化农村金融体制,基本满足了农村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发展需要,但日益突出的商业性金融供需矛盾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工业经济的良性发展。
(一)农村工业化起步阶段的经济特征
1. 农村工业经济位居农村经济首位。这一时期,农村工业经济的地位和影响逐渐超出了传统农业经济,在农村经济构成中居首要地位。其中,乡镇企业作为农村工业化起步的代表,其总量、结构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农村经济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乡镇企业规模显著增长。乡镇企业产值中的工业企业产值超过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且优势明显,1986-2000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实现了年均209.43%的增长,比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高出180.37%,2000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116150.27亿元,是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的7.77倍。
乡镇企业的行业构成逐渐优化。1986-2000年,乡镇企业的行业构成中农业企业、工业企业和服务业产值的比重分别从2.03%、82.89%、15.08%调整为1.09%、78.74%、18.92%,服务业产值在乡镇企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明显提高。
乡镇企业的区域特征日趋明显。在农业生产方式方面,东西部差距较大。东部地区的农业生产除了传统粮食生产外,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家禽养殖、经济作物生产和蔬菜花卉生产,形成一批专业户和种养大户;而中西部地区基本还是以普通农户从事传统的农产品生产为主。在乡镇企业发展效率方面,东西部差异更为突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发展效率依次降低,东部地区就业人数、工资收入、乡镇企业增加值与利润总额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地区。2000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每个乡镇企业创造的增加值依次为20.75万元、9.26万元和5.71万元,地区差异显著,这与各地区乡镇企业的资金投入、产权改革与管理方式等因素密切相关。
2. 传统农业和其他经济形式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农业仍处于基础性地位,和其他经济形式一起共同构成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86-2000年,中国农业稳步发展,第一产业创造了平均21.64%的国内生产总值,并实现了平均每年29.06%的增长,到2000年中国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为14944.72亿元,是1978年的5.36倍,农业生产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在传统农业和乡镇企业发展的同时,农村商贸流通改革逐步展开,农产品和粮棉流通的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市场开始在农业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成为该阶段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农村工业化起步阶段的金融需求特征
1. 金融需求的种类与规模明显提升。随着传统农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金融需求类别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基本生产的初级金融需求,发展至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借贷、降低风险、稳定产品价格的高级金融需求。主要体现在:一是乡镇企业的金融需求日益超越了传统农业的金融需求,成为这一阶段农村金融需求的主体。乡镇企业金融需求能否得到满足,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此时乡镇企业大多处于初创期与成长期之间,覆盖面广、涉及部门多,信贷需求量大,仅依靠合作金融难以满足需要。二是传统农业阶段的农业简单再生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初级金融需求仍然存在,同时现代农业阶段的农业扩大再生产及降低风险、稳定产品价格的高级金融需求基本稳定。因此,除政策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的支持外,商业性金融也应给予必要的支持。三是农村商贸流通金融需求增加。随着农村商贸流通改革的深入开展,满足这方面的金融需求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2. 金融需求呈现行业和区域特征。以乡镇企业为代表,这一时期农村金融需求开始呈现行业和区域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乡镇企业的金融需求具有行业特征,农业企业的金融需求逐年下降,农村工业企业的金融需求基本稳定,农村服务业企业的金融需求则逐年上升。二是乡镇企业的金融需求具有区域特征,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开始发展外向型经济,其金融需求规模较大、所需金融服务品种也较多,而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金融需求规模相对较小,且主要集中在银行信贷上。
(三)农村工业化起步阶段的金融供给状况
1. 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从农村金融的市场体系来看,初步形成了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并存的多元化农村金融体系。
财政投资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政策性金融的主体。公共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等项目,如1998年国家用于财政支农的项目为1154.76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量的10.69%。同时,从1998年起将增发国债安排的支出一并列入农业基本建设支出项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则主要为农业综合开发、扶贫专项贷款、粮棉流通体制改革提供金融支持。2000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贷款总额为7400.88亿元,支农力度较大,其中对东、中部地区的支持更为显著。
以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合作性金融自2000年7月开始在江苏省进行试点改革,同时在农村信用社推广农户贷款、联保贷款,对农户扩大再生产和乡镇企业的发展给予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当年,农村信用社贷款总额为10489.29亿元,农业贷款与乡镇企业贷款占农村信用社全部贷款余额的77.76%。其中,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为3587.98亿元,占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的73.34%;乡镇企业贷款为4568.87亿元,占金融机构乡镇企业贷款总额的75.68%。
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代表的商业性金融对农业、乡镇企业的资金支持明显提升,其中对乡镇企业的支持力度逐渐超出农业,但总的银行信贷规模与农村信用社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2000年,中国农业银行对农村经济发放贷款合计为7943.15亿元,与农村信用社贷款规模相比存在2546.14亿元的差距。
2. 金融供给的服务形式与规模有所增加。从农村金融的服务手段来看,这一阶段农村金融供给的服务形式与规模有所增加。主要体现在:一是财政投融资、政策性金融贷款与金融机构贷款是农村金融的主要服务形式。2000年,国家财政支农支出达到766.89亿元,是1986年的6.17倍;金融机构提供的农业贷款与乡镇企业贷款合计达到10949.77亿元,是1986年规模的9.99倍,实现了平均每年59.93%的增长。二是除财政投资和银行信贷外,农村信托业务、农业保险、农村金融债券等其他金融服务方式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如2000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4亿元,赔款及给付支出3亿元,实现盈余1亿元。
(四)农村工业化起步阶段金融供求状况评析
多元化的农村金融制度基本满足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扩大再生产及农村商贸流通的金融需求,对促进农村工业化起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仍存在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1. 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的供给与能力不匹配。一是政策性金融的供给能力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服务范围相对较窄,将乡镇企业排除在外,这与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农发行业务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二是合作性金融承担的责任超出其能力。农村信用社在支持农村经济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但是随着其辐射范围的扩大,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开始在农户和乡镇企业贷款中出现,不良贷款率较高,贷款监管不严、用途监管不到位的情况较为突出,如2000年发放贷款的回收率仅为86.31%,明显低于中国农业银行等商业性金融机构。
2.商业性金融的供给方式、规模与需求不匹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使金融资源的配置与当时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脱节,具体表现为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撤出县域与乡镇企业进入成长期同步,从而加剧了农村经济尤其是乡镇企业的金融供求矛盾。尽管1990-2000年间乡镇企业贷款从977.1亿元提升至6060.8亿元,但乡镇企业总产值与乡镇企业贷款的比重为19.2?1,乡镇企业增加值与乡镇企业贷款的比重为4.5?1,远高于工业生产总值与工业贷款2.4?1的比重,乡镇企业的金融需求未能得到有效满足。
3. 农村金融支农力度与农村经济的地位不匹配。金融机构的总体支农力度尽管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与农村经济的总体地位不匹配。一是农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远远低于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这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匹配。二是农业贷款与乡镇企业的贷款总额明显低于农业存款与农户储蓄存款总额,农村金融资源流失严重。三是乡镇企业金融需求的行业特点未能在金融供给中得到体现。商业性金融过多地将贷款投入到乡镇企业,导致商业性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大量增加,国有商业银行开始收缩在县域的经营网点,或者只经营存款业务,不开展贷款业务,乡镇企业的资金来源受到很大影响。
三、新农村建设发展阶段的经济特征与金融供求
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家开始提倡实施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村经济转入农业、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全面发展的新农村建设发展阶段。此时,尽快建立以农村经济发展需要为中心,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有机结合,金融服务手段日趋完善的农村金融体制,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新农村建设发展阶段的经济特征
1. 农村经济的构成内容更加全面。2001年以来,农村经济的构成扩展至传统农业、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三方面内容,如何推动以上三者综合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首先,传统农业经济仍处于基础性地位,2001-2008年,第一产业创造了平均12.55%的国内生产总值,并实现了平均每年14.43%的增长;其次,农村工业经济居于突出地位,乡镇企业在结构调整的同时实现了新一轮的产值增长,产业集群和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乡镇企业新的发展形式开始出现,并因其辐射效应与市场竞争优势而承担了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第三,农村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步发展也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2001-2007年,小城镇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城镇化水平从37.66%提升至44.94%。
2. 农村经济区域不平衡更加明显。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各地农村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呈现出区域差异。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经济开始出现专业化合作组织,标志着农村经济的组织形式由家庭联产承包开始向专业化合作组织转化,但中西部地区则发展相对缓慢;乡镇企业的东西部差距依然存在,乡镇企业集群和龙头企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征,东部较发达地区龙头企业的建设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农村城镇化建设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东南沿海与内陆地区差异显著,农村经济的区域不平衡日益明显。
(二)新农村建设发展阶段的金融需求特征
1. 需求主体多元化导致需求结构差异大。传统农业经济、农村工业经济和农村城镇化的共同发展,决定了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多元化特征。当前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大体可分为农户、乡镇企业和政府等不同需求类型,不同的需求主体表现出不同的需求特征(见表1)。这些不同的需求在规模、风险、管理成本、保障程度上的表现又各不相同。
2. 金融需求呈现区域性差异。由于地区间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层次性,农村金融需求也呈现出多层次的结构。第一层次,以东部发达地区为代表,主要表现为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需要,主要特点是以基层政府为主体,资金需求规模大,组织性强。第二层次,以东中部等农业主产区和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快的地区为代表,主要表现为扩大生产规模和提升生产质量的需要,以农业企业或农业种养殖户为主,具有相对较为固定的需求,也有一定的资产作保障。第三层次,以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为代表,农村金融需求主要表现为应对大项支出和临时性支出等生活需求,属于非生产性质的,规模较小且不固定,风险相对较高。
3. 由农业生产需求向综合发展需求转变。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模式的改进,传统的农业生产已经逐步走向综合经营、综合发展,因而使农业生产性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种子、化肥、果苗等传统农业生产需求,向商业、服务业、流通业与小手工业等综合方面发展。比如,由于财政投入相对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逐步转向商业性金融机构。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小庄园、小工商业主、小运输业主、小建筑业主等,经营范围与生产规模都有所扩大,所涉足的领域也愈益宽广,直接导致其生产性需求增加。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在客观上有向城市转移的需要,其谋生与就业,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三)新农村建设发展阶段的金融供给状况
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相结合的农村金融制度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与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相比,供给仍然不足。
1. 供给总量不足。一是农村金融信贷投入不足。由于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具有风险较高、回报率低等特性,影响了银行信贷投放的积极性。二是农村资金流失严重。国有商业银行逐步从县域战略性撤退,限制了对农业等弱势产业的信贷投放,富余资金也被从欠发达地区抽向发达地区,大量的农村储蓄资金被集中运用于城市,造成了农村资金“失血”严重;农村信用社经营趋于以利润为导向,信贷投放也出现了明显的非农化特征,又分流了一部分农村资金。信贷投放不足加上资金流失严重,使得农村地区资金供给与需求缺口逐年增加。
2. 供给结构不平衡。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及交易成本问题,规模相对较大、以盈利为目的的正规金融机构,一般不愿向经营规模小、缺乏信息透明度、抵押品不足的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提供信贷服务,而往往倾向于向还款有保障的借款者发放以储蓄或产品为抵押、质押的贷款。然而,随着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农业和农村经济向规模化、多元化和产业化发展,农村金融需求呈现多元化态势,除部分农户为维持农业简单再生产而产生的生产性借贷需求外,农户、种养大户和民营企业开始有了新的金融需求,如消费性借贷,包括维持生活开支、小规模生产经营、规模化种养、专业化生产及教育、住房、医疗贷款等。然而,当前农村金融供给的结构与农户的多元化需求相比显得非常单一,如业务品种仍以传统的存、贷、汇为主,贷款期限设置不合理,贷款数额受到限制,贷款方式以质押、担保为主,电子化建设比较滞后,新兴的中间业务和外汇业务等种类很少。
3. 区域供给不平衡。无论是农村金融网点的分布,还是各金融机构农业类贷款的地区分布,都呈现出在东部地区分布最多,其次是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最少,农村金融供给在区域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
(四)新农村建设发展阶段金融供求状况评析
当前农村金融体制在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金融需求方面存在较大差距,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全面、稳定、可持续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现阶段农村金融体系存在以下问题:
1. 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首先是正规金融支持不足。农业发展银行职能不断调整,支农效应逐渐弱化;国有商业银行战线收缩,作为“支农”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由于受设备、人员素质等因素制约,业务基本停留在支持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资金需要层次上。其次是缺乏对非正规金融的正确引导。由于非正规金融经营手段灵活,手续简便,再加上对象都是互相了解程度较高的熟人,道德风险降低,其业务发展很快,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利率高、抵御风险能力差等不稳定因素,在满足农村地区金融需求方面仍有较大的局限性。由于缺乏对民间金融必要的监督和引导,农村地区直接融资发展严重滞后,农村金融供给受到相当大程度的限制。
2. 农村金融风险防范体系有待完善。一是农业保险体系尚未建立,农业贷款风险得不到合理的补偿。二是农村金融监管力量薄弱,风险隐患加大。从我国中等发达县(市)商业性金融机构分布情况看,银行类金融机构网点在县域的数量平均达到80个左右,而目前承担县域金融监管职责的银行监管分局办事处编制一般为3-4人,监管力量薄弱问题突出。
3.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有待优化。一是农村信用环境建设滞后,社会信用意识缺失。二是农村金融法制建设滞后,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和健全。同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仍较严重。
四、中国农村金融三十年改革的启示
(一)农村金融体系必须与工业化发展阶段及生产力发展水平适应,既不能落后也不宜超前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三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农村多元化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农村金融需求的多层次性,而农村金融供给应与这种多层次的农村金融需求相适应,要尊重农村经济发展规律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建立内生于农村经济的金融体系,既不能落后也不宜超前。当农村金融体制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时,能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反之则对其产生制约。
应根据不同阶段农村经济的特点,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农村金融体制,充分发挥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作用,满足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最终实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相互促进和良性发展。
(二)农村经济的脆弱性决定了农村金融的高风险
从农村金融的需求主体来看,农户和中小规模民营企业占比较大,而这部分需求主体具有生产规模小、信息透明度缺乏、抵押品不足等特点,具有较高的金融风险,这使得商业性金融机构不愿向其提供信贷服务,1998年开始的国有商业银行大规模撤并县域经营网点也就不难理解了。商业性金融的退出进一步加剧了农村金融供给的不足,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应从根本上寻求防范和化解农村金融风险的途径,为切实增加农村金融有效供给创造条件。基于这种思想,本文建议今后农村金融改革应着重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加强农村金融监管,以防范控制风险;二是要着力推进农业保险,以转移、分散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三是要不断完善农村金融生态,推进农村信用环境和法制环境建设,以消除和化解风险,为农村金融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商业性金融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村经济由单一的传统农业生产逐步走向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乡镇企业作为农村工业的代表,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并因其辐射效应与市场竞争优势而承担了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中国的小城镇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农村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农业生产区域性分工日益明显,多元化的农业生产格局逐渐形成,开始进入现代农业阶段。与此相应地,农村金融需求也由种子、化肥、果苗等传统单一的农业生产性需求向商业、服务业、流通业与小手工业等综合需求方向发展,呈现出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多元化、产品需求多样化、区域性差异增大的特征,这些都为商业性金融进入农村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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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信用体系；二元结构；模式
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ural economy and credit characteristics，financi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 in rural areas，we consider that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unban areas in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Based on these characteristics，the paper theoretically designs a kind of rural credit information system model，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credit information system，and provides some policies for the further construction of credit information system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rural areas，credit information system，dual structure，model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2-0003-05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提高农民信用意识，改善农村信用环境，缓解农民贷款难问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近年来，人民银行从建立健全组织领导体系和工作体系入手，以完善农村信用信息征集机制为基础，以“三信”评定为重点，以农村征信系统为支撑平台，着力打造诚信和谐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取得了明显成效，农民信用意识显著提高，农村信贷业务快速发展。截至2010年末，全省共建设74个示范县、456个示范乡镇，比年初分别增加了20个、182个。全省已建立农户信用档案989万户，评定信用农户871万户，贷款余额1979亿元，涉及贷款农户724万户，占比达73.2%。虽然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和现状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农村地区范围广、差异大、农户多，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在分析我国农村经济特点及其对信用体系建设影响的基础上，研究设计符合国情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模式，进而提出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农村经济特点及其对信用体系建设的影响
经济的运行方式决定了信用体系的建设方式。农村经济的特殊性及其与社会化生产的融合趋势，使农村信用体系在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显现出有别于一般社会信用体系的特征。尽管我国积极致力于缩小城乡差别，并做出大量政策性和制度性的安排，但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研究适合农村经济特点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必须考虑到农村现实的金融生态环境，掌握农村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农村的经济、信用规模远小于城市
农村与城市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决定了农村的信用需求低于城市，对信用的重视程度不如城市，农村的信用形态也有别于城市。依存于农村经济的信用及其信用供给长期处于量小零散的状态，而脱胎于农村的中小及民营企业同样具有这种特性。这种信用需求与供给状态显然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相距甚远，与市场经济要求也并不完全吻合，更不合乎以追求规模经济和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口味”。这也是造成农村资金持续外流、农村金融服务短缺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农村经济的流动性和活动范围也远小于城市
首先，在农业经济和国家土地政策的双重作用下，农户等农村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一般仅限于土地及其相关的狭小范围内。其次，经营农副产品加工的部分农村企业，与农户一样受制于土地，另一部分农村企业经营其他行业，但规模相对较小，业务范围亦较小。第三，受传统文化影响，农户或农民依赖土地，其渗入农业和土地的文化、尊严与情感难以割舍和替代。即使农民“进城务工，也仅是家庭农场的某种补充而不是替代”，副业和农业外就业并未改变农村的小农经济，收入微薄的家庭依靠副业和农业外就业增加了收入，而非农收入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家庭农业经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黄宗智，1990）。因此，农村经济相对于城市，呈现出明显的区域范围特征，经济活动的流动性远低于城市。
（三）农户的收入结构远较城市居民复杂
除农场收入外，农户往往还包含了经营性、外出做工等其它非农收入。这些收入构成不仅复杂，而且不够稳定，与城市居民收入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以2010年前3季度山东省城乡居民收入结构为例，在城市居民的收入结构中，工薪收入占比为72.6%，占据了绝大部分份额，而在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中，经营收入占比为56.4%，其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分别占比为4.6%和9.5%。
（四）农村经济主体的家族特征强于城市
以往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社会风险与收益的边界往往是界定在家庭等核心组织的，而一般不针对个体。由此加以引申，即便是现代经济规则与市场理念已经渗透到中国农村社会，但以家庭作为基本消费和经济决策单位的传统不会马上改变。这种结构的根源在于中国文化中家庭独一无二的地位。城市家庭做为经济主体，通常仅包含夫妻2人，因此在信用体系建设上，可以简单地通过以单个人为主体的个人征信系统予以囊括，而在农村，家族特征更加明显，而且相对于城市，农村家庭人员组成更多，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系也较城市复杂。
（五）农村信用与城市信用相比，具有特有的圈层结构特征
信用是人们之间建立的相互信任的关系。从这一角度观察农村信用，我们会发现“农民最终认为可以真正信任的只有他们的直系家人”（福山，1995）。这种信用形态以家庭为核心，逐渐向外辐射延伸，从小家到宗族，由宗族到村落，由村落到乡镇，由镇及县等，一圈圈扩展开来，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所特有的圈层结构。这种圈层结构决定着中国社会特殊的信任结构。由于圈层之间的壁垒，阻碍了普遍意义上的信任体系的建立，使信任仅局限于圈层之内，而在圈层之外则戒备森严。因此，中国农村社会既有着小范围内高度的信任和秩序，又有着大范围内的不信任和无序，导致了信用交易成本的大幅增加。
（六）农村融资渠道和信贷结构也较城市复杂
从银行信用来看，首先，农村对信贷资金的需求与城市差异较大，对资金规模的要求不高，以小额信贷为主，持续经营能力较差，容易遇到资金短缺的情况。其次，农村经济受自然条件和需求弹性的影响大，而资产规模小、缺乏担保品，抗风险能力较差。第三，银行在农村的信贷业务管理成本较高，投资回报率远低于城市，难以形成信贷资金的大规模进入。这些原因导致了我国金融结构失衡、金融二元结构体制特征以及农村资金需求难以从制度金融渠道得到满足，因此民间信用成为自发产物。目前民间借贷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并已成为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中国农村社会的乡土意识与家庭圈层结构决定了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会认同与依赖传统的借贷渠道和方式，而不是立即融入现代信贷制度。这一特点与城市恰恰相反，城市的正规商业性信用交易远较农村发达，因此银行信用占据了信用交易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而在农村，银行信用却与民间信贷大致相当甚至是弱于民间信用。
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模式的设计研究
基于农村信用体系区别于城市社会信用体系的特征，本文将设计出区别于一般信用体系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框架和模式。同时，农村信用的特殊结构，需要我们除了考虑征信系统建设与守信激励及失信惩戒机制建设外，需要增加声誉机制建设的内容，我们将随后讨论加入声誉机制的原因。
（一）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中征信系统的设计
1. 农村征信系统的建立与管理。建立适合农村经济特色的征信系统，是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农村经济的地域性特征、农村征信系统信息的多样性，以及征信系统建设的成本，使得目前没有必要建成全国统一的农村征信系统数据库，而应以具备同样经济特点的区域为单位。从目前我国农村实际情况看，以县为单位较为适宜。待农村经济金融和信用交易环境发展到足够高的程度后，再实施全国联网，并将最终纳入到全国统一的数据库中。
2. 信息征集主体和主要内容。农村经济以家庭（族）为最小单位，那么信息采集的主体也应当是以家庭（族）为最小单位。当然，从目前农村金融的实践情况来看，农村信用主体不仅限于单一农户，还包括合作组织（联保体）、准企业组织：如公司＋农户等形式，但其核心离不开家庭或家族这一基本单元。农村征信系统的重要目的是揭示信用交易风险。与城市不同的是，农村家庭的收入构成更加复杂，其收入包括“农业家庭收入加非农佣工（或经营）收入”（黄宗智，1995），而且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更加详细的生产经营和非农收入信息来反映还款能力。除银行信用信息外，农村征信系统还应包含民间信用的内容。但对民间借贷信息采集存在制度和实际操作上的困难，只能逐步推进。随着条件的不断成熟，再逐步将其它民间信用信息纳入到农村征信系统中来。
3. 农村征信系统的采集机制和共享机制。凡开展涉农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都应加入到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来。但金融机构并非农村征信系统的全部提供者和使用者。基于农村经济区域狭窄的特点，农村征信系统的设置和共享范围在纵向和横向两方面都具有特殊性。从纵向看，农村征信系统没有必要扩大到全国统一的范围，否则会造成操作成本极大增加，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实际意义，尤其是在农村金融还不很活跃的当前，农民在本地获得商业性信贷支持的能力很有限，更不用奢谈在更大的范围内融资。从横向看，信息共享的范畴需要不断地扩大，并需要法律或制度建设予以保证。从国家政策导向来看，除农发行、农信社及邮政储蓄银行外，会有更多的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领域，农村信用信息在这些金融机构间共享，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建设
1. 信用评价机制。信用评价是判断“激励”或“惩戒”的前提。鉴于农村信贷资金需求小，投资回报率低的特点，同时还具有企业和个人融资的共生性特征，导致农村企业和农户的信用评价可能会比城市居民和企业更加复杂和困难。然而，由于农村经济弱于城市经济，相应的信用中介行业很不发达，加上农户在购买信用评价产品上的支付能力较弱，市场化的信用评价体系目前很难在农村建立和发展。因此，人民银行应组织农村征信系统的使用方，共同研究制定一套科学、简约、统一的信用评分流程，并采用单体信用评定与打包信用评定相结合的方式，减轻农村信用主体成本，准确反映农村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当前各地普遍开展了“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的“三信”评定。这种信用评价方式适应了农村经济的圈层结构特征，应当继续坚持下去，以科学、简约、统一的信用评分为基础，使“三信”评定结果更加科学，进一步扩大应用范围，提高社会各方的认可度，促进圈层结构壁垒不断弱化。
2. 激励与惩戒机制。信用机制包括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两个方面，这两方面机制是否完善是信用体系能否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一般而言，城市居民由于经济行为活跃，经常与金融机构发生关系，不良信用记录持有者处处受制，惩戒机制的作用明显强于激励机制。而农村与城市不同，由于经济行为不活跃，与金融机构多次发生关系的概率小，仅依靠失信惩戒机制，并不足以发挥信用体系的作用。因此，更宜建立以守信激励为主，失信惩戒为辅的信用机制。人民银行应当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推动农村征信系统应用和信用评价机制发挥作用，促进守信激励的实现。涉农金融机构也应当在信贷政策上提供相应的支持，推行“征信+评价+信贷”的业务模式，带动信贷资产质量的提高和农村贷款投放的增加，促进涉农金融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政府部门也应将信用评价结果与国家相关惠农政策有机结合，推动守信激励机制的建立。而激励和惩戒作用的发挥，同样需要适应农村信用中银行信用与传统民间信用共存的特点。
（三）声誉机制建设
1. 声誉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引入声誉机制的原因。标准的声誉理论认为“声誉能够增加承诺的力度”，其作用在于为关心长期利益的参与人提供一种隐性激励，以保证其短期承诺行动。Pyle（2002）区分了两种声誉信息流动渠道：一种是通过经济主体的自身行为自发产生的；另一种是由正式的第三方组织协调的，这种第三方组织可能是赢利性的，如信用评级机构，也可能是非赢利性的组织，如行业协会等。在前一种渠道中流动的声誉信息通常是短期的，而在后一种渠道中的声誉信息是长效的，通常以正式的信息报告的形式出现，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引入声誉机制来促使其发挥作用，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城市信用体系中，由于人员流动性大、地域范围广等特点，声誉机制发挥的效用可能并不是很大。而农村经济和信用有的地域狭窄、圈层结构等特征，恰恰吻合了声誉的建立、传播条件，声誉机制作用在当前农村地区更能够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发挥。
2.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中声誉的产生机制设计。结合Pyle（2002）声誉产生渠道的理论，我们发现农村信用体系通过两种渠道都能产生声誉。一方面，不论是银行信用还是民间信用上的履约行为，均能够使农村经济主体产生声誉。这进一步证明了本文前述观点，即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首先应建立适合农村经济特点的信用信息系统，不仅要实现金融机构对涉农信用信息的采集，还要逐步扩大到民间信贷的领域，并在纵向和横向两方面实现一定范围的共享，从而促进农村信用体系中声誉机制的产生。另一方面，对于无信用交易行为但参与“三信”评定的农村经济主体，由于是第三方做出的信用评价，其产生的声誉不仅是长效的，并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因此，为推动农村信用体系中声誉机制的产生，我们需要将“三信”评定的范围扩大到无信贷关系的农村经济主体，并通过大量的宣传教育等方式，引导农户提高信用意识，积极参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和“三信”评定，在获得金融机构认可之前，在一定范围内积累良好的声誉。
3. 声誉的传播与维持机制设计。由于声誉依靠社会网络建立起来，因此声誉的传播在具有地域特征和圈层结构特征的农村地区，比城市更加有效率。为促使声誉信息的有效传播，首先应加大农村的信用宣传教育，做到广覆盖、可持续，提高农村的整体信用意识，使农村经济主体充分意识到声誉的作用，自觉维护自身在信用交易市场上的声誉；其次要建立长效的声誉信息公开机制，如定期把历次信用评价结果在相关区域公开，或把声誉信息纳入到农村征信系统中，通过信息共享机制促进声誉更广泛地传播。同时，由于声誉还具有“逐步建立和逐步消失，也需要投资和维持”（George J・Mainlath 和Larry Samuelson，1998）的特点，需要我们将信用评价等工作坚持不懈地长期开展下去，为农村经济主体保持良好的声誉创造条件。
三、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探索：山东案例
根据前述理论研究，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在山东省对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模式进行了探索与实践，通过现代化的技术和网络手段，尝试建立了以农村征信系统为核心，涵盖信息共享、信用评价、信息服务等内容的农村信用体系管理信息系统。系统主要涵盖三项功能：一是农村信用信息采集；二是农村信用评价；三是信息服务。该系统自2009年正式运行以来，已实现农户信用档案电子化358万户，部分农信社利用该系统审核发放农户贷款，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农村信用信息采集
在农村征信系统建设的实践中，充分借鉴了前文论述的农村经济主体以农户家庭为主要单位，采集信息应包含家族信息、经济能力信息、民间信用信息和生产经营信息的思路，制定了符合农村经济特点的信用信息采集项目。在信息采集内容方面：一是采集农户信用信息，包含基本信息、农户资产及收入状况信息、银行信用信息和民间信用等四个方面。二是采集信用村、信用乡镇信息，来源于农村信用社开展的“三信”评定。在信息采集方式方面，目前，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和信用企业等有关信息全部来源于农村信用社。随着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的增加，以及非银行信用信息来源的不断拓展，信息来源范围将不断扩大。系统中所有农村经济主体的信息采集均按期管理，信用档案每年一期，一年内两次评定的可以重复加载，覆盖同期档案，即保持每年最新的一条记录。
（二）农户信用评分体系
在对农村信用信息采集的基础上，根据农村信用评价的特点，设计出一套科学、简约、统一的信用评分流程，对农户实施信用评分。评分指标使用的数据项来源包括农户当期信用档案的数据项、农户信贷信息衍生出来的数据项、对外担保信息衍生出来的数据项及家庭成员信息衍生出来的数据项等。为了适应不同地区农户信用评分的实际情况，系统提供了指标调整功能，为了实现评分指标设置更加科学规范，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在基本指标体系基础上，对现有指标进行适当增减、调整和优化。目前，使用的基本指标设置，是在经典“5C”评分模型基础上，结合农户信用信息采集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农户信用评分基本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涵盖了4大类15小类指标，并分配了不同的权重，实行百分制评分。
（三）系统的查询与使用
系统信息查询包括农户信用报告查询；信用农户评定情况查询、统计和分析；信用村、信用乡镇评定情况查询与各类信用档案按金融机构网点口径统计查询。系统正在建设初期，从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与共享角度综合考虑，只对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开放。人民银行能查询各类汇总信息即统计分析报表及信用村、信用乡镇的明细信息。同时，可以将信用评价汇总结果提供给政府部门等相关机构，为地方政府出台扶持政策提供参考依据。金融机构用户可以查询本机构及下属机构的单户明细信息和信用报告以及评分信息。同时，可以查询明细信息、统计信息，将该系统所展示的信息用于农村信贷政策的制定、农户贷款发放前的审核以及农户信贷对象的筛选。
四、政策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基础法律保障
信用体系建设事关每一个人，特别是信用信息的采集、应用直接涉及到居民个人的隐私，需要完备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因此，一方面应尽快出台《征信管理条例》及相关配套制度，明确信息征集的主体以及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规范信息采集、加工、使用的方法和途径。使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尽快出台法律来规范信贷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依法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涉农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业务的开展。
（二）构建适合农村经济特色的农村征信系统
建立以家族（家庭）为主体的农村征信系统，全面采集农户家庭的基本信息、收入信息、银行与民间信用交易信息，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农户信用状况。首先，应结合当地农村经济特点，对农村征信系统的数据结构进行充分的调研和论证，借鉴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的建设模式，在符合征信标准化的原则下，建立起农村征信系统框架。其次，将农信社等涉农金融机构在长期工作中已经积累的农户信息，补充至农村征信系统内，进一步实现农户信用信息电子化和持续动态更新。最后，建立农村征信系统的共享机制和信用评分系统，有效减少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农户贷款成本。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城乡二元化结构逐步被打破，再逐步将各地农村征信系统整合到全国统一的框架中来。
（三）开展“三信”评定，建立守信激励机制
借助农村征信系统和农户信用评分，不断优化“三信”评定的指标、范围，大力开展信用户、信用乡镇和信用村的评定，将评定结果作为地方金融生态环境考核的重要方面，由相关政府部门制定激励措施，使信用乡镇、信用村在项目引进、贷款利率、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享受政策优惠。将信用评价结果作为信贷审批、风险控制的重要参考，根据评价结果的不同在授信额度、贷款利率、抵质押物等方面实行差别对待，对信用优良农户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以点带面，通过“三信”评定带动整个农村信用环境的优化。
（四）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信用氛围
要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开展信用及相关金融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针对农民整体文化水平和信用知识水平不高的现状，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增强农村信用主体的信用意识和风险意识，让广大农民群众认识和理解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与其生产经营、增加收入、脱贫致富乃至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密切联系，使其意识到诚实守信的重要性和失信付出的代价，树立“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理念，从而自觉自愿地参与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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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收入流理论；传统农业；现代农业要素
一、我国农业的发展现状
明确传统农业的含义和特征是对传统农业进行分析和思考的首要条件。舒尔茨对传统农业做如下界定：“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以成为传统农业”。同时，他认为“传统农业应该被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这种处于均衡状态的农业具有有三个显著特征：“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获得收入来源的偏好不变；由于上述原因，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也长期处于均衡状态”。这也就是所谓的“简单再生产”。
中国的农业正符合“简单再生产”的这三个特征。如果没有其他外在因素的干预。中国的农业会一直维持现有水平，停滞不前。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人口的数量依靠农业产量。由于生产水平的落后，人口数量几乎完全由耕地的面积所决定。明朝之前。由于耕地面积变化不大。技术水平长期保持不变，人口数量一直徘徊在几千万。明清时期，由于引入了玉米、甘薯等新作物以及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放火烧山、围湖造田等形式的广泛应用，耕地面积得以大幅度增加，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人口数量也就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这与哈佛学者珀金斯的研究相一致。珀金斯研究发现，中国从明朝开始直至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600年当中，人口与粮食总产量的增长速度的平均水平是完全一致的。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是以苏联模式为基本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为了给重工业的发展提供资本和市场。国家通过采取低价强制征收粮食，高价出售工业品的形式。这使我国农业长期得不到发展。使农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农村发展严重滞后。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了农业发展的新时期。1980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进行推广，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11号文件，提出“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允许土地的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该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允许土地使用权的流转。1998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从2004年起。连续九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在“三农问题”上。这些中央一号文件分别关注农民增收、新农村建设、农业水利灌溉、农业科技等方面，凸显出中央对农业的重视。
我国农业政策的不断完善，促进了我国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但是我国农业仍属于传统农业，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发展落后。
二、舒尔茨收入流理论概述
舒尔茨首先驳斥了两种传统农业的错误观点：“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传统农业中有一部分人的边际生产率是零”。
舒尔茨根据社会学家曾经做的针对两个传统农业社会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和印度的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社会学家索尔·塔克斯发现帕那加撤尔非常贫穷，但是很有效率。“这个社会的800个人充分利用了自己掌握的大部分要素和生产技术”。在他的著作《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中，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在配置当前生产中他们所拥有的要素时是很有效率的”。社会学家W·戴维·霍珀在印度的小村庄塞纳普尔的调查发现，该村庄农产品的暗含价格同实际市场价格是几乎一致的。因此，他认为塞纳普尔的农民对其生产要素作出了有效地配置。因此，“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观点是错误的。
通过对印度1918—1919年发生的流行性感冒所引发农业生产劳动力减少和农业产量下降的有关数据进行分析计算，舒尔茨估算出“劳动系数=0.349，劳动系数的标准误差=0.076”。运用以两倍标准误差为基础的可信区间，舒尔茨认为可以接受印度农业生产中劳动系数0.4这一前提假设。这一事实证明，在传统农业中，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必然使农业产量下降。因此，“传统农业中有一部分人的边际生产率是零”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在否定上述两个观点的基础上，舒尔茨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收入流理论。他认为传统农业滞后的根本原因是收入流来源的价格过高。在传统农业中，由于生产要素的供应数量和技术状况是在长期内保持不变。使得收入流来源的供给在长期内也保持不变：由于农民获得持久收入流的偏好不变，因此持久收入流来源的需求也不变。收入流供给的价格弹性为零，表现为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线。收入流的需求价格弹性为无穷，则需求曲线的斜率为零，表明收入流的需求曲线为一条水平线。这导致持久收入流的价格较高，使得农业的资本收益率低下，最终造成农业的停滞不前，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为了降低持久收人流的价格，改造传统农业。就必须引进现代生产要素。为此，舒尔茨提出了三条建议：建立适于农业发展的有效制度；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
制度建设方面，舒尔茨认为，“制度上的相应的改变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他认为，必须要发挥市场机制对农产品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的作用；建立家庭农场，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实行居住所有制形式。
生产要素的供求方面，舒尔茨指出，一方面要发挥政府和科研机构的作用。促进新生产要素的研发和推广：另一方面要降低生产要素的成本，并使农民掌握使用方法。
人力资本投资方面，舒尔茨强调了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通过丹麦农业的现代化的成功范例，他认为：“新农业技能和关于农业的新知识可以成为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因此。需要加大对农民的教育、在职培训、医疗健康等方面的投资。
三、我国农业发展的对策探究
舒尔茨的收入流理论为我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系统的解决方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促进我国传统农业的改造，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我们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不懈努力。
(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农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关键词:科技特派员制度;知识
在传统的农业体制中,一般科技知识的供给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农村和农业发展的要求,从而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就必须要有一个能促进城市知识、资本等先进生产要素流入农村,把农村的土地、劳动力和一大批的农业科技人员的智慧结合在一起的先进制度。这个制度就是科技特派员制度,那么这些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就是科技特派员。
从科技特派员制度运行的主要载体或者说从微观上来看,主要是科技特派员和农民。农村的贫穷和落后根源于思想观念的落后和科学技术的贫乏。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说:“在解释农业生产的增长量和增长率的差别时,土地的差别不是最重要的,物质资本的差别是相当重要的,而农民能力的差别是最重要的”。1也就是说实现农民能力的提高,进而就会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水平。从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运行来看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知识特征主要有明确性、个体性、实践性与经验性和创新性四种。
明确性。在科技特派员制度中,科技特派员的主要任务是农业的科研与技术的推广,他们已成为农民技术教育和传播农业科学技术的重要实施主体。科技特派员将清晰、明确的科研成果或已在书本中的知识通过正确、正规的形式(各种教育媒体)加以传递。对于农民来说,这种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的获得是需要科技特派员的帮助的,这种对于科技知识的学习是比较简单和直接的方式。首先,科技特派员是具备必需的、明确的农业科技知识的,科技特派员制度首先是对科技人员进行严格规范的考核,这样就保证了科技特派员队伍的高素质。科技特派员通过举办专业技术培训班、邀请专家举办专题讲座、播放科技录像、发放科技宣传资料等方式,充分利用有线电视、广播、墙报、科技简报等各种有效途径,向农民宣传科普知识,传授农业科学新技术。这些都将促使科研成果迅速走向广袤的农村大地,到农村企业和农民的手中,使技术创新与扩撒形成良性循环,大大地缩短了科技成果的应用周期。从以往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农业只有依靠科技知识才能实现高产、优质、高效,只有依靠科技知识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依靠科技知识才能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所以我国要加强科技知识的普及,让这种显性知识的普遍性充分发挥出来。
个体性。在科技特派员制度中,无论是科技特派员还是农民都不可能将自己所拥有的全部知识描述出来,这种知识是难以像可编码知识那样由几个概念组成的理论来描述,难以用有形的物质实体作为载体表现出来,难以通过读书、听讲和查看数据库等传播手段获得,难以用很低的成本简单直接地在人们之间交流和供人们享受。2在科技特派员和农民的知识系统中,都存在一些不为人知的、非正式的、难以表达的技能、技巧和诀窍。因为先前所处的生活背景不同,具有的经验不同,因此科技特派员和农民基于各自不同的心智模式、信念、价值观等具有高度个性化的个人知识,这些知识是无形的存在其头脑中的,并对生产生活及所处的环境产生不同的反映。这种无形性的知识特征是以个人为载体,并附着在个人的生命体上,与个人的生命、历史、精神融为一体的,它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具有不同的个性。因此,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是要立足民情,通过召开座谈会和走村串户等方式,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熟悉村情,寻找工作的切入点和科技、经济发展的突破口,这样才能合理制定出科技、经济发展的路线。
实践性与经验性。在科技特派员制度中,科技知识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农业生产以露天作业为主,各地区的自然条件有所不同,科技特派员所掌握的科技成果很难在各地照搬和通用,所以必须通过实践并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选择将已有的科技成果加以改进使之成为适应当地的科技成果。当地的农民中,虽然他们之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但是对本地区的环境是最熟悉不过的。例如光、热、气温、水分和土壤等。科技特派员制度中知识的实践性与经验性特征是非常重要的。在生产生活中许多成功表现都是以它为基础的。农业受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制约,因此科技特派员传授的农业科技知识不仅要适应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也要适应当地的耕作制度。在新技术推广前要先进行小范围的实验,结合当地实际条件进行改进,并对推广的知识作出通俗易懂的解释。那些在科技知识手册或其他书本上明示出如何做或怎样做的知识,即使对这些知识烂熟于心也一定保证他在实际上“能做”。所以,知识的实践性和经验性特征可以指导科技特派员和农民凭经验来决定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行动,也就是知道某种显性知识可以应用于某种情境。那么,在实践中的边实践边学习过程中就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不可分离的隐性知识。由以上可知,科技特派员制度中最重要的知识特征是实践性与经验性,是通过实践取得经验,再由经验指导实践的一个循环发展向前推进的过程。
创新性。创新性是在实践与经验基础上的创新。科技特派员是通过实践获得相应的经验知识,对将要发生的情况具有“先见之明”,这是与单纯的猜测所不同的,是无法言传无法让外界获得的知识。科技特派员掌握丰富的科技知识,这些知识是创新的源泉,也是新观念产生的前提。是在相对博学中追求知识的创新。在科技特派员制度中,知识的创新性特征主要是农业科学技术的创新,在农业科学技术的创新中,知识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在运用知识过程中发现创新问题的启发性期待,也是孕育着解决该问题的方法预期,或者说孕育着“正确的”技术和创新问题。对在实践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发现和解决,预先定向了技术的进步,将问题的解决过程形成一种知识,反过来融入到个人的知识体系中,形成经验知识的增长。在科技特派员制度中,科学技术知识的获取是比较容易,而更需要的是以有意义的方式利用它们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能力。因而选择、识别并有效利用和创新农业科技知识的能力就变得更加重要。当科技特派员在了解了当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需要对原本掌握的农业科技知识进行改进以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况时,创新就应运而生,这正是利用“干中学”“用中学”“学中学”的模式,利用人类的智慧,通过开放的链式反馈来控制和改进原有的农业科技知识来进行创新。这种创新性知识是在生产实践中,凭借对经验的偶然顿悟完成的,是偶然和意外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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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小城镇型；大城市型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5-0057-06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1]。我们把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引起城市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过程称为农村人口城市化[2]8。农村人口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必然规律。然而，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要实现农民就业的非农化、居住的城市化、生活的市民化，而且要实现进城农民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市民待遇。因此，如何实现农村人口城市化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顺畅与否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体系的质量及其发展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中存在一些问题，诸如超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小城市发展后劲不足等。理清农村人口城市化规律，进一步发现问题，对于解决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相关问题，帮助农村人口顺利实现城市化转移，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质量，进而发挥城镇化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框架
农村人口城市（镇）化过程在农村家庭层面上表现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居住地或者就业地发生改变。我们以家庭主要劳动力是否变更职业、家庭居住地和主要劳动力就业地是否发生改变为标准，将农户划分为本地传统农业生产家庭、大城市化家庭、本地小城镇化家庭、半城市化家庭。本地传统农业生产家庭是指家庭主要劳动力仍然在家庭所在地从事农业生产，没有发生职业变更和迁移的家庭；大城市化家庭是指近三年已经成为城市居民，发生了户籍和居住地变更的家庭；本地小城镇化家庭是指家庭主要劳动力依托家庭周边小城镇、县城条件，从事非农业生产，且非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的家庭；前三类生活模式比较稳定，生活模式不受家庭成员年龄增长的影响，另一类半城市化家庭是借用部分学者对其的称谓[3]，指家庭主要劳动力在远离家乡的大城市打工，打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但家庭所在地仍在家乡农村的情况，生活模式不稳定。
首先，本研究将以传统农业生产家庭为参照对象，对四类家庭样本在家庭人口特征，主要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年龄、家庭年收入、生活满意度等方面进行统计、比较及显著性检验，以期发现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规律。其次，我们以迁移家庭（包括半城市化家庭和城市化家庭）为对象，对其迁移目标区域的选择特征进行检验，以期发现其规律。我们对迁移家庭迁入地和迁出地人均GDP水平进行比较，如果前者高于后者，我们认为这类家庭迁入了相对发达地区，反之，则认为这类家庭迁入了不发达地区。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
本研究小组于2011年8月利用问卷的形式对陕西省6县2市（西安市、延安市、周至县、武功县、高陵县、安塞县、洛川县和志丹县）城乡居民迁移状况进行了随机调查。问卷内容由家庭基本信息和就业基本信息两部分组成。家庭基本信息包括被调查者家庭人口数、主要劳动力平均年龄、受教育状况、收入状况和居住地点变更情况等。就业基本信息主要包括就业地点变更情况和就业部门情况等。研究中涉及的家庭背景信息由被调查者在问卷中提供，涉及的区域特征信息由研究人员根据被调查者提供的地址信息进行追踪调查，主要来源于地区统计部门的权威数据。
本次调查数据库包括农村居民调查部分和城市调查部分，分别面向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展开调查。两部分调查分别发放问卷6 000份，农村居民调查问卷回收2 885份，回收率为48.1%，城市居民调查问卷回收2 668份，回收率为44.5%。我们从城市居民调查问卷中提取近三年来由农村迁入城市，已经市民化的居民问卷信息172份，与农村居民调查数据库合并组成本研究数据库。由于部分被调查数据表现出明显的不合理，例如极端高（低）的家庭收入，或者重要内容部分缺失，这些数据被剔除，另外，考虑到大城市郊区的农户，在城市扩张过程中的城市化行为不具有主动性，这部分样本数据也被剔除。最终确定的本研究数据库样本量为2 486个，从研究样本规模来看，符合大样本特征要求，表1为本次研究的相关变量定义与统计描述，从统计描述中可以看出，研究样本中一半的家庭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但是大城市化迁移家庭较少，具有临时性特征的半城市化家庭占26%。从样本特征类型来看，分布较均衡，与全国实际情况接近。我们认为，基于这个样本的研究结论，应该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三、结果分析
（一）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特征分析
理论和实践表明：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主要动因。从表2可以看出，城市化型家庭平均收入水平最高，城市化转移应该是农户的理想选择，但它不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唯一选择，说明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是客观存在的。
从表2可以看出，四种类型家庭在主要劳动力的年龄、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总数、上学子女数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差异。就主要劳动力的年龄而言，小城镇化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最小，半城市化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最大；从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看，城市化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小城镇化家庭次之，半城市化家庭最次；从家庭规模看，城市化家庭人口规模最小，小城镇化家庭人口规模较大，半城市化家庭人口规模最大；就家庭上学子女数来看，虽然各类家庭有一定的差异，但与传统农业家庭相比，半城市化家庭和城市化家庭的差异都不显著，而小城镇化家庭的上学子女数明显的少于前者；从家庭劳动力总数看，城市化家庭少于传统农业家庭，小城镇化家庭多于传统农业家庭，但差异都不显著，半城市化家庭的劳动力总数明显多于传统农业家庭。说明农村人口城市化类型的选择取决于农户家庭人口特征，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是农户基于家庭人口的综合特征选择的结果，它具有客观必然性。
从家庭生活满意度来看，半城市化家庭的生活满意度低于传统农业家庭，但差异不显著；小城镇化家庭和城市化家庭的生活满意度都高于传统农业家庭，而且在统计上显著。说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梯次与农户家庭生活满意度没有直接的关联，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具有主观可能性。
（二）家庭人口特征与目标区域选择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向相对发达地区迁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显著高于向其他地区迁移的家庭，而且城市化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向发达地区迁移的城市化家庭人口数最少，平均3.95人，其余类型家庭人口数比较多，平均4.2人以上，但相互之间差异不显著，说明小规模家庭在城市化过程中更具竞争力；各类家庭未成年子女数和劳动力数差异不显著，说明未成年子女数和劳动力数对家庭迁移区域选择影响不明显；家庭主要劳动力平均年龄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区域选择有显著的影响，向不发达地区城市化迁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平均年龄相对较高，向相对发达地区城市化迁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平均年龄相对较低，其原因在于：向不发达地区城市化迁移主要依赖于技术，年龄较高者的技术熟练程度较高，社会声誉较高，更容易获得稳定的收入；向相对发达地区城市化迁移主要依赖于综合素质，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的综合素质较高。说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目标区域选择也是农户基于其家庭人口特征综合权衡的结果。
（三）迁入地选择与家庭人口生活质量的关系
收入水平是评价生活质量高低的常用客观指标，从表3可以看出，向不发达地区迁移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比较高，都在3.1万元以上；向相对发达地区迁移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其中，城市化家庭人均收入在2.8万元以下，半城市化家庭人均收入在2万元以下；迁入相对发达地区半城市化家庭人口平均收入为迁入不发达地区同类家庭人均收入的62.9%，迁入相对发达地区城市化家庭人口平均收入为迁入不发达地区同类家庭人均收入的86.2%。我们认为，农村人口城市化迁移的目的在于实现家庭持久收入的最大化，相对发达地区在教育条件、个人发展空间等方面都优于不发达地区，有利于提高家庭的持久收入，而且，相对发达地区就业能体现家庭主要劳动力的能力，提高其在迁出地的声誉、地位等，使迁入相对发达地区家庭能获得更多的精神方面的满足。因此，虽然迁入相对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人口，还是选择向这类地区转移。
生活满意度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高低的常用主观指标。从表3可以看出，向不发达地区城市化迁移家庭生活满意度的统计结果极其显著，说明其生活质量相对较低。其他类型家庭之间生活满意度差异不显著。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向不发达地区城市化迁移的家庭获得了较高的收入，但与其他城市化居民相比而言，在子女教育质量、个人发展空间等方面存在差距，从而影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这再次证明，收入最大化不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唯一目标。
从收入和家庭成员满意度两个指标看，半城市化型家庭对目前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被迫的接受，不具有稳定性。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1. 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是农户家庭人口特征差异的必然要求。农村人口城市化是农户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在城市落户生根的过程；城市化对农村人口具有选择性；不同农户家庭主要劳动力综合素质的差异性，决定了其家庭人口城市化难易程度的差异性和城市化决策的差异性。因此，农村人口城市化必须根据农户家庭人口特征的差异性，实现梯次城市化。
2.家庭人口特征对城市化转移区域选择有明显的影响。农村人口城市化区域选择决策的过程，实质上是农户在迁入地寻求就业相对竞争优势的过程。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就业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年龄、技能、家庭人口总数等。根据我们的分析：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是决定农村人口城市化路径的主要因素。家庭规模及主要劳动力总数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双刃剑”。一方面，家庭规模小，在城市生存的总成本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村人口城市化；家庭规模大，农户的生存压力大，这能刺激其主要劳动力寻求农业之外的发展途径，同时，家庭规模大，主要劳动力数量也较多，为农户合理配置其劳动力资源，实现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从而使这类农户更易于脱离传统农业型家庭群体，向其他类型的农户转化。另一方面， 家庭规模大的农户，其人均收入水平低，无法迈过城市化的“门槛”，而成为城镇居民或城市居民。
3.发展本地小城镇应该成为城市化战略的着力点。从农户自身的角度看，实现城市化转移的目的是提高生活质量。但从前文的分析可知，异地转移不利于农村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从理论上讲，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模式应该是传统农业型-小城镇化型-半城市化-大城市化型。因为小城镇离农户的居住地近，农户的社会资本相对充裕，就业成本相对较低，而且生存成本也较低；当农户在小城镇积累了就业知识和技能，以及相应的资金实力时，才能更好地向大城市渗透，进而成为大城市型家庭。从实践的角度看，半城市化家庭是农户既不满足于依靠传统农业维持生计，又无法在城市（城镇）站稳脚跟，求得长远发展而衍生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家庭类型，由于其不稳定性，在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中应该尽量减少这种类型的家庭。因此，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模式应该是传统农业型本地城镇化半城市化大城市化，发展本地小城镇应该是城市化战略的着力点。
（二）政策建议
1.培养新型农民，解除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后顾之忧。通过培训使农民成为文化素质高、科技素质高、懂得科技种田、能够进行产业化经营的新型农民成为时代的需要[4]，也是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重中之重。第一，培养新型农民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需要。虽然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由于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具有选择性，在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的农民，更易于实现城市化转移。从而使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退化，农业的基础地位难以巩固。因此，培育新型农民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需要。第二，培育新型农民是保障城市建设所需劳动力供给的必要条件。只有不断培育新型农民，才能提高农业生产率，形成更多具有较高素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为城市建设提供充足的劳动力。第三，培育新型农民是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不竭动力。培育新型农民能增加农户收入，提高其消费能力和水平，从而刺激小城镇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进而增强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使小城镇形成“燎原”之势；众多小城镇的发展能够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极大的支撑，形成“众星捧月”之势。因此，培养新型农民，解除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后顾之忧，是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重中之重。
2.着力扩大小城镇规模，放大集聚经济效应。小城镇不仅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阵地，而且是大城市劳动力的“孵化器”，同时，还是支撑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明星”。大力发展小城镇的第二、三产业，有利于放大小城镇的集聚经济效应，不断增强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使更多农业人口实现小城镇化，并为大城市发展提供需求条件，培育并输送其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5]。因此，要重点发展小城镇的第二、三产业。一是以乡镇为中心，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培育特色主导产业。一方面，培育主导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能够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另一方面，主导产业的培育能扩大小城镇规模，壮大其经济实力，增强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从而减少半城市化家庭的数量，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大城市的压力。二是改善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条件，缩小小城镇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与大城市的差距，增强小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为发挥小城镇的集聚经济效应创造人口和消费条件。
3.降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门槛。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超过“梯级门槛”的农村居民的数量是影响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进程的关键变量[6]。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需要跨越的门槛主要有：与户籍制度挂钩的身份市民化门槛、就业公平化门槛、社会保障平等化门槛等，以及与住房相关的居住城市化门槛[7]。上述门槛要么增加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成本，要么降低了其收益，从而使可支配收入超过“梯级门槛”的农村居民的数量难以满足城镇化的需求。因此，政府应逐步放宽户籍制度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限制；健全和完善农村人口城市就业的培训和竞争体制、机制；对非政府主导迁入城市的新居民提供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8]；逐步实现城市就业农民社会保障的市民化待遇。进而降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门槛，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此外，由于农户家庭人口特征是决定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主要因素，而农户家庭人口特征具有可变性，随着家庭人口特征的变化，现有传统农业家庭可能变成小城镇型家庭或半城市化家庭；现有小城镇型家庭可能成为大城市化型家庭；现有半城市化家庭也可能成为小城镇化型家庭。因此，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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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cheloning Migr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in China
LU Dong-ning1，CHEN Jiang-sheng2
（1.College of Management，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anxi 716000；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镇村两级财政收支难以平衡。农村税费改革后，虽然通过加速镇村经济发展步伐，村组合并减少村组干部3221人，削减机关人员，调整中小学布局，适当收缩教育网点，精简教职工等措施，减少经费支出1000万元，剔除财政转移支付2324万元，全县尚有4000万元财力缺口。
税费的征管方式可操作性不强。一是征收主体难适应。虽然大多数乡镇成立了由乡镇财政所工作人员组成的税费征收小组，但由于全县征收人员少、征收的地域广，税费征收仍然是乡镇以村为单位下达收税任务。二是征收成本过高。税改后，虽然提出了定时、定点、定额征收的要求，但在实际上难以执行，大多数村仍然沿用一家一户催缴的老办法，遇到不肯交的，还是靠村组干部一次次上门，反复解释说明，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三是征收制约措施不力。虽然《税费征管条例》明确了农业税纳税主体，但在实际操作中对一些有能力交纳税费的“钉子户”、“刺头户”既不能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又不能及时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使村组干部无法正收税费，同时，也影响一些愿意交纳税费的农户的积极性。四是征收中抵债现象加剧。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行政村由于多年来农村达标、公益事业、办企业、村级招待费等原因拖欠群众债务。虽然在农村税费征收中，政策上要求不抵债，但实际操作中村民还是拿出集体打的欠条要求抵税。
一事一议难以达成共识。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内兴办水利、改造低产田、修路架桥等公益事业只有通过“一事一议”办法来进行，这给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带来了新的考验。一方面，采取一事一议的方法，让群众享有了高度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农民的小农意识较强，固有的“绝对平均主义”观念，使议事决策水平不高，思想难统一，资金难筹集，从而形成事难议、议难定现象。再一方面由于早几年村提留款项比较多，村组干部原许诺为村民办的事情没有兑现，使村民失去了对村组干部的信任感。
农民纳税意识不强。由于多种原因农民自觉纳税意识不强，竹镇镇送驾村有农户637户，但自觉到村委会纳税的仅有6户，造成农民不愿自觉纳税的主要原因：一是大多数农民虽愿纳税，但不愿出头有等待观望心理；二是少数“刺头户”、“滑头户”不交纳税费影响其他农户；三是少数农户把平时未提或无法提的问题以及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要求镇村干部解决作为纳税条件；四是一些农户以种种借口拖交税费。
村组干部报酬少。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村组干部报酬改由农业附加费和农业特产税列支，由于农业附加费和农业特产税难以收足，年底无法兑现，加之兑现以往年度退职的村组干部定补和因区划调整精简的村组干部补助经费，也从同一渠道列支，特别是村组撒并以后面积人口增多，工作量成倍增长，但报酬待遇未得到提高(村主要干部年收入4000元，组干部年收入1000元左右)，导致村组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不高。
测算计税方法有待改进。此次农业税计税面积以二轮土地面积为依据，调整后，比二轮承包面积增加。以我县竹镇镇为例，确定农业税计税面积93739亩，比二轮承包面积净增5000亩。有些农户对计税面积有看法，有意见，不愿纳税，主要表现在：一是二轮承包合同比实际承包的田亩多；二是劳动力人口多的家庭，税费改革后费用比改革前多；三是由于农村承包三十年不变，一些家庭因子女婚嫁或正常增减都不变动承包合同，因而这些家庭在税费交纳问题上产生抵触情绪。
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但由于情况复杂，农村税费改革中出现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为了确保农村税费改革积极稳妥地进行，我们建议采取如下对策：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根据县委统一部署，乡镇就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宣传。但宣传教育的力度不大，深入不够，内容不够具体，特别是村组干部未能及时地、原原本本地向广大群众做细致宣传教育，如有些农民只知道取消镇统村提以后，纳税一项有农业税，而对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税认识不清。因此，要不厌其烦地向农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在内容上要全面、准确，既要宣传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的意义和政策规定，也要宣传农民应尽的义务，教育农民依法纳税。
增加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根据有关部门规定，现役军人优抚、“五保户”供养等刚性支出大，矛盾在基层，加之一些镇村集体经济收入少，发展速度慢，靠百分之二十农业两税附加，一般只能保证“五保户”供养经费，不少村组干部报酬和办公经费无着落，更谈不上投入资金发展生产了。由于多种原因，目前镇村两级财政负担比较重，尤其是行政村负债较多，难以保证镇村两级必要的经费开支。建议在省市财政逐年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对农村镇村两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以缓解历年沉淀债务和税费改革带来的镇村两级财政困难。
制定配套的税费征收政策法规。农村税费改革是规范农村分配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中央、省、市也采取一些综合配套措施保证改革成功。但如何有效地征收税费，征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对那些有能力而拒不履行纳税义务的“刺头”、“滑头”户尚未有处理的政策法规，基层干部对不交纳税费的一些村民感到束手无策，对一些村民不交纳税费既不能强行征收，又不可能不征收。国家政策取消的是不合理的农民负担，但合理的农业税费交纳是农民应尽的义务，建议省市尽快出台相关的《农村税费征收管理办法条例》，通过立法来规范我们税费征收行为。
多渠道消化村组债务。前几年，由于兴办公益事业或村办企业，一些村组集体债务较重。全县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负债大约1．4亿元，村均负债约60万元。且大都是民间借贷，如果长期不还将会影响村组税费的征收。目前，这些村组经济调控余地小，发展速度慢，债务难消化，进而影响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安定。为此，建议以村为单位对办公益事业(如修路、筑渠)形成的逾期债务，经村民代表大会一事一议筹资逐年偿还，筹资标准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收回农民往来欠款还债；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偿还债务。
关键词：多源图像；融合技术；棉花；病虫害；识别诊断
中图分类号：TP391.43；S43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3）11-2555-03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从事农业劳作的劳动力总数急剧减少，农业生产与加工的逐步自动化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需求。特别是对于农作物病虫害监测从传统的根据农业部的病虫害监测调查规范进行调查，通过人工调查、人工记录，到微小昆虫自动计数技术、昆虫诱捕自动记录装置来对农作物病虫害进行监测，这些信息收集和数据管理都存在劳动量大、效率低、数据误差大的问题。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传感器技术的快速发展，图像融合技术在军事、气象、医学、土地资源管理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如何将图像融合技术应用在农作物病虫害中是极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
1 棉花病虫害诊断技术研究意义及发展趋势
棉花作为主要的经济作物一直在中国和湖北省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品种、栽培制度、生态环境等变化及棉花生长环境日益恶化，病虫害有不断加重趋势。危害棉花的主要病害有炭疽病、黑斑病、枯萎病、黄萎病等，炭疽病在长江流域棉区的发生尤为严重，一般苗期发病率为20%～70%，严重时可达90%；黑斑病在阴湿多雨年份往往猖獗流行，给棉花生产造成毁灭性灾害；而枯萎病在棉区一直发生较多，死苗严重，造成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产量降低，品质变劣方面；自上世纪80年代末枯萎病得到控制后，黄萎病上升为棉花第一病害。目前黄萎病发病面积达到全国棉田面积的50%以上，发病后棉苗减产30%～70%，有的甚至绝产，而且严重影响棉花品质。采用先进技术提高棉花病虫害有效防治及控制已迫在眉睫。
1.1 棉花病虫害诊断技术的研究意义
在进行植物保护和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各类方法中，化学防治是投入少、见效快、收效大的有效方法，特别是针对在大生态区域内可能暴发成灾的重要病虫草害，化学防治迄今仍是最快速而有效的方法，一般可以挽回15%～30%的农作物产量损失。使用农药（各种杀菌剂、除草剂等）进行化学防治在世界各国一直占主导地位，它投入较少，防治迅速，特别是当大面积、暴发性病害发生时，只有化学防治才能取得较好的防治效果。同样，在棉花病虫害综合防治中，化学防治仍然是及时有效地控制病虫对棉花危害的最后一道把关防治措施。但长期大量使用农药不仅污染环境，而且这些农药会通过空气、水等途径进入人体，对人类的身体健康构成危害；又由于棉花病虫害症状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农业生产者受个体素质和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往往不能正确合理地判断病情，导致滥用农药、化肥等引起更大的危害；此外，由于中国正步入老龄化社会，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在减少，由劳动力不足带来的农业减产问题已日趋严重。所以，精确作物病虫害管理和机械化变量施药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势在必行。为实现精确的棉花病虫害管理和变量施药，首先要能够准确地识别棉花病虫害种类及其危害程度。传统的方法主要依靠生产者或专家经验来判断病虫害原因及其危害程度，由于个体素质的差异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往往很难做到对病虫害做出精确定量分析和判断，因而容易造成不合理的病虫害防治，也对生产管理者的农技水平要求较高。一些智能决策支持系统虽然能识别诊断棉花病虫害，但是过程复杂，不能进行实时处理。随着信息技术、光谱技术和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发展使基于生物信息的作物病虫害智能识别诊断成为可能。通过多源图像融合技术快速准确地获取棉花病虫害信息，对已发生病虫害的棉花区域根据病虫害程度实行定量喷施农药。这样既可大量节省农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降低对劳动力的依赖，同时大幅度减轻农药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提高棉花病虫害防治水平。研究多源图像融合技术对农作物病虫害诊断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经济价值。
1.2 棉花病虫害诊断技术发展趋势
纵观近几年国内对作物病虫害智能识别诊断的研究，目前对棉花作物病虫害识别诊断主要集中在以专家系统为代表的智能化信息技术和光谱技术上，应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对棉花作物病虫害识别的研究报道较少[1，2]，而结合光谱技术和计算机视觉技术进行研究的则未见报道。目标的高分辨率和高识别率是对获取目标信息的基本要求，仅仅利用可见光范围或在近红外范围的计算机视觉技术进行作物病虫害识别诊断，其单一光谱不足以准确、全面反映作物病虫害的差异，还需利用其他生物信息对其补充和加强，以达到全面地反映作物病虫害的差异[3]。
为了实现对低探测性目标的探测和识别，必须大力发展先进的目标探测系统，而由多源传感器组成的光电成像系统是最为常见的目标探测系统。图像融合就是利用各种成像传感器得到的同一目标或同一场景的图像，综合这些不同图像的冗余信息和互补信息，以获得更为全面准确的图像描述。为此，针对湖北省主要经济作物棉花，综合利用光谱技术、计算机视觉技术及多源信息融合技术，基于多源图像信息（可见光和近红外视觉图像信息）融合棉花病害（炭疽病和黑斑病）识别诊断技术。深入研究作物在不同病虫害危害下的反射光谱特性及变化规律，确定光谱敏感波段及其特征表现，提取可以有效表征作物不同病虫害条件、不同危害程度下的计算机视觉图像的灰度、纹理、形态特征信息和近地光谱特征信息，探索基于多传感信息融合的病虫害识别诊断方法，构建病虫害智能识别系统，为精确作物病虫害管理和机械化变量施药技术提供理论基础。
2 多源图像融合技术
图像融合[4]是对多幅源自同一场景的图像进行综合，以获得更好的视觉效果和易于机器识别为目的，产生比单一信息源更为精确、更完善、更可靠的图像。多源传感器图像是由成像机理不同的多种传感器获得的图像。由于每种成像传感器都是为了适应某些特定的环境和使用范围而设计的，具有不同成像机理的多种传感器获得的图像之间存在信息的冗余性和互补性，通过对其进行融合，能够提高系统可靠性和图像信息的利用率。随着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采集图像数据的手段不断完善，出现了各种新图像获取技术。如今图像融合技术广泛应用于图像处理、遥感、计算机视觉以及军事等领域[5]。利用图像融合技术可以准确地获取检测数据，如在医学图像分析中的超声成像、核磁共振、计算机层析、血液细胞自动分类计数、癌细胞识别等极大地提高了准确率[6，7]；图像融合技术在遥感雷达卫星的发展后，已成为遥感图像处理和分析的重要研究热点，应用于土地资源调查、环境监测、地形测绘等[8]。图像融合技术应用在农业生产中，目前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对农产品的无损检测和农作物生长态势及产量评估方面。如采用互信息最佳阈值迭代优化分割法对可见光和近红外图像进行融合来对番茄成熟度进行无损检测研究[9]；通过加权平均融合法对红外和可见光图像实现对苹果进行无损检测研究[10]；采用蚁群算法的模糊C均值聚类图像分割算法的图像融合技术对作物几何参数进行测量。
多源传感器图像融合系统一般有3种类型：像素级融合、特征级融合和决策级融合。
2.1 像素级图像融合
像素级图像融合是通过对源图像进行预处理和空间配准，对处理后的图像采取适当的算法进行融合，得到融合图像后再进行显示和后续处理。简单的像素级融合方法主要有：像素灰度值平均或加权平均，像素灰度值选大，像素灰度值选小。简单的像素级融合方法结构简单、易于实现，但应用范围有限，融合结果不理想。故现在的融合方法多采用基于对源图像的多尺度分解。这种分解方法是一种多尺度、多分辨率的图像融合方法，是在不同尺度、不同空间分辨率、不同分解层上分别进行融合。这种融合方法能明显改进融合效果[11]。
2.2 特征级图像融合
特征级图像融合是从不同的成像传感器所获得的同一对象图像中提取一些特征，产生特征矢量，然后对这些特征矢量进行融合。特征级图像融合是中间层的图像融合，精度一般。其融合方法有基于假设前提及统计分析的方法和基于知识的方法。
2.3 决策级图像融合
决策级图像融合是最高层次的融合，是首先依据每一个成像传感器所获得的同一对象图像各自进行预处理、特征提取、识别和判决后，做出独立的决策，然后将这些独立的决策综合起来，给出最终决策。决策级图像融合适合于多类不同传感器图像的融合，但融合结果精度较差。其融合方法有多重逻辑推理方法、统计方法、信息论方法等都可用于决策层的图像融合。
特征级图像融合和决策级图像融合方法通常应用于某些特殊场合，像素级图像融合的应用更普及，融合所得图像更有利于人眼的判读、欣赏和机器识别。对于已经配准好的图像，像素级图像融合方法不需要显式地提取图像特征，在速度和鲁棒性上有明显优势。为此采取像素级图像融合方法对农作物病虫害的可见光和近红外图像进行融合处理，使其符合人类视觉特征，融合结果更有利于对图像作进一步分析、理解和识别。
3 多源图像融合技术对棉花病虫害诊断的方法
1）在特定栽培条件下，培育不同棉花病虫害的试验样本及正常的对比样本。
2）对棉花病虫害样品的叶片和冠层进行光谱分析。利用便捷式光谱仪测量叶片和冠层的光谱，寻找棉花病虫害种类的敏感光谱波段及其反射率特征，分析不同病虫害种类和病虫害程度的敏感光谱波段反射率特征的变化规律。
3）根据光谱分析结果，构建多源图像计算机视觉采集系统，采集棉花作物样本多光谱图像，用VC或MATLAB编写计算机图像处理软件对图像进行处理和特征提取。
4）对所获取的特征应用模糊特征优选、主成分分析（PCA）和独立分量分析（ICA）进行优化组合和筛选，通过各种统计方法寻求作物病症与特征对应关系。建立图像特征与病种、病虫害程度的关系模型，利用模式识别方法进行棉花病虫害种类及程度的模式识别检测试验[12]。
4 展望
棉花是中国和湖北省主要的经济作物，长期以来棉田病虫害对棉花生产带来极大危害，因此，对棉花病虫害防治方法与技术的研究至关重要。对棉花作物病虫害防治的各种方法中，传统的方法是依靠人们的经验确认病虫害的发生时间、区域、种类和发生程度等，且是进行手工或机械喷洒农药，这不仅劳动效率低，劳动成本高，而且常规施药技术会带来农药利用率低下、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农药在作物及其产品中的残留导致对人类的危害等。所以，结合光谱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开展棉花病虫害的识别诊断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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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杨万利，沈明霞，严 君.红外图像处理技术在苹果早期淤伤检测中的应用[J].计算机工程与设计，2010（1）：149-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