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村文化；文化建设；传统文化；和谐社会；乡风文明
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经济发展是根本，文化建设则是精髓。我国正处在加快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相对于社会的高速发展，农村文化建设则显得非常滞后，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农村文化建设是一项继往开来的事业，大力进行农村文化建设，无疑会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狭义地讲，农村文化是指在一定的村落共同体中形成的以农民为载体的文化。它是农民的文化水平、思想观念以及在漫长的农耕实践中形成并积淀下来的认知方式、价值观念、人生追求、情感状态等深层次心理结构。它表达的是农民的心灵世界、人格特点及其文明开化程度。农村文化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它一旦形成，即通过社会化一代代传承下来，从而制约着每个人。农村文化又是动态演进的，随着历史时代，社会实践的发展，农村文化也会逐步发生变异。
一、农村文化建设的价值
（一）农村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农村文化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为广大农民提供日益丰富的精神食粮，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服务，表达和谐社会的理想，宣传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使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引导广大农民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认同我国广大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二）大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将会有效地推动
小康社会的建设农村文化建设，尤其是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利用乡村文化优势改变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把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生产资本。这既可以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民收入，也会推动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是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乡土性、自然性、纯真性、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等特点。而且知识含量高、吸附就业能力强，符合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的科学理念。在国家完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同时，农村文化产业也面临着多样化的发展机遇和路径选择，根据产业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乡村文化旅游业、乡村生态观光业、乡村风情演艺业、乡村特色文化产品加工业等。农村文化产业具备相当的“关联效应”，对整个农村经济系统中其他产业部门有正相关的波及和影响，引导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有效带动和推动当地旅游、餐饮、宾馆、房地产、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三）农村文化建设可以有效保护民间传统文化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农民群众的精神食粮，农村拥有非常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很多都是经过千百年历史文化的沉淀，适合农民的需求，是农民不可缺少的精神产品。像甘肃省的皮影、山东高密的剪纸、捏老虎、扑灰年画等，在新的历史时期会焕发出它的旺盛的生命力。随着城乡二元结构被逐渐打破，很多的民间文化面临着失传的风险，农村文化建设可以保护我国的民间文化。
（四）农村文化建设对社会风气具有净化作用
优秀的文化可以净化人的心灵，促使人们奋发上进；低级落后的文化则会腐蚀人的灵魂，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通过农村的文化建设，可以弘扬正气凝聚人心倡导良好的社会心态，营造融洽和谐、团结互助的氛围，形成自觉遵守社会秩序的社会风气和民主、平等、法治、科学、诚信的社会环境，促进农村的和谐发展。
二、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文化建设在党和政府努力之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要看到，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伦理道德观念蜕变，善恶标准迷失
“包产到户”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在一定阶段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是，也带来了农村基层组织弱化、封建迷信活动势力有所抬头等问题。为了追求金钱和利益，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出现道德迷失，是非、善恶、美丑混淆不清。道德失范，社会正义感弱化，传统的价值观受到挑战，人与人之间缺乏诚信，弄虚作假，见利忘义。1家庭伦理道德失范社会转型期，一些青年农民受西方不良思潮的影响，没有了家庭责任感，婚外情、婚外恋现象明显增多，在夫妻关系中，情感与义务的矛盾加剧，离婚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家庭暴力非常普遍；同时由于30多年计划生育的实施，导致“四对一”家庭普遍出现，四个老人照顾一个孙子或者孙女，孩子的需求在第一时间被满足，溺爱孩子现象非常严重，导致下一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知道感恩，爷孙出现了错位的现象。但同时，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失去了它的约束力，孝敬老人这个被视作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底线也被彻底打破，冷淡甚至遗弃老人现象也很普遍，在受访的人群中普遍的认为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但在实际生活中不赡养老人，虐待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兄妹之间因为赡养老人或者争夺遗产反目成仇，棍棒相加，甚至闹出人命。所有这些现象不像过去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和道德的制约。2传统的义利观念淡化中国是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国度，但转型期传统文化的弱化，导致很多社会成员“利”字当头，“义”不再是生活的首位。“重利忘义”在农村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很多农民认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最大区别就是“不讲诚信”，是“骗子经济”，卖肉的向肉里注水，种菜的菜农不吃自己种的菜，山东高密河崖镇的毒韭菜运往青岛销售，后来查到农药严重超标，就是鲜活的例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都已经成为过去的代名词。
（二）集体主义被淡化，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抬头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基本上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农民的小农思想根深蒂固，很少有集体主义的观念。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建立，农民的集体主义观念得到了强化，尤其是20世纪50—70年代期间，尽管新中国一穷二白，但广大农民却在党的号召之下，修建了86000多个水库，为农业的发展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现在很多农民在西方文化的糟粕的影响之下，集体主义观念极度淡化，甚至不理解。对个性的张扬放在第一位，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不重视自己的社会价值，甚至在必要的时刻会牺牲他人包括自己家人利益。
（三）部分农村干部对农村文化建设重视不够，农民的主体地位被弱化
1文化产品的制造脱离农村的实际当前，许多小说、电视、电影、广播节目的制作者、生产者，他们的眼光主要放在都市生活中，没有深入了解农村，不熟悉农村、不了解农民，在书斋里创作出的作品，缺乏乡土气息，距离农民的生活的太遥远，难以引起农民的共鸣。虽然现在看起来娱乐节目非常丰富，但农民的文化需求却得不到满足。2基层政府决策与农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渐行渐远一直以来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垂直决策程序，不是根据农民的实际文化需求来决定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而是根据地方政府部门的“政绩”和“利益”需要来作出决策，从而导致农民的文化建设不能满足农民的实际文化需求。从而影响了农民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很多农民感觉自己处在农村文化建设的边缘地位而非中心地位。部分农民对农村文化建设存在不同程度的抵触。
（四）低俗娱乐文化充斥着广大的农村市场
娱乐文化对于缓解人的精神压力，满足社会需求有积极作用，但是，一些娱乐文化却走入了低俗化的误区，到了人们无法容忍的程度。黄色的、的、暴力的情节充斥在一些艺术表演和文学作品之中。过多的戏说、搞笑导致历史人物被歪曲，历史事件被篡改。久而久之，它们会误导大众把戏说了的历史当成了真实的历史，时间长了就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恶果。低俗文化已成为人们精神萎靡不振、缺乏理想信仰的催化剂，如果任其泛滥，就会导致严重的负面效果，危及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三、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对策思考
（一）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保证社会主义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每个国家、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表达国家意愿与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主流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重要思想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全人类精神文明的伟大成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求农村文化以弘扬时代和国家主旋律为己任，是党的理想的体现。它的使命是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理想信念，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民族整体素质，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扬弃传统文化，坚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十分必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农村传统文化充满无穷魅力，对我国当前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本质上来讲，中国农村传统文化倡导的和谐相处、互帮互助、勤劳勇敢、勤俭节约对于稳定社会关系，推动国家的进步起到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通过对农村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同时赋予新的时代特征，与时俱进，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红色文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光荣历史的见证。它渗透着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凝聚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尚品德和优良的品质，包含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目标的精神形态。大力弘扬和传统中国红色文化，对于我国当前的农村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三）改造农村愚昧落后的文化，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当前农村出现的传统的价值体系被打破，愚昧落后的文化占据主要市场，致使整个农村社会规范失序。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地改造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弊端，促进乡村文明的建设。这就需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健康文化活动，确立农民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在开展健康文化活动的过程中，让农民积极参与其中，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让他们主动远离落后的文化圈。进一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认真加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让他们自觉地成为文化活动的载体，丰富农村文化活动的样式，开展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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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研究
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研究是一项开拓性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因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中国农业管理思想演进及承继关系非常复杂，对许多问题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所以必须积极开展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
一、研究对象
约一万年前中国已出现了农业，农业的出现一定会产生农业管理思想。任何历史时期总有思想家和农学家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及发展问题寻求管理办法，从而就产生了管理思想或管理理论。精确地讲，农业管理思想与农业同步产生。见于文字的中国农业管理思想产生于奴隶社会，由此算起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中国农业管理思想汇集丰富，是中国和全人类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思想家、农学家的农业管理思想及其发展的规律。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研究既包括不同历史断面上的农业管理思想，还包括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发展演进；既包括在浩如烟海古籍中蕴涵的传统农业管理思想，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不断出现的农业管理的新理论、新思想。因此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有历史跨度和知识深度的严格要求，是农业科学和管理科学百花园中的瑰丽鲜葩。
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对象表明，它是一门复杂的综合交叉学科。中国农业管理思想同农学、管理学都有分支隶属关系，同农学、管理学其他分支学科有密切联系。另外，中国农业管理思想同历史学、经济学也有密切联系。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考察，中国农业管理思想是丰富而成体系的，有从全局、整体出发的宏观管理思想，也有从地区、部门出发的中观管理思想，还有以农户、庄园为对象的微观管理思想。它以农本思想为基础包含农业生产管理、农业技术管理、土地管理、水利管理、农业赋税管理、农业人口管理、农产品价格管理等思想，还包含粮食管理、畜牧业管理、茶桑业管理、林业管理、农副业管理、农业环境管理思想等。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表现为一个宏观管理、中观管理和微观管理相结合，技术管理与经营管理相结合的内容浩瀚的庞大体系。在此庞大体系中，不可避免也有一些起过消极作用或影响的东西。发掘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要分清精华和糟粕，要从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寻其脉络，发现其中规律性系统性的思想。
二、研究重点
研究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重点有三条：
第一，探索中国农业管理思想发展的规律性，汲取历史上农业管理的经验教训，提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管理水平。中国农业管理思想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这些思想有见诸施行的，也有未施行的。有施行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其中必然存在着许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发现这些规律，能为今天提供很好的借鉴。现代化的农业管理思想建立在历史遗产的基础之上，是历史上农业管理思想的延续、发展和创新，二者是前后相承的关系。
第二，认清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的影响。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在今天的影响，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其精华应认真吸收，其封建性糟粕必须批判，防止它成为我们前进的绊脚石。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是昨天发展过来的，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是否意识到，昨天的思想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今天。所以研究中国农业管理思想既要强调古为今用，又不能生搬硬套，食古不化。
第三，批判地继承，科学地总结。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产生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许多思想是剥削阶级思想家提出来的，代表剥削阶级利益，自然不适用于今天。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批判封建主义，继承珍贵历史遗产。科学梳理，认真总结。特别要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业管理思想，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独立的、系统的科学。
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古以有之，李悝、《管子》、商鞅的农本思想一直是后人立论的根据；流传至今的四百多种农书反映了历史上农业管理思想的发展变化。可以说历代都有人对前人农业管理思想及其发展变化进行探涉、研究。但是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一直比较零碎，还不能称其为一门系统的科学，因为至今为止能代表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系统理论专著还没有出现，专门论述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论文也非常少见。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研究的升华，是摆在当代中国农学、管理学专家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与责任。探涉中国农业管理思想是科学研究的需要，也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必要参考的重大工程。
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发展，因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呈现出非常复杂的衔接。中国古人立论的习惯是“言必称尧舜，言必称三代”。后世儒者以孔孟言论为教条，孟子的井田制思想直到近代还有人推崇倍加。这种思维方式使有些农业管理思想主张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使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演进轨迹带有非常明显的自身特点。在这种背景下，严格按照思想理论的发展，划分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发展阶段相当困难。然而要梳理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演进脉络，探涉几千年来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演进轨迹，阐明各种农业管理思想的独特价值和相互关系，阶段的划分又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发展进程，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春秋时期以前为第一阶段，是中国见诸于文字的农业管理思想的产生时期。此阶段已出现了农业管理思想，但还比较零散，可称为中国奴隶社会的农业管理思想。第二阶段从战国时期到唐朝前期，是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中国农业管理思想在承接前期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形成了较完善得体系，可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农业管理思想。第三阶段从唐中叶开始到鸦片战争，是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继续发展并逐渐发生变化时期。这一阶段可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农业管理思想。第四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传统的中国农业管理思想受到外来冲击并发生重大变化时期，可称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或近代的农业管理思想。第五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是马克思主义在农业管理思想中逐步取得指导地位的时期。该时期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空前发展，可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业管理思想。五个阶段紧密相连，互有交叉，构成了中国农业管理思想发展演进的主体框架。
三、研究方法
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需要多种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结果可能迥异，但它们之间并不互相排斥，也不能互相取代，而是互为补充，百花齐放。各种经验方法、理论方法、思维方法、事物属性和数学方法在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研究中都可以使用。就具体研究项目选择最佳方法，也可以同一项目应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进入近代后越来越多的外国管理学说传入中国，逐渐产生使用了一些新的概念、范畴。以此为椐，以欧美管理思想为模式来研究中国农业管理思想，仍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但是要把西方管理学作为研究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基础，很容易将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特色抹掉，很容易忽视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的历史理论价值。同样，排斥、拒绝使用新的概念、范畴，无视管理思想、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食古不化更加危险，将会被历史抛弃。研究中既注重传统农业管理思想的范畴概念，也要注重新的国际通用的范畴概念，这是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研究大历史跨度特性的必然要求。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必须依靠人类现以拥有的多种方法，排斥某一方法是错误的，盲目崇拜某一方法也是不合时宜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根本方法。对历史上农业管理思想的评价应该慎重，一般来说不要轻易全面肯定，也不要全面否定。任何思想家都要受阶级、时代的局限。即使是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历史人物也不例外。如明朝著名农业科学家徐光启撰写《农政全书》，为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保留整理和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为明朝设想的“百千万年之计”管理方略却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显然是行不通的。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法家代表人物提出的重本抑末，强调集中控制等农业管理思想也有片面之处。研究中国农业管理思想必须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要反对国粹主义；要反对抹去中国历史上农业管理思想理论价值的倾向，也要反对把古人思想拔高的倾向。认为中国历史上农业管理思想内容杂乱，都是封建的东西等看法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把古人思想贴上现代人才具有的思想标签，也是不正确的。如把中国古代管理农产品价格的平籴、常平等主张等同于现代农业保护理论；把《禹贡》、《周礼》、《管子》等古书中的要求按土地位置和肥瘠不同征赋税的主张，等同于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认为孟子要求按农产品质量确定价格是已经认识到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价值，已经有了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等。
在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研究中应用比较方法，可为学科的发展繁荣作出贡献。研究中通过古代、近代及当代不同历史断面农业管理思想的相互比较，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历史理论价值及其发展演进的轨迹。通过中外各种农业管理思想的对比可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不同国家农业管理思想理论发展的独特性。但是比较不是万能的，有严格的条件。把中国先秦重农思想与西欧重农主义相比较，很容易把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的农业管理思想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农业管理思想相混淆。认为孔子已经具有了现代经济管理学的“稳定均衡”理论；孟子已经具有“平等社会福利函数”的概念；司马迁已经具有“一般均衡理论”的观点，均是比较失误的结果。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以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充分利用政府宣传资源，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通过在全市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开展农业普查宣传活动，使普查对象以及社会各界了解普查的目的和意义；了解普查登记的时间和普查内容；理解积极参与普查、准确填报普查表是被调查单位和农户的法定义务。提高被调查单位和农户支持和配合普查工作的积极性，消除顾虑，如实申报，为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环境，确保高质量地完成农业普查任务。
二、宣传形式和重点
农业普查宣传要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有针对性地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农业普查社会动员工作，力求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重点要依靠政府主管的宣传媒体，如电台、电视台、《今日*》、市政府网站等进行宣传，同时充分利用各种会议、培训班、户外广告、《致农业普查被调查单位和调查户的一封信》以及出动宣传车巡回宣传、制作宣传栏等多种活动方式进行宣传；
农业普查宣传重点是农业普查的意义、目的和要求，动员各方面力量支持和参与农业普查工作；动员参与普查的单位和调查户如实申报调查内容，依法填写、上报普查表。
三、宣传内容和安排
配合全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方案的实施，我市农业普查社会宣传动员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普查准备阶段宣传。时间为*年1月1日至*年12月31日。宣传内容为：农业普查的目的、意义、内容和方法。
（一）*年12月31日前。*年6月底前，市委宣传部、市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布置全市农业普查社会宣传动员工作；*年7月份起，在市电视台、市广播电台、《今日*》及市政府网站设置农业普查社会宣传动员栏目，向社会和普查对象宣传、介绍农业普查的目的、意义、内容、方法及普查对象的义务，刊登、播发农业普查宣传口号和公益广告；在市区及乡镇、华侨农场主要街道或人群密集地段张贴农业普查宣传公益广告画，悬挂普查口号横幅；利用市政府综合大楼一楼大厅的电子字幕以及三角公园原澄州宾馆墙上设立的电子信息屏幕进行滚动宣传；出动宣传车深入乡镇、村庄、农场进行宣传；乡镇、华侨农场普查机构利用本地的广播站，以当地语言进行普查知识广播宣传，同时采取张贴标语、出黑板报、召开村民大会等形式加大宣传效果；采用给中小学生上一堂农业普查课等方法，进一步扩大农业普查的社会影响面，达到全社会共同了解、关心和积极配合农业普查的效果。
（二）*年11月底至12月31日。在农业普查入户清查摸底和登记工作开始前，市农普办、各乡镇、华侨农场要再次掀起一次大规模的动员宣传高潮，要在市区、乡镇和农场主要街道张贴第二次农业普查宣传海报和标语，悬挂普查宣传口号横幅；开展第二次农业普查咨询日宣传活动；利用宣传车深入社区、乡镇、村庄、农场进行巡回宣传；市电视台、市广播电台以及《今日*》要开展农业普查清查摸底跟踪报道，刊播《全国农业普查条例》、《致农业普查被调查单位和调查户的一封信》，使被调查对象明白支持和配合农业普查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农业普查获取的被调查对象的资料，严格限定于农业普查的目的、不作为对调查对象实施处罚的依据；各级普查机构和广大普查人员对农业普查中获取的单个普查对象的资料，负有保密的义务。12月22日晚上由第二次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发表农业普查动员电视讲话。
第二阶段普查登记阶段宣传。时间为*年1月1日至*年4月30日。继续在市电视台、广播电台、《今日*》播发或刊登农业普查宣传口号和公益广告；在继续宣传普查内容和普查对象应履行的义务的同时，集中宣传与普查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基本要求，使普查对象进一步了解怎样依法配合做好农业普查登记工作；跟踪报道农业普查入户登记动态；跟踪报道农业普查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和《海南省统计管理规定》的典型案件予以曝光。
第三阶段资料开发应用阶段宣传。时间为*年1月1日至*年底。制作第二次农业普查公报手册，向社会我市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广泛宣传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普查资料的农业、社会价值。
[关键词]农村社会文化传统 文化结构 结构功能 农业演变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农业经历了两次剧烈的转折，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耕有其田”，调动了农民压抑已久的积极性，农业短期内获得了快速发展；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将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农民积极性再次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获得迅猛发展，农民的温饱问题因此而得到解决。然而我们注意到，第一次大转折的后期发生了问题才导致了第二次转折即农村改革的开始，第二次大转折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人们关注的中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两次转折后期所发生的问题，都与制度相关，性质显然各不相同，但其问题内部的根源是否具有同一性？如果具有同一性，那么研究两次大转折之间所发生的问题原因与结果将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决策参考。
20世纪德国着名的社会活动家马克斯·韦伯为我们提出了一种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新视角。韦伯毕其一生学术生涯孜孜不倦地寻求一个疑问：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发生在曾经最早孕育过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他的答案是：中国是儒教社会，儒教与资本主义伦理是格格不入的，而西方是新教国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致的[1] 。韦伯的理论尽管有很多争议，但他毕竟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文化传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联系。按照韦伯的视角，当代中国农业发生的曲折的演变历史是否与中国农村的文化传统有某种联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的农业问题本质上就是农民问题。研究农业，首先必须研究农民。而要研究农民就必须了解农民的文化传统。在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联手将一些符合他们理想的主张，变成“政策”或“制度”，强加于农民，结果由于对农民缺乏了解造成发展规划的失败，而他们往往把这种失败归因于农民的不合作。事实上，正如美国着名现代问题专家英格尔斯在谈到制度在国家间移植时所指出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正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既然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农业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那么，如何诠释这种文化传统的作用，并且能把它的影响单独提出来，甚至提出如何通过影响文化演变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学者来说是一种责任。
二、关于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及其作用的解读
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脱胎于农业社会，蕴含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内，其本质是农业文化。在中国，农业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也是城市文化，贯穿和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是社会各阶层的文化。而在社会日益工业化的今天，作为中国农业文化的发源地－农村和农业文化的主体――农村，更多地保留了农业文化的传统。今天看来，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集合不仅界定了中国农民与西方农民的区别－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个以儒教为主导的伦理社会中；也界定了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区别――城市社会近代以来经常发生的文化革新运动对儒教传统文化进行较大程度的革新和改造；还界定了农民阶层同其他界层的区别――农民一直依附于土地，土地收成在于“天”，同在儒教背景下，农民形成了自身的价值观念体系。因此，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既内化在农民意识深层，又显现在社会生活的表层。
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内涵非常宽泛，但并不是所有文化传统质数都能够对农业演变发生实质性影响。小农意识被认为是中国农民最典型的文化品格，有人指出“小农意识”的核心是保守主义、狭隘功利主义和封闭主义，它是中国农民的精神传统 。依笔者看来，小农意识并不是正统的意识形态如儒教所支持或支撑的对象，也不是农民终极的价值目标，它只是一种为达到某种目标而采取的策略，它是中国农民在农业社会制度、技术和资源约束下长期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小农意识”也会迅速改变。看看今天中国农民，尤其是东部开放地区的农民，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小农意识”在他们身上正在土崩瓦解。所以从根本上说，小农意识并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
中国农村今天所感受作为历史沉重包袱的还有臣民意识、听天由命、抱残守缺、不求进取、封闭意识等等，它们是传统文化遗存中作用于现实社会的沉渣和糟粕，正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淘汰，自然它们也能不归入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主体。
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强列的民族自尊心，有勤劳、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美德，有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自强精神，这些都是我们民族在诞生阶段就逐渐形成，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并且是我们民族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仍然需要的“永恒传统”。它们是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呢？答案显然易见，我们只要稍做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美好的传统在其它文明国家也都存在，并不是中国农民所独有，所以它们不足以界定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特征。
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主体应该是那些融入中国农民血脉，不可轻易改变的东西如“家庭价值观”、“家族主义”、“平均思想”、“乡土关系观”等等，它们反映了中国农民意识深层的价值取向和在这种价值指导下的行为模式，这样的文化传统，即使是在中国最发达最开放的乡村，我们依然能感受它的强劲生命力。事实证明，能够对中国农业演变发挥有效作用的文化传统也是正是它们。
如何解读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对农业演变的影响？如果仅仅只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静态地、平面化地阐释文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并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化与农业发展二者之间某种必然的动态联系，即某种动态规律性。本文从“文化结构”这一概念出发，从“文化结构”与“文化功能”关系的角度，将农村文化传统放入文化结构中去，审视其在当代中国农业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什么是文化结构？按照费孝通教授对文化层次的理解，文化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层次，有器物层次、组织层次和精神层次。在这几个层次当中，器物即生产工具、生产条件等；组织层次包括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国家机器等等；精神层次主要是指价值观念的层次 。笔者认为，费教授的文化三层次概念，已经形成了“文化结构”的框架。文化结构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它的功能则有优劣之分。文化结构合理，是指其内在组成部分处于协调平衡关系中，内部各质数自洽，在这种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积极能量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反之，文化结构各部分相互抵触或排斥，文化质数的负面能量尽性发挥，这种文化结构的功能便处于劣等状态。由于意识形态和制度政策的的引入，农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化结构，农村文化传统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中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导致了不同功能效果。
三、 促进传统文化结构自洽使土地改革与农业初级合作获得成功
1949年土地改革运动，可以说是开辟了中国农业的新纪元。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合并计算大约占全国耕地的60－70%，而他们的人口仅占全国10%上下 。新中国“土地改革”将10%的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平等地分配给90%以上的无土地农民家庭，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分配方式的变革，将改革前多占资源的家庭拉下来，将原来少占或没有资源的家庭提上去，使资源的占有平均化。这正符合中国广大农民的思想传统，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渴望的“平均地田”的理想获得实现，90%的农民的积极性获得释放，农业生产短期内迅速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了48.5%，年平均递增14.1%；粮食增长44.8%，年平均增长13.1%，是近代农业史上的少有“黄金”期。
事实上，世界上消灭或限制封建地主经济以实现农业革新有几种道路可以选择，一是英国式的道路，消灭农民小土地私有制，建立起大土地私有制相适应的租佃农场制，让绝大多数农民成为租佃农场的工人；二是美国式的道路，通过小农经济两极分化，小农经营逐渐演变成农场主雇佣工人经营；三是普鲁士式道路，让封建地主经济通过自身改良来逐渐演变，地主庄园改为雇用工人，按照农场经营方式组织生产。这几种方式都是西方国家走过的成功道路，但它们在中国却难以走得通。
中国农村社会中广泛存在着平均主义思想，这种平均思想是中国农民对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反叛，是对现实社会不满的补偿心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等财产的拥有权历来都是与强权联系在一起的，既不通过世袭，也不通过市场，土地所有权随着政权的更替而更替，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但底层农民始终没有土地拥有权，农民对这种土地所有制的不合理性是觉醒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把“均平”、“均贫富”、“均田”等做为旗帜，反映了农民阶层对“平等地权”的向往，在长期的不平等社会中孕育出了平等、平均的思想传统。
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要发展经济，必须考虑农民的愿望和利益，寻找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动力源，西方社会所走的上述三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都无法找到这样的动力源。新中国领导人明智地选择了将土地平均地分配给广大农民，这种 “平均地分配”制度，与农民的“平均思想”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从而维护了农村文化结构的自洽性，使结构中这种重要文化质素的能量释放了出来，形成农业生产的动力。
中国农村社会的家庭价值观也是促使“土地改革“成功的文化因素。家庭价值观是中国先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并在中华儒学的倡导下，历经数千年颠扑不破。家庭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社会的构成元素，而家庭对个人而言，则是基本的利益团体，也是必须为之服务的对象。在家庭内部，每个成员都会自觉地努力为家庭争光，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义务是终身的责任，家庭内部结构稳固。所以，如果将家庭看成一种组织，那么任何其它组织都不可能比它有更强的凝聚力，因而若以家庭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其家庭成员的劳动监督成本几近为零，这是其它生产组织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具有家庭价值观的中国比具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的西方国家更适宜于农业小生产家庭经营。
土改后，有些农户因生产资料不足或缺乏技术，独立生产出现困难，为了发展生产走“组织起来，互助生产，共同富裕”的道路势在必行。同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领导人将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形式寄希望于合作社。中国农村的传统合作形式是以血缘关系的家族和地缘关系的邻里。这种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具有浓郁东方文化特色的“乡土关系”。中国的古语“远亲不如近邻”、同姓之间“500年前是一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等，都生动地反映了农村社会“乡土关系”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土地改革以后的互助合作形式即互助组和初级社，释放了“乡土关系”这种农村传统文化结构中重要质数的能量。
互助组是一种简单的劳动互助形式。在生产资料仍然私有和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只是在劳动上实行不同程度的合作或换工互助，其所得产品归生产者个人所有；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互交换使用中，除相互抵消的部分外，不抵部分以实物或现金的形式给以补偿 。
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动和股份进行分配。这时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仍保留私有权，年终按生产资料的股份取得一定的报酬；全社劳动力统一由社里调配使用，社员按完成劳动日数取得报酬 。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作为农业合作制的初期，农业合作的规模小，合作组织成员基本上是亲朋邻里。这一时期，农民自发地结合起来，或亲戚、或邻居、或关系密切者相联合，户数不等，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有牛的帮没有牛的耕地，有车的帮没有车的灌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产量显着增加，出现了“单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现象。这一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符合农民的愿望，以家庭利益为中心，利用乡土关系进行的“互助合作”符合中国农民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农业互助合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存在发挥某种助长作用。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互助组、初级社的政策导向都没有对农业传统文化结构形成强列冲击，相反，这些措施协调了文化内部结构，促使其内部质素的自洽和统一，使其中所蕴含的积极能量充分释放，形成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生产力。
四、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制度失败源于农业组织形式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
然而，新中国并没有在以农民家庭利益为中心的互助合作的道路上发展下去，而是在合作化过程中违背合作经济的原则，做出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与文化传统严重背离。合作经济快速发成集体经济――高级社。在高级社里，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全部为合作社所有，总收入中社员消费部分按劳动日分配，彻底消除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 1955年以后，因为强大的政治推动和行政干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互助组由714.7万个减至85万个，初级社由63.3万个减至21.6万个，而高级社由原来的500个猛增至544000个。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高级社开始全面升级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既是政权组织又是经济组织。与此同时，将有生命力的家庭劳动方式加以破除，把家庭劳动方式视作封建农民家庭经济或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把它当成落后的、必须加以淘汰的劳动方式，认为家庭劳动具有小生产先天软弱性，与农业现代化、机械化格格不入，而集体劳动无条件地优越于家庭劳动，劳动规模愈大，社会主义成分愈多，劳动方式愈先进。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农业家庭劳动方式一直处于萎缩和濒于消亡状态。为了在器物层次上达成与新的组织形式相一致，同时还引进了大量的大型农业机械，明确要求农业的机械化“四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十年大解决”，试图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接着，新中国又试图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进行改造，为了使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念与新的制度和政策相适应，在施实新制度新政策的同时，不断地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以期达到改变农民价值观念的目的。然而，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的教育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传统始终是无法摆脱的天然纽带，它已经稳固地植根于农民的社会性格之中，积淀于农民的血脉里，在大多数农民身上，文化传统顽固地延续着，发挥着深刻的作用。
中国家庭价值观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民两种看似矛盾的倾向即“集体主义”和“自私自利”。集体主义是在家族主义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它的作用范围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家族内部或乡土关系内部。在治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形式也只是在危机关头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生存理性。而长期的家庭价值观和家族主义使得中国农民对家族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不大尊重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的人和集团的利益，而具有明显的“自私自利”倾向。
初级社在短期内快速向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过渡，实行大集体经营，将农民所占有的牲畜和大农具集中起来统一使用管理，以集体劳动方式取代家庭劳动方式。同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使得农民错误地认为集体利益是“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因此“偷懒”成为农民一种理性行为。正如人们描述社员们的那样“田间劳动看日头，撑锄头、坐田头，出工不出力，浪工窝工”。当偷懒行为没有得到惩罚的时候，“偷懒行为”就变成了一种“集体行动”，集体灾难便形成了。1959年至1961年由农业衰退导致的严重饥荒被认为造成了近三千万人口死亡 。此次农业危机并没有使领导人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既不完全退回去，又不得不有所改变，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事实证明，这种体制是失败的 。中国农业一直徘徊不前，粮食严重短缺，直到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只有633公斤，同1956年相比，只多了19公斤。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从以上不难看出，“高级社”、“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的文化结构是中国农村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文化结构的第二层即组织形式是外来的，非传统的，而第三层次即农民的价值观念的根基仍然是传统的。观念要体现为制度和机构，制度和机构的功能就是履行对价值观念的承诺。很显然，这一时期的农村制度和机构即组织形式与农民的传统价值不能统一，因而不能履行对农民价值观的承诺，农村文化的整体结构由于外来文化的不合理参与变得不自洽。这种文化结构作用下的农业经济自然不可能获得很好的发展。
五、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本质是促使农业组织形式回归到传统价值
集体化的人民公社生产方式导致了农民的生活水准的降低或停滞，为了自救，中国少数地区的农民开始冒政治风险搞“包产到户”，最为着名的是安徽小岗村。包干到户是小岗村农民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所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事实证明了这种理性选择的活力，从而最终被最高领导层认可。1978年中共中央着手农村改革，虽然在最初的几年在观念和行政上对分田到户仍有种种限制，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却不胫而走，在短短两年内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农业的家庭经营，确立了农民家庭在经济中的独立主体地位。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粮食生产记录，198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近4亿吨，较1978年增长了29%。有关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生产组织形式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占42.20%[10] 。在不长的时间内便一举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粮食来源很大部分依赖进口的局面。
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实质上是对农村文化结构的组织形式进行了调整，使其与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器物水平相适应，从而使中国农村文化结构再一次实现自洽。农民由于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成为独立的生产者进入市场，建立各种契约关系以取代身份关系，文化传统各种质数的能量很快便释放了出来。
随着承包制的深入，家庭农场、家庭养殖场、家庭加工厂、家庭林场、家庭服务业如雨后春笋，特别是农村专业户的出现和发展，使古老的“小而全”的家庭经营方式突破了自然经济的束缚，走上了小而专的商品生产道路，推动了农业生产分工的不断细化，深化和并向着广泛的协作和全面的专业性社会服务方向发展，使中国农业因此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同时，以“乡土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也耦合成了一个整体。家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保持着凝聚力，而且与现代商业市场规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村民们以家族亲属关系构成了他们主要的社会经济网络。外出经商打工的农民也倾向于与亲戚和同乡打交道，进行市场信息交流和商业合作。但是，“乡土关系”的运行已开始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讲究互利和有限度，而不是传统社会的道德互助。很显然，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此时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农民能够将它们与经济理性结合起来，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创造了一种适合农民社会自身文化的现代家庭经济发展方式。
六、农业新问题的出现与传统价值观改造
生产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新的限制因素。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文化结构在“器物”层次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使得传统的组织形式和传统价值观念都有些不适应，从而又出现了新的一轮文化结构内部的不统一，不自洽。
今天的农民不满足于做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农业生产的衡量指标不仅仅是“产量”，更重要的是经济效益即收入，因此农民不得不关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农业技术或农业生产条件，二是农产品交易市场。农民要想从农业中获得好的收益，就必须应用新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在市场上得心应手。但由于新技术的使用成本太高，小规模家庭农业接受农业新技术能力弱，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与创新步覆维艰，农业成本居高不下，同时，单个家庭在市场这个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十分陌生的领域中无异于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风险高悬，往往手足无措。因而，为了共同的利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多方合作显得尤其重要。上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后的“互助组”解决了那个时代单个农户经营能力弱的问题，促进了农业生产，今天，农户之间、农户与外界之间同样要进行合作，才能解决技术和市场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合作直到90年代中期也没有形成，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农民收入下降，形成了今天中国高层和学者广泛关注的“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合作不能形成并不说明中国农民“乡土关系”之间的互助合作传统已经消失，而是“乡土关系” 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合作已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今天的合作不同于50年代，那时农民主要合作方式是劳动力互补、劳动工具互补，合作对象是熟人，而今天更多的是技术上和经营上的，“合作”行为往往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长期的“乡土关系”交往使得中国农民不擅长同陌生人打交道，也不愿同陌生人打交道，因此农民尽管有合作的意愿，但并不知道如何去合作，去找谁合作。
很显然，从本质上看，今天的农业问题是由于文化结构中“器物”层次快速发展，而第二层次即“组织形式”却没有相应跟上，而“组织形式”受“农民价值观念”的影响，由此而引起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层次上不自洽，不协调。
要使农业获得新的发展，必须使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实现自洽和统一，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有两种力量可以利用，第一种力量是来自农民自身的内力，即农民自身的创造力量。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自身的“创造性”基于农民自身的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制度层次的文化变迁最能使农村社会整体文化结构实现自洽，所以鼓励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显得特别重要。今天的三农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身觉醒，自觉摒弃清除传统农民意识中的负面因素，实现农民价值观的现代化超越，在利用好“乡土关系”的同时，学会与陌生人打交道，摒弃那种“淡漠家族以外的人”的传统，树立起竞争意识，树立起新的价值观念如科学观念、法制观念，让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共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第二种力量是来自政府或其它方面的外力或外在文化形式的加入。政府和其它外力的作用方向应该是为农民的创新实践提供服务和方便，在资金、技术、信息、公共物品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并在推动“合作经验交流”方面发挥影响力，为“农民合作”创造政策、法律和制度环境，而不能直接包办农民的组织合作形式，强行组织农民进行某种合作。
七、结束语
中国当代农业的演变史，从本质上看，就是中国农村文化结构的演变史。中国当代农业的两次转折的后期所出现的问题具有同一性质，都是文化结构出现了不自洽，前者是由于外来文化质数的不合理引入，造成了组织层次超越了价值观层次和器物层次，导致农村文化结构不自洽；后者是由于器物层次的快速发展，价值观层次和组织层落于器物层次，导致文化结构的不自洽。
很显然，在资源禀赋一定的情况下，农业的发展是由政策、制度、价值观、习俗等文化质素所构成的文化结构所决定的。因此，政府干预农业的最有效途径是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变革的方向应该是在农村文化传统基础上，使农村文化从器物、组织、价值层次上由不自洽走向自洽，由低层次上的统一走向新的高层次上的统一，而决不是对外来某种或某几种文化质素的简单地照搬。中国农村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文化角度看，就是使文化传统结构接受外部更高文化质数的洗礼，使之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内在质数的统一，并使传统结构的每一质素的积极能量都能获得释放，消极能量受到抑制。农村文化结构变化的量变积累将会导致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由“农业文明”走向代表着现代化的“工业文明”。
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如何用力？外力的作用点应该在哪个层次？作用于器物层次、组织层次还是价值观层次？中国当代农业发展史已经证明，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只要能促使文化结构处于自洽和内在统一状态，可以在三个层次中任何一个层次着力，或同时着力。不过，让生产力尽速发展即在器物层次上着力应该是一个优先的选择，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农民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也就会改变。改变了的文化结构反过来又会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村合理的文化建设可以加快文化结构的合理演变。可以预言，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将在这种农村文化结构不断优化过程中走向现代化。
Study on the Effect of Farmers，Cultural Tradition on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a Agriculture
Abstract: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in rural societ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n China’s agricultural evolution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20 century. The author suppose a theory about culture structur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China’s farmers’ way of thinking ,values and other cultural elements o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uses the theory to analyze the change in agriculture from 1949 to 2000.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government shoul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cultural tradition and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countryside in order to reach a success in policy and system arrangement.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in rural society cultural structure structural function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a， agriculture
注释
[1] 马克斯·韦伯：《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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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明：〈 中美农业合作经济发展比较〉 «古今农业» ，1997年第4期
王思明：《中美农业合作经济发展比较》 «古今农业» ，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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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文化价值的历史变迁乡村是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乡村以其独有的文化特质和伦理道德规范，维系和保证着乡村的基本秩序和社会稳定。“这种来自民间的道德主张具有凝固性、传承性、稳定性等特征，认同度更高，无论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革，出现何种分裂，造成哪样的混乱，总是能够以不同的形态继续存活在普通农民中间，发挥着规范行为的作用，维护着乡村的基本秩序和社会稳定。”［3］传统乡村文化维系着乡村的稳定，保持着自身的特殊性。但随着现代性的推进，文化冲突的加剧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价值理念也开始面临着裂变及价值重建的问题。一般来说，乡村文化的价值变迁，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是近代以来的两次思想解放潮流。洋务派最先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随后又掀起了“立西学”、“破中学”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破除传统中国的封建迷信思想，主张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紧接着“”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新潮流。第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农村文化的重新改造和价值引导。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农村的建设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乡村中存在的封建主义思想受到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过去乡村存在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封建落后思想得到了遏制和清除。第三是改革开放后乡村文化的价值困境。随着改革深入到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的发展，使得传统农民被土地束缚的情况逐渐被打破，农民安土重迁的价值理念开始发生动摇。经济的发展助长了农民追求物质、谋求物质享受的需求。在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传统的乡村道德渐渐被边缘化，拜金主义、、封建迷信思想等不良价值理念死灰复燃，沉渣泛起。农民思想混乱，行为失范，传统乡村文化的道德约束在渐渐失效。乡村由“熟人社会”渐渐走向了“半熟人”社会。
（二）乡村文化价值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乡村文化价值的变迁现在正处于第三个时期，乡村文化价值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价值、吸收先进价值理念和弘扬时代精神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自身和外界的挑战。1．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使得乡村文化价值逐渐异化。现代性的步伐在不断推进，现代性的最主要特征是政治法治化、经济市场化，思想理性化。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不可避免，每一个传统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总是与传统有着难以割舍而又不得不割舍的情愫。在与传统割裂的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也不断产生。世界各国在应对这一问题时，出现了不同的结果。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把那些应对现代性与传统割裂不力的国家称为“无所适从的国家”。同样，在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影响下，乡村文化价值理念的变迁也不可避免。经济市场化带来了物质文明的进步，丰富的物质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生存所需。一般而言，物质文化的发展总是领先于精神文化的进步，于是在物质文化逐渐趋于主导的情况下，乡村文化价值理念的滞后与物质的高速发展之间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和摩擦。传统乡村文化价值中的“无为和谐”、“崇德尚义”等价值理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利益至上”等思想正在兴起。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言：“利益驱动成为乡村社会的最主要行为方式，几乎颠覆了传统的文化价值，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在慢慢解体。”［4］2．传统伦理道德的失范。伦理本位是乡村文化的基础，是维系乡村稳定和人际和谐的基本价值规范。以血缘和亲族为基本单位的乡村团体，构成了乡村伦理的基本单位。乡村的一切价值规范和生活理念，都围绕着这个基本的单位运转。以“波纹宗亲网”为主要特点的乡村人际交往和伦理道德，使得传统乡村的人际关系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着父慈子孝、邻里团结、长幼有序、崇德尚义等伦理规范。传统乡村主要以中国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为主，包括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价值观。改革开放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开始在各个领域显现出来，传统农村那种相对独立、相对安宁的生活开始被打破。城镇化和经济市场化一方面给经济带来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挑战着传统乡村的文化价值理念。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源于外在技术层面的工具理性和内在精神层面的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以功效为趋向的工具理性的发达必然损毁价值理性的人文理想。城镇化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过去那种农民被土地束缚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农民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对未来也有了更多的担忧。城镇化加剧了农民对失去土地之后生活的担忧，于是围绕土地而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渐增多。传统乡村的伦理道德规范开始失效，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与邻里的矛盾、甚至与家人的矛盾日渐增多。传统乡村的那种祥和安定、长幼有序、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面临着各种物质诱惑的冲击和利益追逐的撼动［5－6］。3．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乡村文化价值的变迁中最明显、也最令人深思的便是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对乡村生态环境的文化体验和态度。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在改革开放后，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在以经济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追求GDP高增长的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对乡村平和、宁静而干净的环境是一个灾难。我国的经济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着高投入、低增长、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靠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有学者对沿海一带的乡镇企业进行调查表明，乡镇企业在短短数十年间给乡村环境带来的污染和破坏是过去一百年来所造成污染的数百倍甚至更多。美丽宁静的村庄被浓浓的黑烟和巨大的烟囱所笼罩，被污染了的土地导致了农业的减产，农业生产的成本逐年增加。环境污染加重了农民的生活成本，农民从心理上产生了恐慌。在某些环境恶劣的地方，农民开始抛弃土地，逃离家园，向城市涌进。环境的恶化助长了疾病的产生，全球每年因为环境恶化而导致人口患病和死亡的人数在增加，环境难民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使得传统那种敬畏自然、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万物平等的价值取向和节用爱物的生态伦理实践被忽视，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问题发生［7］。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实现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规范和精神向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乡村文化群体中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教育核心，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作为引导，是实现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必然之路和有效措施。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与传统文化价值的有机融合，破除现代性的魔咒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其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就是要立足时代精神和中国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来鉴别、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和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文性的融合，最终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的现代性转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融合，可以实现科学真理、正确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和道德操守的有机统一，改变传统乡村伦理道德的落后思想。从文化思想上做到真正的与时俱进，做到既不迷恋传统，纠结过去，也不透支未来，割裂传统。在现代性的浪潮下，既能很好地保持优秀的传统道德，又能很好地做到与时俱进，不保守、不封闭，破除现代性对传统价值的魔咒。真正实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及和谐发展，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与传统人文精神和道德操守的统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乡村文化价值将会朝着更加民主、更加和谐、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8］。
（二）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乡村文化建设，重塑乡村伦理道德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乡村是中国发展的基础，乡村的发展关乎国运，关乎国家民族的未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村和农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性的推进，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乡村文化出现了逐渐异化的趋向，以物质追求为中心的乡村文化正在挤占传统道德伦理的阵地。各种价值观念和文化渗透到农村地区，引起了农民价值观念的混乱，出现了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和理想信念的缺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农民重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信念有着积极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要实现全面发展，这样的发展既包括经济的进步，也包括人民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提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面的复兴，是农村与城市的复兴，是文明与经济的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具体到农民的生活，就是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医疗保险，城镇化建设和农民工子女就学等问题。而实现和谐乡村，生活安逸，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要求。和谐的乡村理应是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社会祥和的，而在与自然的关系上理应是天人谐和、节用爱物的，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所追求的目标。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乡村文化建设，重塑乡村伦理道德规范，必须从物质上、精神上全方位入手，从与农民利益相关的领域入手，增强信心，塑造理想。
关键词 职业农民；政策演进；培养模式；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22—0067—05
据相关资料统计，到2011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达2.46亿人，而且每年还在以900～1000万人的速度增加。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青壮年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农业收入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都降到了50%以下[1]。务农农民尤其是高素质的青壮年农民数量急剧减少，明天“谁来种地”、“谁来养猪”的隐忧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视，由此催生了对培养职业农民这一问题的热议。
一、关于职业农民内涵的界定
目前学术界对“职业农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定义，对“职业农民”的研究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类似的概念还有“专业农民”、“农民职业化”、“农民专业化”等。其实，农民抑或职业农民的内涵不应该存在争议，农民和工人、教师、医生等一样只是社会职业的一种分工。然而，在中国，农民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身份、社会等级，一种生存以及文化心理状态，甚至是带有贬义的一个词汇。提到“农民”，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居住在农村、以种地为主要收入来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特点是封闭、落后、愚昧等。这也是西方学术界一直以“Peasant”（传统农民）而不是以“Farmer”（职业农民）称呼中国农民的原因。
美国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1966年在他的著作《农民》中就传统农民和职业农民的差别做过分析，他认为“传统农民”是和“市民”相对应的一个群体，是身份意义上的农民，其主要追求是维持自身的生计[2]。而“职业农民”则是将农业作为产业，充分自由地进入市场，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使经济报酬最大化。邓聿文研究了传统农民和职业农民的差异性，认为传统农民是“世袭”的，具有强制性和不可选择性；而职业农民则具有自主选择性，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人员自我选择的结果；传统农民封闭在农村地区，很难流动，可以说是土生土长、土里刨食。而职业农民具有开放性，可以自由流动。从人员构成来看，职业农民既可以是本地农民，也可以是外地农民，还可以是市民；传统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完全靠经验进行。而职业农民在经营素质、科技知识、管理经验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制约性[3]。付景远认为，职业农民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经济人，是农业市场化乃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职业类型，职业农民与传统身份农民在选择权、流动程度、经营方式、规模化经营程度方面有明显的区别[4]。曲建勋给出了职业农民具有代表性的界定：职业农民是将农业作为产业来进行经营，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规则来获取报酬，以期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5]。郭智奇认为，职业农民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作为自身职业的人员，且具有较高的科技文化素质、专业生产技能和职业道德素养，具有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意识，具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收入来源[6]。周稽裘认为，所谓职业农民是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达到相当水平之后，伴生的一种新型职业群体，也是农业内部分工、农民自身分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他还认为职业农民的内涵具有全职务农、高素质、高收入和能够获得社会尊重四大特质[7]。
赵强社[8]、刘建兰[9]、李慧[10]、张晓山和李文学[11]等都从自身研究出发对职业农民进行过界定，为进一步研究职业农民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总体来说，上述界定有一定相同的地方。笔者认为，传统农民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农民”，强调的是一种社会等级地位，而职业农民更类似于是一种“理性经济人”，职业农民是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职业类型。职业农民从内涵上讲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必须从事农业方面的生产和经营；二是必须以获取经济利润为目的，能够取得社会平均收益；三是必须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而存在，并获得广泛的社会尊重。只有具备了这些才能实现农民本质属性的“去身份化”，重新回归到农民的职业属性，最终实现农民由身份到职业的华丽转身。
二、培养职业农民的国际经验
美国政府于1862年制定并通过《莫雷尔法案》，规定成立56个州立农学院。以1914年的《史密斯—利费农业推广法》、1917年的《史密斯—休斯法案》、1962年的《人力开发和培训法》和1964年的《经济机会法》为依据，美国建立了一个相当完整而庞大的农民教育体系。通过实行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培训模式，培养职业农民，开发农村人力资源[12]。
关键词：新型农民；华西村；培养
中图分类号：G631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农民是新农村的主体，更是主力军，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外部力量的牵引，但关键还是在农民。[1]希望我们在学习华西村典型农村建设的基础上，能够通过实践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他们的知识技术水平，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质量。如何有效整合资源，培养一大批有知识、有思想、观念新、善经营，适应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新型农民的涵义
新型农民的“新”字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与传统农民相比，新型农民不仅仅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更是综合各种要素的新生产者，是农村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文化的代表，是集经营管理、生产示范、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农村规模化、专业化和产业化经营的新一代劳动者，是市场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市场主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型农民”，不是传统身份上的农民，而是职业意义上的现代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成为新型农民最基本的要求，是新型农民的基本内涵。[2]
二、新型农民的基本特征
1、新型农民是有目标的农民，他们应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几千年来，农民们过的是一种非常低层次的重复性日子。封闭自守，安于现状，恐惧风险，拒绝投资，逐代更替，造成了这个群体的狭隘与短视。而新型农民，他们绝不安贫乐道，而是掌握或熟悉党和国家对“三农”及其相关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有发财致富的理想，有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思想觉悟，有更高的利益诉求，既不迷信，也不盲从；他们也不满足于机械重复的单调生活，而是有较高思想政治素质，敢作敢为。他们敢于创造和追求新的生活，具有鲜明的创业精神、创业意识和新的就业观念，富有事业心。
2、新型农民是有知识的农民，他们应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传统农民没有也不需要掌握太多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技术单一，生产主要是自产自销，也不懂得经营，不谋求更多的收益和更高的利润。而新型农民应该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一定的现代农业生产、劳务经济等方面的一技之长，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市场营销与产业创业开发能力，成为农业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适应市场经济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带头人，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坚力量。
3、新型农民是有道德的农民，他们应有较高的文明素质。中国传统农民勤劳、朴实、善良，忍辱负重。新型农民既应继承传统农民的优良品行，更要有开阔的视野、新的道德观和现代文明生活习惯，他们乐意遵从“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国民新道德规范标准，有社会主义的荣辱观，知耻明荣，勤而致富，富而思进，进而文明。
三、华西村的发展模式
华西人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工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稳步推进“万亩农林科技示范园”建设，农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加快实施三产兴村战略，旅游业比重占经济总量的20%以上。在华西村，真正实现了“基本生活饱，老残有依靠，优教不忘小，生活环境好，三守促勤劳，小康步步高”。华西村的“精神文明开发公司”实施“富脑袋”工程，使全村村民实现了思想纯净化、知识科技化；提出了“六爱”教育、“十富赞歌”、“十 穷戒词”等等，成为全村群众简明易懂的行为标准。另外，华西村还坚持“五容”来美化环境，坚持“一分五统”来实现民主管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华西村已经形成了“南有钱庄”（工业经济区）、“中有天堂”（村民生活居住区）、“北有粮仓”（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现代化新农村格局。
四、华西村的发展模式对新型农民培养的经验与启示
1、华西村坚持生产发展、增收富民。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需要坚持物质利益原则。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任何阶级、任何团体的积极性都是以一定的利益为基础的。[3]在我国，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然而农民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参与和推动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随社会的进步而按比例获得的收益。所以在新型农民的培养过程中，我们应该向华西村一样始终把发展放在第一位，并且抓住机遇，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就像他们的发展理念：“有条件不发展没道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发展才是硬道理；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发展就科学，不发展就不科学，有效发展最科学。”新型农民的培养的过程中一定要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有符合实际的发展思路，有切实可行的目标计划。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必须要他们看到、享受到自己努力的现实利益结果。
2、华西村始终牢记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宗旨。我们在新型农民的培养的过程中应坚持民主平等和农民主体性原则。平等性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特点，提高农民的自发发展能力，要从社会公正和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保障农民充分享受到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推动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促进农民产生更加强大的创造力量。[4]坚持农民主体性原则，首先要把教育培训和实践结合起来。要把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作为培养新型农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要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中必不可少的成员，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和命运的掌握者，从而更加自觉地融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第三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农民个体分散的发展能力形成整体合力，减少外界对新型农民培养的不利影响。
3、吴仁宝对华西村发展的贡献不容置疑。建设新农村必须有一个好的领路人，吴仁宝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好的领导人的代表，而且他保持了一个农民的本色，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也要带动农民，这是一个农民的朴实理念，也是中国农民特有的情感，不像资本主义，大家都浸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就是抱着这份信念，吴仁宝带领华西村的人们抓住机遇、实事求是，实现了经济、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虽说华西村现在的成就不是吴仁宝一个人的功劳，但是，如果没有吴仁宝的模范带头作用，华西村固然也会像其他农村一样发展，但是想取得今天的巨变，恐怕很难。所以，有一个好的带头人，高瞻远瞩，对于每个农村的建设来说，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
新型农民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今，在党的政策下支持下，我们在吸取华西村的独特经验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和农村文化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以及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来全方位、大力度的调动农民积极性，共同开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明天。
参考文献：
[主题词]远程教育；传统农业教育；新思路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远程教育应运而生，它是采用多媒体手段进行系统教学和通信联系的教育形式，是构筑新时期人们终身学习体系的主要手段。而传统农业教育，主要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要形式，教师和学员同时出现在同一时间地点的教育手段。
一、远程教育的特征
1.提供平等机会
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生活条件的差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肯定会存在某种教育机会失衡现象。而远程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可直接实现农村、牧区平等的教育机会。现代远程教育突破了学习空间、学习时间的限制。教学光盘播放、卫星教学收视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补偿了地域间的差别。通过这些手段实现的资源信息共享，使得农村农牧民获得相同的信息和服务，应用于日常的生产实践中。
2.共享优质资源
教育资源作为构成教育系统的基本因素，是指教育系统中支持整个教育过程达到一定的教育目的，实现一定的教育和教学功能的各种资源。从广义上讲，教育资源通常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现代远程教育能够让所有的农牧民获得优质教育信息资源。采用光盘技术、计算机教育平台等新型信息技术手段，将最新的农业科学技术，供农牧民享用，有利于改变农村"信息贫瘠"的现象，共享优质信息和资源，满足农牧民生产实际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远程教育资源的效益。
3.教与学在时空上相对分离
远程教育是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通信技术和现代教育技术融合共同承担教育与教学信息的传递的教育模式。教师与学生在时空上相对分离，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和学生通过双向通信技术实现教与学行为的联系，是其区别于传统教育的根本特征。这一特征使现代远程教育在农业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二、传统农业教育特征
1.时间固定
传统农业教育是在特定时间，有专人组织的教学模式。在春播、秋收后，农牧民聚在一起学习相同知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城乡，种植业与畜牧业侧重点不同，安排的课程有显著差异。传统农业教育以传授知识为主，在规定的学习时间内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学习任务。
2.面对面教学
教师和学员处于同一物理空间，师生面对面连续进行教学，基本通信媒介是教师的语言。师生间直接面对面的交流接触，可相互探讨，得到好的学习效果。但它存在一定缺点，课堂教学中，学员被动听教师讲课，优秀资源不能共享，教师不能照顾到每个学员。
三、远程教育与传统农业教育的融合
传统农业教育与远程教育的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二者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才能充分的利用教育资源，科学地培养农村实用人才，从而提高农村的社会生产力。
1.在传统农业教育中开展适度的远程教育活动
传统农业教育是建立在班级授课制基础上的教学模式，其产生与发展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于教育资源和教育要素的供求关系。班级授课制的优越性是在短时间内使学习者获得大量系统、扎实的科学知识，从而扩大教育规模，其最大局限性是难以实现因材施教。为使远程教育活动融入传统农业教育，我们应构建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创新型的教学环境。创新型教学环境有利于创设多种情景，使许多深奥、抽象的知识生动、形象，便于学习者提高学习效率，利于激发学习兴趣。总之，在传统教育中引入远程教育，可在保持传统面对面授课制的基础上，更好地因材施教，它优化了传统教学环境与学习环境，有利于学员的知识获取。
2.在现代远程高等教育体系中要渗入适量的传统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