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类既是典型的资源型区域又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的省市区，虽然曾经有国家层面宏观战略布局的政策倾斜，如“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及近年来“转型发展综改试验区”的引导，但是其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于能源开发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资本匮乏是限制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的政策性安排虽然通过产业扶持和政策引导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影响，但同时也会产生“政府热、市场冷”的挤出效应，尤其是相对分散的民间金融，更难以对转型发展的第三产业等非资源型产业形成投资规模。金融先导理论为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供给先行的金融发展模式要求资源型区域要先拥有支持经济转型的丰富资本，以资本推动非资源型产业的发展。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与各省份历年统计公报的数据，山西在2013年金融业增加值为639.61亿元，居全国第22位;而如果以年度存款余额、年度证券市场筹资总额和年度保险收入之和反映狭义区域可用金融资源的话，山西省2013年可用金融资源总量为30771.89亿元，居全国第15位。社会可用资本数量相比国内发达地区并无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匮乏的金融资源的矛盾导致转型发展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和资本引导。金融发展理论告诉我们，发达的金融市场、高效的金融机构、高质量的金融制度可以通过盘活金融资源实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导致金融自由化程度不高，虽然政府主导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但离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化仍有较大差距。金融创新作为实现金融自由化的主要途径，可以通过实现金融市场化、丰富资源型区域的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提高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的转化率等，而起到支持非资源型产业大力发展的作用，从而从根本上实现经济转型。本文将通过构建金融创新指标体系，确立影响金融创新的主要因素和量化指标方法，并对资源型区域的金融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和比较，对各地区金融创新能力与转型发展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金融发展理论指导下的金融创新对转型发展的促进作用，从而指导资源型区域转型发展的实践。
二、资源型区域的认定
本文所研究的资源型区域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较多地依赖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获取基本动力的区域。由于资源型区域的认定与区域资源禀赋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通过比较相关研究的已有成果，决定构建资源丰裕度指数来判定某一区域的资源型经济特征①。通过查询BP公司《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公布的数据，可以得出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结构，其中，煤占67.5%，石油占17.8%，天然气占5.1%，水力发电占7.2%，核能占0.9%，再生能源占1.5%。
三、区域金融创新能力评价
金融创新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进行分析。宏观层面的金融创新主要是国家从金融体系和货币制度角度进行的创新，在全国范围内起共同影响的作用，不能反映区域金融创新能力;微观层面的金融创新主要指金融机构业务创新、技术创新和某些新型金融工具的使用，其影响主要局限在某金融机构内部，不具有普遍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金融业务往来产生金融创新溢出效应，从而对周边金融机构和同类金融机构产生影响;中观层面的金融创新主要集中在金融制度创新。金融创新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考虑上述各个层面的因素，但是此类因素大多难以直接量化，因此本文拟采用因子分析法，利用可观测的金融创新能力和效果两类指标来构建金融创新能力指标体系。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着可以完整反映金融创新能力、体现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及可以量化的原则，本文从经济基础条件、金融业发展基础条件和金融各行业发展水平3个方面构建金融创新综合指标体系，共12个二级指标，具体指标体系见表2。利用因子分析可以研究各二级指标的内部依赖关系，寻求数据的基本结构，从而提炼出影响金融创新能力的概括性指标，实现金融创新能力的量化分析。使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及各地区最新统计公报来获取相关指标原始数据，并使用公式:新数据=(原数据－均值)/标准差，进行无量纲化后获得标准数据，以此为基础利用SPSS进行因子分析。可以得出Bartlett球形度检验和KMO检验值，以及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因子载荷矩阵等，从而判断得出公因子以及权重，最后可以得出山西金融创新能力序列指标。经过SPSS因子分析运算，得出Bartlett球形度检验值为796.43，相伴概率为0，因此拒绝零假设，说明该数据矩阵适用因子分析。KMO检验值为0.757，大于0.5，也进一步说明所用数据适合因子分析。表3反映的是特征值和累积贡献率，依据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可以提取两个公因子，此时累积贡献率为91.88%，能够反映绝大多数的指标信息。表4为旋转成份矩阵，根据载荷系数的大小可以看出公因子与各项指标间的相关关系。通过观察可以看出，公因子1中数值比较大的集中在GDP水平、财政收入、金融业固定资产投资、金融业增加值、银行业存贷款余额、上市公司数量与保费收入，因此可以定义此公因子为经济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公因子2中数值较大的集中在居民消费水平、金融从业人员工资和股票市价总值，因此可以概括为居民财富水平。这可以解释为区域金融创新指标体系决定于经济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和居民需求。另外可以根据各公因子的特征值与公因子特征值之和的比值来确定各公因子的权重，从而可以计算得出金融创新能力的计算公式:F=0.88F1+0.12F2。其中F为创新能力值，F1为公因子1的分值，F2为公因子2的分值。
(二)资源型区域金融创新能力比较
利用成份得分系数矩阵，结合2013年各地区金融创新指标体系原始数据，使用之前推导得出的金融创新能力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得出全国各地区金融创新能力综合得分及排名。山西省作为最典型的资源型区域，其金融创新能力较弱，与国内其他地区相同条件下的金融创新能力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在全国排名第21位，并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资源型区域中也处于较落后的位置。整体看金融创新能力排名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而山西省整体金融创新动力来源于经济金融市场需求的部分较多，而市场需求稍显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山西金融创新的发展。在资源型区域中，金融创新能力最强的是山东，处于全国第6的位置，其较强的金融创新能力源于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与良好的金融业基础条件。资源依赖性较强的四川和河北两省金融创新能力较强。总体来看，资源型区域金融创新能力不足，对资源型区域转型发展的支持存在较大的影响。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和金融业基础条件较差，而整体上对金融的需求相对较旺盛，说明大部分资源型区域的金融发展难以满足该地区转型发展对金融业和金融创新的需求。
四、金融创新能力对转型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一)指标选取
研究金融创新能力与转型的相关关系，需要确定反映区域转型的指标，转型发展作为经济理论界多年研究的热门问题，有诸多研究成果，但是在对转型的量化分析上，却鲜见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成果。如果要构建一个准确的转型发展量化指标需要考虑诸多的问题，要全面考虑经济市场化的量化，概括多种经济增长指标的相关关系，同时还要注意样本数据的可获取性和模型设计可能出现的误差和模型参数的可解释性。由于产业转型可以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能反映大多经济转型的成果，因此本文考虑使用产业结构指标反映经济转型水平。从产业角度看，转型的成果最基本的表现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即第三产业的产出水平或比重能反映转型的成效。而对于非资源型区域来说，第三产业比重Q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现。因此，直接使用地区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比重Q作为区域转型发展指标。
(二)相关性分析
一方面，将各省(市、自治区)区域金融创新能力综合得分与其经济转型指标进行相关分析，以探讨两者间相关关系。所用数据为2013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金融创新能力得分与第三产业地区产出水平占地区总产出水平的比重，利用SPSS软件，选择Pearson方法，通过Correlation过程计算两者间相关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F与Q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说明金融创新与转型发展的相关关系是显著的。另一方面，根据前文对资源型区域的判定，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分为资源型区域与非资源型区域两组，其中资源型区域组包括典型的资源型区域山西、内蒙古、新疆、陕西、黑龙江、山东、河南，以及资源型特征较明显的四川、河北、安徽、甘肃、贵州，共计12个地区，剩余地区属于非资源型区域组。同样使用Pearson方法分别对两个组的F和Q指标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资源型区域金融创新能力与经济转型相关关系不显著，而非资源型区域金融创新能力与经济转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结论
第一，资源型区域的金融创新能力总体上低于非资源型区域。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发展基础条件较差，具体体现在金融业固定资产投入水平低，金融从业人员数量少，资本市场规模较小。主要表现是金融创新供不应求，收入转化为资本的能力较差。第二，资源型区域与非资源型区域相比，金融创新能力促进经济转型发展不足。一方面是由于金融创新能力较差导致，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源型产业的挤出效应。有限的金融创新原本可以盘活金融市场，更多地实现金融自由化，借助于政策性引导可以使金融资源流向政策倾斜部门，但资源型产业的粗放式发展导致金融创新成果大多被资源型产业享用，而非资源型产业无法获得金融创新带来的收益。第三，资源型区域由于金融创新能力差，无法集聚足够的转型发展所需的资本，加上政府财政投入力度有限、民间金融规模不足的限制，导致资源型区域尤其是欠发达的资源型区域陷入经济发展水平低—金融创新能力差—资本形成不足—转型乏力—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低下的恶性循环。
五、资源型区域金融创新的政策建议
(一)提高资源型区域金融创新能力
1.加大对资源型区域金融业发展基础条件的投入。资源型区域金融创新能力弱的主要原因是金融业发展基础条件薄弱，因此应加大对金融产业的投入力度，加强各类金融机构服务网络体系建设，实现金融服务信息化、网络化，提高金融业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各金融机构的能动性，以金融机构逐利性特点主导下的行业竞争带动金融创新。同时要构建多层级的资本市场，弥补间接融资能力。2.培养高素质金融业专门人才，以金融科技发展带动区域金融创新。金融从业人员是金融创新的微观主体，各类金融机构要从观念上改变金融从业人员就是专门拓展市场的营销人员的落后观点，通过各类职业化、专业化培训，使金融从业人员真正成为金融专业人才。同时要调整金融从业人员薪酬机制，体现向高素质金融人才倾斜的基本思想。3.适当降低金融业准入门槛，尤其是在民间资本活跃的区域，通过设立各类新型金融机构，在大量吸收民间资本使之转化为金融资源的同时，实现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对新型金融机构，尤其是民间金融机构，要配套适度的优惠政策，扶持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
(二)引导金融创新成果支持转型发展
资源型区域的金融创新成果大多由于资源型产业的挤出效应而被资源型产业独享，因此要通过政策性引导使区域金融创新向非资源型产业或与能源产品开发相关的高新技术产业倾斜。具体措施有，引导金融机构转变金融服务模式，由之前的面向大企业、大项目、大投资的服务模式转向分散化、小规模、多元化的服务模式，避免金融创新成果被国有或者大型企业独享;要求金融机构改变在面向重点扶持的非资源型产业时，提高金融业务效率，或设立专门的金融服务渠道。在合法的条件下，鼓励并扶持面向非资源型产业的创新性民间金融活动，民间金融相对于官方金融普遍具有创新性，通过构建专门的民间金融咨询服务平台，为民间金融活动提供智力支撑和技术支持，同时保障民间金融活动的安全。
(三)通过金融监管避免金融创新风险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建设分离性国际金融市场是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目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立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还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亟待解决。
1．长吉图先导区经济的强劲增长的需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发展纲要中，提出长吉图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到2012年经济总量翻一番。到2020年，长吉图地区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2009～2013年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基本上高于全国的总体水平，详见图2。2013年吉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2981.4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3%，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速0.6个百分点。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总量居全国第21位，比2012年前移一位。
2．长吉图区域的进出口贸易发展的需要。根据海关统计，自2008－2013年吉林省进出口总额连年增长，各年分别达到133.41、117.49、68.46、220.43、245.72和258.53亿美元，详见图3。2013全年全省累计完成外贸进出口总值258.53亿美元，同比增长5.2%。其中，累计完成出口总值67.57亿美元，累计完成进口总值190.96亿美元。全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67.64亿美元，同比增长16.3%。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额18.19亿美元，同比增长10.4%，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长水平5.1个百分点。全年全省实际利用外省资金达到4852.10亿元，同比增长26.6%。在2008～2013年吉林省进出口数据中我们发现，吉林省的进口总额中占绝对比重的是进口，详见图3。仅以2013年来计算的话，吉林省的进口总额在全省进出口总额中大约占到了73.86%。进口规模增大所带来的货款结算压力对外进出口贸易平稳发展至关重要，结合吉林省进口规模大和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增长的实际，需要建立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便捷迅速的资金融通，保证和促进省内经济的平稳发展。
3．长吉图先导区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的需要。根据吉林省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2013年我省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的报告，吉林省包括长吉图先导区2008～201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维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5年间维持了平均每年32.62%的增长势头。［3］2013年吉林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880.00亿元，同比增长20%，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速0.4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成投资246.38亿元、5446.85亿元和4186.7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2.1%、19.7%和18.7%。重点制造行业投资保持了较高增速。全省汽车制造、化纤制造、医药、建材、纺织服装服饰等行业的投资额分别比上年增长32.5%、85.3%、40.7%、25.8%和57.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32.6%、109%、135%、170%。居民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餐饮业、娱乐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121%、52.8%、36.1%、48.8%、96.0%。但是，在维持了5年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之后，2013年的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到了20%。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有很多原因，资金供给不足是原因之一，如果国际金融市场能够提供长吉图先导区经济建设足够的资金供给，就能够给吉林省及长吉图先导区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更好的保障。
4．吉林省金融资源整合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来，吉林省内金融机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较快增长，一方面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构筑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吉林省金融资源与金融要素的配置与整合不容忽视。长吉图先导区设立之后，吉林省及长吉图区域内，金融机构数量、从业人数量及金融资产总额都有了一定的增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吉林省拥有政策性银行2家: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6家: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普通股份制商业银行7家:光大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外资银行1家:韩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4家:华融、长城、东方、信达。这些金融机构在吉林省设有一级分行20家，异地城市商业银行1家;属地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87家，城市商业银行1家，农村商业银行6家，农村合作银行1家，农村信用合作联社43家，农村信用社4家，村镇银行21家，贷款公司1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家，信托投资公司2家。还有2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一汽财务和森工财务，1家汽车金融公司。支行及以下营业网点4554家。［4］金融机构的广泛设立为打破金融垄断创造了条件，但是也容易造成一哄而上、服务质量差、人员素质低、甚至是不正当竞争的局面，严重的情况下可能造成金融混乱。
二、长吉图先导区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构建策略
所谓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是指受政策诱导与推动，专门为非居民交易设立的在岸金融业务与离岸金融业务分离的市场。其优点在于既便于金融监管又可以阻挡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长吉图先导区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的构建，应该依据国际金融市场形成的一般条件:政局稳定、有较强的国际经济活力、外汇管制少、国内金融市场发达、地理位置好、拥有高水平的专业人才等，创造条件积极促成。
1．尽力减少资本跨国流动的费用。减少资本跨疆界流动的审批手续与费用、缩短资金流动的时间、降低资金流动成本是吸引国际资本和构建国际金融市场的的重要手段。早在2012年的博鳌论坛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发表主旨演讲时就指出，中国未来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欢迎外商投资的同时，鼓励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中国鼓励资本“走出去”的战略，鼓励中国企业和居民在海外投资。目前中国企业和其他一些商业机构，有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中国未来可能进一步放松管制，允许中国企业和居民能够更方便地进行海外投资，这是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长吉图先导区自建成以来便享有一些国家税收政策，经吉林省地税局对现行的涉税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分进行归纳，发现长吉图先导区共享有189条适用税收优惠政策，其中涉及地方税收的12个税种，采取9种税收优惠方式，惠及16大行业。2012～2013年以来，吉林省地税局为长吉图区域内高新技术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9531.09万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1231.33万元;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4399.79万元;为金融保险服务业减免营业税6.2亿元。但是要建成国际金融市场，还需要进一步放松管制降低税负，使长吉图先导区产生资金吸引力，这点尤为重要。
2．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利率市场化是指货币利率由国家统一管理制定的直接利率管理体制，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间接利率管理体制过渡的过程。包括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利率结构和利率管理的市场化。实际上，它就是将利率的决策权，由国家包揽转变成由金融机构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的变革，最终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指导，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国际金融市场一般容易形成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也包括了利率管制放松，资产定价机制灵活，资金价格可以随着市场资金供求的变化而变化，利率风险较小、金融企业操作灵活、有利于金融企业市场化运作的地区。
3．积极吸引国外金融机构入住。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形成，是由众多的微观金融主体的进驻与密集集合构成的，金融机构是金融市场的交易主体。经历几年的发展，吉林省金融机构的数量、规模、从业人员、业务覆盖范围、金融机构的密集程度等都有了较快发展。但是与建立国际金融市场的条件相比差距还很大。英国、美国、日本在1996年时单是离岸金融中心商业银行数就分别达:493、472、219家，其中外国银行分别为347、328、92家。根据长吉图先导区未来建设的基本构想，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积极引导域外重点金融机构在长吉图区域设立省级分支机构，鼓励已入驻吉林省的金融机构在长吉图区域设立二级分行，并支持域内外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在长吉图区域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推动社会资本在长吉图区域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形成密集的金融机构群是金融市场运行的基础条件。
（一）人民币结算试点破冰启动2014年以来，我省在跨境人民币结算、人民币跨境业务创新、金融机构入出滇、IPO和“新三板”挂牌、“三农”金融改革创新和服务便利化、地方新型正规金融组织发展等10个方面取得突破。我省个人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破冰启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德宏开展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服务经常项下缅币兑换业务试点，目前全国仅云南获批试点；1至7月，全省累计实现人民币跨境结算422亿元，同比增长49%。
二、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瓶颈
（一）经济实力不够强根据相关经济指标做表1如下：表12012年云南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国的比重⑤根据表1，可以看出与全国相比，云南的经济整体实力不足，经济基础薄弱，所以云南在建设区域金融中心之时，经济的增长压力较大。经济发展的不足可以用云南的产业结构来解释。从云南省的产业结构图来看，云南的第三产业从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水平状态，12年来没有大幅增长，第二产业仍然是云南的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处于较低层次，从全国的统计来看，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二）金融体系不完备云南的金融机构主要以大型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为主，财务公司、信托公司还处于萌芽阶段，反映出云南金融体系的不完备，还不能很好的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不足以满足云南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经济增长需求。
（三）本外币资金运用不足如图1所示，区域性金融机构外汇贷款规模远远高于存款规模，外汇需求高，而根据2012年的数据统计，外资银行机构数仅为4个，除了中国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外，并不足以满足外汇信贷需求。2015年第2期中旬刊（总第579期）时代Time从表2可以看出2012年云南的证券公司数、期货公司数只有两家，基金公司数还处于空白，各筹资额也很低，可以说证券市场接近零发展，相比我国的其他金融中心来说，证券市场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三、对策分析
（一）优化产业结构，厚实经济基础在保持传统产业发展的同时，优先发展附加值高的产业，例如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服务业，高兴技术产业等。附加值高的产业可以多倍促进经济发展，发挥辐射功能，带动周边区域的产业发展。
（二）健全金融机构，完善区域性金融设施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支撑，建立金融机构，根据地理位置、人流量增加网点，满足客户需求。除了大型商业银行和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外，增加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外资银行的设立。此外，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除了机构的建立还包括人才队伍的培养，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升全民素质，培养现代化的观点。
（三）扩宽理财渠道，引导资金流向从我省2013年的本外币存贷量可以看出，资金运用效率明显偏低，造成资金闲置，降低了金融运行效率，说明资金持有者缺乏理财知识，依然保有以前的传统观念，储蓄率偏高，不能有效运用资金。应增加金融服务机构，合理引导居民运用资金，投资高兴技术产业。
（四）发展资本市场，填补市场空缺以国外经验来看，资本市场可以提高市场效率，便于资金持有者与需求者直接进行资金交易。金融市场上需要直接融资市场与间接融资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证券机构、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的发展需要政府给予充分支持，由政府引导，逐步发展。inanceNO.2，2015（CumulativetyNO.579）
关键词:金融危机;产业升级;制造业创新
产业升级是指产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转换过程,它不仅包括产业产出总量的增长,而且包括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其中,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可以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一、二、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权重的演化;(2)产业结构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之间依次演变;(3)产业结构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演化;(4)产业结构从低加工水平向深加工水平的演变。
产业升级的中心可以包括价值环节内在属性和外在组合等两个方面的变动,这两方面都连接在同一链条中或不同链条之间相互关联中。全球价值链所关注的产业升级主要落实到以下四个具体方面: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产业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工艺流程升级是通过提升价值链条中某环节的生产加工工艺流程的效益,由此达到超越竞争对手的目的。产品升级是通过提升引进新产品或改进已有产品的效率来达到超越竞争对手的目的。产业功能升级是通过重新组合价值链中的环节来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升级方式。价值链条升级是从一产业链条转换到另外一条产业链条的升级方式。对以上四种产业升级方式,众多研究表明其内部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Gereffi,1999)。学者们普遍认为,产业升级一般都依循从工艺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产业功能升级最后到链条升级。这一升级规律基本上可以通过东亚众多国家工业化进程来加以佐证。此外,产业升级过程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随着产业升级的不断深化,其也是参与价值链中实体经济活动的环节变得越来越稀少的一个过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全球产业转移实际上是高低不同附加值的价值环节,在空间上的一次优化调整和再配置。
珠三角制造业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简单加工制造,现在制造产业主要集聚在纺织、家电和电子产业。近年来,随着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这里俨然成为了“世界工厂”,其对地方经济的繁荣,产业的发展,功不可没。然而,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演变,尤其是金融风暴的袭击,使其现有的产业发展遭遇到了严重冲击。在当前严峻的形势下,转变过去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推动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使其按照一定的升级路径依次演进,已经是迫在眉睫。
一、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发展现状及其特点
(一)“加工厂”的角色定位使其发展日益艰难
尽管珠三角已经初步成为全球性消费商品制造业基地,建立了数以万计的工厂,组成具有一定竞争力的消费品制造体系。如东莞生产的电脑主板、扫描仪、显像管、微型马达等,已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15%-40%,深圳的钟表占全球市场的四成以上。但珠三角企业及其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度和影响力甚微。由于其模仿能力强,创新能力差,所以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产业升级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造基地。而跨国公司正是根据成本和市场优势,选择了珠三角在其产业分工体系中承担起全球加工厂的角色,“技术在外、资本在外、市场在外,生产在内”就成为了珠三角制造业的主要特点。
(二)徘徊于“产业升级”或“产业转移”之间
正是由于珠三角地区充当了世界加工厂的角色,在“劳工荒”、“电荒”、“油荒”、原材料涨价、通胀、人民币升值、环保、税收及其他产业政策调整等诸多压力下,珠三角的制造企业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昔日繁荣的珠三角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日子越来越难过。目前,许多企业面临“产业升级”抑或“产业转移”的两难抉择。
就实现产业转移而言,已有部分企业迁移到江西赣州等内地城市,就目前来看,珠三角企业未来主要的迁移地可能是中部地区,这也符合加工贸易产业梯度转移的国家调控思路。由于中部地区的土地及人工成本较珠三角廉价,再加上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工贸易企业从珠三角迁移到中部地区,可以节约不少成本。但决定企业是否迁移的因素很多,珠三角已经形成了加工贸易完整的产业链及服务配套,并且珠三角靠近海外目标市场,具备信息、物流等方面优势,这些都是企业内迁需要考虑的。因此,珠三角加工贸易企业的这些新选择仍然是在“穿新鞋走老路”——靠成本优势,而不是提高产品附加值来获得利润。因此,“转移”或可解一时之痛,但难解长期之忧。
“产业升级”对珠三角的企业来说,也颇为艰难。目前在珠三角,有关产业的转型更多体现在政府的大动作上:香港政府为了支持在珠三角港企的转型,将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深圳政府在一面提倡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也开始注重当地重工业的发展;广东省则在”十一五”期间将致力于打造重工业强省作为发展目标。从以上的种种举措来看,珠三角无疑将加大对重工业的投入,具体落实到企业层面,特别是对大多数制造企业来说,由于前期缺乏相应的积累,跟上这样的升级转型脚步并不容易,因此升级和转型方向的选择显得至关重要。
(三)形势严峻,众多企业发展日益艰难
正当珠三角的制造业在这一尴尬的两难境地徘徊之时,从2007年末由美国次贷危机吲爆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把珠三角的制造业推到了风口浪尖。有数据显示,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广东的五六千家鞋厂中关闭的大中型厂家就有一千多家。在惠东的三千多家鞋厂中,在两三个月内中小型的工厂就关闭了四五百家。珠三角地区遭遇困境的,不仅是制鞋企业,其它像制衣、玩具加工、电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都出现了同样的状况。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减缓至9%,比去年同期锐减2.8个百分点,对中国的出口商造成了影响,由于出口增长减缓,一些企业陷入困境。其实早在来自国际的金融危机向这里袭来之前,在过去的一年里,在东莞和附近城市开始感觉到来自用地的种种局限以及越来越多大环境问题之时,来自其它方面的一场“风暴”也向这里的私营企业主袭来,包括劳动力短缺、电价上涨、劳动法从严、人民币的稳步升值以及原材料成本上涨等等。而如今,这些企业则更必须应对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和订单减少。
据广州海关统计,2008年1-5月份,珠三角地区鞋类出口企业有2428家,比去年同期锐减2331家,接近一半的珠三角鞋类出口企业今年已经没有出口实绩。1-5月份珠三角地区出口各类鞋9.4亿双,比去年同期大幅下降25.7%。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其在冲击金融体系的同时,也深深的冲击了实体经济。在以外向型加工制造业为主的珠三角地区,这一危机已对地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以港澳台资企业为主的外企迁离及关停现象与早年外资企业大举进入珠三角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珠三角地区制造业面临困境的原因
珠三角地区的现行经济增长方式有两个主要的特征。一是典型的外资导入性增长模式,尤其是港资、台资和华侨资本在广东的工业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外向带动在过去的20年间是广东的主体发展战略,这个发展战略带来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资,缺乏自主和内部创新的发展动力。另一个主要特征是资源投入性增长,尤其是资本投入,其具体表现和结果是典型的速度型效益。港商在珠三角地区的投资主要是来料加工型企业为主,主要涉及纺织服装、鞋业、电子等行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居多,虽然得改革开放先机,以加工型企业形式率先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然而其长期安居于产业链低端,十几年都没有提升产业层次,以投资求速度,以速度求效益,使得经济成长基于资本资源投入更高速的增长上,最终形成粗放、高耗以及纯粹以外延扩展为主的发展方式。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产品,并面临全球化竞争,它们已经率先尝到了产业发展长期处于价值链和产业链低端的苦果。
(一)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产业链的低端
当前,珠三角参与国际分工比较优势仍然是丰富劳动力要素供给;相对而言,资本、技术、知识要素的供给不具有比较优势,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不具有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按照比较优势定位的国际分工位次,珠三角多数产业仍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位次上。主要体现在:(1)相对于货物贸易,广东服务贸易还比较落后。由于服务产品主要是技术、知识密集使用的生产部门,珠三角的比较优势不明显;(2)在工业生产中,作为资本技术要素密集型的装备制造业不具有优势,产品也缺乏竞争力。因此,在出口产品中,成套机械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精密仪器、数控机床等产品的比重还很小。
就珠三角引以自豪的高新技术产业而言,也面临着出口量大与产业竞争力弱、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大而获利能力低的矛盾。如广东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总量居全国首位,但这种以OEM为特征、外商投资企业为主导、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仍然依赖进口,主要依靠吸纳IT产业转移和外资企业提供的技术服务实现技术进步,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自有品牌发展滞后的产业发展格局,不仅导致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不断扩大,而且使得产业一直停滞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进而形成技术创新的所谓“路径依赖”。
(二)在全球价值链的定位中处于低端
尽管近些年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不断扩大,但总的说来,珠三角目前仍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垂直分工阶段,虽然这种分工格局可以发挥接近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但却使珠三角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现代产业发展是一条环环相扣的价值链,包括研发、设计、制造、组装、采购、库存、营销、运输等环节。在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技术含量不同,所包含的价值也就不同。一般说来,研发、设计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较高,制造其次,而组装加工环节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最低。在加工制造业中,通过外商投资和国际化生产建立的生产基地和生产环节,多数还属于中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主要是搞贴牌加工生产,进行模仿、组装,处于世界制造业价值链体系的低端环节,研发、制造等产业链的中端和高端环节往往不掌握在我们手中,相当部分加工贸易产品的要素报酬较低,加上跨国公司研发和品牌经营两端的挤压,产业的附加值很小。中国加入WTO以及后配额时代的到来,给珠三角外经贸发展带来巨大历史机遇,但贸易摩擦多发期的接踵而至又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体的珠三角制造业的外贸出口面临严峻考验。
(三)宏观形势与政策环境日益趋于严峻
就国内宏观环境而言,出口退税率降低、人民币不断升值、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升、原材料价格上涨、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两税合一、《劳动合同法》实施、社保劳保标准提高,以及环保要求提高、劳动力短缺、水电紧张等等十余个因素,导致大批制造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
此前,从2007年7月1日起,中国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被取消,服装等2268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也被调低;紧随其后的7月23日,我国又公布了新的《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限制类商品目录中新增商品类别涉及塑料原料及制品、纺织纱线、布匹、家具、金属粗加工产品等多个行业。对列入限制类的商品将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并配合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实行差别政策。贸易新政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巨大。
以玩具产业为例,其今日的困境就是上述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的玩具产业起步较早、国内购料比重高、融入本土经济程度深,已形成较完整的产业链条。但近期宏观政策调整和国内外经济环境趋紧相互叠加,使玩具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玩具产业中的小企业居多,对政策和环境变化适应能力薄弱,其利润低、融资难,对成本上涨的消化能力差。而人民币升值速度、通货膨胀加剧程度等均超出此前市场预期,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幅度接近20%,为防止经济过热去年央行连续6次上调贷款利率,成本急剧上升导致许多玩具小企业大量倒闭,也引发今年以来大批玩具出口小企业退出竞争。另外,我国玩具产业长期以来停留在低层次加工阶段,品种集中在附加值较低的普通塑料和填充玩具,且大多采取贴牌方式,今年欧美、日本等近40个国家或地区纷纷出台新安全环保标准,进入门槛抬高将继续增加玩具出口难度。
可以说,珠三角危机折射出中国制造业的现状,那就是低成本、低利润、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缺乏自主品牌为基本特征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一旦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丧失,面临的危机就不单纯是生产危机,而是生存危机。制造业内忧外困的发展背后的经济信号就是制造业已经到了进行产业升级的关键点。企业必须放弃过去的”人海战术”,反思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品牌塑造来提升生产效率,并加快生产技术的升级换代。引导制造业提高技术含量,提升品牌意识和创新意识,加速产业升级,已经成为必然。
三、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
珠三角的加工制造型企业在丧失了低成本的优势以后,未来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研发和创新为动力,努力提高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推动产业升级,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加快产业的战略转型,向技术等内生性优势转变。
(一)以危机为契机,不失时机的调整企业战略,以技术、创新与品牌为核心推动产业升级
随着珠三角的发展,产业结构高技术化需求日趋明显。面对此次金融危机的袭击,企业应深刻吸取以往粗放式发展带来严峻后果的教训,并以此为契机,不失时机的推动传统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从制造业转向高新技术和服务业进行升级。而在产业升级的进程中,传统制造企业积极适应经营环境的变化,主动的调整自身发展战略,以市场化需求为导向,以企业长远生存发展为目标,以技术、创新与品牌为核心,积极寻求内生型发展之路,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或多元化经营,实现产业升级。
具体来说就是:(1)加大技术研发力度,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并把改进产品与改造企业并重。更新设备,改造工艺,完善产品功能,改造企业的研发、设计、加工和装配、管理、销售、使用乃至回收的全过程,将高新技术注入产品本身,实现机械、电子、信息的融合和一体化。特别要注重用软件技术对老设备、传统生产过程的改造。同时,还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选用先进、适用、成熟的技术进行改造,力求减少投资的风险。(2)选择切实可行的自主创新战略,以技术创新为推动力,打造节约型、环保型的制造业技术基础。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升级的最直接推动力,也是节能降耗的关键。坚持高效益、高技术、低消耗、广就业的发展价值取向,推进制造业发展与环境的和谐性。(3)实施品牌战略,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变。在整个国际分工链条中,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人才、营销等优势或先机,占据了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市场,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末端,成为全球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国际分工收益严重不对称。因此,我们要摆脱过去的发展模式积极探索新出路、新空间,着力培育产品的自有品牌,并把握产品的前瞻性趋势,将现代文明和文化遗产结合进行产品定位,设计和挖掘自己的文化特色品牌,实现从贴牌到创牌(从OEM到ODM、OBM)的转变。在完成产业升级的同时,实现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上的高端定位。
长远来说,中国的优势不能永远是劳动力成本低,而应是有更多的创新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珠三角的产业升级转型开启了”中国制造”的新时代。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企业提高品牌意识、加大研发投入,也需要地方政府升级产业配套的相关政策措施。
(二)政府的战略引导与政策措施不可或缺
在积极推进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其主要体现在:(1)从长期、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关停并转一批粗放型经营、附加值低的企业,整合企业发展规模,实现规模化、集群化、效益化的产业生产方式;(2)创新外贸发展方式,多元化拓展进出口市场,积极引进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优化加工贸易产业的区域布局,延伸加工贸易产业链;(3)从政策角度鼓励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开拓国内市场,创立内销品牌,推动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和资源合作开发,支持一批企业发展成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品牌的跨国经营企业;(4)加大政府对技术研发的投入,通过建立政府主导的研发中心,为本地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和支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降低自主研发的风险,并使其得到合理的回报。多措并举的实现对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实现内外需联动的开放型经济战略转型升级。
就珠三角区域而言,这里的土地已经满负荷运转,刚性的土地供给使得区域内众多企业面临产业升级和转型,以提升价值链。地方政府陆续提出了一系列整改计划,清除一些不受欢迎的工厂、能耗大户以及污染严重的企业,为高端产业发展留出发展空间。过去几年,向外迁移的还主要是电镀、皮革、印染等污染型企业,而现在,一些制鞋、玩具、服装、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也走上了迁移之路。目前,珠三角工业集中的宝安、龙岗两区,东莞的许多镇,广州番禺市、佛山的南海、顺德等地区,企业向外转移现象最为明显。
根据深圳贸工局的不完全统计,自2005年以来,共有500多家企业迁出深圳,年产值约150亿元,占全市2006年工业总产值的1.3%。外迁企业所从事的行业主要是电子元器件、塑料制品、金属类、玩具制造和服装类企业,占全市外迁总产值的80%。事实上,中小型企业的倒闭或迁离为大企业赢得了发展空间。如东莞市政府提出“腾笼换鸟”总体思路,即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把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转移出去,腾出发展空间,吸引和承接高端产业和人才。深圳市则划定“生态控制线”,控制线以内的工业企业必须全部退出。也是地方政府在促进产业升级转型与保证地方经济发展二者并重的典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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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金融；研究视角；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号：1674-0017-2016（9）-0067-03
区域金融作为发展的中观维度，构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特别是随着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日益深入和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不断证明金融的重要作用，学者们尝试将区域金融作为独立变量引入区域经济分析框架。我国幅员辽阔，地理位置、自然条件、资源分布、城乡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等区域特征、空间差异更是构成了区域金融存在的客观基础。基于此，众多学者对我国区域金融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
一、区域金融差异的形成与测度
区域差异的存在是区域金融研究的逻辑起点，主要围绕以下三个角度展开：
（一）区域金融差异的测度与评价。在区域金融差异的评价指标方面，学者们大多是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个层面构建综合评价体系，而在实证文献或通过具体指标研究区域金融差异时，金融相关比率（存款或贷款与GDP的比率）得到广泛应用。在分析方法上，郭叶东（2007）、王军芬（2008）、李敬&冉光和（2008）、殷克东&孙文娟（2010）等分别运用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层次分析、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熵值、灰色关联度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区域金融差异进行具体测算。在研究范围上，邓向荣、杨彩丽（2011）等对我国省域金融发展差异进行了分析，郭叶东（2007）、王军芬（2008）对我国四大地区金融差异的总体情况和分行业（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进行实证分析，廖杉杉（2011）等对城乡金融差异进行了研究。
（二）区域金融差异的形成与决定。在一个非均衡发展的大国经济体系中，地理区位、经济基础、制度环境、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都会造成不同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概括而言，区域金融发展差距的成因可分为外部因素和内生因素两个层面，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政府行为、法律制度等。内生因素主要指随着各区域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而变化的各种因素。就转轨经济而言，我国区域金融差异的形成具有很强的外生性，即区域金融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行为、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等（崔光庆、王景武，2006；伍艳，2009）。不过，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地方政府的参与行为短期内促进了区域金融发展，但政府行为的不适当和边界不清晰，不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需要调整地方政府的角色和功能，确定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合理边界。除了研究政府行为对区域金融差异的影响外，法律环境、宗教、文化、地理等外生因素也受到关注。
（三）区域金融收敛的形态与实现机制。大部分研究结论支持区域金融存在收敛趋势，只是在具体的收敛形式方面有所不同。赵伟、马瑞永（2006）认为中国区域金融差距总体上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态势，即呈现“倒U”型收敛态势。陆文喜、李国平（2004）的研究则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具有阶段性、区域性收敛特征。孙晓羽、支大林（2013）认为我国区域金融差距变动具有收敛趋势，且收敛速度较慢。黄桂良（2011）对区域金融收敛的实现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将区域金融收敛的实现机制总结为三条路径，即区域内部资本流动机制、金融创新扩散机制和金融制度创新机制。
二、金融的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金融的空间结构是区域金融研究的前提和突破点，也是当前区域金融研究的核心问题。一般而言，金融的空间结构包括金融机构空间分布、金融资本空间流动、金融系统空间状况等结构。在传统观点的基础上，蒋三庚、宋毅成（2014）突破了对金融空间结构的常规认识，从区域金融的角度拓展了金融空间结构的内涵，指出区域金融的空间结构不仅限于地理空间范畴，还应包括经济空间，金融空间本身是个动态系统，包括空间属性、空间结构和空间发展过程，还隐含着金融各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机制，他们对于金融空间结构的界定极大地拓展了区域金融研究的范畴。沈丽、鲍建慧（2013）研究了我国区域金融空间分布的特征事实，认为我国总体而言省域之间极化现象不明显，但是在区域内部呈现不同特征：东部地区出现了多极分化现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极化现象越来越明显；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没有出现明显的极化现象，但是中部地区出现了一定的两极分化趋势。
除此之外，金融空间结构或布局的形成机制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王辰华、王玉雄（2005）将我国金融机构空间布局的形成原因归结为金融制度改革的必然结果和我国区域金融差异由外生化转向内生化的集中反映。吴朝霞、王沐钒（2011）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地区经济市场化水平、二元经济与一元金融调控政策的矛盾、金融支持的地区差异、金融微观主体的效率原则几个方面阐述了金融空间分布不均的深层次原因。王认真（2013）认为区域间初始要素禀赋决定了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如果区域间初始要素禀赋、市场消费规模、贸易成本、技术和开放度是不对称的，则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呈现非均衡。
三、金融集聚的决定因素与影响效应
金融集聚是金融流动的必然结果，金融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将形成金融集聚区，一个组织健全、功能完善的金融集聚区，对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和提升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在信息技术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金融活动和金融机构集聚现象屡见不鲜，已初步形成了北京金融街、上海陆家嘴等知名的金融集聚区，其中，北京金融街的金融资产占全国60%以上，上海浦东金融区聚集了600多家金融企业（李静霞、丁艺等，2010）。金融集聚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集聚水平测度、类型、动因及效应等方面。茹乐峰、苗长虹、王海江（2014）在对比分析2005年和2010年全国286个地级以上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以后，认为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是我国金融集聚最为显著的区域，全国金融集聚态势正从金融集聚中心向邻近区域扩散，并逐步向中部和近西部地区城市传播。
在金融集聚的形成动因方面，黄解宇（2011）认为金融集聚是产业集聚的伴随物，随产业集聚的发展而发展，金融本身的高流动性加速了金融集聚的形成，集聚的空间外在性是金融集聚形成的基础。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地理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人力资本、信息外溢等都被证明对金融集聚产生显著的影响。
金融集聚必然形成金融中心，金融中心是金融资源在空间配置而形成的一种集聚状态，是金融集聚的直接产物。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需求逐步增加，全国各地掀起了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热潮。据统计，有30多个城市提出要打造区域性乃至国际性金融中心（孙国贸、范跃进，2013），针对区域金融中心的相关研究大量涌现。早期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路径上，普遍认为，资金集聚和配置功能是金融中心的基本功能，金融集聚和辐射功能是其核心功能。倪鹏飞（2005）在对我国各城市金融中心的定位进行研究后，将上海、北京定位为全国性金融中心，广州、青岛、厦门、武汉、大连、重庆、西安定位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冯德连（2004a，2004b）系统研究了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动因，他指出金融中心成长的动力主要是由两种拉力、三种推力和政府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两种拉力是指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三种推力则是指供给因素、历史因素和城市因素。金融中心的区位选择也是研究的重要方向，潘英丽（2003）运用区位选择理论分析了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观基础，即金融机构空间集聚的决定因素，并进一步分析了金融机构对金融中心的积极效应，不过她并未指出地理区位对金融机构空间集聚的具体影响机制。陈祖华（2010）进一步指出由地理位置所产生交通优势、时区优势、地点优势和政策优势对于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作用，但是他认为区位因素只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外生变量，金融集聚因素才是决定金融中心能否形成的关键内生变量，也是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原动力。
在近几年的国内研究中，学者们开始重视政府和制度创新在区域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杨长江、谢玲玲（2011）指出政府在创立启动机制、强化良性循环、退出低效“闭锁”等方面对金融中心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闫彦明等（2013）分析认为政府、市场这两只“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金融中心长期演化与发展的过程发挥核心作用。
四、金融政策的区域效应与差别化调控
金融政策以货币政策为核心，货币政策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长期以来具有相对独立性和高度统一性。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地区经济差异愈拉愈大，整体经济同质性逐渐被地区经济差异性所取代，由此引起了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广泛关注。张晶（2006）、蒋益民（2009）等分别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区和各省份为研究对象，均证实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客观存在，并指出区域生产力水平差异是影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长期因素，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金融结构是影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重要因素。董志勇等（2010）认为经济开放度、劳动生产率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地方政府行为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也说明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过多反而会削弱货币政策效力。吴瑞祥（2013）创立了区域预期差异条件下的货币效应模型，分析了区域性预期差异对统一货币政策的影响，证实了区域预期差异会造成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不同。更多的研究则是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如利率渠道、信贷渠道和汇率渠道来解释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原因，尤以对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的研究居多，普遍认为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是导致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主要原因。
关于区域金融调控政策的研究大多关注货币政策差异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上，大致形成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为解决金融调控政策区域异质性问题，在坚持统一性的前提下，金融调控政策应该保持适当的区域性和差别化操作（孙天琦，2004；范祚军，2005；冉光和等，2007；郭立平，2013）。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从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协调发展角度解决金融调控政策区域异质性问题（王维强，2005；刘明、陈秀枝，2007；黄飞鸣，2011）。鉴于经济金融具有较强的内生关系，第一种观点从货币政策本身出发，第二种观点从货币政策与经济金融的关系出发，两者角度不同，但共同指出了区域金融调控政策的着力点和应该关注的内容。第三种观点提出了区域货币政策的单一解决方案效果并不理想，要⒒醣艺策区域性操作融入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思路。
五、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上。孙晶（2013）从区域金融发展的溢出效应角度分析了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她指出区域金融发展的溢出效应可分成本地溢出和跨区域溢出，二者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各不相同。本地溢出效应主要通过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机制、信息管理机制、成本管理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四大内生微观机制作用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从“质”和“量”两个层面共同推动本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跨区域溢出效应通过区域金融发展中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地区金融业乃至整体经济发展。在区域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效果上，并未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郑长德（2003）、马瑞永（2006）、董绳周（2007）、杜云福（2008）、刘睿（2006）、冉光和（2007）等研究结论支持区域金融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艾洪德（2004）、王景武（2005）等的研究则表明区域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相互抑制的关系。华晓龙等（2004）、陈茹s（2007）、陈正凯（2007）等通过研究得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不明显的结论。
六、总结与展望
区域金融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充分借鉴吸收金融发展理论、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地理学以及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分析和解释区域金融现象。我国特殊的区域经济环境、非均衡性和金融调控效果的差异性，使得我国区域金融的研究空间更为广阔，大批国内学者将研究目光从宏观金融向区域金融的中观层次转变，极大地丰富了区域金融研究的内涵，加深了对金融的区域结构、空间分布、运行机制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为区域金融理论的构建起到重要的开创性和推动作用。
但是总体来看，目前并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区域金融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相关研究呈现出“重现象描述轻理论探讨”、“重实证研究轻逻辑思辨”、“重借鉴利用轻自主创新”等特点。具体来讲，理论体系建构层面，研究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的思想创新，主要停留在对区域金融现象的描述和单纯的政策建议上，未能建立区域金融研究的理论架构，对区域金融差异演进规律、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等研究不够深入和细致。比如，由于我国还处于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随着利率的逐步放开，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区域金融市场的资金价格、金融机构行为的区域差异等亟需进一步研究。在实证研究层面，虽然大量的数据和前沿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分析工具得到广泛的应用，但是由于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指导，因此，对方法选取的适用性、模型的合理性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对同一问题的分析结果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影响了对区域金融现象的理解和区域金融理论体系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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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Views and the Progress in the Study on the Regional
Finance in China： A Review
CHEN Xiaolin
（Lanzhou Provincial Sub-branch PBC， Lanzhou Gansu 730000）
关 键 词:区域金融;区域经济;宏观货币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6）04-0014-02
区域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国经济运行的客观现象｡大国经济体系中,经济资源分布､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分工布局等在不同地域间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使大国经济在空间结构上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金融的运行和发展不仅直接反映出经济运行的区域性特点,从而其自身也呈现明显的区域特性,而且,区域经济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金融的推动和调整作用｡有鉴于此,经济学家向来非常重视货币和金融市场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相关文献来自两个方面:区域经济学和宏观货币经济学｡本文介绍了国外关于区域金融研究的进展及其对我国区域金融研究的启示｡
一､西方区域经济学界对区域金融的研究
西方经济学界在考虑区域金融变量的文献中,可分成三个不同的类型:一类文献主要研究的是区域间金融和贸易流如何修正货币乘数;另一类文献试图估计而非解释区域间金融流;第三类是研究区域金融市场的文献,这类文献最丰富,它又分为两个亚类:第一个亚类研究的是区域利率差异问题,而第二亚类研究的是决定区域信贷可得性的因素｡
(一)分析货币政策的区域宏观模型
货币主义主要借助于某种简化形式的模型提出了货币政策的区域影响问题｡而凯恩斯主义则选择开发某种大型的区域宏观模型｡一类宏观模型的目的是评估国家金融变量――主要是利率――的区域影响(尽管他们不直接提出货币政策区域影响的重要性)｡另一类宏观货币模型直接提出货币政策的区域影响,它们或从货币主义的观点,或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
Fishkind(1977)在凯恩斯主义的传统内,为印第安那经济（1958-1973年）建立了一个短期出口基地模型｡该模型由34个方程组成,其中17个是随机的｡模型包括了货币政策全部的三个渠道:(1)资本成本,包括在住房投资方程中;(2)资本的可得性,也包括在住房投资方程中;(3)财富效应｡为了检验美国货币政策对印第安那经济的影响,作者把紧缩性货币政策时期(1969-1970年)和宽松性货币政策时期(1971-1972年)的某些区域经济指标和国家的这些指标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在紧缩性货币政策时期,印第安那经济的增长慢于美国的经济增长;而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时期,印第安那的经济增长与美国相同｡这种不对称行为可用国家经济的相对组成解释｡
Miller(1978)出版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一书,用货币主义的思路分析了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他建立了一个短期､两区域的宏观经济静态乘数模型,把一般的货币主义方法､平衡表和货币供给的区域表述相结合,就能检验货币政策影响区域经济的渠道｡他的模型因而比一般的货币主义前进了一步,包括了区域货币供给机制｡观察模型的数据要求,似乎难以进行经验检验｡事实上,他进行了比较静态练习,以便看到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效应｡结论是,一旦引入区域维度,公开市场操作就不是中立的,每个区域的效应取决于诸如价格､支出的利率弹性､每个区域的货币需求函数､总货币冲击中的相对规模､区域乘数的值等参数｡Miller也建立了一个两区域的简化形式的货币主义模型,从经验上估计每个货币政策的区域影响问题｡
(二)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效应
研究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的文献,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研究公开市场操作从中央到边缘货币市场传递过程中所产生的时滞｡这类文献与美国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历密切相关,主要考虑的是公开市场操作和准备金要求作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控制工具的相对有效性｡赞成公开市场操作的人认为,它非常灵活,容易应用且易于调节｡那些反对公开市场操作的人则认为,准备金要求变化对所有区域性联邦储备区有直接的影响,而公开市场操作从中央市场传递到非中央市场较慢｡从经验上检验调整货币的区域时滞的存在和长度的实践,使得这些争论也在不断变化｡
Scott(1955)估计了公开市场操作从纽约到其余地区传递的时滞｡研究的时期是1951年6月到1953年5月,比较分析了各储备区和银行的自由准备的时间,把自由准备作为限制货币政策效率的反向指标｡结论表明,公开市场操作从中央市场到其余各州的传递有时滞｡Scott推理如下:(1)公开市场操作决定银行储备;(2)银行保持固定自由储备率;(3)银行在自由储备耗尽时通过减少贷款传递紧缩性货币政策;(4)有自由储备的银行不追随一般形式,因此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立｡但不同形式的银行自由储备也可解释为由其他因素如银行和借款人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造成的｡即自由储备率越高的银行,要么是因为它不愿意进一步放贷,要么是因为它们的顾客不愿意增加负债｡
(三)区域货币乘数
文献中与区域货币乘数有关的文章,主要是要证明在引入区域维度时如何修正标准的国民货币乘数模型,即区际经济关系(贸易和金融流)可能对区域货币基础产生的影响｡这一直是Dow（1982）和Moore(1985)等研究的目标,其他研究区域收支不平衡可能对区域收入产生影响的文章也可归入这一类｡当把货币乘数模型用到区域环境中时,和国家层面比较,在区域环境中就出现了基础储备增长的新的来源｡在区域环境中,除了公开市场操作和储备要求变化外,区域货币基础也可能由于区域间真实物流的存在而变化,区域间真实物流产生货币流,即区域间商品和服务或者金融资本的出口(进口)｡
Dow(1982)比较了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两个地区货币乘数的值,结论是,对于前者,国家货币增加的效应会更加扩张,因为其流动性偏好较低､进口倾向较低(扩张后流出少)｡这一模型引入了行为参数,如银行和借款人的流动性偏好,来分析货币变化传递的作用,表明流动性偏好越高的区域,乘数就越低｡认为货币供给仍然是外生变量(在储备驱动的意义上),这一假设,一方面和多数发达经济体银行发展的当前阶段不和谐;另一方面,这一假设对于银行发展的较低水平又可能是合理的｡如果边缘地区的银行受到的储备约束多于核心地区的银行,那么信贷增长能力的差异就会被加深｡
(四)区域间金融流
这类文献主要涉及区域间金融流的估计而不是解释｡这可能反映了区域金融数据的相对缺乏｡Hartland(1949)研究了区域间金融流的均衡性｡其他的早期研究也主要是针对美国进行的,有少数研究是针对西班牙和英国进行的｡此外,区域间的货币流被用于估计城市间的关系｡例如,Lieberson和Schiwirian(1962)利用区域间金融流研究依阿华的城市间关系,而Carlino和Lang(1989)试图用金融交易代替商品交易决定美国各地区的经济关系｡
(五)区域金融市场与利率差异
研究区域利率差异的文献可追述到19世纪末期,绝大多数文献研究了美国的区域利率差异,这部分反映了美国的区域金融数据(特别是利率数据)的可得性｡关于美国区域利率差异的经验文献,根据其对区域利率差异重要性的强调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的主题来自有效市场方法,即试图解释区域利率和国家利率间的紧密关系｡Keleher估计了美国担保贷款和企业贷款的区域利率决定模型｡结论是:区域金融市场是一体化的,区域间利率差异的存在是因为金融资产的成本､风险和性质的不同｡第二类文献试图检验区域间金融流对区域利率差异的敏感性｡Cebula和Zaharoff(1974)构造的美国1950-1971年的区域模型,认为区域存款对利率差不敏感｡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市场被分割,而是区域间风险和成本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阻止资金区域间转移的盈利｡第三类文献探讨了可能解释区域利率差异的因素｡
(六)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西方区域金融研究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研究一体化金融市场内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自从King和Levine(1993)的文章以来,大量经验证据和跨国比较研究证明,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其经济增长能力｡这一结论在一个拥有一体化金融市场的国家内部是否成立,即国内不同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是否对区域经济发展有贡献?Luigi Guiso､Paola Sapienza和Luigi Zingales(2002)以意大利为例,他们的研究表明,在意大利这样一个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的国家,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对中国区域金融研究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同时又处于转型过程中｡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区域金融的不平衡｡而且,由于我国的发展征和转型特征,区域金融的不平衡发展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欧美国家,有其独特性｡中国金融发展的这种独特的区域不平衡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曾康霖(1995)在《要注重研究区域金融》一文中指出:“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沿海与内地,特区与非特区,城市与农村呈现出不同的经济态势和发展趋势,怎样看待这些现象,是需要专门研究的,其别要注重研究区域金融”｡他列举了区域金融研究的若干方面:区域金融差距;区域金融调控;区域银行存贷差;区域基础货币供求;区域派生存款能力;地区性货币贬､升值;区域人口､消费和积累的关系;等等｡
对中国区域金融问题首次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是张军洲博士(1998),他在其专著《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中,把区域金融放在金融发展理论的中观层面,认为区域金融发展理论是宏观金融发展理论与微观金融发展理论的衔接,提出“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现阶段,经济结构处于急剧的变动之中｡这种变动不仅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转换,而且表现在区域经济结构的差异和扩大上,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又与区域金融结构的变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要构造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就必须研究区域金融结构的变动与发展规律问题｡”以此为基础,张军洲对区域金融及其构成要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界定,对中国转型期的区域金融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有许多学者对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展开了研究,如周立､胡鞍钢(2002),周立(2004),郑长德和刘兴容(2003),等等,其中较为系统的是周立(2004)的专著《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0)》,周立通过对中国各地区1978-2000年期间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揭示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描述了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状况,总结出“高增长､低效率”的金融发展总体特征｡作者在分析了金融功能财政化的表现并做出政治经济学解释后,给出了由“汲取金融”转向“建设金融”的政策建议｡
纵观这些研究,虽然有一些有影响的成果,但总体上看,多局限于对某种具体现象的分析,尚未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考虑到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从世界角度看中国区域金融的典型性和特殊性,借鉴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大力开展区域金融研究,创立区域金融学,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指导未来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促进各地区经济增长,实现金融和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军洲.中国区域金融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2]周立.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0)[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沈坤荣， 张成. 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跨地区动态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4，（7）.
[4]艾洪德，徐明圣，郭凯.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4，（7）.
[5]周好文，钟永红.中国金融中介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多变量VAR系统分析[J].金融研究,2004，（6）.
[6]曾康霖.要注重研究区域金融[J].财经科学,1995，（4）.
[7]周立，胡鞍钢.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分析:1978-1999[J].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2）.
关键词：区域金融；差异测度；变化趋势
中图分类号：F832.3
一、引言
金融作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参数之一，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直接影响当地经济，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一直颇有争议，但也形成了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金融发展刺激了长期经济的增长，对生产力的提高有促进作用。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也不断拉大，区域金融同步进入非均衡性发展的时代。
从区域角度来看，我国金融的发展呈现出较强的非均衡性。据《2012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东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个数、从业人员和资产总额在全国占比例最高，其中东部资产总额占比59.5%，中部、西部和东北部资产总额分别占比14.9%、18.5%和7.1% 。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过大会加剧区域经济的差距，不利于我国区域间协调发展战略的推进。在此之际，正确认识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问题的存在，了解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成为解决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的首要问题。
二、文献综述
本部分主要从国外研究与国内研究两部分进行综述。
（一） 国外研究
R.W.Goldsmith在其代表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1969）中最早开始探索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他发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具有同步变化的关系。R.W.Goldsmith提出了以“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FIR）”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该理论的缺陷是研究成果缺乏理论证明，并且未能说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R.Mckinnon提出了以货币化比率（即货币存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但对我国而言，省级或区域的货币存量数据难以收集，因此我国学者较少采用货币化比率来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King和Levine（1993）通过对多国数据的处理，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Luigi Guiso、Paola Sapienza和Luigi Zingales（2004）以居民从当地信贷市场获得贷款的概率为指标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
（二）国内研究
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方向，国内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种。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形成原因、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策略等领域。刘仁伍（2002）最早讨论了金融结构及安全性指标和衡量金融发展可持续性的评估指标，启发了后继学者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张企元（2006）提出了区域金融结构性调控的观点，并建议用贷款总额占GDP的比例来计算“金融相关比率”。杜家廷（2010）从金融地理学视角出发，强调了空间要素在协调区域金融发展中的重要性。
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的研究大部分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测度、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动态特征、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等领域。大量的研究集中于此。李钊、王舒健（2009）以金融聚集理论为依据，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各省份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认为目前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李敬、冉光和、孙晓铎（2008）：通过计算1978-2004年间银行业贷款与GDP之比的基尼系数、泰勒指数和对数利差均值指标来反映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城乡差异和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得出我国区域金融差异经历先缩小后扩大的过程。田菁（2011）选取了金融中介发展指标、资本市场发展指标和保险市场发展指标为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并采用了主成分因子的分析方法和变异系数法对2008年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进行考察，结论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主要表现为金融总量上的差异。
三、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以实证分析为主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选取2000-2012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相关金融经济数据，运用R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现状及这13年来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变动趋势。
（一）数据说明
本文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运行报告及各省统计年鉴，各省GDP、存贷款额均为年度数据，样本期间为2000-2012年，数据均为现价表示。金融相关比率选取为年度存贷款余额与GDP之间的比值，泰尔指数模型采取GDP加权法。
（二）指标模型的选择
本文以金融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作为研究依据，来选择测度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水平的计量指标。
R.W.Goldsmith在研究国别之间的金融发展差异问题时，他选择了金融相关比率FIR（即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价值的比值）作为主要指标。金融相关比率能够较好地反映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因此本文选择了金融相关比率作为指标之一。
鉴于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专门用来测度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模型，本文借用反映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模型来测度金融差异。泰尔指数模型相比于其他反映收入差距模型的最大优势在于，该指数在衡量差异水平时可以将总差距细分为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并可计算出不同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因此选择泰尔指数作为计量模型可以有效地分析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
（三）金融相关比率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直观对比
金融相关比率为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金融活动总量与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反映该国或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在一定的国民财富或国民产值的基础上，金融相关比率越高，则表示相应的金融体系越发达；反之，若金融相关比例越低，则相应的金融体系越不发达。
从图1来看，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东中西三大区域与全国的金融发展变化趋势趋同，其中东部金融发展水平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除东部外，中西部及东北部的金融发展的水平均低于全国水平。
在2000-2003年，三大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有一个较快的增速（除中部在2001年间略有下降），并同时于2003年底达到小峰值；而在2003-2008年，各区域的金融发展水平经历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于2008年底达到谷值；在2009年中，各区域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大幅提高，甚至均超越2003年的峰值时期；在2009-2012期间各区域的金融发展水平较为稳定。
从图2来看，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东中西三大区域与全国金融相关比率差值年度变化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本文将所考察期间分为两个阶段。
在2000-2003年期间，三大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较为动荡，整体呈现出差异迅速扩大势态。在2000年末，东部与西部二者的金融发展处于同一水平，而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二者的差距迅速拉开，东部金融发展水平走高，而西部的金融发展水平则从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下降至低于全国平均；在2000-2002年，东部与中部的差距不断扩大，而在2003年度二者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差异程度仍是三大区域之间的最高水平。西部与中部的金融发展差异经历先快速扩大后快速缩小而后缓慢扩大的过程，2003年底二者的差异水平为考察期间最低。
在2004-2012年，各地区的金融差异水平趋于稳定。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持续走高，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异水平较为稳定，而东部与中部之间的差异则缓慢扩大；中部与西部二者的金融发展差异缓慢扩大。
在2000-2012年的考察期间内，东部金融发展水平一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除2000、2001两年度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之后的11个年度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则一直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无收敛趋势。总而言之，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的金融发展差异总体呈现先震荡式扩大，后平稳维持的状态。
（四）泰尔指数法：差异水平测度的模型选择
泰尔指数的大小反映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大小，二者呈反向变动关系。通过观察和比较泰尔指数的时间序列可以得出所考察年份区间内差异的动态变化，此外也可以利用折线图来更为直观地描述差异的变动。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
其中，N表示地区的个数， 表示第i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f表示全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均值。
将泰尔指数分解为包含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的两部分，设E、M和W和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TE、TM和TW则各自代表这三个区域的区域内金融发展差异，则：
其中GE，GM和GW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区域的GDP占全国GDP的比例， 表示第i个省份的GDP占全国GDP的比例；FE，FM和FW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总额占全国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总额的比例， 表示第i个省份的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总额占全国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总额的比例。
以各区域的GDP占比为权数可以得出区域之间的金融发展差异的泰尔指标：
进一步可得出总的泰尔指数：
用R软件对2000-2012年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得出四大区域年度的泰尔指数。
从图3来看，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在所考察期间内，全国金融发展差异的变动趋势与东部金融发展差异的变动趋势大体趋同，东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水平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除东部外，中部和西部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2000-2002年，东部和中部两大区域的金融发展差异水平有所上升，并于2002年底达到峰值（中部于2001年底达到峰值，2002年较之2001年水平略有下降）；在2003-2004年，东部区域内的金融发展差异经历一个下降的过程，并于2004年底达到谷值；中部在2003年经历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水平大幅下降的过程并在当年年底达到谷值，区域内的金融发展差异于2004年有所升高；而在2000-2004年期间，西部的区域内金融发展差异经历一个缓慢上升的阶段。
在2005-2009年期间，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内的金融发展差异均经历一个缓慢上升的阶段，并于2009年达到小峰值，在此后的2010-2012年，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区域内金融发展差异水平均有所降低。
总的来看，在2000-2012年的考察期内，东部和中部两大区域区域内省际之间的金融发展差异经历先震荡（快速扩大继而迅速缩小）之后较长时期内保持较为稳定的水平；西部区域内省际之间的金融发展差异一直处于较为平稳的水平。
从图4来看，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全国总体差异的变动趋势与组内差异的变动趋势大体趋同，其中，组内差异为全国总体差异的主要部分，贡献率为81.16%～93.60%；组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较小，贡献率为6.40%～18.84%。
在考察期间内，组间差异虽占比较小，但贡献率却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
【关键词】金融发展 区域经济 经济增长
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已为现代经济发展史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证明，而且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为区域金融理论的核心研究内容，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视角上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和拓展。本文依次对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论述，最后突出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其进行详细阐述，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实证研究的新方向。
一、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历来都受到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强烈关注。由于各国学者研究的角度、方法、深度都有所不同，自然也就造成得出收敛和发散两种不同的结论，这也成为如今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因此，我们对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可以归结为均衡发展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两种。
（一）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通过资源合理调配，各区域经济体的发展程度将会趋向统一，这种统一还包括区域经济体内部各产业和各部门的平衡发展。新古典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源于以Solow（1956）和Swan（1973）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他们认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拥有比经济发达地区更快的增长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程度将趋于一致，最终达到均衡发展的状态。但这一理论也存在一个前提假设，就是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且资本、劳动、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是无成本的，不受限制的。
（二）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主张部分地区或者部门先发展起来，再来带动其他地区和部门的联动发展，强调重点地区的重点产业和部门。Myrdal（1948）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认为各区域间的经济进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不对等的，区域间的差距通过“积累性因果循环”，使得初始条件较好地区优势不断巩固，而落后地区则越加贫穷，这就导致了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Perroux（1954）提出增长极理论，他强调的是那些拥有支配地位或者国家主导产业的部门成为增长极，进而联动的影响周围其他地区和产业部门进一步发展。Williamson（1965）提出伴随着一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区域间的人均收入不平等性也出现倒“U”型。就是说，一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区域间的发展水平是不均衡的，但从长远来看，区域间发展水平始终呈现一种收敛的状态，即发展均衡。
二、金融发展理论
（一）国外研究历程
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专门研究金融发展以及从金融角度探讨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的理论。但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尚处于争论的状态。从历史来看，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很早便开始了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他们认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即货币数量的变动并不能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一大批经济学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其中以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理论最为著名。他认为货币能够影响就业、产出等实际经济变量，因而它是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这一理论的提出，了之前古典经济学派统治多年的结论，为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上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究。Gurley和Shaw（1984）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指出，货币是影响产出水平和产出组成的重要因素，并进一步指出了货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Goldsmith（1969）首次提出了金融结构论，并且他也是第一个运用实证方法来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经济学家。他通过分析35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金融结构，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这个概念，并以此作为金融结构发展程度的度量衡，他认为“金融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是平行关系，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它的金融结构规模和复杂程度也会增大”，这项研究虽然存在一定的薄弱点，但它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关系的肯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到了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种“金融压抑论”，主要代表人物是Shaw和Mckinnon（1973）。这种理论认为，实际利率和实际汇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现实条件下，利率和汇率价格的扭曲将会极大的阻碍经济的发展。与“金融抑制”相对，Shaw还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放开过多的金融管制，形成完善的金融市场化体制，消除“金融抑制”，更好的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随着金融深化的展开，问题也随之而来，过渡的金融自由造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学者们开始寻找不同的角度来解释金融与经济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运用内生增长模型，在此基础上加入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来研究两者的关系。这其中要以King和Levine（1993）为代表，他们构造了新的金融中介指标，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