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品牌来源国形象 品牌忠诚度 品牌信任
在产品日益同质化的今天， 品牌成为支撑企业自身成长与发展的一种新的竞争力。一个强势品牌可以收获强烈的顾客忠诚。
消费者对于企业或品牌的信任并非凭空建立，他们会根据企业或品牌所处背景的可信程度来判断。众多研究发现，消费者对进口品牌或国产品牌的评价受诸多或客观或主观因素的影响，其中，消费者往往对国产货给予更正面的评价。与欧美的汽车顾客品牌忠诚度动辄达到40%以上相比，我国汽车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比例明显较低，这是与我国汽车的发展阶段相匹配的。
一、品牌来源国形象与品牌忠诚度的内涵
品牌来源国形象是指消费者基于曾经对某个国家的产品的感受而产生的对于来自该国产品所形成的总体认识。品牌来源国形象分为四个维度：国家发展水平形象、国家政治形象、科技形象、行业地位形象。其中国家发展水平形象指消费者对品牌来源国的综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印象;国家政治形象指消费者通过受到传媒，舆论的影响而得出的品牌来源国政治景象的粗略建构;科技形象是消费者对品牌来源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与成就的大体印象;行业地位形象是指消费者感知的品牌来源国在品牌所处行业的地位。
品牌信任是指消费者在众多品牌中，对某一品牌有信心的态度，包括对品牌能力表现的信任、诚实善良的信任和由此形成的总体信任。品牌忠诚度系消费者在购买决策中，多次表现出来对某个品牌有偏向性的（而非随意的）行为反应。它是一种行为过程，也是一种心理（决策和评估）过程。
每个消费者都有与生俱来的对国货的偏好或对进口货的偏见，这是消费的民族本位现象。消费行为中的民族性偏好这一现象上升为学术概念便称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
二、品牌来源国形象对品牌忠诚度的影响机理研究
（一）理论模型
本文主要以品牌来源国形象通过品牌信任对品牌忠诚进行影响的模型为基本框架，同时考虑到消费者对进口或国产品牌的评价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这一概念引入模型，提出如下研究理论框架，如图所示：
图1：理论模型
品牌来源国会产生 “光环效应 ”和“刻板效应”，会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过去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上都发现来源国背景信任可以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能够促进消费者忠诚，提高顾客感知质量。来源国信任使顾客相信该国企业不会利用信息不对称采取欺骗行为，相反，顾客根据过去与该国企业交易的经历，认为该国企业是诚实的，是值得放心托付的;这样，顾客就对该国企业形成了一种情感上的依赖意愿，进而形成了忠诚。我们将品牌来源国形象分为四个维度，即国家发展水平形象、科技形象、政治形象、产业地位形象，提出假设1：品牌来源国形象的四个维度对消费者品牌忠诚度有显著影响。
消费者经常需要在品牌或产品信息缺失的情况下作出购买决策，信号假说认为消费者需要在品牌来源国背景中收集相关信息，从而降低行为的不确定性，而来源国是一种信号，它可以通过标志品牌的质量和形象而影响消费者对品牌或产品的评价，消费者也会根据来源国来推断产品的属性信息。刻板印象假说认为来源国是一种已经形成的关于国家刻板印象或图式，消费者利用这种刻板印象来评价产品或品牌，如德国汽车是高质量的，大众是德国汽车，所以大众轿车也是高质量的。由此我们提出假设2：品牌来源国形象的四个维度对品牌信任有显著影响。
从信号假说和刻板印象假说可以看出，来源国信任会促进消费者对具体品牌的信任，来源国信任增高/降低时，对品牌的信任也会随之增加/减少，来源国信任通过品牌信任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消费者品牌忠诚和感知质量。据此我们提出假设3：品牌信任在品牌来源国形象对品牌忠诚度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Shimp和Sharma（1987）首先提出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将社会学、心理学上的民族中心主义与营销科学中的消费行为联结，认为消费者面临国产货与外国货的抉择时，会产生对本国产品的认同、偏爱和对外国产品负面抗拒的心理倾向。这种倾向在自身受到外来威胁或非常强大的情形下，表现最为突出。这两位学者构建了测量工具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量CETSCALE（Consumer Ethnocentrism Tendency Scale）。这一研究从美国开始，在发达市场、新兴市场及转型市场得到检验。但学术界缺少对中国市场的研究，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在中国市场的适应性需要进一步论证。据此，我们可以提出假设4：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在品牌来源国形象对品牌信任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
（二）研究过程简述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调查问卷均参考成熟量表题项编制，所有题项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 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数值越大表示对相应问项的同意程度越高，每个题项都采用正向叙述的方式陈述。调查问卷的访问对象是作者身边的汽车拥有者，或者是即将购买汽车的潜在消费者。覆盖的调查人群大体上是具有消费力的城市工薪阶层，共计发放了250份问卷，最终回收问卷225份，有效问卷207份。问卷有效率为92%。
1.信度检验。
在问卷录入工作完成后，首先进行数据的信度检验。通过剔除部分明显可以提高总体信度的题项，得到了最终信度较高的结果。本研究的各变量以及各维度的信度指标Cronbach值绝大多数大于0.8，只有政治形象略低（0.685），说明本研究收集的数据信度水平很高。
2.效度检验。
在对问卷数据做效度因子分析后，发现效度的KMO值普遍大于0.7，显著性普遍为***（***代表p<0.001）。对于因子负荷矩阵方面，我们按照共同度大于0.5、因子负荷量大于0.5，题项只在一个因子上有负荷的原则，得到了最终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如表2-2所示，从KMO，显著性和因子矩阵结果来看，数据的效度也是显著的。信度和效度很高，说明本研究使用成熟量表制成的问卷，调查效果是一致的。
3.假设检验。
首先对假设一和假设二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表示：在自变量的四个维度中，只有政治形象和产业地位两个维度对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影响显著。即：品牌来源国形象（政治形象和产业地位）对消费者品牌忠诚度有显著影响，对品牌信任有显著影响。
接着进行品牌信任在品牌来源国形象对品牌忠诚度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的回归验证，回归结果说明中介作用是完全中介。即：品牌信任在品牌来源国形象对品牌忠诚度的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最后验证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在品牌来源国形象对品牌信任的影响中是否起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逐级回归方法来考察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与品牌信任之间的关系，评估其各自对品牌信任的解释能力。从回归分析里可以得出：自变量整体对品牌信任的解释能力上升了43%（0.499-0.069）。而增加了调节变量后解释能力上升了2%（0.519-0.499）。调节变量与自变量各维度之间的交叉项在回归模型中没有显示出显著性。自变量中仍然只有政治形象和产业地位对品牌信任的影响显著。调节变量对自变量和品牌信任之间的调节关系不显著。
但是根据民族中心主义的特点，抱有民族主义观念，并以这种思想驱动消费倾向的消费者，更容易出现在只购买国货的消费群体中。根据本研究的问卷对象特点，我们选取了样本中的国产品牌汽车消费者（N=23），对这部分数据的民族中心主义调节作用再做一次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结果也不太好，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尤其严重。不过这个回归结果也表现出一些民族中心主义带来的影响，在加入了调节因素民族主义后，对品牌信任的总体反映水平上升了3.3%（R?=0.671-0.638）。考虑到国产车样本只有23的话，我们可以说，在今后的研究中，专门为国产车统计N>200以上的样本，可以更好的验证民族中心主义在对品牌信任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可以得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在品牌来源国形象对品牌信任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作者周边的社会关系为样本，检验了品牌来源国形象通过品牌信任对品牌忠诚的影响，以及民族中心主义在品牌来源国形象对品牌信任的影响中是否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主要结论包括：
1.品牌来源国形象中的国家政治形象和产业地位形象对品牌忠诚以及品牌信任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国家发展水平形象和科技形象则对其影响不显著。
2.品牌信任度对于品牌来源国形象对品牌忠诚的影响起完全中介作用。
3.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于品牌来源国形象对品牌信任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根据假设检验的结果和结论，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框架修改为：
图2：理论框架
（二）管理启示
在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提出时，我们认为品牌来源国形象的四个维度，都对品牌信任和品牌忠诚有显著影响。但是根据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其中只有政治形象和行业地位这两个维度符合假设。由于本文选取的调查对象是汽车品牌忠诚度，德国、美国、日本等作为汽车制造的传统大国，长期以来其良好的政治形象和较高的汽车制造水平也得到了广大中国消费者的认可和信赖。进而促成其品牌信任和消费忠诚。这说明人们长期形成的原产地/刻板印象是很难轻易改变的。据此，政府部门和公共管理机构（如行业协会等）要承担起打造品牌信任的责任，为本土汽车企业创造良好的背景环境，努力打造来源国行业地位声誉，以获取消费者对国产品牌的信任和认同。全国各个行业也能通过这种策略获益。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如何克服消费者心目中关于发达国家的产品优于发展中国家产品这种多少带有成见的心理倾向，是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中国企业要提高消费者品牌忠诚度，不仅要积极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努力通过优化品质、加强研发、个性化服务等手段获取消费者品牌信任，也要积极投资建设国家形象，为打造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形成品牌来源国信任努力尽责。
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也是影响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在本研究中其条件作用并不显著。西方研究者早已发现，民族主义和对具体国家的负面态度能够对消费者行为进行影响，也有研究表明中国消费者对日本的负面态度会影响其产品评价。针对与国外汽车品牌的竞争，可以抓住其品牌来源国的国家形象的弱点，例如日本的右翼政治问题，欧洲的科技竞争力下降问题，美国的霸权主义问题和汽车能耗弱点。有针对性的对特定汽车消费群体进行宣传，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和科技竞争力也在快速成长，经济转型得到举国上下一致推进，通过对消费者进行长期教育，相信可以提升中国汽车品牌的行业地位和在消费者中的美誉度和忠诚度。
王旗，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对外联络部品牌处处长。
【论文摘要】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的工业社会对消费的控制，从而产生了消费伦理问题。本文将对马尔库塞的消费伦理思想及其科学技术根源与消费的当代启示以及如何构建合理的社会消费理念进行初步的探索。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典型，马尔库塞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而消费伦理是马尔库塞伦理思想的有机构成上，他关于消费的论述是非常经典的，对于当代有不可缺少的借鉴作用。
1马尔库塞的消费伦理思想
前工业社会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物质财富匾乏，因此马尔库塞认为，为了文明的进化不受干扰和破坏必须对人的需要进行必要的压抑。在这点上，马尔库塞是赞同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论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的消费观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的财富，当代西方社会借助广告等大众传媒，在全社会的宣扬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制造新的消费需要，使人民沉醉于商品消费中。因此，也给现今社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他们为了追求这种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从而产生了伦理问题，消费不从人的利益出发，追求更大的财富的拥有，采取一些非法行为的方式去满足自己最大的需求，从而给消费也产生负面影响。
2马尔库塞消费伦理的科学技术根源
马尔库塞认为，由于当代工业社会是靠高生产和高消费来维持其存在。无论物质产品的需要和精神产品的需求都遭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使整个社会的消费行为都处于资本主义的控制和管理。实际上，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工具，并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科学技术造成了发达工业的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这些方式满足了人们一定的物质需求，但同时又激起了人们更高的物质需求，使人们处于一种永恒化状态，迫使人们不断去追求更高更新的物质需求。
消费伦理是指消费活动本身的正当性和消费方式的正当性问题，消费伦理教育是指通过观念，舆论和制度的形式促使消费主体进行合理消费的正当消费。我们可以根据消费主体来归属消费行为的责任问题，在消费伦理教育方式上，我们把它细分观念培养观念培养，舆论谴责，制度惩罚三种。
消费主体不同，消费活动的责任就不同。根据不同主体，我们把消费责任分成政府消费责任，企业消费责任和个体消费责任。目前学术界关于消费伦理或消费责任的讨论，多半是向个体提出消费行为的正当诉求，其实这是一种不全面的思考方式。无论是根据数据还是根据经验来判断，政府和企业的消费行为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都远远超过个体的影响。
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消费伦理中的消费伦理观念以节约为基本范畴，但强调的主要应是资源节约。资源主要指那些给生态环境造成压力的物质资源，例如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在人们的消费过程中，占用自然资源的多寡不尽相同，有些占用得多，有些占用得少。传统的节约观没有具体区分消费过程中对自然资源占用的不同情况，以致加剧了经济和伦理的紧张关系。要将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发展经济统一起来，就要在消费伦理观念上教育人们增强社会责任感受，鼓励和引导人们使用占用自然资源少的消费方式。
3消费伦理的当代启示
从马尔库塞的消费伦理中，他的理论告诉我们:物质生活的富裕不会必然带来人生幸福。在一个全面控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它至多能带给人的精神上的愉悦。他的理论还说明，发展虽然以物质财富为基础，但只有当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资本生活需要，人类才能异化的消费和重占有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而且真正意义的发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生态经济；小康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7-0041-1.5
一、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我国发展模式的选择
社会该以何种模式发展？又该如何对待自然环境资源？如何在发展和环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探寻生态危机根源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观点。
高兹在他的《生态学即政治》中提出要保护有限的地球资源，减少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消耗，用分散的技术来开发再生性能源，从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需要专心致志、永无休止地积累，不可能与资本和能源密集型经济相分离，因而必须不断加大原材料与能源的生产量，随之也会出现产能过剩、劳动力富余和经济生态浪费。”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环境被蜕变成了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经常是有毒废料）的下水道。所以，过去500年的历史实际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
此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提倡通过国家推行有效的产业政策来消除或减少因为环境污染而引发的产业发展问题，提倡以一种SHE经济发展模式（Sane“理智的”，Hu-mane“合乎人性的”，Ecological“合乎生态学的”）代替原有的HE经济发展模式（Hyper-Expansionist“高度扩张主义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它要求在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可承载力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张力。这种调整后的经济指标突出了人类的健康与需求，内在地包含了社会正义、人性需求的满足、公民愿望的实现、对收入和劳动的更公平的分配、更好的环境保护、更多的生态投人、更高效率地利用可再生性资源和非再生资源和更好的生态环境可持续性。
二、生态价值思想与我国价值观的生态转向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合理的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力的批判了人类原有的“二元论”思想，批判了人类“控制自然”“支配自然”的价值取向。他们反对人类为了单纯的经济增长而破坏自然，主张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和谐、生产规模与生态平衡同步，主张“弱”人类中心主义，即把人类个体的理性偏好的满足作为价值标准。所谓“理性偏好”，就是指经过理性思考以后所呈现出的合理需要，这种需要实际上也就是不危及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需要。因此，它既是一种追求人的物质和精神全面发展的人类中心主义，也是一种追求人类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把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归为“异化消费”。正如本・阿格尔认为：“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之所以叫异化消费，“一是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协调和集中化的生产过程使人感到缺乏自我和自由劳动的意义，于是就逃避到以广告为中介的商品的消费中去寻找人生意义，到消费中去实现其创造性，人为闲暇而活着；二是因为它把人的满足同消费等同起来，这是对异化消费一种不恰当的补偿；三是因为它把异化劳动当作物质丰饶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而支撑起了异化劳动。因此，他们认为首先消灭异化消费才能消灭异化劳动，进而有效的制止生态危机的产生。虽然异化消费并不是产生异化劳动和生态危机的根源，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能将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探寻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这种批判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思想的分析，使我们意识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期，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实现价值观的生态转向，并以此指导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第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观。在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导致的“人类中心论”的主宰下，人与自然关系被简化为绝对的二元对立，走的是一条片面工业化道路。一方面推动着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断实现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则导致人与自然的异化越来越严重，从而引发出许多危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人和自然平等的价值观，把发展与生态环境紧密联系起来，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
第二，倡导绿色消费模式。随着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我国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可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消费需求无限扩大构成了一对矛盾。因此，我们不能沿袭传统的消费理念，而是要提倡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是一种可持续消费，一种以适度节制消费，避免或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崇尚自然和保护生态等为特征的新型消费行为和过程。它倡导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转变传统的只为实现人类自身价值而一味向自然界索取的非绿色消费方式，转向防止污染、追求健康、降低消耗、杜绝浪费的绿色消费方式，从而达到人类能够世代和谐生存、健康生存和可持续生存的目的。
1 消费主义的产生根源及影响
1.1 消费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消费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条件下产生的。在资本主义初期，早期的资产阶级在新教伦理的支撑下，还能奉行勤俭节约，努力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生产效率得到大幅提高，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的机器化大生产，产出大量的物质产品，亟需人们的消费，于是原来那种奉行节约的消费观已经不能适应甚至束缚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种鼓励消费的思想就应运而生。这种消费主义的产生确实带动了生产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这种消费主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消费主义的盛行对大自然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消费文化的满足需要大量的物质生产作为基础，这样人类就必须加强对自然的压榨，消耗大量的能源和资源，给已经不堪重负的地球增加了负担。耗费了大量的资源生产出来的消费品，其利用效率又是相当低，据统计，大量的消费品只有不到3%利用效率，然后大多数又以废弃物的形式丢弃回大自然中，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另外，消费主义所孕育的消费道德也对人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加重了人类的精神危机，“许多人把无度的消费、物质享乐和消遣当做人生的最大的意义和幸福，把消费水平当做衡量人的尊卑、贵贱、荣辱的尺度。”①
1.2 催生精神危机的消费观
由消费主义派生出的享乐主义或者称物质主义，不仅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更是引发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对于现代文明下的精神危机的产生，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精神已经被大机器生产、科技手段、经济利益、消费欲望、享乐主义所吞噬了。②人们因为精神萎靡转而去追求物质满足，而资本主义社会为满足其经济发展而想方设法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培育一种消费文化，从而又加重了这种精神危机。③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通过对现代技术的批判来揭示现时代人类的精神危机产生的根源。由于人类失去了道德的“拐棍”，现代技术发展成为一种异己力量，使人类陷入了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泥淖，人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道路上，忽视了对精神的追求，从而深陷精神危机之中。马克思也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含有自己的反面 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圣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物质的的黑暗的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④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技术出现异化，它背离人的善良目的逐渐成为一种与人类相对立的异己力量，成为排挤人、奴役人的力量，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受到技术的操纵和奴役，体会不到传统劳动中带来的乐趣，人的身体虽然变得自由了，而精神却进一步被束缚了，这种困境加重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从而助长了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盛行，于是人们只有通过不断地追求物质享受来寻求快乐，但这种物质满足所带来的快乐又是非常短暂的，因此人们在得到短暂的物质享受之后便会变得更加空虚，为了弥补空虚，人们只能又去追求新的物质享受，从而陷入了一个不断追求又不断空虚的怪圈之中。工业文明时代，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破坏自然的工具，而物质力量的强大也反而渐渐成为控制人类精神世界的主导力量，这种力量导致了人类走向精神堕落。
2 重构合乎生态伦理的消费观
2.1 摈弃消费主义的反思
人类自原始渔猎文明到奴隶、封建社会的农耕文明，再到现在的工业文明，人类在逐步远离野蛮和蒙昧，人类的需求也在不断进步。以前的人类只是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就够了，但现在的人类却需要更多，他们不只是简单地满足于人类的个体的生命延续和种群的延续，人类不断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的生活，这是值得我们必须肯定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们不仅需要满足基本生理需求，还需要爱与归属以及自我实现的满足，这是人类得以进步的动力。但是在当代，人们逐渐陷入了消费主义的误区，一味地追求物质享受，失去了道德和精神的追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助长了这种思想的蔓延，通过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来达到保持经济活力的目的。俗话说，欲望就像海水，越喝越渴，而人越渴就越需要喝。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空前膨胀，但是人们却并没有因为物质欲望的满足而变得更幸福，反而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人类成为欲望的奴隶，被物质所奴役。因此，消费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已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2.2 绿色消费
消费主义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深化生态危机，并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要实现自救，走出生态危机，就必须改变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除了运用科学技术的手段，还必须用一种新的、人与自然能和谐共处的伦理道德指引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从消费维度出发，转变消费观念，建立新的消费文化成为人类的必然选择。生态伦理学所提倡的绿色消费正是在基于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之上提出来的。生态伦理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要求人类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主张改变那种认为人是唯一的价值主体的传统思维，强调自然的生态价值远远高于其经济资源价值。“生态伦理学目的，既不是单纯地为人们重新设定规范，也不是在更大的范围放纵个人，而是力求将人的生存与道德要求相结合，在共同的责任面前通过对话、协商形成对整个人类都有约束力的道德规范。在生态伦理学的领域中，任何放纵自我、损人利己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任何放弃对整个人类共同体的责任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绿色消费旨在要求人们合理消费，遵循生态伦理学的道德规范，以实现人类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为目的，回归一种具有东方智慧的“天人合一”、节制欲望的生活态度。绿色消费要求人们合理消费，它主张选择有利于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消费方式。我们要建构一种新的消费伦理，通过新的伦理道德的指引，改变人们落后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改变物质化的人的存在，实现以生态和谐的为精神追求消费观念的转变，从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真正提高生活质量。这种改变需要改变那种追求漂亮房子和豪华车子的贪得无厌，需要改变以物质财富多寡衡量生活质量高低的评价标准，改变奢侈的畸形消费方式。未来的生活方式应该是怎样的，罗马俱乐部的总裁佩西博士认为，未来生活方式应当是一种“低熵”的生活方式，即把能量流动降低到最低限度，人们的道德观和人生观也将发生变化，会将能耗降低到最低限度，不再为占有物质财富而争斗。
3 价值建构的困境及未来展望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启示
[作者简介]王春梅，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副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225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0-0012-0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既是西方绿色政治运动的产物，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崭新形态。是20世纪末以来最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这一流派根据变化的社会现实，从生态危机及由此引发的生态革命中找到与马克思主义新的结合点，他们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形式已经从经济危机转变为生态危机，已经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通过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动因进行理论分析，最终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稳态经济的策略主张，正确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但有利于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质，而且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伴随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而产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科技革命力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通过实行福利政策，缓解了阶级矛盾。但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发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方面的矛盾日益显现和突出，资产阶级追求经济增长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大气污染严重，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速度越来越快；土地资源日益枯竭，土壤沙化、土壤侵蚀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威胁；森林破坏严重；淡水资源短缺；物种灭绝；等等，这些生态危机的出现，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也迫使人们思考问题的根源和寻找解决的办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伴随对生态危机的反思而产生的。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伴随西方发达国家绿色运动的兴起而产生的。到20世纪60-70年代，全球生态危机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特别是随着一系列由于生态失衡引发的公害事件，如美国的“多诺拉烟雾事件”、英国的“伦敦烟雾事件”、日本的“水俣病事件”、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等，使得绿色政治运动兴起，各种生态组织和研究机构应运而生，生态运动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新社会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生态组织和生态运动主张实行生态经济，提倡保护动植物，反对使用核原料和核扩散，他们对工业社会增长的动机和意义提出质疑，主张通过保护环境来维护生态平衡，确保人类有一个和平的、与自然的发展协调一致的生活条件。他们的主张由于较得人心，因此得到了民众的支持，绿色运动不断发展壮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一运动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的生态危机进行揭露、批判和反思的过程中产生的。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威廉・莱易斯和加拿大的本・阿格尔。他们具体的理论观点虽各有差异，但就其基本观点来说，是比较一致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已由经济危机转向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当代工业社会发展的情况，对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各种现象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索。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原来设想的由于利润下降、资本积累，压低工人工资，导致工人失业、贫困化，进而奋起造反，使资本主义处于崩溃的危机理论。没有能够如预期那样发生。现在，由于发达资本主义操纵和协调着社会生产与消费，危机趋向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从经济危机转为生态危机，如阿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源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现代生态危机比经济危机更有可能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的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它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资本主义存在需要不断扩大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然而这势必造成与环境、资源的矛盾，当人们认识到过度消费与环境的冲突日益恶化时，也破灭了对商品无限供给的幻想，开始重新审视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式，并最终寄望予社会变革的方法解决生态危机。
(二)异化消费是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之所以称这种消费为异化消费，是因为这些需求的产生并不是人的真实需要，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如广告操纵、商品装璜的刺激下去疯狂追逐高消费的，人们把消费作为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把消费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因而这种消费是异化的。同时，这种消费仅仅是人们为了逃避异化的劳动过程，把消费当作异化劳动的一种补偿，这种异化消费既不能反映人们的真实需要，还进一步加重自然界的负担。因此，他们认为只有改变这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才能使人去追求人的真实需求，才能消灭“异化劳动”，进而有效地制止生态危机。
(三)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中的生态灾难必须要重新思考工业化的生活方式，摆脱生态危机必须要采取一种较分散、放慢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谓“稳态”，就是维护生态平衡，维持人类的长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的状态，它强调保护自然和理智地使用自然资源以为后代着想，因此，就不应把利润的大小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杠杆，而应该看是否符合生态原则。其实这种稳态经济发展模式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也曾经提到过，他认为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都要稳定化，社会未来的发展必须要从量的标准转向质的标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实现稳态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把资源消耗限制在一种可以维持而又能有效利用的限度内，甚至可以放弃短期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以维持人类的生存和稳定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能满足人类基本需要，但以不损害生态系统为前提；倡导环境道德，反对资本家牟利而损害人类的科学技术，强调产品的耐用、简便，易于回收。尽可能减少废物的产生。
(四)主张用小规模的技术取代高度集中、大规模的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所谓小规模技术，就是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提出的那种既
能适应生态规律，又能尊重人性的“中间技术”、“民主技术”或“具有人性的技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技术上资本和资源高度密集的大规模技术会造成严重的生态后果，而且剥夺了人们的创造性劳动；而小规模技术的设备和规模都较小，易于分散，能源消耗少，对环境的危害较轻，能充分发挥和利用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分散化、非官僚化的生产和管理模式，将强加于工人之上的资本家的管理变为工人管理，有助于逐步克服异化劳动。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具体结合起来的思路，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必须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须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基于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变成了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大规模消耗带来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最终造成自然资源迅速枯竭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沙漠化、“城市病”等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产生，人类遭到自然界狠狠地报复，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人与自然都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的关系，因此，必须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要尊重自然规律。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和爱护自然，而不能随心所欲。盲目蛮干，力所欲为；同时，也不是消极地对待自然，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而是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地能动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之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二)积极发展生态经济。我国人均资源不足，人均耕地、淡水、森林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2％、27.4％和12.8％，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资源的人均拥有储量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长期实行主要依赖增加投资和物质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增长很快，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所谓“生态经济”，是指以生态建设为基础、为目的的经济，它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信息业、生态旅游业、环境保护业等。生态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它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以自然资源的节约为基础，通过开发生态技术实现农业、工业和生产消费品的“绿色化”，降低和防止生产过程和产品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十分突出。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不仅关系到子孙万代的前途命运，而且对全球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在反对发达国家无节制的消耗资源的同时，我国已经确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三)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态建设水平。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科研单位和各种科技力量的技术支持作用。研究开发和推广符合生态规律的生态建设和保护方法、技术，增强科学技术知识对于正确引导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和产品的附加值，提高生态建设的效果；另一方面，我们要吸取之前工业化的经验教训，用更严格的生态指标来衡量科技进步，调控其发展，促进产业生态化，加大环保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从而依靠二者的有机结合和相互协调来推动人类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扩大内需 消费主义 消费方式
扩大内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消费和出口成为拉动经济迅速增长的“三驾马车”。 其中，与消费相比，投资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长期占据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我国凭着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低汇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尤其在东南沿海地区，出口加工型企业与日俱增，从而使我国形成了对外需有高度依赖的外向型的特色经济。然而，随着金融危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波及，仅靠单纯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实现本国经济的长远和跨越式发展，因此必须通过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来推动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经验表明，扩大内需是大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规律，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国的经济最终仍需通过拉动内需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加速推进的重要战略时期，已经进入了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加速升级的关键期，国内市场存在着广泛的市场需求，无论在提高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方面，还是在改善和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方面，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暗藏着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扩大消费需求，党的十报告也明确地提出了“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要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因为对于我国现阶段而言，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据统计，我国的消费率即消费额占GDP的比例自2000年以来一直呈现下降趋势，2011年只有48.2%，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也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落后了30 多个百分点（赵振华、尹依灵，2012）。内需乏力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障碍之一，只有加大消费需求力度，才能实现消费与投资、进口与出口的良性循环，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从我国当前的消费实际来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完善消费政策，优化消费环境，提高消费率，也要视具体情况做出科学选择，提倡理性消费、科学消费、节约资源。值得强调的是，扩大消费需求不是提倡消费主义，更不是提倡浪费，无论是政府消费还是居民的个人消费行为，都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到适可为止。
我国当前的消费主义倾向
消费主义始于19世纪，随着物质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迅猛提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告别短缺经济而进入生产过剩时代，逐步从以生产为核心的社会过渡到消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对消费的依赖越来越重要，消费不仅决定生产，还决定着循环和再生产，资产阶级为了刺激消费，攫取更多利润，不断更新各种促销手段，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进入消费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及强大影响力，消费主义开始蔓延到世界各国角落，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20世纪80年代后，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随着各种西方思潮的涌入，消费主义逐渐开始影响我国。
消费主义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更是一种在行动上强调占有的实践方式，是观念与行为的结合，其核心在于过度的占有和消费，并以此获得社会身份的认同与文化的认同。在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消费的目的已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身的需要和满足，而是幻化为一种不断膨胀的欲望与消费热情，消费的对象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的符号象征价值。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主义所产生的历史条件、社会基础都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如果按照西方消费社会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现在仍未进入消费社会，消费水平是由国民的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来决定的，那么从反映国民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人均GDP来看，有数据显示，美国早在1890年人均GDP已经达到3396美元，到2012年已经达到36300美元，而中国在2012年才达到4700美元，再加上我国广泛存在的城乡差距和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国内的人均GDP并不能够反应人们真实收入水平，但是在中国，消费主义确实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单就拿奢侈品消费来说，中国已俨然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据《世界奢侈品协会2011官方报告蓝皮书》称，2010年2月至2011年3月底，中国奢侈品市场消费超过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全球近三分之二的奢侈品牌进入中国（孙郁婷，201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消费主义不是在大众层面上发生的，而是由一些特殊群体推动的。
笔者认为，中国当代的消费主义主要是由三类群体构成的：
第一类群体是由各级党政机关的中高级官员和重要行业的国企管理者，以及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亲属等构成。对于这类群体而言，体制性的漏洞造成了权力的过分集中，及权力向利益的转化，从而造就了腐败性消费的基础。特别是公款消费领域的腐败，不仅助长了整个社会的的奢靡与享乐风气，更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造成消费不公，激起民众的不满，影响社会稳定与长久。
第二类群体是由目前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行业中的私有企业所有者、管理者以及投资者构成的。对于他们而言，各种形式的炫耀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及浪费性消费都是屡见不鲜的生活方式，在对全球的奢侈品消费做统计的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奢侈品市场价值达到全球奢侈品销售总额的25%，位居世界第二（孙郁婷，2012），全球的奢侈品公司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消费市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富豪特别热衷于奢侈品消费。
第三类群体是国企中、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的会计师、律师、医生及其他专业技术人才。他们有良好的教育基础，并且大部分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或是海归人员。他们是中国目前规模还不算大的中产阶级的主要构成者，由于他们有文化资本的优势，又处于身份区分的需要，也更加容易接受西方消费主义价值观，同时，大众传媒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着和新的阶层结构、新的消费模式相联系的消费理念，消费文化。他们是当代中国消费主义的实践者。
如上所述，中国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主要存在于高收入群体以及一些特殊群体中，但是他们所推崇的这种生活方式正在被其他社会民众所接收和效仿，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正在由高收入群体向其他社会群体所扩散，给中国当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不可避免地带来影响。
由于消费主义是由中高收入者所推崇和实践的，社会上的相当一部分居民并不能维持那种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他们带来严重的心理落差，有些收入不高者甚至是青少年因为痴心于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在没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实施犯罪行为，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我国媒体报道的相关荒唐事件就足以说明消费主义给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带来极大的冲击。
而且，由于消费主义所推崇的是一种“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挥霍型的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它使消费突破了需求的有限性，形成过度消费，造成对资源的极大浪费，进而破坏生态系统平衡，导致生态环境危机，给自然环境带来巨大压力。此外，消费主义风气的盛行更加剧了人们的精神危机，消费主义将人生的意义价值与他所占有与享有的物质财富等同起来，必然会导致人们过度关注个人的物质享受而造成精神世界的空虚，这实质上是否定人的内在价值，把人变成没有灵魂，只知道追求物质的单向度的人，所以，面对消费主义潮流，我们应该少一分盲从，多一份清醒和思索。
遏制消费主义的同时促进科学消费
消费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是随着大众消费的兴起而发展的一种将消费看做是满足自我和实现人生最高目标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上一直都伴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无论是早期的“圈地运动”“羊吃人”等残酷剥削，还是今天的生态环境危机、消费害人等现象，无不是资本主义国家重经济轻社会、重短期利益、轻长期利益的结果，当前，全球化浪潮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发展独领，经济贸易高度繁荣，然而，“一派繁荣美景下却暗藏着资本主义危机：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和失衡，全球财富分配日益不均，少数精英追逐巨利，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由于过分追求效率，公司大幅裁员，社会福利制度面临崩溃，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文明的根基发生动摇，道德沦丧，既有的生活方式发生着根本的变化”（理查德·隆沃思，2002）。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也使消费主义发展成为必然，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陷入了深层危机，消费主义的肆虐更加剧了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消费模式，已经进入了死胡同，使人类陷入了奴役之境。
当前我们提出扩大内需来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方针，值得注意的是扩大内需并不等同于多消费、多浪费，将扩大消费需求等同于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是对扩大内需的极大误解，我们应彻底扬弃与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义，以人的真实需要为出发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消费方式。
扩大内需要坚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根本原则。要顾及自然的承受力度，从人与自然的长远发展角度出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就需要我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奢侈浪费行为归根结底就是对资源的浪费，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消费者每年仅餐饮浪费的食物一年高达2000亿元，相当于两亿人一年的口粮，这种“舌尖上的浪费”的行为任其泛滥必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必然会损毁人类生存的根基，最终导致人类社会大厦的倾覆。
扩大内需要坚持以为民、惠民、富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扩大内需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扩大内需的目标应该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增进人民福祉为目标的，扩大内需尤其要注意改善广大农村居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状况，要满足这些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使之过上更好的生活，要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就业与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建设等措施，在全社会中构建消费政策体系，扩展消费领域，改善消费环境等，扩大居民消费能力，改变有效需求不足的现状，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质量。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勤俭办事，杜绝公费浪费和政府浪费，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厉行节约光荣、铺张浪费可耻的良好氛围。
扩大内需要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消费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更为重要的是，消费满足人的发展所需要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扩大内需的需应该是合理健康之需，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更要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水平，有利于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所以，要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培养健康的消费方式，充分合理利用自由时间，进行精神文化的需要，发展自己的特长和爱好，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愉悦心情，增长见识，扩大社会关系，使自己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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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马克思经济理论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 A
自1825年英国爆发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便在繁荣与萧条中交替运行，由此而产生了各种解释经济危机成因的理论。很多经济学家也对积极危机的成因做了很多的探索，并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其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对西方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更为深远。其突出贡献是运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解释了自由市场调节下的均衡为什么在通常情况下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凯恩斯主意经济理论对西方国家影响深远，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对经济危机的成因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下面就二者的理论进行比较、分析。
凯恩斯旨在通过消费解决生产问题，他一反传统经济学认为生产很重要的观点，把消费提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他看来，一切生产之最后目的，都在于消费。他详细考虑了影响消费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凯恩斯用三个基本心理规律来说明经济危机：第一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第二个心理规律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 ，第三个基本心理规律是所谓的灵活偏好。他认为，一个经济社会的总收入与总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决定于“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在通常情况下，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因为，在他两部门理论假设下，社会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和所组成，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从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这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不足。在这三个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心理因素中，凯恩斯特别强调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他认为在经济繁荣后期一般人对资本品未来收益作乐观预期，同时成本和利率也随着上升，这时投资必然导致资本边际效率下降，从而投资吸引力减弱和人们对货币流动偏好加强，结果使得投资大幅度下降，经济危机爆发。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运用矛盾分析方法，从生产（供给）、交换（市场）、消费（需求）到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危机的成因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
在交换上，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力低下条件下的直接产品交换，是不具有供给和需求严重脱节的可能性，但随着产品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此时，（1）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2）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使商品的买卖在时空上发生了分离与对立；（3）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形成了蕴含货币危机的债务链条。
由此，一方面使商品“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另一方面又使“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这里的关系，笔者认为，既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制度关系，又有在此经济制度下得以充分发展的大工业和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供求关系或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在供给（生产）上，马克思认为，大工业生产方式具有一种跳跃式地扩张能力，他说：“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张的能力”，从而激化了市场供需矛盾，致使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所以，马克思指出：在现代工业周期中，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和首要原因，大工业的这种巨大的迅速扩张的能力，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前提。
从消费（需求）上说，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造成相对人口过剩，失业人数增加，另一方面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由此，必然要造成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相对缩小，形成狭隘的消费和市场，进而产生商品生产与实现的矛盾，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危机的出现，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然而，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的中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所以，他对生产过剩危机的分析，并没有停留于经济现象分析，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中探寻根源。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市场交换领域所蕴含的危机，在简单商品经济下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之间的矛盾所决定，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则是由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
从影响消费或需求的制度来看，既有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技术关系共同决定的资本有机构成制度，也有社会产品的分配制度。其中，社会产品的分配制度对劳动者的收入来源进而对其消费、需求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分配以及由之决定的社会产品的分配是一种对抗性的分配，由于这种对抗性分配制度的存在，决定了劳动者的消费、需求只能局限于狭小的界限之内。概言之，交换、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矛盾运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由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运动所决定，而这些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矛盾运动又是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社会根本经济制度以及由之决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爆发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对比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成因的分析，可以看出凯恩斯对经济过剩成因的分析有如下不足：
（1）其分析的经济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他们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自然永恒的制度，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可侵犯为前提。他们尽管承认市场缺陷，自由市场机制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均衡与资源帕累托配置，但排除经济紧缩、危机与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忽视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研究，只从主观心理因素出发，构建主观色彩浓厚的有效需求这一理论分析的逻辑基点，以此为基础去分析经济紧缩、危机与周期运行的形成机理和治理政策。
（2）其分析视野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他们只是从“内生”的“纯经济子系统”中去分析引起经济周期的成因与治理，忽视“外生”的政治、技术创新、人口、制度变革等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与制约，在一些严格假设基础上，把经济周期的复杂成因简化为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等几个内生变量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生态文明
【作者简介】余维祥，黄冈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北黄冈438000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7-0010-04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面对西方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和生态等现实问题，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原理中找到解决生态问题良方而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生态危机理论、异化消费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
“生态学”一词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9年定义的一个概念：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生物环境和非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长期以来，在西方世界一直存在着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是否具有生态学意蕴甚至是反生态的争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威廉·莱易斯、本·阿格尔、高兹、奥康纳、福斯特等理论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读后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非但没有反生态内容，反而蕴涵着极为丰富的生态学思想，并且对于解决资本主义世界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重构的基础上，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一）生态危机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难以治愈的顽疾。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关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学者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他指出：“（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噪音、工业和商业抢占了迄今为止公众还能涉足的自然区……我们必须反对制度造成的自然污染，如同我们反对精神贫困化一样。”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是由于“技术的资本主义滥用”造成的。莱易斯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错，它只是被资本家用来控制自然的一个工具，而不是导致生态问题的根源。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根源是控制自然的观念，而最终目标是对人的控制。阿格尔则进一步将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归咎于异化的消费观和技术观。因此生态危机将是今后批判资本主义的切入点。阿格尔提出了“异化消费”和“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两个概念。所谓“异化消费”指的是人类用获得商品的办法去补偿其令人厌烦的非创造性的，而且往往是报酬不足的劳动生活。人们把专注于商品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因而这种消费是异化的。“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则指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真正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危机，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使得生态环境灾难向全球蔓延，形成了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在此种背景下，詹姆斯·奥康纳博士开始重申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坚持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理论价值。”奥康纳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概括为第一类矛盾，而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称为第二类矛盾。他认为正是这两类矛盾的相互作用，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而资本积累以及由此造成的全球发展不平衡是双重危机存在的原因，因为资本积累必然带来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直至衰竭，而“不平衡发展的资本主义对成千上万的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灾难”，加重了生态的不平衡。应该说，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美国著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中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集中批判。“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严重依赖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一直靠全球环境不断被系统地剥夺其自然财富得以维持。环境被蜕变成了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经常是有毒废料）的下水道。所以，过去500年的历史实际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乃至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反生态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爆发也是必然的。
（二）异化消费理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专门论述过消费异化问题，但是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的思想不仅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理论的形成而且为我们进行消费异化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依据。
弗洛姆的异化消费理论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发展。弗洛姆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条件下，人们的消费行为已经与消费品本身的使用价值相异化，“我们获得物品就是为了占有它们，我们满足于无使用价值的占有”。弗洛姆进而指出：“我们的消费方式必然导致我们永不知满足，因为我们不是以真实具体的人来消费真实具体的物。于是，我们产生了愈来愈多的需要，需要更多的东西，更大的消费。”人们消费的目的本来是为了维持生命和促进发展，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广告等媒体的宣传和琳琅满目商品的诱惑下，消费成为一种时尚。人们不是从使用物品中得到满足，而是从购买商品中获得快乐。“对消费不断增长的需要迫使我们不断地去购买，从而使我们依赖于这种膨胀的消费需求，依赖于那些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人和机构。”弗洛姆要告诉人们的是，人本来是消费的主导者，但是由于追逐消费而使人们依赖于消费品，依赖于那些提供消费品的个人和机构，成为被动的消费者。在这种异化消费中，人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本·阿格尔认为是异化消费直接导致了生态危机。阿格尔指出：“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它使需求适应某种商标名称的产品，而不是适应‘纯’产品本身……发达工业社会及其高集约度的市场布局的特征在于：（1）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为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2）人们把贯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在阿格尔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异化消费和过度生产的原因，一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资本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和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必然会不断地扩大其生产规模，并且通过广告等媒体在全社会大肆宣扬消费主义观念，灌输消费主义生存方式。二是“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这是一种“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这样一来，消费主义之风愈演愈烈，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生态灾难在所难免。
（三）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成为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利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生产领域具体表现为物质代谢链条的断裂，马克思将其称之为新陈代谢断裂或物质变换裂缝。福斯特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我们今天思考生态问题的最直接贡献。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自然界中的各个因素都处于物质交换与循环过程之中，人与自然界中的有机生物、无机物质都应遵循物质代谢规律。参与周而复始的物质转换，以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一般来说，自然生态系统有其自我修复能力。但这种能力是有限的，当人类的活动超出一定界限时，平衡将会被打破。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城乡之间相互敌对的分裂，使这种新陈代谢中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断裂”。“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汇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变换裂缝，不只存在于一国范围，而且具有全球性。他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一书中指出，对马克思来说，社会层面上与城乡对立分工相联系的物质变换裂缝，也是全球层面上物质变换裂缝的一个证据。
二
20世纪中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进入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主导着世界经济的走向，它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其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广大发展中国家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先后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经济增长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也由少数国家蔓延到整个世界，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也没有幸免于难。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社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经济总量目前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与此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尽管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然而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仍然难以遏制。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理论的指导。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
（一）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在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工农业生产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尚处于自然界自我修复的范围之内，生产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并不十分突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和谐。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是有限的，而人类的活动却是无限的。人类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就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扩大生产规模，自从西方工业化以来，人对自然的影响大大地超过了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大自然已无力进行自我修复，生态问题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已完成了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尚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生态问题都是绕不开的尖锐问题。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当前也面临着非常大的生态环境压力，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已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问题上寻求一个万全之策，实现双赢，生态文明建设不失为一项务实之举。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我们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观，要让全体社会成员认识到，人和自然不是对立的双方，而应是和谐相处的统一体。人是自然之子，是大自然孕育和哺育了人类，保证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人类在利用自然和开发自然的过程中，既要充分考虑无机世界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又要时时刻刻考虑有机世界生物物种的生存和延续的需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相协调。
（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支撑。生态补偿是通过调节生态环境利用、保护和建设过程中相关方（主体和客体）的利益关系，使生态环境利用、保护和建设行为的外部效应内部化，以保护、改善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的一种手段或制度安排。生态补偿理论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然而生态补偿实践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了。1978年国务院批转林业总局《关于在“三北”（东北、华北、西北）风沙危害、水土流失的重点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的规划》规定：1978～1985年。在此地区建设533.33万公顷的防护林，以保护生态环境、治理风沙源。20世纪70年代四川青城山森林生态补偿是我国较早的生态补偿实践之一。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并完善有偿使用自然资源和恢复生态环境的经济补偿机制，标志着我国生态补偿制度在全社会推行迄今为止，我国已实行和正在实行的重大生态补偿工程主要包括三北及长江流域等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采取的生态补偿方式主要有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专项基金、资源税费、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税收优惠、经济合作政策、国际组织捐赠等。尽管这些生态补偿工程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生态效益，但是离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当前我国生态补偿实践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缺乏全国统一、可持续的生态补偿政策，同时在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缺乏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因此生态补偿政策难以反映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二是政策执行不力。由于缺乏相对独立的政策执行机构，生态补偿政策往往依赖地方政府来执行，地方保护主义是最大的障碍。三是补偿标准过低、补偿方式需要创新。因此，今后要加强生态补偿理论的研究，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加大生态补偿政策的执行力度。使生态补偿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提高全民生态保护意识。激发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打一场持久的生态环境保护的“人民战争”。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界是客观的、被动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由于人类的非理性活动和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才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引发了生态危机的发生。因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要靠人类的自觉行动。生态环境保护固然需要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但是如果离开了民众的参与，其结果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要加强生态文化建设，使全体社会成员认识到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性。以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培育生态保护意识，引导民众积极自觉地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异化消费除了生产企业的提倡和诱导之外，消费者对消费品毫无节制的追求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显然，只有社会成员有了生态保护的意识，才能自觉抵制攀比消费、铺张消费、奢华消费、挥霍消费等过度消费，倡导适度消费，养成消费自觉，抑制异化消费的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