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CCT 消费周期 认同工程
引言
目前“消费者文化理论”（CCT，Consumer Culture Theory）还不是一套系统理论，而是指涉一系列强调消费者行为、市场和文化意义之间动态联系的理论观点。尽管CCT的研究者们有着各种迥异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他们仍然共享一种指向文化复杂性研究的公共理论标准，这种文化复杂性程度将其各自的研究努力联系在一起。
与其将文化视为共享情感、生活方式和由社会成员共享的统一价值（如美国人共享一种文化，而日本人则共享另一种文化），还不如说CCT更重在探索意义的同质贡献和重叠文化分群的复杂性。这种文化分群存在于更广泛的全球化和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性框架中。因此，消费者文化通过市场中介，为“生活文化”和“社会资源、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符号及其依附的物质资源”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种社会安排。对市场制造商品和刺激渴望的营销符号的消费，是消费者文化的中心，然而这一系统的持续和再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日常生活中各人私人层面的自由选择实践（Holt，2002）。
CCT将文化定义为一种体验、意义和行为的结构。消费者文化及其传递的市场认知框定了消费者们可感知的行为、感觉和思维的标准，使消费者个体更可能制造出特定的行为方式和作出有意义的解析。CCT还强调消费者传统及生活方式有混和、碎化、多元化、流动性等动态特性。众多学者考察了CCT的心理科学基础和方法认知标准，并在具体领域探讨了该理论的贡献。这些研究带动了理论界从多角度对社会、文化以及发展关于消费者和消费间不同知识主体展开广泛研究。
CCT的研究内容
消费者文化理论围绕着一系列与以下关系相关的理论问题而展开：消费者的个人与集体认同；消费者现有世界创造和体现的文化；潜藏与表面之下的体验、过程和结构。不仅如此，CCT还展现了这些消费者文化动态特性的社会逻辑层级的性质和动态特征。在进行这项工程的过程中，CCT研究者整合了一个跨学科的理论主体，以此来发展新的解析理论框架，此框架可以详细阐释驱动消费周期的社会文化动态特性，又可以用于提出从四种内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催生的理论探讨。
（一）对消费周期的阐述
CCT的主要研究者鼓励对于消费的文本、符号和体验层面进行调查。他们将消费周期分解为一个包含获取、消费、占有以及丢弃的过程，并解释了获取行为的符号、表现和体验层面、交易行为及关系的社会文化复杂性和赠品等内容，为消费现象研究打下了基础。
以往的CCT研究将消费及占有行为（尤其是享乐主义、艺术审美和仪式主义维度）纳入消费现象研究之中，并对消费者的协商角色与认同转换高度重视，但丢弃行为却受到相对较少的关注。
从更广的层面看，CCT的研究强调了消费的生产层面。CCT考察了消费者积极再造和转换编码的模式以及其在广告、品牌、零售店或物质商品中的符号意义，并认为这些模式彰显了消费者的个人及社会环境，并从中提升了他们的认同和生活方式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为消费者们提供了广泛而异质的资源，供他们构建个体及集体认同。
（二）CCT的四种研究工程
1.消费者认同工程。CCT认为消费者通过市场制造的物质而共同生产出商品的意义。此推断的前提是：市场是杰出的神话和符号资源，消费者（包括缺乏资源而无法充分参与市场中的人们）可以以此来建构认同。从这一层面而言，消费者可被感知为认同的追求者和制造者。消费者认同工程被认为是目标驱动的代表，但其追求的目标往往在本质上是隐而不现的，所以常被贴上内在相互矛盾和模糊不清的标签。这些复杂性常常造成了消费者会使用众多的应对战略、补偿机制和表面对立意义及想法并行。
CCT研究者认为市场为消费者制造了可供消费者选择的特定位置。当个体们能够且确实通过这些消费者追求个人初始目标时，他们就是显示并个性化了文化脚本，这种脚本将他们的认同与一种消费驱动型全球经济的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据此，Kozinets探讨了影迷的认同在与不切实际的念头及其通过公司媒介而达成的合作相联系的情况下的构成。Belk等考察了被全球化公司资本主义话语传播的市场意念构建具有渴望的消费者主体的过程。Grayson 和 Martinec从同样的角度解释了真实性的体验（娱乐的背景下）与特定形式的含义（指导且讽刺的真实性），指出消费者对这些不同符号形式相应的富于想象和幻想导向提升系统相关。
2.市场文化。市场文化的研究强调市场文化与那些将人当作文化承载者的传统人类学观点相反，它们视消费者为文化的制造者。该角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消费，作为一种主要的人类实践，其出现是如何为人们的集群行为提供意义的，且反之又如何？致力于市场文化的CCT研究一直在努力解密消费者文化是如何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过程，且此过程对于经历过它的人而言又有什么启示。该角度研究审视了北美、非洲、亚洲和东欧等领域的市场文化。
CCT研究的这一方面也强调消费者是如何融合社会团结感，如何通过追求共同的消费者兴趣而创造独特的、碎化、自我选择的、有时是瞬间的文化世界的。不管是被定义为一种消费的亚文化、一个消费世界、一种消费者微观文化还是一种消费者文化，这种CCT的本性都基于Maffesoli（1996）关于新部落主义的理念。根据Meffesoli的看法，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经济变革的力量已经显着地侵蚀了社会性的传统基础，取而代之的是鼓励一种围绕者对个人独特性、生活方式上的自的永无止境的追求而展开的激进个人主义的主旋律。对应于这些正逐渐孤立和隔绝的境况，消费者形成了更多短暂的集体认同并更多参与基于共同生活方式、空闲副业、团结仪式等形式的群体。
大多数关于市场亚文化的初始研究都集中于青年亚文化（Thornton 1996）。这些研究突出了体验消费活动，如蹦极，球迷影迷、反文化生活方式和短暂的消费社区，是如何在共享信念、意义、神话、仪式、社会实践和地位中形成集体认同的。
以上研究表明，市场文化常通过正在进行的与主流（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规则及主流消费者感性的对立来定义其符号世界。与亚文化的古典社会逻辑描述相反，在这些群体内部的社会地位并不通过坚持整个消费规范来达成，而是通过展示本地化的文化资本及聚集、再造和创新由群体成员共享的符号资源的技能来得以建立。
3.消费的社会历史类型。消费的社会历史类型专注于消费者行为对制度和社会结构的系统影响，即什么是消费社会以及它是如何形成且维系的。
一系列研究调查了社会阶级等级、性别、种族、家庭、家族和其它群体对消费者选择及行为的塑造。Holt研究了由社会阶级分派的文化资本资源对消费偏好的系统性构造。Wallendorf认为作为有效消费者的一种基础技能的文学是依阶级及种族而分配。Allen揭示了文化资本资源模式如何影响工作阶层消费者的选择。
CCT审视了消费者体验、信念系统、实践和这些潜藏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举例而言，关于品牌社区的研究表明：虽然没有地域上的限制，但这些品牌社区仍然是传统的社区代表。而通过商业品牌的消费来建构社区的明显意图，仍是这种社区的特征（Muniz and O`Guinn，2000）。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后同化主义消费者研究指出：部落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已经成为了超文化的社会固定认同的一部分（Askegaard Arnould and Kjeldgaard，2005；Oswald，1999）。文化在社会的作用下，被重造成为了可以消费的事物（化妆品、食物、飞机、音乐）（Penaloza，1994）。
4.大众传媒市场认知论和消费者的解析战略。CCT系统考察了消费者认知和消费者思想及行为的意义。此研究层面的问题包括以下方面：商业媒介传送了什么样关于消费的规范信息；消费者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来形成正式的回应。在该研究工程中，消费者被视为解析意义的对象，其意义创造活动可能会遵循广告和大众媒介中所描述的消费者认同和生活方式，但也可能会有意识地偏离这些广告和大众媒介的认知指导。例如Scott认为消费者符号会导致广告运作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CCT将流行文化文本解读为传递市场认知的生活方式及认同指示和理想的消费者类型。通过解码和解构这些大众媒介的市场认知，消费者文化理论者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系统如何激发消费者渴望特定的认同和生活方式理念。例如Mick和Buhl发现消费者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环境会影响其广告阅读习惯，消费者会将广告扭转为适合其生活环境的认知来理解。
由于CCT将消费者视为主动而非被动的受骗者，所以各种各样的消费者抵制方式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了商业传媒及营销的主要范式认知影响。消费者努力形成否定主流消费者主义规范的生活方式或是直接地挑战公司权威。例如Kozinets和Handelman就对“消费者与消费者行为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这一基本假设提出质疑。
结论
CCT将个体层面的意义与不同层次的文化进程系统相联系，并将这些联系纳入历史及市场背景，其核心是：消费是一种由历史塑造的社会文化实践，它存在于动态市场的结构及认知需求中。CCT还强调对任何一位既定的消费者而言，一般意义的世界既不是统一稳固也不是明显理性的。许多消费者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幻想和现实的混和来构建的，且他们使用消费来体验这种真实。而且，基于文化资本理念，CCT能广泛地追求一种文化上广为人知的资源基础的消费者理论。这种消费者中心理论将调查消费者在竞争品牌和服务供给之间如何配置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并如何使用它们来丰富自身的财富。这一理论创新会引导人们关注关于消费者价值共同创造的理论。
消费者研究是一个重要且成熟的领域，不仅因为它正稳定地朝一种单一的理论主题发展，更因为它能生产并支持多种混杂的理论对话，每个对话都依赖其特定的理论问题。但不同对话不会妨碍交叉范式的涉入及丰富。归功于共享一种共同的学科矩阵，广泛的主题关注将不同的消费者研究领域联系在一起，且使消费者研究者可以从一系列中心主题的理论对话阵营中挪用和互相补充想法、方法和内容。通过文本化再造，CCT研究重塑和新生了核心解析构造，如品牌忠诚、消费生活方式，零售体验；广告信息加工；消费者满意和消费者参与。
但总体而言，CCT在宏观层面上的研究较少。所以，如何通过商品来讲述文化历史，这可能是CCT将来要面临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从总体上指出了消费的社会历史显著性，还会影响与营销相关的学术和社会对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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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olt， Douglas B.，Craig J. Thompson.Man-of-Action Heroes： The Pursuit of Heroic Masculinity in Everyday Consumpt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1 （September），2004
关键词：马克思；消费理论；研究综述
马克思的消费理论体现出马克思对消费问题的深入思考。马克思阐述消费理论不仅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当前的社会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内关于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研究，紧紧围绕马克思消费理论为主线展开研究，主要涉及到马克思消费理论的渊源研究，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内容及含义界定的研究，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现代意义研究以及马克思消费理论本身的继承和发展研究等方面。
一、关于马克思消费理论渊源的研究
在这方面，很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并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马克思消费思想是其在对当时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包括消费在内的经济问题进行剖析并对资产阶级的消费理论进行尖锐批判中诞生的。 董升认为，“在马克思以前资产阶级没有把消费作为重点，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也有专门论述消费的，但都是在研究生产的情况下附带一下。” 随着基本矛盾的不断激化，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日益凸显，消费才逐渐成为引起重视的问题。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真正原因所在，只能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去认识消费问题，力图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进行辩说，陷入了对当时社会消费问题认识的误区，这就不能科学地对消费运行加以把握。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包括消费理论在内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剖析和批判，从而创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消费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悦书认为，“马克思的消费理论体现了他对消费现象的一种综合思考，即从经济学的视角切入，展现出消费现象的多种深层内涵”，“而马克思的这一研究首先是从对已存在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以及到那时为止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理论的有力批判开始的。” 王彩琴也提出了对此的认识，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庸俗消费论，不能仅仅看到生产在社会生产中是起点环节，消费是社会生产的最终环节，分配和交换是整个生产运行的中间环节，在生产和消费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马克思认为这样来理解消费是“浮浅的表象”，因为消费与生产、分配、交换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尤其是要重点分析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李雨燕认为，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消费进行批判之后，马克思对理想性消费进行了构想，并把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环节之一，而消费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二、关于马克思消费理论内容及含义界定的研究
魏红霞研究指出，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清晰且深刻地论证了消费和生产的对立统一性，指明了消费环节在社会再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李长春、蒋和胜认为，马克思消费理论是从属于马克思确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目的的，在马克思看来，消费是一种受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制约的行为，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马克思依次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中的消费问题，形成了其完整的消费理论体系。 黄立研究指出，马克思为了对消费进行更好的区分，对消费依据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加以分类，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有着清晰的描述。马克思说在《资本论》中说到：“这种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产品当作活的个人的生活资料来消费，而前者把产品当作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来消费。因此，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生产消费的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 刘小怡也对马克思消费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马克思从需求的角度，也对消费需要加以了分类。根据需要产生的根源，马克思把消费需要划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的需要，另一种是精神的需要。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表现为不同的需要层次，这就可以把需要划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从需要的性质来看，处理消费的需要之外，马克思还提到了另外一种需要，即占有的需要。占有又包括两种：以消费为目的占有和纯粹以占有为目的占有。 邹升平在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逻辑内涵进行研究之后，提出了对消费的内涵界定：“从广义讲，消费这一范畴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另一种消费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消费。马克思谓之个人消费的生活消费，它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或最终目的。”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生产消费属于生产因而很重要，生活消费也并非仅仅是对物质产品的消耗，因而是消极和无足轻重的。相反，生活消费在整个社会再生产环节中，同样具有积极革命的意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它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反作用。” 刘建军在研究中认为马克思在研究消费问题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并非仅就消费研究消费，而是把消费放在一个更大的经济体系中加以研究，尤其是联系社会生产以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作用来揭示消费的性质、特征及其作用。此外还给出了马克思的消费和生产的关系：“生产的消费”与“消费的生产”；消费与生产是直接同一和直接对立的。“生产媒介着消费”、“消费也媒介着生产”：消费和生产相互媒介。 王瑞华给出的定义是：在消费经济理论中，消费是与生产相对的概念，是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环节之一。从形式上看，消费是人们通过对各种劳动的使用和消耗，以满足其各方面需要的行为。从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上看，消费则是与生产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创造的运动。 南京大学唐正东认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从资本统治模式的复杂性的角度揭示了消费过程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下生产的发展性角度阐明如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消费过程所滋生的观念拜物教。
三、关于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现代意义的研究
孙世强认为，马克思消费理论是原生性的指导理论和认识方法，不仅仅从历史和逻辑演化角度展现消费伦理演化规律，而且为现有消费伦理、内容和实现机制的正确性、方向性研判提供了一个基础性和原则性平台。 吴薇的《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消费经济理论及当代价值》一文，研究了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消费理论，探讨了马克思消费经济理论的时代意义，指出马克思的消费经济理论有利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理论的形成，在当前改革开放进程中可以用来引导经济建设，升级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和谐，意义重大，因此要针对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展开研究，重视消费经济理论的研究，关注消费实践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马桂云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述的基本原理，对任何社会的经济生活都具有指导意义，而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生活更有首直接指导意义。” 马桂云分析了马克思消费理论，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长期、稳定、协调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要通过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而这就需要更好地认识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赵洵观点认为，在马克思阐述消费理论的相关著作中，《詹姆斯・穆勒一书摘要》应该是极为重要的一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在其中表露出了他深邃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体现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当中，对于认识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马克思研究了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并在此基础之上对穆勒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和吸收，发表了对消费的深刻认识。在穆勒的这个文本中，消费被分为“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前者是生产的手段，后者则是目的。 蒋建国的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理论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弊病，有利于人们清醒看到西方消费文化的历史根源及其弊端，因而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构建社会主义的消费文化，要对马克思消费思想加以深刻认识，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的基本原理，根据我国的消费文化现状，深刻把握我国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和本质要求，构建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消费文化，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三个维度推动消费文化的发展。 王瑞华从消费观的角度也对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进行了研究，他在其文章中指出，马克思的消费理论是系统化的广义的大消费观，这就要区别于那种就消费论消费的狭义的消费观。从这种消费观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消费理论对当今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消费问题，比如消费主义的渗透、生态环境的危机、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等问题都有着积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孙世强认为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消费规律在今天仍然具有指导和警示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要注重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市场机制的指导作用，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运用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并在坚持马克思消费理论根基的前提下，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研究方法加以发展，从而对现实的中国消费问题能够加以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转换研究对象，将研究视角从资本主义制度转向社会主义制度。”
四、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发展研究
邢玉升、褚良子认为，依据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关于生产必然经历外延扩大再生产向内涵扩大再生产转化，进而带动消费的转化理论，必须针对当前我国的具体消费实践研究城乡居民的消费状况及发展趋势寻找扩大居民消费的有效措施，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 魏红霞认为，要进一步挖掘马克思消费理论，深刻认识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经济价值和伦理价值，把握这两个维度的辩证关系，有利于科学解决我国社会转型期消费内需的不足，规导和抵制当前消费领域中呈现的消费主义倾向，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 赵安东、杨春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结构性矛盾，就要依据马克思关于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原理，重视消费者的主体地位，规范收入分配，平衡收入差距，引导消费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孙国志、丁长青指出，根据马克思消费思想，我国当前应妥善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在生产上要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在消费理念上树立可持续消费理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消费和谐。 李彦和认为，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消费思想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在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核心的消费思想。而伴随着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首先表现在消费思想的核心上。消费思想的核心概括地说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实行市场经济，主要以市场配置消费资源，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在差别消费中走向共同富裕。” 杨宏认为，马克思、列宁在其经典著作中阐述了消费理论的核心内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提出了适合中国特点的消费经济思想，改革开放以来的消费实践采取了大力发展生产、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消费理论，进入21世纪，又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消费理论，这些新的理论成果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已有研究就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具体内容及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现实意义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这些研究成果也尝试着从各个角度和方面去解读马克思消费理论对于当今中国现实消费的重大指导意义。同时这些研究可以提醒我们要时刻注意我国的消费现状及应该发展的方向。但是马克思对消费问题的认识不是仅就消费研究消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突出特点是把消费放在更大的经济体系中研究，即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作用中展开思考。所以，对于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研究还有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系统的地方。例如相当多的研究侧重于马克思消费理论的某一方面、某一部分的研究，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整体研究还待提升，理论研究上还需要对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在深度也还有很大空间，具体内容的分析也还可以深入，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现实意义的探讨也可以联系实际给予更紧密的联系。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消费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社会消费发展的指导意义。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消费大国，研究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消费理论，科学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消费发展战略，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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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主义；戏曲；话剧；电影
中图分类号：J8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1-0008-02
一、消费主义的概论
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理论家鲍德里亚，其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的基础是消费社会理论，因此在对社会现状进行了分析后，得出了“当代社会是消费社会”的结论。
消费社会的理论基础在于消费主义，这是20世纪后现代思潮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它是指导和调节人们在消费方面的行动和关系的原则、思想、愿望、情绪及相应实践的总称，主要原则是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
在消费主义的观念中，消费者的欲望、需要和情感成为资本作用、控制和操纵的对象。因此今天的生产不仅仅是产品的生产，同时是消费欲望的生产和消费激情的生产，是消费者的生产。
二、消费构成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主义形成了“无物不可以消费”的基本社会观念，从表象来说，这种观念服从于西方社会中的“人人平等”，只要有钱，大家在消费面前都是一样的。但是消费并没有使整个社会更加趋于一致，因为消费社会的消费本身就会重新产生等级和阶级特权。
例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箱包和服装是人人必备的，但是由于品牌的不同，这些必需品的价格就不同，从十几元到十几万元，其中的差别就是品牌。站在社会贵族阶层的人能消费价格昂贵的产品，而绝大多数平民只能望而兴叹。这种消费本身就划分了社会的等级，因为这种平等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三、消费社会的特征与危机
消费社会的特征带来了一个社会危机，就是人的生存意义改变了。人存在于世界上最大的目的和动机就是消费，在消费中完成自我价值的提升。在美国，人的价值就直接被定义在金钱的获取和消费的过程中。
四、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消费主义结合表现的新特征
文化消费，是消费主义与文化的结合。这里的文化消费并不是简单指区别于高雅文化的快餐文化，而是指在完全遵守消费主义理论的前提下的一种文化现象。简单来说，就是文化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生产过程始终是按照文化本身的功能和审美性来进行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消费主义思想的侵入，文化也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体现人的价值的具有符号性的商品。这样的转变不仅是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上，更是在审美价值的传承上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谈中国当代艺术与消费主义结合表现的新特征。
（一）从《恋爱的犀牛》到都市话剧的兴盛
中国话剧上世纪初在日本发端，再到戏曲艺人的改革，再到五四时期对易卜生的学习，逐步发展到现在。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的话剧被称为实验戏剧，简单来说，就是打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性戏剧，宣扬布莱希特的叙事性戏剧的时期。涌现出像牟森、林兆华、孟京辉等实验先锋戏剧导演。
在传统与现代的分岔路上，1999年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堪称代表作。2009年，《恋爱的犀牛》上演十年，回顾十年的票房，经久不衰。话剧作为一个高雅的小众艺术，为何能在市场上获得如此好的收获，这其中的秘密与消费主义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恋爱的犀牛》从1999年到现在，一共经历过6个版本，我们对孟京辉的评价的分界点也就是从这个话剧开始的，用“走向人民”、“消除审美间隔”来形容他的创作。
在这之前的话剧，大多选择时事话题，也就是我们说的主旋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观众不再喜欢这样的故事，认为脱离自己的审美情趣。
《恋爱的犀牛》选择的是爱情，最重要的是，《恋爱的犀牛》不仅仅是在讲爱情，它更是在探讨在物质时代对纯粹爱情的坚守，以及人在物质压力下的变态。在世纪之交，这样的主题无疑是切中了年轻人最关注的核心问题。
戏谑喜剧与“孟式”，这是孟京辉话剧的最大特点，简单来说，就是喜剧效果特别成功。他所带给观众的笑是一种充满了智慧和生活气息的笑。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会出现一种技巧，被称为“戏仿”。“戏仿”的意义就是将各类经典中的片段或大众现实生活中最流行的思想、语言、行为方式“复制粘贴”到戏剧中，由于语境的置换，使之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极大地符合了年轻人的口味。
很多观众都说，看孟京辉的戏是一种享受，这种享受不亚于电影带给我们的快乐。确实，在孟京辉的努力下，更多的人进了剧院，了解话剧，喜欢话剧。不能不说，孟京辉找到了一条适应于消费社会的话剧的发展道路。
（二）白领戏剧的兴起
“白领戏剧”这个词，是近年来对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一系列话剧的概括，也是上海小剧场戏剧发展的一个走向。
从《留守女士》开始，上海话剧走上了一条关注民生的道路，但是区别于主旋律，上海话剧更具有小资情结，集中表现在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城市里年轻人的生活和爱情，如：异性合租、合约爱情、闪婚、隐婚、网恋、出轨等。
这样的话剧，创作期短，成本低，每一场演出只要能有200人的票房就能支撑，因此意外地获得了良好的市场。更令人意外的是这类话剧的观众群主要来源于社会上真正的所谓的白领阶层，他们逐渐用看话剧代替了看电影，形成了一种消费的时尚。
当然有专家对于这样的话剧嗤之以鼻，认为完全忽略了话剧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趣，跟电影院那些肤浅的爱情故事没有什么区别。但我们必须看到，这正是话剧与市场结合的产物。
（三）当下话剧发展中的消费主义
话剧在当下已经不完全是一门欣赏的艺术，更是要成为全民娱乐的艺术，对市场的要求，对票房的渴望成为每一个话剧从业者追求的目标。在这样的消费主义下，当下话剧呈现出这样的一些特点。
第一，尽量启用名著改编。观众对名著有约定俗成的好印象，会因为某一个名著去观看话剧，而如果是原创的话剧，很多观众会认为不了解而拒绝观看。
第二，启用明星。影视界的大明星们大多的单位编制属于国家话剧院或者人艺，现在的话剧几乎都是打出了明星牌，很多粉丝会因为偶像去观看话剧。而对于这些明星来说，虽然话剧的收入远不如影视，但是话剧本身的高雅和小众性，也为明星的演艺道路提高了一些层次，这是一个双赢的操作模式。
第三，纯粹娱乐性。当下的话剧很多时候已经放弃了主题的严肃，走向了娱乐性，如上海艺术中心的《鹿鼎记》，全场两个半小时不间断的笑声成就了它超强的票房和一轮又一轮的全国巡演。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1-0034-02
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和建设活动，其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关注这一问题的重要流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试图解决人类遇到的生态难题，为人类深刻反思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思想。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使由原来“四位一体”变为“五位一体”，这实际上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上。力图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思考，获得一些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有益启示。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况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这一著作中，在该著作中，他们对人追求支配和统治自然的知识形式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可以被认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早的表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尔库塞、施密特、弗洛姆、沙夫和鲁道夫・巴罗。其中马尔库塞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在《论解放》和《反革命与造反》中，阐述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理论，论证了“解放自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两部著作对后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影响极大，几乎所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可以追溯到这两部著作。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在分析批判中借用马克思著作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来批判资本主义，主张人的解放应以自然解放为前提，但在本质上都没有超出马克思。
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70、80年代，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和安德烈・高兹等。这一时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分析了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修正”并“补充”了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已经失效，当今资本主义危机的集中表现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生态危机，指出资本主义的高生产、高消费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消费异化是直接原因，试图用修正和补充后的马克思主义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提出了消费破灭法和稳态经济等解决办法。
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完善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高兹、福斯特、奥康纳、格伦德曼和佩珀等。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更加成熟，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联系起来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特别是“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的提出，使这种批判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他们还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相互影响，彼此促进。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及其缺陷研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力图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原因，探讨危机解决的途径，从而形成的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
1.生态危机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最主要的问题是生态问题，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普遍实施福利政策，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没有不但没有灭亡，相反却呈现了进一步在全球发展的态势。生产和消费被当代资本主义所操纵，危机由原来的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领域已经转向了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对资本的追逐，导致了生产的扩大和过度的消费，从而造成人类社会和整个自然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如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所指出的，“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1]
2.异化消费理论
那么，这种生态危机是怎么产生的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异化消费是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所谓异化消费，指“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即这种消费并不真正的是人们需要某种商品，而是受到媒体广告和流行时尚的控制，人们用这种获得大量商品的消费来得到人生的乐趣，来表达人们对劳动领域中异化的不满及其反抗。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改变这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才能使人去追求人的真实需求，才能消灭异化劳动，进而有效地制止生态危机。
3.生态危机解决的途径
对于如何解决生态危机，以莱斯、阿格尔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该建立一种稳态经济模式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生态社会主义是以经济生产的分散化以及去官僚化为基础的。所谓分散化，在工业生产中用分散的、小规模的技术取代日益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所谓非官僚化，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集权的官僚管理体制，而代之以工人民主管理的方式，让工人参与生产过程中的决策与管理，成为劳动过程中的主人，从而体会到劳动创造的幸福。
随着生态破坏问题日益严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且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也日趋深入，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不断追求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不会去考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否合理，所以这样一种经济合理性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根本无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而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因此，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本质上解决生态危机，从而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缺陷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凸显了一些西方学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生态危机的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进行当代阐释的有益尝试。但是，作为一种与实践脱离的激进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存在一些缺陷。
首先，用生态危机论取代经济危机论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过度抬高了生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地位，甚至用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虽然生态危机愈演愈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并没有改变，相反，恰恰是资本的变本加厉才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加剧。
其次，通过实现“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观点是不切合实际的。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以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来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式来实现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了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企图建立一种无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这种“零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发达国家不可能摧毁已有的现代工业基础和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发展中国家也不愿意保持现在的贫穷和落后状态，所以经济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最后，对生态社会主义提出的设想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无论是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用小技术取代大规模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和民主化，建立一种“稳态经济模式”，还是后来的用“生态理性”代替“经济理性”来建立一种“较易于生存”的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空想主义的理想色彩。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流派，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流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注生态危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学进行了深入的挖掘、继承和发展，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确立了正确的理论引导。
启示之一：生态危机理论警示我们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科学的生态文明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问题不可能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的问题，而实质是人与人的问题，这就启示我们在解决生态问题时要把重心放在改革社会制度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因此，在加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制度建设，建立人们分配和利用生态资源中的物质利益关系的合理机制，从而建立一种有利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制度。
启示二：我们应该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态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势必具有比工业文明更高的生产力。不能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而应该把它们看作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启示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应转变消费观念，提倡绿色消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消费理论从一个侧面论证了绿色消费的重要性。人们过去只是把异化消费的目光锁定在资本主义社会，而对我国的消费状况则讳莫如深，其实在当代中国，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早已司空见惯，这股“民间的”异化消费之风正疯狂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冲击着传统的消费观念、价值观念乃至道德观念。构建中国生态文明观，一方面，应该尊重正当的消费权益，克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缺陷，意识到生态文明和扩大消费并不矛盾，更不以牺牲消费为前提。另一方面，应该树立健康的消费理念，既不为物质条件所迫，也不为消费文化所累。
参考文献：
[1]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关键词：消费文化；消费社会；和谐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4-0087-04
当今的中国已经不再处于生产不足、产品匮乏的时代，消费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不仅成为而且也构成了组织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由于近年来全球化趋势的加大，西方消费文化在中国也开始逐步扩散，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基于此，我们必须通过对当代中国消费问题进行科学的解读、分析与批判，趋利避害、未雨绸缪，从而构建起健康、有序、和谐的消费文化和消费环境。
一、当代中国消费文化批判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在当代西方，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对西方消费社会进行了详尽深刻的分析与批判，并形成了丰富的消费社会理论。例如，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鄙夷、马尔库塞关于虚假需求和单向度人的分析、弗洛姆对异化消费的揭示、列斐伏尔对“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的控诉、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神话与意识形态的揭秘，等等。对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加以批判，应当借鉴西方消费社会理论，但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只有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才能彻底透视当代中国消费领域中的诸种现象，才能客观全面地分析其矛盾系统，深刻地审视其问题与弊病，从而构建起和谐的消费文化与消费环境。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以表述这种变化的各式各样的新鲜词汇层出不穷，例如“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景观社会”、“消费社会”等。作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排斥任何新的主题和研究对象，并依然具有解释当下社会历史状况的有效性，西方左翼学者詹姆逊就坚定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在詹姆逊看来，作为社会发展的阐释模式，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相对于其它阐释模式的优先权。“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符码是一个十分不同的范畴，即‘生产模式’本身。生产模式的概念，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上述的各种方法论的具体现象隶属于这个结构……宣称马克思主义批评作为最终和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即社会地平线――的重要性，表明所有其他阐释系统都有隐藏的封闭线，阐释系统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以社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隐藏的封闭线把阐释系统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使阐释成为表面封闭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的语义批评可以打破封锁线。”［1］1因此，相对于种种流行的西方消费社会理论，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问题提供了带有根本意义的绝对有效的理论视域，提供了科学、正确的方法论。这就意味着，我们应以历史分析和辩证分析的方法为基础，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去探索中国消费领域的发展状况和运行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因此要分析事物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及规律，在此基础上揭示其实质和发展趋势。具体来说，在分析消费社会问题时应该把消费所带来的问题和矛盾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深入挖掘其历史根源和来龙去脉，从多个层面入手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和具体方法；应该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的分析模式，坚持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把消费看做是生产链条和整个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环节，把所谓的“消费社会”看作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在理论研究中，我们要避免盲目地否认生产的主导作用而过于抬高消费地位的错误倾向。
二、当代中国的消费现状分析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批判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就要客观地分析当代中国的消费现状，全面概括其特征，并深入挖掘其形成的内在和外在原因。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导致了消费领域的结构性改变。一方面，国家调整了计划经济时代积累优先、抑制消费的政策，加大了消费品的生产与供给，鼓励通过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国家退出了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干预，淡化了日常消费的意识形态色彩，消费品的供应从国家垄断走向市场供给，人们获得了自由选择消费的权利。上述转变为现代消费模式在中国的出现提供了良机。如今的中国，人们终日被琳琅满目的商品所包围，消费领域正在日趋走向壮大与成熟。其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达国家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开始在中国盛行。从麦当劳、可口可乐、星巴克、哈根达斯，到索尼、西门子、丰田、宝马、奔驰，从国外的名贵香水、洋酒、化妆品、服装，到高尔夫、欧陆风情的别墅，外国消费品构成了中国城市居民，尤其是大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这些消费品得到广泛传播的还有西方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思潮，它们对中国的消费者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尽管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中国已经进入了消费社会，但是从文化现象来看，无论是人们的消费观念还是消费行为，都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西方消费社会的极大相似性。
首先，借助于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西方消费文化已经广泛地渗透进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中。大众媒体是西方消费文化入侵中国最有效的推广机制。在当代中国，以电视、网络为代表的媒体充斥于各个角落，并发挥着重要的文化示范和诱导作用。通过把生动的画面、悦耳的声音和美好的形象源源不断地送达人们面前，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们的消费兴趣和爱好，变革着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最终实现对人们日常经验、思想意识与生活方式的控制。
广告无疑是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中的杰出代表。在当代中国，广告无孔不入，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电视媒体、网络媒体、平面媒体、移动媒体等都为广告提供了最大的生存空间。各种由成功人士、大牌明星、俊男美女所代言的广告遍布社会的每个角落，它们最大限度地人们的购买欲望，加速人们的消费速度。如今的消费者不是基于自己的需要，而是更多地受到广告的影响来购买商品。在我国，经过20年来的发展，广告已经不再单纯是一种行销手段，而是更多地包含了文化的意味，其作用也从过去传播商品信息转向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思想观念。在研究消费者心理的基础上，广告为消费者设计出一种美好的生活，它通过掌握某种文化趋向来引导人们的消费行为，操控消费流行。现代广告总是站在消费的最前端，通过各种各样的意象引领着人们掀起一个又一个消费浪潮。同时，时尚也在当代中国消费领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时尚就是在特定时期内率先由少数人实验，被预认为将成为社会大众所崇尚和效仿的生活样式。时尚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和心理现象，它以追求个性化为目的带动着大众对它的追逐与模仿。时尚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社会一个重要元素。人们进行消费选择的标准不再仅限于满足需要，而是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的潮流和趣味；人们往往试图通过选择与众不同的消费方式来展现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和感知。
其次，在当代中国，消费趋于成为标志人们社会地位与身份的符号。对于符号消费，西方学者鲍德里亚给出过深刻的论述。他指出，消费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而是把商品当作表达某种意义和信息的符号来使用，人们消费的目的是为了建构自身的身份。消费的意义在当代中国也发生了改变，它同样具有了身份认同的功能。也就是说，商品更多地承载了人们的经济权力和社会地位、文化修养和兴趣爱好、人格特征和价值观念等等。在消费过程中，人们开始重视商品所传达的社会和个人信息，往往将自己的身份地位与消费品直接联系起来，仿佛所买的商品越高档、越稀缺就越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尤其在社会阶层快速分化的现代社会，消费表现出非常重要的地位区分功能。
举例来说，如果经济型汽车象征着实用、普通与大众，那么豪车则象征着高档、名贵与地位。特定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总是对应着特定的商品系统，一个拥有体面工作和高收入的人与一个收入低微的打工族的消费选择是绝不可能相同的。由于其符号功能，商品成为了现代个体的社会识别系统。“今天，中国人的消费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一个表现，是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越来越具有表现意味了。我们大体可以从一个人所吃的食物、所喝的饮料、所穿的服装、所住的房屋、所听的音乐、所看的电视节目和报刊、所从事的休闲和体育活动等等，来判定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或一类人。”［2］2可见，随着消费成为定位与评价个体的标准，个人越来越重视消费的象征意义，都希望通过消费来显示自己的卓尔不群和对美好生活孜孜不倦的追求。奢侈品在中国各大城市的风靡便可以有力地论证上述观点。众所周知，奢侈品的昂贵程度总是让人敬而远之，而它也正是通过不菲的价格为人们带来独一无二的尊贵感。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是消费愈来愈突出的符号功能，它促使人们通过特定的商品来强化各自的阶层地位。每个阶层的人都在向上看，即使那些收入不能全力支撑奢侈消费的人，也会通过减少日常消费等办法来购买一些奢侈品，从而满足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心理。
最后，西方消费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流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文化危机。伴随着跨国公司的营销、精英阶层的示范、大众媒体的宣传、流行时尚的推动，许多人纷纷臣服于消费主义价值观，由此导致了诸多不理性的消费行为。消费者盲目追求商品的符号意义和象征价值，而很少去考虑自身的现实状况和后果。为了达到炫耀身份的目的，人们对于超出实用和必须的排场性、张扬性和铺张性消费充满了极大的热情，消费行为一度失去了理性与节制。
愈演愈烈的消费主义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心理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消费主义加大了生产对自然资源的索取，破坏了生态环境。消费主义倡导无节制的物质消费、炫耀性消费、过度消费、时尚消费、超前消费和一次性消费等等，不仅加快了商品的更新换代速度，而且使得大量仍具使用价值的商品被抛弃，从而导致了资源的巨大浪费，不利于消费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消费主义侵蚀了人们的精神和意识领域。由于过分强调商品的符号价值，人们无法认识到自己的真正需求而陷入异化消费中。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代社会里，物包围着、控制着人，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原本丰富的人的本质被降低为对物的占有和消费；消费者丧失了创造性和内在价值，丧失了辩证思维和批判现实社会问题的能力，个体发展高度畸形化。同时，消费主义总是与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相连，腐蚀着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使人成为物质和欲望的奴隶，致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全面萎缩。
三、当代中国和谐消费文化的构建
由于传统消费文化的瓦解和西方强势消费文化的入侵，加之消费现状本身的复杂化，目前我国的消费领域面临着诸如消费方式、消费观念不理性、不科学等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加强对消费文化的规范和引导，加快构建当代中国的和谐消费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构成了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消费文化是历史的、变化的，不同时期会造就不同的消费文化形态。影响消费文化的因素有很多，具体来说，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状况是影响消费文化的重要因素；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也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与消费方式；除此之外，现代社会中的大众媒介系统正以前所未有的威力，加速着消费文化的形成和传播，控制引导着消费文化的发展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的理论和思维方式，全面考虑各种因素，综合运用包括经济、文化、法律、教育等在内的各种手段来建构和谐的消费文化。
首先，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消费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但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城市与农村、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由此导致了我国消费领域中大量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例如，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剔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10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实际增长7.8%。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11%，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城镇为357%。［3］由此可见，一方面，在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和农村地区，依旧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的家庭还处在温饱或初步的小康阶段。另一方面，一个由高收入者组成的高消费群体正在日益壮大，他们尽情地享受着现代商品社会所能提供的娱乐和奢华，支撑并传播着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如果任由消费不平等的蔓延，必将进一步拉大穷人与富人、城市与乡村的差距，从而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团结。当代中国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消费状况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体现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等各个层面。因此，要构建当代中国的和谐消费文化，就要着力解决“城乡”、“高低”等二元消费结构的问题，从而避免不平等消费所带来的社会危害。
其次，培育消费理性，引导人们进行正确的消费选择。政府要培育消费理性，引导消费者把消费作为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手段。当消费成为人生的目的时，人们就会陷入对物的无限制追求中，不再关注内心世界的丰富和充实，人们试图在消费中寻找尊严，却一步步地丧失了自己。实际上，消费应该被当作丰富和完善人性、促进人全面发展的途径。在社会主义中国，人们不应该把消费当作生活的目的，为消费而消费，而是要通过消费来展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政府要着力培养人们在精神文化层面的消费需求，使其合理地利用消费去满足多方面的需求和享受，把消费作为提升自身综合素质的途径，尽可能地减少以攀比为目的的炫耀性消费和物质消费。要培育消费理性，引导消费者养成勤俭节约、适度消费。和谐的消费文化还应该是一种尊重生态伦理的、可持续的消费文化，因而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引导人们进行绿色消费，反对挥霍资源、破坏环境的、无节制的消费模式。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遗产对于养成适度消费的观念具有重要价值。例如，黜奢崇俭是中国传统消费文化的核心，它可以教导人们坚持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和消费伦理，避免脱离实际情况追求奢侈性消费的行为。
再次，发挥先进文化的导向作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面对五彩斑斓、纷繁复杂的消费文化，我们不能消极地抵御，更不能被动地接受，而是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牢牢掌握建构当代中国和谐消费文化的主动权。消费文化是我国和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指导思想地位。例如，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这些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也为人们的消费行为提出了基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应该作为引领和谐消费文化的一面旗帜。除此之外，发挥先进文化的导向作用，就要生产出一大批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多样的优秀精神产品。这些精神产品要具有较高层次的文化和审美价值，要代表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和主流，从而既能满足人民群众追求高档文化产品的需要，又能对消费文化起到正面的示范作用。
发挥先进文化的导向作用，还需要加强对大众传媒的规范和监管。电视、广播、互联网通过形象、影音、广告等各种方式宣扬消费主义观念，在现代消费文化的形成中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在当代中国，由于受到商品逻辑和利润动机的驱使，新闻媒体将内容的重点过多地放在了与消费有关的商业广告、影视娱乐等方面，大量的消费时尚、明星资讯充斥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诱导着人们的消费选择。因此，要构建当代中国的和谐消费文化，就要极力缩小大众传媒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正面示范作用。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对电视、广播、互联网等的规范和指导，纠正它们在新闻报道和广告宣传中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偏向；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绝不能屈从于商业利益，要养成强烈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通过传播优秀的精神作品来帮助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例如，电视、报纸、互联网可以开辟专栏剖析消费主义的危害，用令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宣扬节约环保、适度合理、文明健康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从而引导公众提高消费质量，优化消费风气。
参考文献：
［1］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或曰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三联书店，2003：147-148.
摘要：本论文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自从王小波逝世之后，他就被形塑成一种"自由/特立独行[1]"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使他超离了作家的身份而具有文化（消费）符号层面的意义，这一部分我没有把关注点设定在文学界和学术界[2]对王小波的论述上，而主要以《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等为代表的都市文化报刊对王小波的评价与论述作为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的关切点，具体操作是以它们对王小波逝世五周年的哀悼活动为解析的主要文本，重新坼解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都市文化的消费主体赋予了王小波"自由撰稿人"、"特立独行的人生哲学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和"具有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这也大致构成了"王小波"作为建构起来的文化符号在都市文化当中的所指涵义或另一种能指的滑动，通过这些论述可以从一个向度呈现出90年代文化图景中关于"自由"、"独立"和"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的一种叙述，或者说这是一种为王小波这个流行符号展开除蔽/除魅的活动，使其获得一种澄清的表达。
[13]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消费社会是与后现代有关的概念，它是一种结构性的历史条件，是逐渐形成的社会构造，它的生成、扩大、与表现直接受制于各地资本主义体质下的经济生产，如果将资本流动视为三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所推动全球化运动过程中的核心参考坐标，那么消费社会的形成，在特定的在地空间里，几乎全然奠基于资本的积累，可以说，没有资本的快速全球化，就没有消费社会的出现（参考陈光兴著《台湾消费社会形成的初步思考》一文中关于消费社会的论述，文章张贴在/gadfly1974/articles/local99.htm链接上）；消费主义，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时尚，与西方社会日益增长的商业化和大众消费有关，消费主义不仅影响商品的性质与商家生产政策，也影响到个人、集体和性别在购物、消费（如音乐）等方面的身份认同，同时影响到文化理论的变化（参考陆扬，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7月，第288页）。
[49]《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是在学术界集中讨论王小波的集子，关于王小波的重要的研究文本也多收集于此，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6月。
摘要：消费社会呈现出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的特征：一方面，消费活动促进了个体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早期勤勉与节俭的
>> 消费社会与苹果拜物教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消费维权座谈会综述 试论消费社会与教育的关系 浅谈消费社会与人的“异化” 消费社会与人的审美建构 消费社会与大众传媒 消费社会与物化的身体审美实践 消费社会与中国当代审美艺术 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完善社会福利政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公平的理论思考 试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小康社会的消费主义批判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思想政治工作拓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保持党的先进性 构建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内在联系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中文部分翻译参考吴万伟的译作，载群学网http：//）
尽管贝克和利波维茨基的立场与本文有很大不同，但同样为我们研究当代社会（拉什和利波维茨基的消费社会、贝克的风险社会）个体的生存境遇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视角。总之，在个体化进程进一步加速、个人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消费时代，人们正面临丧失其社会性，随时陷入原子化状态的威胁。如何使个体摆脱极端个人主义（拉什意义上的自恋主义）困境，通过构建一种“利他的个人主义”（贝克语）重返社会，将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今后长期关注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科技进步 消费文化 影响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日益提高。目前,消费文化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切入消费文化研究。科技不断进步对消费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方面出现的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消费文化的含义
消费进入文化视域形成了消费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类型:消费文化。1994年,《消费经济》杂志组织专门的消费文化讨论,引起广泛社会反响。此后,国内学者对消费文化作了不同界定。重要观点可概括为三类:其一,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出发,认为消费文化是“文化在人类消费活动中的以特定方式存在和体现的‘全部社会传统,即全部知识和习俗的总和’”。其二,强调消费文化是人们消费活动中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规范。其三,认为消费文化即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这三种理解完全不同。第一种意义上的消费文化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消费文化,它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基础上延伸而得的。第二个定义只强调了消费文化的观念层面,后把规范层面和器物层面的消费文化略而不谈,所以,是一个不完整的或者抓重点的定义。第三个定义把消费主义思潮与消费文化相混淆,把极端的消费思潮当作消费文化,把特殊的文化思想等同于一般的文化观念,有以偏概全之嫌,如果是在特殊语境下使用则是可以的。
消费文化的外延也有不同的分法。譬如有学者说,消费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消费文化”是消费物质文化和消费精神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消费文化”包括消费哲学、消费价值取向、消费道德、消费行为、消费品味、消费审美、消费心理等,这是人们在消费实践中形成的反映消费特点和理解的观念形态的总和。[1]此外,消费文化的外延可以按照社会生活子系统来划分,包括饮食文化、医药文化、衣着服饰文化、住宅建筑文化、体育文化、娱乐文化、表演文化和旅游文化等等。
具体的科学或技术对消费文化的影响
科技进步同时也促进了以休闲、消费和享受等为主题的文化工业的空前繁荣。早期的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就认为,作为控制的新形式,科学技术的控制主要体现在文化工业上,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马尔库塞详细地阐述了这种思想。他认为,由于出版复制技术的高度发达,文化工业出现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通过文化工业生产的大众文化对广大民众实现统治,大众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也是一种缺乏否定和批判精神的文化,它使广大民众沉湎于一种“虚假的满足”之中,从而沦为“文化奴隶”,丧失了对现行制度的反抗精神。科学技术同意识形态一样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奴役性,起到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
科学技术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一方面,文化再生产表现为工业文化的形式,文化失去了起源自私人领域的自主性和多样性,文化的人文意义和价值丧失,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一般商品地生产已没有什么区别,文化工业产品由于技术的可复制性,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艺术作品的个人风格,一切作品皆沦为商品,文化已经不能成为真正的文化了;另一方面,却是专家文化与日常生活实践的脱离所造成的文化贫困化。“思想的运动停留在作为理性之界限的栅栏之内”,人的精神内在向度被削弱了,失去了自己独特而丰富的个性,是区;失去了对社会系统控制与操纵的内在反抗性,舒舒服服地成为“工业文明的奴隶”。为什么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扩张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呢?哈贝马斯认为,关键是科学技术,特别技术是按照目的论行动的模式来运行,所追求和实现的目标是目的的合理性,技术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自然的统治,而作为意识形态它们实现了对人的统治。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消费中的人文缺失。一方面,文化活动失去了为人们提供娱乐和消遣、给人以精神享受的作用,使快乐变的无聊和无趣。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决定着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规划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成为支配人的闲暇时间与“幸福”的力量。
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我们要掌握他们的度,学会趋利避害。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使劳动与消费产生了分离,人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收入也愈来愈高,我们进入普遍有钱有闲的社会,这些不断的改变着人们的信念和消费价值观。然而,这种作用是相互的,信念和价值观又反过来指导人们处理经验、调节对现实的看法,甚至还会改变人们对科技成果的使用方向。
我们要建立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观。比如以健康、文明、科学的素质为前提的休闲型消费观,以寻求生活的真正乐趣、体现生命中潜存的自我意识为前提的文化型消费观。我们要关注民众的日常文化生活极其实践意义,为建立公共文化空间和提升大众文化品位、为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供多种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消费不仅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更多的是体现在满足人的发展和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需要,用于体验、审美、运动、健康等方面的消费也在相当程度上被接受、被实践。比如旅游是现代人普遍享有的生活方式,既促进经济的繁荣,又加强了文化的传播。于光远老先生说:旅游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事业,又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事业。[2]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衍生的社会文化以及各种文明的价值观一直在推动人们的消费观念。使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去发明和改进技术来满足物质和精神需求,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消费是科学技术的基本动因和最终目的,科学技术必须以消费为基础,不能只从生产者的角度来制定科技政策;还应该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或者第三者的立场上,通过建设消费文化、提高消费者素质、创造消费能力等方面,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技的进步与消费文化的健康发展相一致。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