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梦工厂”：网络新闻炒作与背后的推手
或许有不少人认为，新闻炒作在一定程度上并算不得是一个贬义词，甚至有人专门写文、写书、开课程来教授新闻炒作的“炒法”。比如魏剑美先生就有一本名为《商业策划与新闻炒作》的著作，在书中更以“得‘炒作’者得天下”、“新闻引导世界，炒作引导新闻[1]”等为纲目，言辞凿凿夺人眼球，确实是深谙炒作的真谛。
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现有的新闻炒作行为，绝大多数都并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贡献或者荣光，反而却让这个社会愈发显得灰头土脸、焦首烂额。
网络红人干露露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2011年2月14日，干露露通过“浴室征婚门”的炒作视频在网上迅速蹿红，进而受到了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随后，干露露开始受邀参加国内车展等公众活动，每每衣着暴露、言行粗俗、丑态百出，却因为特立独行往往更容易受到媒体的瞩目。
直到2012年11月，干露露母女参加江苏台综艺节目《棒棒棒》，在节目现场母女三人放泼撒野、大爆粗口，导致广电总局责令停播该节目进行整顿才算暂时偃旗息鼓。
干露露每一次的所谓“网络曝光”，基本上都是精心策划的“重磅”炒作事件。这些所谓的“网络红人”通过一桩桩的新闻炒作自己，在提升自身“价码”获取利益的同时，也体现了媒体的道德缺失和伦理失范，从更深层次挖掘，这更是媒介消费主义的一大表征。
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在市场逻辑的驱动下，大规模的消费需求被激发，我国的传播媒介大多呈现出了消费主义的符号化特征。
具体而言，就是我国的媒介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报道与日俱增，而在表达上也逐渐开始诱导受众关注生活中的消费行为，更加市场化和功利化，将新闻产品当成消费商品“出售”，表现出了严重的媒介消费主义倾向。
二、“推出去”：网络新闻炒作现象的媒介消费主义表征
(一)用独特代号来强调符号意义
在消费主义社会，高档和名牌等消费概念是人们自我表达和相互认同的主要形式和意义来源，而“消费明星”作为消费主义社会的流行文化，则需要凭借“形象编码”来将这些有别于大众的“形象”销售出去。网络红人在进行新闻炒作的时候，往往会巧妙的运用这些规则来“走捷径”，将自己打造成可以被销售的文化符号。
以芙蓉姐姐为例。2004年，芙蓉姐姐开始在水木清华BBS发表雷人的个人照片，却同时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作为这些照片的标题，并在之后自称“芙蓉”。真名为史恒侠的“芙蓉姐姐”通过这样一个与她当时形象截然不符的代号来进行网络炒作，使得这场炒作尤为成功和令人瞩目。芙蓉姐姐迅速从网络上走红，并得到了其他传统媒介的关注，一时街知巷闻。其他如凤姐、龅牙哥、犀利哥、茫然弟等等也大多如此，他们的代号几乎如出一辙的富有“形象性”，并且极具象征意义。
媒体在报道追踪这些炒作时，往往也极有默契地使用炒作者的名称代号来发表新闻。可以看出，消费主义下的媒介并不在意这些炒作者的真实姓名，反而期望通过响亮的、夺人眼球的代号来吸引受众，让受众在围观炒作者精心营造的、日常生活中难以想象的事件中获得虚幻的满足感与成就感，靠这些所谓的娱乐和消遣来逃避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和负担，实现对日常生活、个人身份颠覆的欲望，并获得情绪上的释放。这正印证了鲍德里亚的说法：“消费主义代表了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以及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消费激情”[2]。
通过“代号”的方式来强调炒作者的符号意义，对于炒作者和传媒而言是双赢的局面。一方面，网络新闻炒作者的代号在媒介狂轰滥炸式的追踪报道下，成为大众难以拒绝的文化符号或者形象编码，以更快的速度深化了这些炒作者的个人形象，从而谋取更多的名声和财富；而另一方面，大众传媒通过这些代号进行的形象编码，提高点击率和购买率的同时，控制大众的日常生活欲望，进而实现媒介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增长。
(二)颠覆感官的言行举止“被制造”
网络红人通过新闻炒作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心，占领大版面的报道版块和专栏，获得高得离谱的点击率、回复量和转发率，单靠一个响亮的名头怎么够呢？他们需要更多的东西来支撑“形象”，使之饱满甚至夸张。只有不断制造话题，才能维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才能在瞬息万变的网络环境中成为优秀的“弄潮儿”，赢得媒介的青眼和公众的视线。
所以，他们在新闻炒作中，塑造出自己独特的服饰风格、个性特征、生活习惯、说话方式等，都可能成为话题，成为赢得受众争相议论和围观的焦点。比如凤姐的经典名言“我9岁博览群书，20岁到达顶峰，往前300年往后推300年，没有人会超过我”，或者小胖那张被无限次PS的瞪眼照片，都是炒作成功所必须备下的武器。他们常常制造出挑战人们的道德、禁忌、心理承受底线的言行举止来引起关注，满足大众虚拟的欲望诉求。
事实上，网络炒作者与娱乐明星一样，也有自己的“粉丝”，无论是真正支持的或者别有用心的，无论是模仿追捧的还是抵制反对的，他们和娱乐明星一样屈从于传媒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受众对于这些新闻炒作事件的态度，就是一种有意识的消费过程，同时，这也构成关系媒介利益的丰厚的注意力资源。所以媒介就通过不断炮制的网络炒作向受众提供着不断被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从中获利的同时，也使受众渐渐丧失了批判的理性、辨别能力，最终养成了“不讲理性，只要感性；不求深度，只讲快乐；不讲反思，只要听话的懒汉主义和逃避主义文化”[3]。
三、“炒作”：消费主义时代的负面效应
(一)减少对公共事务注意力
消费主义文化带有明显的后现代文化特征，它更多的是对物质生活、对精神消费的诱导和引导。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介消费主义引导下的市场，势必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新闻炒作等更容易引起受众注意力的富有娱乐化倾向的内容，更加关注受众的感官刺激，采用陈词滥调、大肆夸张、含沙射影式的来建构虚假的社会现实。
通过一次次网络新闻炒作，网络新闻媒介弱化了社会责任，网络新闻从业人员也从公共舆论的守门人变成了市场口味的追逐者，媒介的权威性消解，公信力也随之丧失。更糟糕的是，媒介对于受众所容易引起注意的娱乐化新闻信息的追求，势必导致媒介放松了对生活的反思和对社会正义的价值判断。在媒介用大幅版面追逐于跟踪报道新闻炒作的后续消息时，却减少了对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的思索，也将受众对于公共事务的注意力转移。于是广大受众在消费媒介的同时也消费自我，降低自身的精神追求，无视身边的社会现实，只顾沉浸在粗糙浅薄、充满炒作和虚妄的网络世界里。
(二)过度追求经济效益
媒体对于经济效益的追求使得他们更倾向于报道轰动性、爆炸性的新闻炒作。追求经济效益，这本并没有错，经济收入的增长能够保证媒体的良好运行。但是当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有冲突时，新闻媒体却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
记者和媒体在消费主义的驱使下，为了追求知名度或点击率，一味寻求新闻卖点、夸大新闻事实、罔顾新闻真相，以图满足少部分受众对于低俗新闻和隐私的需求欲望，进而获取利益。这也确实在短期内取得了效果，消费主义作为一种带有霸权主义色彩的文化意识，能够使依赖媒介的受众获得一种“一元的‘消费社会’的文化氛围”[4]，受众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受到媒体的鼓动和诱惑，不断接受储存芜杂的信息，最终在信息的海洋中迷失了自我，媒介则从受众身上谋得利益。但是从长远角度而言，网络新闻炒作现象不仅使受众对精神世界和精英文化的关注越来越少，而且也拉低了媒介自身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降低了媒介在受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可信度，因此反而会渐渐使得媒介的经济效益下滑，得不偿失。
(三)文化失序的推动力
在互联网时代，大众传媒拥有着更快捷更便利的信息传播平台，在消费主义的诱导下，大众传媒也在以更快的速度向着无深度化和低俗娱乐化前进。大众媒介的消费主义化推动着大众文化的进一步“物化”，因此，“伴随着文化商品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殖民化，由美国传媒开始推行的消费主义成为了一种被神圣化的宗教，进一步引发全球性的文化失序。[5]”
网络新闻炒作现象是这种文化失序的一个典范。大众媒介凭借着对受众欲望的控制力，将易于引起受众注意的、精心制作的炒作事件鼓噪起来，借此使得受众获得虚拟的满足。这种表面化的互动标志着传媒商业化的“符号暴力”的实现。因此网络新闻炒作下的消费主义文化，不仅会通过媒介不断积极再生，而且成为了当今社会一种极为活跃和醒目的实践模式，在消费社会中占有明显的优势。
在已经“物化”的消费主义媒介所遵循的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逻辑之下，物质消费成了主流，娱乐至死成了必然，精英文化和更高尚的文化形态则渐渐消弭，人们不再关注精神世界的成长了。互联网上的八卦消息、炒作新闻虽然让人们自以为时时刻刻都有“最新动态”可供观赏娱乐，但却阻止不了消费主义对人类宣判的死刑。因此，消费主义下的媒介“物化”，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大众文化走向沦丧的深渊，成为文化失序的一股强大助推力。（来源：《今传媒》杂志 文/周音孜 编选：）
参考文献
[1]魏剑美.商业策划与新闻炒作[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
[2]王宁.消费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葛丰.新闻专业主义与传媒消费主义之张力分析[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2).
【关键词】消费主义 消费文化 新闻传播 大众媒介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消费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现代社会的消费已经不仅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一部分，还是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近年来，关于消费、消费主义和消费文化的研究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
一、消费主义的含义
关于消费主义，各个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社会学者维尔斯认为，消费主义是跟生产主义相对应的概念，指的是一种超出实际经济能力甚至压抑基本需求的满足，而去追求群体心理所推崇的消费水平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法国后现论学者鲍德里亚认为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传统意义上实际生存需要的满足，而是为了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①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消费主义把消费视为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的来源，是人们自我表达和自我认同的工具；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消费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人们消费的目的更多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消费成为人自我表达与认同的主要形式。
二、消费主义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
1、消费主义与神话理论在广告中的应用
法国著名学者罗兰・巴特在《神话学》一书指出，“神话是一个交流的系统，是一种信息，是一种意义的模式，一种形式”，“由一种话语传达的……一种说话的类型。神话不是由其信息的对象来确定的，而是由它说出这些信息的方式确定的”。②
这就是说，神话成为一种赋予物品以新的意义的手段。在消费主义价值观念中，消费是人们生活的主要目标和意义所在。人们的消费活动所追求的主要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符号意义。商品符号的文化意义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通过神话作用附带上美好、奇异、浪漫等文化意义的。
在当代消费社会，广告无处不在，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广告是阐释消费主义与神话理论交互作用产生强大影响力的形式之一。
时下诸多时尚杂志内都刊有女性护肤品、彩妆等方面的广告。《瑞丽》杂志封面曾刊登过兰蔻品牌的“梦魅仙子”彩妆广告，在有限的空间内广告中并未直接表达出产品特性等信息，一句“色彩，点化梦魅无限”并配以梦幻美丽的模特脸部特写，让受众充分享受浪漫、美好和清新的感觉，陶醉其中的同时引发受众对该品牌的好感和记忆，由此带来商品的潜在销售。在这里，彩妆通过神话作用被赋予了梦幻、美好、浪漫的意义，消费主义激发了受众的消费欲望，营造了一种消费氛围，在消费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受众通过对品牌和商品使用价值之外的符号价值的追求，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产生购买动机和行为。
由此可见，消费主义和神话理论彼此作用应用在广告中，被赋予神话作用的广告在消费主义影响下，也会带来过分消费、奢侈消费等负面作用。一些商品在华丽和浮夸的广告放大下，让人成为奢侈品的俘虏，形成华而不实、拜金主义的消费心理和习惯，浪费了大量不必要的资源和经济成本。“炫耀性消费”造成精神生活和公共文化生活的普遍贫困、贫弱和浅薄，并影响到相应的社会伦理、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文化氛围，也不符合节约型社会和环保型社会的理念。
2、消费主义与涵化理论在电视媒体中构造主流价值观中的应用
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无法亲自接触客观现实，不得不借助电视等大众媒介来认知世界。美国传播学者格伯纳提出了“涵化理论”，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涵化”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③传播媒介的涵化效果主要表现在形成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而电视媒介在“主流化”过程中尤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它可以超越不同的社会属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培养人们关于社会的共同印象。④
当电视生产出消费文化的拟态环境的时候，消费者长时间地浸濡其中，往往会失去对现实的准确把握，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就会受到消费主义的涵化。当前电视媒介的报道在消费主义思潮的支配下，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具体来说，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第一，炒作新闻，发掘新闻事件的娱乐卖点，误导受众。“犀利哥”事件展现了个别媒体受消费主义思潮影响盲目追求视听率而忽略职业操守，误导了受众对公共事件的评价。当网络上出现“犀利哥”的照片后，多家媒体制造了娱乐大众的新闻点，这些报道由此引发了受众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的热点不是关注社会底层人员的生存困境和解决公共事件的方法，而是以看客的身份去评论一个人。受众在大众媒介构造的拟态环境中受到涵化作用的影响，从而迷失了自我。究其原因，是媒体在市场竞争中，盲目追求吸引受众的“眼球效应”，唯受众是从，刺激人们的消费欲，弱化了新闻传播引导受众的功能，从而不利用整个社会构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以及和谐健康的主流价值观。
第二，相亲交友节目充斥着不良的价值观，低俗化和拜金主义之风盛行。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房子”、“车子”、“孩子”等较为现实的话题成为相亲节目的重要看点。此类节目中，一些处于弱势、收入低、长相一般的男嘉宾，其经济能力、容貌、职业、社会地位等无不成为节目调侃的对象。这些带有不良社会导向的内容经过电视媒体的传播会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负面效应，让受众的价值观、爱情观和人生观发生变化，久而久之，受众沉溺在消费文化的拟态环境，会误认为追求物质是普遍存在的，忽略个人奋斗的力量，对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缺乏正确认识，甚至否定这种美德。由此可见，相亲节目中的此类问题若不及时加以管理，势必对社会风气的良性引导和主流价值观的塑造产生不良影响。
三、消费主义对媒体传播的影响
在全球化时代，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正在通过大众传播发挥着影响。正视消费主义传播的影响，趋利避害，对于构建健康消费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消费主义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的影响是广泛和复杂的，它适应了大众文化的发展之路，体现了大众消费需求的发展与变迁。具体来说，其积极作用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消费主义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消费主义对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释放人的欲望具有积极意义，体现了对于现实人生的关注，也是开放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安定的社会环境、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的一种体现。
其次，对新闻传播传播媒介本身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从传播内容来看，消费主义拓展了媒介的报道空间，传媒由原来的政治、经济、教育、国际事务等领域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从社会功能来看，媒介由教化型转向服务型，强化了媒介与受众的亲和力，传媒大众化、生活化，传媒的多样化社会功能也得到开发。
第三，对于受众来说，消费主义立足于满足受众的诸多物质和精神需求。消费主义通过附加新的形象和符号来改变商品的原始意义和使用概念。这种形象和符号把人们内心追求自由和享受的欲望与物质现实巧妙地连接起来，把人们这种压抑在内心的欲望激发起来，使人们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与满足。
在全球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我们也应该对消费主义产生的负面作用保持警惕。
第一，消费主义在传媒活动领域内化为新闻消费主义，新闻专业主义不断受到新闻消费主义的消解。新闻消费理念下的媒体以商业逻辑为驱动力。媒体热衷于根据市场销量进行新闻策划和新闻炒作，媒体出现了大量虚假新闻、有偿新闻、虚假广告等现象，从而遮蔽、挤兑媒介应有的公共性、公益性，严重影响了受众对社会现实的认知，给社会带来危害。
第二，消费主义浸泡下的受众，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已蜕变成一种“单面的社会”，活动在其中的只是具有“单面思维”的“单面人”。“单面人”只知道物质享受而丧失精神追求，只有屈从现实而不能批判现实，只知道纯然地接受现实，盲目地肯定现实，将自身完全融入现实中。消费主义正是以个体及其欲望为内在基础，将享受、娱乐视为生命价值的实现，不断提供一种被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促使受众逐渐陷入一种对虚假需要无休止追逐的过程中，丧失了思考和反省的惯性以及批判的理性、辨别能力，最终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日益成为正如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
第三，大量的广告和生活消费报道在刺激消费、拉动社会物资再生产的同时，烘托着一种奢靡的享乐主义氛围，在客观上消解着勤俭简朴、艰苦奋斗的民族传统。
结语
总之，消费主义应用于新闻传播学领域产生了丰富而复杂的影响，对这种影响认知需要从辩证的角度加以理性思考，既要认识到它存在的合理性，又要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加以批判并提高警惕，促进社会整体向进步的方向演进和发展。
参考文献
①[法]鲍德里亚 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5
②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29
③④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26,224-229
关键词：异化消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生态危机
进入到20世纪，人类生存的地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土壤、大气、水、整个生态圈发生了与20世纪之前不同的景象，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不再是以往和谐的状态，这种极巨的变化使人类的视角从生产领域转到了环境领域，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从事的工业生产活动给赖以生存的家园带来了不堪的重担，20世纪后半叶，在北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理论来研究生态危机，其中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以下简称阿格尔）就是这子时期生态学研究代表之一，他提出的“异化消费理论”理论，是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他认为“异化消费是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直接根源。”异化消费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生态破坏与其有直接的联系，研究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异化消费理论提出的思想渊源
生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而消费能够促进生产，消费与生产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自人类社会进八到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建立，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呈现出极度繁荣的景象，消费形式日渐多样化，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是大量的消费活动，而这些消费形式并不全是由于生产而带动的消费需求，其中有很大部分的消费是过激的虚假的消费。阿格尔明确给异化消费下了定义：“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种现象。”显然，出现了消费者购买商品不是出于自身正真的需求的现象，他们的消费不仅是为了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虚荣心。所谓这样的消费是种被迫的、虚假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被传播媒介诱导而形成人的畸形的心理状态和社会风气从而引起的种异化消费的现象。而这种异化了的消费观从长远来看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定的弊端，给生态环境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是建立在科学技术革命基础之上的，而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欲望，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就需要源源不断的原料供给，大量原生态动植物就成为了工业化进程中的牺牲品。“资本主义的发展往往雁过拔毛、竭泽而渔甚至杀鸡取卵，征服自然和掠夺资源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利润不顾利用任何手段，从大自然中获取原材料。从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中可以看出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过来也会促进生产的发展，这种异化的消费方式本身就是种畸形的消费，最终带来的是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魔抓在世界范围内延伸，生态失衡问题随之也蔓延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在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下，资本家在获取剩余价值后进行的扩大再生产会导致生产过剩，生产和消费产生了矛盾。在资本主义消费领域里，消费是他们衡量幸福感的标尺，消费越多就代表幸福度越高，这样就会导致消费极度膨胀，生产和消费超出了自然承受的范围，产生系列的生态问题。阿格尔曾说：“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它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生态领域，这种异化消费的现象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盛行，包括在现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的影响下，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供人们消费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这样使得人们的消费越来越多样化，同样也会由于市场经济的弊端而产生的一些列消费过剩问题。莱易斯认为，根据疯狂的消费活动来确定人的幸福，这是当代人的异化特征。市场经济结构的弱点造成了人们不得不通过过度消费来满足自己的幸福的环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生产，“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这些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生产方式是阿格尔异化消费理论提出的最根本依据。
二、化消费异理论的核心内容
（一）异化消费是导致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
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最主要的异化现象，异化消费是造成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许多人把消费数量的多少作为幸福程度的衡量标志，却忽视了自己实际消费需求。盲目的追求“虚假”消费来满足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和信任的欲望，这样就会产生种生产消费领域内的恶性循环，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他认为对消费实行操控和调节会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具体表现在“第子，操纵消费可维持相对较高的利润率，抑制资本主义过多生产多余商品的趋势，第二，操纵消费可以使人们无需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管理就能满足自己。”其实“聪明”的资本家正是通过不断的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来使消费者本身得到满足，从而也就隐蔽了那些因为得不到满足而对现行社会制度产生不满的人，这种虚假的消费
时满足了消费者，因而他们就不会主动起来进行动乱，因此，“消费异化成为资本主义使人们与现实制度“子体化”更有效控制的新手段。”资本家这种新的控制手段是隐形的不知不觉的。对于这种异化现象，阿格尔认为这种行为在真正的人类自由面前是无用的、浅显的、暂时的，根本不能从本质上解决矛盾。要改变这种异化的状态就是使其不在异化，这样就需要人们缩减其消费需求，缩减为工业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生产资料，因为生态再无力支撑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无限生产和无限消费了，要削减对工业原料的开采，那首先要做的就是减少自己的消费需求，减少对广播媒介宣传的依赖，重新思考在生产活动中追求自身解放的价值。
（二）异化消费在客观上扭曲人的本性，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异化消费不仅加快了生态危机的进程，同时也违背了人真正的消费需求，资本主义社会强调物质的占有，却忽视了人真正的生存自由。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但是人的需求不仅只限于追求物质的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才是更高层次的需求，而精神的需求不是单靠物质的消费就能够满足的，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异化消费这种消费产生的人的自由是虚假的是空虚的。人类界的消费行为是有区别与动物界的，动物的消费只是能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就足够了，而我们人类的消费是种生产性的消费，这种生产性的消费模式是无穷尽的，生产无极限，那么消费欲望就无止境。异化了的消费正是这种无极限的生产所带来的结果，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越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结果就会导致消费的畸形，那么人们就被束缚在物质利益上，对物质消费追求的重视而忽视了人在精神上的真正解放，这种暂时的、肤浅的满足，不但不是人类正真自由解放的体现，反而它还会阻碍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进程。对物质消费的过度强调会忽视精神文化的自由发展，因而，异化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起着种阻碍作用，应当摒弃这种消费观念。
三、阿格尔异化消费理论的普世价值
（一）对阿格尔异化消费理论的评析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阿格尔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对资本主义矛盾进行分析，并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观点，安排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同时，他立足于当代生态危机现状，把社会主义与生态危机结合起来，为后人研究生态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阈。再者他把生态危机解决的方案寄托在社会主义制度上，提倡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方式，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内的学者能够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严重后果，而提出变革社会制度坚持真理，这点是难能可贵的。他能够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原因，这也是他本人的一个探索性的发现，值得我们去肯定。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层根源，对于他的这种绝对性的认识其实偏离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中心点，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加剧生态恶化的一个催化剂，但不能说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生产决定着消费，消费对生产生产生能动作用。阿格尔回避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反而则更注重从社会改良的层面上出发，从人的需求结构上来分析，在对人的解放过程中，他只说消除在消费领域中的异化行为，并没有像马克思主张的组织工人起来革命资产阶级统治，阿格尔提出的异化消费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消费现状的一种不满的态度，它的这种提法也只能算的上是种社会运动思潮，这种“在阶级对立和资产阶级国家暴力机关存在的前提下，单靠新社会运动本身而奢谈社会主义变革职能是个美好的愿望。”他对于异化消费的现象采取的改革措施是，减缓科技发展的步伐，减少科学技术在各领域的运用，使消费合理化，从而缓解生态危机。但是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不可能靠减缓技术革命前进的步伐来抑制消费解决生态危机，这种方法只能使生态危机陷入乌托邦的状态。
（二）异化消费理论对当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启示
（1）异化消费要转变为理性消费，推动我国绿色经济模式的建立
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对异化消费理论的分析得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异化消费对生态危机的影响作用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如果不深度的研究异化消费与异化生产之间的关系，就会导致对资本主义消费实质的误解。所以，系统的研究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度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消费链条上的弊端，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个借鉴。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异化消费模式，我国要加强经济制度管理建设。放缓经济发展的步伐来治理生态问题，这是不现实的。一味的强调用消费来提高生产水平也是不可取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要走一条绿色经济发展道路，倡导“适度消费“深度消费”“绿色消费”，“所谓的适度消费就是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的消费，所谓的深度消费就是物尽其用，变废为宝的消费。”摒弃资本主义国家的异化消费模式，建设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消费模式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提出的课题，我们站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高度，在促进经济发展合理化的条件下，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同时也应该重视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只有人在自己生活的空间里达到自由发展和生存的状态了，那么整个社会才会有个安定和谐的环境。
一恩格斯将唯物史观誉为马克思一生之中的两大理论“发现”之一，他在1883年和1888年分别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与英文版撰写的序言中，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作了堪称经典的概括：“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无疑，物质生产活动在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理论体系中具有首要的和基本的地位。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的基础性制约作用表现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由于人的生理结构，造成必须先能维持生命机能，方能从事其他活动，所以生产具有优先性。当然，马克思对生产概念的理解事实上也存在着变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把劳动比作艺术家的创造性生产”的“审美性生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确立起对生产劳动之“生命维持”功能之首要性的肯定。可以说，生产范畴在马克思那里，不仅具有一般社会理论的含义，更有审美意蕴。需要说明，本文中对生产的概念性研究仅限于社会理论层面，并不涉及美学问题。
“消费”范畴正是随着马克思对“生产”的关注而进入研究的视野。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中，虽然消费仅只是整个经济过程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一个，但却是整个经济过程的目的或者归宿，并且由于其与生产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获得格外重要的地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生产和消费具有某种“同一性”。
首先，表现出直接的同一性。生产直接是消费，不但要有生产者体力的消费，还要有生产资料的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人在消费时也是生产其自身，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是一种“物化”，一种物的价值转移到另一种物上；在人自身的生产中则是一种“人化”，物转化为人的劳动能力。
其次，生产和消费每一方都以对方为手段与媒介。生产作为消费的媒介，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同时，消费也是生产的媒介，因为正是在消费中生产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
再次，生产和消费每一方都创造着对方。一方面是生产创造消费。一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二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三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可以说，生产创造着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另一方面是消费创造生产。一是产品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二是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机。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这种认识表明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即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似乎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和消费是并列的，或者说是同等重要的。其实不然，我们必须要清楚，马克思这里的讨论仅是一种逻辑上的讨论，也即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只是逻辑上的相互制约关系，与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并不完全一致。在马克思所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抽象的思维过程必定要符合历史进程，无疑历史具有先于逻辑的优先陸，“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可以说，逻辑是对历史的反映，需要与历史事实的内容一致，历史规定着逻辑抽象的限度，理论上的应然与现实中的实然是发展趋势上的统一，现实是理论的依据，历史事实确立起逻辑最终的合法性来源。正是由于历史先于逻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马克思的观念系统中生产相对于消费具有当然的优先性，因为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就任何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而言，必定先有生产，后有消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才说：“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自身，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和自我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
总而言之，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探讨是十分充分的，达到了在当时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所能实现的深度与广度，其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尔后任何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无论如何都无法规避的事实，以至成为一种现代经济学与社会理论的“常识”。但消费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中尚处于生产的“遮蔽”之下，只是鉴于其与生产的密切关系才被赋予一种重要地位。马克思这一“生产一消费”的分析“座架”奠定了后世理论家展开消费理论研究的基础，不论他们是否同意马克思的实际结论，都要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
二早在20世纪40年代，大卫，里斯曼就把“由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过渡”称为是继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社会革命，认为发达国家由此进入到了消费社会。巴特以符号学作为解释大众文化的方法，可以视为把符号学引入消费主义文化研究的先驱；列菲伏尔改变了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思路，从物质生产一经济领域转向消费一符码领域；德波认为以意象与幻觉占统治地位的“景观社会”取代了马克思时代以生产为核心的“商品社会”。巴特、列菲伏尔、德波虽然在具体的理论上各有侧重，但共同意识到了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所引发的社会主导性力量的变化，也即由生产性社会转向了以符号为中介的消费社会。在这些有关消费社会的讨论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人物鲍德里亚。在他看来，随着消费社会的出现，消费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支配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存在之光”；在消费社会中，我们消费的并不是物的有用性，而是通过消费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因而被赋予符号学意义。可以说，鲍德里亚正是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来研究“消费”，并将其置于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
在早期鲍德里亚的三部代表作《物体系》、《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发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已经不再能够充分解释以商品的增值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消费社会的发展，只有借助于符号学理论才能解释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物品的消费已不再因其物质特性，而是因为它是一种符号，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结构本身，这种关系已延伸到历史、传播与文化关系的各个层面，而且最后所有的关系理念都化为消费品。
当然，消费社会的形成缘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变迁，除我们通常所注重的作为物质因素的经济基础之外，还有某种精神因素的作用。例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精神因素的考察表明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和性，他发现历史上很多地区都曾出现过大量的“资本”，但并没有由此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所以“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不在[供资本主义使用的]资本额从何而来，最重要的，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理性的行为与企业组织”，新教伦理实际上是将宗教的精神氛围导人经济领域，可以说新教伦理是造成经济生活合理化的重要原因，经济生活合理化又有助于创造出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应该说，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规模的扩大，由此需要资本积累、节俭禁欲；而进入20世纪，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无限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的产品销路，凯恩斯就将资本主义的矛盾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1929年的“大萧条”便是最好的例证。于是，消费就凸显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他说：“19世纪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的那个生产力合理化进程在20世纪的消费领域中得到完成。”
鲍德里亚对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特征的认定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品，以至在今天，但凡不能成为消费对象的东西，人们一般都不会认定其有存在的价值。第二，消费品的普遍存在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着合法性依据。第三，消费的“个性化”使人们罹患消费“强迫症”，只有将自己的一切都置于消费之中，人们才获得安宁感与实在感。当消费之光弥散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中，鲍德里亚就需要对消费社会展开批判性研究，这种研究遵循着双重逻辑线索——马克思的以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批判与巴特、列菲伏尔、德波的符号学理论。
一方面，鲍德里亚借鉴了马克思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座架”，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决定着消费体系。马克思揭示出“商品形式的奥秘”在于“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也即通常所说的“物化”。其“深刻”之处在于将商品仅仅视为一种现代性的“现象”，因而是暂时的；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洞悉了生产活动在人及其生活本质中的优先地位，使得《资本论》“既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方式和社会结构，又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马克思说：“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牠以生产活动为核心来透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颠倒和物化现象。鲍德里亚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决定着消费体系的基本看法，“在这里，我们会合了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形式逻辑：就好像需要、感情、文化、知识、人自身所有的力量，都在生产体制中被整合为商品，也被物质化为生产力，以便出售，同样的，今天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抽象化(或物质化)为符号和商品，以便被购买和消费”。只是与马克思面临不同的时代境遇，鲍德里亚将消费本身视为生产体系的替代性体系，认为消费在今天已经成为主导性逻辑。就这一层面而言，鲍德里亚是对克思分析思路的一种延伸。
另一方面，鲍德里亚采用了符号学的解读策略。虽然他在主导思路上延续着马克思以生产活动为核心展开的资本主义批判，但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自组织领域，一切物品在其中都变成了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物品，也即物品的原始功能性层面让位于物品的符号文化层面。他认为，“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领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然而在内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可以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地替换的了。”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就是一种被符号的意指系统所吸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以大众主动地被吸收为基础，这才是消费社会中符号意义逻辑的运转过程。消费被符号所操控，符号操控消费的目的在于“社会区分原则”。即通过对符号——物的占有和消费，个体凸显出自己的文化身份，而这种转换在他看来决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
早期鲍德里亚虽然是从双重逻辑出发展开理论建构，但明显倾向于从符号学视角展开的社会批判理论，他力图将符号学融入马克思以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批判框架之中，一方面固然拓展了马克思的“异化”一“物化”批判话语，另一方面由于双重逻辑模式的存在。必然会导致生产逻辑与符号学的深层次冲突，因而其后期在《生产之镜》和《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全面批判马克思的“生产哲学”实属必然，以至在《生产之镜》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没能彻底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决裂，它所希望的仅是一种更为有效且公正的生产组织，而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为此，他用“生产之镜”来界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将马克思的总体逻辑视为生产。事实上，自20世纪40年代西方社会转型导致消费获得主导性地位，消费社会一切都以符号编码为中介，所以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传统的物质生产占主导，而是符号编码占主导，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本身就处于符码统治之中，沦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
三鲍德里亚正是由于对马克思生产范式的彻底否定而转向后马克思思潮。鲍德里亚敏锐地意识到消费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种重要性在从大工业到后工业的时代转型中获得异乎寻常的强化，以至他将马克思对生产一技术的重视也视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的“共谋”。可以说，他继承的是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反对的却是物质生产活动在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因而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人物。纵观整个后马克思思潮是由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五月风暴”之后，离开马克思主义转向一种更加激进的并且是在后现代思潮中直接表现出来的后马克思批判理论。他们虽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自认为承袭了马克思的某种批判性的遗产；他们本身就是后现代思潮的理论主流，但不同于后现代的政治立场；他们从一个断面激烈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又小心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按照卢卡奇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界定的话，我们会发现即便是“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需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因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无论鲍德里亚是否与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性研究的结论保持一致。都可以视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工作的一种延续，更确切地说是马克思开创的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效应，这也是德里达所说的，马克思作为一个历史不在场的幽灵而发生的作用。
[关键词]闲暇消费；全面发展；文化导向
一、加快发展闲瑕消费是时代的召唤和现实的需要
中国人对闲暇的早期论述有：《诗经・民劳》曰：“民亦劳止，汔可小休”；《礼记・月令》日：“霜始降，则百工休”。这里的“休”即休闲、闲暇，是人在劳动或工作之外，自愿从事的生活状态或生活方式。闲暇是人类专有的生活方式，闲暇生活是人在谋生劳动之外的自由，是人类从必然走向自由的生存方式。但是，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剥夺了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也无情地剥夺了他们的自由时间。随着城市人口的剧增和农村人口的剧减，昔日小生产者的闲暇时间与劳作时间的交错混杂现象早已不复存在，大工业和城市化浪潮将人们的工作与闲暇在时间和空间上加以分割，使绝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泾渭分明。即是说，将人与生俱来的娱乐、游戏及对自然界亲近的本能加以剥夺，这是近代工业社会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对人性漠视的典型表现。
马克思把闲暇时间称为自由时间，即非劳动时间、“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他高度评价自由时间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工人的自由时间的侵吞，同时对未来理想社会做了这样的描绘：“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预言：“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以保证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以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可以说，在马克思看来，每个人拥有全面而充分的自由发展，这是未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是构建未来整个理想社会的根基。总之，闲暇是一种“个性得到自由解放”的活动，是个人摆脱奴隶般服从大工业分工，展示和发展个人才能的自由，只有到这个时候，人类才能真正实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科学技术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程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在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高生产率创造了更为丰盛的物质产品，也创造了更多的大工业“流水线”之外的自由时间，追求物质商品的富足正在变幻为追求闲暇生活的舒适。随着科技革新及其相应的管理革新的深入，工作方式将进一步发生变革，人们的劳动时间还会缩短，这既是必然的又是可能的。尽管勤劳将继续视为美德，作为创造财富的源泉，始终受到人们的称赞，但是必须承认，闲暇生活方式正渐渐代替工作生活方式而成为人们社会活动的中心，闲暇比工作更加重要的观念必将逐步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
因此，闲暇时间的多少、闲暇种类及闲暇形式的发达程度，不仅是判别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同时还是社会生活进步的尺度。世界现代化进程表明，国家越富裕，休息时间便越多。经济福利越增长，闲暇消费越普及，且日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说，闲暇消费已经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从社会学角度看，闲暇消费是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联结点，闲暇文明消费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经济的终极目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实现全面自由发展，人的需要能得到不断满足，享有更充分、更完美、更舒适、更自由的闲暇生活，这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闲暇消费是以满足个人闲暇需要，对闲暇产品、闲暇设施和闲暇服务的消费。闲暇消费不同于一般以满足个人生理需要为基础的物质产品消费，而是在一般的物质消费基础之上的精神文化层次的消费，它是以个人自在体验为基础，以知识与感悟、情趣与发现、愉悦与享乐等为消费效益的一种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因而，闲暇消费既注重对相关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消费过程，更注重通过消费获取对自然、人生、社会的观念和知识，提高生活的品位和格调，表达个性与自我才艺，净化心灵、美化生活，获得身心自由、健康与快乐。从这个意义上看，闲暇消费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民曾经历经了普遍贫穷的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之“增产节约”，成为全民的神圣职责，闲暇成为一种奢侈。当时的消费文化告诫人们“工作即生活、职业即生命”，“小车不倒只管推”，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和价值所在。不能“丧志”；至于沉湎于娱乐与山水之间，当属需自觉根除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等等。这就导致几乎一、二代人不习惯享受闲暇时间，甚至于不会闲暇消费，实在值得哀叹。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实现工业化的关键阶段，全神贯注发展经济，增强社会财富和综合国力，这既是时代的召唤，又是现实的需要――构筑让全体中国人摆脱贫困，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基础。同时，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功绩还在于唤醒民众重新发现和审视生活，消费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闲暇消费不再与发展经济相背离，因为闲暇时间是“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这就是我国人民的闲暇消费在短时间迅猛发展的重要经济社会基础。城乡居民正在大踏步地进入闲暇消费的普及阶段，各种不同类型的闲暇消费活动，正在大踏步地步入居民日常生活之中，闲暇费用大幅增长，休闲用地扩充势头兴旺，旅游景点星罗棋布，交通设施今非昔比，娱乐形式五光十色，保健场馆遍地开花，等等。可以肯定，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公共设施完善，中国人的闲暇消费必将出现一个更大的发展浪潮。
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闲暇消费方式
对于闲暇(休闲)消费这个重要领域，我国学术界尚未达到广泛而充分关注的程度。系统研究闲暇消费需要多学科合力推进，它涉及到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文化学、教育学、旅游学、体育学、人口学、美学、艺术学、心理学、历史学等等，同时还涉及到医学、建筑学、交通运输等等自然科学，因而是各个学科合力研究的综合课题。由此看来，我们的研究还远不够充分与深入。
因此，读到著名消费经济学家尹世杰教授的新著《闲暇消费论》(2007年9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不觉有耳目一新之振奋感。《闲暇消费论》系统而详实地探讨了国内外闲暇消费及其闲暇产业发展的动因、各类闲暇消费内容的
合理划分、影响我国居民闲暇消费的因素、闲暇消费发展趋势等基础理论问题，特别是紧密结合实践，就我国当前闲暇消费中的若干不良现象及有害言论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高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旗，引导居民闲暇消费，构建中国特色的闲暇消费方式等系列问题，提出了具有开拓性的重要见解。
作为中国消费经济学科的奠基者，尹世杰教授是一个热忱研究及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严谨学者，他不仅创建了消费经济学科的一整套范畴，并且在长时期经济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消费经济理论，在我国经济学界产生了特殊的影响。耄耋之年，笔耕不辍，近10年来，尹世杰教授在研究消费经济学各类课题之中，对消费文化和闲暇消费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注重将消费经济学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相互交融，探析经济现象的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成因及其哲理性的实质，发表了一批相关论著，对我国消费文化、闲暇消费的理论构建与实践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闲暇消费论》中，尹世杰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闲暇消费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内涵来说，应该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结合点，是‘真’、‘善’、‘美’的统一，是促进消费和谐乃至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闲暇消费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他强调：“我们要从文化的高度来观察闲暇消费，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闲暇消费的同时，合理吸收西方国家某些对我们有用的闲暇消费方式和方法，以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具有高度文化内涵的闲暇消费方式，这更是我们今后应该着力研究的课题。”
从文化学的高度来看，第一，闲暇消费是人的高层次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的积极活动。从幼年的嬉戏玩耍至老年的养生悦乐，闲暇消费伴随着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人们不断发掘闲暇消费的积极内涵，扩展闲暇消费的形式和种类、广度与深度，并且在不断拓展的闲暇消费中表现自我、展示自我、创造自我与发展自我。因此，“闲暇消费正体现人生的目的和价值，体现人的本质要求”。闲暇文明消费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成员身心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第二，闲暇消费应该具有高层次的文化内涵。首先，闲暇本身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不能为闲暇而闲暇，闲暇消费必须服从于“人生最高、最完美的价值的追求”，只有从精神文化的高度才能真正把握闲暇消费的最终目的和价值取向。其次，发展闲暇消费要以先进文化为导向，注重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生态文化的“三统一”，端正闲暇消费的价值导向，提高精神文化消费在闲暇消费中的比重，增加闲暇消费中的知识、艺术及营造和谐的闲暇消费环境，这是提高闲暇消费质量，优化社会文明的重要原则。
在这样一些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尹世杰教授具体分析了发展闲暇消费的基本思路，并且着力剖析与批判了当今社会消费生活及闲暇消费中存在的不良现象。
1、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闲暇消费文化，揭露和批判闲暇消费的异化。该书指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闲暇消费方式，首先要立足于继承和发扬我国自古以来优秀的闲暇消费精华，弘扬民族精神。华夏5千年历史长河，闲暇消费理论和实践源远流长。《闲暇消费论》热忱推崇了我国古代琴棋书画、花鸟虫鱼及诗歌舞蹈等高雅的、高品位的闲暇消费方式，着力推崇了孔子、孟子、萄子、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坡等著名哲人、文人的悠然怡情的心境、富有艺术情趣、创造性魅力的闲暇消费活动，给人以美的熏陶和享受。同时指出，对于我国古代的闲暇消费思想，即便是孔子、孟子等圣人的闲暇生活见解，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此同时，该书对古代史上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等骄奢淫逸的异化的闲暇消费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于古代“无逸”、“无欲”、“寡欲”、“”、“见素抱朴”、“绝圣弃智”等闲暇生活中的“悖论”，对于“竹林七贤”等人放浪不羁、颇为怪异的闲暇消费行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批评。
2、合理吸取西方国家的闲暇消费方式和闲暇消费文化，坚决抵制和反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闲暇消费论》赞赏与推介了亚里士多德、凡勃伦、罗素、弗瑞德希里・席勒、罗歇・苏等一批西方历代著名学者关于闲暇消费的精彩论述，同时也对他们的某些有误的观点进行了评点；介绍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九国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闲暇消费方式，同时也对其闲暇消费中的诸多糟粕进行了批判。该书明确指出，西方国家难以遏止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人欲横流、物欲横流，是对高尚、合理的闲暇消费的粗暴践踏，是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矛盾”、“文化危机”、“精神危机”的典型反映。
这是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论述。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闲暇消费大发展，消费内容和形式日渐丰富，消费质量不断提高，这是主流。但是，居民闲暇消费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直接危害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比如，在闲暇时间，有些人沉迷于麻将通宵达旦，有些人大搞高消费、奢侈消费，骄奢淫逸、铺张浪费；有些地方胡乱“开发”，严重损害生态环境和历史文物；有些网络游戏、网络信息渲染暴力色情迷信，成为“电子海洛因”；有些图书音像制品格调低下、庸俗粗痞，实为“文化垃圾”；还有一些文化娱乐场所和文化娱乐活动贩“黄”制“黄”等等，不一而足，种种盲目仿效西方生活方式中的糟粕，崇尚物欲、追求感官刺激、寻求颓废等低级庸俗的闲暇活动，已经侵蚀到社会的相关层面。更令人忧虑的是，有的学者却居然为这些消费活动张目，给予理论阐释。诸如有人说：“过去那种以崇高为特征的文化，那种以精神的超脱和痛感升华为标志的文化，显然已不能作为基本形态而存在。一言以蔽之，闲暇的时间压力最终转化为对世俗性、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需求。”这就是以庸俗文化对抗崇高文化的宣言!有人竟然宣扬：“人们从崇尚精神转向了对物质实惠的崇拜。在横流的物欲中，人们对物质、金钱关注的热情已经远远超过了对自身心灵的关怀”；“享乐主义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这确实大为离谱了。这里实质上是论及人的本质。《闲暇消费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人不是“经济人”，而应该是用先进文化武装起来的“文化人”；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是社会人。顺藤摸瓜，该书着力揭示了这些言论的根源在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及所谓“消费社会”的论调，并给予了透彻的剖析和严厉抨击，指出：西方和我国的有识学者都认为，“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是西方“社会病”的根源，是一些国家出现“文化矛盾”、“文化危机”的根源。宣扬“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不是优化消费结构，而是‘劣化’消费结构，不是提高消费质量，而是从根本上降低消费质量；不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是全面促进人的全面堕落；不是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是全面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诚然，我们应当允许多元思想的共存，但是，对于这些明显违背文明的言论，必须坚决抵制。
可见，中国社会步入现代化的过程，是正面与负面的效应相互交错、良莠混杂的进程，是希望与隐忧并列的进程。其负面效应在人们的精神领域表现为“拜
金主义横行、物欲主义泛滥、精神家园迷失、人文关系淡漠、冲突、行为方式失范等”，这些都会在消费生活领域呈现出来，并且比起其他领域似乎更有明显的人性的隐忧。现实表明，中国要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文明的生活消费方式，还有漫长而艰巨的路程要走。
《闲暇消费论》充分反映了尹世杰教授胸襟大度、崇敬自然、刚正不阿、乐观豁达的人生境界；表现了他执着推进闲暇文明消费的热忱、强烈的忧患意识、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的气度，体现了一个当代经济学家对社会、对人民、对国家的深层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在当今物欲泛滥，道德危机，缺乏方向感和批判精神的时候，坚持这种求真与反思的精神，更值得钦佩。可惜像尹世杰教授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学者已太少，而且与后辈的断层已经难以接合。
3、依据闲暇消费发展趋势，加快发展具有先进文化内涵的闲暇产业。在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劳动工作节奏快速的情况下；在人炸、全球变暖、资源枯竭、生存环境恶化等条件下，寻求减轻精神压力和负担，寻求健康，这是世界各个国家居民的重要需求，也是闲暇经济及其娱乐、体育、保健、旅游等闲暇产业得以快速发展的直接动因，闲暇消费将进一步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美国学者预测，到2015年，美国闲暇消费将创造GDP的50％，从事为闲暇消费服务的劳动力占整个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将达80～85％，闲暇经济将成为社会的主导经济。令人眼光缭乱的闲暇项目和日益增长的闲暇服务需求方兴未艾，导致闲暇消费服务企业发展迅猛、蔚然大观，第三产业相当多的门类直接为居民闲暇消费服务，创造了庞大的就业人口，带动了制造业闲暇类产品生产的兴旺。因此，将闲暇消费带动的物质生产和各类服务称之为闲暇产业的确名副其实。而闲暇产业作为现时代唯一长青不衰的主导产业，适应了人们闲暇时间进一步增多，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的需要，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一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进程中，个人的闲暇消费活动逐步走向商业性经营，闲暇消费演变为商业性投资开发项目，这包括：商品――如体育和娱乐用品、花卉、玩具、字画、音像书刊、影视作品等；商业设施――如度假村、餐馆、茶楼、游泳池、游乐园、影院、保健场馆等；商业――如旅游、保健、文艺演出等。另一方面，个人的闲暇消费活动又演化为社会化的公开性与公共性活动，闲暇消费成为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大力发展闲暇消费产业成为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个重点。这就要求政府、社区和社会团体承担构建和维护从儿童至老年的各类活动场所和设施的职责。
但是，当代闲暇消费的商业性营运既是闲暇消费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备受争议的现象。当我们的各类消费活动都置于以赚取利润为目标的公司操纵的时候，这类消费很难说还能完美地体现它的本质――追求精神与物质和谐共生的、超功利、超物欲的生活方式。如娱乐的商业形式可能会满足一部分人的需要，但是，它的首要目标是被公司的股票持有者用来赚钱，而不是用来促进人类社会进步或改善公众的福利。尹世杰教授剖析在“文化已沦落为纯粹的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产业巩固了市场与商品拜物教的统治，塑造并长期维持一群‘退化’的大众，保住了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他提出，闲暇产业决不能走偏方向，走向邪路，这是确保闲暇产业健康发展的灵魂所在。在我国，不能不加区分地提出闲暇产业商品化，至于文化产业则必须警惕“文化泡沫”，抵制在这些领域已经出现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种种“文化商品化”行径。他强调，开发闲暇产业和闲暇产品，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使高科技与高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第一消费力(文化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丰富文化产业的内容，提高闲暇消费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发扬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同时加强文化产业的开拓创新，推动集约化经营。应当说这些深邃的见解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拜物教 异化 腐败 消费主义 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4-037-04
一、问题的提出
“拜物教”（Fetishism）一词事实上并非是马克思提出的，而是由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查理斯·德·布罗斯在1760年所提出的{1}。“拜物教”最初的含义并不像马克思所表述的那样，而是“拜神教”的对称，指“灵魂观念尚未明确产生之前，原始人把某些特定物体当作具有意识的物体而加以崇拜的宗教”{2}。而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指的是“对某种事物的迷信”{3}，具体来说是对商品的迷信，马克思对“拜物教”这一词赋予了新内涵，或者说马克思对这一词进行了拓展。马克思根据费尔巴哈对宗教崇拜的解释对这两种“拜物教”进行了区分，而后一种“拜物教”就是我们常说的马克思的拜物教。
马克思的拜物教思想事实上最早在他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下文简称《手稿》）中就有所体现。马克思在其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的问题，并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的自我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和人同人的异化这四个方面{4}进行了分析。劳动产品的异化，指的是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不归其所有却反过来与其对立并成为奴役劳动者的手段的现象，正如他所说的“异己的存在物”{5}；劳动的自我异化，则是劳动产品的异化的根源，因为劳动的自我异化使得劳动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属于企业主，从而其劳动的产品也不再属于他自己{6}；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是前两种异化的必然结果，劳动作为生命的活动，变成了“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手段”，劳动者“把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他们本来应该能够自由地生产，而异化劳动却剥夺了他们的生产对象，从而使他们的人的本质与自身异化了{7}；而最后，这三种异化又进一步导致了第四种异化，即人同人相异化，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其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这四个方面实际上存在着层层递进的关系，它们并不是相互独立或者并列的，而是互为联系的。从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中不难洞见他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拜物教”的影子，“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是通过物与物的关系，即商品与商品的关系来表现的……商品成为一种独立于商品生产者之外的神秘力量，并支配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因而商品生产者就像崇拜偶像一样崇拜商品”{8}，从中可以看出“劳动产品的异化”和“人同人相异化”的影子，而这里的劳动产品已经发展成为了商品。商品后来则又进一步升级为货币和资本的形式{9}。
马克思对“拜物教”的分析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存在的经济关系之下进行的，但其意义远不仅仅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在于其对商品、货币、市场经济等经济范畴的社会影响的二重性分析，或者说是辩证法分析，从而超越了意识和观念，具有普遍的意义。本文并不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保护带”来进行分析，而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硬核”来分析问题，因而并不局限于马克思的形式逻辑。
马克思的“拜物教”不仅在于它的理论意义，还在于它的现实意义。“拜物教”的影子在当今社会中并没有消失，在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商品拜物教的关系不容忽视。正如袁恩桢（2007）所说，公有制并不是商品拜物教消失的充分条件，更何况我国还有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因而“拜物教”对于当代的中国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拜物教”的含义并不局限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分析，它根源在于一种对本质关系的“掩盖能力”{10}。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当代体现“拜物教”几个重要的现象，并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尝试给出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对这些现象的启示及可能的政策含义。
二、拜物教与腐败
（一）腐败现象及其与拜物教的关系
腐败，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的一种现象，而对腐败这一现象的看法，有反对也有赞成。赞成者甚至提出了“剂”（grease）和“政治黏合剂”等说法，但事实上这观点都禁不起推敲，而反腐败仍然是世界潮流。Wei（1999）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腐败会导致一国经济效率产生很大的损失{11}。许多国家的事实表明，腐败程度与企业管理者同政府打交道所花费的时间成正相关关系{12}。由此可见，腐败是一种不好的现象。
那么，腐败具体是怎样的现象呢。简单地说，就是以公权谋私利。如果要更具体些，可以参考张军在“委托—”框架下的一个定义：“如果一个第三方试图以贿赂手段来影响人的话，那么他可以向人支付一笔钱，而这笔钱并未并未上缴委托人。不论这是否违法，或是否与委托人的利益相冲突”{13}。而根据贺卫的定义，腐败指的是由于考虑私人的金钱或地位利益而偏离作为一个公共角色所具有的正式职责的行为，或是违反那些旨在反对谋求私利的规则的行为{14}。从这些定义中不难发现，腐败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或者说是对物质利益的崇拜行为。虽然腐败也存在对地位利益的追求，但这种对地位利益的追求是建立在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之上的，没有物质利益很难谈得上有地位。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腐败是官员（虽然他可能不是工人）对物质利益的盲目崇拜，而看不到自己存在的真实意义。
腐败，启示本身也是一种“拜物教”或者“异化”的现象。在当今社会中，腐败实质上是一种新形态的“异化”——“民主异化”。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引申出来，劳动者在此处变为了纳税人，而政府则是由纳税人民主“生产”出来的机构，本来应该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政府却反过来成为了支配纳税人权利的力量，纳税人本应该是国家的主人却成为了自己所创造的政府的支配体，由纳税人民主推举出来的政府官员与纳税人发生相互“异化”，并且不断侵害纳税人的权利{15}。这种“异化”本质上就是一种“拜物教”主义，是对“政府”而不是“商品”的崇拜。
在这里，本文似乎脱离了“拜物教”的本意，但事实上这种新形态的“异化”是马克思“劳动异化”的“硬核”的在新的机制下的进一步升级，或者说是对马克思“拜物教”的继承与发展（“保护带”的拓展）{16}。马克思的“拜物教”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分析的，形式是资本家通过对资本的垄断特权实现对劳动者的控制；而这里的升级在于，分析是在有政府管理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税款的垄断特权实现了对纳税人（劳动者和资本家）的控制。政府以某种理由通过征税来直接地笼络资金，政府和资本家一样戴着“善”的面具，他们微笑着承诺这是一场公平的交易，但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黑箱”之中到底真正发生了怎样的交易{17}。
腐败不仅仅是在今天，而是自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日起{18}，就很大程度上是“拜物教”的结果了。虽然在奴隶和封建时代纳税人还谈不上国家的主人，在这样的社会下个人被剥削似乎是一种事实甚至是反到是一种道理，但不可否认的是纳税人事实上被剥削了，而且这里官员与纳税人的“异化”形式仍然是成立的{19}。但在旧社会，政府似乎也不需要戴上“善”的面具，也不必要在“黑箱”中交易，反而是在当今时代，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政府反而需要用什么东西来掩盖住自己的行为了。
可以说，当今的腐败就是一种“拜物教”，这里指的不是简单的官员的利益最大化行为，而是指政府在当今的社会机制下能够找到一个“黑箱”对其行为进行掩盖从而造成纳税人对其自身本质的迷失从而造成的“异化”现象，正是这种掩盖力量给了腐败带来机会。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社会机制并不一定指资本主义，而是指一种不完善的社会体制，或者说是一种欠发达的社会体制。
（二）腐败存在的原因：欠发达的社会体制
根据上文的分析，腐败与“拜物教”的关系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腐败源于拜物教，其二是腐败本身就是“拜物教”。这对我们理解为什么当今仍然会存在腐败现象或许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视角，因为腐败的根源就是“拜物教”的根源。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拜物教”并不是马克思狭义意义上的“拜物教”，即不局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是一种存在政府与纳税人的社会关系框架之下的分析。
上文提到“拜物教”的根源在于一种对本质关系的“掩盖能力”，本文在此应该要对此作出说明了。事实上，马克思所讨论的“劳动异化”的关键点在于资本家最初对剩余利润的“掩盖能力”，如果没有这种“掩盖能力”，资本家似乎就对劳动者没有吸引力了。资本家能以一种公平交易的形象出现才会吸引大量的劳动者{20}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种对本质的“掩盖能力”又产生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欠发达。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资本家的这种“掩盖能力”实际上是被不断地削弱的，人们不断发现了“黑箱”中的秘密，并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当今世界反对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壮大。可以看到，当今世界有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程度甚至比很多落后国家的情况要小。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程度可能也要小，这不禁让我们产生疑问。
经济学家曾经从剥削的阶级思想、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市场经济的客观条件等角度来分析腐败的原因，但这依然无法解决上面的疑问{21}。这些解释似乎都只看到了表面的原因而没有看到本质的原因——欠发达的社会体制。
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转轨过程中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在很多地方仍然存在传统体制与新体制的并存，并且还有不少体制的“真空地带”，这就给一些政府官员以腐败的“黑箱”，从而在这里面掩盖自己的行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缺乏科学的认识，从而可能没有看到这些“真空地带”，或者看不清“黑箱”里面的一些行为，从而给政府官员机会。因此，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严重，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种欠发达的社会体制，而这种欠发达的社会体制给了政府官员一种“掩盖能力”，从而产生了对政府的“拜物教”。另外，因为我国采取的市场机制，官员的腐败行为也源于对商品的崇拜{22}。因而，从拜物教得到的启示是，腐败源于我国欠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
（三）腐败现象如何从根源上削弱{23}
事实上，我国的反腐力度是在不断加大的，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了政府官员的“黑箱”中的行为，然而这些反腐行动似乎都只是治标不治本，腐败现象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仅仅从表面上反腐，腐败现象可能从均值的意义来说是永远无法被削弱的，但如果能从根源上削弱，腐败现象可能不仅方差变小，并且均值也会永久地变小了。而从马克思拜物教的理论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到对根源削弱的启示。
首先，腐败本身作为一种拜物教是源于其对本质的“掩盖能力”，那么从根源上削弱腐败就要求我们对这种“掩盖能力”进行削弱，而这体现为政府的“公开透明化”。政府之所以有“掩盖能力”，主要是因为欠发达的社会体制下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社会体制的不完全性导致了扭曲和真空地带，因而我国社会体制的发展方向应是信息“公开透明化”。至于如何建立健全的信息对称机制，并不是本文要具体讨论的内容。
其次，腐败源于官员在商品经济下的商品拜物教，一种对自我本质的迷失。然而，为何会出现官员对物质的依赖呢。可能的解释在于官员的工资收入过低导致对其自由发展的限制从而迫使一些官员产生对物质利益的崇拜。马克思认为，只有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才能超脱物质的束缚从而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而这对这种解释的启示在于，官员只有超脱于一定程度的物质基础束缚时才能摆脱商品拜物教的影响。那么，这里的政策含义是什么。或许“高薪养廉”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它使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物质的依赖，从而能在精神上更加自由的发展，从而腐败在官员的决策集中似乎也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24}。试想，如果官员的工资收入仅够满足其物质生存需要，这不免使其被物质约束从而产生对物质利益的崇拜，而腐败也应运而生。我们一味要求限制官员的权力，却忽视了官员作为人的本质的需求，这似乎是非常不合理的。因此，树立官员的正确人生价值观应当在官员摆脱了一定物质的束缚之下才能实现{25}，让公务员有一份像样的工资收入或许能让公务员不必去追求其工资之外的收入，从而摆脱对物质利益的崇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是纳税人的发展，也是官员的发展，而物质基础对于他们来说同样重要。
三、拜物教与消费主义
（一）消费主义及其与拜物教的关系
消费主义（Consumerism{26}）是指一种将对物质财富的无限占有和对无度消费的贪婪追求作为人生价值取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凡勃伦（1899）在其《有闲资本论》{27}中就将19世纪末的消费主义界定为了“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消费主义给出了定义，比如：雷安定和金平（1994）认为“消费主义是指人们的一种毫无顾忌，毫无节制地消耗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并把消费看作是人生最高目的的一种消费观和价值观”，刘晓君（1998）则认为“消费主义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也在不发达国家发现的一种文化态度，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而毛世英（2003）认为“所谓消费主义，是指一种鼓吹在大众生活层面上进行高消费的价值观念、文化态度或生活方式”{28}。从这些定义中不难看出消费者对商品的一种盲目崇拜。然而，这不禁让人产生一种疑问，即消费者为何会对消费产生盲目崇拜。
消费主义看似是消费者的“自主”的行为，但实际上，这种盲目崇拜是源于一种被动的操控结果，是“拜物教”在消费领域{29}的新一轮升级。马尔库塞和费洛姆认为，当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日趋严重和普遍，并且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消费过程中。可以说，消费主义本质上也是一种“拜物教”。
消费主义何以体现为一种“拜物教”呢，我们可以从“异化”谈起。消费的意义本应在于给人带来一种幸福感，人在消费中应该是实在的、有感觉、有情感和有判断力的，并且进行有意义、有人情味和创造性的消费。而当今在资本家的操控下，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消费被资本家宣传为一种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从而扭曲了消费的本义，导致消费与个人真实需要的分离，从而导致消费本身的“异化”与消费品与人的“异化”{30}。因此，消费主义并不是消费者“自主”的行为，而是“控”的{31}。消费脱离了人的本质需求，从而也就成为了一种盲目的“拜物教”形式。
（二）“消费拜物教”的根源：落后的消费观念与错误的市场机制导向{32}
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新时代的“拜物教”形式，是资本家追逐利润的目标下对消费者的“操控”的结果。然而问题在于，消费者是何以控的。
事实上，消费主义的根源在于消费观念的落后，这就给了资本家以操控的机会。类似于资本家对资本的操控、政府官员对税收的操控，这里资本家对消费者心理的操控仍然源自于信息的不对称，人们被“善”的面具欺骗，看似是为消费者实现需求提供便利的广告实际上背后却是对消费者需求的扭曲，而实际上资本家在这“消费主义的黑箱”中早已赚取了巨大的利润，人们不仅迷失在消费之中，也在迷失之中被剥削得一无所有，成为消费的奴隶。从中可以发现，落后的消费观念体现为：人们对自己本质需求的认识不清，容易受到外界干扰从而导致与本质的偏离。
另一方面，这也与市场机制的导向有关。在没有调控的市场机制下，资本内在地由一种逐利性，追求经济的告诉增长。王代月（2004）运用马克思的资本流通理论说明了生产和消费都是资本增值的手段，在福特主义出现后，生产的重点转到了生活资料的生产，这就必然要求更大规模的消费。从我国的现实来看，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资本家对消费者的“操控”行为更加严重；加上我国刚刚发展起来，人们的消费观念还不成熟，因而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我国的一些消费者表现得很不理性{33}。
本文在此并不是要否定消费的作用，事实上消费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本文强调的并不是不消费，而是要理性消费，消费应该是一种不受操控的、出自于人们内心本质的消费，这将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三）消费主义的后果与对策
1.消费主义的后果{34}。首先，是对可持续发展的破坏。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资本家疯狂地从自然中掠夺资源并组织生产出消费品，并想尽一切办法鼓励消费者们多消费；而人们由于消费观念尚不成熟，在资本家的迷惑下倾向于过度地消费，这又反过来刺激了资本家进一步地扩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从而陷入了一个消费陷阱——其后果是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导致的资源危机与生态破坏。
其次，是对人全面发展的破坏。人们在消费主义的引导下，把人生的价值归结为对物的消费，而丧失了对精神的追求。程秀波（2004）认为消费主义使人成为金钱、财富和欲望的奴隶，成为没有思想和精神的躯壳。
再次，是造成幸福感的缺失。在如今这个消费主义的时代，社会关系比如家庭中的社会关系被忽略了，并且，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商业化程度的发展，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能够享用的闲暇越来越少，人们在物质世界中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快乐的权利。
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新形式的“拜物教”，由于人们落后的消费观念和市场机制的错误导向而被人们忽略，如果人们不尽快跳出这一“拜物教”的陷阱，将在这种逻辑的死循环中徘徊很长的时间并造成巨大的损失。
2.消费主义的对策。首先，应当解决落后的消费观念的问题。事实上，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尝试构建新型消费伦理观，并提出了多种消费伦理观，比如可持续消费、适度消费等等，理论界对消费主义的批判能够使学界对消费主义的后果有更清楚的认识，从而对消费观念起到发展的作用。然而，光靠学者的理论研究还是不够的，宣传教育也非常重要，国家应该结合学界的研究，对大众进行理性消费的宣传，而宣传可以结合媒体与教科书，从而实现广泛性。
其次，应当对市场机制导向进行合理调控。政府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运用税收政策，对高收入者实行累进的个人所得税，从而对个人财富的无限积累进行遏制；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对奢侈品的消费征收高额的消费税，从而调控盲目的消费主义行为。政府还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对运用广告等手段对消费者进行操控的行为进行限制，同时也限制厂家对自然的无限制掠夺，要求其进行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本文首先从“拜物教”谈起，通过对马克思《手稿》的“劳动异化”和《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得出结论：马克思对“拜物教”一词进行了发展，使得其具有普遍意义，并对现实有重要的意义。“拜物教”源于一种对本质的“掩盖能力”——本文通过对腐败和消费主义对其进行了分析。在腐败问题中，“掩盖能力”产生于欠发达的社会体制；而消费主义中，不正确的市场机制导向导致商家的“掩盖动力”，而其“掩盖能力”源于消费者不成熟的消费观念。腐败和消费主义都是“拜物教”的新形态，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对腐败和消费主义具有启示意义：反腐应当从公开透明化做起，而“高薪养廉”或许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政策；破除消费主义迷信则应当从理论研究、宣传教育、经济和法律手段等多角度进行，从而解决落后的消费观念并对市场机制导向进行合理调控。
本文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对腐败的根源进行讨论的时候没有考虑“掩盖动机”的问题，事实上腐败的“掩盖动力”与消费主义的是相似的，虽然后文中讨论了消费主义的“掩盖动力”的问题，但似乎前文不讨论还是欠妥当的；其二，本文可能在一些问题的解释上不够清楚，可能对“拜物教”的解释并不那么直观和容易理解。这两点将是笔者在下一阶段要改进和研究的方向。
注释：
{1}Charles de Brosses从fetiche（物神）一词派生出fetishism（拜物教）的概念，他将其表述为一种一般类型的原始心理和自然的宗教实践。不难看出这一词具有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
{2}{3}这一概念的解释来源于：《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1638页。
{4}笔者认为袁恩桢（2007）将其理解为三个方面欠妥当，事实上“人同人相异化”也可以作为其中一方面。
{5}马克思在其1844年的《手稿》中提到，“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从中不难洞见劳动产品的异化与费尔巴哈哲学关于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观点的相似，同时也能看出这里有“拜物教”最初含义及其向马克思拜物教理论发展的影子。
{6}劳动的自我异化还表现为劳动不再是一种幸福，反而是一种不幸，一种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摧残。在《手稿》中，马克思用的是“外化”一词，但马克思在这里其实是借用了黑格尔的用语，而在黑格尔的“异化”和“外化”意思是一致的，卢卡斯也对这两个词进行了分析，并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将这二者基本视为同义词使用。
{7}引号中的话是《手稿》中的原话，笔者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的45—47页。
{8}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论述，笔者引自：《资本论》第16页，具体见参考文献。
{9}从而“拜物教”也被冠以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
{10}这种“掩盖能力”这在后文会具体论述，在此就不具体展开。
{11}具体地说，如果菲律宾将其腐败水平降低到新加坡的水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菲律宾可以使投资占GDP的比率提高6.6%；而如果印度将其腐败水平降低到新加坡的水平，则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相当于将其公司所得税的边际税率降低2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腐败对国家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12}参见斯塔彭赫斯特等的《反腐败——国家廉政建设模式》，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42页。这里可以将同政府打交道所花费的时间理解为一种效率的损失，因为这些时间本来可以用于生产性活动中的。
{13}参见张军《特权与优惠的经济学分析》第六章，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93—94页。
{14}参见贺卫《寻租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第232页。
{15}或许这里的说法有些夸张，因为纳税人并没有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但不可否认的是腐败现象侵害了纳税人的权利还是很严重的，斯塔彭赫斯特等在《反腐败——国家廉政建设模式》一书中就提到，造成政府税收收入的损失高达50%，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大数字。
{16}鲍德里亚认为，今天拜物教已经延伸到一切生活领域，而不只是经济生活领域。
{17}资本家可能还会为社会提品，而政府可能并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产品。
{18}更确切地说，自从“货币”出现之日起，就存在与“拜物教”的联系了。事实上，也可以把货币理解为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19}甚至“异化”得更严重。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贪污受贿现象相对现在可能更为盛行，甚至是彻头彻尾的腐败。纳税人根本没有谈自己权利的资格，只能忍受被剥削的现实，因此与其说是“腐败”不如说是“裸的剥削”。
{20}不仅仅是自由劳动者，也可能是生产资料不足或者拥有一定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他们选择成为资本家的雇佣工人可能是被资本家的“善”的表象所欺骗了。
{21}事实上，法理学家卓泽渊就曾提过这一个问题。
{22}这里并没有批判市场机制的意思，邓小平（1992）提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和工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用的工具，这无疑是对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和伟大的历史贡献，但我们似乎过于强调“工具”而忽略了其本身也含有的经济关系。如果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工具”，可能会使我们忽视了商品拜物教的存在。市场经济的确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其内在的消极影响。
{23}这里不说消除，主要是因为腐败现象不可能一下子消除，而且完全没有一丁点儿腐败的完美解在现实中似乎也是不可能得到的，我们只能尽可能从根源上削弱。即使根源被消灭了，仍然可能会存在一丁点儿腐败现象。我们不追求“最优”而是追求“次优”甚至是“第三优”，这样或许更现实。
{24}可以理解为，物质利益给官员带来的边际效用已经递减到低于其它利益的边际效用了，比如清廉的形象或者对正义的追求等给自己内心带来的正效用。然而，事实上这些推理的实现都是要建立在信息对称的基础上的，因此或许更根源的做法应该是对欠发达的社会体制的发展。
{25}这里并不认为精神激励是不重要的，而是强调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同样重要。社会的正义之风仍然需要通过对正确价值观的宣传才能得到普及。
{26}consumerism在英文中不仅仅有消费主义的意思，也指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运动（consumerists movement）之意。笔者在Jstor中用consumerism一词搜索英文文献发现，很多文章使用这一词汇是以后者为含义的。但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前者的含义而非后者。
{27}《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具体见参考文献。
{28}这些并没有列入本文的参考文献中。
{29}马克思对“拜物教”的分析主要是在物质生产领域。
{30}事实上，还可以引申出“人的自我异化”与“人与人之间相异化”，但本文暂且不谈论这个问题。
{31}资本家利用人们的一些不恰当的心理和观念，通过广告、竞争和舆论等控制了消费。消费品成为了广告竞赛制造出来的虚构之物，已经不再是人们本质需求的产物了。
{32}本文并没有将矛头指向资本家逐利的本性，因为“利益最大化”在当今似乎已经被看作是人的一种本质，将其本身作为一种不好的性质进行批判似乎显得不合理，因此本文提倡批判其实现的方式的不合理性。
{33}许多“暴发户”在奢侈品上的盲目消费现象在我国还是很普遍的。
{34}事实上，消费主义也会给腐败推波助澜，错误的市场机制导向同样是腐败的原因，错误的市场机制导向是腐败的推动力，我国欠发达的社会体制只是腐败的土壤。但为了避免重复，在此不再讨论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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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质消费文化；批判主义；民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8-0077-04
物质消费文化系因物质消费而产生的文化现象，在工业革命开始后，物质的商品化进程加剧，工业商品逐渐从贵族、上层社会向中层及下层民众普及。物质的商品化进程受到社会学者的重视。
一、物质商业化与人的异化：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奠基性论述
马克思是一名“经济至上、存在至上”的结构主义者。他认为，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决定其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其上层建筑。同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他坚持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马克思注意到，人与商品消费之间的变动关系揭示着社会发展的逻辑。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1]104在此三阶段框架内，第一阶段为自然经济，是以人本身为生产目的的经济。第二阶段为商品经济，在此阶段，人们的相互关系建立在各自对物（商品）的依赖基础之上，是我们当下普遍正在经历着的社会形态。第三阶段为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在摆脱了对物的依赖之后，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是人存在与劳动的目的。这是一个辩证法式的回归。
马克思的异化、商品拜物教理论奠定了当代批判型消费文化研究的基础。异化理论被黑格尔用来指涉产出物一方获得相对的独立性并与生产者相对立的状态。马克思则将异化推进到劳动领域，提出：劳动产品被异化于劳动者本身，产品不为生产者所有，生产愈多，生产者愈穷；劳动本身被异化，劳动者在劳动中否定自己，劳动带来痛苦；由此，劳动本由自由自觉的类生活变成了维持生活的个人手段，丧失了人的类本质；最后，人从人那里被异化，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人与他人的关系，才能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1]59马克思没有注意到人的生活世界是否存在被异化现象，这个工作由葛兰西及战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结构主义学派接续下来，相继提出了资本主义在日常生活领域内的“霸权”（葛兰西）、“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贝马斯）、“物体系”（布西亚）等概念。
在马克思之前的人类学家就已经发现人类社会的“拜物教”现象，马克思拓展了人类所崇拜之“物”的内涵。他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在商品世界中的可分离性，导致人们交换劳动的形式表现为商品交换，商品几乎支配了人类的一切活动，从而导致人们对商品的膜拜，此即商品拜物教。在商品拜物教的支配下，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盖，人的主体性被商品所控制，丧失自我反思与发展的能力。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体系，亦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成为反省“物化”的出发点。如卢卡奇强调了物化在生活领域内的扩展。他提出，商品社会使人与人的关系转变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在生活领域，人们通过消费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与品位。商品的消费过程，而非生产过程，承载着人们的价值。[2]这是马克思所说的物化逻辑在生活世界中的延伸。鲍德里亚进一步提出，商品的使用价值表现为效用、交换价值表现为劳动的等价，商品还存在诸商品之间的差异，即符号价值。符号体系内的差异成为人们选择商品时的决定因素。不过，无论是异化，还是商品拜物教，还是马克思的后继工作者，都把消费者看作是生产、交换体系内的被动者。[3]
恩格斯发展了马克思的人与物的关系论。他提出，人与物的理想状态应是，“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都将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归社会全体成员支配”。[1]486他也曾提出，在初步解决温饱之后，人们的生存斗争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而斗争，而且也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的生产发展资料而斗争”。[1]163我国学者杨魁、董雅丽总结：马克思主义将消费依社会形态、需要类型而划分为生存性、享受性及发展性消费，其中，享受性消费因要求精美，近乎奢侈消费；而发展性消费则指涉提升素质与能力的智力、体力、美育等消费。[4]
二、日常生活领域内的物质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派
意识形态及文化领域内的物质化的讨论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接续完成。意大利的葛兰西提醒人们，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并非只是表现于经济领域，它还发生于精神文化领域。资本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绝对权威，在文化阵地树立了霸权地位。被统治者如果想要获得解放，需要在文化领域内认识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及作用机制，通过阵地战/游击战等各种斗争技术，摆脱自己在社会秩序、政权合法性、理想生活范式等方面的被控制状态。[4]126-186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在消费文化研究中影响甚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等）基本沿袭了文化霸权论，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也因吸收了文化霸权论而发生了著名的学术转向。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盛行于欧洲学术界，以法兰克福为代表的批判学派注意到大众消费现象。他们不无忧虑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统治领域已经从生产领域扩展到生活领域，工人在离开工厂回到私人生活空间后，仍要接受资本主义的持续统治，这次统治乃是通过倡导物质消费来进行。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用“启蒙的辩证法”与“文化工业”等概念，批判资本主义将精神文化领域变为商品倾销场所。在阿多诺等人看来，启蒙原本是将人从愚昧状态中解救出来，但启蒙在完成这一任务之后却将自己神话，成为自身的对立面，即欺骗大众的帮凶。资本主义通过制造出商品海洋，让工人产生拥有商品即拥有幸福的“虚假需要”。即使一些精神文化产品，如电影、唱片、小说、报刊等，也不再是艺术家的创造，而是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的对象，成为“文化工业”产品。纷繁的工业商品背后，是生产流程的标准化与物质商品及其消费的伪个性化。[5]
马尔库塞提出，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在物质消费的诱惑下成为只能单向接受不能反思及抵抗的“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通过制造对物质的虚假需求的方式来压制人本身的真实需求。“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行动和消费、爱和恨别人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6]单向度的人就会“越来越变成消费机器，变成彻底的消费者，他唯一的目标就是拥有更多的东西，使用更多的东西”。[7]批判学派的另类学者本雅明认为，在战后的欧洲，艺术品被流水线式的工业生产所大量复制，先前的艺术品身上的光晕随之消逝，人们只是在消费复制品，并从中获得乐趣。“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性改变了大众与艺术的关系”。[8]
弗洛姆在提出现代消费基于虚假需要的命题之外，还从社会层面予以解析。他提出，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里，人们从事乏味的工作，为寻求补偿，便将注意力转移到消费领域，因为只有在这个领域，他才能感到自己是积极能动的主体。[9]立场中和的哈贝马斯也提出，人们原本生动丰富的生活世界被系统世界（市场与政治，尤其是市场）所挤压，一如当年的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人民的统治。在批判学派看来，大众的消费文化是资本家处心积虑将其统治精致化的产物，正如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所宣扬的那样，这是一个“大国家”的时代，国家机器的重心转向了意识形态与文化。
在民族国家之间的消费文化层面上，学者注意到西方国家在消费维度上继续了其生产维度的帝国主义行为。其高度市场化的消费文化正在将文化帝国主义、霸权化常态化。跨国公司、西方国家的政府及社会组织，借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同化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文化。将后者的传统文化弱化、碎片化，使其丧失对抗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的意识与能力。斯嘉尔・卡沙论述过美国消费文化对东亚本土消费文化的征服过程：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通过贸易政策，努力瓦解韩国本土“身土不二”的消费文化传统，将牛肉与汽车输入韩国。[10]
美国的贝尔、詹明信与欧洲的批判学派声气相接。1973年，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提出，随着第三产业的异军突起，人口结构中白领的崛起，一个新型社会形态正在形成，即后工业社会。在后工业社会中，由于大众传媒的作用，传统的禁欲、节俭等“教伦理”被享乐、放纵的冲动所取代，资本主义赖以兴起的“农夫的、小城镇的、商人的和工匠的生活方式合成的世界观”不再，[11]资本主义面临着巨大的文化矛盾与危机。詹明信认为，当代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延伸到以前未被商品化的领域，这里有“新的消费类型：人为的商品废弃；时尚和风格的急速变化；广告、电视和媒体迄今为止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对社会的全面渗透”。[12]
在中国，哲学、文艺学界频引批判理论来批判中国都市社会中的消费文化，以张汝伦、陆扬、陶东风、金元浦、孟繁华为著。国内一些相关论域的博士论文也有同样表述，如鞠惠冰的《消费文化》、[13]李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14]王亚南的《中国语境下的消费主义研究》，[15]亦基本持批判思路。黄平等人认为，中国城市社会自上世纪90年代即开始进入消费主义时代，亦持激进的批判态度。[16]陈昕在京津地区做了消费文化的社会学实证研究，提出，中国城市的消费文化已经形成，并借助于传媒向周边农村地区渗透。[17]贺雪峰所倡导的“低消费”式的乡村生活前景，实亦基于此批判理路。[18]
这种注重物质消费的生产过程的批判视角秉持精英主义立场，对民众是否有能力认知并抵制来势汹汹的商品大潮不抱信心。其研究多为哲学思辨，有限的经验对象也限定在商品的标准化与“伪个性化”特征，揭示出隐藏在商品光鲜外表下的金钱与控制机制，但它们罕有涉及普通民众如何回应这些商品。因此，这种注重“文本”及其生产机制的批判视角，因其所持的“文本决定论”立场，在面对普通民众的日常消费实践时，面临隔江相望、解释力不足的困境。
三、“伯明翰”以来：物质消费文化研究的民本主义转向
英国伯明翰学派学者在其大众文化研究过程中，通过民族志式的调查，揭示出繁荣的英国大众文化的面纱背后那些权力与资本的合谋。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提示读者，正是无处不在的消费促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他们追寻资本主义纷繁的消费方式本身正是通往工人阶级形成之路。他们也引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解析资本家如何在大众消费文化中渗透其统治意志。理查德・霍加特著《识字的用途》，对青年工人的日常生活予以特别关注。“大多数大众娱乐节目……他们充满腐蚀人的快乐、不正当的诱惑力和道义上的逃避。例如：他们所持的世界观是把进步想象为追求物质的占有”。[4]197也有人认为，在16世纪初，西欧是一个社会阶层界定严格且地位组织非常清楚的社会，因而个人的消费行为大都是由其在整个社会阶层中的位置所决定。19世纪晚期，阶级则失去主宰的地位，由生活方式及其他影响力取而代之。消费民主化，影响着阶级的概念与实践。当代西方有些学者主张解构阶级关系。用语言形态来取代社会形态，用象征符号、语言来取代社会关系与阶级关系。[19]
美国为代表的消费文化的主题基本是物质主义，通过“我消费故我在”的宣言，“拥有商品”在个体寻找其自我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不过，人们同时也发现，商品拥有与幸福感之间并无明显相关。[20]更不必说，由于批判学派的言说，人们认识到了物质消费过程中炫耀性规范的可笑，也深入理解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过程中商业与精英主导的控制机制。
物质扩张引发了学者对“后物质主义”的反思。1987年，英格哈特提出了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即关注个人与政治自由，在政府、社区及工作领域的参与，对少数人权利的尊重，对新理念、新生活方式、环境保护的开放心态，等等。[21]这种后物质主义强调，物质只是个人通往幸福之路的辅助工具，而不是幸福本身。塞托、[22]菲斯克、费瑟斯通、[23]默克罗比等人的研究则显示出：人们在休闲旅游、影视欣赏及二手货市场的消费中具有清晰的自我。[24]更不必说，那些消费中具有“波波族”倾向的另类的消费者们正在被肯定，[25]物质消费文化研究的民本主义进路方兴未艾，或将促成当代中国消费文化研究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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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社会；角色认知；消费者；责任
20世纪西方社会实现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现代化、标准化的大批量生产，使得消费者的购买力获得极大地提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先后步入了“大众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是消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认为人的自我满足和快乐的第一位要求是占有和消费物质产品。随着全球化浪潮和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也日益加深，在我国的部分大中城市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盛行，消费社会特征已经初露端倪。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形势将扩展波及到中小城市甚至农村消费市场。
一、消费社会背景下我国消费者的自我角色认知
在消费社会背景下，从需求的角度看，国家本着经济发展优先的政策，因此对于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十分看重，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得到极大的鼓励，购买力也在不断提升，从供给的角度看，商品供给空前充裕，企业竞争日益激烈，企业联合大众传媒不断刺激消费者的各种消费欲望，使消费者的角色认知与传统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目前我国消费者主要表现为如下的两种角色认知：
1.消费者上帝论。这种消费者角色的认知主要是指消费者在消费方面对自身与企业的相对权利和地位的认知。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企业面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因此消费者对于企业而言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作用。企业在生产、销售等方面日益重视消费者的重要作用，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甚至利用营销的功夫来取悦消费者，因此“消费者就是上帝”成为消费社会广为流行的口号。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和以往相比拥有了更多自由选择商品、公平交易等权利，不再像商品不充裕社会那样，缺少自由的选择权。而伴随着物质的日益充裕，消费者也越来越认同这种观念，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消费主体，消费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2.消费者论。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从他开始，人成了世界的中心，一切由人出发，一切服从于人的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自然界就只能作为人的实践对象和满足实践需求的对象而存在[1]。消费者论正是以此为依据，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认为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相互关系中，生产者应当按照消费者的意愿来进行生产，消费者是起支配作用的一方。它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历史进步性。消费社会中，消费者理论得到极大认同，人们越发认为消费权利至上，使消费者的欲求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鼓励。
二、对消费社会下我国消费者角色地位的深层解读
随着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以及企业和大众媒体的推演，上述探讨的“消费者上帝论”和“消费者论”已经成为我国消费者两种主要的自我角色认知，但是，实际上消费者的地位并不如此乐观，消费者的自我认知也存在着巨大的局限。下面是对我国消费者角色地位实质的分析：
1.真正的劣势地位——对消费者上帝论的驳斥
虽然我国绝大部分市场已进入买方市场，但消费者在市场中具有天生的弱势地位，而且我国在经济领域的立法也相对滞后，导致“消费者是上帝”在很多情况下是消费者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面对垄断行业消费者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即使是非垄断行业消费者也存在着资源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不对称等种种的劣势[2]。近年频繁出现的各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证明“消费者上帝论”只是一句美好的口号而已。
2.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利用工具——对消费者论的驳斥
由于消费者思想根源于“人类中心主义”，因此，伴随着消费者思想的渗透，消费者对自身的主体地位日益认同，认为自身相对于他人，相对于社会、相对于自然，均是处于主导的主体地位，消费的自由权利不涉。而这种消费者的意识，由于忽视了伦理道德的约束，变得越发的危险。它为人们不受制约的追求自身消费欲望的满足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提供了借口，使人们欠缺对自身行为后果的自省，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是经济活动中非伦理现象大量滋生。由于消费者缺乏对自身消费的道德考量、缺乏理性的思考和公平正义的判断，被物质消费欲望所束缚，精神领域却日渐贫乏。人类在消费上的无度而导致的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前所未有地突出了人类消费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引发了严重的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3]
三、我国消费者自我角色认知的重建
在消费社会背景下，消费者应该认识到“消费者上帝论”和“消费者论”的局限性和负面作用，建立起对自身角色的正确认知，努力塑造自身成为责任型、智慧型的消费者。
责任型消费者角色认知。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论得到极大的认同，但是这种极端强调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模式，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理念，从而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消费的理想模式[4]。根据权利与责任对等原则，在消费者享受消费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必须承担相应的消费责任和义务。消费者的责任主要应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实现消费公平正义的责任。消费的公平是指每个人在行使自己自由消费权时，以不影响他人消费和整个社会消费等为前提。主要涉及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涉及当代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一国内部当代人之间在自然资源利益分配上的公平问题。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利用自然资源消费方面的权利极不平等。即使在我国，目前消费不公现象也普遍存在。穷人和富人、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在消费方面无法拥有平等的权利，富裕阶层的奢侈、炫耀、浪费消费等享乐主义消费行为大行其道。而作为负责任的消费者，在消费的同时，应该意识到自己对资源的过多占用就是对他人的掠夺和不公。代际公平是指人类代际间对消费利益的享有也应该实现机会上的均等。当代人要树立强烈的责任感，从根本上转变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观念，在利用资源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子孙后代赖以健康生存和正常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5]。（二）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上，应该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追求合理消费需求满足的同时做到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系统的绿色消费。每个消费者都应该在消费时对自然保有一颗敬畏之心，杜绝不必要的奢侈浪费的消费行为，从而间接成为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者。（三）优化社会文化环境的责任。消费价值观、消费习俗是一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价值观和人们消费习俗的良性变化，对一国的社会风气的净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消费者应该警惕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避免过度追求享乐主义、物质主义，避免只追求物欲的满足，而忽视精神境界的提升。在消费时，弘扬中国传统的勤俭节约、悲天悯人、敬畏自然的传统消费文化理念，为社会风气的净化做出贡献。
智慧型消费者角色认知。在消费社会中，虽然“消费者是上帝”，“消费者论”充斥我们的视听，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消费者弱势地位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消费者应该理性的看待自己的角色地位，塑造自身成为智慧型消费者。智慧型消费者主要表现在自我保护和自我约束两个方面。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源于消费者对自身弱势地位的理性认知。现代企业与单个消费者作为市场主体在地位上的不对称日益加剧，各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经常出现。消费者应该坚决抵制和揭露各种侵害自身权益的事件，熟悉各种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渠道和法律，积极的进行自我保护。消费者的自我约束主要是指消费者应树立适度理性的消费观念，实现消费的可持续发展。适度消费就是适当合理的消费，既包括数量上的适度合理也包括质量上的适度合理。消费社会中，人们的消费欲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刺激，传统的节约、朴素、居安思危的消费思想普遍被摈弃，取得代之的是超前消费、无节制消费，我国城市消费者、年轻消费者和中高收入消费人群表现尤为明显。然而这种无度的消费已经背离了人的需要、幸福等应该追求的最终目的和意义，容易使人逐渐在消费中失去对自我的掌控，沦为自身物欲的奴隶。无度的消费更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适度消费的观念体现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责任意识和对自身人生意义的理性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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