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古典诗歌 翻译 解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许渊冲是当代中国翻译界著名学者，他长期从事翻译实践，译作涉及汉、英、法三种语言，其中最多的是汉译英，他把中国近三千首古今诗词全部韵译，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等。同时，许渊冲也提出了一系列翻译理论。即“三美”、“三化”、“三之”、“三似”、“四论”等。许渊冲将其简要概括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许渊冲，2003：前言）。
对于许渊冲的诗歌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翻译界历来就有着不同的看法，赞美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无论是赞美者还是反对者，大都是将许氏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笔者认为，应将其诗歌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区别开来，分别进行分析。对其诗歌翻译实践，应该予以肯定和支持，而对其部分理论，应该加以改进。
1 对其韵体译诗应该予以肯定
对许渊冲诗歌翻译实践持批评态度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国内译者没有运用英语进行诗歌创作的能力，因而也不具备将汉语诗歌译成英语的基本技能（马红军，2006，88）。另一种观点则是反对韵体译诗，认为试图韵译中诗的结果，大都逃不掉带有学究气的“打油诗”的味道；“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认为给原作（特别是中文原作）强加上人为的韵律，只能歪曲或背叛它（马红军， 2006，80）。
不可否认，许渊冲先生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在国外暂时还不为人们熟悉，更没有达到超越原作的地步。中国的唐诗宋词距离真正走向世界的目标还很遥远，仍需付出艰苦努力（马红军，2006，83）。但是另一个角度来看，许渊冲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解构主义的翻译观。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解构主义思想对翻译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认为：文本没有唯一的、一成不变的意义（郭建中，2000，188）。根据这一翻译理论，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应是平等的，其意义应是互相补充的。原作与原文作者的地位也应该是平等的，从而否定了传统翻译观中原文作者的垄断地位。诗歌翻译是艺术或再创造，原诗的意义具有开放性，需要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对其进行阐释。而根据解构主义的翻译观，许渊冲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作品有其存在的价值。
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是一位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他提出了一种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理论并将之付诸实践。其目的是要在翻译中表达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差异，而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这种差异（郭建中，2000，188）。西方文化历来崇尚多元化、崇尚个性，那么，在翻译作品中容纳外来文化元素也就顺理成章。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含蓄隽永，高度凝练，以其优美的意境和韵律而著称，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而现代英语诗歌呈总体免韵趋势，在现代英美人眼里，诗歌之美，美在意象和节奏。在英译中国古典诗歌的过程中，如果不处处以英语文化中的诗学和语言标准来要求，不刻意抹掉两者之间的差异（实际上，这种差异也是不可能完全抹掉的），而是更多地保留这种差异，则不仅能够让英语读者了解异国文化，而且还能够很好地弘扬中华文化。许渊冲英译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意境和韵律的再现，特别是追求押韵，如果原诗词是押韵的，他的译文也一律押韵，但这与现代英语诗学标准是不相符的，而这一点也正是很多人批评他的译作的原因。但是，应该承认，许译较多地保留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色。如果要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在翻译时就必须承认并容忍这种差异，并在译入语中形成文化差异，从而抵御译入语中的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其文化上的自我欣赏，使得译入语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在当代，西方就有人认为应该重新审视英语中对东方文化的翻译，驱除东方文化英译本中的殖民主义倾向，并应对以往翻译过的作品，重新进行翻译，以保留东方文化和语言在英译本中的差异（郭建中，2000：199）。
实际上，韵译中国古典诗歌，并非始于许渊冲。早在18世纪，就有英国学者认为韵译诗歌是“正确翻译亚洲诗作的唯一方法”。（傅浩，2005：53） 19世纪中期，英语读者就已通过埃德华·菲兹杰拉德翻译的波斯诗人海亚姆的《鲁拜集》欣赏到了对一种非常流行的中国诗体的模仿。某些学术研究发现，“鲁拜体”可能源自中国的“绝句”，即一种每行五音或七音、韵式为aaba 的四行诗体，很可能是晚唐时期由某些能写汉语诗的旅华波斯商人和学者传到波斯去的。绝句恐怕是最容易被英诗吸纳的中国诗体了（傅浩，2005：60）。
2 在翻译理论方面，其“竞赛论”值得商榷
许渊冲在他的“竞赛论”中提到，发挥译语优势，就是用译语最好的表达方式。作为长期生活在国内以汉语为母语的许渊冲先生，其对英语的掌握和熟练程度，原本就难以达到以英语为母语者的水平，又怎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译文的表达方式在英语中是最好的呢？译文即使能够发挥优势，也只能是局部的优势而不可能是整体优势。并且，他所提倡的译文和原文竞赛，让译文胜过原文，其依据是他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希望保持中国语言文化的独立与纯洁，在此思想指导下的翻译应该是异化翻译，而实际上，许的诗歌翻译较多地保留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色，应该属于异化翻译，但提出“用译语最好的表达方式”则表明他在理论上认为最好的翻译应该是归化翻译，而不是异化翻译。这就显示出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不一致性。
许渊冲曾说，“英国翻译家Arthur Waley认为‘林纾翻译的狄更斯作品优于原著’，范存忠教授也说过：‘有些诗经过译者的再创造，还可以胜过原作。’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文学翻译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如能再创造出‘胜过原作’的译文来，那就是给世界文化灌输新的血液，可以使世界文化更加光辉灿烂。”（许渊冲，1984，前言iv）
许渊冲提倡文学翻译工作者以译文胜过原文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愿望是好的，但是要实现这一愿望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林纾的翻译之所以为世人所称道，关键在于他深厚的汉语文学功底。一方面他“连一个外国字都不认识” （钱钟书，1981：48），但另一方面他是古文家，是一位“未遂的”文学家，虽在创作上并未留下传世之作，但通过与好友合作，他的文学才华却使得他的译作闻名天下，可说是歪打正着。
3 结语
翻译理论无疑来源于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但实际上，翻译中的这种理论指导往往不是那么直接，理论与实践有时甚至似乎是脱节的。这并不是说翻译理论不能指导实践，只是说明翻译理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也正由于此，对于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他对翻译事业的执着和热情值得我们学习，他的翻译成果我们应该予以尊重。在当今世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中国文化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了解，但距离真正走向世界的目标还比较远。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就应该将更多的汉语经典作品翻译成外文。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尽量保留富于文化特色的内容，这样才能有利于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华文化。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许渊冲的译论往往带有过多的主观色彩，这是应该加以改进的，对于理论问题我们应该更加客观理性地进行思考。
参考文献
[1] 傅浩.论中国古诗的英译[J].国外文学，2005（1）：53.
[2] 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A].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3] 马红军.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4]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A].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论文摘要：企业文化这一概念来自西方，企业文化的内容却形成于东方，企业文化理论的提出又使得西方管理理论得以更新。探究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我们就不难理解西方企业文化之间存在的诸多不同，从而也就有利于我们国家从自身国情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0前言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就已经看到社会轴心正逐步由政治、经济转向文化。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财富的源泉，成为社会组织经营和管理的有效工具。而作为专门研究文化现象的学科即文化学，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出现也不过只有一百五六十年的历史。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与本民族的、历史的背景密切相联系。企业文化作为众多文化现象之一，它的形成和发展也必然来源于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也是各民族不同传统文化的反映。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威斯勒在《人与文化》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各个地区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渊源，由于文化特色存在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区域。企业在一定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差异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长期受到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不能不深深打上这种文化特色的印记，形成与该文化类型和文化区域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
东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大企业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处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的美国和处于东亚儒教文化圈的日本。它们两国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早就了性格迥异的企业文化。
1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1.1民族心理的差异
民族心理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民族性格、情感、爱好、习惯等精神因素的总和。东方文明注重综合，整体思维比较发达，但具有直观性和朴素性的时代局限性，细节容易被忽略。而西方文明注重分析，还原论和原子论的方法发达，分析的精密达到了十分深入的地步，但是具有形而上学机械的时代局限性，整体容易被忽略。东方文明注重和谐、同一，西方文明强调个体、对立。东方文明重系统、综合、内倾，西方文明重个体、分析和外倾。
1.2地理文化的差异
日本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多发地带，经常出现火山爆发、地震、海啸、台风的自然灾害，这使得日本人形成了一种能处变不惊的良好心态。日本国土狭窄，可耕地只有十分之一，自然资源缺乏，国内市场狭小，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十分不利，这就使得日本国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促使日本人不能固守本土而生存，而必须学习外来文化，包括科学技术和管理等，这也是日本国民教育的宗旨之一。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它的文化根基本来就很浅，但正是这样就使得美国文化中缺少思想的禁锢和僵化的传统。美国幅员辽阔，人口较少，由于人口密度小，具备多次改变居住地的条件，多数美国人平均三到四年就迁徙一次。因此，美国人养成了喜欢多变的性格。另外美国有着丰富的经济资源和矿产资源，给美国人择业和创业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得美国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求得生存。
1.3文化渊源的差异
日本在整个弥生文化时期都是以农耕文明为积淀的国家，被界定在中国文化圈内。但是四世纪末，外来民族带来的游牧文明的闯入打破了这一局面。来自东北亚的骑猎民族进入日本，建立了所谓的“征服王朝”，形成了日本二元性的国家结构。农耕文明所具有的和平、内倾等特征与游牧文明的战斗、外倾等特征并存又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渊源。双重的文明渊源既造就了日本人的农耕文明的“柔性”，又造就了游牧文明的“刚性”。正如美国作家本尼迪克特所认为的：“和大刀，是日本文化的象征。”说日本人是具有矛盾的国民性的民族，既喜欢又崇拜大刀，既老实又狡猾。这种双重文明的社会结构也使得日本易于接受变革，这对日本文化以及属于亚文化的企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现在的美国人大部分是当年移民的后裔，所以美国文化传统是当时最先进的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文化。美国在整个移民过程中文化的整合，是以先进的欧洲文化对其他外来民族、外来文化的“熔炼”过程。可以说，美国人在建国伊始就站在一个相当高的文化起点上，而美国对欧洲传统的继承是一种高度选择后的继承，美国人吸收了欧洲文明的精华，而又摆脱了欧洲古老的制度束缚，这使得美国文化的发展一开始就具备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从旧大陆到新大陆的移民运动到十九世纪的西进运动，美国人都曾与恶劣的环境进行了十分艰苦的抗争。
2东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
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西方学者试图突破传统观念，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做出更为深刻和合理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论——企业文化理论，这也是西方管理理论在上世纪的最大突破。于是，西方管理理论经历了科学管理思想、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和企业文化管理理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管理思想的特点是强调科学和制度管理，企业文化管理作为新兴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是将科学的制度管理同尊重人的主体及价值相统一基础上的人本管理。西方学者的众多研究表明，成功企业与失败企业之间真正的区别在于：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人的最大能力和天赋，如何帮助人们找到共同的奋斗目标，如何在外部环境与企业内部条件的千变万化中把共同目标一直继承下去。也就是说，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文化。
被称为“蓝色巨人”的IBM公司在1990年盈利达60多亿美元的情况下，1991年一年就亏损了将近30亿美元，1992年亏损达50亿美元，1993年亏损居然高达80亿美元。然而，LouGerstner1993年接管公司后，对公司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改革，公司1994年便扭亏为盈，2001年便跻身于全球500强并居于前10名。LouGerstner对公司进行改革除了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外，主要在企业文化塑造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1东西方企业行为文化差异
企业的行为文化主要表现在企业领导的行为和员工的行为两个方面。在企业行为文化方面，东西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在决策方式上，日本企业大都采用自上而下并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集体会议制。美国企业则大多采用强硬的个人主义的领导方式。
在员工行为方面，由于日本采用长期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因此企业凝聚力很强，对企业也有很强的归属感，愿意维护企业的利益和声誉。而美国企业员工普遍对本企业的归属感差，一旦有了更好的就业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跳槽，以寻求更好的发挥才能的机会。因此美国员工的责任心一般比较差，不如日本员工有工作积极性。
2.2东西方企业制度文化的差异
上世纪的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非常重视对企业管理模式的研究。美国学者Pascak和Athos在《日本管理艺术》一书中提出了美国企业管理模式和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问题。他们认为，美国管理模式注重的是3个硬性的S指标，即：战略Strategy、结构Structure和制度System。而日本企业成功的秘诀则是在3S管理模式上增加了4个软性的S指标，即：技能Skill、最高目标SupremeGoal、员工Staff和风格Style。
在选择和利用人力资源制度方面，美国以短期雇用方式为主，始终保持着50%左右的职工补缺率。在提升制度上，美国的做法是，只要认为某人具备某项能力，或者在某项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就给予迅速的提升，把他提拔到相应的位置上，而不考虑这一举动对其他人的心理影响方面。其干部提升路线也是走的专业化经营道路。而日本企业在干部提升制度上采取缓慢的升级和评价制度，职工晋升采用员工序列制。日本员工享受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一方面造就了员工在企业内的凝聚力和责任感，两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员工的依赖性。
2.3东西方企业精神文化差异
精神文化是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层次，是一个企业文化的灵魂。日本企业一直是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典型，企业文化管理的实践也是从日本企业开始的。日本企业文化主要受到本国武士精神和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日本企业文化主要是内部团队、社团精神和创新精神。
在企业的价值取向方面，日本在企业内部提倡团结和团队精神。企业上至最高领导，下至基层员工，都以公司的目标为奋斗方向，形成了企业内部家族式的归属感和亲和力，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参与更能够激发员工的智慧和力量。日本几乎所有大企业都充满了集体主义协作精神和精诚团结的气氛。日本企业认为个人贡献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体的团结合作，集体的合力远远大于个人的力量简单相加。
创新精神也是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日本的创新精神和美国创新精神有所不同。日本人善于将创新的风险留给他人，而自己则更愿意巩固和完善现有成果所带来的收益。因为这样可以使得企业节省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成本，避免创新周期过长带来的风险，却又能够带来更为稳定的收入。
“要不断更新自己”是美国微软集团成功的一个秘诀。微软集团曾投入20个亿运用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科学领域研究，如从环绕地球的人造卫星、有线电视、因特网、商业软件，到企业内部网络、语言识别系统、三维制图技术及各种操作系统。微软集团还经常招收那些具有超出正常人智利、能够适应软件技术及行业内差不多每月一次革命的雇员。所以说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是美国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创新即意味着冒险，既然存在冒险就存在着很高的机会成本，但美国并不因此而压抑员工的创新意识，相反，它们鼓励员工积极创新，并对失败抱以非常宽容的态度。
参考文献
［1］孙凯飞.文化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2］崔月琴.日美企业文化的源流及主要特征比较［J］.东北亚论坛，1998，（4）.
［3］徐金凤.日本企业文化的渊源［J］.中外企业文化，2005，（12）.
［4］田旭.美日企业文化的特征及启示［J］.商业研究，2002，（6）.
关键词：禁忌；餐桌 ；礼仪；中西方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受中西文化餐桌礼仪禁忌的影响较深。经过调查后，我们发现被调查者对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的禁忌了解程度一般，而相当一部分人对此不了解。大家对有些禁忌了解比较深，但是却很少有人能了解到其中的文化渊源，对于其它中西文化餐桌礼仪禁忌的了解有限，有待加强。我们将从上菜顺序这一方面系统的分析中西文化餐桌礼仪并探究其根源，加深大家对中西方餐桌礼仪文化的了解。
一、问卷的数据分析
通过对问卷进行发放、分析数据，采访被调查者，我们了解到大家对中西方餐桌礼仪禁忌的认识很局限，并且只有极少数人对其后的文化背景进行过探析。下面是我们分析问卷的详细情况，通过分析问卷，我们可以得出被调查者中大二的较多，占有效百分比为44.7%；大一占22.9%，大三占21.3%，而大四的最少，占有效百分比为11.2%。被调查者中英语类所占比例为52.4%，非英语类占47.6%，英语类和非英语类所占比例几乎相当。通过这些问卷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的禁忌了解程度一般，而相当一部分人对此不了解。但除此之外，大家对中西餐桌文化禁忌的了解途径较多：有从课堂、书籍、社交等途径获得的，但是大家从网络和娱乐生活获得信息更多一些。被访者多数认为我们的课题对平时的影响比较大，在某些场合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具体分析问卷得出，大家对于极少数禁忌了解比较深，但是却很少有几个人了解到其中的文化渊源，对于其它中西文化餐桌礼仪禁忌的了解有限，有待加强。因此，我们系统的分析中西文化餐桌礼仪并究其根源，这一方面使得大家对其了解能够加深，另一方面丰富我们的课外生活。我们将主要从中西文化餐桌的上菜顺序这个方面的对比和背景进行分析研究。
二、正 文
中西方餐桌礼仪文化主要由入席离席、餐具使用与摆放、上菜顺序及品酒四个方面组成。上菜程序作为餐桌文化的一部分，是中西饮食习惯差异的体现，也是中西方餐桌文化的重要体现。
1.西餐点菜及上菜顺序
“西餐菜单上有四或五大分类，其分别是开胃菜、汤、沙拉、海鲜、肉类、点心等。”菜单应先决定主菜，主菜如果是鱼，开胃菜就选择肉类，在口味上就比较富有变化。
正式的全套餐点上菜顺序是：
1）头盘，西餐的第一道菜是头盘，也称为开胃品。开胃品的内容一般有冷头盘和热头盘之分，常见的品种有鱼子酱、鹅肝酱、熏鲑鱼、鸡尾杯、奶油鸡酥盒、焗蜗牛等。因为是要开胃，所以开胃菜一般都有特色风味，味道以咸和酸为主，而且数量少，质量较高。
2）汤，和中餐不同的是，西餐的第二道菜就是汤。西餐的汤大致可分为清汤、奶油汤、蔬菜汤和冷汤等4类。
3）副菜，鱼类菜肴一般作为西餐的第三道菜，也称为副菜。品种包括各种淡、海水鱼类、贝类及软体动物类。通常水产类菜肴与蛋类、面包类、酥盒菜肴品都称为副菜。“西餐吃鱼菜肴讲究使用专用的调味汁，品种有鞑靼汁、荷兰汁、酒店汁、白奶油汁、大主教汁、美国汁和水手鱼汁等。”
4）主菜，肉、禽类菜肴是西餐的第四道菜，也称为主菜。肉类菜肴的原料取自牛、羊、猪、小牛仔等各个部位的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牛肉或牛排。禽类菜肴的原料取自鸡、鸭、鹅，通常将兔肉和鹿肉等野味也归入禽类菜肴，主要的调味汁有黄肉汁、咖喱汁、奶油汁等。
5）蔬菜类菜肴，蔬菜类菜肴可以安排在肉类菜肴之后，也可以和肉类菜肴同时上桌，所以可以算为一道菜，或称为一种配菜。蔬菜类菜肴在西餐中称为沙拉。和主菜同时服务的沙拉，称为生蔬菜沙拉，一般用生菜、西红柿、黄瓜、芦笋等制作。还有一些蔬菜是熟的，如花椰菜、煮菠菜、炸土豆条。熟食的蔬菜通常和主菜的肉食类菜肴一同摆放在餐盘中上桌，称为配菜。
6）甜品，西餐的甜品是主菜后食用的，可以算做是第六道菜。从真正意义上讲，它包括所有主菜后的食物，如布丁、煎饼、冰淇淋、奶酪、水果等。
7）咖啡、茶，西餐的最后一道是上饮料，咖啡或茶。喝咖啡一般要加糖和淡奶油，茶一般要加香桃片和糖。
2.中餐的出菜顺序
1）开胃菜通常是四种冷盘组成的大拼盘。有时种类可多达十种，最具代表性的是凉拌海蛰皮、皮蛋等。
2）有时冷盘之后，接着出四种热盘。常见的是炒虾、炒鸡肉等。不过，热盘多半被省略。
3）主菜紧接在开胃菜之后，又称为大件、大菜，多于适当实际上桌。如菜单上注明有“件”，表示共有八道主菜。
4）“主菜的道数通常是四、六、八等的偶数，因为，中国人认为偶数是吉数。”[3]在豪华的餐宴上，主菜有时多达十六或三十二道，但普通是六道至十二道。这些菜肴是使用不同的材料、配合酸、甜、苦、辣、咸五味，以炸、蒸、煮、煎、烤、炒等各种烹调法搭配而成。其出菜顺序多以口味清淡和浓腻交互搭配，或干烧、汤类列为原则，最后通常以汤作为结束。
5）点心指主菜结束后所供应的甜点，如馅饼、蛋糕、包子、杏仁豆腐等。
6）最后则是水果。上菜的顺序不仅体现了中西饮食习惯的差异，更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三、结语
餐桌文化文化作为中西方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自然不容小觑。通过上菜顺序这方面的比较，有助于我们了解到中西方饮食习惯的差异，进而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了解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的禁忌及其渊源，并将其进行对比，有助于我们课题的探究，便于中西学者的日常交流。
参考文献：
[1]胡文仲.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2]林美泳，吴晓芳，吴家铭.浅谈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J]，2009（16）
[3]林丽端.中西方饮食文化之比较[J]，2009（18）.
[4]李明英.社会习俗与饮食文化【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
[5]多晓萍.从饮食角度浅谈中西文化【J】。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
关键词：东西方视角；理想国；差异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061-01
柏拉图是古希腊三大哲人之一，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又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又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创始人。《理想国》是西方最早的哲学和散文体创作之一，是世界哲学宝库中的闪耀之作，它涉及到了柏拉图思想核心的诸多方面，这包括了哲学、伦理、政治、教育和艺术等重大问题。《理想国》一书阐述精彩、想象丰富、逻辑缜密、循循善诱、环环相扣，给我们后人描绘了一幅优越的美好城邦画面。本文便以中国传统思想的典范代表来对撞西方哲学的经典之作，借助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位置的儒、道和安逸闲适的隐逸诗人陶渊明对于理想世界的探索，从比较视野下来解读东西方“理想国”之别，思考中西“理想”之异。
一、老子与《理想国》
老子和柏拉图也都处在社会不安的环境中，他们都力图改造自己的社会，从而建立起太平盛世的理想世界，但他们的方法却相差很大。
“道”是老子哲学观中最为核心的内容。老子推崇“无为”，也就是无为而治。老子的“无为”思想并不是让人完全的消极被动，让人不作为，而是要求我们要在客观之中显现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在无为中有为。老子认为“无为而治”，便可天下大治。
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主张正好与之相反。他认为通往理想国家必须把人们交给理性，要充分发挥好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抑制自己，遵从理性法则。柏拉图认为，理想的城邦是一切公有。这里的人们必须遵从理性的安排，不论何时，各种事情男的女的要同样干，而理想国的君王必须是文武双全的最为人尊敬崇拜的优秀人物来担当。在柏拉图《理想国》之中提出了“王者之术”，也就是让“哲学王”来建立管理正义之城邦。哲学王是整个城邦“正义”的化身，其理性也最高，而哲学王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理性来实现整个城邦民众的最大利益。
二、孔子与《理想国》
《论语》和《理想国》两部著作产生都是在的奴隶制没落封建制兴起的时期，《论语》和《理想国》两本著作都优国优民，都试图在乱世中寻求天下大治的伟大理想，但是由于各自的文化的差异，让他们在思想道德意识、伦理观念与政治理想上的主张各不相同。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十分注重个人的修养，他重宗族血亲，主张先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总体看来，《论语》中最为注重的首先便是个人修养问题。要实现理想王国必须从我做起，也即先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
柏拉图的理想王国构建以其哲学基础为根本，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整个国家的公民分为三个层次，他指出各个层次的人需要各司其职，这样国家才可能出现长治久安的良好局面。为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正义之国”，他从国家的职能出发，主张实行贵族管理的政体，先要实现整个城邦的正义，进而再来实现个人的正义。他所倡导的正义具有残酷性，比如柏拉图为了减少存在的矛盾，甚至还提出了“共产”与“共妻”的想法。
三、陶渊明与《理想国》
《桃花源记》为我们描绘了世外桃源。桃花源的秩序是一种闲适自然的质朴秩序，“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怡然自乐”。在桃花源里，生活的是不是神仙，不是英雄，而一群很普通的人，这里没有压制的中心或者统治权威，每一种事物都不是对象而是存在，而且万物表现平等、不可或缺。
理想国的世界与桃花源有很大的不同，这与人的意志诉求有很大关系。在《理想国》中事物的存在不再具有天然质朴的本源性，而成了实现某种意志的工具。理想国也推崇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一种外在的自由。柏拉图认为个人只有作为整体存在时才能显现价值，个人只有将自身置于他所属的城邦的利益时，他才是自由的人，有价值的人。事物真实存在的不是个别个体，而是整个世界，作为理想国来说，那就是整个人类，而为了实现到人类的整体幸福和最大利益，达到理想国世界，这就每个人把自己归属到城邦之中，把自己和城邦有机结合起来。
总体看来，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东西方对于理想国的追求不断，但中国传统文化更带有质朴的自然气息和闲适的人文气息，而理想国则更有理性和法度的约束。在通往理想国的途径上，中国传统思想更抽象些理想化些，而理想国在实现路径上更为理性具体。《理想国》体现了柏拉图以智治国、理性之国的倾向，对于法制建设、制度建设通往理想国的道路很具有启发意义，但是这样的主张又相对地淡薄了亲情伦理。
关键词： 优势竞赛论 《长干行》 许渊冲
1.理论源起――提出“优势竞赛论”的原因
许先生平生译著颇多，理论贡献颇丰。他的理论可以概括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其中“竞赛”指“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文学翻译更是两种文化的竞赛”。许先生的理论是众多大家理论基石之上的高度概括、总结和新发现，其中包括鲁迅提出的关于文章的“三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郭沫若的“创作论”和傅雷的“神似说”。许渊冲说：“我的译论总结了中国自孔子到钱钟书的观点，并加以发展。”（许渊冲、许均：1998）
在多年的翻译实践中，许先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渐渐认识到，西方翻译理论主要是研究西方语言之间的翻译（互译）理论问题，而真正解决中西互译实践的理论问题应当依靠的是中西互译的翻译家。也就是说，中国的翻译理论必须以解决外汉互译这一特定的双语转换所涉及的各种相关因素为研究的出发点和依归。许先生指出：“直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外国人出版过中英互译的作品，而在中国却有不少能互译的翻译家。――而理论来自实践，没有中英互译的实践，不可能解决中英互译的理论问题。”（许渊冲：2000）正是基于这些认识，许先生提出了“优势竞赛论”。
2.理论的发展形成和发展过程
2.1萌芽阶段
许先生早在1982年就指出：“有个外国学者说过：翻译是两种文化的统一。而在我看来，统一就是提高。因为两种文化的历史不同，发展不同，总是各有长短的，如果能够取长补短，那不是可以共同提高了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又可以说是两种文化的竞赛，在竞赛中，要争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许先生“优势竞赛论”思想的萌芽。
这时许先生从整体翻译这一点出发认识到“翻译是两种文化的竞赛”。
2.2初步成熟阶段
八年后，许先生在其翻译实践中不断体验、思考的基础上，于《世界文学》1990年第一期上提出初步成熟的“竞赛论”思想，即“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文学翻译更是两种文化的竞赛。译作和原作都可以比做绘画，所以译作不能只临摹原作，还要临摹原作所临摹的模特”。将翻译比作绘画，形象且易懂。在这一阶段，许先生对初步萌芽阶段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界定，认为“文学翻译更是两种文化的竞赛”。此时，许先生将翻译的领域限于文学翻译。
许先生认为，这里存在一个认识问题。创作和翻译都可以比作绘画，创作以现实为模特，翻译不能只以原作为模特，而要以原作所写的现实为模特。两种不同的文字要表达同一内容，总有一种文字表达得好一点，一种差一点，或者两种文字不相上下的三种可能。表达得好一点的就处于“优势”，差一点的就处于“劣势”，不相上下的就处于“均势”。西方文字之间差距较小，做到均势比较容易，中西文字之间差距较大，要做到均势不容易。因此，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就应该扭转劣势，争取均势，最好发挥优势。发挥优势就是用目的语最好的表达方式，表达出发语已经表达了的内容（刘季春：1996）。
2.3比较成熟阶段
此后许先生又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翻译思想，因而在《外国语》1993年第3期上撰文，以《语言文化竞赛论》为题阐述比较成熟的“竞赛论”思想，即“译作可以和原作竞赛，看译者能否发挥译语优势，用译语最好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作的内容；并看新译能否超越旧译，甚至超越原作”。
这一阶段，许先生将前两个阶段对“竞赛论”比较笼统的认识具体化，认为译者可以采用译语最好的表达方式传达原作内容，进而与原作及其作者，或与旧译展开竞赛。
2.4完全成熟阶段
2000年的春天，许先生在《中国翻译》上发表《新世纪的新译论》一文，提出完全成熟的“竞赛论”思想，指出“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竞赛，看哪种文字能更好地表达原作的内容”。可是，这个完全成熟的“竞赛论”思想却遭到《中国翻译》同年第6期发表的《忠实是译者的天职――评〈新世纪的新译论〉》一文的批判。鉴于此，许先生（2001）进一步重申自己的“竞赛论”思想，并指出就是“看哪种文字能更好地表达原作的内容”（宁济沅：2008）。
在完全成熟阶段，许先生将前三个阶段对“竞赛论”的笼统认识和具体认识综合起来，提出自己完全成熟的“竞赛论”思想，因为这一思想明显地表现为世界观上的笼统性（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竞赛）和方法论上的具体性（看哪种文字能更好地表达原作的内容）。
2.5阶段小结
许先生“竞赛论”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一个从片面到全面的发展历程，即许先生对比较成熟阶段认识的全面化，因为“与用译语最好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作的内容”相比，“看哪种文字能更好地表达原作的内容”不但包括前者，而且蕴含一定程度上的异化的语言形式，正如许渊冲自己（1984）所言：“在原文高于译文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和形式，发挥原文的语言优势；在译文高于原文的时候，也可以扬长避短，发挥译文的语言优势。”
许先生的“优势竞赛论”从萌芽到成熟，从片面到全面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许先生“优势竞赛论”的竞赛对象彰显的阶段，就是从语言和文化两个角度，分析文学翻译的得失与成败。
显而易见，许先生“优势竞赛论”的竞赛手段只能是发挥语言优势，这可细分为发挥原语的语言优势或发挥译语的语言优势（张智中：2004）。对于同一原作的旧译及其译者可以理解为如下两方面：别的译者们对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和许渊冲自己对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基于此，我们看到三维度的竞赛对象：与原作及其作者竞赛；与同行及其译本竞赛；与自己及其旧译竞赛。许先生翻译过很多诗歌和经典著作，下面我们将举例进行详细分析。
3.从《长干行》的两个英文译本看“优势竞赛”的运用
《长干行》是唐代诗人李白的一首脍炙人口的乐府诗。在诗中，妻子回忆了与丈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童年时代；含羞的初婚及婚后的相敬如宾，以及丈夫离家后的触景生情。妻子在不同时候的不同心理感受，特别是她看蝴蝶双飞时那种淡淡的忧愁，以及对丈夫浓浓的思念都栩栩如生地表现在字里行间，也深深地打动读者的心扉，引起读者的同情而产生共鸣。
这首优秀的诗作，美国意象派作家庞德也忍俊不禁地将其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文化中去。因为庞德不懂汉语，英文译文是根据美国汉学家费纳洛莎遗留材料所作的第二手转译，虽有误译、漏译现象，但瑕不掩瑜，并不影响译文读者产生相同的审美体验。
当然，在中国，许多翻译大家将其翻译成英文，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许先生酷爱翻译中国诗歌，对此当然尽心翻译。身在中国这个社会环境中，且熟识中国渊源而流长的文化，许先生的译作堪称经典。
汉语古诗中大量运用典故，并且其中意象的文化蕴涵意义与英语诗歌存在差异。笔者将通过庞德译本与许渊冲译本的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和比较，看看“优势竞赛论”在这两个英译文本中的运用和体现。
例1：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
庞译：At fifteen I stopped scowling.
I desired my dust to be mingled with yours.
Forever and forever，and forever.
Why should I climb the look-out？
许译：I was fifteen when I composed my brows.
To mix my dust with yours were my dear vows.
Rather than break faith，you declared you’d die.
Who knew I’d live alone in a tower high？
这一诗节的意思是说，十五岁才舒展眉头，愿意永远和你在一起。常抱着至死不渝的信念，怎能想到会走上望夫台，主要体现商妻坚贞的爱情。后三句是说一个意思，是说女子忠诚，爱得离不开丈夫，形式上用典，意思上有复沓的效果，是情感的加重加厚。《庄子・盗跖》云：“尾生与女子期（约会）于梁（桥）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原诗使用了典故“抱柱之信”和“望夫台”表现商妻忠贞不渝的性格。庞译与许译都试图通过释义方式体现原诗中典故的含义（顾帜：2008）。
中国的古诗字少而义多，且喜用典故，意义含蓄但隽永。其中的美感，如品茶一般，慢慢品方知其香浓。从庞德的译文看，意义直白，简单易懂，连续三次重复forever一词，使得商妻的“抱柱之信”丝毫未减，也使读者深刻地体会到商妻的忠贞与无限深情。含蓄之意在反复的forever一词中体现，末句的反问，表明了商妻的痛苦和愤恨，多少增加了西方女子敢爱敢恨的特征。总体说来，庞译传情达意，但东西方文化终有差异，其译作中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思想。因此，译文和原文相比，稍有逊色。
再看许译。许先生对这首诗当然理解透彻，见解独到。他将一些细节的东西补译在译文中，对于西国人而言，很易理解全诗的整体意境。同时也体现商妻的哀怨愁绪，只是和庞译相比，感情温和而少一丝强烈。笔者认为，这更贴近中国古代妇女的形象和地位。此外，许译也以aabb的形式压了尾韵，保持了原诗的音韵美感，而庞译没有。
在这一句的译文中，就原作和译作来说，许译和庞译都各有千秋。但就两个译作来说，许译胜过庞译。在这轮竞赛中，许译获胜。
例2：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
庞译：The paired butterflies are already yellow with August
Over the grass in the west garden―
They hurt me，I grow older.
许译：The yellow butterflies in autumn pass
Two by two o’er our western-garden grass.
This sight would break my heart，and I’m afraid，
Sitting alone，my rosy cheeks would fade.
这一诗节的意思是，八月里，黄色的蝴蝶飞舞，双双飞到西园草地上。看到这种情景我很伤心，因而忧愁容颜衰老。表达了商妻那种难以言传的缠绵悱恻和感伤含蓄。
庞译还是不讲究押韵，用简单明了的文字表达原作之意。在第三句，庞德用一个they指代了上面的所有意象，而和下一句I grow older也看似缺乏逻辑联系，但这是庞德运用一个跳脱修辞，打破陈述性语言特有的句法结构，创造一个语义空间，从而激发读者的想象力（顾帜：2008）。在意境的保留上，却丢失一笔，将中国古代唐诗的意境美抛弃在一边。
许译将原诗的内在涵义尽量全部译出来，同时也不乏音韵的美感。其中，“afraid”和“fade”两词较好地表现了商妻的心里。许译是通过词译出此种心境，而庞德则是通过短句间的跳跃引发读者的思考。
在原作和译作的竞赛中，庞译和许译都较好地还原原作，但不存在超越之说。在两个英译版本的竞赛中，两者各有可取之处，且高明之处皆有不同，耐人寻味。
例3：十四为君妇，羞颜尚未开。
庞译：At fourteen I married My Lord you.I never laughed，being bashful.
许译：I was fourteen when I became your young bride，I’d often turn my bashful face aside.
这一诗句的意思是，十四岁时嫁给你做妻子，害羞得没有露出过笑脸。
“为君妇”庞译为“I married My Lord you”。女子在中国古时地位卑下，所以她自称“妾”；她对自己的丈夫满怀爱恋和尊重，称他为“君”。如果直接用英语中的人称代词“I”，“you”，显然就无法表现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无法体现诗中主人翁的款款深情，而庞译中嵌入冗余信息My Lord，就将上述谦卑克己的语气再现出来。但Lord一词是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原诗并无此意。从某个角度说，确是不忠于原文。由此可见，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诗译的影响。许译将其译为“I became your young bride”，虽然只是平铺直叙，但与中国的文化大背景相吻合。
在这一句的译作中，许译更接近原作，但还是居于原作之下。在庞译和许译的竞赛中，许译则胜过庞译。由此可见，本土人的翻译因为有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的优势，在一些方面超越来自不同文化国度，拥有不同语言的译者。
4.结语
通过上面的理论介绍和对古诗《长干行》两个英译文本之间，以及它们和原作之间的比较不难发现，在一个作品的翻译过程中，不仅语言的优劣会影响翻译的质量和效果，语言背后强大的文化系统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许多多的译作就是在与语言和文化的竞赛中形成并慢慢走向成熟的。
许渊冲的“文化竞赛论”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在理论上指导译者的思想，在实践上帮助译者完成翻译活动。刘季春说：“如何发挥译文语言优势，非常值得研究，它是指引翻译实践登堂入室的一把金钥匙。”（刘季春，2008）以许先生的“优势竞赛论”为指导，关于古今中外的翻译作品仍将层出不穷。
参考文献：
[1]顾帜.浅析《长干行》庞德英译中的翻译补偿手段[J].安徽文学，2008（4）：61-62.
[2]刘季春.实用翻译教程[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
[3]刘季春.扬起创造的风帆――学习许渊冲翻译理论有感[J].星辉翻译，2008（1）：1-6.
[4]宁济沅.许渊冲“竞赛论”新解[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8（10）：35-36.
[5]许渊冲.谈“翻译――文化竞赛论”[J].外语与翻译，1998b（2）：11-14.
[6]许渊冲.新世纪的新译论[J].中国翻译，2000（3）：2-6.
[7]许渊冲.再谈《竞赛论》和《优势论》――兼评“忠实是译者的天职”[J].中国翻译，2001（1）：51-52.
[8]许渊冲，许均.翻译：“美化之艺术”――新旧世纪交谈录[J].译林，1998，（3）：201-207.
什么是文化？文化是我们人类社会在实践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相应的创造才能的总和，它统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一目了然，看得见，摸得着，是硬文化；精神文化，是抽象的，是人类各种意识形态观念的集合，属于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关乎精神活动的部分，是软文化。简言之，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物质、社会和精神生活。“文化精神”乃隐藏于文化现象之后的“根本文化”，它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提供着养分。中西方文化都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历史，但因为有着不同的文化精神渊源，使其精神文化具有了差异性，而精神文化的不同必然导致物质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当我们为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绵延不绝而欣然之时，也应当正视西方文化在最近五百年的不断发展且有超越中国文化的趋势。武汉大学赵林教授曾提到，“中国的文化并不是落后于西方，只是一直在平稳发展，而西方文化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迅速发展，才超越了中国的文化进程”。中国文化发展正面临着这样严峻的考题：一面是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强烈，一面是现有的某些文化单位活力不足；一面是加入wto以后势必放开的国内文化市场，一面是国内文化单位与国外文化企业的悬殊实力。中国在经济、外交上重返世界舞台中央，如果只是物质财富的剧增、经济格局的重塑，而没有伴随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传播，推助中华文化的弘扬，那么，中国的话语权如何彰显、主动权如何体现？笔者认为，任何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有其生存、发展的社会历史的土壤，种种文化现实都与中国文化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文化要大繁荣，思想要大解放”的今天，如何中兴文化精神，这就须对我国文化精神的现状进行深思，进而明辨之。
一 “天人合一”相对于“天人相分”思想渊源的差异
中西文化差异的源头在于：中国文化主张“天人合一”，西方文化主张“天人相分”。相对“天人相分”，“天人合一”更具积极性，它在客观上告诉人们，不能违背或超越自然规律，毫无节制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应在顺应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利用自然，让人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和谐共存。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些难题：透支自然资源而导致的生态失衡、经济的粗放式发展衍生的环境污染等；同时，它也有保守的一面：轻自然、重人文，在对自然界的利用方面缺乏主动性、创造性。这也是中国科学技术相对于西方科学技术处于落后状态的根本原因。而西方文化主张的“天人相分”一方面过分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或者滥用科技，给人类和社会带来重大的乃至灾难性的影响，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另一方面，其“征服自然”的观念又引导着西方人积极地利用和开发自然，其结果就是工业革命和科技时代的到来以及物质文明的繁荣，进而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同时，人们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需要以物质水平的提高为基础。由此可见，征服自然是创造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动力。
中西方文化思想渊源的差异性决定了两者文化精神的差异。首先，西方各国是由统一的欧洲帝国分裂而成的，它们独自发展，也兼容并蓄，这使得西方人具有变革意识，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是这种变革意识的结果。而中国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基本上处于大一统的状态中；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诞生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背景下，这让中国人易于自我满足，缺乏开拓意识，缺乏变革意识，往往落入循规蹈矩的模式。其次，中西方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不同。西方传统文化由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所构成，两者皆主张人应该积极进取、善于从自我的行动中体现自身价值，同时也应该博爱，关爱身边的一切。而中国传统文化则由儒、道、释三家文化构成，其中儒家提倡入世思想，认为人是社会的一份子，人只能按照既定的社会规则来为人处世；道家文化则侧重呈现现实社会不尽人意之处，从而得出结论：人只有回归自然，才能找回自我；而源自印度的佛家认为，人须依附佛祖，应断绝七情六欲，人的幸福在于来世、在于彼岸。由此可见，西方传统文化注重人的行动性，勇于挑战，开创新的世界；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注重强调人们生活的稳定性，思想的顺从性，从而缺乏一种浓烈的征服意识和竞争意识，这必然从根本上影响着中国文化精神的进一步发展。
二 “家族本位”相对于“个体为本”的文化特征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本位”观念的核心是重家庭、集体，轻个人、小我，强调个体在群众中的义务和责任，十分推崇人与人之间的仁爱，提倡并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突出表现在将“贵和尚中”和“仁义礼智信”作为协调人与人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人们注重贵和尚中，主张将不同的事物尽量做平衡。这种思想使中国人总是崇尚以谦让的态度对待他人，讲求宽容大度，主张中庸，不偏不倚，不走极端，这种识大体、顾大局、重和谐、求稳定的思想对家庭本身而言，能达到家庭的天伦和谐。如果这种观念能引申至全世界，人们都能切实做到团结、协作，小我服从大我，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这对全人类的和谐共处是极有现实意义的。
而西方文化宣扬的是“个体为本”，即以人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主张人格尊严、个性解放，以实现人的现实利益为最高原则。18世纪欧洲出现的“启蒙运动”，创立了“天赋人权”的理论，把生命、财产、自由、平等视为天所赋予的人权，这些思想成为西方近代文化思想的主调，也成为西方奉行个人本位的依据。西方的“个体本位”思想，容易导致亲情淡漠、结构松散，家庭缺乏凝聚力、社会的稳定性不够。但同时它强调的是自由、平等、独立意识和创造意识，注重自我生存空间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西方民众更为外向、激进，敢于突破自我、更善于通过自身的开拓进而来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证实自身潜力、证明自我价值在社会中的体现。这对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个体创造价值的实现是有积极意义的。
相对于西方，中国传统的生活范围是封闭式的，即注重家庭、家族、本乡本土；因此中国民众更关注的是自我、小我。这表现在内心世界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又多体现在知足常乐和精神胜利法的心态上。再就是注重自我道德的完善，不论这种道德完善是否合情合理，只知“吾日三省吾身”，这不仅不利于个人能动性的创造和发挥，易使个性受到压抑，有时甚至会造成个性的泯灭。在家族本位的社会中，由于这种深重的家族情结结成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层出不穷，而这必然导致在文化发展进程中，牵制着某些文化精神的行进的结果。
三 新的历史环境下的中国文化精神的自我更新
在中西方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对于西方文化中的一些先进的事物，如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数学与自然科学以及民主的社会政治体制，我们可以加以引用及借鉴，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中国文化是否兼容这些事物？现有的文化资源是否有利于促进我们接受这一切？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到底能否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兼容？我们的文化资源是会妨碍接受这一切，还是会促进接受这一切？事实上，文化与民主是否融合取决于我们从自身的历史资源中获取哪些因素来进行重新诠释和扩大扩充。
转贴于
首先，我们要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精髓进行审视。在文化进程中，我们不能执守周朝礼乐的外在形式，不能把历史与境域的某些落后的文化，当成了文化本身；否则，必然会导致我们在认识上的片面性。唯有真正领会了孔子的仁学核心，唯有真正领会了《道德经》的精髓，我们才能把民主体制与我们的文化相兼容，也才能切实把握住文化的根本精神。因此，如果要关注中国文化的精神，我们就必须正视历史事实，并且用新的眼界、从新的高度真正地从根本上解读我们的文化历史及其精髓。
其次，我们要完成新的文化环境中文化精神的“复活”。在整个文化历史进程中，文化精神总是处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之中，各种因素会影响文化精神的更新和发展，如果我们把一些不适应某个阶段的文化思想置于这个阶段，就会把一些糟粕当作精华，从而得出我们的文化精神不如西方的不科学的结论。由此可见，文化作为一种应对机制，应在更新的环境中自我更新、自我成长，并从原有的文化资源中汲取某些因素，从而更好地把握环境，完成环境带来的挑战。
关键词：阐释学 斯坦纳 理解 翻译四步骤
1.阐释学与翻译
阐释学是关于理解和解释文本意义的哲学理论。阐释学是当代最具生命力的哲学思潮之一，阐释学与翻译研究又有着天然联系。译本是对原文的一种解释，一种阐述或阐发，一种注解诠释，而这些又都可以归结为“释义”――对原作品意义的解释。阐释学派的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的翻译理论，明显地体现了阐释学派的一个基本理念：真正的理解是对语篇作出“创造性的重新阐释”并提出了以作者为中心和以译本读者为中心的两种翻译途径，乔治・斯坦纳继承并发扬了施莱尔马赫的观点，他明确指出“翻译即理解”，认为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过程，实际上乃是翻译过程。
2.阐释学关照下的《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是东晋文人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和平恬静，人人自得其乐的社会，成为后世向往中的理想圣地。该文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论在其思想深度和文学意境的塑造方面均体现了作者非比寻常的文学造诣，堪称文质兼美，情境俱佳的典范之作。时至今日，《桃花源记》被多次翻译，林语堂、HerbertA・Giles、杨宪益、黄俊雄、毛荣贵、罗经国等人都曾翻译过该文，其中属杨宪益先生的翻译最为使人印象深刻，下面用阐释学派代表人物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对杨的译一个简单的分析。
2.1信任
首先，译者进入的是“信任”的层面，“一项信念的投入”，读者相信原文是严肃的作品，言之有物，有翻译的价值。杨宪益先生一生致力于把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他毕生的愿望，就是把中国文化介绍给全世界。因此，杨先生及其夫人一起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小说如《红楼梦》、《离骚》、《屈原》等。
《桃花源记》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朵奇葩，自然也被列入其中。杨宪益先生将翻译《桃花源记》作为向西方介绍中国古典文化的一个窗口，认为该文是能够被翻译且有意义有价值的。这样就完成了翻译的第一步骤――信任，一切翻译活动都从信赖开始。
2.2 侵入
所谓的侵入，就是侵占与发掘。指牵涉到的两种语言之间，两种思维形式之间造成的冲突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侵入”一词常使人联想起侵犯、占领等具有掠夺性色彩的词。而实际上，侵入是对原文的理解，这正好反应了阐释学派中的重要思想――翻译即理解。作为翻译的第二个阶段在斯坦纳看来都是有偏见的，是对原作者意图和视阙无法避免的攻击，因为译者无法不对他的时代和背景妥协（George・Steiner 2001:87）
例如：
原文：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
译文：In the reign of Taiyuan of the Jin Dynasty, there was a man of Wuling who was a fisherman by trade.
该句中，译者在译文中添加使用了“reign”、“Jin Dynasty” 两个词语，展现了中国古代王朝更替这一历史，保留了中国古文化中的一些特有的质素，使西方读者能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明的变迁。
2.3.吸收
在对原文的入侵以后便进入输入吸收的过程，即原文意义向目的语言中的移植，这是前一个步骤所取得的成果，包括原文的意思和形式必须移植规划到译语之中，用译语完整的体现原作的所有信息。阐释学认为，文本中含有原作者的视界，理解者则是有其所处具体时代氛围形成的视界。两种视界间存在着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因此，译者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尽量向作者靠拢，以达到“视界融合”。
原文：黄发垂髫，并依然自乐。
译文：And all of them, whether old people with white hair or children with their hair tied in a knot, were happy and content with themselves.
2.4.补偿
所谓补偿，是指对原作进行重组，采用一定策略对之前阶段中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发生的信息丧失进行补偿，即对翻译过程中的丢失、偏差、过失进行补偿、修改，把原有的东西归还到原来的地方。
译作之所以能对原作进行补偿，是因为它能使原作在新的地区和新的文化领域里继续生存下去。西方读者对中国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知之甚少，杨宪益先生对《桃花源记》的翻译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西方读者从中了解了东晋时期人们的特殊心态、社会状况等，即通过翻译显示出了它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原作就得到了补偿。
3.小结
本文在阐释学的基础上，运用其代表人物斯坦纳的翻译观点，从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四个步骤分析了陶渊明的名作《桃花源记》，系统地论证了阐释学派的观点――“翻译即理解”，其中，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时间的差距，历史背景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等因素都会成为翻译的障碍，给翻译带来困难。译者需要充分发挥主体性意识，在翻译过程中准确的理解原文所要传达的思想和文化内涵，努力使自身的视域与作者所处时代的视域相靠近，做到视域融合。以期重现作品精髓，同时彰显作者的创造力。
参考文献：
[1]George steiner,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2001.
[2]蒋侠，2010，阐释翻译“祥林嫂”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J],《绥化学院学报》第30卷第五期，132-133页。
[3]朱瑞君，2009，从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理论看译者主体性―以翟理斯《聊斋志异》译本为例[J],
[4]《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第23卷第6期，92-96页。
[5]陶渊明,1988,桃花源:诗并记[M].中国文学史勘考资料选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地域性差异；历史性差异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1-0347-01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文化涵盖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文化有很强的地域性，地理条件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以及思想，是地域文化形成的重要条件。中西方文化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语言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往往不能单单从字面意义去理解和翻译的。与长时期变化不大的某些地域性差异相比，中西文化的历史性差异就更明显些。文化更明显的存在着纵向的、历史性差异。
一、中西方文化的地域性差异
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对语言有制约作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表现在对颜色词语的使用上。每一种颜色在每一种语言都有其固定的符号代表。颜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英汉民族有共同感觉。尽管符号本身千差万别，但它所表达的实际意义是相同的。然而，英汉语中的颜色词虽然有很多其理性意义相同，但其比喻意义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内涵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时颜色已不在是客观的物质的烙印。有些颜色词语在和其它词语搭配后会形成完全失去本色而具有新意义的词或词组
地域的差异对文化有很大影响。英汉语中有不少反映其地理环境特点的习语。英国是岛国，多数为沿海地区。英国多数人都以打鱼和航海为生，英语里产生了大量的与捕鱼和航海有关的表达；例如，“red?herring”短语字面意思为红色鲱鱼，表示为迷惑对手而提出的错误的线索或伪造的事实。熏制后鲱鱼呈红色的，带有一种独特的味道。Red?herring最早出现在1420年左右，不过其比喻义直到1884年才开始使用。在训练猎犬搜寻狐狸的时候，人们把这些红色的鲱鱼用线栓住放在森林里来吸引猎犬，人们有时候还把鲱鱼放到真正有狐狸出没的地方来测试猎犬的搜寻能力，看它是否能够抵抗其他的味道，继续寻找狐狸的踪迹。
二、中西方文化的历史性差异
文化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从语言文字中体现的中西方文化差异，主要表现的还是历史性而非地域性差异。不同的文化赋予了不同语言颜色词不同的涵义，颜色词都带有显著的文化烙印。颜色不仅仅是事物表面的色彩光泽，它在不同场合所代表的意义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就是它的延伸意之所在。下面以几个红色相关的词语为例来看中西方文化的历史性差异。
（一）red letter day。
尽管在英语国家和中国，红色往往都与庆祝活动或喜庆日子有关。但其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还是有差异的。在英语国家的日历中，西方一般指圣诞节或其他节日常用红色标明。因此，：重要的或值得纪念的日子。从十五世纪起，教会日历用红色标记所有的宴会日和宗教纪念日，黑色标记一般日期。所以“red-letter”的转义就是“可纪念的”、“喜庆的”。“a red-letter day”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良辰吉日”。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五行中的火所对应的颜色就是红色，八卦中的离卦也象征红色。在许多国家和民族中，红色有驱邪的功能。每逢春节，小孩还要穿红背心和红裤衩来消解灾祸、化凶为吉。喜庆的日子都离不开红色。对中国人来说，红色意味着吉兆、财运、吉祥、喜庆。在婚礼上和春节都喜欢用红色来装饰，如结婚时贴红喜字。
（二）in the red。
红色还指“负债”或“亏损”，“in the red”负债；赤字。该短语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会计学上通常用红墨水记录债务，用黑色记录利润。现在西方国家的证券交易过程中，红色表示股票价格在下跌。而中国则用红色代表上涨。
（三）red tape。
“red tape”指繁琐拖拉的公事程度，尤指令人难以忍受的复杂形式和过程。从十七世纪起，英国政府部门的官方的文件都是用红色带子（red tape）捆扎的。因此red?tape被用于形容人们在和政府或官方机构打交道时往往会遇到的拖延、混乱等令人烦恼的障碍。
（四）see red。
“see red”意为“勃然大怒”，来源于西班牙人斗牛时拿着一块红布不停地晃动，牛见到红色就疯狂地活动起来。
但另一方面，红色的使用在中西方文化中也有表达相同内涵的例子。例如红色在中西方都有代表“爱情”的意思。中国人用南国红豆寄相思，西方人送红玫瑰给情人，红色的西红柿被称为“love apple”。再如汉语中用“脸红脖子粗”、“面红耳赤”来表示“生气、愤怒”；英语中也有“like red rage to a bull”等一类短语表示“愤怒”，用来激怒牛的红布被喻为“令人愤怒的事”。同时红色也用来表达某些感情。英语中的“become red-faced”或Her face turned red同汉语中的“脸红”一样，表示“不好意思”、“难为情”或“困窘”。
三、总结
每一个民族都有其文化的独特性。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表达同一事物时所用的词语可能极其相似，也可能有天壤之别，这些异同表现在习惯用法上，而颜色词的应用在中国和西方国家中的区别，就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通过对颜色词“红色”的分析可以看出，英汉颜色词“红色”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其地域性和历史性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不断频繁的今天，两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互相接受、不断融合。了解并掌握不同语言中的文化背景和传统风俗，有助于增强人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减少文化冲突，从而提高的能力以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及提高民族威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