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医;球土化;文化差异;文化自信
1何为球土化
球土化(glocalization)源于英文单词globalization(全球化)和localization(本土化)的缩合,最早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特指立足本土面向全球的商业活动,20世纪90年代由英国社会学家ROLANDROBERTSON正式引入英语国家[1]。球土化在跨文化交往、国际商务、教育、传媒等多个领域均有所体现,并表现出丰富的内涵[2]。“球土化”是一个文化的缓冲地带,它既突出本土特征又突出全球的普遍价值,当外国文化与本土文化成功融合后,将被当作是一种特殊的本土文化,而这一文化又将成为文化转换的基础,在这里我们先将这种本土化称作“外本土化”,这种“外本土化”也即是添加了异域的本土文化元素[3]。
2中医的球土化
2.1中医翻译史
说到中医传播,不得不说中医翻译。中医翻译首先是由外国人翻译的,随后许多中国人着手进行翻译。最早以外国人为英译主体的中医西传大约在17世纪,早期的许多传教士开始尝试将中医翻译成自己国家的语言,中医药文化开始对外传播,此时的中国与欧洲开展了医药方面的交流。17~19世纪,中医在欧洲的传播开始有了缓慢的发展。中医书籍除了有英译本,还有法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的译本。可见外国人对中医有了一定的重视,经历了先学习、再翻译的过程。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王吉民、伍连德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们接过衣钵,开始积极从事各种中医英文著作的编撰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医英译作品越来越多,出现了百花争鸣的局面,以谢竹藩、欧明、李照国等为代表的学者都先后出版了多部中医英译著作[4]。进入21世纪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重视中医的发展,鼓励中医走出国门,各种有关中医英译的研究越来越多,中医英译呈现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
2.2中医术语英译的标准化讨论
长期以来,中医术语的英语翻译标准化一直是此领域专家学者研究和探索的重点,2008年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和2009年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WHO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的问世打破了中医对外交流的僵局,极大推动了中医的对外传播,但由于诸多因素使得某些标准仍有待商榷[5]。2009-2015年,李照国担纲由WHO启动的ICD-标准(In-ternationalClassificationofDiseases-11,即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中第23章中医标准的制定工作,促使中医进入国际医疗标准体系,对中医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可见前辈们在中医英语翻译上已做出了不少基础工作。但目前中医药名词术语的标准化仍然是专家学者们研究的难题。中医具有厚重底蕴,中医的翻译一定程度上是文化的翻译。依笔者所见,由于中医属于中国本土文化,在翻译时要尊重本土文化,尽量保证中医的原汁原味。中医翻译方法有很多,质量到底怎样,还是要以读者说了算。一般来讲,西方人对中医的释译、语义翻译、音译接受度较高,如2013年蒋基昌、文娟[6]在基于广西中医药大学短期留学生调查问卷的统计学分析黄帝内经四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中,对四个英译版本黄帝内经接受认可度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倪毛信版黄帝内经翻译获得外国留学生认可度和接受度较高,此版本就是采用了释译的方法,即解释翻译,将深奥难懂的内经内容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使缺乏中医文化背景的外国人能更好地理解中医和学习中医。语义翻译是使译文停留在原语文化中,与原语文化、原语语言结构和表达方式靠拢。语义翻译要求译文在文化习惯、语言的形式、结构和词序上贴近原语。李永安在2014年9月-2016年7月对四所国内中医药大学中来自五大洲23个国家学习中医的留学生进行中医文化词翻译效果调查分析显示,采用语义翻译策略对中医有关宗教文化词和五行相关的名词术语翻译有较高认可度,进一步说明,可将中医特有的文化词进行语义法翻译[7]。
2.3中医的不可译性与球土化
英国语言学家卡特福特(CARTFORD)把导致不可译的因素归为两类,即文化因素和语言因素[8]。中医与西医的不同包括文化不同、语言不同,翻译难免会有困难。不可译———顾名思义就是翻译的过程中,原语跟译语所表达的信息不能一一对等,有些信息无法原汁原味地翻译出来。中医术语不可译性的表现之一就是许多术语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对等的词语。中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医学体系,其在理论依据、治疗方法及用药等方面与西医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截然不同。中医理论中的许多词汇,一般在英语中都缺乏现成的意义完全对等的对应语[9]。那么在此情况下,音译便派上了用场。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文化在中国进行传播时,音译的现象很普遍,如麦当劳、沙发、可口可乐、好莱坞等,这类由国外传入,中文没有的词汇便采用了音译的方法,这些词汇并不影响我们的接受和理解。在音译的基础上用汉字表达外来词汇,且与中国文化靠拢,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创新,也是外国文化在中国的一种球土化表现。
2.4中医球土化表现
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除了外来文化的传入,中医也作为本土文化进行反向传播。中医的球土化可以说是中医全球化的过程,即基于本国的特点,在国际传播与交流中与国际接轨。随着数字媒体时代的到来,中医传播的手段越来越多种多样,如孔子学院、国外中医医疗机构、网络宣传片、纪录片、中医英译典籍、学者海外交流、一带一路、海外中医教育等,都对中医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在术语表达方面,不少中医术语已被接受,如阴阳、八卦、气等,以字母缩写TCM表示作为中医英译的术语被广泛认可和使用,针灸穴位名称、穴位编码在国外的使用已有一套标准。甚至某些国家将中医用作替代疗法或顺势疗法与西医结合使用,或干脆直接使用中医。在中医教育方面,中医海外教育逐渐规范化,中医高等教育学历在多数国家被承认,每年也有众多海外留学生来中国专门学习中医,这都表明中医以其独特疗效逐渐被西方国家接受和认可。中国文化在海外有了一定渗透,这一过程便是中医走向世界,融合当地文化,球土化的过程。
3文化自信
3.1中医文化自信的树立
中医是经过我国劳动人民数千年实践,积累得出的经验医学,它的存在经历了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历史上涌现了众多中医典籍和为人称赞的名医,比起区区数百年历史的西医,中医已有千余年的文化沉淀。可近一百年来,在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医学的入侵,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支撑的中医似乎受到了排挤,不少人举着“中医是伪科学”的牌子要对中医进行打压甚至废除,这让人非常痛心。何来这种现象呢?一方面,西方医学应用了许多先进仪器和科学理论,西医也具有见效快、效果好的优点,再加上有西方哲学的理论指导,相对于治病求本的中医,传统的医疗方法确实稍显落后;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人饱受列强欺压,在外来西医的打压下,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并不对等。列强除了土地掠夺外,还带来了文化殖民,在某种程度上,西医是一种文化入侵。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中国曾饱受欺凌,国家的弱小导致了文化的不自信,甚至是翻译的不自信,如在汉译英,特别是文化翻译中,追求译文向译入语(英语)和译入语文化(英语文化)贴近,将汉语文化词转换为英语文化词,以便于英语读者阅读。在这种翻译理论和思维的大背景下,我们缺乏文化输出的自信、胆略和实践[7]。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国力迅速壮大,以上各方面的不自信因素越来越弱化,我们应该研究中医,发扬中医,弘扬中医文化,重拾中医文化自信,并以此指导中医传播。
3.2汉语西化与球土化
中国人口众多,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近年来“汉语热”在全球兴起,2018年2月17日,中国外文局首次的《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调研报告》中显示,近两年中国话语以汉语拼音的形式在海外的接触度、理解度急剧上升。中国哲学类词汇如孔子、阴阳、八卦、儒学等为国外民众所熟知,孟子、八卦这两个词还以拼音方式收进了《牛津英语词典》。由此可见,随着国力的增长和全球化交融,汉语的普及度也越来越广,汉语西化呈增长的趋势。除了西方外来词在中国的存在,中文词汇也作为一种外来词进入西方国家。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热门词汇,如低头族、土豪、少林、大姨妈等出现在大众眼前,这些词汇通俗易懂,不必专门刻意去翻译,换一个角度,要想学中医,为何不从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开始呢?我们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倘若不了解西方文化,对其语义的理解肯定会有偏差,读外国名著的时候,翻译版本与原文差异较大,若有一定的语言文化基础,相信很多人不愿读译本,而是选择原著进行学习;看外文电影时,相信更多人倾向于原声而不是国语配音。由此可见,随着国力壮大与频繁的文化交流,汉语西化是球土化的一种体现,且这种趋势会逐渐加快。
3.3政策保护
中医要想蓬勃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中医的国际传播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中医的发展与传播当然需要政策来保护,这样才可以提高中医文化的自信。2017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为中医药的保护与发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与传播、知识产权保护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这对中医药发展是一剂强心针。同年,国际标准化组织还了16个中医药国际标准,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议也有力推进了中医药的海外发展。除了政策保护,中医交流传播也要与时俱进,比如可以借助互联网,以及其他一些传播形式,如首届全球中医互联网春节团拜会,观看和互动人数之多显示出全球中医药界强大的号召力、行动力和凝聚力。促进中医的海外立法,加大对中医治疗的扶持,拓宽和规范中医高等教育,相信在各类政策的支持和保护下,中医必将走向全球化。
关键词：中国文化；中医文化；直译；音译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如何保留文化因素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典型代表，处理好中医汉英翻译的文化问题，关系到中医的文化内涵如何在完整保留的情况下被准确传译。本文主张主要采用直译、直译加注、音译、音译加注的方法来传译含有中国特色传统文化的中医术语。
1 汉英翻译与中国文化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全部成果体现，如今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各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和交流也日益频繁。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交流工具，记录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语言翻译是跨文化交流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的价值观念、管理理念及生活方式等广泛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文化趋同的现象已随处可见。与此同时，不少外国朋友来华体验中国的传统节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富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中医、中药及针灸疗法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的欢迎。由此涉及到翻译中国文化的问题越来越得到翻译界的重视，比如心理文化、称谓文化、数字文化及典故文化等。
2 中医的文化体现
中国医药学具有数千年的历史，是我国人民长期同疾病做斗争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总结，是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是一门集大成的，以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学科；它从哲学的角度去探索人生、探索生命；强调人是自然的产物，是大自然的延伸与精华；将天道、地道和人道完美地结合成一体[1]。中国医药学在古代的唯物观和辨证思想影响及指导下，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的验证，逐步形成并发展成为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2]。中医文化的体现首先就在于其理论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自然科学的渗透和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医学术之洪流发源于《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将其同时期的人文科学与天文、气象以及人体的生理病理等自然科学融合起来， 以朴素的古代哲学――阴阳五行学说作为理论工具，以整体观念作为指导思想，以脏象经络作为理论核心， 以辨证论治作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中医学基础[3]。中医文化最直观地体现就在于“取类比象”的方法，用外界事物的生长和变化规律应用到人体的生理病理治疗方面来，比如古人最开始用藤类药（青风藤、海风藤、钩藤）来治疗关节屈伸不利，筋脉不畅等，就是因其形状类似于人体的血脉，既然藤有伸展之功效，所以也会帮助人体内筋脉的伸展。古人用之有效，经验得以传承，今用现代实验的方法也确实证明此类中草药对关节和筋脉的伸展有作用。
3 中医汉英翻译文化因素的处理
随着中医对外交流的发展，中医翻译方兴未艾，如何在中医翻译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国传统文化？本文提倡直译、直译加注、音译和音译加注这4种方法。
直译是在当汉语的某些词语可以在英语中找到基本或完全对应的词语时，依据“同一所指”进行对应转换，是最理想的翻译方法；在语义对等的情况下，直译既能够使译文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又能够最大化地保留原术语的指称含义[4]。李永安[5]提出直译可应用的地方有中医解剖术语、中医基础理论术语、中医中某些独特疗法和中医中有文化含义但不会引起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或者误解的词语，如养肝明目（nourishing liver to improve visual acuity）[6]，食积呕吐（vomiting due to food retention）[6]。
如果有些术语用直译法，由于文化的差异给西方人士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我们可以用直译加注法。中医的一些特殊治法就可以采用直译加注的方法，如引火归原（conducting the fire back to its origin）[6]，可以加上a therapeutic principle for the ascending of asthenic fire， by adding drugs for tonifying kidney-yang to those for nourishing kidney-yin to lead the ascending asthenic fire down to the kidney[6]的注释；这样西方人士就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一术语的涵义了，明白这是一种治疗方法，即治疗虚火上升的方法，在滋肾阴药中适当加入补肾阳药、使下归于肾。
遇到一些实在无法在英语中找到对应词，甚至找不到相似的词语，又具有民族和传统特色的中医术语，笔者提倡用音译或音译加注释的方法。音译法作为中医汉英翻译中的一种必要的翻译手段，不但可以有效解决无对应语的意译困境；如果使用得当，还能发挥出意译法所不具备的优势。一方面采用音译翻译法能够实现译语的统一和规范；另外一方面，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深化，西方人士对汉语音译词的接受能力也在不断提高，适当使用音译词可以激发他们的兴趣和探求精神，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医药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与输出[7]。李永安[5]认为音译有三大好处，即不滥、持久和免争；音译可用来翻译有独特文化含义的中医术语、针灸穴位名、有文化含义而直译时容易引起误解或者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的术语。蒋建勇[8]也提出部分术语采用拼音为手段的音译法，避免了歧异产生，也使之烙上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最大限度地使中医术语音译实现了“名从主人”的原则，符合语言国情学要求。这样的中医英译从理论上是最接近原文，即再现其内涵外延，又体现其民族特征，还最大限度地传递了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的深刻文化内涵；从形式到实质都实现了最大的近似等值。如阴（yin）、阳（yang）、气（qi）。如果这些术语第1次出现，有时有必要采用音译加注的方法，以便于满足各个层次的国际上爱好中医的人士来理解。音译加注法指借用整个词语的汉语发音，并在其后附加注释的翻译方法。虽然表面上看好像重复累赘，但却能够传递原汁原味的信息，既能够尊重国情、保持特色，又有利于受众理解。如康广盛[9]建议可将白虎汤译为Baihutang（Decoction for eliminating heat）；又如经穴名称的英译翻译是整个中医英译中开展的最为成功、争议最少的领域，通行的英译方式为汉语拼音音译加所属经脉的英文缩写及编码[7]。
4 结语
传承中医文化是传承中医精髓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对外交流中，即要达到达意的要求，又要最大限度地表达出中医文化的内在涵义。这样不但有利于西方人士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识中医的理论体系、辨证论治，而且还有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马平[10]对于中医药文化翻译提出以下几个原则，即保持特色，能中不西；参照西医，西学中用；尊重读者，面向受众。此外，中医翻译工作者要有意识地强调中医药文化的以人为本、致中和及道法自然的核心价值观，强调调和、扶正劫邪、阴阳平衡的理念以及“救民济世”的传统医德[11]。总之，在翻译的具体过程中，要依据具体情况采用相应的策略和方法，做到准确把握中医文化的内在涵义，并一步进行准确地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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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西方文化；大学英语教学
一、在高等中医药院校大学英语教学中强调中西方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2007年版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将“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和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纳入了大学英语课程目标，并要求课程设计应“充分考虑对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和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这里的文化素养，并非单指英语文化素养，还包括中国文化素养。高等中医药院校所开设专业大多与传统中医药有关，而中医药又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从这一点来讲，中医药院校的学生必须要更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进而更好地掌握中医药专业知识。在当前国际化的背景下，高等中医药院校应当致力于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中医药复合型人才，促进中医药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和交流。培养熟练掌握中西方文化的中医药专业型人才是当今中医药院校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也是中医药国际化的必备条件之一。大学英语作为高等院校开设的基础课程之一，在传授西方文化知识的同时，有意识地加强对中国文化的渗透，使中西方文化在教学过程中相互交融，使得这一课程本身跳出“传授一门工具性语言”的范畴，又能强化中医药相关专业学生的文化素养，有力地推动我国在中医药领域和西方的进一步交流和合作。
二、高等中医药院校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现状不容乐观
现状之一是在中医药院校的大环境中西方文化不受重视。在中医药院校里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即学生大多缺乏对西方文化知识的了解。相当多的学生认为自己只需要了解传统中医药文化就已经足够，因为西方文化离自己的专业领域十分地遥远，甚至可以说是毫不相干的。甚至我们一些教授中医药相关专业的教师也认为学生学习英语、了解西方文化是在浪费时间；有的老师甚至对中医药院校开设大学英语课程提出质疑。这种“英语学习无用论”在高等中医药院校里相当常见。
现状之二是从事大学英语教学的教师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注度依然不够。目前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即单纯只强调目的语文化，而忽略母语文化。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更多接触的也是英语语言文化，有关母语文化的内容只能依赖于每一位任课教师。客观事实是，有相当多的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将讲授重点放在对西方文化的讲授上，而对于与之对应的中国文化的讲授明显不足。具体到高等中医药院校来看，如何有意识地将中国文化渗透在大学英语授课过程中，注重从中西方文化对比的角度去备课和授课，是需要每一位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英语教师们思考的。这也是对相关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教师自身需要以开放的视野来看待英语教学中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应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主动肩负起传承中国文化的重任，在教学中时刻注重对学生母语文化的培养，从而帮助学生成为具备开放性、国际性视野的中医药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
现状之三是学生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在中医药文化国际化背景下自身所肩负的使命。早就有有识之士提出高等中医药院校当今应致力于培养复合型人才，既要培养中医药文化的传承者，更要培养能把中医药文化推向世界的传播者，这就对学生给予了更高的期望。然而现实是我们的学生仅把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做为终极目标，认为学习英语就是为了四六级考试。通过对中医药院校学生的调查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学生依然认为自己的专业在未来和英语的关联性很小。
三、在高等中医药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强化中西方文化教育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我们应当认识到，文化教育不仅应该贯彻在中医药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中，更应该使之融入到整个大的环境中。比如说帮助学生学习传统中医药文化知识就需要其他各个相关专业科任老师的共同努力。学校也应该把培养掌握中西方文化的中医药专业人才作为办学基本理念，努力营造一个开放的校园文化环境，引导学生把传播中医药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这就要求中医药院校在课程设置时充分认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性，而不应该将这一门课程边缘化。当然，具体的教学目标规划，教学环节的科学设置还是最终落实在一线的教师身上，这是需要大家为之付出长期的努力的。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大学英语课程要求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中医药发展历程政策发展特点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长期以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对人类健康和世界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考察建国以来中医药政策发展的历史，研究我国中医药政策制定的特点及规律，不仅有利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对于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建国以来党的中医药政策发展历程
1.1“中医学习西医”阶段（1949年-1954年）。建国初期，我国卫生事业百废待兴，当时全国只有2万多名西医和30万名左右中医，药品供应非常匮乏，针对这种状况，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说：“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才能负担起几亿人口的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根据的指示，1950年我国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会议提出“提高中医，团结中西医”，这成为当时卫生工作的主旋律。预防医学讲习班和中医进修学校陆续在全国各地开办，中医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以帮助中医师运用现代科技和西医设施来提高诊疗水平。但由于当时卫生部门负责人对中医认识存在局限性，“中医学习西医”实际上逐渐演变成中医“西医化”，一些中医遭受不公正待遇，中医诊疗被加以限制，引起广大中医的不满。
1.2“西医学习中医”阶段（1954年-1978年）。针对“中医学习西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1954年再次指示：“务必改进中医工作”，同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社论，指出党中央重新强调团结中西医方针的关键在于“西医向中医学习”。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积极改变过去歧视中医的现象，开始加强对中医的管理，狠抓“西医向中医学习”活动，纷纷举办各种西医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直到，虽然中医被视为封建迷信加以批判，但总体上中医工作和西医学习中医并没有间断，而且这一时期还召开了三次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为中西医结合方针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1.3“中西医结合”阶段（1978年-1991年）。1978年9月，中央批准了卫生部党组《关于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中医药事业，造就一支热心中西医结合工作的骨干队伍。在党中央推动下，1980年5月，卫生部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报告》，提出开展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三支力量”的提出突破了此前仅只强调中西医结合，甚而以中西医结合取代中医的局面，为中医拥有独立行政权提供了依据。在党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我国中医药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1.4“中西医并重”阶段（1991年-至今）。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首次提出“中西医并重”，并将其列为新时期卫生工作的五大方针之一，给中医和西医赋予同等重要的独立地位。此后，党和各级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中医药在我国卫生工作中的优势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然而，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如中医药市场萎缩、发展基础条件差，人才匮乏等仍然困扰着中医药的发展。针对这些问题，党中央在十七大、十报告中多次提出：“中西医并重”和“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并出台《关于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系列文件，为促进中医药事业进一步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2建国以来党的中医药政策发展特点
2.1中医药政策变化随着党对中医药认识的深化而不断调整。从“中医学习西医”到“中西医并重”，中医药政策的变化与我们党对中医药的认识密切相关。建国初期“团结中西医，提高中医”的政策之所以演变成后来的中医西医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当时对中医认识不清，一些人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应该被淘汰，在实际工作中不仅歧视甚至是限制中医发展，直到提出：“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一局面才有所改观。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中医药事业发展。邓小平提出要为中医发展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无论从医学还是从文化的角度，都必须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提出中医药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先行者。这些认识都推动了不同时期中医药政策的制定以及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2.2中医药政策制定受社会偶然事件影响较大。中医药政策变化不仅受党对中医药认识的影响，也容易受社会偶然事件影响。1954年，我国一些地区发生流行性乙型脑炎疫情，当时这种病的死亡率约在35%到50%之间，西医对此一直没有根本的特效疗法，而中医治疗却获得了成功。中医疗效的成功，加上中央对中医政策的重申，推动了社会各界对中医认识的转变。我国的中医药政策也相应变为“西医学习中医”。此后，2003年中医防治非典的成功，2006年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等在网上发起的“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活动等都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前者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了中医药在治疗疾病方面的神奇疗效，而后者引起的争议反而促使中央提出“中西医并重”等政策，加速了扶持中医药发展的政策制定。
2.3中医药政策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影响呈高度正相关。建国初期，我国只有30万左右中医，没有正规的中医学校和医院，实行“西医学习中医”政策后，至1958年，全国中医约有近50万人，先后兴办了13所中医学院及数以百计的中医学校和中医进修学校，中医医院发展到300多所，建立了大批中医门诊部及综合医院中医科和中西医结合病房。进入90年代初，随着“中西医结合”政策的实行，全国中医医院发展到2300多所，病床20余万张，中医药科研机构170所，中医、民族医学院校31所，中等中医药学校57所，全国中医药行业人员超过百万大军。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坚持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同时，我国中医药事业开始注重内涵建设，我国具有中医执业资格的医师（含助理医师）达60余万人，中医医院3115所，中医院床位数达40余万张，有高等中医药院校47所，中医药占整个医药工业总产值的26%以上。对比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中医药事业发展与中医药政策变化呈高度正相关。
2.4中医药政策兼具保护性与模糊性特点。无论是建国初期的“西医学习中医”还是目前的“中西医并重”。我们制定中医药政策的出发点都是建立在保护中医基础上的。这种政策导向一方面是出于中医药在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面对西医的快速发展和抢占市场，中医药的发展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然而，这种保护性政策却缺乏强有力的措施来加以落实，致使人们在中医发展上存在两种矛盾的说法，一种认为中医发展很快，特别是这十几年来是建国后中医发展最好的时期，另一种则认为中医发展缓慢，对中医的前途和命运担忧。造成这种矛盾的主因就在于保护性政策缺乏明确的政策措施。
当然，要重申的是，教育工作者（如辅导员、班主任等）在圆桌会议的进程中要始终把握好“沟通、协调”这个中心，使圆桌沟通的话题、言行、情绪“既能放得出去，又能收得回来”，避免出现“放而不收”以至矛盾更加激化的局面。
2.心理咨询与交往培训相结合。在单独沟通的过程中，教育工作者除了收集宿舍矛盾产生、发展的信息外，常常会开展一定程度的心理咨询。这对于引导当事人更合理地看待矛盾的各环节、各方面乃至进行自我调适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前所述，人际交往能力的不足也是宿舍矛盾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教育工作者还需要考虑对当事人乃至广大学生进行适当的人际交往艺术的相关培训，使大学生掌握恰当的交往方式、人际礼节和沟通技巧，从而有助于他们在不断的交往实践中内化并增强和谐的交际之道。例如，引导大学生贴切地称呼他人，积极的问候，言行的诚恳一致，话语的文明分寸，等等。曾有一位心理学家说过：“在造就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教育中，有一种训练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优美而文雅的谈吐。”客观地说，这种训练是在为青少年（尤其是独生子女）的素质教育“补课”，但是在“唯分型”教育骤难改弦的形势下，这样的课又不得不补。
3.校内教育与沟通家长相结合。为了化解好大学生的宿舍矛盾，教育工作者需要一以贯之地开展主题教育、系列宣讲等工作，以培养、强化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和实践。例如，在平时或应对宿舍矛盾期间，有计划地开展“宿舍是我家”、“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等主题班会或团体辅导；将高校“两课”紧密地联系大学生活实际，等等。与此同时，学校要与学生家长保持良好的沟通。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处理宿舍矛盾期间，积极与家长沟通，了解当事人的家庭环境、教育理念、亲子互动方式等信息，以备采取妥当的方式教育引导当事学生。例如，个案2中B同学的家长谈到孩子上大学前一直是接送读书，在外不擅长与人交流，在家则有父母的百般呵护，因此待人接物多以自我为中心。此时，教育工作者既要肯定父母的爱女之心，又需要倡导父母在“孩子成才”的目标下调整一些对待子女的方式，使子女在日常的互动中觉悟和习得新的、合乎社会规范的交往礼节、方式。二是在平时与家长保持信息沟通，以期形成家校教育的合力。例如，有些高校的教师建立了家长QQ群、飞信群、微信等交流平台，适时通告高校教育形势与活动，以特定节日、时事、话题等为契机与学生家长交流观点，有效缩小了高校教育与多样的家庭教育之间的距离，为营造和谐的育人氛围作出了积极的探索。
参考文献：
[1]孙华峰，鲍丙刚.大学生人际交往障碍、形成原因及对策浅析[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88.
[2]黄炳超，谭马利.运用博弈论思想破解大学生宿舍内部矛盾的思考[J].高校辅导员，2012，（4）：69.
【关键词】医药物流；对策；浙西
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药品市场化、产业规模化以及分工专业化的程度也得到不断的提高，传统的医药批发模式购销脱节，中间环节多，效率低，成本高的弊端也越发凸显，无法满足医药行业的市场化需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把现代化物流与医药相互结合，依托现代化的物流设备和信息技术，采用科学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优化药品供销配环节中的运输、仓储、装卸、配送、加工、信息等环节，在保证药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服务水平，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既定的目标，这就是医药物流。
1 浙西南医药物流概况
随着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和物流业的发展，人民物质需求不断增长，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不断增加，医药物流迎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浙西南医药物流得到了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医药批发、经销公司进入医药物流领域，积极开展连锁网络以及配套物流设施的建设，配备先进合理的软硬件，形成了统一、直配的配送体系。目前具有代表性的有鸿汇医药、华润医药、浙江英特药业等几家企业，主要从事医药商品的采购、仓储、运输、配送、批发、零售及售后服务，业务辐射浙西南周边省市。
2 浙西南医药物流存在问题
2.1 经营理念落后，现代物流服务水平较低
近年来，浙西南医药物流行业在软硬件设施方面投入不断增加，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但是由于部分管理者还秉持传统医药物流观念，认为医药物流就是医药运输与仓储的简单叠加，对医药物流管理的理念过于保守，经营管理相对粗放，“大而全”、“ 小而全”经营思想还在医药物流发展上占主导地位，不能根据市场需求和医药行业特点以及医药企业丰富、细致、专业的物流服务需求，开展人性化、信息化、网络化的物流服务，服务同质化现象严重，交易成本高居不下，运作的效率不是很高，缺乏参与激烈市场竞争的 “软实力”。
2.2 医药物流起步晚，现代化程度较低
中国医药市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正逐渐放开，但与发达地区相比，浙西南的医药物流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发展较慢，除了上文所提及的几家规模稍大的企业外，多数医药物流企业规模都较小，存在交易环节多、流通环节过于复杂，这些企业布局分散，堆积、储运的技术和设备落后，管理方式简单，管理制度不完善，物流信息化程度较低，大部分企业不能有效运用ERP、供应链管理等新型管理方法来优化物流业务流程，导致企业运作流通效率低、费用高，效益差，竞争力低下。
2.3 政策法规不健全，管理模式简单粗放
目前，对于医药物流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不够健全，尽管 《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推动医药物流服务专业化”，但具体有关医药物流的配套政策和标准还不健全，药品物流容器、药品包装箱、药品仓储托盘等缺乏统一的标准。在药品编码、企业编码等医药行业编码标准方面，也是各领域有着不同的物流编码，相互不兼容。在对医药物流企业评估体系方面，原有的GSP是针对于医药经营企业，很多内容已明显不适用于医药物流企业。而且由于国家对医药市场控制的非常严格，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浙西南本地的的医药企业可以获得优惠政策和利益，而外地的医药企业则受到排斥与打压政策，这些都严重地制约了医药物流向规范化、高效化发展，并成为与国际接轨的一大障碍。
2.4 信息化水平落后，缺乏有效整合
近年来现代物流信息系统越来越得到物流行业的普遍重视，浙西南医药物流企业也建立信息系统，但由于条码技术、RFID 技术、GPS/GIS 技术和 EDI 技术先进的信息技术在医药物流领域应用范围非常有限，再加上浙西南医药物流的条码自动识别系统、自动导向系统、货物自动跟踪系统等物流自动化设施的建设相对滞后，并且在供应商、中间商、零售商、医院药房等供应链信息系统中缺乏统一接口，限制了信息的传递速度和共享程度，影响了医药物流供应链运作效率。
2.5 医药物流人才匮乏，综合素质不高
医药物流由于其特殊的管理性质和国家对药品在管理、仓储、运输等物流作业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对医药物流从业人员的要求也更高，既要懂得医药知识又要掌握物流知识，还要了解供应链及相关管理知识。现有医药物流相当一部分从业人员缺乏现代物流的管理技能和经验，对药品的仓储、运输、配送、包装、养护等物流管理方面不了解、对医药行业的相关法律也不熟悉，企业也缺乏有力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导致企业运营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浙西南的高校虽然开设有物流专业课程，但是却没有专门针对医药物流的人才培养机制。人力资源已经成为影响医药物流行业的关键因素之一。
3 浙西南医药物流发展对策分析
3.1 加强政府引导，建立合理医药供应链体系
“新医改”中强调“建立基本药物的生产供应保障体系……统一配送，减少中间环节……发展药品现代物流和连锁经营，促进药品生产、流通企业的整合”，国家发改委在《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国发[2009]8号）》文件也明确规定“医药行业要实行医药集中采购和统一配送，推动医药物流发展”。因此当地政府应该充分领会文件精神，结合浙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医药物流行业总体发展作出科学规划，制定有利于发展医药物流的各项政策，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建设规范化医药物流市场，鼓励医药产品从批发多级分销向实行总、总经销制形式发展，开辟药品生产企业直接将药品销售给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渠道，提高供应链运作效率。此外还要强化市场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医药物流不正当市场竞争的管制，扶持优秀有实力的医药物流企业，促进整个市场优化组合，保障医药供应链体系稳定发展。
3.2 增加技术和资金投入，加快医药物流现代化建设
现代化的医药物流必须要有现代化的技术和设备作为保障，因此政府和企业应多渠道调动各方面资金，加大对医药物流资金和技术的投入，不断完善浙西南地区物流基础配套设施和技术支撑体系，改善医药物流的运行环境，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推进信息网络建设，构建医药电商平台，在更广更大的市场范围内承担更多的物流服务项目。同时加快医药物流标准化建设，尽快制定行业内统一的药品编码体系、加快药品容器、药品包装、药品信息化等规范化建设，促进物流活动顺畅开展，实现物流产业规模化。
3.3 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完善物流信息系统
浙西南现有的医药批发企业多数是各自为政，分散经营，在规模化、网络化和集约化方面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因此要认清医药流通领域的发展格局和现代信息技术对医药流通领域的影响，并结合浙西南区位交通优势及人口、城乡医疗机构分布等特点，努力构建标准化、信息化、专业化、社会化的高效现代医药物流体系。通过提高物流标准化程度和构建医药物流信息平台，整合企业现有的EDI系统、ERP系统、SCM系统、CRM系统等所产生的物流信息，并以实时的、双向的数据交换方式进行物流信息整合。通过电子数据交换系统、订单管理系统、运输控制系统、条形码和无线电设备的自动化运作设施等信息技术的应用，建立健全医药物流节点网络，提高库存管理、装卸运输、采购、订货、配送、订单处理等的自动化水平，缩短药品供应链流程，降低药品价格，实现提高物流效率和服务水平。
3.4 规范第三方物流，建设高端物流与工业战略联盟
对于大多数制药企业和零售企业来说，为了保证其核心竞争力，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利用第三方医药物流企业提供的运输、仓储业务，进行区域配送、代收货款、全程的流通管理，供应链系统设计等增值物流服务。同时，政府要按照国家2012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中对第三方医药物流运输的能力和相关质量保证进行考察，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签订委托书明确质量责任，这样既控制了药品质量流通的风险，又提高了委托方的企业核心竟争力。此外，第三方医药物流企业要突破原有传统的观念，联合更多的企业，在更广的范围内对物流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和配置，建设高端物流与工业战略联盟，为客户制定适合的方案，在降低企业的成本的同时，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实力。
3.5 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
基于浙西南医药物流专业人才十分匮乏的现状，政府应该制定人才引进政策，提高医药物流人才的待遇，建立“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吸引医药物流人才到浙西南来发展。高等学校在开设相关课程时，除了对医药管理、物流管理、信息技术等理论进行学习外，还应该采用多种形式开展实操训练，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此外，企业也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践能力的提升，可以通过和科研机构、高校开展深度合作，合理制定适应医药市场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不断为企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提高医药物流行业服务水平。
【参考文献】
【关键词】 中医妇科； 临床问题； 对策
妇科病是最为常见的临床疾病，给妇女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困扰，中医治疗妇科疾病研究历史优久，治疗效果明显，但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中医妇科还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结合新时代医疗的特点，对中医妇科在临床医学上的发展提出可行性的见解。因此，探究中医妇科临床问题及对策具有实际意义。
1 中医妇科临床问题
从中医妇科临床症状探究发现，妇科临床上主要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1.1 妇科临床的观念落后 由于中医妇科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优久，传统的医学文化对现代妇科临床影响深远，从而也使得中医妇科在临床的过程中观念落后。对妇科病的病理病因分析不够明确，凭借传统的“望”“问”“闻”“切”进行治疗方案的拟定，这在现代医学临床实践中存在缺陷。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是现代中医妇科亟待解决的问题。
1.2 中医妇科临床诊断流程不细 在中医妇科的临床诊断过程中，由于妇科是一个特殊的科室，很多疾病涉及到患者的隐私问题，在临床诊断的程中，由于患者的羞于启齿，加之医生的简单诊断，也没有后期的跟踪检查，从而导致中病妇科在临床的治疗效果并不明显。
1.3 中医妇科在临床实践中缺乏医患沟通 妇科医生与患者之间缺乏主动沟通与交流，只是按照疗程，章程给患者用药，而护士在护理的过程中，也只是常规的量体温与查房，对患者病情的关注度不够。在妇科临床实践中，缺乏患者参与机制，通常都是医生凭经验进行医治。
2 中医妇科临床对策
2.1 改变传统观念，推动中医妇科的发展 对于传统的妇科临床经验，引进西医的先进治疗方法，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对妇科疾病进行治疗，在临床实践中有独特治疗效果。中西医是两种完全不进的治疗方式，可以根据中西医妇科的不同治疗规律，总结成功的治疗经验，将中西医妇科进行有效的结合，并在临床实践中进行有效的应用。例如在妇科疾病中中医称之为’崩漏’的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西医认为是因为人体内外不同因素如新陈代谢紊乱，精神压力，气候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通过中枢神经而引起的月经失调。而中医却称之为冲任损伤，经血与胞宫蓄溢失调而经血非时而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运用西医的治疗原理进行止血，利用中医治疗原理对其进行调理，调节月经周期与排卵期。把中西医有效的结合，实现标本兼治的目标。
2.2 中医妇科临床诊断流程实现标准化，细致化
征对妇科疾病的特殊性，在对临床诊断过程中，要根据患者不同病情，病因按照医院规定的诊断流程，进行诊治，做好患者隐私保密工作。为患者制定专门的诊治计划，及配备治疗所需的配套设施及服务。医生对患者的病情变化要实行多问，多看，多观察。对临床中可能出现的病变进行分析，并做好预防工作。由于中医治疗过程是一个治疗加调理的过程，要达到治本的目的，需要很长的周期，在临床实践中，医生与护士要多给患者人文的关怀，及心理上的安慰，把临床工作做到细化。
2.3 加强医患沟通，和谐医患关系 做好医患沟通工作，在中医治疗妇科疾病的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建立良好和谐的医患关系，不但需要医生有高明的医疗技术，丰富的中医治疗经验，还需要医生具有亲和力和语言艺术。在医生与患者沟通的过程中，首先要学会尊重患者，仔细聆听，体会患者所表达的真实想法与本意；其次，在跟患者交谈的过程中要注意说话的语气，交流的态度，礼貌的对待患者，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与精神压力；最后，与患者交流的过程中要有目的性，一边交流，一边观察患者的病情，通过谈话了解病因，了解生活习惯与患者思想，虚心接受患者提出的意见，尽可能满足患者合理要求，变位思考问题，改变患者被动治疗的状态。
3 结束语
总之，对于中医妇科临床上还存在许多不足，这就需要从治疗中探析存在问题，结合疾病病因采取科学合理的应对之策，让病者早日康复。
参 考 文 献
[1] 廖琪，真酌，张桂荣.临床路径在临床工作中实施的探讨.临床医学工程杂志，2008，15（11）：80.
此次大会得到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的支持，借纪念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中医立法8周年之机，并将作为2008“中澳友好关系促进行动”的首个活动。
澳中友好交往历史悠久，两国经贸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政治互信不断增强。2007年12月，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陆克文更提出推动澳中关系“更上一层楼”的主张，澳中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逢此重要契机，为深化澳中两国的全面交流与合作，促进和谐共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澳中友好交流协会特合作举办2008“中澳友好关系促进行动”。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李小林副会长担任“中澳友好关系促进行动”中方组委会主席，澳中友好交流协会周泽荣会长担任澳方组委会主席。
中医药走向世界不外两个途径，一是“医”，中医能否在所在国有合法行医地位；一是“药”，中药能否在所在国被列入药品管理。
自20世纪80年代，中医最先由针灸兴起于美国，而后在世界各地传播，中医因此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然而，在不少国家，中医的行医范围受到限制，对中药的使用限制更是严厉。而中医药被别国认可的最有效途径，就是立法。这方面，澳大利亚走在了西方国家的前面，被誉为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桥头堡”。
最早承认中药为药物
现在，澳大利亚将药品分为处方药（Prescription Medicines）、非处方药和辅助药物（Complementary medicine）3种。
1989年，澳联邦政府通过了《药物管理法》，并于1991年2月实施。鉴于中草药在医疗实践中广泛应用，该法将中草药列入辅助药类管理，与维生素、矿物元素、植物、荷尔蒙等同列。澳大利亚因此成为全球第一个承认中药为药物的西方国家。
在该法通过过程中，澳洲全国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林子强博士为此做了艰苦的努力。他们游说议员及政府官员，积极与澳大利亚联邦药物管理局协调，促成了联邦政府对中医药的重视，修改了原来许多不合理的内容，其中，将草药者（Herbalist）正式改为中医师（Chinese Medicine Practioner），初步确立了中医药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医药体系中的地位。
最先确立中医的平等地位
长期以来，随着针灸在世界上一些国家的使用，针灸师一定程度上拥有合法行医地位。但这种地位一般属于从属的辅助治疗，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医师很少被认可。而这一点同样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获得首次突破。
1995年8月，维多利亚州卫生与社会服务部决定，对有关中医在澳洲的现状进行调研，并开始对中医药如何立法管理进行论证。1998年8月，维州政府宣布：将在澳洲首先立法管理中医。2000年5月，维州议院终于通过了《中医药管理法》（CHINESE MEDICINE REGISTRATION ACT 2000）。
这部中医法与目前美国推行的针灸师执业法规有很大区别。前者是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中医行医的合法地位从此获得与西医同样的法律保护，中医师同样被称为医生，并可以加入澳大利亚医疗保险体系；后者的针灸师执业法规，仍是把中医放在从属西医的辅助治疗地位。
根据1998年澳大利亚卫生部长联席会议的决议，维州首先通过立法后，其他各州也将参照此立法标准制订各州的相关法律。该法案因此成为西方国家第一部中医法。
一则最新消息让人欣喜，新南威尔士州根据卫生厅的建议，正在考虑批准在西悉尼利物浦医院设立传统中医药部，如果事成，将是澳大利亚首次在主流公立医院设立中医试点，可成为以后开办综合中医院的蓝本，并有助于推动中医的注册和立法。新南威尔士州有望成为继维州后，第二个对中医立法的州。
中澳中医药合作日趋升温
目前澳洲中医执业医生超过2500名，而使用中医药作为治疗手段的健康从业者约有3000名，预计两项相加在未来5年内可望达到1万名，这数字在人口不到2000万的国家里已属不易。同时，西方人使用中医药的比例接近40%，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非亚裔人口对中医药的认同程度越来越高。每年大约有1000多人次接受中医药正规或非正规训练，全澳的中医诊所约4000所，其中1000家较为活跃，中医诊所及药房越开越多，反映出中医药市场的巨大潜力。
澳大利亚还是西方国家中中医药高等教育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此前，悉尼和墨尔本最早开设两家针灸学院，即现在悉尼理工大学中医部及维多利亚大学中医部的前身。至今，已有4所政府大学开设中医学士学位以上课程，除上面两所外，还有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1994年开始）、西悉尼大学（1998年开始）。其中维多利亚大学成立了辅助医学及中医学部；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与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成立了中医部，开设正规中医本科学士、硕士课程。
中澳两国政府间合作日益密切。1997年6月，时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的李振吉率团访澳，并与联邦药物管理局签订协议。1998年4月，澳洲全国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与中华中医药学会，在北京签订两国中医药学会姐妹合作与学术交流协议。2000年12月，李振吉再次率团访澳联邦药物管理局，探讨两国的进一步合作。2001年2月，澳卫生部长Wooldridge率团访问北京、四川、云南、等地，就两国医疗卫生、健康保健包括中医药的合作与交流，进行了考察与访问。
发展中也有隐忧
成果固然令人欣喜，但发展中也出现一些隐忧。
首先，国产中药质量堪忧。澳大利亚没有中医药生产，中药都是进口，目前市场大致是中国内地出口药品占60%，香港地区转口药品占20%，新加坡、印尼等出口药品占20%。而市场对国内中药的普遍反映是：价格便宜，但质量不稳定。而香港地区转口的中药（特别是中草药），虽然价格高，但质量、档次较高。
其次，中药进口受限多。目前在澳销售的中草药有600～800种，使用对象多是华人。因其味苦药味重且煎制麻烦，让许多“洋人”望而生畏。比较头痛的是，虫类、金石类、动物类中药不被澳认可为中草药，麻黄、附子、洋金花、半边莲、朱砂、马钱子、藜芦等中草药因其毒性也被禁止向公众销售，只能凭注册西医师的处方才能使用。目前，TGA对从中国进口中草药的主要担心是种植时的污染问题，特别是重金属超标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中草药对澳的出口。
此外，由于东西方文化的隔阂，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理论难于被西方人接受，这也制约了中医药在澳州的广泛应用。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中医立法八周年纪念大会暨中澳中医药发展论坛”中方代表团团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大宁表示，尽管中医药国际化前路多艰，但只要我们主动走出去，加强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强调中西医优势互补，困难会逐步克服，中医药必将为人类健康做出独到的贡献。
探寻“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途径”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在经历了“废存之争”的寒冬，中医药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党的十七大报告特别提出了“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两会”上总理明确要求“制定和实施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措施”。
此次论坛，本着探寻“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途径”，得到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的大力支持。由世界中医要学会联合会、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和澳中友好交流协会联合主办。北京侨鑫中澳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北京威尔创新国际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国际联络部、澳洲全国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共同承办。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大宁在会上表示，中医药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中国政府一贯坚持“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中医药事业迅速发展。近年来，中医药多边和双边国际合作富有成效，在世界卫生组织与我国的国家合作战略中已将传统的医药，即中医药作为合作的内容，中法政府之间签订了中医药的合作协议，成立了中法中医药合作委员会，并将举行第二次合作委员会会议，确定两国合作的具体项目。中俄、中意也签署了双边合作协议，中美中医药合作也正在积极研究和磋商之中。澳大利亚中医药发展在世界上有很好的影响，为中医药的发展探索经验，摸索规律，创造了一些模式。中医药走向世界是一个过程，我们仍需要加强和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的交流，加强国内医疗科研、教育和企业的合作。特别是要把中医药的具有优势的一些项目推广到世界，让各国人民都能从中国的中医药发展当中，从中医药特色和优势的诊疗当中和一些有效的药物当中享受到中医药的成果，增进人们的健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积极地推进国际间的民间交流合作，愿为民间交流提供平台，创造更好的合作方式，坚持政府和民间互动，坚持政策法规、技术标准和我们医疗服务、药品质量相衔接，充分利用政府间的协议，充分利用贸易的谈判为中医药走向世界创造更好的条件。
大会组委会秘书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秘书长姜再增介绍，大会将邀请中澳两国政府高层官员、知名中医药专家和著名企业家就中医药走向世界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中医药国际合作的机遇、挑战及长效机制，维多利亚州中医立法对欧美中医药管理的启示，中医药临床疗效的案例说明与理论探讨，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和分享，中医药标准体系的建设，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水平的提高等方面内容做主题演讲。期间，澳大利亚墨尔本市的中医机构将义诊一天，并将在该市举办中医药名医、名院、名厂、名药、名店展示活动。在悉尼市，将由名老中医就“中医药养生文化与‘治未病’”等内容面向悉尼市民举办“中医养生大讲座”。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将商洽澳大利亚药管局（TGA），组织“中澳中医药贸易专场洽谈”，助推中国中医药企业进军澳洲市场，开拓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桥头堡”。组委会还将安排代表团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有关方面会晤，加速该州中医立法进程。
记者还从澳中友好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谢阳军处了解到，澳大利亚和中国建交35周年，本应在去年举行的大型友好促进活动，因澳大利亚大选而没有开展。2007年12月，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陆克文制定为期50年的澳中战略。借此契机，澳中友好交流协会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合作举办2008“中澳友好关系促进行动”，在中澳关系上，整个行动的主题就是持续发展和新的机遇。此次论坛是其中重要内容。届时，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长、维多利亚州长将出会开幕式。在中澳谈判中我国把中医作为服务贸易，改变出口战略，推动更高附加值。“因此，我们选择借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中医立法八周年的非常好的时机，希望在澳大利亚能够对中医药的推广有一个推动作用。”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刮痧文化差异
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一个民族的宗教思想、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等对跨文化交际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世界文化的频繁交流的今天,不同文化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电影《刮痧》便以中医疗法“刮痧”为焦点讲述了一场中美文化冲突。两种文化的碰撞并非以简单的妥协为结局,而是在谋求各自发展的同时找到了彼此沟通的契合之处,暗示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当今时展的必然趋势。
《刮痧》中体现的三处不同文化理解及其产生的根源。
一、中医和西医的不同
电影冲突主要是由丹尼斯在刮痧后,后背留有三条痧痕而引起。美国人认为那是虐待小孩,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刮痧的官司。刮痧是中医的一种辅助疗法。中医注重的是平衡气、血、阴、阳,从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医的阴阳说、经络说注重整体观察,诊断的手法是望、闻、问、切、察言观色;临床经验口耳相传,师徒相授;治疗的方法如针灸、拔火罐、刮痧等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性。而西方的医学建立在哲学思想上,注重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的研究,注重化验、透视、切片、造影等科学的验证手段。因此,作为一种经验医学,中医对于只具有科学实证头脑的美国人来说,自然难于理解。
产生分歧的根源:哲学思维的差异。
中国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命题就是天与人。中国人信奉的是“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是整体、协调、有机的联系。而长期的大一统思想的统治使中国人具有保守、求稳、求统一的观念。这一点可以从中国人对待家庭的态度上表现出来。相对于中国而言,西方各国四面临海,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他们必须与这种恶劣条件做斗争,进而去征服大海、征服自然。因此,自然和他们的关系是对立的,所以西方人容易产生“天人两分”的思想。由此可见,西方文化主要是理性文化,西方哲学是实证论,西方医学便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因此中医传统刮痧就被认为是“非理性”的。
二、中国集体主义和美国个体主义的差别
影片中有几处反映了中美对于家庭和朋友观等的不同理解。其一:在电影的开头,丹尼斯与昆兰的儿子打架,许大同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了儿子。昆兰对大同的行为很不理解,许大同解释说他打儿子是为了给老板面子,昆兰称之为“荒谬的中国逻辑”。其二:替罪羔羊。事实上,是丹尼斯的爷爷为其刮痧,但在法官面前,大同却毫不犹豫地说是自己做的。他的上司很疑惑“为什么在法庭上大同说是自己做的?”简宁说“因为他是中国人”。其三:朋友观。当昆兰指证许大同打过孩子时,许大同指责昆兰“我一直把你当朋友,但你却在法庭上出卖我!”而昆兰感到委屈和不解:“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对于中国人来说家庭非常重要,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孝道。孝道包括对父母的尊重,对家庭的责任,以及为父母的牺牲等等。中国的这种道德观决定了中国人对于人际关系和面子非常重视。而西方家庭则更为独立、自由和平等。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更为松散。也就是说中国人强调全体意识即集体主义,美国人则强调自由即个体主义。
产生分歧的根源:价值观念的差异。
价值观念是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它是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支配着人们的信念、态度、看法和行为,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中国的伦理主张家庭在社会中处于中心地位,要孝顺父母、爱护子女。当这种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如法制观发生冲突时,它总是处于上风。中国人的这种价值观便体现了集体主义的意识。然而西方社会看重的是法制。西方的人权宣言,明确政府有责任保护个人的权利。在强调个人权利为准绳的社会里,法律受到重视。他们深信,法律可以解决一切。所以美国人更看重个体,他们追求个人自由,自由独立思考和做出选择,只要不超出法律范畴,任何人无权干涉。
三、中美对于流产问题态度的差别
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许大同妻子简宁分娩时出现危险――难产。当孕妇难产的时候,常常会面临一个选择就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在中国,一般都不用想地表示要保大人,就是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是证人瑞克小姐却认为大同是剥夺孩子的生存权利,扼杀了生命。
产生分歧的根源:的差异。
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宗教,每个宗教又各不相同。在美国,基督教源远流长,它弘扬和顺从来世的精神。这种精神令他们不敢反抗,同时也表现出了自由平等。《圣经》上说:世上的一切人,不论老幼,都是上帝的儿女,人人平等。这对于美国人的人权意识有很大的影响。然而在中国,佛教的宗教精神影响着世代的华夏子孙。中国人重今生轻来世,人们相信天命,以现世的幸福为目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精神导致中美关于流产问题的不同态度。流产在美国是不可饶恕的罪孽,在中国却是个社会道德问题。
四、结语
电影《刮痧》让我们看到了中美文化的差异之处。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个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与交流已经不可避免。我们要认识到文化差异在所难免,但并不是不可逾越。只要交际双方理解尊重彼此的文化习俗、消除民族偏见、克服民族中心主义,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就能够被克服。正如《刮痧》的导演郑晓龙所说:“我们相信,每一种文化的存在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缤纷绚丽,不同的文化之间需要有理解精神和博大的胸怀,回避矛盾,放弃自己,互相对立都不是文明的出路。尊重、吸纳、兼容并蓄才是任何一种文化生命力旺盛、可能继续发展的表现,才是希望所在。”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版社,1997.
[2]乐戴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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