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传统文化； 创新； 企业家精神； 观念人力资本。
一、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一个在企业家的主导下不断创新的过程。
影响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什么？ 传统主流经济学主要强调的是各种外在生产要素的投入： 一是资本积累； 二是自然资源的禀赋； 三是技术进步水平； 四是劳动力的投入。因此， 西方经济学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表达式为：g = af （ k , l , r）式中： g 表示经济增长率， a 表示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水平， k 代表资本对经济的贡献， l 代表劳动力的投入量， r 代表投入的自然资源， f 表示函数关系。
由此可见， 传统经济学家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去说明经济增长问题的。自从亚当·斯密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沿着这条路径研究经济问题的， 正如保罗·萨谬尔森所总结的：“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是富国。”
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建立以上经济模型时， 一般把确定的制度、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和零交易费用作为暗含的假设条件， 而将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信仰感情全部抽象掉。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 这种过于苛刻的假设条件也是难以成立的， 由此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 特别是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停滞的原因时就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对此评价道： “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 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 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 一旦用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 它就不大济事了”。因此， 当社会发展需要经济学做出更为深入的解释时， 将原来抽象掉的假设条件还原回去， 不仅会增加经济学的解释力， 而且也是经济研究向“现实世界”的回归。
正是在对传统主流经济学反思的基础上， 20 世纪初期， 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了以“创新”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 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 而“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从源头上看， “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 经济发展就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针对传统经济学“生产要素决定经济发展”理论， 熊彼特特别反驳说：“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 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 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不同的使用方法， 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 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谛是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创新。那么， 创新的主体是什么？ 对此， 熊彼特亦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 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 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灵魂”， 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企业家是把实现新的生产方法组合作为自己职能的人。
企业家之所以能推动经济的发展， 关键在于企业家具备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品质， 即“创新精神”， 亦叫做“企业家精神”。所谓企业家精神， 主要包括： （1） 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和甘冒风险的大无畏精神； （2）企业家的“成功欲”； （3） 企业家甘冒风险， 以苦为乐的精神； （4） 企业家的精明理智和敏捷； （5） 企业家的事业心。由此可见， 企业家本身的素质决定了他自始至终是实施创新的人， 他们所具有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恰好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需要。正是在他们的支配作用下， 不仅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能够发展壮大， 而且通过其影响产生了一批追随者和模仿者，从而带动区域经济从低水平的均衡陷阱中摆脱出来，从传统的自然经济走向现代的工业经济。
由此可见，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 是创新的精髓， 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是一个地区经济能否起飞的关键。但是， 企业家的分布是不均衡的， 如发达国家的企业家人数多于发展中国家， 我国东部的企业家平均数量也大大超过西部。那么， 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企业家数量具有不均衡性？ 企业家阶层及其创新精神是怎样形成的？ 按照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 每个时代的“精神”都与其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存在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因此， 企业家精神的形成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求答案。
二、传统文化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路径：“观念人力资本”的塑成。
现代工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较， 两者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具有本质上的差别： 传统的小农经济要求的是那种“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农民， 生产主体只要作到循规蹈矩， 模仿前人就行， 从而形成的是保守、不思进取的传统农业文明。而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社会， 要求劳动者尤其是管理者必须是具有创新意识的现代人， 因为一个没有创新意识的人， 要想在市场竞争的社会立足简直是不可能的。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人， 应该满足以下一些特征： 具有主体意识； 思维活跃， 具有创新精神； 不因循守旧， 不满足现状； 具有进取精神和纠正意识； 眼界开阔， 乐于接受新事物， 不断补充新知识； 崇尚科学， 实事求是， 不迷信书本， 不慑服权威； 讲求效率， 重视技能， 具有敬业精神。由此可见， 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的劳动者和管理者。
为了满足现代工业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要，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主张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提高劳动者的知识与技术水平， 以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 现实情况是， 很多国家通过发展教育事业， 培养了大量的大学生， 甚至出现了“知识失业”和“教育深化”的现象， 但其工业化仍然没有实现。典型的例子如印度和孟加拉国， 其大学生在毕业后的一年内，有一半处于失业状态； 我国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目前也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反观我国东南部沿海一带， 人力资本的数量并不占据优势， 其经济却高速发展。如浙江， 2001 年每十万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在国内排序第17 位， 但其人均gdp 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位居各省之首。这说明， 人力资本不仅仅是个数量的问题， 而且还有个质量和结构的问题。
根据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和功能不同， 笔者拟把人力资本区分为“知识人力资本”和“观念人力资本”两种形式。知识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教育培训而形成的具有某种专业知识的人力资本。发展教育事业是培养“知识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 一个国家的各级教育对培养劳动者的技能，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有重要意义的。“观念人力资本”是指由传统文化熏陶和潜移默化而形成的价值观念方面的人力资本， 它是通过地域传统文化的长期濡染熏陶自然而然形成的。“观念人力资本”主要由一个人的观念、信仰、习惯和思维方式等多种要素所构成。“知识人力资本”和“观念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二者的作用途径是不一样的。如果说， “知识人力资本”
主要是为经济增长提供正确的手段、方法和途径， 从生产力上解决“怎么做”的问题， 那么， “观念人力资本”则主要是从思想和行为上选择“做什么”、以及从经济组织上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从二者在人力资本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看， “观念人力资本”甚至超越“知识人力资本”而居于基础性地位， 因为只有先解决“做什么”的问题， 然后才谈得上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很显然， 本文的企业家是属于“观念人力资本”范畴的。“观念人力资本”源自于传统文化的熏陶。那么，什么是文化？ 哈耶克认为， 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 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的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
文化的经济学界定是： 文化是指人们所习得的与遵从的特定价值观体系， 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 人们无论是进行生产、交换、还是分配、消费活动， 总是需要一个特定的价值观体系来帮助判断决策。文化的内容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传统文化是通过对人们一生都会产生影响的文化观念和习俗， 来禀赋不同区域人群以不同特性， 进而通过这些经济主体的不同行为来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
传统文化精神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是通过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规约、激励来发挥作用的。文化精神的导向作用表现在： 文化精神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明确的价值参照系， 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 把人们导向有价值的经济和社会活动， 因此， 不同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群会出现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取向； 文化的规约作用表现在： 特定的文化精神构成经济行为主体的潜在的行为规范， 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 使不同文化精神背景下的人群的经济社会活动维持不同的秩序风格； 文化精神的激励作用表现在： 文化精神往往构成社会行为主体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内在动力， 为他们提供克服困难、解决疑难、忍受劳苦的心理暗示与信念支撑。因此， 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 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 是自觉自愿的无形的过程。
一般来说， 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 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在今天， 一种文化是否适应工业化社会， 关键是看其是否具备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因为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创新精神和观念对现代经济的主体即企业家的形成具有长久的基础性的影响。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分析经济增长的因素时清楚地意识到： “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陌生人和冒险等等的态度， 所有这些态度都是从人的头脑深处产生的”。他将影响经济增长的态度分为两类： 一是人们对财富的态度， 他认为人们对财富的意愿是大不相同的， 这取决于积累的物质资本和文化资本习惯和禁忌； 二是人们对取得财富所需作出的努力的态度， 即工作态度， 他认为人们的不同态度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在这里，人们对财富的不同态度是受不同的传统文化影响的。
典型的如犹太教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简直到了人生唯一目标的地步， 因此犹太人自古以来就善于经商， 犹太富商遍布世界各地； 而反观伊斯兰教， 其教义则认为赚人家钱是可耻的， 甚至到了今天， 大多数巴基斯坦人还认为到银行存钱收取利息都是不对的。我国的温州人深受浙东“功利主义”文化的影响而乐于经商， 有“东方犹太人”之称， 而西藏人赚了钱却乐于佛事活动， 很难有资本积累。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受到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 因此， 出身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区域， 对其一生价值观念的形成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经验表明， 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或工业化， 都离不开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或人的现代化。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工业化道路， 都充分证明了文化的革命以及观念的现代化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英格尔曾经尖锐地指出： “当今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个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 仅仅依赖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 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从历史上看，西方世界正是通过“文艺复兴”运动， 大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 才有了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缓慢变迁， 才有了“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的突破性大发展。
由此可见， 在现代社会， 传统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路径是： 传统文化通过其长期积习而成的观念， 对生活在本区域内的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而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 其生成“观念人力资本”即企业家的概率是大不相同的， 这也就决定了各经济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进而最终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和水平。
三、建立在传统文化变迁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的模型构思。
本经济模型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作为立论的基础， 认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没有创新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实现经济资源有效的新组合， 能够建立起新的生产函数， 那么， 它就会实现经济发展和工业化。
建立在传统文化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型公式可以表述如下：公式： g = c（i） f（t ,i）其中： g = 经济发展水平， c = 文化类型， i = 创新精神（系数） , t = 技术创新， i = 制度创新这种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经济发展是一个在传统文化熏陶而形成的企业家阶层的主导下， 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途径而实现的基要生产函数的上升性变革过程。这里包含着层层推进的几层意思。
首先， 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到经济体内部去寻找， 而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传统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创新精神。
传统文化的塑造定形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主要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因素、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政治因素等。例如， 一个靠近海洋的地区， 人们由于经常下海， 要和海浪、台风做生死搏斗， 因而往往容易形成冒险精神和开放意识。而深居内陆山区的人们， 对外交往困难， 再加上小农经济自给自足， 不需要走出家乡， 因而缺乏对外交流， 长此以往， 必将形成保守观念和封闭性格。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导致区域传统文化形成不同的类型， 有的是具有丰富的创新意识的， 有的是比较保守的， 缺乏创新精神的。由此可见， 创新精神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地区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因素决定的。
传统文化所凝集的内在精神对一个人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个人的创新精神的形成主要是由其从小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决定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渊源关系表现在： 优秀传统文化是通过企业家这个创新主体来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其演进路径是， 区域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创新意识及其价值观念在合适的条件下， 将转化为现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创新精神， 从而在本文化区域自发地形成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群体： 由于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 这也就决定了企业家数量多的地区经济将发展的更快， 而数量少的地区经济将发展的更慢， 从而产生区域经济发展上的“马太效应”。在这个经济发展模型中， 一个地区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创新精神的大小是可用系数量化的，具体来说， 公式里“i”的数据， 可以通过一个经济区域所拥有的企业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及其创新频率计算出来。
其次， 企业家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双重途径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
创新表现为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部领域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从内容上看， 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既包括微观层面的技术创新， 也包括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其中， 技术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 其作用在于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市场， 提高原有的经济组合的效益， 甚至可以带来新的经济组合； 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 它既可能把闲置的经济资源组合起来， 也可以从根本制度上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从历史上看， 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也就是创新活动密集的时代， 如英国的产业革命时期就是一个新制度和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浙江省也是一个制度创新的多发区， 正是通过专业市场、民营经济、股份合作制以及民间金融等多种形式的生产组织和制度创新， 浙江的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由此可见， 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就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历史。
那么， 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源泉是什么？ 亦是植根于传统社会基础上的文化精神。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价值信念、伦理道德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统称为文化的东西， 往往是影响经济体制变迁和制度创新路径的重要因素， 制度的文化蕴含规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诺思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说， 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 我们的文化传统， 我们的信仰体系， 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传统文化从风俗习惯到观念系统， 从心理到意识， 形成了对人际关系、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的独特看法： 传统文化所确认的行为规则、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在人们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已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东西， 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传统文化表现的习俗和惯例， 在制度创新中有两种可能的作用方向， 一是成为制度创新借用的资源， 即将民间运行的习俗惯例升华为普遍有效的制度； 二是成为制度创新的障碍， 即它们属于惟有改变方能建立新制度的那种类型。由此可见， 制度无非是文化进化的结果， 是各个小群体、个人的规则被更多的人接受而上升为社会规则。
传统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落后的文化观念会阻碍技术创新与进步， 这可以从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什么没有形成科技革命浪潮的教训中得到答案： 而先进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化则能推动技术创新与进步， 这也可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所造成的思想大解放对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作用得到充分地体现。
再次， 经济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上升性变革过程。
站在落后的“农业国”即发展中国家的角度，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 在这里， 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是可以划等号的。什么是工业化？ 按照发展经济学大师张培刚的定义， 工业化就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 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 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
就是熊彼德所说的“创新”。由此可见， 张培刚把工业化定义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 实际上是承袭了其老师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精神实质， 认为工业化就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 而把工业化定义为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创新变化的过程。
将工业化理解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的上升性变革过程， 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发展是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 产业结构、生产组织和经济制度不断变革的过程。由于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 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即在企业内部由手工劳动转变为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 从而导致了微观层次上的生产组织的变革； 随着新兴产业的出现， 原来的主导产业逐渐退出， 变成夕阳产业， 由新兴产业取而代之， 这就从中观层次上形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最后， 伴随着生产组织和产业结构变革而来的， 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动， 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结构创新或制度创新。从总体上看， 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变化是由技术创新引起的。因此， 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看， 工业化就是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变化过程。一方面这种变化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的， 是不断前进的， 是动态的， 它既不是往返循环的， 更不是倒退的， 而是上升性的变化过程； 另一方面， 这种变化是生产技术和制度方面的突破性变革， 并不断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化。这种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将一个落后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国， 转变为以机器生产为主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国。
建立在传统文化变迁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型的作用机理可用图1 来表示：
图1 传统文化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图综上所述， 建立在区域文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型公式所得出的最终结论是： 经济发展或工业化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 企业家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途径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 经济发展最终表现为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上升性变革过程。在这个模型中， 表面上看， 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活动对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前提条件是：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的生成是植根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虽然不能直接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 但它却通过对企业家阶层形成的影响间接地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
从本质上说， 传统文化所凝集的创新精神和开放观念是企业家精神形成的源泉， 虽然企业家阶层的形成还受其他因素如国家政策及其经济环境的影响， 但其作用均不能和传统文化的作用相提并论。改革开放后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迅速生成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 而西部企业家却非常稀缺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 以传统文化为源泉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而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技术等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要素， 都不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在因素或不可或缺的手段， 它们只能在完善的经济制度中才能发挥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这就是笔者对传统经济学的“悖论”， 亦或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所在。
参考文献：
[1 ]张培刚 农业与工业化[m] .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2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3） 。
[3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 ]马宏伟 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j] 经济评论，2003 , （1） 。
关键词：区域经济 民族传统体育 产业发展
一、区域经济与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关系
1、区域经济的发展，为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作为综合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区域经济发展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人们物质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例越来越小，精神文化消费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人们追求高质量的生活，拥有享受型、发展型的生活观念越来越强烈，更加的理性化，对身体健康认识成为了生活的新价值取向。因为人们对自己身体锻炼、从事体育娱乐需求的增加，体育消费所占的比重，在人均可支配收入里面的比例呈增长态势。价值取向的变化，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2、区域经济的发展，为民族传统体育产业提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闲暇时间不断增加的条件下，体育消费将成为某个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人们通过节假日参与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激发了民族传统体育相关产业的发展。体育消费者的鲜明个性，对体育锻炼的方式、体育消费的类型出现了很大的差异。随着人们对体育活动参与性的重新认识，在追求刺激、有趣、独特的运动参与的条件下，激活了民族传统体育产业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充分的利用这一有利的社会形势，将民族传统体育的休闲功能、健身意义、娱乐趣味等特点充分的展现在人们面前，实现民族传统体育的产业化发展。
3、区域经济的发展，促进民族传统体育产业的发展
区域经济作为涉及面广反、综合性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通过将民族传统体育通相关的行业进行有机的结合。例如很多地区实行的民族传统体育与当地旅游业的结合，就是很有发展潜力的体育产业开发形式。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既是对本民族文化特征的展示，也是一种潜在的资源，民族传统体育通其他的民俗活动、文化行为相同，能够向人们展示独特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满足人们求新的心理特征，另外因为民族传统体育自身的娱乐趣味性，能够有效的激发人们参与锻炼的欲望。
二、提高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开发的对策
1、加大民族传统体育与本地区旅游结合的研究
旅游业被称作是不衰的产业，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每个地区都在挖掘与旅游相关的资源，并进行全面的打造。因此，每个区域要充分利用本地区的自然资源以及人文资源的条件，积极的开展以旅游业为支撑的第三产业。民族传统体育产业作为融合与促进区域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自身的文化性、趣趣味性等，使得民族传统体育可以更为顺利的融入到旅游业得发展中，实现相互促进，共同提升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
2、充分发挥民族特色、地域特色优势
第一要加强对本民族、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不能盲目的跟风建设。民族传统体育产业，是在坚持打造体育特色发展的理念下，通过以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区域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为载体，在区域特色产业的建设与发展中，加强对民族特色的突出发展，以更好的促进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第二要全面的挖掘民族地区的传统体育资源的优势，选择投资少、减小快的民族体育项目，进行深入的挖掘、整理、开发以及宣传，实现本地区的规模效应，从而为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产业化发展模式，打下良好的基础。
最后要提高联合开发的力度，要实现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需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增长为重点，产品为中心，进行各个地区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联合与交流，不断的提升本民族、本地区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的竞争力，有效的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在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效果性。
3、制定科学合理的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发展模式
要科学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产业，需要在对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与成功地区的发展模式，通过反复的研究、论证，初步制定关于本民族、本地区的体育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根据市场的发展规律，科学的进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配置，利用节假日扩大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播力度，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发展的规模要适中，争取更多的群众参与进来。强化区域内部、区域相互之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深入的进行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整理和开发，实现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发展早日步入正轨。
4、提高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产业人才的培养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在于人才队伍的建设。民族地区要想加快对本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整理、挖掘与开发速度，这就需要认识到体育产业管理、经营人才的重要性。需要在产业化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全面的构建专业知识丰富、管理能力强、既熟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具有区域经济发展经验的管理队伍，构建与提高我国民族特色的创新体育产业体系，为实现区域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提高人才、智力支持。
三、结语
将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以产业的形式来发展，需要我们将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与整理，通区域经济的发展结合在一起，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来提高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发展的速度，使得区域经济的进步，加入更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带动，将无形的民族传统体育，转化成经济发展的有形载体。
参考文献：
[1] 贾爱萍,洪芳坤. 浅析我国体育产业化发展对策[J].财贸研究, 1999,(01) .
[2] 聂琴. 试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J].思想战线, 1999,(03) .
关键词：秦地；传统音乐；区域经济；传承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10-0069-02
陕西乃古秦地，素有“三秦大地”之称，极具历史厚重感，承载着西周乃至唐代十三朝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代表着东方文明。此地音乐文化繁盛，地杰人灵，留下了诸如：长安鼓乐、宫廷燕乐、宗教音乐、等丰富的传统音乐文化遗产。印象中，秦地、秦腔、秦人是非常神秘、淳朴、激昂的，当今社会，如何运用我们的古代文化服务于经济建设，是“三秦人”值得深思的一个话题。
陕西号称“天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在这里蕴藏着很多音乐文化瑰宝，她让我们看到了此地所具有的历史沧桑感和自豪感。陕西的音乐总体高亢、激昂，但是也有不乏陕北信天游的宁静和悠扬，不乏陕西山歌的缠绵和婉转。
当今社会，经济基础是一个省份也是一个国家的基础，然而，“文化经济”是一个新概念，是文化与经济共同作用催生出来的新名词，且是以经济为依托以文化为内涵的“文化的经济化”或“经济的文化化”共荣共和的新名词。文化产业带动经济产业的发展，当然文化对经济对政治的的渗透作用也成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随着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与经济的高度融合使得艺术也对经济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力，本民族、本地域的传统音乐更应该受到重视，这样使得当地的经济产业才能具有特色。
一、秦地传统音乐在当今社会的传承与发展
当今社会，有人认为传统音乐老掉牙了，已经不适合灯红酒绿的社会发展，还是现代音乐更吸引眼球，其实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有着不同的服务对象，内容形式也不同。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并非水火不容相互对立，重点在于它们蕴含的思想情感能带给人们什么样的审美取向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凡能给人以有益的影响，它就有存在的价值。
历史上，古长安是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是歌、舞、乐文化繁荣的国际大都市，2000年前在西安郊区秦遗址出土的“乐府丞印”等说明秦代已有乐府，秦汉时期的“鼓吹乐”“相和歌”“大曲”到“雅乐”再到隋唐时期的“教坊”“梨园”，从周时期秦国的歌师秦青到唐玄宗李隆基，都说明三秦大地传统音乐极为丰富。如何让传统音乐在经济高度发达的“三秦大地”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趣味是我们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例如：京剧这门艺术，其特殊的表演方式和表演内容与我们的生活节奏不符，很难看懂，已与我们越走越远了。传统音乐作为国粹，是经过历史的检验的，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让我们值得骄傲的根本，是中国现代音乐确立独特乐风的重要途径，或许这就是立命之本。现代音乐的发展是传统音乐在当代的整合，是传统音乐在当代的发展。
（一）继承、发展和保护秦地的传统音乐势在必行，也是当代中国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的需要。
秦地传统音乐文化是秦地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这样的艺术特色是秦地生活方式的折射。它的艺术特色持续而鲜明，千百年来秦地百姓一直秉承着特色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也经受了现代生活的冲击，秦腔作为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已经失去了其作为生活方式的现实空间，巨大的生活压力和拘谨是生存空间已经把秦腔挤到了特定的场所――广场。如果不注意引导，恐怕慢慢的秦腔也会在广场上消失的一干二净了。老百姓心里的那种豪迈，那种秦地音乐特征产生的内在气质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对传统音乐的保护是音乐发展的内在需要，是人类生活的内在需要。作为当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必须有根，必须接地气，秦地百姓是生活方式就是根，秦地传统音乐就是根，继承、发展和保护秦地传统音乐势在必行，是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需要。
（二）继承、发展和保护秦地传统音乐，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经济的扶助。
秦地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的挤压下已经在生活中渐行渐远，继承、发展和保护秦地传统音乐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需要政策的支持和积极的扶助。
陕西的传统音乐也是一样的，有些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已经渐趋不适应，我们应该在这种冲撞下认识到人们的审美对传统音乐的冲击，借助于我们的传统音乐的本质来适应甚至促进经济的发展。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现代经济的冲撞，反映着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我们应该实行切实可行的保护和传承措施，让传统音乐在发展中求得传承，成为一种“流动的音乐”。我们的秦地传统音乐，也正是由于融会了当代的意识才得以流传下来的，既融合了浓厚的传统文化，又吸收了当代的风貌。在继承中，把当代的艺术形式融入到秦地传统音乐中，形成传统与现代相互补充的局面，让传统秦地音乐不断注入新的创作理念，源远流长。
秦地传统音乐的保护需要政策的优化，需要政府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保护性干预，更需要经济的扶助，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没有经济的扶助很难实现传统文化的持续健康的发展。政府应当拿出切实有力的措施，把保护、传承和弘扬秦地民族音乐文化的这而大旗高高举起，共创秦地传统音乐的繁荣时代。
（三）传统音乐的保护和传承与传承人的培养是密不可分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人力资源的发展，秦地传统音乐的发展同样需要传承人的培养。应该加强秦地传统音乐的传承，在中小学校、甚至地方院校应该设立一些有地方特色的教学科目，使得本地的传统音乐得以传承发展，这样一些传统音乐才能不断传承发扬下去。
二、秦地传统音乐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
在对秦地传统音乐传承和保护的基础上，适当开发利用，促进当地经济与旅游等事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
丰富的三秦文化，滋养了传统音乐的发展。这片土地艺术品种丰富，影响广泛、深远。陕西单被列入中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歌就有紫阳民歌、陕北民歌、镇巴民歌，戏曲乐种就有秦腔、眉户、碗碗腔、商洛花鼓、汉调二黄、阴老腔、华县皮影、合阳线戏、陕北说书、西安鼓乐等等。仅陕北就有信天游、小调、酒歌、小曲等二十多种，其中以信天游最富有特色、最具代表性。受人文风貌的影响，秦地传统音乐形成了豪迈激昂，粗犷且淳朴典雅，并以特有的形态与民众朝夕相处，生活即是艺术。如此种种都记录了百姓的生活，记录下了三秦大地的沧桑。
（一）秦地传统音乐在发展区域经济中的新使命
秦地传统音乐作为特色的文化艺术形式，在推动区域经济中发挥着独特的使命。
首先，秦地传统音乐作为特色艺术形式是陕西形象的文化窗口。大家知道，音乐是一扇窗口，是一扇认识世界、认识人的独特窗口，是一个地域音乐文化和人类生活的表达形式。透过秦地传统音乐，我们可以洞悉三秦悠久的区域文化。向世人展示自己富于特色的地域文化，恐怕惟有盛行于民众中的传统音乐。它音声依旧、风采依旧，能揭示出区域文化的深厚内涵。只有使世界认识自己，才能赢得发展机遇。
陕西应该借文化氛围浓厚、地域色彩鲜明的传统音乐，让世界了解自己秀美的陕南、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和具有浓郁特色的“陕北”，让世界认识我们三秦大地卓越的历史和文化。让世人感悟我们这个大胆思考、勇于创新、诚实守信的“三秦之子”。我们应该借助优美的音乐，开展良好的秦地音乐文化导向作用，不断招商引资，把陕西作为一个优秀的投资发展宝地。
其次，传统音乐是陕西旅游、饮食经济赖以发展的一部分。秦地传统音乐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仅秦腔就能够拨动人们的心弦，激起人们心灵深处的冲动，诱发人们把这种冲动传递出来化为一种情感或意志。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同样也滋养的一个地区的音乐文化。秦地传统音乐作为文化载体，要映射出“此地”所区别于“他地”的不同之处，我们希望在陕西的旅游业、饮食业等方面都能和本地的“传统音乐”挂钩，这样既能继承了传统音乐，同时这些不同场合的表演也同样使得经济得以创收。
（二）运用传统音乐促进秦地经济发展的措施
经济发展赋予了音乐文化新的使命，我们也应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进行实施。
首先我们应该从传承方面进行努力，不管是学校还是政府部门艺术院校，要努力以一种新的文化思维，为传承传统音乐这一“新兴产业”建立一套新的文化政策和技术规则，保证其传承后继有人，可以在中小学阶段甚至一些地方艺术院校设立一些针对本地区的特色课程，这样使得传统音乐可以会更好的继承下来。
其次，应该由本地文化部门建立一支具有本地特色的表演队伍。这些表演人员应该定期去一些本地旅游、餐饮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演出一些代表本地特色并受当地民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的传统音乐。从而通过不断地演出练习形成强大的传统音乐表演体系。从而促进旅游产业乃至经济的发展。
另外，传统音乐是一条流动的河流，我们应该鼓励新作品的创作和演出，这样传统音乐在时代的驱动下也会融入新鲜血液。在旅游甚至文化产业上可以进一步设立“陕西传统音乐节”，使得八方宾客来观看我们三秦大地的音乐文化、历史遗迹、以及陕西每个地方独具特色的民风民俗。
通过以上这些资源，和政府大力的宣传导向，使我们秦地的传统音乐能够展示新时代的陕西形象，成为创造经济发展的文化“平台”。以音乐为媒体，来为发展经济营造良机，通过旅游、文化产业的带动引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促进新时代下陕西区域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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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 创意经济 中国 传统文化
一、创意经济的兴起与竞争范式的转变
创意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所占地位日渐凸显,由创意创造的巨大价值更使创意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从工业主导型向以服务主导型转变以及消费需求由传统型、实用型向时尚型、享受型发展,欧洲、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创意产业日渐被重视。 1997年5月,英国首相布莱尔为振兴英国经济,提议并推动发展创意经济,使英国摆脱了困境。在英国的示范效应下,创意理念被广泛接受,很快在全球蔚然成风。美国是文化产业强国,文化产业已成为美国重要的支柱产业,而创意经济的核心是文化产业。美国新经济究其本质是知识经济,美国人发出了“资本的时代已经过去,创意的时代已经来临”的宣言。
当“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呼声响起的时候,“创意产业”、“创意经济”等新词汇带着炫目的色彩踏着时代的节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中国人的话题和文章中。2002年朱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发展文化产业提升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层面。2003年1月8日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第二届特区政府的首份《施政报告》中宣称发展创意产业为香港经济增添新元素。2004年我国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与《文化及相关产业指标体系框架》,中国为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铺平了道路。2005年7月7日北京召开 “创意产业与创意中国--2005首届中国创意产业国际论坛”,国内外主管文化创意产业的政府官员、创意产业界的资深学者、创意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行业协会的负责人齐聚北京,掀起了由中国制造到创意中国的新篇章。同年5月22日由中国太平洋学会牵头,包括“官、产、学、研”在内的六家单位发起成立了“创意中国产业联盟”。 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正式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区分开来,强调了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文化产业化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的文化产品搭建了国际交流平台,文化产业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2006年12月14日落幕的首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签署贸易金额37.63亿美元。
创意经济的兴起改变着竞争的因素和竞争的模式。创意经济是知识经济的核心内容,是新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美国硅谷到华尔街的流行语是“资本和技术主宰一切的时代已经过去,创意的时代已经来临”; 韩国提出了“资源有限,创意无限”的口号;日本则提到了“创意关系到国家兴亡”的高度。创意经济决定一个区域未来的潜在竞争优势。台湾地区为避免在全球化的产业布局分工被边缘化,发展计划中的重点之一即是“文化创意产业”。上海已初步形成18个各具特色的创意产业基地。北京也正在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了几大创意产业集聚区,如北京数字娱乐示范基地、中关村创业产业先导基地、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东城区文化产业园以及朝阳大山子艺术中心,准备打造全国“创意产业之都”。广州、深圳、长沙、苏州、杭州等城市也都在酝酿着各自的创意产业基地。
二、创意与文化价值的挖掘
创意经济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媒质。1998年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将创意产业界定为“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当文化和创意经过一个技术化和产业化的过程,成为市场上受欢迎的商品和服务时就变成了财富。 顺应时代文化消费的潮流,创意经济的崛起将对过去利益导向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下牺牲的环境、传统特色等文化资源赋予新的生命力,并借助于创意与科技进行创造性的再现。利用“文化”的精神实质,赋予“创意”的物质外壳,通过当今的技术条件,对精神文化产品规模化生产,信息化管理,使精神文化服务市场化、商业化、国际化。
创意经济高度依赖于文化,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创意产业发展的根基。另一方面,只有在创意经济下将文化与现代科技相融合,文化的价值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挖掘,成为真正先进的文化,才能产生广泛的影响。我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广西桂林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剧《印象・刘三姐》集漓江山水、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及张艺谋、梅帅元、王潮歌、樊跃等著名艺术家的创意于一体,以“印象刘三姐”为总题,成功地诠释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创造出天人合一的境界。积淀着以刘三姐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少数民族文化,彻底放弃了传统演出舞台的概念,创造出了将演出置放在山水实景之中的新形式。文化与创意的完美结合,打造出一个经典品牌,也使《印象・刘三姐》成为桂林旅游文化最强劲的经济增长点。风靡全球的喜剧性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已经积淀为美国文化。迪斯尼将这种文化与创意结合创造了一个迪斯尼帝国。把动画片所运用的色彩、刺激、魔幻等表现手法与游乐园的功能相结合,早在1955年美国就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题公园――洛杉矶迪斯尼乐园。自迪斯尼乐园建成开放以来,每天到此游玩的人约4万人,最多时可达8万人。仅一天的门票收入就近百万美元。40多年来,乐园已接待游客达10多亿人次。迪士尼帝国不断开阔这自己的疆土,东京迪士尼乐园,香港迪士尼乐园,法国巴黎迪士尼乐园,上海迪士尼乐园……,各类迪士尼产品、收藏品更是层出不穷。它已经成为文化与创意成功结合的一个典型范例。
三、中国创意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中国五千年的悠久文化遗产使中国成为一个优秀文化的生产基地,丰富的文化资源将是我国创意产业发展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同样,也只有在创意经济的熔炉中经过现代化的淬炼,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才能得以传承和创新,成为真正先进的文化,才能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
中国正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充满创意和创新的国家形象。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是一次跨越,从“中国创造”到“中国创意”将是第二次跨越。中国创意的立足点是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巨大吸引力在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国人文,了解中国文化”将成为国际上一种时尚。传统文化展现自己风采的舞台则是中国蓬勃发展的创意产业。
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传统文化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各级政府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也给以高度重视和实际支持,但正是本世纪以来传统文化与创意经济的融合才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更大的蓬勃生机。2002 年河南大学成立了以传统文化与沿岸地区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大型综合性研究与咨询机构――传统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10月获批为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9月8日历时37天的“中国・滨州黄河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召开。文博会上由龙图腾和黄河形象结合而成的会徽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神韵,剪纸、民俗工艺礼品、书画等反映传统文化的创新之作处处可见。文博会充分打造传统文化品牌,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相得益彰。2007年11月8日“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开幕,在此次博览会中,中国文化创意产业面向全球推广传统文化产品,其中黄河风情文化、根祖文化等内容深受来自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荷兰等多个国家的欢迎。2008年3月9日中国首届黄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进一步增强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为中国文化品牌的建立作了有益的铺垫。我国传统文化正借助创意中国这个舞台重放光彩。
四、在创意经济中繁荣我国文化产业
怎样充分利用我国优势――丰厚的文化资源走出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如何抓住创意时代的机遇在传统文化中加入时尚元素争取现代人的青睐,实现传统文明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并在融合中使精神文化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国际化等问题亟待解决。
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利用当前国内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各种机遇,借鉴国内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经验,广泛开拓国内外市场,进一步挖掘古典文化,大力培养创新人才,制定扶持创新政策等成为我国繁荣文化产业的当务之急。抓住创意中国带来的机遇,积极全方位推介自己,取长补短,吐故纳新,改良老化的工艺设备是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必然的路径选择,现在也取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如北京朝阳区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巧妙地把现代科技与中国古代文化精粹结合起来,把本为中华民族的标志性人文景观与文化符号的兵马俑形象通过中国传统灯彩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创造出的兵马俑景观灯饰引起了中外游客的极大兴趣;“女子十二乐坊”将中国传统的乐器组合与现代流行音乐表演形式完美结合,使传统的经典音乐披上时尚的外衣,从而扩大其欣赏群体很快被广为接受,而且叩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其音乐专辑一面市就创造了中国音乐唱片海外发行的奇迹。目前处于传统文化文化核心的河南也已经开始作一些有益的尝试,如河南电视台的大型综合性戏曲栏目《梨园春》把传统的河南地方戏曲,通过擂台赛的表现形式展现给观众,深受全国观众的喜爱,每期综合收视人数超过2亿人次,形式的创新使有着200多年历史的河南豫剧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扬,给日渐衰落的中国经典传统戏曲的发展指出了新出路;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按照1:1的比例把堪称中华民族艺术之瑰宝的《清明上河图》通过绘景复原再现为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园内,入目之处尽是北宋的音乐、歌舞、杂技、木偶、斗鸡、婚礼等旧时风俗和耳熟能详的文包武扬、梁山好汉、七侠五义等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表演。景区一派“丝柳欲拂面,鳞波映银帆,酒旗随风展,车轿绵如链”的栩栩如生的古风神韵。集观赏性、知识性、娱乐性、参与性和情趣性于一体,游人既能充分享受休闲娱乐的妙处,又能尽情感受宋人的生活习俗,领略北宋的盛世繁荣。清明上河园已成为国内外游客中原之旅的首选之地,现在已打造成全国旅游知名品牌,为开封旅游经济输入了新鲜的血液。
借助于政府的政策扶植,利用良好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大力发展创意经济,古老的传统文化也必将重新焕发出光彩。
参考文献:
[1]于运全: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任重道远.对外大传媒,2007.01
〔关键词〕文化资本；经济增长；作用机理；VIP框架
〔中图分类号〕F0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5-0074-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疆南北疆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研究”（10AJL010）
〔作者简介〕付金存，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辽宁大连116025。一、问题的提出
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下，要素投入（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因素被视为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源泉。然而在区域经济演进历史中，这些因素仅是相对易变的，且针对空间差异均会做出适应性调整，进而引发诱致性变迁。长期而言，上述因素的变迁并不足以解释地区经济兴衰更替的全部历史。能否从某一地区相对稳定的文化因素中探寻经济增长及其地区差异根源是本文立题的要旨。
已有的研究表明，文化资本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由于文化资本难以度量，多数学者偏好使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得出倾向性结论，而对于文化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理却鲜有探究。此外在实证研 究中，由于研究者难以刻画文化资本的多重属性，不得不选用人力资本等替代性指标，其研究结果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这种先验式的思维并不足以有效地揭示文化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而这恰恰是实证研究展开的必备基础。鉴于此，本文试图将文化资本纳入与主流经济学逻辑一致的分析体系，构筑文化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VIP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分析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通过案例分析，进一步论证这一框架及其机理的合理性。
二、文化资本的内涵演进与构成
要回答文化资本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命题，有必要先由纷繁复杂的文化概念中提炼文化资本的内涵及其构成。
四、文化资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考察
承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传统文化资本和蕴含竞争创新意识的市场文化资本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资本的两大来源，并且伴随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两种文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出不同的作用。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通过经验归纳与典型案例相结合的方式做一些初步的实践考察。
（一）传统文化资本对要素供给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家庭成员辛勤劳作，为家庭积累财富，同时主张将消费水平维持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上，积累下来的财富则用于储蓄。这种重积累、轻消费的理念使得中国居民储蓄率长期维持在40%左右的高位，有力地支撑了中国以投资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李娟伟和任保平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均传统文化资本对人均产出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结果验证了传统文化资本通过影响物质资本积累的过程，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10〕林木西和张华新的研究也表明，传统文化资本有助于增加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11〕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本身也具有价值。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会形成对传统文化的消费需求，相应地文化产业便逐步兴起。这既是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也是新一轮资本积累形成的过程。传统文化具有非竞争性、网络嵌入性、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测量性特征，〔12〕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和稀缺性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据《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2014）》预测， 2013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或达到2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2004年的194%增至377%，年均增长25%以上，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3〕尤其在一些多民族聚集地区，利用民俗文化的独特性，以文化标识的智力投入取代传统的自然资源投入，成为振兴民族经济和区域经济的重要手段。〔14〕
除了影响物质资本的投入和积累，中国传统文化资本对人力资本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在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理念使得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非生产领域，专业知识和技能成为通往仕途的跳板，因而教育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难以带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近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务实致用的理念使得中国教育的重点转向了现代科学技术领域，人力资本也逐渐由非生产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崇尚教育的传统所引致的高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显现。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二战后东亚国家的经济腾飞与其崇尚教育、重视知识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林毅夫甚至认为，这一特征特别符合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推断。〔15〕可见，传统文化资本正在通过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投入，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态势。
（二）市场文化资本对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和改革背景下，市场文化资本不仅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了竞争压力，而且也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使其自动将创新活动做为事业经营，形成科技与经济的良性循环，从而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增长的方式。张优智与党兴华研究发现，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16〕陈雨柯也指出授权专利数的增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17〕为了鼓励创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政府需要提供专利制度保护等公共产品，在客观上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更为良好的宏观环境，激励各类主体的创新投入。
更为重要的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智力、创意等无形资本为主要投入要素的文化产业实现了文化资本与经济价值的有效沟通。由于具有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等优点，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载体。以人的知识和创意为主导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极大地拓展了资源的内涵和外延，通过“无中生有”和 “有中生优”的创意转化，突破了有限物质资源的束缚，实现了产品附加价值的提升、经济结构的转化和增长方式的转变。〔18〕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是创意，而创意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资金投入回报高、经济波及效应大的特点，因而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传递现代价值理念的“低碳产业”和绿色产业。〔19〕对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归时期的中国，市场文化资本对于助推其产业发展由传统的物质投入型向注重技术创新和效率转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三）传统文化资本和市场文化资本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制度变迁是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制度本身既非人们理性建构的市场博弈的约束规则，也不是人们为节约交易费用的某种生产的建制结构，而是在一个国家、地区或群体既存文化传统中现实秩序与规则的整合。个体行为的博弈规则（制度）只有根植于一定的文化土壤并建立在一定的伦理道德基础上，才会有现实的约束力，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有效激励。〔20〕田钊平以湖北恩施州为研究样本，对其产权、自主财权、市场化进程等政策变量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基于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整体而言，民族地区的政策优势并不明显，原因在于受传统民族文化积淀影响，公众缺乏对改革的预期与心理调节，致使新的制度难以推广，造成政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21〕
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传统文化和市场文化资本的积累与相互借鉴将能实现某些经济个体行为向群体行为的转变，从而将传统文化中的有利部分逐步融入正式制度，实现交易成本的降低，提高经济效率。在西方国家，以商业信用和创新精神为特征的文化资本有助于减少企业、居民的交易程序，降低交易成本；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律机制则为进一步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维护商业信用和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了可能。这些都是市场经济文化资本和现代市场制度的传统文化土壤。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市场资本的不断积累，企业和居民竞争意识与创新精神的不断提高，参与市场经济建设的热情越来越高，从而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的案例会越来越多。江浙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即得益于此。〔22〕这启示我们在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应善用传统文化（如忠诚、义理）中的有利因素，促进制度的有效安排与实施。〔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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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族文化传统 民族经济 民族文化效应
文化传统观念，是指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并沿传至今的思想意识。它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物体的惯性相类似，可以影响人们的行动。因此，在当前发展区域经济和探讨“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统筹发展”时，如何对待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观念，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一、民族文化传统观念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辉煌灿烂。但长达二千多年封建专制，封建思想与文化的积淀，加上疆域辽阔、地貌复杂、人口和民族众多，各地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从而又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上述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的文化传统观念显现出异彩纷呈的多样性。并自然形成不同的传统观念。
文化传统观念既然可以影响和制约人们的行动，就必然会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发生作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
优秀的文化传统观念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比如，善于吃苦耐劳的人适应能力特别强，在同等条件下可以做出更大的成绩，自然会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崇尚忠孝节义的人特别讲诚信等。总而言之，优秀的文化传统观念越多、越浓厚的地区，就越能为发展经济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
相反，落后的文化传统观念则会制约经济发展。封建等级观念严重的人往往会把社会工作分为三六九等，看不起平凡的工作。封建迷信思想严重的人办事往往不循科学规律，而是求神问卜、投机取巧。有的人致富后则买地造坟，求祖宗保佑等等。总之，落后的文化传统观念越多、越浓厚的地区，经济发展的人文氛围往往就越差。
一般而言，一个地区的经济越发达，就越有条件对本地的文化传统观念进行审视和扬弃。事实上，已有不少地区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修复本地区的名胜古迹，或为本地区有作为的历史人物修建纪念馆所等，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发展旅游业，而且也是为了弘扬当地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二、文化传统观念的异同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成因
文化传统观念除了“优秀”与“落后”两类之外，还存在一类很难用“优秀”或“落后”加以界定的观念。有些观念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有如下三种：
其一为“父母在，不远游”。此言本意是说儿女要孝顺父母，不能远游在外。但是，人总是囿于一地，不接触新事物，不与外界交流，必然使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从而不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其二为“中庸之道”。这是孔子提倡的一种最高道德标准，是说做人处事要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掌握好“度”，做到公平、公正，这本无可厚非。然而这种观念，却是消极的，可以束缚人的手脚，泯灭人的开拓性。
其三为“不患寡（贫）而患不均”。由这种观念演化而成的“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红眼病”等观念，却是消极有害的。它不仅与党的政策背道而驰，而且还挫伤了人们争先致富的积极性。
以上三种传统观念在中国各地都普遍存在，但表现程度却并不相同。内陆地区表现得比较严重，那里的人们大多安土重迁，不愿外出，又缩手缩脚，不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而且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因此，改革的步子总是迈不开，从而制约了本地的经济发展。而东南沿海地区则表现较弱，那里的人们大多敢想敢干，勇于开拓，又不眷恋家乡，而是哪里能发展就到哪里去，从而形成争相创业的热潮，大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东部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上述文化传统观念的不同是最重要的成因。
三、打造适合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观念和时代精神
悠久的历史并不等于辉煌的现实。在中国境内开发最早，历史最悠久的是黄河流域，其次是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地区则开发较晚。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东南沿海地区却迅速崛起，还创造出许多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并为世人所瞩目。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悠久的历史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现在，更不能说明将来。
灿烂的文化并不等于先进的意识。北方地区虽然文物荟萃，但由于长期居于统治中心地带，从而使儒家文化传统观念中消极成分的影响比较大，人们的思想趋于保守。而东南沿海地区的历史文化虽然比上述地区逊色得多，但封建统治相对薄弱，思想禁锢相对松弛，所以主张“义利并立”、“义利双行”，以重商趋利为特征的闽粤海商文化也能在那里形成和发展。现在，同处改革开放年代，面对同样的富民政策，东南沿海地区却能抢占先机，在发展上走在全国的前列。由此可见，灿烂的文化也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现在，更不能说明将来。
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可能在最初的时候对社会和人类文化与文明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随着社会化进程的发展和变迁，现在看来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和价值，对于现在的社会和公众来说，更关注的是它的研究价值。应该多从社会和市场需求的方面来着眼，多从对公众教益的立场出发去认识和思考，这也符合传统文化发展中的扬弃哲学，以打造适合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观念和时代精神。只有这样，中西部地区所蕴藏的经济潜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资源优势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并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在发展上的差距，最终实现全国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赵光远: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2]迈克尔・波特:态度、价值观、信念以及繁荣的微观经济学[M].
【关键词】生态经济伦理；藏族；传统文化
近年来，关于人类的另一种伦理——生态经济伦理受到广泛关注。这种伦理既是对传统伦理的继承和发扬，也是一种被时代赋予新内涵的伦理观。这种伦理有其产生的行为根源，是人类对自身行为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人类对人口、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渴望。藏族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生态经济伦理，对保护青藏高原藏民族的繁衍、生存具有一定导向意义，从藏族传统文化的视野剖析生态经济伦理，对于更深刻理解生态经济伦理及其内涵有一定的意义。
一、生态经济伦理及内涵
自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一经问世，便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上的争论。而其后的《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著作，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反思，是对“理性经济人”、“帕雷托最优”、传统发展观的挑战和革命。
针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频频发生，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求，始终处于对自然的“主宰”地位，而无视自然的生存权利，直到人类受到大自然的报复，人类的环境意识才被唤醒，生态运动由此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生态经济伦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生态经济伦理。
早在1923年A.施韦兹曾提出尊重生物的伦理学（《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在他的伦理学中，道德的基本原则：“善就是保护生命和发展生命，恶就是毁灭生命和妨碍生命”；人对其周围的所有生物负有个人责任。后来，A.莱奥波尔德从生物伦理学发展并提出《大地伦理学》（1993），提出了两个决定性概念：第一，伦理学正当行为概念，应扩大到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第二，道德权利概念，应扩大到生命和整个自然界，赋予它永续存在的权利。
生态经济伦理是适应当代人类发展的生态经济的新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经济伦理。这种新经济伦理熔铸了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环境学、生态学、环境文学、环境社会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社会科学学科的丰硕成果，代表了当代人类从道德视角审视和关注人—社会—环境关系所达到的一种新的道德视角境界：它立足于追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三重价值的有机统一、协调和平衡，把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它的终极道德关怀，体现了人类在生态危机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不断追求道德文明的执著和智慧。生态经济伦理基本特征是：生态经济伦理意识的特殊性，生态经济伦理关系的独特性，生态经济伦理实践的特别性。生态经济伦理具有导向、调节、效率、教育、激励的功能。生态经济伦理的深刻内涵是：第一，生态经济伦理强调环境忧患意识的重要性。第二，生态经济伦理追求平衡、和谐的道德境界。生态经济伦理的平衡是指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处于协调、统一的状态。具体来说，首先，生态经济伦理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尊重和维护地球生态平衡；其次，生态经济伦理呼吁人类在经济活动中自觉维护人类经济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平衡；最后，生态经济伦理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有效地平衡各种经济协调手段。第三，生态经济伦理的根本价值观是可持续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生态经济伦理对传统农业经济伦理思想和工业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可以归结到一点上，这就是它崇尚一种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德理想。其实，生态经济伦理所关注的本质是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经济伦理，生态经济伦理既具有一切社会道德现象共有的一般本质、特征和功能，也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道德现象的特殊本质、特征和功能。
二、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
藏族传统文化的体现主要是表现在藏传佛教文化上。文化的功能在于保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功能，知识传承的功能，对人教化的功能，及建构民族心理，塑造民族性格，形成民族传统的功能，以上这些功能都集中体现于藏传佛教文化中。
佛教十善法规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话、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瞋恚、不邪见。基本囊括了人类的美德。松赞干布根据佛教十善法，制定了第一个法典，即二十法规，二十法规对规范、提高藏民族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藏传佛教文化看世界的视角是在普度众生的前提下，世间万物在无贵贱、高低、优劣中平等生存、发展，根据你在前世的修行进入轮回。藏传佛教的核心在于“善”，这种信念遏止了部分人的贪欲与非理，缓解了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追求一种社会和协、稳定的发展。正是佛教文化的精髓与传统文化的相溶性，构成独特的以精神世界为依托的藏族传统文化。这种藏族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下转第189页）（上接第190页）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是自觉自愿的无形过程。如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三因说”作为认识论与思维方式的基础，奠定了藏族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三因说”体现在藏族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但最根本的是指自然、神（佛）与人的三因相统一。藏传佛教认识论强调的是：“自然生存环境与生命主体依正不二，相依相融；宇宙万物诸法无我，自他不二；自然万物依据各自业力，互为轮回转生，同为一体生命链上的环节；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互为融合，心色不二。”突出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同一性和整体性。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人与其他生物是同生共存的，人与环境是共同发展的。古代藏族人反对对自然的损害，反对挖掘草山，污染泉水，侵犯野生动物。在藏族人眼里，没有任何动物是绝对坏的，由此出现“羊要放生、狼也可怜”家畜与野生动物共生存的景观。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生共存的现象不胜枚举，但本质是人类要尊重自然。
从藏族传统文化中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层面上看，藏族传统文化已经原生性的含有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并且这种伦理并非由于外力所致，藏族先民也从未曾经历过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而是藏族传统文化代代传递和积淀的结果，这种传统文化中含有原生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的引导，使以藏族为主体的青藏高原千百年来能保持较好的生态环境。
法国社会学家佛·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大海之中。在此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共同体文化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藏族在青藏高原创造了一种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文化，这种生存文化与自然环境高度适应，其生活方式都是这种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存在一些禁忌以示人类对自然的尊重。这种对自然的禁忌，构成藏族文化中的生态经济伦理理念，如对神山的禁忌：禁忌在神山上挖掘；禁忌采集砍伐神山上的草木花树；禁忌在神山上打猎，禁忌将神山的任何物种带回家去……对神湖的禁忌：禁忌将污秽之物扔到湖（泉、河）里；禁忌在湖（泉）边堆放脏物和大小便；禁忌捕捞水中动物（鱼、青蛙等）。还有对土地、对家畜、对鸟类、兽类的禁忌，及打猎的禁忌。这一切禁忌是建立在人类在追求自身的生存时，也必须考虑到对自然权利的维护；其核心是不能触动自然界，保护自然的完整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平稳发展。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决定了其生活方式不是纯粹为牟利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基础之上的节俭、适度的生活方式。
正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节制、适度、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能使生活在生态脆弱、地质复杂的高原民族繁衍至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从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禁忌和生产方式中可以看出，藏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在于：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保护自然，爱惜环境，保护生态多样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经济伦理思想是追求人与自然协调生存，和谐共处的一种境界，藏族的祖先千百年来依据其生存环境，形成青藏高原藏民族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及农耕文化，但这两种文化的表现方式却统一在藏族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中，即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人类应爱护它们。这种境界早已超越了人类的生存需要，是一种万物皆有平等生存权利的境界。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珍视自然生命的内涵，是人类尊重自然的结果，在此人类只充当适应自然的角色，而不是“主宰”自然的主人。当然，这种境界并不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生态经济伦理，但其中包含这种元素的存在，并且影响着每一个藏族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尽管从这点上来看，这种思想对于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从产生作用的面上来看，却是关乎我国长江、黄河中下游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刘成武，黄利民，等．资源科学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生态经济伦理；藏族；传统文化
近年来，关于人类的另一种伦理——生态经济伦理受到广泛关注。这种伦理既是对传统伦理的继承和发扬，也是一种被时代赋予新内涵的伦理观。这种伦理有其产生的行为根源，是人类对自身行为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人类对人口、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渴望。藏族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生态经济伦理，对保护青藏高原藏民族的繁衍、生存具有一定导向意义，从藏族传统文化的视野剖析生态经济伦理，对于更深刻理解生态经济伦理及其内涵有一定的意义。
一、生态经济伦理及内涵
自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一经问世，便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上的争论。而其后的《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著作，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反思，是对“理性经济人”、“帕雷托最优”、传统发展观的挑战和革命。
针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频频发生，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求，始终处于对自然的“主宰”地位，而无视自然的生存权利，直到人类受到大自然的报复，人类的环境意识才被唤醒，生态运动由此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生态经济伦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生态经济伦理。
早在1923年A.施韦兹曾提出尊重生物的伦理学（《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在他的伦理学中，道德的基本原则：“善就是保护生命和发展生命，恶就是毁灭生命和妨碍生命”；人对其周围的所有生物负有个人责任。后来，A.莱奥波尔德从生物伦理学发展并提出《大地伦理学》（1993），提出了两个决定性概念：第一，伦理学正当行为概念，应扩大到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第二，道德权利概念，应扩大到生命和整个自然界，赋予它永续存在的权利。
生态经济伦理是适应当代人类发展的生态经济的新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经济伦理。这种新经济伦理熔铸了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环境学、生态学、环境文学、环境社会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社会科学学科的丰硕成果，代表了当代人类从道德视角审视和关注人—社会—环境关系所达到的一种新的道德视角境界：它立足于追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三重价值的有机统一、协调和平衡，把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它的终极道德关怀，体现了人类在生态危机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不断追求道德文明的执著和智慧。生态经济伦理基本特征是：生态经济伦理意识的特殊性，生态经济伦理关系的独特性，生态经济伦理实践的特别性。生态经济伦理具有导向、调节、效率、教育、激励的功能。生态经济伦理的深刻内涵是：第一，生态经济伦理强调环境忧患意识的重要性。第二，生态经济伦理追求平衡、和谐的道德境界。生态经济伦理的平衡是指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处于协调、统一的状态。具体来说，首先，生态经济伦理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尊重和维护地球生态平衡；其次，生态经济伦理呼吁人类在经济活动中自觉维护人类经济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平衡；最后，生态经济伦理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有效地平衡各种经济协调手段。第三，生态经济伦理的根本价值观是可持续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生态经济伦理对传统农业经济伦理思想和工业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可以归结到一点上，这就是它崇尚一种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德理想。其实，生态经济伦理所关注的本质是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经济伦理，生态经济伦理既具有一切社会道德现象共有的一般本质、特征和功能，也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道德现象的特殊本质、特征和功能。
二、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
藏族传统文化的体现主要是表现在藏传佛教文化上。文化的功能在于保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功能，知识传承的功能，对人教化的功能，及建构民族心理，塑造民族性格，形成民族传统的功能，以上这些功能都集中体现于藏传佛教文化中。
佛教十善法规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话、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瞋恚、不邪见。基本囊括了人类的美德。松赞干布根据佛教十善法，制定了第一个法典，即二十法规，二十法规对规范、提高藏民族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藏传佛教文化看世界的视角是在普度众生的前提下，世间万物在无贵贱、高低、优劣中平等生存、发展，根据你在前世的修行进入轮回。藏传佛教的核心在于“善”，这种信念遏止了部分人的贪欲与非理，缓解了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追求一种社会和协、稳定的发展。正是佛教文化的精髓与传统文化的相溶性，构成独特的以精神世界为依托的藏族传统文化。这种藏族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下转第189页）（上接第190页）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是自觉自愿的无形过程。
如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三因说”作为认识论与思维方式的基础，奠定了藏族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三因说”体现在藏族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但最根本的是指自然、神（佛）与人的三因相统一。藏传佛教认识论强调的是：“自然生存环境与生命主体依正不二，相依相融；宇宙万物诸法无我，自他不二；自然万物依据各自业力，互为轮回转生，同为一体生命链上的环节；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互为融合，心色不二。”突出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同一性和整体性。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人与其他生物是同生共存的，人与环境是共同发展的。古代藏族人反对对自然的损害，反对挖掘草山，污染泉水，侵犯野生动物。在藏族人眼里，没有任何动物是绝对坏的，由此出现“羊要放生、狼也可怜”家畜与野生动物共生存的景观。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生共存的现象不胜枚举，但本质是人类要尊重自然。
从藏族传统文化中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层面上看，藏族传统文化已经原生性的含有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并且这种伦理并非由于外力所致，藏族先民也从未曾经历过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而是藏族传统文化代代传递和积淀的结果，这种传统文化中含有原生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的引导，使以藏族为主体的青藏高原千百年来能保持较好的生态环境。
法国社会学家佛·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大海之中。在此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共同体文化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藏族在青藏高原创造了一种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文化，这种生存文化与自然环境高度适应，其生活方式都是这种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存在一些禁忌以示人类对自然的尊重。这种对自然的禁忌，构成藏族文化中的生态经济伦理理念，如对神山的禁忌：禁忌在神山上挖掘；禁忌采集砍伐神山上的草木花树；禁忌在神山上打猎，禁忌将神山的任何物种带回家去……对神湖的禁忌：禁忌将污秽之物扔到湖（泉、河）里；禁忌在湖（泉）边堆放脏物和大小便；禁忌捕捞水中动物（鱼、青蛙等）。还有对土地、对家畜、对鸟类、兽类的禁忌，及打猎的禁忌。这一切禁忌是建立在人类在追求自身的生存时，也必须考虑到对自然权利的维护；其核心是不能触动自然界，保护自然的完整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平稳发展。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决定了其生活方式不是纯粹为牟利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基础之上的节俭、适度的生活方式。
正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节制、适度、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能使生活在生态脆弱、地质复杂的高原民族繁衍至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从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禁忌和生产方式中可以看出，藏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在于：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保护自然，爱惜环境，保护生态多样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经济伦理思想是追求人与自然协调生存，和谐共处的一种境界，藏族的祖先千百年来依据其生存环境，形成青藏高原藏民族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及农耕文化，但这两种文化的表现方式却统一在藏族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中，即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人类应爱护它们。这种境界早已超越了人类的生存需要，是一种万物皆有平等生存权利的境界。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珍视自然生命的内涵，是人类尊重自然的结果，在此人类只充当适应自然的角色，而不是“主宰”自然的主人。当然，这种境界并不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生态经济伦理，但其中包含这种元素的存在，并且影响着每一个藏族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尽管从这点上来看，这种思想对于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从产生作用的面上来看，却是关乎我国长江、黄河中下游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刘成武，黄利民，等．资源科学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