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区域文化;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青岛模式; 温州模式; 区域文化交流与合作
青岛模式和温州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两种比较典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极大地推动了本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引起了广泛关注，研究者颇多。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这两种经济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和各自的优劣势，倡导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交融与互补，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两种经济模式及其差异
（一）青岛模式
青岛模式是培育大企业、造就大品牌的区域性模式。青岛是我国拥有名牌产品与名牌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它拥有十个中国驰名商标，三十一个中国名牌产品，也是最早拥有国际品牌的城市，其中海尔是中国本土唯一入选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个品牌之一；并于2004年跻身世界五百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品牌和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品牌评比中，青岛入选数量在国内名列前茅，被公认为全国拥有名牌最多的城市。同时青岛还有一个独特的“企业家扎堆”现象，在2004年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中，青岛同时有三位企业家入选。一个沿海中等城市，短短十几年内，同时拥有如此众多的知名品牌和知名企业家，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把这种大企业云集、名牌集聚、企业家荟萃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青岛模式”。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中国最具民营化特色的区域性模式，在温州“人人讲经商，家家有企业”，形成了“以户、村为基本生产单位，以民营企业为支撑，以小商品市场为交易中心，以农民能人为创业带头人”的经济发展格局，其显著特点是经济发展起步于家庭经济，民营经济是其主要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初，促进了温州县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并同时影响、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创造了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神话，被经济学界称为“温州模式”。
（三）两种模式的差异
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两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不同之处下面予以浅析：
1、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看
青岛的名牌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企业，在青岛实施名牌战略的过程中，从国有或集体小企业壮大发展而来，如：海尔、海信、双星等十大集团，目前这些大企业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整个青岛工业经济的50%以上，体现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与活力。而在温州几乎没有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力发展的是民营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经济活力十足，民营经济的经济总量占温州经济总量的98%左右，除了电信、银行、电力等国家垄断领域，民营企业几乎无不涉足。温州的民营经济具有显著的家庭经营的特点，在这些民营经济中，不仅个体经济、独资业主制私营经济而且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公司制企业，也都保留着家庭、家族的色彩。
2、从企业的发展战略看
青岛的大企业以品牌产品为基础，致力于实现国际化经营，向世界品牌目标迈进。如2001年第二期美国《家电》杂志对全球前10位家电制造商进行了排名，海尔集团名列第九强，位列日本日立公司之前。温州经济是集群经济，所谓集群经济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生联系密切的企业在空间上积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现象。在温州，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形成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一个镇或几个镇形成一类或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从而体现了温州集群经济的优势。
3、从企业决策层看
青岛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市场竞争中是理性的决策人，他们在同一个城市中共生共荣，相互借鉴，良性竞争，合作共赢，“君子和而不同”，构成青岛企业家群体的独特现象。而温州自古就有重商传统，全体温州人都崇尚经商，人人都是“小老板”，人人都是自己企业的决策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差异较大的两种经济模式，但他们在同样的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具有同样的外部环境，产生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导致两种区域经济模式不同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区域文化的差异。
二、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
（一）青岛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青岛地处山东胶东半岛，孔子的故乡曲阜距离青岛仅几百里地，因此青岛的传统儒家文化比较浓，青岛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中较多的渗透着传统儒家的精髓：
（1）“义”与“信”。义利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把“义”看作人立身做事的根本，坚持谋求物质利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之上，他主张“见利思义”，亚圣孟子也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胜利”。儒家另一个极力倡导的品德即是诚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信近于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也曾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在这种思想的教化、熏陶之下，青岛人格外具有道德感，“求利不贪财”，他们认为企业固然是求利的，但求利的行为首先要放到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上，讲求信誉，推崇“德是根本，财是末端”，并在企业的经济行为中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青岛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声誉，打响了品牌，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曰：“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种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青岛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事业心以及社会责任感，把企业的发展看作是自身的职责以及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和政治抱负的实现。比如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即是这种思想的生动体现。
2、近代西洋文化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19世纪末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为了达到对青岛长期统治的目的，耗费巨大精力与财力，不惜巨资建设青岛港口、铁路、城市建筑，从客观上发展了青岛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为贸易往来、海洋作业等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设施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念及其技术条件也随之而入，现代法人制度也随之进入青岛。正因为历史的传统，青岛的大企业在外部条件适宜时，纷纷进行了改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引进西方现代管理制度，运用现代人才管理理念，吸纳人才，提升科研开发能力，并建设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凝聚力与竞争力。
3、政府制度文化因素。青岛市委、市政府大力扶植名牌企业，为企业的发展和品牌的诞生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较少对企业进行干预，形成“大企业，小政府”的政企关系，把自己的主要职责定位于营造最宽松的环境，放手让企业按照自身特点和内部规律，在市场竞争中自由的发展，但在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上又给予大力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特别是在企业的一些重大项目上，政府根据需要实行重点帮助和扶持，如促成了青啤与美国AB公司、海尔与日本三洋、海信与日本位所等的合作，从而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发展。同时政府积极保护、推广、宣传名牌企业，为培育品牌产品提供技术和管理保证。政府的支持和企业家的适时决策相辅相成，共同搭建了国有企业的成功之路。另外，青岛市委、市政府还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坚持把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破除求全责备，论资排辈，简单套用党政干部标准选用企业干部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选人用人，大胆启用年轻干部，如张瑞敏、汪海、周厚健、鲁群生等一批企业家在35岁左右就被任命担起了重任，这就造就了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为青岛大企业的发展培育了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二）温州经济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地处偏僻的沿海边远地区的温州，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魅力的经济奇迹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温州的区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互动关系
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两股最重要的力量。两者共同之处在于都促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规模经济实现，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在全球均等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跨国公司是微观经济一体化，由市场力量推动，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为主要形式，从事国际规模的生产和销售以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这种一体化构成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微观基础。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属于宏观经济一体化范畴，是成员国基于市场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鉴定协议来为资本在本地区扩张扫除障碍，促进本地区分工深化和创造本地区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还可能形成政治方面的合作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构筑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宏观基础。由于这两种一体化在运行层次和运作机制上的不同，形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两个主要动力源。但是，这两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本文旨在研究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互动关系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一、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原因
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蓬勃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自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在全球确立以来，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及资本逐利的本性受单个国家尤其是小国的资源与市场局限无法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战前的殖民地开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矛盾。但列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战争方式获得的资源与市场很可能再通过战争的方式失去。另外，战争也破坏了生产力和资本扩张的机制，破坏了生产力和资本向纵深进一步发展的环境条件。显然，从战争转向合作是解决这一矛盾更可行的途径，于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调节，由资源争夺转向资源共享，从军事竞争转向经济竞争，逐步成为战后各国的共识，这在实际上便构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化在战后迅速发展深层次认识的基础。
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在战后的迅速发展又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发展提供经济基础。由于生产力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强烈地逾越国界的要求时，实际上使一国市场无法承受如此分工与规模经济，另外，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新技术和新产品的R＆D费用不是一个企业甚至是一国所能承受的。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跨国性的集体力量或协调来解决，经济一体化组织成了解决这种问题的一种较好选择。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只构成一体化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甚至唯一条件。一体化还需要有下述条件才能形成：一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产生逾越国界的要求却遇到来自其他地区对商品、资本流动设置的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这种障碍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双边谈判予以解决时，才有可能率先在本地区形成区域经济组织，以便在局部范围内妥善加以解决；二是当生产力发展的逾越国界要求退到了来自其他地区商品与资本的严峻挑战时，需要依靠地区组织来保护其成员国产业，确保对本地区市场的占有；三是组成一体化的成员国必须同处于一个经济区域中，而不是困于纯粹地理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区域是指区内诸成员国经济具有竞争性（可以实行产业内分工）或互补性（可以实行产业间分工），有长期交往传统，否则，即使在同一地理区域里形成一体化组织，也难以获得真正发展，这是一体化形成的基础条件（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便是典范）。战后蓬勃兴起的遍及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多或少与上述条件有关。
这就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生产力逾越国界的国家都能具备实施一体化的条件。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能与其他国家成立一体化组织。在有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主要是选择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种矛盾（这也是跨国公司大多产生于发达国家的原因）。跨国公司把R＆D、生产、销售、服务等诸价值链增殖环节分解到世界上各个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国家，把生产力发展与资源和市场的矛盾分散化，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本、技术、人才和市场等优势来解决一国无法承担的生产力逾越国界的要求，跨国公司也利用规模化生产和各国要素价格优势组合出价格最低，且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劳务，跨国公司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和营销网络，把市场交易内部化，使生产力发展大公司化，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组织具有一定的排外倾向，区外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内的大量投资来绕过这种人为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在实际上也促进了战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早在欧共体成立不久，美国工商界便提出“把工厂迁到欧洲去”的口号，以避免欧共体的歧视性关税降低其产品的竞争力，以1966－1977年这一时期为例，在1966年美国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向世界市场上出口的制成品总额中（不包括返销美国部分），有46％是设在欧共体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到了1977年这个比例上升到64%；北美自由贸易区刚刚运作，日本跨国公司便把投资重点转向墨西哥，企图通过这块跳板来减少美国关税对其不利的影响。
战后通讯和运输的迅速发展及其服务费用迅速下降，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世界银行、IMF和GATT（WTO）等机构的成立及其对国际经济的协调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其他如联合国的调节、多边国际协定的执行等，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宏观一体化
跨国公司作为一种市场的力量，其触角遍及全球各个角落，不局限于民族利益和国家疆界，通过跨国经营活动，追求全球性的机遇、抉择和效果，以获得企业全球战略的实现和最大限度的利润。如果跨国公司在某一区域不断投资，便会促进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这就是说，作为微观层次的跨国公司，其市场机制力量能够推动作为宏观层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
纵观当今最成功的两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立主要是由于跨国公司在区内大量投资，使区内比较优势上升，从而为推进一体化创造条件。
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为何能与发达国家美、加实施经济一体化，主要原因便是美、加跨国公司对其多年扩张和渗透的结果。1955－1989年间，美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总额从6.07亿美元增加到70．79亿美元，增长了10．7倍，分别占当年对拉美投资总额的9．2％和11．5％。事实上，美国一直是墨西哥最大的投资者，在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美国资本占60％以上，1980年在墨西哥的2349家国外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占总数的79．7％和2．6％。美国和加拿大跨国公司多年来在北美一直属优势的投资比例，使得北美三国贸易自由化和生产一体化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前已悄然出现，美加墨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已很高。这说明，跨国公司在区内的扩张已为其创造了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条件。
为什么跨国公司微观一体化能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基础条件的实现，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跨国公司在一个区域内投资促进了区内国家比较优势的提升。跨国公司在区内扩张，将传统的国家产业间分工，转化为企业之间的产业内分工，这种分工形成的规模经济使该区内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区内各国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来重新定位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为跨国公司以本地区为出发点重构企业的区位优势、技术垄断优势和经济资源优势，还可以使那些本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或者优势并不明显的国家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使跨国公司优势定位外化在国际比较优势中，让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
2．跨国公司的区内投资趋同了国际经济游戏规则，进而趋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基本的规则。如果经济纯粹在一国之内而不发生跨越国界的要求时，国际经济活动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它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带有很大的随机性，这对国际经济交往产生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当资本开始国际化时，东道国在根据自己国情吸引外资时，也逐渐改变国内立法，接受国际惯例，对跨国公司活动的游戏规则如国民待遇原则予以认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既给自己带来了利润，又实现了其区域战略和全球战略，也使东道国实行更开放的对外经济发展政策，优化了国内的法律、政治和人文环境……这些变化都是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3．跨国公司的区内投资深化了区内市场。比较优势、国际分工、规模经济仅仅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潜在条件，拥有一个巨大的或潜在的购买力市场，可以将潜在条件转化为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投资是自己与东道国分享互惠互利，区内的大规模相互投资将使区内市场深化和扩大，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得以实现。
如果该区域经济发展遇到外来的阻碍和威胁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便会很快建立起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比较优势，优化制度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来本国投资以强化自己的经济优势以及相互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走出困境的便捷之路。
三、区战经济一体化促进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这是因为：第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引发了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座。这是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相对应的现象。投资创造主要是指，关税同盟建立以后产生的贸易转移现象，使区外的企业产品进入该市场变得困难，因此，区外大量直接投资涌入区内，在那里建立分支机构和占领成员国市场。而投资转移则指先前进入的企业，为了利用市场统一以后所提供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机会，对该地区的生产经济活动进行重新布局，即进行生产合理化方面的投资；第二，区域一体化使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发生了变化，并且为跨国公司实行复合一体化的经营战略提供便利。传统上，对外投资作为要素流动的一种形式，与商品流动之间存在着某种替代关系。可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刺激资本的国际化和一体化。因而，区域经济一体化最重要特征便是在宏观层面从制度上保证了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微观一体化的顺利实现。因为一旦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通过区内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政策的推动，使区内的跨国公司在这块已经“围起来”的商场上较易占据优势地位，使其在区内扩张更具有便利的条件。而且，一体化组织还会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微观一体化的实现。如欧共体执委会在70年代曾援用《欧洲共同体条约》的有关条款对美国大陆崩头公司吞并一家荷兰公司实行了严厉的制裁，80年代还制定了一项10年的“欧洲信息技术研究与开发战略计划”，目标是将西欧在世界技术市场的占有比重从那时的10％提高到90年代的30％，这些倾斜政策一定程度上削弱区外的竞争对手，有利于共同体成员国的跨国公司对这些重要行业的渗透。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保证还表现在，如关税同盟是实现对内取消关税和数量限制、对外统一关税，关税消除后，市场随之扩大并向纵深发展，为区内各国产业间分工转向产业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各国无法再运用关税或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市场；必须面对区域内其他成员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为了在竞争中保持不败，各国公司便加速对区内直接投资的步伐，成员国之间资本的相互渗透也会加快，这样便促进了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微观一体化。例如，在欧共体内，1959中的西德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5.47亿美元，其中在西欧的投资为1．97亿美元，而到1978年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318亿美元，其中对西欧的投资增至212亿美元，分别增加57．1倍和106．6倍，英国1971年对欧共体的直接投资总额为985亿英镑，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4．8％，1973年加入欧共体，1974年对欧共体直接投资总额达到22．82亿英镑，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1.9％，分别较1971年增加1．3倍和上升7．1个百分点。
到了80年代，由于对内部统一大市场的预期，四大流通尤其是资本、服务的自由流通给区域经济微观一体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从1984年开始的6年时间里，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从405亿埃居猛增到3534亿埃居，平均每年以54％的速度增加，这一不平衡发展趋势的直接结果是，成员国相互投资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迅速增大，从1984年的19％上升到1989年的52％。这种状况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反过来又促进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宏观一体化对微观一体化推动作用发生的根本前提仍然是区内各国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里宏观一体化的作用仅是在为潜在的微观一体化显性化扫清障碍。当前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实践由于缺乏微观经济一体化的坚实基础，所以比较脆弱。一些发展中国家企图用协议分工和协议投资的方式进行一体化实践，更是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准则，其困境的出路是必须在区内形成比较优势之后才能实行一体化。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与进一步融合
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与跨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是互相促进，相互依存的，即跨国公司的形成推动了区域经济在宏观领域实现一体化，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又反过来推动跨国公司在微观领域的进一步扩张。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既促进了区内跨国公司的扩张，也促进了区外跨国公司的对内扩张，因为大市场形成给区内跨国公司带来的发展优势是区外跨国公司所没有的，区外跨国公司不得不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取代传统的商品出口，这使跨国公司在规模和素质上都得到提高；而不同区域内跨国公司的相互扩张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疆界上的扩大，加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自身的自我加速机制，使区域经统一体化组织在边界和深度上都获得很大的发展，两者互动的结果，便是跨国公司规模和区域经济组织疆界的扩大。
［关键词］职业教育区域经济文化病理
［作者简介］王忠惠（1988- ），女，山东济南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重庆40071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职业教育统筹论”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FJK016，项目主持人：全）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4-0015-03
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话题一度引发研究者们的热议，成为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紧迫而又现实的命题。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与时代的更新，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触角”不仅延伸到教育、经济等相关领域，还受到文化领域的审视与关照。文化作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的第三类变量，彰显了两者联动的文化向度，探寻出两者联动的“文化病理”，进而创新出两者联动的文化机制，运用文化的高度、深度与广度演绎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的“无缝对接”。
一、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的文化向度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中指出：“职业教育的规模和水平影响着产品质量、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高度耦合与相互依赖性，两者之间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它们之间的这种直接关系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要求逐渐产生变化，两者之间的联动在环境、文化、科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不断演绎与嬗变。职业教育作为文化大范畴中的一个领域，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各个方面的影响，文化凭借其独特的视野与宽阔的视域，成为关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子。
文化作为影响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的第三类变量，通过调节变量获取不同情境下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两者关系的解释，或通过不同中介变量的不同作用机制审视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最终成为职业教育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间转化支持路径。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文化的作用日益凸显，这种无形的渗透作用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进程：文化无关阶段、文化调节阶段、文化融入阶段（见图1）。第一阶段，文化并未涉入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过程之中，它对两者的联动没有产生催化效果；第二阶段，文化作为调节变量引入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过程之中，它影响着两者关系的强弱或关系的方向，使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系逐渐深入；第三阶段，文化作为中介变量介入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的过程，深化了区域经济通过各种机制影响职业教育的发展，为职业教育如何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借鉴。
文化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的中介效用涉及不同的文化性格与文化张力，文化的性格与张力在文化作为第三类变量的同时得以产生与扩散，意图通过中介变量的身份成为职业教育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促进两者联动的效力与活力。作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的“中转站”，文化依靠文化引领的功能、文化整合的作用、文化多元的性格以及文化共生的张力凝结成文化合力的“集结体”（见图2），凭借其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嵌入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之中，从而推进两者联动与互动的进程和速度。
二、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的“文化病理”
“病理”是医学的专业名词，“病”是指“疾病”“生病”，也就是指生理上或心理上发生的不正常状态。文化病理是对“病理”的延伸与异化，它是在文化领域中由于异常条件使文化职能的实现受到严重阻碍，结果派生出许多种脱逸行为的过程。①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的“文化病理”则是指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系统中出现异常因素，导致系统不稳定进而引发功能障碍，产生两者联动偏离正常发展模式的一种失调状态。文化功能的缺位导致职业教育与区域联动中“文化病理”的出现，产生职业教育与区域联动发展的异化现象与失调状态，形成了从职业教育到区域经济发展的系统内部黑箱。
（一）价值引导的现象偏颇
价值引导是文化世界建构价值意识的表现，文化世界的价值意识是通过无数“文化场” “行为场”、文化环境、情境、生活细节体现的，是人根据自己的灵明之心、道德本性和特殊需要，并通过理解、体验、想象、领悟等知性活动能力把上述种种文化情境中的价值和意义内化、整合为价值意识的过程。②政府、企业与学校是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过程中的相关利益主体，三方秉持的价值意识影响着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的方向与进程，由于三方不同的价值理念，产生多方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造成三方均试图通过控制其他方的文化走向来达到为自己服务的目的，导致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过程中三方关系的不可调和。政府、企业与学校因其不同的利益诉求营造出不同的文化氛围，继而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政府的服务理念企图通过渗透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企业与学校的文化塑造，引导企业与学校的行为方式向政府的服务理念靠拢，但因企业与学校在表面利益诉求（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一致性，在实质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利益）方面的背离性，造成政府因文化控制的困境对企业与学校的资源投入不足，引导作用不明显；企业的终极目标是经济效益的考量，它试图通过“经济霸权”的力量形成“文化霸权”的控制，让政府与学校为其经济利益的扩张而服务；学校以培养人才为办学理念，人才质量的高低决定学校办学水平的好坏，但学校的最终考核是就业率与就业水平的衡量，学校为实现自身的“品牌效应”意图通过学校对人才培养的控制力量引导政府与企业对学校的支持与服务。三方的关系由于价值引导的现象偏颇逐渐分崩离析。
（二）文化特色的理念缺失
文化特色既是区别于他者的标志又是促成自身发展的优势，特色文化发展是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切入点，有益于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吻合度的提升。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文化特色的理念缺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职业教育的文化特色理念缺失。一方面，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存在大众化倾向，普遍存在追求热门专业、专业设置重复的严重现象，专业设置不考虑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与自身发展的状况，专业多而不精，大众化倾向明显，特色化趋势不足，造成人才的专业不专、专业不对口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呈现低水平趋势。职业教育的目标定位是培养高端的技术人才，导生性与技术性的文化导向引领着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人文性文化导向成为职业教育的众矢之的并逐渐落寞，这种目标的过度偏移导致人才的规格在技能水平与素质水平上的不平衡，致使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处于高层职业的瓶颈。第二，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特色理念缺失。区域经济的发展始终以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为旨归，囿于传统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对新兴的特色文化产业与特色经济的扶持力度不大，形成了经济追风、跟风的思想，忽视了本区域的环境特征、技术特征与产业特征，阻碍了集聚人文特色与地域特色区域经济的发展，造成特色文化产业与特色经济的“名存实亡”，同时引发职业教育对特色人才培养计划的流失。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差异性，职业教育受制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无法设置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特色与发展方向的特色专业，只能设置所谓的热门专业，导致专业设置不能与本区域的特色产业相对接。
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的文化机制
（一）文化引领：区域教育集团化的办学机制
职业教育集团化以人才培养为办学核心，以集约化、规模化为办学行为，以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为办学模式，以政府、行业、企业、科研院校、职业院校等多方力量为办学主体，体现出以非营利为目的的共同价值观，以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行为宗旨，具有集团化主体多元性、资源共享性、管理协调性以及利益共赢性等四个特点，它的价值观、行为宗旨与特点都包含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价值取向，发挥着文化在教育和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与引导功能。区域职业教育集团化可从区域视角分为区域内职业教育集团化与区域间职业教育集团化两个向度，两个向度分别从文化引领和价值引导两个方面促进着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
1.区域内职教集团化。区域内职教集团化追求区域内的特色发展，它可从两个维度进行审视。第一，职业教育的横纵向审视。横向层面是对同区域内同等层次职业院校的集团化，如同一区域中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高职院校的集团化；纵向层面主要是对同一区域中职与高职的集团化，关涉中职与高职在若干方面的衔接。第二，职业教育的内外部审视。内部层面是对职业教育自身体系的审视，依据职业教育本身的划分类型组建集团化；外部层面是对职业教育与企业、科研院校等以外的机构或组织的集团化。职业教育的横纵向与内外部层面的集团化需要不同层级院校间专业、课程、教学模式的衔接以及相同层级院校间资源、师资的对流，更需要不同院校间价值理念的统一，价值机制的引导，以此驱动职业院校形成合力走向共同发展。
2.区域间职教集团化。区域间职教集团化寻求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影响着职业教育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制约着职业教育的特色发展与良性发展，而区域间职业教育集团化是解决经济发展差异大、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的重要途径，如东西部职业院校的联动合作模式，一方面，有利于统筹东西部的资源优势，实现资源共享，提高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东西部优势汇聚与优势互补，形成东西部职业教育的强大合力，共同推动职业教育的总体竞争力。区域间职教集团化是优势与弱势地区或优势与优势地区之间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中的联结纽带，它在联接不同区域经济、资源与设施的同时，也共通着两地区的人才与文化，只有不同区域持有相同的文化认同感，才能促进不同地区的文化产业与文化资本的流动，进而促进各区域间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
（二）文化整合：多方主体耦合化的管理机制
由于政府、企业与学校追求不同的利益目标，秉持各自的利益逻辑，形成三者之间相互博弈的利益“怪圈”，导致政府的推动不明显，企业的参与度不强，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规格不高的恶性结果。政府、企业与学校存在的利益博弈并不能简单地通过三者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来解决，不同的利益追求很难在短期内保持统一，如果三者之间不能形成一致的价值观念，三者之间共赢性博弈的实现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中要促进多方主体的文化整合，同时要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政府、企业与学校的耦合点。
1.多方主体的文化整合。文化整合的目的在于通过整合分散的、孤立的，甚至冲突的文化价值力量，实现人类整体利益和整体价值理想的力量凝聚，使人类的文化实践行为充溢着一种健康自觉的人文精神关怀。政府、企业与学校作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多方主体，一方面，要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规避不同主体之间的文化冲突与文化霸权现象，寻求多方主体之间共同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多方主体要整合多方文化，只有政府的文化理念、企业的文化向度与学校的文化氛围形成合力，才能促进三者的文化整合，推动三者在文化层面的融合与共进，并影响多方主体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中的行为方式。
2.多方主体的价值耦合。文化产业的发展等于“文化企业+高新技术+资本市场”。没有高新技术，就不能满足大众对多品种、多样化、多层次、多载体的文化需求；没有资本市场，文化的技术化创新和拓展路径就没有支撑，难以做大做强；没有资本的对接，文化创意就无法广泛投融资，文化不能真正成为产业。③文化产业是政府、企业与学校的耦合点，它需要政府对资本市场的调控，企业对文化产业的支持，以及学校对高新技术的研发，它将政府、企业与学校凝聚成一个整体，舍弃了多方主体之间的根本冲突，着眼于多方主体之间的整合与共同利益，实现多方主体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中的耦合化。
（三）文化多元：区域文化特色化的人才培养机制
多元化人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人才培养的多元化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与难点，因此，改变传统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突破传统教育模式的弊端是职业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
1.课程设置的多元化。课程设置一方面应满足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应迎合城乡居民的个体发展需要，因此，课程选择应包含两方面的适切性。第一，课程设置与市场的适切性。依据区域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及技术结构等开发具有市场导向的多元课程，课程既要凸显本区域的特色又要兼顾市场经济的需求，实现课程市场化与特色化的统一。第二，课程设置与个体需求的适切。职业教育应为区域内的结构性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等“边缘人员”设置培训课程，开展相关职业的培训活动，帮助“边缘人员”重回职业岗位。
2.教学模式的多元化。人才培养的多元化要求职业教育的教学应是多元模式的整合，多元整合的教学模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整合。一是学校形态的教学模式，强调职业教育的学科本位；二是企业参与形态，强调职业教育的能力本位；三是校企结合形态，强调职业教育的素质本位。多元整合的教学模式是文化人与职业人融合的重要方式，是知识、能力与素质三位一体构建的重要路径，是职业教育“完整人”培养目标实现的重要举措。
3.评价方式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评价应包括多元化评价主体、多层化评价内容、多样化评价方式、适切化评价时机、系统化评价标准。④评价主体既应包括职业教育机构，又应包括政府、企业、行业等主体；评价内容既应有课堂教学评价，又应有实训基地评价；评价方式既需要线性评价，又需要非线性评价；评价时机既要求诊断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又要求形成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评价标准应是职业标准与岗位要求的有效结合。
（四）文化共生：双元共进一体化的招生就业机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竞争多发生在企业各自的价值链之间。价值链是一种共生系统，链条中每一个链扣都是该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招生就业体制中政府政策的出台、职业技术教育院校的招生以及企业就业岗位的提供，形成一环扣一环的价值链，政府、职业教育院校及企业分别位于价值链的上游、中游与下游，政府政策的出台影响招生的规模与就业的形势，招生的规模与就业的形势互为条件，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双元共进一体化的招生与就业机制必将成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有效推动力量。
“双元制”的招生就业机制代表了企业与职业学校两个办学主体、学习地点之间的合作，两者的合作在深层次上则意味着受教育者两个身份的融合、两个教学目标要求与两种教育方式的结合，这种融合和结合是通过国家政策、法律以及各方的共同参与来进行协调的。⑤招生就业的双元共进一体化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目标体系的双元，目标追寻能力本位与就业导向双重效果；第二，制度体系的双元，双元是企业自主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制度；第三，培训体系的双元，培训是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的有效结合；第四，训练体系的双元，训练既包括私营企业里的职业训练，又包括公立学校中的教育教学；第五，管理体系的双元，管理是私法与公法的协调统一，目标体系、制度体系、培训体系、训练体系以及管理体系共同结合、相互作用，形成体系共进的一体化模式，而双元共进最终指向招生与就业的共生，它们始终围绕共生的理念共同发展，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
［注释］
①林艳.教师文化病理现象透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7（12）：44.
②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关于文化建构价值意识的学说［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8.
③田海明.文化产业的资本运作及发展之思考［J］.学术界，2011（1）：41.
一、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1) 本文在两个层次上使用“民族”概念，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中华民族，再一是具体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兄弟民族。
1、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 历史 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人类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人类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 影响 的关系，表现为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较好地结合其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不断地更生创新，既能保持和发展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能积极地有效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实行这样的文化创新，就要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进行历史的、客观的甄别认识，存其精华，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适应时展的需要。这样的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于全球意识的高度，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中，把握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因此需要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并能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效结合。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文化形态，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发展史。在 中国 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族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2)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同时又保有自己的民族个性，在祖国的百花园中各显异彩，使中华文化绚丽多姿。中华各民族虽然经历各异、发展阶段也不同，但随着祖国的 现代 化建设，民族团结的加强，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是必然的历史趋势。繁荣各民族的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是各民族的时代任务，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原则。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改革是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开放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必由之路。
2、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 社会 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中华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中原华夏文化与带有区域特征的吴越、巴蜀、荆楚、齐鲁、燕赵、岭南文化等等并存，同时又是和蒙、藏、回、壮等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共生演进的。中华文化既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兼容并进的发展过程。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那就是，儒家文化吸收各家各派思想文化而发展──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 理学 、清代朴学等各时代的交融、整合、演变，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就文化发展而言，影响主导性的有各种因素，如受时代的 政治 、 经济 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文化涵延性的制约。从纵向的文化传承来看，主导性离不开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从横向的多元交汇来说，主导性又与文化诸因素密不可分，受到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准以及同期外来文化及异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自身不断发展和吸收外族文化精华的整合中壮大的。
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的传入、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等等，都为文明古国带来了新的文化要素。但是，外来文化并不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导性，无论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中，还是在外来文化的撞击下，中华文化都不曾被“同化”；而且传统时代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也一直未曾改变，直至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人类历史进入新纪元，西方列强的炮火震惊了千年古国，中华民族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儒家文化才让位于现代文明。但是，直至今天，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依然受到世人重视，尤其针对“后 工业 社会”的一些弊病更显示其独特价值。应当说，除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诸要因外，中华民族文化本身所特有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所蕴涵的生命力这一点值得认真 研究 。史实证明：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必然适应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基本特性决定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
3、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如果说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属性，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则从文化的结构功能上规范了文化存在的特性；那么，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演进的特性。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 内容 ，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无论道德评判还是历史评判，都离不开人的价值取向标准和用以评判的参照系标准。进而言之，文化发展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进步与落后是相对的，精华和糟粕也往往杂陈，这就提示了兼容性与选择性之重要，而且两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一致的。
我们知道，居于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从来都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交融会通中发展的，这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兼容性。再如进步与落后 问题 ，一般认为十八世纪始中国从先进国家变为落后于西方的东方国度，实际上，就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程度都没有停滞落后，恰是由于西方社会这一时期的突飞猛进，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了黑暗的中世纪而显现出强大的生机，相形之下，把古老的中国抛在了后面，这说明参照系之于评判的重要意义。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 规律 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
西方国家在步入近代时主要选择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启蒙思想的基础，而中国的志士仁人则高举民主与 科学 的大旗，开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这说明文化的选择性受到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传统、承继状况以及现实需要等等的制约。从中世纪“神”的迷雾中，争取的首先是“人”的存在；而在专制与迷昧的黑暗中奋争的中国人，首先要选择“德先生”和“赛先生”。
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受其主、客观的种种制约，因此，选择是在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之间进行的。选择性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受到文化传统的规制。当选择不适应民族文化发展需要时就会失败，选择不符合时展要求时，背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会受到阻碍或惩罚。因此，选择是以人类进步文化、代表时展方向的文化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需要相结合的有机过程──即文化创新过程。这一过程符合文化发展的兼容性与选择性一致的特性，要求以认知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对文化发展趋向的把握为前提，也要求以文化主体──人的自身现代化为基础。把握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有生命力的因素，积极进行与外来文化、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流、摄取和整合，这当中选择性是关键。
就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来看，不能正确认识文化发展的特性，必然导致 理论 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失败。无论是“本位文化论”还是“欧洲中心论”、是“华夏优越论”还是“民族虚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等等，在理论上都是片面割断文化特性的关联，实际中都偏入了歧途，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中华民族传统与文化发展动力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大河文明中是惟一赓续绵延数千年，至今不衰的民族文化。走遍天下，无论在哪里，“中华民族”这一名称定能唤起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亘历千载环袤五洲，依然显现着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蕴积着强盛的民族文化发展动力。
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1、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3)
江泽民1997年11月1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 学习 ，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他讲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主要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等，“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传统，古往今来并无统一的标准或表述。《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定我们民族生生不已、欣欣向荣的刚健自强精神。又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我们民族不断进取的变革意识之写照。《大学》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断创新之民族精神的精练表述。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4)显示了我们民族不向恶势力低头的英勇气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再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7)、“亲仁善邻，国之宝也”(8)、“俭节则昌，淫佚则亡”(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等等，都是中华治国方略的集粹；而“苟利国家，不求富贵”(11)、“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2)以及诸葛亮《后出师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植《白马篇》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陆游《病起书怀》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等等，都是历代忧国之士的豪言壮语。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过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则表达了中华士人的崇高人格和理想追求。以上这些无不为民族精神增添光彩。 为追求和实现这些民族精神和高尚品质，无数仁人志士不畏艰险、勤于探索、勇于实践，流血捐躯在所不惜。但是，也应看到我们民族既有融汇百川的气概，也有唯我独尊的心态；有变革求新的精神，也有因循守旧的习惯；有兼容并包的传统，也不排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襟怀。
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蕴积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表现为独具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语言习俗、岁时节日、生活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意识、心态感情等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通过信任、交情、面子、和谐、互惠等人际交谊，建立起民族认同的联系 网络 。以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忍从、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刚健奋进、威武不屈、自勉自励、坚韧不拔、谦虚谨慎、克勤克俭、仁义忠孝、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以和为贵、尊师重教等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汉民族与兄弟民族文化交融演化的历史产物，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思想学说兼容汇通的结果，并在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交流和整合之中，不断光大拓扬和演进发展，从而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封闭瞒顸必定落后挨打，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2、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与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中华民族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古代社会的文化交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主要限于国内民族与地域间的交流。汉族与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其并非消弥民族的文化差异，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文化认同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华民族间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无论是传为民族融合佳话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还是民族政权纷争角力、南北朝廷相峙抵力，抑或蒙古族、满族一统中华，都是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轨迹。
我们曾个案 研究 中国 历史 上民族共存的典型时期 ──“宋辽夏金元”。 作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既不同于“三国”汉族政权的鼎足对垒，也不同于“五胡十六国”民族政权喋血争雄或南北朝的对峙逐鹿，又与“五代十国”的征战更迭不同。一幕幕酣战与融合、破碎与创新的史实情景起伏跌宕，勾画出处于不同的历史 发展 阶段的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文化，交汇成同一幅波澜壮阔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宏伟画卷。置此四个半世纪于历代文化沿革脉系，大体依循文化发展的物质、制度和精神的结构体系，从 科技 文明、礼制风俗、文字 教育 、文学 艺术 、宗教信仰、学术思想诸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与 时代 特征的阐释，展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而特殊的多民族文化差异并存的重要时期。高度发达的两宋文化居于主导，与各具风格的民族文化同存，共同绘织出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与民族间交流融汇的场景，体现为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13)
应当看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呈现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倾向，中原汉族文化的高度发达，构成对少数民族及区域文化的涵摄同化力。居于发达地位的民族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民族优越意识，也酿就了文化优越感，以“华夏中心”自居，或强调“华夷之辩”的理念，以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称谓等等，都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没有民族平等，就谈不上相互 学习 和交流，这在历史上也是有深刻教训的。发达的古代文明，也培植了“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识，成为平等交流共同发展的阻力，成为进入近代后“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忘记“天朝上国”的傲慢昏聩与“闭关锁国”的封闭愚昧，曾带给中华民族保守落后；而近代西方文化也曾伴着血与火的民族欺辱，留给我们灾难深重的史证遗痕。
3、兼融会通是民族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作为世界上惟一延续千载的民族文化，使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她是在一种封闭持恒的“超稳定结构”中“长期延续”。其实不然，中华民族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居于中华民族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藉“百家争鸣”而催生，与释、道之学辩诘交流而发展的。自先秦孔孟始，儒学历数千年流变、演化，直至新文化运动，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地不界南北、时不限千年、人不论朝野、族不分“华”“夷”，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深层积淀，表现出强大的文化会通和整合功能。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华文化只有儒学一家，春秋战国儒、墨为显学而诸子并立；秦代“事皆决于法”而汉初大兴“黄老之术”；隋唐盛佛学、宋明兴 理学 而“三教合流”……。仅说儒学，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新儒学也有程、朱、陆、王之别，何况还有“荆公新学”、“浙东之学”、“泰州之学”等先后并立。确切地说，从不存在“独此一家”，即便在儒学立于“独尊”的汉武帝时期，武帝本人也不信儒，所“尊”者不过“儒术”，而时政多用法家学说，所用之人桑弘羊、孔仅等都是商人出身，采用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皆法家主张。更何况历代统治不外“内圣外王”、“儒表法里”的范式，士大夫也多“以佛修心、以儒范行“。虽无绝对的“儒一家”，却并不 影响 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至于汉族文化在与兄弟民族的文化长期交流、学习、兼融中得以增加养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不断兼采众长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会通过程，成为文化绵延的强大内驱力。在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体系建立之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绝非各少数民族单纯丧失其民族文化特性而片面消融于汉族的过程。各地方言、民俗、习惯等等的差异，都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若干民族特性的历史遗迹。这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大而弥德、久而弥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
4、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内的学术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认为中国也有“开放”的传统，彪柄史册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主动向外交流主要经历了三次高潮：从西汉张骞、东汉班超通西域，晋法显到印度取经、唐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中华民族积极的对外交流。此后国门更进一步打开，反映了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强烈愿望。(14)
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中汲取外来文化，先后也形成几次高潮：汉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唐宋时阿拉伯文化的东渐，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引入西方文化的冲击，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交汇。(15)
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养分。例如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既是中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结合，也是中华文化与中亚、西亚以及其他文化的汇聚，更是兼融会通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化高峰。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若再从李唐统治者是否有少数民族血统来 分析 其政策面，则不仅是文化的融聚，恐怕连血缘都有融合的趋向。然而，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的整合创新，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却为之增进了新鲜养分。诸入佛教文化与传统儒、道文化的整合，人文哲理的思辩与宇宙生成的探索，将传统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再如，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并没有使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学正统，却带来天文、数学与科技文明的近代文化冲击，有助于中国近代的启蒙和步入 现代 化的进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总是多因并存的，百花齐放才会发达昌盛。
三、民族文化发展与区域 经济 振兴
谈民族文化 问题 ，不能不联系到区域经济。法国学者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16)反之，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1、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
人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团在特定的地域上进行的。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构成生产力的主体成份。不同民族在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与改造过程中产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态的个性特征。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特定民族文化意识，又成为影响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经济生活的要素。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等，成为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标准，对民族经济生活起到约束作用。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的时候，很有必要分析其基础──民族的经济活动。
民族文化大抵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适应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制度文化──维护民族共同体秩序和组织结构的规制形态；思想文化──反映民族共同体价值取向、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等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质。由此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对民族经济发挥作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识外化为不同的经济观念与准则。以一定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反过来又规定着民族的经济活动秩序，使之呈现其民族性特征。
尽管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在发展阶段与所处地位上是不同的，其经济利益的获取也是不均衡的，民族自治区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同其他民族实际上的数量和经济发达程度等都有差异；但各民族的特性又受到时代性的制约，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民族，共处于同一时代之中，时代的发展对各民族的进步提出要求。
一定的区域融汇了不同民族的活动，归属于不同民族集团的人的民族意识和经济状况及其变革，成为区域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要因。在经济的分析中结合民族文化要素来阐释，寻求符合各民族集团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团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经济发展之路十分必要。随着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等研究的发展，民族经济研究也日益成为重要的课题，一些学者投身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17)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从 理论 上和实践中不断深入。对于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更是需要下大气力的课题。
2、“区域民族经济”概念
应当看到，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生产方式受到 自然 环境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的制约，因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水平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先进民族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本民族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与水准的特殊性。
我曾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这一概念，是指特定区域中的民族经济，不同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经济。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区域内不同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是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即使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即民族区域，各民族之间相对集中聚居，却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经济特色。尤其是我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大抵以特定“区域”为基点，因此深入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18)
迄今为止，有关区域经济的研究成就显著，但大体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却不很注意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注重经济发展，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有机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样的不足还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在国家政策制定与发展战略模式选择等决策中也很明显。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 政治 权利的平等，重视少数民族的 社会 救济和解决其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等等，但就经济发展战略而言，多是以区域经济而不是以民族经济作为发展基点的。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研究其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应有位置或发展力度，无论均衡抑或倾斜的战略，都缺乏从理论上深入到区域中的民族经济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
正是在这种区域性的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于民族区域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 企业 的发展等等，虽然对于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但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形成不同的发展体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相对贫困成为反差共存体。这样的“二元化”或“多元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不利于带动少数民族经济的自身变革，严重的还与当地的民族经济发展相抵触。先进的经济要素向少数民族区域的植入，形成传统的民族经济结构与新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各种问题。如果不注重培植民族经济从传统向现展的基础，不提高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条件，势必造成城市与企业的独立发展同少数民族农牧经济较为落后状况的继续延存和并立。那么，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将继续失衡，呈现出固化性的“二元结构”。发展先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与城市经济，并使之与分散落后的少数民族农业和畜牧业并存，这不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进步的健康模式。
3、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现今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转变，特别应当重视落后地区许多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事实；要协调区域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重视区域内民族经济的特点，努力提高民族经济自身发展的实力， 总结 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上下功夫。近年，贫困问题受到重视，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且高度集中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几个省区。1993年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国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研究表明：“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此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重要原因。(19)
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区域自然物质条件和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也为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和习俗特征所支配。研究经济问题，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观念、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因为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积淀中的人来进行的，其行为规范、消费偏好、价值观念等等，无不受其经济思想和观念的支配，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尽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前的1759年，就写了《道德情操论》，直到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强调宗教文化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经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奇迹”要因探讨的催生而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受到注重，但经济学本身对此的研究依然很薄弱，而探讨经济文化一体性的努力更是难度极大。(20)
不能将民族经济问题仅仅看成是区域经济问题，要充分重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经济问题，协调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均沾关系，促进团结进步共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问题不容忽视。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协调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关系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局，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腾飞、国力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中有个“木桶原理”，即一个木桶的容量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可以说“经济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线决定的。”(21)这个原理用在这里不一定合适，但可以用来作为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的一种 参考 ：某一民族经济落后虽然不能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但能影响其发展水平，不能忽视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是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民族经济的基础一般比较薄弱，技术落后人才缺乏，自然和生活条件较差，贫困面大，产品单一竞争力不强。但大多具有资源、人力以及特色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因此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优势产业和名优产品，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应选准开发项目，培育主导产业；发展 旅游 业和各种贸易，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经营机制。同时加强扶贫攻坚，强化民族经济的造血机能，加速自身发展，“练内功”与“求外助”相结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有利时机，争取政策扶持，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与先进地区联合协作，使当地的资源优势同内地、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深化改革促进两个根本转变，加速农牧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和进步，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加强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力度，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进行少数民族人才的培育，缩小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是区域民族经济振兴的关键。强化民族经济的发展机制，在民族区域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区域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应当强调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互助，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区域民族经济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各民族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成为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保障。
市场经济作为开放性经济形态，有利于打破封闭落后状态，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共同进入统一市场；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民族区域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现在，国家更加重视中西部的发展问题，这就为区域民族经济变革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为区域民族经济的振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把握时机发挥优势，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的时代责任，也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不应忽视其基础──民族经济的发展与振兴。
注 释：
(1)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序言》。
(2)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 科学 出版社1990年版。
(3)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 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4)《论语·子罕》。
(5)《孟子·滕文公下》。
(6)《尚书·五子之歌》。
(7)《左传·襄公十一年》。
(8)《左传·隐公六年》。
(9)《墨子·辞过》。
(10)《孟子·尽心下》。
(11)《礼记·儒行》。
(12)《墨子·兼爱下》。
(13)参见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参见拙作：《“国”是锁不住的》，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8日。
(15)关于中外文化交流问题，前人做了大量研究，例如任继愈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共经历了汉、唐、1840年至1949年三个阶段，此后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见叶坦、赵光远主编：《文明的运势──中日民族性诸形态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第1-2页。
(16)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17)如施正一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万伦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18) 参见拙作：《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19)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50页。
关键词：传承人②；文化身份；文化观念；文化认知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2-0-02
近几年，传承人所在相关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新的文化进行重组的阶段，即文化传承人所存在的乡镇式生活方式（“乡土经济”）朝市场经济所趋近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缓慢过渡的阶段。因此，由于转型时期“传统”和“现代”本身存在的“不协调性”，导致这一时期传承人的文化心里认知观处于挣扎矛盾。人们所产生的观念随着本土文化环境转变开始发生变化，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民歌”，作为滋生本土文化表达的其中一项组合因素，也开始随着环境因素的发生变化。接下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承人的传习心态以及对传统文化所持有的文化价值观。
一、消费主义观念影响下的文化价值观
（一）消费主义风行消解了人们对于本土生活方式的肯定心里
市场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消费主义，而消费主义在现实生活中一再向人们暗示节俭是不对的，无钱是可耻的，花钱是体面的……各种消费品、奢侈品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无力消费他们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农民群体），所以，那些能够帮助人们过上基本生活、推进充足的文化生活发展、利用丰富的自给资源充实自我的地方性知识，在消费主义观念的横行下，生活在本地的人们，他所适应的能够维持本土经济运作的生活方式，不能为收入很少的乡镇、农村地区的自我提供正确且适应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加上人们不甘心满足现状，也想追求城市里那些生活得很体面的消费生活方式，于是矛盾就产生了，原本生活在本土的人们，一股脑的投入，去追求那些媒体上所宣扬、报纸报道且各种杂志推崇的那种在物质生活水平上比他们本土性生活水平高的生活方式，于是人们纷纷离乡背井，寻找另外一种所谓升华的享受形式。
乡土社会中人心缺失，宁静失去，人们离开乡土，追求消费广告上宣扬的“现代化”生活。而在本土社会中，在当地没有了作为传播载体的人，就没有办法对文化进行传承，不能进行传承也就无从谈起对传统文化音乐的发展与保护。传统音乐作为传统文化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在以前的生活过程中，一种为描述生活而歌唱、表达情感而歌唱、提高劳动效率而歌唱的功能已经逐渐淡化，放眼现在的民歌，主要作用就是为现代生活方式而服务的，也就是为了舒缓自己的心情而歌唱，为了增加娱乐性而歌唱。但是，娱乐方式已在现代化的生活中逐渐丰富多样起来，电视、网络、媒体上的大千世界都在不断吸引人们的眼球，冲击人们的听觉，所以，以前以民歌作为娱乐的群体，也渐渐脱离了兴趣点，转而享受其他的娱乐方式，结果，支持民歌的群体数量逐渐变少，并呈现“一去不复返”的状况。
大批的人们对于根植于本土的原有生活习惯，生活习俗，随着附之于其上的功能的消失，开始出现无所谓的心理，而且，不再执着于唱民歌来作为体力劳动、田间劳作之后的休息手段。伴随“消费主义”带给人们的“精神享受”满足了人们的各种欲望、各种猎奇思想，根植于“本土化”的生活方式开始消解，并逐步把人们推向了市场经济的洪流中，在这种社会思想洪流中，首当其冲的是代表农耕生活习惯，展现农民生活思想的民歌。
现代生活中，人们考虑的是怎么填饱肚子，享受更“现代化”的“精神消费”，包括网上冲浪、网游、听流行音乐、网络游戏。娱乐，只是人们放松精神的一种“附带品”，不能作为个体赚取物质资源的手段，所以，现时社会中，以娱乐为主要功能的民歌，似乎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化的今天，展现出格格不入，可有可无的姿态。加上，城市化的趋势不断增强，体现“乡土气息”的“本土性”生活方式不断遭受冲击，多种形式的享受方式层出不穷。在音乐领域，特别是流行音乐的介入，用它独有的朗朗上口、易记性、消费性强的特点征服了一大批听众，而作为“移风易俗，歌哭不同”的民歌离人们越来越远。
（二）农耕田野的回味巩固了人们对本土生活方式的肯定心里
虽然市场经济带来的消费主义现象影响着大多数人的心里，导致本土人员的大量流失，进入消费主义风行的现代城市，旧的生活模式渐渐被新的生活模式所打破，年轻一代的人们渐渐疏远了以前生活的文化情趣。老一辈的、仍然生活在本地的人们还是喜欢“回味”以前曾经的那些实践过且到现在还依稀可见的农耕文化，喜欢“回味”曾经唱过的传统民歌。而且从笔者实地经验到对方的心理依附感来f，特别是与40-70岁的本土居民谈话，的确了解到，人们谈到以前的生活状态的时候，表述的言语中更多的是，“那时候我们下地干活的时候有多么的好，大家在一起有多么融洽，就像一家人一样”，而且在一起“做农活”的时候更容易谈心等等。
[关键词] 区域经济 区域文化 协调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在谈到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时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同时，专题论述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如何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部署和具体要求，研究和探讨区域经济和区域文化发展的辩证关系，弘扬区域文化优势，强化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撑力，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亟待破解的问题。
一、理清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的相互关系
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的相互关系，就其本质而言，是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经济与文化的基本关系，表现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和文化的巨大反作用。首先，经济发展决定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对文化发展起支撑作用；经济发展过程决定着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但是，文化对经济发展也同时具有反作用，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优秀的文化观念越多、越浓厚，就越能为发展经济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落后的文化观念越多、越浓厚，经济发展的人文氛围往往就越差。
区域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构成，以区域为空间载体，通常包含了特色资源、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特色技术和特色经济区域等内容。区域经济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相对独立性和空间差异性，差异显出优势，优势形成特色。区域经济决定区域文化的发展，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和特质及发展水平的高低。与此同时，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会推动或制约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特色文化渗透进区域经济中，可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出现了三个最有特色、最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不同的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资源，深厚文化资源的积淀，可转变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资本，增强区域竞争力。
二、区域经济发展中强调文化建设协调性的必要性
如上分析，就一个区域而言，应当千方百计地充分利用本区域内的文化资源，做大做强文化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长足发展，增强本区域的综合经济实力、综合服务功能和综合发展环境，使区域经济发展少走弯路，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1.坚持科学发展观要求区域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相互协调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为主题，经济发展仍然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但已不再是发展的全部目的，而是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却非惟一的内容，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科学发展观中，发展始终是以人为核心的。同时，科学发展观特别强调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树立和落实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新理念。
2.区域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要求强调区域文化建设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很多地区在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新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一方面是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是文化建设的严重滞后。悠久的历史并不等于辉煌的现实，灿烂的文化并不等于先进的意识。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处改革开放年代，面对同样的富民政策，东南沿海地区却能抢占先机，在发展上走在全国的前列。而有些既有丰厚的文化遗产，经济建设又取得巨大成就的地区，也是既不充分重视和发掘本地区优秀的文化传统，又不进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培养本地区人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进意识，为本地区经济的后续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撑。总之，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地区存在着区域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不平衡的问题。
3.地方官员在经济发展中对文化建设的漠视要求强调区域文化建设
实践证明，国家和地区的竞争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文化力的竞争上，尤其对发展文化产业有了更现实的诉求，社会的和谐就在经济与文化的加速交融与互动发展中得以实现。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的现实，在国内不少的地方官员还是把经济与文化隔裂开来。地方建设与发展单独强调以经济为中心，很少顾及地方优秀文化传统的发掘、整理和传承，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先进文化的建设。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不能结合理解，影响了文化在事业和产业两个方面的健康发展。文化建设方面投入少、产出低、人才少、影响小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三、区域经济发展中加强文化建设的策略
“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方针。为了加强区域文化建设，更好地发展区域经济，我们认为应该在上述总方针指导下，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提高认识，由政府积极推动本区域的文化建设
首先要提高对于区域文化建设重大战略意义的认识。我们国家为了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激烈竞争，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张，并制定了相应的文化发展战略。而国家宏观的文化战略必须要有区域中观的、微观的文化战略的支持。因此，作为一个区域，要把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拿出抓经济工作的劲头来抓好文化建设，以达到文化带经济，经济促文化，二者协调发展。
在观念更新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应该积极推进本地方的文化建设。政府要花大气力抓文化事业发展，在规划、政策、投入和人才等方面发挥作用。比如，浙江省各级地方政府对培育浙商文化的高度重视，激活了浙商创业创新的细胞，使政府主导力、企业主体力和市场配置力得到有机的统一，有力地提升了所在地区的文化软实力，扩大了所在地区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这给我们加强区域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范例。特别是落后地区，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更要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以使该地区的人们从精神层面上跳出传统文化保守、排外、安于现状的固定模式，实现文化意义上的“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过度，从而保证地区经济迈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2.突出地方特色，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通过产业化，才能形成强大的整体文化生产能力；只有通过产业化，才能提高文化劳动的生产效率；只有通过产业化，才能不断提升文化产品的质量。近些年来，一些地区将文化产业作为战略产业来发展，有效地促进了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推动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因此，无论是建立文化大省（市）和文化强省（市），还是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都离不开文化产业的发展。
而发展文化产业，最根本、最主要的是整合和挖掘区域特色资源，打造重点文化产业区块。特色资源是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特色就是个性品牌，特色就是错位竞争力，特色就是文化资本的增值核能。由于“万紫千红，与众不同”的特性，可因特而大、因特而强、因特而优。我国各个地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它们是地方文明的见证、历史的记录，是建设先进文化的最佳养料。地方政府应该通过精心谋划，充分利用区域特色资源优势，开发重点文化产品，进一步整合优化文化资源配置，打造重点文化产业区块，如文化旅游休闲区块、文体用品制造业区块，以及其他新兴文化产品区块等，并对每个产业的发展制定详细规划，形成区域特色文化资本，产出“名、优、特”文化商品，从而获得强大的文化竞争力和显著的经济效益。
3.完善管理体制，加大政府对文化建设的投入
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关键在于创新政府管理体制，重点是要解决文化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严重脱节的问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建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近些年各地在这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但决不仅仅是简单的机构合并或消减，一些深层次领域亟待探索。比如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职能，在如何从办文化到管文化、从权力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等方面要明确定位，进一步形成共识，切实减少对文化市场主体的行政性干预。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重在培育文化发展主体，在民营经济发达地区，更重要的是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鼓励民营资本、社会资本向文化产业投资，并积极吸引海外资本、外地有实力、知名品牌的文化资本参与本区域文化建设。
同时，发展文化事业，必须要以政府的公共投资作为先期投入，其中包括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护和实现人们的基本文化利益以及营造文化基础设施、扶持示范项目、培养优秀人才等。尤其要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不能完全采取商业化、市场化等操作方式，政府在政策上要给予倾斜，对重点文化产业项目，政府要予以积极引导启动和支持扶助。
总之，经济和文化是区域社会发展的双翼，文化的滞后会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经济的落后又会限制文化的深度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必须结合起来，让文化融入经济、服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各地方应该按照我国政府制定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的战略布署，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进区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区域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共进。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张佑林:《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中国青年学者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一、现阶段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
(一)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起着核心的影响。
区域文化是区域内形成的思想意识的集合,是逐渐形成于这个地区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反映了一个地区特殊的人文历史风貌,也创造了这个地区基本的有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的人文特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区域文化反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区域文化的反作用主要变现为,一是文化建设通过对社会群体利益、愿望的反映和确立意志的理想信念,对形成适应经济发展的先进文化理念和环境有利,继而激发创造力,引领经济高速发展,二是通过文化建设对建构制度工作的引导,满足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优化,从而提供在经济发展上的精神动力。
2.区域经济发展受区域文化的影响。文化上的认同是指人与人之乃至于人与团体之间的对同一文化内涵的肯定,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一种特有化心理状态,它具有一种将不同的人团结到一个团队中的凝聚力。文化认同的表现具有多个方面,既可以通过浅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如语言、文字、建筑、服饰等方面,也可以通过深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如行为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所以文化认同是区域内经济不可忽视的因素。区域经济合作与文化认同有较强的关联,没有文化认同的连接,区域经济合作就无法整合。通过文化认同对于降低风险成本和加强区域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3.特色的区域文化造就特色的区域经济,区域文化的发展直接受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向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与此同时,区域文化反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文化影响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部分,致使区域特色经济的形成,致使区域经济便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空间差异性,差异显出优势,优势形成特色。
(二)基础设施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替的作用
基础设施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以公路、铁路、机场、通讯、水电煤气为主的基础建设;二是以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社会性基础建设。
1.基础设施是促成一个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目前基础设施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有两种见解:一是认为区域基础设施是促成区域经济出现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基础设施对促成区域经济增长出现差异的影响甚微。从理论层面看,上述观点取决于区域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类型。在基础设施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势必将是造成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根本因素-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力。交通通信、能源、水利设施等,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明显有较强的作用,时下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科技手段和在科技手段的相关创新在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起着最为直接深刻的影响作用。
2.基础设施是创造和提升区域市场竞争环境的基本要素。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竞争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作用。在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特别是科技手段不断进步的今天,如果地区不能拥有较好的基础设施服务,特别是科技手段方面,就会削弱自身的竞争力和优势,从而导致其在发展中处于劣势;而那些拥有较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较为先进的科技手段的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可能具有更多的机会。
二、我国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减弱区域经济的差异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并且此类不平衡性大有逐渐增长的趋势,这将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面临的居大挑战。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一面显示得十分清楚,即: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东部沿海地区获益远远高于内陆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与沿海东部地区差距日趋加大。总的来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东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上的差距继续加大。东中西三大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十分明显,东部最快,中部次之,西部最差。
(二)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形势严峻,困难重重。
(三)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处境尴尬,所面临的发展压力较大。在东部发展形势良好,西部大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政策形势下,中部地区原有农业发展的道路日趋狭窄,同时制造业也未见起色,中部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造成我国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国家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导向和扶持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不协调的根本原因。纵观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国家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导向和扶持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改革开放政策使得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榜首位置,西部大开发政策也使西部地区保持了经济上的良性增长。
(二)区域问自然因素的差异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自然因素的差异直接影响区域间经济发展的速度,有一定的不平衡也在所难免,在此就这点本文不作过多的论述。
(三)区域间科技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悬殊,这是造成我过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核心问题。东部地区以其便利的交通优势和区位优势,较为便捷地获取了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国内外的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汇集于东部地区,奠定了东部地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上领头羊的地位,其次西部地区通过政策的调控,在继东部地区后再次获取了先进的技术和较好的科技创新能力,所以时下西部地区发展情况较好。
三、相关建议
(一)增加对科学技术和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提升区域内自身整体的科技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这是区域自身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核心思路
(二)增加区域自身对外开放程度,便于更好更方便吸收区域外的先进科技和较为前沿的科技创新成果,这是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地域文化;区域经济发展;壮乡文化
中图分类号:F127.4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6.005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6-0015-0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日益加剧,较为突出的是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明显。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已引起各方关注。传统的观念认为,一个地域的自然资源、区位情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但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些自然资源、区位情势相似的地域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致,甚至差异很大,而形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地域文化的不同。
一、地域文化与壮乡文化
所谓地域文化,是指生活在特定区域的人群在从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文心态、民族艺术、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的总和。[1]它的形成是由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制度变迁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徽商、晋商,其商业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都是由于当地土地贫瘠、耕地稀少、生存环境恶劣、人多地少的现状迫使人们不得不外出经商以谋求发展。两大“商帮文化”中的重商主义精神由此发源。
壮乡文化则是指生活在广西境内的以壮族为主体的包括瑶族、苗族、侗族、京族、仫佬族、回族、彝族、毛南族、水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在内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具有浓郁壮族特色的风土人情、思想观念、社会习俗等文化因素的总和。
壮乡文化以壮族为核心,壮族现有人口约1548.9万,大量分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其发展历史悠久,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不仅创造了悠久的农耕文明,而且很早就发展起了种类繁多的手工业,尤其在金属铸造业、陶瓷手工业、织染业等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
二、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看,区域经济是地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地域文化发展起着支撑作用,决定着地域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地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性质等;[2]同时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方面,地域文化对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具有导向性和凝聚力。经过漫长历史形成的地域文化,因其共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规范而对生活在该地区人们的生产经营方式具有导向作用,人们更容易按照传统的方式去组织生产、发展经济,利用相互间内在的聚合性大大减少交往的摩擦和费用,获取巨大的社会效益。比如,温州企业大多采取家族模式,是因为温州传统的商业文化使温州人深知当前社会的信用状况不好,因而不相信外人,坚持自己的钱自己用,自己的企业自己管。而地域文化的凝聚力则体现在,由于共同的文化根源,主体间更易于相互沟通,形成合力,使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组织成为可能。重信誉,讲团结互助,是壮族重要的道德观。
另一方面,传统地域文化中的消极面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不良的影响,成为障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个道理被我国许多地区的经济改革实践所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向市场经济迈进过程中,经济发展滞后,相比于东南沿海地区步伐总是显得沉重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他们的地域文化环境偏向保守、内倾、守旧等,大多数人具有守成观念、平均观念,思想不解放,文化缺乏活力,农业社会形成的保守、安于现状等旧文化观念对地方经济发展造成了制约。而反观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区域,由于数千年来凝结而成的区域文化具有商业文化的传统,改革开放后,在其创新精神的熏陶下,人们观念开放,制度创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由于不同地域人们的文化秉性和文化环境不同,其经济行为决定了经济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地域文化对一个地区人们的经济行为乃至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主导本地区人们的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
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色一经形成,必然内化、沉淀为当地人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从而对人们的经济思想和行为发挥导向作用。如壮乡文化中的传统道德观念――鄙商观念,就成为了制约壮乡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道无形障碍。壮族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农业民族。在壮族地区,古籍屡有记载:其民“惟知耕作,不事商贾”。[4]在壮族的道德观念中,经商者大秤进、小秤出,抬高物价,牟取别人的血汗钱,是不道德的,人们内心深处对商人充满了鄙视。鄙商,既源于壮族诚实勤劳、反对损人利己的道德观,同时是一种古朴原始的平均分配的平等观念的反映。鄙商观念使得壮族地区历来商品经济不发达,始终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由于经商的人少,社会经济不活跃,使得壮乡居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
(二) 能够提升和丰富区域形象,有利于招商引资,整合经济要素
一个有特色的、有良好精神内涵的区域文化可以使本地区在外部树立起一个良好、深刻的区域形象,这对于本区域引进外资和人才、与外部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无疑是大有益处的。重信誉,讲团结互助,是壮族重要的道德观。对于结交的朋友,有言必信,有约必至,有事必帮,真诚相处,具有“与而不求其报”的优良传统。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壮乡文化中的这种优良传统塑造了广西良好的总体形象。可以说,近年来广西经济吸引外来投资逐年增长,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地域文化能吸引外部经济资源和使区域经济产生向心力,所以区域文化具有整合经济要素的功能,为区域经济发展搭建文化平台。
(三) 可以培育和推动区域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的创作研究、服务等活动的产业。虽然壮乡多民族居住区的民俗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新世纪发展均比较迅速。但是由于壮乡地区经济历史上长时期处于一种较落后的状态,其灿烂的艺术文化仍未对广西经济的发展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壮乡文化对外来投资者还不具有吸引力;同时壮族文化中工艺技术很高的手工业如陶瓷、壮锦、铜鼓,还有壮族的“民歌”、绘画、崖壁画等,都还没有作为一种文化产业来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些极具商业开发价值的文化资源还没有被应用于造福壮乡人民的经济事业上来。
(四) 地域文化使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容易受到历史、地域的影响,具有历史传承性
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状况无论其如何变化,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该地区历史上产业发展的影响,或是在原有农业基础上进行延伸,或在原有产业基础上继续发展壮大,或对原有产业进行革新,更有甚者能够经过整合形成该地区独特的产业结构模式。如壮族地区在明清时期就开始大量种植甘蔗、油桐、油茶、花生等经济作物,而今,广西的制糖工业和食品工业发展良好,这既是在原有农业基础上的延伸和革新,又是对壮乡文化在经济上影响的一种传承。
三、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第一层次的影响是指地域文化对该地区的人们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是该地区的社会群体在长期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一经生成,就以其特有方式对该地区的人们在思维方式、行为准则、道德及价值观念等方面产生全面的调节和控制,使社会集团的每一个成员都处处受其影响。这一点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不仅使人们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具有自身的特色,也使地区经济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的文化烙印,最终使区域经济产生不同的发展道路。区域文化渗透于特定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从而形成区域特色经济。[4]所谓特色经济,通常包括特色资源、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特色技术、特色经济区域。最典型的例子是“从商文化”形成了温州经济。
第二层次的影响是指地域文化对区域产业建设具有重要影响。产业状况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素质和发展后劲的重要标志,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一个地区的落后,不仅仅是经济统计指标的落后,更重要的是人自身文化素质和文化观念的落后。落后地区的传统文化造成人们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精神与商品意识,是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内在原因,它不仅造成了落后地区现阶段的经济滞后,也是地区经济未来发展的最大障碍。[5]保守的内倾的文化往往倾向于内向性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较单一,生产特点为自给自足;而外向性文化其产品结构则注重多元性、商品性、外向性,注重人文的文化,往往满足于资源型产业和初级产品的加工;而重商业开发的文化更注重资源的深度开发与产品的更新换代。
第三层次的影响是指地域文化以一种文化产业的形式,如民俗文化产业、旅游业,来对区域经济施加影响,是一种直接的影响,能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带来直接的收入效应。
现时代,文化与经济的融合越来越紧密,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拉动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地域文化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为旅游开发的重要对象,如广西的桂林山水是壮乡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自然人文资源,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去旅游观光,它的开发带动了当地的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餐饮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二是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7]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利用自身的民俗文化、自然景观、工艺文化等传统文化资源为当地的经济贸易、招商引资、经济产品开发搭建良好的平台,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三是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文化资源可以增加产品的文化含量,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应。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的消费需求呈现出多样化、高档化,消费品味不断提高,越来越重视产品的文化内涵。许多企业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对产品进行文化包装,有力地提升了产品的影响力、辐射力和吸引力,增加了产品的美誉度和知名度。
至于地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则是我们应该加以注意和进行改造的。如我国西部文化因其地域和历史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封闭性、凝固性和保守性。随着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农耕文化所固有的弱点显露无遗。另一方面,人们的欲望本能又在片面的市场经济理念的诱发下被极度放大。作为西部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壮乡文化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此类现象,而这些地域文化中的消极面是与现代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严重阻碍着地区创业的发展和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最终使区域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四、努力促进壮乡文化对广西经济发展发挥积极影响
第一,努力推动壮乡文化的社会变革,拓展其文化的开放性、进取性和灵活性,打破西部文化中常见的安贫守旧、得过且过的惰性心态,实现壮乡人民的观念革新,激发他们内在的创业和竞争意识。观念的变革是推动壮乡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乃至整个广西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地方政府在探索地区经济发展、向内寻找经济发展滞后原因的过程中,应意识到民众观念变革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应加强对创业致富、经商致富行为的正面宣传,树立一批壮乡企业家的模范代表;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积极引导创业的社会氛围,反对“无商不奸”、“不事商贾”等传统偏见,使得壮乡民众的创业行为得到更多的鼓励和社会的积极支持。
第二,加强对壮族等少数民族集聚区的教育投入,提高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知识文化水平。在弘扬壮乡文化中孝敬父母、尊老爱幼、互助团结、热情好客、崇尚勤劳等传统美德的同时,对于原来比较保守的、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如鄙商观念、自然经济观念、狭隘心理等,要通过拓展他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使其了解商业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等途径来促进他们理性认识从商行为。社会各方也应积极营造一个有利于壮乡民族企业家形成的大环境。
第三,充分挖掘壮乡文化遗产,对其中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文化产品,如壮锦、铜鼓及其他一些工艺水平很高的工艺品,进行产业化开发。以壮锦为例,壮锦是壮族的传统纺织工艺品,与湘绣、蜀锦齐名,图案精美、织工精细,享誉海内外。对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壮族聚集区,可以组织专业化生产,利用各种资源加强对外宣传和推广,使之成为市场上畅销的民族特色产品,进而演化成为地区经济的一个产业增长点。
参考文献:
[1] 程恩富、顾钰民、方家良等.文化经济学通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2] 周尚意、孔翔.文化与地方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3] 省略/zxfq/
[4] 李锦宏、陈越.区域经济发展中区域文化的影响机制分析――兼论区域文化与区域竞争力的逻辑关系[J].新西部,2008,(04):70-71.
[5] 徐李全.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