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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弊赏析八篇

发布时间:2023-09-25 11:21:18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弊

第1篇

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由于成功实施了以政府主导性、出口扩张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随着日本经济在战后的重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70、80年代以来,作为在东亚地区唯一的经济发达国家,日本开始逐步向东亚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在东亚地区建立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东亚雁行国际分工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东亚雁行发展模式”。

“雁行模式”的提法起源于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在这一理论模式中,赤松要认为,日本的产业发展实际上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重新进口四个阶段,因为这四个阶段呈倒"V"型,在图表上酷似依次展飞的大雁故得此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日本学者引用赤松要“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将战后东亚地区国际分工体系和经济发展过程也喻为一种“雁行形态”或“雁行模式”。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基本内涵是:战后以来,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潜在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者又将其成熟的产业依次转移到东盟诸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80年代初,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开始参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勾勒出一幅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图景,在他们之间形成了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

随着东亚区域雁行国际分工体系的逐步建立,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深。纵观整个东亚地区,就地区对外贸易来看,东亚区域内相互出口由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30.2%增加到90年代前期的38.3%,同期的相互进口由28.2%增加到34.5%。1994年,整个东亚地区内部相互贸易的比重已占全部贸易的43%。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在短时间迅速波及到其他东亚国家(地区),也充分反映了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经济关系的紧密程度。

由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基于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之上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加之地缘上相近,文化传统上相亲,因此,二战以后,在东亚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非制度性经济圈。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逐渐式微和弊端显露

客观地说,二战以后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雁行模式”的建立以及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东亚经济圈的自发形成,的确带动和促进了东亚地区在战后的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在这个自发形成的经济圈中,日本已经成为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四小龙”已向中等发达经济体迈进,泰国、马来西亚等也步入了准新兴工业国之列。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的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主的“雁行模式”大有式微之势,特别是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传统东亚“雁行模式”的一些弊端开始集中显露,目前东亚地区正处于一个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省与重新定位的关键时期。

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逐渐式微

东亚经济的传统雁行发展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垂直型分工为主的国际产业转移与传递体系,其建立与维持的前提是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与层次性。但是,这个前提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已经持续10余年处于萧条和低迷的局面,至今无法自拔,其在经济赶超时期曾经发挥过巨大效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深陷于“制度疲劳”之中,在当前以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落伍了。日本经济的黯然衰落,使其在东亚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中的领头雁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其次,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加速进行经济赶超。如今,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东亚其他各国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正在逐步摆脱逐级跟进的传统模式的障碍,开始跳跃式地进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日本与“四小龙”之间的分工层次差距日益缩小,同时,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加之其初步形成的从基础技术到中间技术再到高技术产业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未来也有望形成一个与日本并行的产业与经济板块。总之,由于领头雁的迷失方向,“群雁”的正在加速赶上,东亚传统“雁行模式”必然逐渐式微。

2.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弊端开始集中显现

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弊端开始集中暴露与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东亚发展中各经济体在资本、技术市场上对于日本与美国的过度依赖。传统雁行模式下,东亚各个发展中经济体一方面依赖于区内外先进国家(主要是日本与美国)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向其自身进行产业转移与传递,另一方面东亚洲各个发展中经济体(除中国大陆外)由于内部市场的相对狭小,又必然依赖于外部市场需求(主要是美国)对其产业发展进行支撑,这种很强的依赖性是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本质与特征所决定的。因此,在传统“雁行模式”中,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具有“进口对日依存,出口对美依存”的重要特征,随之也就带来了传统模式在运行中的脆弱性与波动性。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汇率波动与市场需求等原因,美国对于东亚产品的进口规模开始下降,这成为1997年东亚金融(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之一。另外,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减少了其从东亚地区的进口和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对于东亚经济的发展和危机后的恢复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2)区域内部处于同一发展层次的经济体在对外出口上的竞争加剧。在传统垂直型分工为主的雁行模式中,处于相同和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上的国家如中国与东盟诸国之间,东亚四小龙以及四小龙与日本之间在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雷同性,这就带来了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压力与矛盾。以东盟与中国的竞争为例,由于双方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双方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纺织、鞋类以及组装类电子产品出口方面的竞争有加剧之势。本地区同一层次国家之间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上的雷同性和竞争性,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在未来的稳定增长是极其不利的,最终可能带来一种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的局面。

(3)传统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非制度性特征阻碍了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二战以后,传统东亚雁行国际分工体系的组立和东亚经济圈的形成,是各国企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考虑到地缘相近与文化相亲的优势,以投资与贸易相互循环的形式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性固然显示了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有着坚实的基础,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制度性合作因素的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进一步扩大。例如,日本由于经济萧条的影响,在农林产品上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增强,中日贸易摩擦有加剧的趋势。2001年4月23日,日本农水省对中国大葱等3种农产品的进口实行200天紧急“设限”,6月8日,日方又宣布,全面禁止从中国进口所有家禽及禽类产品。中方则针锋相对,对日本产的汽车、手持和车载无线电话、空调3种进口商品加征100%的特别关税。以上事例说明,由于传统东亚经济圈的非制度性特征,使得具有传统经济依存关系的东亚各个经济体之间继续保持较高的贸易壁垒,而且无法通过制度性的途径避免发生贸易摩擦或公正合理地及时解决贸易摩擦,这些弊端都严重阻碍了东亚地区贸易与投资的进一步扩大。

三、“后雁行模式”时期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如上所述,目前,东亚地区传统“雁行模式”逐渐式微,传统雁行分工体系的弊端开始暴露,那么,如何对当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国际分工的态势进行判断与定位呢,笔者认为,比较符合实际的提法应该是东亚区域经济发展正处于“后雁行模式”时期。

所谓“后雁行模式”时期,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目前东亚区域分工与经济发展本质上仍然是传统“雁行模式”的延缓,这是由当前东亚各国(地区)之间依然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层次性所决定的,特别是东亚的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国以及中国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所以传统“雁行模式”仍然会在相当大的范围,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东亚地区有继续存在的条件与基础,而且这在客观上也有助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特别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二,目前东亚区域国际分工体系正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区域国际分工体系过渡。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特点是:在宏观上,日本,四小龙、东盟诸国与中国之间相互的水平分工关系正逐渐增强并最终会占据主导地位;在微观上则存在着以日本、四小龙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在东亚地区构建的网络化跨国生产体系,即通过企业内部国际分工,将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在本地区进行区位上的优化配置。相应地,建立在东亚地区未来的这种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国际分工体系基础上的发展模式,与雁行模式相对,更是可以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各国之间相互超越、相互牵引的“群马模式”。

面对东亚“后雁行模式”时期的现实,当前东亚各国(地区)的任务无疑是采取措施,尽量避免现有“雁行模式”的弊端,并采取措施促使区域经济发展顺利走进新的“群马模式”时代。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有必要改变东亚地区传统的非制度性合作的形式,“以合作求多赢,以互惠防俱伤”,加快推进以制度性合作为特征的东亚地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具体说来,积极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在以下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

1.可以促进东亚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保证未来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

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也是区域内各国(地区)取消或降低贸易与投资壁垒的贸易自由化过程。东亚地区在过去10年中,区域内贸易有所增长,但是由于缺乏制度性的贸易自由化协议与安排,因此只能进行功能性的经济合作。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之间的区域内贸易为例,2000年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19.8%,大大低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46.5%,相比之下,中日韩三国间直接投资水平更低,2000年,韩国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比例分别只占各自对外直接投资的8.3%和2.0%,而韩国与日本间相互直接投资也均只占各自对外直接投资的1.7%。因此,东亚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将东亚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潜力极大地释放出来,可以缓解乃至最终摆脱目前东亚各经济体对日美等发达国家经济的过分依赖的不利局面。特别是对一些经济较为发达而对外部市场依赖性又较强的东亚经济体,(如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等)来说,扩大对区内其他经济体的贸易与投资更是明智之举。随着中国经济的屺起,国民收入的提高,可以预见,其吸纳东亚产品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而日本在这一进程中也可以加速突破国内保护主义的障碍,向东亚其他经济体开放其国内市场。总之,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区域内各国(地区)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潜力将会得到深度挖掘,从而保证地区经济在未来的稳定发展。

2.可以化解区域内各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竞争性矛盾,实现区域内经济的共同发展

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上雷同的各方可以在区域内广泛开展产业专业化分工与重组,从而化解当前的不利竞争局面。以中国与东盟为例,假设A和B两种均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且都具有规模成本递减的特征。区域经济一体化前,在中国与东盟都生产A、B两种产品,并且在出口上相互竞争。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开始后,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或者进行区域内协议分工),对于A商品的投资、生产、出口开始集中于中国,对于B商品的投资、生产、出口开始集中于东盟,这不仅可以化解双方原有的不利竞争局面,而且各自专业化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还可以使A和B两种产品在成本下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向区域内外的出口。总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促进区内专业化分工格局的形成,实现区域内各国(地区)经济的共同协调发展。

3.有利于降低投资成本,避免重复投资,为跨国企业在本地区构建新型的国际生产网络体系创造更为有利条件

第2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区域;非均衡性;影响因素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的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在我国各个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差别,使得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出现非均衡性,农村区域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不管在区域金融发展的效率上还是结构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别,因此,在各个地域之间,区域内部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一因素使得农村经济发展严重失调,同时也对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对农村金融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分析。

一、农村金融区域发展非均衡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当前,农村金融区域发展非均衡性影响因素主要有发展制度上的弊端、发展环境方面的弊端以及扶持力度方面的影响。下面我们就来对其进行详细的探讨:

(一)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制度上存在弊端

在我国农村金融区域的发展制度具有非常浓重的政府色彩,各农村金融区域在各地政府的统一强制安排下正在进行金融改革。这是一种垄断性的做法,对地区在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上的差异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造成各地区金融发展出现一定程度的非平衡性。这种由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是由政府执导的,脱离了以微观经济主体金融需求为基本点的原则,是一种为政府利益而制定的金融制度,

(二)农村金融区域发展环境的影响

虽然当前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从农村金融区域发展的整体环境来看,还是存在很多弊端。一方面,是因为西部农村地区没有完善自身的农村信用体系,贫困地区人们的诚信意识也较为薄弱,再加上信息的获取成本较大,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也较为落后,导致了农村区域金融发展环境得不到完善和进化;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中西部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能力较低,且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比较单乏,落后的金融服务体系并不能较好的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时间一久,这样的发展环境会对农村金融区域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使区域间的差距逐渐拉大。从我国区域整体结构来看,也可以看到地域差异也是较大的,可以看到东部沿海的金融区域发展环境相较于西部地区占据明显优势。

(三)政府扶持力度方面的影响

在农村区域发展过程中,政府行为对其差异性的形成有着关键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中。在对各个区域的扶持过程中,因为东部地区有较为明显的经济优势,所以扶持作用较为明显。政府也在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实施相应的扶持,但是扶持力度较弱,这是中西部农村金融区域至今仍然还较为落后的主要原因,使得农村金融区域差异化不断加大。

二、平衡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的有效措施

(一)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

我国普遍存在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状况,为了能使区域和内部的发展差异尽量缩小,政府应该将自身的作用和优势全面发挥出来,对各地区金融性机构进行相应的扶持,特别是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更应该加大扶持力度。为了能带动贫困地区的发展,应该进行金融中心的培养,并提升其引导性作用,然后以金融中心作为基础,向四周进行引导性辐射,实现完善金融机构的目标。

(二)实施差别化调控政策

因为有地域以及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所以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差异。我国东部地区的资源条件较为丰富,发展水平也远远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且国家对各个差异化区域实施了统一金融政策,造成一些地区的发展条件受到限制,这并不利于缩小地区间发展差异。据于此,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先对各地区的区域差异性进行充分考虑,再进行相关政策的制定,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制定能满足各地方区域发展需求的经济金融政策,使政府的市场经济调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实现金融调控的弹性化,最大限度缩小金融发展差异。

(三)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

造成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市场化程度差异。所以,应该加快中西部市场化建设,通过对中西部资源优势的利用进行市场开拓,以此来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市场观念意识。另外,为了使整个市场经济的竞争力得到加强,应该实现股权结构的多样化,并鼓励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个人私有制经济、基金经济等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培育多元化竞争主体。同时,为了能使各群体的融资需求得到满足,应该对市场机制进行完善,加强农村信用社改革,坚持合作金融思想观,使农村信用社对金融发展的正面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三、总结

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农村金融区域发展非均衡性的出现会对其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各地区政府应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对各个区域进行相应金融体系的构建,实施差别化的区域金融政策,建立一个完善的金融机构,使周边贫困地区的金融发展得到带动,以此来促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发展。这样一来,就能使农村金融区域发展非均衡性得到减小,并促使农村金融区域而得到协调发展,进而推动农村经济得到全面发展。

作者:郭栋 张雨佳 单位:山东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梁富华,陈业海.农村金融区域发展非均衡性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农业信息(上半月),2014.

[2]谢玉梅,徐玮.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实证研究——基于2006-2011年的经验数据[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3]胡敏,刘益民,刘绍均等.当前农村金融支农能力弱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亟待关注[J].武汉金融,2016.

第3篇

[关键词] 会计舞弊产生机理治理途径

一、问题的提出

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上市公司披露“公开、公平、公正”的会计信息。股东通过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能够观察和控制经理的行为,即使股东无法达到控制的目的,但至少可以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做出购买、继续持有或抛售公司股票的决策。然而,会计造假现象的屡见不鲜,使全球的投资者都因此而缺乏投资的安全感,引起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巨大震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证券市场频繁出现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现象,诸如琼民源、郑百文、银广夏、大庆联谊等。随着上市公司“掏空”“造假”等会计舞弊案件的接连曝光,使中国股民从曾经对股票市场趋之若鹜到现在的谈股色变。这些大公司的轰然倒塌,严重损坏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阻碍了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会计舞弊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会计舞弊?为什么会产生会计舞弊现象?该如何治理会计舞弊?国内外许多学者围绕这些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二、会计舞弊的产生机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1.会计舞弊的含义及特征

会计舞弊是指行为人以获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和有目的地故意违背真实性原则,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规章规范,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行为。一般具有这几个方面的特征:

(1)行为的欺诈性,区别于会计错误。

(2)行为的违法、违规性,区别于盈余管理。

(3)行为的隐蔽性,行为人以种种伎俩掩盖其舞弊行为,是局外人难以发现。

(4)行为的危害性,行为人以获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通过各种手段造成会计信息失真,最终给他人、企业乃至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

2.会计舞弊的产生机理

对于为什么会产生会计舞弊,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答案。国外有代表性的会计舞弊成因理论有冰山理论(二因素论)、三角形理论(三因素论)、GONE理论(四因素论)和会计舞弊风险因子理论。这几种理论基本上都将会计舞弊形成的因素分成两种:外因和内因,即发生舞弊的外部环境、机会以及舞弊者自身因素(动机、道德品质等)。国内部分学者通过运用以上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如阎长乐(2004)从压力、机会、合理化3个方面着重分析了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的条件。另外,国内大部分学者如綦好东(2002)、张宏亮(2003)、曹筱春等(2005)、曹立(2006)等,运用经济学、行为学等理论,结合上市公司性质及我国现状,对会计舞弊的直接和间接原因进行了不同的表述,一般集中在利益驱动、两权分离问题、信息不对称、委托―问题、公司治理失衡、内部人控制及一股独大问题等几方面。

本文认为,以上提到的许多因素都与会计舞弊的发生有很大关系,但一些学者在论述的时候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即所提到的各种原因之间要么存在重复,要么将直接和间接原因并列,所以显得有些混乱。为了弄清会计舞弊产生的内在机理,本文在借鉴有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会计舞弊的产生有如下过程:在两权分离情况下,利益驱动下的委托人(股东)与人(经营者)的目标函数必然出现不一致,加上信息不对称提供的条件,人就存在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但由于交易成本过高或监督者的能力有限等因素,用来抑制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失衡,出现内部人控制或一股独大问题,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就可能变为现实,从而产生会计舞弊。其逻辑结构大致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上市公司的会计舞弊问题根源在于人自身利益驱动,而信息不对称与公司治理结构失衡提供了客观条件,实际上就是在两权分离条件下产生的委托-问题。另外,从图中所示的Ⅰ、Ⅱ、Ⅲ、Ⅳ区域,也可以看出前述的一些学者对会计舞弊产生原因分析的混乱之处,即把Ⅰ、Ⅱ、Ⅲ、Ⅳ区域中的相关问题并列或重复地论述。

会计舞弊产生机理逻辑图

为了深入理解上述会计舞弊生成机理,下面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按图1中由左至右(Ⅰ―Ⅱ―Ⅲ―Ⅳ―Ⅴ)顺序对会计舞弊成因进行分析。

现代企业与古典企业最大的区别是实现了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在现代企业理论中,企业是社会公众合作投资的一个具体项目,它是股东、管理者、职工、债权人、供货商、购货商以及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参与的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周其仁,1996)。其中,管理当局构成的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缔结的契约是企业契约的核心部分。企业财务资本的所有者即股东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剩余索取权的行使)受到剩余控制权的决定性影响。在现代企业中,债权人领取固定的要素投入回报,不享有剩余索取权,故在正常情况下,企业剩余控制权不影响其利益,债权人没有激励去争取剩余控制权。而如果由众多股东共同行使剩余控制权将造成过高的交易费用及搭便车的行为,并且股东作为外部人,对企业具体生产经营状况的信息掌握不多,经营才能有限,由其行使剩余控制权的成本太高。在此情况下,要实现企业产权就需要引入委托―关系。

在信息经济学中,委托―关系是指任何一种涉及非对称信息的交易,交易中拥有私人信息或者说信息优势的参与人被称为 “人”,不拥有私人信息或者说信息优势的参与人称为“委托人”。由于交易被视为契约的组合,委托―关系的形成也就是一种契约的订立和执行。股东通过契约将剩余控制权委托给董事会,而董事会又进一步委托给经理。通过这种契约安排,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这时两权分离问题可以转向对企业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分离情况下的委托关系分析。

然而,在这种委托―关系下,将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安排给经营者享有之后,股东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股东与经营者的目标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在委托―关系中,“如果关系双方都是效用最大化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不总为委托人的最佳利益行动。”事实上,在利益驱动下,委托―关系中自利的每一方尽管都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仍会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即“一方参与人不会仅仅因为该行动是另一方参与人所希望的就真的选择该行动。相反,每个参与人都选择能最大化自己他或她的期望效用的行动。”股东作为出资者,追求剩余收益的最大化,而经营者作为自利的个体,其理性选择是最大化自己经济报酬。然而,由于委托―关系下信息不对称存在的必然性、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人的有限理性,公司契约具有很强的不完备性特征,即不可能在契约中把参与契约成员的所有权利和义务都规定下来。这样,作为掌握大量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私人信息的经营者,在利益驱动下,就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即不适当地利用手中的剩余控制权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可能。如果公司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无法抑制经营者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必然使其变为现实,会产生内部人控制问题和一股独大问题。

公司治理失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存在公司剩余控制权的“公共领域”(用R3表示)(罗必良,2005),主要是中小股东由于行权成本过高、能力有限或搭便车动机等自愿放弃的部分权力。这部分权力的大小是不确定的,在法律上难以证实,公司经营集团往往凭借其竞争优势(或职位产权)攫取公共领域中的部分含租产权,这部分权力的模糊是造成内部人控制的根源。

内部人控制问题主要是经营者凭借自己对公司管理的权威,即拥有对公司经营管理的特殊专门知识从而在有关信息(包括会计信息)占有及公布上享有的信息优势,可以借助舞弊等手段实现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不良意图。主要表现为过度的控制权收益,包括:过分在职消费、信息披露不规范(包括会计舞弊)、决策行为短期化、旨在扩大经营者控制权的过度的无效投资以及侵蚀股东资产的行为等。一股独大问题,主要是上市公司的股权过于集中,中小股东通过“用脚投票”行使控制权的约束力十分有限,大股东可以轻易利用手中的股权优势,将自己的代表按插入董事会,从而使自己的投票权比例大大超过自己拥有的股权比例,从而实现自己对具体经营环节的控制。通过对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的控制,大股东也很容易通过关联交易和人为利润操纵等会计舞弊行为,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在我国现有股权结构下,股权结构集中、未流通股及国有股比例过大,导致内部人控制及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严重,成为会计舞弊的盛行的温床。

三、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治理会计舞弊的必然选择

通过分析会计舞弊的产生机理,为有效治理会计舞弊提供了线索。由上述会计舞弊的产生机理逻辑结构图可知,要寻找会计舞弊问题的解决对策,只须按由右至左(Ⅰ―Ⅱ―Ⅲ―Ⅳ―Ⅴ)顺序去找。可以发现,利益驱动、信息不对称以及公司治理失衡都是与会计舞弊的产生有关。但会计舞弊问题的根本解决却很难前两者入手,主要因为:

(1)追求自利行为是人的本性,即使是道德品质良好的人也不例外。尽管道德说教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但毕竟只是软约束,作用有限,如果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会计舞弊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本解决。

(2)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以及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不到彻底解决。因此,有效地抑制会计舞弊的发生只能依靠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

第4篇

一、 监管特有的相反视角

政府监管这一视角,对应着反对特性的另一视角,也即部门利益架构下的服务视角。芝加哥学派经由多年调研,对区域之内的电力部门,进行了特有的价格查验。这样的学派,创设了部门利益独有的新颖视角,并让人们明辨了政府规制应有的真实成效。实证累积得来的数值成果,促动了部门利益关涉的原理形成。

例如:施蒂格勒经由实证调研,得来这一结论:通常来看,拟定好的管制路径、接续的管制设计,都要依托区域之内的企业,予以争取得来。平日以内的这种管制,服务于特有的受制企业。政府监管特有的利益指引,应当建构在集团原初的利益根基上;这样的管控,也应能促动利益层级的提升。

接纳了经济供求这一范畴的视点,解析了惯常提到的监管。把区域范畴中的工商企业,看成管控中的主体;把供求特性的总框架,看成解析的架构。从供求更替这样的总倾向,来判别监管对策特有的服务指引。

二、 多层级的理论影响

(一) 完善了旧有的框架

部门利益关涉的根本机理,创设了实证特性的调研方式。实证根基上的这种调研,让调研得来的真实数值,能折射出政府监管这一范畴的精准状态,且弥补了惯常调研路径下的解析缺陷。学术界经由审慎的反思,渐渐接纳了特有的实证角度,全面查验了规制关涉的理论。

(二) 变更了管控倾向

部门利益关联着的理论促动下,带有经济特性的政策,正在朝向放松的管控倾向去转变。伴随技术拓展,人们明辨了管控的必备价值,同时也发觉了潜藏着的管控弊病。例如:经济规制框架以内的若干手段,都带有局限的特性。为此,应当放松既有的管控,以便助推经济的拓展。

(三) 理论潜藏着的局限

部门利益关涉的规制原理,强调各时段中的监管代价,忽视掉了监管中的真实收益。为此,依凭这一规制机理,只能解释成效不佳的监管,却没能发觉成效凸显的管控领域,如消费权益特有的维护。理论解析依凭的假定,把多层级的关联主体,都设定成绝对态势下的经济人。这就促动了个体范畴中的最大利益,却带有绝对化这一倾向。除此以外,放松管控这样的浪潮之下,有着自然特性的垄断企业,如电能供应特有的企业,没能经由放松规制的路径,朝向放任这一方向去进展。

三、 体系的更替及完善

(一) 互通的理论关联

部门利益关涉的根本机理,促动了传统架构之内的原理审视;对解析得来的各类要素,予以全面考量。重设的这种审视,完善了旧有的机制框架,对市场范畴以内的价格监管、对应着的其他工具,也予以更替。公共利益依凭的传统机理,与部门利益特有的原理,都带有内在特性的价值。互通中的原理进展,能够吸纳彼此优势,创设了原理再生这样的新路径。

传统规制架构下的经济学,历经长时段的进展及变更,创设了可竞争特性的分支理论。它把惯常提到的激励规制,看成根本依托,超越了旧有的利益限缩。在这之中,可竞争范畴内的市场机理,引入特有的监管工具,修正了原初的公共利益。自然垄断特性被淡化的关联行业,被重新划归进市场这一范畴;用平日之内的剧烈竞争,替代严格态势下的管控及规制。

(二) 新时段的规制进展

规制理论特有的新近进展,被设定成修正得来的新规制。它把信息互通中的不对称,看成添加进来的博弈要素。对市场架构内的价格管控,予以查验监督;拟定的监管路径,着力去限缩耗费,促动监管成效的水准升高。这就设定了带有激励特性的价格管控。激励特性的规制,拟定了文本架构下的规制合同。这就化解掉了信息不对称特有的弊病,为接纳规制的关联企业,添加了内在特性的刺激。

(三) 弹性特性的规制途径

带有激励特性的多样规制,被整合于市场架构之内的垄断领域,如天然气特有的运送领域、交通运输关涉的领域、电力运送及对应着的电信领域。规则依托的评判机制,也凸显出公平的特性。弹性特性的规制空间,包含促动及激励这样的新规制、调和价格及限缩成本。这就衔接了自由态势下的规制,拓展了价格管控中的弹性空间。

第5篇

自古以来,我国就十分注重水利工程建设,却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水利工程建设通过改善自然环境结构,固然可以提高农业产业的抗灾能力,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但是不注重生态环境保护,长此以往必然会引发更大的自然灾害,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当前这个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题的时代,应将此项事业渗透到各个领域,兼顾水利工程建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平衡。

一、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水利工程建设是人类改善生存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利弊共存,我们应该用辩证的角度视之。具体而言,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影响生物多样

在人类与自然构建的生态环境中,生物多样性是其主要特征和规律。所谓的生物多样性是指一定时空范围内所有生物物种及其变异形成的生态系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日渐频繁,严重影响了生物多样性。水利工程建设作为改造自然工程项目之一,淹没了大量的森林草地,破坏了多样生物的生存环境。具体而言,我们可以根据生物陆生与水生的分类,就水利工程对生物多样的影响进行分析。其中,水利工程建设能够对陆生生物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主要成因包括库区淹没、气候变化、土壤盐碱化等,能够影响生物的种类、结构以及生存环境等。水利工程的兴建,减少了大片陆地面积,很多生物在的栖息或觅食面临危险。而水利工程对水生生物的影响多偏向于有利,因为它增加了沿岸湿地、沼泽面积,为水生生物的生存与繁殖创造了良好条件,有助于增加此类生物的种类和密度。同时,水利工程建设还改善了周边空气湿度,减少了森林火灾的发生概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周边防火等级。

(二)影响水文系统

水利工程建设会对水文系统的各个相关要素产生影响,包括水流速度、河流温度以及水域深度等,可能会改变整个所处地区的水文状况。假如河道两侧铺筑的透水能力较强,很容易引发两侧渗漏的现象,与之毗邻的地区地下水位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问题。而且,水利工程建成之后,其流入和流出水之间还会存在一定的温度差,其库内存水的水质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可以说利弊俱存。简言道之,水利工程建设使得水位被整体提高,其内部流通的水流速度相对减缓,这样很容易造成污染物的阻塞,不利于污染物的消除。但是,同时水利工程建设也延长了水源的运输距离和存储时间,其中所蕴含的氧气量会有所增加,水体资源的容量也自然得到了丰富和提升。大量储水还增加了单位面积的水压,能够对岩石裂隙或断裂面产生润滑作用,改变了地应力平衡状态,极易引发地震灾害,严重损害了周围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关于三峡水电站周边的地震灾害报道不断增加,这无疑印证了这一论点。

(三)影响气候变化

水利工程建设改变了原有的地质环境,库区与空间的接触面由陆地变成水流,相互间的能量转换方式和强度都发生了相应变化,进而导致局部区域内的气候变化。经相关数据统计显示,一般在冬季深度达到7米及以上的水库平均气温较之陆地高,而夏季则会发挥一定的降温作用,尤其在干旱地区这种温度差异十分明显。在高原地区则会出现增温效应。除此之外,水利工程建设还会对降水产生影响。在高温的作用下,水利工程的储水会进行蒸发,提高了空气湿度,能够产生降水增加正效应。另外,在气流的带动下,水域内风速加大,产生下沉运动,从而产生降水减少负效应。同时,水温的差异变化,相较于陆地大气层结构稳定,不利于对流的发展,也会产生一定的降水减少负效应。对于干旱的地域而言,影响其降水的因素集中体现为水汽来源和空气湿度,其较之陆地大的空气湿度特点,决定了此区域具备更加有利的降水条件,因而无论冷季还是暖季水利工程建设都会产生降水增加正效应。由此看来,水利工程建设对局部气候的影响,改善了人类的居住、生产环境。

二、水利工程建设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利弊俱备。最大限度地发挥水利工程建设价值,同时实现生态环境保护,是该项工程研究的重要议题。作者提出了以下几种建立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整体的策略,以供参考和借鉴。

(一)兼顾生态与经济的发展

我们并不否认水利工程建设创造的价值,但是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到其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秉持兼顾有机发展的理念和原则,制定完善的实施计划。水利工程建设对改善人类生存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在实践过程中要兼顾其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正确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推动两者的和谐发展。要树立正确的生态环境意识,加大水利工程建设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认真分析周边生物的生存需求,做好一系列的防护措施。尤其要注重对水利工程建设区域内生物栖息及繁衍环境的保护,在施工条件允许范围内尽可能选择环保行材料。同时,还要注意避开水生物迁徙或产卵的产地,尽量保留陆地生物的多样性,从而维持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在此过程中,还要建立合理、完善的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包括水文环境、地质环境、气候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从科学的角度有意识地避免水利工程建设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要坚持可持续发展观的引导,深刻认识到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和谐互存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和目标。

(二)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经实践数据显示,水利工程建设难以实现对生态环境的全面保护,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补偿机制,以尽量降低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虽然自然环境本身能够对水利工程建设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发挥一定修复作用,但是依然离不开人类活动的参与和介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最佳修复。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水利工程建设初期就要预判其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可行的补偿计划,明确其主体和范围。环境保护相关部分则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切实监督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实施效果,并作出进一步的完善和创新。水利工程建设单位则需要整合所有资源,合理地分配出其中应用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部分,保证此项工程资金到位,帮助建设地域恢复甚至优化原有生态环境平衡。在水利工程建设实践的过程中,部分影响因素是无法预判或避免的,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无法得到根除。这就要求相关单位兼备经济发展意识和生态环境意识,建立两者之间的和谐互动关系,转弊为利,使之更好地服务人类。

第6篇

关键词:行政区行政;跨域治理;区域公共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长期以来的政府管理模式都是以行政区区划为基础,进行相对单向性同时也相对封闭的管理模式。在上级政府部门的行政指令下,每个行政区划内根据本区的利益和具体情况进行政府行政管理。应该说,这一行政管理模式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并没有显示出太大的弊端,相反,它有利于划分不同行政区划政府部门的管理责任,并在积极的方面能够因地制宜。

然而,进入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有自己的现实国情和政府管理上的历史传统。所谓“治理”要求多主体,它是基于不同行为主体在不同领域中的能力能够满足解决相关问题的要求这一基础的。然而,在中国,公共事务最终还是由政府来解决,其他行为主体暂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和资源应对相应的问题。从而,从原有政府管理模式一下改变至跨域治理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以政府为行为主体和最终权威,打破原有行政区划的“区域公共管理”成为一种可以选择的模式。

二、行政区行政:需要被超越的旧范式

“在一级政府的地域管辖范围内,地方政府独占本区域内的行政管辖权,其权力行使的法律效力范围限于行政区域内部, 对其它无行政隶属关系的行政区域内部事务无权干涉。”行政区行政在一定历史时期符合了中国国内各地区有效的行政管理,但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下和应对新时期出现的一系列跨区域甚至是跨国公共事务中却变得弊端明显,甚至寸步难行。因为行政区行政关于权力划分和权力的地理边界的严格限制,只能利用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威在已经圈定好的行政区域内部行使权力、解决问题,这样强行的地理界限分割造成了跨域公共问题难以找到责任主体、解决主体,从而要么被搁置,要么被推来推去,要么各行其路。在不同行政原则、行政路径和区域利益的作用下,很容易造成“公地悲剧”,导致跨域问题难以解决。

制度与政府行政的发展是与时俱进的,政府的权威来自于其能将集中于政府的公共资源应用于公共事务的解决和公共问题的应对。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公共问题特点、形态的变化,使得原有的制度与政府行政的设计具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此时,对既有制度和政府行政模式的渐进式改革就显得十分重要。无论是从政府行政效率的角度,还是从政府权威合法性的角度,致力于最终能有效应对和解决公共问题都是其目标。因而,日益显示出弊端的行政区行政就成为必须要被超越的旧范式。

实际上,中国不是第一个面临随着经济和技术发展而带来的公共问题跨越边界难以有效解决问题的国家。相反,这是一个日益增长的全球共同问题。公共问题的流动性、外溢性、无边界性,不仅体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也体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一个地理范围的跨国区域内甚至是整个全球范围内。在国际社会上,中国作为一个“黑箱子”或者说“实心球”似的国家实体,已经广泛参与到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过程中,具有打破国家“边界”通过合作、双边乃至多边努力应对和解决公共问题的经验。这也为中国国内跨域公共问题的解决找到了一条理论上的道路――跨域治理。

三、跨域治理:未达的理想范式

跨域治理是针对于越来越多的“跨域事务”而兴起的新的公共治理和行政管理理念,它在根本上是由跨域事务的复杂性而造成。跨域事务的复杂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具有不可分割的公共性,跨域性公共问题的范围往往超越了任何单一部门、组织或政府层级的管辖权之外;其次,具有跨越疆界的外部性,政府机构采取政策所产生的后果可能是由其他的地方及人民来承担;最后,问题解决具有政治性,由于跨域事务本身的公共性具有不可分割的特质,因此无论是共同利益的追求,或是避免共同性灾难,都需要具备某种政治性的安排。

跨域事务的复杂性所要求的有效治理具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行政管辖和管理的内涵和意义。具体而言,跨域治理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部门、团体或行政区,因为彼此间的业务、功能或疆界相接及重叠而逐渐模糊,导致权责不明、无人管理与跨部门的问题发生时,即由公部门、私部门以及非营利组织的组合,透过协力治理、社区参与、公私合伙或契约协定等联络方式,解决难以解决的问题。”由此可见,跨域治理超越的不H仅是行政区行政的权力地理边界、责任边界和利益边界,也在应对公共事务的主体上发生了改变,是一种既有权力分配、运行模式的根本性变化。跨域治理要求政府权力的下放,要求私营部门、非盈利组织、社会团体甚至是公民个人的参与。但是这种纯粹的“跨域治理”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国情。首先,中国的行政权力结构一直是垂直性的,具有非常明显的层级制特征,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权力尚不充分。其次,中国的公民社会还处于发展初期,长期对政府权威的依赖使得来自于社会层面的私营部门、非营利性组织和社会团体没有培养和形成作为主体身份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能力和意愿。中国社会的行政机制长久以来就具有垂直性特征,不具有权威分散下放的民主理念根基和基础,还处在“简政放权”的初级阶段。从而,所谓“治理”的核心要义,多元主体在现行的中国国内政治体制和社会条件下,并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跨域治理的最终目标是解决跨域公共问题,而对于解决该问题的路径不应该是理论意义上的或者是教条的。公共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的是一种公共产品的供给,因而,从最终目标的实现角度,如何能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实现公共产品的最有效供给才是主要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最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实现跨域公共问题解决的范式就是目前我们应该追求的范式,而这种范式,既是对行政区行政旧范式适应社会发展的改革,也是汲取跨域治理的理念内核进行中国化的实践改良,从而形成连接起行政区行政旧范式与跨域治理理想模式的中间桥梁。

四、区域公共管理:可行的现实范式

因为行政区行政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严重滞后性的模式,而跨域治理又远远超出了中国政府行政传统和社会发展成熟度而成为一种激进的变革,一方面不具备马上落实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这样激进的结构性变革将造成政府权威衰落,社会权威还无法完整建立,从而走向无序状态。那么,是否有一种折中主义的方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跨域公共事务管理道路就成为核心的问题。这时,“区域公共管理”就成为一种被广泛关注的可行的现实范式。

“区域公共管理”是以区域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解决特定区域内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而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现代治理的社会活动。区域公共管理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它既打破了传统的行政区行政政府权力被限制于地方,眼光和利益仅仅囿于局部的地方利益,对于越来越多的跨域公共问题不愿付出成本提供公共产品从而导致“集体非理性”结果的弊端。

“区域公共管理”是个整体性结构化的制度创新过程,它依托于政府权威和社会发展现实,同时,在各行为主体的互动博弈中对政府与社会两方面力量和运行模式进行积极塑造。从而,通过区域公共管理可以使原来各地方政府单独提供公共物品的外部利益内部化,区域内各地方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合作协调一致的基础上根据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决策,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按照收益大小分摊成本,这样就可以增强各地方政府供给区域性公共物品的积极性,在兼顾地方政府利益和区域整体利益的基础上,有效改善区域性公共治理的状况。

参考文献:

[1]彭彦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地方政府合作与行政权协调[J].经济体制改革,2009(06).

[2]王佃利,杨妮.跨域治理在区域发展中的适用性及局限[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2).

第7篇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速发展,计算机网络技术也开始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使人们的生活更加方便、优质。尤其是在会计领域中开发出会计电算化这一新技术,其完美的取代手工会计这一特点受到广大会计从业者的热烈追捧,并体现在会计工作的各个环节。就目前中国的国情来看,虽然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各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差异很大,导致会计电算化技术的发展很不均衡,虽然已在全国基本普及,但是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企业的会计电算化程度普遍高于落后地区。

会计电算化的发展对会计从业人员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不仅需要从业人员掌握扎实的会计知识,并且对计算机要能熟练使用,逐渐把从业人员培养成为社会所缺的复合型人才。现如今我国会计从业人员高达两千多万,但是会计知识、业务水平还不高,高端电算化复合型人才还很缺乏。随着会计电算化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和发展,企业的会计信息系统有了本质的转变,工作效率显著提升。但是由于会计电算化始终依附于网络,网络的安全性能就会制约会计电算化的发展,比如计算机病毒和网络黑客问题。所以说,会计电算化想要长期稳定的发展,网络的安全是必须保证的。

1 会计电算化舞弊特点

1-1 智能化程度高

要想使会计电算化舞弊,就要求舞弊者具备一定的会计基础和计算机基础,才能逃避审查。舞弊者利用高科技技术对会计信息舞弊,就增加了监控的难度。

1-2 隐蔽性强

由于会计电算化软件的无纸化特点,增强了会计电算化的隐蔽性,比如手工记账想要修改在明细账是会有更改的痕迹的,但是电算化完全不用担心这一点,只要有操作权限就能够不露痕迹的进行更改,所以它的隐蔽性比较强。

2 会计电算化舞弊原因

2-1 企业内部控制的不足

目前,虽然很多企业都施行了会计电算化,但是却没有建立完整的内部控制体系。一方面,施行会计电算化的企业在软件设计中虽然体现了权责的分工,但是在真正使用过程中并没有真正体现权利和责任的分配,每个账套的访问权限和信息的管理没有明确的进行规定。如果一个人,既是会计又是出纳,那么就可以用这两种身份来进入账套,那么财务的分工就是名存实亡。另一方面,像我们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用友软件,在单位负责人审批和授权这方面做得还是不够科学,对会计档案的管理和会计电算化的账务处理流程不够完善。虽然很多企业都施行了内部的控制制度,但是还是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处,这就给会计电算化的舞弊提供了可乘之机。

2-2 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差

目前我国经常出台针对会计方面的法律法规,所以我国在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方面还不是很健全。在这种情况下,会计人员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在整个社会会计环境的影响下,会计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平还是比较低。各种各样的会计报表造假和偷税漏税,再加上我国对会计从事的违反法律法规的处罚力度太轻,使得很多人以身试法来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

2-3 审计和监督力度不够

会计工作实施电算化之后,从原来的填写记账凭证、登记明细账、计算科目汇总表、登记总账这一系列的会计处理过程都以数据的形式存放于计算机中。在手工记账阶段,审计人员可以根据纸质的账簿来查询会计操作中不规范的地方,而会计电算化审计还不健全,审计人员只能查到录入和输出的凭证,却查询不到修改的过程,而且,审计人员往往是会计专业人才,对计算机的掌握可能有欠缺,所以审计监督的力度就较小。审计环节的不严密给会计电算化的舞弊提供了可趁之机。

3 会计电算化舞弊的手段

3-1 篡改数据

篡改数据是最简单的也是比较常见的会计电算化舞弊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通过在填制记账凭证的时候就对期间费用、成本等数据进行修改,来达到个人的目的。比如,伪造、变造会计数据。

3-2 篡改文件

篡改文件就是通过终端来修改文件中的数据,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会计的数据是存放在数据库文件中的,比如,财务报表。有些会计人员利用数据库文件的漏洞来达到自己会计电算化舞弊的目的。

3-3 篡改程序

篡改程序就是通过对程序的非法操作来达到舞弊的手段。想要实现会计电算化的重要举措就是程序的设计,程序的设计人员通过对数据的采集、分析、处理来实现企业对会计核算的目的,有些软件的开发和维护人员通过对软件的程序操作来达到会计电算化的舞弊。

4 会计电算化舞弊对策

4-1 选择质量好的财务软件

目前,我们市场中有很多财务软件,比如,管家婆、用友、金蝶等。在选择电算化软件的时候要根据自身单位的实际情况选择会计软件,还要在此基础上让软件的安装者根据企业的自身情况进行改进,在进行改进的时候,电算化软件安装者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并且单位会计人员在选择软件的时候还要根据自身的行业、规模来选择适合本单位的会计软件。

4-2 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会计电算化的舞弊归根结底还是人的原因,会计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记账凭证的录入,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科目汇总,登记明细账、总账都可以用程序来完成,唯独就是录制记账凭证不可以。所以提高会计人员的道德素质是非常重要的,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也是避免会计电算化舞弊的重要条件。其次就是我国应该加大对会计学科电算化的应用,培养出一批既懂电脑,又懂会计的人才,提高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

4-3 完善电算化犯罪的法律法规

由于会计电算化行业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行业,关于电算化行业的各种基础建设还处于刚起步阶段,针对电算化犯罪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这就加大了会计电算化工作人员犯罪的概率,并且犯罪率难以把控。这是许多国家共有的问题,比如在没有经过主人允许的情况下私自接触主人的电算化会计信息文件的行为,法律上不会认为是犯罪,这就增加了重要机密数据被盗窃的风险,无法用法律手段去制裁偷窃的人,助长了犯罪之人的嚣张气焰,这是国家不允许的。会计电算化行业作为一个高科技领域行业,只依靠《会计法》等普通法律法规是不适合的,国家必须制定专门的法律来进行约束,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建立针对高科技犯罪的法律,明确指出哪些电算化舞弊行为属于违法犯罪;另一方面是建立会计电算化数据的保护机制,防止数据被人窃取。

第8篇

社区矫正在刑罚宽严相济中的地位和作用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刑事犯罪的“严打”,展示了刑罚的威严,对社会稳定作了积极的贡献,我国刑政策呈重刑化趋势,但多年的“严打”未能遏制刑事犯罪的发案总量,重大恶性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刑不压罪的对抗局面相持难变,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刑罚的宽与严应当相济互补,各显其能。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政法机关在实践过程中认真落实这一战略政策,探讨出许多创新的贯彻途径,司法行政部门在实践中探索的社区矫正就是其中一项积极手段,现就社区矫正手段在贯彻“宽严相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探讨如下:一、社区矫正的实践初现20__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作出《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在充分肯定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前提下,建设“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应当选择基层工作比较好的社区进行,总结积累经验,不断扩大试点,逐步加以推广。”并确定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等省(市)为正式社区矫正工作试点的第一批省(市)。在社区矫正试点探索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推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20__年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作出《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决定将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重庆等十二个省(区、市)列为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目前社区矫正的试点地区已扩大到18个省(区、市),试点的地区由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扩大到经济一般和欠发达的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各地的社区矫正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无疑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是贯彻刑罚宽严相济政策的必要手段,也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更是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人为本,建构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但试行社区矫正是否符合国情,社区矫正是否只有优点而没有缺点,如何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因地制宜地构建中国社区矫正制度,如何未雨缪缪地认识社区矫正的利弊,克其之短,扬其之利,则是摆在司法实践部门面前的重大问题。刑罚与刑罚制度历来是一柄“双刃剑”,运用得好则维护国家利益保护人民,运用得不好则破坏法益、伤害公众,甚或危害社稷。因此,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社区矫正,不仅充分认识到社区矫正的利,而且还要深入探寻到社区矫正的弊,通过利与弊的权衡,设置扬利抑弊的对策,为国家社区矫正的正确决策作出实践例证。二、社区矫正的优势和意义一是从非监禁刑的角度论证社区矫正的优势,认为非禁刑执行方式的社区矫正,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适合不同程度的犯罪适用,将犯罪人安置在社会中进行改造,没有隔断其与社会的联系,有利于对犯罪人的改造和回归社会,可以大大降低行刑成本;可以大大减少监狱人口;能够降低犯罪率,对社会和对被害人产生一些直接的利益;更加符合人道主义精神,有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将监狱行刑重点集中于那些高危犯罪人和严重犯罪人。二是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上着眼,认为社区矫正有利于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罚制度,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有利于对那些不需要、不适宜监狱或继续监禁的罪犯有针对性地实施社会化的矫正,充分利用社会各方力量,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使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两种行刑方式相辅相成,宽严相济,增强刑罚效能,降/!/低行刑成本。三是从社区矫正的优点出发,认为社区矫正具有直接优点和间接优点。直接优点是:能够有效地促进对罪犯的改造(在社区矫正中不割断犯罪人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社区矫正的犯罪人可以免受监禁环境的消极影响、在社区矫正中对犯罪人监管与帮助并重、在社区矫正中能够更好地利用社区资源开展有关改造活动、帮助犯罪人改过自新);有助于增强社会的稳定性;能够大量节省行刑资源(可以节省国家的刑事司法资源、可以节省国家为解决监禁犯罪人之后产生的相关问题所需的资源)。间接优点是:有利于减轻监狱压力,促进监狱的安全稳定;有利于对罪犯的分类管理与教育,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有利罪犯刑满之后成功回归社会,减少重新犯罪;有利于增强社区预防犯罪的意识,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落实在基层;有利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与国家刑罚发展趋势接轨,树立我国政治稳定与文明的良好形象。四是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重要意义来看,认为进一步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加强社区矫正工作,是贯彻落实加强“两所一庭”建设,完善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贯彻落实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充分体现了我国对犯罪分子“教育、感化、挽救”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和 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改造工作方针和政策;是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是对完善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的有益探索,有利于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等部门更好地改造职责,发挥职能作用,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三、社区矫正的弊端和缺陷一是非监禁刑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引伸出对社区矫正弊端的思考,认为非监禁的社区矫正最大的缺陷是不能剥夺犯罪人的犯罪能力,在客观上为犯罪人实施新的犯罪行为提供了可能;使用非监禁刑会使刑罚的威慑力大大减弱,一般预防功能丧失;非监禁刑措施过于简单、针对性不强,可供选择的种类很少;非监禁刑并不能必然地降低犯罪率,不会必然地促进罪犯的改造,也不一定必然地节省资源;社区矫正也可能存在专业队伍人员不足、机构和设施不健全、经费短缺、志愿人员缺乏和不愿意配合工作等问题。二是从社区矫正工作的局限性和可能出现的弊端上论述的不足,认为社区矫正的局限性表现在:被矫正对象的范围受到较大限制;矫正工作的随意性可能降低改造的实际效果;可能给社区带来一定危险而受到社区的抵制;削弱惩罚性可能降低一般预防的威慑效果;惩罚性的削弱导致道德谴责弱化可能无助于实现“多元遏制”的目的;对那些主要因社会因素而犯罪的犯罪人不起作用;对那些缺乏远见和道德感受力的人不起作用;对那些具有强烈犯罪亚文化影响的人难以起到矫正效果。我国社区矫正可能出现的弊端是:矫正工作者对被矫正对象生活的过度干预;矫正工作者对被矫正对象的放任自流;社区矫正对矫正工作重点分配的不平衡;社区矫正工作的随意性,社区矫正可能会产生新的腐败现象。三是从社区矫正的缺点和不足出发归纳总结出来的社区矫正之弊,认为社区矫正扩大了控制网络,导致了国家对社会的“网络扩张”,包括控制网络更广、更强和转变;社区矫正在使用中会产生岐视现象;犯罪人在客观上具有犯罪和危害社会的能力;刑罚的威慑力似乎减弱。四、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的利与弊由于我国的社区矫正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和系统,而是由刑种、刑制和刑罚执行过程中变更执行方式等内容构成的一个集合,因此单从整体上和宏观上把握利与弊是不够的,还应该从具体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的5种社区矫正对象分别展开论述。这5种对象的社区矫正工作,既有整体社区矫正的利与弊,与有其各自特有的刑种、刑制和刑罚变更执行方式的特殊的利与弊,只有在认识了社区矫正的一般性利与弊的基础上,又深入掌握了各个社区矫正对象的具体的利与弊,才能有的放矢地扬长避短,搞好各项社区矫正工作。五、社区矫正在刑罚宽严相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社区矫正既有利,又有弊。从上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社区矫正的优劣、利弊均根源于社区矫正的内在属性,即基于教育刑的目的,为了更好地让罪犯回归社会,将罪犯放回原居住地社区予以行刑监督、教育改造和帮助服务。这一根本性特征,便生出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社区矫正由于没有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勿需监禁机构的羁押与监管,更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更有利于体现刑罚的人道与文明,更有利节省行刑与矫正成本,提高刑罚效益。同时,由于将罪犯放在社会上行刑与矫正,更有利于整合社区资源,利用社区人才,发挥社区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社会志愿者的力量,综合治理犯罪问题,教育改造罪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议政、管理国家的宪法原则与社会职能,从而最大限度地将罪犯改造成为新人,提高教育改造的质量。这就是社区矫正的利。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将罪犯的自由予以剥夺,让罪犯回家服刑与矫正,便有可能生出利用自由的环境与空间,“自由”地危害社区,侵害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利于社会的公共安全。由于社区矫正没有固定的封闭场所,致使罪犯所居住社区的不良环境和不良交友,仍然可以对犯罪人发生作用,使犯罪人的犯罪心理进一步恶化,同时也可能存在犯罪人向社区其他公众的不良影响与教唆。由于社区矫正是利用社区力量来矫正罪犯,但社区力量的组织可能因社区的成熟度不同,人员构成各异,因此存在着不好组织、不便组织甚至不可能组织的情况,无疑会使社区矫正流于形式,存在着极大的随意性,影响着社区矫正的效果发挥。这就是社区矫正的弊。研究社区矫正的利与弊不是目的,而只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社区矫正在刑罚宽严相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更好地扬长避短,使社区矫正工作更加健康、顺利地发展。首先,社区矫正是一项伟大的矫正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关心与爱护,共同将此项新生事物扶持好。但是,社区矫正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没有瑕疵与弊端的,因而应加强矫正作用的研究,深化对矫正手段地位的认识。其次,倡导与推行社区矫正,不应该一味地否定监狱(禁)矫正,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监狱(禁)矫正具有不可否定的存在价值,同时也是配合社区矫正的威慑力量与调剂措施,二者之间应当取长补短,共筑惩罚与改造罪犯的矫正大堤。再次,我国的社区矫正是初步的,与世界各国社区矫正制度相比较,属于“初级阶段”,因此对社区矫正的“利”和试点的“成功”,并不能反映未来全面展开的社区矫正工作就能体现得出来或者实现得了。此外,我们必须还从哲理的角度看到:(1)社区矫正利弊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没有必要回避矛盾,害怕揭示弊端,而应该深入地研究社区矫正利弊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条件及其变化发展规律。兴“利”抑“弊”。(2)社区矫正的利弊是复杂多样的,其利与弊不是一元的、孤立的,而是多元整体的,因此,应系统全面地看问题,切忌片面与主观。(3)社区矫正的利弊是有层次的,不仅有宏观的整体的一般共性利弊,而且还有各个社区矫正项目种类的特殊类型利弊,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只有将不同层次的社区矫正的利弊认识清楚,才能更科学地进行分类、监督、分类教育,类型化、个别化的帮助与教育,从而更有的放矢的搞好各项社区矫正工作。(4)社区矫正的利弊是相对的,社区矫正根本性的利(社区开放性、人道性、资源整合性),同时也是它的最大的弊,正如监狱(禁)矫正一样,监狱封闭性、集中性、强制性是监狱矫正最大的利,同时也是其最大的弊。(5)社区矫正的利弊是变化的,基于不同的刑罚目的与刑事政策的指导与制约,社区矫正的利弊是可以转变的。在报应刑时代,监狱(禁)矫正的封闭型、强制性正好体现了刑罚的惩罚、报应以及剥夺罪犯犯罪能力的目的与要求。然而在教育刑时代,单纯的监禁则有悖教育改造罪犯的刑罚目的的实现,及其宽容、人道的刑事政策的要求。同理,在单纯强调教育和个别预防犯罪的目的时期,社区矫正的开放性是合理与时尚的,但在报应与预防相结合的折衷刑时代,社区矫正就有失报应的内涵要求,因此应强化社区矫正项目的惩罚力度,增加严格监管的内容,以体现社会的正义要求和刑事政策发展变化的需要与限制。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重大转型时期,同时也是gpt达到人均3000美元的高犯罪增长期,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这就有必要在实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结合中国国情的实际,同时紧随国际社区矫正领域的科学发展走向,走出一条扬社区矫正之利,克社区矫正之短,既能体现社区矫正的人道性、经济性、再社会化教育性,又能体现刑罚应有的惩罚、报应,使社区矫正在刑罚宽严相济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体现出应有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