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上海自贸区；苏州出口贸易；外贸发展方式
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是党中央、国务院贯彻党的十精神，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上海自贸区肩负着新时期我国创新体制机制、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开放水平的神圣使命，是围绕“面向世界、深耕亚太、服务全国”，建设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战略，落实“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投资领域扩大开放、贸易发展方式不断转变、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法制领域制度完善”五大任务，再行“先行先试、扩大开放、树立标杆”措施的重要举措。
自2013年8月22日获批到现在，上海自贸区在金融、航运、商贸、专业、文化和社会等6个服务领域积极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改革开放至今，苏州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1.95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3015.70亿美元，增长超过407倍；出口额从1990年的1.55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757.06亿美元，增长超过1133倍。在对接上海自贸试验区过程中，苏州不仅具有传统的区位优势，更具有开放型经济优势、产业发展优势和体制机制优势。
一、上海自贸区带来的贸易方式转变机遇
1、促进了服务产业进一步扩大开放
上海自贸区全方位开放“金融、航运、商贸和文化”等服务领域，为周边地区，特别是给苏州经济发展带来辐射和溢出效应。以金融服务业为例，截止2014年9月，上海自贸区有金融机构共计3015家，其中持牌类、类金融、金融信息、投资与资产等金融机构分别为87家、453家、296家和2179家，占新设企业总数的25%。2014年7月，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3〕38号）的有关规定，结合前期试点情况，出台的《关于扩大启运港退税政策试点范围的通知》（财税[2014]53号）中，苏州市太仓港就在该政策的试点范围内。
2、促进了高端制造产业进一步集聚
上海自贸区资本市场的开放、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便于企业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进行筹资和融资，既弥补了国内资金的缺口，也方便了国际资本的流入。服务市场的扩大，为自贸区港口、机场、仓储物流、金融类企业带来实质利好，吸引了更多加工、制造、贸易和物流企业聚集。产业链全面延伸、价值链持续提升，高端制造产业与高科技的相互渗透和支持，成为跨国公司总部和高端制造业集聚区。从长远看，上海自贸区必将吸纳更多的外商投资，这些资本将优先流向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而自贸区的关税优惠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装备，为苏州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推动力，助推苏州第二产业的转型升级。
3、促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
上海自贸区是我国政府试图突破国内外发展瓶颈，破除行政体制僵化，开放资本市场，激发经济发展活力，积极争取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大力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有效拓展我国经济增长新空间。在自贸区开展跨境投融资、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电子商业汇票创新运用、跨境电子支付、利率市场化等金融、税收方面的市场化改革，一定会为全国性的改革破局，并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苏州的行政体制要努力适应这一市场化改革的要求，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强金融和税收方面的市场化改革，为苏州的外向型经济更好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4、促进国际分工实质性深度参与
目前，国际最有影响的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有可能成为新的国际标准，从而改变世界贸易规则与格局。尽管2001年11月我国已加入WTO，却也面临重新“入世”的局面。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有助于深度参与多领域的国际合作、国际分工，增强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提高我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开放型经济水平，全面融入世界经济、金融和贸易体系。上海自贸区“四个中心”的建立，是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转型、以转型促转变的战略举措，为上海周边，特别是给上海毗邻的苏州提升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二、苏州出口贸易结构现状分析
1、产品结构
根据出口海关商品分类，苏州2011―2013出口产品类别与出口额数据如表1所示。
第一，机电、零部件设备一直是苏州最大的出口产品类别。2011年苏州该类产品出口额是1189.97亿美元，占苏州当年出口总额1672.34亿美元的71.16%，2012年苏州该类产品出口额是1226.66亿美元，占苏州当年出口总额的1310.03亿美元的93.64%，2013年苏州该类产品出口额是1388.5亿美元，占苏州当年出口总额的1757.06亿美元的79%，创历史最高。
第二，纺织品、光学设备和贱金属制品出口额有逐年增长之势，且在出口的各类别中比重较大。2013年三类产品出口额分别占苏州出口总额的9.10%、9.12%、5.78%。
第三，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及附加值保持上升趋势。苏州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连续两年逼近千亿，2011-2013年，苏州高新技术产品对外出口额分别为969.54亿美元、996.3亿美元、995.5亿美元。
2、市场结构
（1）十大国际市场出口额。2010―2013年苏州市十大出口国际市场的出口金额如表2所示。
从市场出口额看，2010-2013苏州出口前三大国际市场始终是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排名第一的一直是美国，2013年达到历史最高的408.6亿美元，占苏州当年出口总额的23.25%，排二三名的是互有交替的日本与中国香港。从出口地区看，2010―2013苏州对外出口国际市场整体数据分析，欧盟组织与美国是苏州对外贸易两个最重要的国际出口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州对东盟组织的对外出口贸易额一直呈现显著的递增趋势，2010―2013年，分别为110.37亿美元、117.61亿美元、133.86亿美元和140.91亿美元，有望成为苏州对外出口贸易的新增长点。
（2）出口市场集中率。出口市场集中率（Market Concentration Rate，简称MCR）是指产品前n大出口国家或地区市场出口额占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MCRn即表示n个最大出口市场集中率。2010―2013年苏州市主要出口市场及MCR6如表3所示。
表3显示，2010―2013年苏州的MCR6变化趋势是年年增长、整体递增，且历年的MCR6均大于51%，特别是2013年，苏州MCR6值已经超过61%，说明苏州对外出口国际市场高度集中，不利于苏州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主要出口国家市场进口需求减弱，将对苏州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同时，出口市场集中率过高，也容易遭受国际贸易障碍，影响苏州的对外贸易发展。
3、贸易方式
2010―2013年苏州出口贸易方式额如表4所示。
一方面加工贸易在出口贸易中仍占有相当的比重，2010―2013年，苏州的加工贸易占出口总额的69.13%，进料加工是加工贸易的主要方面，四年中，分别占加工贸易的62.07%、89.01%、88.44%和89.17%。近年来，苏州加工贸易确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与此呈现鲜明对比，苏州的一般贸易却呈现稳中递增的良好势头，四年里，一般贸易分别占出口总额的20.19%、23.74%、25.29%和26.80%，说明苏州的对外贸易发展方式正在稳步转变。另一方面，保税物流贸易方式发展迅猛。2011―2013年，苏州保税物流贸易额分别为25.12亿美元、242.74亿美元和294.87亿美元，主要是得益于苏州相继建立的保税物流中心。
4、企业结构
2010―2013年苏州出口企业类型及其出口额如表5所示。
表5显示，苏州出口贸易的主角仍然是外资企业。2010―2013年，外资企业出口额分别占苏州出口总额的82.95%、81.65%、73.68%和69.00%，显现了逐年递减的趋势。私营企业是内资企业对外出口贸易的主力，其出口增长迅猛，已经显现出了年年增长的态势。2010年私营企业出口额占苏州总出口额的9.34%，到2013年上升至22.29%，表明内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在苏州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的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三、对接上海自贸区，苏州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的建议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提出的五大主要任务措施之一就是以金融、航运、商贸和文化等服务领域为试点，积极推进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建立基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支持自贸区内部各类投资主体开展境外投资，创新境外投资管理方式。对接上海自贸区，苏州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应做好与之相关的各项工作。
1、改革完善管理体制
一是完善外贸体制机制。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统一外贸政策，统筹管理职能，减少行政审批，强化政府服务，提高服务质量。二是促进贸易法制化建设。促进贸易与救济、投资合作和信用管理等法律法规建设，进一步规范部门执法行为，打击违法经营现象，维护公平贸易秩序，发挥商（协）会自我管理职能。三是创新外贸管理方式。制订产品进出口管理办事程序，完善进出口经营自动登记制度，改进相关商品许可证管理制度，制定合适的原产地标准。
2、提高“便利化”水平
一是理顺政府企业关系。向外贸企业及时传达相关政策制度和办事程序，设立一站式办公场所，促进相关职能部门集中办公。同时，建立企业意见反馈通道和对政府的监督机制。二是促进外贸通关便利化。在所有口岸实现“属地申报、属地放行”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不断增强口岸互联互通，尽一切可能实现相关部门集中办公，海关、检验检疫、边检等部门协同配合，优化通关作业流程，实现“一站式”通关，降低企业通关成本，完善口岸监管服务。三是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要密切与贸易伙伴的合作，不仅在通关、检验检疫、质量认证，以及港口服务等方面要加强国际合作，也要帮扶企业尽快掌握国际贸易规则，尽力消除技术贸易壁垒。
3、构建外贸考评体系
以实事求是、公正客观为基本原则和政策导向，构建外经贸考核评价体系和商品结构分类指标体系。通过对单位出口能耗、进出口商品价格指数、重点商品检验达标率、被投诉率、加工贸易增值比率等进行统计，考核进出口企业的外贸效益和评价外经贸主管部门的工作质量，对苏州外经贸考核应更加注重技术、品牌和服务方面的要求。同时，从重点商品入手，通过细化、优化现行海关统计分类制度的商品分类，完善商品结构分类指标体系，更真切反映进出口商品的投入要素与贸易利益。
4、完善公共服务平台
一是继续加强外贸电子政务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扩大网上受理登记、审批、报送和咨询事项的覆盖面。二是加强外经贸管理部门的统筹协作，整合电子政务，实现信息共享，特别是在促进外汇、海关、税务和商检等相关部门的联网互通、协同合作方面取得成效。三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电子商务政策与管理制度，对电子商务服务商实施必要的政策引导和科学管理，激励其扩大经营范围。
5、维护贸易公平有序
苏州在维护贸易公平方面应尽力做到以下几点。在应对贸易摩擦机制建设方面，不仅要强化对国外贸易壁垒的案例研究，加大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参与度，加强预警机制建设，还要不断完善国家、地方和行业企业联动应对体系建设，特别是提高企业自身的应对意识、能力和手段。在贸易救济机制建设方面，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强化产业安全应对、效果评估和竞争力调查工作。在应对国内外反垄断诉讼方面，进一步总结反垄断经验教训，健全反垄断法规实施细则，依法依规处理好产业经营过渡集中的问题，全力支持企业应对国外反垄断诉讼。
6、健全财税体制机制
一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专项基金的使用管理，加大支持新兴产业出口创业力度，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有序转移。二是完善财税政策体系。改革出口退税分担机制，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大力支持出口企业技术研发、市场推广和节能减排，进一步调整关税结构。三是加强部门协调沟通。外贸与财政部门要建立协调沟通的长效机制，通过信息交流、共同研究和协同决策，制定有利于外贸转型升级的指标跟踪机制和动态反馈体系。
7、强化金融保险支持
一是完善金融支持体系。给予企业技术研发、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贷款贴息，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出口企业经营，推动商业银行建立项目评级授信制度，支持各类担保机构向中小企业倾斜，推进知识产权质押担保模式有序发展。二是发挥信保引导作用。创新承保模式，完善中小企业出口信保服务体系，继续降低保费率，增强保险透明度。三是促进金融市场开放。鼓励金融机构向企业提供人民币融资服务，推进人民币汇率汇率市场化，促进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8、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在政策环境方面，促进政府科技资源向出口产业倾斜，给予出口企业高附加值产品税收信贷优惠，鼓励企业创新成果形成专利权，扩大知识产权在产业转型认定评价中的权重。在管理机制方面，建立基于专利技术的融资体系，更好地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成果产权化、产业化，并尽力实现出口。构建有益于出口产业发展的行业标准，开发基于专利产品的相关技术标准，促进企业之间共建知识产权联盟。在长效机制建设方面，强化专利权边界保护，坚决打击对外贸易中的各种侵权行为，维护知识产权贸易秩序，支持企业海外商标注册、专利申请，有效提供海外维权援助，主动参与制定国际知识产权规则。
9、支持产业境外延伸
一是设立产业境外延伸专项基金。支持金融机构为有意“走出去”企业和海外企业定制融资服务，开设信用保险和对外投资保险，扩充“内保外贷”规模。二是促进优势产业资源全球配置。支持企业在能源、科技、文化、加工制造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延长有色金属制造、石化和冶炼等产业的产业链。三是完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机制。进一步完善相关部门的协调机制，认真贯彻《苏州市开放型经济“十二五”发展规划》。
四、结语
苏州应继续发挥比较优势，无缝对接上海自贸区，彻底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引领作用，在转变政府职能、体制机制建设、创造发展环境和构建考评体系等方面有所作为。同时，要特别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真正实现苏州对外贸易规模持续适度稳定增长，由数量速度型发展模式逐步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进一步提高，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服务贸易加快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动力多元，进出口结构平衡发展，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为苏州率先实现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陈伟、徐开金：试析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经济学意义[J].税收经济研究，2013（5）.
关键词：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
中图分类号：F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1894(2010)02-0026-10
近代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在对外贸易的引导和推动下，迅速堀起为全国乃至远东的国际贸易中心和经济中心，成为世界闻名的国际化大都市。由于建国后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和计划经济等因素，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功能和影响逐渐消失，但仍然是全国的商品批发中转中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各地经济的迅速开放和发展，上海的商品批转中心的地位也逐渐丧失。重建国际贸易中心是上海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也是上海重铸辉煌的必然选择。为此，上海市委、市政府在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之后，再次强调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贸易中心，以此推进国际大都市目标的实现。目前，国家商务部与上海市正紧密合作，共同推动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这个举措无疑会加快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进程。
梳理近代上海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原因、进程以及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总结其经验教训，对加快今天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不无裨益。
一、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
近代上海从一个区域性的、并不起眼的城镇发展为全国乃至远东国际贸易中心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前后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
1 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形成的起步阶段 鸦片战争前，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几乎全部对外贸易都集中在广州进行，上海的对外贸易非常有限。“上海的商业贸易，绝大部分还是国内的埠际贸易，真正的国际贸易量是微乎其微的，上海市场上的少量洋货还是转口而来的货物。”开埠前上海优越的区位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发挥，城市规模充其量属于中等，其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无法和广州、苏州、杭州等大城市相比。
在中国被迫开放5个口岸之后，厦门、福州、宁波的对外贸易并没有明显的增长，广州的对外贸易额不断下降，而上海的对外贸易发展却比较迅速，大宗出口商品生丝和茶叶逐渐转移到上海出口，最主要进口商品鸦片的一半进口量也转移到上海。据海关贸易统计，到1853年，上海在全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上海对外贸易额远超广州63.8％，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口岸。考虑到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主要通过上海和广州进行，其时上海对外贸易额要占到全国对外贸易额的60％以上，这种水平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正如马克思所说：“让出5个新口岸来开放，并没有造成5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逐步由广州转移到上海。”
这个阶段的最大特征是上海的对外贸易量迅速超过广州，许多外国商行先后由广州移设上海，我国国际贸易的重心逐渐由广州转移到上海，为上海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奠定了重要基础。
2 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正式形成阶段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陆续增辟长江和华北各口岸，到甲午战争前达34处，天津和汉口成为除上海外两个较大的新对外贸易口岸，但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中心地位没有削弱。到1894年，上海对外贸易仍然要占到全国进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特别在进口方面，要占到全国进口总值的60％以上。⑤随着更多的区域被迫开放和近代工业在上海的兴起，上海进出口商品日益多元化，这种多元化既反映中国进一步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也反映了上海和内地的市场联系日益密切，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上海进出口贸易中，有50％以上都是转运到其他口岸去的，上海成为全国对外贸易转运中心。据海关贸易报告，1870年代上海口岸进口商品种类约180种，到1894年增至580多种。单一进口生活资料的结构被打破，机械等生产资料的进口开始增加，到1893年占8.4％，在出口商品中，丝、茶等大宗传统出口商品由于印度、日本等国的竞争日益衰落，一些新的原料性农副产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1870年代中国出口商品种类80多种，到1894年增至200多种。
这个阶段的最大特征是进出口贸易量稳定在全国的一半左右，内外贸易融为一体，贸易主体迅速集聚，人才优势显著，服务体系和功能不断完善，制度不断创新，国际贸易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牵导作用十分强劲，对周边地区具有十分强大的集聚和辐射力量。上海已稳步地成为全国的国际贸易中心。
3 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不断巩固阶段，并向全国乃至远东经济中心发展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已增长到98960万关两，较1894年的29375万关两增加了2.7倍。由于战争原因，在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期间，贸易额基本停留在战前1913年的水平。战后贸易增长的速度加快，到1931年，全国对外贸易总值已增长到235 766万关两，与1918年的106 353万关两相比，增长了1.2倍。由于其他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虽有所下降，但贸易额一般还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0％左右。从1933年起，因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等原因，上海对外贸易总额经常占全国50％以上，以后这种状况持续保持，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不仅没有动摇而且不断巩固。正如时人所谓：“盖上海一埠，就中国对外贸易言之，其地位之重要无异心房，其他各埠则与血管相等。”
这一阶段最大的特征是上海不仅巩固了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更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工业中心，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多种功能互相促进，上海成为闻名世界的国际化大都市。
二、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形成的原因
上海之所以能成为全国乃至远东国际贸易中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自然资源禀赋的条件，也有制度创新的因素；既有硬的物质条件，更有软的社会环境。
1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首先是上海十分优越的地理条件。上海襟江带海，地处中国漫长海岸线中心、长江人海口，连通太湖和运河，拥有四季均可通航的优良港口，水路交通运输便捷，开埠前已开有北洋、南洋、长江、运河等4条重要航线。由于对外贸易的推动，19世纪50年代，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航运网络，中西交通的远洋航线从上海延伸拓展。正如时人所谓：“上海是中国沿海对外贸易上最为重要的商港，因此吸引着国际方面很大的注
意。我所熟悉的城市中，没有其他城市具有上海那样的优点。”其次是上海有着广阔的经济腹地。上海所处的长江三角洲是近代中国经济最繁荣富庶的地区，它地域深广，拥有众多的城镇和人口，物产丰富。近代中国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丝、茶等，大多盛产于长江三角洲及周边地区，过去经广州出口，十分不便。上海开埠后，“杭、湖各府”等原先出口海外的丝、茶商品即刻就近向上海“运往售卖”。深广的长江三角洲经济腹地，为上海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鸦片战争期间，就有人估计到：“上海和它相连接的物产富饶的省内各主要的城市，依靠精密的内河航运系统，互相交流联系……上海必然成为大宗进出口贸易的集散地。”
2 悠久的对外贸易传统 上海对外贸易兴起子12世纪的北宋末年。在南宋时代，上海同国内外的商业联系逐渐开展，前来贸易的国内外商人络绎不绝，管理内外贸易的机构先后建立，并顺应商业发展和人口的聚多而设立了镇。元、明时代进一步发展，甚至出现了一批为对外贸易服务的专业舶商梢水人员。明末清初，由于封建王朝的海禁政策，上海的对外贸易一度衰落。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复开海禁，上海的对外贸易得以恢复，渐趋活跃，并设立海关管理海外贸易。“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乾隆年间清政府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制度，上海对外贸易又趋停滞，但仍然“人口稠密，商贾辐辏”，开埠前夕已有商帮机构达30家之多。悠久的对外贸易传统为开埠后的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形成打下了较好条件。
3 专门人才和贸易主体的“集聚效应” 首先是国际贸易人才的集聚。上海开埠后，原在广州从事对华贸易的洋行大班挟巨资踏上黄浦滩头。据记载，1854年，上海已有243个外国人，其中至少有200人左右从事商业活动。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住在租界范围内有2 750个外国人”，其中至少有2 500人参与中西贸易活动，许多是实力雄厚的“商业大王”。原先为对外贸易服务的“通事”、“买办”也尾随而至，在新开埠的上海寻找发财机会。这些人资金雄厚，经验丰富，熟知中外贸易通行规，了解中国情况，商业信息敏感，善于与各类商人打交道，更具有企业家的冒险创业精神，起到了东西间的桥梁作用。上海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众多商机也吸引了全国各地商人到上海来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的许多富商殷户，为躲避太平天国运动，携带巨额资金纷纷聚集上海租界。这些传统的商人富户逐渐在上海定居，在洋商买办的影响之下，不少人逐渐衍变为新一代从事内外贸易的商人群体。各类国际贸易人才的汇聚，为上海形成国际贸易中心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其次是作为贸易主体的总部聚集。随着对外贸易重心逐渐由广州向上海转移，上海充满了无限商机，“转手间，巨富可致”。)巨大的商业利益吸引了外国洋行纷纷移设上海，并随着上海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而增长，以致在外滩形成了“洋行街”。上海开埠的当年，就有广州的5家洋行移设上海。第二年，在上海营业的洋行就有11家之多。1847年，“上海租界内已经开设起24家进出口洋行(包括3家美国洋行)，5家洋商店铺，1家旅馆和俱乐部了”。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洋行迅速增多，到1850年，不仅增加了许多为适应进出口贸易而设立的仓库、拍卖行、海船用品商店、伙食店，而且还创办了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药房、银行等，并专门成立了英商商会。以后，洋行的开设数不断上升，1936年达到675家，其中，欧美洋行561家，日商洋行114家。这些洋行依恃不平等条约，操纵和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这些洋行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掌握世界贸易行情信息和完善的销售网络，具有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经营着银行、航运、保险、仓储等国际贸易的相关配套企业，确实对推进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历史不自觉工具的作用。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上海也兴起了一批专门为洋行买卖服务的本地商人和商号。他们从承担洋行与内地商贩的中转批发，到自行贩运，并朝专业发展，开设起自营的丝行和茶行，逐渐形成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主体。20世纪初，华商在南洋贸易和东洋贸易的基础上开始涉足西洋贸易。据统计，1945年，上海有从事进出口国际贸易的企业2 100多家。贸易主体的集聚效应，使上海成为国际贸易的头脑和决策中心，成为资金流、信息流、物资流等的交汇地，这无疑对近代上海成为全国乃至远东的国际贸易中心发挥了重大作用。
4 内外贸易的一体运作，两个市场资源集中配置 近代上海既是全国的对外贸易中心，也是近代中国的埠际贸易中心。内外贸易一体化的强大功能不仅贯通了中西贸易，也强化了上海与其他口岸之间的经济联系，形成了以上海为交汇点的联系世界市场的贸易扇面和融通内地埠际贸易的经济扇面，使得进口商品由上海输送到内地城市和农村，出口商品诸如杭嘉湖地区的丝、闽浙皖的茶、四川的猪鬃和桐油等以及内地的各种产品和土产先转运上海，然后出口世界各国。这种内外贸易两个扇面和内外贸易一体化的运作模式，使上海不仅承担链接中西贸易的交汇平台的作用，还发挥了我国南北货物的集散转运中心的功能。上海的国际贸易一直占据我国外贸的50％左右，上海的埠际贸易占我国外贸各通商口岸总值的一半以上，有时几近九成。这种内外贸易的一体化，充分发挥了把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资源相互融和、集中配置的功能，凸显了上海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的地位。
5 完善健全的服务体系，适于创业的社会环境 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突出的是商品、信息、服务等的集聚，所以需要一个围绕内外贸易的配套服务体系。在内外贸易的牵导下，上海逐渐形成了健全完善的国际贸易的服务体系。金融、保险、航运交通等业与国际贸易如影随形般地发展起来，大大便利了对外贸易的进行，降低了交易成本。另外，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离不开优良的社会环境的支撑。近代上海由于商业传统、中西交汇、移民汇聚等因素，逐渐形成了一种适宜于创业的特有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主要表现在：一是开放包容的观念心态。上海人多半移民，观念开放，愿意接纳新事物，没有广州和北方那样的激烈排外情绪。二是代表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有学者研究，上海在国际贸易中心形成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比如租界制度、买办制度、新式工厂制度、产权制度等，“上海相对较少传统势力的束缚形成了有利于制度创新的环境，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不断建立及租界内实施的西方产权制度又使私有权得到相应保障。”三是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鸦片战争后，广州传统外贸口岸受传统观念和制度影响，对于外商取得的特权心怀抵触，其“自由居住或经商之权，尤未肯轻允。而上海是新开商埠，无旧规约章限制，“洋商贸易，可以纯任己意，力谋发展，较诸从前在经商须受‘公行’之支配者，不可同日而语。”租界制度建立后，列强逐步取得行政、司法、警察等权，洋商可以自由置产居住。上海租界的特殊地位，使得上海相对旧中国其他地域的连年战乱而言，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开放有序的经营环境。
近代上海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原因还可以列举出许多，以上仅仅从几个大的方面分析。由
此可见，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系统不断磨合和筛选的结果。
三、对外贸易推动了近代上海经济和城市的发展
对外贸易在近代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对外贸易的牵导，上海由商兴市；也正是国际贸易中心在上海的形成，直接推动了相关行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上海才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
1 对外贸易直接推动了上海埠际贸易和新式商业的形成，上海成为全国商品的集散地
大量的进出口商品在上海汇集，必然带动上海对内埠际贸易和相关商业的迅猛发展。上海除了经营本地的进出口商品，还承担了全国各地商品的转口任务。到1894年，上海的埠际贸易占了全国一半以上，其中进口商品约占67％，出口商品约占50％。“浙江的丝，……总是采取方便的水路运往上海这个丝的天然市场。”在对外贸易的作用下，一批专卖洋货的清洋布店、五金店、洋广杂货店、西药店、颜料行等开始在上海出现，并且发展迅速。以洋布店为例，1850年，第一家专营洋布的同春洋货号开业，到1858年，同样的洋布店增加到十五六家，并成立了同业会所“振华堂洋布公所”；1884年增加到62家；1900年更增加到130多家。同样，上海旧有的商业行业随着对外贸易的影响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经营资本显著增长，采用新式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与外国商号逐步接轨，逐渐形成了与对外贸易日益发展相匹配的新式商业。与对外贸易和新式商业的发展相适应，新式的商业流通体系发展起来，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以上海的外贸商行为主体，延伸连接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腹地的商业流通网络。进入20世纪以后，上海与全国各地交易的城市不断扩大，商品的种类早已不止丝、茶等几项出口的大宗商品，包括了上海工业生产和居民日用消费所需的各种原料和农副产品，以及从上海进口的国外产品和上海制造的国货机制产品。1936年，上海的埠际贸易总值已达8，91亿元，几乎同埠际贸易占全国第2至7位的汉口、天津、广州、胶州、汕头、重庆6个城市的总和相等。
上海成了全国商品的大市场，上海的市场供求信息成了全国商品的晴雨表，对全国各地市场和商品起到了重要影响和调节作用。
2 国际贸易直接带动了上海金融业的发展，上海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 金融与贸易如影随形。伴随着上海对外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确立，上海的金融业迅速发展，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
为了配合对华贸易的进行，早期在华洋行既进行贸易，又经营汇兑、保险、航运等业务。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勃兴，上海的近代金融业应运而生。从1847年英国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开始，为外贸服务的外资银行先后设立，到1927年，外资银行(含中外合资银行)达到35家。外资银行通过在各口岸设立分支机构，建立起自己的金融网络，通过汇兑业务、存贷款业务、资金拆借业务、发行纸币等金融活动，为对外贸易提供支持。正是由于银行资本的支持，大量中小外贸企业得以参与对外贸易，从而扩大了上海的对外贸易。
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和票号也日益卷入对外贸易。1913～1926年，上海新设钱庄101家。票号的营业重心逐渐转移到上海，“这些票号多数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它们为参与对外贸易的华商提供信用支持和资金融通，并得到外商的认可和支持，对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外国银行的大批进入上海，刺激了华资银行的兴办。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设立于上海。到1925年，已有华资银行158家。由于华资银行和钱庄的发展，虽然外资银行仍然占据着上海金融市场的主宰地位，但3者的比重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据估计，到1925年，外国银行、钱庄、华资银行所占比重为36.7％、22.5％、40.8％，华资银行在上海金融市场上的地位逐渐增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各原总部在北方的大银行如中国、交通、金城、盐业等银行也将总部陆续南迁上海，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也设在上海，全国著名银行的总行有81％设在上海，上海银行业的存款占全国的比重在1936年达到47.8％。
得力于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上海成为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不仅为对外贸易，而且为整个中国的经济提供支持。正如时人所说：“吾国金融重心，因沪市工商业发达，而又为国际贸易之中心，故向以上海为枢纽，尤如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法国巴黎。”
3 对外贸易直接拉动了上海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上海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航运中心对外贸易与航运业的发展相辅相成，上海襟江带海，具有发展现代航运业的天然优势。航运中心的形成当然离不开天然良港这种自然资源禀赋，但是仅此还不够，航运中心需要强大的物流为内容。随着上海成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内外贸易的日渐繁荣，推动了交通运输业特别是航运业在上海的迅速发展， 上海逐渐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航运中心。
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和确立，大量的贸易商品在上海集散，上海传统运输业的沙船因无法和外国蒸汽轮船相抗衡而很难适应形势的需要，美好的航运业愿景像魔鬼般地吸引外国航运势力。上海开埠当年，就有17艘英美船驶入贸易，到1857年，达492艘。1850年以后，外国轮船公司先后开通上海至香港、加尔各答、欧洲的航线，以后又陆续开通上海至加利福尼亚、温哥华、横滨、神户、海参等地的航线，到1871年，上海已成为当时具有国际意义的航运中心。19世纪60年代上海至汉口的长江轮运航线开通，到90年代延伸到重庆，上海至沿海各重要港口的航线也开通起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和近海轮船运输网初步形成。上海远洋航运初为各大洋行控制，巨大的航运市场和丰厚的商业利润，刺激了各国对上海航运的竞争，专业轮船公司纷纷设立。1862年，美国旗昌洋行在上海设立轮船公司，专营上海至长江各口岸和中国沿海的客货运输，随后，英商公正、北清、太古、华海、怡和等轮船公司相继在上海设立，清政府设立的轮船招商局也投入国内外的运输。随后民族资本轮运企业兴起，新的内河航线不断被开辟，上海作为航运枢纽的地位更加突出。出入上海港口的船只与上海内外贸易的发展相适应，呈现出持续的增长态势。1920年进出上海港的船舶吨位超过2 000万吨，从1923年起每年进出上海港的船舶吨位都在3 000万吨以上。1928年，上海港已名列世界港口的第14位，1931年，上海港的吞吐能力超过鹿特丹、香港和蒙特利尔，跃居世界港口的第6位。上海港已成为世界级的贸易大港。
4 对外贸易直接推动了上海现代工业的发展，上海成为全国的工业中心 上海开埠后，为对外贸易服务的工业如船舶修造、出口商品加工等首先在上海发展，到甲午战争后允许外资设厂，上海的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其实，上海的工业发展条件并非得天独厚，它的不足显而易见，尤其不具备原料优势。但是近代上海为什么会成为全国的工业中心呢?除了产业集聚、交通便利等因素外，对外贸易的直接和间接牵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首先，在外来廉价机制品的冲击下，上海周边农村及长三角地区自然经济首先走向瓦解，为上海工业
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廉价劳动力和商品市场。其次，上海最先受到外国商品优厚利润的刺激，不管是外资企业还是民族企业迅速在上海兴办和聚集。再次，上海工业的原料就内地来说是远了，增加了运输成本，但对于外国进口原料来说是近了，节约了运输成本，特别是外国机器等建厂设备对上海来说反而显得十分便利。还有，国内外贸易为上海工业发展提供了巨额资本、管理经验、商业网络，它所推动的上海城市发展也为上海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正如近代著名企业家刘鸿生在分析上海工业发展原因时，特把“外来货料，既易进口，内轮行销，又极灵便”作为第一条。
在对外贸易的驱动下，近代上海聚集了各种有利工业发展的因素，产生了集合效应，上海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工业中心。上海工业的门类、资本规模、生产规模、技术构成、经济效益等始终处于全国领先和主导的地位。仅以1933年为例，在全国符合工厂法的2 435家工厂中，上海有1229家，占全国总数的50.47％；资本总额占全国的40.96％。
上海工业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贸易量大大增加，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发生变化，原料、燃料、设备的进口大大增加了，棉布、面粉等轻工产品的出口大大增加。“1913年上海进口的棉纺织品占上海进口商品总值的43％，到1936年下降到2.2％”；机器、染料、电器材料、钢铁五金等生产资料进口大大增长，上海1931年的进口量是1913年的5.7倍，而且这些产品大部分从上海进口，要占全国的60％到70％。
以上仅仅从商业、金融、航运、工业等几个维度阐述对外贸易对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作用。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上海城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相辅相成地，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和巩固，使上海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
四、上海重建国际贸易中心的历史启示
重建国际贸易中心，上海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基础。总结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重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1 要内外贸易共同发展，不能片面发展
国际贸易中心的核心是物流的汇聚，交易的集中，从而对全国乃至世界产生集聚力和辐射力。近代上海在开埠以后不长的时间内，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的国际贸易中心，并且长盛不衰，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内外贸易一体化的形成。内外贸易融合互动，中外经济密切联系，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以外贸为纽带、联通长三角、沿江、沿海腹地的商业网络，强力地驱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稳固。正是内外贸易一体化的作用，全国商品汇聚上海，增强了出口贸易的后劲，外国商品在上海集散，推动了进口贸易在全国的辐射，从而构筑成大流通的市场格局。正如有学者指出：“由于外力的巨大作用，晚清上海很快把原来属于广州和苏州的对外对内商业贸易功能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来了。可以说上海地位的上升正是以广州、苏州这两个商业重镇地位的跌落为前提和代价的。”此可见，没有内外贸易的空间整合和整体运作，要重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是相当艰难的。现在有一种偏向，只顾外贸，忽视内贸，显然有失偏颇。
2 要有广阔的经济腹地，不能一枝独秀，要有与周边城市群共同发展的联动机制 如前所述，近代上海之所以能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国际贸易中心，上海具有比广州更加得天独厚的广阔经济腹地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如一位国外著名的上海史专家所说：“上海的内地贸易区要算是世界上最大的了。如此宽广的地区，或者如此众多的人口，依靠一个主要河流系统和一个首要城市来开展商业往来，那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形成的过程中，河网交错、运输便利的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沿江城市以及南北沿海城市的同步发展对上海内外贸易一体化体制的形成和运作起到了巨大作用。当时，开埠后主要的出口商品生丝、茶叶等都由这些城市源源供给，进口的棉、纱机制品特别是以后的工业品和机器设备都由这些城市逐步消纳。所以，上海与周边、沿江、沿海城市的同步发展和紧密经济联系，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应有之义。特别是现在的贸易环境、运输条件等与近代上海已有很大差别，我们在重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时，要把上海放在区域一体化中来考虑和设计，否则，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就无从发挥。
3 要有相关行业的均衡发展，不能单兵独进 从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形成的过程来看，它不是简单的进出口贸易量放大和攀升，而是相关行业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结果。贸易中心不纯粹是买卖中心，而是商品流通的管理中心，这涉及诸多的配套服务，需要相关行业的同步发展。贸易是动力，进出口贸易的发达必然会带动国际航运业和金融业的发展。金融和航运是基础，没有国际航运业的发展和配套，国际贸易的规模就难以扩大；没有发达的国际金融业，国际贸易中心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和国际结算就无法实现，国际贸易中心地位也就无从谈起。没有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现代工业的发展，上海对外贸易中心地位就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因此，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工业中心是互为条件、互为支撑、互相促进的统一体，几个中心的建设必须协同共进，整体发展。现在有一种偏向，一是把几个中心孤立地看，一会儿说这个中心，一会儿说那个中心，没有把几个中心作为一个系统和整体来研究，从世界经济中心城市和近代上海发展来看，其实这几个中心在某种角度来看是一件事的几个方面，只不过是侧重不同而已。二是把经济中心与其他几个中心在一个层面上混为一谈。其实，经济中心和贸易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经济中心与其他3个中心是涵盖的关系。贸易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建成了，其他相关行业必然会有发展，经济中心也就自然水到渠成。
4 要有开放的促进贸易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不能只顾硬件忽视软件
一、货物贸易放大海运物流的需求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秩序和规则正在经历一个重构与再造的过程。“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要抓住全球贸易与投资体制重构的窗口期。”参与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设计的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表示。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上海自贸区建设无疑是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加速各种要素资源的流入，构筑我国面向全球竞争的新优势。
构建新优势的基础何在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立足发展的基础、最大的优势、成败的关键，在于货物贸易的转口贸易发展”，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立足于货物贸易发展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自由港、自贸区和离岸金融中心的优势所在。
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的上海自贸区，包括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4个区域。从地理范围来看，这4个区域本身就是为货物贸易发展而设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在梅新育看来，“如果上海自贸区一开始就是立足于服务贸易和金融业，完全不必设在这4块远离市中心的区域，而是应该直接设在市中心地带”。
从汉堡、迪拜、纽约、阿姆斯特丹、新加坡等目前世界主要自由贸易（园）区的运行实际看，大多立足或依托于货物贸易最便捷的港口，并多以“国际航运中心”或“国际物流中心”来设区定位。梅新育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单纯的没有实业基础的离岸金融中心模式并无太大正面意义，能够带动实体经济部门发展、提高实体经济部门效益的自由港、自由贸易区更有用。
作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大港，货物贸易既是上海自贸区建设的重要基础，也是集聚优势、创新发展的新路径。根据进出口商品境内目的地/货源地统计，2012年上海进出口贸易额已达到4 341亿美元，超过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比2 833万人口、33万平方公里国土的马来西亚外贸总额还高，而马来西亚是当年世界第18大出口国、第进口国。
“在仅次于香港特区外贸依存度中，转口贸易是上海自贸区成败的关键”， 其不仅可以带动江苏和浙江两翼和长江沿岸港口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同时推动长三角区域发达的出口加工业升级，为上海乃至中国港口和航运业长期稳定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对于航运与港口来说，丰富的货源是开辟密集航线和形成规模效应的基础，而先行先试的自由贸易和投融资渠道、汇率自由兑换、优惠的税收，以及“境内关外”港区一体化，必将形成商贸集聚效应，带来航运、港口、物流的巨大需求，使中转枢纽港的地位和效能进一步凸显，从而回笼流失海外的中转业务，突破制约国际中转、启运港退税、干线互转等瓶颈，为航运与港口企业带来更大的货运增量，创造更多的经营效益。
二、大开放迸发航运要素集聚与流动的活力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被视为中国十三年后“再入世”。但所不同的是，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倒逼改革的进一步深化。8月2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务院决定的试验区内暂时停止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规定，未来三年我国在上海自贸区将暂停实施“外资三法”和文化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其中“外资三法”即“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贸易要自由，航运再开放。据了解，在即将落地的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中，放宽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国际船舶运输企业的外资股比限制；允许中资公司拥有或者控股拥有的非五星旗船先行先试外贸进出口集装箱在国内沿海港口和上海港之间的沿海捎带业务；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企业等，都是航运业普遍关注的亮点。
长期以来，包括船舶运输业的外商投资、中外合资以及中外合作企业均需经过不同级别的政府机构批准，外资进入中国需要经过一系列比较繁琐的手续。在2004年颁布的《外商投资国际海运业管理规定》中就规定，设立外商投资国际船舶运输企业需以中外合资或中外合作企业形式设立，外商的出资比例不得超过49%。这意味着此前外商投资即便达到49%的上限，也无法实现对企业的绝对控股。
“最让我吃惊的是在开放措施中提到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企业，这意味着自贸区内的航运业将进一步对外资开放”，一位业内人士坦言。除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企业，悬挂巴拿马等国旗的外籍船舶可试行在国内沿海港口捎带外贸进出口集装箱，由此突破了过去一直实行的约束性政策限制，标志着航运业的开放力度和深度进一步加大。
自由贸易的前提是金融的自由配置，而以现代“服务流”取代传统物流已成为世界各大自贸区发展大趋势，加快航运要素的集聚与自由流动，离不开航运金融、航运保险、航运交易、海事仲裁等软实力的支撑与保障。除先行先试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资产方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以及建立面向国际的交易平台外，目前以航运、金融为主导的现代“服务流”品种最为短缺。
“服务贸易开放是上海自贸区建设的重心之一”，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秘书长蔡鸿达认为，改变“服务流”品种短缺，关键是要从“去行政化”入手，消除过度干预、协调的陈规，真正按照市场化机制，培育和集聚“服务流”，即使短期可能迎来一定的冲击，但从长远来看，吸引一大批国内外企业入驻，与国际高水平的对手同台竞技，汲取对方的先进经验，就能使包括航运服务等各类要素自由流动的活力迸发出来，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全球服务贸易的大平台和新高地。三、制度创新力推航运与港口产业转型升级
制度创新是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核心内涵，而最能体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的是探索国际上通行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所谓“负面清单管理”，就是与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不符，但我国根据自身情况需要保留的针对外资准入的限制条件，在名单之外则是“法无禁止即可为”。
从2001年中国“入世”的承诺清单，到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准入管理体制改革，上海自贸区将首次在国内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汇率市场化和税制改革等三大突破，而由此带动航运、港口、物流等转型升级，将成为上海自贸区创新发展的切入点。
近年来，欧美不少以港口为依托的自由港通过新一轮的政策调整和完善，一是扩大与延伸港口功能，由原先单一的进出口关税豁免，转向港区内的综合业务，覆盖到商贸、金融，甚至旅游等各方面；二是通过政策性的优惠和监管便利进一步提升港口的竞争力。去年，美国最大自贸区之一的纽约港自由贸易区出台了21项优惠政策，包括自贸区的货物可以24小时无限制地通过海关，企业只需要每周申报一次过关记录和缴纳一次货物处理费。每个企业每周需要缴纳的货物处理费最多为485美元。如果在自贸区外的企业每次进口都需要申报，那么需要支付货物处理费；在自贸区永远不用担心过海关造成的延误，或者进出口税务问题造成物品被查扣，从自贸区出发，货物送达更加便捷。
据了解，上海自贸试验区将实行“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高效管住，区内自由流动”的海关监管模式。所谓“一线”的充分放开，包括允许资本、企业、船舶、货物、人员等生产要素快速、自由地流动、进出；“二线管住”是在试验区与城市的“围网”下，“管住外面的传统体制不要渗进去”，而现有保税区的监管模式在于“管住区内的东西不要跑出来，不能走私”。
[关键词]香港晚清时期转口贸易
晚清时期香港对华转口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在中外贸易中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所及自华南沿海至北方环渤海地区均有表现。以往限于研究资料的不足，除一些有关香港历史及经济史的著作曾简要提及这一问题外①，缺少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著述，20世纪出版的4部香港史资料集对此问题提供的研究线索均较零散②。本文拟以《中国旧海关史料》中的贸易统计为依据，并辅以其它资料，力图阐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③，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及香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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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这四部资料集是：ArnoldWright，TwentiethCenturyImpressionsofHongKong：History,People,Commerce,Industries,andResources；Singapore1990.G.B.Endacott,AnEasternEntrepot,ACollectionofDocumentsIllustratingtheHistoryofHongKong,London1964；Noronha＆Company,HistoricalandStatisticalAbstractoftheColonyofHongKong(1841—1930),HongKong1932；TheBediktonCompany,Commercial＆IndustrialHongKong,ARecordof94YearsProgressoftheColonyinCommerce,Trade,Industry＆Shipping(1841—1935),HongKong1935.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京华出版社，2001年。受记录格式的限制，此书所载1869年以前的统计数据有欠完整，1904年以后则将香港与外国合并统计，目前均难以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故本文研究时段仅限于1869—1904年。下文所引该书页码均为复式页码，先卷后页。
一从西方科技进步的视角看晚清时期香港转口贸易的时代环境
本文研究所涵盖的时段，尤其是19世纪最后3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面貌，继而给东西方贸易带来革命性转变。首先是钢、镍、铝等以往比较稀有贵重的金属材料大批量的用于工业生产，显著提升了生产力的规模。接着便是电力作为一种新的能源在提供光、热、动力等方面获得广泛运用。化学工业尤其是石油工业的兴起使美、德两国作为新兴强国崛起在世界舞台上。而医药、卫生、营养诸领域的各项创新则为大量新产品涌入市场创造了条件。如巴氏灭菌原理使消毒牛奶和食品罐头的长途运输成为可能。与这些技术革新相配套的是铁路干线系统的建成、大吨位汽船应用于远洋航海以及冷藏技术的完善等。①
所有这些科技进步加上交通条件的改善为东西方贸易向更广的领域深入推进创造了条件，全球经济一体化初露端倪，而晚清时期中外贸易就是在这样一种变局中兴起的。自《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取代原先广州一口贸易的格局，到《天津条约》继续增开口岸对外通商之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并次第兴起了一批区域性的外贸中心口岸。其中，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中居有枢纽地位，而其它口岸的贸易额均相形见绌。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香港不仅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中转站，其转口贸易的辐射范围还远及美洲、欧洲、印度、南洋、日本等地，重要性不亚于上海。这首先得益于中外贸易兴起为殖民地香港创造的机遇，以及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下文力图阐明香港通过转口贸易将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华南沿海纳入了世界贸易圈，促进了这些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兴起。
二晚清时期(1869—1904)沪港两埠洋货转口贸易在中外贸易中的地位
图1为晚清时期洋货进口额波动图，显示了对外贸易在若干阶段的波动趋势和特征，读者可据此对该时期洋货进口贸易的演进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1891年以前的几十年当中洋货年度进口额一直未突破2亿海关两，基本保持了缓慢增长的趋势；此后10年翻了一番，到1901年突破4亿海关两的大关，至1904年一直维持了比较快速的增长势头。
值得注意的是图1所展示的上海与香港在全国洋货进口中发挥的转口作用，如果不计经上海转口运往其它通商口岸的货值，历年的洋货进口额就会有较大下滑，如图1第二条曲线所示；如果再将洋货经香港转口国内的份额去掉，那么历年的洋货进口额就所剩不多了，如图1第三条曲线所示。至此，读者可以对上海和香港在晚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图2为晚清时期历年洋货进口额中经上海与香港转口的比例图。从中可以发现在这35年中，洋货经香港转口进入各通商口岸的比重在全国洋货进口总额的30％上下波动，1888年达到最高值38．2％，1903年达到最低值24．6％，基本以90年代中期为界，此前大多在。30％以上，此后有所降低。说明前期各口较少直接从外洋进口洋货，而是主要通过上海和香港这两个枢纽港口转口进货。后期情况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随着新辟口岸的增多，逐渐分流了一些主要港口的贸易额，另一方面主要口岸趋向于直接从外洋进货，对上海和香港的依赖性减弱了。
表1显示了历年来洋货经香港转口内地的总额，可以看出转口额基本保持了不断增长的势头，前期(1887年以前)增速平稳，后期(1887年以后)增速加快，而且越来越快，考虑到后期洋货经香港转口的比重在逐渐下降，更能反映出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额实际上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势头和与之同时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及殖民主义者商品侵略的加强密不可分，同时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香港的繁荣得益于同内地间密切的贸易往来，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香港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不是造成香港繁荣的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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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38—42页。
三香港与东部沿海沿江四大区域及西南地区转口贸易结构分析
本文拟选取1869(本文研究的起点时段)、1874(明确采用海关两作为统计标准)、1885(上海金融投机风潮基本结束，中法战争结束，贸易恢复正常)、1894(甲午战争尚未对中外贸易及国内经济产生严重影响)，以及1904(本文研究的终点时段)5个大致以10年为间隔且中外贸易相对正常的年份为样本，以洋货经香港转口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为指标，考察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关系，得出在5个不同时段与香港贸易关系较为密切的口岸排名(见表2)。总体而言，表现出上海称雄——华南为主——兼及北方的基本特征。
表2清楚地反映出与香港维持了密切贸易关系的口岸基本上是稳定的，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其中5次均榜上有名，可称为“亲港”(即贸易依存度最强)的有6个，按平均名次排列分别是：上海[2](5、2、1、1、1)①，广州[2．6](1、4、4、2、2)，汕头[2．8](4、1、3、3、3)，厦门[3．2](3、3、2、4、4)，福州[4．6](2、5、5、5、6)，天津[8](7、8、8、7、10)；4次(前4次)榜上有名的仅有台湾(也称打狗、台南)一口[9](10、7、10、9)，鉴于台湾岛已于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割占，此后的海关统计付诸阙如，故难以对1895年以后港台贸易额做出精确的估计，因此在本文所研究的时段内，特别是在前期和中期，台湾也是与香港维持了密切贸易关系的“亲港”；3次(2、3、4次)榜上有名的仅有淡水一口[8．7](9、9、8)，与台湾的情况相似，也可将其视为“亲港”。下文即试图探讨香港与这些区域间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其地域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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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为5个样本的平均名次，()内为历次名次，下同。
1．两广地区
从海关贸易统计来看，晚清时期广东和广西在对外贸易领域对香港的依赖性极强。广东省自西向东共计有北海、广州湾(湛江)、琼州、三水、江门、广州、拱北、九龙、汕头等9个口岸面向香港展开大宗进出口贸易，而且几乎所有的沿海沿河地带都可直接与香港互通有无；广西则借道北海和本省的水运枢纽梧州通过香港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并将香港的辐射力通过南宁和龙州等埠延伸到整个西江流域直至百色等桂西南偏远地区。
从贸易结构来看，两广进口的洋货与国内其它口岸并无显著不同，鸦片、棉制品、煤油、火柴都是进口的大宗产品。土货出口则有所不同，海南和雷州半岛良好的气候条件适宜大批养殖多种禽畜，因此禽畜产品的出口贸易长盛不衰，香港市场行情一直看好，成为最盈利的出口贸易，有些货源(如鲜蛋)甚至达到了香港市场需要多少琼州产地就能供应多少的程度①。此外，一些新兴商品次第兴起，如席子和席制品、芝麻、高良姜(Galangal)、烟叶、荔枝等水果及各类水果罐头等，香港都是其主要销场②。而广州除丝茶大量出口外，新鲜食品“因香港逐日所需，水程甚近，如蔬菜、鸡鸭、鲜鱼、鸡蛋等物贩去者日渐其众”③。这是广东对港贸易的一大特色，主要是由于鲜活农畜产品的供应对运输的速度有特殊的要求，只有邻近香港的广东省具备比较容易开展此类贸易的条件。另外，潮汕地区出产的蔗糖、陶瓷、夏布、土布、抽纱、潮绣、潮州柑、渔网、咸菜、菜脯、锡箔纸等当地土特产品的出口，也主要经过香港，这些过港商品的大部分都会再次转运到海外华侨聚居地④。
广特的亚热带山地气候条件下出产的一些地方农副产品在满足国际市场需求和香港本地消费方面，与其他省份的贸易结构差别较大，是梧州—香港两地贸易的特色。首先是各类油料作物大批出口。八角油(AniseedOil)、肉桂油(CassiaOil)具有多种用途，可用于制药、酿酒和食品添加剂，欧美市场需求旺盛，成为广西通过香港出口国际市场的重要原料⑤；桐油(WoodOil)是制漆的重要原料，对香港这类船舶修造业发达的航运中心更属不可或缺的原料产品，国外市场的需求也很强劲⑥；花生油则是日常烹饪不可或缺的原料，满足了香港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⑦。其次是禽畜产品、林产品，主要满足香港本地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及海外华侨生活需要。如牛、生猪、家禽成批出口香港，获利丰厚，不仅供应香港本地需要，还转销菲律宾市场。皮革类产品，经香港外销新加坡等地。材炭满足香港城市日常生活需求，适销对路，樟脑(Camphor)则供不应求，转销欧美。此外香港市场对干蛤蚧(DriedLizard)、鲜斛斗(Orchid)、钩藤(按：原文未给出英文名称)、蝉蜕(CicadaSkins)、薄荷叶(PeppermintLeaf)、忍冬[又称金银花(Honeysuckle)]等广西特色药材的需求也日趋旺盛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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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radeReport，1891年，1892年，1893年，1900年，1901年，1903年，1909年，琼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7—588(第17卷第588页，以下同)，589，19—88，89，21—82，32—158，34—158，38—204，50—169，154—394页。
②TradeReport，1889年，1892年，1895年，1896年，1911年，琼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538，19—88，23—590，24—597，56—246，155—700页。
③《光绪二十一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广州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56页。
④《明清时期潮汕主要出口商品》，载杨群熙编辑点校：《潮汕地区商业活动资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市文化局、汕头市图书馆(内部资料)，2003年印，第253—267页。
⑤TradeReport，1898年，1899年，1902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7—554，30—28，36—169，170页。
⑥TradeReport，1898年，1907年，1910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7—554，45—724，725，53—210页。
⑦TradeReport，1908年，1910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47—779，53—210页。
⑧TradeReport，1901年，1902年，1906年，1907年，1909年，梧州。DecennialReport，1897—1901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34—137，36—169，43—688，45—724，50—142，154—289页。
2．西南地区(云南、贵州)
云南地处西南内陆，本身并无出海口岸，但它与越南、老挝、缅甸毗邻，向北还可进入四川等广阔的内陆市场。云南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有金、银、铜、铁、铅、锡、锌、煤、大理石、雌黄、辰砂、盐等种种矿藏，还有琥珀、翡翠等宝石矿①，矿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矿产品成为云南重要的出口商品。由于偏居内陆，云南到内地的交通极其不便，到达沿海港口的交通，向东经过广西或向南经过越南再转入香港，要比北上四川再经长江东下到上海的交通要便捷一些。因此，早在云南开埠以前，滇南一带与香港之间就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贸易关系，经营对外贸易的各家商号将个旧的大锡用马帮由蒙自、广南驮运至广西百色，再由水路运至香港，然后从香港将棉花、百货等物品运回来；中法战争曾一度影响了贸易，但战争结束后，蛮耗至河内段的红河水路开通，经这一路线跑香港的商帮又兴盛起来②。原先作为云南商品出口主要通道之一的西江水路因匪患严重，到19世纪90年代前期已日渐衰微③。20世纪初法国殖民当局开始着手铺设滇越铁路，至1903年越段(海防至老开线)已经建成，随即由河口接筑滇段，至1910年修至昆明。这条铁路的修建使云南与外部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原先云南的货物运抵上海需四五十天，从广西至北海也要五十多天，而铁路建成后，云南至香港间的货物运输只要六七天，经香港转上海也只要9天，运输时间明显缩短，而运输量大大增长，外销商品的种类也日渐多样化了④。
开埠之初，云南出口商品结构单一，仅个旧大锡在历年全省出口总值中就要占68％—93％。由于云南省内不具备精加工的能力，锡锭只有运往香港与马来锡掺和，改炼为精锡，才能销往世界市场。因此，云南大锡无论最后销售市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需先运往香港，香港成为云南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之一。以1891年为例，对香港贸易额占蒙自关对外贸易总额的85％⑤。进口货以棉纱、匹头、煤油、火柴、烟丝为主，上述诸项在1890年就占蒙自口岸进口额的99．77％，这些货物主要来自香港、印度、越南等地，其中香港约占一半左右⑥。蒙自与香港的贸易关系如此密切，以致滇帮“号”的泰来祥、东美和、正顺昌、朱恒泰、豫顺隆、应天号、万盛昌、顺成号都在香港设有分号，而云南当地大锡的价格竞由香港市场价格的涨落决定。作为云南另一派颇有影响的商业势力，广帮“号”不仅熟悉香港市场，还和外国资本有许多联系，如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华人买办梁子惠就是广帮的首脑人物⑦。除大锡外，思茅地区江城一带的茶叶经焙制后往往可存放几年，味道浓香不变，大多销往香港，并经香港转销越南、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供华侨饮用⑧。
晚清时期贵州经济发展依然迟滞不前，且本省没有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多假道邻省进行。根据邻省海关报告(主要是广西各口岸的报告)的记录，贵州对外贸易间接与香港发生联系，主要以本省鸦片交易经香港流人广西的棉纺织品，此外别无大宗交易。与云南相比，贵州对外贸易结构更显单一，也没有长途贩运商人大规模的运销活动，是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无铁路、无矿产、无华侨的内陆封闭贫瘠省份对外贸易极不发达的典型代表⑨。香港与贵州两地的贸易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大，只是使贵州市场有了一些舶来品的影子，再就是为了交易这些洋货而发展起来的鸦片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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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ecennialReports，1889—189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674页。
②杨枫：《建水县私营商业发展简史》，载《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
③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452页。
④董孟雄、郭亚非：《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9、257页；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98页。
⑤DecennialReports，1889—189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667页。
⑥《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第46、91页。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457页。
⑦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卷，第458页；蒙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蒙自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592页。
⑧《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第242页。
⑨TradeReport，1891年，1892年，1895年，北海，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7—606，19—104，23—608页；TradeReport，1897年，1899年，1900年，1904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6—47，30—29，32—6，40—199页。
3．上海及长江流域
上海是近代经香港对华贸易额最大的口岸，这主要是因为上海的贸易涵盖面广，对内对外的辐射力均很强，各类市场发育完善①，最终促成并长期维持了上海在全国乃致在东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地位。而香港就是在进出口贸易领域将上海与世界联系起来的重要中转站之一，特别是在一些特色贸易领域中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
上海洋货进口贸易素以英国所占比例最大，前期对港贸易不占重要地位，随着印度及其它英国殖民地对上海的贸易越来越多地经由香港转口②，70年代沪港之间的轮船航次明显增加了，1874年从英国属地进口的产品足有十分之一来自香港，1875年又进一步增加到五分之一③，到19世纪90年代，进口到上海洋货经香港转口的比例已仅次于英国本土来货，香港成为上海第二大洋货来源地④。
两地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主要大宗贸易品如鸦片、棉纺织品、丝、茶占较大份额。但大部分是转口贸易，这从南洋庄的活动可窥豹一斑。大批身在异国他乡的华侨对国内各种农副土特产品的需求量很大，同时也把当地的农产品运往国内销售，而当时南洋和上海之间的直接班轮较少，大部分经由香港转口⑤。上海与香港就是这条双向贸易路线上最重要的两个点，上海是国内广大腹地各类出口土特产品和进口洋货的集散地，香港则是对土货进行精加工并分销南洋及将洋货转口国内的中转地。上海与香港间进出口的大宗土特产品种类繁多，上海出口货有蔬菜、水果、花卉，这与上海郊区的大块土地在外国人的影响下开始种植卷心菜、花菜、洋葱等西式作物有关⑥，此外还有南北货、罐头食品、调味品、山地货等几个大类上万种商品⑦；上海自南洋进口的品种则有海味，柚木、柳安、红木、花梨木、洋松等各类木材，檀香、洋米、食糖、燕窝、胡椒、靛青、藤、栲树皮、苏方等，也包括锡等海峡一带出产的矿产品⑧。经营方式多为先由南洋侨商委托寄售，上海九八行在国内结付。香港则是这一系列交易环节不可或缺的中转枢纽。
上海与香港只是各自广袤腹地与交易圈的两个端点，香港面向世界的交易圈上文已经提及，这里就上海对内转口贸易的辐射力，主要是对长江流域的进出口贸易的辐射力略作说明，以展示沪港两地端点贸易背后的依托。按从下游到上游逆江而上的顺序，依次对每个贸易结点(即主要沿江商埠)所传递的辐射力进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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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仲礼、沈祖炜：《近代上海市场发育的若干特点》，《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
②《(英国)领事麦华陀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69页。
③《(英国)领事麦华陀1872、1873、1874、187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265、279、318、359、371页。
④《(英国)领事哲美森1893、1895年度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总领事韩能1896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总领事满思礼1897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30、879、907、926页。
⑤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58页。
⑥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上海，载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44页；《(英国)副领事阿连壁187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547页。
⑦《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463—464页。
⑧《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164、421—441页；《(英国)领事麦华陀1869、1874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195、334页。
首先是运河枢纽镇江，1861年开埠。在津浦铁路建成以前，运河是江苏、山东以至直隶部分地区全流域贸易的运输动脉。镇江就像一个麻袋口，把沿岸贸易尽收囊中。然后是安徽芜湖，1877年开埠。芜湖的贸易网主要涵盖安徽省境内的池州、宁国、太平、安庆、庐州等府，六安州、和州以及江苏境内江宁府的部分地区。安徽全省的贸易额大部分经芜湖口岸进出口。接着是江西九江，1861年开埠。九江囊括了赣州以北赣江流域大宗物资的进出口业务，是江西对外贸易的集散市场。汉口是长江中游最大的集散市场，1861年开埠。湖北省内贸易沿长江汇集汉口，陕南地区通过汉水与汉口相连，京汉铁路修通后，北至直隶、山西、河南等北方广阔地带皆可南下与汉易，汉口成为名副其实的“九省通衢”。再往上到达岳州，1899年开埠。岳州的进出口贸易通过长沙的接力作用辐射全省，促使以往湖南省以湘潭、常德为中心的市场网络重新组合，北向长江的商路成为湖南进出口物资的主要通道。最后是四川的大门重庆，1891年正式开埠。随即就迅速跃居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货运中心。拥有沿江六省以及非沿江省份部分地区这样大范围的腹地为依托，上海自然成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①。
4．北方环渤海地区(天津、营口、烟台)
开埠以后，天津主要的贸易对象口岸是上海，日用品从上海进口的比例较大，而特种商品的来源地则以香港居多，因为这些商品常常是天津独需的，而其产地往往又远在欧洲、印度、南洋一带，远洋来船直航天津不能象在上海和福州那样容易获得足够的回程货因而难以获利②。故采取先运至香港后，转由经营中国沿海航运业务的轮船公司与其它北销商品混运北上，途经天津时卸货，再开往牛庄和烟台，以装载回程货物③。
早期天津洋货进口结构比较单一，鸦片和棉纺织品所占的比例较大，这两种商品的产地远在印度和英国，必然有相当一部分要经香港转口输入。但随后贸易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镇压捻军、西北回民起义，清政府不惜花巨资从国外购买大批新式军火。早在1866年，即有大批加农炮、毛瑟枪、手枪及铜帽进口，另有通常来自英国之火药(概由上海与香港转口)进口量颇巨④。向清政府出售军火数额最大的国家是德国，大批取道伦敦、鹿特丹和安特卫普的德国商品以英国货、荷兰货和比利时货的名义运到了中国，海关统计的“香港”一栏包含了大量的德国商业，因为英国的这个殖民地是向中国输出军火的中心⑤。运抵香港的军火再转运到国内各地，其中转运到天津的比例很大。到1893年，军火的进口已位居天津当年进口货值的第一位⑥。机器和铁路设施的进口也有较大比重来自德国，大部分仍走与军火同样的路线进口到天津，反映出随着天津近代工业的兴起，商品的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而香港一直与天津保持着特货交易关系，是工业建设原料和特种军需品的供应地。
豆货(大豆、豆饼、豆油)自营口开埠以来就一直是东北最大宗的出口货。在1907年大连开埠前，主要通过牛庄出口日本、海参崴，以及华南一带种植甘蔗的地区。据台湾学者研究，1870—1930年间，豆货占东北贸易总额的比例维持在65％—90％之间⑦。1870年前后，豆货贸易完全解禁，成为中外势力角逐的大宗出口货。不仅华中、华南一带的经济作物种植区需要豆货作为肥料，东南亚的甘蔗园也需要豆饼肥田。鉴于东南亚一带没有直通中国北方的航线，因此有一定份额需经香港转口⑧。此外，营口还是各种药材的大型集散市场，外国药品输入东北素由香港进口。营口当地的天福堂、魁记号、公裕号、宝安堂、公和栈等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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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eeennialReport，1882—1891年，镇江，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305，308页；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4)，1991年，第460页；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西省图书馆选编：《江西近代贸易史资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7页；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1)，1981年，第410—415页；周石山：《岳州与长沙自主开埠与湖南近代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2—149、160—163页；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②TradeReports，1866年，天津，载吴弘明等译编：《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天津社会科学院内部资料，第43页。
③TradeReports，1873年，厦门，载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第110页。
④TradeReports，1866年，天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第32页。
⑤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100页。
⑥姚洪卓：《近代天津对外贸易(1861—1948)》，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
⑦雷慧儿：《东北的豆货贸易(1907—1931)》，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7)，台北：1981年，前言，第1页。
⑧胡雪梅：《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概述》，辽宁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6—7页。
药材批发商都在香港设有办庄，直接进口国内外药材，生意兴隆，吸引八方客商前来采购①。
就山东的烟台和青岛两个口岸而言，由于青岛开埠晚，开埠后直接对外贸易的趋势较强，而烟台则在19世纪后期直至青岛开埠前一直是山东大宗进出口贸易的门户，因此这里只以烟台为例进行探讨。烟台腹地出产多种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其中豆货、丝及丝织品、粉条、草帽辫、花生及花生油、花边等都是大宗出口货，主要销往华中和华南市场，海外市场以南洋为主，出口英美等国也占一定比例，多经香港转口。大宗土货如粉条、药材、丝及丝织品等经香港转口国外市场的比例在40—70％之间。而鸦片、棉纱、匹头等来自欧美、印度的洋货有一定比例通过香港输往烟台②。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烟台更邻近另一远东转口港上海，因此香港并不是烟台最重要贸易对象③。
5．闽浙台地区
福建省对外贸易南北各有所侧重。对闽北而言，茶叶历来是出口的最大宗，除与英国和欧洲大陆有直航贸易外，出口美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和印度的茶叶多经过香港转口④。福州周围农村生产的马铃薯也曾大批运往香港和新加坡售卖⑤，证明福州也是香港市场上鲜货的来源地之一。同时，抵补茶叶出超的大批鸦片、棉制品大多经香港输入，本地商号在香港派有人，交易便捷⑥。早在1865年，定期航行于福州、厦门、汕头和香港之间的英国轮船就有6艘之多，这些轮船为外国商人载运鸦片和铅，这是外国商人进口的主要货物⑦。在粮食歉收的年份，大批大米以及美国面粉自香港源源运抵福州⑧。厦门港则由于输出的劳动力众多，其工业及贸易的兴起每受侨资及侨需的影响。时有瑞记公司，成立于1893年，年产各类罐头四千担，专销本地及南洋一带⑨。而香港就是这些内地土特产品输往南洋和世界其它华侨集中地区的中转站。
由于邻近上海，晚清时期浙江省大宗进出口贸易主要通过上海中转，而香港与宁波等口岸的贸易也略具规模，是浙江省第二大洋货来源地，两地在糖等若干类特货贸易领域的关系比较密切⑩。除鸦片外，南方的糖、海峡殖民地(马来亚)的锡、南洋的米、檀香木、苏木、藤器、美洲花旗参等，经香港重转口输往浙江⑾。而浙江
出产的棉花、火腿、烧酒、墨鱼、草席、花生油、明矾等大批运销香港，或经香港转往华南地区和海外华人聚居的社区⑿。除鸦片和糖以外，其它都不是大宗贸易，说明两地都不是对方最重要的贸易对象，但某几类杂货贸易的兴盛恰又反映出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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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述远：《旧营口的中药业逡巡》。载《营口文史资料(第10辑)——营口港埠面面观》，第2卷，第6—7页。
②刘素芬：《烟台贸易研究(1867—1919)》，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1—15、28—29页。
③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1859—1949)》，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7、33—34、43—44页。
④TradeReport，1865年，1867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华艺出版社，1992年，第9、49页。
⑤TradeReport，1890年，1892年，1910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179、221、281页；DecennialReport，1892—1901，福州，载《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第118页。
⑥TradeReport，1876年，1881年，1893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112、130—131、192页。
⑦林仁川：《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鹭江出版社，1991年，第198页。
⑧TradeReport，1898年，1907年，1910年，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218、265、283页；DecennialReports，1882—1891，1892—1901，福州，载《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第81、106页。
⑨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4)，台北：1982年，第302—304页。
⑩《(英国)领事帕特(Pratt)1905年度宁波贸易报告》，见《宁波英国领事贸易报告选译》，载《档案与史学》，2001年4期。
⑾TradeReport，1870年，1878年，宁波，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0—131、198页。
⑿TradeReport，1867年，1869年，1870年，1871—1872年，宁波。《光绪十九年(1893年)宁波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光绪十一年(1885年)温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第105、122、132、142、282、517页。
台湾对外交通便利，早在开港之前就与香港存在着贸易关系。怡和洋行自19世纪40年代起就从香港贩运鸦片至台湾用以交易当地的樟脑、樟木等特产①。但大宗的贸易往来集中于19世纪60年代台湾开港以后至日本割台这一段时期，且以稻米、蔗糖、茶叶、樟脑、煤等四五种主干商品为出口大宗，进口货则一直以鸦片占最大份额，其余为煤油、棉布等日用品②。试以国际市场上的紧俏商品樟脑为例来看港台间的大宗商品交易。随着塞璐璐工业的崛起，欧美等国对樟脑的需求猛增，但全世界仅日本和台湾的天然樟脑产量较大，故台湾樟脑呈供不应求之势，香港市场上樟脑的价格扶摇直上，外商在台湾以每担12两左右的价格揽购的樟脑，运至香港后每担可售20两，多至20余两③。大批樟脑从这里运往印度、欧洲，35年间经香港转口的数量占台湾全部樟脑出口量的93．37％④。尽管与其它口岸相比，港台贸易关系相对简单，但台湾对香港的贸易依存度高于其它口岸。日本割台后，大幅抬高台湾对华贸易关税，免除台日贸易关税，将台湾大额对外贸易扭向了日本长崎等地，但香港对台仍保留了诸如药材等特色转口贸易⑤。
四香港作为转口贸易港的特色与职能
从上文的叙述中可以发现，香港与中国沿海乃至内陆的不同口岸问的贸易结构存在较大差别，特别是在土货出口方面，不同口岸都有其特定的出口商品结构。但总体而言，香港在与国内诸港口的贸易往来中发挥了一些共同的功能。
第一，香港很早就发展成为大宗消费品及走私商品的输出地和特殊贸易的交易所。大批鸦片、盐、军火从这里走私到沿海各地，南方沿海的一些城市通过沙船将大量供外国消费的中国产品运入香港，这两者都不在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权限之内⑥，是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特有的贸易形式。此外，为了逃避繁重的厘金等针对土货在内地流通所征收的税额，不少商品均先行运至香港取得洋货资格后再复出口到内地通商口岸，然后凭借子口税单即可摆脱内地诸多关卡的滋扰。
第二，香港还是内地初级产品的精加工中心。无论是云南的大锡、广西的锑矿，广东的土糖、腌姜、蜜饯、禽毛、鲜蛋，上海的杂货、甚至还有北方的皮毛，都有必要先运往香港作进一步精加工，或精炼，或提纯，或分类，或拣选，或腌制，使之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第三，香港是小额进口特货及出口杂货的重组港。诸如军火、机械、铁路器材等进口货大多采取先出口到香港，再由专门经营中国沿海航运业的轮船公司将其与其它出口商品重新拼装后沿固定的航线运至最终消费地。
第三，香港还是国内大宗工业原材料、燃料的消费地。这可以从香港加工业、制造业、航运业的不断进步得到解释。如制糖业所需的牛羊废骨来自天津⑦。再以煤炭为例，“几乎全部用于船只的燃料方面，这使香港成为著名的煤炭补给基地，配给中途站”。1905年共进口各类煤炭达100多万吨，足见其航运业的发达⑧。
第四，香港是内地受灾地区及缺粮省份进口南洋大米的集中转口港之一。以北方的天津为例，因灾害频繁，且驻有大队营兵，粮食消费量大，政府就曾派专员驻港采购粮食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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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富三：《台湾开港前后怡和洋行对台贸易体制的演变》，载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编：《台湾商业传统论文集》，台北：1999年。
②《1882—1891年台湾淡水海关报告书》、《1882—1891台南海关报告书》，载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台湾经济史六集》，台北：1955年，第88—91、115—120页。
③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卷18，榷卖志，第356页。
④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33—37页。
⑤兰：《日治时期台湾的中药材贸易》，载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编：《台湾商业传统论文集》，台北：1999年。
⑥《(英国)总领事哲美森关于中国对外国进出口贸易统计以及银价下跌对中国物价和出口量影响的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00页。
⑦《光绪十七年天津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下)，第23页。
⑧滨下武志：《香港大视野——亚洲网络中心》，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第57页。
⑨TradeReports，1867年，1884年，天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第58、70、226页。
东由于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经常要通过香港进口西贡米①。盛产丝绸的长江下游地区也不例外，必要时也会通过香港进口大量洋米运到产丝区交换蚕丝②。
第五，香港还在与贸易、航运、金融、保险等相关的领域发挥了一些比较零碎的功能，如船舶修造、航运保险、金融汇兑等。
综上所述，香港是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转口港，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独立自由的贸易机制，形成了与国内其它通商口岸有很大差别的贸易模式。这体现在香港贸易以转口为主、正常贸易与走私贸易并行、特货贸易发达等方面。借助贸易的发展，航运业、金融业、市政建设也在同步跟进，并借此迅速实现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展示出一幅充满自由港特色的发展轨迹。
[后记]本文承蒙导师吴松弟先生悉心指导，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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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radeReports，1875年，广州，《宣统二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126、499页。
②《参赞威妥玛关于从商业角度看1864年度上海港贸易情况的备忘录》，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5页。
HongKongEntrepotTrade,AnExampleofForeignTradeinLateQingChina
关键词:《2000通则》;国际贸易术语;报关;海外运输;运输保险
1 国际贸易术语比较解析
1.1 《2000通则》贸易术语归类解析
为了便于使初学者理解和记忆，下面从容易记错的几个方面进行简单的归类解析:(1)贸易术语后面跟随的地点或港口位于出口方国家的有EXW、FCA、FOB、FAS，后面跟随的地点或港口位于进口方国家的有贸易术语有CFR、CIF、CPT、CIP、DES、DEQ、DDU、DDP，后随买卖双方国家接壤地的有DAF;(2)国际保险手续办理及费用由出口方承担的有CIF、CIP、DES、DEQ、DDU、DDP，国际保险手续办理及费用由进口方承担的有EXW、FCA、FOB、FAS、CFR;(3)只有EXW贸易术语条件下出口手续的办理及费用由买方承担，只有DDP易术语条件下进口手续的办理及费用由卖方承担;(4)国际货物运输风险转移界限位于出口国家的贸易术语有EXW、FCA、FOB、FAS、CFR、CIF、CPT、CIP，而DES、DEQ、DDU、DDP贸易术语条件下国际货物运输风险转移界限位于进口国家。
1.2 常用国际贸易术语比较解析
[JP3]为了加深外贸人员对贸易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并在实践中准确应用，下面就易弄混淆的贸易术语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JP]
(1)FOB、CFR和CIF三种贸易术语的比较。
在传统国际货物买卖中，FOB、CFR和CIF是最为常用的贸易术语，有必要加以重点理解和掌握。①三种贸易术语的相同点:都属于装运合同，只要出口方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将符合要求的货物装上船，提交符合要求的货运单据就履行了合同的义务;都要及时向买方发出已装船通知;都仅适用于海运和内河运输;卖方自己承担相应费用及风险办理出口手续，买方自己承担相应费用及风险办理进口手续;货物风险都在装运港越过船舷时由卖方转移到买方;卖方都要承担交货前的一切风险及费用(国内运费、国内保险费等)。②三种贸易术语的主要不同点:CFR和CIF贸易术语条件下卖方办理海外运输手续并承担正常运费，FOB贸易术语条件下由买方办理海外运输手续并承担一切运费;FOB和CFR贸易术语条件下在国际贸易合同中不涉及保险的内容由买方办理保险并缴纳保险费，保险和卖方没有关系，而CIF贸易术语条件下在过贸易合同中涉及到保险条款，由卖方办理保险手续并支付保险费，但保险具有代办的性质;FOB术语后接卖方装运港名称，而CFR和CIF术语接买方目的港名称。
(2) FCA、CIP和CPT三种贸易术语的比较。
这三种贸易术语是FOB、CFR和CIF的延伸，在现今国际贸易中越来越多的被采用，成为新兴的主要国际贸易术语。①三种贸易术语的相同点:适用任何运输方式;都属于装运合同，只要出口人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将符合要求的货物交与承运人，提交符合要求的货运单据就履行了合同的义务;风险转移都是在货物交与承运人控制后 ;都要及时向买方发出已交货通知;卖方自己承担相应费用及风险办理出口手续，买方自己承担相应费用及风险办理进口手续;卖方都要承担交货前的一切风险及费用(国内运费、国内保险费等)。②三种贸易术语的主要不同点: CIP和CPT贸易术语条件下卖方办理海外运输手续并承担正常运费，FCA贸易术语条件下由买方办理海外运输手续并承担一切运费;FCA 和CPT贸易术语条件下在国际贸易合同中不涉及保险的内容由买方办理保险并缴纳保险费，保险和卖方没有关系。而CIP贸易术语条件下在过贸易合同中涉及到保险条款，由卖方办理保险手续并支付保险费，但保险具有代办的性质;FCA术语后接卖方国家国内某的或港口，而CIP和CPT术语后接买方国家国内某的或港口。
(3) FOB、CFR、CIF和FCA、CIP、CPT两组贸易术语的比较。
这两组贸易术语是国际贸易中使用最多的贸易术语，在有一些内容相似的情况下，又有一些细微的差异，需要引起重视。①两组贸易术语的相同点:都是象征性交货，即只要出口方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将符合合同要求的货物置于承运人控制之下，提交符合要求的货运单据就履行了合同的义务;都要及时向买方发出已交货通知;卖方自己承担相应费用及风险办理出口手续，买方自己承担相应费用及风险办理进口手续。卖方都要承担交货前的一切风险及费用(国内运费、国内保险费等)。②两组贸易术语的不同点:适用的运输方式不同。前三种贸易术语仅适用于海运或内河运输，而三种贸易术语适用于任何运输方式;风险转移的界限不尽相同。前三种贸易种术语货物风险转移界限是转运港船舷，而后三种贸易术语货物风险转移是货物置于承运人控制之下;运输单据是否是物权凭证不同。前三种贸易术语条件下的海运提单是物权凭证，而后三种贸易术语条件下的运输单据不一定是物权凭证。使用的结算方式不尽相同。前三种贸易术语既适合采用托收有适合采用信用证结算方式，而后三种贸易术语不适合采用托收结算方式。[JP]
(4) EXW和FCA贸易术语的比较。
这两个贸易术语表面上看好像没有太大关系，但如果FCA后跟的交货地点刚好选择在卖方工厂时，该如何区分它们，成为很多人头疼的问题。下面以EXW和FCA工厂为例进行比较。①两种贸易术语的相同点:都是象征性交货;买方自己承担相应费用及风险办理进口手续;买方自己办理海外运输的手续并承担相应费用;买方自己办理海外保险的手续并承担相应保险费，在国际贸易合同中不涉及保险条款，保险和卖方没有关系。②两种贸易术语的不同点:卖方装货责任不同。EXW贸易术语条件下卖方只需在工厂将符合合同要求的货物置于承运人的控制之下即完成交货义务，而FCA工厂贸易术语条件下卖方要将符合合同要求的货物装到买方派来的运输工具上并承担装货费用才算完成交货义务;出口手续办理的责任不同。EXW贸易术语条件下有买方负责出口手续的办理并承担有关费用，而FCA工厂贸易术语条件出口手续的办理及有关费用有卖方承担。[JP]
(5) FOB和FAS贸易术语的比较。
这两个贸易术语很是接近，但也有细微的区别，下面进行简单介绍以帮组读者加以理解。①两种贸易术语的相同点:都属于装运合同，只要出口方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将符合要求的货物装上船，提交符合要求的货运单据就履行了合同的义务;都要及时向买方发出已交货通知;都仅适用于海运和内河运输;卖方自己承担相应费用及风险办理出口手续，买方自己承担相应费用及风险办理进口手续;卖方都要承担交货前的一切风险及费用(国内运费、国内保险费等)。②两种贸易术语的不同点:风险转移的界限不同。FOB贸易术语条件下货物风险转移的界限是装运港的船舷，而FAS贸易术语条件下卖方只要将符合合同和要求的货物置于装运港的船边就算完成交货的义务，货物风险也随之发生转移;装船费用不同。FOB贸易术语条件下卖方可能负责装船并承担相应费用(如FOBST)，而FAS卖方不用承担装船费用。
(6) CIF和DES贸易术语的比较。
这两个贸易术语表面上看好像没有太大关系，但有些人还是容易混要。①两种贸易术语的相同点:卖方自己承担相应费用及风险办理出口手续，买方自己承担相应费用及风险办理进口手续;都适合于海运或内河运输。②两种贸易术语的不同点:交货性质不同。CIF贸易术语是象征性交货，而DES贸易术语是实际交货;风险转移的界限不同。CIF贸易术语条件下货风险的转移是装运港的船舷，而DES贸易术语条件下货物的风险是在目的港的船上有卖方转移给买方;海外保险的性质不同。CIF贸易术语条件下的保险具有代办的性质，若将来在运输途中发生保险事故造成货物的损失，有买方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而DES贸易术语条件下的保险是卖方实实在在为自己投的，若将来在运输途中发生保险事故造成货物的损失，有卖方向保险公司索赔，合买方无关;海外运费承担不尽相同。CIF贸易术语条件下卖方只承担海外正常运费，而DES贸易术语条件下卖方不但要承担海外正常运费还要承担有可能发生的额外运输费用(如拖船费等);卸船费用的承担不同。DES贸易术语条件下卖方不用承担卸船费用，而CIF贸易术语条件下卖方有可能承担卸船费用(如CIF Liner Terms)。
2 国际贸易术语的正确应用
2.1 影响贸易术语选用的主要因素
(1)国际市场行情。贸易术语也是进出口企业争取客户的重要手段;(2)运输和保险条件。如果有足够的能力安排运输事宜，在能争取最低运费的情况下，争取采用自行安排和运输方式相吻合的贸易术语;(3)通关手续。负责通关工作的一方必须对有关国家通关工作的政策规定、手续和费用负担等事宜详细了解，如果没有能力完成此项工作，应尽量选用其他的术语;(4)结算方式。采用托收方式结算时不适合使用DES、DEQ、DDU、DDP等实际交货术语，CIF、CFR、FOB、FAS等术语可与托收及或信用证结算方式结合使用;(5)运输贸易国的外汇管制和政府干预。
2.2 国际贸易术语的正确应用
(1)考虑到报关、风险与保险、运输方式、汇率变动等因素，出口方选用国际贸易术语应按CIP—CIF—CPT—CFR—FCA—FAS—FOB的顺序进行。因为如果出口方选用CIF、CIP、CFR、CPT贸易术语时，安排运输和保险事宜由出口商负责，出口商可选择熟悉的本国船舶装载、向本国保险公司投保。这样有利于出口商随时了解货物运输情况，可有效避免骗取出口方货物的行为发生。
但当运价有上涨趋势、对海外运输业务办理不熟悉、本币有升值趋势时，出口商宜选用FOB、FCA、FAS术语。当运价有下跌趋势、对海外运输业务熟悉、精于运价及保险费的计算、本币有贬值趋势、本国保险费率较低廉时，出口商宜选用CIF、CFR、CPT、CIP术语。
(2)考虑到报关、风险与保险、运输方式、汇率变动等因素，进口方选用国际贸易术语应按FOB—FAS—FCA—CFR—CPT—CIF —CIP的顺序进行，因为如果安排运输和保险事宜由进口商负责，进口商可以选择熟悉的本国船舶装载、向本国保险公司投保。这样就可随时了解货物运输情况，有效避免承运人和出口方合谋，在运输途中将货物倒卖，骗取货款的行为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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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庭旭.浅析进口国际贸易术语的选择及风险防范[J].对外经贸实务，2008，(6):6466.
第一条为促进加工贸易健康发展，引导加工贸易升级，进一步规范出口加工区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加工区监管的暂行办法〉的决定》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出口加工区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由海关实行封闭监管的特定区域。
第三条出口加工区的加工贸易，是指出口加工区内企业从境外或从境内采购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等，经加工、装配后将制成品复运出境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四条出口加工区内企业，是指符合我国产业发展要求，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在出口加工区内依法成立，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其中，外商投资企业须按国家关于外商投资管理的法律法规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章出口加工区加工贸易业务管理
第五条商务部是出口加工区加工贸易的政策业务主管部门。出口加工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负责出口加工区加工贸易业务管理工作，出口加工区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哈尔滨、长春、沈阳、南京、广州、成都、西安、武汉市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其加工贸易业务。
第六条出口加工区要遵循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导向，着力吸引技术水平高、增值含量大的加工贸易企业和带动配套能力强的大型下游企业入区。出口加工区内禁止开展高耗能、高污染等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要求的加工贸易业务。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区要提高产业层次，不再新批低水平、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入区；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加工区要结合本地区自身优势，有选择地发展当地特色出口加工业，并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梯度转移的产业。
第七条出口加工区内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业务，须凭企业设立的有效批准文件，向管委会提交开展加工贸易业务的书面申请报告，对有特殊规定的项目，须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相关批准文件。申请报告要说明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业务的方式和内容，并附需要进口的加工生产用设备、料件或需要出口的制成品清单。
第八条管委会收到企业申请后，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加工贸易业务，在10个工作日内签发《出口加工区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和所附清单（格式附后），海关凭加盖管委会印章的《出口加工区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为企业进行注册备案。
第九条在具备条件的地区，企业应通过"口岸电子执法系统"向管委会报送申请报告和所附清单，管委会通过"口岸电子执法系统"核准企业报送的申请和所附清单，海关凭管委会核准的电子文件进行注册备案。
第十条出口加工区内企业在海关办理注册备案后，方可在管委会批准的范围内开展加工贸易业务。如需开展超出原批准范围的加工贸易业务，须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到管委会办理核准手续。
第十一条管委会要在每年1月15日前将上一年度出口加工区审批情况汇总，并报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将相关材料报商务部。
第三章出口加工区货物进出区管理
第十二条出口加工区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实行进出口配额、许可证件管理。
第十三条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不得进、出出口加工区。出口加工区外禁止开展的加工贸易业务也不得在出口加工区内开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四条出口加工区内不得开展拆解、翻新业务。
第十五条在出口加工区可以开展我国出口机电产品的售后维修业务。企业在出口加工区开展机电产品维修业务前，除须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到管委会办理核准手续外，还需向管委会提供维修产品属原产于中国，企业属生产该产品的生产厂商或由该生产厂商授权或委托开展维修业务的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六条出口加工区企业与区外境内企业之间的货物往来（包括出口加工区货物内销），按照进出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办理，涉及进出口许可证件管理的，须向管理部门提供相关证件。区内企业在加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残次品和废品按有关规定处理。第四章出口加工区货物出区深加工结转管理
第十七条本办法所指出口加工区货物出区深加工结转是指区内加工贸易企业（以下简称转出企业）将本企业生产的产品直接转入其他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或区外加工贸易企业（以下简称转入企业）进一步加工后复出口的经营活动。
第十八条未经实质性加工的保税料件，不得进行出口加工区货物出区深加工结转。
第十九条转出企业在开展出口加工区货物出区深加工结转前，应事先将结转料件等情况报管委会，管委会审核后为企业出具《出口加工区深加工结转业务批准证》和所附清单（格式附后），海关凭加盖管委会印章的《出口加工区深加工结转业务批准证》为转出企业办理货物出区深加工结转备案手续。
第二十条转入企业在其他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开展深加工结转转入业务之前，需按上款规定凭加盖所在区管委会印章的《出口加工区深加工结转业务批准证》在海关办理结转手续。
第二十一条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的转入企业，应按照现行加工贸易审批管理规定，向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商务主管部门要审核转入企业的加工贸易企业生产能力证明，按保税进口料件方式为企业出具《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海关凭商务主管部门出具的《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办理备案手续，结转产品如属加工贸易进口涉证商品，转入企业须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供相关的进口许可证件。
第二十二条转入区外的深加工结转产品应全部加工复出口，如确有特殊原因需内销的，按加工贸易内销管理有关规定办理。附则
关键词：加工贸易公告；河南省；转型升级
1 2007年第44号公告《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解读
2007年7月23日，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2007年第44号公告《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公布了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主要涉及塑料原料及制品、纺织纱线、布匹、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共计1853个十位商品税号，占全部海关商品编码的15%。此次政策调整，旨在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严控“两高一资”(高消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抑制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促进贸易平衡，缓解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突出矛盾，有利于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2 河南省加工贸易现状分析
河南省从1993年接触加工贸易行业。“十五”期间，河南省加工贸易连续突破了10亿美元、20亿美元大关，2005年进出口累计完成23.6万美元，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30.5％，从2004年开始连续两年保持了全国排名第十、中西部地区首位的好成绩。
全国加工贸易出口一直占据着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经济发达地区占比更高，而河南省不到30％。河南省约有300家企业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比如郑州宇通公司专门成立了相关部门，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淮阳县银丰塑料厂主要以进料加工为主， 从2000年开始涉足加工贸易领域，已经饱尝甜头。此外，河南省加工贸易业务高度集中在以郑州为中心的沿黄河经济带上；开展加工贸易的企业数量偏少；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缺乏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河南省加工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从2004年开始，国家连续出台宏观调控政策，这些政策对河南省大多是不利的，钢材、皮张等很多产品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而河南省加工贸易产品又是有色金属占大头，仅铝、铅、白银三项产品的进出口额今年以来就减少了6亿美元。
目前河南省加工贸易业虽然充满了机遇，但企业数量少，尤其是外资加工贸易企业少。而沿海地区拉动加工贸易进出口额的主要力量是外资企业，河南省的外向型企业则主要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2006，河南省有针对性地出台了《河南关于进一步加快加工贸易发展的意见》，其中透露，到2010年，全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0%以上，开展打击走私活动以来,海关加强了对加工贸易进口的监管,同时,通过保证金台账“实转”等方式,试图防范加工贸易走私,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也应该看到,现行的监管手段降低了通关效率,对正常的加工贸易活动,特别是交货期很短的高端产品的加工贸易活动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3 加工贸易在促进河南省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的确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加工贸易仍处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低端 。
总体而言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很快，但加工环节主要仍集中在最终产品的组装和低端零部件的配套生产，河南省的加工企业也不例外，劳动密集度高，技术含量较低，在核心技术、产品设计、软件支持、关键零部件配套、关键设备和模具以及品牌等环节上，始终处于低端，价值链有待进一步延伸。加工贸易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我方所得实惠较少；大部分原材料和产品市场都在海外，涉及国内产业链条短，对国内经济的前向和后向联系都很弱，对其他产业的带动力不够；还造成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磨擦等。
（2）中西部地区包括河南省难以完全承接东部加工贸易转移。
当前，东部沿海地区受土地、能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影响，部分加工贸易产业特别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寻求转移；而中西部地区包括河南省由于受产业配套、运输成本、物流效率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尚未完全具备承接转移的条件，也难形成有效的传递和转移机制，2006年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出口额仅占全国的2.6%。
（3）河南省本土企业参与加工贸易的程度不高。
目前，河南省加工贸易主要由外商投资企业主导，龙头企业的投资带动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主体的生产网络和产业集群，内资企业融入比较困难。大多数国有和民营企业不熟悉国际市场运作，不熟悉加工贸易方式，利用加工贸易拓展国际市场的能力不足。
4 河南省加工贸易在新形势下的发展策略
（1）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是当前摆在河南省加工贸易面前的重大课题。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实现加工贸易产业和产品结构升级，提高加工贸易产品技术含量，提高关键零部件的加工制造能力；企业应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推动产品结构向中、高端和高附加值转移，通过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化解国家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二是要优化加工贸易区域布局，引导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促进东、中、西部产业布局的合理调整。三是要引导加工贸易向产业链高端发展，由单纯加工向设计、研发、品牌、服务等内容延伸。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过程中要着重提高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增强配套能力，着力推动加工贸易向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升级，从资源密集型向资源节约型、从规模扩张型向经济效益型转变，防止河南省简单复制东部加工贸易产业及其发展模式，切实引导和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还应该坚持突出优势特色产业。依托河南省现有产业配套基础，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有效利用加工贸易渠道，逐步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
（2）抓住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降低的机遇，做大做强河南加工贸易，因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原材料，而加工贸易企业出口产品则不征收关税、增值税等税目。所以河南省的加工贸易企业应抓住人民币升值的机会趁机扩大出口。
（3）由于河南省企业开展的加工贸易业务一般属于进料加工，可以从国际市场采购物美价廉的原料，加工后的成品可以卖到价格高的国家或地区。而且新政策实施后，在河南开展加工贸易不需要占用流动资金。
【关键词】加工贸易；政策导向；发展障碍
一、我国加工贸易近年来发展现状
加工贸易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几年来，我国加工贸易发展迅速，无论是拉动国民经济，还是缓解就业压力，加工贸易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世界500强已有480家落户我国，全国加工贸易企业已超过12.6万家，覆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监管区外，基本形成了与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和开放型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布局。
1978-2000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加工贸易的年均增速是我国经济年均增速的一倍以上。据有关数据显示，1980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仅为16.7亿美元，2011年达到13052.2亿美元，比较1979年的2.35亿美元，增长了5553倍。2012年达到13439.5亿元。加工贸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现了超常规、高速度、跨越式发展，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4.4%提高到2007年的45.4%，加工贸易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最高时接近60%，连续十多年占据我国外贸出口的半数以上。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工贸易比重开始下降，2012年我国加工贸易占我国外贸总值的34.8%。中国加工贸易发展早期是以来料加工为主，直到1989年进料加工进出口额首次超过来料加工贸易额，达53.1%。此后进料加工一直是加工贸易的主要形式，这就意味着加工方对原料采购有了较大的商业选择机会，从而为国内配套生产提供了需求和拉动。来料加工占比从2000年的30%降至2011年的15%。
加工贸易产业面不断拓宽，产业加工环节增多，产业链延长。中国加工贸易从服装、玩具、鞋类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开始发展，逐渐延伸进入家电、电气机械、电子通讯设备、运输设备以及各种信息服务产品等行业领域。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加工贸易在转型升级、产品结构优化方面取得了进展。加工贸易出口产品中，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例不断提高，商务部的数据显示，高新技术产品占加工贸易进出口比重从2002年的26%提高到2011年的44.9%。
加工贸易的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积极影响，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与困难，我们将在下文中进行详细说明，我国近几年来调整了一些贸易政策促使贸易转型，这些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就目前加工贸易的发展状况来看仍然需要进一步转型和优化。
二、我国加工贸易面临的问题
加工贸易的产业链条较短，经济效益低。加工贸易在我国虽然数量上很大，但是相当大一部分尚处于简单加工的发展阶段，生产加工能力集中于上下游产业，零部件和原材料大量依赖进口，这类企业经营的货物种类技术含量不高，产业链条短，一些技术含量高的关键零部件严重的依赖进口。例如我国加工贸易产业配套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高端原材料、零部件和高端设备的设计制造能 力不足，例如电脑行业的芯片、集成电路、软件；服装行业的高级面料等，多半依据进口，料件本地采购比例偏低。当前加工贸易企业主要处于价值链低端，普遍附加值较低，亟待向上下游产业链延伸，从单纯代工生产（OEM）向上游代设计（ODM）和下游品牌营销（OBM）发展。国内产业链不长，增长质量和效益不高，在整个国际生产收益分配格局中我们所得份额较低。虽然高新技术产品占加工贸易进出口比重从2002年的26%提高到2011年的44.9%，但是要想实现经济强国、世界强国的目标，这个比例还远远不够。
部分加工企业存在自主创新的惰性，升级转型动力不足我国的加工贸易企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作为跨国公司产业链的一个环节，企业接受外商提的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按照外商的要求进行加工生产，并由外商支配和销售，在整个生产和销售网络中处于从属的地位。受这种贴牌生产的惰性影响，加工贸易企业对那种不管研发、不管销售、不管品牌的生产方式形成了路径依赖性，削弱了自主创新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对转型升级并不积极。缺乏资金支持也是一个影响加工贸易企业自主创新的一个因素。于研究开发投入大，时间长，风险大，而且创建自主品牌需要营造相应的营销渠道，宣传品牌还要有一定的广告投入，中小加工贸易企业往往难以承担这些费用消耗。
加工贸易增加了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加剧贸易摩擦的产生。我们的加工贸易主要是由东亚几个经济体转移过来的产业下游环节，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从其投资源地进口上游料件，加工后向欧美等传统市场出口，这使得我们对东亚主要经济体形成巨额逆差，又对欧美主要国家形成巨额顺差，商务部的资料显示，2011年中国与175个贸易伙伴存在贸易顺差，占所有贸易伙伴的73%，美欧是中国主要的顺差来源地。这种双边贸易的不平衡，恶化了我国的外经贸环境；而且国外市场过于集中，出口受到欧美的影响大，使我国经济容易受到美国和欧洲的牵制。在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摩擦的重灾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屡遭反倾销、反补贴制裁等。
对境外加工贸易的认识不足。境外加工贸易是发展加工贸易动态利益的一种新的形式，境外加工贸易是指我国企业以现有技术、设备投资，在境外以加工装配的形式，带动和扩大国内设备、技术、零配件、原材料出口的国际经贸合作方式。开展境外加工贸易作为外经贸工作的一项新兴事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是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的一条重要途径，已成为当前实现国民经济调整和培育出口的一个新增长点。但目前国内很多加工贸易企业对境外加工贸易认识明显不足，对开展境外加工贸易方式不十分清楚。
除此之外，我国加工贸易还面临走私骗税情况、冲击国内原材料产业以及带给环境越来越大的压力等一系列问题，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困难重重，但是必须要克服，因为实践证明，加工贸易符合我国国情，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我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缓解就业压力、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创造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的重要方式。我们要清醒地对待问题和压力，促进加工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才能使其继续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三、近年来有关于加工贸易的政策调整及政策调整结果
随着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在经济活动中的运用，那些加工贸易“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的产业发展受到制约，在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家近年来出台了多项有关加工贸易发展的政策，对加工贸易的发展进行了相应调整。
1.加工贸易商品分类管理政策调整
从1999年开始，国家开始对加工贸易商品实行分类管理，每年海关总署会同环保、商务等中央部门对加工贸易禁止类、限制类商品目录适时动态调整。截至2009年，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的共计1700余个10位商品编码的商品，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的共计500余个10位商品编码的商品。从调整的方向来看，那些“两高一资”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更多的被列入禁止类和限制类目录，加工贸易的门槛也变得越来越高了。
2.加工贸易企业分类管理措施调整
海关对加工贸易企业实行分类管理，在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分类管理办法》中，海关对加工贸易企业参照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进行管理，分为AA类、A类、B类、C类、D类等5个管理类别，按照守法便利原则，对适用不同管理类别的企业，制定相应的差别管理措施。除此之外，海关对加工贸易企业实行区域差别管理，根据加工贸易发达的程度，将我国关境领域按行政区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海关对不同区域内的加工贸易企业、不同类别的加工贸易企业实行不同的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为了减小加工贸易企业的资金压力，国家在2009年对东部地区A类企业开展限制类商品加工生产由“半实转”转为“空转”。
3.加工贸易保税监管措施调整
H2000通关系统的普遍运用和通关作业电子化改革的需要，海关对加工贸易企业逐步实施计算机联网监管，变传统的加工贸易纸质手册为电子化手册、电子账册管理。加工贸易企业通过数据交换平台向海关报送能满足海关监管要求的物流、生产经营等数据（即将企业的MRP、ERP系统与海关通关作业系统对接），海关对数据进行核对、核算，提高海关监管的效率，节约企业生产成本。
4.加工贸易出口退税率、缓税利息率调整
为了优化出口商品结构，2008年9月15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五部委调整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将以前已经取消出口退税以及这次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为了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对加工贸易企业从国内采购的货物适时调整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2009年3月6日，海关总署公告，将加工贸易保税货物内销征收缓税利息适用的利息率暂由参照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调整为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活期存款利率执行。加工贸易内销缓税利率下调无疑将缓解加工贸易企业的资金压力。另外，海关总署正酝酿系列措施推进加工贸易企业转向内销市场。
5.加工贸易出口转内销措施调整
在2007年，商务部将加工贸易的内销审批权从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下放到地市一级；于2008年开始，将内销集中申报在沿海等地小范围内开始试点，并逐步简化内销审批业务；2008年底，海关总署出台了《支持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2009年初，海关总署又下发了一份意见稿，酝酿系列措施推进加工贸易企业转向内销市场；2009年3月6日，内销缓税利息率的调整等。以上一系列举措，目的是将企业外销萎缩的市场转向国内市场，尽可能的降低加工贸易企业的生存压力。
从近几年加工贸易政策调整来看，目的在于“限制”和“发展”。“限制”主要体现在提高加工贸易的门槛，通过加工贸易商品和企业分类管理来实现，限制“两高一资”产品、低附加值产品的加工生产，并有序的将低附加值、限制类加工贸易产业向中西部区域转移；“发展”主要通过鼓励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监管便利化、内销政策化等来实现，引导加工贸易健康有序的发展。这些政策调整已初见成效，那些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产业的生产成本不断升高，出口成本优势降低，在整个加工贸易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从《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商品目录》的调整来看，政策倾向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两高一资”产业转向为高附加、高科技含量的产业，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加强科技研发与创新，鼓励机电产品、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产业链条逐渐延伸，对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比喻现在已不那么合适。随着我国加工贸易本土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加工贸易企业正逐步提高自身产品的竞争能力和产业的配套能力，加工贸易产业链条逐步延伸，一方面，改变了过去那种“大进”的方式，在国内采购料件的比重逐渐增大，延长了加工贸易产业链条，对国内中上游产业的带动作用逐步体现，带动了上游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另一方面，改变了过去那种“大出”的方式，向深加工、精加工延伸。通过这种“大进大出”的转变，带动了整个加工贸易产业链条，使整个产业逐步形成积聚效应。国家出台政策支持企业在稳定国外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将部分外销产品转为内销，并给予税收优惠，鼓励企业逐步建立国内营销和物流体系，创立自己的内销品牌。出口转内销政策的实施，不仅使一些加工贸易企业走出金融危机的困境，在规避外部经济波动带来的不利冲突，减轻国际贸易摩擦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据统计显示，2009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陡降为-44.8%，内需的贡献则高达144.8%。
四、我国加工贸易的未来政策调整方向
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应该兼顾到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保持当前加工贸易快速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二是努力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增强资金融通能力从而扩大产业链长度。
具体来看，未来的政策导向应该有以下内容。积极探索加工贸易自主创新路径，推动内资企业发展加工贸易，增强研发与市场控制能力；完善国产料件退税政策，鼓励加工贸易料件国产化，提高加工贸易的国内增值；积极开发新市场，扩宽市场空间，摆脱欧美国家的控制，降低贸易摩擦产生的可能性；规范加工贸易管理，加大物流体系建设，推动国内加工贸易的全面合理发展，积极应对周边东南亚国家的竞争；适当减少外汇储备，增加进口，特别是国外资源性产品、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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