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海洋文化；对外传播策略；遵循的原则
海洋文化就是用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民间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中国海洋文化的特色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自然经济时代的中国海洋文化及其特色、港口经济时代的中国海洋文化及其特色、国际航运中心时代的中国海洋文化及其特色。本文结合中国海洋文化的这三方面特色对中国海洋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进行研究。
一、中国海洋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
海洋文化是海洋与文化的结合，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体系。通过对我国沿海部分城市居民、旅居国外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人中做的调查问卷，走访了一部分专家、学者，查询了一些国内外资料，找到了一些中国海洋文化对外传播的积极的对策。
（一）传播中国的海洋文化，让世界对中国的海洋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有利于中国海洋资源的开发、海上贸易的加强，使中国的海产品更多地走向世界。
（二）中国海洋文化的对外传播研究能够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旅游业的发展。中国海岸线长，沿海地区气候宜人、风光旖旎，使海洋成为周边国家人们向往的休闲娱乐胜地。嬉水、扬帆、冲浪等水上活动，既有益于身体健康，又有利于人们心情愉悦。
（三）有利于中国海洋文化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并加大中国海洋旅游文化开发的深度。比如向其他国家学习，建造台风博物馆、海洋渔业博物馆、盐业博物馆、灯塔博物馆、岛礁博物馆、珊瑚馆、贝壳博物馆等，举办沙雕艺术节，中国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在继续发展海滨旅游的同时，加速海岛旅游的开发，加大力度开发帆船、滑水、冲浪等海面旅游项目和远洋、深海旅游项目，突出中国海洋旅游文化的特点。
（四）吸引着国内外企业家投资建港，使海港产业文化为中国带来无限的商机。
（五）中国海洋文化的对外传播研究有助于加强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避免对海洋资源掠夺式开发的现象。保持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降低物种灭绝的危险。
（六）传播中国海洋文化有利于中国海洋科学研究，俄罗斯、日本、韩国等中国周边国家的海洋科学研究比较先进，多与这些国家进行技术方面的交流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海洋科学技术的发展。
（七）举办中外海洋文化交流会、举办各类展览会、贸易洽谈会等对外文化传播活动。选择传播载体，拓宽传播途径。我们要大力发展外向型海洋文化产业。政府要重点扶持能传播和宣扬既有中国特性又具普世性的海洋文化价值观的广播、影视作品。以基金会、奖励、补贴和免税等方式开拓相关的大众媒介产品的国际市场。要以国际性会议为契机，搭建同世界交流与对话的平台，通过海洋文化的整合、设计和引导，使真实的中国海洋文化呈现在世界面前。抓住传播重点，注重语言传播，所以也要积极扶植以海外华语观众为主要对象的中文电视广播节目，积极地向国际社会推荐中国的海洋文化。
二、中国海洋文化对外传播坚持的原则
中国海洋文化的对外传播综合系统已具备一定影响力，但需要逐渐构筑起国际传播现代构架。对外传播活动存在着传播渠道单一缺乏体系、传播内容碎片化、对外传播活动的零散性、对外传播地域建设的匮乏、对外传播活动的意义模糊等现象，影响了对外传播效果。在对外传播过程中，除大众传播之外，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需要共同构成一个综合系统。
传播中国海洋文化要注意中外海洋文化的差异，传播内容要仔细研究和筛选，强调中国的民族性，兼顾世界性，更多关注当代海洋文化的内容。传播方式要刚柔并济，避免程式化，要注重亲和力，力求幽默客观不能生硬，不要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对欧美，可以淡化政治色彩，先求文化认同，再求政治理解。
对中国海洋文化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的研究，以求找到更好的对外传播方式，使中国的海洋文化得到世界的、更广泛的认同，以期对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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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蔡丰明.上海海洋文化特色的形成发展及其民俗表征[J].文化艺术研究，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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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怀亮.国际文化贸易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网络字幕组是指互联网中为海外影视文化作品配上本国文字说明的虚拟团体组织，一般由民间爱好者自发义务组建，属于诞生于互联网时代的新事物，从诞生到现在不过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却在海外文化产品在内地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成为网民突破文化障碍接触海外影视资源的重要渠道。综观字幕组的网络传播路径与传播效果，其网络传播表现出明显的跨文化传播特征。
字幕组的网络传播路径与效果
网民按照个人习惯登录视频网站或社区，鼠标轻轻一点即可收看带有中文字幕的海外影视文化产品。这一轻松的动作背后，却隐含着非常漫长的传播路径与复杂的传播效果。
1.字幕组网络传播路径分析
在网民眼中，字幕组一般是作为传播主体存在的，其传播路径即对字幕作品的。实际上，发生在字幕组内部的片源取得、翻译、压制、等诸环节共同构成了字幕组的组织内传播。翻译是字幕组组织内传播活动的核心与关键，也是海外影视文化产品跨越两个不同语言符号系统实现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环节，翻译过程并非简单的符号转化，翻译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以语言为中介进行的传播活动。如图1所示，字幕组的组织内传播活动表现为海外影视文化产品的二次编码，属于对符号进行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
二次编码完成后，字幕组的网络传播即进入组织外传播阶段，面向有收看海外影视作品需要的广大互联网用户，实现海外影视作品的网络扩散。在传播的初级阶段，字幕组通常会通过预告引发粉丝对海外剧集的关注，实现传播的先期“预热”；其后，字幕组将制作好的海外剧集进行，为网友提供在线收看或下载，构成次级传播；然后，部分网友会将下载资源再上传到自己所在的网络空间，供更多网民分享观看。“预热”、资源与网友的下载再上传一起构成了字幕组的网络多级传播。
通过传播路径分析可以发现，字幕组具备海外文化产品受众与传播者的双重属性，完成了文化产品从海外向国内的跨文化网络传播。无论是在组织内传播阶段还是组织外传播阶段，传播路径主要出现在国内互联网，呈现出明显的单向性特征，反向对外输出则比较少见。
2.字幕组网络传播效果分析
字幕组的网络传播效果既有短期效果，又有长期效果。字幕组作品推出的短时期内容易形成网络传播热潮，越是网民期待的海外影视，推出后资源站点呈现访问高峰的可能性越高，成为剧迷在收看过程中或收看结束后的讨论热点的几率越大，达到增量扩散的传播效果。热门美剧《冰与火之歌——权力的游戏》第三季首集播出后，据国内影视网站爱奇艺不完全统计，短时内吸引了超过440万观众，影响力可见一斑。
从长期看来，字幕组成员及其支持者容易在传播活动中达成形形的共识。这时，网络空间作为一种异于物理态空间的新型的空间形态，就成为一种由共识形成的想象中的交往场所。字幕组成员对所在字幕组群体产生集体认同，产生极高的团队忠诚度，而普通网民出于对海外影视文化作品的喜爱，也会自发聚集结成相对松散的虚拟网络组织，是为“迷群”。“迷群”的形成与分化，直接体现了字幕组的网络传播对微观个体行为的影响，从时间上而言，属于长期效果；从程度上而言，属于深度效果。
字幕组跨文化网络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1.缺少跨文化双向互动
单向引入的传播路径决定了字幕组只能取得单向对内的传播效果。完整的现实文化产品传播链条中，接受者会对文化产品产生反应并作出反馈，而在字幕组这里，面向海外的反馈是不存在的，如下图所示，反向对外的反馈与输出很难完成，接受者的表现并不为发送者所知。字幕组主导的跨文化传播像是一棵从国外向国内方向生长的“树”：“树根”扎在海外，“树干”在国内论坛与网站，越远离“树根”，传播分支就越为复杂与深入，呈现出“树冠”式的分散传播。但这种传播是相对封闭的单向对内传播，缺乏反向对外的影响。
2.受外来文化价值观的冲击
在特定文化中生活的人会在环境与人的相互熏染中明白文化的来历、特色和发展趋向，形成文化的“自知之明”。这一观点曾被费孝通先生用来解释民族文化的内聚性，而在字幕组推动并建立的网络虚拟社区中，这一观点同样适用，却是在隐约印证着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接受外来文化价值观的熏染所产生的“自知之明”，有可能对民族文化内聚性造成冲击。在部分虚拟社区成员那里，这种冲击甚至可能是颠覆性的。当字幕组带来的某种认同持续很久而逐渐固化时，它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文化心理，或呈现出与主流文化相抗衡的一面。
3.对国家文化的稀释
字幕组的跨文化传播方式实际上属于对国家文化的一种突破，其传播对象——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文化功能，极可能对国民造成意识形态上的影响与文化自主性上的压力，进而从个体层面上一丝一毫地侵蚀国家文化领域。
适应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相互碰撞与融合
虽然以文化产品引入为主要任务，但网络字幕组并没有摒弃本土文化，相反，大部分字幕组在作品翻译中都会表现出维护本土文化的强烈愿望，甚至终止错误解读中国文化的外来影视作品。文化本来就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的，来自于不同文化环境的人们在交流过程中，克服由于文化的差异而造成的心理障碍，在己方文化的基础上认知和把握对方的文化，实现文化心理对接。对文化自觉的保持，使网络字幕组在新媒体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中，趋向于秉承客观与理性的立场，进而推动本土文化与全球性文化的发展迈向更深层次。
从全球化背景来看，字幕组这样的虚拟团体，既是网络传播全球化的结果，也是网络传播全球化的动力。认识字幕组跨文化网络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形成对策，反而增进本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借用英国学者戴维·莫里与凯文·罗宾斯的观点，当“边界已经变成信息和通信可以传播、渗透的‘渗透性薄膜’”，②文化传播主体要在新的空间体系和国家新秩序下进行自我定位，以适应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与融合，为全球化与本土文化保护找到契合点。
注释：
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3年1月
事前管理：宣传指导、行政审批、节目报备、机构调研
严格规范管理。根据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的要求，上海文广局主动要求市、区两级播出机构扩大科研、人文、纪录片等多类型节目的播出比例，倡导电视节目格调健康、内涵深刻。目前，上海东方卫视每天的新闻节目长达4.25小时，位居全国省级卫视之首；地面频道新闻综合频道每天新闻的播出量（包括重播）达到6.5小时。根据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特点，上海文广局一方面鼓励本市播出机构加强与境外机构的合作，支持上海广播电视频道、频率走出去，另一方面加强对本市播出境外节目的管理。在引进境外节目素材的审批方面，上海文广局建立了专家审看制度，加强对境外节目素材的把关。
加强宣传指导。在根据广电总局要求，指导市区两级播出机构做好国家重大节日、重要活动、重大事件宣传工作的同时，上海文广局结合上海本地宣传工作，指导播出机构做好本市重要活动（如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电视节）、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工作，防止对境外重大事件的过度报道。
建立动态备案。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的相关要求，上海文广局要求市、区两级播出机构及数字付费频道及时上报各频道频率的版面架构，以及所有栏目（包括自制、外包、合作、引进）的名称和总体定位、制片人、播出时长、首播及重播时间等信息，全面掌握各播出机构的节目架构、节目类型和节目内容等情况。同时要求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如有节目更名、调整、关停、新增等情况也需及时报备，为加强对本市各频率、频道的宣传管理打下基础。
深入开展调研。上海文广局深入各播出机构，针对频道频率进行调研，了解节目制作流程，熟悉频道频率品牌定位，体察机构发展难点。通过广泛调研，及时掌握上海广播电视发展现状，有助于宣传监管提前化，提高管理的前瞻性。
加强舆情收集。目前，上海文广局初步建立了上海广播电视的舆情监测机制，收集主要报刊媒体、互联网站、论坛微博等针对上海广播电视的新闻评论及舆论动态，关注广播电视行业相关的新闻事件，掌握行业动态，了解社会舆情，及时调整监测策略和重点，有利于节目的跟踪管理，提升监管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事中管理：优化监听监看机制，
提高监测监管实效
监听监看工作已经成为上海文广局广播电视宣传管理的重要环节和抓手，在把握正确导向、优化内容结构、维护健康生态、抵制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倾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形成有效的监听监看机制。依据国家和广电总局的有关政策、法规，加强播出秩序、节目内容、资质许可、涉外题材等四个方面监测。监测中心依托监测平台，通过聘请监测专家队伍，定期召开研讨会和通气会，不断完善工作机制等方式，使监听监看工作的时效性得到有效提高。
监听监看重点突出。监听监看重点关注新闻选材和评点，访谈类节目的选题边缘化、主持引导不当，情感类节目的引导观点、综艺娱乐的健康娱点等情况，重点节目专人监看，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同时，为提高稿件的说服力，针对本市广播电视节目出现的问题，参照分析中央和外省市同类节目的播出形态和内容编排，善意提请播出机构适度调整，取得一定成效。
关注新栏目新动向。关注频道频率的重点栏目以及改版推出的新栏目新板块，从栏目定位、节目架构、内容选题、主持嘉宾等方面进行跟踪梳理，剖析节目栏目内在问题。聚焦新节目，及时指出节目设置导致偏离定位的问题。梳理分析节目形态，及时发现与专业化定位不符的节目设置，强化频道频率专业性定位，加强重点节目监看。今年以来，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均加大了新闻类节目采制能力和播出总量，上海文广局监测中心加强各频道频率新闻类节目的日常监听监控力度，对重点新闻栏目，实行专人监看、即看即报制度，重要监测信息在节目播出后半个小时内上报局领导。
鼓励优秀品牌节目。以东方卫视品牌栏目《东方直播室》为例，这是一档将电视、网络媒体、短信直播等多种传播手段有机结合的新闻评论类节目。上海文广局的《上海声屏监测》对《东方直播室》点评累计有6篇，有提醒、警示，也有肯定、表扬，旨在提高节目质量，通过导向正确、内涵深刻、知识丰富、制作精良的节目给人以教育、启迪和精神文化的陶冶。对《大爱东方》《梦立方》《劳动最光荣》《1001个真相》等新推出的节目及时跟进，及时点评，肯定成绩，指出不足，推动节目良性发展，创新创优，确立品牌优势。
事后管理：交流座谈、诫勉谈话、创新推优
开展交流座谈。通过组织专家集中讨论，召开媒体座谈研究会，加大与一线编播人员的互动交流，深度剖析节目潜在性倾向性问题，分类梳理日常监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发现，及时提醒，有效拓展了宣传管理的方式和手段。
强化诫勉谈话。近年来，上海文广局强化诫勉谈话制度，对于节目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如导向偏差，低俗恶搞，节目内容偏离定位，嘉宾主持人现场把控不严等，通过诫勉谈话，指出节目存在问题，提出限时整改要求，有效强化了宣传管理效能，取得了较好成效。
鼓励创新推优。结合总局每年的“创先争优”宣传情况及广播电视创新创优节目推选活动，以及由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组织的“上海广播电视奖”评选活动，积极鼓励市、区两级播出机构创新节目形态，推送优秀广播电视节目。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作为我国国际传播重要主体的政府宣传部门及中央级媒体，近年来在创新国际传播形式、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积极的尝试――在叙事策略上，官方话语更加强调具备普适性价值观的叙事命题；在视听语言上，采用拼贴动画、视频直播等前沿视觉表现形式，丰富感官体验；在渠道平台上，通过设立海外媒体中心等方式不断扩大中央级媒体的国际影响力。尽管学界和业界不断强调国际传播主体的多元化转向，但针对通过民间（社会）力量进行际传播的研究目前尚不充分，关于民间（社会）力量的效能作用及其与话语体系构建间的逻辑关联模式也亟待厘清。不容忽视的是，民间力量不但在形态上丰富着我国国际传播的多元主体面貌，同时也为我国构筑国际话语平台的实践活动探索了现实路径，并提供新的想象可能。
一、历史与现状：民间力量的构成主体及其特点
在经典国际传播学理论视域下，国际传播的主体通常被划分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这四类，本文中的民间（社会）力量主要是指除政府以外的其他主体，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关于民间（社会）力量主体的上述界定并不意味着将“官方”与“民间”二元分割，本文也无意于对这二者力量进行强弱关系对比。事实上，不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力量，这二者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从来都不可缺位。另一方面，即便在多元化的时代，“官方”的强势主体地位在很长时间内依旧不可撼动，特别是当某一国家处于战争等特殊状态时，官方依旧是能够代表国家向外发声的绝对主体。
早在清末时期，我国的民间群体便在海外进行着讲述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实践。由王慕陶等人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创设的远东通讯社，被认为是中国民间群体在海外最早创办的通讯社。③留学生群体亦是构成民间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比如，由留日学生创办的东京通讯社、华瀛通讯社，由留欧学生创办的巴黎通讯社。在当时西方国际通讯社垄断信息传播权力的背景下，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但作为民间力量的海外留学生仍旧为当时的中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西方通讯社的霸权地位。还有学者研究发现，抗日战争时期，回族民众利用民间外交等方式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真实目的，并在中东、北非等地区广泛宣传中国抗日救亡的思想。④但总体来看，我国民间层面的国际传播历史实践案例相对较少，其原因可能是，政府和官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国际传播的主导地位，来自民间的话语表达声音则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作为民间国际传播的构成主体，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国际话语表达的途径和机制各不相同。对于以营利为目的企业来说，其主要通过海外贸易、海外广告推广以及海外公共关系等业务展示自身形象、构筑中国话语表达平台；对于各类社会组织来说，不论是专业性、行业性的组织机构，还是经济团体、文化团体，这些具备非政府色彩的社会组织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各类智库成为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的新兴重镇；对于个人来说，身份的多样性和模糊性以及高度的参与性是个人作为国际传播主体所表现出的显著特点，不论是社会精英、海外华侨、留学生，还是关注中国问题的外国友人，甚至是普通的国际游客都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参与国际传播的话语实践。其中，艺术家是近年来参与国际传播活动较为活跃的个体，包括韩美林、何水法等知名画家在内的艺术家群体通过举办国际画展等形式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传播中华文化的民间使者角色。
二、目标与效果：民间力量的功能定位与性能优势
不同于由官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活动，民间力量的作用效果一方面表现为对于官方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补充，另一方面也作为官方话语体系的“缓冲器”，柔化着国际传播领域可能存在的尖锐矛盾。“补充”与“缓冲”是民间力量所具备的性能优势，亦是其在国际传播中所确立的既与官方力量相区别，同时又互为补充的功能定位。
国际传播中的民间话语多来自于不依附于外部资源的草根群体，因而民间群体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往往持有自身独到的价值观点和价值诉求，这与经过统一部署和集体协商的官方话语体系有着显著不同。一些研究表明，当下的中国存在着政府、精英、平民三大政治话语体系，且这三大话语体系的“不交融性”将可能导致“撕裂社会”⑤。具体来看，官方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代表着国家的政治立场，是规范的、强势的、严谨的政治性表达，“而民间话语体系是长期积聚的各种民间思潮的舆论表达”⑥，民间话语体系内涵丰富、肌理丰富，发挥民间话语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将有助于弥合社会的裂痕，进而为国际传播舆论场上可能发生的各种冲击起到减震效果。
特别是当国际传播的主要议题涉及环境治理、医疗健康、道德建设和社会保障等跨越国界的内容时，传统官方层面惯常采用的外交部发言人制度以及各级政府举办的新闻会制度往往收效甚微。若依靠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等民间的力量和渠道，则往往可以舒缓矛盾，相较于官方层面政策施令式的社会动员而言，非政府组织凭借自身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能够获得更加良好的社会动员效果。例如，日本民间智库“言论NPO”（代表为工藤泰志）的主要任务即是围绕恐怖主义、传染病防治以及贫困人口等全球议题召开学术研讨会，并定期召集各国学者对问题把脉，以期通过民间话语表达一国的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
在多元化的今天，官方话语的表达方式和价值诉求也在随时代的变化而向多元化转变。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在国际传播中的界限逐渐模糊，二者的关系表现为既相互独立又互为补充的结果。为了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官方话语一方面需要民间话语的补充和协调，另一方面也需对不断涌现的各类民间话语进行引导和管理。尽管从目前来看，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分野依旧存在，但总体上二者均以满足国家社会的需要为目标导向，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性特点。站在民间话语的角度来看，当官方不便公开发声或是公开发声难以获得良好效果的时候，民间话语将发挥巨大的补充性作用。
例如，涉藏、涉疆等问题一直是我国在国际传播领域中面临的敏感问题，国外的政府、媒体和民众往往对来自中国官方的意见表态存有异议，一些媒体和组织非但不能正确报道甚至还会有意污名化中国官方的话语。面对这样的问题，仅依靠来自官方层面的话语表态往往效果不理想，甚至还会产生事倍功半的结果，此时若有适宜妥帖的“民间声音”，那么解决上述尴尬而棘手的国际传播问题便有了全新的路径指引。当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时，民间群体潜藏的巨大能量和资源应被充分重视和挖掘。此前发生的火炬传递事件中，中国海外留学生群体自发声援，并在线上和线下发起抗议活动，对暴力干扰火炬传递的行径进行了大力谴责，国际舆论反响强烈。著名的AntiCNN网站即是民间社会组织发挥舆论影响力的典型案例，该网站分析整理西方媒体报道中恶意歪曲中国的内容，同时有理有据地对部分西方媒体的恶意言论展开有力回击。
民间力量之所以能够发挥“补充”和“缓冲”的作用，是因为国际传播的受众更加认同来自非官方背景的个体的声音，换言之，民间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长久以来官方层面的信任危机。信任危机的弥合一方面与西方民众的文化习惯有关――西方人文主义倡导个体关怀，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与西方民众对中国持有的刻板成见相关――中国政府的强权形象压迫普通民众的意见表达。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来自民间渠道的话语表达和国际传播实践能够创造出更强的心理接近性和更具亲善性的中国国际话语表达体系。
三、路径与方法：资本、技术、文化的创新驱动
作为以营利为目的民间跨国企业，资本的力量在推动企业不断扩张海外市场的同时，也为跨国企业构筑自身形象和传播中国形象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参与跨国贸易的企业重视在广告和公关等领域的成本投入，一些跨国企业还会资助相关会议或活动，致力于公共外交。包括四达集团、蓝海集团、华为公司等在内的民间跨国企业，积极扩展海外市场，制定了符合海外对象的商业模式，重视加强对象国受众的市场调查。这些跨国企业还精心构建了公共关系网络，重视媒体资源以及智库资源的获得和维护，四达、蓝海、华为等品牌已经成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名片。
在技术的驱动下，民间的国际传播不断表现出新的可能。从早期的BBS、博客等媒体平台，再到即时社交通讯时代的媒体平台，互联网不断赋予民间群体全新的话语表达空间和表达方式。1998年的印尼排华事件，1999年强国论坛的建立，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2005年的反日游行，2010年的“六九圣战”，2016年的脸书“帝吧出征”，近年来出现的网络民族主义事件在表现形式上无不与媒介技术的变革相关。有学者用“图像驱动的民族主义”转向“图像竞争的民族主义”来描绘技术驱动下民间力量的国际话语表达方式的改变：“图像驱动”的时代，一幅照片便足以激起民间力量的发声；在“图像竞争”的时代，民间力量不再满足于转发和评论，个体主动将复杂的图像文本剪切编辑，以实现多义性的国际话语表达。例如，在脸书表情包大战中，互联网的使用者将蔡英文、安倍晋三、日本熊本县吉祥物等的照片进行编辑加工，通过增添文字或制作动图的形式展开了颇具讽刺意味的声讨，宣扬了民间群体的爱国立场。
在资本和技术之外，文化的力量同样驱动着民间国际传播的创新实践。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民间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不论是诗词歌赋、文学经典，还是美食餐饮、服饰装扮，以文化作为驱动力的民间国际传播拥有广阔的想象空间。比如，在美食文化方面，扬州市政府支持厨师协会等民间组织举办美食文化节，吸引了世界目光；在文学经典领域，以Paper Republic为代表的海外民间翻译组织向世界范围的受众推介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文化既是一种内在驱动力，同时也是民间国际传播的主阵地，来自民间的艺术团体和文艺组织更应当在文化艺术的国际传播领域担当弄潮儿。
四、结论与讨论
从民间力量在海外创办通讯社，到如今互联网时代中普通民众高度卷入的国际传播实践，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民间国际话语平台的搭建过程中，不断变化的是各类推陈出新的技术手段，而不变的则是民间群体对于祖国的赤胆忠心以及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美好愿景。近年来，民间国际传播领域的实践反映出民间话语表达主体的多元性特点，民间力量发挥着“补充”和“缓冲”的作用，同时也舒缓着人们对于官方话语体系的信任危机。与此同时，资本驱动着跨国企业的海外市场扩张和国家形象传播，技术变革的力量为民间的国际传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新可能，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化资源则为民间国际传播提供了灵感和源泉。
然而，民间力量在构筑中国国际话语平台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尽管近年来民间国际传播的成功案例不断涌现，但总体上，民间国际传播的实践还缺乏具备广泛认同度的理论体系和叙事范式，现有的民间话语实践多是各自为政，其形式零散，彼此之间关联度弱，难以发挥聚合效应。对于不同类型的民间国际传播的主体来说，每一主体应承担和履行怎样的义务？不同主体的国际传播话语表达有何禁忌？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之间在国际传播的具体实践中如何合作？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对于民间力量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官方力量的否定，前文亦曾提到，关于民间力量的探讨无意于将官方与民间二元割裂。恰恰相反，如何发挥官方与民间的协同作用？如何鼓励和调适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官方与民间合作的基础和壁垒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助力于M一步完善我国国际话语平台的构建。另外，关于国际传播的学术研究还应制定具有现实意义的评估体系，对于官方层面的国际传播实践和民间群体的国际传播实践也需制定相应的评估标准。
此外，学界和业界还应关注民间话语表达的适用领域。除了作为在官方话语出现问题后的有效补充剂和缓冲器，民间力量还应不断探索出自己的专属领域，从而更好地做到有的放矢。民间群体和组织应密切关注全球范围内的话题，例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国家安全、人道主义等具有普世影响力的议题，同时依托民间智库的资源，通过召开学术会议、组织公益活动等方式主动提出“中国建议”，以期在国际平台上获得更大的话语主动权。
「注释
①转引自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②程曼丽著：《国际传播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③万京华：《中国人在海外开展通讯社业务之历史考察》，《新闻春秋》2016年第3期，第28-34页.
④杨志平：《论抗战时期回族民间外交对抗日救亡思想的国际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2期，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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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首届海外华文新媒体高峰论坛暨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 周年座谈会现场。徐烨/摄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近日就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作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人民日报海外版30年来取得的成就，对进一步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提出明确要求和殷切期望。
在批示中指出，30年来，人民日报海外版积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宣介中国发展变化，在外宣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希望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创刊30年为起点，总结经验、发挥优势、锐意创新，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成为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
华人华侨的“家书”，海外学子的“家园”，人民日报海外版自1985年创刊以来，坚持以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改革开放发展大局、服务中外文化交流合作为己任，搭建传播平台，展示中国变化，传播中国立场，弘扬中华文化，为海外6000万华人华侨、500万中国留学生和7000万学习中文的外国人提供“精致、定制、雅致”的信息服务，目前已形成“一报一网一端”的立体化、国际化、分众化传播格局，报纸发行60万份，遍布86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聚合50多家海外华文网站，日均页面浏览量达到1300万;“海客”移动客户端用户超过250万。
首届海外华文新媒体高峰论坛暨
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三十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左：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陈斌/摄
右：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右一），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李宝善（右二），人民日报社编委、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张德修（右三）与前来参加论坛的嘉宾握手。陈斌/摄
擦亮中国“窗口”，架设沟通“桥梁”。首届海外华文新媒体高峰论坛暨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座谈会5月21日在人民日报社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位海外华文新媒体负责人、知名侨领和华文读者欢聚一堂，表达对人民日报海外版30岁生日的衷心祝福，畅谈海外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美好愿景。
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在主旨演讲中说，就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作出重要批示，这是党中央对海外版30年来所取得成就的最高肯定和褒奖，是对海外版发展的亲切关怀和鼓励，对人民日报社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他说，对一个人来说，三十而立，确定人生目标和方向;对一张报纸来说，30年正奋进在前进的路上。在新媒体时代，海外版要与全球华文媒体一道，共创事业、共享价值、共同发展。
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蒋建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中国侨联主席林军，国家网信办副主任彭波，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李亚飞等，在讲话中也充分肯定人民日报海外版30年取得的成就。蒋建国希望人民日报海外版统筹海内海外、网上网下，展示中国巨大变化，抒发中华文化情怀，为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做出新贡献。叶小文称赞人民日报海外版影响半径越伸越长，画出中国外宣越来越大的“同心圆”。裘援平祝愿人民日报海外版把海外了解中国、中国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擦得更亮。林军寄语人民日报海外版继续成为国家对外宣传的重要平台和全球华文媒体的中流砥柱。
会上，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李宝善宣读了和刘云山、刘奇葆的重要批示，人民日报社编委、海外版总编辑张德修主持会议。
在首届海外华文新媒体高峰论坛暨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座谈会上的致辞
积极向世界介绍中国
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蒋建国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外宣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希望人民日报海外版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和云山、奇葆同志重要批示精神，服务党和国家外宣工作大局，坚持国家站位、全球视野，统筹海内海外，统筹网上网下，统筹当前长远，努力建设全球一流的海外华文媒体，为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作出更大贡献。
近年来，海外华文媒体快速发展，日益成为联结海外华侨华人和祖国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希望与会海外华文媒体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加强探讨，深入交流，推动发展，更好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向世界介绍客观真实的中国，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为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实现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中国梦发挥积极作用。
海外版30年，同心圆越画越大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叶小文
很高兴参加这个热烈而简朴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生日座谈会。今天各报都在报道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总书记在谈到做好统战工作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时，有个很生动贴切的比喻：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
我想，这个道理，与对外传播中国形象的工作也是相通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就有这个本事，圆心固如磐石，半径越拉越长，同心圆越画越大。
30年来，这个越拉越长的半径，是善于以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这个有效的、神奇的、了不起的半径，是“30年来，人民日报海外版积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宣介中国发展变化”，是海外版所建构的中国与世界“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
“望海楼”上观沧海 “侠客岛”上敢发声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 彭波
近年来，人民日报海外版积极把握世界传媒发展大势，不断推进数字化转型建设工程，拓展移动多媒体传播形式：2012年，海外网正式上线，经过3年多的发展，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特色鲜明、内容丰富、深受欢迎的网络媒体。2010年，海外版与意大利天天电讯公司合作，共同在亚平宁半岛推出了《人民日报海外版》意大利手机报。这是中国主流媒体首次在欧洲推出手机报。与此同时，海外版锐意进取，不仅推出了“望海楼”等知名时评专栏，还创办了“侠客岛”和“学习小组”等在民间舆论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微信公众账号，积极传播党和政府声音，面对社会热点和重大事件，敢于发声、充满朝气，实现了既能在“望海楼”上坐观沧海，又能在“侠客岛”上意气风发，更能以网言网语汇集四方人士共聚“学习小组”的新媒体蓬勃发展格局。
推动海内外华媒合作发展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 裘援平
30年来，作为面向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及各国中文读者的中央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坚持服务海内外读者，以独特的风格、语言和方式，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反映侨胞心声，成为海外了解中国、中国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我们对人民日报海外版取得的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对人民日报海外版给予国家侨务事业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要充分认识海外华文媒体具有促进海外华人社会发展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双重功能，中国国内媒体应该担当起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在“走出去”过程中关心中华民族海外分支的生存发展，以扶持、引领、合作而非竞争、并购、替代途径，通过提供中国资讯产品、扶持网络化建设、协助从业人员培训、开展多媒体合作、增强造血功能等方式，带动海外华文媒体在新一轮媒体技术变革中发展壮大，共同构建起海内外联动互补的全球华文媒体繁荣发展大格局。
新时代呼唤新媒体
中国侨联主席 林军
当今世界，60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遍布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力量、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载体、促进中外友好的重要使者。联通中国梦与世界梦，推进“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营造良好的周边和外部环境，维护国家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离不开海外侨胞的积极参与，也离不开海内外华文媒体的大力推动。
今天，我们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代呼唤新媒体，新常态孕育新规则，新理念推动新发展。中国侨联将同大家一道，为推进海外华文新媒体的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我们相信，人民日报海外版事业一定会常做常新、越办越好，在全球华文媒体中继续发挥建设者、担当者和引领者的作用。我们也相信，以首届海外华文新媒体高峰论坛为契机，全球华文新媒体一定会达成新的更广泛的团结，越来越具吸引力，为传播中国声音、营造良好的海外舆论环境、发展对我友好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
汇聚华媒力量 做好涉台报道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 李亚飞
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办30年来，担负起向港澳台和海外华人社会传递信息、促进交流沟通的责任。30年来，海外版不断发展壮大，构建起拥有报纸、网络、移动终端等多种媒体形态的现代传播体系，辐射面拓展，影响力增强，成为国家对外报道的重要阵地和世界了解中国的独特窗口。
关键词：郑和下西洋；郑和使团；宗教活动；规范性传播
郑和使团七下西洋，历时二十八年，前后到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出发前在国内还是下西洋在海外，都进行了许多宗教活动，这些宗教活动的开展促成了下西洋的顺利进行。从传播学角度来说，每次宗教活动都是一次有效的宗教文化传播活动，从传播目的、传播内容、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看，都体现了规范性传播的特点。
一、使团内部的规范性传播
传播学理论指出，在一个组织群体中，群体意识的强弱对组织内部凝聚力的形成有直接影响，群体意识强，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就强，反之则凝聚力弱。而群体意识又包括群体目标、群体规范、群体感情和群体归属意识，这几个要素越具备，群体意识就越强，越欠缺则群体意识越薄弱。郑和使团作为中国对外传播文化的组织，怎样才能形成很强的群体意识以建立一个凝聚力强、有中国特色的形象组织?怎样才能形成一套自觉遵守的行为规则和价值取向呢?“群体意识无疑是在群体信息传播和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在郑和使团内部需要进行规范性传播，有意识地营造一种传播情境，有目的地传播有效信息，促成群体意识的形成。
郑和使团下西洋，目的明确，纪律严明。也就是说，郑和使团群体目标具备了，还要有统一的群体规范、强烈的群体感情和浓厚的群体归属意识，在思想、言行等各方面始终保持高度统一，严格遵守规则，保持组织形象，以求完成下西洋的使命。要形成统一的群体规范，除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措施外，还需要宗教文化：要使全体成员对组织在精神上形成一体化的感情，产生浓厚的群体归属意识，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也离不开宗教文化。因为自古以来，宗教在中国一直有较强的影响力，人们能够凭借共同的宗教信仰形成有效的传播关系，加深感情。从郑和使团内部的宗教文化传播来看，在传播目的、传播内容、传播技巧等方面都是围绕规范性传播进行的。
(一)传播目的的规范性
郑和下西洋次数多，历时长，每次下西洋需要近两年时间，航海路途艰险遥远，郑和使团队伍庞大，人员众多，思想复杂，思想情绪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波动，行为难免有所松弛。从下西洋的实际过程看，郑和使团举行了多次宗教活动，单单瞻礼天妃海神在国内就进行了多次，如每次下西洋前沿途祭祀天妃，平安归来后酬谢天妃等。从传播学方面分析，这些宗教活动都体现了规范性传播的特点，传播了一种“神”的思想，在这些宗教活动中营造了一种特殊的传播气氛，不断强化刺激成员的感官，以致每个成员都能接受内部所传播的宗教思想，逐渐形成统一的认识和群体规范，坚定他们下西洋的意志，最后表现在行动上，全心全意为下西洋效力。
(二)传播内容的一致性
郑和使团所进行的宗教活动，有的活动有碑文记载，如泉州灵山圣墓行香时的立碑刻石记载“望灵圣庇佑”闭，郑和印造的《大藏尊经》奉施全国各著名佛寺流通供养，以报答“率领官军宝船，经由海洋，托赖佛天护持”阿之恩。第四次下西洋回国后兴建天妃宫，立有《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碑文描述了天妃显灵搭救众人、化险为夷的情景。第七次下西洋在刘家港兴建天妃宫，宫内所刻碑文首推天妃说：“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之神，威灵布于巨海，功德著于太常，尚矣。”等等，从这些文字分析，郑和使团在每次宗教活动中都传播了一种“神”的思想。如神灵庇护、神灵相助、神能胜天等宗教思想，在传播内容上体现了一致性。虽然使团成员中大多数对下西洋的目的明确，态度坚定，行为统一，但也有一些成员心存顾虑，尤其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许多成员对远航路途遥远、艰险等方面产生了畏难情绪，对航海能否生还忧心忡忡。如随船医生陈常，“临终但日：‘今不葬身鱼腹矣。’”这是当时使团成员中畏惧心理的典型表现。针对成员中存在的畏难心理，从当时的文化、心理、技术等方面需要出发，郑和在使团内部传播了宗教文化中“神”的思想，借助“神”的力量统一思想，规范言行，使无顾虑者意志更加坚定，有顾虑者解除忧患，对下西洋达成共识。
(三)传播媒介的多样性
郑和使团每次进行宗教活动，都是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宗教文化传播，从宗教活动的记录分析，除了依靠当时使用得最频繁的有声语言外，还借助了多种传播媒介，如体态语言、物质符号、碑文、书籍等多种媒介，在当时的传播技术条件下，体现了传播媒介的多样性。如在永乐五年到宣德五年(1407-1430年)间，郑和八次捐钱印造《大藏尊经》，在全国各著名佛寺流通供养，这里用的是文字传播。郑和使团第七次下西洋前重修天妃庙、新建夭妃官、拜祭天妃神、立碑、刻碑文等，则用了物质符号、有声语言、体态语言、文字等多种媒介。
(四)传播效果的显著性
作为使团带头人的郑和，他是中国当时流行的三大宗教的虔诚信徒，对伊斯兰教、佛教都有信仰，且对天妃海神格外尊崇，他能成为使团内部宗教文化传播的意见领袖，在使团中具有绝对权威性，他所传播的宗教文化在使团成员中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和权威性，因此他所传播的宗教文化在使团成员中接受程度高。而且使团中的很多成员也有宗教信仰，如翻译马欢、哈三、蒲和日等也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随从王景弘、侯显、王贵通等人都信仰佛教，几乎所有的成员都信仰天妃海神。因此，在宗教活动中，郑和与宗教信仰者之间传播机遇多，互动频率高，传播效果好，感情越来越深厚，关系越来越牢固，群体意识也越来越强，组织凝聚力也越来越强。另外，郑和使团中那些虔诚的宗教徒在宗教活动中积极参与，传播中所产生的共鸣强烈，形成的宗教文化传播气氛相当浓厚，对使团中那些有偏离性意见或思想观念动摇者造成了一定的信息压力，那些成员受到一种群体感染，也逐渐消除了偏离性意见，转变了思想观念，统一了思想，协调了活动，全体成员维持了群体的自我同一性，规范性传播效果实现了，“众愿如斯，咸乐趋事”。
二、在海外的规范性传播
郑和使团下西洋以前，东南亚、南亚、西洋一带因宗教不一，经常发生争端，海道不宁，因此郏和使团下西洋的目的之一就是“宣教化于海外”，规范海外各国友好相处，“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那么，采取什么方式才能让沿海各国人们自觉遵守这一规范?当然需要在使团与沿海国家人民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传播关系，传播必要的文化信息，促成和谐。传播学理论指出，当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由于某些共同感兴趣的信息而聚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进行有效传播，而且任何传播活动总是在一定时间、空间、场合与背景中发生的，超时空的传播活动是不存在的。因此，在下西洋中，郑和使团与海外人民之间很大程度上是以共同感兴趣的宗教文化作为传播纽带，开展一些宗教活动，在活动中相互交流和沟通，从而达到规范性传播目的。郑和使团在海外宗教文化的规范性传播主要体现如下：
(一)传播对象的差异性
郑和使团与沿海各国各地区人民之间虽然因为宗教文化而形成了传播关系，但是沿海地域复杂，各地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宗教等各方面差异性很大，因此郑和使团面对的传播对象千差万别，在接受态度、行为、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资料分析，当时的南洋、西洋一带有许多国家也信仰伊斯兰教和佛教，对郑和使团来说，在那些地方很容易建立传播关系，较容易凭借共同的宗教文化找到合适的传播对象。而东南亚、南亚各国，尤其是南洋群岛一带的小国家还没有信仰伊斯兰教、佛教，郑和使团面对的传播对象对所传播的宗教文化完全是陌生的，他们对郑和使团所传播的宗教文化可能采取迷惑或抵制态度。沿海国家有些人民还信仰“鬼教”，此类传播对象对郑和使团所传播的宗教文化完全是抵制或排斥的。可见，郑和使团面对的传播对象在宗教文化现状、接受态度和行为等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二)传播内容的灵活性
针对传播对象的差异性，郑和使团只有适当调整传播内容，以求达到规范性传播目的。对宗教信仰历史悠久的国家，那里的人民宗教信仰稳定，郑和使团就依照当地的风俗开展宗教活动，传播当地人们乐于接受的宗教文化，使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接受郑和使团所传播的宗教文化。而对没有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国家，则选择佛教或伊斯兰教中让他们较容易接受的内容进行传播，传播内容由浅人深，由少到多。对沿海地区原有的较好的宗教文化，郑和使团则尊重他们，遵从他们的宗教文化，甚至在传播佛教或伊斯兰教的同时不同程度地接受当地的宗教文化。
如锡兰山崇信佛教历史悠久，郑和使团每次到锡兰山，必须到佛寺进行佛事活动，尤其是第二次下西洋，除了向佛寺布施礼品外，还立石刻碑文，碑文分别用汉、泰米尔、波斯三种文字传播佛教文化。在爪哇，发现土民崇信鬼教，郑和使团曾极力劝服当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而在古里国时，发现当地人民“俗淳厚，尚信义”，既信仰佛教、伊斯兰教，又敬重象牛，郑和则命令部下切实尊重并接受当地风俗，且用文字记载此事，既传播当地的风俗，也传播佛教和伊斯兰教。由此可知，郑和使团在沿海地区传播宗教文化，能够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适时调整传播内容，注意了传播内容的灵活性。
(三)传播方式的技巧性
郑和使团面对不同的传播对象，在传播过程中必须讲究传播方法，注意传播的技巧性。当时南洋、西洋一带的许多国家和郑和使团一样，也信仰伊斯兰教和佛教，那么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很容易建立起有效传播关系，在规范性传播上技巧性要求不高。而对没有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国家，则要讲究传播技巧，要在了解他们的信仰或特点的基础上，采取感情诉诸或说服教育的方式传播宗教文化，甚至采取恐惧诉求的方式传播，强制受传者接受规范性传播内容，达到规范性传播目的。
据《外国史略》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到爪哇时，爪哇土民崇信鬼教，郑和使团曾劝服当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据印度尼西亚历史学家斯拉默穆利亚纳在《印度——爪哇王朝的覆灭和努山打拉伊斯兰国家的兴起》一书写到：“郑和先是在巨港，后来在山巴斯(西加力曼丹)建立穆斯林华人社区，接着又在爪哇沿海、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等地建立类似的社区。他们遵照哈纳菲教派的教义和义务用华语传播伊斯兰教。”面对宗教信仰不同的传播对象，郑和使团采取的传播方式既有说服传播，也有集中传播。而对完全排斥佛教或伊斯兰教的人们，在进行规范性传播时，郑和使团则采取多种传播方式相结合。如对锡兰山国王阿烈苦奈尔，第一次到锡兰山，郑和发现国王“崇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凶悖，靡恤国人，亵慢佛牙”，曾劝其“敬崇佛教，远离外道”，改邪归正，但未成功；第三次下西洋郑和再次要求他改邪归正，而他反而“欲图害使者”，于是郑和使团捉拿了他，并带回中国交与明成祖，且在其亲属中选择了较贤能且能尊佛教的人为锡兰山国王，同时他也被遣送回国。可见，对抵制心很强的传播对象，郑和则采取了说服、强制、感化等多种方式传播宗教文化。
(四)传播效果的有效性
郑和使团在海外进行规范性宗教文化传播，对于统一沿海各国的宗教文化、联络各国各地区人民的感情、加强各国之间的交流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实现了规范性传播效果，“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至今在南洋、西洋一带还保留有三宝庙、三宝垄、三宝洞、三宝寺等古迹，有些寺庙中还摆有郑和雕像，海外人民把郑和当作神灵敬仰，足以说明郑和使团在文化传播效果方面的有效性。
当时，郑和使团所访问的亚非国家中，许多国家有信仰伊斯兰教或佛教的传统，郑和使团中凡信仰伊斯兰教或佛教又懂得当地语言的成员，纷纷以语言为媒介，以伊斯兰教或佛教为信息纽带，和当地老百姓交流，融入到当地的人民生活中，广泛地传播宗教文化，信息量大，既增进了与当地人民之间的感情，又能达到规范性传播效果。而且在沿海一些地区相继建立了穆斯林社区和清真寺，集中传播伊斯兰教，这样，传播范围越来越广，传播渠道越来越多，有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传播方式由说服传播到感染传播、教育传播，程度越来越深，使得伊斯兰教在南洋各地迅速、广泛传播开来。据资料显示，当时的华侨穆斯林在各地区传播伊斯兰教十分积极，一个世纪之后，爪哇终于由华裔穆斯林创建的伊斯兰王国所管辖了。可谓是“伊斯兰教从群岛的一端迅速蔓延到另一端，这也许是在宗教史上没有先例的。”至今印尼日惹华文联谊会会长邓国光都说，印尼全国约有90％的人信仰伊斯兰教，这是郑和在印尼传播伊斯兰教的功劳。可见郑和使团传播伊斯兰教的影响之大，效果之明显。
在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主轴上，“走向世界”的理念具有发动机的作用。在这个认识框架中讨论“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它的意义自然不言自明。近年来，一些年轻研究者开始注意这一领域，令人印象深刻的有武汉大学方长安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我们”视野中的“他者”文学一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解读研究》，北师大张清华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作者刘江凯）。两部博士论文花费相当工夫，对当代文学“汉译”的作品数量、译者、读者反应作了详细统计和分析，这种基础性的工作对下一步工作的展开，显然有奠基性作用。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一些问题需要深度展开和讨论，如果不了解“海外传播”的具体历史场域、现场氛围等细部情况，我们的研究可能只会给人观念化的印象，从而影响对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定位的基本判断。
一是翻译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在西方主流学术界的权威性问题。
我们知道，最近200年来，西方主流学术关注的是欧美文学问题，即使偶尔涉及亚洲、非洲文学，也基本是为阐释欧美文学的“正宗地位”服务的。所以，在西方学术界视野里，被“汉译”的“中国当代文学”连同它们的汉学家都处在边缘性位置。按照传播学理论、传播方式及其对象一般分“主传播渠道”和“分支性传播渠道”等形式，处在主传播渠道中的作家作品，当然更容易被主流化的西方读者所重视和接受；与之相反，处在分支性传播渠道上的非西方国家的作家作品，即使偶尔会进入西方主流读者视野，但总体上仍然是被整体性忽视的状态。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一些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可能大名鼎鼎的汉学家，在西方读者界其实无人所知，经由他们翻译介绍并在西方国家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然而，我们在很多当代作家作品的“作者简厉”、“序言”和“后记”中，经常看到他们的作品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韩等几十种文字，再加上有些作家附在小说集前面的“英译本序”、“法译本序”、“意大利本序”等等，这就使中国读者产生一种印象，这些中国当代作家在西方各国已广为人知并大受欢迎。这种“错位”式的对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理解，使很多人，包括我们这样的专业研究者都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位置，“中国当代文学”已经真正地“走向世界”。不过，在我看来，处在这种“错位”式理解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恰恰是我们理解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一个小小的角度。这个角度不仅涉及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确切关系，也涉及当代文学如何自我定位，而不是靠世界文学的框架来定位，与此同时更牵涉到当代作家与西方汉学家的关系等等问题。至少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提出来，这些年来，我们有些一线当代作家在创作上是不是过于期待和依赖汉学家们的“评价”，后者的文学趣味、审美选择和优越的翻译身份，是不是会变成一种暗示，一种事先存在的认识性装置，被放在了当代作家的创作过程之中。当然，这个问题过于复杂，我在这里不作详细讨论。我的担心只是，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国作家会不会因而使自己的作品变成与汉学家相约相知的“小圈子”的文学。这都是令人担心的事实。我们的海外传播研究，不可能不带着自省的性质。
第二是当代作家在海外演讲的问题。
这是当代作家在海外传播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因为讲演可以通过大众媒体迅速提升演讲者在文学受众中的知名度，借此平台使其作品得以畅销，进入读者视野。但问题在于，我目前对这种情况的把握，基本来自国内媒体宣称某某作家在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学府讲演的零星信息，以及作家本人的“口传文学”——当然这是他们对海外讲演故事的典型叙述。有些诗人白海外访问归来，写出诸多回忆性文章，谈到自己演讲如何引起轰动，如何产生很大影响等等，诗人的笔触表现出比小说家们更为夸张的风格，自然这不令人奇怪。不过，因资料整理不足，目前我们还很难了解到演讲者的听众层次和范围，也不知道海外报道这种消息的媒体到底是小报小刊，例如华人报刊，还是主流媒体。如果听众层次和范围只限于汉学家、东亚系学生、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那么这种传播的受众面和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这事实上是一种“小圈子”里的传播，或叫“内部传播”。最近，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作家略萨来中国社科院演讲，我们发现到场的全是北京的主流媒体、主流翻译界、当代重要作家，以及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西班牙文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社科院的师生。令人惊讶的是，有两个知名女作家还当场拿出20多年前购买的略萨翻译成中文的小说，借以展示这次演讲所衍生的历史长度和深度。另外值得举的例子是，听完略萨演讲后，我去见一位来自上海的亲戚。听说我刚听完演讲，他马上说上海已经报道了略萨将要去北京访问的消息。这完全是一个“文学圈”之外的人士，略萨的动向居然连他都知道，这真是匪夷所思。这一迹象，足以说明略萨是“世界级”的作家，他在中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专业圈子”的范围，关于他来中国讲演的各种报道，一时间充斥北京的各大媒体，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在这里，我拿略萨的演讲与中国当代作家在海外演讲作比较，不是说略萨的小说就一定比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高很多档次，而是说，由于听他演讲的听众层次、范围和报道的媒体的不同，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海外传播”才是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一个事实。通过这种传播，它显然已经对中国作家和读者构成了支配性的影响力，因为略萨小说获奖，其小说在北京一度热销的情况足够证明。以上情况说明一个问题，即我们在评价当代文学在海外传
转贴于论文联盟
播的时候，不能仅仅根据某些作家和国内媒体的“自说自话”，而应该直接去他们演讲国的媒体上取样，收集详细材料，对演讲现场情况有真正的掌握和了解，才可能有基本判断。在文学史研究中，作家、作品、读者和研究者既是一种合谋的关系，也是一种相互猜忌的关系。完全沉溺在作品情节中不能自拔的读者，显然不是具有自觉和研究意识的读者。同样道理，完全被作家的自我叙述所暗示和控制，不能作出自己独立观察和判断的研究者，也不能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算是有见解和优秀的研究者。因此，在听到当代作家“海外演讲”的自我叙述后，研究者首先应该想到的，就是如何想办法在网上收集信息，判断这些信息来自国外哪些层次的媒体，了解其真实情形，而不是跟着作家的叙述再重新叙述。因为，这种纯粹根据作家自我叙述建立起来的“海外传播”研究，不能算是经过资料筛选和整理后的历史研究，由于它的主观色彩，它仍然处在文学史研究的“非历史化”状态。它的学术价值因此是不可靠的。
第三是出国参加各种文学活动的问题。
海外传播的第三种方式，显然跟国外邀请中国当代作家参加文学活动有密切联系。能被邀请参加这些活动，说明当代作家在国外受到的关注度，尤其是被一些西方大国的会议主办单位所邀请，更说明他们正在逐步进入主流国家的社会视野，这对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自然是好事。但我希望讨论的问题是，由于国外的文化环境相对自由，出版和会议组织采取“往册制度”，这就使无论著作出版还是举办会议的自由度都很高，因此也造成分层化的状况，即这些出版物和会议实际是参差不齐、良莠不分的。如果不作实证分析，我们还会以为这些会议都等同国内要求严格、层级较高的“国际会议”。但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例如，一位作家朋友年初去澳大利亚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到那里才知道，这种所谓的“文学活动”，实际是一场大型综合性的文艺活动的一个“分活动”。各种电影、绘画、音乐、表演的活动同时进行，有种众声喧哗的感觉。他这次去只作了一个小讲演，听众属于临时组织来的，三五成群、聚散无常，令组织者也比较难堪。然而，如果不是我认识这位作家，这种活动在回国后的叙述中就会被放大，其影响会被人为扩散，造成某种“文学化”的效果。在1980年代的文学杂志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作家受邀参加国际会议的散文、随笔，由于当时很多人没有出国机会，大家会把文学想象带入到对这些散文、随笔的解读之中，从而无形中扩大这些会议的神秘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对1980年代的读者的我而言，这种“误读”式的阅读经验，可以说是记忆犹新的，我想很多人都会有相似的经历。那么，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文学会议”是“组织文学生产”的特殊方式，很多重要的文学会议，包括它的出席者，最后都在文学史上“青史留名”。例如，1984年底在杭州召开的“文学与当代性”座谈会，就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发端，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作家、批评家虽然后来创作上有不少贡献，但不能不指出，作为“出席者”的“身份”往往被附加在他们后来作品的“影响力”上，他们会被文学史家编入某个文学流派，从而大大提高他们在文学界的个人声望。以上两种情况，都说明参加文学活动对于“重塑作家形象”的重要性。依我所见，由于国内对“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明显滞后于当代作家的出访，加上缺少第一手资料，研究者根本无从把握和了解这些国际性文学活动的档次、影响力和地位等等。也因为这种情况，鉴于作家本人对这些文学活动的夸张性叙述，会无形中放大它们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和文学地位，这就使我们无法准确地把握真实状况。这种情况下，将作家出访与他国际影响力相挂钩的海外传播研究，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
最后，是异识文学作品在“海外传播”中的增量问题。
东西方国家在价值取向和历史文化传统上存在明显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随着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双方的价值分歧和冲突自会大大增加而不会减少。有些汉学家在选择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西方读者时，可能会将这种集体无意识带进去，他们往往把一些“闯祸”的作品视为“异识”作品，这些作品一旦被纳入这种意识形态系统，其文学价值便会大大增量。这些作品也因此变为“名作”、“名著”而广为流传。当然，不能排除有些作家乐见这种局面，他们会借此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转销国内同时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形成暗示和控制。但我想指出的是，这种文学筛选程序所存在的问题，是随着文学评价标准的意识形态化，作品的艺术价值逊位于其社会价值，被它选择的作品可能往往都不是作家本人最优秀的作品。这种增量现象，还会发生在西方读者的文学接受中；他们会以为，这就是对中国现实的真实表现，是“中国形象”的真实写照。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这种文学作品筛选程序的严重性估计得太高。对于社会观念和文化形态更为多元化的西方读者来说，即使是非常夸张的异识文学作品也不过是一种文化商品，它们本身就存在着某种时效性，也会很快贬值。当新的文化商品被推出，这些西方读者的兴趣会立即转移，他们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兴奋点上。因此，值得关注的倒是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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