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控制权获取 资源基础观
一、引言
海外直接投资时，发起方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谈判合适的组织管理架构并非一件容易的事。经过冗长的谈判过程，却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导致企业无法获取预期的所有权份额更令人沮丧。尤其对于海外直接投资，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要求获取目标企业的恰当的组织安排（Geringer & Hebert， 1989； Yan & Gray，1994； Mjoen & Tallman， 1997），而最重要的是所有权（ownership）与控制权（control）。所谓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争夺，其最终结果都是为了控制权。因为所有权只是代表了其所有者初期的投入，表示所有者股份的占有率（Yan &Gray，1994）获取关键的战略资源，实现战略目标必须要获取目标企业的控制权，因此控制权才是真正对关键资源的控制程度（Lecraw， 1984）。
在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有权与控制权之间的选择受到发起方企业与目标企业的资源和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无论学者还是实践的企业家都感到相关理论无法指导实践，原因并非因为理论错误，而是以往的研究没有明确区分研究对象，将不同维度如交易、企业和宏观的问题集中讨论，结果反而导致企业家或者研究学者虽然感觉内容丰富但最后却无所适从。因此本文明确集中以交易本身为研究对象，对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获取研究进行了梳理，从资源基础观对海外直接投资等控制权研究进行综述， 并指出了现有研究对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等控制权的启示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二、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影响因素
1. 控制权的相关理论
尽管以往的研究将所有权与控制权等同（Anderson & Gatignon，1986）。两者具有明显的区别。所有权是指资源投入和获取剩余价值程度的反应；控制权是指影响目标企业运营活动的决策的程度 （Geringer and Hebert，1989； Yan and Gray，1994）。一般来说，控制是指一个组织影响其下属单元，以达到其目标的过程 （Flamholtz et al，1985）。以往的研究大多数把控制权等同于所有权（Stopford and Wells， 1972； Fagreand Wells，1982； Hennart， 1988， 1991； Blodgett，1991），认为只要获取了所有权，就能保证控制权（Stopford and Wells，1972，Hennart，1988，1991）。传统理论认为所有权代表了其所有者的风险承担、资源配置、投入承诺和组织控制程度 （Beamish and Banks， 1987；Gomes-Casseres，1989； Hennart， 1991）。虽然所有权并不是控制权的唯一来源（Yan and Gray，1994），但是所有权是控制的重要影响因素，并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和效率（Beamish and Banks，1987）。并购等和其他投资的是组织和管理商业交易的制度性安排（Anderson，1997）。Yan和Gary（1994）发现以往对于控制的认识只局限于运营管理上（Killing，1983），因此，他们从Geringer 和Hebert的模型的基础上，扩展了控制的范围，提出并购等海外投资控制的三个具体表现：第一，制定战略决策；第二，管理日常运营；第三设计组织架构和运营程序，即从战略、运营和组织三个维度控制进行划分。
2.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影响因素
海外直接投资是组织和管理商业交易的制度性安排。以往的研究同样认为所有权与控制权有强烈的正相关（Keegan，2002），认为只要获取了所有权，就能保证控制（Stopford & Wells， 1972，Hennart，1991）。传统理论认为所有权代表了其所有者的风险承担、资源配置、投入承诺和组织控制程度 （Gomes-Casseres，1990； Hennart， 1991），因此即使所有权并不是控制权的唯一来源（Yan&Gray，1994），也是控制的重要影响因素，并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和效率（Hennart，1991）。
控制权是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传统国际化理论认为受到资源的影响，这包括目标企业与发起方企业之间的资源对比决定了在控制权主导权归属。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当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不断的交互国际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公司目标的所有权份额没必要必须达到（GomesCasseres1990），所有权的程度依赖于企业获取所有权控制的需要（Gatignon& Anderson，1988）。在通常的所有权政策下，企业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获取控制权（Lecraw，1984； Yan & Gray， 1994）。企业必须在承诺资源与所需的控制之间做出平衡（Gomes-Casseres，1990）。因此，我们将对海外直接投资等股权投资的控制权影获取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
一个组织安排是否被选择关键在于其相对其他组织安排形式是否更有效（Williamson，1975）。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控制权受到交易成本的大小所决定的，企业的组织安排目的是成本的最小化。影响交易成本的主要是三个维度：资产专用性、频率与不确定性（Williamson，1975， 1985），其中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是解释并购等及其他行为的控制权最关键的要素（ Williamson ，1979，1985，1991，1996）
以往的文献认为海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组织安排是由双方资源决定。即使在所有权上做出让步，但企业依靠资源而也可以获取控制权。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时，目标企业的组织安排，尤其控制权是各参与者之间受到了参与者的资源和能力的影响（Lecraw，1984；Arino &Torre，1998；Yan & Gray，1994）。海外直接投资中的控制权来源于各自拥有或控制关键资源和能力。正如Pfeffer & Salancik （1978）所说“当一方投入更为重要的资源时将会影响甚至控制整个组织活动”。因此在海外直接投资等中各方参与者在关键资源上的投入将增强他们的控制权 （Child et al.1997；Lecraw，1984）。
所谓的关键资源的概念最早是来源于交易成本理论的资产专用性。资产的专用性与控制权之间呈现正相关（Kim& Hwang1992；Gatignon &Anderson， 1988；G o m e s-C a s s e r e s， 1989； Padmanabhan & Cho，1999）。资产专用性是指替代使用者以不牺牲资产价值的前提下，在交易中重新配置该资产的程度（Williamson，1975）。当专用性产生的准租金（quasi-rent）越大，企业就可能利用这种竞争优势（Anderson & Gatignon，1986； Kim&Hwang，1992）有能力和动力去获取更多的控制权。当资产专用性高时，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高控制，以弥补在日后整合过程中，所出现的官僚制度成本（Erramilli & Rao，1996）。因此，发起方企业拥有专用资源（proprietary resource），倾向于选择高控制（Nakamura & Yeung，1994）。
但是，只是拥有专有性资产是不足够的。影响目标企业控制权归属的最关键就是参与各方投入的专有资源的价值（Inkpen & Beaminsh，1997）。Das& Teng （2000）认为“只有当企业投入真正拥有价值的专有资源”时才能真正获取高控制权。必须注意这种价值的大小是相对于交易各方而言。价值的大小是取决于该资源的需求、替代性和稀缺程度（Williamson，1985）。相同的资源对于不同的交易者的价值大小是不同的，比如对于资源密集型自然和制度的资源优势（如更容易获取原材料、资金或地域等）的企业，运营的密集程度和类型将会影响目标企业的组织安排，投资者会愿意为了这种资源增加其控制程度（Lecraw，1984）。Mjoen和Tallman（1997）也提出相似的观点，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运营的资源密集程度与企业的影响力呈现正相关，但与所有权的比例却并没有明显的影响。在一些自然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如食品、烟草、采矿等），企业倾向于保证获取当地控制的专有资源的资格或者克服当地的政治问题（Hennart & Larimo，1998）。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通过划分不同的资源类型，希望深入探究究竟什么资源会影响控制权的获取。以往的文献把资源和能力结合一起，分为“资本资源”与“非资本资源”（Mjoen and Tallman，1997），并针对不同的类型的资源对控制权的影响作出相关的研究。所谓的资本资源力量是从资本资源或者其他相同的与之等价的固定资产投入而形成。Fagre and Wells（1982）和 Blodgett（1991）都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资本资源的投入对于组织安排和控制权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而非资本资源力量是来源于参与者的关键资源投入，包括知识、技术、营销渠道。以往研究对非资本资源主要是指知识资源。知识资源对于目标企业的组织安排发挥关键作用（Das & Teng， 2000； Hamel， 1991）。知识的传播和知识的内部化是并购等或者最重要的动机之一（Hamel， 1991）。知识资源包括了研发能力、管理知识和营销知识等。以往的研究也发现，一旦企业具有知识资源就会倾向于选择高以达高控制的目的（Lecraw，1984）当企业相对于其他参与者，投入更高战略价值的资源时，控制权将会转移到该资源的所有者手中（Inkpen & Beaminsh1997）。
三、研究展望
通过以往的研究我们看到直接投资的控制权选择主要受到海外直接投资双方资源、能力和影响。然而当前针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获取研究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研究对象比较片面。首先当前相关的研究研究大多以发达国家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为背景，由于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企业为对象，因此当前资源基础观与的解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我们认识到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中，并没有所有权优势，但我国企业却有来自市场、制度等带来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并不属于企业，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把传统的资源和优势，由企业扩展到外部环境。
第二，忽视了制度因素的影响。企业特征也能会使他们对风险的态度不同。比如大型的企业由于具有国有背景，虽然这些资源可能不会对双方谈判地位造成影响，但会促使对制度和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其他风险的承受能力更强，从而更有冲动获取高控制权。所谓的企业特征对控制权的影响归根结底都是来自于制度因素的影响。新兴国家国际化的兴起，使制度基础观日益受到重视，制度可以间接影响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例如国有企业会通过制度红利（比如，优惠政策，资金支持）短期提高企业的谈判能力，从而获取控制权。但是，必须注意本文强调的制度并非泛指宏观环境，而是强调为交易的其中一方带来直接实质性支持的制度因素。此外，除了传统的政策等制度因素外，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崛起赋予了制度新的内涵，拥有广阔市场的新兴市场能够为该国企业带来了短期的资源优势，比如沃尔沃最终选择吉利收购的最重要原因，并非金钱，而是希望借助吉利进入中国市场，重新焕发生机。尽管有不少文献针对制度差异进行研究，但是只是从文化层面、制度包括行业规范、相关行业法律差异等带来对大环境的影响，对交易本身是产生间接的影响。目前在我国，制度理论引入国际化理论仍处于初级阶段，尤其以交易为研究对象的制度影响目前较少，特别对中国等强制度国家企业投资时，母国制度影响研究（Y i u，2010）。
第三，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控制权的定义也不清晰。而且随着研究的日渐深入，我们发现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有权与控制权是分离的，这对于当前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大多认为高股权就能获得高控制的观点提出重大的启示作用。所有权与控制权并非完全正相关的（Geringer & Hebert， 1989； Yan& Gray，1994）。两者具有明显的区别。所有权是指资源投入和获取剩余价值程度的反应；控制权是指影响目标企业运营活动的决策的程度 （Geringer & Hebert，1989； Yan & Gray，1994）。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在与目标企业争夺控制权时，往往受到当地政府、文化差异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所以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中，即使获取了高股权，却常常没有获取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最终导致战略目标无法实现，这启示我们有必须深入研究我国企业如何获取控制权，获取怎样的控制权才能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综上所述，我们尝试整合资源基础观进一步完善基于交易为对象的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模型，以供后续相关研究，模型如图一。从以往的文献，我们发现影响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的获取包括传统资源因素包括：资产专有性和专有资源价值（Yan & Gray，1994；Pfeffer& Salancik，1978），其中专有性资源的价值受到需求、稀缺性和可替代程度影响（Williamson，1985）。另一方面是正如上文所述，新兴市场企业的崛起赋予了资源新的含义，有以往企业内部扩展至企业外部，而这种外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制度带给企业直接支持，包括母国政策、母国市场等（Delios ，1999； Brouthers 2006，Peng，2011），因此本模型中制度定义并非指对交易起间接影响的宏观因素，如文化差异性等广义的制度因素。
资源因素是基于交易的直接影响因素，然而在交易为对象的维度下除了直接因素，间接因素也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强调的是从主并企业出发，集中以交易为分析的维度。作为所有权的主要拥有者和剩余价值的主要获取者，企业凭借自身的企业特有竞争优势，有强烈的动机和能力获取目标企业的主要控制权。以往的研究也发现，一旦企业具有知识资源就会倾向于高控制的目的（Lecraw，1984）。企业特征包括背景特征和能力特征。背景特征考虑的是企业所有权构成和多元化程度（Luo，2007），把企业分为：利基企业（niche entrepreneurs），全球抱负者（world-stage aspirants），跨国机构（transnational agents），受委任专家（commissioned specialists），而能力特征从而影响双方的力量对比，然而，投入的资源种类有很多种（如资金、技术、管理知识等），因此把资源正确分类，对于我们研究控制权选择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Yan & Gray ，1994；Mjoen & Tallman，1997）。我们根据以往的研究（Gomes-Casseres， 1990； Yan & Gray， 1994），把资源力量分资本资源力量与非资本资源力量（Mjoen& Tallman，1997） ，不同的企业特征影响企业对待不确定性的态度，间接影响控制权的获取。
我们把控制权分为三个维度：（1）制定战略决策；（2）日常运营管理；（3）企业组织架构与运营过程设计，我们总结细分变量为战略控制、运营控制和组织控制，即战略控制、运营控制和架构控制（Yan &Gary，2001）。我们希望通过分类控制权探求出在海外直接投资中控制权获取最重要是哪个层面，以及企业如何在谈判影响中在三种控制中选择。
我们在未来的日后的研究将会尝试在该理论框架中加入绩效变量。本文作为探究性因为绩效才是判断该海外直接投资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通过整个海外直接投资过程的联合，从而提出完整的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选择模型。
参考文献
[1]. Andreff， W. ‘The new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from transition countries’， Economic Systems，2002，26（4）： 371 379.
[2]. Arino， A.， Torre， J. Learning from failure： toward an evolutionary model of collaborative ventures[J]. OrganSci ， 1998.9， 306 325.
[3]. Bacharach， S.B.， Lawler， E.J.Bargaining： Power， Tactics， & Outcomes[M]. Jossey-Bass， San Francisco， CA， 1984
[4]. Brouthers， K.D. ‘Institutional， Cultural & Transaction Cost Influences on Entry Mode Choice &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2. 33（2）， 203-221.
[5]. Brouthers， K. D. & Bamossy， G. J .Post-Formation Processes in Eastern & Western European Joint Ventur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6. 43（2）： 203- 229.
[6]. Child， J.， Faulkner， D.， & Tallman， P. B . Cooperative Strategy[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215-247
[7]. Chiles， T.H.， McMackin， J.F. Integrating variable risk preferences， trust，&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 1996.21/1， 73 99.
[8]. Das， T. K. ang Teng， B.-S. Between trust & control： developing confidence in partner cooperation in alliances[J]. Academy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3 （3）， 491-512.
[9]. Delios. A.& Beamish， P. W. Ownership strategy of Japanese firms： Transactional， institutional， & experience influences[J]. strategic Munugement Journal， 1999.20 915-933.
[10]. Emerson， R. Power-dependence relations[J]. Am. Sociol. Rev， 1962. 27， 31 41.
[11]. Erramilli， M. K. Nationality & subsidiary ownership patterns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6. 27， 225 248.
[12]. Geringer & Hebert， Control &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9.
[13]. Gatignon， H.， Anderson， E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degree of control over foreign subsidiaries： an empirical test of a transaction cost explanation[J]. J. Law. Econ. Organ.， 1988. 4， 305-336.
[14]. Gomes-Casseres， B. Firm ownership preferences & host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an integrated approach[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0. 21， 1 22.
[15]. Hennart， J.The transaction costs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 In： Pitelis， C.N.， Sugden， R. （Eds.），The nature of the transnational firm. Routledge， New York， NY， 1991.
[16]. Hennart， J.Explaining the swollen middle： why most transactions are a mix of market & hierarchy[J]. Organ Sci ， 1993. 4， 529547.
[17]. Hennart， J. F.， & Larimo， J.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the strategy of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Does national origin affect ownership decisions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Studies，1998.29（3）， 515 538
[18]. Hill， C.W.， Hwang， P.， Kim， W.C. An eclectic theory of the choice of international entry mode[J]. Strategic Manage. J， 1990.11， 117-128.
[19]. Hofstede， G. The cultural relativity of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 theor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Fal，1991. 7589.
关键词: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体系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4-0278-02
根据《人民日报》2005年1月20日的报道,2004年我国企业“走出去”发展的业务规模迅速扩大,非金融类累计海外直接投资达350亿美元,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营业额分别超过1000亿美元和300亿美元,业务遍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20多年来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具备强大的参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潜力和能力。但在对外开放的实践中,由于我国一直以引进外资为主,因此我国投资法中涉外的部分以调整外商来华投资为主,外资立法严重失衡,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几乎是一片空白,这就无法为我国的海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因此,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亟待建立并完善。
1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概述
所谓海外投资保险制度(Overseas Investment Insurance scheme)是指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证或保险,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的制度。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一种特殊的非商业性的保险制度,具有浓厚的国际政治色彩和官方性质,是一种国家或政府保险政治风险的制度,与一般的民间保险是截然不同的。
第一,承保主体及对象。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主体是政府机构或公营公司,其承保主体即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具有官方性质,其承保的对象仅限于私人海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货币汇兑险(或称禁兑风险)、征用险和战乱风险。
第二,承保目的。其承保目的不在于营利,而在于保护海外投资,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和地位。
第三,承保意义。与一般私人保险不同,其承保的主要意义不在于事后的补救而是在事前的预警和防范,尽可能使风险事故不发生。
第四,承保中的代位求偿权。针对海外私人投资的特殊性,政府之间在签订双边投资保证协定时均对代位求偿权进行了规定。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因此成为本国保护私人海外投资的国内法制度,也是国际投资保障的重要制度之一。
这种制度是美国于1948年在实施马歇尔计划过程中首创的,是投资者母国为了保护本国国民在国外的投资安全,依照本国国内法的规定,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实行的一种以事后弥补政治风险损失为目的的保险制度。自从1948年美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来,日本、法国、德国、挪威、丹麦、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瑞士、比利时、英国等国家也先后实行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不仅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也于七、八十年代开始为本国本地区的海外投资者提供政治保险。
2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我国的现状及立法原则
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始于80年代末期,此后逐渐发展壮大,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但总体而言,只能说尚处于初级阶段,与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相比,更是处于严重滞后状态。我国理论界对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理论的探索远远落后于中国改革开放及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落后于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客观经济发展态势,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还不能适应中国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的需要。
在鼓励和保护积极拓展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如何从法律上对其加以保护,也是现实且必须解决的问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保险方面主要依赖有关主管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条例,尚未有效的法律依据来规范海外投资的促进和管理。目前我国调整海外直接投资的法规主要包括:(一)国内法方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受国务院的委托于1985年2月制定的《关于在国外开设非贸易性合资经营企业的审批程序和具体管理方法(试行)》、外汇管理局于1989年3月和1990年6月分别颁布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国家计划委员会于1991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境外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但这些法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针对海外直接投资的某一方面而言的,关于海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保护问题则没有涉及。(二)国际法方面:我国自1982年起已先后签订了60多个双边投资协议,并于1988年4月签署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但我国更多地承受了作为资本输入国的义务,其着眼点主要在于改善我国投资环境,更多地吸引外资流入我国,而不在于保护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同时,由于我国国内没有相应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这些双边协定相配合,使得协定中关于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保护的规定更多地限于形式,没有发挥应有的实际效用。实践中,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对上述公约的利用也非常有限。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的原则,应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保持一致,即在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时,必须坚持维护国家的经济,包括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对外国公司及跨国公司的活动享有的管理监督权,同时,贯彻尊重国际惯例的原则。此外,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既定的国策,中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的原则应该是:鼓励并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对外投资;对外投资必须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对外投资必须维护市场秩序;必须维护投资者正当权益等。
3 建立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体系
建立和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体系有助于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护立法,亦有利于促进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因此,我国应根据已与他国签署的有关双边投资协定与多边投资条约的规定,借鉴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按照我国国情建立相关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以加强对海外投资的优惠和鼓励措施。
借鉴美、日等国经验,我国也应结合自身国情建立海外直接投资保险法律体系。在建设这一体系过程中,我国需建立专门的中国境外投资保险公司来执行承保业务。该机构应当反映我国政府的对外投资政策,并依照《对外投资保险法》设立,由对《外投资保险法》明确其主要目的、权利义务。我国境外投资保险公司应当为国务院政策指导下的一个机构,其组织结构参照《公司法》和《保险法》成立,为股份制形式。在确立承保对象上,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当尽量扩大范围,不仅包括企业法人,还应当包括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和其他非法人经济组织。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公司对境外投资担保的签发应当进行投保人资格、投资项目和东道国三个方面的审查。对于合格的投资者应当采用“资本控制论”的形式,如可规定,依中国法律设立的法人等经济组织,本国公司或合伙人须持有多数股权,才可取得承保资格等。对投资项目的确定,我国应要求除依照国内法律、规定外,还应由投资者获得东道国对该项目的批准。在争端解决上我国还应对《对外投资保险法》的解释与适用、合同的解释、索赔以及代位求偿等问题在立法上做严格规定,以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此外,为促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我国政府还应当与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的投资协议,以维护我国对外投资者在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以及投资安全、国有化补偿、资本撤出与利润汇回、解决争端等问题上的利益。
3.1 在国内法体系建设方面,应做到
(1)制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及其实施细则。《海外投资保险法》应就国家对对外投资的态度、对外投资的主体及权利义务、投资国别产业选择原则、投资方式、组织结构、信贷、外汇管理、保险、海关、商检、信息、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等进行法律规范和指导。同时结合我国海外投资的具体实践,从保险制度形式、承保机构、被保险人、保险对象、承保范围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
(2)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国别、产业方向指导目录的制定工作。应依法选择与我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签订双边或多边保护和促进投资协定的国家、与我国经济互补性较强的国家、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以及周边友好的国家,将其列入目录。投资产业的选择既要考虑我国产业结构、比较优势、国民经济需要,又要考虑东道国吸引外资的重点领域、市场特点和投资环境。2004年,商务部和外交部联合了第一期《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有了个很好的开端。以后还应将这项工作以法律形式制度化,以便更好地起到政府的指导和服务作用。
(3)制定颁布与对外投资保险法律规定配套的财税、外汇、信贷、海关、商检、统计、资产管理、外汇管理等方面的具体法规。企业对外投资需要得到国家的支持和规范,国家应放宽信贷、外汇管理权限;国家建立对外投资基金,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资金支持;税收方面应给海外企业一定年限的税收减免,以扩充企业资本金;按国际惯例建立对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投保的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及其收益因东道国征收、战争、汇兑限制以及政府违法等政治风险造成的损失给与赔偿;简化审批对外投资企业人员出境手续,允许办理长期有效的出国任务批件,允许企业自行决定办理工作所在地长期居留证等。
3.2 在国际法体系建设方面,应做到
(1)国家应抓紧同尚未签约国家和地区签订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司法协助协定、经济合作协定、贸易投资协定、社会保险协定等政府间协定。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国际多边投资框架谈判,在推进贸易投资间自由化进程中维护我国利益,为我国企业对相关国家投资开辟通道。
(2)公布并宣传我国与其他国家已签订的双边或多边贸易保护和促进投资协定的内容,以方便国内企业了解掌握,在向这些国家投资时,利用协定内容维护自己的权益。
(3)整理公布海外投资的国际惯例,并对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如何适用国际惯例提出指导意见,供企业对外投资时查阅参考。
(4)运用国际投资冲突解决机制,维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政府应营造对外投资的良好法制环境,这是对外投资保险法律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引导理论界加强对我国对外投资保险法律体系建设的研究,多出成果;立法机关要增强对外投资保险立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加快立法进度,注意结合实际,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经验,提高立法质量;有关行政机构要严格依法办事,严格执法,转变职能,转变做法,提高办事效率;司法机关也要深化改革,提高素质,公正司法。政府也应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对外投资法制建设的过程,应鼓励企业相关工作人员通过适当渠道和形式把对外投资保险法的立法及其实施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主动向有关部门反映,同国家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及法律理论界保持经常的沟通,提出意见或建议,推动我国对外投资保险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政府应引导全社会要像营造鼓励吸收外资环境一样,共同营造一个支持对外投资的法制环境。4 结语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势在必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国家为后盾,减少了海外投资者的风险,使海外投资更具有保证和安全。在建立该制度时,应该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特别是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在
此基础上,适当借鉴和吸收许多发达资本输出国所实行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所建立的国际投资保险制度之中行之有效的措施和一般作法。这样就可以尽最大限度地使我国拟建立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投资保险制度接轨,自建立伊始就能切实、有效地发挥鼓励和保护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吴勤学.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实务[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2]杨海.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卢进勇.入世与中国利用外资和海外投资[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4]林德木.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J].亚太经济,1997,(3).
[5]张有亮.从国际投资保险制度看我国投资保险的完善[J].政法论坛,1995,(5).
[6]胡盛涛.海外投资制度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立法的思考[J].政法论坛,1995,(1).
[7]陈永平,梁桂青.论加入WTO与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
[8]蔡建宇,陈琳.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具体设想[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3).
[9]吴智,刘程.“走出去”战略下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法律防范[J].湖南社会科学,2004,(3).
[10]刘亚军.论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的制度模式选择[J].宁夏社会科学,2006,(5).
[11]熊志根.关于我国海外投资保障制度的若干问题[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12]余劲松.国际投资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13]项本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与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实证分析
一、绪 论
投资、出口与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投资在经济政策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湖南企业海外投资不仅发展迅速，更加推动了湖南省经济增长。因此，研究湖南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对于继续拓展对外直接投资、推动经济长期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能够为国内其他省市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借鉴和参考。
国内研究文献针对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十分罕见。本文运用大量翔实的最新的数据资料，最新数据可更新到2012年，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湖南省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效应，也有助于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和投资活动的发展和扩展。
近年来湖南对外投资发展很快，成为中部省份发展最强劲的地区。湖南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一下特点：（1）投资地区的选择，东盟一直是我省企业投资的重点地区。由于亚洲和非洲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湖南省的生产企业主要投资集中在亚非地区，其中，湖南省企业在亚洲投资数量最多在境外投资企业中，选择在亚洲投资的占了72%。（2）对外直投投资的主体是民营、股份制和集体企业。在湖南省海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的投资金额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但是就投资企业类型，国有企业在数量上排在末位。（3）我省海外投资的领域越来越宽，积极性大大增加。行业主要涉及工业、机械工程产业，最新涌现出来了农产品种植业和游戏产业等。
二、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分析方法。本文拟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又叫Granger因果分析检验方法），是指基于同一个平稳的时间序列情形下，有两个经济变量X和Y，假设X是Y的原因，我们能根据变量X的过去值预测出变量Y的未来值，可Y不是X的因，即我们根据Y的过去值预测不出X的未来值，那么我们可以说变量X是解释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而Y不是X的格兰杰原因。
下面为格兰杰因果分析模型：
Yt=a+∑aiyt-i+∑βjXt-j+εt （1-2）
Yt=a+∑atyi-i+εt （1-3）。其中（1-2）式为无条件的循环模型，假设残差平方和的值是SSE1; （1-3）式为有限制的条件回归模型，我们同样设它残差平方和为SSE2，其中ε是随机误差项，a和β为系数，检验原来的假设是H0：βj=0（j=0，1，2，....n），即X的过去值不能预测Y的未来值，如果原来的假设成立，那么构成统计量F=[（SSE1-SSE2）/n]/[SSE1/（T-m-n-1）] （1-4 ）
即模型服从自由度为（n， T-m-n-1）的F分布。我们给定一个显著水平区间，就有得出相对应的临界值，假设得出来的检测值大于临界值，即拒绝原假设，表明变量X是解释变量Y的原因，反之，则变量X不能同向影响Y。
（二）经济效应检验和数据的来源。根据上面的件检验方法，本文引入下列函数：GDP=f（FDI，0THER）+ε。其中，FDI是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额，GDP为湖南省生产总值，OTHER是除了海外直接投资外影响GDP的其他因素，ε为随机误差项。我们现在设定其他因素为固定的，那么建立如下的回归计量模型：
GDPt=a+βFDIt+εt。其中：a为常数项，β表示FDI对GDP的贡献率，ε为随机误差项。
为了消除这个式子中有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GDP和FDI取对数，我们得到下列计量模型：LnGDPt= a+βLnFDIt +εt
（1-5）。我们用（1-5）式作为研究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模型。本论文使用2008年至2013年的数据作为模型样本。
相关数据来源及处理如下：GDP为湖南省生产总值，在使用中，我们要将GDP按照当年人民币兑换美元的平均汇率转换成美元，同样为了消除价格变换的影响，用2008年作为基期，使用年度消费物价指数同比数据，将名义生产总值转换为实际生产总值额，FDI为对外直接投资额，用同样的方法，将其转换为实际对外直接投资额， 其中相关数据全部来自湖南省商务厅统计数据整理，见表3.1：
表3.1 湖南省2008年―2013年各项经济指标数据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2006―2013年度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三）检测结论。依据上面的实证检验，FDI与GDP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见表3.2。
表3.2 对外直接投资额与生产总值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由以上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得知，当最人滞后阶数为6 ，GDP不是对外接投资FDI的格兰杰原因。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对湖南省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不过这种增长不是很明显，同时通过以上结果得出，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对湖南省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二者为正相关，由回归方程的系数可知，湖南省对外投资总额每次变动一个百分点，就会湖南省GDP同向变动0.0053个百分点，但是回归系数还非常小，其主要是原因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随着进一步扩大，对GDP的促进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三、政策建议
（一）建立稳定的资源供给站。随着湖南省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省内资源和进口资源已经很难满足现在的生产需求。湖南省政府部门应该努力开发国外的资源，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获得稳定的资源供给站。
鉴于亚洲和非洲的劳动力较低廉，且有较多的生产资源，湖南省政府应对这两个区域进行评估，引导和加强与这两个地区的国家进行沟通交流，建立自由贸易区和签订贸易协定，最大化的优化资源分配，使湖南省企业能以较低的资金获得充足的生产资源，促进湖南省经济的增长。同时，积极与东盟和周边国家进行沟通，避免双重征税，订立领事条约，创造一个良好的海外投资环境。
（二）鼓励民营企业加大步伐“走出去”。在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民营企业是其中坚力量，政府应成立金融支撑体系来鼓励湖南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开拓国际市场。另外，有效的对外投资信息能对民营企业准备对外投资做出决策，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质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提供资金和人才支持。湖南省政府应加强人才的培养，可为企业的人员提供培机会，采取去高校联合办学，承办专门的培训机构，或去国外学习以及招聘国外的精英，有序的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海外投资人才，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软实力。
（四）优化政府管理制度。湖南省政府应站在宏观的角度，及时调整湖南省政府的法律法规，对海外投资企业加强引导、监督和管理，利用对外投资企业的特征，建立起一整套海外投资风险防范预警处理机制，帮助企业降低法律和政治风险。
湖南省政府要转变观念，尽量简化企业的对外投资办理环节。推行和深化各种能便利通关的措施，减少相关机构工作流程，降低对外投资企业的通关成本，积极与国外政府谈判，成立自贸区，提高湖南省企业对外投资的国际化。
参考文献：
fdi技术溢出，是指由于广义fdi内含的人论文联盟力资本、研发投入等要素与本土相关生产要素相结合，引致的技术等非自愿扩散，促进了当地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是投资技术本土化过程中经济外部性的体现。
一、辽宁沿海经济带fdi趋势分析
（一）沿海地区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变动概况
由下图可知，在外资引进量上沿海经济带所占比重经历了一下滑又曲折爬升的过程，由2000年的峰值64.42%跌至2003年谷底34.79%，最终达到2008年45.64%。2005年是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开始，作为沿海的经济带充分发挥了地缘优势，吸引了大批外资企业的入驻，比重得到一定提升。
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来看，辽宁沿海经济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东北地区1/5。在辽宁沿海经济带中大连市是引进fdi的绝对主体，也是fdi增长最快的地区。2008年大连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147%。其余五城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在低度徘徊，甚至个别年份呈下降态势。
表1：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市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比重单位：%
图1：辽宁沿海经济带fdi总量占全省比重
（二）利用外资业绩指数比较
利用外资业绩指数（fdi performance index）通常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利用外资绩效的指标，反映一国或地区吸引外资的成功度。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该地区fdi流入量占全省（或全国）流入量的比例处以该地区gdp占全省（或全国）gdp总量的比例，公式表示为：。其中表示第i地区利用外资业绩指数，表示第i地区流入量，表示全省（或全国）流入量总量，表示第i地区总量，表示全省（或全国）总量。如果该指数大于1，表明该地区吸引相对于其规模更多的；若指数小于1，则表明流入量低于应达到的数量；若指数等于1，表明该地区引进外资与其经济规模完全一致。
表2：辽宁沿海经济带ind
具体分析2005—2008年间辽宁沿海经济带利用外资业绩指数，总体指数在0.7至0.9间，除大连超过1以外，其他地市均低于1。大连市一枝独秀，ind指数最高，引进外资额增长速度略快于gdp增长率，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高。丹东、锦州、营口属于第二梯队，在0.3至0.6间，三市fdi与gdp大致相似，利用外资业绩指数基本相当，营口生产总值在沿海六市中仅次于大连，装备制造业、化学工业、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等第二产业比重大，且是外商投资的重点产业；锦州第三产业辐射功能逐渐增强，商贸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外商直接投资增强力度最大；丹东是典型的沿海沿边城市，旅游业发达，外商投资量大、程度高。盘锦、葫芦岛外资业绩指数最低，开放度相对较差，两者为六市中经济规模最小，盘锦为典型重工业城市，重化工业发达，石油化工工业为主导，国有化程度高；葫芦岛以石化、精细化工产业及有色金属加工产业为主，外资进入程度低。
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辽宁沿海经济带是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地区，fdi的迅速增长促进了沿海六市产业结构的转型。但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外商直接投资量及利用程度等多方面落后于珠三角、长三角、山东半岛等地区，作为后发地区的辽宁沿海经济带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推进开发区建设
开发区建设是辽宁沿海经济带规划的中心环节，作为“五点一线”方案重点推出。要做强沿海各类部级省级开发区，利用产业集聚优势，积极吸引外资，发挥对外开放的先导和示范作用。按照“布局集
转贴于论文联盟
中、用地节约、产业集聚”的原则，重点发展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特色工业园区三种类型的开发区。
（二）发展港口经济
辽宁沿海经济带毗邻黄海、渤海，港口资源得天独厚。以发展现代物流业、临港工业为重点，以深水港区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建立高效的管理体制，优化沿海港口资源配置。整合全省港口资源，充分加强发展大连的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建立以大连港为中心，其余五港为侧翼的港口集群。以临港工业区为增长极，推动其与腹地的互动发展。促进工业区与周边区域之间的共同发展，加强与辽宁中部城市群的协作与交流，实现产业联动。
（三）把握外资流向，使外资更好地服务于产业结构调整
关键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技术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6)0071－05
收稿日期：2006－04－07
国内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研究，一般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影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因素的研究；二是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经济影响研究：三是对跨国公司投资战略行为的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诠释了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内部特征与外部影响，但是，这些研究无一涉及对跨国公司本身投资效率的评价。利用一个前沿生产函数模型，Wu(2000)研究了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技术效率，Wu认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技术效率呈现一种逐步提高态势，而且，各省市的技术效率差异在逐年缩小，Wu研究的一个缺陷就在于，尽管Wu构建的是一个生产函数模型，但估算时却采用了成本函数的估算方式，从而有可能影响文章的结果。而且，Wu的研究只涉及到1983-1995年期间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而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大幅度增长，其中，1979-1993年的累计外商直接投资额为618．7亿美元，只占1979～2004年累计外商直接投资额的12．6％，而1995年以后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却占了87．4％，因此，有必要对1995年以后的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技术效率做一个全新的评估。
利用Wu的方法，本文重新对1995～2004年中国东部沿海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10省市的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效率进行了评估，并分析了地区间跨国公司投资技术效率差异的原因。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呈现一种不均匀分布特征，东部沿海10个省市集中了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85％左右的份额，同时，这些省市涵盖了中国最大的三个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以及环渤海经济区，研究跨国公司在这些区域的投资效率与投资行为无疑具有代表意义。
一、直接投资技术效率的度量
在新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被看作与劳动、国内资本一样，是一种重要的投入要素，因此，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率就可以在生产函数框架内进行分析。有关投入要素的生产技术效率问题，目前已经建立起了各种不同的分析方法，Farerall(1957)提出的参数随机前沿分析，与传统的生产函数分析方法不同的是，参数随机前沿分析允许生产处于最佳生产前沿的下方进行，也就是说，生产存在非效率性。技术非效率指数度量了实际产出边界与理论最大产出边界的距离。对于投人距离函数来说，技术非效率则度量了实际投入与理论最小投入的距离。
考虑一个Shephard投入距离函数，定义如下：
D(y，X)=max{θ：X／θ∈L(y)}
其中，L(Y)为投入组合，有：L(Y)={x：x能够生产Y}，其中，x为投入向量，Y为产出向量，对所有的投入要素x来说，距离函数D(Y，X)为一正向、非减的凸函数，满足我 。对产出来说，为一个非增函数，即，其经济含义为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产出越高，实际产出越接近理论产出，即距离函数越小。
考虑一个Cobb Douglas生产函数，则距离函数就可以定义为：
其中u为一非负值，假定u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O2v截尾的半正态分布，它度量了实际产出(投入)与理论最大产出(最小投入)的差异，在参数前沿模型中，它代表了技术非效率效应。
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与技术非效率模型的参数可以用极大似然法来估计，在确定了生产函数与技术非效率模型的参数值之后，技术效率指数(technical efficiency)就可以表示为：
TEit=E[exP(-Uit)l(Vit-Uit)]
由技术效率指数的定义可以看出，技术效率指数为距离函数的倒数。
二、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投资技术效率分析方程考虑一个包括有劳动、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三种投入要素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投入距离函数形式为：
InD=α0+α1+βkInk+ηInPDI+γInGDP+v
其中GDP表示总的国内产出，由一阶齐次生产函数假定，有：αι+βκ+η=1，代入到投入距离函数，变形，有：
当生产位于前沿生产边界时，距离函数D等于l，当生产处于前沿生产边界下方时，距离函数D大于l，令υ=InD，移项，可以得到前沿生产函数：-InFDI=αo+αιIn(L/FDI)+βκIn(K/FDI)+γInGDP+v-u (1)
通过估算(1)式，我们就可以得到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技术非效率效应u，利用技术效率指数TE的定义，我们就可以得到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技术效率指数。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本文数据样本为东部沿海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10个省市1995-2004年面板数据。本文分析所用的所有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5～2004年有关各期。进入模型分析的有关数据如下：
国民生产总值Y：以1995年不变价格水平衡量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以名义国民生产总值除以以1995年不变价格水平衡量的GDP平减指数获得。
劳动投入L：由于没有各省区劳动投入时间的统计资料，因此，本文劳动投入采用各省区三次产业总的劳动从业人员代替。
资本存量K：资本存量的度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由于中国的统计资料未能提供有关资本存量的统计，本文采用的资本存量的测算公式为：
其中Kι为t年的实际资本存量，Kt-l为t-1年的实际资本存量，pt为t年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以1995年为基年)，lt为t年的名义投资，以t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代替，6为资本折旧率，在估算资本
存量时，资本折旧率设为5％。在对初期的资本存量进行测算时，使用的测算公式为：
其中
通过使用1995～2004年名义投资通过线性回归估算出来，估算的结果为：
InIt=9．567979+0．115366t。
即θ=0．115366，Inlo=9．567979，可以算得初期(1995年)的全国资本存量为K1=139138亿元。
跨国公司年末投资总额FDI：以各省区跨国公司年末注册资本总额代替，把以美元计价的跨国公司年末主持资本总额乘以当年人民币汇率均价换算成以人民币计价的跨国公司年末投资总额FDI。
模型分析时，以上所有变量均为原始数据的对数值。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利用Frontier4．1对公式(1)所构造的参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进行最大似然估计，结果见表1。
回归结果的各项系数值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其中，γ为变差系数，随机前沿模型的变差系数γ定义为：γ=
，当γ趋向于l时，说明产出的偏差主要由技术非效率效应Uit，决定，而当y趋向于O时，则说明产出的偏差主要由随机误差项Vit决定。如果σ2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的异于0，则说明生产函数模型不存在技术非效率效应，那么选取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算生产函数是合适的，前沿生产函数无效，但是，如果生产函数模型中存在技术非效率效应，那么OLS回归是有偏和不一致的，而前沿生产函数有效。模型回归的结果表明。在东部沿海10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前沿生产函数中，存在明显的技术非效率效应。
利用表1，可以计算出东部沿海10省市1995―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的变动情况。如表2所示。
表2结果显示：
1．1995至2004年，中国东部沿海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有逐步下降的趋势，平均效率指数从1995年的0．902下降到2004年的0．851．下降了5个百分点。由于效率指数度量的是实际产出与理论最大产出的距离，因此，这一结果也显示，在1995至2004年间，中国东部沿海外商直接投资距离有效的生产边界还存在10％到15％的差距，而且这个差距还在逐年扩大。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的变动，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方向基本相同，胡鞍钢(2003)、涂正革(2005)等人对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中国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90年代中期开始有逐年下降趋势。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的下降可能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技术水平的地区差异日益扩大，从而降低了各个地区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平均水平；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近几年投资的高速增长，资本过度深化，导致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使得投资技术效率系统性下降。据胡鞍钢等人(2004)估算，1995年以后，中国的资本存量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比1978-1995年的平均增长率高出2．5个百分点，过高的投资增长率使得中国的人均资本量迅速上升，由于资本存量的上升并没有伴随人力资本及劳动力素质相应的提升，从而导致了投资技术效率的下降。
2．上海仍然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最高的地区，而广东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则处于一个较低的位置。由表2可以看到，在1995～2004年间，上海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效率指数为0．993，基本处于前沿生产边界之上。这个结果与Wu(2000)的研究结果完全相同。比较Wu(2000)的研究结果，可以认为，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上海一直保持着相对较高的生产效率。与上海相比，作为最早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广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1995年以来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平均效率指数为0．814．在东部沿海10省市中，仅仅高于福建的0．803，处于第9位。
3．长三角地区的江苏与浙江的外商直接投资有较高投资技术效率，其中，浙江的投资技术效率略高于江苏的投资技术效率，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1995～2004年，江苏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效率技术指数为0．873，浙江为0．881。浙江与江苏是两个具有完全不同经济结构的省份，浙江经济以民营企业及家族企业为主体，其特点为内向、民营，而江苏则是以外向、外资为主体，外资经济占有重要的地位，两省的经济结构完全不同，但外资投资的技术效率却表现出同一性，说明两省的制度与文化等外部环境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4．京津地区保持了较高的投资技术效率，其中辽宁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指数仅次于上海，位列第二，为0．925，显示了该地区较好的投资潜力与势头。
计算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三大经济区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的算数平均值，可以得到如下结果(见表3)：
表3结果显示：在1995―2004年问，长三角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最高，其平均效率指数为0．916，其次为环渤海地区，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指数为0．883，而珠三角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最低，为0．814。这个结果表明，经过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的高速发展后，长三角与环渤海地区已经开始取代珠三角地区成为中国外资最有投资潜力的地区，而珠三角在改革开放初期建立起来的投资优势有丧失的危险。而且，珠三角与长三角跨国公司投资技术效率的差距仍在扩大，1995年珠三角与长三角投资技术效率差为7．2个百分点，2004年这一差异上升到12．3个百分点。图1显示了这种趋势。
三、讨论
跨国公司投资技术效率的变动，反映了不同地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潜力与投资地位的变动，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90年代中期以后，长三角继续保持了较高的投资技术效率，而珠三角在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投资技术效率优势有逐渐丧失的危险。
理论上分析，投资技术效率的变动，首先取决于投资外部环境的影响。张为付(2002)比较了江浙沪三省与广东省的经济水平、科技实力、劳动力素质以及金融实力等投资环境指标，认为江浙在这些指标方面均强于珠三角地区。较高的人力资源素质以及较好的制度环境使得江浙沪三省相对于广东省具有更强的产业竞争力，而广东在90年代以后，在资金、技术、人才与制度环境等方面缺少必要的更新，从而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低下，影响了地区的经济发展。其次，跨国公司本身的投资结构与产业导向也是影响投资技术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长三角地区外国投资额占其HDI总额的60％左右，这些投资主要集中于电子及通讯设备、机械、交通运输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些跨国公司实力雄厚，投资规模大，注重长期发展，不但投资生产，也投资研发、培训等环节，这些研发与培训与长三角丰富的人力资源相结合，使得长三角地区在
引进外资的同时积累了相关的技术和知识，实现了技术的升级与产业的更新，提高了当地的投资效率。而在珠三角地区，来自港澳台的投资占到了当地FDI总额的80％强，这些投资多集中在电子产品、塑料制品、食品加工及服装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尽管这些行业与产业在短期对当地经济增长与就业的改善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将直接导致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使得珠三角地区跨国公司投资技术效率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因此，对珠三角地区来说，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引导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是改变当前不利局面的有效手段。
关于如何提高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技术水平，江小涓(2002)提出了竞争换市场的观点，江小涓认为，以前的“技术换市场”对提高中国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极为有限，往往是国内市场被跨国公司所占有，而国内合资企业却没有得到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技术换市场”政策之所以达不到预期目标，是由于缺少一种有效约束机制来保证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技术水平。要提高直接投资对中国产品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只有提高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技术水平，而要提高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技术水平，必须通过竞争来实现，即通过外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竞争促使跨国公司先进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一般来说．市场竞争的加剧，确实可以迫使跨国公司使用先进的技术、工艺，加大技术的投入，以保持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因此，激烈的生产竞争可以促进跨国公司的前沿技术进步。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前沿生产边界的上升并不一定意味整个地区与行业的技术效率水平的提升，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当地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还取决于一定的条件，其中，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关联度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如果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只是形成一种“孤岛经济”，与当地企业没有多少联系，则当地企业很难从跨国公司学到真正有用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则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技术效率水平的促进作用极为有限。因此，提高跨国公司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提高当地企业技术效率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从中国的实际来看，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较低的技术外溢效应是解释技术效率低效与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后的外资引进工作中，中国在继续强化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实行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优惠倾斜政策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国内相应产业链及配套网络的建设，为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提供范围广泛的上下游关联产品及服务，加快跨国公司技术的本地转化，在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提高技术效率水平。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互补关系；出口市场预期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2－0136－04
一、引言
随着比较优势的充分实现，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而广东省是这个制造中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自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颇具市场活力的民营企业开始了国际化经营的进程。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外投资的快速上升。广东省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领先地位。而对外直接投资对广东省的经济整体水平影响如何，这方面仍缺乏较为正式的实证研究。
理论上，对外投资对于母国整体经济水平的影响莫衷一是。关键的问题是，对于一个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却出现了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现象。这对于整体经济水平有何影响？如果对外投资是企业自发的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则意味着这种与静态国际贸易理论不一致的现象需要有效的经济学解释。一方面，一个地区的企业自发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更有效率地调动生产资源和带动本国中间产品的出口，这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进而改善本国整体福利水平和经济实力（Markusen，2002；J．Peter Neary， 2007）。但前提是存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并且母国的企业要在世界市场上拥有一定的市场势力。而广东省的企业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力有限，因此难以满足上述条件。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也可能降低母国的整体经济水平。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投资于海外，可能会降低母国企业的平均生产效率（E． Helpman等，2004）。此外，可能存在降低母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其他两个机制：其一，在海外设厂可能会对投资输出地区相关行业的产品出口形成冲击，进而降低出口对本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其二，对外投资可能会降低母国相关出口行业的就业水平，进而影响整体经济水平。
对应于广东省，上述理论争论的焦点是，广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有利于该省的经济总体水平？由于广东省的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因此分析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该地区的出口之间的关系（具有替代性质或是互补性质）。本文拟通过建立实证模型来考察该省对外投资与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该地区人均GDP水平之间的定量关系。
二、相关文献评述
针对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该省整体经济水平之间的关系，目前仍缺乏较为正式的实证研究。近期与本文命题相关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从国家层面分析我国对外投资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其中，刘志伟等（2006）以1983―2004年数据作为样本，通过利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借方项目作为对外直接投资量，对国际收支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对外投资对经常项目影响不大。张广剑等（2006）以1982―2004年数据，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的简单回归，得到二者间有互动的促进关系的结论。此外，李杏等（2006）通过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投资的跨国数据作简单的对数回归，得出对二者间的正相关关系，因此给出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第二个方面是考察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其中，刘凯敏、朱钟棣（2007）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之一。张新乐等（2007）的研究表明，出口与本币汇率是决定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但该研究忽略了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性支持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须强调的是，从整体上看，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是国有大型企业（Agata Antkiewicz和 John Whalley， 2007），因此，应该把政策因素（例如，低息贷款支持、财政支持等）纳入到控制变量中，否则估计结果可能有所偏差。而上述实证文献均未报告考虑财政支出在对外投资决定中的作用。如果财政政策等政策性因素支持影响了对外投资，同时，由于乘数作用拉动了国内生产总值（GDP），那么对外投资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就值得怀疑。而在技术层面上，有必要考虑到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因素。而大多相关研究却忽视了这个问题。例如，李杏等（2006）对各国家的回归结果中，DW值均较低：最低为新加坡（0．56），最高为美国（1．46），显示可能存在序列相关的特征。而该研究没有报告其他的对序列相关检验的结果。如果没有采取措施解决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就会影响回归估计量的有效性。此外，根据邓宁（Dunning，1981）的国际投资发展理论，对外投资本身也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因此，应考虑到对外投资可能是内生变量这一可能，这样做有利于提高估计参数的有效性，而由此得出的政策结论也会更具说服力。
三、实证模型
本文以广东省作为样本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与其他地区相比，该省外向型经济特征较为明显，因此，在分析对外投资对本地区经济的影响的实证结论较强。其次，与其他地区相比，广东省对外投资的主体是颇具市场活力的民营经济，因此，对外投资行为主要反映了客观市场条件，而相对较少地受到政策层面的影响。
本文以广东省1990―2005年的相关数据①作为样本。鉴于广东省较明显的外向型经济特征，为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广东省经济的影响，我们需要考察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会通过国际贸易这一渠道来促进广东省经济的发展。亦即对外投资是否对净出口有促进作用。目前，能够获得的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式统计数据是从2003年开始，这提高了实证研究的难度。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引进一个对外直接投资的二值变量。因为广东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所以当时间处于1990―2000年时，对外直接投资二值变量(FDIDUMMY)取值为0;而当时间处于1990―2000年时,该变量取值为1｡在此基础上,可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FDIDUMMY)与该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ERCAPITA)之间的关系｡为了避免异方差,我们采用对数模型｡考虑到上述的政府行为对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造成的影响,把财政预算支出(BUDGEYPAYMENT)作为政府行为的一个控制变量分离出来｡此外,控制变量还包括:固定资产投资(FIXEDI)､人均消费水平(CONSUPCAPITA)和上一期的人均GDP[GDPPERCAPITA(-1)]｡这样,我们以净出口(NXM)对人均生产总值的回归作为基础类别,考察引入对外直接投资后,对基础类别中净出口效果的影响｡实证模型如下:
Ln(GDPPERCAPITA)=β0+β1Ln(NXM)+β2FDIDUMMY*Ln(NXM)+β3Ln(FIXEDI)+β4Ln(BUDGETPAYMENT)+β5Ln(CONSUPCAPITA)+β6Ln(GDPPERCAPITA(-1))+μ(1)
通过对上述模型作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可以分析相关系数。为了能与基础类别相比较，我们在模型中引入对外直接投资虚拟变量与净出口的交互项。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分析回归系数β2：当β2＞0时，对外直接投资对广东省净出口就是互补的关系，因此对当地经济有促进作用；相反，如果β2＜0，对外投资就会对净出口形成替代，进而降低整体经济水平。
为进一步确定模型设定问题，需要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内生性问题。作为比较，本文用另外两种方法与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作比较。第一种方法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第二种方法是联立方程模型（SEM）。
对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我们引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工具变量Ln(EX(-1)),对(1)式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重新估计｡本文选取前期的出口数据作为对外投资的工具变量｡这样做是因为,对于外向型特征较强的广东省来说,对外投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海外市场前景的预期｡在技术上,对该工具变量的要求是,Ln(EX(-1))与对外直接投资相关,而与(1)式中的μ无关｡我们将对外直接投资对Ln(EX(-1))作简单回归,发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为0.64,而且统计结果显著(t=4.43)｡相应的拟合值(R2=0.60)表明,上一期的出口数据可以解释约60%的对外直接投资变动｡另一方面,将(1)式作最小二乘法估计所得出的残差,对Ln(EX(-1))作简单回归,发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近乎为零(该系数为0.0016),且统计上不显著(t=0.25)｡因此,Ln(EX(-1))可以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工具变量｡
对于联立方程模型(SEM),我们设定对外直接投资方程为:
FDIDUMMY=C+α1Ln(NXM)+α2Ln(FIXEDI)+α3Ln(BUDGETPAYMENT)+α4Ln(GDPPERCAPITA)+μ(2)
在将（1）式与（2）式联立构成的联立方程模型（SEM）中，仍将Ln（EX（－1））作为工具变量。其他控制变量与最小二乘法的控制变量相同。这样，如果上述三种估计结果没有明显的差距，则说明本文回归结果的有效性较高，因此也更为可信。
四、实证结论
根据三种计量模型中主要回归系数的估计结果，（1）式中的财政政策支持参数（β5）系数均较低（接近于0），且在统计上不显著（t值接近等于零），而β1、β2、β3、β4均在5％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见表一）。每种估计方法更为详细的回归结果见附录。拟合值与整体回归显著性检验均较为理想。考虑到观测值较低，可以确信上述估计结果是有效的。此外，对模型的B－G序列相关LM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回归模型中没有发现序列相关的情况②。
由于三种计量模型中的交互项系数估计值均为0．02。这意味着，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拉动当地经济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意味着，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净出口与地区人均产出之间的弹性提高了约40％～50％（在OLS和SEM中，这个数字是41．6％，在2SLS模型中，这个数字约为50％）。从这个角度上，对外直接投资在净出口促进人均生产总值提升的机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净出口提高一个百分点使得2005年人均GDP提高了18元，而其中8元是来自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净出口的促进作用。
此外，本文的计量分析说明广东省产品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间存在着互补关系。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了出口，或对出口起到了阻碍作用；也没有证据表明，政策性支持因素是构成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这揭示了广东省企业基于市场竞争机制而自发的对外投资行为可能是出于拓展出口产品市场和销售网络、获得关键技术和相关知识产权等动机。这与中国整体的海外投资有所不同。从近年来中国整体情况看，规模较大的海外投资多为国有大型企业所主导，因此与国家的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性支持密不可分。而广东省海外投资以民企为主体，这种自发的海外直接投资反映了市场中的个体（企业）对未来市场竞争形势，特别是对出口产品市场的预期。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不同的计量模型进行分析，估计结果表明，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净出口拉动当地经济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说明二者间可能存在互补关系。此外，本文的分析表明，目前在广东省没有证据表明政策性支持因素是构成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例如，刘志伟等，2006）不尽相同。原因主要在于广东省的对外投资的主体是民营企业，而不是国有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反映了市场个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从这一角度看，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Markusen（2002）的理论结论，即个体的海外投资行为可能与地区整体经济利益相一致。这说明在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地区，企业自发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整体经济水平提升会起到积极作用。特别是当企业积极寻求海外渠道提升自身竞争实力时，企业自发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对本地区的出口贡献率带来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张广剑,潘志立.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GDP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3):33-37.
[2] 刘志伟,高利,陈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际收支影响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2):83-87.
[3] J.M.Duning(1981),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押 GeorgeAllen & Unwin,37-42
[4] 刘凯敏,朱钟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关系的实证研究[J].亚太经济,2007,(1):98-102.
[5] 李杏,李小娟.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母国的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4):84-89.
[6] 张新乐,王文明,王聪.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5):91-96.
[7] Wladimir Andreff(2002), The New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from Transition Countries. Economic Systems(26), 371-379
[8] Markuesn,J.R.,(2002),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9] Elhanan Helpman, Mark J. Melitz, Stephen R. Yeaple(2004), 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4, No.1 ,300-316.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
本文系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课题《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与如何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WZY2012014）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选择与竞争优势的取得
收录日期：2013年3月6日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实施了“走出去”战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行了对外直接投资，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如海尔、格力、华为、联想等。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为688.1亿美元，同比增加21.7%，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位居全球第五。到2010年底，超过13，000个中国投资实体在178个国家或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共有1.6万家境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3，172.1亿美元。本文选取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具有代表性的投资――海尔的对外直接投资，分析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模式、战略以及如何创造竞争优势。
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投资者在本国经济体之外的国家的企业经营中获得持久的利益的投资。据Stephen 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参与者，跨国公司应该具有其特有的、当地企业所缺乏的优势，如生产、产品、品牌、技术等优势。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一个新产品最初在美国推出，服务本地市场并出口国外，最后该产品的生产将迁往国外低成本的地方，并出口回美国。外国直接投资是产品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后期，公司进行外国直接投资在他国生产该产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则提出了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活动所应该具备的三个要素，即所有权特定优势、区位特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包括人力资源、技术、营销网络、管理能力等；区位优势是投资目的地国家的优势，包括当地特有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市场潜力以及法律和政治环境；内部化优势是指由于不完善的外部市场存在交易和协调成本，企业应通过内部组织进行生产来替代外部市场。上述理论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以及投资目的地所应具备的条件。
二、海尔海外投资案例介绍
世界白色家电第一品牌――海尔集团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了“三步走”的国际化发展战略。1999年海尔在美国的南卡州建立了生产厂，之后在美国和欧洲均实现了设计、制造、营销“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经营。目前，海尔在中国、亚洲、美洲、欧洲、澳洲拥有五个研发中心，在美国、欧洲、中东等地设立了21个工业园，在全球还有61个贸易公司、143，330个销售网点。
三、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目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与自然资源、市场、技术和管理技能、战略资本、金融资本和效率有关。
（一）寻求市场。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建立海外子公司，以扩大国外市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市场和潜在的消费者购买力吸引了跨国公司的投资，格力选择巴西作为第一个投资目的地的原因之一就是巴西巨大的市场。空调的销售具有季节性，巴西与中国的季节相反，因此巴西市场还能与国内市场的销量相互互补。
（二）品牌溢价、提高竞争力。海尔在美国设厂和研发中心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品牌转变为“美国制造”，出自美国本土生产的产品更加得到美国消费者的认可，提高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同时也提升了海尔品牌在国际的影响力，有利于巩固中国国内市场及其他海外市场的开拓。
（三）资源寻求。获得其他国家成本低、储量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矿产、金属、石油等是寻求资源类型投资的目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入采矿、石油等自然资源部门。
（四）战略资本寻求。一些企业为了保护或加强企业现有的竞争优势、削弱竞争对手，于是进行战略资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通常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发达国家收购公司以取得其技术、品牌和市场，由此解决了后来者劣势与技术差距等问题。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就是一个例子。
（五）克服政策壁垒。在国际贸易中，出口商有时会受到进口国的政策限制。为了克服美国政府关于产品材料环保标准、能耗指标及进口配额等政策限制，海尔选择直接在美国建厂生产。
四、投资目的国和投资方式
大多数的中国企业，如格力、华为、中兴等都选择发展中国家为第一个海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在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之前先进入新兴国家的市场，这种做法能够帮助企业获得国际市场的经验。但海尔则实施了“先难后易”战略，即先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该战略使海尔在欧美市场成为一个有力的市场竞争者，然后进一步在欠发达国家取得成功。
进入国外市场方式包括新建投资和兼并收购现有企业两种方式。海尔选择新建投资，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和生产基地来开展在当地的业务。另外一些中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通过兼并和收购而实现的，例如联想收购IBM的PC部，通过使用IBM的专有技术和知名品牌进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
五、竞争优势
（一）细分市场与客户需求。海尔自从1999年进入美国市场后，在美国相继建立了美国总公司、设计研发中心和工厂。美国的白色家电行业里有许多著名的制造商，如通用电气，惠而浦和美泰克。因此，海尔将目标瞄准在当时利润率较低、大型生产商无兴趣涉足的小冰箱市场。美国大学生对小型冰箱的需求较大，由于宿舍寝室较小，大型冰箱不适合，因此海尔将大学生作为目标市场，根据这一市场需求情况，设计了体积小、带活动折叠面台的小冰箱，将冰箱与电脑桌合二为一，在小冰箱市场取得了竞争优势。作为海尔小冰箱的主要客户群体，这些大学生在毕业后也就成为海尔品牌忠诚度较高的客户。
海尔在低端家电行业取得一定的市场份额后，开始计划进军高端家电市场。美国高端家电市场的竞争很激烈，大型公司凭借强大的品牌主导了对开门冰箱市场。2006年，通用电器占有美国27%的市场份额；合并的惠而浦和美泰克公司占有30%～50%的市场份额。据估计，通用电器、惠而浦-美泰克、伊莱克斯占美国的冰箱市场的98%。另外，美国的大型家电市场是一个品牌敏感市场，由于冰箱是耐用的产品，消费者认为知名品牌能保证质量。然而，海尔只因小冰箱和空调而被人所知，缺乏高端市场的品牌知名度。
美国的对开门冰箱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海尔发现当时传统的对开门冰箱销量下降，市场趋向于新设计的对开门冰箱。海尔推出了全新设计的卡萨帝法式对开门冰箱。传统的对开门冰箱是简单地由一个竖式隔断将冰箱左右隔成冷藏室与冷冻室，因此冷藏空间虽然很大但是十分狭长，大比萨必须对切后才能放得下。法式对开门冰箱上面是对开门设计的冷藏室，下面是两个大抽屉式的冷冻室。法式对开门冰箱的冷藏间十分大，直径70厘米的比萨不需分割便能放得下。在冷冻室的设计上，考虑到冷冻室日常使用频率偏低，法式对开门冰箱将冷冻室设计在冰箱下部，相较于简单地将冰箱隔为左右两半作为冷藏间与冷冻间的传统对开门冰箱来说，法式对开门冷冻室的设计减少了消费者使用时弯腰的频率；另一个优点就是冷冻室抽屉式的储藏空间便于冷冻肉类，如美国人喜爱的大火鸡能够整只完整地放入冷冻室。原来传统对开门冰箱冷冻室窄长的空间设计使得美国消费者不得不将大火鸡放到地下室的冷柜。海尔通过调研发现了对开门冰箱市场的新需求，于是结合欧美国家客户的生活习惯设计出了受市场欢迎的法式对开门冰箱，取得了竞争优势。
（二）战略定位。波特的一般性战略是关于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时会进行的自我定位，通过定位，企业会采用一般性战略中的收益领导、成本领导和专一化战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生产的过程中，根据自身产品、消费者和市场的情况选择了不同类型的一般性战略。
海尔的小冰箱与法式对开门冰箱采用了不同的一般性战略。某一类型产品的市场中，由于客户经济状况、市场供给条件、生产企业等情况不同，会出现子市场。海尔的小冰箱就是采取了针对小冰箱这个子市场实行了专一化战略。由于实行广泛覆盖战略的大型国际家电生产商不能充分提供符合大学生该特定客户群体所需要的具有特别价值的产品（体积小、兼电脑桌功能），于是在该客户群体中造成了服务不充分。海尔正是发现通用电气、惠而浦等知名白色家电生产商忽略了大学生顾客群体对冰箱的体积及辅助功能的特殊需求，于是通过生产一种冰箱和电脑桌二合一的小冰箱获得了成功，获得先行者优势，并进入了美国白色家电市场。
另外，与小冰箱的专一化战略所不同的是，海尔的卡萨帝法式对开门冰箱则采取了收益优势战略，在欧美市场实施差异化战略，为消费者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多的创造价值。海尔的法式对开门冰箱对传统对开门冰箱的空间设计和使用方式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为了克服传统对开门冰箱冷藏室与冷冻室左右竖式分列的空间设计不合理的局限，海尔提供了超大储存容积的对开门冰箱，满足了客户的需求。海尔的法式对开门冰箱技术先进、设计新颖、容积大；即使价格高，依然受消费者欢迎。它为客户提供了比竞争企业有更高消费者剩余的差异化产品，在高端冰箱市场中市场份额不断上升。
除了海尔，还有一些中国企业也采取了收益优势战略。例如，格力将自己定位为收益领导者，为客户提供低能耗、低噪音空调。在巴西，尽管产品的价格相对较高，格力仍以品质赢得了消费者的欢迎，尤其是高端客户；在东南亚的一些招标项目中，即使格力的价格较高，仍然赢过了日本产品。与此相反的是，一些中国企业，如格兰仕，则是采取成本优势战略从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
（三）技术与人力资源。在创造竞争优势上，除了创新和品牌声誉，企业要比竞争对手更快地、更有效地开发和引进新的产品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技术研发和专业人才是企业有价值的资源、是企业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
为了设计生产出符合美国消费者需求的本地化产品，海尔在美国设立了设计与研究中心，该中心有来自全球的，包括研发、营销和物流领域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后来受到欧美客户认同的法式对开门冰箱就是由150余名欧美设计师共同设计研发的成果。海尔的美国研发中心可以帮助海尔了解市场和客户服务，更及时准确地开发满足当地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在开发过程中，海尔首先调查分析客户的需求，然后进行产品的开发。这种以客户为导向，从客户开始创造价值的价值链是韦伯提出的“逆价值链”，这不同于价值创造从生产开始的波特价值链模型。海尔正是以这种以客户需求为向导的方式设计生产出了小冰箱和法式对开门冰箱。
六、总结
海尔在其对外直接投资中，根据自身的特点、国外市场需求、竞争情况等，选择了适合自身的战略和产品的投资目的地、进入该国家的投资方式以及战略定位。创新的产品设计与技术、专业的研发、营销人才都是海尔拥有的资源，这类资源帮助海尔创造和维持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在小冰箱市场上，海尔针对大学生特定的需求，实施专一化战略，并在小冰箱市场上取得了先行者优势。针对传统对开门冰箱的缺陷和消费者的需求，海尔采取收益优势战略，设计了高品质的法式对开门冰箱；相较于其他对开门冰箱的竞争者，海尔的产品具有更高的价格溢价。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应结合自身企业的特点与当地市场的需求，制定适合的投资方式，需认识到企业所具有的资源以及如何利用这些资源为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取得并保持竞争优势。
主要参考文献：
[1]Ministry of Commer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10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EB/OL].[2012-9-20].http：///accessory/201109/1316069658609.pdf.
[2]Navaretti，G.B.& A.J.Venables. Multinational Firms in The World Econom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3]Blomstermo，A.& D.D.Sharma，“Three Decades of Research on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Process of Firms”[A].In Blomstermo，A.and D.D.Sharma，（eds.）.Learning in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Process of Firms[C].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3.
[4]Vernon，R.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6.2.
[5]Dunning，J.H.Explaining Changing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In Defense of the Eclectic Theory[J].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0.4.
[6]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Investment Policy Reviews China：Encouraging Responsible Business Conduct[M].Paris：OECD Publishing，2008.
[7]覃谊，向明，廖琳玲.到美国建厂，海尔亏了吗？――海尔集团选择到美国投资设厂的动因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2.6.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
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
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
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
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