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媒体进驻社交网站,是互联网背景下人际传播模式与大众传播模式的一次富有创意的结合。社交网站所拥有的人际网络资源为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提供了全新的路径,其多元化传播主体所造就的针对性传播的可能性和独特的信任资源更为传统大众传播媒体所稀缺。
近期,新华社、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北京晚报等30余家媒体机构进驻开心网,4000万开心网注册用户可以通过社交网站这一新平台获取传统媒体提供的新闻资讯,与好友分享、交流。以社交为特点的开心网成为传统媒体争夺人气的新战场,再次反映出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多元化,成为人际传播路径下的一种新型大众传播模式。
social network与social networking
社交网站,英文称为Social Networking Site,简称SNS。目前风靡一时的Facebook、twitter以及开心网等都可归入这类网站。
所谓 social network,是一种由个体或组织(也称为“节点”)组成的社会结构,它由一种或更多特定形式的相互依赖关系联结而成,如朋友、血缘、金融交流等方面的关系。而social networking则是指个体借助这些关系联结成特定的群组,如社区、邻居等。这种群组的结成可能是面对面的(如在工作场所、学校),但在今天的网络上却最为流行。与传统的面对面方式相比,互联网上充斥着成千上万的个体,他们希望碰上其他互联网用户,以搜集和分享与各式各样主题相关的第一手信息和体验,最终发展出一种友谊或专业关系。这种陌生人之间通过网络实现社交的方式有一个经典的理论解释:六度分割理论。
六度分割理论(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1967年,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创立了六度分割理论,简单地说就是: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6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6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按照六度分割理论,每个个体的社交圈都不断放大,最后成为一个大型网络。这是Social Networking的早期理解。后来有人根据这种理论,创立了面向社会性网络的互联网服务,通过“熟人的熟人”来进行网络社交拓展。但“熟人的熟人”只是社交拓展的一种方式。现在一般所谓的SNS,其含义已经远不止“熟人的熟人”这个层面。比如根据相同话题进行凝聚(如贴吧)、根据爱好进行凝聚、根据学习经历进行凝聚(如Facebook)、根据周末出游的相同地点进行凝聚等,都被纳入“SNS”的范畴。
社交网站(SNS)庞大的用户群及其特有的凝聚力使其作为信息传播介质的潜在作用日益突显。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社交网站Facebook、Twitter、YouTube就大出风头。当时的候选人奥巴马在Facebook拥有一个包含300万拥护者的群组,通过在网络上募集小额捐款。甚至有人称,2008年美国大选不仅仅是人奥巴马的胜利,同时也是美国社交网站的一场胜利。对于此次进驻开心网,新华社负责人也认为,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探索与网络等新媒体合作所产生的新的报道方式及商业运作模式。
传统媒体眼中这种“新”的报道方式与商业运作模式,其根本在于社交网站的人际传播模式对传统大众传播模式的路径变革,而这种变革是否成功,不仅在于表层的信息传播路径变化,亦在于由此带来的深层的信息传播本体――内容的改变。
传统媒体+社交网站: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路径接轨
社交网站给传统媒体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传播路径的改变。
1.传播模式
长期以来,传统媒体一直沿袭着点对面的传播模式,即以媒体为信源,向广大受众发出信息。作为信源的媒体主导着信息传播的内容和方向,作为信息传播对象的受众则处于被动接收的地位。这种单向传播的模式具有广覆盖的优点,同时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传播路径的脆弱和传播效果的不可控。在这种模式下,信息一旦发出,即使是作为信息制造者的媒体事实上也无法有效掌控其传播进程;由于缺少中间节点的中继和增益,信息极易发生衰减甚至丢失;而且,对传播者一方而言,所谓受众不过是一个只有总体轮廓的群体。(见图1)
与传统媒体相比,社交网站的信息传播主要依托人际传播的点对点模式,点与点的纵横交错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状结构,信息可以经由多重路径送达受众,而且由于点与点之间基于人际交往结成的凝聚关系使信息的传播过程变得稳定可控。(见图2)
重要的是,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存在,这种点对点的人际传播模式大大突破了传统的点对面人际传播模式的局限,兼具了人际传播的精确性和大众传播的广泛性。
2.传播主体
如前所述,在传统传播模式下,媒体是当然和唯一的传播主体。而在社交网站上,媒体依然具有信息原发者的身份,但随着信息投放到人际传播网络,网络的每一个节点(媒体、网络中的群组、网络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可能成为再传播的主体,而随着这些再传播主体的加入,他们的个体影响也被加入到信息的再传播过程中,从而使这一过程愈加多元化。
3.传播对象
在传统传播模式下,作为传播对象的受众基本以群体姿态存在,个体特征非常模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信息传播的针对性,从而影响到传播效果的实现。而在社交网站的人际传播模式下,点对点的直接传受使信息的针对性大大增强,特别是网络中每一个节点作为传播主体的加入使信息针对性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因为,每一个节点都有可能自发成为信息的再加工者。这无疑大大提高了传播致效的可能性。
路径变革传播致效:路径优势的深层转化
综上所述,传统媒体与社交网站的对接无疑是传播路径的一次变革。但是,这种表层的变革要真正转化为传播效果,还需要将路径优势向深层转化。
1.由针对到有效
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理论认为,人们接触使用传播媒介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需求和社会因素、个人的心理因素有关。个体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信息传播的针对性。也就是说,针对性越强的信息因为满足了受众个体特定的需求,对受众就越有效。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实际的传播活动中,信息的针对性总是有限的。这一方面基于传播者对传播对象特征把握的不确定;另一方面,信息针对性的要求越高,所付出的传播成本就越大,在大众传播中,由于传播对象(受众)群体的庞大,点对点的精确定制式传播需要付出难以估量的成本,因而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种针对性传播却在以人际传播为特征的社交网站平台上获得了一定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在这种新的传播模式下,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作为传播主体参与进来,并义务地进行信息的针对性制作和再次传播。这就使得原本由媒体一家承担的针对性传播成本分解到网络中的各个节点上,使点对点的精确传播具备了理论上的可能,因而也有可能大大提高传播的效果。不过,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到现实的可行性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解决这段距离的关键在于两点:
其一,媒体作为信息原发地是否提供了足够丰富和有效的信息。传统媒体要想借助社交网站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就必须提供足够多和有质量的信息。否则,传播路径的优势就只有理论上的意义。如同高速公路修得再好,如果没有多少车跑,路也就失去了意义。媒介系统依赖(Media System Dependency)理论认为,由于受众希望媒介系统能帮助他们接触和消费信息以实现其目标,他们会发展“与那些感觉最有助于帮助其达成目标的媒介的关系”(Loges&Ball-Rokeach,1993,p.603)。任何媒介吸引受众的核心都在于其内容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需求,传统媒体进驻社交网站也是如此,一开始可能由于传播路径新鲜这样的表层因素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但长远来看,如果没有有效的内容支持,这种吸引也将不过是昙花一现。
其二,社交网络中的各个节点有多少能被激活为主动传播的主体。如前文所述,社交网络中的各节点理论上有可能成为传统媒体信息义务的再传播者,从而大大增强信息的针对性。但事实上,这种义务行为不可能完全自觉发生,而是需要培养、引导和激发。通常对互联网使用者的研究都以在线时间作为主要的衡量指标,在线时间超过平均时长的被视为重度使用者,即heavy user。按一般推断,heavy user最有可能成为网络信息传播的主体力量。但事实上,在这些heavy user中,有很多人只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很少主动参与信息传播行为。网络信息传播的真正主体其实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具有heavy user的基本特征――使用网络的时间和频度较高;但同时,他们还有另外一些特质,比如参与信息传播的主动性较强、在网络社交群体中有一定的威望和号召力。简言之,他们是在网络上有话语权并主动使用这种话语权的heavy user,我们将其称为power user。培养和争取更多的power user参与到媒体信息的传播行为中来,是传统媒体进驻社交网站后值得一做的功课,也是利用社交网络扩大传统媒体传播效果的有效途径。
2.由信任到说服
信任是很多人际互动成为可能的关键,它是理解各种社会行为的基础。人际传播的一大优势就是,这种点对点的传播往往以人际间的信任作为基础,因而更容易产生传播效果。传统媒体与社交网站的结合产生了3种信任资源:
(1)对传统媒体的媒介信任,这种信任会在一定程度上自然转移到网络平台上,从而影响到受众对信息价值的判断。
(2)熟人间的人际信任,这是一种附加的信任资源,熟人的推荐往往会增加受众对信息接收的主动性和信任度。
(3)对power user的人际信任,它与受众可能不是熟人,但由于其作为意见领袖的号召力,其对信息的选择和推荐往往也会强化相关信息的传播效果。
如何保有和充分发挥这三种信任资源的作用,是传统媒体信息在社交网站上产生传播效果的关键。
结语
传统媒体进驻社交网站,是互联网背景下人际传播模式与大众传播模式的一次富有创意的结合。社交网站所拥有的人际网络资源为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提供了全新的路径,其多元化传播主体所造就的针对性传播的可能性和独特的信任资源更为传统大众传播媒体所稀缺。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模式的创新到实际效果的产生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传统媒体进驻社交网站后,如何确保提供丰富和有效的信息,如何充分挖掘社交网站的路径优势和信任资源,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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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Uslaner, E. M. (2002).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trust.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关键词：信息传播；自媒体；社会政治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社会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7-0022-03
“自媒体”（we media） 的概念于2003年由美国的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两位学者提出，其涵义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1]自媒体传播是一种以个人为主体的新型传播形态，它的出现不仅掀起了一场媒体传播的革命，更带来了人们行为方式的变化，进而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自媒体传播使人们的行为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自媒体传播是在新的技术背景下信息传播方式的变迁，而“一种信息传播的方式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绝不限于它所传递的内容，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本身定义了某种信息的象征方式、传递速度、信息的来源、传播数量以及信息存在的语境。”[2]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第一要素，信息传播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因此，自媒体所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变迁也必然导致人们行为方式的变化。
1.自媒体传播使人们的信息行为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20世纪60年代，世界传播学泰斗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了著名的“媒介即信息”理论，即人类有什么样的媒介就有什么样与之适应的传播活动，媒介的发展状态决定了信息传播的程度和水平，每一种新媒介的诞生，都会开创人类感知和认知世界的新方式。[3]麦克卢汉的理论开拓了从媒介技术出发观察分析人类传播变革和社会发展的独特视角。并预见性地指出了传播技术的更新必然带来传播方式的改变，进而影响社会文明的发展与变革。自媒体传播的出现恰恰印证了这一论断。
进入信息时代，以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打造出了类型众多的新型媒体平台，如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 电子布告栏系统），Podcasting（播客），Blog（博客）和microblog/weibo（微博），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社会性网络服务），groupmessage（手机群发）等等。普通大众可以通过这些信息平台随心所欲地用文字、声音或图像进行信息传播，这使得人们摆脱了对传统媒体的依赖，突破了传统媒体对人们的限制和束缚。这些新型媒体平台最大程度实现了个体化传播，使得普通民众在社会信息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传统媒体传播时代，信息传播媒介一般由特定的组织机构控制，如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等，可称之为“他媒体”（官媒体）。这些传媒机构拥有众多的专业人员及设备，从信息的采集、筛选到加工、传输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规范和标准，所有的信息活动都有着既定的立场与口径，是一种严密的组织行为。在传统媒体环境中，普通民众仅仅扮演着信息接收者的角色，对信息传播的参与和影响都十分有限。但随着自媒体的出现，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自媒体以现代化个人信息工具为依托，将信息采集、加工、传输等功能集于一身，操作简便，价格低廉，单一的自然人就可以拥有和掌握，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进行信息活动，是一种随性的个体行为。比如在BBS、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空间等都可以便捷、交互地和索取信息，不受时间、地点、写作格式的限制，只要有的终端设备，日常闲聊见闻、所思所感等都可以随意上传到自己的页面上，或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观点传播、或是草根一族的时事传播、或是官员的政务传播，乃至娱乐造势者的谣言传播，不论是自我倾诉的满足还是与大众粉丝的沟通愿望，都可以利用自媒体及时和获取信息。如此一来，人们信息活动的自由性和自主性空前释放，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信息热情和传播动力。
2.自媒体传播使人们的社会交往由人际交流发展为网际交流。自媒体是以即时通讯和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传播系统，它实现了信息的双向交流互动。即在新媒体技术为信源与信宿之间提供即时的双向的信息反馈模式的背景下，信息受众在对于信源发出信息有选择性接收的过程中，也利用了技术媒介完成自我对于信息的反馈和二次传播行为，作为普通公民经由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提供与分享他们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途径，自媒体以其多样性的信息载体和平台，完成了个体及群体民意再次聚集并深化寓意的过程。[4]自媒体的强大交互功能，突破了传统人际交流的诸多局限：一是突破了物理时空的局限，不同地域间的人们不必见面即可实现交流互动，实现了社会交往范围的最大化；二是平等的话语权消解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诸多差异性，实现了社会交往的平等化；三是传统社会交往中人们表情达意的风格化语言和动作等均被图片、文字、语音、视频所代替，交流更加直接明了，实现了社会交往的简单化。自媒体交互功能所带来的快捷性和便利性充分迎合了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快、社会交往广、注重效率的特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和重视，这使得人们的社会交往逐渐由人际交流发展为网际交流，自媒体也已成为当前人们社会交往的重要平台。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其中微博的渗透率已经过半，尤其手机微博的增长幅度明显，用户数量由2011年底的1.37亿增至1.70亿，增速达到24.2%。我国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4.45亿，比2011年底增长3005万，增长率为7.2%。即时通信使用率为82.8%，我国微博总用户数达到2.74亿，网民使用率为50.9%，中国社交网站用户数增长至2.51亿，网民使用率为46.6%。[5]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自媒体传播的推动下人们社会交往方式所发生的深刻改变。
3.自媒体传播使人们的信息关注重点由他我中心转向自我中心。在传统媒体传播时代，由于缺乏自主化的信息渠道，民众的信息需求往往依赖于媒体机构或者舆论领袖，其的信息对人们的认知理念、思想情感、行为方式有着巨大影响，往往成为民众工作生活的重要参考和依据，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相当的权威。因此，媒体机构和舆论领袖受关注度极高，人们对其保持着高度的依赖性和追随度，使得人们的信息关注呈现“他我化”的态势。但进入自媒体时代，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数字化之父尼葛洛庞帝教授在他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在后信息时代，大众传播的受众往往只是单独一人，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不在是人口统计学中的‘子集’。”[6]在自媒体传播平台上，“自我化”态势十分明显，即每一个用户都是既可以信息同时又接受其他用户信息的节点，他们之间的互动又会增加新的信息，改变信息的传播路径和状态，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全面开放共享的，每一个用户无论是自媒体信息的提供者还是索取者，都会以自己为中心形成规模各异的“节点共享”的信息传播网络。[7]“自我化”的传播态势使得普通民众的话语权得到空前释放，能满足受众在过去传统媒体长期约束下的自由表达欲望及某些心理或社会的需求，以实现自我呈现的满足，正如麦克纳和巴奇强调的那样，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人格面貌、人们需要“把自己‘真实’或‘内在’的自我展示给外部世界”。[8]自媒体赋予了民众海量的、五花八门的信息以及在这些信息中用户所拥有的自由攫取、编辑、的权力，个人的价值理念、心理情感、兴趣爱好、行为习惯等等都随着个体化的信息活动表露出来，形成千差万别的极具个人化风格和魅力的内容和表达方式。这种差异化的信息吸引并聚集着不同的人群加入其中，如微博中的“加关注”、QQ中的“加好友”，这使得自媒体信息者成为关注焦点，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引起关注者的反映，呈现出“自我中心化”的传播态势。可见，自媒体传播进一步消解了传统媒体传播中以传媒机构及舆论领袖为重点的“他我中心化”状态，同时个人的意愿表达被众人瞩目所带来的受重视感和成就感成为自媒体传播的源动力，达到了个体对自媒体使用的一种满足。
二、自媒体传播使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
现代社会，信息已经成为社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能力的强弱，信息质量的好坏、信息效率的高低都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地位。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不同受众群体间的信息差距日渐凸显，造成其社会差距进一步拉大，使得整个社会结构的分化进一步加剧。
1.自媒体传播使社会群体间的“数字鸿沟”进一步凸显。“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往往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掌握与未掌握数字技术的群体之间的数字信息差距。自媒体的出现在赋予人们更大的信息自由和信息权利的同时，也形成了巨大的“数字鸿沟”。自媒体技术的扩散和使用造成社会信息资源分配的进一步失衡，弱势阶层对于自媒体技术的运用远不及强势阶层，这种矛盾与冲突突出表现为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在信息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上的巨大差距。一是由于自媒体传播的技术手段和物质平台等“硬件”建设发展的不均衡，造成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间的“数字鸿沟”。比如，截止2012年6月全国城市网民的比例为72.9%，农村网民的比例仅为27.1%；而IP地址数量分布比例北京为25.60%，广东为9.61%，浙江为5.31%；而西部欠发达的省份如甘肃为0.48%，贵州为0.44%，宁夏为0.24%，青海为0.18%，为0.13%；[5]二是由于人们在自媒体传播技术的掌握运用等“软件”上的差异而造成的“数字鸿沟”。在2012年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指出，目前54.8%的非网民不上网的原因是因为“不懂电脑和网络”，相比2010年6月，比例上升近十个百分点，信息技能的缺失仍然是阻碍自媒体深入普及的重要障碍。而信息技能的差异往往又与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自媒体的出现实际是将人们的社会差距反映并放大了出来。正如德国学者海因利希·施莱曼认为：“当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增长时，社会中那些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并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的人在接受信息方面要比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较低的社会群体强。其结果是信息的增加反而扩大而不是缩小了这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差距。”[9]
2.自媒体的“圈子化”传播态势使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在自媒体传播过程中，人们根据自己价值观念、行为习惯、认知理念、兴趣爱好而自由地进行信息选择，在选择过程中文化背景、价值取向、行为习惯、兴趣爱好相同或相似的群体会逐步形成一个“圈子”，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媒体“圈子化”的传播态势可以帮助人们在虚拟网络中跨越现实关系的羁绊，在更为广泛的世界里找到可相互拥趸、彼此取暖的友人、强化着个性和自我。当前，社会进入转型期，人们的利益诉求千差万别，自媒体的出现为这些利益诉求表达提供了便捷的通道，人们在利用自媒体表达意愿的同时也在寻找并聚合着相同或相似意见看法，以壮大自己的声势，强化意愿表达。自媒体的“圈子化”传播实际上是一种信息助推下的互利性的社交关系，是人们出于自身的需要而结成的交往方式，而无论这种需要是一种利益还是情感。需要指出的是，自媒体的“圈子化”传播在促进互利性的人往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排斥或阻碍了与其他社会人群的交往，即圈子内的人往相对固化，而与圈子外人群则相对割裂，隔离了圈外信息、隔离了异于自己的社会观点和价值取向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不同利益人群间的信息交流和人际交往，甚至会产生对立和冲突，加剧社会分化。
三、自媒体传播使社会政治生态日渐呈现公民化态势
1961年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首次提出了“公民化政治”的概念，强调“公民化政治”是公众对统治权力依附程度的降低以及公民政治参与的增强。[10]自媒体传播的出现赋予了民众高度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表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就是个人意愿的自由表达和对整个社会的关注，这极大地释放了普通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热情和动力，使整个社会政治生态日渐呈现公民化态势。
1.自媒体传播使民众的主体意识显著增强。自媒体削弱并分享了传统“主流媒体”的媒介权力。所谓媒介权力即选择、加工、突显框架的权力，在传统媒体时代，从信源到成品的新闻报道存在着重重把关，每一道把关流程都会筛选掉一部分信息，这种筛选甚至可能变成断章取义。但自媒体的出现取消与颠覆了传统媒体对话语权和解释权的垄断，传统媒体无法再对信源加以任意裁剪，打破了管理者的严格管制。自媒体打破了不同主体间的权力界限，拉近了精英与平民、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距离，最大限度地实现着传播平等。[11]自媒体作为现实社会的延伸，其公开、便捷和互动的特点更强化了民众的这种平等性与自主性。通过自媒体，参与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选择自己所关心、喜爱的场域投入对话和沟通，自由、广泛、充分地交流和发表意见、建议，而不论社会背景、阶级或理念观点的差异，可以随时加入，也可以随时退出，地位平等，行动自由。在自媒体的世界里“我”就是主角，“我”可以有所作为。这种主体意识的增强使民众感到自己对国家和社会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直接影响到公民的政治功效感，从而提高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2.自媒体传播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有效渠道。自由而广泛的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的重要内容，自媒体的出现使其成为现实。一是自媒体传播在技术上使人人参与成为可能。传统媒体条件下很难做到让每个公民都参政、议政，只能靠推选人民代表商议国事、讨论政治问题。自媒体的出现在技术上赋予了所有社会公众发表意见的机会，互动式的媒体环境也极大地强化了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表达思想观点的能力，它给每一个民众提供了更为开放的释放自我的空间，是真正意见的“自由市场”。二是自媒体成为公民利益诉求表达的重要手段和民意的释放出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社会矛盾凸显，各种利益主体不断分化，由此导致民情民意呈现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这些利益诉求如果被压制或者得不到顺畅的表达，将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自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为人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提供了崭新而便捷的路径和平台。三是自媒体强化了民主监督的功能。作为一种新的监督形式，自媒体监督实现了现代信息技术与民主监督的有机结合。与传统舆论监督相比，自媒体监督主体分布更广，监督形式更加方便快捷并且产生的舆论压力更大。可以说自媒体中的每个民众都握有一把“利剑”，可以随时随地向黑暗现象和腐败势力开刀。比如：南京江宁抽天价烟戴名贵表的“史上最牛房管局长”周久耕事件，“表哥”杨达才事件等等，都是自媒体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监督作用。
3.自媒体传播成为改进社会公共管理的有效手段。现代政治学认为，良好的社会公共管理依赖于全面有效的信息占有和高效顺畅的沟通交流，自媒体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是自媒体使每个民众都有自主发表意见的机会和场所，这使得社会政治信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全面性、完整性和真实性得到了有效提升，打破了以往社会政治信息仅在科层体制内部流动的缺陷，有效地克服了政治决策的封闭性与政治服务开放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充分的信息参考，为科学决策科学管理奠定了基础。二是自媒体改变了政府工作的方式方法，使社会管理变得更加高效和谐。一方面自媒体实时互动沟通的方式一改以往政府管理生硬的话语体系，以平等的姿态和口吻面对民众，拉近了政府与民众的感情距离，提高了认同度，促进了社会管理的和谐。比如，北京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言人王惠在其微博“北京王惠”中写道：“我是北京的新闻官。我开微博的原则是不当僵尸不作秀，要的就是一个真诚。我知道的信息会赶快，能回答的就马上回答，实在不知道的也请原谅。来当惠粉吧！”[12]这种生活化的表述吸引了大量民众的关注，微博开设仅三天后她的粉丝数已达到14156人，而像“成都”、“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等热门官方微博的粉丝则达到了500万人以上。正是这种人性化生活化的沟通方式吸引着众多的民众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去，充分体现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另一方面，自媒体为政府工作聚合了大量社会力量，为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提供了强有力支持。比如，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就开设了“打拐微博”，借助社会力量参与公安部的打拐行动，目前他总共拥有470余万粉丝，正是在广大粉丝提供的线索帮助下，一大批被拐儿童得以解救。他的微博被评为全国十大个人政务微博之首，赢得了“微博最具影响力公务员”的名号。[13]再比如，从2013年新年伊始，网络发起了“豪华军车随手拍”行动，全国各地网友纷纷响应，用自媒体手段将违章违纪的豪华军车纷纷曝光，为相关部门查处军车乱象提供了广泛线索，也为落实中央规定厉行清正廉洁之风开了个好头。
总之，自媒体的出现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并且正在以更加迅猛的势头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如传播学者麦奎尔指出的那样：媒介技术不只是一种传递符号内容或者在某次交换中联系参与者的应用工具，它同时也包括一套与新技术特质互动的社会关系。[14]尽管自媒体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技术潜力，并且受制于现实的体制环境，但必须看到的是，自媒体凭借所拥有的广泛民众基础以及强大的影响力必将成为未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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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视频可以看出，其巧妙使用美国偶像、英国达人秀等国际流行话题生动地对比了中外选举制度，除配音字幕外出现的全部文字均使用英文，带有明显的海外传播意图。因此，视频上线后不出意外地获得了国外媒体的高度关注，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国外媒体迅速跟进报道。尽管部分外媒报道中摘引了一些网民的质疑，如“体制总体是好的，可具体操作中的贪腐问题常常影响了选举的公正”①，但几篇报道对视频内容的大量直接引用，在客观上为中国政治制度进行了海外普及和传播。例如，在中国当领导人“可能出身任何一个行业，包括学生、工人、技术员、记者或老师等，本职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岗位上足够优秀”②。观察国外网民在这几篇报道下的跟评，内容以通过了解中国，思考本国选举制度为主，少有针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负面评论。可以说，从传播效果反馈上看，这是一次成功的政府形象传播。
这个备受关注的神秘视频，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颖的传播案例，更可借此探寻中国政府形象传播在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三大变化趋势，包括渠道、内容和理念： 1.传播渠道：从单一媒体到全媒体渠道综合运用的转变；2.传播内容：从“文化搭台”到创意型政治传播的转变；3.传播理念：从新闻宣传到公共关系的转变。
传播渠道：从单一媒体到全媒体渠道综合运用的转变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兴传播渠道给政府管理带来了压力和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形象传播方面的无限机遇。国外政府领导人很早就开始利用新兴社交媒体进行形象塑造。奥巴马参选美国总统时，非常重视对新兴媒体的使用。为了获得年轻选民的支持，除了在twitter上与网民互动外，奥巴马还曾将自己的选举广告牌植入一款热门的互联网游戏。有数据统计，大胆利用社交媒体不仅为奥巴马节省了大量选举经费，还最终在他成功打败对手当选美国总统的过程中助有一臂之力。
在传统媒体时代，我国对于涉政内容的传播渠道较为单一。随着近年新兴社交媒体的发展，国务院新闻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多次倡导政务人员积极用好新兴社交网络，推动政府机构和大量公职人员进入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利用多种渠道发出政府的声音。今年10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主任鲁炜在第十三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提到，要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重点建设为民、文明、诚信、法治、安全、创新的网络空间③。经过近两年的摸索学习，政府机构对于新兴传播渠道已经从最初的了解变为主动管理和积极引导。政务微博（微信）渐渐与媒体微博、意见领袖微博在互联网上三分天下，成为重要的舆论力量。
同时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意识到，能够在舆论中获得主动，塑造政府良好形象，并非单一依赖某一种社交媒体，而需要综合运用多种媒体形式。大众麦克风不会缺席任何一种新兴传播渠道。无论文字微博、图片、视频，还是未知的新渠道，与网民的互动和沟通存在于每一个可利用的平台工具中。依据内容制定传播策略，综合利用合适的渠道，才是政府传播的致胜之道。
传播内容：从“文化搭台”到创意型政治传播的转变
在传统媒体上，不同政党间的意识形态影响着媒体的议程设置框架。在主要依靠传统媒体进行传播的时代，我们的海外传播常常使用更偏软性的国家形象传播替代政府形象传播。
自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国家形象的全球传播进行了诸多有益的研究和实践。基于文化、民俗元素的海外传播通过路演活动、图片展览、大型演出、形象宣传片等诸多方式已经成为每年的常规宣传手段。然而，与国家形象传播可以主打“文化牌”不同，直接以政治内容为主的政府形象传播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正面开展。
然而在社会化媒体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自媒体的声量不可忽视，缺少了政党和利益集团作为把关人，自媒体的内容是公众意见的直接体现，这使得整个舆论场中关于意识形态的比重大大弱化。另一方面，公众接受的信息不再是经过把关人选择的少量信息，而是以海量计算。若要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中脱颖而出，信息的接近性和相关性尤为重要。以新颖、新奇见长的民族文化，只能获得特定人群一时的关注。而生活化、故事化则是所有即时互动传播的关键“引爆点”，包括受传统媒体特质所限，曾经或刻板生硬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政治传播。
十八大以后，、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的工作、生活、家庭等信息在媒体报道中公开，领导人的生活化报道频频见于各类媒体。关于“第一夫人”彭丽媛的着装搭配更是网络“粉丝”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些都是中国领导人的公众形象公开、透明、亲民的体现。大量经过精心策划的创意型政治传播已在社会化媒体上收获了良好的实践经验。《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视频即在此背景下出现，无论其来自官方还是民间，均是政府形象传播的新尝试、新路径，对于立体化传播中国形象，有着重要意义。
传播理念：从新闻宣传到公共关系的转变
尽管“突发事件处置和危机中的舆论引导”一直是各级政府在官员培训中极为重视的一门训练课程，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对于危机中舆论引导的经验实际要强于正面传播经验。相反，除了依靠主流媒体完成常规的新闻宣传计划，很多政府机构对于形象和声誉的系统管理都是空白。
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弱化了政府在传统新闻宣传、舆论引导方面的优势，但同时也为政府公共关系管理提供了便利。十八大前后，中国新任国家领导人对于公共关系的重视一直是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领导人卡通视频的走红现象也被国外媒体视为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公共关系的体现。法新社10月18日的报道称“从视频看出，公共关系在中国得到了更多的重视”④。
在经典教科书里，可以找到对 公共关系的几千条定义。对于政府管理而言，公共关系是指政府机构为改善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促进公众对政府的认识、理解及支持，达到树立良好形象的目的。可以看出，公共关系理念更强调传播的双向甚至多向性，重视受众对于传播内容的反馈与互动。相较于单向的新闻宣传，公共关系理念与社会化媒体时代即时、互动、多向沟通的舆论环境更为契合。
以公共关系理念管理政府形象，要求政府机构和领导人不仅要会与媒体打交道，更要学会与意见领袖、行业专家、社会公众等更广泛的利益相关人打交道，学会将政府形象纳入管理战略的一部分，变被动为主动，变应对为规划，提高主动策划与传播的比例。
关键词：传播力；新媒体；概念转化；研究愿景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7-2-0034-02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部分，对新媒体研究的起点首先落在概念与知识的转型上。每一次传播技术的革新以及由它所引起的传播理论研究范式转向，不仅深刻影响了传播研究的发展，同时也折射着传播与社会机制之间复杂关系的变迁。在各种社会文化特异性相互缠绕的全球化浪潮下，传播交互方式变革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当技术效应不再局限于客观世界而与各种关系结合时，即使间接的传播现象也可能成为新理论的起源，并以现实推动力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一、技术神话：概念底蕴与观念变迁
当前，我们谈论的“新媒体”，特指以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移动终端技术等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相结合的综合体。因此，其概念首先指向媒介技术和媒介形式本身，而同时又指向用来表达和交流的设备、内容以及围绕其所产生的实践行为与组织形式。由新媒体通过社交网络搭建的社会关系网交互作用的影响下，以权力关系为依托左右现实局势的场域共同为技术语境下的传播范式转换提供了基础。
目前，大量的传播研究指向媒介的微观层面及其在社会情景中的互动关系，以实现文本性（textuality）与情景域（contextuality）的结合。因此，对新媒体属性与特性的研究是一个需要加以整体考察的概念。
对传播技术及其与社会理论命题之间关系的探索，自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启。先有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概念的诞生，后有马克卢普的“知识产业”概念的提出，随后还有托夫勒对信息化趋势所形容的“第三次浪潮”等概念提出。这些理论无不例外地对技术力量的作用给予相当的肯定描述。由于这些理论对于科技之于传播乃至人类社会活动的作用赋予相当的期望，而经常被批判为过度的科技乐观主义。通过技术武装起来的传播活动，整合社会资源成为技术决定论的新形式。在此过程中，新的诠释认为新媒体技术能够改变社会形态，同时也开创社交新形式，拓展知识生产结构，转移权力中心等。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万物，万物即媒介”“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行为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行为尺度”[1]的主张在此背景下被发展为一个新版的“技术神话”。他认为“在电子技术下，人类的全部事务变成学习和掌握知识……时间和空间在瞬时信息时代双双化为乌有，人们的交互方式将重新部落化，从而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地球村”[1]的观点，也被新媒体技术与同时带来“时间的终结”“空间的终结”“权力的终结”[2]所证实。这种技术迷思所造就的期待使得新媒体能够解决人类社会诸多问题的“电子乌托邦”成为传播研究的愿景。凯瑞曾经以麦克卢汉将技术“奉为人们期待的社会变革的动力、重建人道主义社会的关键所在、回归珍贵的自然乐园的途径”[3]对此加以批判。但技术的神话在传播研究历程中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或许还会存在。技术的进步体现的始终是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固有的底蕴与属性，而媒介的延伸并不能将其证伪。当去掉了技术语境上的决定论光环时，新媒体的技术神话也就从“决定”走向“主流”，从“媒介延伸”走向“媒介融合”。至此，新媒体研究从开始被看做革命性的一步步转向演进、融合的多元研究路径。而正是多元路径的产生，让后面将要谈到的新媒体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传播研究的又一方向。
二、关系更新：新观念与旧理论
除开技术切入点的研究视角，另一大研究视角是从媒介、受众以及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维度加以阐释。需要强调的是，对技术之于人与人、人与群体以及整个社会关系的考察或许在实践意义上并不突出，但它却是建构新媒体研究这一领域里的新分支的必要部分。没有对于这些关系之间的分析与研究，传播研究在以新媒体为代表的新技术语境下就难以建构起适应新环境的新理论。
理论内部关系的更新常常源于新观念的诞生。因此，如果将当前新技术语境下的新媒体及其研究看作是传播研究的一大“势力”的话，那么传播学界之于技术的神话探讨就是其中的“力”，即左右传播形态发展与进步的基础，而其与社会理论、社会制度、社会关系框架下的研究则是其中的“势”，即之于社会的意义。
在新媒体时代下，首先改变的观念是传播观中的媒介观或者说渠道观。大众传媒时代的传播，与媒介和传播机构紧密相关。而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传递是人们通过分享和具有表征意义的中介来实现的，就这一点来看，信息媒介在大众中的延伸和普及极大地增强了媒介“去中心化”的趋势。受众参与，通过互联网构筑的媒介平台，今日的传播已变成受众、传统媒介机构、公司、政府等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复杂交互行为。其二是受众观的变迁。受众从过去被动的接受者转化为信息内容的生产者与者，同时也是这些信息的消费者与使用者。其三是传播的过程观转变。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对于传播过程的认知不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过程，互动传播观成为当前新技术语境下社会传播的真实写照。由此，“受众”一词在新媒体时代下其表意已不再准确，而“用户”与“使用者”这样的表达则更符合新媒体时代的要求。因此，虽然以受众为中心的研究仍然在新媒体研究中较为流行，但以用户为中心的研究大幅增长，更多学者从研究接受行为转向研究使用行为。[4]
既然新媒体为传播研究带来了如此大的变化，那么新媒体是否能够带动传播研究一次转型呢？传播学界对此持谨慎态度。当前以互联网研究为代表的新媒体研究增长速度相当惊人，在美国社会科学七大热门研究领域中排名第三。相关的一个趋势是，在当前的新媒体研究中采用“网络分析”视角进行研究的现象也日益增多。[5]而所谓“网络分析”指的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相互交织形成模式和组成方式。在网络环境中，通常用户不会直接进行关于自我的描述，而是通过朋友列表或者相册等“第三者”来实现展示，也就是说在典型的互联网社交平台这样的新媒体上，信息流动过程是“信息”―“用户”―“观众”。尽管在新媒体上实现的信息传播几乎都发生在虚拟空间之中，但世界却是包含了现实的世界和线上的网络世界。因而具体的分析依然要具体地解析新媒体的社会网络结构。正如前文提到的，新媒体与旧媒体并不是完全的取代与被取代关系，而是日益地体现出融合共生关系，新观念的产生也并不意味一定就与旧观念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关系与观念的更新为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但这个途径毕竟不是唯一的。因而，比较新媒体与旧媒体之间的差异与共性，为凝聚新技术的现实力量与社会新关系理论属性以形成新媒体统一的传播力，并试图找出新媒体下一步的发展趋势，这才是新媒体研究不断拓展的对象与议题。
三、结语
传播研究一直都在进步与发展之中，而在当今跨文化、跨地域的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为了让新媒体研究能够在不断的学术探索中建构起一套其独特而有解释力的理论，这不仅对新媒体本身自我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样对传播研究的演进有着积极的作用。当前的新媒体研究中，对于微观层面研究的力度依然较大。学界公认的意见，新媒体技术突破了时空以及一定程度上权力对人类的束缚，但技术决定论的迷思，以及对于新媒体之于社会制度与权力关系的过高期待，使得相关研究依然有着流于乌托邦式想象的趋势。
当然，一切传播研究都应置于具体的、历史的情景中加以考察。各不相同的文化情景及其衍生出的种种特殊性，即使在全球范围网络世界的新媒体上也依然有着深刻的体现，或者说正是由于新媒体的产生与普及，使得今天的传播研究处于一个较之大众传媒时代更加多文化、形式各异却又彼此相关的社会交互网络中。因此，对于未来的新媒体研究而言，在关注全球化以及传播研究转型的大背景下，对于新媒体在中国社会独特性之下，宏观社会关系属性与微观现实技术支撑属性间达成平衡并统一在传播力概念下的研究，对于新媒体的理论建构将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M.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M].New York：McGraw-Hill，1996.
[2]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M].黄典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4]T.Peng，L.Zhang&Z.Zhong.Mapping the Landscape of Internet Studies： Text Mining of Social Science Journal Articles 2000-2009[J].New Media & Society，2013.01.26.
新媒体改变了信息传递过程与传播方式
世界传统媒体的对外传播一直呈现文化强国单向灌输的不平衡格局，新媒体改变了这种模式，当代国际信息传播出现了扁平化和均质化变化。新媒体包含人类文化传播的基本形式，集多种功能于一身，传播方式多样，个性化的精准传播直至个人，可供不同层次的受众进行自由选择。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相比，新媒体实现了“所有人对所有人快速、便捷的相互传播”，可以及时收到信息反馈。这种以尊重广大受众的自主性选择为前提的文化与信息传播，其广泛性、互动性、个性化特点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理念和消费观念。
作为自媒体，新媒体有“无中心，无领袖”的特点，信息的产生、制作、传播由个人独立完成。这个特点不仅实现了个人成为传播主体的大众梦想，也决定了个人既是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分享者，也是信息的经营管理者。新媒体冲破了公众获取信息和有效表达意见的时空限制，从而大大降低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成本。公众可以在新媒体中探讨各类国事民生问题，阐述个人观点，互相辩论，开展批评，提出对策建议。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公众诉求分析讨论形成舆论表达民意，其传播速度、真实程度、广泛程度均明显优于传统媒体，清晰明确地显示出公众舆论的走向。新媒体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在执政中倾听民意、体恤民情、研究决策的一个主要参考渠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利用微博开展外交活动的各国政府首脑已达60多位，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已故朝鲜领导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博客每天吸引全球600多万人的关注。
重视（顾及）国内公众舆论，将其作为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依据，“贴近民意”是现代民主政治国家制定政策的共同特点。将其引申到国际关系领域，国际公众舆论影响国家对外利益的确定和对外政策的制定。反之，通过公共外交在其他国家制造公众舆论氛围，也可影响其对外利益的确定和对外政策的制定。2011年，美国出台《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报告，率先将新媒体的外交应用价值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世界各主要国家随即掀起新媒体外交。
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清晰地表现出文化传播结构的进步和变化。大众传媒正日趋让位于分众传媒，国际传播格局和国际公共外交战略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极大地拓展了国家的外交空间，新媒体外交作为国家重要的新公共外交战略，尤其适合运用道德的力量、舆论的力量、文化价值观的力量开展国际公众层面的信息与观点沟通，这种宣传劝服的间接方式通常比政府间的直接交涉更为有效。借助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与社交网络的普及，新公共外交（非传统外交）兴起，许多国家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互交流融合。所以，近年新媒体外交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制定文化传播政策的重要抓手和话语平台。
如何在国际社会中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提升话语权，早已溢出文化本身的含义，成为潜在的现实权力。许多国家纷纷利用新媒体在国际话语权平台上展开新一轮价值观博弈。目前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被视为两个平等的研究对象，共同属于“传播介质”。传统媒体的国际传播和新媒体的民间互动传播，同样拥有话语权，呈现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态势，在世界文化语境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新媒体影响国际文化关系与文化语境氛围
全球亚文化群体大量涌现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是当代文化多元化进程中的两个基本表现。新媒体具有需求无限、传输无限、生产无限的特点，可以不断采用新技术，随时调整传播方向和传播方式。社交网络超国界进行的“人民对人民”文化价值观直接交流和感化，对外传播的政治效应已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甚至超出了传统媒体的作用。2009年发生在社交网站上的“推特革命”，相继引发了摩尔多瓦和伊朗的选举骚乱；2010年谷歌宣布退出中国大陆和维基解密披露美国外交档案事件，进一步助推了数字技术空间的国际政治化；2011年“阿拉伯之春”动乱等事例，进一步证明了在全球信息交流通畅的环境下，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利器，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新媒体在跨国文化交流中不仅自行设计构建传播内容，而且实现了跨文明的观点分享与理念互动，因此，导致对多个国家信息边境的销蚀和政府话语主导权的转移。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去国家中心化”、“去政府管理化”和“自媒体化”等特点正在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现实。
新媒体并非只是纯技术进步，还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普通公众用手机上网、看电视、听广播，随时随地拍摄现实社会，触及各行各业、各个角落，即时信息，披露事实真相，进而调动更多的公众参与关注、传播、互动。新媒体传播内容追求新颖、快捷，无需主管单位审查把关，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无明确边界，形成讨论式互动。尤其是对特定人群的信息精准投放，比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更容易争取民意的理解和支持，更容易形成社会舆论，因此受到世界各主要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
相比传统媒体的大范围攻势进取的宣传模式，新媒体具有攻防兼备的灵活优势，可以退为进或以守为攻，因此受到世界各类非政府组织的青睐。非政府组织一是通过互联网络获取新闻媒体的部分舆论支持；二是通过与网民互动来增强互信，获取民意的理解和支持；三是在此基础上实现自身参与网络政治与参与现实政治的相互补充，力争实现与权力或与资本结盟，最终目标是进入“线下”的实质性政治议程。一旦新媒体的对外传播在民众中产生共识或较大影响，随即会在国内外民众中形成舆论，进而必然会涉及甚至冲击国内决策领域和国际舆论，或营造出制定相关政策的环境，或形成舆论危机，进而影响到文化语境的氛围。
新媒体作为时代产物，在技术、信息、资源、服务、经营、交流各环节都呈现出相互依托并进的势头。由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同时存在文化的张力与矛盾，新媒体必然会影响到国际文化关系及文化语境的氛围。当代世界丰裕的知识量和迅速便捷的信息交流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对世界形势的看法。信息传播强国与弱国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新媒体“翻墙越界”的沟通模式，强化了信息传播强国对世界进行话语塑造的能力，同时凸显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目前，新媒体在提供个体阅读、沟通、处理信息方面的总供给相对过剩，尽管内容丰富，但始终是人造的技术环境，相互连接的“二级自由传播方式”会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信息的重构、解构，造成曲解，需要依法监管和正确引领。
国家文化价值观的取向不仅是制定对外政策的背景和主要动力，也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坐标，价值观直接影响国家确定国际战略时对国家利益范围的确定。只有符合民族文化精神至少不悖于国家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对外政策，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支持。
作为国家软实力，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可以发挥正能量，也可能带来反效果。一方面，文化价值观的国际传播随教育、科技、体育交流和自由贸易往来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可以获取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多元信息的快速流动，正在某种程度上迅速破坏着传统的民族文化价值结构。外来文化价值体系一旦与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观念相悖或产生理念摩擦，就会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
新媒体具有通信工具和社交工具双重属性
当代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模式其实就是一定意义的文化融合方式。
世界主要国家已经注意到新媒体是国际话语权博弈的大平台：依托平民化的社交网络是开展公共外交的有效途径，因为新媒体更强调基于平等地位基础之上民众之间的政治对话、心灵沟通，更容易披露事实真相，进而进行各种价值观的比较。新闻的即时一不断更新真实信息一迅速形成广泛的网络互动一随机进行民意测评统计一引导社会舆论走向，已经成为新媒体优于传统媒体、普遍而有效的传播途径。
对外传播的本质是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流”过程，这是一种双向的、身份、权利对等的交谈与沟通，旨在发挥其改善和修复国际关系的软作用。“交流”的目的是改变对方受众的观点，关键技巧在于要了解跨文化传播中双方存在的文化差异。对外传播的核心要素是传播文化价值观。载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极具亲和力的新媒体，“交流”作用主要体现在受众不仅仅只是倾听，而且可以参与沟通、交谈，实现价值共享和理性认同。由于新媒体上传播的信息和文化作品比传统传播方式的思想灌输更容易触动公众内心，受众参与面极广不仅阅读点击率远远高于传统媒体，而且可以超越国界，传播速度远远快于传统媒体。
在国际关系中，相近或相似的文化价值观容易形成国家共识，容易取得国际经济、技术、安全合作的机会。新媒体事先预定的、先人为主的、有选择性精准投放的对外信息传播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交流”作用。新媒体具有通信工具和社交工具双重属性，可以明确地向外国公众展示出国家的公共外交目标，公开引导外国公众对其社会道德标准和行为方式的认同。
目前中国新媒体用户数量占世界第一，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新媒体使用大国。其中手机网络用户数量达3.88亿，已经超过3.86亿的电脑网络用户，成为全世界“第—上网终端”。中国农村的电脑网络用户发展迅速，已达1.46亿。21世纪的中国，新媒体成为最主要的思想传递工具；21世纪的世界，新媒体成为一种全球生活方式。
互联网络是一个政治性社群，网络传播的匿名性、非面对面接触特点具有明显的不安全弊端。每个人在信息制作与传播中都承担一定的法律和道义责任，相互谩骂攻击、揭露他人隐私、故意造谣都属于违法行为。
在世界各国，网络谣言均属于社会公害，政府持严厉打击的立场。韩国《通讯基本法》规定，对以危害公共利益为目的，利用电子设备散布虚假信息者，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交纳50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印度《信息技术法》规定，对在互联网上散布虚假、欺诈信息的个人，最高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对故意破坏国家安全和对人民实现恐怖主义行为者，可判处有期徒刑直至终身监禁。在美国，普通民众不能把自己当成“专业记者”，联邦法律允许新闻从业人员即时尚未来得及核实的信息，享有法律豁免权，但民众并没有此权利。民众在网上发表无根据的不实言论就会被定性为造谣诽谤，受到严惩。联邦政府规定，对引发社会秩序混乱的网络造谣者处以最高6年徒刑。
网络文化是公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民众自主参与”和“政府引导管理”中保持平衡、平和的常态。民主与法治是制度，平和与宽容是文化态度。
在人文学科中，话语权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在西方国家中，话语权的研究更是人文学科中研究中的重点，如法国的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他在他的出版书《话语的秩序》中首次提出了话语权问题，他提到话语就是权力，随后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又陆续出版了《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学》等书，书中也讨论了关于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间的问题;又如英国的学者诺曼·费尔克拉人在他的出版书《话语与社会变迁》中，从社会的角度进一步的探讨了话语运用和范式的逐渐进步或者改变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变化;也有从传播学角度对话语权进行分析的学者，如丹尼斯·K·姆见，他主要的研究了群体和组织的话语权相关问题。
我国在话语权的研究上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还不足，还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关于话语权的研究是从2004年开始，随着计算机网络的高速发展和普及，网络传播也越来越广泛，传播过程中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所以人们也越来越重视话语权相关问题，目前媒介中的话语权研究是主要的研究内容，目前已渗透到社会各领域也，其研究的特点和角度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多学科从宏观角度出发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胡春阳、刘学义、郭继红等人，胡春阳的《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中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话语权与传播领域结合进行了研究;刘学义出版的《话语权转移一一转型时期媒体言论话语权实践的社会路径分析》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分析了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话语权的变迁问题;郭继红出版的《利益群体多元化背景下媒介话语权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就从社会的角度入手，主要的分析了在目前这种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社会大众在媒介方面的话语权问题。
第二是很多的学者仅仅注重了社会中目前某个现实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如林纲、陈堂发、叶晓华、程群、朱颖等人。林纲在他的《网络新闻语言与话语权变迁》中主要论述了目前网络新闻的出现导致的话语权变迁和原来的话语权之间的差别;陈堂发的《媒介话语权解析》一书中就主要从法律的角度对媒介话语权进行了解释，并着重的对一些带有负面事件或者新闻中的媒介话语权进行了研究;程群和叶晓华出版的《网络技术权利对媒介话语权的争夺》就主要分析了网络时代网络技术的不断变化导致的话语权的变化;此外还有从不同角度、不同性别、不同职业等方面对话语权的掌握、运用现状进行分析的学者，如周春霞的《论农村弱势群体的媒介话语权》。
第三是研究的相对较少的领域，如网络发展导致的话语权变迁问题。任春晓与王彦超就在《关于网络传播时代话语权问题的思考》书中以反面角度分析了网络时展导致的话语权平民化是否科学合理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质疑。
由马修·弗雷泽，苏米特拉·杜塔所著的《社交网络改变世界》是一本关于互联网发展趋势的力作，就Facebook、MySpace、维基百科、YouTube、Twitter等在全球汇聚了数十亿用户的热门网站进行深入研究，全面解读社交网络正在如何改变人们生活、工作和世界。
两位作者结合社交网络中发生的数十个经典案例，深入剖析社交网络中的三大现象：身份日益多元化;地位日益民主化;权力则日益分散化。清晰地描绘出这些变革背后错综复杂的因素，并提出了极有分量而又出人意料的见解，并且还为这些发展趋势指明了方向，对于理解这场发生在我们身边至关重要的变革非常具有启发性。
1 环境的改变——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及影响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体社会化已经成为了信息时展的主流，面对当前这种信息传播现象，必须对信息时代传播相关的管理和运行方式进行进入研究。社会媒体其主要是一种平台或者说工具，而其受众则主要是广大的网民。网民则通过这种与平台的合作形式，不断与网络形成与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当然网民对于自己所认识的社会化媒体也有自己的见解，一般认为社会媒体与社会之间存在着非常显著地不同，社会媒体齐主要使得更多的用户具有选择和编辑的权利和能力。并且这些自行集结和形成的能力形成了一些群体，例如，某阅读社群等，均是网民从用户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密切联系的体现。
随着社会媒体化的种类和应用日渐增多，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目前非常流行的微博、博客、微信、QQ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交网站。这些社交工具均可以是单独的平台存在，同时也是为广大网民提供的一种与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目前的社交网络和工具日益频繁，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包含了社会媒体化元素。
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转型期，社会媒体对于整个改革和转型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面对这种互联网的影响需要我们正视宏观社会带给转型期的推动力和重要元素。社会媒体在网民中的作用日益不可小觑，因此这就需要网民在日常生活之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动员和认同凝聚的空间，使得人们能够在网络平台上实现与社会媒体的密切交流。
曾经郑永年其表明互联网在一个空间之中，由于存在着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双重作用，使得互联网在促进社会进步，推动中国郑智化建设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互联网技术使得中国政府对外开放更加透明，而且互联网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强的去中心化，其极大限度的超出了国家权力的职责控制范围。
由于社会媒体的发展其孕育着社会群体中新的组织形式，而且这也是社会媒体与融合了关系和内容两个方面。社会化媒体的用户必须有特定的订阅来源集合和读者集合，这就极大限度的推动了信息的传播和处理，可以为彼此之间搭建起具有共同兴趣和利益的空间关系。网络社区发展过程中由于存在着各种因素，使得社会媒体 在集体的行动中呈现出各种特点和方式。曾繁旭等的研究发现，不同于传统社会运动中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模式，互联网空间中的社会行动并不存在明显的核心组织，取而代之的是借助于协商和辩论而形成相对民主化的组织动员形式，这为人际信任、社会支持、社团归属感的培养和塑造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2 权力的分散——社会化媒体下媒体话语权的变革与重构
媒介变革的潮流正深刻的影响着传媒业，与此同时深刻的影响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逐个方面，随之改变着舆论环境。传播技术新潮流如网络应用、云储存、社会性媒体、UGC等Web2.0及其后的技术运用，带来的不仅是科技的更新换代，更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多方面变革。新闻媒体正在向全媒体和平台化的方向发展，新闻的采编、制作、传播的所用过程也正无处不受到社会化媒体的影响。
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加利在接受采访时说，纸质报纸可能在30年内消失。“这是一场革命，它无关对或者错。多个研究结果显示，纸质报纸将于2040年消失。在美国，它们将于2017年消失。”作为此事件的背景，2009年3月，有146年历史的《西雅图邮报》停印，告别“纸质新闻”，成为美国首家只有网络版的大报。数字化已是未来信息传播主要方式，印刷媒介、电波都已经不再是主流，平面媒体走向媒介融合的趋势根本原因是媒介技术数字化的变革。用户本身才是影响传播方式和传播行为的主题，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性媒体越来越在传播格局当中扮演着不可或缺和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过去一条快讯要经过记者、编辑、校对到最终印刷然后发行上市的传播机制已经被打破，微博成为自媒体的代表，每一个微博本身就是一个媒体，透过它所拥有的“关注——粉丝”即可向外传播。碎片化和高度整合的多媒体传播让每个用户都拥有了向大众传播的权力，透过微博平台的信息生产量正在呈现几何数字的增长，而传统媒体的信息生产量却在下降。在数字化延伸的过程中，传统媒体向社交媒体演化的第一目的就是自身在数字化发展当中，在新媒体格局发生变化情况下的继续演进的过程。传统媒体的数字化延伸可以说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报纸内容网页化——数字报——报网融合——面向电子阅读器的发展——向社交媒体的融合，其中向社交媒体的演进可以看作是媒介发展新趋势下的变革。在向社交媒体的融合过程中，传统媒体不但把社交媒体当成一个传播平台，更是把社交媒体看作一个关系营造和信息构建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媒体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源、更多的新闻采集渠道和方式，争取更多的年轻化的受众，在传播方式固定化的渠道之外选择更多和更自由的传播尝试。
3 制度的建立——社会化媒体下新舆论机制的形成
社会化媒体作为新兴的传播工具，具有一些自身的重要特点，在引导舆论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第一，即时性。社会化媒体在信息的传播上即时性特征更加明显，信息的传播更加随时和随意，同时社会化媒体已经不用像博客、论坛等还必须主要依赖电脑的web页来完成信息的，而且可以依靠移动终端来随时消息。新浪社会化媒体的推广语就是：随时随地分享身边的新鲜事儿”。随时随地的信息，即时性成为社会化媒体的第一大特征。第二，社会关系性。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SNS属性更具代表性，社会关系性使社会化媒体具有自发组织传播渠道的特性，社会化媒体用户可以根据兴趣图谱、现实社会关系——家人、朋友、同事等的延伸、对喜好名人的关注等多种方式自由定制信息者。第三，直接性。过去的信息传播新闻和信息是通过大众媒介和意见领袖的中介到达进入受传者的，现在每一个普通的受众都可以直接面对信息源。
社会化媒体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环境变化正于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正相关，“当下的中国社会已经走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风险社会’的因子已经深深植入” ，社会冲突、贫富不均、官员腐败等等极易引起公众关注成为舆论的热点。社会化媒体随时、直接、影响面大的特点使其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环境和媒体结构下快速成为了公众意见表达的首选。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从当下舆论环境的角度出发，深入理解社会化媒体的影响对舆论环境变革的利弊。
3.1 社会化媒体舆论的双刃剑
社会化媒体发展对舆论环境变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不难看出其存在正反两方面的效应。首先，社会化媒体提升舆论影响力。社会化媒体在舆论监督中有其他媒体所不可比拟的优势，社会化媒体用户通过与粉丝群之间的互动可以快速有效地达到广泛的信息传播效果，社会化媒体上意见领袖的广泛和强大影响力也让舆论影响力能够得到快速的发展。社会化媒体与其他传播媒体的结合让社会化媒体成为一个全媒体信息平台，传媒媒体的传播效果在社会化媒体上被强化，从而进一步延伸媒体引导舆论的能力。
自媒体传播时代对公众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信息海洋中肤浅信息泛滥、虚假信息横行、安全信息失窃等现象，社会公众更需要树立正确的信息观。本文通过对现状的分析，提出在海量信息交流中学会伦理坚守、交互信息分享中坚持理性消费、文化信息传播中注重信息安全这三种培养策略。
关键词：
自媒体传播时代；媒介素养；信息观；观照与培养
媒介素养的概念最早由英国学者提出，最初目的是为对抗由电影普及所造成的流行文化对传统教育的冲击。美国媒介教育研究中心认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的各种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思辨性应变能力以及创造和制作媒介信息的能力。①在国内，媒介素养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大多都是遵循与参照西方的发展模式。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信息交流的频繁，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范式——交互式传播，尤其是基于Web2.0技术以微博、微信等社会网络为代表的网络虚拟社区的形成更是将互联网的交互性能发挥到了极致，使之成为一种参与式媒介样式。开放成熟化的信息传播环境与复杂多元化的信息平台使得公众在纷繁复杂的信息选择中茫然失措。信息传播的复杂与多变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公众对传播信息的选择权和认知能力，社会公众媒介素养信息观教育时代来临。
一、自媒体传播对公众媒介素养培养提出新要求
自媒体(WeMedia)是分析博客发展时引入的一个概念。丹•吉尔默(DanGillmor)在其著作《自媒体：草根新闻，源于大众，为了大众》中首次提到。书中对“自媒体”进行了明确的定义：“‘自媒体’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开放性、易用性、高时效、互动性强是其最显著的特点。”②国内公开发表的文献中最早涉及自媒体研究的当属邓新民《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特点》。他认为，自媒体是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核心是基于普通市民对于信息的自主提供与分享。但是他并没有定义何为自媒体和自媒体传播，只是概括了自媒体具有自主性越来越强、发展越来越快、应用越来越广、作用越来越大、管理越来越难等特点。③“自媒体”与“自媒体传播”是在特殊的政治、文化与技术环境的背景下产生的，预示了数字革命对空间、权力和政治所带来的解放，猛烈冲击了传统信息传播模式，展示了令人激动的新发展新趋势。互联网应用技术的发展，不仅撼动传统大众传媒的发展格局，也使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随着数字化、多媒体化和网络化的发展，人类进入到基于公众对于传播信息的自主提供与分享为核心的以“用户中心”或者是“去中心化”的自媒体传播时代。自媒体的出现开启了信息传播多元化的时代，引发了信息传播的重大变革。在现代社会，媒介素养已然成为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素养之一，世界各国都不断地致力于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公众媒介素养。进入自媒体传播时代，伴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也应当与时俱进，才能适应日益变化的传播环境的新要求。其要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从传播到互播的转变对公众信息传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媒介日益发达的今天，传统媒体单向传播方式已经不适应现代信息传播发展的要求。技术的支持是媒介形态演变的强大动力，同时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也深刻改变着媒介的观念和公众的需求。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私人化、平民化、自主化的传播个体提供信息生产、积累、共享、传播的独立空间，使得面向多数人的、内容兼具私密性和公开性的交互信息传播走上历史舞台。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方式，自媒体传播的核心是公众对于传播信息的自主选择与共享。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记者”的传播环境下，公众不仅需要掌握计算机和网络基本知识，还需要了解在信息载体中高效提取自己所需信息的传播知识。可见，自主交叉互播的传播方式对公众传播信息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主内容的生产对公众制作信息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媒体内容生产的技术关键是微内容的聚合与开发。进入自媒体时代，知识生产方式发生转移，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公众自主信息内容的生产逐渐兴起。相比较传统媒体条件下的个人言论发表层层受阻，自媒体的兴起大大改善了公众公开发表言论的被动局面。博客、论坛、微博、微信等都成为人们意见表达的公开疆域。这种现象喻国明先生称之为“全民DIY”：“简单来说，DIY就是自己动手制作，没有专业的限制，想做就做，每个人都可以利用DIY做出一份表达自我的‘产品’来。”而所谓基于网络的内容生产DIY，其实就是全民出版、全民传播的意思，它是一种全新的内容生产与消费的生产理念与消费模式。④事实上，在现实的网络世界中，“全民DIY”现象无处不在，但也有其弊端，需要对公众在自主信息内容生产上提出更高的要求。作为公众自主信息内容生产重要场所的微博，侵权现象就不断发生。例如2010年3月，著名体育评论员黄健翔所发的一条微博被张发财指为抄袭其前一天所发的微博，引发舆论关注，诸多网络大V参与其中，这使得自主信息内容生产中公众制作信息的能力被提到重要议程。
传播信息的便捷对公众的信息辨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强调培养公众对媒体信息的分析与判断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对媒体传播内容的品位、价值所做的判断上。这样一种判断与选择不仅有着“即时”的作用，更有着“延时”的影响，即对于个体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等将产生长远影响。⑤进入交互式信息传播时代，依托于互联网传播技术，扎根于普通公众的自媒体，其与传统媒体最大的区别在于分享信息的便捷性，这就要求公众具备更高层次的辨析和分析信息的能力。自媒体的传播路径不再是传统媒体的一对多的扇形模式，而是点对多的网状模式。同时，不同的载体之间信息发送路径完全没有技术屏障，这使得公众分享传播信息具有快速便捷的特征。这种便捷传播信息的功能在方便公众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弊端。公众随意的转发与链接，使得信息传播的真实性无从保障，各种虚假信息充斥网络，这就对公众的信息辨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公众媒介素养中的信息观的观照
自媒体传播时代，信息技术通畅，资讯高度发达，快捷便利的阅读与方式给公众带来了丰厚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公众对媒体的依赖感加大。社会公众虽已具备获取、分析、传播和使用各种形式的媒介信息的能力，但随着日新月异的传播技术的变革与信息平台的更迭，面对海量信息的公众仍会不知所措、无从选择。因此，树立正确的媒介信息观迫在眉睫。
（一）自媒体传播时代公众的信息歧途媒介教育重在启发公民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以求达到高度自律和对媒介的有效利用。⑥自媒体传播由于难以监管、疏于监管，加之传播门槛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使得公众面对信息海洋中的肤浅信息、交互传播下的虚假信息、文化融合里的非安全信息时无从应对，步入信息传播的歧途，缺乏对信息传播的批判意识，直接制约着健康的媒介素养信息观的确立。1.信息海洋中的肤浅信息泛滥在信息社会，信息量正以指数函数的速度增加，人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信息便捷。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自媒体传播手段的不断更新，尤其是交互式传播手段的实现，使公众得以利用微博等交互式网络平台实现信息的大量传播。在庞大复杂的信息传播网络中，海量信息传播也意味着肤浅冗余信息的大量存在。现代信息技术大大缩短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半小时前的信息，也许就变成明日黄花，过时信息大量沉积于传播网络中。肤浅、媚俗化的信息传播更成为自媒体传播中的顽疾。为了提高点击量，社交网络平台中充斥着不堪入目的照片、粗俗的话语、攻击他人的言论，这不仅严重影响着信息的有效传递与加工速度，还大大增加了用户获取和利用有效信息的难度。2.交互传播下的虚假信息横行网络中充斥着大量虚假信息。传说中玛雅人预言的2012年“世界末日”的来临曾成为焦点网络事件，从淘宝商家的“末日用品”到房地产业的“末日抵押”，这些荒诞不经的虚假信息已全方位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当中，甚至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困扰。虚假信息是其生产者出于某种损人利己的目的而故意制造出来的。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传播平台由于其传播的即时性、分享性更容易成为虚假信息传播的帮凶。网络的虚拟性和便捷性，使得虚假信息的传播产生了明显的“蝴蝶效应”，某种集体认知一旦形成，将很难被打破，桑斯坦将其称为“信息流瀑”。信息得到不断强化之后，形成群体认知，对于任何个人来说，这种群体认知都代表了无形的群体权威。群体共识以权威信息的方式在互联网上迅速散播，“流瀑”一旦形成，反对声音就显得比较微弱，⑦就算证实是虚假信息，也很难完全阻止其危害性传播。3.文化融合里的安全信息失窃全球传媒技术的日新月异，带来传播形态和传播内容的不断革新，信息传播已然迈进全媒体发展、全方位传播的时代。与此同时，社会的快速进步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促使文化信息的交流能力在广度、宽度和深度上得以提高。媒介网络的空前开放，使得安全信息失窃、泄密现象在文化融合中逐渐显现。在自媒体传播时代，信息安全成为更大的隐患。特别是科技的发展会使人们有能力探究别人的隐私信息、窃取企业的商业秘密、打探政府部门和军队的机密，而在跨文化传播中，信息安全现象升级为国际问题，影响力大大超过热传媒阶段。⑧除此之外，公众自主内容的生产与聚合，通过自媒体传播与分享平台使得被动性泄密也时有发生。信息歧途在网络世界普遍存在，自媒体传播特性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公众在点击、转发、共享的刹那间，信息歧途行为就可能随之发生。随意传播信息导致整个网络文化品质得不到有效提高。经济的高速发展要求社会公众必须对媒体信息有选择地识读、理解、记忆，树立正确的信息观。
（二）自媒体传播时代公众的信息素养1.信息社会需要可持续发展的信息观信息时代到来，人们越来越感受到信息的重要性。信息已经成为一种战略资源、一种财富和生产力。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提出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要求，主要指的是社会、经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信息资源的支持与保障，必须以信息资源为依托，以信息资源共享为抓手，核心在于要求人们准确、全面地掌握和利用信息资源，协调好人口、资源与发展的关系。正确的信息获取可以使各门类信息及时有效地交流与传播，加速物质、资源、人员的合理流动，促进生产、科技与商贸的增值，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协调发展。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工作与生活目标实现随时随地获得、和分享信息资源，将网络公共资源转换为有益个人发展的信息。可持续发展信息观是鼓励社会公众发展个人能动性的信息观，是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信息观，是可持续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2.转型期社会呼唤和谐发展的信息观当今中国，正面临着历史的机遇期与矛盾的凸显期。随着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在社会结构中国家、组织和个体之间关系的转变，社会传播环境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型。传媒作为国家控制的重要工具，在社会发展的大系统中已经无法发挥以前“强效果论”所论及的社会控制作用。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自媒体传播手段的不断发展，公众逐渐摆脱传统单一传播模式中被动的信息接收，获得信息接受者与传播者的双重身份。在以往的传统媒体里，信息是否传播、何时传播、如何传播都要由媒介组织来决定，而自媒体信息传播权则由个人控制，信息传播自由度大大增加，获取信息手段逐渐多样。在网络公共领域中，公众可以通过多样化的信息传播平台，从自己的利益、价值与信仰出发发表对公共问题的看法，最后通过辩论形成民意的表达，这样的民意表达“来源并不是单纯的个人偏好，而是私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公开讨论”。⑨只有如此，才能杜绝“信息流瀑”，促进理性、和谐的信息观的形成，促进社会价值统一、社会共识与文化认同。3.媒介社会要求培养文明发展的信息观在传播媒介融合发展、信息传播快而广的媒介社会，培养公众媒介素养中文明发展的信息观，已成为国内外素质教育十分重视的热点问题。文明发展的信息观的素质教育应重点强调“科学”与“人本”的平衡。所谓“科学”就是公众需要成为一个具有信息素养的人，必须能够充分地认识到何时需要信息，并有能力去有限地发现、探索、评价和利用所需要的信息。所谓“人本”就是公众需要树立人本的信息观，进一步要求对信息进行人性化、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处理，尤其是以积极安全的信息造福人类，避免信息传播给国家造成损害。在当今媒介融合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的信息传播时，只有将信息观的“科学”与“人本”双重要求纳入到媒介素养教育与素质教育中，才能真正体现教育的与时俱进与社会文明发展的使命。
三、公众媒介素养中的信息观的培养
在自媒体传播时代，影响公众媒介素养中信息观的因素涉及媒介环境与科技发展等多方面，是一个需要综合考量的复杂系统。随着传播环境的不断变化与科技传播技术的交融，需要从整个社会宏观环境层面考量公众媒介素养中的信息观培养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需要发挥公众的个人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公众预存知识积累的前提下进行信息传播行为的善意引导与规劝。海量信息交流中学会伦理坚守随着信息技术在社会中的普遍运用，信息伦理问题日益凸显。自媒体传播时代的公众直接参与了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再加上监管的不及时、不到位，在信息交流中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道德伦理问题，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规避与减少自媒体的消极影响，构建和谐健康的文化传播环境是当前自媒体传播面临的重要课题。可是，外部规范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公众只有在信息互动交流中学会伦理坚守，在泛滥化感性信息空间里进行解读和导航，才能正确认识事件或产品信息的全貌。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由低级到高级划分成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⑩自媒体出现伊始，公众基于人类本能的冲动，良莠不齐的信息传播充斥其中。在自媒体文化传播中，伦理价值的缺失导致文化走向庸俗、芜杂和颓废。当自媒体已然成为全社会接受的信息传播平台，应该向着更高级别的需求发展。公众在信息互动交流中应注重人文关怀及伦理坚守。人文关怀集中体现了对人的关心和尊重，它不仅着眼于生命关怀，而且着眼于人性、精神、情感和道德的关怀，把人的生存、人的健康发展作为报道传播的价值取向。交互信息分享中坚持理性消费在网络信息社会，信息已成为社会生产和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在人们日常消费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信息消费这种新型的消费模式应运而生。信息消费是社会信息生产和交流过程的延续，是信息消费者获取信息、认知信息内容和再生信息等基本环节所构成的社会活动。而公众获得、认知和利用信息的来源主要由媒体提供。新媒介技术条件下，媒介组织复杂化、信息源多样化，经过自媒体传播进行信息的交流分享更增加信息传播的复杂性，空前海量的信息对公众的信息接收与解读能力提出了考验。信息传播由静态延伸到动态，由二维延伸到三维，传播速度光电化、传播内容多维化，所有这些，导致消费活动中阅读载体电子化、再现形式的多样化和信息消费互动化，导致公众在面对众多纷繁复杂、良莠不齐的信息传播时解读能力与批评能力下降。这就要求公众在信息分享中必须坚持理性的媒介消费观，无论是媒体提供的新闻报道，还是自媒体传播的信息内容，都需要遵循“三品”原则。所谓“三品”原则即媒体信息应具备“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
只有坚持媒介信息的科学性、文化性和教育性，才能使得公众能够在“信息流瀑”中不迷失，从而获取真实的、有利于公共意义空间形成的信息。文化信息传播中注重信息安全全球化的技术革新使得信息传播越来越便捷，文化传播的速度逐渐加快、文化传播的范围逐渐扩大、文化传播的渗透性逐渐增强、文化传播的影响力逐渐提高。自媒体是公众进行社会交往的工具和平台，在文化信息传播中越来越重要。公众在享受自媒体传播带来的丰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警惕传播中的信息安全。自媒体由于其快速便捷性与互动分享性，在文化信息传播中表现异常活跃。网络交互平台的信息随意传播，公众个人隐私、企业商业信息及国家安全信息在互联网随处可见，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在文化信息传播中必须树立信息安全意识，强化信息保密原则，保持谨慎态度，从根源上杜绝信息泄露等危害信息安全的现象发生。
四、结语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马克思主义
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我国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成功的。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当代中国价值理念，加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传播对于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推进中华文化的传播，树立中国良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信息社会的发展，媒介对于人们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成为无法忽视的巨大影响力。但是，在大众传播媒介传播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现实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有必要探索马克思的传播思想，进而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在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过程中发挥传播媒介的有效作用，在实践层面上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践行。
1 媒介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
媒介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密不可分，媒介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党的十提出的“三个倡导”能否落到实处。我国正在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环境自由，各种思潮涌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媒介教育由于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更加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弱化
市场经构和利益主体的多样性，为多元化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社会条件。市场经济结构和利益主体的多样性，以及不同利益主体对各自利益的谋求和维护，必然会对社会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产生影响，使人们的道德价值判断和选择呈多样化，进而带来道德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多元化道德价值取向并存是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情况，这种多元化的道德价值取向冲击着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础，动摇着原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人们对物质的追求高过其他层面的追求时，社会精神生活匮乏，人与人、人民与政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些关系变得紧张。市场经济带来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产生强大的冲击，使原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压力之下作出妥协和调整。
1.2 我国媒介教育的现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以及公民道德素质的全面提高，是努力建成小康社会、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而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发展媒介素养教育，是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面对当前复杂的媒介环境，我国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公民媒介素养水平还有待提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媒介成为一种工具，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媒介将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向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因此，要保持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就需要积极提高国民的媒介素养，强化媒介认知、批判和运用能力，抵御外砦幕的不良影响，这对于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3 媒介教育的缺失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消极影响
当今国际环境全方位开放，中西方文化处于相互冲击和融合之中，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对主流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失去了强大的凝聚力量。党的十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号召，这是需要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凝聚智慧和力量并长期奋斗的重大任务，同时也是大众媒介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互联网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网络媒体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和规模传递海量的信息。如何使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筛选出有效信息、正确解读信息内涵并根据自己的需要理性吸收就变得尤为重要。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每个公民都成了生产和传播信息的主体，这也对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还未实现普及，国民的媒介素养水平普遍偏低，人们对于流传在网络中的信息难辨真假，在不加证实的情况下往往跟风转发，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原则
2.1 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马克思主义对各种新闻现象和新闻传播活动总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立者和奠基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包括两部分主要内容，一部分是关于对新闻本源、新闻本质等诸多新闻传播领域基本问题的看法。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新闻专业教育更应该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者，弘扬和谐、文明的时代主旋律，树立诚信、友善的先进典型，凝聚社会正能量。
2.2 遵循传播的内在规律
现代社会，新闻媒体因其覆盖面广、影响范围大，已经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成为影响国家生活、政府形象、群众情绪和社会舆论的重要因素，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和主要阵地。所有阶级和政党都希望利用自己的舆论阵地，开展新闻宣传。新闻媒体同时作为新闻、信息的聚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是体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第一功能，是传播新闻舆论引领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
近来，主流媒体加强与新媒体的互动，及时从新媒体中获取舆论动向。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激荡，人们思想活动发生深刻变化，媒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主流意识形态，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十中又对社会主义核心体系进一步凝练和发展，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3 大众传播媒介功能异化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当我们观望大众传播媒介如何深刻改变着社会交往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同时，忧虑相伴而生。一旦这些急遽发展的科学技术闯进活，成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那么一种新的异化也就产生了。即文化的媒介化。也可以说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工业”。“文化工业”作为现代技术发展的产物，给文化的生产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成长空间和传播手段，并改善着大众文化传播的民主化进程。但科学技术的不断渗透，又使文化越来越趋向于一种产业化的发展方向，失去了更多的审美性与人文关怀。文化的技术化使工具理性充斥着文化领域中的价值理性。文化的工具性充斥着文化本身应该固有的价值理性。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路径
3.1 保障物质与精神交往相统一
在马克思的精神交往论里所体现的观点中，不仅物质交往决定和影响精神交往，精神交往同时也反过来影响着物质交往。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精神交往和精神生产有着自己发展的特殊规律。恩格斯认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在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过程中，除了要重要物质交往对精神交往的作用，还要重视人类精神活动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重视精神交往的特殊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
3.2 迎合宣传对象的心理需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文化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的创新，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目前各阶层如政府、媒体、企业和学校创办的文化活动都以唱响时代主旋律为己任，成为宣传先进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为先进的价值观念以及先进文化的代表，如果深入人心首先必须要实现话语转换。如果没有及时转换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即使各种文化传播通过载体和形式的创新只能获取传播范围的广泛，但不一定会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衡量传播效果的首要标准就是人们是否接受，是否转换为大众的话语甚至是形成相对应的行为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要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样才能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认同的基础。
3.3 推进新媒体互动中达成价值共识
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路径必须与r俱进，不断创新。新媒体的出现，不仅实现传播内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传播形式以人民为主体；传播内容以事实为依据的自上而下的宣传方式之外，更重要的是实现更为科学传播方式――互动传播。
在中国，党政权力组织拥有权利、媒体等主场优势。如果不能发挥好主场优势极可能转变为主场劣势。充分发挥主场优势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主动应用媒体、报刊公开信息，这可以适当扭转主场劣势，让群众言论自由，并对于一些言论和评论做出正确的回应，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一方面还可以让民众在互动中达成价值观共识。网络是一种信息和意见的平台，也可以起到让民众发泄不良情绪的这样一种作用。
我们不能让形成规模化生产的大众文化毒害人们的价值观念，要避免传播方式的单向化、庸俗化及流行化；也不能使得传播内容由于极高的复制率使其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否则，我们在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过程中会让公众产生逆反心理，而背离最初的理想效果越来越远。因势利导，有效规避各个因素对传播活动的负面影响，才能更好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观大众化过程中起到有效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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