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22-0043-04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22.022 [本刊网址]http：∥
马克思主义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传人了中国，开始逐渐被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和传播。特别是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的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提出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第二次飞跃则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提出了一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人民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有了可靠的保证。以上两次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就是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大体系。前者主要解决的是“如何打天下”，亦即如何革命；后者主要解决的是“如何治天下”，亦即如何建设。两者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做出各种研究分析，而笔者则试图从哲学的视域下去研究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因为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在于如何利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并进而反思这一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建构当代形态下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准备阶段――李达、艾思奇等人的探索
李达作为一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他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研究中国的革命实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了前提条件。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作是他的《社会学大纲》，在此书第四版的序言中，他满怀激情地表达了他著述的目的：“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飞跃的时代……战士们为要有效地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因此，我特地把这本书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这本《社会学大纲》是李达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也代表了当时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水平。李达在书中系统而准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和历史观，认识论和价值观统一起来，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整体性。此外，李达在书中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的命题，并认为“实践的唯物论”规定“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李达这种强调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的解读，不仅在当时起着相当积极的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斗争的旗帜和革命的指南，而且对于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关注重点的转移埋下了伏笔。对于李达的这本《社会学大纲》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和重视，他在读这本书时写下了大量的批注，他认为，“找出法则，指示实践，变革社会――这是本书的根本论纲”。的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李达比较深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
1936年，年仅24岁的艾思奇以《大众哲学》一书名闻天下，《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破天荒的创举，它像革命的火炬，在黑暗中照亮了前进的方向，使许多年轻人在苦闷彷徨中振奋了精神，投身于伟大革命的怀抱。后来，一位当年的青年读者给艾思奇写信说道：三十年代，他正是一个满怀理想的青年，但由于国家的满目疮痍，民族苦难深重，个人出路渺茫，理想破灭，精神上极端苦闷，痛苦，曾想自杀了此一生。一个偶然的机会阅读了《大众哲学》之后，精神为之一振，觉悟到只有通过奋起抗争，才能挽救个人和国家的前途，于是毅然投身革命。不仅如此，事实上连和这两位当时在中国政坛上可谓举足轻重的人物都十分欣赏《大众哲学》，说：“自己从艾思奇的著作中得益颇多”。更是无可奈何地哀叹：“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甚至说“乃败于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他认为自己的失败很大程度是由于《大众哲学》的广泛传播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大众哲学》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思想威力，应当说，这是由于艾思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回答了当时许多中国人迫切想知道却又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杰出作品。艾思奇在1938年4月撰写的《哲学的现状与任务》中主张“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这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环境中的应用和创新，就是在中国现实的地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他提出，中国化“原则上不外乎两点：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这实际上指出了人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在思想上是不是能割断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在理论上、思想上批判继承优良的民族传统文化。
李达.艾思奇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心血，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这份精神遗产将不断地被后人加以继承、丰富和发扬光大。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哲学思想是近百年来中国先进分子不断摸索和斗争实践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概括。哲学思想的诞生表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中国往何处去”的答案，同时也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是百年探索的结果，历史发展的必然。
的哲学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他早期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说：“我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有宇宙而无我，今知事不能，盖我即宇宙也”。反映在历史观表现出一种浪漫主义的英雄史观，他主张有一二天才出来“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闻”，反映在政治上他主张梁启超式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以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为开端，受，陈独秀等人的影响，思想逐步开始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并在往后复杂的革命斗争中，逐渐成为一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哲学思想走向完全成熟时是在延安时期，特别是整风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和原理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点从而明确了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依靠对象，斗争的方式以及革命的最终目标。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从实事求是的精神出发，充实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总结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不断总结经验，深化认识，掌握真理；科学运用矛盾规律，根据客观实际的具体情况，分析主、客、敌、我等多方面力量的消长，制定斗争的战略和战术，……由此种种，形成一个全新的哲学思想。他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论新民主主义》等都是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著作。
哲学著作中的“两论”集中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实践论》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在《实践论》中着重而具体地阐述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1）实践是认识的来源，（2）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4）实践是认识的目的。由此可见，是以实践第一的观点为中心线索将以上四个环节贯穿于认识的全过程之中，对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做出了完整的阐发和论述。通过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开创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解决了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对立。如果说，李达将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化、方法论化，还得出了结论：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是求得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过程；那么，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重点由存在的本体论转向实践的认识论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矛盾论》则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在《矛盾论》一文中从多层面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包括：（1）矛盾的普遍性，（2）矛盾的特殊性，（3）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4）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5）矛盾的解决方式。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第一位对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做出如此完备阐述的经典作家，有些观点是本人的原创，他首次赋予对立统一规律以完备的理论体系和精湛的哲学内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矛盾论》中十分凝练地阐述了矛盾的精髓问题，他写到：这一共性个性，相对绝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认识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两对范畴的辩证关系，是因为当时党内长期存在着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而忽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这是教条主义，二是强调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而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这叫狭隘经验主义，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狭隘经验主义都是片面的，都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因此强调矛盾精髓的目的，就是主张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通观《两论》，我们不难发现，哲学思想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研究哲学的根本目的并非为了在理论上建立一套形而上的哲学体系，而是希望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良方，用自己的话说，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的“的”。的哲学思想并不是遵循传统哲学从概念，范畴进行逻辑推理的思路，而是始终地服务于革命的具体实践的需要，具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振聋发聩地强调“要有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由此可见，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始终围绕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而展开。《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就是为了廓内残留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本本主义的错误思想，从而服务于革命的具体实际的需要。
总而言之，以实事求是为核心思想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伟大的一次“变革”，它诞生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它丰富而博大的哲学智慧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辉，具有永恒的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曲折和倒退――中的极左“斗争哲学”
从1968年到1976年，这10年，我们的党和人民遭受了巨大劫难。从哲学上来说，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陷入到完全的沉寂和停滞之中，一方面在认识论上背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被严重歪曲和篡改，成为了极左的“斗争哲学”：只讲斗争，不讲统一；只讲斗争的普遍性、绝对性，不讲斗争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只讲飞跃，不讲渐进；只讲否定，不讲肯定。这种极左的斗争哲学，其实质就是充当政治打手的尚方宝剑而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可以说，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出现了大幅的倒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几乎每一条都遭到了歪曲。正是在这种被扭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极左的政治运动在中狂飙突进，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邓小平哲学理论
邓小平哲学理论与哲学思想可谓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说它一脉相承，是因为邓小平哲学理论是以哲学思想为其基础的，说它与时俱进，是因为哲学思想主要是用于革命事业的，而邓小平的哲学理论主要用于新时期下的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关于两者关系，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直言不讳地就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邓小平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1）实践观，（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论，（3）发展生产力与改革开放论。如果说，前两项内容的主要理论观点（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依然带有哲学思想的浓重印迹，那么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哲学思想无疑是其最伟大的理论贡献。
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这样邓小平就把建国后长期被忽略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力决定论的观点发掘出来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邓小平主张一切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通过不断的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以简明扼要的话语表达了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观，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可以说，它从整体上开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新内容，是我党长期不可动摇的指导思想。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三次飞跃――和谐社会构建理论
首先要说明和谐社会构建理论在这里指的是一个狭义概念，若以广义的“和谐社会”自我党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始努力构建了，而把和谐社会构建写进报告列成体系的国家领导人是同志，在十六大以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弘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这次可以认为是第三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汲取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精华，做到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和谐社会”这种理念最早来自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经典《周易》之中。事实上，《周易》的基本核心思想与价值理念就是“和谐”。《周易》认为，对国家政治的管理最理想的目标就是“太和”。乾卦《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道即天道，天道是刚健中正的，太和就是最高的和谐，指各种矛盾的关系处于一种刚柔相应，协同配合的状态。这是说，由于乾道的变化，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刚柔协调一致，相互配合，保持了最高的和谐，所以万物生成，天下太平。自《周易》提出了这个太和的最高价值理想，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是著名政治家奋力追求的理想，而2004年党中央正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一伟大传统的延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也讲矛盾的“同一性”，也讲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统一与和谐。这一点恰好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中国化的又一大飞跃。可以说，“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既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矛盾具有同一性的理论，也是汲取了《周易》中的“仇必和而解”的思想。而且两者的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本身也具有某种丰富的作用，如对于马哲中所谓的非对抗性矛盾完全可以汲取《周易》中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合哲学理念来进行调节和平衡。其实我们党中央很早就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这些优秀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相结合起来解决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国际政治等问题。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同样具有某种中国哲学的色彩。首先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而中国传统哲学向来都非常重视天人合一，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相互的协调。在中国哲学看来，天地人三才之中，人顶天立地在三才之中处于核心地位，人类社会只有与天地自然处于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人类社会才能获得生机与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一样，都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相互结合而结出的又一理论硕果，可以把它归结到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中。
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作为群众路线虽是我党首创，但它却极大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精华，最早鉴于《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可以说这种民本思想萌芽于夏商，成熟于春秋，发展于秦汉，成熟于隋唐，在中国以后的各个朝代都有着丰富与补充。作为古代民本思想一向都是有着双重价值取向的，一方面，为后人提供爱民重民的理论素材，另一方面，也为精英人士在理论局限时找到了出路与方向。中国共产党创立群众路线理论，无疑是为了进一步的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实现传统民本思想的转换与跨越，从而更好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也只有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才能更好的实现我们的个人梦、家庭梦、民族梦、国家梦、世界梦！
总而言之，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这两大对中国人精神世界影响至深的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这样明确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具有一致性。在当代，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并存，表明了任何民族哲学的发展必须同时考虑民族性和世界性，并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能够代表中国哲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只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怎样评估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所走过的路?
从20世纪末到 目前 ，有两个说法值得重视：一个是“失语症”论，一个是“全盘西化”论。这两个观点之间也有密切联系，正因为认为当代文艺学是“全盘西化”了，才会推断其患了“失语症”。对此我已发表过文章对它们提出不同看法，这里再稍作补充。
先看全盘西化论。这种观点认为，“文革”以后我国文艺理论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性西学东渐，人们争先恐后、毫无保留地 学习 、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从而导致“文论失语症”；不仅如此，这种情况贯穿于20世纪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所以，百年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总体上是“全盘西化”的过程。wWW.lw881.com
对这种全盘西化论我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我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绝不是全盘西化的过程，而是既不同于古代传统文论、又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生成过程。这个新传统离不开20世纪整个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这一大的系统工程，是这一系统工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能离开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孤立地看待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诉求及其 历史 建构，不应该将之从这个大系统中割裂出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实践过程，而不是全盘西化过程。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和学科建设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现代文论，其构建过程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因而不可能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中国的现代文论在生成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同时又不断学习、借鉴西方文论的经验和理论 内容 ，并在大的 政治 气候和 时代 背景下，关心中国现当代的文学问题，从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文论的新传统。在此，是不是全盘西化，关键要看是否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是否为了解决本国的现实问题，而不在于是否学习和借鉴了西方。而全盘西化论者却恰恰是在这里将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另外，全盘西化论者把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历程说成是“毫无保留地学习、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过程，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百年中国文论的演进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借鉴、运用西方现代文论，从来都是从我们现有的期待视野出发有选择地进行的。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就是针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小说地位不高，而现实生活中小说在唤醒民众方面又具有超出其他文学体裁的优越性这一现实才提出的。“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的主张，就既是文化革命的策略，也是现代文论的主张，都立足于现实中国的现实问题。至于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突破“人性论”的禁区、“文学是人学”主张的重新确立，一直到用“审美意识形态”来概括文艺的本质特征，鼓吹文学重振人文精神、体现人文关怀等等，更是直接针对现实的文学现象。这种建立在始终直面中国文学、文化现实问题的现当代文论传统，虽然不断有对西方的学习、借鉴，却很难说它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全盘西化论不顾事实的说法是很难叫人接受的。
再说“失语症”论。其倡导者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和特有的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学术规则，是谓“失语”。
在我看来，虽然失语症论者意在反对西方中心论，要为中华民族文论在整个世界文论格局中争取一席之地，其用心无疑是好的。但实际上它仍然没有跳出以西方话语的习惯视野来看待、衡量当代
二、如何看待 中国 当代文艺学学科的深层 问题 ?
失语症论也好，全盘西化论也好，其实都反映了当代文艺 理论 的困局。如何才能走出这个困局呢?在我看来关键之一是要解决当代文艺学学科内部构架的失衡问题。
当前文艺学学科的三大基本构件中，文艺理论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存在着不和谐。由于种种原因，90年代的文艺学建设的重点不在文学理论上，而在文论批评史上，中国古代文论史和西方 现代 文论史取得较大的实绩，超过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也与文学理论脱节，独立行走。这种情况表明，文艺学学科中，作为主体部分及文论史和批评基础的文学理论处于话语权缺乏的尴尬地位。
这种学科内局部失衡的情况说明，我们的文学理论既对中外文论的 历史 和现实缺乏审视、 总结 、概括、吸收，也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现实状况关注、参与不够，因而文论史和文学批评这两个部分就与主体部分的文学理论缺乏互动、交流和相互吸收，也使文学理论缺少新的生长点和强大的活力。
所以，文艺学学科的深层问题在于其中文学基本理论缺乏与“史”和批评的互动、互通，由此既缺乏吸纳传统文论并实现现代转换的内在动力，又缺乏吸纳当代新的西方文论并加以中国化的消化能力，还同与文艺现实联系较为紧密的文学、文化批评有所隔离，因而造成文学基本理论在文艺学学科体系中的降格和孤立。造成这种现象的除非学术原因外，就理论本身而言，在于缺乏现代性的视野。事实上，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突破，除了在学术界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90年代形成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文艺观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外，我主张应该有多方位的新的突破，并能够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得到认同。这个多方位的突破包括文学本质论的突破、文学创造论的突破和文学接受论的突破。就文学本质论的突破而言，新世纪文论已从反映论文学观进入价值论和主体论文学观，又达到文学审美意识论的高度，已经形成了突破。但在文学创作论方面，对中外文学创作的新鲜成就和经验关注较少、总结不多，尤其是在创新的文学创作形式和手法面前束手无策，更谈不上理论的提炼、概括和对创作的指导，理论与创作实际严重脱节，从而沦落到许多作家认为理论可有可无的地步，这是值得深思的。中国古代的文论、诗话、画论名著，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但都与当时的文艺创作紧密联系，因而获得了理论的生命，有些至今读来仍觉得大有深意。这对我们当代文论的 发展 和推进是很有启示的。再就文学接受理论而言，也存在着与实际脱节的问题。我们当前面对每年正式出版1400多部的长篇小说和绝大多数小说少有读者问津的尴尬局面。巨大的 经济 利益和 社会 效益之间的反差，原因是什么?出路在哪里?都迫切希望得到理论上、特别是现代接受理论的回答。而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要充分认识到，文学理论上的全方位突破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建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几声呐喊和尖刻的几篇批评就能奏效的。相反，当代中国文论走出困局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或必由之路，仍在于立足于如何解决当前中国文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并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达到理论、批评、文论史三方面的协调和统一，形成整体突破。
总之，我认为，中国当代文艺学走出困局的关键恐怕还在于我们所有文艺学学者共同下功夫，走自己的路，努力在文艺学学科三个部分互通、互动、加强交流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解决现实的问题，这样才能够达到对文学基本理论的全方位创新和突破。
三、当代中国美学有无自己的传统?
随着20世纪80年代几部中国美学史类著作的问世，中国美学似乎已经横空出世了，若再要问有没有中国美学，就显得十分可笑。但在当代美学 研究 中，学者们并非都能如此看待。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美学的“断裂说”有之，“重建说”亦有之，意在否定当代中国有自己的美学，同时更是否认有自己的美学传统。我对这个问题的总的看法与我在前面对当代文艺学的看法一致，即认为不仅中国有自己的美学，而且已经形成了与古代美学传统相对的现代美学传统。但这个新的美学传统与当代文论的传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这个异则表现在都具有对古今中外审美理论的兼收并蓄，也表现在对自身发展的不断反省上。这个不同却表现在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关心 政治 、关注现实相比，现当代美学理论却受审美超功利性特点和形而上特点的制约，相对地离现实较远，离技术和 应用 较远，更多地关注审美活动自身的研究。
近代以来 ,传统文化的命运成为一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思想文化难题。这是因为 ,近代中国社会遭遇了整体的文化困境 :传统文化在自己的整合方式难以发挥社会功能的条件下 ,日益面临一个自我秩序崩解的危险。近代中国社会的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 ,已经无法在既
定的传统文化范式内加以整合了。另一方面 ,自有源头 ,并且自有承传的西方文化价值理念与制度安排、生活方式 ,展现着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 ,而且挟其经济实力与政治强权 ,硬性楔入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这就带给中国社会以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模式。而且 ,从两种社会生活模式的类型来讲 ,具有内在的相斥性。这就注定了选择其中一种生活模式 ,就必须放弃另一种生活模式。于是 ,从近代中国以来 ,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就此形成一种僵化性的文化格局。这种社会文化格局 ,造就了相应的思想文化格局。如果说系统描述这种思想文化格局 ,不是某个具体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所可以完成的事情 ,而决定性地只能容许他从某个具体的角度去把握这一思想格局的话 ,那么 ,选取伦理道德的视角观察这一格局的情况 ,是一个可以将整体情况收摄于“一斑”的最好视角。因为 ,中国传统文化乃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这一见解 ,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基本认同的。对此 ,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印证 :第一 ,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讲 ,伦理道德构成了它的内涵。表现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三纲八目、体现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三纲五常 ,在古典社会时段 ,发挥着整合中国人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的两相关联的作用。而进入近代社会 ,人们试图告别古典历史 ,也恰恰是从“吾人之最后觉悟是伦理的觉悟”这一角度来诀别传统文化的。这两个方面正好从正反两面 ,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结构的特质所在。第二 ,就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来讲 ,伦理化是其基本取向。政治上的宗法制度、经济上的均平格局、法律的儒家化教育的忠诚至上等等制度取向 ,都以其伦理化来显示出它们的制度特质。假如从制度运作的过程来看 ,在制度安排的起点上 ,伦理动机决定着制度机制 ;在制度运作的实际过程中 ,人们的伦理境况则是制度功能得以发生、制度有效性得以保证、制度本身的状态可以调整的依据 ;在制度运作的绩效评价上 ,则也是以制度的伦理后果来作为评价的基础的。假如制度安排的后果是人们在伦理上所难以接受的 ,那么它就必然不是一种好制度 (比如 ,由此古典中国人排斥了竞争 ),假如制度安排的后果是人们在伦理上乐于见到的境况 ,那么它就是值得继续施行的一定之规 (比如 ,由此中国人养成了均等的心灵习性 )。第三 ,就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实际状态而言 ,伦理道德也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人们的日常思想与行为方式 ,都是由伦理关系所决定的。就宗法社会讲 ,齿序具有决定的作用。就人际关系调节言 ,中庸起着基本的指挥作用。就解决冲突的方式看 ,无讼成为人们追求的境界。就理想的社会状态说 ,大同是为人们认同的目标。这些都是伦理性的东西.
这种伦理性的文化 ,在古典社会的范围内 ,与古典社会和现代社会交替的边缘状态上 ,发挥作用的方式具有重大差异。如果说在前者言 ,它还不能说是完全适应的话 ,起码也是基本协调的。但是就后者讲 ,它则是完全无法给与社会运动过程以引力的了。就这种文化事实而言 ,人们早已经是不否认的了。
然而 ,复杂的是 ,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微妙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与价值认同问题。价值选择的公共性较弱 ,个体性特点较强。换言之 ,价值问题上的分歧 ,较之事实上的认知 ,分歧会更大。而且 ,价值问题是一个可以脱开现实世界 ,在精神世界独立运作的思想领域。因此 ,某种价值主张完全可以以某种个人偏好为支撑、或以某种群体心理为支持。在事实与价值之间 ,寻求到相对的一致性 ,则是凸显价值认同引导现实认知之路的要求。
这是一个价值难题。围绕这一价值难题 ,近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种断定传统文化近代命运 ,以及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传统伦理近代命运的判断 :否定传统文化的近代功用者 ,吁求人们的“伦理觉悟” ,形成所谓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思路。肯定传统文化的近代作用者 ,呼吁人们看到“花果飘零”之后的“灵根自植”事实 ,从而对于传统中的近代因素进行耙梳 ,以便接通传统与近代联系的血脉。在两者相互的衡量中 ,前者视后者为不可救药的保守分子。后者视前者为数典忘祖的激进人物。而在两者的思想学术努力中 ,前者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视为将一切社会要素化约为伦理的简化思维 ,从而将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伦理中心主义思维 ,视为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定势 ,请求人们在现代背景下将之弃置不用。后者则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思想与行为抉择方式 ,恰好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仍然期许的道德理想主义特质。而这是现代社会生活中所不可匮缺的东西。因此 ,传统伦理的处境 ,不能简单化为一个否定传统、抛弃传统的问题 ,而是要致力于将传统中具有时代价值的东西尽力挖掘出来 ,为当下社会伦理道德建设所用.
两者处于鲜明的对峙状态。就分析的角度来看 ,二者各据其理。从反对传统的理论立场来讲 ,假如他们是站在传统与现代的类型差异的视角看问题的 ,那么 ,他们可以在这种事实差异的基础上 ,找到自己观点的有力根据。因为 ,不论你在何种理论角度看问题 ,中国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社会 ,都是两种类型的社会 ,那些具体要素上的类同性 ,与类型上的差异性比较起来 ,都是可以忽略的。而且 ,不论你在何种心理状态的支配下看问题 ,你都会对传统本身在明清以降的内在动力的匮乏 ,感觉到一种“自己不争气”的晦气 ,反传统者自不用说 ,即使是现代新儒家 ,也对“花果飘零”痛心疾首。另外 ,不论你在何种意欲的理论预构引导下看问题 ,你都会在离开传统的既有思路上去讨论足以“结合”古典传统与现代精神的“新型”思想问题。
从支持传统的理论立场讨论 ,假如他们是站在传统与现代的要素关联性上看问题的 ,那么 ,他们就可以在这种事实联系的基础上 ,提供给自己观点以多种支持。因为 ,即使你强调传统与现代的类型差异 ,但是 ,历史从来不是运行在完全中断的基础上的 ,因此历史的连接 ,总是一个历史的实际。这就为人们在文化传统的价值基点上 ,寻找自己文化发展的动力提供了支持理由。而且 ,不论是中国历史 ,还是西方历史 ,又总是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 ,通过文化资源的互相借取 ,来为自己文化提供发展养分的。因此 ,绝对没有一个民族在完全远离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资源的情况下 ,独立地开掘出一条文化发展之路。由于对于现代西方文化来讲 ,中国古典文化的启发性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 ,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 ,也是不容抹杀的。但是 ,就综合的角度看这一问题 ,则会有不同的结论.
姑且不说二者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对于传统命运得出的相反对的结论。同时 ,也不论二者对于传统文化发展前景的设计多么具有吸引力 ,仅就二者的思路和结论来看 ,就存在可以改进的地方。其一 ,在问题意识上 ,二者仅仅依据于社会原生问题的各一个方面立论 ,对于中国问题的连动机制 ,掉以轻心了。其二 ,在问题陈述上 ,也都只是对于中国传统命运这一个问题的两面 (现代有效性与时代失效性 ),各占据一个方面的事实依据。其三 ,在价值主张上 ,各自也是在自己的价值立场上 ,声言自己立场的合理性 ,对于对方的价值立场缺乏起码的尊重 ,因此对于相互间共同分享的价值资源忽视了。其四 ,在解决传统伦理的出路问题上 ,各自都在自己封闭的思路寻求“出路”。保守传统 (以儒家为核心 )价值者以为传统本身就可以为我们走出近代以来的文化困境提供一切药方。反对传统 (也以儒家为核心 )价值者则以为传统构成了我们走向现代的障碍 ,于是以告别传统为走进现代的前提。其实 ,就文化的当下发展来讲 ,传统自身的处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现代出路问题。在问题的确认上面 ,二者都有以伪问题为立论基础的嫌疑。
为此 ,在展开对于传统文化、传统伦理现代处境问题的论述之前 ,需要先行确立起几个论说问题的原则 :
第一 ,告别二元对峙的处理传统命运的方法。一方面 ,绝对不单纯站在具有永恒价值的道德理想主义的视角 ,来为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体系进行辩护。另一方面 ,也绝对不站在需要扬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视角 ,去为全盘反传统主义进行论证。而是走出这种各据传统之一个方面的内涵 ,而各阐其说的理论困境。将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视为传统 (儒家 )伦理两个难以割离的层面 ,将传统做整体观。这样 ,可以保证我们不至于在割裂传统结构的基础上 ,对于传统进行不可靠的问题讨论与价值抉择。
第二 ,告别基于学理要求的伦理学思想史讨论的学术定位。这样 ,就可以避免在学理的僵化逻辑进路上 ,对于问题的丰富蕴涵加以撇除 ,而集中于论述者关注的或辩护、或拒斥的一个或几个价值兴奋点上面。从而对于原教旨主义基点上的思想史阐释方式 ,予以回绝 ;同时 ,对于反传统主义基点上的思想史裁量方式 ,加以扬弃。在此基础上 ,对于传统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 ,作合乎其历史面目的理论审查。在理论逻辑思量的同时 ,对其作实践逻辑的同情性了解 ,使传统伦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不至于割离 ,由此获得具有真实性保障的理解.
第三 ,告别那种专注于对传统、传统伦理与儒家伦理的系统描述方式。从而 ,对于传统中与现代关联紧密的问题 ,做突破性的思考。这就要求我们对于传统伦理中 ,对现代中国人的伦理思维与行为的伦理抉择发生着影响的观念与行为导向 ,进行聚焦式的审查。而这类问题 ,大致有 :传统伦理的构成状况究竟是如何的 ,传统伦理的类型特征实际是怎样的 ,中国传统伦理与西方伦理的传统与现代构成的异同如何 ,在“现代”的变迁条件下 ,传统伦理的处境怎样 ,传统伦理的现论境遇与实践际遇如何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 ,比之于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描述传统伦理的学术取向 ,更有利于我们进入传统的堂奥 ,并携带传统宝贵遗产 ,走进现代的大门。
第四 ,告别那种脱离现实伦理生活关联着的伦理学问题的玄虚的致思方式。就此而言 ,就可以期望在论述传统伦理的现代处境问题时 ,从现实的伦理生活要求这个伦理学致思的最强有力的基点上 ,去考虑问题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理论性与实践性诸方面关联着问题省思的方方面面。于是 ,当代中国的道德失序与道德秩序重建要求 ,就此成为我们反省传统、传统伦理、传统儒家伦理的理论问题与实践处境的背景条件。由此 ,问题就引向了讨论传统伦理的时代感维度。这就使得当下伦理生活的问题 ,可以既在传统中寻找它的源头 ,又可以在传统中寻思它的解决之道。但是 ,在此传统绝对不构成我们思考现代的轴心。
确认了这些原则 ,则讨论传统伦理问题的问题思路就凸现出来了一者 ,确立讨论传统伦理的理论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传统伦理的核心组成部分———儒家伦理的结构分析问题。长期以来 ,反传统主义者将这一结构中与传统政治直接关联在一起的、令人反感的伦理中心主义加以放大 ,以此作为否定传统伦理价值的依据。而保守主义者则又将其中的、与古典社会伦理道德生活的常态相吻合的道德理想主义加以扩展 ,以此作为为传统伦理的现代转进的理论努力的根据。其实 ,分析起来 ,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正是构成传统 (儒家 )伦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旦割裂 ,传统就会变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了。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入手 ,才能理解作为古典规范伦理体系的儒家伦理 ,缘何既可以提供一个调整社会生活的普适规范 ,又可以提供一个个人道德修养的指南原因。儒家有关于良心的论说 ,是因应于后者的论说。而儒家关于忠诚的言述 ,则是关于前者的社会伦理陈述。就此而言 ,儒家伦理绝对不可能是时下一些论者所认定的、在现代社会可以直接发挥管理功能的管理伦理学 ,而只能是古典意义上的规范伦理学.
二者 ,在确认了传统伦理的结构特征之后 ,我们需要对于传统伦理显现出自己的结构特征的外部条件加以分析了解。在比较伦理学的视野中 ,中国传统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结构性差异 ,是最为显明的。之所以要对这两种伦理体系加以比较 ,不是因为一些论者认为的我们中国人近代以来形成的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定势。而是因为 ,这一方面是取决于传统伦理的结构背景与西方伦理的结构背景 ,正好构成一个相互对应性的参照架构从比较方法学的角度讲 ,这样最有利于说明具有差异的两者之发生差异的原因 ,以及这种差异显示出的两者各自的独特性征。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伦理学在其自身的延伸逻辑上 ,构成了体系化论说而又具有比较价值的伦理学传统 ,就是中国与西方的伦理学两种传统。再一方面 ,则是由于中国与西方自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 ,构成为 1 7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以来 ,最为剧烈、而又最为具有跨文化传统研究价值的现代文化问题。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冲突与对接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涌现了它丰富的理论蕴涵。这值得人们去加以追究。当然 ,这种比较是复杂以至于在冲突与融会的整个过程中也不可能全部予以清晰的理论阐释。为此 ,从三个视点上去加以把握是值得尝试的进路。一是中国与西方伦理传统中是否共同分享着某些理论话题。为此 ,考察最具有伦理意味、且为古典中西伦理学家都高度关注的“中庸”话题 ,在这里就变得具有特殊的意义了。二是中西伦理传统中是否具有某种深层的伦理心理的分流。在此 ,通过中西社会伦理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悔”的道德心理现象的比较分析 ,似乎可以期望对于其中的某些差异加以认知。三是中国与西方伦理传统中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伦理回答 ,是否具有引导社会向不同方向运作的理论诱导力量。就此而言, 中国古典传统的伦理与政治的直接合流 ,与西方现代传统的伦理与法理的紧密关联 ,确实给我们显示出两幅社会政治伦理画面。
三者 ,在区域化发展的伦理格局被打破以后 ,亦即在通向全球化的伦理发展格局的大背景条件下 ,我们对于伦理问题的反思 ,有了不同于各自传统自身审查传统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进路。因此 ,我们如何可以合理地确认在这种条件下 ,判定伦理道德问题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方法 ,就成为我们的伦理道德审查必须确立的方法论前提。为此 ,对于我们自己传统的形成过程加以描述性分析 ,对于我们的伦理传统之表现而出的精神特质 ,对于我们的社会与相异类型社会的本质差异加以勾画 ,进而对于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反省方法论问题加以检讨 ,就成为相互依赖的几个问题。于是 ,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 ,中国文化特质的勾画问题 ,以及伦理思维的理论与实践前提的反思问题 ,就成为伦理学必须直面的基础性问题。
四者 ,反思传统伦理问题也好 ,检省现代道德问题也好 ,都必须围绕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现代社会背景条件———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以及支配性地影响这一进程的现代性问题。在这一进程中 ,中国传统伦理或儒家伦理的异变问题 ,才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否则 ,我们大可不必理会与我们的伦理生活毫无关联的其他伦理传统。现代进程与现代性的挑战 ,正是促使我们检点传统伦理的深厚实践动力。为此 ,我们需要对于现代社会之必须告别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伦理生活格局加以确认 ,也需要对于中国人近代信念的重建问题加以回省。这样 ,五四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并且 ,对于近代以来我们的伦理生活的规范寻求之生态环境的彻底改变 ,加以应有的强调。从而 ,确立起我们对于传统伦理反思的新型背景条件。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2
前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中的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该理论体系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国家、党的智慧结晶。而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承载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在建立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要将其与我国传统的文化基础相结合，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观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的中国特色文化、风格体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爱上中国。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我国经济水平逐渐提高，西方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理论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世界各国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我国在建立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时主要以独特的方向进行发展，并做到理论、制度相结合的形式发展下去，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一种全新形式的科学社会主义新形态，从而促进国家快速发展[1]。我国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仅将社会主义的共性体现出来，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还将我国社会主义的个性体现出来。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正因为这些不足才在一定程度上将我国原有的党建制度进行创新、完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传体系的统文化特征的基础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国家发展的目标在一致，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要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方面的分析，找出其中的共同点，为了二者的结合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就需要根据我国的发展现状、国情制定对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现，这样这样才能将其中的价值、意义真正的体现出来。另外，做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工作不仅仅可以推动马克思在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同时还能促进我国快速发展，将现有的思想基础进行创新、完善[2]。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特征
虽然说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同点，但是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很多的不足，这些不足不管通过多久的努力都不能进行统一实现。正因为有这些不同点，才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将这些影响合理的利用可以有效的形成一项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我国相关工作人员在对其论证过程中，常常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将以盾贯彻到每一件事物的运行发展过程中去，并将其中的矛盾进行推移，而这些推移的现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来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使用的经世致用理论有着一定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本质中，并将自然和社会活动进行创新、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价值体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理论与一些实践理论有着一定的相同之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的发生，颜元就提倡人们的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理论、知识，并从理论知识中获取觉悟[3]。到了晚清时期，西方文化的出现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广大学者开展了“经世致用”的理论，让人们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从而保障我国传统文化的地位。由此可见，“经世致用”理论的出现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人们的思想也造成了一定的改变。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共产主义的和谐思想有着一定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可以有效的对一些资产阶级为了获取自身利益对一些劳动人民的价值进行榨取的行为进行评判，并指出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将资本主义进行取得。而我国传统化的文化的和谐思想渊源较为已久，其中的思想就是“学而有礼之用，以和为贵”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和谐、理想的社会，并做到人人相爱、人人平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传统文化特形成机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可以有效的将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代化社会角度进行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社会主义中国化进程形成过程中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看做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将其设置成对应的文化成果。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基本理论”与“传统文化”的出现可以有效的让人们接受这一理论，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理论的创建打下良好的基础[4]。
1.科学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同r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生活工具之一。人们通过对文化的应用可以有效的将其中价值的体现出来，并从广义与狭义的方面将其体现出来。文化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讲，主要通过社会的发展，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发展而形成，这种文化是一种隐形的民族形态；文化在狭义的角度来来看，主要指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并将这种文化融入到各个民族思想中去，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一思想、文化。
传统文化是国家、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在生存、发展的主要目的[5]。而传统文化是国家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而形成一种语言文化，是国家文化、思想、精神的主要思想成果。我国传统文化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而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特色、民族风格，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可以有的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总之，我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根据自身的特使制定出一项科学、合理的发展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传统文化可以在社会、世界中站稳脚步。
2.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包括了精华部分，同时还包括了一些糟粕部分，而这些糟粕部分与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要想更好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就应该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处理工作，本着批判继承的原则对其进行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进行弘扬。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我国传统文化在这个不断发展的时代创新、完善，这对于社会的生产、发展来说其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进行，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同时也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时代要求[6]。只有重新认识我国传统文化，并将其中价值体现出来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下去。虽然说，我国传统文化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应该考虑到其中的负面作用，并以客观党、科学的角度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3.从形式和内容上使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鲜明
早在很多年前，邓小平同时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并在强调在建设过程中要保证其中必须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而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有效的将中国特色融入到社会主义体系理论中，并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融入其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下去[7]。另外，在建O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应该采用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结合的形式进行建设，并将其中的立场、观点、特点通过所能接受的形式体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特色、经典语录体现出来。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特征
1.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逐渐被人们接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间接的形式将马克思主义体现出来，并将其不断的升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有效的解决现代化社会在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品味、风格、气派体现出来[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聚集地，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奠定了邓小平理论中的三个思想与科学观、发展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传统文化可以更好的发展下去、传承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建设过程中将我国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并将其以和谐、民为邦本的形式发展下去，从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创建现代化社会主义理论体系[9]。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统文化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由以下几种文化特征：（1）和谐特征：“和谐”是人们日常生活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信仰。但是在旧社会时期，“和谐”二字很难体现出来，最地层的人们过着被压迫、剥削的日子。随着社会不断发展，逐渐吸收了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特征，并以人民群众为基础建立了全新的和谐目标，而和谐目标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2）自强不息特征：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时刻坚持以改革开放、艰苦创业等理论为主，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建设成一个自主、和谐、文明、富强对国家：（3）民本特征：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的民本特征的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而这一特点对于各个朝代的发展来说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0]。因此，我国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应以民本为主进行建设，并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经济的利益。
五、结语
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去除，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帮助人民群众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同时还包括了全新的创新理论，对于国家的发展，人民经济效益的保障来说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本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特征进行了简单的研究，文中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希望我国专业技术人员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特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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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 相异对立 综合融通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由来已久，近些年，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变得更加突出，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以来，便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综合融通”与“相异对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能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能否在中国扎根生存，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因此，如何更好地促使两者的结合一直是学界关心的问题。总体而言，学界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存在一致相通的地方，可以取长补短，综合融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两者相异对立，不能共生。
（一）“综合融通说”
陈方刘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很多的相通性， 去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其相通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社会理想方面大同社会与社会共产主义有相同之处；在世界观方面，天下一气与世界物质性原理有相同之处；在辩证法方面，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有相同之处。[1]葛荣晋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具有相容、相通的地方，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则；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二重性，除了它的时代性、阶级性外，还含有超时代、超阶级的普遍意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成为可能。[2]
体而言，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之所以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内在的契合和相通之处，能够从本土文化中找到其结合点和生长点，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最终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二）“相异对立说”
与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相容不同，一些学者指出二者之间的相异相别之处。梁漱溟指出，中国文化主张“调和持中”，与马克思主义存有巨大差异，因此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合中国国情。[3]张岱年同样认为，“我国古代的唯物论与西方的唯物论，虽同属于唯物论，但差别很大；中国古代的辩证法与西方的辩证法，虽然都可称为辩证法，但差别更大。我们不应该见同而忽异。”[4]刘宏章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差异，认为二者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产物，又有着非常不同的阶级基础和文化背景。[5]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儒家文化一直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还存在一些极端的观点，要么极端的认为传统文化是封建荼毒，应该全盘拒绝；要么全盘否定外来文化。前一种极端观点认为，儒家文化代表的是“封建余毒”，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保持其“纯洁性”与“纯粹性”。[6]后一种极端观点主要是一些新儒家代表站在维护儒家文化的立场或者政治立场上，尤其是蒋庆提出了“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两者不可得兼”[7]，鼓吹儒家文化可以救中国，应以现代新儒家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二、可能性与具体路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的研究，成为近年来学界的热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契合点、路径、等几个方面展开。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虽然存在先天的差异，但二者的结合是十分有必要的。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是近代中国文化选择的需要；更是中国社会实践的需要。[8]也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优秀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又是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客观要求。[9]同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也存在结合的可能性。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契合点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理论自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同之处，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相沟通、相衔接的因素。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似之处主要有七个方面。”[10]许全兴认为“东圣西圣，同此心，同此理”。这话不无道理。准确的说法应是“东圣西圣，同此基础，同此心，同此理”[11]。
此外，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价值契合点。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结构模式“家、国本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的社会性观点具有相通之处。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具有相通之处。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具有相通之处。[12]
关键词：独立学院大学生；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202-02
传统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与防治，以及摄生康复的一门传统医学科学，它有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传统医学理论体系是由传统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按照传统医学逻辑演绎程序从基本原理推导出来的科学结论，是以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即气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核心，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近年来，中医药的发展十分迅速，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对古老中医的研究更为深入。但与此同时，批判中医、诽谤中医的行为也屡见不鲜。当代大学生群体知识结构相对全面，将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产物，而独立学院学生与普通高校学生相比有其自身诸多特点，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为了解独立学院大学生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影响因素，做好传统医学的继承、发扬和创新工作。探讨一下大学生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影响因素。
一、客观因素
（一）基础知识贫乏对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的影响
基础知识较弱，个体差异较大。从招生录取的情况来看，独立学院学生的录取分数线比普通高校第二批次录取的学生要低20～50分，因此，这些学生的基础知识普遍比较薄弱，所以，他们进校后在学习上往往显得比较吃力。与此同时，独立学院学生又参差不齐，个体差异较大。有不少学生进校后由于学习态度端正，刻苦努力，往往都能取得较好成绩。但是有相当比例的学生是得过且过，长期处于混时间、混文凭、然后混社会的“三混”状态。多数学生能够珍惜学习机会，少数学生并不怎么珍惜，学习被动。无法快速从中学时期手把手的教学模式转化成独立思考的学习模式[1]。大学的学习状态与中学有着明显的差别，学生对老师的依赖性明显降低，大部分学习时间主要由自己支配，缺乏学习的动力。对于传统医学来说，博闻强记内容多。中医理论体系的内容抽象，给初学者一种深奥难学的印象，更是很难引起学生学习的热情，传统医学是多门学科知识交互渗透的产物，多学科知识的引进，目前大学学生的知识结构，主要是建立在数、理、化等学科的基础之上，知识结构单薄，要想学习和真正认识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就必须有扎实的基础知识以及丰富的知识结构。
（二）教育因素对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影响
1.教育的局限
对于传统的医学理论体系，我们的教育出现一定的局限性，非医院校的大学生基本不了解传统医学理论，医学院校的大学生自身并没有真正地做到认识传统医学理论，传统中医经典与中医古方古法不被重视和继承。进校后专注外语过级，古文基础训练不严格，导致许多学生基本上看不懂中医古籍著作，更谈不上熟读经典和灵活应用了。没有在中医理论基础及临床诊疗水平上下功夫，而是按照西医培养的思路重设备、重检验。学校要求硕士做到细胞水平、博士做到分子水平才能毕业。中医教育西化，可能动摇这些研究生的中医药职业观念[2]。一直以来，医学院校人文教育主要存在观念上的唯科学取向、内容上的唯知识取向、方法难输化和组织形式化等弊端[3]，最终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这有助于传统中医理论体系的认知。
2.校园的氛围不够
人的行为往往受社会氛围的影响，与大学生最贴近的就是校园文化，它是育人和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载体。目前开展大学生校园文化的形式及途径单一，没有形成结合传统医学相关的学习氛围，没有体现独立学院大学生的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等特点，也没能很好地广泛调动在校生积极参与，激发学生对传统医学的兴趣。
二、主观因素
（一）思维方法对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的影响
传统医学方法论在思维科学领域有着独特，而传统医学方法论的思维形式首先是具象思维的基础上再形成抽象思维。而具象思维是感官对于事物的具体感知，直接面对具体感知反应的思维活动。抽象思维是高度理性的，完全抽象化、概念化的思维形式。因此遵循辩证逻辑（如类比、反证、以表知里等）这些传统医学方法论思想方法的根源是具象思维基础上形成的抽象思维，是抽象思维和形式逻辑的产物。
传统医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的，它深受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两种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着的较大差异，妨碍了学生对传统医学思想的接纳和理解，致使在认知传统医学理论体系时易产生概念难记忆、基本理论难理解、基本技能难应用的认识，甚至产生厌学情绪。如传统医学概念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传统医学概念很难进行严格确切的定义，只能借用比喻、形容和象征等方式来表达[4]。如滑脉被描述为“往来流利，应指圆滑，如珠走盘”。传统医学许多核心概念，如阴阳概念既可指高度抽象的“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又可指具体的人的生理和病理，它在特定的关系中是确定的，但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又是不确定的。又例如，自然界，树叶或树枝之所以会摆动，这是由于风吹动的缘故，风大猛烈更会将整棵树推倒。由此推之，人体出现不自主的振颤、摇动，甚或突然倒仆，半身不遂等亦是风引起。随着认识的加深，认为风有内外之分，自然界的气流动太快而为风，此风是外风，从外侵袭人体。而类比之，人体内的气动得太快亦会成风而使人得病，此谓内风。这是用比照类推法来探求病因的例子。
（二）传统文化对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认知影响
传统医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特别是以中国儒家和道家为主的古代哲学的理论精华及思维方式解析天人合一整体观念，揭示人体生理病理以及诊疗规律，形成与西方医学完全不同的认知体系。要真正认知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就首先要学好中国传统文化。
1.传统文化对传统医学理论的深刻影响
传统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医学领域的延展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也是指导具体科学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5]。正是由于传统医学大量运用哲学概念来阐发中医医理，从而使其更加富有文化特征。作为中医理论奠基之作的《内经》，就通篇体现了古代文化特色。
2.文化特征促进了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众所周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以此为理论基础和论理方式的传统医学，便产生了以“天人相应”、“形神相即”等思想为代表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也是“观物取象”和“取象比类”方法在传统医学中的具体体现。如《内经·痿论》关于“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肾热者色黑而齿槁”的记载，就生动说明了“观物取象”和“取象比类”方法在辨证论治中的应用[6]。
总之，由于独立学院大学生的特点是复杂多样的，同时由于影响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涉及的相关因素丰富而复杂，因此我们着重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探讨独立学院大学生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因素的研究，针对于客观因素，根据学生兴趣广泛，个性差异大等特点，结合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特点，加大理论知识的学习，我们应该充分挖掘独立学院学生的潜能。针对于主观因素，国家应从大局出发，正确引导传统医学的发展方向，使之成为大学生群体中的主流医学，制定相应的政策，迅速提高中医文化的社会影响力，普及中国传统医学。学校通过加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化底蕴，着重培养思维方法。因此，通过对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因素的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好传统医学的继承、发扬和创新有深刻且长远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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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永杰，贾谦.论重建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EB/OL].，2005-12-14.
[3]蒋竞辉.浅析医学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J].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2010，32（5）：25-26.
[4]张宗明.中医认识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J].医学与哲学.2000，21（11）：45-46.
[5]肖明.哲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2-3.
[6]黄珊珊，杨振宁，刘颖.传统文化与中医学认知[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35（3）：236-237.
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渊源于中国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掘扬弃、批判继承、创新发展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今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杨翰卿、徐初霞同志撰写的《中国先进文化继承创新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10月版)一书，是对这一重要问题从哲学文化的视角进行理论研究的新著，具有鲜明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中华民族以其伟大的创造力、顽强的生命力、强大的凝聚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书围绕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开发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发展中国先进文化这一主题，对20世纪中国学术界形成的几种学术观点如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创造转化论、综合创新论等进行了评述，较为客观公正地论析了诸种文化理论形成的历史情境、理论立场、目的作用及实际影响，显示了作者深刻的理论眼光和宏阔视野。本书在叙述过程中，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文化观，与一般的文化理论争论区别开来，作为先进文化建设的方针加以论述，是有见地和恰当的。本书还通过对三代领导人文化观或文化建设理论各自解决了的重点问题的论述，较好地显示了这一文化观不断丰富、发展的实践过程，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作为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判别标准的实践问题，特别是论定其所具有的特定内涵——预设性、实效性和相对性、时代性和民族性，更是作者经过深入的理论思考所得。书中归纳出的对开发利用不同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应采取继承性弘扬、融合性创新、剔除性转换、矫正性纠偏、批判性重构等几种不同的态度和方法，更是经过了对传统文化较深入的分析、比较而提出的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与对这一重大问题只是抽象的论述相比，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和实际应用价值。全书史论结合，以论为主，紧扣主题，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第一，注重立论的科学性。体现在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创造性地把中国优秀哲学和文化传统与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并将其运用于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发展的客观实际，提出实践判别标准的时代性和民族性问题，坚持在实践标准基础上时代标准和民族标准的辩证统一。立足于当代中国现实的社会实践，对各种文化理论和观点进行审视，确立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基本理念和理论观点，就有了科学的根据。同时又进而指出实践的相对性特征，进一步凸显着科学精神之维。
第二，突出学术的创新性。本书作者以研究探讨如何树立并发展科学完善的文化理论，推进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为主旨，开发利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不仅充分肯定了批判继承和综合创新等文化观的创新取向，进而提出了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开发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诸种方法，既表现出辩证融摄的理论态度，也颇具创新的价值和意义。本书还把重训诂考释的汉学与“史料派”、新国学联系起来；把重义理阐发的朱学与“史观派”、新儒学联系起来，两派各一脉相承又形成对应，并分析了各派的理论得失和现代价值，这些论述同样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第三，旨在现实的应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创新关系，只有通过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才能得到落实。作者以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历史责任感，对于更好地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发展先进文化的理论原则、方法途径、现实意义和实践要求所作的深入分析，将有助于推进我国优秀传统哲学和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具有深厚内涵和渊博底蕴。
Abstract: The academic circle mostly lacks the systematic characteristic regard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ime Marxism Chinese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modernization research, its academic achievement concentrates mostly in the Marxism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relations research, the achievement is redundant much, lacks that stage Marxism Chinese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modernization intrinsic logic studies dialectically. Its hot spot and the focal point concentrate in the Mao Zedong Thought research as well as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modernization course research.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传统文化现代化
key word: New democracy Marxis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odernization
作者简介:王岚 女1972年生于长春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中心吉林大学法学硕士 研究方向:社会发展;张利辉 长春电视台。
新民主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现代化,按时间划分可分为两个时期,从后到一九二七年,是探索期;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是成熟期。按领域划分,可以分为两分领域,社会现实斗争层面和学术研究层面。社会现实斗争层面的研究主要以思想的研究为内容,学术研究层面以历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为主要内容,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比较少,是一个薄弱环节。
有学者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有永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在一九三八年第一次提出的。近年,关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直是热点和焦点。在这一方面,专家学者出版的专门性著作和文章称得上汗牛充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及篇章包括《的超越――哲学与中西哲学融合》,郑德荣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唐振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思想萌芽论析》,冯蕙《六届六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吴毅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者》等等。在这些丰硕的成果中,理论焦点与热点主要集中在:
第一, 思想的来源。
学术界分为四种看法,即一源说,二源说,三源说和四源说。一源说主要论点是,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唯一理论来源。二源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传统文化批判和吸收,二者相结合是思想的源泉,思想具有双重文化性格,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三源说的论点认为,思想具有三个方面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形成的关于中国实际的经验和理论;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优秀思想内容和民族思维特点的批判和继承。四源说的主要论点的在三源说的基础上,明确了西方文化思潮对思想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 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者和杰出代表是学者们的普遍观点。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形成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来的概念(在这以前有人提过,但不是很完整),而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典型,例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都是首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内容。(1)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来的,映射出中国共产党尤为在认识、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在实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的高度自觉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的主要是教条主义。(2)
第三,思想对中国哲学的批判、继承和贡献。
乌恩溥先生认为,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批判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对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继承和提高。其二,对古代辩证法的继承和提高。其三,对古代认识论的继承和提高。毕剑先生认为对古代哲学的批判继承表现在:第一,继承中国古代实事求是的求是作风,提炼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精华;第二,总结中国古代关于知行学风的论论争,改造为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的认识论;第三,改造中国古代“一分为二”的两点论,为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
徐素华先生认为,历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应用最早涉及的学术领域,的三部著名史学讲义被史学界看做是应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学研究的起点。在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等等一批史学新军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三十年代章太炎的高徒,在北方致力于国学研究的吴承仕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国学研究的教学实践中去,被后人称之为应用唯物史观,辩证法研究中国经学、文字学的创始人。
总之,学术界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大多缺乏系统性,其学术成果多半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研究。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