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古籍整理；世传古文献；出土文献；民间古文献；域外古汉籍
abstract: by spreading and keeping forms, classic documents in our countr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ancient, unearthed, folk-preserved ancient, and foreign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since common concern is showed with rearrangement of ancient classics, especially rearrangement of “scattered ancient classics”, an overall rearrangement of scattered ancient classics edited by the early scholars should be carried out immediately.
key words: rearrangement of ancient classics; handed-down ancient classics; excauated document; folk-preserved ancient classics; foreign chinese ancient classics
从文献流传、保存形式来划分，我国古文献可分为世传古文献、出土文献、民间古文献、域外古汉籍四大类。世传古文献指在学界公开流传或被学界所知和被图书馆保存（含个人藏书）的古文献，它是我国古文献的主体，自隋代正式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出土文献是考古发掘和发现的前世文献，依其载体不同而分为竹简木牍文献、缣帛文献、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等。民间古文献指在民间保存和小范围流传而没有进入公私目录系统的文献，含古代民间之谱牒、石刻、文书、应用文籍和民间创作等。域外古汉籍指流出国门的汉文古籍和域外产生的汉字古文献等。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各类文献的整理取得很大成就，但我们今后还应注重文献整理的重点。
一、 世传古文献的整理
与古佚书辑考世传古文献整理和研究的队伍庞大。目前全国有古籍整理研究机构百余个，其中高校古委会直属机构近30个；这些机构中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专职人员有千余人，再加上从事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古代哲学、古代科技等研究人员的部分参与，估计现有近万人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
建国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渐受重视。上世纪50-60年代，出版过诸多文史资料汇编、全集、大型工具书和资料性丛书，“二十四史点校本”可谓其标志性成果之一。改革开放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启动了《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甲骨文合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重大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工作委员会部署了跨世纪古籍整理工程“八全一海”，即《两汉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文》、《全明诗》、《清文海》，本世纪初又启动了《魏晋全书》；山东省启动了《南北朝全书》，甘肃学者正在编辑整理《先秦文海》。除“全唐五代文”外，世传古文献的主要部分大都有人在整理或已陆续出版整理本。
国家图书馆正在实施的“古籍数字化工程”，使世传古文献的流通和利用将更加便捷，它代表着当前古籍整理的另一大学术发展趋势。
但世传古文献中古佚书的系统整理工作尚未全面展开。
孙启治、陈建华先生《古佚书辑本目录》著录建国前326种丛书所收前代人所辑先秦至南北朝间古佚书5 206种，其中经部18类1 702种，史部 12类884种，子部12类763种，集部2类1 857种［1］，而前代人所辑此期古佚书的实际存量还应多于此；并且，前代人所辑隋唐及其后古佚书，目前尚无综合目录，尚未全面统计。那么，古佚书应是一笔数量巨大的世传古文献遗产。
这批庞大的文献遗产是研究古代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及军事史、宗教史等必不可缺的重要基础文献，故至迟自宋代起，学界就开始辑录古佚书。(注: 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8《辑刻古书不始于王应麟》条，古佚书佚文的辑佚和辑刻，始于北宋道士陈景元辑《相马经》。)这一工作在明清两代取得很大成就。孙启治等《古佚书辑本目录》著录前人所辑先秦至南北朝古佚书5 206种中，绝大部分为明清人所辑。
近30年古佚书辑佚的成就，可以国家图书馆影印的《古籍佚书拾存》（全8册）和《古籍丛残汇编》（全7册）为代表。前书共收录成书于清代至民国间的辑佚、辑录之作6种，涉及古佚书200余种，其中不仅有珍贵的汉魏遗编，还有流失域外且国内无存的隋唐典籍，和鲜见流传的明清著述及从未刊行的抄本、稿本。后者从不同丛书中精选、采撷三国至北宋间古类书、古佚书150余种，汇为一辑，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均为史料价值高、版本较好、流传不广之古佚书。
总之，古佚书辑佚工作历代都有人在做，且已取得很大成就，留下了数量众多的辑佚书。但是时至今日，尚无全面总括前人辑佚成果的整理著作问世，故今后世传古文献整理的重点之一应是启动“古佚书系统整理与辑考工程”。
“古佚书系统整理与辑考工程”的实施可分为四个步骤：
1. 在孙启治等《古佚书辑本目录》基础上，编制《古佚书辑本全目》。除孙启治等所调查的326种丛书外，再借助古籍书目，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古佚书辑本目录的调查，重点补充前代人所辑隋唐及其后古佚书目录，然后仿“四部分类法”编成《古佚书辑本全目》。
2. 对前人所辑古佚书进行全面系统的依据新编成的《古佚书辑本全目》，将前代学人所辑古佚书分类按篇汇集，将各篇汇集之佚文对比缀合，剔重补佚，点校
3. 开展古佚书新辑工作。利用各图书馆藏和各种数字化典籍之便利，对前人辑佚漏失之上古佚书作新辑。
4. 汇合新旧辑佚，整理编辑成分部分类编排的多卷本《古佚书集成》。
二、 出土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整理
近百年来出土文献批量众多，初步调查有170余批(注: 参见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站2005年11月14日单育辰《一九年以来出土简帛一览》。)。其中出土竹简木牍文献数量在100支以下者近110余批约7 000余支，在100支以上而不足500支者计30批约7 800余支，出土竹简木牍数量在500支以上而不足1 000支者计8批约5 600余支，出土竹简木牍数量在1 000支以上而不足?10 000支者计12批约27 700余支，出土竹简木牍数量在10 000支以上而不足100 000支者计5批约9万6千余支；而出土竹简木牍10万支以上者1批约140 000支；总计出土竹简木牍文献170余批约28万余支。另外出土缣帛文献4批。
在这170余批出土文献中，有19批简帛文献存有近200部可与世传古文献对读的典籍，如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148支简牍中有《墨子》佚篇。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4 942支简牍中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等。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墓出土的2 500支简牍中有《论语》、《文子》、《六韬》、《儒家者言》等。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曾侯墓出土的30件帛书、帛图中有《老子》（甲本、乙本）、《周易》、《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相马经》及《丧服图》、《城邑图》、《卦象图》等。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1 155支简牍中有《语书》、《为吏之道》、《编年记》、《日书》、《秦律十八种》等。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6 000余支简牍中有《仓颉》、《诗经》、《周易》、《庄子》、《大事记》、《吕氏春秋》、《天文历占》、《算术书》、《相狗》、《楚辞》、《儒家者言》、《春秋事语》等。1983—1986年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出土的1 236支简牍中有《奏谳书》、《脉书》、《引书》、《算数书》、《却?食气》、《盗跖》等。1987年湖南慈利石板村楚墓出土的4 557支简牍中有《国语·吴语》、《逸周书·大武》、《管子·霸形》、《宁越子》等。1993年江海尹湾东汉墓出土的168支简牍中有《六甲阴阳书》、《元延二年起居记》、《行道吉凶》、《刑德行时》、《神乌赋》等。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805支简牍中的《老子》（甲、乙、丙本）、《太一生水》、《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尊德义》、《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六德》、《性自命出》、《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语丛》，以及1994年入藏于上海博物馆的1 200余支楚简中的《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性自命出》）、《民之父母》（《孔子闲居》）、《子羔》、《鲁邦大旱》、《从政》、《昔者君老》、《容成氏》、《周易》、《仲弓》、《恒先》、《彭祖》、《采风曲目》、《逸诗》 、《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柬大王泊旱》、《内礼》、《相邦之道》、《曹沫之陈》、《乐礼》、《武王践阼》、《赋》、《子路》、《四帝二王》、《颜渊》、《乐书》等，更为大家所熟知。
这些出土的可与世传古文献对读的典籍、久佚的古佚书以及其他古文献的学术价值，王国维先生于清华研究院讲演时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2］以“地下之新材料”弼正或补充“纸上之材料”［2］卷4，对于古代文史哲研究，尤其是对于资料相对缺乏的先秦两汉文史哲研究，具有重大作用和重要意义。因而，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在学界甚受重视。
出土文献的初步释读多由发掘单位组织进行。如郭店楚简出土后由湖北荆门博物馆组织释读，交裘锡圭先生订正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上海博物馆所购楚简由马承源、濮茅左、李零等学者释读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
另外，港台一些网站辑录过某些出土文献。如台湾“中央研究院”网站有《简帛金石资料库》，含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收集的《中山怀王墓文字释文》、《包山二号楚墓》、《睡虎地秦墓竹简》、《两汉镜铭集录》、《中国古代砖文》、《汉代石刻集成》等金石简牍文献，及居延汉简、马王堆帛书、郭店楚墓、张家山汉简、敦煌汉简、银雀山汉简等，共60余种出土文献的全文，还有相关索引、书目等工具书。又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网站有《竹简、帛书出土文献电脑资料库》，将已发表的《武威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简》、《睡虎地秦墓竹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十数种出土文献录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工作委员会在“十五”期间曾策划过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其列举的题目有二：其一，郭店楚简文献研究；其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研究。
但是，全面启动“20世纪出土文献汇集和整理工程”为时尚早。第一，上世纪的出土文献大多没有公布原件(注: 今人调查到的百余年来170余批出土文献中，有2／3尚未公布原件或释文。)，原始资料还掌握在考古发掘人的手中。第二，即使已经公布和整理的出土文献，其文字的释读也正在争论和进一步研究。所以说，古籍整理界尚需在此一方面加强研究，以为将来20世纪出土文献的全面整理、汇编和出版奠定基础。
三、 域外古汉籍与域外
古汉籍珍本的复制域外古汉籍指国外图书馆、研究机构和个人收藏的、国内不见或罕见的汉文古籍，包括我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述、曾使用过汉字的国家和地区（如当时的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等）出版的汉籍刻本和文人的汉文著述等。这些文献的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它们是研究中国乃至周边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域外古汉籍数量很多，其中可以算作珍本的估计有3 000余种（件），多为国内不多见的善本、孤本、抄本，文化学术价值极高。
域外古汉籍的调查、复制和整理，自上世纪就已受到特别关注。本世纪开始的此类工作主要有三：复制域外古汉籍珍本，出版域外古汉籍珍本，研究域外古汉籍。
域外古汉籍珍本的调查、复制、研究已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已展开。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自上世纪起就设计了“域外古汉籍珍本复制工程”，首先对美国、日本等相关图书馆所藏域外古汉籍珍本进行调查，并于“十五”期间实施“日本国宫内厅书陵部藏中国宋元古籍复制工程”，正在从日本国宫内厅书陵部所藏部分中国宋元版珍籍中挑选国内急需者予以复制，以此为底本加以整理，并为每种古籍撰写前言以系统考辨该书的作者、版本源流，简介其内容与价值，然后出版《日本国宫内厅书陵部藏中国宋元本古籍点校丛书》［3］。
除中华书局2007年7月出版金程宇《域外汉籍丛考》外，西南师范大学和人民出版社正着手组建由30名各方面专家组成的编撰委员会，制定完整的编撰计划和出版计划，并按国别及专题来设置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征集、复制和整理域外古汉籍珍本，准备用3—5年时间复制3 000部以上域外古汉籍珍本，并从中遴选2 000部来编撰出版《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此《文库》将采取线装和新装两种出版形式。该编撰出版工程是国家“十一五”重大出版工程之一。
南京大学于2000年2月成立了域外汉籍研究所，并于2007年8月17-20日主办召开“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来自中、日、韩、美等国的80位域外古汉籍研究专家研讨域外古汉籍的价值、整理和研究诸问题。另外，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编辑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第一辑，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第一辑收录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金程宇《域外汉籍研究丛稿》、蔡毅《日本汉诗论稿》、左江《李植〈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研究》、刘玉?《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注: 参见《中华读书报》2007年7月11日有关内容。)。
四、民间古文献的抢救与整理
民间古文献，相对于世传古文献来说，指古代未经公私簿籍著录的民间古文献资料，主要包括民间谱牒、石刻、民间文书（如契约、诉状、规约）、应用文籍（如账簿、日记、书信、宗教科仪书、经文、药方、日用杂书）、民间作品（如唱本、剧本）五大类。它们是研究民间历史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全貌、深刻认识中国历史与当代基本国情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自古迄今，由于民众教育的发展，由于下层文人的广泛存在，由于造纸、印刷术的发达等，历代都有极为丰富的民间古文献产生、流传、保存。但由于民间古文献的流传范围相对狭小，收藏十分分散，故而至今尚未得到全面系统的收集和整理；而正是由于它流传范围小、收藏分散，故而湮灭绝传的可能性较世传古文献大得多，其抢救和整理，也就成为当今学界刻不容缓的紧要任务。今以山东民间古文献为例来看这一问题。
山东自古文化昌盛，民间古文献存量尤大，其抢救任务尤重。应启动“山东民间古文献抢救工程”。该工程应分如下两步骤进行。
1. 实施山东民间古文献普查工程。民间古文献流传范围小、收藏分散，使学界对山东古文献存量不能全面掌握，对其全貌难以清楚了解。所以应首先开展山东民间古文献普查工作。应组织山东各部属、省属高校及各县市图书馆和文化馆、各地市政协文史委等联合开展民间古文献调查，并利用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收藏，做出《山东石刻总目》、《山东谱牒总目》、《山东民间文书总目》、《山东民间应用文籍总目》、《山东民间作品总目》，为抢救山东民间古文献奠定目录基础。
2. 实施山东民间古文献抢救工程。山东历代（特别是唐前）石刻以时代早、存量大而闻名国内外，但不少文字正在漫灭、石体正在损毁；山东各县市也有相当藏量的族谱支谱、契约文书、应用文籍，以及戏曲、诗文等民间作品流存。这些都急需抢救、保护，以使这批宝贵的文献资料流传后世。故亦应组织山东各部属、省属高校及各县市图书馆和文化馆、各地市政协文史委等联合协作，组织专门班子，开展山东民间古文献抢救工作，分县市搜集、复制、整理、出版这些民间古文献。浩如烟海的古文献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全面认识中国古今社会、把握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重要基础材料。而随着岁月流逝，它们都有损坏、湮灭的危险，大批散存的民间古文献尤其如此。对这批文献进行抢救整理，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学术使命。
五、关于古籍整理的几个重点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因而“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并特别强调“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5］34。
精神文化的主要载体是文献，党中央“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以加强民族文化建设的指示，无比正确。依据上述对改革开放后30年来古籍整理成就及不足的分析，建议今后将古籍整理工作重点放在以下四方面：
1. 重视世传古文献中古佚书的整理和研究，启动“古佚书系统整理与辑考工程”。
2. 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域外古汉籍珍本复制工程”的实施步伐。
3. 特别重视各地域民间古文献的调查、复制、整理，全面启动各地域“民间古文献抢救工程”，以抢救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
4. 继续深入进行出土文献的释读和研究，以为启动“20世纪出土文献汇集和整理工程”奠定学术基础。
作为21世纪的中国学人，我们应倾其所能，服务祖国，为全面抢救、保存古文献，为光大民族文化精华，尽绵薄之力，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
［ 参 考 文 献 ］
［1］ 孙启治，陈建华.古佚书辑本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 王国维. 王国维文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3］ 陈辉.古文献研究基地的长足进展——记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7-7(2).
一、从彝学研究时间维度上看，这部著作为彝族文献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起到了奠基作用
为保护和抢救彝族文化遗产，使散存于民间的彝文古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西南民族大学彝学文献中心推出《中国彝族文献典籍译丛》系列丛书，这是国内第一次系统翻译、整理、研究彝族文献。从2006年起就着手策划这套丛书，从众多的文献中精选各领域的经典进行翻译、整理、校勘、编排，并邀请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专家参与，终于在2008年岁末完成了丛书的第一辑《彝族古代文论精译》。这部著作既是对过去彝族文论研究的总结，又是今后彝族文献典籍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二、从对彝族古代文论翻译与阐释的角度，打开了彝族古典典籍研究的新视域
《彝族古代文论精译》是从大量的彝族古籍文献之中鳞选精译而成的几个译文篇章，著名学者贾芝、刘锡诚、刘魁立等认为，“这几个译文篇章全面地反映了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实貌和信息量。它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古籍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翻译等研究方面，无疑处于领先地位。”[3]《彝族古代文论精译》 “全面透彻地剖析彝族典籍译著中涉及到的每个理论观点，从而较为全面地建构起了彝族古代诗学的一大理论体系。”[3]
三、内容丰富精粹，理论体系宏阔完整，集中展示了彝族古代文论的最高成就
《彝族古代文论精译》是编译者从彝族古籍中精选译出来的一部古代彝族文艺理论巨著。几乎涵盖了彝族古代文论和诗论的重要论题。其理论的丰富完整，体系的完备，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全面的准确对译总结与科学的完整考证论述,给人们研究彝族古代文学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参考文献：
[1]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M] (Tu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49), p.148.
[2] See Hans-Goe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M]. English. translation revised by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Marshall,edcond edition,London:Sheed & Ward, 1985, p.351.
一
本世纪20年代初，伴随着“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潮流而在中国史坛上兴起了以疑古辨伪为职志、以怀疑传说神话古史的疑古派史学。以顾颉刚先生等人为首的古史辨派，揭橥致疑、求真的旗帜，运用乾嘉考据方法和近代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清理和检讨。他们提出了层累造成的古史观，打破了人们对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迷信，廓清了上古史的许多迷雾，为中国史学向科学化方向迈进作出了相当的贡献。诚然，自40年代特别是50年代钱穆居港台以来，他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滥觞和发展起来的疑古史学基本上采取了否定性的评价；把当时疑古派的史学观视之为“极端之怀疑论”，称他们“标新立异”、“妄肆疑辨”、“厚诬古人，武断已甚。”（注：钱穆对疑古派古史观否定性的评价可参考他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2 页）等有关论述。）但是这些否定性的言论，并不意味着钱穆自始自终就对“五四”以来的疑古史学采取了全盘否定的评价。事实上，钱穆早年非但没有否定当时的疑古史学，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考辨古史的理论和方法也作了相当积极的肯定和评价。他在1928年写成的《国学概论》中曾明确指出：“清儒以尊经崇圣，而发疑古辨伪之思，……今则……去其崇圣尊经之见，而专为古史之探讨。若胡适之、顾颉刚、钱玄同诸家，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注：参见钱穆：《国学概论》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47—149页。）在1931年撰写的《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他对胡适、顾颉刚提出的“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传说的方法”（即胡适所称的“剥皮的方法”）也并不反对，相反地说他“对这个见解和方法，也抱着相当的赞同。”不仅如此，钱穆早年研究《易经》的方法，正是采用的这种层层剥笋式的方法进行的。1928年夏，在苏州中学任国文首席的钱穆应苏州青年会学术讲演会的邀请，作《易经研究》一题的演讲。他在演讲辞中明确指出：
《易经》决不是一时代一个人的作品，而是经过各时代许多人的集合品。我们并可以说《易经》中的《十翼》，是最后加入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其是《易经》完成的第三期。次之卦辞爻辞，是《易》的第二期。其余只剩八八六十四卦，便是《易》最先有的东西，是《易》的第一期。我们现在借用近人胡适之所称剥皮的方法，先把《易经》里第三期东西剥去，再把他第二期东西剥去，单只研究《易经》第一期里面的东西。把第一期的《易经》研究清楚了，再研究第二期。把第二期的东西弄清楚了，再来研究第三期。把《易经》成立次第依着历史的分析的方法去研究，这是我今天要提出的一个比较可靠而可少错误的新方法。（注：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172页。）
显然，钱穆早年治古史的一些见解与“五四”以后的疑古派的古史观有某些相同之处，他考订古史的方法也曾受到过疑古派“剥皮”方法的影响。同时，钱氏本人也是一位以记诵潇博、考订精审而名播学界的学者，他早年的著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都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考据名作，他与顾颉刚古史辨派的同仁同样具有大胆的疑辨思想与批判精神。钱穆本人也称自己“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两者分辨，仅在分数上”。（注：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7页。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钱穆研治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和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派确有一些相同的见解。
二
钱穆先生与古史辨派在治古史的某些方面虽然有共同之处，但就其总体思想而论，他们的治史主张却又是同不胜异的。我们认为，在20—30年代，钱穆对“五四”以来的疑古派史学的评价大体经历了一个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过程。在20年代特别是20年代后期写成的《国学概论》中，钱穆对疑古派正面肯定的居多，对其古史理论与方法抱有相当的赞同。30年代中期以后批评的言论转多，1935年发表的《崔东壁遗书序》可为其代表。而对疑古派古史层累造成说提出全面而公开批评的，则以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为标志。在书中，钱穆把疑古派的治史主张称之为“极端之怀疑论”，声称“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亦应稍加修正。”（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页。 ）综观钱穆对疑古派治史主张的批评，我们认为他们在治古史的理论和方法上主要存在着如下几方面的分歧：
第一，对“疑”与“信”、“破”与“立”的不同理解。
和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一样，钱穆同样也主张疑辨，认为“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但是，在对待疑与信、破与立的关系上，他们的看法又不尽相同。尽管古史辨派也主张“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为求建设。”（注：《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然而在具体的古史研究实践中，他们基本上奉行的是以疑破信的原则，主张通过怀疑来达到传统上古史的目的，所以他们常常把疑作为治古史的最高目的，其着眼点在疑不在信，在破不在立。钱穆并不一般地反对疑古，但与古史辨派所不同的是，钱穆认为怀疑本身并不是目的，疑是不得已，是起于两信之不能决。他在1933年给《古史辨》第四册所作之序中就明确提出了“怀疑非破信，乃立信”的观点。
信亦有广有狭。疑者非破信，乃所信之广。信乎此，并信乎彼，而彼此有不能并信，于是乎生疑。若世之守信者，信其一，拒其余，是非无疑，乃信之狭。若必尊信，莫如大其信。大其信而疑生，决其疑而信定。则怀疑非破信，乃立信。
在1935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钱穆再一次重申了这一主张，“夫为辨有破有立，破人有余，立已不足，此非能破之胜也。”后来他把这一主张更精简地表述为“疑之所起，起于两信而不能决。学者之始事，在信不在疑。”（注：钱穆：《学术与心术》，《学钥》1958年香港自印本，第140页。）显然，在钱穆看来， 怀疑本身并不是治史的最高鹄的，一味怀疑必然流于破而不能立。他的目的是以信疑伪，疑以坚信，重建上古信史，而不是以疑破信，古史。基于这一认识，钱穆对被疑古派誉为“科学的古史家”崔述的古史观提出了批评。他说崔述“主于尊经而为之考信”，因其不敢破经，故“信之太深”；又因其过分疑古，故“疑之太勇”，指出崔氏之病在于所信之过狭，其弊陷于所疑之过多，故崔氏“所疑未必是，即古说之相传未必非。”（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289页。 ）钱穆认为崔东壁这种疑古太甚、辨驳太刻的疑辨思想生前虽不为清儒所重，但到了“五四”时期却为胡适、顾颉刚等人所承继和发展，演变成对一切古典文献的怀疑。他说胡适“于古今人多评骘，少所许，多所否，顾于东壁加推敬，……最为疑古著者曰顾君颉刚……深契东壁之治史而益有进”，（注：《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4页。 ）“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注：《八十亿双亲·师友杂忆》，第167—168页。）在钱穆看来，这种对古代典籍普遍怀疑的主张对研究古史特别有害，它势必会导致对上古历史文化的全面否定，所以他对当时只破不立的疑古学风大加批评道：“数年以来，有闻于辨伪疑古之风而起者，或几于枝之猎而忘其本，细之搜而遗其巨，离本益远，歧出益迷”（注：《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4页。 ），称“近人尽从疑古辨伪上来治史，所以终难摸到历史大动脉之真痛庠。”（注：钱穆：《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社1974年版，第30页。）
第二，对清末今文经学的不同看法。
诚然，顾颉刚古史观的形成，经历了对今古文经学继承和批判的双向认识过程。他对钱玄同提出的“用古文批判今文，以今文批判古文，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的主张非常赞同，也曾站在古文经学求真的立场上批评康有为“拿辨伪作手段，把改制当目的”，“非学问研究”态度，也曾多次声称“决不想做今文家，不但不想做，而且凡是今文家所建立的学说我一样地要把它打破。”（注：顾颉刚：《钱穆〈跋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五），第632页。 ）但据此便得出顾颉刚已自觉地、有意识地超越了汉宋藩篱、今古门户的结论，似乎还有些勉强。众所周知，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晚清以来的今文经学关系甚巨。两汉以后渐为湮没的今文经学，到清代由庄存与开其端、刘逢禄奠其基，至龚（自珍）、魏（源）而蔚为大观，到廖平、康有为时集其大成。特别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直接开启了近代的疑古之风和顾颉刚的古史辨伪。然而，康氏之书写于戊戌维新时期，其书主要是借经学谈政治，为变法维新鸣锣开道。两书在政治上打击泥古守旧思想，意义甚大。但是从学术的角度去衡估它，其结论不免牵强、武断、难以令人信服。即便是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对之也有“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的批评（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由于顾颉刚的古史辨伪颇受康有为今文学派观点的影响，因此他对晚清今文学家的疑辨思想和历史解释比较推崇，其著述不免用康有为等人的今文家说来为其古史观张目。他说读了《新学伪经考》，“知道它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注：《古史辨》（一）“自序”，第26页。），读《孔子改制考》上古事茫昧无稽、夏殷以前文献不足征，认为“此说极惬心餍理”，“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注：《古史辨》（一）“自序”，第26页。）。1930年顾颉刚发表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这是他阐述其古史理论的又一力作。该文在方法论上显然受到了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影响，认为刘歆所作的《世经》，是媚莽助篡的东西，《世经》里排列的古帝王的五德系统，是出自刘歆的伪造。他说：
康先生告诉我们，在今文家的历史里，五帝只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没有少昊。在古文家的历史里，颛顼之上添出了一个少昊，又把伏羲、神农一起收入，使得这个系统里有八个人，可以分作三皇五帝，来证实古文家的伪经《周礼》里的三皇五帝。这个假设，虽由我们看来还有不尽然的地方，但已足以制《世经》和《月令》的死命了（注：《古史辨》（五），第254—255页。）。
后来在《钱穆〈跋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他仍坚持古文经为刘歆有意伪造这一观点（注：《古史辨》（五），第 631页。）。对于顾颉刚所坚持的刘歆造伪说，当代学者多有批评之语。曾亲自参加过当年古史辨运动的杨向奎认为，无论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顾颉刚），还是“古史的分化演进说”（童书业），“在方法论上都受有清代经今文学派的影响，他们都是反对古文经的健者。”（注：参见杨向奎：《论“古史辨派”》， 《中华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22页。）汤志钧也指出，顾颉刚攻击刘歆造伪，“仍然是今文学派的方法，多少重复过去的老路”，“有时还没有完全脱离经学家的圈子。 ”（注：参见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 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4、358页。）
在对待《左传》、《周礼》等古文经为刘歆伪窜和假造这一问题上，钱穆与晚清以来的今文学家和古史辨派的主将顾颉刚的看法截然异趋。在钱穆看来，无论是政治还是学术，从汉武帝到王莽，从董仲舒到刘歆，只是一线的演进和生长，绝非像晚清今文学家和疑古派所说的其间必有一番盛大的伪造和突异的解释。所以钱氏轰动学术界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主要便是针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而作的。钱著以年谱的著作形式具体排列了向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用具体事实揭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28处，凡康氏曲解史文之处，均一一“著其实事”加以说明，廓清了风靡清末民初学术界的刘歆伪造群经说。钱氏虽然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否定了刘歆造伪说，但是他并没有站到古文经学的立场上来申古抑今。因为他认为今古文都是清儒主观构造的门户，与历史的真相并不相符。他声称是“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注：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出版。）1931年钱穆在《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分析了顾颉刚的古史辨与晚清今文经学的不同之处外，还主要针对顾氏《世经》出于编造，少昊是刘歆插入古史系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说：“五行相生说自《吕览》、《淮南》五方色帝而来，本有少昊，并非刘歆在后横添。”“以汉为尧后，为火德，及主五行相生三说互推，知少昊加入古史系统决不俟刘歆始，刘歆只把当时已有的传说和意见加以写定（或可说加以利用）。”（注：《古史辨》（五），第629—630页。）由于钱穆主张五德体系并非刘歆无端伪造，所以他致力于探寻从汉武帝到新莽王朝之间的学术渐进演变之迹，力主用自然的演变说取代刘歆造伪说，并劝告古史辨派“应用历史演进的原则和传说的流变来解释，而不必用今文学说把大规模的作伪及急剧的改换来归罪刘歆一人。”（注：《古史辨》（五），第630页。 在钱穆看来，“五四”以后的疑古派虽有反对经学门户偏见的论述，但是在他们的具体研究实践中，却没有真正摆脱传统经学门户偏见的影响。参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的有关论述。）显然，钱穆试图在纠正当时学术界一味疑古之弊，比较自觉地在做超越今古门户的工作。我们认为，20—30年代钱穆对晚清今古文之争以及古史辨运动与清季今文经学关系的论述所持的态度是正确的，其批评的言论不失为持平之论。
第三，如何看待文献记载中的神话传说？如何理解传说与伪造的关系。
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认为传统中的上古史即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基本上是后人层累造伪构建起来的。具体言之，则是经战国秦汉时人造伪而逐步形成的。（注：参见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七）。）所以他们大多不相信先秦诸子和汉儒对古史的解释，认为他们所称述的古史无非是某些理想的注脚，某些学说的附加品或为某些政治目的的佐证。钱穆也同意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并非古史的真貌，它在演进过程中确有后人作伪的地方，特别是有战国诸子和秦汉时人托古改制的理想渗入其中。所不同的是，钱穆认为战国诸子所称述的古史和汉儒对先秦古籍的整理和解释，固然有不少歧异和矛盾之处，但相同的地方也不少，它们大多是可信的，是分析和研究上古史的有用材料。比如先秦诸子之书，记载了许多春秋战国时代的史事和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疑古派因诸子喜欢托古或“取于寓言”，故多不信诸子之言。钱穆认为诸子之书的托古和寓言固不足信，但“其述当世之事，记近古之变，目所睹，身所历，无意于托古，无取于寓言。率口而去，随心而道，片言双语，转多可珍。”（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又如晚清今文学家和古史辨派大多怀疑儒家之与六经，全盘否定依据六经所建构的古史体系，钱穆则坚持“六经皆史”说，认为“治东周不能无取于《春秋》与《左氏》，治西周不能无取于《诗》、《书》，此皆儒家所传，六籍所统，可信多于可疑。”（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6页。）再如对唐虞禅让说的理解， 顾颉刚认为禅让说是战国形势下形成的新古史观，它首起于墨家的尚贤、尚同学说，经过广泛流传后，被儒家所接受并加以改造和融铸吸纳到儒学中去了。从墨家首倡禅让说到禅让古史最后被写进儒家经典《尚书·尧典》，其形成过程经历了数百年之久。（注：参见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七）下册。）钱穆认为舜尧禅让，只是古代一种君主推选制，经后人追忆、传述而理想化。后人追忆、传述未必全属当时实况，但也绝非子虚乌有，向壁虚构。所以他说：“余读《尧典》，其文虽成于后人，其传说之骨子，则似不得全出后人捏造。”（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显然，在钱穆眼中，依据儒家六经建立起来的古史系统，虽有后人造伪的地方，但也有一定的真实事实为其依据，因此疑经疑古尽可，但却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古史。为此他强调说：“谓六经不尽出孔孟可也，谓尧舜禹文武周公之圣统无当于古史之真相亦可也，然苟将从事于古史，儒家要为古学一大宗，六经要为古籍一大类，儒家之与六经要为占古文中一大部。拘拘乎是二者，而以定古史之真相，其观点为已狭；若将排摈乎是而求以窥古史之全体，其必无当，则断可识也。”（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90页。）
基于古史系统为后人层累造伪的理解，“五四”以后的疑古派大多否定甚至抹杀文献记载中的神话传说，认为上古流传之文字，多不可信，春秋战国以前的历史，皆后人之假托。比如胡适以《诗经》为中国最古之史料，宣称“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注：胡适：《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一），第22页。）所以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东周以上的历史即“存而不论”。顾颉刚也说：“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注：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一），第35页。）与此观点相反，钱穆认为上古流传的神话传说包含有许多可信的成分，是研究上古史的重要材料。既不能因传说有不可靠的成分便将之弃置不用，更不能因传说里搀杂有神话而否定传说。因为“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忆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4—5页。）当然，传说也有许多不可靠的成分，对之不能盲目轻信，但是它与伪造、说谎却有本质的不同。为此，钱穆作了具体的分析：
传说是演进生长的，而伪造可以一气呵成，一手创立。传说是社会上共同的有意无意——而无意为多的一种演进生长，而伪造却专是一人或一派的特意制造。传说是自然的，而伪造是人为的。传说是连续的，而伪造是改换的。传说渐变，而伪造突异。（注：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五），第620页。）
由于钱穆主张古史体系为自然的演进而非人为的造伪，所以他对当时的疑古派采用今文家说把大规模的作伪统统诿之古人的作法进行了批评，“传说来源非全无因”，“后人不得其说，而缘饰之以理想之高义。更后之人益不得其说，则谓全属古人之妄造。古今人不相远，岂应古之学人专好造谣乎？”（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5页。）“近人全认传说为伪造与说谎， 此所以治古史多所窒碍也。”（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5页。）
第四，关于上古史的研究方法。
30年代，钱穆执教北京大学，主讲上古史。面对弥漫学术界的疑古思潮，他在讲台上却宣称，讲上古史“若亦疑古，将无可言。”钱穆认为研究上古史应“通观大体”，不可对古史作“过细推求”。因为自西周逆溯而上，历商夏唐虞，乃至远古，人物无可详说，年代亦渺茫难稽，故不能仅凭年代、人物、制度学术去细推古史。为此他作了如下分析：
（一）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不够按年逐月推求。
（二）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人物个性活动之事业尚少，若专从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则仍是三皇五帝禹汤文武周公一套旧观念，不免多带有神话教训之意味，亦不得古史真相。
（三）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并不如后代有种种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等与之并起，若从此方面来研寻古史，仍不脱汉代经学家三代质文相禅种种假想之范围，所谓儒者托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注：参见《国史大纲》上册，第5页。）。
那么如何来研究上古史呢？钱穆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作了探讨。
其一，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经过史家主体的重新审订和解释可以用来研究上古史。钱穆认为对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过于迷信固然不妥，但也不应轻易否定。因为“传说之来，自有最先之事实为之基础，与凭空说谎不同”（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4页。），故研究上古史“从散见各古书的传说中去找寻， 仍可以得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情形之大概。”（注：参见《国史大纲》上册，第5页。）钱穆虽然主张用神话传说来研究上古史， 但他又反对对神话传说不加分析地全盘采用。因为上古的神话传说虽然包含有可信的成分，但是由于经过多次演变，许多已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含义，加之又经过后人各以己意粉饰说之，遂致多歧。因此，史家应对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加以重新的审订和解释。诚如所言：“上古神话为一事，历史真相又为一事。决不能以上古传说多神话，遂并其真相不问。若上古史之真相不显白，则以下有无从说起之苦。”（注：钱穆：《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大公报》1931年3月11日，署名“公沙”。）
其二，通过考察古人活动的地理区域来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钱穆指出：“治古史，考详地理是一绝大要端。春秋以下，尚可系年论事。春秋以前，年代既渺茫，人事亦精疏，惟有考其地理，差得推迹各民族活动盛衰之大概。”（注：钱穆：《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禹贡》第1卷第8期（1934年）。）所以他又十分重视古史地理的研究，力主把先秦古籍所载的古史地名具体落实到地面上，从古代历史上异地同名来探究古代各部族迁徙往来之迹，从山川形势来解说和分析当时各氏族的活动区域以及各族间离合消长之情势，进而论证各地区政治、经济、人文演进的古今变迁，为研究上古史提供一些“至关重要应加注意”之证据。
钱穆虽然十分重视古史地理特别是古籍所载的地名、方位对于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他又认为对之绝不可盲目全信，也应作“审细考订”，以便重新作出合理的解释。早在1934年钱穆在《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一文中，不仅从地名来历、地名迁徙、地名演变等方面论证了探检古史地名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而且还强调指出：“治古史的应看重考地的工作，而考论古史地名尤关重要的一点，即万勿轻易把秦以后的地望来推说秦以前的地名，而应该就秦以前的旧籍，从其内证上，来建立更自然的解释，来重新审定更合当时实际的地理形势。”（注：钱穆：《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禹贡》第1卷第8期（1934年）。）钱穆以《史记》所载黄帝活动的地理区域为例对之作了具体的考察。据《史记》记载，黄帝部落的活动范围“东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人“疑其行踪之超，近于神话”。钱穆对此具体解释道：“崆峒本在河南境，熊湘与崆峒同在一省。釜山即覆釜山，一名荆山，与华潼为近，所谓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是也。黄帝又与神龙战于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浊泽，一名涿泽，则即涿鹿矣。然则黄帝故事，最先传说只在河南、山西两省，黄河西部一隈之圈子里，与舜禹故事相差不远。司马迁自以秦汉大一统以后之目光视之，遂若黄帝足迹遍天下耳。此就黄帝传说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释，而其神话之成分遂减少，较可信之意义遂增添，将来若能与各地域发掘之古器物相互间得一联络，从此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实为探索古史一较有把握之方向也。”（注：《国史大纲》上册，第5页。 又见钱穆：《黄帝故事地望考》，《禹贡》第3卷第1期（1935年）。）
其三，用地下出土的实物材料来研究古史。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来，用地下出土的实物来研究古史风靡学界。钱穆对此方法也颇为推崇，认为“最近数十年来地下发掘的古器物与古文字，大体上是用来证明……古史记载的。”（注：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20页。）
三
上述可知，在20—30年代，钱穆提出的许多研究上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派而言的，是对当时疑古思潮的回应。他反对学术界疑古过头的学风，其治史主张实际上是力图纠正当时学术界一味疑古之弊。诚如他在自述早年治史目的所说的那样，“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按之旧籍，知其不然。……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诤，于古人稍作，如是而已。”（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361—362页。）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钱穆提出的研治上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固然是对当时疑古思潮的回应，然而在回应中，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某种信古的倾向。但是，如果就此把20—30年代的钱穆划归为信古派，又不免失之于简单。这不仅因为钱氏本人曾公开明确地表示过反对复古，更重要的是他主张考古，考而后信，重建上古信史。所以他一方面对考古派史家王国维的古史新证理论和考古成就极为钦佩，另一方面他又利用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的结论来论证上古历史之可信。他说：“虞夏出颛顼，殷商出帝喾，本属东西两系统，此后中国渐趋统一，乃谓双方皆出黄帝。……今殷商出帝喾之说，既有甲骨卜辞为之证明，则《夏本纪》谓夏人出自颛顼，司马迁亦应有其根据，不得因吾侪未发现此等直接材料，而遂疑其不可信。”（注：《国史大纲》上册，第6页。）而且，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也正是在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的基础上，沿着王氏的考证之路以《纪年》订《史记》之误据之以考订诸子生卒年月和春秋战国史实的。据此我们认为，钱穆早年治史既不同于疑古过头、否定古史的疑古派，也有别于迷恋往古、以古为尚的信古派，他与考古派史家王国维等人的治史观更有接近处。诚然，钱穆与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同样具有疑辨精神，主张疑与信皆需考，但他却公开声明“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7 页。）可见，把20—30年代以考据名家的钱穆归为王国维一类的考古派史家，恐怕更为恰当。所不同的是，王国维取地下实物与文献记载相证来研究古史，故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转时代之风气，其成就也就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钱穆虽然也赞同以地下新材料与古文献相证来研究古史，但是他却过分重视了文献记载乃至古史传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忽视了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对于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古史传说，虽也不免有些神话成分之搀杂，但到底是极少的。我们现在叙述中国古代，也不必拘拘以地下发掘的实物来作根据。”（注：《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0页。）所以就钱穆研究上古史的方法言，主要仍是走的从文献考证文献的传统路子，这势必会限制他考证古史的成就。这不能不说是他治古史的一大局限。
关键词：蒙古学；古籍文献；开发和利用
蒙古学研究和蒙古古籍文献利用是相辅相成的，蒙古学研究离不开古籍的史料记载和历史系统性的汲取，最广泛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开发、利用、共享也是对古籍文献的最佳保护。而蒙古学研究这一热潮更使蒙古古籍文献得到应有的文化传播和价值提升。
一、中国蒙古学研究硕果丰厚
中国蒙古学研究历史悠久，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的语言、文学、历史研究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新的生机活力，不断推动着中国蒙古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1、蒙古语言文字基础理论研究
现代蒙古语的理论研究在语音、文字、词法、词汇、句法研究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在语义研究方面，将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格语法和配价理论等新方法引入现代蒙古语语义研究，出现了《现代蒙古语动词句研究》（宝·哈斯巴根）、《蒙古语语义研究》（德里格尔玛）、《蒙古语词的多义研究》（何莲喜）等著作。
2、蒙古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2007年由美国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 Vista计算机软件系统中涵盖了传统蒙古文输入法，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工作提供了共享的应用平台。同时，原有的蒙古文方正排版系统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研制的蒙古文办公自动化软件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与相关部门共同承担研制的Lunix多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基础通用平台、蒙古文自动校对系统以及《汉蒙机器翻译系统》、《英—蒙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等国家课题顺利完成。
3、蒙古文学研究
有关历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藏文创作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蒙汉文学关系、蒙藏文学关系研究正在成为蒙古文学研究的新关注点。特别是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作品研究和清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藏文作品研究，由此推动了元曲研究、宗教文学研究、文论研究等专题学科。以蒙古族诗学理论、叙事学理论研究为重点的文论研究又激发和带动了蒙古族美学遗产研究，迄今已有不少专门探讨蒙古族历代美学思想的论文、著作及专题美学史著作问世。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以往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向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综合型研究，从单纯的文本解读、阐释到对“江格尔齐”、“胡尔齐”等传承艺人的研究，这些变化应该说是十分积极而深刻的。特别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知识的借鉴、利用，使蒙古族古代神话、英雄史诗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充分说明这类研究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展了思维空间。
4、蒙古史研究
（1）蒙古族通史研究。进入新世纪，蒙古族通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综合性、整体性的蒙古民族史、内蒙古通史、元代地区史专著。义都合希格主编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曹永年主编的四卷本《内蒙古通史》、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编的《蒙古史纲要》等通史著作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论述。
（2）蒙元史研究。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刘迎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论述察合台汗国史的著作。它的出版，填补了中亚史、蒙古史、元史研究中的空白，开创了利用多种文字资料研究蒙元史的成功范例。
（3）明清蒙古史研究。在综合研究方面，有很多论文对明清时期蒙古族法律、民俗文化、社会变迁、顾实汗、和硕特部、内蒙古各部的名称等专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在明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主要就明代蒙古人、明初社会生活中蒙古人所起的作用、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居青海、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影响、三娘子对明末蒙汉和平友好关系的贡献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清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围绕历史上土尔扈特人在国内外的分布状况、后金征服漠南蒙古的法律支撑、早期蒙古旗制、噶尔丹死亡问题、清代卫拉特蒙古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表象史、五世达赖喇嘛对清初蒙古地区稳定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4）历史人物研究。朱耀廷的《成吉思汗传》、李治安的《忽必烈传》，分别对蒙元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诠释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二、蒙古民族古籍文献国内外散存现状
历史上，由于蒙古民族的游牧性质，不断迁徙以及和周围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居住地分散而广布，形成了许多跨境古籍文献和世界性的古籍文献。
1、蒙古文古籍文献在国内的分布
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古籍办等单位联合完成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于1999年出版，该书的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
我国蒙古文古籍分布流传于全国二十几个省、自治区和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收藏蒙古文古籍较多的地区有北京、辽宁、新疆、黑龙江、吉林、青海、山西等地。据统计，在全国已发现的蒙古文古籍有17218种（可以肯定还有很多的遗漏），收藏1000种以上的图书馆有4个；1000种以下100种以上的图书馆或单位有4个；100种以下的图书馆、单位或个人有100多个。上述著录文献的统计数字难免有出入，但这个统计从总体上可反映出全国蒙古文古籍的大致全貌。
2、蒙古文古籍文献国外散存现状
相比较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蒙古文古籍文献散存在国外的情况更为严重，蒙古族历史上的游牧迁徙，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文化掠夺，使得大量蒙古古籍文献流失和散落在世界各国。
三、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
蒙古古籍可分为两大类，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
1、蒙古古籍文献有文字类
有文字类的古籍包括蒙古族文字及蒙古族古文字记载的文献典籍和历史文书；蒙古古文字和其它文字合璧记载的文献典籍；用汉文记载的有关蒙古民族资料的古代文献。
考虑和兼顾蒙古民族语言文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是古籍文献搜集和整理过程应遵循的重要原则。蒙古古籍文献在历史上的文种多样性的情况是搜集工作中所要面对的历史事实。如蒙藏合璧、蒙汉合璧、蒙满合璧、蒙日合璧、蒙藏汉合璧、蒙满汉合璧、蒙藏满合璧、蒙藏满汉合璧、蒙藏满合璧，甚至还有梵文文献。其中蒙藏满合璧较为罕见。
2、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
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主要是口碑古籍，是蒙古族先民在历史上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的具有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各种史料，大多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史诗等。
历史上，许多民间和国内外的历代史家和作者，在收集民间口头文学和蒙古先民历代流传的各种历史记忆中编撰了大量文献，这些作家因所处时代的便利和深入民间，可说是搜集了大量蒙古族民间各类诗歌、神话、传说、寓言等，而这些文献因为是第一手资料，是蒙古族先民在各个时期对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表达看法的民间著作，虽说内容和情节会出现荒诞不经、脱离实际的情况，但对蒙古族早期思想发展史、宗教学研究是宝贵资料，是蒙古族上历史原始思想的原生态纪录。
四、蒙古学研究和古籍文献利用的相辅相成
中国蒙古学研究在利用和整理蒙古古籍文献的同时，也是蒙古古籍文献实现其价值延伸和保护的途径
1、蒙古文古籍文献具有汉文文献无法替代的文献价值和社会作用，是研究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史料，也是蒙古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因其更切近实际反映本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的状况。
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建设现状在国际与国内动物考古学学科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动物考古学的教学工作越发重视起来。从学科构成来看，动物考古学主要包括动物解剖学、埋藏学、第四纪地质学、环境考古学等方向的内容。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来看，其动物考古学专业课程设置主要包括［4］:(1)动物解剖学及埋藏学，即由陈全家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动物考古学》、《动物解剖学》、《史前考古埋藏学》、《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2)埋藏学及第四纪地质学，即由陈胜前副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晚更新世以来史前史》、《考古学理论》、《遗址过程》;(3)环境考古学方向，由汤卓炜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环境考古学理论探讨》、《环境考古学文献导读》、《环境考古学专题与学科最新进展》等。根据以上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置，学生可以更好地通过利用动物解剖学和动物分类学的研究方法，以遗址和墓葬内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为研究对象，探讨古人类对动物和动物骨骼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当时的古气候和古环境，从而使其能够达到对遗址内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初步整理，掌握遗址内出土动物遗存的科学搜集方法、骨骼各部位的名称和方位、常见动物骨骼的种属鉴定方法等。
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建设现状在中国高等院校中，北京大学最早设立了考古学教学研究机构。1922年北京大学在国学门下设立了考古学研究室;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考古专业。考古专业成立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已将自身专业发展壮大成今天的基础设施完整、学科覆盖面宽、教研力量雄厚的考古文博学院。2007年，又成立了考古学系，由原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中的考古学诸教研室及科技考古教研室整合而成。目前下设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商周考古、汉唐宋元考古、外国考古和考古学技术方法等5个教研室。［2］［3］其中，除传统的各时代考古以及田野考古学等学科是北京大学的传统强项外，科技考古、动植物考古、古人类考古和外国考古等方向也有长期的积累，并逐渐与其他方向相互渗透，成为考古学系新的学科增长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动物考古学专业是包含在旧石器考古与古人类学专业之中的。尤为重要的是，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动物考古学专业具有文理交叉性质，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较广泛的人文科学知识和一定的艺术修养，并能够进行动物考古学的初步研究。
吉林大学与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相关方面比较
(一)课程设置及教学理念
动物考古学是指根据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去探讨古代各个地区不同时间存在的动物种类，并根据动物生息特性对古代环境做出推测。西方动物考古研究大约始于19世纪前期的欧洲。［5］作为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深刻影响。近十多年来，人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即人类开发利用动物资源的策略和行为，已经成为西方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学者往往通过研究人对动物的来源、分配、屠宰、储藏、消费、废弃的过程和方式，来认识当时人类的行为模式，探讨人类社会的经济成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等诸方面的问题。［6］本门课程希望通过动物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以及指导学生参与动物考古的实验研究，培养学生动物考古学的意识并初步掌握基本研究的步骤和规范。因此，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计直接关系到研究生们能否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做到掌握和灵活运用动物考古学相关理论以及研究方法。根据北京大学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比较表来看(表1)，与动物考古学相关的课程设置(除去旧石器考古学系列课程)在两所大学中差别不大，主要课程重合在动物考古学这门课上。在此基础上，两所大学各有侧重，以北京大学为例，由于其动物考古学专业包含在旧石器考古学及古人类学的方向之内，所以北京大学的动物考古学课程设置几乎包含了所有的旧石器考古学以及古人类学的相关研究生课程。另外，由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着重研究晚段考古(主要指新石器时代考古以后的各时间段考古学)及其相关问题，所以在动物考古学的课程设置上又增加了农业起源与动物驯化等课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课程体系中，还包括第四纪哺乳动物这门较为基础性、专门性的课程，这体现了北京大学重视该学科课程体系建设的全面发展以及重视研究生知识体系的合理构建。这不仅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设置的一大特色，也是我校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
近年来，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动物考古学学科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1999年成立的吉林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该中心下设的动物考古实验室是集本科教学、研究生培养与科学研究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实验室［4］。实验室配备体视显微镜、电脑、液晶电视等教学设备20余台以及数十件常规的观察和测量仪器。实验室主要承担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的实验教学，包括动物骨骼鉴定、骨器模拟制作、动物解剖、现代动物骨骼标本制作、骨骼表面痕迹分析等实验项目。同时也为研究生的自主创新实验、专业培养和教师的学术科研等提供平台。然而，反观我校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设置虽然在数量、学时、学分上来看，都远远高于北京大学，但是在此我们不得不正视仍然缺乏一些基础性的研究生课程的现实，即第四纪哺乳动物学、脊椎动物进化、第四纪环境学等古生物学、古生态学方面的课程。
从“动物考古学”这个名词上我们就不难看出，动物考古学的落脚点是考古学。又因为考古学是以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的古代人类活动遗存为研究对象，以重建古代人类社会面貌为目的，所以属于社会科学范畴。虽然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源于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但是在达到研究目标的过程中，却离不开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手段，而且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就分别来源于地质地层学的层序律和生物学的进化思想。尤其是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在全面而科学地认识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更具体地讲，动物考古学(Zooarchaeology)是指运用古生物学研究的各种技术和方法来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方法进行的考古学即科学(科技)考古学(ArchaeologicalScience)的概念来理解，动物考古学应涵盖在科学考古学之中。由于动物考古学主要涉及地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所以其主要分支学科就分别有:地理考古学(Geoarchaeolo-gy)、环境考古学(EnvironmentalArchaeology)、植物考古学(ArchaeobotanyorPaleoethobotany)等。#p#分页标题#e#
与动物考古学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地质学、地理学、古气候学、埋藏学、土壤学、生物学、生态学、人类学、民族学、年代学(Chronology)等［7］。因此，值得说明的是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在重视传统考古学的相关课程之外，还非常重视第四纪地质学、埋藏学以及古环境学相关课程的设置，因此课程体系包含了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史前考古埋藏学、环境考古文献导读以及晚更新世以来史前史等课程。我校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设置的这种教学架构的目的，是使研究生们既能从整体上把握动物考古学的来龙去脉，理解理论原理的核心，又便于在动物考古研究工作中，有的放矢地获取古环境学、埋藏学等方面的信息以解决具体问题，使得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内容更全面、更细致。
(二)课程大纲及教学内容
动物考古学研究和教学适应了现代科学大发展的形势，其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认识时间序列和古环境信息的角度，来解决人类自身及古文化发展的时空问题，以及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问题，从而起到了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从人才培养的迫切性来看，国外早在20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动物考古相关主干课程的讲授，其中以出版的埋藏学和生物考古学的著作最具有代表性。例如Brain，C．K．在1981年出版的《狩猎还是被捕食?———非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埋藏学研究》［8］;Klein，R．G．等人1984年出版的《考古遗址的动物骨骼研究》［9］;Lyman，R．L．在1994年出版的《脊椎动物埋藏学》［10］;Reitz，E．J．等人在1999年出版的《动物考古学》［11］，这些著作都成为培养动物考古学相关人才的重要教学参考书。因此，我国的一些高校针对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教学大纲、课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式、教学方法、教学目的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规划和设计。从北京大学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课程大纲及内容对比表来看(表2)，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大纲的设置较为格式化、教学化，主要是通过对动物骨骼标本的观察以及进行相关动物骨骼的模拟实验，由浅入深地介绍我国动物考古学现状以及国内国际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一些前沿热点问题。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看其来有些松散，不够系统。而反观吉林大学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大纲内容则较为系统、科学，我校主要采用动物解剖学和动物分类学的研究方法，以遗址和墓葬内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为研究对象，探讨人对动物和动物骨骼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当时的气候和环境。
(三)教材建设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根据动物考古学专业发展的方向，在教学内容上做了许多有益的调整，引入了许多与学科发展前沿相关的新内容，同时还从国外购置了大量外文版研究生教科书和相关研究资料，从而有效地推进了教学内容的更新进度。除此之外，其许多课程都加大了在课程讲授方面的国际交流和校际合作，例如，采取聘请国内外同行专家授课或长期做一些科研讲座的形式。再次，他们还积极编写并出版了一系列教材，如《石器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方法初探》、《旧石器考古学》、《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等。相比之下，我校动物考古学学科则缺乏相应的国外大学较为流行的外文版动物考古教材以及相关研究资料，而且目前教学中常用的参考书籍的更新较为缓慢，使用的多是上世纪后半叶出版的一些书籍，例如W．B．塞普提摩斯的《家畜解剖学》1962年版，郑作新的《脊椎动物分类学》(增订本)1964年版，马克勤、郑光美等人的《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1984年版等。
我国高等院校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对我校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两所高校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诸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出我校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与北京大学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落后于我国目前蓬勃发展起来的动物考古研究工作。因此，我校动物考古学方向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未来的发展方向应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培训研究型人才，完善操作方法
国内现今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人员数量有限，一些考古发掘工地在发掘时没有科学地采集动物遗存，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亟待整理。通过组织田野操作示范和实验室工作展示，同时举办相应的学术交流会等方式，讨论和规范动物遗存的提取、鉴定、测量、统计和分析方法，与国际上的动物考古研究方法接轨，为推动动物考古学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奠定基础。
(二)编写动物考古学相关教材、翻译相关参考书和工作手册
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的中文动物考古研究书籍极其有限，研究人员各自利用的外文资料也不尽统一，且目前国内还没有一本正式出版的动物考古学教材。希望通过编写、出版动物考古学教材，翻译动物考古学相关参考书和工作手册，从理论再教学的过程中加强动物考古研究领域的建设。
(三)建设完善现代动物对比标本库
秉承以今证古的原则，鉴定古代动物骨骼需要借助现代动物骨骼作为对比标本，以保证鉴定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收集和制作现代动物骨骼标本，通过实物、照片、三维模型等各种形式，逐步建设和完善一个区域性的现代动物骨骼对比标本库，供研究生们在整理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时进行对照参考。
(四)做好动物遗存的采集和整理工作
鉴于在以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往往仅是采集肉眼能够看到的动物遗存，而发表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也只能建立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之上，甚至还有不少地区连这样的动物考古研究都没有做到的现状;在研究生的野外实践中，务必要注意全面采集动物遗存，对各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全方位的整理，写好各个遗址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逐步积累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动物遗存资料并填补相关空白。从而不断积累更加翔实、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科学的动物遗存资料。
(五)做好动物埋藏学研究
动物是古代人类渔猎及由狩猎转为饲养的对象，是当时的肉食来源，是祭祀、随葬和文化交流的用品，是战争和劳役的工具。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利用动物种类和部位的差异还成为不同人群等级、身份的象征。而所有的古代动物遗存，由于当时人的有意放置或废弃，经过长时间的埋藏，到现代才被发掘出来。因此，围绕各种家畜的起源、不同时空范围内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动物遗存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证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利用动物祭祀和随葬的特征、动物在战争和劳役中的作用、动物作为文化交流的实物、动物埋藏学等方面开展研究是十分必要的。#p#分页标题#e#
关键词：古代汉语 王力 研究综述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下简称王本），是以北京大学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并参考各校古代汉语教材而制定的古代汉语专业教材，于1962年11月付梓出版。王本被作为全国高等院校的通用教材，以其科学的体例、精选的文章获得了广大师生的欢迎和认可，时至今日，时间过去近半个世纪，它仍通行于全国高等院校，在学术界引起了广大学者的高度重视，奠定了在古代汉语教学领域的先导地位。针对王本展开的学术研究角度之多，范围之广，成果之丰，是同类教材望尘莫及的，这些研究成果中既有学术专著，也有大量学术论文，下面我们进行分类描述。
一、研究专著
（一）《注释商榷》
《注释商榷》（下简称《商榷》），萧泰芳、张儒、马麦贞、白平著，是一部具有开创性和时代性的学术著作，书中对王本（1980年修订版）文选部分700余条注解提出了修正意见以供商榷，并在原书注释的基础上，补充注释了60余条，对于自己存疑但暂无他解的解释，只是提出个人的看法，决不妄下定论，这成就了《商榷》一书严谨科学的学术风格。
孙良明、张茂华两位先生对《商榷》一书进行了系统研究，对书中注释过程中运用到的训诂考据方法作了归纳总结，从考证版本用字、解说文字、辨析句读、解析词义及语法分析等多个角度对书中内容进行了爬梳整理。文中，孙、张二位先生对《商榷》一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训诂学运用于实践的新成果；它堪作为今天高校学生学习训诂的活生生的读物，学习古代汉语的良好、有效的辅导教材。”并高度认可四位学者严谨朴实的治学精神，认为四位学者充分运用古今考据、释义方法及语言学理论，对王本注释进行商榷性解释，立论有据，结论可信。
《商榷》一书的出版，对古汉语、训诂学的教学都有着重大意义，对王本的编写修订也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但是，书中尚有一些不足之处，有学者对书中的部分释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期使之尽善尽美。
孙良明、张茂华两位先生对《商榷》中训诂释义标准过于严格的问题，从语义关系分析与语译二者相区别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允许有两可现象存在。同时指出书中某些分析欠深透、明白，某些提法过于绝对化，但二位先生认为这些瑕疵不会损害本书的价值，此书仍然是当代训诂学实用方面的范例。
另外，武晓玲《献疑》一文，从四个角度指出了《商榷》中的不足之处：一是王本的注释本来不误而误驳；二是王本未注而《商榷》误注；三是王本注释欠妥而《商榷》注释待商；四是《商榷》排版或引书有误。在摆出问题的同时，作者又借助于相关考古学及文献学知识，提出了具体修正建议。
（二）《王力注释汇考》
《王力注释汇考》（下简称《汇考》），富金壁、牟维珍著。本书按原书分为十四单元，并附录《诸说杂考》10则，《论文选录》3篇等。书中既有作者对王本注释的独到见解，又有引用其他学者观点之处。对于王本与其他学者观点不一致的问题，作者通过辨别分析来摆明自己的观点：王本中不误而其他学者撰文以为讹误的地方，以维持原注为原则；王本注解不足或有解释有误的地方，参以其他学者的观点，广为细说、引而申之。《汇考》一书选文具有代表性，注释精粹扼要，深入浅出，可以作为学习古汉语的参考读物使用。
二、研究论文
王本是一部学习古汉语的经典之作，其影响之大，从收集到的研究论文数量之多也可窥见一斑。笔者共收集到学界研究论文50余篇，论文内容涉及范围非常广，个中优劣，有待考量，下面分类进行归纳。
（一）整体评介性文章
建国之初，国内高校相关专业相继开设了古代汉语课，但由于课程初建，教育部尚未颁发统一的教学大纲，导致学界对古代汉语的课程性质认识不清，各校教学内容杂乱不一，由各自任课教师自定，古代汉语课程建设非常不规范。1956年，国家高等教育部颁发了《古代汉语教学大纲》，明确了古代汉语作为基础课的学科性质，确定了古代汉语的研究对象、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及教学方法等，这为古汉语的教学和教材编写指明了方向。王本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之后，古汉语教材编著取得了丰硕成果，不断有高质量的教材涌现，至今已有40多个版本面世，并且多个版本通行全国。目前，国内多位学者专门著有文章将王本与其他通行本进行比较评析。
赵伯义选了不同年代的三种古代汉语教材：王本，郭锡良主编《古代汉语》（下简称郭本），郭锡良、李玲璞编写《古代汉语》，并从编写体例、教学内容、学术观点三个方面比较其异同，指出三种教材各有所长，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时代的学术水平，反映出我国古代汉语教材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 高校 古代文学教学 误区 措施
中图分类号：K12-4 文献标识码：A
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数量丰富，其内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我国古代文人墨客在思想、政治、文化上的智慧结晶。学习古代文学，不仅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的文人气质和审美能力，还能够让学生正确、广泛的了解和认识古代的各方面知识，在社会、文学、思想、科技、历史、政治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国高校古代文学课程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误区，导致课程教学事倍功半，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文章简要分析当前我国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误区，并研究和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从而有效提高教学的质量，推动我国古代文学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
1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误区
1.1同实际运用的联系不足
古代文学作为一项学科内容其根本的教学目的还是学以致用，即提高大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文学素养。然而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往往只讲不练，即只对学生进行单一、枯燥的课上讲解，并要求学生阅读、背诵指定的古诗词，而忽视了对实践教学的重视，使得学生缺少真正应用古代文学知识的机会。同时，许多教师和学生对古代文学的认识存在偏差，认为它是过去的语言文学，不适用于当今新的文学环境，对古代文学抱持远观的态度，从而导致古代文学的教学出现“总学习，不会用”的尴尬境地，不能很好地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的人文气质和道德修养。
1.2过分偏重文学史的教学
高校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即古代文学史和古典文学原著。但在实际的教学中，各高校教师大多偏重于对古代文学史的讲授，而忽视了对古典文学原著的讲解，导致许多中文系学生对文学发展历史如数家珍，但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知之不详。这就使得古代文学的教学方向出现偏差和扭曲，导致教学内容所涉猎的范围较窄，达不到兼容并包的效果，同时，其教学内容以偏概全，导致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时忽视原著经典，舍本逐末，无法领会经典文学作品的真正意境和精髓。此外，由于过分重视文学史，导致学生对经典文学作品的认识和评价往往局限于课本上给出的统一的作品历史意义，而对文学作品本身缺乏自己的认识和观点。
1.3缺乏同其他学科的关联性
经典文学作品的创作往往不止是语言文字的技巧，而是文学、政治、社会、民俗、科技、环境等多个方面知识共同作用产生的。特别是文学、思想、民俗、历史、哲学方面的关联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尤为突出。一部文学作品如果缺少了语言文字就缺少了根基，但如果缺少了哲学思想就缺少了灵魂，缺少了历史、民俗、政治等就缺少了血肉。因此，我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必须要对其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和学习。然而在实际教学中，高校教师往往只注重于对古代文学作品在语言文学上的成就，而忽视了其当时的政治背景、历史环境、哲学思想等，导致学生学习的片面性，无法真正领略和理解古典文学的精髓。
2加强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质量的措施
2.1积极转变古代文学的教学理念
高校教师要结合当前古代文学教育的现状，积极的调整和转变教学理念，在重视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同时，也要大力增加对古典文学作品的重视和讲授，让学生在了解古代文学发展历史的同时，真正地领略、体会和掌握古代文学作品的遣词方法、写作技巧、思想意境以及文化历史背景，从而在文学、思想、政治、社会、历史等各个方面认识和学习古代文学，以便于在社会现实中更好的学以致用，将古代文学的精髓发扬光大。例如，在学习《周易》、《左传》、《战国策》、《资治通鉴》等经典文学作品时，不仅要学习其中的文学知识和技巧，还要认识、了解和领会其中的民俗文化、历史背景和思想流派，从而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掌握古代文学作品。
2.2改革教学模式和方法
高校教师要针对当前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误区和不足，积极的调整课程设计，将古代文学课安排在古代汉语课之后（如大一古代汉语，大二古代文学），以便于在上课时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字句意思和表达意境。同时，要增加古代文学作品的讲析课时，平衡它同文学史课程的比例。并科学的设置选修课程，让其同必修课之间形成良好的互补，避免出现内容上的重复。此外，教师还要积极地组织学生开展多种课余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古代文学知识，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例如建立古文学爱好协会、诗词社团、文学写作协会等等，并定期组织诗词创作比赛、古文朗诵比赛、古文学知识问答比赛等等，从而调动学生对古文学的爱好和兴趣，丰富学生的古文学知识，提高他们的文学素养。
3结语
综上所述，古代文学是高校中文教育教学的重要科目之一，对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文学素养、审美能力和气质水平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要加强对古代文学课程的综合、全面、正确认识，针对传统教学中的常见误区科学的设定和调整课程安排，优化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和模式，从而更好地提高高校古代文学的教学质量，推动我国古代文学的良性、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提起考古学，我们总会觉得考古工作人员会私藏文物。可是从我刚一接触考古学专业课的时候，老师就会对我们进行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客观地说，不排除顺手牵羊这种事情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发生的可能，但是这种事情将会成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极大的污点，并且涉及到刑事犯罪。另外，考古界有行规，考古工作者不搞收藏，道理正符合一句俗语：“瓜田不纳履，梨园不正冠。”电视上鉴宝节目出现的“专家”也只是收藏家而非考古学家。可以说考古学是典型的穷学科，国家的文物系统更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
我也曾被盗墓小说吸引，当我经过考古专业学习之后，再亲身参与考古工作中，我才发现，事实上的考古，与书中的惊险故事大相径庭。
珠宝遍地的地下王国？并不会出现！
盗墓小说或电影中描绘的往往是一群人深入地下王国，遇到各种暗道机关，过程惊险刺激，然而考古的实际情况与小说差距甚远。
首先，墓葬规格截然不同。古代的平民墓葬和今天的普通坟墓没有多少区别，达官显贵的墓室也无非是十余平方米，轰动全国的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墓也仅仅是全长51.7米、最宽处37米（该数字包含墓道长度）。
其次，关于机关暗道。考古工作与盗墓不仅工作性质完全不同，工作方法也是完全不一样。考古工作基本都是采用用大揭顶的方式，从墓葬的顶端开挖，且普遍使用探方法发掘。这种方法一方面宏观地观测墓葬，方便信息提取;另一方面由于古代墓葬年代久远，进入其中会有很大的风险，甚至可能面临塌方。让人心惊胆跳的机关暗器还是鲜有遇到，即便有暗器，在这样的发掘方式下也基本无法起作用的。同时，按照目前的技术水平和国家政策，考古学者是不能主动发掘帝陵的。尽管像秦始皇陵、武则天乾陵、明十三陵等未被盗的帝陵中都可以预见有着数量惊人的珍贵文物，但是因为技术条件不成熟，贸然打开地宫会给文物毁灭性的打击。
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帝陵的主动发掘――打开了明神宗的定陵，墓葬打开后尽管随葬品琳琅满目，然而大部分珍贵文物的璀璨光泽在暴露于空气中几分钟后便毁于一旦。这次惨痛的教训让中央政府毅然叫停了所有帝陵的主动发掘。
发掘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不可修复的破坏，作为考古人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从发掘材料中提取更多信息，努力地去还原古人的社会状况与文化面貌。我还记得一位老师在考古工地的一次晚餐中的酒后的话，他说做学问尽管可以生活无忧，却也并不能带来多少财富，但是这就是他人生所追求的，人生的价值不能完全用金钱来衡量。他愿意带着一群更年轻的学生在安徽偏僻的小村庄中面朝黄土背朝天，在探方中追寻古人的脚步。平常他很严厉甚至暴躁，但他告诫我们，要对得起三千三百年前在这里创造过文明的先人。如果我们的考古工作不认真或是出错误，那些遗迹被挖掉了就再也无法复原。
考古并非只有挖墓：墓葬是考古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
有人竟认为，考古就是官方盗墓，可能是因为很多人觉得考古的人就是每天在和价值连城的宝贝打交道，在土堆里挖掘出精美的文物。然而，实际上考古人与盗墓者关注的点还是很不一样的。
盗墓者只需要关注文物的经济价值，而且重点在那种容易搬走的文物。盗墓者根据个人喜好不一样，和市场价格不同，会偏好不同的文物，一般而言金属器最受欢迎。当然，前提是那种不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就能搬走的金属器，而考古人则更关注文物带来的学术价值，通过出土文物，还原当时的社会面貌。
很多人以为只要是历史久远的东西在考古人眼里都是宝贝，然而实际上，流散文物、传世文物（如传家宝）对考古学研究没有很大价值，因为这些文物已经失去了出土环境。这里说的出土环境，一方面指自然环境，一件器物刚出土的时候可能是色泽明亮且有彩绘的，而在空气中暴露几分钟文物迅速氧化，彩绘脱离，黯淡无光。其中最脆弱的是纸张、纺织品和木制品，大多会迅速变成灰烬，加之经过长期流转，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坏。针对这些流散的文物，考古人并不能看到其真实相貌。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例如一件精美的传世漆器，考古人并不知道这是出现在王侯墓里还是出现在富人家，出现在宫殿里还是出现在殷实平民宅院。因此也不能通过此文物去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
大众意义上的“宝贝”，在实际考古工作中还是比较少见的。但在文物富集区，也会发生很多“巧遇”文物的故事。记得以前曾听说一个研究生学长在陕西周原遗址调查，在小道上走路被树枝刮到了头，但恰巧却发现树枝上挂着一片西周甲骨。另一位学长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工作，走在小路中被绊到了，然而回过头来仔细看竟然发现是一件青铜器……但这样的遗址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发现的大型墓葬早已被盗墓贼光顾，十室九空。
说到考古一词，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挖坟。虽然墓葬是考古重要内容，但并不是全部内容。大众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是因为墓葬出土文物比较丰富，所以人们对墓葬的考古有更直观的感受。古代村庄、城市的珍稀物品会因为各种原因不断流动，而墓葬则是最终的归宿。然而考古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些文物的发掘上，考古学是研究如何寻找和获取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以及如何依据这些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的一门学科。因此，考古人要做的，是通过对古人生活的器物、场所的研究，还原当时的社会面貌。
墓葬虽然是考古的重要内容，而为了研究过去人的生活方式，考古人还会对古代村落、城市遗址等进行发掘，了解当时的生活面貌。发掘古代村落、城市遗址，基本都是在与破碎的陶片打交道，极少出现经济价值很高的文物。但这些貌似不值钱的东西却是重新构建起古代社会面貌的基本元素。
同时，地层分布研究对于考古而言很重要，因此我们需要拿着手铲在探方内一点点地刮面，通过泥土的不同颜色判断不同的地层。有时候刮面的时候看到了文物的一角，仍需要一个层面一个层面地挖，一点点把不同地层清理干净，才可以把文物拿起来。因为直接把文物挖出来，会破坏其附近的地层结构，影响记录。
明清考古？太现代了！
在入门之前，我喜欢这门学科，更多的是靠着感性认知。这主要得益于一些电视上的纪录片。随着专业学习的开始，考古学于我而言不再是那个在面纱后若隐若现的少女。考古专业学分成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秦汉、六朝隋唐、宋元，六个时间段，通过对这六个时间段的学习，系统地学习考古学基础知识。
大多数同学对旧石器时代考古不太感兴趣，毕竟从感性上觉得当时的人类还没有创造出什么文明，倒更像古生物学。随着新石器时代开始，大家的兴致逐渐高涨起来，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很多博物馆里熟悉的器物就会浮现在脑海中，如人面鱼纹盆、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等等。
夏商周则是我最喜欢的时代，从小对于考古学的最初认知就源于充满了庄重威严的青铜重器。后母戊鼎、四羊方尊、曾侯乙编钟……精美的纹饰、庄重的造型、沉甸甸的质感，一件件镇国重器映在脑海中，遐想着古代王侯的生活。上古先民为后人留下的仅有只言片语，等待去发现的还有大片未知的辉煌。备受争议的夏朝激发着考古学者们不懈地探索和考证，父死子继家天下的王朝时代自此滥觞，其影响甚至比秦王扫六合更重大。寻找让西方信服的以文字为载体的夏文化何其艰难，中国考古学者们对夏朝的存在深信不疑，并不仅仅是出于民族自尊心：商代的甲骨文是一种体系成熟的文字，目前为止发现的甲骨文之前的与文字有关的线索，只有一些陶器上零星的刻画符，而处于刻画符与成熟文字之间的过渡性文字还未发现。
同时，商周考古学，曾经拯救了中国人对于自身历史的认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中国人第一次彻底地反思中华文明，然而这场运动在某些方面却有些过激，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提出“层累叠加的中国古史”，因为对于尧舜禹、夏商时代的历史记录，是年代越晚的文献描写得越清晰，可见是越到后代杜撰越多，从而靠想象代代叠加起了中国古史。这一论断几乎否定了整个中国古史，动摇了整个中国对于祖先的认知。然而正是这时，安阳的殷墟出土了大量的有字甲骨。甲骨片上的商王世系与《史记》所载几乎完全吻合，这足以证明我们流传数千年的商汤、纣王的故事确有其人，司马迁等史官们没有用子虚乌有的人物杜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