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近代传统民法体系局限性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民法调整的结果进行再度调整，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传统法律体系，局限性，经济法，产生，概念 一、近代法律体系的思想渊源及其基本特征 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法产生于这个时代，有它的理论背景和特定的社会背景。这个特定的社会背景就是：受近代启蒙哲学和古典经济学深刻影响的近代法律体系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局限性。经济法的出现就是为了克服传统法律体系的局限，使法律与已经发展的社会经济和已经改变的社会道德观念重新吻合起来。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的产生是对传统法哲学和经济学以及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石上的近代法律体系反思的结果。因此，要把握现代经济法的本质，我们必须对近代法律体系的理论基础，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近代法律体系的基本特点进行考察： （一）启蒙哲学、古典经济学与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 一般认为，近代法律体系由公法和私法两大法域构成。这一法律体系产生的思想基础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哲学思想和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 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法哲学思想，例如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自由是天赋的人权. “人人是平等和独立的，因此，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所有权”。在此前提下，“没有本人的同意， 最高权力不能从任何人那里取走财产的任何一部分”。政府是社会契约的产物， 没有全体人民的同意，它不可做任何有害于任何人的事情，每一个国民都有权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前提下，自由地追求财富和幸福。 这些思想无疑是现代法学思想的哲学源泉，并且，它促成了以建立在人人绝对平等、以保护私权为中心的权利本位的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 从经济理论上看，古典经济学家们在对商品经济内在规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自由经济是自然秩序在经济领域中的延伸，是最能实现人类福利的经济形态。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认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以其劳动及资本，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在没有任何君主权力作用的情况下，必定会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带来的利益。斯密奠定的自由经济理论，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奉行的信条。 崇尚个人自由的法哲学思想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理论，是现代民主政治和法律体系的两大理论支柱。同时，这两大理论支柱，也决定了近代法律体系的局限性以及20世纪以后的一系列法律改革运动。 （二）近代法律体系的特点 建立在启蒙哲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之上的近代法律体系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1）基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将法律分为公法、 私法两大法域。其中，以调整私人关系，保护私权为目的的，为私法；规范国家行为限制公权力扩展的法律，为公法。 在公法领域，在建立现代民主政体的基础上， 强调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约束。 （3）在私法领域，基于人人平等、同质的假设， 对民事主体进行高度的抽象，并在此基础上构筑权利义务体系。 受启蒙哲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深刻影响的近代法律体系形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其形成后， 对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主要原因在 于这种法律体系是随着当时的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它的产生和施行具有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当时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充满着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小作坊和小农产主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社会。近代法律体系正是在这种社会模型的假设上设计的。然而，两个多世纪过去后，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建立在这种社会模型上的近代法律体系已日益显露出其局限性。 二、近代私法体系的局限与经济法 深受启蒙哲学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的、近代私法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性假设就是一切民事主体绝对的平等。近代民法通过对民事主体的高度抽象，清除了各类民事主体的任何具体的特征，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彼此完全相同，完全一样的同质的人。在这个基础上，构筑了其庞大的规则体系。一切人都是相同的，法律必须对每一个人都赋予相同的权利，设置同样的义务，法律不对具体人格进行几乎任何程度的识别，仅以行为能力制度和监护制度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给予最低限度的保护。作为近代民法支柱的三大原则，即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契约自由原则或私法自治原则和过失责任原则，无不来源于它对民事主体同质、平等的抽象假设。立法者深信，惟有如此，才能体现法律的公正性，才能实现人类真正的自由，并在自由的逐利过程中，实现人类的最大福利。 然而，随着自由经济的发展，建立在传统哲学和自由经济学基础之上的近代私法体系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自由经济发展过程中弱肉强食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处于强者地位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夺。依传统民法的观念，资本家与工人是完全平等的，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只能通过充分体现契约自由的契约法来调整。然而，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出现和发展，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剥夺，在城市中生活的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便无法生存。而法律却并未考虑到这个问题。另外，雇主出卖商品获得的收入首先由他自己获得，然后，再发给工人工资，这是商品经济的交易规则，对于掌握分配权，同时也决定着工人生存命运的资本家来说，他以各种理由扣减工人工资，工人除了忍气吞声之外，别无它法，对此，法律也未进行考虑。建立在抽象人格假设基础上的近代法律体系的局限性首先在社会劳动领域充分的暴露出来。绵延不断，愈演愈烈的工人运动，无疑是促使人们对近代法律体系的合理性进行反思的一个重要动因。 第二、处于优势地位的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剥夺。经济活动的企业化，培育了一批又一批财力雄厚、各种专业人员齐备、触角遍布全球的大企业，与这些大企业相比，作为社会个体的普通消费者根本不可能与之匹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城市化生活方式的普遍化，消费者的境况更加恶化，信息的不适当分布，更加剧了消费者的“无知”以及基于这种无知而受到损害的可能性。而近代民法理论认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只能通过契约来调整。“契约的当事人被认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裁判者，如果他们自由自愿地缔结了契约，那么，法律的唯一作用就是使之发生效力。至于当事人一方在经济上占有强大的讨价还价地位，那是无关紧要的”。显然，面对现实的经济社会， 对传统民法原则的固守，只能使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遭受经营者的任意宰割。消费者正当利益的被侵害开始引起人们的日益重视，消费者境况的恶化与消费者问题的普遍 化，终于引发了席卷全球、愈演愈烈的消费者运动。 近代民法是对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肯定，梅因说，近代私法体系的建立实现了法律发展“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依照启蒙法哲学和古典经济学思想建立起来的私 法体系，为保障人权，彻底根除封建等级制度，维护自由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抽象人格的假设，仅仅是一个假设而已。将每一个人视为同质的、完全相同的人，并在此基础上设立的近代私法体系的正义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正义，而不可能是实质意义上的正义。由于近代民法的这种局限，故而对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进行再次调整就成为必然。在经济生活中，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自由资本主义初期，这些关系完全通过合同法，根据契约自由的原则进行调整。进入产业资本主义阶段，劳动者地位的日益恶化，工人运动的不断高涨，民法中基于资本者与劳动者平等的假设而以契约自由为原则调整劳动关系的规则首先暴露出其与现实的矛盾，对民法调整的结果进行矫治的行动首先在这一领域发生，其结果是导致基于对劳动者与雇佣者具体人格识别，并在对劳动者弱者地位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从保护劳动者一方利益出发而制定的劳动法的出现。随着经济的发展，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市场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垄断者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一手遮天，公平自由竞争并通过这种竞争将人类引入天堂的梦想已经破灭。为了弥补传统民法的不足，从而导致了现代反垄断法的形成。自本世纪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人类生活的高度城市化，人们对商品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而技术的发展又使人们对商品越来越陌生，加上经济势力、交易能力以及商品生产本身所固有的经营者最大化利益追逐动机和信息天然地偏向于经营者一方等等，这些均使消费者的地位日益恶化，消费者的弱者地位同样使传统民法陷入困境。故而再次发生对近代民法的修正，其结果便是，基于经营者与消费者具体人格识别而制定的消费者保护规范的大量出现。这些法律规范无疑是今天人们所说的经济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可见，对传统民法局限性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民法调整的结果进行再度调整，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公法体系中国家职能的变化与现代经济法 （一）从消极国家到积极国家 在启蒙哲学及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看来，国家是一种恶的存在，是不得己之恶，是实现人类自由与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在市民社会中，每一个人以自己的存在为目的，而以他人为手段。 每一个人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会自发地实现社会最大的福利。因此，任何形式和程度的国家干预，对人的自由的实现，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对人类的公共福利的实现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仅仅在于最低程度的维护秩序的需要，通过它可以避免原始野蛮状态下的互相惨杀和无休止的争斗，国家的基本目的乃在于实现理性的人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国家本身不得以任何借口限制人们正常的权利行使和理性的自由意志的实现。在此前提下形成的国家，完全是一种消极的国家，是独立于市民社会和市民生活之外的存在。市民社会中的一切皆属于市民（包括法人）自由意志的空间，国家公权无任何活动的余地，仅当自由和权利受到侵害时，公权才得以发动，以消除对自由的威胁。国家的基本角色是充当市民的“夜警”和“仲裁人”。所谓夜警国家，警察国家，治安国家等等，虽然表述不同，但其最基本的内涵都是强调国家的基本职能在于维护社会最低程度的秩序与安全；同时，对人们在实现自由、行使权利过程中发生的冲突进行调停和裁断。司法过程本质上仍然是权利和自由的界定和实现过程。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经济活动的“溢出”，导致社会环境的日益恶化，无休止的掠夺性开发，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人类面临毁灭性的危险；市场自发的资源配置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分配不公现象更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失业、通货膨胀使已经混乱不堪的社会雪上加霜；经济危机频繁地发生并日益加重，更使人们频于绝望。这一切使人们对自由经济的消极面有了新的认识。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人们再次将求援的目光投向了国家，对国家提出了更多 的要求，产生出更多的期待，认为国家不应该总是对社会及经济生活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应该为实现公共福利积极主动地干预社会，干预经济生活，通过其外部引导力量，调节社会经济生活。国家观念的转化，引起了由夜警国家向福利国家，由消极国家向职能国家的过渡。正如英国著名的法学家L？D？韦德所言，在200年前， 人们希望国家不要压迫它们，在100年前，人们希望国家给他们更多的自由， 而在今天，人们则期待国家为他们多作些事情。在人们的普遍期待中，国家对社会生活的介入逐渐成为普遍的现象。 （二）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 随着国家观念的转变，现代国家的职能得到充分的扩展。除了传统治安国家的职能外，其产生的新的职能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管理职能 即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对相关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职能。公共管理是国家职能转变的重要体现。在夜警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仅仅在于维持必要的治安的水平上，而在职能国家，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进一步强化。它不仅从公共安全的需要出发对社会进行管理，而且从实现公共福利和经济的宏观效率角度对经济事务进行管理。与经济有关的公共管理职能最重要的具体体现在于对市场交易行为的管理，以及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而对与环境影响有关的经济活动的限制，为实现土地的合理利用，而对土地进行的管理等。 2.调控职能 即通过国家经济杠杆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和控制。调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宏观层次上的结构合理和高效率运行。调控的手段既包括刚性的直接调控，也包括柔性的间接调控。前者通常是指对具体经济活动主体直接实施的行政指令和行政安排，后者则通常包括对一般经济主体的政策性劝导和通过经济杠杆而做出的利益诱导。其中，经济杠杆的运用是最常见的调控手段。 3.经济参与 即国家以经济主体的身份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但国家的参与并不是直接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国家的参与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必要的：第一，通过国家参与经济，为一般大众提供其必要的但是又不能或不宜由市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第二，为一般民众的利益，通过经济参与实现对市场的有效调节，如，为平抑物价而参与某种商品的进口、出口订购和销售等。 4.公共服务 即由国家向社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这里所谓的服务，不是国家作为市场主体而提供的商业性服务，而是国家作为公权者而提供的职能性公共服务。如国家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提供商品服务信息，进行商品质量检验，进行消费教育；为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而组织就业培训，提供就业中介服务；为引导经济活动而提供市场供求信息；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开展科技咨询等等。 （三）国家经济职能的实现方式与经济法 国家经济职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其一，通过抽象的国家行为； 其二，通过具体的国家行为。前者，通过一定的法律规范而实现，一方面，国家通过立法，界定经济活动主体的活动空间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当经济主体活动越出法定的范围或采用不合法的方式进行经济活动时，国家公权发动，通过公法责任的追究而迫使其就范。在这里国家的意志通过法律对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的作用而实现；而后者，则是国家对特定经济主体的特定事务做出处理的行为。 实现国家经济职能的两种方式是互相依赖，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的，但在实现国家职能方面，二者的适用范围却是不同的。在上述各种经济职能中，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宏观调控职能，可以通 过抽象行为而直接实现。在公共管理领域，通过有关法律的颁布可以为被管理者提供行为依据，并以法律上的强制力保证其按照法律要求进行经济活动。在宏观调控领域，通过在法律中对各种经济杠杆的确定和利用，使经济活动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对其利益风险进行重新估计，以做出符合公共利益和有利于经济总体结构和宏观总体运行与发展的行为选择。同时，在公共管理领域，抽象的法律规制与具体的行政行为并不排斥，一方面，抽象行为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具体行为有其独立存在的空间；另一方面，抽象行为价值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具体行为的保障。在宏观调控领域，也不排斥具体行为。如，为实现国家政策而对某一经济主体进行劝导和在特定情况下的行政指令。 与此相反，经济参与和经济服务的职能一般只通过具体行为实现。作为实现国家职能另一种形式的抽象行为，几乎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由于国家经济职能不可能通过法律这种抽象形式而得到全面的实现，故具体行为的运用便显得必要，但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具体行为本身也需要约束，惟有如此，国家权力运用才能取得合法的形式，权利滥用现象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由此，便产生了对另一种法律的需要，这种法律就是规范行使经济方面的权力的法律。它以国家公权（主要是行政权力）的运用为主要规范对象，故所谓经济行政法，从真正意义上说，只能包括这一类法律。我们认为，对国家职能实现形式的混淆，乃是经济法与行政法之争的根源。 综合上述，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国家干预经济的需要，从而导致现代国家经济职能的产生，经济法是实现国家职能的一种形式，夜警国家向职能国家的转换，应是经济法产生的又一原因。 四、对现代经济法概念的再认识 基于以上对经济法的观念形成的原因分析，我们认为，对经济法概念，应从以下角度来认识： 现有的经济法理论大多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与某种经济主体之间的特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他们将国家作为经济法调整社会关系的一方，将其他主体作为经济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另一方。目前，影响较大的几类经济法理论，如经济管理法论，经济行政法论，经济协调法论，宏观调控法论，等等，都是从这一角度对经济法进行界定的。其后果便是经济法无法从理论上廓清与行政法的界限。 我们认为，经济法是规制和调控经济的法律。经济法本身就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规制和调控，将经济法界定为调整国家与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法律，实际上根源于对国家经济职能实现形式的片面理解。如前所述，国家干预经济可以通过其实施具体行为来实现，亦可以通过立法这种抽象的行为来实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经济法的“国家干预性”不应理解为它是调整国家在干预经济过程中与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而应理解为它是国家实现对社会经济干预的法律，国家制定经济法本身就是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经济法的实施，干预的目的也因此而得到实现。 因此，两种不同形式的国家干预的区分，是划清经济法与行政法界限的基本前提。规范国家通过其具体行为干预经济生活的法律，为行政法（经济行政法）；而国家直接用来规制调控经济的法律便属于经济法。前者调整国家与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以规范国家行政权的行使为内容；而后者调整经济活动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区别已泾渭分明，一目了然。 承认经济法调整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引起经济法与民法的再度争论呢？我们认为，这也是可以避免的。很明显，民法是私法，是保护私人利益的法律，它通过财产权的界定，主体资格的确定，基本活动方式的提供和基本活动规则的订立等等来促进市场的形成，维护市场主体的高度自治，保护私权。民法基于人人平等同质的前提而制定，民法的主体是高度抽象的几乎没有任何具体特征的“人”（包括法人），在民法中，不存在享有特殊权利和承担特别义务的主体。基于这种假设而制定的民法 ，构成市场经济中普遍适用的一般规则。民法领域是自治的领域，一方面，在许多情形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意思排除法律的适用，另一方面，法律责任的追究要以当事人主动行使诉权才能实现，实际上，民法规则如何发挥作用，完全要依赖当事人的意思。而与此相反，经济法则属于社会法，它是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制定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正义、交易公平、宏观效率公共福利。经济法是在对经济活动主体的具体人格进行识别的基础上而制定的，因此它可以根据不同主体而做出不同的权利义务设定，以实现相互关系中的实质正义。经济法是强制法，任何主体不得通过协议排除其法律规则的适用。违反经济法，将受到国家的制裁，这种制裁由国家依职权进行（通常为行政处罚）。由此可见，民法与经济法在价值取向，法律性质和调整方法上是完全不同的，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是市场内部的法律，经济法则是市场外部的法律。国家通过经济法作用于市场，以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保护市场交易的公正合理，保障宏观经济效益的实现。 「 卢梭。社会契约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0.9。 洛克。政府论［下］［M］。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方法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51—52。 同上。 王连昌。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76。 韩世远。免责条款研究。民商法丛论第二卷［C］。457。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 西南政法大学·李东方
一、推行市场化改革，促进企业家脱颖而出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近年来，紧扣市场经济脉搏，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狠抓市场化改革，发明最有利条件，形成了优秀企业家屡见不鲜、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
一是按市场化要求推进企业改革。从年开始，市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全国率先推行了股份合作制、四扩一调”和企业组织形式升级三步改革，使企业逐步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广大企业经营管理者同时成为企业产权的所有者。经济利益的直接联结、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激发了自主守业发展的干劲和活力，促使不时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管理才能，进而百炼成钢，生长为能管理、善经营的名副其实的企业家。近年来，市先后涌现出了等一大批在全省、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家，其中有23人获潍坊市以上优秀企业家称号。
二是按市场化要求配置人才资源。主要是改变保守的企业干部选任模式，通过竞争上岗、公开招聘、测评推荐等方式，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近年来，全市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普遍推行了竞争上岗制度，通过网上申报、参与人才招聘会等方式，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优秀经营管理人才360多名。市委还成立了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评荐中心，去年以来为16家企业胜利推荐了22名经营管理人才。
三是按市场化要求转变政府职能。适应改制后企业成为独立市场主体的实际，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努力改善发展环境。软环境建设上，建立健全了市级领导包靠企业和联系企业家制度；围绕招商引资、项目用地、户籍管理等，先后出台优惠政策30余项；成立了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清理、减少审批项目437项；设立经济软环境投诉中心和行政效能投诉监察中心，对机关效能进行督查。硬环境建设上，市里每年投资数亿元用于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设了25平方公里的经济开发区，实行“税外无费”政策；过境诸城的胶新铁路已正式建成通车。优良的守业环境，激发了企业家的守业热情。近几年，市每年新上投资过千万元的大项目都在50个以上，去年达到194个，总投资额107.8亿元。
二、坚持职业化定位，提升企业家整体素质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家队伍，必需走职业化道路。坚持以职业化为目标，引导和协助企业家不时强化职业意识，努力提高职业素质。
一是强化教育培训，加快知识更新。近几年,培养锻造优秀企业家队伍全力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近年来。市里先后邀请专家、学者30多人次前来授课，对企业经营管理者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宏观经济形势、现代管理知识等方面的培训，共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16期，培训人员2160人次。着眼于培养造就一批高层次的职业经理人，还建立了职业经理人培训基地，定期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前来授课。市里还积极发明条件，引导鼓励企业家到高等院校进修深造，目前全市取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企业家占总数的75％左右，其中有16人取得MBA学位。
二是加强横向交流，促进共同提高。由市政府牵头，组建了企业联合会，同时依托纺织服装、食品加工、机械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成立了三个行业协会，目前已有200多家企业入会。协会定期组织不同层次的经营管理人员沟通情况、交流心得、开展研讨。汽车工业协会自成立以来，围绕培育壮大诸城的汽车产业，进行多次协调磋商，使一大批机械加工企业加入到福田公司配套厂家行列，仅去年一年就增加会员企业50余家，为加速“诸城汽车工业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是搞好人才储藏，培植新生力量。建起了企业后备人才库，将全市限额以上企业的中层以上干部全部纳入其中进行管理，并通过网上觅才等方式不时加以空虚，目前已拥有1000多名企业经营管理者信息。同时，对库内人才定期进行培训、考核，合格者颁发任职资格证书，并向有关企业推荐。市里还在市经贸局单列编制，从应届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中选聘优秀人才，局机关和骨干企业进行双向任职锻炼，待条件幼稚后放到企业管理岗位上去，去年已选聘4名，今年计划再选聘10名。
三、加强制度化建设，创新企业家管理机制企业家队伍的壮大和健康生长需要完备的制度做保障。
为调动和维护企业家干事守业的积极性，促进企业家队伍不时发展壮大，建立起了一套既有激励、又有监督约束的管理制度。
一是完善干部管理制度。依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及时调整企业干部管理方式，把依法选聘与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有机结合起来，重点放在对企业干部的实绩考核上，建立健全了预警制度。市里为每个企业家建立起《实绩档案》实行任期目标和年度目标责任制，并严格考核。对经营不善、未完成年度目标的向经营班子发出警示；对经营中发生问题的通知企业董事会，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完全或整改不及时的通报给企业股东大会，由其决定有关责任人的去留。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经济管理；结合
中D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1-0188-03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管理思想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基本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千百年来滋养和塑造着中国人的品格与灵魂，建构起中华民族独特的气质与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延绵五千年而不中断的民族文化。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经历冲击、融合、革新、发展，最终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内涵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基本思想是以提倡“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为主的儒家思想，在这一核心内涵和基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概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管理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涵盖广泛，涉及到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其中也蕴含着许多经济管理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从事着社会管理、经济管理、军事斗争、文教思想等各项工作和管理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思想，而这些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
单从经济管理方面而言，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在千百年来的经济活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管理思想，而这些思想又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之一。
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的先贤圣哲们就对经济管理思想有过自己的判断与论述。例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寓于利”，以及君子“谋道不谋食”的言论，反映了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但不完全排斥‘利’，而是要求‘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主张以义求利。”[1]墨家主张义利统一，从而在义利观上形成了辩证的态度。在经济思想上，我国很早就形成了“重农务本”的思想，并且这一思想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一直是国家经济管理思想的基石。在企业经济管理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出“以人为本，以和为贵”“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法治国、贤能并举”等思想，这些思想至今仍是现代经济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现代经济管理面临的困境及出路
时间推进到21世纪，当今时代世界经济出现了各个经济体密切联系而又互设壁垒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态势。从宏观上看，长期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在加强，然而，由于近些年经济发展低迷，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一股“反全球化”的浪潮正在酝酿和发展。“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外部环境异常复杂，美国‘特朗普现象’、英国脱欧、难民危机、恐怖事件、社会两极分化等，使反全球化声浪时起。”[2]“这一切确实表明，全球化正在退潮，世界变得更国家化，各国对全球化热情锐减，全球化跌入低谷。”[2]从微观上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有其自身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导致其经济发展的缓慢、停滞甚至倒退。当代主要经济大国或组织，如美国、欧盟、日本等，近年来经济发展趋缓，亟须在经济管理或其他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提振经济。总而言之，当代世界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发展迟缓，各种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思想不断涌现，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困境。
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虽然从属于世界经济的范畴，受到世界经济总体形势的影响，然而，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始终能够相对独立地保持快速增长，对低迷是世界经济起到助力和提振作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差别迥异，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经济管理思想而开展的经济活动实践。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中国企业采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经济管理思想相融合的经济管理模式，从而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大大提升。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许多可供今人借鉴的经济管理思想，我们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经济管理思想的营养，结合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开创具有新时代特点的经济管理模式，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例如在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各国贸易政策逐渐转变，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国际经济总体环境下，构筑贸易壁垒，保护本国经济发展的方法并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复苏，它只会片面、暂时地保护本国经济局部利益不受严重损失。从长远来看，这种以邻为壑、自顾自存的做法是不利于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要破解当今世界经济停滞、衰退的困局的正确做法应该是，正视经济严峻形势，通过刺激贸易的其他方法，继续推进贸易全球一体化，千方百计地寻求合作共赢的经济贸易政策，从而为度过世界经济发展困局而同舟共济，勇往直前。而我们提出的这种想法，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太极图所体现的阴阳平衡思想。太极图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的智慧，从相互依存又互补共生的阴阳鱼的图形我们可以得到启示，阴阳二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二者在动态平衡中得以发展。某一国与世界经济犹如阴阳二元，相互依存、互补共生。我们做事不能违背这一原则，割裂二者的联系，这样就丧失了发展的基础；我们要在二者的对立中，创造条件，促进转化，找到实现共赢的途径，实现二者的动态平衡，最终达到共同发展。
当前世界性的经济发展不景气状况，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各个企业的发展。然而，能够正确掌握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方法、找到适合企业发展的经济模式的企业，将会在国际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脱颖而出，赢得巨大发展；而那些不能适应变化，经济管理落后的企业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境地。问题的关键在于运用合适的经济管理方法，经济效益提升和企业发展的各种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从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而言，要采取合适的经济管理方法，必先具备成熟的经济管理思想。各国企业的经济活动实践一再证明，单纯依靠西方的经济管理思想或是中国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都不能很好地解决当前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管理思想与西方近现代经济管理思想相融合，汲取二者所长，融会贯通，才能很好地解决当前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战后世界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这与西方经济管理思想有很大关系，同时也离不开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所阐述的管理思想。近年来，一股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热潮已悄然兴起，许多人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汲取有益内涵，创新经济管理方法从而取得巨大成功。例如，人们把儒家的“以和为贵”“诚实守信”思想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去，使企业得到巨大发展；人们将道家的“柔性管理”（“所谓‘柔性管理’，就是按照事物自身的法则来进行管理，不把人的主观意志强加给事物及其过程，即‘无为而无不为’；强调‘柔弱胜刚强’，认为只有柔弱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刚性的事物很快就要走向反面。” [3]）运用于经济活动中，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的结合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相结合的可能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优秀的民族文化之一，是中华民族对世界贡献的宝贵财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我国乃至全世界都有着重要的传承和借鉴意义，它能够为现代人们提供启迪和帮助，从而促进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经济领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管理方面的重要思想可以为现代经济管理提供借鉴和启迪。因此，我们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使之与现代经济管理相结合，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强调，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和智慧为中华民族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滋养。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依然能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近年来，伴随着‘国学热’的出现，一些企业开始有意识地把中国传统文化应用到企业管理之中。特别是2005年以来，从长江三角洲，到珠江三角洲，再到环渤海地区出现了一大批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公司治理的企业。这其中既有民营企业，也有合资企业，还有一些是外商独资企I。”[4]这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是可以融合的，二者相结合，能够促进经济更加蓬勃地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相结合的必要性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各异而且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之间充满了激烈的竞争。“曾几何时，言及企业管理，可口可乐、花旗银行、通用汽车的故事始终扮演着值得剖析与效仿的经典的角色。然而，2008年爆发的那场金融危机，把这些以往被我们奉为传奇的企业及其背后的西方企业管理理论一并推下了神坛。”[4]
从国内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企业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多，整体竞争力显著提升。但是，需要看到的是，企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管理方式落后，尤其是管理理念落后问题。一些企业的管理理念‘全盘西化’，对外来的管理经验和模式盲目地照搬照抄，结果却不甚理想，无法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些企业，管理理念极为粗放，尤其一些小微企业甚至采取的是家族化管理方式，管理理念极为落后，效率也极差，对企业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5]
所以，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从长远来说，要想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就应该千方百计地提高现代经济管理效率，而要提高现代经济管理效率就应该具有现代经济管理思想。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相结合，可以为经济管理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相结合的优势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各有特点，并且二者可以相互补充。将二者结合起来，可以发挥各自所长，促进经济更加高速发展。从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的关系来说，首先，传统文化能够促进现代经济管理的有效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对几千年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继承，必然对现代经济管理有借鉴和指导作用。我们只有通过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蕴含的经济管理思想进行深入的理解和把握，结合客观实际进行运用，才能实现对现代经济管理的高效管理。其次，坚持现代经济管理，还需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范围内、跨越几千年的历史维度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毕竟与世界范围、与现代社会经济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异，因而我们不能生拉硬套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进行现代经济管理。我们的正确做法应该是，深入理解分析传统文化的精髓及运用的思想原则，把握好现代经济管理的实际情况，借鉴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思想原则，将之运用到现代经济管理中去，促进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相结合，能够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经济管理中注重整体性、处事灵活性、促进和谐共赢等特点，同时又能够发挥西方近现代经济管理的科学性、高效性的特点。二者紧密结合，是解决当前经济领域各种问题，破解经济发展滞缓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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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凤英.G20杭州峰会：全球经济治理转型新起点[J].当代世界，2016，（8）.
[3] 蔡丹芸.传统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盐业，2016，（11）.
在近代的研究中，王树槐以建设委员会档案为主，以电厂为单位，展开一系列的电业研究。王氏研究的电厂包括上海、镇江、南京、江西九江等地，其研究取径自我定位为史个案研究，多著重内部经营情形以及政府的角色。个案之中，南京的首都电厂为建设委员会的经营事业之一，其余电厂或自清末的官办改为商办，或为民间自设经营。（注：南京首都电厂的研究见《首都电厂的成长，1928-193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991.6）：293-334。）其《上海浦东电气公司的，1919-1937》、《上海闸北水电厂商办的争执，1920-1924》、《上海翔华电气公司，1923-1937》及《上海华商电气公司的发展，1904-1937》四文，说明电厂经营顺利者，或在于企业主的专业能力、管理长才、洞见当地未来的发展潜力（如浦东公司的童世亨、翔华公司的陈保钦），或在于企业资金雄厚、政府的协助（如华商公司、闸北公司）。至于政府的态度，以翔华公司从激烈的竞争中争取设立的例子来看，省署与省以下的基层机关团体立场互异，中央政府则多居中妥协。但整体而言，中央及地方政府对电厂经营仍以协助为主，如华商公司改商办及扩充营业区，为配合地区需求，政府少有阻碍。（注：此四篇论文依序见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89-132、25（1996.6）：167-212； 《郭廷以先生九秩诞辰纪念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上册，页157-182；《近世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581-603。）
上海以外，王树槐《江苏省第一家民营电气事业--镇江大照电气公司（1904-1937）》，说明大照电气公司由于镇江市经济日渐衰落而未能发展。（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4（1995.6）：517-571。）而《九江庐映电灯公司：自营与政府的整理（1917 -1937）》，则说明电厂因经营困难，一度由建设委员会接管， 至步上正轨后再归原公司经营。此个案显示早期大多数电气事业面临资金筹措及人才缺乏的情形下，政府角色的重要性。（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137-184。）
其他工业方面，何思眯《近代中国卷烟工业之发展（一九一二-一九三七）》概述卷烟工业在中国的兴起、发展，及其从外资色彩鲜明到华资崛起的演变过程。（注：《国史馆馆刊》20（1996.6）：95 -114。）程玉凤《从技术转移看"资源委员会"的人才培养--以"三一会派"为例》，肯定1930年代派员赴美电工、电力、机械等工业技术的人才对中国工业发展的贡献。（注：《国史馆馆刊》20（1996. 6 ）：139 -175。）
（四）赋役、租税与财政
这方面的文章，有探讨官方对城市工商业者（行户）的强制性买卖（临时性的税）和行会上供的弊端，如黄纯怡《试论宋代的科率》、《略论宋神宗时期之免行钱》，叙述宋代科率制度的实施、流弊、政府的改革，以及对行会实行以钱代役的始末。（注：《试论宋代的科率》见《兴大学报》5（1995.6）：97-114；《略论宋神宗时期之免行钱》见《兴大历史学报》4（1994.5）：41-54。 ）也有以手工业物料及流通的成品为主，如罗丽馨《明代的手工业税》，依课税机构、、税额分别详陈，税额方面由于史料缺乏，只能根据部分钞关及门摊税（近似营业税）略作推估。（注：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相关主题可参照罗氏近年专著《十六、十七世纪手工业的生产发展》（台北县新庄市：稻禾出版社，1997年），对当时手工业部门的制造、流通情形言之甚详。）宋惠中《晚清湖南的商业税与商业--以厘金资料为中心的讨论》，除了检讨厘金数字作为反映通过贸易量的可能限制之外，从厘金局卡的设置区位来看，反映湖南省内贸易网络的建构仍以便利的水系为主。（注：《史原》20（1997.5）：363-401。）王良行《1929年中国国定税则性质之数量》，从进口税率、税额及进口物量三方面，分析1929年国定税则的真正功能。根据他的分析，该项税则确有保护民族工业的功能，而非如经济学界所说的只是增加税收功能而已。（注：《近代史研究》1995.4：209-248，此文又收入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中。）
财政方面，政府的盐专卖制度和盐法在不同地区的实施情形，及其如何地方财政，向为研究重心。梁庚尧《南宋广南的盐政》描述两广盐政的发展始末、差异、亦即广东一直实行商运商销的钞法，广西则是经过官卖与钞法反覆更迭之后，确立官卖的稳固地位。梁氏认为，南宋中期以后两广形成广东抑卖盐钞、广西官卖抑配的现象，使得两地的盐法只是形式上的差异，其实已近乎官卖。（注：《大陆杂志》88.1（1994.1）：7-19、88.2（1994.2）：14-27、88.3（1994.3）：15-27。）两广之外， 区域盐政的讨论还可梁庚尧《南宋四川的引盐法》及许世融《井盐对宋代四川地区国防、财计、社会、经济等方面之影响》二文。这两篇文章都讨论盐利与四川财政的关系，前者侧重军事因素和政府介入盐的生产管制，后者偏重盐利的广泛用途。据梁氏所述，南宋初年四川因负担对金战役经费以致财政生困，中央政府以四川盐利作为经费来源，实行引盐法，亦即经由对盐商征课而将私井纳入管制，以增加课入的纾困办法。结果，井户和盐商的境遇因政府偏于以课利为标的而趋于恶化。政府虽曾致力改善这种现象，但当对外战事再发带来财政压力时，政府的政策仍是课入优先。在许世融的文章中，强调四川盐课收入在岁计、边防、养士的多方贡献，并叙述北宋政府从处理与盐有关的族群或社会冲突事件中，逐渐发展出一套"以盐笼番"政策，以宋政府所掌控的经济资源作为交易，换取边境和平。（注：梁庚尧文见《台大历史学报》20（1996.11）：501-536。 许世融文见《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6（1994.9）：107-127，有关川盐的细部研究，可再参许氏硕士论文《宋代川盐的生产管理运销及其对社会经济之影响》（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1992年）。）
梁庚尧《南宋四川的引盐法》提及财政策略的调整与对外战役的关系，这在郑樑生《东南沿海地区倭乱对明朝财赋所造成的影响》一文中，也有类似的探讨。郑氏讨论16世纪中期明廷对东南沿海寇乱的因应措施，包括在灾区减税粮及停征，以及实施额外提编、加派以增税收。但是后一项措施却未随倭乱平息而取消，反而使某些职官增加贪渎机会。（注：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盐专卖历史悠久，至20世纪前半期，其商业利益仍是政府独占事业中重要的一项。何思眯《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一九四一--一九四五）》一书，对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各项专卖事业有完整的描述。为因应战争支出，挽救战时财政赤字及通货膨胀，强化统制经济的政策遂成为当时之需，措施之一即为开办专卖事业。据何氏所述，实施盐、菸、食糖、火柴专卖的前三年，专卖收入迭年有增，基本上已达到财政收入的目的。（注：此书为著者据其同一题名博士论文（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3年）修改而成，由"国史馆"于1997年出版。）
财政当中，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也是学者研究的主要课题。据何汉威《从清末刚毅、铁良南巡看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的研究，清末中央政府和地方督抚都对其辖下的财政管理失去有效的监控能力，与过去学界所提的两种论调（督抚专政说--中央集权体制瓦解，督抚权力膨胀：中央权力的旁落和督抚专政程度皆未如想像中的大）有所差异。他认为中央政府虽仍保有政治及行政权力，但无法准确掌握各省财政讯息，督抚的财权则在财税征收过程中受吏属制约，这种情形在与税入最相关的厘局、盐务和常关等重要机构里都可看到。因此，刚毅、铁良南巡之事，实可视为中央向各省硬性摊派的一个环节，清政府仅著重短期的财政扩张，无长远的财政体系管理。（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8.1（1997.3）：55-113。）
另外，为了理解一个大帝国如何掌握及分配全国性经济资源，必须利用数据性史料。对这方面的史料，赖建诚在《〈万历录〉初探》文中举《万历会计录》做资料性的解析。此书为记载明万历年间政府田赋、盐茶钱法、商杂税的收入，以及官僚俸禄、各镇军饷额、宗藩禄粮及皇室开支等支出。著者认为，对于理解明朝经济结构的变迁而言，此书的贡献不如《会典》、《实录》。但《会记录》中各行政层级的收支细况极为详细，可用以分析经济资源分布不均度。至于书中盐茶钞三项资料皆是沿革事例，助益不大。（注：《汉学研究》12. 2（1994.12）：137-156。）
（五）货币、、物价
传统中国实行银钱平行复本位制，银、铜的供给除了中国本地所产以外，境外银、铜输入量的变化如何对境内货币流通产生影响，尤其值得注意。关于银的供给，16世纪以降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情形，全汉升曾有多篇论文详论。其近作《明清间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估计》采取法国学者索鲁（Pierre Chaunu）的估计， 认为新大陆发现后美洲白银出口量中约有1／3透过不同的路线流入中国。（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3（1995.9）：679-691。）至于铜的供给，据刘序枫《清乾隆年间洋铜的进口与流通问题》的估计，自1684年海禁开放后，日本铜的年输入量约300-400公斤，1696至1710年达到最高输入量400-700万斤， 其后日本两度限制铜的输出量， 至乾隆末年降至140-150万斤左右。文中讨论的官定办铜额的改变、滇铜的增产，以及1739年乾隆的铜政改革，都与日本限制铜的输出量有关。（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国内货币流通方面， 主要的问题是钱币私铸现象。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说明私钱流通之所以严重，实与制钱供给不足、官钱减重有关。而乾隆朝官方面对此况的态度，先是容忍弛禁，之后转为查禁收卖，其查禁收买政策的推行规模，较前代更为扩大。（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5（1997.6 ）：235-286。）
以上诸文多就传统货币制度的运行而言，至于传统货币的改弦更张和金融组织的设立，要晚到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但是这期间的改革过程波折，问题丛繁，受政治及军事因素的影响极深。卓遵宏《甲午战争与清季货币金融改革（1894-1900）》认为，甲午一役中国战败、巨额赔款及借外债所引起的耻辱，刺激了当时货币金融体制的改革。此际货币改革主要是沿承张之洞购置机器仿铸西式银元的方式进行，金融改革则模仿西人兴建新式银行。然而两者皆因著眼于财政困窘，以筹款为利，形成货币制度混乱、滥发钞票的局面。（注：《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595-639。）卓氏另文《中国货币金融改造与抗日备战（1932-1937）》，以1935年法币政策顺利实施、建立中央银行及组织政府银行团等务的改造，视为抗日备战的基石。（注：见《国史馆馆刊》复刊20（1996.6）：115-138，此文以《中国货币金融改造与抗日准备（1932-1937）》为题收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1996年），页476-500。）法币政策实施之后，衍生了交易上的大小票问题（民间使用小面额法币交易，大面额钞票反而须折价行使）。林美莉《抗战时期法币的大小票问题：通货发行与物价上涨史实的一个观察》一文，即陈述形成此种问题的因素、国民政府的因应措施，以及不同政权之间的货币战争，认为不能单纯的以货币银行学中的货币数量学说，解释这时期的大小票现象。（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9（1998.6）：223-248。）
金融业方面，近年论文多以金融政治的关系作为主要的讨论核心。例如许鼎彦《中国、银行与帝制运动》及《交通系与民初的内国公债（1914-1916）》二文，都是叙述民国初年梁士诒及其所领导的交通系，利用各种金融业务的便利为袁世凯政府筹款。其中，利用中国、交通银行超额发行纸币，引发1916年的中交停兑风潮；1914至1916年发行的三次公债，意在资金取得，未能朝健全金融体制的方向努力等等，都显示当时官僚支配金融组织的运作，作为角逐政治势力的手段。（注：许鼎彦二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7（1995.9）：243-257、28（1996.9）：333-347。）中国金融业发展初期，缺乏合理法制规范和正常经济秩序，前述许、李文中提及的政商关系，在许文堂《中法实业银行的政治与人事纠葛（1913-1925）》所述中法实业银行的创设及经营历程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特征。（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8（1996.9）：307-332。）此外，在金融的研究部份，毛知砺《抗战前十年的〈银行周报〉与〈钱业月报〉》，以上海地区扮演银行、钱庄喉舌的这两份专业期刊为主，希望从期刊批露的讯息中了解抗战前十年的财经、金融改革及变迁。（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5（1998）：259-311。）
物价史领域，台湾的经济史研究者较少触及。不过，还是有文章讨论物价与其他历史事件的关联性。例如，王业健《十九世纪前期物价下落与太平天国革命》，以及王良行、陈修平合著的《清乾隆朝田赋蠲缓措施与米价的互动关系：以台湾为例（1738-1786）》（王、陈合著一文，容于后节"台湾经济史研究回顾"中介绍）。王业键对于学界解释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发生的二种学说（人口危机说、社会两极化说）有所质疑，他另辟蹊径，论证19世纪上半期由于银价升腾和物价低落，造成市场收缩、经济萧条，及对农民经济产生极大的负面冲击。也就是说，农产品由于缺乏弹性，价格下跌程度较其他物品尤为严重，农民为了维生而必须出卖的农产品无形中相对地增加，农民的购买力显然是降低了。另一方面，因为经济收缩，蚕桑、纺纱、短工雇佣机会等副业收入随之减少。同时，以银为征收单位的赋税额即使未增，农民的负担也形同增加。这些冲击对市场依赖性较高的长江下游地区而言，其不利影响较其他地区更甚，而太平天国政权能在此区得势，与此有关。（注：《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259-284。）
（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
西方的经济史研究受益于其完备的经济学及方法，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则不然，但这不表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与西方相近或中国自身特有的经济学理。因而，藉西方经济理论，以他山之石赋予中国经济思想现代意涵的研究方法，实可一试。
这方面的研究，总论性的文章，如侯家驹《从西周到汉初经济制度暨思想之演变》，其主要架构是以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阶段为座标，做为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参考架构，并比较中西之间的异同，归纳其历史。他认为中国从西周到汉初的经济制度与思想发展，类似欧洲5 世纪到18世纪的演变，其规律都是由封建自给自足式的庄园经济，经过重商、重农主义及自由经济思想的萌生，以至发展成资本主义。在他看来战国至汉初所谓的"大同派的儒家经济思想"，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平准书"中所述观点，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论自由经济者若合符节，中国的资本主义即萌芽于这一时期（后因汉武帝实行统制经济而夭折，明中叶曾昙花一现再度萌芽，至20世纪台湾才真正出现资本主义）。（注：《汉学研究》12（1994.12）：81 -119。）
其次，关于经济发展观点与道德论的关系和分殊方面，林丽月《陆楫（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藉明人陆楫《禁奢辨》思想的探讨，认为学界使用"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为架构的研究取径，有时易于将历史上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或学说予以孤立，强调应该纳入当时的学术思想脉络中来看，以及重视与传统经济思想的关联性。她认为陆楫崇奢观的务实倾向，与当时其他儒士一样，都是从观察社会经济现况形成其经世理论，而且在源流上继承了《管子·侈靡篇》"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治生"思想，也不脱《孟子》和《晏子春秋》的立论范畴。（注：《新史学》5.1（1994.3）：131-153。 ）陈国栋对于林文加以回应，在《有关陆楫〈崇奢辨〉之研究所涉及的学理问题--跨学门的意见》中，他引介相关的经济学学理，诠释陆楫反禁奢思想。例如：由凯恩斯首先提出的"节俭的矛盾性"（pardox of thrift），导引出消费不足（或过度）与国民就业的关系，解释陆楫的崇奢观，即是"奢侈（浪费）有助于人民生计"。意即：个别家庭尚俭虽有助于财产累积，但此论未必能符合整体社会的经济情况，因为经济发达地区有效需要较强，消费活动活跃，工商发达，提供奢华劳务者可得到雇用机会，人民可就业，不应禁奢；经济落后地区有效需要不足，人民难以奢侈，工商服务业不发达，无奢侈之虑。（注：《新史学》5.2（1994. 6）：159-179。）
可见引介西方的经济学原理解释中国经济思想，不失为了解中国经济史议题的一个取径。与陈国栋类似，林满红在《嘉道年间货币危机争议中的社会理论》一文中表示，19世纪前半期的经世学者--"道德派"和"务实派"对当时货币危机（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论辩，近似于凯恩斯学派和哈耶克学派之间的论战。"道德派"论者包括王鎏、梁章钜、吴嘉宾等人，倾向国家统制，以货币发行权象征国家权力的伸张。"务实派"论者，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包世臣及冯桂芬等人皆是，较留意市场力量的正面作用。双方论证其货币主张时，皆各自援引中国历史上不同的成功事例佐证，显示中国传统原即存在自由及统制两派的经济思潮。（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161 -203。）
在近代企业管理思想及制度方面，郑润培《从汉阳铁厂看清末官督商办企业的管理》，就郑观应整顿汉阳铁厂时期的华匠与洋匠管理问题加以探讨，认为官督商办企业发展迟缓与厂务管理混乱有关。著者认为，汉阳铁厂呈现的管理问题在于：（1 ）官督商办制度使工厂形成官商两套管理系统，主要管理阶层互不统属，事权不一，且华匠与洋匠的管理各有主管；（2）技术极其倚赖洋匠， 但优渥条件招来的洋匠工作表现不佳，不但职位不称、彼此工作亦不协调，甚至挟其技术评估能力变相拥有用人的行政权力。（注：《东吴文史学报》12（1994.3 ）：107-124。）
就郑润培一文所示，官督商办制度影响企业内部管理作业的正常化，但是近代新式企业的营运所遭遇的问题，尚不只内部管理作业方面。根据刘文宾《清末民初的企业管理思想》及《近代中国的企业管理及其演变》二文的研究，政府长期以来以商为末业的价值观，使清末新式企业的营运发展缺乏正当性。他认为对清末企业经营产生最大阻碍的是传统的抑商观念，这使得当时的企业集团多半着手于克服不利企业经营的外部因素，至于企业内部的协调与控制，要到1920、1930年代才真正成为企管制度变革的核心课题。对于百余年来企管制度的演变，刘文宾以企业组织、人事管理及财务管理三类管理要素进行分析。企业组织方面，科层化色彩逐渐加深，包括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发展，以及人事、研发部门的成立。人事管理方面，渐在身分关系取向的传统用人方式之中，带入客观的考核选任程度，对职工素质的提升也有所努力；但企业经营者对低层职工倾向运用控制与惩罚的威权式管理，对中上层干部则倾向敬重与信任的人性管理。至于财务管理，恒为中国企管制度发展中较弱的一环，举凡新式会计制度的推广、成本会计的运用及预算制度，都晚至1920年代才成为革新要务。（注：这二篇文章分别见《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77-115、 《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53-397。 其《近代中国企业管理思想与制度的演变（1860-1949）》（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8年）有更完整的叙述。）
其他以商人或企业家的企业精神、经营理念为主的论文，尚有毛知砺《张嘉璈经营中国银行的理念与作风》，举1920至1930年代成功的个案，阐述企业家的经营睿智。（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177-199。）不过，在企业经营理念之外的其他观念，事实上会影响企业主的经营决策。李达嘉在《国权与商利--晚清上海商人的民族意识》中，以晚清诸多外力侵逼时期为背景，探讨上海商人的民族意识与其商务利润考量的关系。他认为商人民族意识的勃兴，除表现在投资新式企业之外，对抵制美货运动、回收利权运动的展开，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人参与或面对抗争时，常采取较为务实的考量，在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求得平衡。利用同乡同业组织、商人社群中的绅商领导体制、运用与外人的关系和外国领事交涉等和平手段，是他们务实性格之下的权衡策略。（注：《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285-320。）
前述刘文宾著作中曾提到传统的抑商观念阻碍近代企业的经营，与抑商近似的观念尚有贱商、反商，大都是相对于重农观念而发。不过，产生贬抑商人或商业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其阶段上的差异。据陈国栋《春秋战国与秦汉时代的"贱商"、"反商"思想》的研究，追溯对商人特加贬抑或轻视的观念源头时，可以发现贱商思想要到中古时期才彻底发生，更早之前的情形迥不相同。在东汉结束以前，贱商、反商言论自"农战"、"四民分业"这两大思想主流滋生而出，但都是限制商人这类人群的数目，非将商人整体排斥于社会以外。同时，商人与士、农、工其他分业同为正业，四民皆有本业、末业之别，商人并未受到全面的歧视。也就是说，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贱商、反商思想未成为普遍的问题。（注：《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21-35。）虽然如此，李达嘉《晚清的重商思想与重商政策》认为，1895年以前的中国，盛行农本商末的四民论和重农抑商观念，直至晚清商战论出现，衍生了重商思想，四民论和抑商观念才产生变化。不过，此时的重商思想在意义上有新的意涵，它包括：强调与外国通商的不可避免和重要性，而非针对国内贸易的商务行为；强调商人角色在近代国家社会中的重要。因此应该扭转传统的轻商态度，对商人加以保护和奖励，并将商人的地位自四民之末提升上来；强调农、工矿业的重要，振兴实业。这股重商思想流行的结果，促使清廷展开振兴工商业的措施，并落实为政府的具体政策。（注：该篇论文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内研讨会论文（1994年9月）， 摘要见《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9版。）
清末商战观念兴起，重商思想抬头，这种思潮又对清朝政府自开通商口岸以求存续的思想有所影响。张建俅《清末自开商埠思想与政策的形成》，探讨1898年清廷主动开放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皇岛和江苏吴淞等商埠的思想背景。他认为开埠与三方面的背景有关，来自以夷制夷思想所衍生的均势思想（列强在华均势则中国可以保祚）、重商思想下的开放通商口岸有利说以及主权意识的提升。这种自开商埠对外贸易，不设租界，与条约口岸的开埠性质不同，是清朝政府面对列强瓜分危机时的一种新的应对方式。（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79-110。）
自从清末朝野意识到为图富强而开办新式工商企业以来，重商思想和工业化时潮，直至本世纪30年代依然兴盛。然而1930年代经济恐慌深化时间，的凋弊和城乡明显的差距引起当时人的注意，重农言论随之兴起。李宇平《从发展策略看一九三年代中国重农说的兴起（1931-1935）》即是针对这种现象，将当时提出锐意拯救农村经济的言论，分为货币论者与贸易论者两类，阐述其经济主张。前者以吸引外资为首，主张导引资金下乡致力生产（发展需从国外进口产品的产业）以形成民族资本，纾解乡间通货紧缩、资金不足的困境。后者主张出口扩张，制定鼓励出口的政策（保护关税、统制贸易）改善贸易条件，强调农业工业化、发展轻工业。这两类言论致力的手段不同，但都强调城乡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与保守份子反都市、反工业化的重农观点迥异。（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6（1998.6）：199-233。）
（七）其他
除了以上各类范畴的之外，尚有部份论文著重整体现象变动因素的讨论，或以研究私部门的财货分配为主，或探究经济史料的利用价值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关于整体经济现象的部分，讨论的断限，一为18世纪乾隆时期，一为1930年代。林满红《与岸本教授论清乾隆年间的经济》，系重申其旧作《世界经济与近代农业--清人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析》中的基本论点，同时也是针对日本学者岸本美绪评论此一旧作的意见所作的答覆。林氏与岸本对汪辉祖的记述，对乾隆朝物价变动、经济景气趋势有不同的意见。林满红以1775年将乾隆朝分为该年之前的A 期与之后的B期，考察人口及货币因素在这两期的变动。她推论A期是经济困难期，货币供给和农业成长皆不及人口成长，因此每人所得减少，人口压力使得粮价腾贵（非民生物资的价格未涨）。B期则是经济繁荣期，货币供给增加，促进农业生产，农业成长较人口增加快速，人均所得增加，此期物价全面上涨但民生充裕。（注：林满红：《世界经济与近代中国农业--清人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析》，见《近代中国经济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其《与岸本教授论清乾隆年间的经济》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235-252。 ）岸本美绪的质疑在于：（1）1775年的分期根据不清楚；（2）物价动向并非A 期只民生物资特别昂贵，B期物价全面上涨；（3）货币、人口、农业生产量之间的变化，除了对安南、缅甸的银输入期认知错误、人口数据有、农业产量难以估计之外，无法推证这三项变数都呈上扬趋势的情形下，何者上升率较高。（注：岸本美绪：《评林满红〈世界经济与近代中国农业--清人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析〉一文》，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223-234。）
至于1930年代的经济现象，李宇平著有多篇论文，都环绕在这一时期，李氏尤其对中国的经济恐慌问题多所铺陈，诸如恐慌的发生原因、表征及当时言论界的因应策略等等，皆巨细靡遗。就她《一九三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对中国经济之冲击（一九三一-一九三五）》及《一九三年代中国经济恐慌的若干现象（1931-1935）》二文的归纳，30年代中国经济恐慌的发生，是在农村经济恐慌（国内因素）的基础之上，加上世界经济恐慌漫延而入（外力的冲击），内外两因素交互作用，由农村而至工商、界，演变成全面性的经济危机。此中尤以白银流向通商口岸继而外流现象引起时人注意，当时农村金融恶化、通货收缩、物价下跌、莫不与此有关。（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学报》22（1994.6）：315-347、25（1997.6）：71-118。）
[关键词]唐廷枢；开平煤矿；经营管理；近代化
一、唐廷枢的特殊经历
（一）早年受英华教育
唐廷枢（1832―1892）字景星，出生于1832年，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系一位名叫塞缪尔・布朗（Samuel R.Brown）香港美籍传教士医生家的“一个苦力”。正是由于这种巧合的关系，1842年，十岁的唐廷枢进入香港马礼逊教科学校（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和英国教会学堂读书。经过六年“彻底的英华教育”，1848年毕业时，他不仅“英文写的非常漂亮”，而且“说起话来就像一个英国人”。
毕业那年唐廷枢便到香港一家拍卖行做了一名低级助手，三年后，即开始进入香港巡理厅和大审院担任翻译，1858年，他来到上海，凭借着与李泰国的私人关系，在上海海关任职副大写，次年升为正大写同时担任总翻译。
（二）十年洋行买办
1861年，唐廷枢辞去翻译的职务，在同乡林钦的引荐下正式进入“首屈一指”的上海英国怡和洋行，开始该行长江一带的生意。怡和洋行成立于1832年，作为一家老牌的英商企业，其在东南亚的主要经营项目是在中国和日本两国倒运鸦片、生丝、茶叶、煤炭等大宗产品，茶叶是中国出口的最大宗货物。英商怡和洋行相当赏识唐廷枢的才学与能力，在1862年9月，他被正式聘用为洋行总买办，这也标志着他翻译职业的结束和从事实业买办生涯的开始。唐廷枢从掌管洋行金库做起，后为拓展怡和洋行的业务，不辞辛劳，经常奔走于上海、福州、汉口等通商口岸之间，商讨贸易业务，为洋行的发展贡献才智，为企业带来累累利润。与此同时，通过广揽华股和航运业务，最终为怡和洋行华海轮船公司开辟了长江航线，与实力雄厚的旗昌轮船公司并驾齐驱于长江航运。
（三）自身资本积累
1868―1870年，随着唐廷枢在怡和洋行买办地位的逐渐巩固，他一方面为怡和洋行的贸易业务不断奔波忙碌，为洋行赚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也兼做自己的生意，以华商附股的形式赚取商业利润，完成资本积累。早在进入洋行之前，唐廷枢就曾在香港开设过两家当铺，每年能赚25%―45%的盈利。后来，唐廷枢又与同乡林钦等人开办了泰和、泰生以及精益三家钱庄。
除此之外，为了加强华商之间的贸易联系与合作，从而更好地促进外贸业务，唐廷枢还在与外贸有关联的行业中，倡导设立华商丝业、茶业公所、洋药局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买办经营自己的商业不仅能够得到老板的允许，而且还能够获得鼓励和资金帮助。约翰逊在偶然的一次查账中，无意中发现唐廷枢“所收存的九万五千两未到期的庄票中，大约有八万两被他拿去贴现，并且一直没有归还，感到惊讶和不满”，但是经理却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责罚。相反，怡和洋行老板还把利润丰盈的“谏当”保险公司和轮船公司的股票转让并出售给唐廷枢，由于收入甚丰，他成功积累了巨额资本。1868年10月，唐廷枢担任了公正、北清两轮船公司的华籍董事，这是他最具代表性的附股标志。自身资本的积累为其灵活筹集开平煤矿资金提供了经验与思路。
（四）任轮船招商局总办
在中国经济体制变迁中，洋务运动已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开始由自强转向求富。由于外国列强航运势力的不断侵扰，对中国新式轮船业的兴起起到影响和刺激的作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进行详尽周密的考虑后，打算让自己的亲信幕僚盛宣怀主持创办轮船招商局，但是1872年夏，盛宣怀草拟的《轮船章程》并没有得到李鸿章的认可和采纳。恰在此时，盛宣怀向李鸿章推荐唐廷枢加入轮船招商局。事出有因，唐廷枢在怡和洋行航运业中的作用和在上海商界的崇高威望得到商界官员的认可，他“熟悉商务”，得以“倡招华股，以乘棋后”。
1873年6月，李鸿章委任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将轮船揽载行运事宜悉心经理，秉公持正，联络各省殷商，逐渐推广”。唐廷枢主持招商局业务后，首先投入个人巨额资本，并广泛带动亲戚朋友纷纷入股，在筹集资本方面起到表率作用；同时凭借自身在商界的威望以及在各分局中实行的商董制度，积极招股，使招商局资金运转极为顺利；唐廷枢还重新制定了《轮船招商局章程》和《轮船招商局局规》，一定程度上强调了保护轮船招商局股商的利益，吸引更多商人入股。1877年招商局最终成为雄踞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毫无疑问，这与唐廷枢的明智决策和经营理念是密不可分的。
唐廷枢虽出身寒微，但是由于从他不满十岁至不惑之年，深入接触并了解最重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机构――教会学校、殖民政府、海关和外资企业等，从而较早地领略到了英语和通商知识的精彩魅力，这使其在晚清中国经济转型变迁浪潮中崭露头角，成为名符其实的最具影响力的买办。
二、开平煤矿筹资外部环境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上海一带出现了一股投资近代工矿业的暖流热潮，毫无疑问，这对开平煤矿的起步和发展提供了一次难能可贵的机遇。此时的上海，集掖私人资本已经成为社会“时尚流行”之事，投资股票如火如荼，每新开一家公司，人们纷纷购置股票。据《申报》评论：“华人近来亦知此事大有裨益，且不仅投股而已，又以股票相互买卖者，其行情时有涨跌”，“查招商局原价每股一百两，今则已涨至两百五十两矣；平原铜矿原价一百两，今已涨至一百六十两矣；开平煤矿原价一百两，今已涨至两百三十七两五钱矣。”唐廷枢是上海商界有名望之人，他凭借多年来自己的资本积累和在商界的积极影响，率先投资认股开平煤矿，带动对投资工矿产业经验不足的商民大胆认股，这一外部因素无疑加快了开平煤矿集资进程。
唐廷枢汲取在招商局的经验并加以改进，采取分期缴纳股金，“于注册之日先收银十两即给第一期收票……光绪四年正月再收四十余两，即发给第二期收票。”
期望用这种方式吸引更多的中小商人入股。但1878年一年，只募得股本大约有20万两，1879年到1880年只招募到10万两左右。虽然所招股本尚属够用，但是此时开平煤矿的业务逐渐开展起来，唐廷枢在经营开平煤矿之初便已规划好的引进新的技术、更新设备、修造厂房等方面需耗资逾四十万两，这时资金方面便捉襟见肘。为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唐廷枢以他多年的企业经营的果断心态和长远商业眼光，毅然垫资十万余两；另一方面，将资金情况呈报给李鸿章以寻求救济，“伏念矿局只招股本三十万两，现已多用十万两有零。此时再筹垫十四万两挑河，实为心力不逮。可否吁恳爵中堂，终始成金，于机器、海防支应两局酌拨银五万两，暂资工需急用。”
但至一八八三年，上海社会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金融风暴。上海南北市有钱庄七八十家到年终却只剩不足十家，这一年底，徐润、胡光墉等企业家相继破产。这一场经济打击不仅是上海商业史上的大事，也堪称为洋务运动企业史上的大事。在这一风暴影响下，给在洋务运动之下发展的“官督商办”制度以被迫改变的压力，同时使技术知识较多的商人也对洋务企业失去信心。
“开平矿务局1883年出煤更多，获利更厚，该年5月股票每股出价210两以上，还很难买到。”但是到了8月就只能卖120两，8月间怡和洋行上海经理在一封信里说：“我相信他（唐廷枢）有开平股票三千股，抵押在钱庄里来借巨款。六月到八个月前他在市场上买（开平）股票，中国人马上跟着他买，结果一时市价坚硬而高昂。前几天他从英国打电报来，要买（开平）股票来稳定市场。有人替他每股120两购进五百股左右。但是中国人不但不跟着买，而且最后愿意以115两或更低的价格随意出让。”从认股集资到金融风暴，短暂的资金流通为开平煤矿的起初营运带来了动力，股份制公司成为十九世纪中国“传统”与“近代”磨合――对接的新式企业“样本”。
三、唐廷枢经营煤矿的方式与理念
（一）注重大机器开采
据有关中国煤矿开采的资料可知，自明代至清朝后期，中国采煤技术十分落后。“查土人所开煤井，均系民业，或祖传，或自租”。主要依靠辘轳提升，牛皮袋或者柳条斗戽水，然后人挑肩扛、手镐刨凿等手工操作方式。照这种方式开采，每天每个工人只能开采出大约四五百斤，并且“每百斤山价银一钱五六分，煤屑每百斤银一钱左右，无怪土人之开煤者缺本多而获利少矣”。唐廷枢为了改变这种成本高、利润低的采煤方式，他以开阔的视野投向了近代西方较为先进合理的开采技术。在生产工具上，他在提升、通风、排水等方面采用了机器生产，引进西方的抽水机、提煤机。抽水设备是从英国进口的大维式抽水机，主要以蒸汽为动力，每分钟能从大约300米深的矿井中抽水近4吨。提煤机的运用大大地增加了煤的开采量，摆脱了土法开采的缓慢和低产，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开采的深度和广度，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由人力转向机械力的一大改变，更是生产力进步的标志。唐廷枢敢于学习并运用西方先进技术引领当时国内煤矿西法开采的潮流，注重设备的引进和更新换代，提高生产率，赢得市场竞争力，技术革新使开平煤矿日益发展，逐步迈进近代化。
（二）开辟铁路促运输
铁路是运输大宗货物的最优选择，也是近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大动脉。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第一条自造的铁路――唐胥铁路应运而生。论起铁路，这并不是中国修建铁路的起点，早在六十年代的中外交涉中已有谈及。由于清政府从旁牵制，加之根深蒂固的风水迷信之说，铁路计划的实施无法顺利进行，唐廷枢于1880年10月向李鸿章提出开拓水路。“议开河一道，取名‘煤河’，由芦台向东北，直抵丰润属之胥各庄，再由该庄之东北筑快车路一条，直抵煤厂”运煤河于1881年完工。
1881年，开平煤矿出煤后，唐廷枢敏锐地察觉到修铁路对开平煤矿的积极作用，并从市场营销、减少生产成本和增加利润方面指出了铁路对煤矿发展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如果使用西式开采、土法运输，每吨亦需四两七钱，此等价值，只可在天津售与民用。若运至上海，合计每吨六两有多，断难出售；如筑铁路，只需成本钱四两，尚属有利五钱。唐廷枢的提议得到李鸿章的批准，1881年2，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开始动工兴建，全程15里，由英国工程师金达一手主持，6月竣工，11月通车。有关数据统计，1867年入口的洋煤是十一万三千余吨，1872年增加到十三万四千余吨，而到了1878年入口洋煤已经达到了二十万零三千余吨。运输条件的大大改善，加强了生产场地与消费地的联系，不仅刺激了开平煤矿的煤产量，同时也抢夺了煤矿业市场，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三）高薪聘请矿学专家
聘用外国科技人才也是唐廷枢西式开矿的重要步骤。早在1876年筹建煤矿伊始，他主张聘请西洋的矿学家进行技术指导，邀请英国矿师马立师为技术顾问，一起赴开平一带进行实地勘测。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开平矿务局成立之后，在开矿井、建矿的过程中，他又高薪聘请了英国杰出的矿师柏爱特、莫莱斯沃尔以及金达等人做工程技术指导。据不完全统计，到1878年，矿务局雇佣了九个英国矿师和工头；1881年，雇佣管工西人十一名等。这些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对外技术力量的依赖，但重要的是唐廷枢能很好地运用发散性思维，巧妙地运用西洋工矿人才和技术，开启摆脱落后和愚昧的社会风气，这一点对开平煤矿的创建和发展具有必要性，同时对当今民族企业发展如何引进人才和技术仍有借鉴意义。
（四）严格的企业规章管理制度
作为开平煤矿的创始人唐廷枢，在筹建和经营过程中，积极稳妥的调查研究和缜密思考是其决策的杀手锏，深刻明白企业管理讲求“无规矩不成方圆”。因此，在建矿伊始，为了确保机器大规模生产的安全性和管理工人的科学性，他参照英国煤窑的管理章程，根据自身特点，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试图按照资本主义管理方式来运营。1879年制定了《开平矿务局开办规条10则》、1880年《工厂规条14则》、1881年《窑工规条32则》、《卸煤楼规条18则》（1886年）、《煤窑雇工作工规条28则》（1887年）等。例如《窑工规条32条》中要求工人“煤必须留心，多出大块为好，又勿令所抛之煤与石块矸子土等掺杂为要”。这些细则是借鉴先进国管理经验与中国企业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使工人逐渐适应了完全不同农民自由散漫、缺乏组织纪律性农业生产方式的组织形式。它明显地区别于封建小农经济和手工作坊的管理制度，既保证了安全有效生产也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工人，为开平煤矿的经营发展增添动力，彰显了近代企业生产管理模式的科学性，是中国企业近代化的里程碑。
四、结语
洋务运动发生在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中，是一次主观目的上失败的封建统治的自救运动。它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图利用外国先进技术进行改革，但不触动封建制度。洋务派官员在主观上并不是希望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而是维护其封建统治。它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对外国经济实力的扩张，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认真剖析洋务运动期间的经济活动，对于我们客观看待洋务派以及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开平煤矿作为洋务运动官督商办的典型矿业，是中国晚清经济近代化进程中一面旗帜。由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中产生，随着西方经济势力向中国渗透而产生的特殊阶级称为买办阶层，既得到外国商人的庇护又得到封建政权的支持。唐廷枢作为买办，在社会和经济转型期发挥从学和经商的资本与经验，积极将股份资金、西方技术和企业制度等创新性措施投入到开平煤矿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对于十九世纪中晚期经济近代化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
纵观唐廷枢苦心经营开平矿务局十五载，其精密的近代西方经营模式、资本主义式的企业规章、敢于引进西方新机器新设备新技术的开拓性思想以及勇于竞争抢占市场等等管理精华，不单是为开平煤矿开创了历史佳绩、赢得了赞誉，更重要的是给予我们当代企业经济活动一座典范经营的历史丰碑。
参考文献：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经济伦理；制度模式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5-0094-02
企业家精神最早出现在法语中是由弗兰克·奈特提出来的，当初的意思是指企业家的才华和能力，意为企业家所应该具有的内涵或性质。不过，企业家这一产业革命以来崛起的特殊群体或阶层，实在太复杂太富于变化了，以至于企业家所应该具有的内涵——企业家精神，也成为一个比企业家概念更为复杂的问题。
纵观西方关于企业家精神理论的有关材料，概括思想家们的研究成果，可以用这样一些理论模式来加以认识：一是经济伦理学模式，即从价值取向和伦理学角度论述企业家精神；二是文化特质模式，即从民族文化的相异性及其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角度探讨企业家精神。
一、经济伦理模式中的企业家精神
持这种思想的人认为企业家精神归根到底是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经济活动的伦理取向。亚当·斯密关于“自由竞争”的思想和马克斯·韦伯以“敬业”为特征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所作的最具代表性的总结和归纳，也是从经济伦理角度诠释企业家精神的典型。另外，熊彼特的“创新”由于今天企业实践背景也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功能能力，上升到了初步具有经济伦理的意蕴。而新制度经济学和上面分析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则从不同的伦理视角出发都隐然包含了与它的理论性质一致的哲学价值和经济伦理思想——“合作”。
在中国，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企业家经济伦理的观点也很普遍，一般认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道德观念归根到底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是市场经济在各个发展阶段中一直留下来的特有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这里所谓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道德观念，主要就是指经济伦理。
企业家精神的经济伦理模式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英国人霍布斯和约翰·洛克发展了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关于人的“自然权利”的理论，为近代资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亚当·斯密把洛克的哲学思想运用到经济学理论中，提出来“自由竞争”思想。约翰·洛克的哲学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得到了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在政治学和法学方面的有力支持，并成为整个西方社会制度的基础。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自由竞争”思想推动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同时也使这种思想成为西方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哲学和经济伦理。
作为一种观念意识，“自由竞争”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还不足以说明一种新的文明产生的动因。人为什么会去竞争？是什么力量触动人们放弃安逸生活和已有成就去冒险经营？一般人都认为，是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是一种文化精神使然。韦伯认为，在缺乏一种精神力量的情况下，即使是最有希望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也不能达到理性的经济目的。现代类型的资本主义只有在物质和精神——结构性支持和规范性支持都已出现时，才能畅通无阻。韦伯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以达到自身的目的，相反地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新教伦理——新教徒的勤勉、坚韧、节俭、诚实、守法、对财富孜孜不倦的追求，把工作当作生活本身和目的等等，韦伯称之为“敬业精神”。这种“敬业精神”，正是韦伯从宗教文化的广阔视野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经济伦理。无疑，这种“敬业精神”是构建近代企业家精神最早最重要的支柱。
除“竞争精神”和“敬业精神”外，作为企业家精神的经济伦理的第三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创新精神”。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和“决策”理论等，同属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它最早是从企业家成长模式角度来阐述“创新”问题的。但是，由于二战以来不断兴起的新科技革命，以及美国在新科技革命中的巨大成就，刺激发展中国家普遍大力引进新科技，力图缩短现代化建设中的传统道路。这使得“创新”精神弥漫于整个世界，并为从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能力逐渐提升成为新时代的经济伦理提供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二、文化特质模式中的企业家精神
近年来，国内外不少理论家热衷于研究民族文化特质，从各民族独特的文化底蕴，以及其内涵中不同的哲学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文化特质与现代经济社会的互动，来考察和诠释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企业家精神。
一、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商会、行业协会的大量涌现
中共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认为，如果政府轻视非政府机构（或称第三方机构）会带来两大后果，一是市场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第三方机构作用受到抑制；二是加大了政府的运行成本，使政府其他作用相应削弱。商会、行业协会等第三方机构的作用是公益机构和私营机构均难于实现的。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先生高度评价了无锡比较研究咨询事务所5年来连续不断地举办研讨会。他指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已经有20余年，有260万户民（私）企业涌现，但只有江浙、广东三地的商会活动活跃。保育钧认为，有四大障碍阻止商会的发展：一是体制障碍，主要是按照企业所有制属性划分来监管的政府监管体制；二是法律建设滞后，现在还没有一部商会法，旧中国1905年就有了商会法；三是意识形态的障碍；四是利益格局的分化问题，商会有可能使原来权力拥有者的权力被分散了。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认为，商会立法有赖于四个外部环境，即良好的法制环境、自治权力的拥有、法律监督和社会民主架构的成熟。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为研讨会作主题报告。他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宏观调控力度加大；但同时，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表现为社会矛盾加大，社会不和谐因素在增多。所以，我国面临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长方式升级化的问题，即从工业化早期式增长转化为现代式的增长。我国目前是依靠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带来的经济增长，应该将投资规模占GDP的比重达50%左右的那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经济增长依靠效率和技术进步。但从九・五期间提出的转变增长方式到目前还没有转变过来，原因是在制度方面。吴敬琏认为，我国经济仍然带有早期资本主义那种不完全法制的发展以及政府置配资源力量强大、而市场配置不畅的现象，所以，目前需要体制、制度的转型，即目前改革的中心环节不是企业改革，而是政府职能转变。总体上讲，构建和谐社会和市场经济有效运行都是政府治理的问题。
二、自治原则是商会、协会立法的出发点
深圳大学法学院黎军教授认为，满足行业协会、商会立法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商会法本身应该确立为社会权利的法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由私人解决的问题就由私人解决，不能解决才由社会中介，再后才是政府。按照国家法律滞后原则，必然出现大量社会力量时，社会权利才能和国家权利分开。二是结社自由。没有一个庞大的非政府组织，那么商会立法是悲观的。目前有人担心的是非政府组织可能变成反政府力量。所以结社法也很有必要。第三，商会人格问题。在中国几乎所有社会团体都是官方或半官方的组织，如果商会代表政府来管理协会，那么商会人格就有问题。必须强调商会是自治组织，商会法是自治法。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刘培峰博士首先厘清了行业协会的性质，行业协会是会员自愿成立的，会员间协议是组织成立的法律基础，也即行业协会是一个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意思自治的产物；行业协会是一种互益型组织，代表的是会员的共同利益。但行业协会并不是行业管理机关，有人认为我国经济管理由部门管理向行业管理转变，这是混淆了市场与政府和会员三者之间的关系。刘博士评述了目前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的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认为：双重管理事实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其本质是政府对社会管理多设定一个限制阀，使政府不乐意成立的那些组织无法成立。但双重管理是传统型社会之下的全面社会控制向民权时代的统一综合管理的一种过渡形式，随着国家对社会管理能力的提高，社会宽容、自由度、理性程度的增加，双重管理所代表的目的事业管理，被“行为主义”的统一综合管理代替势属必然。因此，目前对于社团和行业协会立法而言，审慎与节制是必要的。
三、商会法立法模式有关问题的讨论
1.关于一地一业一会原则。“一地一业一会”原则源于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3条的规定。该条例规定：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新的。江平、陈晓军认为，一地一业一会的做法是我国制度性缺陷的结果，是民间商会不能合法化的根本原因。一地一会做法是官方垄断性行业管理的做法。实际上，商会、行业协会组织能否获得广泛的代表性，应当取决于商会、行业协会对其会员的服务水平，取决于业内企业及人士的认同感。当某一商会或者行业协会不能为会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会员对其存在价值不再认同的情况下，可以根据自愿性原则选择退出该商会、行业协会，加入另外的能更好地维护其利益的组织，那么，优胜劣汰的过程，最终可能会自然导致一地一业一会的结构。黎军、余晖等人分别考察了目前地方商会立法对于“一业一会”的规定，温州等地行业立法中还是严格规定的，但上海没有那样严格；而在深圳市的商会条例（草案）中，没有关于“一业一会”的规定，并认为这将是一个趋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郑成林副教授把一地一业一会原则理解为一地商会的冠名是唯一的。
2.关于政府管理行业模式的讨论。余晖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商会、行业协会发展变迁过程，认为商会、行业协会发展是与改革以来政府自觉改革密不可分的。这可以描述成“体制内生成”和“体制外生成”的双向互动过程。在管理模式上，上海是三元管理模式，深圳是新二元管理模式。但目前更有激进的管理模式，体现在2004年广东省人大制定的行业协会条例中，该条例主张完全取消业务主管部门对于行业协会的监督管理权，只保留登记机关的登记权，实为一元管理模式。
中国政法大学方流芳教授认为，体制内出现的各种商会是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产物，国家吸纳了社会的人格。当然，这种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式的行业协会也有许多功能，如起到反映社会呼声的回音壁的作用。但是，我国现在是利益多元化时代，体制外出现的商会、行业协会很弱，有被同化的危险，有些协会甚至有消化多余官僚的功能。所以，必须解释两个具体问题：一是人以群分。自由结社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利益，防止自己的声音被稀释。二是商会合法性问题。商会、行业协会独占性必然与公益性联系起来，那么公共权力使用过程中的合法性必须解释清楚。方教授认为，政府为人民安排商会、行业协会的治理方式是必然会失败的。
3.关于商会法律环境的比较研究。天津社科院历史所宋美云研究员和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郑成林，分别考察了近代以来中国商会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兴起而逐步发展的情况。宋美云概括了近代商会的一些经济作用，具体地说是联络工商、调查商情、兴办商学、维持市面、仲裁纠纷等。郑成林挖掘一些具体的历史素材，认为在近代中国有些地方的商会要求所有会员强制性入会，其原因是在弱政府的条件下，政府把一些经济职能（如税收）交给商会办理，强制性入会要求就有了客观原因。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研究所博士生郑春荣介绍了德国对商会的监督，在德国，商会与协会有较大的区别，对于社团或协会而言，组建社团的自由抵制了任何国家干预；而对商会则不然，但商会仍然具有经济界自治组织的特征，国家监督的范围绝大程度上局限在法律监督范围之内。浦文昌研究员从台湾工商法性质、会员、组织、治理、财务、监督等多角度介绍了我国台湾地区工商会法律环境问题。
四、关于我国目前商会发展现状的讨论
1.关于目前商会发展现状。江苏省工商联秘书长曹明祥同志介绍了江苏省各地商会发展的现状，认为，这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本身也构成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高新军研究员在对天津商会活动调查的基础上，介绍了自己对目前商会发展思考的三个话题：一是半官方性质的商会利大还是弊大；二是如何看待基层商会有强烈的会办企业的冲动，但由于没有社会法人资格，还办不起来；三是国外的商会立法是不同利益主体的需要，而在我国是权力系统下的分工制，可以协调、合作、谈判、妥协来达到目的，那么商会立法的呼声是否有过度的倾向？
一、情报研究工作是一种典型的知识经济活动
同志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2]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正在和将要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已被全社会普遍接受和形成共识。那么，情报研究与知识经济有什么关系呢？情报研究在知识经济时代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呢？
当前，关于知识经济的定义是五花八门，但本质上并无大的差别，都是着重强调知识和信息这样的非物质东西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世界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对知识经济作了一个较好的简练定义：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或者说是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的经济。认为知识经济是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一个与以往经济形态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以知识资源为基础，以知识为主导，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不再是劳动力（指体力的）、资本、原料和能源等要素，而是创新性的知识要素。知识变得很值钱，成为一种新的“资本”，知识变得更加有用，可代替或更少地消耗劳动、原料和能源。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知识产品型经济，产品价值的增长不再主要通过劳动的累加，而是主要通过知识的累加和创新，通过知识的生产、传播、扩散、整合、繁殖，知识真正成为一种最宝贵的资源、最能增殖的资本、最有价值的产品、最重要的生产力。
在知识经济的众多产业群中，信息咨询业是最有活力的朝阳产业之一。而情报研究工作是信息咨询业的核心工作，因而也是知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情报研究工作的特点看，情报研究是通过对已知信息、情报和知识的整理、加工和处理，从而形成新的信息、情报和知识的过程。情报研究需要对杂乱无章、支离破碎、模糊不清、缺损不全的各种信息、情报和知识，通过一系列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进行科学的筛选、组合、提炼、综合、升华，进而形成或生产出有质的不同的新的信息、情报、知识成果或产品。情报研究工作实质是一项创造性的知识生产活动，是知识经济时代一项典型的或有代表性的生产方式，情报研究成果实质是一项典型的知识产品，对它的使用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情报研究过程是一种高智力的创新劳动，是人的大脑与知识原料相互作用，产生新的知识的创造性智力劳动，情报研究工作的过程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过程的基本特点，结果产品是研究报告，分配是给用户，使用是用户用于实践，结果是产生效益，因而是一种典型的知识经济活动。
如果将情报研究作为一种对知识和信息进行加工、生产知识产品的产业，那么知识产品凝聚着智力劳动，因而具有价值。情报研究工作对政府、企业等用户实行有偿服务，自然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作为情报研究成果的用户，政府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避免了和盲目决策，提高了机关运行效率和行政效果；企业提高了决策和管理的效率与质量，使企业收益增大，竞争力增强，因而情报研究产品具有使用价值。
情报研究工作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型服务业，它与传统的服务业有着很大的不同。传统的服务业或是以体力服务的劳动密集型，如商业、娱乐业等，或是以资本融通为内容的资本密集型，如金融、保险等，而情报研究作为新型的服务业，是以智力服务为主的智力密集型。传统服务业提供的是一种无形服务，往往是一次性享用，大多限于即时消费，而情报研究服务提供的实质是一种无形资产，可以多次使用，甚至无限期使用。
知识经济的最显著特点是创新性。而情报研究工作正是具有这个特点。情报研究产品不象一般产品，可大规模地生产；而是需要根据各个不同的用户，不同的需求和要求，生产不同的特定产品，因而对创新的要求最为明显和突出。
二、知识经济时代呼唤情报研究工作的大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信息量空前增大，社会分工更细，竞争更加激烈，创新活动则更加频繁和重要。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托夫勒在其著作《未来的冲击》中针对知识经济时到：“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论断已经过时，只有“知识的知识”才是力量。这个“知识的知识”是指加工过和创新出的新知识，而情报研究工作生产的正是这种“知识的知识”。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这种竞争归根结底是知识的竞争，是知识的知识的竞争。谁拥有知识，并能使之产业化，创造出高附加值的知识产品，谁就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竞争的越激烈，对“知识的知识”的需求就越强烈，生产“知识的知识”的产业就越发达。情报研究作为一种典型的生产“知识的知识”的未来产业，自然将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朝阳产业之一。
企业经营发展，采用了情报研究成果提供的策略和措施，可产生近期和长远的效益；政府行政管理，采用了情报研究成果提供的政策建议，可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科学研究活动，采用了情报研究成果提供的发展方向引导，可产生明显的时间效益和成本效益，避免走弯路、走错路。这些各个方面的巨大需求客观上越来越要求有专门的产业或部门来搜集、整理、分析、研究国内外、行业内外等各种各样、浩如烟海的信息、情报和知识，并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策划方案、咨询报告等各种知识产品，为政府工作、企业经营发展等提供智力支持。而这正是情报研究工作的本质和情报研究工作者的特长。因此，知识经济的发展给情报研究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近些年，国外情报研究工作发展很快，许多有关公司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并且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竞争对情报研究工作的客观需求，各种情报类的软科学研究、咨询、策划公司发展迅速，对企业的战略规划、营销策划、市场调研和预测、投资、建设等项目论证和可行性分析以及信息咨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些情报研究工作从市场开拓、服务收益到产业化都还与国外相比，与实际需求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情报研究工作者必须面对这一挑战，抓住机遇，使情报研究工作在知识经济时代得到空前的发展。
我国的情报研究工作几十年来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赢得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尊敬和支持。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情报研究工作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从近些年我国情报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看，情报研究工作在管理决策咨询、技术发展引导和市场营销支撑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明显增强，受到了各级领导管理部门和广大科研生产人员的进一步重视和支持。
从近些年情报研究成果的分布看，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重点技术领域跟踪和辅助管理决策两方面，研究思路主要是根据对国外情况的分析，结合与国内情况的比较，落脚到对我发展的决策建议上。重点技术领域跟踪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国际上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的研究，对国内的发展提出方向性、引导性的建议；辅助管理决策主要是通过对国外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改革、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政策法规、投资与经费管理、国际合作、企业的制度建设和市场开发等领域的跟踪研究，提出我在相应领域的决策建议。总的看，当前我国情报研究工作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情况，特别是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情报研究工作的作用不断扩展，研究成果的价值不断提高。与以往情报研究工作主要以信息综述或评述为主不同，近些年情报研究工作的要求和成果越来越以信息的针对性深加工并落脚于提出对策建议、政策措施和技术发展引导为主。特别是围绕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重大工程项目、规划计划编制，以及在技术攻关、技术预警、市场分析等方面，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情报研究报告。这反映了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实践对情报研究工作提出了越来越高、越来越实、越来越急迫的要求，同时也给广大情报工作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遇和发展空间。情报研究的需求越来越大，课题数量与经费投入增长快速。不同于以往情报工作以情报的收集、整理和反映为主，近些年情报研究课题的数量在情报工作各类课题中的比例明显增多，已成为情报工作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与此同时，情报研究课题的投入经费也有了明显增长，从以往的近万元左右增长到几万元左右，甚至更多。粗略看，情报研究课题的数量与经费近些年均呈线性增长趋势。另外，近些年，情报工作者自发搞的课题越来越少，多数课题都是用户提出的需求。这些都反映了随着逐步进入信息社会，信息工作越来越重要和必不可少，情报研究工作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支撑和引导作用越来越强。情报研究课题的内容明显扩展。一是面向管理决策、生产经营和市场开发的课题越来越多，二是对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情报研究课题逐步增多。与以往情报研究课题多以技术跟踪与分析为主不同，近些年为各级领导管理部门决策咨询服务和企业经营发展服务的课题明显增多，其经费投入也起点较高，增长较快。同时，尽管情报研究工作仍以对国外的情报进行研究为主，但近些年对国内的有关情报研究课题也在逐步增多。这反映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和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等国情对新时期情报研究工作的需求不断增强。情报研究课题承担力量的分布不断扩展，人员结构明显变化。以往，各系统情报研究课题的承担力量主要为各系统内自己的专业情报研究所的专业情报研究人员，系统内其他单位和其他行业单位很少从事情报研究工作。近些年，各系统内的其他研究单位，如一些系统总体所、综合论证所、经济研究中心，甚至专业研究所、高等院校都承担或参与了大量的情报研究工作，系统外的一些研究机构、大学等单位也在开始进入其他系统的情报研究领域，而所有这些单位承担情报研究课题的研究人员往往并不是专业或专职的情报研究人员。这反映了在新的信息环境下，非专业情报领域的机构与人员越来越具有直接获取信息和进行加工的能力。另外，从课题研究者的分布看，单个作者少，合著者多，多产作者也不多，这反映了情报研究课题具有越来越明显的集体劳动性质。
在看到情报研究工作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应看到当前情报研究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还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和国家改革和发展实践需求对情报研究工作的要求。情报研究的选题范围不宽，市场仍然有限，成果对需求的针对性不强，从量到质都还有较大差距，效益还不够大。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情报研究工作与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脱节问题仍表现较为突出。这一方面表现在情报研究工作者对科研生产的技术与管理需求了解甚少，往往不知需求是什么；另一方面，即使知道一些需求或用户明确提出了需求，由于情报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地位的局限，也难以提出与实际对口、针对性很强的研究报告。这些问题既有领导管理和科研生产部门对情报工作理解不够，未能充分将情报工作真正纳入主渠道工作的原因，也有情报研究工作者主动性不够，坐等上门，甚至消极被动等自身的观念和作风问题。情报研究工作的快速反映能力仍显薄弱。情报研究工作的根本属性就是要及时或快速地提供研究成果，服务于实际需求。特别是随着管理决策和市场营销类情报需求的快速增长，用户对情报成果要求的时间性非常强，而现在许多情报研究课题要一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往往是用户的决策已做，实践已开始，情报研究成果才送上门，失去了应有的价值。这固然有情报研究课题本身难度大的原因，但情报研究工作的方式方法落后，习惯于单干式的小作坊工作方式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管理、政策、经营、经济类情报研究课题普遍质量水平不高。与以往大多数情报研究课题为技术科研类不同，当前涉及政府管理、政策法规、生产经营、市场开发的情报研究课题越来越多，这些课题对情报研究工作者都是一些新的课题，因而要求情报研究工作者一方面要加快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更要注重研究新的情报研究方法，不断提高适应实际需求和用户要求的基础能力和研究水平。情报研究工作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单一、落后，影响了研究成果的说服力和使用效果。总的看，近些年的情报研究课题多使用定性方法，而稀缺定量研究方法或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多靠主观推理，较少利用数据、案例的计算分析说明问题。另外，不少研究课题所采用的素材多次转引，来源不清，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可信性。
情报研究工作要加快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发挥应有的作用。
面向知识经济时代，情报研究工作作为科研、生产、管理工作的先行者、探路者和基础保障，将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走向新的信息环境背景下，回顾近些年我国情报研究工作的发展，前瞻未来几年社会经济发展对情报工作的需求，可以看出，各方面对情报研究工作将需求更大、要求更高。与此相适应，情报研究工作的发展趋势将呈现出以下特点：情报研究工作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力量，越来越直接服务于或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报研究工作不再游离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管理决策、科研生产之外，而是直接进入或融入政府管理和企业管理、科研生产工作程序之中，成为各种决策管理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越来越强的决策支持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综合信息服务能力。情报研究工作的承担力量更加多元化。随着信息获取渠道的多元化和信息处理手段的高级化，专业情报研究部门与非专业情报研究部门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各有关行业、有关研究机构和有关研究人员从事情报研究工作将越来越多。这也对目前的所谓专业的情报研究机构和情报研究人员提出了挑战。情报研究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断更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实践对情报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要求越来越高，迫使情报研究工作不断采用新的更好的方式方法，特别是充分共享和互相利用各自的信息资源，建立以虚拟组织形式为特征的情报工作组织体系，发挥整体优势，进行有效的系统集成，同时要更多地借鉴基础学科的一些通用方法和其他学科的一些可用方法。对国内的情报研究工作逐步增大。以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严格的部门管理，本系统内的情况一目了然，几乎不存在对国内的情报研究工作。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要生存发展、配套协作，科研单位要技术创新，政府管理部门要把握全行业的情况、引导行业的发展、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这些都需要对国内情况进行特定的情报研究工作。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逐步到来，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知识经济的发展对情报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情报研究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大量的高质量的情报研究成果，而目前不少的情报研究成果还停留在信息的搜集和简单整理上，缺乏有针对性的经过高级加工的情报研究成果，对实际缺乏指导性和应用性；另一方面，新的信息环境下信息获取的途径和手段有了巨大的发展，相对越来越多的情报需求者可以自己获取信息和加工信息，专业的情报工作者面临在一定程度上被取代的危机。辨证地看，危机就是转机，挑战就是机遇。情报工作者在新的环境下，面临新的形势，转变观念，只要转变工作方法和手段，就能化危机为转机，化挑战为机遇。
长期以来，情报研究工作被视为科研生产工作的辅助工作，实质上，作为科研生产工作的一部分，情报工作的确做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辅助工作并非对情报工作的轻视，而只是表明了情报工作在整个科研生产工作中的分工。今天，情报工作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情报工作的地位、作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定位问题都凸显了出来。从地位上看，情报工作在当前和今后的科研生产实际中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情报作为重要的资源，已被广泛认同。信息情报工作作为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也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从作用上看，随着逐步进入信息社会，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传输规模与途径的不断扩充，有针对性地及时地采集，特别是整理、加工信息，生产出高质量的信息产品，对政府的宏观管理和科研生产创新以及改革和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定位上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越来越方便的信息获取手段和途径获取所需信息，情报工作者需要逐步摆脱以往的科研生产管理工作的辅助者的角色，而以自己独特的优势，联系实际，面向市场，改进方法，增强手段，在信息情报的集成和升华上做文章，做大文章，在信息转化为新的知识，转化为新的智慧、转化为生产力上发挥作用，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在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实际中大显身手，使情报工作者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主力军。
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情报研究工作者应具有超前的思维意识和思想观念。以往，多把情报研究工作看为一种辅、服务性的工作，似乎不重要，这反映了用户对情报研究工作的认识不够，许多情报工作者也不以为然。但在知识经济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从产品经济转变为服务型经济，强调“服务至上”，用户对情报研究的需求也空前急迫。因此，情报研究工作到知识经济时代，是真正地“走运”了，大有了用武之地。情报研究工作者需自觉、主动地拓展工作领域，使工作从辅助决策过渡到决策过程的一部分，的确不可缺少，而不仅仅是参考，可有可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