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5-23 17:12:0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近代经济管理方式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 中国式管理 研究内容 创新思路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式企业管理研究的若干特点
国内学者很早就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管理思想和方式的研究。在中国管理学大会上，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会理事长李京文院士，管理学家刘源张院士等曾多次呼吁管理学者对中国式管理的探讨。目前的情况是国内的呼声较高，但动作不大，形成强大研究体系的不多，很难拿出一个有充分证明的著作和系统的理论方法。
国内的研究不如国外的研究多。国外对以日本为首的东方式管理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地步，其中的“日本式管理”早已被列入公认的管理理论之中。而欧美的管理早已形成体系，理论缜密，方法充实。国内受“中国不存在管理理论与方法”的虚无观点影响，对该问题的研究鲜见，学者们大多将研究力量集中在了西方的管理思想与方式的探讨和推广上。
国内学者的管理理论“西化”严重。国内学者对管理理论的研究长期存在着“重西轻东”的倾向。当然，近代的管理理论大多起源于西方，但是东方管理理论“虚无”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尤其是对中国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否定，直接反映了对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否定、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否定，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有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怀疑与偏见，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计划经济，有人则主张偏向市场经济，有人则主张二者合一。
国内企业家对有效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方法的自我体验和西方管理理论学习经验严重不一致。再好的管理思想与方法也必须结合本土实际，必须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配套，必须与中国的传统和文化相结合，否则必然出现脱节、消化不良等尴尬的局面。
研究手段的重定性、轻定量倾向严重。现有的一些东方式管理研究，包括中国式管理研究大多围绕在定性的说明罗列之中，沉湎于对古典词句的解释推理之中，缺乏数学家的参与和对IT的使用，方法显得空泛、不实用、不易操作。无论是日本式管理、韩国式管理，还是近期台湾出现的中国式管理都局限在条条框框之间，缺乏大企业如丰田、本田、浦项、LG、海尔等的实证分析研究，更缺乏定量管理方法的探索，还缺乏严格数学论证、推演和样本统计比较手段的投入和归纳总结，没有计算机应用的提炼。
中国式企业管理研究思路
西方管理理论与方式。证明其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说明管理方式是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欧美等西方式管理必须满足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提出独具特色的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方式管理。通过对东方主要国家的管理思想与方式的根源探索，提炼与总结出东方式管理，证明中、日、韩管理思想与方式的同源性。分析日本式管理、韩国式管理、中国传统（民国及以前）经济管理和企业的管理思想与方法，达到证明其共同儒家文化根源的目的。东方式管理与西方式管理两大理论阵营比较。在管理理论上进行定义，提出新的管理理论阵营和学派划分理念及方法，建立更明确的界线，形成容易学习和理解的东方管理理论体系，为我国和东方其它国家理论界明确自己的管理研究方向提供参考。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总结改革开放后成功的经济发展理论，努力探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寻找优劣，取长补短，取利去弊，研究适应中国目前发展的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结合东、西方管理理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中国式管理。证明中国企业更需要偏重东方的管理思想与方式，证明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管理的理论只能是中国式管理，以利于企业的学习和方法的借鉴使用，减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中学习和实践的盲目性。总结制定中国式管理要求。理论性的论述与方法阐述相结合，既要有理论深度也追求可操作性，必须使用计算机和IT手段。
而研究内容是从对西方经济理论、西方式管理、东方式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管理进行总结来看，应当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突出东方文化元素，尤其突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儒释道文化基因，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管理，并进行重点企业案例剖析。
中国式企业管理研究的创新点
市场经济与欧美管理方式密切关联研究。市场经济理论相对比较成熟，欧美的管理方式也很成型，但证明欧美管理方式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则具有一定的难度。如果不能说明欧美的管理方式更适合西方企业的管理、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则很难说明东方式管理方式存在的必要性，当然也就没有研究的可能，就掉入东方无管理、中国无管理的“虚无论”之中。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管理实践，无论是企业界还是理论界都已达成共识，确实存在着东方特色的管理方式和中国特色的管理方式，并且在世界管理理论之林中独树一帜，日渐强大。所以，区分西方式管理与东方式管理的研究是重要前提之一。
研究东方式管理，求证儒家思想与东方式管理的关联。与西方式管理相对应，建立东方式管理。重点是从中、日、韩企业发展的相融性，推导出三国管理方式的互用性，证明其共同儒家文化基础的特性。在市场经济的理论下，建立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东方式管理。重点包括三国现有管理方式的整理与提练、近现代管理思想中的儒家思想根源关联与论证等，提出东方式管理。除现有较为成功的东方式管理的归类、总结、提炼之外，还可以在儒家思想体系下、在理论上创新提出丰富的东方式管理，尽管这些管理方式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和进一步证明，也有很大研究难度，却尤显重要。
完成东、西方式管理的比较研究。在建立了西方式管理和东方式管理的基础上，就可以进行东、西方管理的比较研究。这里进行的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东西方两种管理方式的比较，采用统计和比较的方法，完成其共同之处的归纳，不同之处的分离，建立各自的特色，重点为东方国家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指明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的发展方向，不能只是跟在西方管理学家的后面亦步亦趋、摇旗呐喊。其创新点是进行两种管理方式不同的根源比较，除了从深层次的文化、制度和传统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外，还重点进行管理方法、方式、实证等方面的探讨，力图使东方管理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计算机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实践总结。重点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家的经济政策与理论进展，在引入市场经济理论后中国经济的变化。难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差别、与原计划经济的差别，本身独特之处的概括与总结。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产生现有中国式管理的土壤，是目前适应中国发展的最好形式。如果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发展是成功的，那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成功的。与欧美的经济成功一样，中国一定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管理方式，与欧美的管理方式并驾齐驱，这个管理方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管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和总结。重点是建立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管理。难点是要抓住这种管理方式的主要特征，并与市场经济下的西方式管理进行比较，指出不同之处，强调适应性。以国家100强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导出中国式管理的主要特征。不但要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管理不同于市场经济下的西方式管理和东方式管理，也要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方式不同于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管理方式。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管理与市场经济下的东方式管理的不同也很重要，不然将不能证明与日本式管理的区别，也说明不了与韩国式管理的区别。以上证明具有较大难度，尤其是优缺点的归纳和总结带有预测性，带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西北经济落后在全国看来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但就其落后的原因来看又是复杂的。在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划块内，西北三省两区被列入同一个区域，但虽然在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划块中，西北三省两区被列入同一区域，但就其内部而言，发展水平是有显著差异的。陕西省整体经济实力特别是工业水平高于其他省区，新疆农棉等商品又高于其他省区。什肃、青海、宁夏落后的原困更偏重于耕地和工业的欠发达。但就西北五省整体而言，工业的单一和落后又是落后的共同原因。
1、政府对西北地区开发、扶持、创新难度高于南方地区。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依旧是指令性的管理方式，政府机构极为庞大。部门十分雷同，被动性的改革制约着这一地区始终无法主动改革，往往会出现“牵着牛鼻子走”的状况。和我国的南方地区相比，西北地区经济改革有三点不同。一是政府所承担的责任比东部要大许多，西北地区是“老、少、边”区的政府，必须把解决温饱、稳定边疆，协调民族关系、抓好安定团结做为政府职能改革的基本前提。二是西北的地方经济实力在改革初期就与东部地区处在不同的档次上，加上可开拓的市场空间远远小于内地，交通便利程度也远远小于内地。所以，即便能够在改革进度上与内地同步，也不可能取得同样的效果。三是改革所选择的突破口不同，东部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都是从市场要素最活跃的领域开始的，如乡镇企业、经济特区、股份制、民营经济、家庭企业等，最后才对国有企业实行改造，因此，政府对改革的承受力有一个适应和过渡期，而西北的改革别无选择。
2、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从自然条件看，大西北占据中国1／6以上的土地面积，其中，绝大部分地区属于荒山、沙漠、戈壁和雪域高原，缺雨的环境是其发展最大的阻碍，灌溉面积也只是围绕黄河或者祁连山的雪水来满足农作物的生长。在历朝历代的开发中由于违背了自然规律，过度开垦，使得土地、水、林草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环境逐渐恶化。其主要表现：一是自然界涵养水源的能力下降，水资源严重匮乏。西北地区曾是一个水草丰美的地区，但近代以来，干旱却成为开发的大敌，由于古代开发使天然水体遭到破坏，而人工水利工程又年久失修，加之战乱不断，使本已破烂不堪的水利设施更难维护，严重制约了开发的地域。二是土地的利用价值弱化。由于水资源的匮乏，土地沙化、盐渍化严重，加大了土地开发利用的难度。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了风灾、旱灾等自然灾害不断，自然灾害的频发，使本已不堪重负的农民进一步过垦过牧，形成了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开发的深度和广度。
3、管理体制落后，法律意识淡薄，教育落后。这些是西北经济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西北的管理体制尤其是在地方上，依旧满足于低水平的管理方式，不重视管理方式的创新。用人机制多是用行政官员的方式来选拔经理、厂长。这些经理、厂长一般对经营理念、管理理论不关注，过多关注的是职位和金钱。法律意识淡薄也是西北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法制观念淡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现象十分严重。这里的民众也不会自觉地拿起法律工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宁肯吃亏也决不打官司告状，对法律机构没有足够的信任。教育发展严重滞后。西北教育事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不足、师资力量薄弱和观念陈旧。近年来，由于地方财政日趋紧张，国家拨付的教育经费连保证教师工资和公用费用都很困难，使得学校无力对教学条件进行改造。一些县乡仅教师的工资就占据了全部教育经费的95％。有的学校的办公费每学期不到10元，教室的危房率高达50％。
二、解决西北经济落后的对策
西部大开发十年来，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成绩。但西北经济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民族的原因，使西部大开发的任务依旧还没有完成，路途依旧任重道远。十年来，在兴修水利、交通运输、资源开发上取得了好的成绩。但在一系列基础措施逐渐完善时，合理利用这些措施才是最关键的致富办法。
1、可持续发展道路是西北经济的必然选择，回顾西北整个历史的发展进程，隋唐以后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巧取豪夺，毁林开荒，连绵战争和大规模移民、屯田，这里逐渐成为童山濯濯、沙海茫茫的贫瘠地区，已成了千年历史伤痕的记载。这些都是西北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教训。面对子孙和未来，可持续发展无疑是西北经济腾飞的基础和关键。为此，西北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关系。必须合理用水节约水资源、必须治理风沙、不乱垦乱种、保护西北地貌的丰富性。
2、西北经济开发与发展要以市场为导向，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培育优势产业。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国家对西北地区的开发一直采取计划体制下的资源导向模式，即按照高度集中的资金投放方式支持这些地区大力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改革开放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色彩逐步淡化，但是，在战略导向上依然是资源开发战略。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西北经济的支撑是资源支撑。21世纪以来。随着资源的紧缺以及储蓄量的减少，又给西北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西北经济必须做到资源产业和优势产业齐头并进，必须适当地调整经济结构。在将资源优势与产业优势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培育与发展区域优势产业。以市场为基础，调整现有企业组织结构，改变原来的围绕当地资源开发而创办的企业组织，变生产型模式为市场型模式。以市场为导向还要鼓励创新，发展西北地区特有的产业。
3、完善教育体制，政府继续不遗余力地对西北进行教育投资。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形成教育的固定资产。同时，教育活动、科研活动也要消耗大量的劳动力，每年大量的科研成果还直接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增加了社会财富，因此，教育可以直接作用于GDP的增长。除此之外，为教育服务的支持保障产业也会随着教育的发展而扩大，带动大量的物质投入和产出。因此，教育的发展还可以间接作用于GDP，促进其增长。由此看出，一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会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反过来教育的发展能促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成立西北人才库，把技术专家汇集起来，给予与沿海同等专家同等或稍高待遇，向国外、沿海和中部地区搞技术输出，也给西北有关企业提供技术指导。这为西北以后的发展留住了高级专门人才，也为西北企业的发展造就了方便、可靠的技术后盾。
摘要：西北地区处于我国版图的西北部，有着丰富的煤炭、天然气、石油、镍等自然资源，但经济发展仍处于落后的地位。西部大开发政策提出以来，整个西部的经济相比以前着实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相比我国的南方，差距依旧明显，经济模式单一、市场不景气、才人外流等。西北经济落后的原因除了地理位置劣势以外，还有许多人文的原因。
财务管理是在一定的整体目标下，对于资金筹集及投资，资产购置，单位业务现金运营，以及利润分配等涉及到的一切财务事项的管理。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根据国家财经法规制度，按照财务管理的原则，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
2财务管理的发展阶段
伴随着企业的发展进程，财务管理大体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1）私人作坊时期的财务管理。资本主义初期，社会的经济实体多是私人业主为主的作坊实体，这时的财务管理是记账，财务人员是账本先生，职能仅仅是记账、算账。这是纯粹的会计支付和账薄登记工作。这个时期的财务管理是最基本的原始形式，只体现了会计核算的功能。(2）近代企业的财务管理时期。自16世纪开始，进入人类社会的近代史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近50年内，交通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企业规模迅速庞大起来，产生了大量跨地区、跨国企业。企业管理架构庞大繁杂，层次多分工明细，组织管理环节多，规模跨地区、跨越国家，办公流程流转主要以纸质文件传阅为主。办公流程受到办公地点的限制，办公方式不够灵活。此时期财务管理得到了发展，在企业管理中发挥了更多作用，这段时期财务管理包括两种职能：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增加了财务管理功能，主要是财务计划预算、财务资金支付中监控、事后根据财务部门掌握的会计核算资料，总结分析企业财务事项及整体效益，提出建议及对策。此期的财务管理多通过纸质文档传阅审核审批为主。(3）网络时代财务信息化管理时期。网络技术创新发展，网络技术已运用到企业管理方方面面。现代网络创新带来了企业管理模式巨大变革，网络技术广泛运用于企业管理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企业的网络管理包括：设计管理、采购管理、库存管理、合约管理、生产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行政办公管理等等企业一切管理中，网络是这个时期企业管理的基本支撑。虽然财务信息化管理技术在现有企业中应用较少，但这是财务管理的发展趋势，未来10年中，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财务信息化管理将成为企业财务管理主流模式。财务信息化管理特点：(1）网络办公流转程序大大减少纸张的使用量。(2）工作效率高，只要能够上网就可以随时办公。(3）管理更加严格及严密。财务管理网络流程设计缜密，管理监控执行更加严密，环环相扣，设计好的流程必须经过才能推进到下一步，杜绝了纸质审核审批方式存在的疏漏事件发生。是一种更为先进的财务管理方式。(4）办公不受地点和时间限制，离开办公室出差出国照样可以批阅文件；(5）办公流程不再是面对面方式，可以通过网络完成电子审核审批程序；(6）财务管理与业务管理密切结合，利用网络技术对财务和业务一体化进行管理，企业管理更加科学和高效率。
3国内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发展现状
财务管理包括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两部分职能。会计核算利用网络技术化发展方面较早，目前国内会计核算使用的软件主要有用友、金蝶等等许多品牌，有单机版和网络版，会计核算电子化已有20多年历史，会计核算软件经过20多年的研发、实践及完善已比较成熟，比较完善，从单机版发展到集团网络版，完成了集团内会计核算的集成统一管理。但在财务管理利用网络技术方面比较滞后，财务管理网络利用方面仍处于初期，而且应用也比较少。按照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水平划分，将国内企业分为以下三类：(1）财务管理没有使用网络技术大多数企业仍然习惯于纸质文件审核审批方式，计划编制及预算编制纸质，资金支付流程审核审批纸质，工作效率低下，预算控制管理滞后，数据信息反馈滞后，从而导致纠正计划偏差实施滞后。(2）财务管理部分应用网络技术主要是电子审核审批方面应用网络技术，提高了审批环节工作效率。但业务计划、预算编制、控制执行、预算执行分析方面仍然采用纸质办公形式，这类企业完成了财务管理部分职能的信息化应用技术。(3）财务管理全部运用网络技术进行管理财务管理的全面信息化是现代企业发展趋势，是企业高效管理的需要，财务管理的发展趋势是企业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优势及其非凡功能，将网络技术的瞬时反应功能应用于财务管理的各个方面，将财务管理推进到高效率、高效果运作的新时代。
4财务管理发展趋势－财务管理信息化
财务管理的全面信息化是现代企业发展的趋势，是企业高效管理的需要，财务管理应当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优势、新功能，将财务管理提高到高效率高效果运作的新水平。随着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网络技术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学习、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网络技术将会全面运用于企业管理各个环节中。企业对于财务管理信息化的建设应用需求越来越强烈，将会出现许多更为综合性进行财务管理的办公软件。网络信息化财务管理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财务管理全面应用信息化技术
未来企业财务管理发展趋势是，不仅会计核算方面应用网络技术，财务管理方面也全面应用信息化网络创新技术。实现财务管理全部事项的联合管理。采用一个软件进行会计核算及财务管理的统一管理，或者应用相互连接可转化多个软件完成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功能。企业将越来越多地将财务管理的所有内容纳入网络信息化一体化管理体系之中，优化财务管理的整体效率和管理功效，改变目前企业仅是财务管理中部分职能应用网络技术的管理模式。
(2）会计核算－财务管理一体化
将会计核算工作和财务管理有机结合，将财务管理资金支付程序转化为会计核算工作内容，减少重复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目前一些企业实现了将电子审批单据转化为财务核算软件的会计凭证，已经可行，但仅此而已。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应当更进一步，应用于财务管理的其他方面，不单单是资金支付电子审批，还要应用于预算管理、制度管理、业绩考核评价等多个方面，有效发挥利用网络技术实时反应的迅捷优势，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提高企业运营效果。
(3）财务管理－业务管理一体化
财务管理和业务管理的一体化，财务和业务管理密切结合，实时反应业务计划实施进度结果，使业务的财务信息更加透明化、共享性，按级别按照权限使用财务管理信息，强化财务管理和业务管理，在预算执行程序阶段完成预算执行偏差的矫正工作，加强企业管理制度的执行实施能力。企业管理财务信息有限制共享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压缩了管理层次、缩短了管理链条，使得管理目标清晰可见，管理制度全员掌握，管理程序规范调理，总结分析更加及时，管理决策更加正确可行，更易更快实现企业愿景。
(4）全面预算管理－资金支付管理一体化
财务管理的信息化发展趋势是预算管理－控制执行紧密结合。预算编制、预算执行控制、资金支付、管理监督、预算分析、纠正预算执行偏差等财务管理的各个管理程序均应用统一的财务管理信息化体系，完成预算执行和监督管理的一体化。财务管理信息化摒弃了目前多数企业采用的传统预算管理方式的预算管理与资金支付管理相脱节、预算执行财务数据反应滞后、预算分析总结滞后、纠正偏差不及时、预算执行效果较差等缺陷。
(5）推行信息化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内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水平相对落后，全面应用网络技术进行财务全面管理企业少之又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管理层对财务管理不够重视；②企业没有意识到财务管理信息化的重要性；③目前国内缺少财务信息化管理软件；④财务管理信息化推进过程中障碍重重。一种新管理模式的推行，是管理程序乃至部分管理办法的更新变革，需要全员培训学习，需要改变思维方式，给原有的管理方式及思维方式带来冲击，需要管理链条的每位员工付出时间、付出辛苦来适应这种新的管理方式。因此总会引起一些人员的不满，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需要领导层全力支持和坚决推行，雨过天晴，人们发现，走过适应期，步入正规的财务信息化管理程序，给企业的管理及运营效果带来无限的利益。
(6）关于推进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建议及对策
长期以来,学界对经济法主体的研究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对于经济法实践而言,仍然缺乏应有的指导意义,经济法主体理论还是处在不很成熟的阶段。对于经济法主体的概念、特征和分类,在已有的研究成果里,由于研究者知识背景的视角的不同及不同时期对经济法的研究的程度各异,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结论。
有人认为,经济法律关系主体是指参加社会经济活动、依法承担责任、拥有权利、享受权益的国家机关、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内部分支机构,以及公民和个人。[1]有人认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亦称经济法主体,是指经济法律关系的参与者。[2]有人认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经济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或当事人。[3]有人认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参加经济法律关系拥有经济权限的当事人。[4]有人认为经济法主体即国家经济管理法律关系主体,它是经济法调整的国家经济管理关系的参加者即当事人,是国家经济调节和管理活动中权利义务的承受者。[5]还有人认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经济法律关系的参加者,也即在经济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组织管理性流转和协作法律关系中依法享有一定的权(力)利、承担一定的义务的当事人。[6]
总体上说,以上经济法主体的概念,尽管在文字表述上有异,但基本上没有离开法理学上对于法律关系主体是指参加特定法律关系并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当事人的一般见解,基本上套用“经济法(法律关系)主体”是“参加”某种“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或当事人”的表述方式。如此看来,已有的经济法主体概念不能说明经济法中的经济法主体固有的本质。在人们对行政法、民商法上的主体有着较为类型化的认识、对经济法的独立性心存怀疑进而不能区分经济法主体和其他法主体的情况下,只给出一个无法体现经济法主体特质的经济法主体概念,就不可能克服理论上的混乱。因此,我们需要探索经济法主体的本质特征,进而对经济法主体进行分类和类型化。
二 经济法主体的特征
对于经济法主体的特征,经济法学界众说纷纭,20世纪90年代以前,有人认为经济法主体的特征有:(1)多层次、多种类。(2)主体的意志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相互之间的不平等性。(3)主体的活动特征是依法只能进行经济活动。[7]有人认为,经济法律关系主体有以下主要特征:法律法规所规定且具有经济权利能力和经济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经济权利和承担经济义务。[8]有的人认为,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特征是:(1)具有经济上的权利、行为能力。(2)拥有一定的财产。(3)拥有名称(姓名)、经济户口和住所或场所。[9]90年代以来,对经济法主体有了新的认识,有人认为,(1)主体资格具有复杂性。(2)主体形式具有广泛性。(3)主体之间具有隶属性。[10]有人认为经济法主体的特征是:(1)主体种类的广泛性和多样性。(2)主体地位的不平等性和相对固定性。(3)主体资格的对应性和双重性。[11]这些对经济法主体的特征的归纳,无疑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些认识都没有揭示经济法主体的真正本质属性。首先,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不平等不是经济法主体间特有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间的地位就是不平等的,强调经济法主体间地位的不平等,其理论根源在于受到传统上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研究模式的影响,其危害在于不但不能说清经济法主体的特征,反而更加加深了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主体之间的混乱;其次,强调经济法主体的多样性和广泛性,其实是说地位高低不同、规模大小不同、经济成分各异的主体均可成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12]不同的主体可以成为不同法律关系的主体,所有的法律关系主体在这种意义上都具有多样性和广泛性;第三,强调经济法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强调财产、名称和住所,实际则是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甚至是所有法律关系主体理论的机械套用,任何主体要成其为法律关系主体,其基本前提就是他在本质上有成为一个主体的可能,有相应的财产、名称、固定的住所,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成为主体的先决条件,因而也不是经济法主体的特征。
笔者认为,经济法主体不是人们的主观臆断的结果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13]经济法主体,也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出现的。个人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促使人们对国家和私人社会之间关系的反思,在意识、信仰和观念上都发生了变化。社会分工引起的交换,特别是近代社会大规模的市场经济,又将社会有机地联接为一种新的整体。人们普遍意识到,只有在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社会的和解,平衡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强调国家和私人都服从的公共利益,在这种利益下实现各自的利益,才能够真正实现在社会发展下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社会成员有了对各自权利(权力)制约的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公共利益的看法,个人和国家都已不再是自身利益的无限追求者、至少也是在整体利益的框架下实现自己的利益。由于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利益都要在整体公共利益的实现中才能实现,利益就成为一种相互关联,无法具体化的抽象的利益,人们可以感受到在这种情形下,自己利益的存在以及自己利益伴随公共利益的实现而实现,却无法界定何人在何时、何地享有何种具体的利益。往往要到某种利益遭到侵害时才能够感受到这种利益与自己切身相关。经济法也体现了这一利益关系走向,将国家、社会、个人三位一体纳入自身的法主体体系。[14]因此,经济法主体的特征就在于:
(一)经济法主体的不确定性。我们说经济法主体的不确定性,是指对于某一经济法上的权利,由于经济法利益的整体性,使得享有利益的经济法主体因而具有不特定性,所以难以确定究竟有哪些主体可以对其享有。
(二)经济法主体权利的抽象性。经济法主体在经济法上所享有的权利,通常不象民法、行政法的权利那么明确。
(三)经济法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广泛关联性。经济法主体所享有的经济法上的权利是一种基于公共利益需求和共同发展需要而形成的权利,因此,这种权利是一种一个侵权行为就侵害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任何人权利的实现与其他众多人的权利实现相关联。
(四)经济法主体权利义务的公共利益优先性和个体利益的下位性及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复合性。经济法所确认的权利,从本质上来说是对社会成员追求个体在整体发展下而发展的权利的法律化。经济法不是反对个体利益的追求,而是和其他法律的目的相一致。只是在不同的领域采取了不同的实现方式而已。我们认为,相对于民法的以倡导私权的方式来促进个体权利而言,经济法是在民法所不能及的领域以保障公共利益的形式来最后促进个体权利的发展。因而,经济法首先强调经济法主体之权利的公共利益优先性,个体权利作为最一般性的目的,不是作为手段的经济法的典型权利类型。
(五)经济法主体分化性:国家主体、受制市场主体的显性和其他参与主体的隐性。由于经济法的属性在于国家对经济运行采取的主动积极的行动,因此,国家主体在经济法中的地位不可避免的被彰显;而在市场规制中往往又强调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的条件,因而市场主体也为经济法所极力宣示,经济法规范市场主体的具体人格。[15]与此相反的是,经济法的公共利益享有者也就是以其他方式参与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却很少得到法律的明示。之所以强调经济法主体的隐性与显性,其根本的目的在于,过分的强调国家主体的地位和渲染受制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条件虽然符合现代经济需要社会权威加以引导和促进的特征,却与极少注意经济法上的公共利益的享有主体一样,有忽视经济法上的权利而片面强调国家权力的危险。
三 经济法主体的类型化
长期以来,学界对经济法主体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不够,使现有的对经济法主体的类型化并不是建立在对经济法主体的固有本质的基础之上。因此已有的对经济法主体所进行的类型化,无法使人们认识到经济法主体和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的区别。
在早期,学者们对经济法主体的分类通常满足于对各种经济法主体的客观描述和自然写实。有人认为,经济法主体包括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核算组织和预算组织)、个体经济户和农村社员、企业内部职工。[16]有人认为经济法主体有经济行政机关、经济组织、公民和其他主体。[17]采用类似分类方法的还有孙皓辉[18]、王保树[19]和种明钊[20]等人。这种分类满足于用自然状态的词语来对经济法主体进行类型化和一般归类,且不说这些归类是否符合经济法主体的内涵与外延,单从把经济法主体分为各种自然状态的个人或组织体来看就不是科学的。“法律关系主体是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即在法律关系中一定权利的享有者和一定义务的承担者”。
“从理论上讲,凡是能够参与一定的法律关系的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可以是法律关系主体”。“在中国,根据各种法律的规定,能够参与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以下几类:1、公民(自然人)。……2、机构和组织(法人)。……3、国家。……”[21]可见,任何法律关系的主体首先应该是自存自在的自然状态的主体,也就是说,诸如自然人、组织、机构等并不必然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只有其参加了特定的法律关系,才能成为特定的法律关系主体,因此,自然人、公民、组织等等都不是天然的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因此,上述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分类颠倒了法律关系主体和自然状态的主体的特别与一般的关系,不仅使经济法主体失去了经济法学理论的支撑,不具有经济法学的色彩,而且没有在本质上区分经济法主体和其他法律关系的主体。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对经济法主体进行概括和抽象。经济法主体的归类体现了经济法和经济法主体的本质,开始有了经济法的色彩和内涵。有人指出,经济法的主体可分为宏观调控法的主体和市场规制法的主体。前者分为代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主体和承受国家的宏观调控的主体即调控主体和承控(受控)主体。后者分为代表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管理或规制的主体和在市场经济中接受国家的市场规制的主体即规制(管理)主体和受制主体(市场主体)。[22]谢次昌教授把经济法主体分为管理主体和实施主体,并且认为这两种主体的划分是相对的。[23]李昌麒教授则认为经济法主体应分为经济决策主体、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实施主体。[24]漆多俊教授的几种分类方法里,有一种就把经济法主体分为国家经济管理主体和被管理主体。[25]史际春等认为经济法主体大致可以分为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活动主体。[26]较之此前的研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对主体进行分类时,不再简单的对经济法主体做外部性的描述,而是逐步的开始对经济法主体进行特征上的抽象,基本上是在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相一致的前提下,按照“决策———实施”、“管理(规制)———受管理(受制)”、“管理———(参与)经济活动”的模式展开对经济法主体的研究。但是,这些观点的不足之处是很明显的。就“决策———实施”模式来看,由于在行政法的实施过程里,也有就某一特殊事项作出决策并实行,因而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也有决策主体和实施主体,而且,就实施一词的意义来看,实施通常是主体积极的、主动的行为,而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对于大多数的非国家主体而言,他们履行的多为消极的不作为义务,因而这一模式不能涵盖经济法上的全部主体。而“管理(规制)———受管理(受制)”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长期的法律实践中,“管理”一词被视为行政法主体所实施的行政行为的代名词,而被习惯性的用于行政法中而成为行政法的常用用语。经济法和行政法的难以界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们难以准确界定“管理”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把国家对经济的协调和干预等都视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进而也就认为,既然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行为是管理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就是行政行为,因此,经济法在事实上就是行政法,充其量也就是经济行政法。所以把经济法主体放在“管理(规制)———受管理(受制)”模式下加以归类,本身就没有能够区分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主体,无法为经济法的独立性找到主体独特性的依据。而“管理———(参与)经济活动”模式的缺陷在于其内涵和外延的过于狭窄。
我们认为,由于经济法的特征在于协商性和他所体现的利益的整体性,对经济法主体的归类就要体现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协商和相互关联性、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单向的、管理和服从的关系,而是一种联动的和互动的关系,经济法律行为是一种利益关系范围极为广泛的、民主性和群体参与性极强的活动,我们要从经济法主体所参与的经济法律行为和法律关系本身来考察经济法主体本身。
由于经济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在体现利益的整体性的基础上,还存在国家对经济干预所在领域的不同而存在基于整体利益的不完全相同的法律关系,这两种法律关系分别是国家在对市场的管理中与市场主体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和国家在宏观调控中和参与在宏观调控的其他主体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前者我们称之为微观经济法律关系,后者我们称之为宏观经济法律关系。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以微观和宏观来界定经济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并不是指经济法律关系所涉及的利益的对象的多少,而是指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领域的法律关系,我们把经济法主体分为微观经济法主体和宏观经济法主体,也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的。因此经济法主体也分为微观经济法主体和宏观经济法主体两类。
微观经济法主体是指在市场管理活动中产生的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就微观经济法主体而言,由于在市场管理中往往涉及市场中的各个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国家对市场的管理,这就需要区别平等的经济法主体和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具有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微观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
首先,在市场的运行中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并不必然就是经济法主体或者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对经济活动参与者不加区分的一律归类为任何一种法律关系主体的做法都是片面的。我们认为,区分经济法主体和民事法主体的唯一标准就是,参与经济活动所涉及的利益是否具有整体性、公共性。主体是否具有平等性不是经济法主体有别于民法主体的根本标志,经济法主体中的市场参与者,他们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经济法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唯一区别就是利益范围的大小。民法的产生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产生的,人们之间的民事交往活动是人类生存的必然,人们之间在生产、交换生活过程中,不断的约定俗成,形成习惯,并具有约束力,以致有了国家之后,上升为法律,这就是民法。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对个人权利的极大限度的保障,在民法制度体系下,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个人利益冲突的裁判者,国家并不是对经济活动置之不理,只不过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在于事后的裁断而已,国家以事后对冲突进行法律上的判断、制裁来促使个人利益在民法体系下自由成长,并最终增加社会总财富的积累;而经济法是在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高度关联性从而使纯粹的市场调节机制面对极端的个人利益追求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日益显得无能的背景下产生的。“经济法的产生却是一种自觉的过程,国家的意志在该部门法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国家凭借其权威力、强制力,调节、干涉自发的经济活动,避免其产生的弊端”。[27]经济法对市场所进行的规制,国家不再是消极被动的等待市场经济主体把矛盾和冲突交由自己裁断,而是积极的运用国家力量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国家已经不只是市场秩序的恢复者,而是市场秩序的建设者,而且他的基本职能主要是后者。经济法区别于民法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防范市场的混乱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混乱的修正,在微观经济法律关系中始终存在国家主体,而且国家主体加入经济法律关系的时间是提前介入,而民事法律关系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主体,国家并不以有别于其他主体的资格加入到民事法律关系中来,充其量也就是在民事关系被扭曲后作为裁判人加入到对恢复关系的关系中来,但这时的国家已经不是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的国家,而且,这时的法律关系也是诉讼等法律关系了。
“新基础教育”研究是叶澜教授主持的一项综合性研究项目，涉及理论实践两个层面和多个领域的研究。早在其探索性研究阶段，该研究就曾关注过学校管理层面的改革问题，如学校科研如何推进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在科研过程中如何形成一支新型的教师队伍，学校管理工作如何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等。[1]在研究进入推广性、发展性阶段之后，上海市“新基础教育”研究所于2002年3月举办上海闵行区“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者研修班，研究主题涉及学校管理改革各个层面的问题。2002年5月，“新基础教育”研究所在上海召开了第六次“新基础教育”共同体研讨会，叶澜教授作了《高质量整体加速推进新基础教育，创建21世纪新型学校》的专题报告，明确提出了“创建21世纪新型学校”的改革实践目标。学校管理“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强化了校长作为学校改革第一负责人的意识，并由此在学校管理层面开始了更为深入而富有创意的改革。[2]
现有的学校管理改革往往是在理论与实践相对立的思维方式指导下进行的，比较侧重实务层面的改革，对行政层面有很强的依附性，学校管理改革的自觉性、独立性与特殊性尚待开发。在此背景下，“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就体现出以下的独特性：
增强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有着鲜明的教育学立场，追求和体现着教育理论与教育改革实践的积极互动。“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坚持直面学校管理现实，尊重实践本身的独特性、综合性和复杂性，始终在“成事”与“成人”相结合的立场下研究学校管理问题。“新基础教育”并不反对借鉴经济管理等领域的先进思想，但更加自觉地注重学校教育及管理的独特性，坚持将学校管理改革置于教育学的立场下进行思考。“新基础教育”有其对社会发展、教育改革走向的整体思考，有其对现有学校教育问题的深度考察，更有改变现状、创建21世纪新型学校的目标设计和路径创新。在“新基础教育”看来，“实现转型，是中国学校世纪初变革的基本走向和关涉全局的基础性核心任务”，其具体内涵“即学校教育的整体形态、内在基质和日常的教育实践要完成由‘近代型’向‘现代型’的转换”，转型的具体内容包括价值提升、重心下移、结构开放、过程互动、动力内化等5个方面。[3]而具体的改革路径，则是研究型的改革实践。在这一重要的改革实践中，学校管理不仅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改革层面，而且是在“新基础教育”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在进行“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时，学校管理者首先要学习和掌握“新基础教育”的理论，要认识“新基础教育”的性质、目标、价值追求和观念系统，理解“新基础教育”的主张与改革措施，从而形成“新基础教育”的理论立场。“新基础教育”并不认为学校管理者只是理论的应用者，而是认为其同样需要思考教育问题，形成教育观念，养育教育智慧；认为学校管理者是有思想、有智慧、有发展潜力的生命体，而不是照本宣科的操作者。
“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致力于理论思考与改革实践的互动，不断研究新问题，不断在研究中丰富理论，不断在理论指导下推动改革实践，理论与实践相互滋养，相互生成。因此，在“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中，学校管理者能不断地感受到“新基础教育”理论对改革实践的渗透和指导，也能在不断推进着的改革实践中，发现新问题和进行新的理论思考。因此，实施“新基础教育”，会促进学校管理者更加自觉地学习、思考和实践，在实践中更新教育观念。
突出了改革的整体意识
“新基础教育”要求，学校管理者必须有综合和整体的意识，要对学校所走过的道路有清醒的认识，要对学校的发展状态、改革目标、改革进程、存在问题与新的发展空间有综合的认识，对学校各方面、各层面的改革有综合的设计，要有策划、指导、推进学校各方面改革的意识和能力。这样，必将有助于整体推进学校的改革和发展。
突出了改革的内涵意识
对于学校管理而言，有各种技巧、方法的改革，有各种方面的改革，有外显的改革，也有内涵的改革。从当前的改革状态来说，人们比较关注的是学校硬件设施的完善、学校品牌效应的形成、学校外在声誉的改善。这些固然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当前来说，也是必要的工作。但是，这些改革毕竟是学校的外延发展，不能替代学校的内涵发展。
“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学校的内涵发展。对于学校改革和管理来说，最核心、最艰难的就是学校的内涵发展。“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致力于学校日常生活的更新，致力于学校中人的生存方式的整体转换，致力于创建一种新的学校生活形态。这一改革艰难而又非常有意义。因此，“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非常关注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自我更新。具体而言，这种自我更新包括人的观念系统的更新、思维方式的更新、价值取向的更新和行为方式的更新等。这种自我更新，是渗透在教师、学校管理者的日常工作之中，并通过其日常工作方式的转变而体现出来的。因此，“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关注的是工作中的人的变革。这是最具有实质意义改变。用“新基础教育”的话语来说，就是要处理好“成事”与“成人”的关系：通过“成事”来成人，“成事”与“成人”紧密结合。
“新基础教育”自觉、执著地关注着学校内部的变革，关注着学校内在基质的时代转型，关注着学校的整体转型和转型性的改革过程。正是在此意识之下，“新基础教育”才特别看重“过程”、“人”和“日常”这些学校内涵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要素。
突出了改革中学校的自我意识
学校管理改革有多种方式，从内外关系来说，有的是依靠外界控制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有的是注重调动学校人员积极性的改革，有的是积极寻求外界支持的改革，而“新基础教育”追求的是学校管理的自我更新。这是一种对学校人员综合潜能的积极挖掘，是一种开放的精神状态与发展状态。因此，“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唤醒了学校的自我意识。
只有学校管理者想改变自己和自己的学校，愿意面对学校的问题，愿意寻找学校的发展空间，“新基础教育”才可能在其学校扎根，才能促进学校自我更新。“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固定的操作方法。它只是通过传播理念和改革实践，唤醒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自我意识、发展意识、生命意识，让每个人都认真面对自我，积极更新自我。这样，“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就呈现出相当积极的状态：学校管理层在积极地自我更新。这不仅体现为每所实验学校对自己学校发展状态、问题与发展空间的认识上，不仅体现在对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上，不仅体现在学校管理者积极地推进自己学校的改革、不断深化和拓展改革领域上，而且体现在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能够积极地思考自己的工作，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积极地反思并不断地重建。一批批积极进行自我更新的学校管理者和教师，正在研究型的改革实践中不断涌现。
“新基础教育”学校管理改革强调了“自我”的存在、“自我”的力量，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唤醒着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着他们的力量。
在几年的改革实践中，正是因为有了上述坚实的基础，所以开展“新基础教育”实验的学校才在学校管理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根据自己学校的历史、现状、问题与发展空间，自主规划学校发展，积极开展学校科研，开展具有个性特征的文化建设，降低管理重心，重构学校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自主构建反思--重建型的管理方式，关注学校最基本的师生日常生存方式的转换。可以说，每一所扎扎实实进行“新基础教育”研究的学校，其管理层面都显现出整体转型的态势，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学校从“近代型”向“现代型”的转换。
学校管理改革之路是没有终点的。“新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改革乃至于“新基础教育”的理论建构与改革实践，必将为丰富、拓展学校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叶澜.“面向21世纪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结题总报告[A].“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报告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2]叶澜.实现转型：世纪初中国学校变革的走向[J].探索与争鸣，2002，(7).
王建军，叶澜.“新基础教育”的内涵与追求[J].教育发展研究，2003，(3).
企业跨国经营需要注重“跨文化管理”，戴维・A・利克斯就指出过这一挑战，他认为：“大凡跨国公司大的失败，几乎都是仅仅因为忽视了文化差异――基本的或微妙的理解所招致的结果。”在一个这样的企业中，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方经理人员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习惯作分等的差异，对企业经营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态度。如经营目标、市场选择、原材料的选用、管理方式、处事作风、作业安排及对作业重要性的认识、变革要求等，从而给企业的全面经营隐藏下危机。
一、人类文化体系的多元性组织文化多样性的根源
文化的产生，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总共形成了四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一直到近代欧美的文化圈，从古希伯来起一直到伊斯兰国家的闪族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这四个文化圈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第一个文化圈构成了西方大文化体系；第二、三、四个文化圈构成了东方大文化体系。所谓“体系”，它必须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三个基本条件，尽管因为其经济成绩的卓著，西方语境下的各种经验、文明在很长时期里，取代与批判了东方文化圈下的各种经济单元，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是“全盘西化”了的，连以西化著名的日本也不是这个样子。
文化差异所产生的“文化冲突”冲击着跨国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有效运作，在提高企业运行成本的同时也加大了市场经营的难度。因此要研究组织的文化多样性，必须首先了解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差异。按荷兰文化协作研究所所长霍夫斯特德（G・Hofstede）教授的观点，文化是一个环境中的人的“共同的心理程序”（CollectiveMental Programming）。文化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既然如此，不同的群体、区域、国家这种程序就互有差别。这是因为他们的心理程序是在多年的生活、工作、教育下形成的，因而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
文化具有二元性，既包括人们头脑中的价值模式，又包括人们外在的行为模式。同时最重要的一点是，文化具有相对的惰性，其演变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因此在不同的文化地域投资与经营的跨国企业所面对的文化差异与文化距离，在短期内不会消失，只有顺应，否则必将带来惨重的损失。全球范围内，无论在大公司还是小公司，伴随着“无国界”的商业竞争，人们都遇到许多挑战和机遇，企业“跨文化管理”，就是善于把当地文化理念融会于经营管理之中，在企业跨国经营的资源整合、产品创新、品牌创立、市场营销诸方面更加符合本土化。通过“跨文化管理”，达到相互的沟通和互融，消除文化障碍。
二、经济全球化趋势：组织多元文化的必然
信息技术和电子通信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普通民众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认识，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连成网络，全球电脑网络可以使几万亿美元的贸易、投资、国际金融业务在瞬间完成，使全球信息自由传递和交易费用降低，促使所有产业部门都竞先应用新技术和创新能力取代传统的价格竞争力，资本流动、劳动市场、信息、原材料、经营与管理更加国际化，并逐步依赖国际市场。
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企业经营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在地理空间上实现远距离的分离成为可能，而全球范围内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松动等因素，更加速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扩张。所以，大规模的跨国兼并和竞争，使得跨国公司由生产与销售的一体化转变为科研、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的一体化，全球范围内更加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
全球化是指资源供给、产品市场和商业竞争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赖，真正的国际组织以全球视角运营，不以某一个国家为“家”，未来学家Alvin Toffler将其称为跨越国界的机构，“在一国研究，在另一国生产，在第三国装配，在第四国销售，并将剩余资金存储于第五国”。全球战略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培养当地人力资源，公司减少对外派管理着这一机制的依赖，转而注重其用当地了解市场的管理人才运作企业。
在全球化的时代，企业的成功越来越与世界范围的运营和全球雇员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市场上商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必须了解当地文化。正如“你遇见了一个德国的螺丝扣，可是你却拼命地用中国专用的工具去卸它，根本就是无济于事的。你的工具箱里必须要有德国自己专用的兑付德国螺丝扣的钳子”，现在的企业需要有具备全球意识以及文化敏感性的领导者，这不是说他们都得在海外工作，这是说领导者必须清楚国际事务如何影响企业运作，必须清楚如何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相处。而且，跨文化管理的挑战不仅仅局限于国际项目，就是在一个大文化圈的背景下，还存在着一个特定民族内文化的多元性――国内文化多元主义。
三、从文化冲突到文化休克：组织多元文化冲突的症结
文化差异是文化冲突的根源，从宏观上说，它来源于各国之间不同的历史传统以及社会发展进程，从微观上说，不同的公司之间有各自不同的“企业文化”。因文化差异引起的文化冲突对个体行为的最大影响便是其导致的“文化休克”现象。
（一）文化休克。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最早是由世界著名人类学家奥博格(Kalvero Oberg)于1960年提出来的，他把这一概念界定为“由于失去了自己所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又不熟悉对方的社会符号，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这种“深度焦虑症”主要表现为面临完全陌生的环境时所产生的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
（二）重返文化休克。用英语来说就是“Reverse Culture Shock”。产生“重返文化休克”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母国文化中原先所持的社会角色的丧失。在国外呆上一段时间，尽管我们努力适应了异质文化，可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就是对于我们熟悉的本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疏远。回国之后我们慢慢发现中国已经不再是我们原来所熟悉和一直想念的中国了，然后一切开始陌生和疏远，同时在国外辛辛苦苦所形成的一些价值观也必然和中国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相抵触。也就是说，海归们异国文化中积累和摸索出来的经验在母国文化中开始变得不灵验，让他们感觉无所适从，影响着他们在国内工作和生活中价值的正常发挥，久而久之变得“眼高手低，逃避现实”。
根据“文化休克”理论，我们推断，组织跨文化人员的流动，不仅仅局限于大文化圈、跨越国界的流动存在“休克”现象，只要是来自一种特征鲜明的强文化环境的员工，都会因为文化差异发成冲突，表现一定程度的“文化休克”，尤其是冲突源对立性强的情况；“重返文化休克”，往往是较高文明回归较低文明时产生的不适，当来自相对弱势地区的员工，经过千辛万苦的学习，掌握了新环境的主流文化和节奏，对新文化的认同导致了对旧有文化的差异，所以建立多元文化认同部分的融合意识，对修复“重返文化休克”是非常重要的。
四、文化差异的识别：跨文化组织管理的起点
了解什么是文化与文化差异还并不足够，从认识“文化差异”到调和“文化差异”，这是至关重要的两步，只有进一步描述乃至对文化差异加以量化，才能够对跨文化管理的操作与研究提供帮助，这方面吉特・霍夫斯泰特（Geert Gofstede）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平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长达7年的调研过程中，霍夫斯泰特队著名跨国公司IBM的50种职业，66个国家或地区的雇员所回答的11.6万份问卷（每份问卷大约有50个问题）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民族文化的五大纬度，即：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度/女性度和长期观/短期观。
（一）权力距离。权力距离指社会所承担的权力在组织中不平等分配的程度，或者也可以看作管理者与职工之间的社会距离。东亚、拉丁美洲以及伊斯兰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菲律宾、中国香港、巴基斯坦、伊朗、巴西、阿根廷等权力距离较大，他们一般更注重权力的约束力，而大多数英语系发达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丹麦、瑞典等权力距离较小，他们往往不看重权力，而更青睐个人能力的发挥。
权力距离体现在企业中则是集权与分权之分，权力距离大的文化环境中要采用强等级制的体系、程序和严格的监督制度，决策集中在高层，下级服从上级；权力距离小的文化环境则决策民主化，鼓励大家共同参与。
（二）不确定性规避。不确定性规避指一个社会所感受到的不确定时间和模糊情景对自己利益的威胁程度，并试图以提供较大的职业安全，建立更正式的规范，不容忍非常规观点和行为，相信绝对知识和专家评定等手段对此加以避免或控制。不确定性规避具有强与弱两个极端。霍夫斯泰特认为规避不确定性的途径主要有三种：科技、法律和宗教。我们用科技来规避自然界的不确定性。用法律（成文和不成文）规避来自其他社会成员的不确定性，如德国，工业民主有立法产生，然后再在组织中推行。用宗教来规避死亡和来世的不确定性。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在不确定性规避倾向上有很大的不同，伊斯兰国家、拉丁美洲及拉丁语系国家，如伊朗、巴基斯坦、哥伦比亚、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较高，他们喜怒形于色、活泼开朗、竭力避免冲突与竞争，关心生活安全，相信专家权威。而美国、英国、爱尔兰、加拿大等英语系国家以及瑞典、丹麦、挪威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不确定性规避指数较弱，他们在生活中更愿意冒险，肯定年轻人的朝气，相信普通人的尝试，较少表示自己的真实情感。
（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是一种松散的社会结构，以个人为中心，注重个性发展，个人高于组织，而集体主义是一种严密的社会结构，个人的利益与组织的利益两系在一起，个人忠诚于自己所属的团体，同时也期望团体对之加以关照。一般而言，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个人指数较高，个人主义的文化背景，注重个人能力、闯劲、活力，而亚洲国家如日本、印度、泰国等与拉丁美洲国家如危地马拉、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则较倾向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注重资历、工龄。
（四）男性度/女性度。男性度/女性度指社会对“男性化”价值观，例如供给、自信、注重物质成就等的赞赏程度更高；还是“女性化”价值观，如两性平等、相互依存、注重生活质量等的赞赏程度更高。男性气质突出的国家强调竞争，把财富权势看作成功的尺度，工作第一，注重工作绩效，鼓励工作狂，如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奥地利等；而女性气质突出的国家更看重生活质量，强调安逸轻松，以非物质刺激为主，对于冲突乐于采取和解的、谈判的方式去解决，强调平等、团结、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等，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以及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五）长期观/短期观。这是其他学者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儒家文化的价值观）进行跨文化研究后对霍氏模型提出质疑之后，霍夫斯泰特所增加的一个新的维度。长期取向的社会中文化轻技能，原则是储蓄、节俭、长期投资、注重资金安全和工作保障，如儒家文化圈的大多数东亚国家，而短期观正好相反，注重消费而非储蓄，轻文化重技能，冒险与进取精神较强，如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
五、尊重文化气质性差异的融合：跨文化组织管理方案取向
不论在什么文化背景之下，对人力资源取得最大的使用价值，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这是跨文化组织管理的目标所在。
根据世界著名的跨文化专家霍夫斯塔特（Geert Hofstede）关于文化的解析“文化就像是一个洋葱，有很多很多层。”最外表的一层称象征物（Symbols），如服装、语言、建筑物等等；第二层是英雄人物性格（Heroes），在一种文化里，人们所崇拜英雄的性格也就多多少少地代表了此文化里大多数人的性格；第三层是礼仪（Rituals），礼仪是每种文化里的对人和自然独特的表示方式；最核心的一层是价值观（Values），指的是区分善恶美丑的标准。
价值观是文化中最深邃和最难以理解的部分，它是文化的基石。是文化气质性差异的范畴，我们每天都在其中，可又没有意识到其的存在。不同文化对世界和自然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价值观的不同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文化是没有好与坏之分的，只有彼此之间的不同，培养接受和尊重不同文化的意识，才是掌握跨文化沟通技能的良好开始，具体实施组织跨文化管理的努力可以在尊重“文化气质性差异”的基础上，求得更多的融合：
（一）全球经理人的文化差异高敏感性。在选择外派人员的时候，选择喜欢挑战，不断寻找机会学习，乐于接受别人的意见并有寻找反馈和利用反馈的行为的人，他们有冒险精神，有很强的与人交往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文化差异有较高的敏感性，能够识别行为的冲突和差异，来自于不同的文化差异。
（二）管理人员的本土化。由于本土的管理者对本土文化有深刻地了解，容易为员工所接受，对本土管理人员进行跨文化培训，令其熟悉本企业多元文化的构成，降低文化差异经营风险。
（三）以宽容和容忍的态度对待文化冲突。即使准备再充分，跨文化管理中的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面对冲突，管理者需要一个平和的心态，宽容的态度和理智的处理方式，对本土文化要有分析的过程。
（四）逐步实施的文化融合策略。文化融合的最终目标是塑造彼此认同的企业文化，从而对人力资源取得最大的使用价值，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这个塑造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分阶段实施。
一、坚持强势推进，构建协同化的组织领导体系。
领导重视是我市实施目标绩效考评，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并取得较好成效的关键。以市委书记罗一民为首南通市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机关作风建设和绩效管理工作，把其列入市委、市政府的四大工作方针、工作重点之中，创造性地把办事环境作为市级机关作风建设和目标绩效考评的主要评估标准，注重经济、环境和作风效能建设三者统筹考虑、相互促进和共同提升。以来，市委、市政府每年都要召开三个全局性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机关作风建设和目标绩效管理工作，一个是年初召开动员大会，总结上年工作，表彰先进部门，部署全年工作；二个是8月份召开推进会，回顾上半年情况，重点分析存在问题，提出深入推进的要求措施；三个是次年1月初召开社会评议动员大会，组织1000名社会各界代表评议机关作风。市委、市政府每年都要根据形势任务的发展和机关作风效能建设的实际，制定出台以绩效管理为重点的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年度实施意见。抓好机关作风建设和目标绩效管理，已经成为市委、市政府所有领导做好领导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由市委5名常委和1名副市长担任正副组长的机关作风和目标责任制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每年都要召开20次左右会议，研究落实机关作风建设和目标绩效管理工作安排，随时听取工作汇报，及时提出工作要求，协调解决有关问题。我市还实行了机关作风建设重点工作责任制，市委、市政府各位领导根据职能分工牵头负责，形成了机关作风建设和目标绩效管理齐抓共管的局面。
二、狠抓作风建设，筑造系统化的思路创新体系。
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实施目标绩效考评，是提升政府服务质量和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元素，是地方党委、政府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机关作风就是办事环境，就是发展环境。一个地方的工作，成在机关作风，败也在机关作风；一个地方的发展，快在机关作风，慢也在机关作风；一个地方的形象，好在机关作风，坏也在机关作风。7年来，我们抓机关作风建设的定位不断调整，目标不断提升，思路不断创新。从机关作风建设开始破题、发起争创市级机关满意单位，到部署争创全省最佳办事环境活动、全面掀起对标找差、争先创优热潮，再到将作风建设与先进性教育活动有机融合，突出机关行政能力建设，将机关作风建设的重点指向处室这一重要层面，今年又将机关作风建设和目标责任制管理工作的核心定位为“绩效管理”，全面启动和谐机关创建，我们始终把市级机关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坚持不懈地抓，求真务实地抓，机关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明显成效。继我市政府服务质量在全国50个最具竞争力城市中位居第一后，我市跻身最具台商投资价值城市行列，我市又被评为“跨国公司眼中最具投资价值的中国城市”第一名。
三、致力争先创优，确立导向化的最佳目标体系。
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实施目标绩效考评，目的是为了评出实绩、评出方向、评出动力，推动各项工作的争先创优。我们从一开始就把作风建设和绩效考评的“风向标”拨正定准，强调狠抓机关作风建设、实施绩效考评的着眼点是为了猛促经济社会发展，着力点是优化投资环境，要求各部门和单位在全省的大坐标系中“瞄准最佳、争先创优”，并提出了创建全省最佳办事环境“六个最”（办事理念最先进、办事态度最热情、办事程序最简化、办事方式最快捷、办事水平最高、办事成本最低廉、办事成效最显著）的要求。鲜明的工作导向，极大地调动了机关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激发出机关工作的动力和活力，机关部门以创业的激情抢抓机遇，以创新的理念破解难题，以创优的追求争先攀高，形成了敢于争先、善于创优，事事抢第一、行行争一流的生动局面。仅以为例，机关职能工作就有140多项在全省领先，60多项在全国领先，社会各界对机关作风的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达98%以上。到去年，市级机关共削减行政许可事项712项，减幅达67%；市行政审批中心对中心事项的承诺时限进行了第6次压缩，总时限由1555个工作日压缩为1323个工作日，即办件达90%以上，继续在全省保持审批时限最短、速度最快。各级各部门坚决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顾全大局，服从指挥，主动沟通，相互配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推动跨越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强大合力。
四、找准关键环节，健全精细化的配套措施体系。
我们提出争创全省最佳办事环境的目标，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口号，它有明确的针对性，要着力解决机关工作中“慢”、“推”、“僵”、“苛”、“卡”、“虚”等办事难的具体问题；它有很高的要求，要力求做到办事理念最先进、办事态度最热情、办事程序最简化、办事方式最快捷、办事成本最低廉、工作成效最显著；它也有具体实在的措施，每年都要根据实际情况，从提升办事水平、改进
办事态度、提高办事效率、降低办事成本等方面，提出30项左右的具体措施，并由相关职能部门制定出详细的实施方案，牵头组织实施，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抓好机关作风建设和目标绩效管理。在机关作风建设和目标绩效管理中创新程度最高、工作难度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工作，就是构建市级机关创建全省最佳办事环境的指标支撑体系。我们的目标是争创“全省最佳”，但“全省最佳”如何争创、如何认定？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争创全省最佳办事环境指标体系的设想，得到市委常委会的认同。但制定指标体系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我们广泛听取意见，精心拟订方案，先后制定下发了《关于建立争创全省最佳办事环境指标体系的通知》、《关于修改完善争创全省最佳办事环境指标体系的意见》，对构建指标体系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指标体系经过了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三上三下才确定下来，在《南通日报》用14个版面集中公示。这一指标体系总体上体现“三个特点”：一是先进性。93个部门围绕创建全省最佳“六个最”的要求，结合各自实际，共制定了全省最佳、全国一流指标1087项（）。二是可比性。多数部门在找准省内同行横向指标的基础上，定量项目明确全省最佳的量化指标，定性项目明确全省最佳的参照目标。三是操作性。各部门结合实际制定了1800多项争创措施，1700多项得到落实。因为“全省最佳”本质上是一个横向比较的概念，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所以每年我们都组织各部门修订完善指标体系。“全省最佳”目标以及指标体系的确定，推动市级机关形成了“作风建设创最佳，绩效管理争一流”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对全市经济社会跨越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五、科学整合资源，形成标准化的指标架构体系。
科学建立指标体系是实施绩效考评的重中之重。我们坚持把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作为制定决策的重要前提，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和项目建设注重听取群众意见，对关系到南通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重要决策议题、重要工作部署和重大项目建设组织进行科学研究论证，从而确定市委、市政府年度工作思路及目标责任分解。一是指标构成上做到职能目标和共性目标相结合。职能目标由重点工作目标、业务工作目标及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重要工作三部分构成，具体根据部门的不同工作特点而设定。共性目标对所有部门都是一样的，主要包括领导班子建设、党风廉政建设、机关作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内容，近年来突出争创全省最佳办事环境的目标要求。二是指标导向上体现全局性、先进性和针对性。目标的制定既与条线的要求相衔接，又突出市委、市政府年度中心工作，横向比要在省内领先，纵向比要提升明显，具体做到“三个体现”，即部门目标是真正体现高点定位、争先创优的目标，是真正体现服务全局、服从大局，推动跨越发展的目标，是真正体现创造性地发挥职能作用，解决实际问题的目标。同时，强调目标制定的科学合理和可操作性。三是指标权重上突出职能工作目标中的重点工作占比。衡量和评判部门管理绩效时，着重把握责任主体围绕中心工作履行职能、创造业绩方面的情况。指标分值权重，职能目标占60％，共性目标占40％。职能目标突出重点工作目标占比，一般要达到职能目标总分的60%左右。
六、持续创新实践，完善科学化的绩效评估体系。
实施绩效考评是一项世界性难题，必须要与不同的发展要求、不同的区域特点、不同的管理对象相适应。科学、管用的考评出动力、出生产力。自以来，我市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在机关作风建设和目标绩效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建立健全了职能目标、机关作风建设共性目标和综合评议“三位一体”的考核评比体系。
一是在考评方法上采用“三个结合”，坚持考核部门工作实绩与考量作风相结合、日常考核与年终考评相结合、领导评价与社会评议相结合，保证了作风建设工作取得突破性、持久性成效。
二是在考评把握上坚持“三面并进”，通过分析部门目标，看争先创优的态度，评目标管理水平的高低，通过日常考核督查，看争先创优的过程，评作风建设和绩效管理效果的好差，通过年终集中考评，看争先创优的结果，评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的大小。
三是在考评实施上注重“三个环节”。
1、考评对象分类。按照一级考核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原则，确定相应的考核对象。市级层面考核对象为市委、市政府所属工作部门、管理部门，法院、检察院，市各人民团体，条管部门以及部分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关联度较高的市直企事业单位。部门（单位）内设机构、直属机构、分支机构、派出机构和基层站（所）由部门（单位）实施二级考核。为提高考核评比的合理性，将考核评比对象按职能相近原则进行分类，市级机关大致分为党政综合服务、政府经济管理、行政执法、省垂直管理四大类。按照分类分别组织进行专门的考核，对应的考核结果也分别从各类别部门（单位）中按比例产生。各人民团体纳入党政综合服务类进行考核，市人大机关、市政协机关只参加社会评议。两部门机关内部目标责任制的考核参照执行。
2、考评工作安排。综合考评采取日常考核、年终集中考评和综合评议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日常考核、集中考评和综合评议分别占整个考核得分的15％、55％和30％。日常考核主要通过明查暗访、举报投诉查处，重大项目跟踪督查，部门、监督、监察部门日常查处，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和目标办督办反馈等途经组织实施，并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和有关单位的查询与监督，切实把部门的注意力由偏重“评时”引导到注重平时。年终集中考核工作采取封闭式考评办法。建立审核组、考核组和监督
组分别对部门职能目标和机关作风建设共性目标审核、评议和考核打分，并实施全过程监督。综合评议由市领导评鉴和社会评议构成。市领导对所有参评部门机关作风建设及目标责任制管理情况进行评鉴。社会评议由1000名左右的社会各界代表，对部门的工作情况进行评议，评议结果换算分值纳入部门考核总分，评议中提出的文字意见，分类整理后反馈给相关部门。3、考评等次确定。汇总部门日常考核、年终考核组集中考评、领导评鉴和社会评议四个方面的分值，按比例从四个小组中产生考核位次。考核结果分为最佳、先进、良好、达标和诫勉单位五个等次，其中，初步评定先进单位（25%左右）、良好单位（45%左右）、达标单位（30%左右）。从先进单位中产生10个左右的最佳单位。职能目标考核和综合评议得分排名靠后，且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突出问题的，确定为诫勉单位。对只参加社会评议不参加目标考核的部门和单位，按社会评议的结果确定奖励等次。为进一步调动和激发更多的机关部门争先创优的积极性，从起我们又增设了优质服务奖和争先进位奖两个奖项。在考评为良好及以下等次的市管部门中，考评位次比上年前移10位以上的，获“争先进位奖”。在考评为良好及以下等次的条管部门中，按得分高低，产生6个左右的“优质服务奖”。自去年起，我们还组织开展了市级机关先进处室评比活动。今年，我们又把绩效考评列各小组最后1名的单位，确定为提醒谈话对象，进一步体现考评的刚性。
四是在绩效认定上把握“三个尺度”，重点看部门工作争先创优成果的难易程度、层次高低以及对全市经济及全局工作的贡献大小，不唯材料、唯奖项或证书。
五是在考评结果上力求趋求“三个一致”，与部门实际工作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趋向一致、与领导对部门工作的评鉴趋向一致、与社会公评趋向一致。实施绩效考评，我们并不是一味地追求部门指标完成的结果，而更加注重分析评判部门绩效管理的过程，通过明查暗访、跟踪问效、专项督查、过错追究及限时整改等工作，综合分析部门目标实施的主观能动性、团结协作性和工作创造性，切实把部门的注意力由偏重“评时”引导到注重平时，增强了考评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日前，国家人事部对我市机关作风建设和绩效考评工作作出高度评价，就此专门上报国务院办公厅，并编发专题简报发往全国各地，“南通模式”再次引起各方广泛关注。
七、硬化制度约束，落实长效化的监督问责体系。
内容提要：该文提出了公共管理的简明概念；并把公共管理划分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社会性是三大公共管理学科共同内涵。另外，简要阐述了社会性与政治性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有关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共管理；管理学；社会管理论
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的内涵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我国关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虽早已开锣，但对其内涵却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见不一。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管见和盘托出，就教于行家、学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治理机构。”应当指出，这是狭义的政府，它专指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种政府公共事务包括政治选举、行政区划与国家礼仪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务、国家安全公共事务、对外关系公共事务、人事行政公共事务、财务行政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的公共事务。
3．社会公共事务。这里的“社会”并非“人类社会”的广义“社会”涵义，而是专指“政府管理社会”中的中观的“社会”，这里的“社会”，即将社会管理与政治、经济管理职能并列的一个领域，它主要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这种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社会公共性也最强。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于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可以归纳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类，因此，我们也应该把种种公共管理归结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正是这“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庞大的公共管理体系。我们既要从个性去分清它们的差异，又要从共性去归纳它们的统一，用共性与个性相联结的辩证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谛。
二、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构成的，因此，“国家”、“政府”、“社会”都分别是公共管理的内涵之一，然而，比较而言，只有“社会”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阐述：
（一）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内涵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下面分别阐释它们的社会职能特征。
1．国家的社会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运用上天赋予他自己的价值和趋利避害的权利。然而，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不致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自己和整个社会归于毁灭，于是人们运用理性来解决冲突。即人们坐下来协商，将上天赋予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者”，权利让渡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的过程，而这个“者”就是国家。这种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为核。动的社会契约学说，把人们契约的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把国家说成是人们契约的结果，从而否认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固然不对，但是，它肯定了消除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内容。因此，社会契约理论虽然否认了国家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表达了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观点。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表明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是国家产生、存在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社会性特征。还有，国家不仅不是从来就有的，而且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社会发展到具备消灭阶级的条件时，国家就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这也是国家依赖社会的表现。此外，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对社会也发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由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政治统治职能不变的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科技文化职能不断扩展；政治性。统治性职能越来越依赖于管理性、服务性职能作用的发挥。总之，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来谈国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会服务作用。作为国家伴生物的政府，与国家一样，仅仅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要永远存在下去。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其对社会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职能，也是以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基础的。当代政府与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异，都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各个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时代社会的具体发展要求和时代特征所使然。还有，历史上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并不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纳、代表和反映社会对它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对社会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能力，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政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社会服务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规定的规则为行为导向，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政府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从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来的有效举措。
3．社会公共组织的社会性特征。至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各种社会性组织，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是依附于国家和政府组织的，是作为国家和政府组织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阶级的烙印，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这些社会组织必然要逐渐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而成为独立主体。在国家、政府消亡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将依靠这些社会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规划和实现社会发展。只不过到那时它们已经完全丧失掉了阶级性、政治性。因为，在对人的统治与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变成了纯粹的管理性的组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社会组织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组织，社会仍然将处于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与这些社会组织同时管理、双轨运行的局面。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随着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承担的大量社会职能将更多地由社会组织去?械！N颐?nbsp;应当顺应社会历史潮流，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自主性，扩大这些组织的社会性成分，向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远大目标迈进。
（二）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
公共管理的对象，即公共管理客体，就是社会（这是广义的“社会”）公共事务。根据各自性质的不同，社会公共事务又可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这里，可以说，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是同义语。因而，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也就转换到研究以公共管理为对象的公共特性上来。
“公共”的对立面是“赢利的”、“私人的”和“企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可以大略从以下几个侧面去分析。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组织。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论述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是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种公共组织。
2．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
正如所揭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是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但即使这样，在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之中，运用公共权力所进行的政治统治，也必须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基础，以执行社会性职能为基础。因为这是国家、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这些论断表明，理论作为有鲜明阶级性的革命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忽视政治统治的社会性基础。相反，而是把社会性提到了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揭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了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只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政府的公共性（社会性）特征，主要的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还要认识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性质和目的，也在于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有时甚至实现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务，如向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等。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主张以社会公众的偏向和需要作为政府行为导向，强调顾客意识，树立服务对象为上帝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公共事务的社会性要求压力下，采用新的统治手段与方法，从而也使西方国家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应当指出，这里讲的“公共”、“社会”是抽象的范畴，现实的“公共”、“社会”却是十分具体的，是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做到真正凌驾于社会、代表整个“社会”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来表述，是很确切的。但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的社会性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社会责任和绩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动的绩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对绩效决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或效率标准来进行衡量，而是必须用服务效果、质量和公众满意的程度等多种尺度作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对传统行政学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行政所应肩负的广泛的社会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穷、疾病、无知和绝望，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应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是顾客导向的行政组织形态，即以公众——公共行政服务的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二是应变灵活的组织形态，即加大组织结构的弹性，以便能够对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应。将社会公平和广泛的社会责任提高到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倡导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为此，这一理论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运动所依据的一项重要理论。这种强调政府以社会公众的需求?形枷颍?nbsp;税人以政府实际的工作结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过程为纳税尺度的理论，有效地推动了政府提高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务和活动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机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等，从自身利益的关。心和实现角度，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在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由政府的垄断供给转变为通过合同出租和非国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化转变为民营化，将其投放市场，由各个竞争主体和社会公众自己来提供；对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会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手段，交给社会公众承担。在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方面，也由原来的“黑箱”操作，变为“金鱼缸里生活”，让社会公众知晓，让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介和公众了解活动内容，随时可以进行检查、调查和监督。电子政务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上述种种公开性、参与性及其非国有化等关于公共管理过程的环节和变化，实际上都是公共管理社会性的体现。
总之，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是公共事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性都是它们的共同性内涵、基础性内涵。我们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上去准确把握这种社会性特征的内涵，并以其为一个重要依据，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包括构建严谨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
三、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
上面集中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盖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内涵。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一定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是实现该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组织。因此，历来国家、政府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也或多或少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团体，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讲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讲政治”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正确把握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是政治性的基础，政治性寓于社会性之中，没有社会性就没有政治性。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时，一定要明确社会性的这种基础地位与作用，坚持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先进的与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标准。
2．政治性是社会性的保证，社会性以政治性为指导。在阶级社会和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没有政治性也就很难或者无法体现社会性，实际上，没有全面地体现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不靠国家、政府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社会难以存在，更不用说进步与发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坚持用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去保护和发展社会。
（二）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最高（终）目标迈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来看，从时间论，社会性比政治性更长久。因为国家、政府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社会了，国家、政府还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而社会将长期（不是永远）存在着。再者，从空间论，广义的“社会”是指人类社会，包括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存在，而国家、政府则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性要比政治性宽泛的多。从时间论，政治性存在于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长久得多。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路就在脚下”，应该着眼长远，着手当前，正确地做好当前所承担的每一项公共管理工作，为实现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我们的先贤所谓的“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奉献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热和光。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改革也称得上是朝着这个远大方向努力的一个工程！
四、根据公共管理的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公共管理研究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地研讨。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是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界域”问题。即这里讲的学科体系是“门类”学科体系，还是一级学科体系，或者是一门公共管理课程的体系。就“公共管理”而言，还有一个综合“三界”（国家、政府、社会）的公共管理与分门别类的公共管理的关系问题。笔者这里拟按“公共管理概论”的范围定位提出一个研讨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