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2-03 02:42:0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近代文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对职业规划认识起步较晚，对自我认识和职业准备不足相较于国外，国内对青少年的职业规划教育起步较晚。在西方国家，职业教育启蒙贯穿了儿童成长的不同阶段，学校设置相应课程和开放式研究作业，让学生了解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不同职业职位特点，并引导学生以此为依据考虑自己的职业规划。而在我国，进大学前的职业规划教育内容非常少见，青少年多以升学为目标，只有到了大学才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与之相关的最大问题是，学生对自我的认识不够充分，没有过相关的探索和思考，无法清晰的界定自己的优缺点，兴趣爱好和能够与之对应的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很容易产生迷茫。
（二）对就业环境和形势了解不清，产生盲目的乐观和悲观心理学生对就业环境和所需的准备认识不够清晰，有盲目性的特征。近些年社会上多次出现学生“考证”扎堆的现象（3），反应出大学生了解到就业越来越难，出现惶恐，希望准备得越“充分”越好，误以为职场和学校一样，以考试成绩和所获证书为标准。他们无法意识到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最重要的是具有职业素养和综合实力的人才，而这并不能简单靠成绩单和证书来衡量。另一方面，在信息社会里，媒体大量报道“财富新贵”“年轻有为”，也让年轻人对事业成功的渴望愈加紧急和强烈，认为互联网新时代下创造性的无限可能，加之对自身价值和定位的不清晰，很容易对就业现状产生盲目的乐观和悲观。
（三）责任认知不清晰，对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逃避本应承担的责任一项相关调查显示：有73％的受访大学生都把社会关系当成是自己择业的最大困难，有81％的受访大学生把面对择业信息时的无从选择归于择业信息不公开、企业公司的信息网络不畅通等社会原因，而不是自身取舍信息的能力问题。（4）这中种归因和社会的相关现象有所关联，但成长和个人发展归根结底是自己的责任，外因要靠内因才起到作用。一些大学生在毕业后并不主动找工作，而是宁愿呆在家里做“啃老族”，或者指望父母亲友解决其工作问题，均是对自己的责任认识不清晰，将个人发展职责推卸给他人的表现。
二、从大学生本人出发，解决就业心理问题的对策
（一）尽早开始思考人生目标和职业规划就业是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的起点，是从学校迈向社会的第一步。找工作是仅仅是实现职业生涯规划当中的一小部分，与此相关的是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是什么，如何在未来进入社会后实现。这才是之所以读书和受教育的原因所在，也是应该尽早考虑的核心问题。对于大学生来说，需要意识到思考和规划未来是一件重要又紧急的事情，有了清晰的人生目标和职业规划，将是实现顺利就业的第一步。
（二）主动了解就业环境和人才市场情况，积极尝试和体验真实的工作环境多数的学生长期处于学校这个较为封闭的环境，对外界的情况和真实的工作处于想象状态之中。而用人单位所需要的人才衡量方式和传统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衡量标准并不完全统一。（5）作为大学生，应该认识到这其中的不同，并且积极参与到各种社会实践当中，并寻找实习机会，体验真实的社会和职场。除了社会实践和实习，大学生还可以通过和已毕业的学长交流，和过来人学习经验，考虑如何更好的准备，积极应对就业市场的挑战。在获取就业相关信息时，尽量获得一手经验，而不是道听途说，或者人云亦云。
2002年10月，中国物流学会在广东南海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物流学术年会，2003年10月在北京召开第二届中国物流学术年会。去年我在会上就提出，要把中国物流学术年会开成全国物流理论研究最高水平的学术会议，今年的论文投稿十分踊跃，水平大有提高，涉及的面极为广泛，涌现了不少新人，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十分可喜。
我想利用这一机会讲三个问题。
一、关于中国物流理论研究
在2002年的年会上，我曾提出下一步物流理论研究的十大重点：
（1）物流定义
（2）物流规划与物流政策
（3）物流成本与物流统计信息体系
（4）传统企业流程再造和业务转型
（5）物流市场与需求
（6）供应链理论
（7）物流信息化
（8）物流技术、装备及标准化
（9）物流人才教育和学科建设
（10）国外物流发展趋势
一年来，研究的情况如何？从今年征集的200多篇论文来看，基本上都在这10个方面。但有新的扩展，如突发事件中的物流研究、关于物流的数学模型与经济核算方法等。我认为特别取得较大进展的是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物流基础理论研究
对物流、物流产业、物流企业、企业物流、物流行业的基本概念，包括其内含与外延的研究；对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对供应链与物流、电子商务与物流、采购与物流相互关系的研究；物流系统论与物流价值论的研究；物流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物流与国际贸易的研究；物流与大通关的研究等等，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第二，物流企业与企业物流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最多、最广，有一些新的突破，比如物流企业与企业物流成本研究，运作模式研究，物流外包研究，物流企业竞争力研究，工贸企业物流流程再造研究，传统运输与仓储企业向第三方物流服务转型研究，第四方物流研究，物流过程各方利益冲突的产生与解决方案研究等等。
第三，行业物流与区域物流研究
在编辑今年的《中国物流年鉴》时，我感到行业物流与区域物流的内容比较丰满，说明了各行各业都在关注物流的发展，如汽车物流、家电物流、药品物流、烟草物流、连锁物流、食品物流、粮食物流、邮政物流、港口物流、IT物流、服装物流、航空物流、交通物流以及长三角物流、珠三角物流、环渤海物流、中部物流、西部物流、开发区、保税区物流等等。交通部为此专门拨款1000万元。许多部门的研究开始从宏观层面向中观与微观层面展开。
第四，物流市场研究
物流市场如何形成，物流环境包括哪些要素，物流资源如何进入市场达到优化组合与合理配置，不同行业物流市场的供需分析，物流市场主体、客体、载体与中介组织的相互关系以及如何促进物流外包的研究等等。
第五，供应链管理研究
供应链管理是经济运行中一个新的模式，今后企业之间的竞争将被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所代替，供应链是什么，供应链管理的要素有哪些，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如何进行供应链设计，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的关系等等，这方面的研究虽然相对还比较薄弱，但已经起步，并取得可喜进展。
第六，物流信息化与标准化研究
信息化与标准化都是中国物流发展中的瓶颈，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如何在物流业发展中充分应用各种信息网络技术，如何使中国物流标准化并与国际接轨，已有不少研究成果。
我认为，中国物流理论研究起步不晚，但存在的问题是研究不深不广，这几年物流业快速发展，更显得理论准备不足，实践走到了理论的前面，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怎么办？作为物流理论工作者，应当迎难而上，勇挑重担，推进物流理论研究，使中国物流业的发展有一个较好的理论指导。这里应该提倡学术评论、批评与争论，营造一个鼓励创新的学术氛围。
下一步物流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什么，我认为是以下十二个方面：
第一，物流基础理论与方法论研究
第二，物流经济学及学科建设研究
第三，物流发展的战略规划与相关政策的研究
第四，物流企业与企业物流研究
第五，物流信息化研究
第六，物流标准化研究
第七，行业物流与区域物流研究
第八，国际物流研究
第九，采购与供应链管理研究
第十，物流市场研究第
十一，物流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
第十二，应急物流与军地合作的战略研究、
我希望，全国从事物流理论研究的同志们，在物流业发展的实践中，善于总结，勇于创新，把中国物流理论研究推向一个新水平，走向世界，确立自己的地位。
二、关于推进中国物流业发展的基本思路
如何推进中国物流业的发展，经过这几年的积极探索。我们认为，主要要抓好以下十个方面：
第一，制定中国物流发展大纲。要不要做这件事本身就有争论，但我很赞赏日本政府的做法，制定“综合物流施策大纲”与“新综合物流施策大纲”是十分必要与正确的，实践证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国家有一个物流发展大纲十分重要。这个大纲实际上是一个指导性意见，有目标，有措施，有要求，但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规划。我们已参与了原国家计委组织的中国物流规划草案的起草。现在国家计委已改成国家发改委，我们强烈呼吁把这一工作继续下去，争取以国务院名义中国物流发展大纲。
第二，出台物流产业政策。原国家经贸委已着手调研物流业发展产业政策，有关部委也在研究行业物流的产业政策，一些省市在制定地区性物流规划时也出台了一些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涉及到市场准入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融资政策、标准化政策、投资政策、外资合作政策等等。但由于全国没有统一的政策，有些矛盾已十分突出。2003年全国政协专门组织一个小组调研物流问题，由石万鹏同志牵头，主要调研两大问题，一是中国物流业的管理体制，二是中国物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积极参与了这一工作。但根据历史的经验，国家统一出台一些政策比较难，我们主张先在地方上出台一些有利于物流业发展的地方性政策，同时在某些领域实现全国性的个别突破。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
第三，推进以信息化、标准化为重点的物流现代化建设。信息网络化与标准化是现代物流技术发展两大关键，信息网络技术是现代物流生命线，而物流标准化则是促进整合、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的桥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通过每年评选优秀案例来推进物流的信息网络化。对于物流标准化，已经成立全国物流技术标准委员会与全国物流信息标准委员会，秘书处分别设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与中国编码中心。两个标委会已共同启动了建立物流标准体系表的课题。我们深信，在全国标准化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国物流标准化工作一定能扎扎实实的向前推进，但这要得到有关部门、行业与企业的大力支持。物流的现代化除信息化与标准化以外，还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物流管理的现代化，一是个物流技术装备的现代化，这两项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第四，启动中国物流人才教育工程。2001年，我们提出了启动中国物流人才教育工程的设想，分三个层次，一是学历教育，二是继续教育，三是岗位培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与中国物流学会已开了三届全国高校物流教学研讨会，成立了中国物流学会人才培训专业委员会。在教育部支持下，已有47所大学开设了物流管理与物流工程专业，多层次、多模式、多目标的物流学历教育体系已初步形成。在职教育目前虽然比较混乱，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巨大的需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劳动部指导下，已制定物流师标准，并已。物流师培训明年将在全国规范运作。国外的一些物流师证书教育也在引进，作为一种补充。上岗资格培训目前还未启动，因为涉及的部门、涉及的岗位太多，需要专门研究。
第五，推动物流企业与企业物流发展，繁荣物流市场。中国物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推动，创造一种环境，特别是培育与发展物流市场的环境，使企业真正进入市场，企业在物流市场的运作水平决定一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通过评选“中国物流示范工程”与“中国物流实验基地”来以点带面，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同时通过物流企业与企业物流的发展来带动行业物流发展，推动区域物流发展，并与国际物流接轨。
第六，建立中国物流统计信息系统。物流统计是政府宏观决策的需要，是国内外物流企业市场预测的需要。一些地方已经做了不少积极的探索，上海已建立了统计体系，北京也进行了物流的调查。2002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已安排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完成了全国物流信息统计系统研究。我们希望国家统计局把物流统计列入政府统计范围。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探索，在中国建立采购经理指数的可行性，已取得重要进展，另外为了给政府经济部门、给行业、给企业、给教学科研单位提供权威信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每年编辑出版《中国物流年鉴》与《中国物流发展报告》。
第七，抓好物流科技进步。现代物流业既然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现代物流中必然有科技生产力。在科技部支持下，已批准设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科学技术奖，包括科技进步奖与科学发明奖。国家2020年科技中长期规划中，已把物流科技单列为服务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已与团中央合作，在光华科技基金会下设立“中国物流发展专项基金”，宗旨就是推进物流科技的发展，希望得到全社会的支持。
第八，大力推进物流理论研究。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理论又指导实践。中国从1978年引进物流概念以来，物流理论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过，但由于客观环境所限，难以深入，影响也不够广泛，在最近几年，物流理论研究才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与中国物流学会通过每年一次的“中国物流学术年会”，通过“中国物流专家论坛”，通过专题理论研讨会，大力推进物流理论研究，在全国物流理论界的努力下，出现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景象。
第九，注重物流知识普及与舆论导向。要发展物流首先就要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物流，懂得什么是物流才能知道怎么去干，怎样干得好。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与中国物流学会通过编辑出版物流读物，通过新闻单位加强物流知识普及，并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仅北京就有40多个新闻媒体参与了这一行列。现代物流业的兴起，有新闻出版部门的汗马功劳。
第十，加强物流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现代物流业是全世界的产业，是一个整体，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各个国家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都成立了物流行业组织，无论是企业，还是行业组织，还是大学，都需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与国际物流协会，与国际采购联盟，与各国的物流与采购组织有着广泛的联系，并进行多方面的合作。除此之外，我们还加强了两岸四地物流界的交流与合作。国内许多机构也在进行这一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
三、关于物流专门人才
物流专门人才我认为可以作不同的区分。从学术与理论研究角度，可以有物流学科带头人，也可以有物流理论专家；从物流实践角度，可以有物流企业家，也可以有物流职业经理。总称物流专家。
我在《中国物流》一书中，推荐8位同志为中国第一代物流专家，他们是：李京文、徐寿波、吴润涛、王之泰、吴清一、张文杰、何明珂、王宗喜。我是从学术理论研究范围讲的，他们著书立说，有观点，有创新，对中国物流理论研究作出了贡献。与他们同期的还有一批人，如高博、张卓元、张济民、胡俊明、牟惟仲、张声书、钟志奇、周淑俊、秦毅、詹荷生、王嘉霖、虞和谦、张绪昌、李震中、胡怀邦、黄国雄、陈梅君等同志。推动物流理论与实践的著名经济学家有顾卓新、于光远、柳随年、刘国光、童大林等同志。还有一批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他们都是推动中国物流起步的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这几年，中国的物流业快速推进，涌现出了物流理论研究的新人，他们年富力强，将逐步成为物流学科带头人，成为物流理论研究的骨干力量。比如王佐、汪鸣、刘秉镰、朱道立、宋远方、徐天亮、黄有方、王耀球、陈文玲、任兴洲、王薇、戴定一、许胜余、田学军、刘志学、范棣、桂寿平、鞠颂东、翟学魂、翁心刚、邬跃、沈绍基、马士华、张锦、索沪生、王国文、龙军生、刘凯、杨东援、杨长春、杨赞、骆温平、崔介何、董千里、缪立新、陆大明等同志。以上只是我接触的部分同志，还有些没有接触到，这里不可能全列出来。
我和广西兄是多年的知交。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在河南大学（当时是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时，我在附中读书。虽然小他数岁，但因我在幼时曾从开封武术名家鲍成功学习武术，他正在调查开封武术的门派传承，他学的是中国文学，我也醉心于文学，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望年的朋友。后来经过，两人各自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相见日疏，并渐失音信，只是彼此还将昔日的友情保留在心底。
前年郑州举办世界传统武术节，我应邀在武术节的科学报告会上作了题为《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武术》的报告，报告结束后，在魏真先生引荐下见到广西兄。老友重逢，昔日的情景顿时都到眼前，两人相视，感到他依然体健气爽，显得十分年轻。经过交谈我知道他已是研究近代文学的专家，先后出版过《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左宗棠》，主编过《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集》，并发表过《论近代文人的金石之癖》、《近代诗文研究的百年回顾》、《近代文人的抑郁心理》、《近代文人的地理分布》、《中国近代文社简论》等一系列论文。但对于武术，他仍然情有独钟，还在深入研究，并有《中国武术与武林气质》、《中国武术》、《中国兵》等著作问世。看到他的这些成就，真为这位老朋友感到由衷的高兴。后来，每次回到河南故里，总要和他聚谈，十分惬意。他还特意将他多年修炼的养生功法传授给我。
为了推动家乡武术文化的深入研究，我曾建议魏真先生在他所领导的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组建一个以中原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并建议由广西兄出来担纲。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河南体育界和郑州大学体育学院领导的支持，终于在上周末正式举行了“中原武术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仪式。我被邀请出席这一仪式，和广西兄都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广西兄还欣然接受了中心请他出任副主任的聘请。会后我们又一同到安阳殷墟、汤阴里城和岳庙参观，路上我们在车里促膝而谈，对中原武术文化研究作出许多设想和计划。在我离开郑州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还相约要把他多年调查的河南各派拳术传承体系用录音整理出来，作为口碑历史保存下来，并用摄像机将他的养生功法录制下来。哪能想到，我刚刚离开郑州，他竟然撒手西去，魂归道山，那晚的相约竟成永诀！
记得广西兄在他的近著《中国功夫》的《后记》里曾写下：
“世事烟云，人生如梦，镜花水月，其名亦空，又何谈痕迹？纵有痕迹，又当何如?”
他并赋诗自嘲：
“神驰八万里，梦游六十年。山云来复去，明月印秋潭。”
我原来对他的自嘲是很欣赏的，觉得很有禅意，不想竟然成为他离世而去的谶语。对于广西兄的突然离去，我感到无限悲痛，他还是那样年轻潇洒，怎么会如此轻易弃世？！为了表达我的感受，我拟出一幅尚未来得及推敲的挽联：
评近世文学，卓识方兴，不意忽然丧知己；
谈中原文化，宏论未尽，缘何顷刻失故人？
[关键词]中日经典小说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初步构想
一、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经典”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传统的权威性作品”，《辞海》释为“一定时代、一定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辞源》释为“旧作为典范的经书”。由此看来，“经典”是指经过时间检验的、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有指导意义的权威性文本，不过。“经典”也是相对的，它也有时代性和区域性。因此，本研究选取的是近代以来中日双方一致认为是“经典”的小说。通过对这些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史和传播史的梳理，笔者认为有如下三方面的意义。
1、文学交流史的意义
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中国文化在日本一直处于优势地位，所以不仅中国的诗文被视为“经典”，中国的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也先后取得了“经典”的地位。中国的经典小说不仅被翻译、改编，而且还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日本作家的笔下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里。即使中日经济、文化地位发生转变后，鲁迅的作品也在日本产生了“国民作家”的影响。以后的留日，使中国近现代作家认识到了日本经典小说的魅力，从而催生了日本经典小说的译介，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地位的提升更为这一推波助澜。经典小说本身的魅力以及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因素，造就了这一文学交流史。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中日双方的角度出发，整体地研究中日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传播情况，以便于更宏观地考察这一文学交流史的轨迹。
2、文化交流史的意义
经典小说的译介与传播不只是作者与译者的问题，它和教育的普及、出版印刷技术的进步、图书贸易、电子网络媒介的发达、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大背景，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有文学交流史的意义，还有文化交流史的意义。通过考察教育、出版、意识形态等文化原因，我们可以从经典小说这一视角，透视中日双方的文化交流状态，从而进一步了解中日经济地位的变化与文学、文化交流的关系。
3、译介学研究的意义
目前，学界对译介学的认识还比较混乱。经常把译介学等同于一般的翻译研究。其实，译介学研究与一般的文学翻译研究不同，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的具体转换问题。而是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学翻译背后的文化因素。笔者通过整体比较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情况，力图初步探索一下译介学的一般规律，以促进学界对译介学的性质、内容、研究方法有进一步的认识。
二、文献综述
关于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与传播，中日学者已经做了一些出色的探索，他们的研究呈现出了“三多三少”的特色。笔者将吸收前辈学者的已有成果，在“三多”的基础上，重点对“三少”展开研究。
1、局部、单方研究多而整体、双方研究少
关于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与传播，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部作品以及单方作品在对方国家的译介史与接受史方面，而从中日双方出发的、涉及全部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与传播方面的研究较少，这就忽视了全部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译介与传播方面的共性。据笔者调查，单行本主要有宋柏年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王丽娜编著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马兴国著的《中国古典小说与日本文学》、德田武著的《日本近世小说と中国小说》、胡文彬著的《(红楼梦)在国外》、邱岭著的《三国演义在日本》、李平著的《日本鲁迅受容史》、高岛俊男著的《水浒传と日本人－江户と昭和圭と》、雄喉润著的《三国志と日本人》等，论文主要有王向远《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现代文学一对一种奇特的接受现象的剖析》、王成《夏目漱石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影响》、邢灵君《村上春树在中国－当代中国文学思潮下的村上热初探》、陈凤川《大江文学在中国的遭遇》、王志松《川端康成与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等。
由此可以看出，中日学者都对中国四大名著等经典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接受，做了深入的研究，而日本经典小说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则主要集中于王向远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及少数论文上。笔者以为这一方面与日本小说传入中国时间较短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学者不太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关系。
2、译介研究多而传播研究少
关于中日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史及单部作品的翻译研究，中日学者都不遗余力地做了整理和研究，例如王向远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马祖毅著的《汉籍外译史》、秦弓《选择与理解一五四时期译介日本文学的一种现象》、张铁荣《关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和《鲁迅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观》、田埸智子《日本二ぅころゎ西游记ゎ翻识――儿童害ゎ中心ゎLろ》、小野忍《中国小说ゎ翻欹――西游记]ろUぅころゎ》、林鼗《竹内好ろ鲁迅一翻U[藤野先生ぅころゎ》、林文月《源氏物语ゎ中国语言ぅころゎ》、康东元《清末ぅころゎ否日本近代文学作品ゎ翻识ろ绍介――日本文芸ゎ中国ぅころゎ入方》等。可是。中日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传播研究却很少见，仅有少数专著涉及到了中国小说的传播，而且这几本专著研究的多是中国小说的文本媒介传播，而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的传播则很少被提及。
3、接受研究多而传播研究少
中日许多学者从中日比较文学的角度，对四大名著、日本近现代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影响与接受，做了卓有成效的细致研究。例如，张杰著《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李平著《日本鲁迅受容史》、磷部彰著《『西游记受容史ゎ研究》、大庭修著《江户时代二ぅころゎ中国文化受容ゎ研究》、靳丛林《热情的选择：近代日本文学在中国》、夏定冠《日本文学在中国(上、下)》、饭田吉郎《明治期中国文学－水浒传聊斋志异》、胡凯《江户文ぅころゎ水浒传受容ゎ形跻》、汉野邦子《江户文学匕水浒传》、山田博光《聊斋志异日本近代文学》等。可以说，这些研究主要以接受者、受众为中心进行了研究，但对传播者、媒介、材料、传播效果、社会背景等传播要素重视不够，这就不能全面了解中日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传播的全过程。
三、研究方法
1、译介学
鉴于中日学者对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研究进行了较多探索，所以本研究重心将放在传播研究方面。但是，译介是外国小说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而且以往的研究多是对翻译史的整理，所以本文也将运用译介学的方法，来进一步研究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情况。
译介学不同于一般的翻译研究，它注重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学翻译背后的文 化因素。译介学的提倡者之一谢天振认为：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地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关于译介学的内容，他认为应该包括翻译文学史、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包括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文化意象的传递、误译等问题的研究。因此，笔者在研究不同译本以及译本的删改、增添、有意误译等现象时，将不单纯停留在一字一词如何翻译的语言层面。而要探讨这些现象背后的文化原因，揭示译语文化系统中的教育、出版、意识形态、经济因素等对文学翻译的操纵和影响。
2、文艺传播学
文艺传播学是一种研究文艺信息在人与人之间、人与他们所属的群体、组织和社会之间传递、接受、反馈的学问。传播模式虽然种类繁多，描述各异，但是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线型模式，即将传播过程确定为以传播者为起点，经过媒介，以受众为终点的单向、直线运动。一类是新型系统论、控制论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在传播过程中建立反馈系统，即不仅要求传播者把信息单向传递给受众，而且要把受众的反应通过种种途径接收回来，同时这一传播、反馈过程是在社会文化的大系统下进行的。笔者将采用第二种模式，在社会文化的大系统下，从双向来研究中日经典小说在传播者、受众、媒介等因素作用下的传播。译介是本国小说在外国传播的最主要方式，所以笔者将从传播学角度对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予以重视，但同时也不忽视原作以源语方式在掌握源语的外国读者之间的传播。
3、文学社会学
文学社会学是介于文艺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它以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原则来探讨文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它的研究基础和出发点是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问题，即文学的社会过程问题。法国学者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理论是最具代表性的。他不仅提出了“创造性的背叛”理论，还注意研究文学事实的物质条件。
笔者将运用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理论，具体分析中日经典小说生产、流通、消费的全过程，即作者生产原作，译者生产译作，原作与译作都可以在外国被传播、消费的这一过程，同时充分重视这一过程中的物质条件和“创造性背叛”现象。
四、研究构想
由于经典本身的相对性，本研究选取了近代以来中日双方一致认为是“经典”的中日小说，将运用译介学、文艺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理论，从中日双方的视角出发，整体地对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和传播情况进行研究，所以该研究有着将中日双方、译介与传播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研究的综合、立体特色。鉴于译介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本研究将把研究重点放在传播研究方面，并作为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本研究将采用“总分总”的三段式结构，先整体后具体地对这一课题进行多角度研究。
总论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将研究作为传播者的原作者和译者的创作与经典小说、经典译本的关系，以及受众的接受心理和对同时代作家、翻译家的反馈情况。第二章将分别探讨书籍报刊等印刷媒介、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网络媒介与小说原作、译作的传播关系，以及中日之间的图书贸易情况。第三章将考察国语教育与小说传播、外语教育与小说译介阅读、图书馆与小说传播之间的关系。第四章将研究民族文学、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与经典小说译介、传播的关系。
1对“文学自觉说”内涵的理解
认同“魏晋文学自觉说”各家说法,大多从鲁迅、袁行霈等着名学者的相关“魏晋文学自觉说”表述中找到统一认识的。笔者认为各家认为的“文学自觉说”是文学走向独立的一种表述方式,指文学挣脱了政治、强权和经史、诸子得束缚,超脱了过多的功利目的,摆脱了附庸和从属地位,开始自主、自觉地表现作者生活的时代和社会,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喜怒哀乐,可以较少约束地表达某一阶层或某一利益集团对社会时政的看法,较为自由地记述作家想要记述的事件或故事。它以袁行霈先生提到的“文学自觉说”的三个标志为特征。然而“魏晋文学自觉”的说法,能否称得上定论,仍然值得审思。接下来,笔者将以此为论证对象,进行分析。
2魏晋“文学”到底指什么
郭绍虞是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成就最大的人。他说:“近人之论文学者,每谓古人囿于传统的文学观,对于文学的含义,辨析不清……我们假使看到各时代对于文学见解之不尽相同,那就不能一笔抹煞,谓为辨析不清。”②从中我们可以知道:文学含义的理解,各个时代不尽相同的;如果要辨析文学含义,可以辨析清楚。文学之名,始见《论语》。《论语?先进篇》讲到孔门四科,有“文学子游子夏”之语。邢昺《论语疏》谓:“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文章博学统摄在“文学”一词之中,亦即最广义的文学观念;一切书籍,一切学问,都包括在内。时至两汉,文化渐进,一般人亦觉得文学作品确有异于其他文件之处,于是所用术语,遂与前期不同。该时期的“文学”指学术,相当于周秦时“文学”一语中的博学。“文章”则相当于周秦时“文学”一语中的“文章”一义,相当于近人所指的广义的文学。至魏晋南北朝间,遂较两汉更进一步,于同样的美而动人的文章中间更有“文”“笔”之分。也即是,该时期所谓的“文学”则相当于两汉的文章之义,即近人所指的广义的文学,它包括“文”与“笔”,也即是近人所说的“纯文学”与“杂文学”。纯文学:和雅文学、严肃文学概念相近,与通俗文学相对而言。除此之外,纯文学还有两种含义,一是表明文学的特征和独立性。凡是以艺术形象为手段反映生活,表现情感的语言艺术,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称为“纯文学”,以区别于政治、历史、哲学等着作。一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别称。在我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曾多次有人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主张,他们以文学艺术的特征为借口,宣扬“无目的论”,实际上是反对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在他们看来只有与政治无关的文学,才是所谓的“纯文学”或“纯正文学”。③而历来各家所称的“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支撑理论之一就是“纯文学”的概念,“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以及与此摆脱功利主义的说法。郭绍虞、方孝岳等各种文学史、批评史均以此为理论支撑。④所谓“杂文学”是相对于纯文学而言的。明晰魏晋“文学”的含义之后,我们不难看出包括纯文学与杂文学的魏晋“文学”,在“魏晋文学自觉说”面前是站不住脚的,也即是,概念内涵的本身就否定了“自觉”这一个说法。
3前人对论证依据的误读与现代人对前人说法的误解
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所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是指以诗赋为主的“文学”,而是“文章”。在曹丕所列出的八种文体中,今天我们看来真正属于“文学”的诗赋两类,被排在了最后。把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说看成是对“文学”自身价值的重视,显然是一种误读。其次“诗赋欲丽”的观点并非曹丕首先提出。追求华丽的辞藻是汉赋写作的基本特征,这一点,龚克昌先生有过比较详细的论证。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论及曹丕的文学见解时,有一段极其精辟的论述,他说:“孝文帝曹丕……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为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⑤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关于魏晋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学术观点有自己独定的前提。他强调的是此说应在“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也就是说仅仅限于近代的文学眼光,超出了这个范围或许他是不能肯定的,况且这只是他在一次演讲中的叙述,并没有经过周详的论证。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一文中说,“纯文学”的概念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是“自觉论”最早的理论依据。中国在魏晋时期是否有“纯文学”的产生呢?鲁迅在《魏晋风度》里除了说过“文学自觉”之外。还说过这样的话:“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诗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由此看来,鲁迅并不承认在魏晋就有超出人世间的所谓纯文学的存在。
4“对文学审美特性有了自觉追求”的质疑
1917年新年伊始,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在国内引发了一场文学革命的狂飙,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至此宣告寿终正寝,中国现代文学由此拉开序幕。
能够扮演这样的历史角色,是时势、个人资质,还有长达七年的留学经历这三者互动的结果。1910年9月初,作为第二批庚子赔款留学生的一员抵达美国这块新大陆,入东部纽约州绮色佳城康乃尔大学农学院。一到美国,他就受到这个国家最善良、最有教养的人士的厚待。这种历史性的侥幸,基本上锁定了认识美国的眼光和态度。一部《留学日记》记录了作者异域生活体验,可谓丰富多彩,从教堂婚礼、圣诞弥撒、郊外野餐、大学田径运动会、毕业典礼,到总统大选、公民听证会、女权主义大游行……尽管作者一开始处处以“中国人的眼光”解读美国,中西方两种文化在内心博弈的过程中已分出高低:面对尼亚加拉大瀑布雄伟的气象,顿觉描写瀑布的中国古诗“一条界破”的说法语酸可嗤;读美国的独立宣言,认为“一字一句皆扪之有棱,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词严,真千古至文。吾国陈、骆何足语此!”去剧院看《哈姆雷特》,赞赏不已,反思中国戏剧,发出这样外行的议论:“吾国之唱剧亦最无理。即如《空城记》岂有兵临城下尚缓步高唱之理?”其中最具象征性的,是对美式足球先厌后喜的变化。后来皈依杜威门下,成为杜威“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是顺理成章的事。
才学出众,理性清明,志向远大,除了缺少一点艺术细胞,没有什么令人遗憾的地方。尚在留学时,他就立下“他日为国人导师”的宏愿,然而没等到他日,就开始扮演导师的角色,发表了洋洋洒洒的《非留学篇》,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建设作了高屋建瓴的构想,《文学改良刍议》是继《非留学篇》之后的又一次发力。
《文学改良刍议》与此前各种主张文学革命的文章不同,它没有空洞的主义和慷慨激昂的口号,而是开门见山,提出八条改良中国文学的主张: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五、务去陈词滥调;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然后逐条作具体的解释,由此不难发现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对的深刻影响。然而,明眼人亦可看出,这是按照西方近代文学的美学标准对中国古典文学所作的价值判断,而且是以前者的上品对比后者的下品,结果肯定是否定性的。如果就中国文学的特殊规律而言,就文学论文学,这八条主张大有商榷的余地。比如其中第一、四、五条,就颇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这三种毛病并非中国旧文学独有,新文学中同样存在,可以说古今中外一切文学中皆存在;第二、三、七、八条撼动中国旧文学的根本,中国旧文学主张从摹仿入手,在摹仿的基础上创新;说文言不讲文法亦不对,文言有自己的文法,而且是一种更加灵活、层次更高的文法;不讲对仗,意味着主动放弃汉语特有的句法音韵之美,从艺术的角度看,颇有釜底抽薪之势;而不用典,那是根本做不到的事,连自己都不得不用很多话来解释。争议最小的是第八条,然而“俗字俗语”在旧文学中早就有人用,并非首创。
尽管如此,我们丝毫也不能否定《文学改良刍议》的巨大价值。历史发展到这个生死攸关的坎儿,“新”与“旧”的问题变得头等重要,刻不容缓,而“好”与“坏”的问题变得次要,可有可无;中国的旧文学再好,在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不能起积极的护佑作用,要它做甚?鲁迅当年说得斩钉截铁:国粹不能保存我们,我们凭什么保存国粹?确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好”与“坏”的问题,只有到“新”与“旧”的问题解决之后,才能提到议事日程。这一切当时未必清楚地意识到,他只是根据西方现代文学的样板,对中国的旧文学实施变形手术,这其中,艺术细胞的缺乏应当说帮了他不小的忙,使他毫无心理负担地对旧文学下手。平心而论,《文学改良刍议》与当时那些情绪化的、大而化之的文学革命论比起来,要实在得多,也理智得多:貌似平实的论述中,包含着严密的学理和全新的知识背景。它摆脱了根深蒂固的“中体西用”的思维方式,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中衡量固有的中国文学,设计未来的中国文学。由于“八事”条条针对旧文学的负面而发,具体而可操作,首先在游戏规则上杜绝了旧文学再生产的可能,为新文学的诞生扫清了道路,中国文学从此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关键词：中国文学；柏格森；生命哲学；直觉；绵延
亨利·柏格森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西方现代美学史上著名的美学家之一，是现代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而他的影响也超出了哲学范畴，影响到文学、艺术、宗教等各个方面。他的生命哲学理论在五四文学革命的背景下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的理论和创作的现代转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
纵观哲学的发展史，20世纪上半叶法国生命哲学代表柏格森是诸多生命哲学研究者中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理论以生命哲学为基，并在“生命冲动”的观点下相继提出了直觉和绵延理论。他的生命哲学观具有一定的主观主义色彩，探索世界的本源的同时提出了认识和把握世界本源的方法。他认为世界的本源和基础是“生命冲动”，它是一种不受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所制约的“创造意志”，是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永动不息而又不知疲倦的“生命之流”。在生命冲动的观点下，柏格森还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生命冲动所激发。他深受达尔文一般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认为生命是不断进化的，但进化不是生命发展变化过程中的简单叠加，亦不是旧的生命为适应环境的需要而向新生命的转化：“生命”是不断创造变化发展着的。生物在自然社会中进行着残酷的生存竞争，在生命冲动推动下不断改变自身适应环境需要。这正好说明了内在“生命冲动”造成了各种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和变化。他还认为，生命是一种“心理的”东西，是主观的，像意识一样具有无限的创造力，它不仅创造了有意识的生命形式，而且也创造了无意识的物质。有意识的生命冲动推动着万物进化，促使万物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进化。它既是有目的性的，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创新过程。虽然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但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完全赞成。他认为生命进化不是一条朝着同一方向的线性轨迹，而是向四周飞散，不断运动和变化着。因此，生命的创造具有不可预测性。(一)直觉直觉是人类的一种意识活动，在科学认识中占有重要地位。柏格森认为，直觉是突然顿悟而来，是主观的。对理智进行批判，宣扬直觉的重要性是柏格森哲学的重要内容。他认为事物的变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只靠理智不能完全认识它，依靠直觉才能进一步把握它。在柏格森看来，直觉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一种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知，是人的主观的行为。人靠理智而生，而没有理智的动物则依靠本能。直觉的对象是人的深层自我和世间万物。因此，直觉不是不变的，固定的概念，是一种灵活的形式。所以，柏格森把他倡导的直觉哲学归结为：“这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问题，一方面把注意力从根据实际的观点看使我们感兴趣的那部分宇宙转移开，另一方面使注意力转回到不适用于任何实际目的东西。注意力的这种转换当会成为哲学本身”。他的直觉主要是一种认识人自身存在主观形式，而要达到直觉，首要的是“心灵必须违背自身，必须平常在思想时所习惯的地方，必须不断修正它所有的范畴”，“进行哲学思维，就是逆转思维活动的习惯方向”。（二）绵延除直觉理论外，在提出生命冲动的过程中，他还认为人的生命就是一种意识的“绵延”，不能分割的整体；“绵延”是一种心理过程，不仅创造意识，也创造生命的形式，因此生物的进化过程也就是意识的创造过程。他最初是从时间方面给绵延下定义的。柏格森认为，哲学上的大多数错误的根源在于“一种错觉”，即“把陆续出现与同时发生，把绵延与广度，把性质与数量，混淆在一起。只有消除这种错觉，把抽象的时间与具体的绵延分开，才能解决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柏格森认为，真正能够用来表示人的生命的时间是一种心理的时间。这种时间不能用过去，现在和未来衡量，在这种时间里，不同的刹那汇集在一起，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世界不断绵延的原因就在于过去通过回忆的方式不断地进入现实世界，每一时刻不断更新，产生新的事物，这样每个时刻世界都是完全崭新的。过去，现在，未来相互渗透，不断融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绵不断的流，而这就是绵延。因此，宇宙万物都就具有绵延的性质。他说：“人的心灵是一种毫不间断的，永不停息的意识的川流”。
二.对中国近代文学理论进化的影响
在“五四”文化开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柏格森哲学曾吸引了不少的知识分子。1913年到1922年的十年间，它较为系统地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柏格森哲学传入中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首先，一战后，西方哲学家开始对当时的物质文明引起高度的反思，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理性的对比，使知识分子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一战给人类文明极大的毁灭，战争带来巨大的灾难，引起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他们认为，以“直觉”代替理性才能拯救西方文明的弊病，于是柏格森哲学产生了。随着西方文明的涌入，中国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率先介绍了非理性主义的柏格森哲学，它在中国的传入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必然，但更为重要的是其生长的土壤。20世纪初的中国，几乎西方各种思潮都在中国得到介绍，然而有些思潮因与传统文化的结构相距甚远，或因与中国人的接受心理不合而昙花一现。柏格森哲学虽然来源于西方，但柏格森哲学与传统儒学又有相近的地方，它的传入不但不会破坏儒学基本内容，相反还能增强儒学的生命力。也正是如此。中国学者梁漱溟利用柏格森哲学创立“新儒学哲学”。张君励利用柏格森哲学创立“人生观”体系。正是由于文化的相近性，柏格森哲学易于在中国传播。五四时期中国杂志发表了很多论文，充分地表明中国思想界在有意识地学习柏格森哲学思想。如译作《如合力》有重点地介绍了柏格森的思想。传播柏格森哲学最突出的学者是李石岑和张东荪。李石岑把柏格森哲学与罗素哲学、杜威哲学进行了对比研究，发表《柏格森哲学与实用主义之异点》等文章，他在担任《民铎》主编时，把《民铎》作为宣传柏格森哲学思想的主要阵地。1921年12月出版的《民铎》杂志第3卷第1号，李石岑把它编成“柏格森号”，共刊出18篇文章。他还把介绍和研究柏格森的学者团结在《民铎》杂志的周围，使他们成为宣传柏格森哲学思想的中坚人物，在推动柏格森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张东荪也是一位传播柏格森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通过翻译柏格森的哲学原著来向中国读者介绍柏格森哲学，对后来柏格森著作的翻译和研究产生过很大影响。在柏格森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几位知识分子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16年，早期思想家梁漱溟，他运用柏格森的哲学理论来重新佐证传统的儒学思想，建立了新儒学。杜威在中国宣传自己学说时也涉及到柏格森哲学，提高了人们对柏格森理论的兴趣。杜威介绍道：“柏格森是1859年生的，现在还在巴黎当教授，这一年正值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出版的一年。他一生的哲学，就是发挥进化论哲学的一部分意义。杜威在中国的讲演，使更多的青年学生了解到柏格森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柏格森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比较全面地介绍柏格森思想体系的，是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代思想史》一书。其中，柏格森哲学作了详细的介绍。由于商务印书馆在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声誉和影响，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加速了柏格森哲学在中国传入的步伐。“五四”时期新创办的一些杂志刊物，也发表了不少宣传柏格森哲学的文章。具代表性的有：《新潮》、《民铎》、《哲学杂志》、《改造》等。这些杂志充当了传播柏格森哲学的媒介，成为宣传柏格森哲学的阵地。著名学者冯友兰在《新潮》第3卷1期发表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在附记中说：“此文前段有论智识主义的一段，似乎可以对于国内研究柏格森的人，多少有点贡献。”综上所述，对柏格森哲学在中国传入后，文学开始由人的外部世界的简单描绘到人的主观感情的书写，开始了真正意义上对人的发现。
三.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诗歌
一、浪漫主义文学的背景及渊源
浪漫主义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普遍流行的一种文艺思潮。它是法国大革命催生的社会思潮的产物。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推动了个性解放和情感抒发的要求，对个人独立和自由的强调，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思想。[社会背景]
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为浪漫主义文学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康德、费希特等古典主义哲学家强调天才、灵感和主观能动性，把自我提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因而对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精神和个人主义倾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展望预测，也对浪漫主义文学有不小的影响。[思想基础]
在文学传统上，中世纪的骑士传奇与浪漫主义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浪漫主义一词即来源于传奇一词。而18世纪英国的感伤主义文学和卢梭对感情抒发的崇尚，为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和繁荣铺平了道路。[文学传统]
二、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特征
1、偏重于表现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浪漫主义对法国大革命后的现实极为不满，往往把非资本主义的生活加以理想化；浪漫主义作家深感古典主义所宣扬的理性对文艺创作是一种枷锁，于是强调创作的绝对自由，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要求突破文学描绘现实的范围，把情感和想象提到首要地位。他们特别重视爱情题材，对人的梦境也进行了大量的描写。
2、描写自然风光，歌颂大自然。由于厌恶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反感庸俗丑恶的现实，对工业化的恐惧和憎恶便成为浪漫主义诗人共有的特点，而雄伟瑰丽的大自然和远方奇异的情景，则成为浪漫主义作家寄托自由理想之所在。在他们的笔下，大自然的美和崇高往往同城市生活的丑恶鄙俗形成强烈的对比，一些非凡的人物往往出没在大自然中间或奇异的和具有异国情调的环境里。他们标举卢梭的“回归自然”的主张，把自然看作一种神秘力量或某种精神境界的象征。浪漫主义作家不仅歌吟本国自然之美，而且乐于描绘异国风光，如美洲的丛林和大草原，地中海沿岸各国，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哥特式的建筑，古代的废墟等等。
3、酷爱描写中世纪和以往的历史。从司各特开始，至雨果、大仲马等浪漫派小说家，许多以历史题材为描写对象。他们的描写不重在反映历史真实，而在表现自我的想象，往往只是撷取历史的一个小插曲，这个小插曲在史书上语焉不详，可以任凭作者自由驰骋。有的浪漫主义者美化了中世纪封建宗法制度，把中世纪当作“黄金时代”以与资本主义来对立。
4、重视民间文学，尤其是中世纪的民间文学。在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都是从搜集中世纪民间文学开始的，为此还提出“回到中世纪”的口号。这是因为中世纪的民间文学不受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的束缚，其想象丰富，情感真挚，表达自由，语言通俗。
三、现代主义文学
现代主义文学又称现代派文学或先锋派文学，是20世纪前期欧美各种反传统的资产阶级文学流派的总称。现代主义文学的美学原则可以说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美学原则在新时代的继续和发展。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由多种流派组成的文学思潮，其观念演变和价值取向是多元、复杂的，不同的流派与团体往往各有各的主张，但它作为20世纪极富创新和反传统精神的文学思潮，在总体上又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现代主义文学突出地表现异化主题。文化是人的外化与象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现代主义倾向于文化批判，本质上基于对人的生存状况、人的本质问题的探索。
第二，现代主义文学强调表现内心生活和心理真实，具有主观性和内倾性特征。在一些现代主义作家看来，传统文学那种看似逼真的人物和物象描写其实是一种假象。因此，必须摈弃对人物性格和一切相关的附属品的描绘，使读者进入人物的心理现实，这就拓展了文学表现的领域，改变了传统的艺术思维模式。
第三，现代主义文学普遍运用象征隐喻的神话方式，追求艺术的深度模式。神话式象征的意义在于对未知领域的诗性揣摩，是将最内在的、最深刻的心灵体悟转化为认识的对象，因而，它的价值不在于对象本身，而在于它所包含的内在体悟，这种体悟往往是多义性的。
第四，现代主义文学提倡“以丑为美”、“反向诗学”，大量描写丑的事物。现代主义作家处在20世纪那个失落、传统价值观念失落的社会，他们往往从更深层次上思考着人的命运、人的本质和人类前途问题。他们觉得人类自身具有恶的根源，人的本质力量有美的一面，又有丑的一面。因而希望通过艺术来表示与人性之恶的抗争，表示对丑恶的反抗。但是他们反传统的个性又使他们不愿像古典艺术家那样一味地高唱人性美的赞歌，而是着意于描写丑，暴露丑。现代主义作家对死亡、黑夜、堕落、犯罪、畸形、变态、疯狂、瘟疫、尸体等的描绘大大超过了传统文学，表现出“以丑为美”、“反向诗学”这一新的美学倾向。不过，现代主义作家的“以丑为美”不是把生活中的丑作为美来肯定，而是无情地解剖、否定现实与自我平庸，通过与丑的撕斗来表达对美的追求。因此，在这种美学追求的背后，蕴含着对人生的严肃而崇高的爱。
四、浪漫主义诗歌与现代派诗歌的联系和区别
从总的艺术方法来看，现代派采用表现法，而非白描法。这里所谓的表现法是指现代派作家用歪曲客观事实的方法来曲折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不像浪漫主义者那样描写客观事物或直抒自己的胸臆。不妨举两首诗来做对比：
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
by William Butler Yeats
I will arise and go now, and go to Innisfree / And a small cabin build there / of clay and wattles made / Nine bean-rows will I have there / a hive for the honey-bee / And live alone in the bee-loud glade / And I shall have some peace there / for peace comes dropping slow / Dropping from the veils of the morning to where the cricket sings/ There midnight’s all a glimmer / and noon a purple glow / And evening full of the linnet’s wings/I will arise and go now / for always night and day / I hear the lake water lapping with low sounds by the shore / While I stand on the roadway / or on the pavements gray / I hear it in the deep heart’s core.
这首叶芝早期的著名作品是典型的浪漫派后期唯美主义的诗篇。他直抒胸义的道出要离开这个充满的痛苦的世界去过隐居生活的愿望。他对因纳斯弗利岛景色的描写也是一种白描法，没有加以主观色彩的渲染。虽说因纳斯弗利岛只是爱尔兰的一个小岛叶芝是把他当成是隐居生活的象征，但这是摆在纸面上的，显而易见的。虽说他抒发了自己的一些感受，但只是一种白描的艺术方法。请读另一首诗：
豹――在巴黎植物园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 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 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 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 / 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 /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 / 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 / 于是有一幅图像浸入 /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 在心中化为乌有。
这是里克尔1903年的作品，与其说他在描写被困笼中的豹子形象，不如说诗人是在体会豹子的心情，甚至还可以说是他借豹子的心情来表现自己当时的心情。这里的拟人化自然是常见的艺术手段，但从常理看，即使把豹子当成人来看也不可能有这么复杂的感情。显然是里克尔发掘自我的结果。整天关在笼中的豹子无疑会讨厌身后的铁栏杆，但他不可能感受到这么深刻的程度，以至认为“千条栏杆后没有宇宙”他可能感到有力无处使的苦恼，但不会认识到力之舞的中心一个伟大的晕眩。这些诗说明里尔克是用自己的思想歪曲了豹的感受能力来表现他与现实世界的矛盾。这还是他以对客观的忠实描写著称的早期作品，如果拿他后来书写主观情思的杜伊诺哀歌来作比较，浪漫派与现代派在创作方法上的差别就更明显了。在写法上，里克尔不像早期的叶芝那样直抒胸臆，而有曲折隐含地把把抽象观念和具体形象相结合的特点。
总起来看，现代派文学的艺术特征与近代文学中出现过的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文学是颇为不同的。现代主义吸收了其他文学的特征---------特别是浪漫主义---------的某些因素，但他与浪漫主义的区别大于其联系。虽然浪漫主义中有些作品已开风气之先，具有象征主义或表现主义色彩。
参考文献：
[1] 宋寒冰.元杂剧与佛教母题研究[D].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08)
[2] 柳东林.西方文学的非理性特点及禅意研究[D].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