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保障水平;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9-0039-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9.08
一、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地居民对医疗保障的要求也随之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780.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4760.8元,其中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37.9%,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43.7%。从经济条件看,我国居民有提升自身的医疗保障水平的潜能。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以及永久收入消费理论都认为,消费支出来源于收入,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水平。卫生支出是消费支出的一种,因此收入水平决定卫生支出水平[1]。但有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卫生总费用为11289.5亿,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75%①。这说明我国的医疗保障水平还处于较低层次,如何将居民对医疗保障的潜在需求变成现实的需求是当前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从2000年的65.48亿元上升至2007年的382.47亿元,年环比增长率为28.68%②,超过同期寿险的增长率。但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对我国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究竟是否有贡献,各地区之间是否有所不同,这些问题乃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
二、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贡献的理论分析
医疗保障水平是指一个国家对其国民能够提供的医疗保障程度,通常可以用医疗需求、医疗费用、保障范围等表示一个国家的医疗保障水平[2]。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将人们消费医疗服务的行为视为一种经济行为,那么就可以运用经济学的供求理论来分析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的贡献。
根据供求理论,医疗市场就如同其他普通的商品市场一样,由医疗价格这一“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其供给和需求,使得该市场达到均衡。如图1所示,其中纵轴代表医疗价格,横轴代表医疗需求量。在不考虑商业健康保险时,医疗市场由供给曲线S和需求曲线D1表示,此时市场的均衡是E1(P1,Q1)。当考虑商业健康保险之后,人们实质上支付的医疗费降低,将导致人们消费行为的转变,进而导致对医疗服务需求的转变。
需求的变化有两种情况:一是需求的增加,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如图1所示平移至D2,此时市场均衡为E2(P2,Q2);另一种情况是需求弹性减小,即人们对价格的敏感性降低,如图1所示转移至D3,此时市场均衡为E3(P3,Q3)。显然,当均衡为E2、E3时,P2、P3大于P1和Q2、Q3大于Q1,故此时医疗费用都超过均衡为E1时的医疗费用。以E1至E2的变化为例,原来的医疗费用为P1E1Q1O,需求曲线平移后的医疗费用为P2E2Q2O,但是保险公司提供P2-P*价格补助,即保险公司支付相当于P2E2FP*的医疗费用,则人们实质支付的医疗费用为P*FQ2O①(与P2E2Q2O相当)。也就是说,在有商业健康保险参加的医疗市场中,人们实质上支付的医疗费用没有变化,但总的医疗费用增加了,即商业健康保险提升了社会的医疗保障水平。
三、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贡献的实证分析
当前,我国医疗费用的支付主体有社会保险、商业健康保险以及个人三方面。虽然商业健康保险发展迅速,但其支付的医疗费用占比很低,仅占全国医疗费用支出的3%,个人支付比例高达78.37%②。由此可见,商业健康保险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当前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悬殊的情况下,为减轻各地居民的医疗负担,提高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应拓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覆盖面。
(一)数据选取与模型建立
本文选取各地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作为衡量其发展水平的指标,选取各地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作为衡量医疗保障水平的指标。由于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历史较短,故选取的面板数据为1999―2007年全国30个省市③的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和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其中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由根据《中国保险年鉴》(2000―2008)和《中国人口年鉴》(2000―2008)数据整理所得,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8)整理所得。
构建面板数据基本模型,以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被解释变量,以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为解释变量。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可以使得数据更加平滑,并且使得回归系数更富有经济意义,令LnPM和LnPP分别代表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对数和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的对数。本文的基本模型如下:
LnPMit=?琢it+?茁itLnPPit+?着it (1)
其中i=1,2,……30,代表全国30个省市区,t=1,2,…… 9,代表1999―2007年之间的不同年份。
(二)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之前,首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LLC、IPS、ADFFisher和PP-Fisher四种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所用软件为EViwes5.0,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面板数据的水平值是序列平稳的,即可以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不存在伪回归现象,可以直接用该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三)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1.混合估计模型
首先,采用混合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不考虑不同省市区的个体差异以及不同时间截面上的差异,模型转变为:
LnPMit=?琢+?茁LnPPit+?着it (2)
其中i = 1,2,……30;t = 1,2,…… 9。
根据1999―2007年30个省市区的混合数据,为了减少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选择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估计的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显示的回归结果,LnPPit的t统计量为正数,且数值较大,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说明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与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另外,模型的R2和调整的R2接近1,模型拟合效果较好,但D-W值为0.82,自相关问题较为严重。为消除自相关问题,在解释变量中加入AR(1),得到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DW值为2.28,可见自相关问题得到解决。此时,LnPPit系数的t值为7.03,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弹性系数为0.11。但只是全国总体的弹性,具体到各个地区仍需作进一步分析。
2.固定效应模型
由于本文选取全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意在研究数据本身的关系,而并非利用随机抽样来对总体进行推论,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1)变截距模型
采用变截距模型,可以考察不同省市区截距的差异性。
LnPMit=?琢'+?琢i+?茁LnPPit+?着it(3)
其中,i = 1,2,……30;t = 1,2,…… 9;?琢'代表总体平均截距;?琢i反应了不同省市区截距对全国总体平均水平的一种偏离,且αi=0;系数?茁代表各地区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平均弹性。该模型估计的各项统计指标见表4,对不同省市区固定效应值的估计结果见表5。
通过对各地区固定效应值的分析,可以大致了解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贡献的地域差异。事实上,各地区的医疗保障水平除了受商业健康保险因素影响外,还与当地的经济水平、卫生资源、社会保障等因素息息相关,这一点也由表5的数据得到证实。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山东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固定效应值为正,而安徽、江西、河南、广西、贵州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固定效应值为负。
(2)变系数模型
为了更深入考察各省市区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贡献的差异性,建立变系数模型:
LnPMit=?琢+?茁iLnPPit+?着it (4)
其中,i = 1,2,……30;t = 1,2,…… 9。
表6回归结果显示,变系数模型的R2和调整的R2接近1,模型拟合效果良好,D-W值为1.54,不存在序列自相关,且各省市区的弹性系数?茁t的t值较大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各地区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弹性系数不统一,验证了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的贡献存在地区差异。
以各省市区的弹性系数、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和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三种因素作为变量,用软件SPSS17.0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分类结果见表7。
第一类地区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在全国都处于中等,总体看来弹性系数不高,说明商业健康保险没有较好的发挥其补充作用,医疗费用的支付过多的依赖个人支出和社保支持。各个保险公司应当积极探索在以社保为主体地位的医疗保障制度下,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模式,以促进当地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
第二类只包括北京市和上海市,两地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中北京的弹性系数大于上海的弹性系数,说明商业健康保险在北京市更能促进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
第三类由天津和浙江两地组成,两地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紧随北京市和上海市,但是弹性系数都较小。究其原因,可能是两地的医疗保障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处于“瓶颈”。此时应当深入市场调查,优化健康险产品结构,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需要设计险种,走专业化发展道路。
第四类地区的情况则刚好相反,在较高的医疗保障水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下保持了良好的弹性系数,说明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仍有潜力可挖。
第五类地区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各地的弹性系数也较小。笔者认为弹性系数低下与当地的经济水平有很大关系,即在整个经济状况不佳的大背景下,当地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受到制约。此时不能仅从商业健康保险方面来提升医疗保障水平,更要统筹社会、经济、思想意识等各方面因素,需各个方面的配合和相互促进。
第六类地区的弹性系数普遍较高,虽然医疗保障水平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较低,说明商业健康保险在当地有良好的推广基础,适宜在各省市区进一步扩大覆盖率。
四、结论及启示
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采用混合模型、变截距模型以及变系数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证实商业健康保险对提升医疗保障水平有促进作用,即实证数据支持理论结论。综合各个不同模型的回归结果,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弹性系数不超过1,其中最大为0.94,最小为0.11,基本都位于0.2与0.5之间,贡献作用并不显著。同时,根据聚类分析的结果得出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的贡献作用在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因而商业健康保险在不同省市区理应采用不同发展规划,全面推进各地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通过以上结论笔者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专业化发展道路
根据实证回归分析的结果,在部分经济较发达地区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逐渐面临“瓶颈”问题――在较高的生活水平和良好的医疗保障水平下,消费者对健康保险产品提出更加专业的要求,导致健康保险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巨大缺口。显然,在这些地区商业健康保险不能仅仅停留在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水平的险种,而是要提供更为高端、更大保障范围、更具个性化的健康险产品。因而,商业健康保险需进一步细分市场,走专业化发展道路。
事实上,2005年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健康”)的正式营业已为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走专业化道路揭开了序幕。目前,我国共有人保健康、中国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健康”)、瑞福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福德健康”)和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仑健康”)四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除人保健康之外,其余发展状况均不理想。2009年1月至11月,平安健康、昆仑健康、瑞福德保费收入为7828万、4291万、2305万,位居全国54家寿险公司的末端,而人保健康以55亿保费收入跻身前11位①,并首次实现盈利,2009年净盈利为0.14亿②。可见,在此方面,德国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德国社保模式下构建严密的商业健康保险法律框架,严格分业经营,坚持产品创新,在政策变动中开创属于商业健康保险的“蓝海”[3]。
(二)加强农村市场开发
根据实证回归分析的结果,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弹性系数较大,适宜推广商业健康保险,而扩大其覆盖率的关键就在于推动商业健康保险在农村的发展。
我国是农业大国,有9亿多农村人口,尤其是在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占据大多数。从需求角度出发,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低下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农民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商业健康保险在农村有较大的潜在需求[4]。从社会保障体系来看,我国城乡医疗保障水平存在“鸿沟”,要拉近两者的距离仍需一定的时间,在这一过渡阶段,商业健康保险需充分发挥对社会保险的补充作用,提升农村医疗保障水平,从而推动各省市区总体医疗保障水平向前迈进。
(三)构建新型商业健康保险模式
根据实证回归分析的结果,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弹性系数较小,适宜统筹各方面因素共同提升医疗保障水平,而对于商业健康保险可尝试构建一个集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和医疗服务于一体的新型模式[5]。目前,商业健康保险提供的服务都是“事后”的,即被保险人只有生病才能得到经济补偿,健康保险并不能保障购买者的健康。因此,保险公司应更多地考虑对疾病的预防,提供健康教育、健康咨询等服务,降低被保险人得病的机率,真正从实质上让购买健康保险的消费者得到健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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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汀.我国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市场运营模式探析[J].商业经济,2009(1):85-87.
[5]尚汉冀,李荣敏,黄云敏.健康保险与医学统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32-33.
①数据来源:笔者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②数据来源:笔者根据2008年中国保险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①这里医疗费用仅考虑个人支付和商业健康保险的情况,忽略社会保险的作用。
②资料来源:朱俊生,武瑞.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回顾与展望[J].中国保险,2007(3):13-16.
③其中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数据缺失,故将其略去。
摘要 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NS）分析健康对劳动力退出的影响。非连续时间风险模型结果显示：对全体样本而言，健康是劳动力退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健康对男性劳动力退出的影响显著，对女性劳动力退出的影响微弱；健康对农村劳动力退出有显著影响，而对城镇劳动力退出没有作用。
关键词 健康 健康冲击 非连续时间风险模型 劳动力退出
一、引言
鼓励劳动力留在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往往会由于个体的健康原因退出而打折扣。研究健康与劳动力市场退出的联系，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无疑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绝大多数国外文献对健康与劳动力退出关系的研究，集中在老年劳动力的健康对退休行为的影响上（Bound et al.，1999；Disney et al.，2006；Rice et al.，2006；Zucchelli et al.，2007）。健康与退休的经济理论表明，个体对现时和将来闲暇的偏好依赖于现时的和预期的健康状态（Lazear，1986；Roberts et al.，2008）。非健康会增加劳动负效用、从工作中通过低工资得到的回报减少、给予残疾者以非工资收入的资格，这些都会使非健康者继续劳动的概率减少。有众多学者还对此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比如，Roberts等（2008）、Hagan等 (2008)发现急剧的健康冲击对退休有至关重要的作用。Riphahn (1999)的研究发现德国40―59岁之间的个体由于健康冲击的影响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增加了200%。 JiménezMartín 等（2006）对西班牙50―60岁劳动者的分析表明继续工作的概率将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而减少。Smith（2004）也发现年龄超过50岁的遭受了健康冲击的个体其继续工作的概率将会下降15％。
研究年轻劳动力的健康与工作状态转变的文献较少。 Pelkowski和Berger (2004)利用美国的微观数据研究发现，持久的负向健康冲击使工资和工作时间都显著地减少，而且，年轻者的健康对劳动力产出的影响较大，40―49岁的男性及30―39岁的女性发生了持久疾病后的收入减少达到最大。Lindeboom等 (2007) 利用事件历史模型（an event history model）估计了工作和残疾状态之间的关系，发现健康冲击对就业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残疾来影响的，同时，个体如果在25岁发生残疾，在40岁时其工作的概率将会减少14.4%。Pilar 等（2010）利用英国的家计调查数据分析了16―64岁的男性和16―59岁的女性的健康对劳动力进入及退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健康对转变为非就业的风险有显著作用。
针对中国的研究，现有的文献非常有限，主要集中于健康对农村劳动力的参与分析及健康对城镇职工退休的影响研究上，如刘生龙（2008）认为，健康状况每增加一个等级，中国农村居民劳动力参与的可能性将会提高3.48个百分点；健康状况对中国女性农村居民劳动力参与的影响要高于对男性农村居民劳动力参与的影响。封进和胡岩（2008）的实证研究发现，健康状况是女性提前退休的一个动因，但并不是男性提前退休的原因。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地丰富了健康与劳动力关系的研究内容，但是已有文献或者忽略了健康对年轻劳动力退出的作用，或者没有把城乡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
正如Currie和Madrian (1999) 所强调的那样，实证结论都支持健康对劳动力的退出有影响，但效应有多大、与其他决定因素相比哪个更强等问题还存在争议。存在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一些实证中使用的截面数据无法限制个体不可观察因素。本文利用包括年轻劳动力在内的面板数据分析健康对分性别、分城乡劳动力退出的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计量分析框架；第三部分为数据与变量；第四部分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对健康与劳动力退出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 计量分析框架
（一） 退出风险模型
因为本文的考察重点是健康对劳动力退出的影响，所以我们选择了那些在初始年份有工作的个体，追踪其首次转为不工作或其数据截断（截断意味着某个个体或者脱离了调查或者一直在调查样本中但仍在工作）为止。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状态s的持续期可以纳入风险函数中，风险函数可以测量在时间为t时转变工作状态的即时概率，即直到时间t时工作状态的条件生存概率。以非连续时期代表连续时期的风险率模型可以用下式表示：
hsit=pr（1）
式（1）中Xit是随着时间t变动的协变量向量，Ti是非连续的随机变量代表劳动力退出被观测到的时期。
持续期样本似然对数函数可以通过引入二元变量yit得以简化，当t=Ti或个体没有被截断时，yit=1，否则yit=0。相应而言，对那些一直工作的个体，全部时期的yit=0；对退出者而言，除退出期为yit=1外，其他时期yit=0 。这样，似然对数就可以通过yit的引入简化为下式（Allison，1982；Jenkins，1995）：
logL=∑ni=1∑tik=1yitlog(hik/(1-hik))+∑ni=1∑tit=τlog(1-hik) （2）
为了用不连续的风险模型代替潜在的连续时间风险模型，Prentice和Gloecker（1978）用双对数风险函数形式表示出风险hit：
hit=1-exp(-exp)(Xitβ+θ(t))) （3）
式（3）中的θ(t)表示基础风险，它是哑变量表示的各个时期风险的阶梯函数。
（二） 潜在健康指数
用主观方法测度出的健康用于分析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时，可能存在着误差。其一，有着相同潜在健康水平的个体回答健康分类问题可能会用不同的门槛值不同（Lindeboom and Doorslaer，2004）。其二，劳动市场的状态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健康。其三，非健康是一个处在工作年龄内的人离开劳动市场的法律托词，个体以非健康为由不工作的行为可以合理化，对一些继续工作而报酬较少的个体而言，为获取病残收益资格往往低估自身的健康，这被称作退出的残疾路线（Blundell et al.，2002)。
为消除主观健康测度存在的误差，Bound（1990）、Disney等(2006 )把主观健康作为一些客观健康因素的函数，计算出潜在的健康指数来消除这些误差。考虑健康因素Zit影响个体的劳动市场转变决策HRit，有下式：
HRit=Zitβ+εiti=1,2,…,n;t=1,2,…Ti （4）
式（4）中的εit是与Zit不相关的时变误差， HRit不能直接观测，但可以观察自评健康Hsit，设定Hsit潜在对应部分为H*it，则有下式：
H*it=HRit+ηiti=1,2,…,n;t=1,2,…Ti(5)
式（5）中的ηit代表从H*it到HRit映射中的测量误差，并且与HRit不相关。把式（4）带入式（5）得到如下式子：
H*it=Zitβ+εit+ηit=Zitβ+viti=1,2,…,n;t=1,2,…Ti （6）
式（6）中的ηit代表当直接用H*it估计健康对劳动力市场转变影响时的误差来源，因为ηit或者为随机分布或者是劳动状态的函数，前者会削弱健康对退出的影响，后者则会过高估计健康对劳动力市场转变的影响，为此，需要用预计的潜在健康指数*it来缩小误差。
当把二元或序数的Hit与潜在的H*it联系起来，并且假定vit分布形式已知时，我们可以估计出β参数。如果自评健康为序数时，有以下形式：
Hit=k 当μk-1
其中μ0=-∞,μk≤μk+1,μm=∞。设定vit为正态分布，式（7）就可以使用极大似然的序数Probit模型计算，预测值则可以作为潜在健康水平。
为减少健康与劳动力退出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在模型中同时包含了期初健康和滞后健康，滞后健康可理解为健康冲击，滞后健康比期初健康含有更丰富的内涵，因为劳动力市场状态的调整需要时间，而且该方法可以控制个体不可观察的与健康相关的异方差。
三、数据与变量
(一) 样本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取自“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 数据集。该调查覆盖9 个省(辽宁、黑龙江、山东、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 的城镇和农村,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1989 年开始,该调查迄今已进行了7次（1989 年、1991 年、1993 年、1997 年、2000 年,2004年，2006年），其数据集中有一部分是同一被调查者在不同年份的数据。包含了所有成人的工作情况、个人健康状况及社会人口学特征等信息。因为关于健康的完整信息在1997年以后该调查才开始涉及，所以本文样本的时间选择为1997―2006年，样本包括在起始年份（1997）有工作并且在其后的年份中都参与了该调查的个体，其中16―59岁的男性1185人，16―49岁的女性864人；城镇人口369人，农村人口1680人。
（二） 变量
1. 劳动力退出
从事经济活动到不从事经济活动的过渡被用于劳动力退出的测量。本文的劳动力退出变量以个体自报告方式界定，该调查的问题之一为你现在有工作吗，我们把在1997年有工作而在以后的年份回答没有工作的作为劳动力市场退出。农村劳动力中回答“有工作”的个体其职业以农民为多，处于无雇工的个体经营者的地位（其工作单位类型多为家庭联产承包农业、小集体等）。值得指出的是，该调查在“是否有工作”之后，还对个体为什么没有工作进行了询问，正在找工作、做家务、残疾、学生、退休、其他是其中的回答选项由于调查资料的限制，本文不能区别出个体退出劳动力市场是换工作临时退出还是由于健康原因永久退出劳动力市场。因为在回答为什么没有工作选项答案中的人都有可能再返回劳动力市场，所以，本文的退出更多带有暂时性或初次退出的特征。。
2. 健康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提供了个体对其健康与同龄人对比来评定的四个等级：非常好、好、一般、差。用于预测潜在健康指数的疾病变量包括有无甲状腺肿大、口角炎、高血压、糖尿病等变量，体测及疾病变量用二元哑变量表示，1代表有，0代表无。详见表1。
3. 其他变量
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提供了工资、奖金、补贴及其他收入汇总生成的家庭、个体总收入，并且分别以1988和2006的辽宁省城市消费品价格指数对收入进行了平减。本研究使用2006年平减的收入数据。收入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后一般会减少，为解决这种内生性问题，我们把退出前的个体收入取对数后再取平均数，退出发生后的收入则以平均数的滞后值代替。当然，内生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身体健康有可能影响工作类别的选择，即有的人健康状况差，但是选择了一项对身体健康要求不是很高的工作，所以即使是身体差，影响劳动力的退出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除非是很严重的疾病。由于资料所限，本文无法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未对这种内生性进行处理。家庭规模、婚姻状况、教育程度、职业及医疗保险状况的具体定义见表2。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分析
表3汇报了全部样本及分性别、城乡的样本均值情况。从全部样本看，不工作者健康等级为好的比例比有工作者下降，而健康等级为一般和差的比例都有上升。男性没工作者和有工作者相比健康等级为好的比例降低了将近0.1，而健康等级为一般和差的等级分别下降了0.047和0.041；而女性的各个健康等级在工作者和没工作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太大。农村没工作者与有工作者相比健康等级为非常好的比例降低0.044，城镇降低0.014；农村没工作者与有工作者相比健康等级为差的比例增加了0.068，城镇增加了0.033，增降幅度均低于农村。
其他变量在不同工作状态之间也有所不同。如没有工作的个体的收入无论是在分性别还是分城乡以及全体样本中都比有工作的个体收入为低；在婚者工作的比例高于不工作的比例；没有工作者享有医疗保险（因为CHNS对社会保障调查涉及的较少，为引入社会保障控制变量，本文以个体享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代替社会保障）比例均低于有工作的个体。
注：城乡以居住地划分，城市的调查点中也包括郊区的农民，所以城市的调查点中有农民职业。农村调查点包括县城，所以有非农职业。
图1―图3描绘了全部样本、分性别和分城乡的自评健康的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和生存函数相同的Logrank 和PetoPetoPrentice的χ2检验（和概率）情况。从图1中可以看到身体越健康的个体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就越小，生存函数相同的假设被拒绝；图2分性别的图示表明越健康的男性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越小，女性健康与退出的关系不明显；图3则表明越健康的农村劳动力其留在劳动力市场的概率越大，城镇劳动力健康与退出的关系不明显。
（二） 计量分析
1. 潜在健康回归
表4汇报了以自评健康为因变量的广义序数Probit模型回归结果。因为自评健康是以1表示最高等级，4表示最差等级，所以，如果有疾病问题，预期回归系数应该为正号。从表4中可以看出，除口角炎、双臂缺失或双臂功能丧失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外，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显著的正号。用该回归模型的预测值构建个体的潜在健康指数（健康恶化），用于下面的分析。
2. 退出风险回归
非连续时间退出风险模型的回归结果汇报于表5中，变量的风险率及标准误差分全部样本、性别及城乡列示，风险率测量了某个自变量变化一单位导致的退出风险的比例效应，所有可能使退出概率增加的因素，其风险率大于1，而所有使退出概率减少的因素，其风险率在0到1之间。非连续时间退出风险模型用STATA软件中的pgmhaz8命令执行(Jenkins, 1998)。
注： ***, **, *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对于全体样本来说，潜在健康指数（健康恶化）每变动一个单位将使得劳动力退出风险增加137%。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小学组（基础组）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降低53％，即高素质的劳动力比低素质的劳动力更可能留在劳动力市场。
从分性别的样本看，男性潜在健康指数（健康恶化）每变动一个单位将使得劳动力退出风险增加210%，女性潜在健康指数（健康恶化）每变动一个单位将使得劳动力退出风险增加73%，但女性的退出风险并不显著本文还使用了自评健康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健康对退出有性别差异，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女性生病对于家庭生产活动比男性生病更具有破坏性，使得女性即使在遭受健康冲击的情况下也不轻易离开劳动力市场。刘国恩等（2004）的研究表明当丈夫的健康状态下降时，妻子的一周工作时间从45.44小时上升到50.06小时，当妻子的健康状态从“很好”变为“不好”时，丈夫的一周工作时间不仅未增加，反而从43.34下降到37.15小时。Wu(2003)发现妻子的健康打击比丈夫的健康打击会给家庭财富带来更大的损失。在婚男性比未婚男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减少34％。相比与小学组，受过初中教育的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增加，而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减少。女性退出风险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少。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更小。
从分城乡的视角看，农村劳动力潜在健康指数（健康恶化）每变动一个单位将使得劳动力退出风险增加146%，而城镇劳动力的健康对退出没有影响。原因可能在于，农村劳动力主要以体力活动为主，使得家庭收入更加依赖于个人的体力和身体状况，所以农村劳动力即使患有某些不易观察的疾病也不及时行医而继续工作，日积月累的小病造成的大病冲击往往使其更易退出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享有现对健全的福利保护，受到的长期大病冲击较少，即使受到健康冲击，他也会选择制度安排允许的休病假，而不会选择离开劳动力市场，导致健康对城镇劳动力退出的影响不显著。相对于小学组而言，受过大学教育的城镇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减少，城镇在婚劳动力比未婚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也减少。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退出风险减少，而城镇劳动力的退出风险增加。
相比于高级或一般专业技术工作者、管理者、行政官员、经理、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等职业，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非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农民、渔民、猎人、服务行业人员等职业退出概率显著增加。而医疗保险对退出的影响不大，这可能是由于医疗保险覆盖面不广、医疗保险补偿水平不高造成的，比如，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我国医保基金年度结余率较高，平均年度结余率在26％左右，最高的年份达到36％。按国际经验结余率应控制在10%，长期过高的结余率会降低基金使用效率降低参保人的待遇。
五、 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分析健康在劳动力退出中的作用。我们把在起始年份就业的劳动力（16―59岁的男性和16―49岁的女性）作为储备样本，把劳动力退出风险纳入非连续时间模型，同时，在自评健康与肌体功能问题进行广义序数Probit回归基础上取得潜在健康指数。分析结果显示：对全体样本而言，健康是劳动力退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健康对男性退出的影响显著，对女性退出的影响微弱；农村劳动力健康对退出有显著影响，城镇劳动力健康对退出没有作用。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应该设法为增进劳动者的健康提供便利，使其不因健康问题而非自愿、过早地离开劳动力市场。
我们的研究表明有以下两个问题可能值得进一步探索，第一，健康对劳动力进入有无影响，其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如何？第二，健康对分性别、分城乡的劳动力进入是否同退出的结论一样也有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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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休闲保健 市场调查
社会财富在不断增加，人们生活逐渐富足，近10年来，广西人们保健意识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健康休闲保健，来消除身心疲劳，极大的促进了广西健康休闲保健产业的发展。为了进一步了解广西保健行业现状，在“广西亚健康产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对策研究”项目支持下，本课题在南宁抽样调查了部分健康保健场所，报道如下。
1研究对象与方法
以南宁市健康休闲保健场所为调查对象，采取单位走访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了解并分析南宁健康休闲保健行业现状。此次调查共走访了南宁40家健康休闲保健场所及其经营者、技师、管理人员和客人。
2调查结果与分析
2，1传统与现代结合，中医特色品牌优势凸显调查发现，南宁健康休闲保健行业，主要以中医传统健康服务为特色，包括穴位针灸、推拿按摩、刮痧、足疗、拔罐、药浴、经络减肥、香熏等。南宁休闲保健行业以民间投资为主，吸引了大批中医保健专业人才，为社会提供了一批就业岗位，为广西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最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如元之源，以祖国传统医学为支持，融合现代企业运作方法，围绕健康产业，深入保健行业，重点面向社会亚健康群体，提供高层次、高品质的保健医疗服务，形成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已经成为广西保健第一品牌，为中医药系统首创现代化连锁保健企业，在区内外共开设了11家保健中心，另外还有数家正在筹建当中，总经营面积1万余平方米，保健床位1000余张，从业人员1000余人。充分显示了中医特色在做大做强亚健康产业中的优势。
2，2休闲保健发展迅速，规模、档次差异显著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工作及生活压力增大，人们已不再满足基本的生存状态，为了消除身心疲劳，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健康休闲保健。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广西每年有2800万人次接受休闲保健，在南宁，已有上千家各种各样、规模不一的按摩保健店。
根据对南宁健康休闲保健场所的实地调查情况来看，规模的大小、档次的高低存在着显著差异。装修豪华典雅、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休闲保健场所占到市场份额15％左右，中等规模的保健场所占整个市场份额的60％，小规模保健场所占市场的25％。
2，3专业技术人员的供求不均衡随着保健行业的蓬勃发展，各种健康休闲保健机构的增加，对休闲保健从业人员的需求也相应地增加。由于保健技术很全面，理解和贯彻能力强，能够很好的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医院校推拿专业的毕业生供不应求。
调查显示，在南宁拥有100人以上保健人员的场所不足10％，规模在50至100人约占30％，50人以下的占60％。多数保健机构管理者反映，中医院校专业人才难求，技师流动性较大，缺乏持有上岗证的技师，有上岗证的反射疗法技师尤其缺乏。可能与从业人员观念有关，据广西反射疗法保健协会会长杭婉静介绍，目前广西仅有反射疗法师200多人，远远达不到市场的需求。相对而言，规模大、档次高的场所，其保健技术人员专业化程度较高。在调查中还了解到，具有专业保健知识的管理人员非常缺乏，远不能满足需求。
2，4城市居民收入增加，中等收入者构成主要消费群体据广西南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年南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877元，比上年增加1684元，增长16.52％；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7882元，增长7.9％。
在本课题健康服务需求调查中，有8％的中等收入者表示经常进行保健按摩。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在15％到20％之间，由此推算，南宁市城镇居民目前有260万，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超过40万人。随着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而健康医疗消费成本不断升高，人们健康意识增强，更多的人愿意把钱投资到增进身心健康的活动中，尤其中等收入人群是休闲保健产业稳定的消费群体。
3结语
人们对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关心，定期对自己的身体作健康评估，已成为一种时尚。那些体检机构所带来的“健康管理”方式正悄悄改变着人们的健康理念。
SARS后人们的健康意识普遍增强，加上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对自己的身体开始越来越关心，定期对自己的身体作健康评估，已成为一种时尚。
21世纪初，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者认为，健康是可以管理的，只要对诱发疾病的风险因素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那么得病的概率将大大降低。很快，健康管理的理念传入中国并生根发芽，众多有识之士纷纷看好这个新兴的市场，那些专门针对不同层次体检人群的健康体检中心大受欢迎，短短数年健康管理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朝阳产业。
每年40亿
中国人每年体检要花多少钱？业内人士估算：40亿！
在发达国家，健康管理发展较早，服务覆盖面也大。目前美国约有70％的人口都在健康管理的服务范围内，70％以上的人群每年都会进行至少一次健康体检。而在国内，与巨大的发病人群相对照的是，我国每年参加体检的人数不足总人口的5％，主动体检的人数还不到0.3％。
这个数字虽未经国家权威部门证实，但来自北京市卫生局的统计显示，北京每年的健康体检人数约在400万人(次)，按较低标准―每人(次)100元计算，也要4亿元；天津市有关部门公布的数字是，天津每年的体检人数在300万至400万人(次)之间；湖北武汉的体检人数是每年200多万人；据河南郑州权威部门分析：郑州体检市场的服务对象有50多万……业内人士说，40亿的估算是比较保守的。
为了争夺市场，体检机构不仅改善了硬件设施，还不断推出多样化、个性化的体检服务。其中既有100元至400元的“实惠型”套餐，也有高达一万多元的“贵族式”套餐。
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显示，截至2004年底，北京市从事健康体检的机构已达532家，其中大型民营体检中心约有30家左右，2005年北京还将增加30家民营体检中心。杭州3年间就冒出15家健康管理机构，这还不包括那些三甲医院、疗养院以及正在筹建的国际保健中心和衍生的服务机构。
高端体检拉动健康管理
相对于各种层次的体检中心，兴起最快的是高端健康体检中心。不同于医院、诊所的体检中心，健康体检中心可谓是为体检市场量身定做的。近几年新兴的健康体检中心，如慈济健康体检中心和九华体检中心等。这部分新兴的健康体检中心，定位为高端消费人群，近年成长很快。它们围绕健康体检拓展服务项目，寻找新的盈利点。如，为亚健康者提供保健调理方案；除了常规检查之外，还有专科检查；有的地方还集体检与休闲、娱乐、度假为一体。
瞄准高收入人群的商务诊所，虽然数目不多，但其盈利却不菲。这部分体检机构也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据专家估计，高端市场大约能占整个体检市场的近三分之一。
据了解，由于高端健康体检市场的兴起，带动了中国健康管理的萌芽。虽然健康管理在中国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可是在西方国家，健康管理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西方医疗服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数据表明，通过健康管理，美国的医疗费比以前节省了大约10%，同时避免了疾病的发生，提高了生活质量。资料显示，通过健康管理计划，在1978～1983年，美国人的胆固醇水平下降了2%；高血压水平下降了4%；冠心病发病率下降了16%。通过经济学分析发现，在健康管理方面投入1元钱，相当于减少3～6元医疗费用的开销。如果加上由此产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回报，实际效益达到投入的8倍。
挡不住的资本博弈
激烈的市场竞争，各式服务的推出，无疑满足了不同消费层次的人对健康的需求，但迅猛发展的市场也暴露出因管理上相对滞后和法规的缺失所产生的问题。
据了解，体检市场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证体系，同级的医疗机构也互不买账，许多客户带着体检中心的结果到医院要求治病时，医院还会让患者再做一次检查或化验，从而导致重复消费，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另外，一些体检中心为了追求利润，进行不规范的体检。
针对这一说法，北京市第六医院副院长王建宁说：“独立的体检机构不能完成售后服务，它只能提出问题，而不能分析和解决问题，而老百姓最终需要解决问题，这就要来医院诊治。就目前的体检市场状况，哪家医院敢轻易相信另一家的体检结果？一旦因体检结果不准确，而造成医疗事故，这个法律责任由谁来负？”
尽管如此，庞大的市场潜力还是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进入。在2005年1月底，刚刚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卫生控股也杀入内地市场，其运作模式也是以“健康管理”为核心，通过与卫生部的合作，将其下属的914家大型医院整合，把其患者纳入到一张健康管理的网络之中。
目前在北京从事涉外健康的机构少得可怜，北京这种国际化大都市需要更多的拥有专业设施和服务水准的健康体检机构，北京的体检市场拥有相当大的潜力。
60后的同方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健康”）总经理王并举正和一群“80后、90后”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
站在“MyBody”成分秤上，用户10秒后就可得知体重、脂肪、蛋白质、体质百分比等身体20多种数据。连接App，用户就可方便地在手机上直观看到相关数据及近期波动，根据采集的数据，App会第一时间给出运动与膳食指导计划。
另一款产品“MyStep”智能手环则自动接收到上述运动指导计划，并提醒使用者按计划参与运动，显示完成程度。App还可以根据手环反馈的运动数据自动调整运动方案，实现健身目标以及睡眠管理。
在智能与大数据时代，包括同方在内，互联网和科技大佬们纷纷将目光锁定在智能可穿戴领域。由于此前十余年在健康产业市场的积累，以及集团内部各产业间的互动，同方健康的智能健康产品优势逐渐显露。
积累
同方健康并非心血来潮推出这套“Bodivis”智能运动健康组合。事实上，拥有清华大学科研血统的同方在智能健康市场已积累10年之久，王并举也一直陪伴着同方健康业务的创立与成长。
“‘MyBody’成分秤的前身就是我们之前的产品――人体成分分析仪，不过由于成本等原因只在专业市场使用。10年前我就对自己说，一定要把这款产品推到千家万户，今天终于应验了。”王并举回忆。
同方健康是中国最早独立开发人体成分检测设备的企业，其背后有着清华大学生物力学、体育专家团队的技术支撑，堪称此领域的“国家队”，研发领军人物清华大学郑秀媛教授是著名生物力学专家、神舟载人飞船模拟假人设计者。
10年前，同方健康开始研发BCA人体成分分析仪，经过大量科学实验，于2006年研发成功。随后经过一年多在北医三院和协和医院做临床试验，同方健康人体成分分析仪终于在2007年底取得医疗产品注册证。
“MyBody”成分秤的想法就来源于BCA人体成分分析仪，研发投入高达千万元。它们的核心算法相同，积累了来自大江南北近10万人的采集数据，采用中国人体建模，更适合中国人使用，而市场上其他产品一般以欧美人体建模。
为了准确，“MyBody”使用了核磁共振、双X射线、双标水三重校核，具有接近于医用人体成分分析仪的准确度和精度，并且完全符合中国人的身体特点。
“在准确度的基础上，‘个人健康大数据’这一健康管理模式才有可能解决我国缺乏私人家庭医生的现实难题，也才能使大数据时代下的健康产业步入正轨，并将大数据应用到健康服务业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医疗服务领域，实现移动医疗、人工智能医疗的全程覆盖。”王并举表示。
布局
满足白领移动办公的智能背包、可监测脑电波助人放松的无线耳机、能获取健康数据的智能腰带、底部附有压力传感器的智能袜子......不久前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2015年国际消费电子展（CES）上，可穿戴设备再次成为焦点。
Gartner预测，2015年基于物联网（IoT）设备和服务的消费将飞速膨胀，除了普通用户会用到智能家庭、穿戴产品外，更多的将用在智能城市、医疗等领域。随着物联网应用技术进一步发展，智能硬件的泛物联网应用将带来更多商机。
市场调研机构艾瑞咨询的数据也显示，2015年中国可穿戴设备市场出货量将达到4000万部，市场规模114.9亿元，而在2012年这个数字仅为6.1亿元。
而在体重秤市场，中国可以说仍是“世界工厂”，每年的体重秤产业规模大约是每年8000万台，其中国内需求大约2000万台，包括智能体重秤在内的智能硬件都在中国生产。
不过，8000万台的规模仅有约200万台实现了简单体成分测量功能。在这个智能化的时代，如果8000万台秤都走向智能化，那将又是一个亿级智能硬件市场。这也是同方健康等企业争相进入的最大动力。
同方健康认为，“Bodivis”智能运动健康组合主要以年轻人为主，因为上班族非常忙没有更多的时间锻炼，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他们每天动起来，关注身体检测，并以年轻人带动中老年人。
“年轻人现在的消费习惯都在网上进行了。”王并举介绍，“所以，‘Bodivis’将以线上为主、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销售。”
在互联网时代，社会化营销也非常重要。同方健康开了一个名“Bodivis健康加油站”的微博，在“Bodivis”智能运动健康组合正式前，已开展了几轮粉丝互动活动，邀请“粉丝”在玩的过程中体验产品。
而在线下，同方将展开一系列地面活动，如“‘Bodivis’校园健康行”、“优比达人竞赛PK”等。“我们还会拍摄微电影，在BBS上和博客组建健身小团队，围绕热点减肥的话题做一些活动。”谈到未来，王并举略显兴奋。
未来
在同方股份总裁范新眼里，有了出色的硬件以及市场推广措施仍然不够。
“同方推出智能健康管理系统可不仅仅是推个智能硬件这么简单，其背后 构建由移动互联、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的完整智慧产业链。”范新表示。
2013年2月，同方股份收购E人E本，推动其移动互联业务发展;2014年6月，同方股份集影视中心、娱乐中心、全能教育中心等7大功能于一身的国内首个一站式智能家庭中心“云罐”，贯通了同方股份从智慧城市到智能家庭再到智能个人消费领域、从芯片到软硬件产品再到应用端的完整智慧产业链;而此次“Dodivis”智能健康管理系统的推出更补充了同方产业链在个人健康大数据采集利用方面的短板。
“集团内部肯定会加强互动，比如同方健康正在与同方智能家庭事业部共同合作，连接成分秤、手环与‘云罐’。”王并举透露，“通过‘云罐’可以把人体成分和运动管理的数据投放到家里的电视上，在家享受远程的指导和互动。”
此外，同方健康还将与医疗机构、健身机构等合作运用大数据管理用户健康。同方健康已在搭建云平台，未来根据数据收集情况为特定人群做服务，针对性为这些人群提供服务，进而延展到更多大众。这就是云数据平台的意义。
目前，“Mybody”成分秤在京东上的好评率达到100%，在亚马逊上也颇受用户的肯定和好评。这应该是王并举和其团队最高兴看到的评价。一路走来，他们希望，依托“MyBody”、“MyStep”及App应用三款产品，让每个中国人都以最低的成本深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并提供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和年轻人跑步或者掰手腕，我不一定会输给他们，与同龄人相比我应该算一个有活力的人，这都得益于我们自己的产品，得益于我们对健康的追求。”王并举笑道。
关键词：休闲养身体育 市场培育 策略
一、南宁市休闲养身体育业市场发展现状
休闲养身体育主要是指由人民群众在平时生活的节假日或者余暇时间中的休闲体育与养身消费行为而实现的商品价值总量。随着体育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余暇的增多，人们对体育文化的需要日益加大。
1.运动服装、装备、器械的销售情况
由于假日期间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运动健身和出行,引起对运动服装，装备的更多需求量，同时，许多体育商场在假日推出减价销售、换季销售、有奖销售等多种促销手段。据调查2008年10月份南宁百货大楼、百盛、梦之岛等商店的销售量均不少。在消费人群中,年轻人以买运动鞋者居多,中老年以健身器材为主。人们以耐克、彪马、阿迪达斯、kappa等知名品牌为首选品牌，其中以耐克、阿迪达斯销量最大。表明人们的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更加注重产品的质量、信誉、品牌,同时表明国内品牌与国际品牌还有很大差距。
2.体育竞赛表演
羽毛球、健身操、游泳、网球、乒乓球等体育项目已成为南宁市民们周末或工作之余经常参与的活动。由于这些项目易学、易掌握,对场地、器材、服装要求不高,消费不必远行,符合了大多数市民的需求,在假日中便异常火爆。南宁市各大高校举办的各类体育竞赛，等,均在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的同时,又满足了人民群众在假日休闲中对体育的需求。
3.体育旅游和休闲养身
南宁市有利的地理环境及良好的气候特征，为体育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随着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体育旅游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国家旅游总局曾将1996年的主题定为“度假休闲年”，2001年又将主题定为“中国体育健身游”，并开展一系列全国及地方性的大型体育旅游活动，共推出60项具有地方特色的大型体育健身旅游活动11大类80个专项体育健身旅游产品和路线，以丰富多彩的体育旅游项目满足不同类型消费群体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体育旅游在我国已具备一定的市场规模。体育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项目,在南宁市已展现出巨大的市场前景。许多户外项目像攀岩、徒步和漂流等项目因为市内较少,花费时间太长,均需等待假期。目前人们外出旅游更愿意参与更多的体育活动。据调查南宁市周边地区拥有体育游乐设施的旅游景点游客众多。南宁市A级景区内涉及运动项目如摩托艇、水球、射击、温泉等都吸引了来自国内外数量众多的游客。然而到城市周边郊区参与的体育旅游,仅仅是兼有体育项目的常规旅游,离真正的体育旅游还很远。真正意义上的体育旅游应该是那些路途较远、目标明确、过程艰苦,对体能和意志要求较高的活动,像登山、穿越、漂流、探险、自行车长途旅行等等。南宁市市民参与的人数比较少,这主要是目前人们对旅游的认识还停留在观光、购物、餐饮、休闲等层次上。
据调查，除此之外，南宁市体育的经营实体，以商品形式向消费者提供不同档次休闲养身体育健身娱乐服务，如温泉谷、高尔夫球场、保龄球馆以及各种健身俱乐部等。另外，休闲养身体育健身技能的培训、辅导和咨询，为群众组织编排各类竞赛，提供竞赛服务的群众性体育竞赛表演，应用先进的测试设备和科学合理的检测手段，为社会大众提供体质测试和健康评估的有偿服务，为某些患有慢性疾病和身体局部组织损伤的病人，提供运动处方、医疗保健加传统体育医疗康复方法，为提高大众锻炼身体的时效性、趣味性而开展的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等等均已经开始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二、南宁市休闲养身体育业发展的SWOT分析
1.优势分析
(1)从世界产业发展大趋势看，当前体育产业是一项具有无限生机的新兴朝阳行业，对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特殊的贡献，在欧美国家，体育与经济发展已紧密联系在一起，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并在促进社会就业、扩大和拉动下游产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当前休闲养身体育业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参与；(2)休闲养身体育消费市场潜力很大。南宁现有几多万人口，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合作的加速发展、居民收入的提高、闲暇时间增多以及需求层次的改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对休闲养身体育消费的需求也日益高涨，体育健身娱乐业逐渐兴起，南宁约有70%以上的人每年都会在运动上有所花费。
2.劣势分析
一个地区的经济水平直接决定该地区休闲养身体育业的发展水平和现状。南宁正处在发展加速时期，休闲养身体育消费还不是很活跃。目前大多数人们还处在过渡时期，休闲养身体育消费正处于增长时期。南宁市居民整体收入偏低，很少投资于有偿健身；会选择有偿健身的无偿替代产品；余暇时间也相对较少；对竞技表演业的需求不高。
另外，在调查中发现，人们对休闲养身体育认为管理最差的最多，占总被调查人数22.5%，接下来依次是接待19.2%，交通16.8%，场所品味和特色15.0%，人才匮乏14.0%，生态环境脆弱10.0%，其他2.5%。管理差主要表现在场所的秩序混乱，各种拉客宰客现象，接待差主要是硬件设施差和服务水平不高，交通主要是距离太远；场所品味与特色主要是场所自身的开发规划和吸引力；人才匮乏主要是从事专业休闲养身体育开发和管理的专业人才不够；最后是可持续发展潜力不足。
3.机遇分析
休闲养身体育面临发展的大好机遇。休闲养身体育是满足市民追求健康需求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持续增长，国民的生活水平和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人们对自身的健康关注日益提高，休闲养身的需求应运而生。同时，随着我国法定闲暇时间的增多和带薪度假的逐步实现，居民已不满足现有的大众运动方式，追求健康、康寿等与生态休闲养身相结合的高品味、高端的运动方式日趋为人们所青睐。因此，发展生态休闲养身体育是参与体育消费新潮流，细分南宁体育业市场，满足居民健康需求的需要。 4.威胁分析
南宁市休闲养身体育经营人才相对匮乏，这种人才的缺乏不仅体现在休闲养身体育系统内部，体育经营人才数量和质量也明显不足。市场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体育经营人才素质的竞争，而南宁在吸引和保留优秀休闲养身体育经营人方面面临着一定的困难，使得休闲养身体育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
德国医疗保障体制是典型的社会保险模式，即雇主和雇员按一定比例缴纳保险费，由依法设立的医疗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支付”组织，代表参保人向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或个人支付医疗费用的医疗保险形式。社会法定医疗保险是该体制的主体而商业健康保险只处于补充的位置。在德国月（或年）工资收入低于法律规定的界限（2005年为3900欧元/每年）的居民必须参加法定医疗保险,只有工资收入超过法定工资线的居民才可以自由选择参加商业健康保险。政府的政策法规决定了德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空间，但是在有限的空间内德国的商业健康保险却用数字向我们证实了它的良好发展。
商业健康保险覆盖了约10%的德国居民，800多万的人口正在享受着商业健康保险提供的高质量的医疗保险服务。目前德国商业健康保险已成为该国商业保险中的重要一支，保费收入超过车险的保费收入。如图1所示，2006年德国商业健康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为商业保险总保费收入的18%，远远高于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5.46%市场份额。
德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上目前有48家保险公司从事商业健康保险的经营，其中以DKV为首、Debeka和Allianz次之，三大商业健康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按保费收入统计）高达38%以上。2006年德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为266.1亿欧元（不含长期护理），赔付支出为172.7亿欧元（不含长期护理），赔付率为64.9%（不考虑年龄准备金，计提年龄准备金后赔付率为78.2%），佣金支出比例为8.46%，管理费用比例为2.76%。较低的赔付率以及管理费用反映了德国商业健康保险良好风险控制以及运营管理能力。而我国，据不完全统计，80%以上经营商业健康保险的公司的赔付率超过80%，其中40%左右的公司赔付率超过100%，个别公司甚至高达200%，再加之费用和管理费用等经营成本，基本处于亏损状态。在看到差距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深思数字背后的东西：德国的商业健康保险是如何做到的，它的哪些发展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Yearbook of German insurance 2007 from Gesamtverband der Deutschen Versicherungswirtschaft e.V.
二、德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1.政府层面
商业健康保险的良好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与监管。德国政府在发展商业健康保险过程中积累的以下方面的经验，对我国具有积极的参考作用。
（1）严密的健康保险法律框架
作为高度成熟的健康保险市场之一，德国有着严密的健康保险法律框架。德国政府自1883年开始相继颁布了《疾病保险法》、《意外伤害保险法》、《伤残老年保险法》等一系列的相关法律，对商业健康保险的保障人群、保障范围、允许选择商业健康保障的收入门槛都有明文的法律规定，使商业健康保险和法定医疗保险之间有着界限清晰、分明。
（2）政府严格的分业监管
德国政府对健康保险实行分业监管，寿险、财险、健康保险分业经营，即寿险、财险公司不得经营健康保险，健康保险公司也不得经营寿险、财险。正是由于严格的分业监管，德国现有的48家商业健康保险经营主体得以专心致志的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在产品开发、核算定价、核保核赔、信息系统、数据统计和分析、经营流程、客户服务和客户管理、医院管理等方面发展了极其系统而又十分精细的理论和技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商业健康保险公司运营层面
（1）拓展价值链，深度耕耘健康产业
德国商业健康保险的良好发展，离不开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对价值链的充分拓展，对健康产业的深度耕耘，德国最大的商业健康保险公司DKV更是这方面的楷模。DKV对健康保险的价值链进行细分与拓展，设立相互独立的六大商业健康保险子公司（他们分别是：MedWell、goMedus、miCura、goDentis、APA、DKV-Seniorenresidenzen），从各个环节实现健康保险价值的创造。如goMedus,在门诊领域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救治；miCura提供以人为本的护理服务；DKV-Seniorenresidenzen提供的可居住的深度护理，使老年人在家中就可以得到温馨的家庭式服务；APA专门进行慢性疾病的管理与控制等。对健康产业的深度开发，使DKV赢得了消费者的信赖，业务收入稳健增长，成为欧洲最大的商业健康保险公司。
（2）在政策变动中开创商业健康保险的“蓝海”
政府的政策变化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有时带来机遇，有时则提出更大的挑战。尤其在德国这个社会保险为主的国家，政策的变动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影响更大：如自2003年开始，德国政府不断提高法定工资线，使得近些年来德国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人数大幅下降。2003年商业健康保险的保费收入的增长率为7.2%，但是到2004年和2005年该数字分别下降到6.8%和3.5%，据估计2006年的增长率只有4.2%。
DKV作为德国最大的商业健康保险公司，面对政府的政策调整，它首先对自己面临的健康保险市场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在商业健康保险的诸多业务中，受政府政策的调整影响最大的是传统商业健康保险产品；随着健康保险的发展，以产品开发、销售、核保、理赔为代表的传统健康保险受到很大挑战，它已不能充分满足被保险人以及市场的需求；德国白领等阶层对体检等预防性检查的需求很大，这是一个全新的市场，未被充分开发。在深入分析市场环境之后，于是DKV在战略上设立了Medwell（它的子公司），专门致力于发展预防性健康保险产品。MedWell推出的OPIMED产品，是第一个商业健康保险服务产品，由DKV承保，提供了病人与医生之间对健康预防的新型平台。OPIMED被德国资本杂志评选为2001年最佳创新产品，它的成功运作也为DKV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带来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DKV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商业健康保险应该客观的面对政府政策变动，不断分析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在政府政策变动中开创自己的“蓝海”（蓝海战略是以创新为中心的战略，强调的是寻找或开创无人竞争的、全新的市场空间和全新的商机，即通过开发新的思维来创造新的改变），寻找、开发商业健康保险新的需求，最后转化为现实的商业需求，获得自己全新的发展。
开创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的“蓝海”，这对于当今的中国商业健康保险企业来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中国的商业健康保险蕴含了巨大的市场潜力，但是另一方面却处于举步维艰的状况，创新的产品不多，没有深层次的市场耕耘。对于德国的急剧变革的健康保险事业的分析，我们会发现某些公司如DKV正是抓住了契机开创了蓝海，开创了新的市场，获得了事业的巨大提升。这对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公司深具启迪作用。
（3）专业化经营
专业化经营是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专业化的发展必然需要专门从事商业健康保险经营的保险主体作为依托。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主要是和寿险混合经营，而专门从事商业健康保险经营的保险公司只有4家（人保健康保险公司、平安健康保险公司、昆仑健康保险公司、瑞福德健康保险公司）。由于商业健康保险的风险本质和寿险的风险本质截然不同：商业健康保险的风险本质是疾病的发生率，而寿险的风险本质是死亡率因此，在精算原理，风险评估、风险控制技术、管理方法等方面都是不同的。如果实行健康险与寿险的混合经营，这不利于保险公司的稳健经营。同时也会出现不同业务的利润（或亏损）的相互补贴，以及不同业务在财务核算上不清晰的现象，不利于监管，不利于保护不同保险客户的利益。
德国的人口只有我国人口的1/16，而专业的商业健康保险公司的个数却是我国的十几倍。专业化经营保障了商业健康保险在德国社会保险留下的有限空间内的良好经营。相比之下，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空间要比德国大得多。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只是一个低层次的健康保障，而位于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补充医疗保险却有着巨大的空间可开发。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如何更好的开发、耕耘这片空间？设立专业的商业健康保险公司，通过专业的健康保险人才、独立的健康保险信息管理体系、专门的风险管理技术来深度开发补充医疗保险这块处女地，必然会迎来商业健康保险的美好明天。
（4）不断进行产品创新与开发
德国商业健康保险公司都非常重视通过产品的创新与开发的方式在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正是由于他们这种创新与竞争意识，使得目前德国健康保险市场上满足消费需要的健康保险产品种类繁多，保障全面：健康保险产品既有全保类、定额类、补充附加类，又有基本类、标准类、大学生疾病险、疾病贷款偿还险等种类。
创新是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良好发展的根本。只有不断的进行创新，才能开发出满足消费者需求，受消费者青睐的健康保险产品。赢得了消费者，也就赢得了市场，创新在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经营中尤为重要。
（5）以客户为中心，提供深入
在健康保险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德国各大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如DKV、Debeka和Allianz等）取胜的关键不是依靠低价格，而是凭借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性、深入性的服务赢得顾客的青睐，赢得竞争。
被保险人购买健康保险不仅仅是寻求财务上的保护，更是寻求良好的健康服务。对于健康保险公司而言，不仅是对被保险人医疗花费提供赔偿，更重要的是直接提供更适合的健康服务商，并在被保险者有需要时以其可支付的费用向其提供最好的治疗，这就是健康保险公司提供的深入。DKV在经营健康险时，非常注重这种深入，在本国以及全球各地建立了许多设施与服务一流的医院、康复机构等，为被保险人提供良好的预防、护理、治疗等服务。
三、总结
1.1优势分析
1.1.1服务信誉良好军队疗养院多诞生战争年代，经历了战争的锤炼和洗礼，伴随着国防事业的发展而逐渐壮大，始终保持着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牢记姓“军”为兵的宗旨，在长期为部队官兵和首长的健康服务中，潜移默化地达到了热情、细致、精心的服务标准，深受军地疗养员的高度赞誉。
1.1.2疗养环境优越军队疗养院大多建在著名风景名胜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疗养资源、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人文景观，具有丰富的健康维护资源。
1.1.3学科体系完善军队疗养院大多围绕平战时官兵的健康需求建立起预防、保健、康复、心理、营养等一系列学科体系，为疗养院优势学科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基础。
1.2劣势分析
1.2.1人才引进困难军队疗养院的医务人员绝大多数为军地高校的临床专业，加上对疾病预防康复学习研究不深，加之疗养院与医院福利待遇有一定差异，导致高尖端疗养康复人才引进较为困难。
1.2.2科研能力不强疗养专业为医学边缘学科，底子差、基础较为薄弱，我军多学习借鉴前苏联经验做法，国家政策对疗养科研的扶持力度远不及医院临床，加之尖端人才和先进设备不足，在客观上制约了疗养科研创新。
1.2.3拓展市场有限多年来，军队保障经费远不能满足疗养院学科发展需要，军队疗养院因任务繁重，主要疗养资源用于服务部队官兵，对地方医疗市场研究不够深，拓展不够，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不足，自身造血功能不强，在经费和人才培养上对疗养院的学科发展均有较大的制约。
1.3机会分析
1.3.1健康需求增多随着我军新制战斗力装备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部队训练伤、职业病和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逐渐呈现高发态势，对军队疗养院学科技术发展提出了新的需求，同时也为军队疗养院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1.3.2政策红利显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对康复事业越来越重视，疗养康复的许多治疗项目在一些地区逐渐纳入医保、农合、工伤的报销范畴，大大地拓展了疗养康复医疗市场，同时军队对疗养院的扶持力度越来越大，在资金投入、人才培养、设备配置、体制编制等方面给予了重点倾斜，为军队疗养院优势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可靠支撑。
1.3.3疗医互促有优势联勤以后，许多军队疗养院均有下属医院，集亚健康与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一体化，在对疗养员的健康维护上不仅实现了双向转诊，而且实现了人才、设备、技术共享，具有地方医院和疗养院不可比拟的优势。同时为学科的可持续化发展提供了人才、设备、资金等方面有力保证。
1.4威胁分析
1.4.1健康意识不足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生活工作节奏加快，随着部队官兵训练强度的加大，军地人群亚健康、心理障碍发病率越来越高，又常常无暇顾及自身生理、心理上存在的问题，亚健康心理市场还未充分显现。
1.4.2行业竞争激烈一是军队疗养院大多位于旅游城市，自然环境优越，同类型康复疗养院医疗机构较多，开展技术服务大体相同，加上军队医疗单位在宣传上有政策限制，对医疗资源的市场份额占有量处于劣势。二是随着现代康复医学的发展，地方医院普遍建立了康复医学科，这些新建医疗单位技术先进、设备齐全，对部队疗养院开拓康复医学市场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1.4.3经费仍显不足目前上级给军队疗养院下拨的学科建设经费有限，而学科建设在治疗和康复手段上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这些都需要经费的支持。而且军队疗养院同时承担疗养员接待任务，每年旺季来临，支出较大，限制了疗养院对高、精、尖康复设施、设备的投入。
2学科发展策略的选择
SWOT分析法可为我们提供4种发展策略：SO策略、ST策略、WT策略和WO策略。在学科发展规划中我们首先选择了SO发展策略，即，充分发挥内部优势，利用外部提供机会，打好学科的建设基础。其次，选择了WT策略，即尽可能把劣势向优势转化，把威胁向机会转化，推动学科建设健康可持续发展。
3学科发展的实践
学科建设是军队疗养院内涵建设的核心，也是提高军队疗养院核心竞争力的现实途径，直接关系到疗养院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在对疗养院学科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深挖自身潜力，引入外部优势，降低威胁因素，把劣势转化为优势，打造特色品牌学科，提高军队疗养院学科建设的竞争力。
3.1把好服务方向把军队疗养院学科建设发展的思路融入军事斗争卫勤准备的主流，平时多开展战伤康复类型学科，将恢复期的伤病员收到疗养院进行功能康复，这样既满足了伤病员及其家属需要，缓解医院床位压力，也使医务人员积累下丰富的康复治疗经验，战事需要时即可转为战伤康复，真正成为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加油站。
3.2打造特色品牌打造以海水、森林、矿泉等自然疗养因子为依托，以健康管理、康复理疗、心理干预、营养配餐为支撑的特色品牌，把技术服务作为促进疗养院学科建设的品牌和突破口。
3.3增强人才队伍建设一是通过选派人员外出进修。以全军培训计划为契机，按照学科发展方向需求，选定专人出外专项培训。二是参观见学。参观在本专业学科建设方面独具特色的单位，学习他人建设发展的经验，结合自身实际，提出中心建设发展规划。三是参加国内本学科的学术会议。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动态，把先进的技术理念带回来。四是颁发激励政策。鼓励医务人员多创新，多研究，多出成果，并适当给予物质奖励，与职称评定相挂钩。
3.4加强多维合作筑巢引凤，取长补短，结合自身实际合理引入外部有利资源。如与医院合作，弥补自身技术、设备落后的弱点；与科研院校合作，弥补自身科研人才队伍不强的弱点；与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合作，弥补地方医疗市场打不开的局面；与其他疗休养基地合作，发挥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文化优势，突破疆域限制，多维拓展学科的广度和深度等。
3.5用好红利政策国家医疗制度改革初期，各地区实行医疗保险定点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军队疗养院的发展。但随着医疗保健制度的逐步完善，以及军队疗养院对地方医疗政策的逐步熟悉，军队疗养院同样可以依托地方医保、农合、工伤等有利政策，拓宽患者来源，更有利于打出优势学科特色，增加收益，为优势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起到良性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