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纲要”课与世界历史结合的必要性
(一)中国近现代史深受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纲要”课离不开对世界历史的阐述
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历史。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方针政策是深受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特点决定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寻找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反映了这一要求:割地、赔款和开放通商口岸。帝国主义时期，垄断组织产生，推动着资本主义列强加强殖民扩张，出现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因此，19世纪末列强强占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试图把中国瓜分完毕。
中国现代史是1949年以来的历史。新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其内政和外交都离不开国际环境的影响。社会主义阵营的重大事件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都影响着中国政府的决策。如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公开号召所有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社会主义国家与我国建交，导致这一时期我国的外交政策呈现“一边倒”的形势。
(二)增强大学生对祖国的自信心和责任感，“纲要”课离不开与世界历史的比较
“纲要”课与世界历史结合，有助于更好地阐述中国特殊的现代化历程。而这些特殊性正是“纲要”课所要讲授的重点。有比较才有鉴别。在“纲要”课教学中，把“三大选择”与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进行比较;首先，有助于帮助大学生认识中国历史的必然性，理解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或事件本身的局限性和深刻意义(如民族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等)。
大学生只有深刻理解，才能知道今天社会主义成就的来之不易，才能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提高对祖国建设和发展的责任感。其次，通过这一比较有助于大学生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对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客观规律的自信心，增强他们对祖国未来立于世界不败之地的自信心。
(三)帮助大学生建立科学历史观和世界观，“纲要”课离不开与世界历史的结合
大学生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但不一定有正确的历史认识;要获得正确的历史认识，必须依靠正确历史观的指导。科学历史观是正确厘清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的一把利器，只有采用科学的历史观，才能认识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特殊性。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只有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用全面的而不是只局限于中国的片面思维去思考问题，才能使大学生认知有深度，思维有广度，分析问题科学全面。况且新一代大学生成长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社会上各种思潮泛滥，文化日趋多元，且国际化程度已非往日可比拟，“纲要”课与世界历史的结合有助于大学生具备科学的世界史观，具备放眼看世界的广阔视野。
二、“纲要”课与世界历史的结合点
(一)背景分析结合同时期的世界背景，更好地解决“为什么”
背景分析是解决“为什么”的问题。把中国的历史置身于世界历史背景下，有些很难理解的背景和原因就会明朗多了。如“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这一章的背景介绍，就是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日渐衰落和西方资本主义日渐上升的比较，使大学生意识到当时中国是怎样落后，落后在哪里: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末期，而英国却在1640年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号称头号资本主义强国。19世纪中叶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大发展的时期。西欧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诸国，把这些国家纳入资本主义轨道，把他们变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附庸。在这个入侵活动中，英国走在了最前面。在亚洲，英国占领了印度，并入侵阿富汗、新加坡和缅甸等国家，下一个侵略目标就是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认识马克思主义，并有很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作为挽救中华民族的法宝。在探究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原因的同时，应该结合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背景。因为俄国是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内忧外困的国情和中国非常相似。俄国曾经是欧洲强国，但在19世纪末叶落后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增强国力和提升国际地位，沙皇先后通过了彼得一世改革、叶卡捷琳娜改革和1861年改革等，逐步废除封建农奴制度，直到20世纪初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即使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俄国，经济仍然落后，内忧外困的局面迫使先进知识分子再次寻找国家出路，最后在列宁的领导下选择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学习西方屡遭失败、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失望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后，看到了新的曙光:同样是封建压迫严重，同样是经济文化落后，既然俄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解放，中国的出路也就近在眼前。
总之，将背景分析置身于世界历史背景下，能让大学生易于理解，思路更加清晰。
(二)阶级分析结合其他国家的相同阶级，更好地解决“是什么”
2007年，原教育部周济部长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师培训班上的讲话中提到:“纲要”课老师要帮助大学生“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而进行艰苦探索、顽强斗争的历程和经验教训;通过比较地主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方案，让大学生懂得旧民主主义革命让位给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原因，认识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增强他们拥护党的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
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有三个阶级:农民、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对于这三个阶级以及他们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探索，现在的大学生都非常熟悉，再去详细地讲授其中的历史过程是无法与专业的历史类课程相区别的。况且“纲要”课程是从历史教育角度承担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更多地应该分析这三个阶级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阶级局限性，而把这一分析置于与世界相同阶级的比较中，更能体现这一局限在近代中国是无法克服的。例如，分析中国的资产阶级时，可以将辛亥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进行比较，双方的相同点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走武装起义的道路，矛头直指本国的封建主义;不同点可以从时代国情、领导力量、舆论准备、依靠力量、革命地点等方面入手分析。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在18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当时的资产阶级经过原始积累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这场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左、中、右三个阶层的资产阶级都参加;而不像中国只有革命派孤军奋战。舆论准备是声势浩大、响彻欧洲的启蒙思想，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况且革命地点首先是巴黎———法国的首都，政治心脏。以上内容给大学生以表格的形式展现出来，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原因就一目了然。
总之，在世界历史背景下比较这三个阶级，结果或有一样的，或有不一样的，但都能使大学生在视野开阔的前提下更深刻地理解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深刻原因。
(三)事件分析结合其他国家的相似事件，更好地解决“怎么样”
不同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相异，对于同类型事件的解决，各国往往会选择不同的途径和方法。教师在分析“纲要”中涉及到的事件时就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让大学生理解和体会事件处理的必然性。例如，在讲授中国怎样建立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时，就可以结合苏共二十大后，1956年“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来解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1956年6月28日，波兰波兹南市工人为减税和增加工资而举行了游行示威，示威群众与波兰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派来镇压的军队发生了，酿成了震惊世界的“波兹南事件”。这一事件是1948－1953年间波兰模仿苏联模式所造成的恶果。1956年10月19日至21日，波兰顶住了苏联的压力，选举了主张走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
1947年以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主要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不顾本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一味照搬苏联模式，并且大搞个人崇拜和极权政治。拉科西的所作所为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更伤害了匈牙利人民的感情。于是，在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匈牙利发生了由群众和平游行而引发的武装暴动，称“匈牙利事件”。为了缓和矛盾和稳定局势，新上任的领导人纳吉在“告匈牙利人民书”中向人民承诺:政府“走符合我们民族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匈牙利道路”。
总之，把对事件的分析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在同类事件中寻找恰当的例子来佐证，就比对单一事件的分析有更强的深度，得出的结论有更强的说服力。
三、“纲要”课与世界历史结合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防止陷入讲授历史的误区
“纲要”课属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体系。在世界历史背景下讲“纲要”，是为了让大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教材内容，所以，“纲要”课教师在选择世界历史内容时，要严格遵循为教材内容服务的原则，防止陷入讲授世界历史过程的误区。把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同阶段的比较作为教学内容是万万不可的;应该把重点放在分析事件的原因、背景、作用等方面。
(二)防止喧宾夺主
喧宾夺主，这是“纲要”课教师在教学时切忌的一点。这里的“主”是“纲要”课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思想，这里的“宾”是世界历史。“纲要”课的教学结合世界历史背景会使大学生很容易理解一些单凭中国近代史无法深刻明白的道理。但是，一堂课上如果只详细讲述世界历史的相关部分，占去课时的大部分，把大学生的思路引到与本节内容无太大关系的细节上去，即使讲得很精彩，也注定是失败的。所以，“纲要”课教师在备课时要协调好“主”和“宾”的关系，时刻切记“宾”是为“主”服务的，有些细节该省则省，不要一味地追求激发大学生的兴趣。
(三)既防止浅尝辄止又防止过犹不及
一、叙述类
叙述类题要求考生能用简明、准确的历史学科语言客观叙述历史事物，准确描述和解释历史事物的特征。“概括……表现”“概括……措施”“归纳……举措”“概述……过程”“指出（或概括）……特点”，是常见的设问方式。历史现象或事件的表现、措施、过程，在教材中往往有比较直接的叙述，所以表现、措施（举措）、过程（进程）类设问，考查的是提取材料信息及对史实再现再认的能力，要求相对较低，注意全面提取材料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即可。答题时史实要具体，重大历史名词、事件要写出来。高考题中常见的、概括能力和思维能力要求更高的是特点类设问，如何全面归纳特点呢？同学们可参考下面的模板及示例：
【模板】特点=背景（是否产生新的经济因素、阶级力量，是否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时间（早晚、长短）+目的+过程（准备、领导力量、是否顺利、重大事件）+内容（措施、体现某种思想、包括的方面、侧重的方面）+程度（完成或实现的情况、是否彻底、局限性）+范围（地域、领域）+性质+影响（影响的广度、深度、积极、消极等）。
【示例】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流的特点
二、解析类
解析类题是高考题中最常见的一种题型，认识历史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做出准确解释，是此类试题的考核目标。设问方式多为“指出……原因”“指出（概括）……背景（条件）”“简析（分析、评价）……作用”“概括（说明）……意义（影响）”等。其中原因、条件、背景属于一类问题。一般来说，背景的范围最广，原因、条件都是背景的组成部分，但有时原因、背景、条件可以通用，即背景、条件也是原因。意义、作用、影响属于一类问题，但意义、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影响则既包括积极的也包括消极的。对于原因、影响类题的限定性的设问，要注意区分不同限定词的内涵，如经济政治背景、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内因、外因、积极影响、消极影响等。比较宽泛性的设问，要注意按模板多角度全面地回答。
三、比较类
比较类题是通过类比或对比，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历史事件、现象的异同点及其本质特点的一种题型，考查的是学生综合分析、比较问题的能力。其设问方式有：“比较（指出、概括）……和……相同点（相似点、共同点）不同点”“……和……相比，在……方面的新变化”“比较……和……的异同”。答题时首先要明确比较对象，其次是要找准比较点，最后要注意逐项分开比较，原因和原因、性质跟性质、影响与影响比较等，还要注意深层次内容即实质的比较。
【模板】比较点=时间（时代、社会发展阶段）+背景（原因或条件）+目的+领导者（或力量对比、参加者）+方式+内容（措施、侧重点）+特点+结果+影响+性质（实质）+成败原因（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内因+外因、主观+客观）
【示例】民主思想与启蒙思想的异同
四、论证探究类
论证探究类题主要考查考生三方面的能力，一是使用批判、借鉴、引用的方式评论历史观点的能力;二是运用判断、比较、归纳的方法论证历史问题的能力;三是独立地对历史问题和历史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的能力。此类试题答案具有开放性，阅卷时按等级赋分。其设问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评论材料中关于……的观点”“提取有关……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从……和……关系的角度进行……和……比较”“对……提出一条修改建议，并说明修改理由”“比较……，指出其中一处不同，并分析出现这种不同的原因”“从……和……关系的角度对……进行解读”“对材料分类提炼主题，并予以说明”。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多角度论述是解答探究类题的基本要求。从设问方式看，论证探究类试题可分为观点评述类、比较说明类、材料解读类三种类型，答题模板如下：
【示例】下面是2008年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徐中约（美国）所著的《中国近代史》（副标题：1600―2000年，中国的奋斗）的部分目录摘编。
第一章 “近代中国”的概念
1.1 “近代中国”始于何时？
1.2 “近代中国”形成的动力
1.3 新的综合思考
第一编 传统制度的延续，1600～1800年
第二章 清帝国的兴盛
第三章 政治和经济体制
第四章 社会和思想状况
4.1 中国社会（家庭;宗族;社会分层;士绅;科举）
4.2 思想潮流（清初对明朝心学的反击;清代中期的考证学）
第五章 对外关系
5.1 西欧人的来临（探险家和商人;传教活动;耶稣会影响的衰落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
5.2 俄罗斯的推进（穿越西伯利亚;早期派往中国的外交使团;《尼布楚条约》，1689年;图理琛出使留居俄国的土尔扈特部，1714年;《恰克图条约》，1727年;托时和德新的使俄，1729―1732年;俄国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关于“近代中国”这一话题，你认为作者要表达的主要观点是什么，请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说明。（所提观点应该明确清楚;说明可从一个或多个角度展开，符合历史事实，合理充分）
解析：此题属于观点评述类，但观点需要考生分析材料提炼出来。由第一章目录可知作者主要探讨两个问题：近代中国形成的时间和动力;第一编二、三、四章主要论述的是中国内部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第五章论述的是外部因素对中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作者重点论述的是近代中国发展动力问题，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形成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说明观点时，要充分利用材料，从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思想）、国际多角度论述。
参考答案：
示例一，观点：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内外因综合作用的产物。（3分）说明：中国社会在1600―1800年期间，手工业的进步，商业活动的繁荣，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使中国社会（家庭、宗族、社会分层、士绅、科举）和思想潮流（清初对明朝心学的反击，清代中国的考证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学东渐、商业活动（如鸦片贸易）、侵略战争等的冲击，在促进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上起了重要作用。
一、精选天津史料 创设试题情境
按照现代考试测量理论，“任何试题要求考生完成的思维任务或操作活动，都是置于一定的背景材料之中的”[1]。注重科学地选用各类史料创设试题情境，是天津卷历史试题的基本特征之一。涉及天津地方史的试题，注重精选天津地方史或与天津地方相关的历史材料创设背景。除去一部分考纲、教材直接包含的天津历史内容之外，大多数地方史试题不直接考查与天津历史相关的知识，而是以考纲规定的主干和重点为发展线索，考查历史阶段特征，或对相关历史概念、理论的理解与把握。这类试题在天津卷地方史试题中占较大比例。
例1：2004年高考第19题：
民国初年，我国民族工业进入了进一步发展阶段。以天津为例，在工商部注册资产达万元以上的企业有数十家，其中面粉、纺织、化工业生产水平居全国前列。我国民族工业在这时期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内因是
A.海外华侨竞相投资办厂
B.欧洲列强在一战期间暂时放松经济侵略
C.各种实业团体广泛建立
D.辛亥革命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
例2：2009年高考第6题：
下图所示的民族企业创建后，仅用三年时间，商即遍布全国大中城市，产品远销东南亚。其迅速发展的背景是
A.地处沿海的天津水陆交通便利
B.辛亥革命为其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
C.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其发展提供了客观条
件
D.南京国民政府推出了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政策
上述两题都以天津地方民族工业发展的材料创设试题情境，考查考纲和教材涉及的相关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内容。例1题干中给出民国初年天津民族工业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数字及居全国领先地位的行业，要求考生从天津这个“点”反观全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共性内因。考查落实的点是辛亥革命对民国初年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整体影响，属于考纲和教材的基本内容。例2题干提供1932年诞生于天津的民族企业“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产品“抵羊牌”商标图片，辅之以该企业迅速发展的文字介绍，以个别企业诞生并迅速发展的史实为情境，考查考生对“30年代”我国民族工业“迅速发展背景”知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即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相关经济政策及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例3：2005年高考第21，22题：
21.1861年，进入天津口岸的各类洋布折银3250582两，占当年天津口岸进口总值的64.8%；鸦片折银948480两，占进口总值的18.9%。材料反映的实质问题是
A.进口货物中洋布占主要份额
B.中国近代商业贸易落后
C.西方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
D.鸦片贸易合法化
22.图2信息反映的是
A.天津工商业调整完成
B建国初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C天津建成国际港口大都市
D天津港改造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
天津港是近代以来我国北方的重要港口，对京津、华北乃至东北等地的社会发展以及对外经贸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成为考查近代相关历史内容的理想切入点，天津卷地方史试题多次提及。第21题选用1861年天津口岸进口货物之数量及比例数字设置试题情境，考查考生对1861年清政府签署《北京条约》、天津开埠通商及其影响的理解和把握。第22题以“1952年天津新港建成”的图片创设情境，考查对“天津新港建成”这一成就之于全国背景下社会发展的归属的理解与判断。1952年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属于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范畴，与工商业企业的“内部调整”以及1953年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并不相关。考查的具体知识内容也是考纲和教材要求把握的识记和理解认识的点。
例4：2011年高考第4题：
下图为1878年天津首发的中国第一套邮票中的一枚。与该邮票设计理念无关的是：
A.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B.近代西方文化的影响
C.“师夷长技”的思想
D.兴民权、倡新学思想
本题设计从多方面体现地方史特点。选材和情境创设，天津地方色彩浓郁；既考查考生获取信息、理解分析、知识迁移等能力素养，也包含情感渗透，使其感悟家乡在近代历史发展上的地位和影响力等。
题干选取近代首发于天津的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票”）图样作为背景材料，考查考生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国社会近代化历程及特点的理解和认识（本题兼而体现多方面的考查目标）。大龙票人所共知，耳熟能详，又源自天津，故而材料给人亲切的感觉，营造了很好的试题情境。以邮票为代表的中国近代邮政事业的发展，并非考纲和教材规定的内容。本题意在考查学生对首发于天津的“邮票”这个历史情境蕴含的若干历史文化的认知和理解。邮票画面中心的龙图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同时近代邮政源自西方，1878年（洋务运动期间）传入中国，所以它包含了西方文化的传入和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与借鉴。而邮票信息仅限于文化技术层面，并未包含“民权”等政治思想的内容。
另外，天津卷历史试题地方性还体现在“史料出处”的地方性上。如，近年多道试题的情境材料均引自近代创办于天津、闻名国内外的《大公报》等。
二、关联考纲内容 考查天津知识
这类试题有别于前面试题的是，既以天津地方史的史料创设背景，又考查考纲、教材包含的，涉及天津地方史的知识点，并以此突出“地方性”。
客观看，现行课标和教科书直接涉及天津地方史的内容并不丰富（逊色于大纲下的通史），用于直接考查的知识内容相对有限，又由于必修、选修模块的设置，涉及天津地方史的知识间相互孤立、缺乏联系，因而可直接用于命题的知识内容选择余地不大。基于这个实际，天津卷考查地方史具体知识点的试题通常选择在中国近现代史与天津地方史的某些关联处，或一个明确的点，或一个横截面，或一条发展纵线，或宏观，或微观，等等。
例5：2007年高考天津文综第39题历史部分与天津地方史相关的内容为：
材料二：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要求开放天津、宁波等地通商。乾隆皇帝严词拒绝，并表示如果“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定当立时驱逐出洋”。
（4）材料二反映了当时中、英两国怎样的历史状况？
材料三：18世纪中期以后，广州是清政府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1843年上海开埠后，城市商业中心由城东南的“南市”逐渐转移到城北沿苏州河新闸一带的租界地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逐渐转移由广州转移到上海。1861年天津开埠后，城市经济中心由城东北沿河一带逐渐转移到城东南的租界地区，天津逐渐成为北方外贸中心。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上海、天津发展成近代大城市。
（5）广州、上海、天津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各依据什么条约？概括材料三反映的通商口岸城市发展的主要特点。
（6）依据图13～15，结合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说明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指出图15所示地区与前两地开发相比，在经济运行环境方面的最大优势。
材料二中马噶尔尼使团来华涉及开放天津的要求，属于营造天津地方史的情境氛围，设问和解答的思路方向是材料反映的当时中英两个国家的不同发展状态，与天津地方史不直接相关。材料三所给史料反映了鸦片战争之后广州、上海、天津先后开埠及其影响的史实，设问中“广州、上海、天津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各依据什么条约？”涉及考纲和教材包含的天津地方史的内容，即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依据《北京条约》”天津被迫开埠通商，并因此导致天津租界地的出现和“城市商业和经济中心的转移”。这基本属于对基础知识识记能力的考查，相对简单明确。
试题提供了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规划）的图片和文字材料，要求结合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答出“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这是对全国对外开放格局基础知识的考查，包含天津，但不特指天津；随后，试题要求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天津滨海新区开发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开发在经济环境方面的优势，考查联系比较、分析判断和知识迁移运用等能力。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环境属于地方史的情境，“优势”的内涵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并不特指天津，但在这里又主要指天津。
例6：2012年高考天津卷第13题：
13.（19分）阅读材料，参看地图，回答问题。
材料一：从金朝开始，随着北京成为都城，地处海河与南、北运河交汇处的三岔河口一带的天津，很快发展成为北京调运漕粮等生活物资的中转枢纽和通往北京的军事要地。“舟车攸会，聚落始繁。”
材料二：开埠前的天津是一个封建性城市。开埠通商后，天津很快发展为我国最早建立新式工业、新式采掘业和新式交通的城市之一；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和港口城市、北方最大的金融中心。
材料三：1902年清政府接管天津后，建立中国最早的警察队伍，建立市政工程局，修建公共厕所、垃圾站。打击银钱投机，建立官银号、银元局，鼓励开办近代工商企业。1903年，政府开始部署建设以大经路为轴心的新城区，仅20年，新城区就成为天津新的政治、文化和工业中心。
——摘编自罗澍伟《近代天津城市史》
（1）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图中A、B、C三区开始形成的时间和原因。用一例近代史实说明天津是“通往北京的军事要地”。
（2）分别举例说明材料二中天津的“新式工业、新式采掘业和新式交通”。依据材料二，分析开埠通商对天津发展的意义。
（3）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02年清政府接管天津的背景。依据材料三，归纳20世纪初期天津发生的主要变化。
本试题属于纵横辐射较大的综合题，以考查若干历史学科的基本能力为主（下文另论）。但试题仍然比较集中地考查了考纲、教材中涉及天津地方史的若干具体知识点，考生只要基础知识掌握扎实、头脑比较清醒，依据材料中提供的有效信息，大多数问题是有话可答的，并不像有些师生反应的那么“偏”。如第一问中B区形成的时间和成因，“第二次鸦片战争（或《北京条约》签订）后，开埠通商”；天津是“通往北京的军事要地”的事例，可答出若干相关基本史实，除“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到达天津白河口，威胁北京，清政府妥协”之外，还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西方侵略军攻占天津、进犯北京等等；第二问中举例说明天津的“新式工业、新式采掘业和新式交通”，考查考纲、教材中有关洋务运动的基本史实，即“天津机器制造局、开平煤矿、有轨电车”等；第三问中“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02年清政府接管天津的背景”，也属于对天津地方史基础知识的考查，即“《辛丑条约》签订后，八国联军退出天津”，依据历史事件因果关联，不难得出合理的史实背景。本题考查考纲、教材明确规定的、涉及天津地方史的知识点多达10个，赋分也几乎占到总分的一半，是历年天津地方史试题考查具体知识点最集中的一题。
三、突出能力要求 考查学科素养
如前所述，在现行课标、考纲、教材中，外显的天津地方史知识内容数量有限，因而单纯从具体知识内容入手设计地方史的试题，空间不大，这也不是天津卷地方史命题追求的方向，但通过选择使用与课标、考纲、教材相关联的天津地方史资源，以天津历史为切入点，考查时代特点及历史背景，进而突出考查历史学科的基本能力要求，特别是新课程理念下的若干学科能力素养，则大有用武之地，也是完全可能、可行的。这些能力素养包括：阅读史料获取信息的能力，提炼归纳观点依据史实得出结论的能力，依据历史时序空间概念理解认识事物的能力，调动运用知识思考理解问题，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综合分析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
例7：2006年高考第33题（以“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由城市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主题，政、史、地三科综合的“串题”之一）：
明朝迁都北京之后，运河漕运发达，天津“粮艘商舶，鱼贯而进，迨无虚日”。清朝一度解除海禁，有天津文人描绘说：“百宝都从海舶来……怪怪奇奇洋货街。”能够涵盖材料信息并反映天津历史发展的表述是
A.明、清时期天津经济持续发展
B.运河漕运使天津商贸不断发展
C.海上运输兴起促成了天津商贸持续繁荣
D.水运通道便捷保证了天津商贸不断发展
例8：2010年高考第7题：
“盖天津（城）市发展之趋势，其初围绕旧城，继则沿河流，复次沿铁道线，自由电气实业则沿电车道而发展。”这反映出近代天津城市化进程的显著特点是
A.以老城区为中心不断扩展
B.伴随交通方式的变化而发展
C.由城市周边的不断开发而发展
D.伴随工商业的发展而发展
上述两题，突出考查阅读理解史料、提炼归纳信息并得出结论的基础能力。例7要求考生从材料中提炼概括明清时期天津作为京畿之地运输枢纽的特征及状态，即漕运、海运齐头并进并带动了天津商贸的繁荣发展，故D项涵盖了情境材料的信息；例8的立意及考查目标与例7接近。情景材料简明地揭示了古代、近代以来天津城市（区）发展特征，即天津城区在最初“围绕旧城”发展之后，主要是伴随着漕船河运、铁路运输线路、电车车轨走向等而扩展，故B项概括了材料中反映的“天津城市化进程的显著特点”。
这一特点在上文不少例题中也有体现。例4大龙票一题，考查了考生捕捉信息、知识迁移和运用、联系想象等思维能力，意图使其借助这些能力对邮票的设计理念作出判断，并得出正确选项。
例5涉及天津滨海新区发展战略，在古代、近现代丰富适切的历史材料和关联的设问中，除了考查学生阅读理解、获取信息、提炼概括、知识再现、知识迁移等基础能力之外，还突出考查了特定历史情境下对时空概念的界定。例如试题情境给出的1980年诞生第一个特区——深圳，1990年启动长江三角洲的龙头——浦东的开发，新世纪以来启动的北方经济增长的引擎——天津滨海新区，时间上几乎涵盖了我国对外开放、开发的整个历程，空间上纵跨珠江流域、长江口岸和海河之滨，时空跨度非常大。考生只有依据清晰的时空意识，对试题涉及的历史事物进行整体的、联系的、发展的分析，并灵活调动相关知识，才能作出准确的解答。尤其是最后一问中“指出图15所示地区与前两地开发相比，在经济运行环境方面的最大优势”，只有准确理清空间概念、时序变化，才能比较和判别不同时空背景下，天津滨海新区的规划建设的“经济运行环境（指社会环境条件）”，即“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
例6除对天津地方史相关知识点进行考查之外，更主要的是从多方面集中考查了若干学科能力。包括综合或整体阅读、把握材料信息的能力、读图识图能力（含空间方位概念）、图文信息整合运用能力、知识再现迁移运用能力、运用适当的史观综合分析阐释问题的能力，等等。据阅卷教师反映，第一小题中“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图中A、B、C三区开始形成的时间和原因”一问，相当一部分考生丢分严重，除了基础不扎实之外，主要反映了考生“整体阅读、提炼归纳”能力的欠缺，即只读材料一、二，忽略材料三，导致答题信息的丢失。第二小题中的“依据材料二，分析开埠通商对天津发展的意义”，第三小题中“依据材料三，归纳20世纪初期天津发生的主要变化”两问，除了考查阅读概括等基础能力外，则主要考查考生运用正确的历史观对具体史实材料进行理性提升，用有历史学科色彩的语言规范表述的能力。
四、渗透天津乡情 感受爱乡爱国
分省自主命题测试地方史内容，最具积极意义的考试目标之一就在于通过鲜活生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试题，渗透正面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使考生在亲切、熟悉的地方史“情化信息”①下，认识了解家乡历史，感悟家乡历史，进而深刻理解中国的、世界的整体的历史，从考试的环节，实现历史学科深厚的教育功能。这既是历史学科的特点与要求，也是历史新课程理念之一。天津卷地方史试题大多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和意图。
例1、2两题，均涉及天津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及其在国内的地位与影响，例1民国初年天津“在工商部注册资产达万元以上的企业有数十家，其中面粉、纺织、化工业生产水平居全国前列”和例2“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抵羊牌”产品在国内首屈一指、名冠东亚，生动直观地反映了当时天津民族工业的辉煌历史，考查的点虽是全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背景，但可令考生直观感受在近代民族工业曲折发展中，家乡天津所处的位置和影响，并体验到爱家乡的朴素情感。
例4中，作为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祥地，天津在中国邮政史上写下了包括第一套邮票在内的众多的第一。考生从识读诞生于天津的第一套邮票——大龙票的情境之中，在审题、解题的思考过程中，于一枚小小邮票的“方寸之间”，可直观品悟到中国近代对外开放的脚步，理解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更能感受家乡天津在近代开放过程中、于洋务运动期间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从而感悟到浓浓的乡情。
例5天津滨海新区发展规划一题，从近代天津被迫开埠，到新时期在国家对外开放发展格局中天津滨海新区的战略规划，在鲜明的时代对比中，使考生感悟新旧中国的历史变迁，更深切感受到就在当前、就在天津的对外开放格局及其发展的时代脉动，从而引领考生关注天津发展的状况，体验爱家乡、爱祖国的自豪感。
例9：2008高考天津卷第18题：
1900年以后在天津老城南门外（南市一带）出现了租界与天津地方当局均不实施管理并一度畸形繁荣的地区，俗称“三不管”。这本质上反映出近代天津城市的
A.封建落后性
B.治安管理的不合理性
C.半殖民地半封建性
D.建设的散乱随意性
本题考查考生对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理解。试题没有按一般意义设置题干和选项，就概念考概念，而是将其放在天津地方史上人所共知的“三不管”的特定历史情境下来考查，除了体现能力立意、考查理解之外，包含着引领考生感悟与体验半殖民地半封建背景下天津近代历史和社会具体状态的目标，这是情感方面的渗透。曾有教师认为该题在选材和考点上有“负面”之嫌（因为“三不管”曾是旧天津最下层社会的聚居区及黑社会势力猖獗之地），笔者认为该题在选材和考点的结合上很巧妙，看似“负面”的情境，恰恰可以引领考生感悟近代天津乃至近代中国发展历程的曲折与艰辛，从而渗透了积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试题揭示的内涵和本质是正面的、积极的。
例5、例8，均涉及天津城市化进程及其发展特点，特别是2012年天津城市化进程的综合题，测试的主要着眼点之一即定位于情感的渗透。试题将天津历史自然地融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在考查涉及天津的相关知识和有关学科素养的同时，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天津所处重要地理位置及影响、近代较早开埠通商、较早开启城市化进程及其作用影响的理解和认识，使考生在解题过程中感受天津城市化、近代化的历程和特点，感受近代以来天津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历史及其时代变迁，从而很好地渗透了爱家乡、爱祖国的积极情感和态度。
综上，历史试题强调学科素养，目前教材中涉及地方史的显性知识点不多，因而地方史的命题，更加强调考查基本学科能力及素养。地方史试题考查特点的明晰，对教学无疑具有指引作用，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需举一反三，明确教学策略。
【作者简介】陈光裕，男，1955年生，天津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论、课程论等教学和研究。
郑晓峰，男，1968年生，中学高级教师，天津市和平区教研室历史教研员，主要从事历史教学研究。
多志静，女，1966年生，中学高级教师，天津市东丽区四合庄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历史教学研究。
[关键词]常态课历史学科突破结构概念规律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6）280001
大家一般J为，常态课是指常规状态、自然状态下的平常课。我们所追求的是教师基于现实的资源条件，运用超越现实的智慧才能，融入个人创造性的劳动，从而呈现出丰富而灵动的常态课，这是我们课堂教学追求的价值旨归。本文以高中历史学科作为观察视角，探讨常态课的三个突破点，即理清结构、澄清概念和厘清规律。
一、理清结构
常态课的第一个突破点是理清结构。很多教师的常态课效果之所以不佳，大都是因为没有指导学生理清结构，结构教学不到位。苏联著名教育法专家H.R.莱纳说过：知识不归入系统，多半是无用的。学习不是忙于吸收知识，而是将知识进行编码，从而转换成有意义的材料。所以，在常态课上，教师应摒弃一切形式主义的东西，指导学生理清每节课的结构，这个结构主要包括课在模块中的结构、课在单元中的结构和课本身的结构。
（一）理清课在模块中的结构
常态课首先要理清课在模块中的结构，也就是要指导学生理清课与模块的关系，并进行模块建构，从模块出发，再回到模块。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由必修课和选修课构成。必修课分为历史（Ⅰ）、历史（Ⅱ）、历史（Ⅲ）三个学习模块，包括25个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学习专题，分别反映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重要历史内容，是全体高中学生必须学习的基本内容。选修课是供学生选择的学习内容，旨在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学生的历史视野，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选修课分为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中外历史人物评说、探索历史的奥秘、世界文化遗产荟萃等六个模块。我们苏州地区选用的是必修三本和选修Ⅰ《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和选修Ⅳ《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比如必修Ⅰ有8个单元共27课，呈现的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内容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涉及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历史时期。[1]例如第2课《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体现了本课内容涉及的时间段、地区和领域，介绍了中国秦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及其特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秦的统一，涌现出重要的历史人物――秦始皇嬴政，揭示了重要的历史发展趋势――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君主专制的加强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学习这一单元，通过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回顾，能够把握当今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特点和未来走向。
（二）理清课在单元中的结构
常态课其次要理清课在单元中的结构，也就是要指导学生理清课与单元的关系，并进行单元构建，从单元出发，再回到单元。如必修Ⅱ第5课《开辟新航路》属于第二单元《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乍一看课文标题和单元标题，没有一个字是一样的，也看不出有直接的联系，所以教师在上这一课之前先要做好单元构建，把本单元的4课内容和整个单元有机联系起来。特别是《开辟新航路》这一课是单元的起始课，更要从单元出发。具体的单元构建如下：（1）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含义。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是世界范围的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是通过商品交换把各国市场紧密联系起来的总体。其形成的历史，就是资本主义势力从欧洲扩张到全世界的历史，就是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纳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的历史。（2）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①新航路开辟使世界市场的雏形开始出现。②早期的殖民扩张和掠夺使世界市场进一步拓展。③第一次工业革命促成了世界市场基本形成。④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建立。（3）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殖民扩张与掠夺。（4）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的原因及作用（略）。从单元构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本课与本单元的关系是，新航路的开辟使世界市场雏形开始出现，并且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新航路的开辟是第一步，非常关键的一步。
（三）理清课本身的结构
常态课再次要理清课本身的结构，也就是要指导学生理清课题与子目的关系，并进行课建构，从课题出发，再回到课题。如必修Ⅱ第12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本课共有3个子目：伟大的历史转折、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它们分别对应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改革的3个重要节点：起步、实践和深化。这样从标题入手的结构梳理（见下图），脉络清晰，要点突出，大大降低了学生的学习难度，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心理学研究发现，如果学生头脑中的知识是零散的和孤立的，那么堆积的知识越多，越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只有让知识结构化，才利于知识的迁移，而理清结构的要义正在于此。
二、澄清概念
常态课的又一个突破点是澄清概念。很多教师的常态课效果之所以不好，大都是因为没有引导学生澄清概念，概念教学不到位。陈国飞教授认为，历史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形成历史概念，历史概念是学生理解和运用历史的根本。正如北京教育学院方美玲教授所说：“历史概念教学是历史教学的核心任务，是实现历史课程目标的重要载体。提高历史概念的教学理解水平，既是提高历史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也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在常态课上，教师要摒弃一切无关紧要的东西，引导学生澄清概念，主要包括感知和理解历史概念含义，渗透和深化历史概念认识，构建和统领历史概念系统。
（一）感知和理解历史概念的含义
澄清概念首先要感知和理解历史概念的含义，也就是要引导学生弄清历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比如必修Ⅰ第一单元《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个重要的历史概念――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常态课上，教师可以用PPT呈现的方式引导学生加以感知和理解，从而让学生明白要把握这一重要概念应将其分成“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两个概念来理解，同时注意两者的联系。专制主义是一种中央决策方式，体现的是君臣关系，简单来说就是皇帝独裁；中央集权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体现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即中央控制地方，地方服从中央。两者之间的联系指：①地方和中央都必须服从皇帝一人。②专制主义皇权加强时，往往是中央集权比较有效时；专制主义皇权削弱时，往往也是中央集权不力时。从中体现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核心为皇权至上，同时伴随着两组矛盾――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只有掌握了这一重要概念，才能充分理解从秦朝到清朝整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发展演变的历程。
（二）渗透历史概念，深化对历史概念的认识
澄清概念其次要渗透历史概念，深化对历史概念的认识，也就是要引导学生挖掘历史概念的表面含义和本质属性，澄清历史概念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在常态课上，可以设计探究问题，通过分析比较，探讨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
比如必修Ⅰ第三单元《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涉及Y产阶级代议制这一核心概念。通过第7课《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和第8课《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的学习，我们了解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美国联邦制共和政体的相关知识，知道了这两种政治体制都属于资产阶级代议制。教师可以设计以下探究问题：“英国和美国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代议制国家，两国的政体各是什么？试结合其内容加以比较。”解答这个问题可以利用表格的形式，引导学生比较分析两国政体的异同点，从而深化学生对资本主义代议制这一核心概念的本质认识。
通过对英美两国政体的比较，还能得出关于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相关启示：①美国政体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民主制度。②适应本国国情的制度才是好制度。③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等不是哪个国家特有的产物。
学生通过对此问题的探究，不但加深了对美国总统共和制和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理解，而且掌握了比较这两种政体的基本方法，同时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形式和内涵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对提升自身的历史分析和思考能力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另外，这样的探究对学生学习比较英、美、法、德四国政体乃至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三）构建和统领历史概念系统
澄清概念再次要构建和统领历史概念系统，也就是要引导学生在感知理解历史概念含义的基础上，通过渗透和深化历史概念认识，师生共同参与设计各类图表，把相关知识联系起来，以纲带目，以点带面，从而构建和统领历史概念系统。
比如必修Ⅱ第三单元《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有个重要概念即民族资本主义，通过第9课《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第10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的学习，学生基本掌握了近代史上整个民族资本主义从产生到曲折发展的基本历程。在课堂小结环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构建和统领民族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概念系统，通过两张曲线图和一个文字表格，形象生动地呈现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曲折发展的历程。
虽然上述图表只体现了民族资本主义的时间和阶段特征，却构成了民族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主要脉络和基本线索，再结合书本的对应内容，就形成了完整的知识网络系统。而对第三单元的民族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概念的构建和统领，又能延伸到下一单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第11课《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曲折》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内容。所以，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我国现代化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归宿。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解读》明确指出“高中历史专题学习中的知识内容包括三方面的主要内容：1.具体的历史史实。2.基本的历史概念。3.基本的历史线索和规律”[2]。因此，概念教学很重要，抓住了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就等于抓住了高中历史教学的命脉，掌握了高中历史知识的精华。所以，我们应该引导学生以基本概念为中心，不断理解概念，运用概念，引申概念；加强知识内部的联系，对于那些前后联系不紧密、学习难度大的知识，适时地不断地进行渗透，在多种联系和不断渗透中突出重点，回到最基本的概念、原理。
三、厘清规律
常态课的再一个突破点是厘清规律。很多教师的常态课效果之所以不佳，大都是因为没有引导学生厘清规律，规律教学不到位。达尔文认为：“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 对一门学科来说，没有什么比如何思考问题的方法（或规律）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在常态课上，教师要摒弃一切杂乱无章的东西，引导学生厘清规律。这些规律主要包括事件背景的分析规律、人物事件的评价规律、各类题目的解答规律。
（一）厘清事件背景的分析规律
厘清规律首先要厘清事件背景的分析规律，也就是要引导学生把握分析历史背景的方法。梁启超先生认为：教员不是拿所得的结果教人，最要紧的是拿怎样得着结果的方法教人。所以，在常态课上，教师可以通过具体历史事件的背景分析，引导学生厘清历史事件背景分析的共通规律，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比如必修Ⅱ第7课《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分析工业革命的背景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前提和条件两大角度进行分析。工业革命的前提（政治保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条件从资本、市场、劳动力和技术角度分析：殖民扩张和海外贸易给工业革命提供大量资本条件，伴随殖民扩张的广阔海外市场给工业革命提供市场条件，圈地运动给工业革命带来劳动力条件，工场手工业时期劳动者日积月累的经验给工业革命提供技术条件。从中再概括出工业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工场手工业不能满足市场对工业品的需求。学生学会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背景分析方法，推而广之，在分析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时就可以活学活用了。
一般而言，背景、原因、条件三者是有区别的。背景的范围最广，原因和条件是背景的组成部分。高考对背景的考查有国内背景、国际背景，社会背景，历史背景，国际关系的背景等等。条件的划分有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历史条件、现实条件，社会条件、自然条件等等。原因的划分有内因和外因，根本和具体，主观和客观，主要和次要，直接和间接，历史和现实等等。
史景迁的着作解读
伴随着史景迁翻译作品的出现,在普通知识分子或专业学者之中,就产生了一批评论者。下面就自己所看到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评论陈述如下:对于奠定史景迁中国学研究道路根基的第一部学术专着《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的评论:张慧的《史景迁的曹寅研究》从“红学”乃至“曹学”的视角出发,探究此书的写作缘由、构思与结构及正文指涉等。[1]其赏心悦目之处就在于将史景迁的历史书写与小说名着《红楼梦》联系,这无论是对历史研究还是对红学研究来说,都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角度。对于初版于1974年,获得1975年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的《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的评论:马策的《读〈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认为事件细节描写和人物心理描写的推演在史景迁的想象中贯穿始终,突出地强调了“想象”在史景迁治史中的重要性;[2]王淼的《教科书之外的康熙》认为史景迁在试图使西方读者走进康熙的帝国世界的同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重要的是此书确立了史景迁的个人文体风格,把“把学术提升到美的范畴”,且展示出了当时的历史细节和社会境况。[3]马、王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且赞扬了史景迁对康熙的自传体的写作手法。对于从小处着眼,透视社会大环境的,具有底层社会史性质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的评论:郭琳波的《变与不变:史景迁〈王氏之死〉中的中国形象》通过《王氏之死》透析出了史景迁史学研究的“求变”与“不变”的原则,即由聚焦于大事件、大人物的主流倾向开始向关注中国封建社会最底层小人物的悲剧命运的“求变”及作为西方人固有的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的“不变”原则,而从“不变”的原则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郭对史氏及其对此书持有比较尖锐的批判;[4]李宝祥的《史景迁和蒲松龄的“缘识”———以〈王氏之死〉为中心》从蒲松龄生活的年代、蒲松龄的身份及其对故事的痴迷几个点来讲述蒲松龄是如何进入史的研究视野,并介绍了《聊斋志异》在该书中的运用和体现,且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对史景迁和蒲松龄的“缘识”进行了解读,可以说此文比较详细地论证了史氏对《聊斋志异》这一材料的引用;[5]李冠杰的《史景迁着:王氏之死》认为此书的两大创新在于:合理想象、移情入境及“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但此文的异样之处在于指出了史氏此着中数字的计算、小说材料、律法等引用的不合逻辑性或不合现实性;[6]邢天添的《太过真实的历史》认为本书以平淡且透着哀伤的语言,现实与浪漫穿插使用的笔法,真实地再现了王氏的命运乃至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强调了它的历史记实性;[7]乐颜的《〈王氏之死〉:以蒙太奇的方法讲述历史》认为本书最宝贵的地方是:史景迁从小人物的故事和普通县城的视角去勾勒历史,且用独到的手法即蒙太奇的手法赋予了郯城以及王氏生命,肯定了史氏的异样眼光和独到写法;[8]周祖文的《〈王氏之死〉的小人物叙事与史实差错》认为本书是小人物叙事的经典之作,叙事对象的拓宽、史料上的突破、研究方法上的多学科视角为其三大特色,不足在于对一些史实及相关制度的把握不准,可以说是赞扬中点出了缺陷;[9]郑实的《传达历史生命的热量》认为史景迁以郯城县志、官绅笔记、蒲松龄小说为支柱,复原了王氏生活的那个社会,是从史料运用的角度肯定了史氏在历史生命热量传达中的贡献;[10]王家范的《小人物命运背后的大历史———读〈王氏之死〉》认为此书较少“理论”的说教、具有深刻耐味的“戏剧性”,且史景迁具有透析穿心的史眼,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史氏的史学功底。
对于已成为美国近代中国史的标准教科书的《追寻现代中国》的评论:蔡松林的《史景迁与张玉法之异同———从中国近代史研究谈起》谈到了史景迁这本书的框架及其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法,并将其与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和张玉法的《中国近代现代史》进行了对比研究,[12]可以说此文为我们将史氏的近代中国史与其他汉学家或国内学者的近代中国史进行比较研究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云也退的《外国学者〈追寻现代中国〉》认为史景迁的“追寻”体现出了一种比较文化的视角,即不时引用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关注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反应。[13]对于以在中国清代被广泛传播的《大义觉迷录》为蓝本的《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人文悲剧》的评论:陈意新的《史景迁着〈文字叛逆〉》认为这部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在详实的资料基础之上叙述了一出怎样荒谬的悲剧并揭示了清代皇权国家的运作过程,陈的荒谬论分析可谓出奇制胜;[14]戴轶尘的《文化认同问题———史景迁视野中的清朝文字狱》则是从文字狱角度对本着进行了点评。[15]对于获得1983年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哈罗德纪念奖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评论:黄学军的《游魂无处归———读史景迁〈天安门〉》认为史景迁抓住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信念与执着追求的品质,试图将天安门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相结合,来折射中国革命的进程,承认了史景迁叙说故事的能力、写作此书的目的,但其对史氏的批评(如潜意识的中国偏见、未能深入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深层)似乎更能引起笔者的关注;[16]侯杰、姜海龙的《上演政治活剧的大舞台》通过对史氏此着中知识分子的琐碎生活的描写、以主线人物的人生为时段划分的标志及众多文学作品的采用等方面的分析,体现出了史氏的写作特色和史料特色。[17]对于在史景迁眼中伟大且遥远的文化的观测的《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的评论:孙明的《史景迁的中国想象〈大汗之国〉》认为此书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还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我们的祖先及我们自己,但其仅仅是对史氏此书的简单介绍;[18]谭旭虎的《想象中国:被建构的形象———解析史景迁的〈大汗之国〉》肯定了史氏文本的选择,分析了西方对于中国“他性”建构模式的特点,提出了我们应持有怎样的文化应对心态的问题,认为此书是史氏对中西文化的相遇交互态度从悲观转变到乐观的代表。[19]可以说,此文比较细致地从历史文化的语境下对史氏此着进行了分析。经过自己浅显地梳理可以看出,对于《王氏之死》的看法和论述相对来说比较多,而其它专着的解读则较少。对于获得1996年美国中国研究协会最佳着作奖的,集作者近三十年来中国研究之精华的《中国纵横》;对于借助底层小人物的奇遇经历,以透析早期中西历史及文化冲突的《胡若望的困惑之旅》;对于试图走进洪秀全的多层世界的《“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对于借助于以在中国传教并被皇帝所允许的第一个安葬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利玛窦的传教经历为主轴,探讨各宗教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研究中国民间风俗和传统文化的《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对于以恢宏的笔触详述了西方各国争相改变中国的史实的《改变中国》及新近出版的《前朝梦忆》等翻译过来的着作,笔者还未见到相对来说比较具有针对性的学术性的评论文章。
史景迁的专题研究
对于史景迁专题研究的综述,笔者试图从专业和非专业或者说是学术和非学术的角度进行总结。大体概括为以下几点:(一)专着研究在国内,目前笔者仅看到了2007年6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王海龙着的《遭遇史景迁》。该书仅仅是用通俗简洁的语言介绍了史景迁的治学背景及其所遭受到的学界非议,史景迁的文笔、历史观,其它思潮或学科对史景迁的影响及史景迁的主要作品等,[20]但并未就某一具体问题对史氏进行系统性地深入地研究。(二)学位论文截止笔者写这篇综述的时候,已经出版的与史景迁研究有关的专题性学位论文有:2009年华东师范大学谭旭虎的博士学位论文《看与被看———史景迁的中国图景研究》,本文认为史景迁的中国研究涵盖范围包括:对于传统中国(主要集中于明清)的考察,对近现代中国的追寻,对中西文化相遇、交互过程的细致观测,以及对于当代中国时政的关注评论等四个层面,并以此建立分析框架,进行比较文化理论与文化认知视野下的阐释解读,可以说,此文是谭旭虎以史景迁的近乎所有专着为线索,进行的对史景迁中国研究比较全面的剖析;[21](P1)2012年首都师范大学张晶的硕士学位论文《史景迁在〈天安门〉中对近代中国的书写》以史景迁独特的文学化历史书写为中心,以作品《天安门》为研究对象,从知识分子的选择、历史叙事手法和天安门的多重含义三个方面进行解读,考察他是如何在历史书写中对文学因素进行巧妙化用的,进而探究他对中国近代史所持的观点,此文虽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对史氏此着作进行的专门研究,但仍不免夹杂着从史学的角度进行的分析,体现了“文史一家”的传统;[22](Pⅰ)2009年华中师范大学何吉龙的硕士学位论文《史景迁的中国研究》,这篇硕士论文从三个层面对史景迁进行了梳理:其一,将史景迁关于中国历史的具体研究成果归纳为人物研究、社会研究、政治研究、跨文化交流研究等四个方面,其二,从选材、叙述手法、戏说与史景迁着史等三个方面对史景迁独特的叙述风格进行分析,其三,详细分析了史景迁的史官及其在史官指导下的治史方法,[23](PⅠ)可见此文是对史氏研究内容、叙述风格、治史方法系统论述的比较全面的代表;2011年江西师范大学李琛的硕士学位论文《史景迁史学思想研究》以历史本体论、方法论与认识论为切入点,将史景迁的史学思想归纳为:本体论上的人本主义倾向、方法论上的以史为文的写实风格、认识论上的重视史学社会功能的特点,[24](PⅠ)在历史哲学的语境中比较系统、全面的对史氏的史学思想进行了剖析为李的出奇之处。(三)学术文章2012年2月15日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谭旭虎的《多元的文化背景与传统承继———史景迁的中国研究》论及了史氏的研究范畴、研究特色,其创新之处在于注意到了欧美中三种文化传统在史景迁身上的融合与体现;[25]刊于《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上的朱政惠的《史景迁史学探要》比较细致地论及了史景迁的着史特点、史学见识、中国研究观及学术前沿意识;[26]刊于《文化月刊》2009年第3期上的葛晓爱的《汉学家史景迁的秘方》认为史景迁讲述中国故事的秘法即:在世界版图中观察发生在中国的事的视角及“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技巧,葛晓爱说这是史景迁给予中国出版业的启示,其实不限于此;[27]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的马金生的《试论史景迁的着史风格》较好地归纳了史氏的着史特征并分析了其形成这一风格的原因;[28]刊于《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的马金生的《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治史观———美国史学界对史景迁着史风格的不同认知》探讨了美国史学界针对史景迁的不同着作对史景迁着史风格的认知及评价,并归为两类:得到肯定的史学的艺术性及有所抨击的史学的科学性;朱、马的这三篇文章可以说是从史学角度对史氏进行研究的精华体现。[29](四)访回忆录刊于《读书》1997年第6期的马敏的《耶鲁怪杰史
关键词：历史教学；历史意识；历史人物
一、历史意识的内涵与价值
在新世纪的课程改革中，“历史意识”的概念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并成为当前历史教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何谓历史意识？学术界对它的含义有不同的界定。有的学者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定义，认为历史意识是由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界演化的背景、差异、过程等历史知识凝聚、升华而成的经验性心理、思维、观念和精神状态[1]。也有学者从历史教育的角度进行定义，认为历史意识是指在对复杂历史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抽象的基础上，根据历史启示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理解历史、观察现实、展望未来，从而形成对自身、民族、国家、文化的历史及其发展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责任感，提高自我判断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2]。基于初中学生的历史认知特点，并结合自身的教学认识，笔者认为，历史意识是指学生在对历史的观察和感受过程中，能够紧密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置身于历史场景来设身处地地看待和审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历史现象，并进而形成较为全面的历史认识的思维习惯和方法。
根据上述对历史意识的内涵分析，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要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意识，就需要我们把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置身于当时当景，并辅之以相关的阅读材料，引导学生走进历史事件的发生现场或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事件的经过与人物的体验，理解当时当景中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学生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历史意识，才能逐步学会客观、理性地认识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有助于形成“同情之理解”的人文素养。
二、目前初中学生历史意识的现状及成因
从我们的教学观察和研究发现，对于刚刚开始系统学习历史的初中低年级学生来说，普遍存在将历史 “当代化”现象，即以一种自己所生活时代的眼光和意识去看待过去的人和事，而不能“走进”历史人物所生活的时代来揣摩前人的思想情感，不能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理解前人的想法、决策和行为。造成学生这种历史意识缺失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学生历史背景知识的不足，另一方面是教材文本和教师教学的问题。
（一）概要的历史文本代替了具体的历史叙事
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历史学习文本就是教材。教材内容的设计对于学生历史意识的形成至关重要。以人教版《历史与社会》中历史人物的介绍为例，由于篇幅所限等原因，对一些重要人物的描述，如孙中山、、陈独秀、张学良、哥伦布、华盛顿等，一般在小字部分做一些概要的介绍，还有的历史人物干脆穿插于历史事件的叙述之中，不做专门的介绍和评论。教材的这种叙事方式，以及相关辅助阅读资料的缺失，导致学生对历史人物所处时代背景、所处的境遇、决策方式难以有一个具体的、整体的了解，因而也难以让初中学生走进历史人物的情感世界，妨碍了学生历史意识的形成。
（二）机械的历史记诵代替了深刻的历史体察
仍以历史人物教学为例。通过对课堂教学的观察我们发现，教师一般很关注历史事件本身的教W，而对历史事件中的“人”则关注较少，即使对历史人物的介绍，也主要涉及历史人物身处何时、主要事迹、对历史的影响，而对历史人物是在什么背景下形成自己的思想、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思想变化和表现、哪些因素影响了他的决策和结果、如何看待他在历史上的影响等问题则很少去深究。教师的教学行为也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对学生而言，只要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名字、主要事迹和评价简单记忆即可。这样的教学方式直接导致了学生缺少对历史人物的深刻体察，也就难以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
三、初中学生历史意识培养的途径
下面，以“走近林则徐”一课为例，探讨如何培养初中学生的历史意识。在人教版《历史与社会》中，“林则徐”先后两次出现在八年级第八单元的第一课和综合探究课中，主要介绍了他虎门销烟、“睁眼看世界”两件史事。那么，这些信息能够让学生认识一个真实的林则徐，并能“走近”林则徐吗？显然是不能的，这就需要教师做一些相应的教学处理。
（一）阅读具体材料 认识林则徐
介绍林则徐的书籍不少，如杨国桢的《林则徐传》、邵纯的《林则徐西出阳关》、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等。因此，在教学中，我们主要择取补充了以下几则材料。
材料一：林则现自己对外国情况缺乏了解，便决定搜集广州、澳门外国人出版的新闻纸以及英文书籍，包括商业情报和传教小册子，物色聘用善译人才……林则徐认真翻阅翻译的资料，同时向他们征询意见，学习一些英语和葡萄牙语的词汇。通过各种渠道，林则徐对鸦片来源的认知逐渐丰富起来 [3]266……到了广东以后，林则徐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4]13。
自古以来，语文包含着历史，历史包含着语文，历史学科和语文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师通过利用历史知识，可以促进语文教学的顺利进行。众所周知，在语文教学中，有很多的课文内容都与我国的历史有关。如果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之前已经掌握了有关的历史，那么有助于学生对语文知识的进一步理解和掌握，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一、利用历史知识理解文章的中心内容
在初中语文课文中，很多语文教材中的课文都是以历史为背景的。像《七律·长征》就是以长征为历史背景，《陈涉世家》则主要以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为历史背景。长征的历史背景，说明了作者虽然面对重重困难，但是表明一定要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心的中心思想。以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为历史背景，说明了农民不堪忍受当时统治者的残暴，想要争取自身自由与生活美好的愿望。像《纪念白求恩》一文，是以我国的抗日战争为历史背景的。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学生对于文章的中心内容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文章中，白求恩在抢救一名伤员的时候，皮手套被划破，透过受伤的手指，不幸感染为败血症，于1939年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在河北省完县黄石口村逝世。学生通过阅读课文的有关内容，与实际的历史背景相结合，就会理解《纪念白求恩》一文的中心内容，主要是为了讴歌白求恩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又如，吴晗的《谈骨气》，课文中运用了三个历史事实来论证“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一观点，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事例从三个方面来表现同一观点，其目的是通过历史事实让学生学习古人的勤劳、智慧、勇敢的美德，做有骨气的人。因此，学生在学习诸如上述类型的课文的时候，可以联系学习过的历史知识，这样，在理解课文中心内容方面更加容易一些。
二、利用历史知识把握课文中人物的性格
学生在进行语文学习的时候，利用历史知识，能够充分把握课文中人物的性格。像我们在学习《桃花源记》的时候，我们如果了解陶渊明当时写这首诗的历史背景，就能够了解陶渊明的人物性格。陶渊明处在政治黑暗、兵连祸结的东晋末年，对现实极为不满。因此，陶渊明作了《桃花源记》以表达自己的美好愿望。因此，我们可以了解陶渊明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希望处在一个和平的盛世里，使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的人。又如，我们在学习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学生如果了解杜甫所处的时代，再结合诗歌的内容，就比较容易把握杜甫的人物性格特点了。唐肃宗乾元二年，由于关中地区闹饥灾，民不聊生。杜甫辗转到四川。并且在亲友的帮助下建起了一座草堂，暂时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安逸，掩饰不住他的贫穷，更不能冲淡他那一贯的忧国忧民情怀。上元二年，一场暴雨袭击了他的茅屋，让他面对现实，让他忧思，杜甫是一个关心时事，同情人民疾苦的爱国主义诗人。由此可见，我们在进行课文、诗歌的学习过程中，通过运用历史知识，能够全面把握人物的性格，有利于语文学习水平的提高。
三、利用历史知识能够了解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应用历史知识，能够使学生进一步了解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教师对语文这门学科的教学主要就是为了学生能够了解我国五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了解华夏文明。而在语文教学中，教师通过利用历史知识，恰恰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学生如果对三国时期的历史有所了解，就能够对我国古代先人在带兵作战中的聪明智慧有所领悟。如果学生对唐代历史有所了解，那么一定会充分理解为何在唐代会出现一大批包括李白、杜甫在内的优秀诗人。如果学生对清代末年的历史有所了解，就能够知道为什么频频有先进思想的人领导起义，实行变法。因此，学生通过学习历史知识，能够对我国古代的灿烂文化具有深刻的了解，进而有利于学生对古诗、古文的理解和学习，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促进学生的进步。
由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引出的全球化问题，伴随着世纪的来临已形象清晰地迫近眼前。首先感受到它的快捷步履的自然是科学技术和经济领域，但很快它又扰动着敏感的人文学科。就好似一夜春风，万象更新。在世纪之交，哲学、历史学和文学艺术等领域谈论有关全球文化或世界文化的话题正在变得“热”起来，向以领现代科技文化之先自居的欧美等国，不仅在现代高新技术上占尽全球市场的先机，而且也及时地将全球化的问题提交给学术界，在新千年的钟声敲响之前，西方的学术界已将全球文化的前景作了一番畅想。过去的一年中，在欧洲和美国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不少是以全球文化为名目召开的，并且无一例外地得到各种基金的资助。他们提出全球文化的前提尽管是西方的逻辑和立场，但作为最先感受到信息社会冲击的西方学术界，他们敏锐的感受力和正视新冲击的勇气仍是值得尊重的。在同一个平台上，传统的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的文化只可能是多种文化参照中的一支，现在仍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中心观念或强势文化的观念已经在受到置疑和挑战。同样的状况，那些仍沉湎于悠久历史文化优越感之中的民族在全球文化的背景下多少也会给人保守和落伍的印象，这样的认识在近年的美术史学研究中已有所反映。在推倒了东西方文化这堵“柏林墙”之后，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例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去看待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美术现象,如何由过去的民族文化观和地域文化观走向世界文化观,如何建立共同的或相关的描述模式和有效的解读方法,如此等等。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世纪课题，对于不同文化情境下的人而言，思考的基点和准备的条件虽有一定的差异，但需要面对的全球化问题却是一致的。在新世纪初始，思考和讨论这个问题，将帮助我们更充分地认识传统，有益于学术建设。 一全球化现象首先引出的是文化背景的置换，或者也可以说人类文化行为和活动方式都将是在一个相关联的条件下来展开。当互联网和高度信息化成为社会交往和文化生活的主要手段的时候，国家和地域间的差异在急剧地缩小，现有的文化差异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即使今后地域和民族的特色还会存在，但它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又能有几分的把握进入全球文化的主流，是颇值得怀疑的。人类的活动如果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其作为文化观照的时空范围和文化属性将呈现不同于传统的价值判断和文化认定，这里的文化观照在方式上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情景下的。 文化价值的判断和文化属性的认定通常是以文化生长的背景作为条件的，背景的不同往往就造成了文化间的差别。在世纪年代文化界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是东西方文化问题，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最显明的一点是文化生长背景的差别。在分析和观察文化史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常会谈论到文化形成的时间和空间，一种文化的形成需要在时间上作阶段性的区分，在空间上作地域范围的考察，因此，文化形成的概念是积累的和地域性的。 讨论文化问题时，就有文化圈、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民族和地域特色等类理论概念要加以区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异质文化，很难放在同一个时空条件下来加以观察，世界文明的宝库中堆放着大量找不见关系的各具特色的文明类型。我们在观照过去的文明时采用的是区分特色的方式，民族文化特色和历史年代差不多是文化学研究中的主要方向。我们所谈的文化差别其实也是在谈论文化生长背景的差别，差别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时空阻隔所致。信息社会的来临，已经消除了原来的时空阻隔难题，给现代文明的生长提供了全球化的背景。民族和地域的特色将由共享的文明形态所替换，文化的个性色彩正在日益地减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相异性减弱，共同性加强。原来是相异质的文化形态，现在则具备了理解的前提。可以这样认为，文化背景的置换，孕育出的将会是更具有兼容性的现代文化形态。 在人们的知识系统中，习惯于赋予文化以历史的概念，因为只有经历过时间的洗礼，文化方能积淀起来。文化就像是一棵大树，根深叶茂是靠了足够的生长时间，因而原有的文化概念通常指的是历时性的生长概念。历史越悠久、民族文化传统越深厚的民族，他们的历史感和民族自豪感就越强烈，生长的概念也就相对地牢固。在近年研究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两种较大的意见分歧。中国学者和一部分西方学者主张“中国文明的形成是自身发展的，是土生土长的原生文明”!。另有一些西方学者在讨论中国文明的形成时，认为中国早期只存在诸如商周这样的地方性王朝，这样的王朝不能看作是中国概念的文明，真正中国概念的文明只能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才出现。持这种观点的西方学者在讨论中国文明时，仅以秦汉为起点，在秦汉之前的文化则只提商周，不提中国"。这两种意见分歧的根本点在于文化观照方式的分歧，不承认中国早期文明存在者的意见，多少是由于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缺少历史生长感的缘故。 进入到信息社会之后，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现代信息传播的显著特征之一是“覆盖”，今天覆盖昨天，后一秒覆盖前一秒，甚至一闪念覆盖另一闪念，其覆盖速度之快，覆盖方式之特殊是前所未有的。这不仅表现为传播手段的快捷，更重要的是时空观念发生了变化。它在传统的生长概念之外，形成了“文化覆盖”的概念，引出的是一种全新的观照世界的方式。以覆盖方式来观照世界，文化的特性更注重的是现实情景关系，东方和西方同时被推向一个平台，在现实的情景关系上作横向的、多方位的交往。高度抽象的数字化和符号化将原生态的文化史极度地压缩成一个或一组数字符号，民族的历史文化不再具有从前那样的分量，它在参与当代文化的竞争中仅仅是现实情境中的一组数码符号，只有当它用作现实情境的支持需要解码时，它的全部的意义和强大才会被释放出来。 相对而言，具有现实活力的文化成了进入平台相互对话的主导因素。如果说人类文明有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大融合，那么这种可能也是由于信息社会的到来所提供的。 二全球化背景的置换，不仅引起观照世界方式的变化，同时也会带来观察和研究文化方式的变化。#p#分页标题#e# 人类文明在发生发展的进程中曾经出现过阶段性的文明，对于这些文明进程，学术界有过不同的划分和界定。其中一种较为常见的说法，是将以往的人类文明划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沿着这种方式，有人又将今天正在经历的文明称作信息文明或信息社会。这样的界定是依据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由生产方式引起的文化形态所作的划分，我们或者可以简要地称作文化属性。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大量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地球人类的文明进程并不是在同样时空形态上同时展开的，因此，不同的民族和地域文明的发生有早晚，文明的延续有长短，文明的转型有快慢，文明的表现有差异。这样的情形不仅在讨论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时显而易见，而且在观察同一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中也随处可见，这正是通常所说的文化特色。注意到文化特色，其实是在注意文化的差异和区别。一度在文学和艺术中出现的比较研究，其成果常常受到诘难和不那么令人信服，其原因就在于人类的文化形态中存在着的诸种不可比因素。比较者很难做到既看重特色，又看重异质文化的相互关联。比如希腊罗马的文化艺术与中国汉唐文化艺术之间如何作比较就是一个难题，比较二者之间的不同很容易，可要找到二者间令人信服的相同就十分的困难，仅就在时空问题上要排除的不可比因素就会令人却步。 类似的相异质的文化艺术形态还很多，这是人类文明留给学术的难题，尤其是留给全球文化研究的一个大题目。 人们都有参观美术博物馆的经历，我们看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或者看明清时期的书画，一般情况下都会不自觉地在历史的情景中寻找特定的时空印记。因为画家有言“笔墨当随时代”，在他们的艺术品中或直接或间接地含有特定时代的烙印，美术史研究者会在艺术作品的风格、笔墨、样式中去寻找这条线索，有一本研究中国古代书画的专著，取书名为《心印》!，研究者的用意即在于解读书画家的心路历程，揭示艺术表现与时代的种种联系，这和历史学家将过去发生的历史看作一个民族的“心史”是同样的意识"。 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演绎的这部“心史”，自然会是各具特色，支撑它们的背景也各不相同，事件和背景是捆绑在一起的，研究事件和研究背景也不例外地会同时进行。但如果将这些心印或者心史连同捆绑的背景放在世界文化或全球文化的大格局中加以观察，有可能会给文化学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路。 在同一个背景下，各个民族的“心史”所呈现的文化属性更加清晰，心史和心史之间的共性得以较准确地认定。更简明地说，我们是在同一个平台上作文化属性的认定。举一个文化史上的简明例子。埃及两河的文明和中国先秦的文明如果都可以认为是人类进入的早期农业文明，二者之间在文化的表现样式上虽各有特色，在时空关系上也不完全相同，但在文化的属性上是相同或类似的，它们之中定有可资比较的相关因素呈现出来。欧洲人类学家曾注意到文化的“缺席”现象，并通过考察现代原始部落的种种行为方式，尝试着读出人类文明遗存中已经缺席的文化行为、创造动机以及思想等类因素!。如果将这种视点置于全球文化的同一背景下来观察发生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且具有相同文化属性的文明，文化的“缺席”现象是完全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地描述的。 在世界文化保存的形态中，实际存在着两种比较的可能性，一种是在时空关系上的可比性，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的时空下真实地发生过接触，并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和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典型例证。在美术上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世纪在中国美术教育上引进西画体系并结合中国美术传统的中国现代百年美术即呈现出清晰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关系。另一种可能则是在时空上的不可比，而在文化属性上存在的可比性，前面所举的希腊罗马文化和中国汉唐文化大概就属于这种文化形态。作出这样的可能性判断并在观察研究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是要建立在全球化的视点上来观照业已存在的人类文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属性在比较中相互作用和相互认同，采用这样的方式，将给美术史研究带来新的局面，它的作用在现当代的美术研究中是显而易见的，近些年在西方和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讨论较多的后殖民文化、女权主义、后现代，以及新近提出的世界美术等问题，大概都与全球化背景的建立密切相关。全球化问题的提出，同样引出了古代美术史研究在观念和方法上的变化，它提供了文化观照范围、时空关系方面的新思路和研究的新角度，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在文化属性的认定过程中会超出传统的时空观照界限，启开我们的研究思路，从而对某一艺术思潮或艺术风格作出更准确和清晰的分析判断，在美术文化的研究中能跳开民族和地域的局限，从观照方式和研究方法上得到较大的拓展，分析和解释已逝的文化才可能更深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最大限度地避免美术文化研究中曾经有过的狭隘观念。 三以全球化作为背景，对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属性的认定必然引发研究方法的变化和学科间的交融。以下扼要谈谈在全球化背景下美术史研究的几点意见。 相异美术文化间的比较研究美术是人类认识世界最先发生的一种文化形态并始终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承担着文明建设的使命。 世纪英国艺术批评家拉斯金曾把人类的方式分为三种，称之为“言语之书”、“行为之书”和“艺术之书”，而艺术之书是其中最可信赖的。他的这一说法现在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尤其是在信息传媒成为当今社会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之后，艺术与图像的功能开始显示出空前的活力。 以往治史强调文献，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文献更具有权威性，在图像和文字这两种证据间作选择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选择文献，并以文献为准。其实文献和图像各自带有各自特定的信息，是两种证据，相互不能取代。晋人陆机《文赋》中所谓“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过于画”，分别说的就是文字和图像各自承载的功能。今天的学术界开始意识到文字的记录和描述，带有相当的主观性和目的性，不能绝对地当作纯客观的证据。比如古人的墓志和碑文，往往是文过饰非，多见溢美之辞，不完全符合事实。这样的文字用作证据，或多或少会出问题。带有历史信息的文献也要有分别，一类是和研究的图像材料同时，产生于相同的时空背景下，文献与图像之间是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这样的文献是直接文献，用它来证图像相对比较可靠。另一种文献晚于图像出现，是后人的描述和看法，这样的文献是间接文献。因是被分析过的，其中的历史信息不够纯粹，用时要充分地考虑到它的复杂性。因此“言语之书”并不能一概地绝对化，需要加以严格地甄别。#p#分页标题#e# 在艺术的方式中，另有一种魅力所在，即是它拥有的最大可读性。在世界文化形态中，言语之书流传下来的少而又少，且有相当的部分是经过人为选择和取舍过后的资料，已部分地失去了原始的面貌。行为之书随着生命的消亡而不存，是真正的缺席。而保存最多的和形态最原始的应是“艺术之书”，一个民族的“心史”，常常要在留存下来的建筑、雕塑和书画艺术中去寻找，可以说艺术提供了我们用作文化认定的相对较为准确的材料。东西方美术或者不同民族的美术品，在解读人类文化行为的过程中都是同等重要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就显得特别的突出。 美术的比较可以在时空关系中来进行，也可以在形式语言等诸种表现形态上来展开，还可以在美术的文化属性方面作出比较与分析。存在的这些可能性是由于美术图像从来就不是静止不变的，图像的各种要素之间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当一个要素发生变化时，往往会牵动相关的要素，甚至一个偶然的因素，会引发重大的改变。比如讨论现代艺术，谈大观念的多，似乎存在一个逻辑，认为艺术的现代取决于观念的现代，观念影响艺术表现。其实艺术观念也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更多的时候是因为艺术表现过程中的一种实验，一个探索尝试所引起的。如艺术语言和观念、工具材料和观念等等，它们之间都是互动的结果。现在学术界在具体讨论美术史上曾经出现的文化交流现象时，多用“互动”，而慎用“影响”，是因为在观察比较历史上发生的文化交流的多种案例中，交流和影响都是双向的，可以说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完全由一个决定另一个的逻辑大概是不可能成立的。 美术史与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种人文学科的互相借用和补充美术作为人类之书的最直接形式，自然是了解人类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一个窗口，它同时又和研究人类文化方式的其它学科发生联系，包括诸如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在内的人文学科。学科的借用和互补成为当今学术的必要，在西方，一些相关学科的融合和互补不仅成为学术的自觉，而且派生出新的学科。例如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出现了考古人类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结合诞生了社会人类学，美术与心理学结合派生出美术心理学等等。美术史在借用其他人文学科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吸收其它学科的成果，另一方面是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借用。先举两个人类学的例子加以说明。 在英国剑桥人类学博物馆陈列着一幅非洲原始部落祈求丰收的舞蹈仪式的照片，拍摄于年，照片的旁边附有一位人类学家在观看这个仪式场面时画的速写，照片和速写中的人物形象和我国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盆上的形象十分相似。一个是现在的原始民族，一个是中国新石器时期原始民族的器物图画，二者在时间和空间上距离甚远，而反映出的行为方式是相一致的。这件人类学的调查，可以从两个方面说明问题，一方面说明时空关系不同，但由于文化属性的相似，在人类的行为表现方式上呈现出相同的面貌。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人类学的考察给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解读某种图像原始意义的路径。相类似的另一个人类学事例是法国人类学家调查的大洋洲族使用的祭神面具，面具的造型方式和形象的构造意识与四川三星堆出土的祭祀铜像相同。大洋洲的木雕面具上有大嘴鱼鹰和夸张的人面两个基本形象单元，而人的双眼是长出眼眶的两个圆柱体，这样的形象单元和造型方式同样出现在三星堆青铜人面上。现代人类学的这些成果提供了解答在我国曾经发生过，今天已迷失了解读线索的久远的文明。 人类学观察和讨论问题主要是从现存的人类文化行为，更多的是从现代的原始民族的调查入手，通过分析部落宗教的、行为的，或者是艺术和语言的这些具体的材料，找出其中的意义。虽然较少用历史的眼光，没有时间深度，在方法上是从现在往前推的，但有一个基点和美术史相同，那就是都将观察和分析人类行为的意义作为目的。一般来说，人类学偏重于对现在仍然活着的人类行为作出分析，美术史则既要解释现在正在发生的艺术行为，又要分析流传的艺术品乃至与艺术品相关的使用和观看的方式。观察和解释正在发生的艺术行为和作品属于当代美术史，分析和讨论过去的艺术品和行为是古代美术史的任务。或者可以说，艺术品的创造是人类行为最精彩的展示，而人类的行为则涉及到所有的艺术品。有了这样的共同点，美术史和人类学，或者严格地说和现代人类学中的历史人类学建立起了最基本的联系，人类学所运用的某些方法和成果也将启发美术史研究的新思路。 美术史和考古学是两个更加靠近的学科，它们在诞生之初大概都和文物有关，后来在学科划分上考古学偏重于田野发掘，形成了一套系统地获取物质材料的技术手段和描述材料的方法。美术史的重点则在于解释和重构出土和传世艺术品的意义及其视觉规律，针对不同的材料和对象也形成了有针对性的解释方法。中国的考古学基本上是属于历史考古学，它包括了田野考古和石窟考古，而在欧美，考古学主要是田野，石窟调查是不放在考古学里的，它是美术史的任务。美术史在学科性质上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是在历史的情境下研究视觉性的物质文化遗存，这就是通常称作的艺术品。因此，美术史和考古学不仅有一个差不多相同的源头，而且还有基本相同的两大要素，一个要素是观察的对象为物质性的材料；第二个要素是按时间和空间的架构来作描述。观察需要可靠的材料，描述需要文献，这二者可以说是美术史和考古学的两大支柱，两个学科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方法和成果的互补也是显而易见的。 最有意味的例子是青州龙兴寺窖藏佛像的发现和研究。 年考古学家在山东青州清理龙兴寺遗址过程中发现了一处大型的窖藏，从中出土了数量可观的彩绘石雕佛像，年代早起北魏，晚至北宋。当这批佛像的考古材料公布之后，引起了考古学家和美术史家的共同兴趣，这之后发表的考古学和美术史的论文，出现了两个学科相互靠拢的趋势。美术史家通过研读考古学的材料，综合观察佛教造像的风格样式和雕造技法，结合文献，分别在风格演变、图像传播方式、南北主流样式和造像新样式的嬗变关系等方面作出解释。考古学家除了客观记录和分类描述了龙兴寺遗址和窖藏佛像的情况外，同时也作了有关青州地区佛教传播、样式演变和地域文化特点等方面的讨论。美术史和考古学关注问题的兴趣点正在靠近，应该看到这种学科之间的趋同和互补是不约而同的，它正反映了学科在现代进程中的进步和自觉。美术史是个动态的概念，其原因在于它的研究对象“美术”是历时性的变化的领域，一个历史阶段有它特定的所指范围。古代和现代的概念可能就不一样，现代美术史家赫伯特•里德给美术史下的定义说，一部现代美术史是关于视觉方式的历史，他的意见是有代表性的。在世纪的百年间，美术界一个最具有突破性的概念就是把“美术”换成了“视觉艺术”，这就意味着凡是以诉诸视觉方式来表现人类文化、行为和思想的作品都可能是美术史观照的对象，在书画、雕塑、建筑等传统的美术之外，如电影、电视、电脑美术这些科技含量很高的门类和广告、月份牌、民间作品这些商业味和俗作为美术文化观照的美术史学文化的类别也就自然地进入到美术史的领域。视觉艺术实际上包含了高雅精美的部分和不那么高雅精美的部分，这样一来，美术史观察领域又和考古学有了一致性，因为考古学的材料是不分高雅精美还是残砖断瓦的。建立在这样的基点上，现在的美术史家和考古学家有了更多坐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机会。#p#分页标题#e# 美术史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关系是如此，与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密切关系到人类社会和人的心理活动的学科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些学科与美术史的联系甚至更加直接。比如社会学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关系、社会集团行为、社会制度和文化机制等等都对人类的艺术行为发生作用，艺术的创作和生产脱离不开社会和时代，社会和时代的烙印不仅深深留在艺术品中，而且还长久地引导着人们的观看方式。近些年中国和西方的美术史家中不乏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美术史的成功做法，并推出了艺术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相关学科的吸收和互补，美术史学科的内容将更加丰富和立体，这也是现代形态的美术史学应该具备的姿态。 传统美术史本体研究与文化分析的有机结合中国的美术史出现得很早，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的问世应该说是一个标志，中国古代称之为画学，它的历史也有一千多年。画学所记录的主要是关系到绘画的种类、功能、画家生平、师承关系、作品以及笔法样式等方面，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美术史的本体范围。现代意义的美术史研究开始于欧洲，开始也是围绕画家和作品风格进行的研究，也是本体意义上的美术史。不过西方的美术史在世纪以后进展迅速，出现了不同的研究学派，美术史的学科规范开始变得清晰起来。在今天看来，作为一个成熟的美术史学，它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美术本体的研究，具体的研究范围如画家的个案研究、作品语言风格研究、传世作品的真伪鉴定、艺术内在演变规律的解释等等方面；第二是美术文化属性与内在动力的研究。这部分的研究相对于艺术本体研究来说起步较晚，所涉及的相关学科也更复杂一些。西方已有部分学者将研究的兴趣开始转到美术文化的研究，这是把美术纳入到文化学的范畴，深入地考察某种美术现象的历史动因，在照应美术本体特征的同时注重文化环境诸方面的关系。比如，近年新发现的山东青州北齐造像，研究者一方面要看到青州造像样式的来源以及形成原因，同时还应该解答青州北齐造像为什么不沿续北魏的造像传统而选择了从印度传入的笈多风格这其中的历史文化动因又是什么准确地解答了这样的问题当然就加大了美术史研究的学术深度。 我们的美术史研究在本体和外部两个层面上都曾经作过些工作，通常称之为美术史的内外观，想得比较简单，是在两个极端的层次上作研究。一个是考据学的做法，如考证一个画家或作品的年代，一幅画的细节内容等，是贴近去看，过分的做法还会钻牛角尖。另一个是跳开具体的材料对象，悬得高高地谈发展阶段，谈时代特征，谈阶级关系等较高社会层面的问题，在内和外之间留出一大片空白。近些年来，治美术史的学者开始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在调整思路和观察的方式，注意作一些中间层次的研究，在原来的两端之间建立起分析的层次，找出各个环节间的有机联系。注意到这些环节并探索解读的有效方法，美术史的学科面貌一定会更加清晰，学术前景也会更加开阔。 美术史的具体研究与学科理论研究美术史作为一门学科，既要有针对于画家、作品、形式内容等方面的具体研究，与此同样重要的是学科理论形态的研究，有关学理与方法论的思考是美术史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的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与其它的人文学科相比，美术史学理论形态的局面尚未开阔。在考古学界，除了有指导实际发掘的考古学之外，又出现了理论考古学、结构考古学等理论形态的学科研究。学科理论形态在很大意义上是对本学科问题的哲学思考，它的作用将是对学科带有指导价值的，尤其是在全球文化的背景下从事学术研究，学科理论形态的建立更是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如何把中国美术史的研究纳入到世界美术史的格局中去，是中国的美术史家要考虑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学术界对中国的美术史成果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在与西方美术史家的交流中，我们了解到他们关注的兴趣点主要是中国不断披露的新材料，而对中国学者的见解一般不太看重，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传教士”的倾向，认为需要向中国介绍一些解释材料的方法和理论，这就是近些年国内谈论得很多的美术史方法论问题。西方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美术史研究在方法论上对世界美术史的贡献不大，方法论的运用程度是他们衡量中国美术史研究水平的一把尺子。无论我们多么不乐意听到这样的评价，但这是一个警醒。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曾经桎梏过我们的学术进展，如把中国美术的发展史简单地归结为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或者归结为儒法斗争的历史等，这其中虽然有极左思潮的影响，同时也是方法论上出的问题。美术史是通过研究物质性的材料重构历史实景，要求有历史研究的技术性，美术史方法论是要对历史还原的具体研究有指导的作用，因此有极强的针对性，并不是附会在一个主义，一个理论原则下的标尺。 每一种方法论的建立都是有针对性地对研究对象的透彻分析，西方的风格学、图像学、社会学、符号学等等方法论的出现，基础是大大小小的个案分析，并且有一段或长或短的学术经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方法论的建立过程也是一段学术史的形成过程。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美术史教授巫鸿先生主张，作学术的人，同时在作两个史，一个是咱们所研究的对象，或者是汉，或者是宋，是已经消失了的历史；还有一个历史，其实更实在，是包括研究者在内的学术史!。美术史的方法论可以说是学术史中最具有实效性和指导意义的内容，它既是技术实用形态的，也是学科理论形态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美术史的研究，我们所期望的是一个多种方法、多种学科、多种解释途径携手并进的局面。 立足于全球化的美术史学在观照方式和研究方法上的变化和更新，一方面能获得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会使我国美术史学科尽快地成熟和壮大起来，使之形象鲜明地汇入到世界美术史的学术规范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