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美国一部分人不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发难。2002年起，先后有美国制造商协会(Preeg,2002)、健全美元联盟(CoalitionforaSoundDollar)、公平货币联盟(TheFairCurrencyAlliance)宣称，中国进行汇率操纵，使得人民币汇率较购买力平价严重低估，阻碍了美对华出口，造成美中上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违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协定，因此要求美国政府积极交涉乃至寻求WTO争端解决。本文通过对IMF和WTO法律文件的分析认为，这些责难缺乏依据、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和政策并不违反IMF和WTO规则。
根据1944年6月《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最后议定书》，建立了IMF管辖国际金融体系(主要为汇率制度和外汇措施)，成立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又称世界银行)负责战后重建和发展，而负责贸易规则的任务后来落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身上，后者为1995年成立的WTO所取代。因此，本文第一部分剖析IMF法律文件，第二部分研究WTO协定，第三部分回顾中国加入世贸谈判情况，最后分析人民币汇率水平问题。
一、从IMF对汇率安排的要求看人民币汇率制度和政策
(一)IMF的汇率制度规定
1973年8月15日，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国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告崩溃。国际货币体系从钉住美元为主的固定汇率体系进入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体系并行的时代。应美国的要求，IMF相应修订了协定，有关汇率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IMF协定第四条、第八条第四款和第十四条。
第四条第1节规定了会员方的义务：应努力以自己的经济和金融政策来达到促进有序经济增长的目标，既有合理的稳定的价格，又适当照顾自身国情；应避免操纵汇率或者国际货币制度来妨碍国际收支有效的调整或取得对其他会员方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努力创造有序的基本经济和金融条件和不会产生反常混乱的货币制度去促进稳定。IMF1977年作出的第5392—(77／63)号监管决定解释：汇率操纵是指长期、单向、大量干预外汇市场。
第四条第2节规定了汇率制度的种类，包括：(1)一个会员以特别提款权或选定的黄金之外的另一种共同标准，来确定本国货币的价值。(2)通过合作安排，会员方使本国货币同其它会员方的货币保持比价关系。(3)其它外汇安排。这样，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并行不悖。
第八条第四款规定会员应当实行经常项目可兑换：避免限制经常项目支付，避免实行歧视性货币措施或多重货币汇率，兑换外国持有的本国货币(接受该条的国家称为第八条款国)。但对经常项目可兑换条件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第十四条第2节规定，经IMF批准可以暂时维持现行外汇限制(援引该条的国家称为第十四条款国)。
(二)IMF对汇率的监督
为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各国以邻为壑的竞争性汇率贬值政策导致世界经济危机的覆辙，IMF被赋予了监督国际汇率制度的职权。IMF协定第四条第3节规定，IMF有权监督指导会员方汇率政策。第二十六条第2节等规定，如果成员方拒不履行IMF的裁决，IMF可以处予取消使用IMF普通基金的资格，乃至经85%的投票权表决逐出IMF，但并不存在类似WTO争端解决程序或交由WTO解决的先例。同时，第四条第3节规定，IMF汇率的监督指导，应该尊重、关注会员方内的国情及社会和政治政策。
IMF对成员国的审查监督每年进行(称为第四条款磋商)，重点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汇率政策)，也审查第八条款国的汇兑措施是否违反经常项目可兑换原则，第十四条款国取消外汇限制的条件是否成熟。在实际监督中，IMF在汇率水平上态度灵活，更多地尊重东道国的意见，并不强加于人。甚至在危机前后，IMF对汇率水平是否恰当多与东道国充分协商。例如，1994年墨西哥货币危机、1997年泰国货币危机，1998年巴西金融危机中，IMF没有强求这些国家调整汇率水平，直到市场力量迫使政府放弃不现实的汇率水平。
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却是世界长期发展的潜在威胁。IMF在《2004年世界经济展望》中批评美国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政策，认为这是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威胁世界经济的稳定。
(三)基金组织中固定汇率制度成员多于浮动汇率制度成员
在现实中，各国都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运行状况自主选择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根据IMF《2003年度报告》，截止2003年4月30日，世界上共有8种汇率制度，按照汇率弹性从小到大分别为：没有本国法定货币的汇率安排、货币发行局制度、传统的钉住汇率安排、平行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浮动、无区间的有管理浮动和自由浮动。在187个IMF成员中，采取上述制度的分别为41、7、42、5、5、5、46和36个。通常前6类归为固定汇率制度，后2类划入浮动汇率制度，这样，IMF会员采用固定、浮动汇率制度分别为105和82个，固定汇率制度占多。
纵观世界各国，汇率的弹性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基本呈正相关。在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巨大的今天，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几乎是发达国家的专利。虽然亚洲金融危机后，有一些国家采取了自由浮动汇率，但多数寿命很短。1999年到2002年IMF成员改变汇率制度多达78次，其中放弃自由浮动的为Z7次，仅2001年和2002年就分别有10个发展中国家和8个新兴市场国家从自由浮动转向无区间的管理浮动，自由浮动的成员从1999年的48个减少到2003年的36个。
理论上说，除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外，其它汇率制度都多少需要一定的干预。实际上，即使是前者也不可能完全放任汇率不管，差别在于干预的方式、频率和力度。极少数发达国家(如美国)对汇率采取“善意的忽视”，但是偶尔通过官员“放风”来引导汇率走势。而另一些发达国家，如加拿大，采用了综合考虑利率和汇率的货币状况指数进行调控，有时(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也直接入市干预。还有些国家采取间接干预，如通过调控利率调节汇率。总之，对汇市的干预是各国进行宏观调控和维护稳定的汇率制度的通用手段。
(四)中国没有操纵汇率以阻碍国际收支调整或获得所谓“不公平”竞争优势
衡量币值高估还是低估不能以Preeg所用的双边汇率为基准，而应以多边汇率作参照系，而IMF等国际组织普遍采用实际有效汇率(RealEffectiveExchangeRate)，根据测算，从1995年初到2002年末，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了21.37%。研究表明，不论是出口还是净出口，与中国GDP增长的相关性较大，而与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性并不显著(xu，2000)。例如2000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随美元处于最为坚挺的时期，但中国出口增长27.8%，进口增长35.8%；相反，2003年，人民币汇率随美元走软，出口增长34.6%，进口却增长39.9%，外贸顺差同比缩小了16%。
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基础是银行结售汇制度，机构和个人买卖外汇都通过指定银行进行。指定银行又根据核定的结售汇周转头寸上下限，将多余或不足的外汇头寸，在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平补，进而生成人民币汇率。该汇率制度是单一汇率，没有歧视性汇率安排。银行间外汇市场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方式撮合成交。中央银行依靠法律和市场手段，调控外汇供求关系，保持汇率基本稳定。汇率稳定，是中央银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通过市场手段，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并不是为了阻碍国际收支调整或获得所谓“不公平”竞争优势。在每年第四条款磋商中，IMF从未对我国汇率制度安排提出异议，也证明了目前人民币汇率是符合IMF协定的。
(五)外汇储备的标准
美国和日本某些人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了世界银行的标准，目的是为了获得对他国不公平竞争优势，这也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世界银行并不管辖外汇储备标准。相反，根据WTO有关规定(见第二部分)，缔约各方应接受IMF对外汇储备的结论，而IMF对华第四条款磋商没有质疑中国的外汇储备。其次，外汇储备是否充足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世界银行所谓的外汇储备占进口的25%，只是一个最低要求。世界银行专家认为，低于这一标准，容易发生金融危机。第三，储备水平还要考虑许多因素。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外汇储备需要考虑资本流动的因素。世界银行专家认为，影响储备的因素，还应当包括偿还外债和维持对金融体系的信心等。而目前中国银行体系，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高达20.39%，最后都需由政府负担。因此，中国的外汇儲备需要维持较高的水平，以维护投资者信心。
此外，中国的储备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资本流入而非贸易顺差。从1990年代起，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吸引FDI中名列前茅。截止2003年底，中国吸收FDI超过4500亿美元，外债流入1800亿美元。这些资本流入中有许多最后反映为外汇储备的增加。因此，外汇储备中只有一部分来源于贸易顺差，更多的部分来源于资本流入。例如，2000年到2002年，国际收支中的资本和金融帐户顺差达到800.1亿美元，而经常项目顺差只有733.5亿美元。
二、从WTO对外汇事务的规定看人民币汇率制度
(一)WTO对外汇事务的规定
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果之一是成立了WTO，此外还达成了一系列的多边协议和协定，构成了当今国际贸易行为规范的框架，也使WTO和IMF的关系有所发展。WTO涉及外汇安排的条款，新添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等协定。具体规定如下：
1.货物贸易领域。WTO成立后，根据《WTO关于与IMF关系的声明》(以下简称《宣言》)，除非最后文件另有规定，WID与IMF的关系基于规范GATT1947缔约方全体与IMF关系的条款。因此，在货物贸易领域，WTO与IMF关系遵循GATT与IMF的关系。GATT章节涉及外汇事务的实质性规定主要有国际收支保障条款以及外汇安排，内容如下：
国际收支保障条款。GATT第十一条、第十八条分别授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采取进口数量限制和征收关税附加税(称为国际收支保障措施)。为防止滥用国际收支保障措施，GATT设定了严格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该国的国际收支出现困难和储备下降及两者的威胁，或者储备过低，而国际收支和储备状况由IMF认定，GATT缔约方全体都必须接受IMF的结论。
外汇安排。GATT第一条规定，在有关进口和出口的全部规章手续方面，成员必须对其它成员实行最惠国待遇。对外汇措施来说，这与IMF要求一致(如前所述)。GATT第十五条对成员的外汇安排进行了规定。第一款规定，GATF应与IMF进行合作，以便双方在IMF管辖范围内的外汇问题和GATT管辖范围内的数量限制和其他贸易措施方面相互协调政策。第二款规定，在外汇安排问题的所有情况下，缔约方全体应与IMF进行充分磋商，接受IMF提供的关于外汇、货币储备或国际收支的结论。第4款规定“成员不得通过外汇措施而使本协定的各项条款的意图无效，也不得通过贸易行动使《IMF协定》各项条款的意图无效。”第5款规定，如果一成员的外汇限制与本协定对数量限制所规定的例外不一致，缔约方全体可以向基金报告。第8款规定，本协定不阻止一缔约方依照《IMF协定》，使用外汇管制或外汇限制。
GATT上述条款说明：GATT管辖关税和非关税措施，而外汇事务基本由IMF管辖，但双方应当互相协调政策。GATT缔约方有关储备、国际收支、外汇限制、货币制度等方面的政策问题，应当要提交IMF裁决。一GATT缔约方可采取符合IMF协定的外汇限制，不受GATT管辖。
2.服务贸易领域。GATS涉及外汇安排的是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此外还包括《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和《金融服务协议》。GATS第十一条明确了WTO和IMF在服务贸易项下外汇管理方面各自的管辖权，指出，任何规定不得影响IMF成员在《IMF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包括采取符合《IMF协定》的汇兑行动；除在严重国际收支困难或其威胁的情况下外，一缔约方不得对与其具体承诺有关的经常项目交易的国际转移和支付实施限制，也不得对任何资本交易设置与其有关此类交易的具体承诺不一致的限制。同时，《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对金融服务管辖范围进行了限定。中央银行和货币管理机关和任何其它公共实体为推行货币或汇率政策而从事的活动属于“在行使政策职权时提供的服务”，不在GATS涵盖范围内，因此不受WTO管辖。“金融服务提供者”也不包括中央银行。因此，GATS中关于外汇事务的条款，基本与GATT一致，均未涉及汇率制度。根据GATS第十二条，对服务贸易采取国际收支保障措施时，是否发生严重国际收支和对外财政困难或其威胁，也应接受IMF裁定。
3.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领域。TRIMs附件第二条规定：不得要求企业自求全部或部分外汇平衡(外汇平衡条款)。因此，WTO对发展中国家通常使用的经常项目外汇管制手段之一—外汇平衡条款享有管辖权。
综上所述，货物贸易项下，WTO成员的外汇管制和汇率制度是IMF的管辖范围，WTO必须接受IMF结论，即IMF对外汇管制和汇率制度享有单独管辖权。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的外汇管理方面，IMF拥有管辖权，但WTO也对与成员的极少数具体服务开放承诺有关的经常性、资本性国际交易外汇限制和外汇平衡措施分享管辖权。汇率制度则是在IMF单独管辖范围内。
(二)中国加入WTO有关外汇问题的谈判情况
2001年6月，WID中国工作组会议的多边谈判在日内瓦恢复。会上，美国要求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中加入外汇事务的条款，旨在将中国的外汇事务纳入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关外汇问题的案文主要是：要求中国向WTO承诺外汇安排，开放部分资本项目，提供外汇管制的完全信息。对此，中方认为，外汇事务应当由IMF管辖，并不在WTO争端解决机制范围内。因此，中国就此问题与美方进行了多次双边磋商，WTO中国工作组举行了八轮多边谈判。经过艰苦谈判，最后各方达成协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删除了要求中国承诺外汇制度，包括汇率制度的案文。
WTO中国工作组报告有关汇率制度见第31—32段。文中，中国代表介绍了中国现行汇率制度，即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形势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WTO成员(包括美方)当时对此均未提出异议(当然，如前所述，GATT规定成员应当转向IMF提出)。2003年对中国的过渡审议机制各成员也未涉及中国汇率制度和政策问题。
(三)以美中双边贸易逆差为依据指责中国使WTO协定意图无效是对WTO多边规则的曲解
Preeg据第十五条第四款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使得GATT条款的意图无效。因此违反了GATT规则。这是对WTO协定的曲解。
首先，WTO是一个多边组织，它判断贸易问题、解释WTO协定是从多边角度着眼的。[因此，纵然中美双方对双边货物贸易赤字的统计存在分歧(双方差距超过3—4倍，见Bronfenbrenner等人的总结，第74页)，对WTO来说，强调的是一国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总差额。即使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如美国所称，在2003年超过1346亿美元，但是，中方对日本和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却是大量的贸易逆差，使得世界各国的货物贸易总顺差在2003年只有255亿美元左右，占GDP的1.87%，在WTO看来不算大。加上中方的服务贸易赤字(2002年约为68亿美元)，则比例还会更小。因此，中国外汇安排没有使WTO协定的意图无效。换言之，美方从中美贸易赤字角度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违反WTO规则，本身就是站在狭隘的双边角度，并不符合WTO规则。
其次，姑且不说WTO管辖权问题以及何谓GATr条款的意图，如果完整地看，就会发现第4款实际上要求成员在贸易措施和外汇措施上相互协调，是一个平衡条款。GATT进一步解释：“‘使…无效’一词旨在表明，例如，任何侵犯本协定任何条款文字的外汇行动，如在实际中不存在明显偏离该条款的意图，则不应被视为违反该条款。因此，一缔约方符合《IMF协定》而实施的外汇管制的一部分，如要求出口结算使用本国货币或IMF一个或多个成员货币的缔约方，不会因此被视为违反第11条或第14条。”换言之，GATT第十五条第四款是为了防止外汇措施明显偏离GATT条款。因此，Preeg文是在断章取义。
再次，WTO并不管辖汇率制度。Preeg认为，根据第十五条关于WTO可与IMF充分磋商的规定，美国可就人民币汇率问题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但是，如前所述，第十五条规定，在磋商中，“缔约方全体应接受IMF提供的关于外汇、货币储备或国际收支的所有统计或其他事实的调查结果”，即WTO听从IMF裁决，既无规定也无先例将外汇安排纳入争端解决机制。
三、购买力平价理论和贸易问题的关系
(一)绝对购买力平价不能作为评估汇率水平的依据
撇开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问题，人民币是否汇率低估的问题，涉及汇率的参照系选取问题，也就是汇率决定理论。Preeg提出人民币汇率较绝对购买力平价低估了40%，就此认为中国取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购买力平价理论着眼于商品市场，从货币的交换职能出发，把货币的国内购买力作为确定各种货币之间比价的一种汇率决定理论。自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Cassel)提出该理论后，吸引了大量研究和检验，目前基本共识是，长期来看相对购买力平价基本成立，即汇率水平由国内外相对物价水平决定；绝对购买力平价并不成立，一般只是用以衡量福利和生活水平、进行跨国比较的指标，不能作为确定汇率水平是否合适的依据(Visser，2002)。从下表可以看出，平均而言，经济越不发达，汇率对绝对PPP偏离越大。
名义汇率对PPP的偏离度
经济体类型汇率对PPP偏离度
低收入-75%
中低收入-64%
中高收入-40%
高收入非OECD成员-37%
OECD成员-12%
来源：1.汇率：《国际金融统计2003》，IMF。
2.PPP：《世界发展报告2003》，世界银行。
发展中国家汇率与PPP偏离度较大的原因包括：现实情况与PPP完全竞争市场假定有很大距离；非贸易品的大量存在(中国的比例约占50%)；国内外生产率变动存在差异，产生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各国消费结构不同和偏好变动；PPP测算技术、资本流动、预期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与相对购买力平价大体相符
直接将相对购买力平价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外贸市场多元化的高速增长的转轨经济国家并不可取，需要进行四项修正(或扩展)：用多边相对价格变动(dP*／P)替代双边价格变动、计算生产率差异(dδ，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考虑关税减让(df)和出口退税率变动幅度变化(dv)的影响。同时我们采用贸易大体平衡的年份的汇率作为基期汇率，得出可贸易品购买力平价。计算公式为dsppp=d(P*／P)+dσ-dV+df，我们称之为人民币PPP的生产率—市场化修正模型。据此估算出，以1987年汇率为均衡汇率(当年贸易逆差占GDP的-0.3%，则1998和2002年，可贸易品购买力平价分别为8.37和7.52元／美元，名义汇率分别高估1%和低估9%(温建东，2004)。考虑到2003—2004年中国通货膨胀、出口退税率下调、关税减让、资源瓶颈制约生产率提高等原因，2004年两者的差距将大大缩小，基本持平。因此，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明显的低估。
(三)中美贸易赤字增长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演进趋势人民币汇率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已从当初的1美元兑换人民币8.1111元升至2006年12月14日的7.818元，涨幅超过3.6％，而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性也在逐渐扩大，2007年1月11日，1美元兑人民币7.7977元。从这一角度看，人民币汇率制度已经走上了真正的“管理浮动”之路。
然而，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和外汇储备规模依然在扩大；与此同时，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距也将超过8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7％左右）——近期以来，面对巨额的全球经济失衡，美元相对于欧元呈明显的疲软态势。实证分析显示，人民币虽然相对美元升值，但由于其它一些主要的国际货币相对美元有的升值幅度更大，因此，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反而在继续贬值。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经济今年乃至今后持续平稳的高速增长，笔者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定时期内，人民币升值压力必将有增无减。
当前的世界经济不平衡的状况怎样得到解决，人民币汇率和汇率制度未来的走势如何？早已成为学术界、市场人士乃至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经济的崛起、亚洲货币合作的深入等国和国家集团日益改变着的政治、经济格局正在推动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而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从根本上说受制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趋势。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角度分析和探讨人民币汇率和汇率制度变革的未来取向。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特征
1971年8月15日，美国关闭黄金窗口之后，为了继续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十国集团于1971年12月18日签订了“史密森氏协议”。但1973年2月外汇市场上再度爆发的美元危机，使该协议寿终正寝，也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彻底崩溃。因此，一般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从1974年开始的。虽然理论上它属于汇率自由浮动的货币体系，但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汇率一般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管理或管制。因此，现行国际汇率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纵观近代国际货币史，从古典金本位制（1870-1913），到布雷顿森林体系（1946-1971），再到现行的所谓牙买加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不同形态的更替。而且，每种体系也都经历了从建立、发展、完善直至最终崩溃的过程。
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过程中，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体系内各国在经济实力、经济周期（从而政策目标）、政治权力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左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因为，一种形态的国际货币体系要想能够存在并正常运行，就必须在诸如货币本位确定、汇率制度安排、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形成以及国际清偿能力供给等方面遵循一定的规则和运行机制。而这种差异使得相应的规则和运行机制相对于体系内不同国家而言不均衡。换言之，遵守规则的成本与收益权衡因国家不同而不同，运行机制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权衡也因国家不同而不同。本文称这种不均衡性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从1870年至今，这种不对称性始终存在。具体说，在每种形态的国际货币体系时期，体系内国家都可被划分为两个集团——核心和。在核心国与国的相互作用中，核心国居于支配地位，这一地位使得核心国与国相比能够以更大的自由度和更低的成本来实现自身的宏观经济目标。也正因存在于核心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不对称性，以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国常常有意或不得不改变或放弃体系规则。
国不执行统一体系规则以及核心国滥用特权的道德风险、国退出体系的威胁、核心国对国所施加的经济乃至政治上的压力、核心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体系稳定所作的妥协和让步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可能导致体系规则的调整、核心国地位的丧失甚至体系的崩溃。
简言之，正是这种不对称性以及核心国与国的相互作用决定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重点分析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有其鲜明特征：美元霸权依旧，但面临的挑战更多；国集团化。20世纪70年代末，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建立以及转型国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国不但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而且也逐渐分化为特点明确的两大集团：第一集团主要包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现今还包括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他们越来越关心国际投资头寸的收益风险关系，越来越关心其头寸在美国的暴露程度，在这些国家，其汇率政策是对美元浮动（世纪之交诞生的欧元区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代表—欧盟中有12个国家统一货币，共同对美元浮动）；第二集团则主要由亚洲及部分美洲国家组成，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向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出口；当进口不能保持同步增长时，逐渐增加的官方储备就直接用来购买美国证券；其货币政策的基本特征是管制其汇率、限制其货币升值。在国中，日本较为特殊—从日元对美元汇率的波动看，他接近第一集团，从贸易角度看，他应属于第二集团；浮动与固定并存。在现行货币体系下，从较为清洁的浮动汇率制到硬约束的货币制度甚至美元化，各种货币制度同时存在。
以上特征决定了现行货币体系独特的不对称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国，美元职能不对称。众所周知，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同时行使着国际清算、国际干预与国际储备职能。但由于不同国家发展战略或者宏观经济目标的差异，美元在不同国的职能侧重也不同：在第二集团，多数国家政府强调赶超型的经济增长战略，而且就业压力以及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型。为了贯彻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第二集团国家更侧重经常帐户的盈余，因而倾向于管制其汇率、限制其货币升值的货币政策，出于干预外汇市场和预防投机性攻击的目的，他们更强调美元的国际干预职能和国际储备职能，主要表现为货币当局对外汇市场的频繁干预（以维持本币对美元相对固定的汇率）和官方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
而与第二集团相比，在第一集团，其经济实力更强、经济结构更合理、市场经济机制更完善、生产力也更先进，在许多经济领域和环节具有与核心国抗衡甚至领先的实力。因而其更强调与核心国平等竞争的发展战略，更关注国际投资头寸管理及资本金融帐户平衡。在市场自由化的背景下，就要求以浮动的汇率来调节。一般地，其货币当局不主动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对美元的需求主要由私人部门决定。由于市场对美元的长期信用存在疑虑，因此其本币对美元有升值的趋势，这使得第一集团从总体上更强调美元的国际清算职能而不是国际干预和储备职能。
2.在国，对核心国要求权的积累主体不对称。这里所谓的国对美国的要求权主要是指国政府或私人部门持有美元或美国债券而产生的对美国的追索和要求权。基于以上关于美元职能不对称性的分析，在第二集团，对美国要求权的最主要主体是政府和货币当局。他们对积累美元储备有着强烈的愿望，官方外汇储备总体上呈逐年增加之势，进而成为美国财政部债券执着而稳定的需求者。其结果是既维持了美元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的信用（美元对其货币总体升值）又压低了美国总体利率水平。总之，它从客观上支持了美国扩张的货币政策。
而在第一集团，对美元和美元债券的需求主体主要是私人部门。当这些部门持有美元后，并不像第二集团的政府那样只将其用于储备和购买美国国债，而是在权衡收益与风险的基础上进行更广泛的投资，既包括面向美国的直接投资也包括间接投资（主要是购买美国债券、股票及其他美国货币市场工具等）；同时，值得强调的是，出于资产选择分散化或追求更高收益率的目的，他们也将其部分美元资产投向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另外，由于近年来其本币相对于美元总体存在升值趋势，出于对美元信用的担心，他们也会将部分所持美元兑换为本币或其他强势货币。总之，相对于第二集团，第一集团的行为对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几乎相反——对美国实施过于宽松货币政策具有约束作用。
3.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不对称。在核心国，强势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美元的特殊地位以及相对优化的经济结构，使其调节机制具有不同于体系内任何国家的特征：一般情况下，并不追求国际收支的平衡和盈余，因而也不以汇率调整来刺激出口，而是任其自动调节。当经常帐户逆差过大，就业形势严峻并危及到美元的信用时，其调节手段也不像其他国家那样以采取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为主，而是依仗其霸权地位，在频繁实施贸易制裁的同时，以政治手段迫使第二集团国家货币升值或对美扩大进口。相对于核心国，国（尤其是第二集团国家）更追求经常帐户的平衡和盈余，而且为此支付的成本也更高。在第二集团，当一国采取钉住美元的制度时，调节“平衡”的义务全靠自己承担。为了增加就业、维持出口引致的经济增长，其既要以更优越的待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也要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促进出口。其结果是实际稀缺资源的外流和低收益且信用存在不确定性的美元储备的大量积累。
而在第一集团内，虽然以浮动汇率制为基础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与核心国相似，但仍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与美元相比，各国货币处于明显劣势，即没有像美元那样有坚实而稳定的需求作支撑。因此它难以依赖像核心国那样的低利率政策和宽松的财政预算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相对的高利率以及私人部门普遍存在的对美元信用的不信任使其货币对美元呈系统性的升值趋势。相对坚挺的本币虽有利于第一集团国家私人经济的经济部门对核心国的投资，但他们又担心国际投资头寸在核心国的过分暴露，而且可能增加改善对核心国贸易的难度。其结果是时常爆发与核心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为了应对和弥补与核心国在调节机制上的不对称性，摆脱对核心国的过分依赖，第一集团国家之间加强了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以扩大“内需”，其典型代表是欧元区。欧元区的建立增强了区内国家管理内外平衡的能力，但在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及强制性财政政策的硬约束也同时使其整体经济增长难以协调运行。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趋势
（一）现行体系所经历的变化
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虽然美国仍是现行体系下的惟一核心国，且美元仍处于绝对支配地位，但在过去的30年里，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却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如上文所述，在布雷顿森林时期，对于货币体系和货币制度的管理，国一般情况下具有单个国家动机特征；而在现行体系下则具有集体动机的特征。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国的个数更多，且性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洲国家更加采取集体行动和跨国管理；相比之下，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因而政策目标优先权也存在差异；另外，亚洲国家区域性合作水平现状甚至不及40年前的欧洲。欧元取代英镑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主要储备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国（美国）承诺维持其币值稳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可自由兑换时期，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因此这种承诺至少在表面上是可信的。而现在，美国政策决策者的意图更加模糊，美元维持其对外币价值的前景更加不明朗。资本控制的消除使得抑止私人金融交易更加困难，从而使得如今第二集团国家的货币当局如今为维持现状而进行的冲销和干预操作范围更广、成本更高，爆发由预期性投机攻击所致的货币危机甚至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更大。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逐步自由化，维持国内高储蓄率和低估本币越来越难以保证额外投资以可贸易品部门为中心。
（二）核心国与国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现行体系的演进趋势
在现行体系下，从汇率制度安排的角度看，第一集团国家较第二集团国家更具有相对独立性。尤其是欧元区，其货币作为事实上的第二主要储备货币，最接近核心国的特征。况且，在金本位时期，英、法、德、美被认为同属于核心国。因此，在现行货币体系下，欧元区是否愿意以及能否进入体系的核心，是决定体系演进的关键因素之一。
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自1998年成立之日起，即决心继承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传统——把物价稳定作为其最终目标。也就是说，从现实情况看，欧洲央行给予国内货币政策轨道以优先权，但其物价稳定的最终目标与汇率政策之间出现冲突的概率相当高。而且，欧元区部长理事会的“汇率导向”与欧洲央行董事会的政策之间也常常不一致。这些冲突以及欧元区与美国商业周期发展的差异等因素将导致市场对欧元信心的波动。欧元汇率的波动将阻止或延缓欧元区进入核心国的步伐，但欧元的相对坚挺以及市场对美元信心的下降等诸因素势必使第二集团愿意持有更多的欧元储备。
在第二集团这种储备资产多元化的初期，由于美元的绝对核心地位仍难以动摇，因此这种多元化必将表现为储备资产的净增长，其结果是加大第二集团整体的通货膨胀压力。而舒缓通胀压力的途径包括：放弃钉住美元制；向美元储备索要更高的利率；减少美元储备的比重。
在美元储备资产增加、对美贸易顺差扩大的情况下，放弃钉住美元的结果是第二集团国家本币总体对美元升值，进而导致对美顺差收缩。考虑到欧元在国际货币中相对坚挺的表现以及第二集团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政策，势必会扩大对欧元区的出口，并以此作为进一步积累欧元储备的重要手段。此时，若欧元区仍坚持刚性的财政预算约束及稳定的物价目标而不愿向第二集团提供更多的欧元流动性，则第二集团势必会扩大对欧元区的进口，否则欧元储备将支付更高的成本。这样，第二集团与欧元区将达到更大规模的互惠贸易水平。从较长期来看，当第二集团与欧元区贸易依存度达到的相当水平后，对美元储备的需求将下降，从而形成对美国扩张货币政策的约束性。若第二集团的货币政策存在区域性的协同性，则有可能形成美元、欧元及第二集团货币之间“三足鼎立”的相对稳定态势。其性质是相互制约的货币体系。
若欧元区有意加快进入核心国的步伐，将会向第二集团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并支付高于美元的利率。这将加速第二集团降低美元储备的比重。但与此同时，欧洲央行也必须增加美元储备以干预美元与欧元的双边汇率，使其更为稳定。当然，当美元需求下降后，美元也会寻求更稳定的汇率以扩大自己的出口并吸引资本的流入。因此，美欧之间为了降低汇率波动的成本，势必强化诸如《广场协议》（1985年9月）和《卢浮宫协议》（1987年2月）式的旨在稳定汇率的合作。另一方面，美欧之间这种竞争性货币合作关系若能持续，也将降低第二集团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成本，从而最终走向钉住以美元、欧元为关键货币的货币篮子制度，形成美欧为核心、第二集团为的汇率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总之，核心国、第一集团、第二集团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现行体系的演进趋势。但欧元区以及中国和东亚区其它国家的政策选择是关键因素。
人民币汇率和汇率制度的变革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趋势对人民币汇率和汇率制度的走势和变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本文的分析表明，不论欧元区选择维持现有的政策目标不变还是有意向货币体系的核心靠拢，国际货币体系都将会向着保持美国、第一集团、第二集团之间双边和多边汇率相对稳定的方向发展。如果第二集团各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朝着更加协调一致、汇率更加稳定的方向发展，则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这种演进趋势。但是，考虑到未来第二集团各国的货币对美元或欧元仅是相对稳定而非绝对固定的关系，因此亚洲货币合作的目标应该是亚洲其他国家货币钉住亚洲关键货币（如，人民币或日元），而亚洲关键货币应采取钉住主要以美元和欧元为篮子货币的货币篮子，以便使其对美元和欧元汇率均具有相对的弹性。换言之，亚洲的关键货币不宜只对美元和欧元中的其一浮动而对另一货币固定，因为这不利于促进未来更为稳定和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
假定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现行的经济增长趋势，人民币至少会成为亚洲关键货币之一。从眼前看，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人民币的市场信用尚不具备对美元大幅浮动的实力。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安排应能够应变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基本原则应是能应变美元和欧元相对地位的调整及中国与第一集团国家经济往来规模的变化。也就是说，以维持对美元相对固定的汇率为基础，同时适当增加市场调节的作用以逐渐应变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
具体地说，在中短期内，当人民币与核心国货币汇率水平偏离均衡水平太多，即由此引起的外汇储备变动或贸易摩擦等成本过高时，可以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做出一次或若干次“跳跃性”的调整，以减低成本。这里所谓的“跳跃性”是指调整幅度可以稍大一些；至于调整的次数和时机则以尽量减小市场投机预期和投机攻击为原则。
在调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应保持人民币对核心国货币的相对稳定，这是以当前核心国货币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现实为前提的；在此前提下，对核心国货币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对外贸易和经济交往，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和价值稳定，也有利于防范货币危机。
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为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朝着更加稳定和均衡的方向演进，在增强亚洲货币合作中人民币地位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应逐渐朝着对美元和欧元保持相对弹性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央行欲逐渐适当放宽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承诺是正确的。但不是短期的，也不是简单地钉住篮子货币，而是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相协调，逐渐微调篮子中美元、欧元以及其它一些相关国际货币的权重。
综上所述，可得如下基本结论：首先，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较长期选择，但人民币相对美元的浮动区间并非恒定，而是在逐渐扩大的前提下呈现波动性；其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可能会体现出一定的“跳跃性”，即在总体上呈现波动区间相对狭窄的同时，偶尔会在一定的时段内表现出较大的波幅。
参考文献：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较早言论，一是2001年8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上的文章《中国的廉价货币》；二是在2001年9月6日《日本经济新闻》上的文章《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中国的升级》。其后，2002年10月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在《中国因素》一文中提出“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的观点，认为亚洲生产商在当今生产全球化的环境下，已经能够影响世界商品的价格水平，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低价输出商品，对世界通货紧缩的影响越来越大，是造成全球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接着不少亚洲国家尤其是日本政府官员开始在不同场合纷纷鼓噪，力促人民币升值。2002年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HaruhikoKuroda)及其副手河合正弘（MasahiroKawai）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全球性通货再膨胀正当其时》；2003年2月22日，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MasajuroShiokawa)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通过提案，要求逼迫人民币升值。2003年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输出了通货紧缩”。同时，在欧美，健全美元联盟（CoalitionforaSoundDollar）、经济学家毕格斯（BartonBiggs）、伯格斯坦(FredBergsten)、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芬里顿(EamonnFingleton)等以及美国财长斯诺、欧洲央行总裁德伊森贝赫和欧洲委员会主席普罗迪等均认为人民币存在着严重低估，而且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另外国际清算银行（BIS）在2003年年度报告中，批评了亚洲国家不惜余力地阻止货币升值获取外贸顺差的行为。
主张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根本原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世界经济萎靡不振的强烈反差。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持续低迷，给日本国内的就业和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随着进入21世纪美国新经济的破灭，美国经济进出了衰退期，世界经济走向了萧条，全球笼罩在通货紧缩。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好象黑夜中的一颗明珠，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认为是中国向世界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是造成世界性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第二、持续的双顺差和巨额的外汇储备是人民币升值的直接理由。他们认为中国通过严重低估人民币币值，一方面提高出口竞争力，向世界大量输出廉价商品，获取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凭借廉价劳动力吸引大量外资，拉动国内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巨额双顺差，是造成美国失业增加的原因。第三，他们还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有好处。人民币升值可以减轻中国外债压力，可以提高人民收入，用来购买更多的进口产品，可以增加中国货币的吸引力，为国内经济向制造高质量产品转轨提供条件，以进一步加大中国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同时，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人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减少投机资本的流入。
二、人民币稳定论
针对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我国政府和国家高级领导多次在不同场合声明，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安排是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监管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选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我国将继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也将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野村证券、蒙代尔(RobertMundell)、麦金农(RonaldMckinnon)、谢国忠等国际机构和学者以及国内学者李扬、光、华民、干杏娣等都认为必须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人民币升值百害而无一利。
他们反对人民币升值，主张人民币币值稳定，主要有以下理由。一是人民币升值信号“失真”，人民币汇率走势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存在被严重低估的问题。他们认为在双顺差的构成中，主要是资本、金融项目下的顺差，对外贸易顺差占的比重不大，并且外贸出口增加往往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增加拉动。二是人民币升值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他们认为人，首先民币升值会造成出口顺差减少，甚至会出现逆差，同时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不利于吸引外资。经济增长速度将由此而下降，并对就业产生巨大的压力；其次人民币一旦升值就会形成升值预期，升值预期将导致大量投机性资本流入，会对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加大了中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最后人民币升值对国内外消费需求和国内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将导致通货紧缩恶化，甚至会步日本后尘，陷入长期通货紧缩的困境等。三是中国汇率政策不是全球通货紧缩的根源，不能夸大中国通货紧缩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人民币升值不是解决全球性通货紧缩的灵丹妙药。另外有的学者（如徐明棋）还认为主张人民币升值，是西方国家想搞跨中国经济的阴谋诡计。
三、人民币温和升值论
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论（人民币温和升值论）的国际机构和学者都认为人民币币值存在低估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中国金融体系的尚不健全，监管能力不高，同时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或自由浮动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们认为应当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短期内温和升值，并放宽浮动范围。近来，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MorrisGoldstein，NicholasLardy、张志超、刘遵义、胡六祖、余永定、杨帆、张纪康、许少强等专家学者。
主张人民币温和升值的理由主要有。一是人民币温和升值对出口和引进外资影响不大。余永定（2003）认为中国对外贸易以出口加工工业为主导，一般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相当低，在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大的情况下，出口加工企业的赢利性和中国贸易状况不会受到很大影响。胡六祖（2003）也认为，人民币汇率出口弹性非常小，汇率温和调整不会带来出口很大变化。强永昌和尹翔硕（2003）通过实证分析也认为人民币温和升值不会对出口造成影响。张纪康（2003）认为对华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是追逐市场效应和资源要素效应，人民币温和升值不会对吸引外资造成很大影响，他认为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正逢其时。二是温和升值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许少强（2003）认为可以通过人民币温和升值，让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逐步释放，以免长期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积聚，集中释放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余永定（2003）认为：“认为同坚称人民币不升值相比，人民币小幅升值将大大强化升值预期，从而导致短期投机资本进一步大量流入，以及我们对这种流入无能为力的观点是缺乏理论和实际依据的。反之，人民币小幅升值，逐步释放升值压力则应该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三是人民币温和升值不会使通货紧缩加剧。王任言（2003）通过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物价影响的实证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与通货紧缩没有必然联系。四是人民币温和升值，可以促使企业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有利于经济长期持续发展。
四、对人民币汇率争论的几点思考
汇率政策只不过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资本流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汇率的波动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在一个市场机制完善的国家，人们往往不会太关注日常汇率的波动（除非是剧烈的震荡，对金融体系造成严重的冲击）。当前我国人民币汇率能够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一）、在经济全球一体化不断深化的情况下，一国在经济发展中该如何实现内外均衡？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不断深化，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的整体。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世界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同样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当今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外部不平衡是经常出现的，从全球来看，各国的顺差值之和只能为零，一国的顺差必然意味着另一国的逆差，不可能所有国家同时保持顺差。我国长期持续的双顺差，导致巨额外汇储备，已经处在严重的外部不平衡状态。汇率作为一种调节外部不平衡有效的政策工具，对汇率进行调整理所当然的事情。汇率调整，短期对我国经济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参与世界经济发展，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福利的时候，也应当对世界经济均衡发展承担应尽的责任。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国必须成为世界经济调整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如果中国对国际货币政策的辨论采取冷淡态度，或全然漠视外界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将有可能导致贸易伙伴国不满，为潜在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提供借口。面对巨额顺差给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动用外汇储备，增加中国战略物质（如石油）的储备，以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这些措施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针对外部不平衡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最有效的汇率调整的办法呢？那我们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该如何实现内外均衡呢？笔者认为在开放的社会，我们必须要有开放的思想。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涉及到多国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更加广泛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邀请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共同研讨人民币升值问题，力争求得一个均衡解，达到多方共赢的结果。
（二）、如何退出盯住汇率制度，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盯住美元汇率政策是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迫不得已的选择，这种制度的弊端已经显现，实现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是一种必然。我们应当考虑在适当的时机采取适当的方式对汇率制度进行调整，采取更加具有灵活性的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退出策略，文献资料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本文在此不再累述。笔者认为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目标区汇率制度是过渡时期可行的策略。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关键在于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建设和深化。在资本项目逐步开放的条件下，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放宽发行外币债券限制，丰富债券品种，完善债券的期限结构，不断增加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同时，大力发展外汇市场，废除限制市场主体参与外汇交易的规定，扩大外汇市场的参与主体，适时推出外汇期货交易、外汇远期交易、外汇期权交易等交易品种，不断完善外汇市场的功能。这样就会建成一个功能完全，且具有一定深度和较高流动性的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一方面有助于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操作，提高干预的效果；另一方面外汇市场可以充分地反映外汇的供需状况，市场参与者对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期，形成较接近实际均衡汇率的汇率水平。
（三）、汇率水平该如何确定？人民币汇率低估了吗？我们知道汇率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货币比价。要确定一个国家的均衡汇率水平，不仅要弄清楚决定均衡汇率的因素是什么，还要运用有效的测算方法来计算出均衡汇率。决定一国汇率水平的因素是复杂的，从长期来看，决定一个国家均衡汇率水平的根本因素是该国经济体制优化、生产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从中短期来看，该国实施的财政金融政策、国际收支、外汇储备、国内外利差、资产价格、投机资本流动以及公众预期、甚至政治上的博弈都会对汇率水平产生影响。我国自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外汇储备巨增，并且这种形势将会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持续，人民币均衡汇率长期升值是不可避免的。人民币币值低估，名义汇率偏离实际均衡汇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内外专家学者看法比较一致。但争论较多的是人民币币值低估的幅度到底是多少？人们用不同的方法测算的结果也大相径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张斌（2003）运用单方程协整均衡汇率模型对我国均衡汇率进行了测算，认为1994—2001年均衡汇率累计升值了20.6%，平均每年升值2.6%。
（四）、我国以促进出口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应当转变？在过去20多年中，以出口导向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对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增加就业功不可没，但也给今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目前对外开放度为20%以上，外贸依存度达到50%以上，经济增长和就业已经越来越依赖出口。我们知道贸易的目的是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获得贸易顺差不应该是一个国家从事国际贸易的目的。通过低估人民币币值增加贸易顺差，但我国的贸易条件却恶化了。据经贸部的一份研究报告，1993—2000年中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了13%。贸易条件越恶化，中国就必须出口越多的产品。而升值恐惧症，正是我国目前这种尴尬处境的反映。同时，人民币币值低估还会扭曲资源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配置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不利于企业长期保持竞争力，对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不利。因此，通过低估人民币促进出口，不仅会减少社会福利，而且还会扭曲资源配置和抑制技术创新，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做法。同时，我国每年吸引大量的直接投资，这样双顺差使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到2003年9月已达3839亿美元，外汇储备的风险也不断增加。我们知道吸引直接投资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弥补国内储蓄（资金）的不足；二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对于我国来说，不存在国内储蓄不足的问题，我国居民存款已逾10万亿人民币。巨额储蓄无法转变成投资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存在着严重的金融压抑，金融无效率。我们可以通过金融深化，提高金融效率来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各地竟相吸引外资，把吸引外资的多少作为政绩，是极不正常的。有的为外资提供超国民待遇的优厚条件，与国内企业不平等竞争，已引起了不良的社会反响。尤其是国外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向我国转移，严重污染了我国生态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尽贡献为负。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吸引的直接投资存量约4000亿美元左右，按照10%的汇报率算，每年将有400亿美元的利润汇出。现在他们大多数都以再投资的形式留在国内，一旦他们将利润汇出，将对我国的金融造成巨大冲击，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因此，我们必须转变发展观念，逐步放弃以出口导向和直接投资驱动的发展战略，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尽早实现向平衡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过渡。
（五）、增强国民防范汇率风险意识！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时又恰恰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大小，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人们防范汇率风险意识。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在加入WTO前，全国人民都在喊“狼来了！”，但加入WTO一年多来，实际上“狼”并没有来。因为我们做好了对付“狼”的准备。而今年春天，当人们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之中时，SARS这只“猛虎”却搅乱中国，乃至世界的秩序，给人们身心造成严重伤害，给社会带来巨大的震荡，对经济发展形成巨大冲击。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为什么？因为SARS来得出其不意！同样，笔者认为只要我们提高防范汇率风险意识，做好防范汇率风险的准备，提高防范汇率风险能力，就可以大大减小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冲击。令人遗憾的是，据笔者调查了解，人们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非常薄弱！当问及人民币升值对该企业又什么影响时，一些企业领导竟说人民币不会升值，从未考虑过汇率波动的风险。这是非常危险的！我想这与我们舆论导向和强制结售汇制有关。我们舆论一直宣传人民币币值保持稳定，同时，在现行的强制结售汇制下，企业不拥有外汇，企业所得外汇直接按照固定得比例兑换给国家，自己从未经历过汇率波动得风险。那么人民币汇率真的一直不变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从人民币汇率的历史来看，汇率几次变动也是巨大的。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严格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也允许有±1%的浮动。其实人民币现在只是对美元保持汇率不变，但对欧元、日元等其他货币每天不都在变动吗？即使人民币目前不升值，但是随着我国资本项目对外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和浮动是一种必然，汇率风险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因此，笔者再次呼吁：加强防范汇率风险意识和防范汇率风险技术教育，已是刻不容缓！首先，在舆论导向上，要宣传防范汇率风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次，要建立健全外汇交易市场，为人们提供规避汇率风险的场所和工具。最后，企业管理者应当增强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学会运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的技术。如果大家能够作到有备无患，即使人民币有限升值，也不会对我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
人民币汇率再一次考验中华民族的智慧！我坚信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和高度负责的民族，她一定会为人民币汇率求出一个最优均衡解，实现多方共赢，不断推动世界经济均衡向前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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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汇率；贸易收支；实证分析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同时，伴随着高速的经济增长、高涨的投资率、快速的技术进步，汇率作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变量，逐渐确立了在经济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也伴随着汇率制度的一系列改革，汇率的调整就和贸易收支联系起来了。首先是1981年，也就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之时，汇率的调整就和进出口联系起来了。接着就是1994年1月1日，人民币汇率实现了官方牌价与外汇调剂价格的统一并轨，从而确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在1996年12月我国外汇体制更是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2005年7月21日更是实施了人民币汇率的重大改革：即时起人民币对汇率升值到8.11元水平；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水平进行调整。这样，人民币汇率和贸易收支的联系变得就更加紧密了。
本文在构建新的实际有效汇率后，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汇率变动对中国外贸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定量分析方法采取的是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ADF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和最小二乘法。本文首先介绍国内外汇率变动对对外贸易影响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为本文的核心内容，首先计算出了1986-2002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然后展开实证分析。本文最后得出结论。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的研究始终是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特定的经济环境为前提来进行。各项研究对于其限定时期内的汇率变动与对外贸易的相关关系做出了较为详尽准确的描述，并得出不同的结论，各自产生不同结论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方法和数据选取上的差异，例如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其他决定因素的改变，都会使得前期的研究成功在解释当前问题时受到局限。
对于该问题的分析，最为著名的就是国际收支的“弹性分析法”。这类分析的重点在于国际贸易在多大程度上对相对价格变化做出反应，更具体地说，就是贬值能否改善国际贸易收支。根据马歇尔—勒纳条件，当进口价格弹性和出口价格弹性之和大于1时，本币贬值有利于改善贸易收支。在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基础上，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得出的主张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马歇尔—勒纳条件通常不成立，另一派认为马歇尔—勒纳条件可以成立。学者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以多恩布什(Dornbush,1976),Bahmani-Oskooee(1985,1989),JaimeMarquez(1990),MohsenBahmani-Oskooe和TaggertJ.Brooks(1999)等学者为代表“弹性悲观派(elasticitypessimists)”。经济学家认为对外贸易的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之和趋向于小于1,即本国货币贬值不利于贸易收支的改善。“弹性乐观派”(elasticityoptimists)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对外贸易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趋向于大于1。主要由Gylfason,Thorvalur和OleRisager(1984),Marquez(1990),MohsenBahmaniOskooe(1998)等学者,通过建立包括行为方程和结构方程在内的宏观经济模型,运用协整分析方法等实证分析方法,证明了贬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贸易收支。
近年来，国内有关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第一种看法认为我国的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严重不足。这一位着汇率贬值非但不能改善贸易收支，反而会导致进出口状况的恶化，因而汇率贬值政策将带来负效果。如厉以宁教授（1991）对我国1970年-1983年的数据分析后认为，我国的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分别只有0.6871和0.0506。谢建国、陈漓高（2002）采用1978年-2000年的数据，利用双边分析法（美国、日本、欧盟）通过实证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中国贸易收支的改善并没有明显影响，中国贸易收支的进出口弹性仅为0.089，中国贸易收支短期主要取决于国内需求状况，而长期取决于国内供给状况。
第二种看法是我国的进出口弹性出于临界值，因而汇率变化对我国的贸易收支影响不是很明显。如陈彪如教授（1992）运用外经贸部统计的1980-1989年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量指数进行回归后得到以下结果：我国的进口需求价格为0.3007，出口需求价格弹性为0.7241.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之和为1.0248，说明人民币贬值或升值对改善贸易收支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经济总体增长能够使贸易收支改善。据高盛公司做出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出口的汇率弹性系数约为0.2，如果以贸易额加权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下降1%的话；中国的出口额可望增长0.2%，因此实际上，汇率的浮动对目前中国外贸出口增长带来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找论文，上论文114。
第三种看法就是汇率贬值能够改善贸易收支。戴祖祥（1997）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两个时间段。第一个研究的时间段为1981年-1995年，该阶段出口价格弹性为-1.0331，加上根据IMF（1994）的统计分析得出的我国的进口需求弹性为-0.3，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为-1.3331，说明我国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第二个研究的时间段为1985年-1995年，该阶段出口价格弹性为-1.1234，同样加上IMF(1994)的统计分析得出的我国的进口需求弹性-0.3，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为-1.4331，认为汇率贬值有利于贸易收支改善。谢智勇、徐璋等8人（1999年研究得出结论：通过实际汇率所测定的我国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之和为9.2523，远大于马歇尔—勒纳条件中的临界值1，说明我国的进出口商品完全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有影响。朱真丽、宁妮（2002）对我国贸易1981年-2000年的多边和双边价格弹性进行了分析，研究对象为美、日、香港，进出口价格弹性之和为-2.71，货币贬值能够改善贸易收支。以上研究得出的结论之所以不很一致，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基于不同的研究时间、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果。从时间上看，他们分别研究了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比较结论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外贸易价格弹性逐步增大，这与经济不断发展、对外开放力度加强的基本宏观经济情况是相适应的。
三、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选用贸易份额权重，计算1986至2002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1、计算方法：
[关键词]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升值
2005年7月21日19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标志是从单一汇率制度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人民币对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
一、汇率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汇率，汇率又称汇价，是一个国家的货币折算成另一个国家货币的比率。即在两国货币之间，用一国货币所表示的另一国货币的比率。作为开放经济中影响广泛的宏观经济信号汇率，其变动将对国家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因而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以及金融市场共同关注的焦点。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到今，我国的汇率制度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1949年－1952年建国初期的汇率制度。其特点是实行外汇集中管理制度，通过扶植出口、沟通侨汇、以收定支等方式积聚外汇，支持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
2．1953－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外汇管理体制。其特点是对外贸易由国营对外贸易公司专管，外汇业务由中国银行统一经营，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计划控制的外汇管理体制。
3．1979年－1993年经济转型时期外汇管理体制。其主要特点是由买卖双方根据外汇供求状况议定，中国人民银行适度进行市场干预。
4．1994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外汇管理体制。其特点是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虽然名义上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但其实质上却近似固定汇率制度。由于汇率形成机制、金融体制改革与市场等方面存在的种种不足，目前的汇率水映的是一种扭曲的外汇供求关系，外汇资源得不到有效合理的配置，无法形成均衡、合理的汇率水平。
从一般经济理论来理解，衡量货币汇率是否合理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国内是否存在通货膨胀；二是外汇储备。我国当前没有发生通胀，货币政策上不存在汇率升值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在近几年来，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持续扩大，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至2005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创记录的7l1O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011亿美元，且仍有增长的可能，预测到2005年末国家外汇储备将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储备国，这势必将被推到国际经济金融错综复杂矛盾的第一线，各种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加剧。持续增高的外汇储备，给当前金融调控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外汇巨额占款压力越来越大。这是客观事实。不得不慎重思考与研究。货币理论认为，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这是因为：(1)外汇储备增加，要相应扩大货币供给量。如果外汇储备量过大，则会增加对货币流通和市场的压力。(2)外汇储备表现为持有一种以外币表示的金融债权，相应资金存在国外，并未投入国内生产使用。外汇储备过大，等于相应的资金“溢出”，对于资金短缺的我国来说是不利的。（3）外汇储备还可能由于外币汇率贬低而在一夜之间蒙受巨大损失。
正是鉴于上述内在因素，中国提出了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这对于缓解对外贸易不平衡、扩大内需以及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内容是，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参考一篮子表明外币之间的汇率变化会影响人民币汇率。但参考一篮子不等于盯住一篮子货币。它还需要将市场供求关系作为另一重要依据，据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与人民币升值
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此次人民币汇率改革体现为人民币汇率被主动重估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即人民币体现为升值2％。这一调整幅度主要是根据我国贸易顺差程度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来确定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国内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在总体上，确保了人民币汇率不会因改革而出现大幅波动，否则，对我国经济金融稳定会造成较大的冲击，不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
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今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化，将取决于实体经济的变化，取决于国内外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不是理论模型的高估或低估。这也预示着今后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可能会有向上或向下的浮动，并非人民币仅是升值。
目前阶段，新的汇率机制必然导致人民币一定程度的升值，其主要原因在于高贸易顺差以及外资对国内投资的增加带来的大量资金涌入。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挂钩，使得人民币相对于世界主要货币实际上也间接地贬值，虽然这样增强了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但也加剧了与主要贸易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引发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但是，目前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宜过大，其主要原因在于：（1）国有银行体制改革尚未全部完成。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境外上市工作正在进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制改革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如果这时允许人民币升值过大，将对银行境外上市产生不利影响，且上述银行均持有较大规模美元资产净头寸，如果人民币升值将使银行现较大的汇兑亏损，影响银行的利润和所有者权益。（2）引发“热钱”大规模进出会影响我国金融的稳定。2002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投机活动一直非常活跃。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境外投机性资金大规模注入和集中流出一国，会对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大冲击。（3）不利于我国引进境外直接投资，加大国内就业压力。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对即将前来我同投资的外商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这会使他们投资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企业和境外投资的影响降低了经济增长率，最终体现在同内就业问题上，加大国内就业的压力。（4）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缩水的威胁。目前我同外汇储备已高达7000多亿美元，且60％以美元资产形式存在。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我国外汇储备会大幅度缩水，这也要求有一定时间采用一篮子货币储备形式。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一些专家认为，本次人民币小幅升值，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总体上利大于弊。
1、人民币升值的积极影响
（1）人民币小幅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会平衡国内物价，方便百姓生活，购买进口商品可能也会便宜。尤其是对出国旅游人员，购买起物品来可能显得更为低廉，更加方便，显现出其国际购买力，也有利于人才出国学习和培训。
(2)人民币小幅升值，可以减少外汇占款，外债还本付息压力减轻，有利于偿还外债。同时，随着我国GDP国际地位提高，国内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增强；资产出卖更合算，人民币可以直接交易面扩大，包括用人民币购买境外股票，变相的举债功能等，这相当于人民币将成为国际上不付利息的债券，增强了本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
（3）人民币小幅升值，有利于进口贸易，尤其对原材料进口依赖型厂商成本下降，对工业化所需的石油、矿石、钢材等关键性原材料进口起到平衡作用．减轻价格压力。这也是应对资源涨价的重要手段。
(4)人民币小幅升值，能有效解决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压力。近几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一直处于顺差状态。长期的贸易顺差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改变中国对外经济、对外均衡的问题。所以，人民币小幅升值，不仅可以改变对外均衡的问题，而且还能降低贸易纠纷、高额成本、征税等方面的成本，更加注重国外对我国产品附加值的提高，改变以低廉价格水平参与竞争的局面，不独立地脱离世界，而是更好地融入全球一体化。
2．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
(1)人民币小幅升值，会抑制出口，增加进口。因为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出口企业成本相应提高，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从而降低国内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这对我国的外贸出口将造成伤害。由于人民币的升值直接抑制或打击出口．则会导致不可贸易品(诸如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从而减弱国内需求，进而对就业市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升值，也会导致进口增加．从而可能出现贸易逆差，影响国内企业竞争力。
(2)人民币小幅升值，不利于引进外资，并加速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加速资本外流。
(3)人民币小幅升值，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每一个国家的外汇汇率在通常情况下是基本稳定的，但一旦遇到升值压力，就迫使央行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进外汇，从而使以外汇占款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增加，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另外，人民币的升值，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尤其是对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人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容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会给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这对于依赖外国资本而繁荣的中国来说，其可能造成的打击不该忽视。
(4)人民币小幅升值，对股市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外汇汇率的变动与股票价格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如果一国的货币是实行升值的基本方针．股价便会上涨，一旦其货币贬值，股价随之下跌。所以，汇率的变动会给股市带来影响。
综上所述，在未来的几年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人民币继续升值是一个必然趋势。此次2％的升值幅度更多的是一个信号和姿态，是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开始。中国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并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调节人民币的供求，释放升值压力，同时要加快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并且制定和实施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1．罗永昌.浅论人民币升值问题.资料通讯，2005，（10）：25
2．陈钥，任超.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及影响分析.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1（5）：77－79
3．陈宁，李旭辉，孙兴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特色、利弊、前景．财政监督，2005，9：39－41
购买力平价理论由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GustavCassel)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式提出，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广泛关注，很多学者参与到这一理论的研究和讨论上来。
(一)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提出背景
从1916年到1936年的20年中，卡塞尔至少发表了25种英文著作来阐释购买力平价理论(Officer，1982，p86)，他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卡塞尔提出购买力平价理论，主要是试图为一战后各国重新确定汇率水平提供一个方法和理论根据。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很多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度，大量发行银行券，使货币的购买力以不同程度大大下降，所以战后不能直接按照战前的金平价制定汇率。如果要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度和铸币平价，就必须收缩货币，降低物价水平，但这会造成经济衰退和失业上升，使已经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雪上加霜。卡塞尔认为无需用沉重的代价回到过去的金平价上面，他提出了在纸币制度下两个独立的货币之间的汇率决定原则，即购买力平价理论。(Cassel，1922[1923]，pp.137-138)
(二)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内容
卡塞尔认为应该根据两国货币的相对购买力来确定它们之间的汇率，他的逻辑是：对一个国家的货币的需求，其实是对这种货币的购买力的需求，所以货币的汇价应该由它们的相对购买力来决定。但卡塞尔随即指出这只是汇率决定的一个基本原则，实际上购买力平价无法计算出来。因为在本国持有外国货币不等于就直接拥有它在外国所代表的购买力，交通运输成本、关税、配额以及非关税壁垒等条件的限制，会使本国拥有的外币的价值受到影响，汇率也就不完全是不同货币的相对购买力的可靠反映。
因此卡塞尔提出了一个计算均衡汇率的可行的方法。这个方法是，首先选择一个基期，保证基期的汇率是均衡汇率。卡塞尔对“均衡汇率”的定义是能够使贸易收支平衡的汇率，就一战后来说，他把1914年战争爆发前的金平价看作是均衡汇率。当期的汇率可以通过基期的汇率乘以两国的通货膨胀率的比值得到，卡塞尔把通过这个方法计算出来的汇率叫做购买力平价，他认为可以根据这个平价来决定一战后各国之间的汇率水平。(Cassel，1922[1923]，pp.140-141)
(三)购买力平价的运用
当战争等扰动因素使正常的汇率中断，或者某个国家的汇率被认为高估或低估的时候，购买力平价通常被用来作为均衡汇率指标。一战后和二战后，购买力平价理论在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和制定各国的汇率时都被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讨论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时，理论界也曾提出按照购买力来制定人民币汇率。
此外，股票经纪人、公司理财者也把购买力平价作为判断各种货币预期相对强弱的拇指规则，以用来进行投机或投资决策。在国际收入比较上面，购买力平价被作为换算工具，用来比较各国的主要国民经济指标，这样能够避免按照市场汇率转换而产生的偏差，因为市场汇率一般倾向于低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收入水平。
(四)购买力平价的运用和物价指数的选择
用名义汇率对相对价格进行最小二乘回归的检验结果，通常都拒绝购买力平价理论，除了发生高通货膨胀的国家外。考察实际汇率的“随机游走”假设，结果也没有证据表明汇率在长期收敛于购买力平价(AdlerandLehmann，1983)。而长时段数据的研究基本都支持购买力平价理论(LothianandTaylor，1996)，利用面板数据考察实际汇率，检验结果表明工业国家的数据比较支持长期购买力平价(FrankelandRose，1996)，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则不一致。
2、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提倡者虽然承认市场汇率对购买力平价有偏离，但他们认为这种偏离是暂时的，汇率最终会趋向于购买力平价所决定的均衡汇率。巴拉萨(Balassa，1964)和萨缪尔森(Samuelson，1964)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市场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是系统性的，这一思想被称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一)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历史背景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思想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由哈罗德提出过，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30年后，这一理论引起广泛关注，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极大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国家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的破坏，战后重建需要大量进口，而外汇储备却非常有限，所以出现了所谓的“美元荒”。与西欧相反，美国经济在二战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美国提出帮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刺激了西欧经济的发展，1950年，西欧各国经济已经基本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国际收支开始出现顺差，逐渐积累起美元和黄金储备，并由美元短缺逐渐变成了美元过剩。
与此同时，美国由于大量的对外援助、贷款计划和国外驻军费用支出，基本收支从1949年到1964年一直处于赤字状态，仅在1961年有少量的赢余。一开始美国并没有将国际收支赤字当作一个严重的问题，但随着赤字的不断积累，国外的美元持有量增加，美国的黄金储备开始流失，影响到对美元的信心问题。
美国50年代持续的国际收支赤字，最终引发了1960年美元危机，从而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1962年美国第87届国会的联合经济委员会专门开会讨论美国的国际收支和汇率问题，哈佛大学经济学家Houthakker在此次会议上作证，他认为美元汇率高估是国际收支赤字的根源，因而他建议使名义汇率贬值。Houthakker是以购买力平价作为均衡汇率，来衡量当时的汇率水平的(Houthakker，1962，p.297)。
(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理论内容
Houthakker(1962)的研究方法和结论遭到了巴拉萨和萨缪尔森的反对，他们分别写文章批驳Houthakker(1962)，同时也批驳了整个购买力平价理论，他们认为市场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是系统性的。
1.萨缪尔森的阐述
萨缪尔森(Samuelson，1964)对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批评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批判绝对购买力平价赖以成立的基础——一价定律。萨缪尔森指出由于很多商品不进入国际贸易，所以无法实现套利和一价定律。并且，即使每种商品都符合一价定律，但由于进入各国一般物价水平的商品及权重不同，汇率也不会等于计算出的购买力平价。
(2)批判生活成本指数，萨缪尔森认为生活成本指数依赖的也是商品套利和一价定律。他指出不可贸易品无法实现套利，虽然人口的跨国流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些产品的价格差别，但并不足以保证生活成本平价的完全实现。
(3)批判购买力平价理论所认为的价格与汇率之间的因果关系。萨缪尔森指出不但汇率影响价格，而且价格也会影响汇率，所以他认为购买力平价理论只考虑价格变化对汇率的影响是缺乏说服力的。
(4)批判用出口品相对价格指数计算购买力平价的做法。萨缪尔森指出两国出口商品的种类可能完全不同，用不同商品的相对价格决定汇率是没有意义的。
2.巴拉萨的阐述
萨缪尔森(Samuelson，1964)虽然全面地批判了购买力平价理论及其相关的各种问题，指出不同国家的不可贸易品价格水平存在差别，以及富国的一般物价水平比穷国高，因而富国的汇率相对于购买力平价是高估的——这正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核心思想。但萨缪尔森没有进一步阐述不可贸易品价格差别的原因和机制，而巴拉萨则系统地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下面介绍巴拉萨(Balassa，1964)的工作。
巴拉萨首先也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说，如果按照Houthakker的计算方法，不发达国家的汇率都被低估了，如果按照Houthakker的建议调整美元汇率的话，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汇率也都应该升值。巴拉萨认为这是不可行的。
巴拉萨进一步指出了汇率系统偏离购买力平价的原因。其核心思想如下：
(a)套利使可贸易品部门服从一价定律，即按照市场汇率转换后各国的可贸易品部门价格相等；
(b)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假设下，可贸易品部门工资的国际间差别对应于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而劳动力的内部流动使一国可贸易品部门和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工资相等；
(c)因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间差别比可贸易品部门小，而工资在一国内部又是相等的，所以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国家，其服务业价格越高；
(d)因为服务业部门进入一般物价指数的计算，但却不直接影响汇率，所以劳动生产率较高国家的购买力平价会低于其市场汇率；
(e)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国际间差别越大，工资和不可贸易品部门价格的国际间差别就越大，进而购买力平价与市场汇率的差距也就越大。
上面的分析表明名义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是系统性的，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国家，其一般物价水平也越高。
(三)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经验证据
无论是横截面数据回归还是时间序列数据分析，都表明一个事实：高收入区段存在比较显著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关系，而在低收入区段这一关系不太显著。
3、人民币汇率升值分析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和购买力平价理论在一定条件下是不矛盾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预测，人均收入(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国家，其相对价格水平越高，两个具有相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其价格水平应该相等。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实证研究表明，长时段数据支持购买力平价理论，也就是说名义汇率在长期收敛于购买力平价所决定的均衡汇率。因为在长期，经济一般有收敛的趋势，尤其是发达国家，所以经过较长一段时期，两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或劳动生产率逐渐接近，其价格水平也逐渐接近，汇率趋向于购买力平价。在经济追赶完成的那个时点上，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所预测的均衡实际汇率与购买力平价所预测的汇率是相等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揭示了经济追赶过程中实际汇率的演变形态，而购买力平价理论则揭示了追赶完成后实际汇率的状态。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20多年中经历了长期快速增长，并且仍处于追赶过程中，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所要求的条件相吻合。从这一视角来考察人民币实际汇率，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政策意义。学术界对这一假说的意义也逐渐重视起来，最早直接利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文献出现在2001年，此后有十几篇类似的文献陆续出现(卢锋，2006a)。通过网络检索，最近这类文献还在大量涌现。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认为，一国在长期经济追赶过程中实际汇率会出现升值，这正是我国目前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的理论根据，我国经济持续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是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基本面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继续不断的快速发展，人民币汇率还会继续升值。
至于中国在经济改革的初期，实际汇率演变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预测不符合的情况，则有其它的原因可以解释，并不说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无效。Itoetal.(1997，p.7)从体制转型的角度解释中国实际汇率随经济增长而下降的现象，他指出中国的实际汇率在计划经济时期被高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实际汇率有一个向正常水平的回归。卢锋(2006b)也从体制转型的角度解释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演变情况。
4、结论
经过20多年的快速增长，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将成为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以其简明清晰的理论逻辑和比较强的经验证据，对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与这一标准理论的方法论相一致，应当把劳动生产率的相对追赶作为观察分析人民币矛盾运动的基本视角。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要加强对我国劳动生产率、工资、国际收支等变量的直接度量，减少相关变量度量误差对分析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要结合我国体制转型等特殊影响条件，不断深化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演变规律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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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干杏娣.《经济增长与汇率变动——百年美元汇率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3]卢锋.“人民币实际汇率之谜(1979-2005)——中国经济追赶实践提出的挑战性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文讨论稿》No.C2006003.2006.2.
[4]卢锋.“体制转型与汇率演变——人民币实际汇率长期走势研究之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文讨论稿》No.C2006009.2006，4.
关键词：人民币名义汇率稳定国际收支顺差
问题的提出
1994年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不仅经常项目有大量贸易盈余，而且资本与金融帐户也有大量盈余。更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错误与遗漏帐户也连续三年出现正值，这意味着每年都有大量来历不明的资金悄悄地进入中国。在“三顺差”的共同作用下，为保持人民币名义汇率的相对稳定，我国的国际储备迅速增加，已居于世界第二位，这既对人民币产生巨大的升值压力，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也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形成了较大冲击。从理论上看，名义汇率作为重要的价格信号应该在资源的国内外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内外许多学者从实证上对此做出了正面的论证和解释。但是，为什么人民币名义汇率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而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没有相应保持稳定，却是出现了持续和大幅度的顺差？学者们试图给予解释。刘光溪（2005）认为贸易的“奖出限入”和资金的“宽进严出”是造成持续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原因；张晓朴（2005）认为国际收支失衡是内部经济失衡的具体反映；胡鞍钢（2005）指出中国有必要改变现有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对自己的贸易地位和收益作出一些调整；张睿(2005)也认为，持续的顺差不能仅仅从汇率的角度来解决，要从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体制改革方面下手。他们的讨论多数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的，本文力求分析人民币名义汇率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而我国国际收支却持续出现大幅度顺差的具体原因。
从表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995年—2004年，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一直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上，而除个别年份外，我国的国际收支总体上持续保持了大幅顺差。这说明，人民币名义汇率并不是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主要决定因素，还有更多的其它因素可以解释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原因。
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原因
在人民币名义汇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国际收支持续出现大幅顺差，其主要原因是：
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相对于名义汇率，实际汇率应该更能够反应一国出口商品和劳务的国际竞争力。本文采用人民币实际汇率（人民币/1美元）＝名义汇率×（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公式，以1994年为基期，对1995年至2004年中美两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换算，计算出1994－2004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见表2）。
从表2和表1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以1994年为基期计算得到的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之间有较大的差距，人民币的名义汇率确实被低估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于名义汇率，有利于刺激出口，吸引外资，形成国际收支的顺差。
周边国家货币贬值。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基于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保持了人民币名义汇率的稳定，但周边国家货币都有20％－40％的贬值。这些国家和我国在出口商品结构方面比较接近，而人民币与美元的名义汇率维持稳定，实际上就是周边国家货币相对于人民币进行了大幅度的贬值，其出口商品和劳务在国际市场上比中国的更有竞争力。在1994年至2004年的11年之中，只有1998年的国际收支顺差很小，而在其他年份则有大幅顺差，就是与周边国家货币贬值不无关系的。
实际上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从1994年1月1日到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2000年后，在美国经济走软，并有巨大的财政和贸易赤字情况下，为改善其国际收支，刺激经济发展，美国采取了弱势美元的政策。美元对欧元、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数据显示，在过去三年中，美元对欧元平均下跌了35％，对日元平均下跌24％，而这段时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保持在1:8.27左右，也就是说人民币对欧元、日元实际上也贬值了25％－35％。实际上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提高中国出口商品和劳务的国际竞争力，进而扩大中国对欧盟和日本的贸易顺差。
投资环境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加上我国政府给予外资企业较多的优惠待遇，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例如，从2001年至2004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规模分别是468亿美元、527亿美元、535亿美元、606亿美元，如今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资输入国。事实证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与金融帐户出现的巨大顺差，就是与大量外资进入密切相关的。
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由于有充裕和廉价的劳动力，中国在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中拥有明显优势，而且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方面不是产业替代而是产业互补的关系。因此，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给中国提供了巨大的贸易机会。同时，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也有助于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扩大商品和劳务的出口。
套利套汇动机的驱使。在2004年美联储连续加息之前，除1999年到2000年外，中国人民银行的基准利率一直高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见表3）。为了获得套利套汇收益，大量国际资金进入中国市场。同时近几年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人民币有较大的升值空间，而且美国等发达国家又向中国施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使国际游资涌入中国以博取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收益。据估计，2000年后，每年都有上千亿美元的短期资本进入中国，这些短期资本是国际收支顺差的重要组成部分。
跨国公司海外采购增加。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特别是亚洲的跨国公司，大多在中国建立了生产基地和出口平台。它们在中国大量采购零部件和商品，然后再把这些零部件和商品销往世界各地。据估计，跨国公司的海外采购给中国带来的产品附加值占到中国贸易顺差的60％。
解决国际收支顺差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汇率制度人民币外汇
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自诞生之后，几经变迁，先后经历过频繁调整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1949~1952）、基本保持固定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1953~1972）、盯住一揽子货币（1973~1980）、官方汇率与贸易结算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1985~1993）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4年至今）。从长远看，人民币若要成为一种强势的国际货币，汇率浮动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使“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名副其实。
1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存在的隐患
1.1人民币存在高估现象
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保持在8.3人民币兑1美元左右，本质上依然是固定汇率的稳定，但这是以货币当局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为代价，不仅中长期不能满足人民币汇率灵活变动的要求，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情况导致货币当局汇率政策目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矛盾。
1.2形成机制方面存在不足
1998年以来，由于人民币汇率年波幅不超过1%，而被IMF归入盯住（美元）汇率安排。这不仅与中央银行稳定的汇率政策取向有关，也与现行汇率形成机制有关。目前中国外汇市场的基础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是一个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交易会员制。该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主要是市场结构的封闭性与垄断性。封闭性是指两个管制措施：第一，对大部分国有企业仍实行经常项目强制结汇；第二，能进行外汇交易的银行对超过上限的结售头寸不得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抛出。这种交易体制导致企业持有的外汇集中到外汇指定的银行，而这些银行的交易能力受到限制。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抑制了银行对汇价的意愿，因此，目前市场反映的是中央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的制度安排，是使中央银行长期陷于被动干预地位的重要原因。因为在外汇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不入市干预收购卖超外汇，则由于企业和银行都不能够囤积外汇，靠汇率升值也不一定能够出清市场。
1.3不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
不可否认，中央银行对国内外汇市场的干预是有效的。事实上，我国央行对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加以干预，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控制在极其狭窄的范围，这在我国目前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深化程度不够，不能向企业和银行提供有效的避险工具的条件下，能有效的降低企业与银行的经营风险。
但是在日益开放经济环境下，汇率已不单纯是影响贸易收支的变量，它也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国际收支平衡、国内物价水平和就业的重要变量。另外，汇率的制度安排还涉及到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我国的经济现状与实际经济能力不允许让人民币汇率长期违背市场规则，如不尽快改变目前僵硬的汇率制度，将对国内经济发展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提高国外产品在我国的价格优势，在国际上将大大削弱我国产品的竞争力。如果贸易顺差逆转，国际收支的平衡大量依靠国际资本的流入来弥补，就会加大国际游资对我国汇率实行攻击的可能性，其结果可能是面临国内资本的流出，国际储备的下降和国内经济过热的困境。
1.4制约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根据蒙代尔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均面临“三元悖论”，既在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三个目标只能“三者取其二”的选择局面。回顾1994年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实践，其实就是在稳定的汇率的既定目标下，在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之间做出选择。1997年以前，面对汇率持续升值的压力，中央银行被迫在市场上大量收购外汇，投放基础货币，同时为减轻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央行又被迫采取回收对金融危机再贷款等冲销措施。因此这一时期中国是通过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面对外汇资金流向逆转，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是积极刺激内需、治理通货紧缩，通过改善经济基本面状况间接地促使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这一时期，主要是“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管制”的现行外汇管理体制的发挥“稳定器”的作用。通过加大经常项目真实性审核力度以及遏止违规资本外流，为国家宏观调控争取时间。
1.5增加了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由于中国有人民币汇率过于稳定，因此，当境内外利率出现差异时，并会导致单边套利机会的出现。尽管在中国实行资本项目管制的情况下，这种套利存在一定的成本，但当潜在的收益超过套利成本时，套利还会通过非法逃套等形式进行，并增加了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难度。如1997年以前，在本外币正利差较大，外资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各地纷纷通过引进外商投资固定回报项目的形式，绕开国家外债规模管理，而1998年境内外形式逆转后，但当年全国外汇大检查就查出逃骗汇金额高达112亿美元。
2我国尚缺乏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的条件
（1）汇率自由浮动须以资本流动为前提。目前，我国从长期来看，资本自由流动以成大势所趋，但这毕竟是一个渐进过程，现在既然还没有实现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所以浮动汇率制就难以实现，即使实现了，但由于资本尚处于管制状态，按照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货币政策也无助于促进内部、外部收入同时均衡。因为如果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了货币供给之后，虽然能降低利率促进投资和产量的增加，但由于资本不能自由流出，汇率就不会随利率下降而下降，从而不会增加出口，增加了也会因生产过剩而减下来，回复到原来的水平。
（2）我国经济增长更多的要依靠扩大内需，而不能依靠浮动浮动汇率来调节进出口。因此，目前急于改变汇率制度没有必要，相反还可能因实行浮动汇率制，而承担国际游资（目前已有约200亿美元的游资进入我国寻机作乱）冲击的巨大风险。
（3）目前我国尚处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在贸易领域，投资领域还存在着一些限制，人民币汇率基本上仍处于非市场化状态，因此，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货币市场都远不可能充分反映市场供求的实际情况，市场价格的扭曲，就很容易误导企业行为，难免不使企业对币值产生错误的预期，进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损害了企业的利益，又扰乱了社会的经济秩序。
（4）有可能带来严重金融混乱的结果。在我国目前生产经济体制尚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较低和银行不良资产较多的情况下，由于按照“三元悖论”（见附表），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而又能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势必允许资本自由流动，这不仅有可能遭受游资的巨大冲击，还将为那些贪赃枉法盗窃人民钱财之徒外逃资金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也可能导致某些银行、企业破产，从而造成金融混乱甚至金融崩溃的严重后果。
3完善我国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度，实现经济平衡发展
3.1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利率——汇率的传导机制
僵化的利率体制对汇率政策有效性的发挥极为不利。在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政策组合中，利率市场化是基本前提。如果利率僵化，则外资流入所引起的货币供应量的上升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无法通过利率的变动得以缓解，同样推理，也无法借助利率上升的作用组织资本外逃。通过对我国国际收支流量结构的考察发现，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经常项目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小，资本项目对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大，由此也可以看出汇率政策的有效安排必须得到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配合。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管制利率制度，有市场决定的因素较少。从而造成投资增长、消费增长、进出口增长的利率弹性较小，利率无法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利率——汇率的传导机制受阻。所以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应使利率制度改革与之配合。
3.2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1）放宽外汇市场的进入限制。除了资本项目，外汇买卖随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进程的变化进行调整以外，应尽量放宽经常项目人民币兑换在用途和数量上的限制，外汇市场进入限制的放松是减少外汇黑市交易的最有力手段。取消强制性的结售汇要求，实行意愿结售汇制，以利于发展外汇市场和分散汇率风险，有助于削减涉外企业强制结售汇制度增加的额外经营成本。
（2）增加市场交易主体。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让更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直接参与外汇的买卖，有助于避免大机构集中性的交易垄断市场价格水平，防止汇率的大起大落。
（3）推广大额交易。为增加银行间外汇市场参与主体的种类和活跃市场，可逐步推广银行企业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买卖外汇的大额交易。但在具体操作上要保证银行在企业办理外汇交易时，需严格按照现行外汇管理规定对企业有关交易凭证进行严格审核把关。
（4）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外汇市场的发展和完善需要为企业和银行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目前中国外汇市场交易币种仅有美元、日元和港币，干净单一，与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还相差很远。为更好地发挥外汇市场的服务作用，应逐步建立银行间外汇拆借市场，增加外币与外币之间的交易、外币期货和外币期权等交易方式。
（5）发展商业银行充当做市商的制度。改革目前银行间市场撮合交易的外汇买卖方式，使商业银行从目前的交易中介变为做市商，活跃外汇市场，并使汇率真正反应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强化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
（6）改进中央银行市场的调控方式。主要是要改变中央银行过去过于频繁干预外汇市场的模式，确定中央银行需要盯住的合理的人民币汇率目标波动区域，建立一套标准的干预模式，给市场一个比较明确的干预信号，减少干预成本。
3.3加强汇率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抵制国际资本的冲击
根据蒙代尔的著名的“三元悖论”理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让渡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在经济不断开放的条件下，为了减少货币政策的内生性，必然密切关注和研究主要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化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加强汇率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充分发挥汇率及其政策在平衡收支、地域国际资本流动冲击方面的作用，以适应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3.4人民币汇率应由盯住美元转向参照货币———篮子浮动
当前，欧元诞生后的国际货币市场已呈现美、欧、日三分天下的态势。由于中国与世界上很多国家进行贸易与资本往来，一旦国际贸易形势与世界货币市场发生变化，与美元的单线联系将无法全面反映这些因素的变动。因此，恰当的选择应该是盯住一篮子货币，通过一篮子货币及其权重将中国与外国的经济联系程度进行合理反映。货币篮子的构建主要考虑各种货币在我国对外贸易交往中的比重，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发展，篮子内货币的权重还应结合资本流动因素。基本思路是设计一个多种货币构成的虚拟货币，人民币汇率在进行调控不再盯住美元，而是盯住人民币与该虚拟货币的汇率。在当前情况下，一个较为简单的虚拟货币构造模型，既以中国进出口该国货币所占的比例为该货币篮子中该货币的比重，以这些权数乘以本币对国家货币的汇率后加总得出人民币对该虚拟货币的汇率，作为人民币的均衡汇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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