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大学生，教育
对于什么是幸福的回答，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着工业文明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于幸福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金钱幸福观、享受幸福观等不正确的幸福观。这些不正确的幸福观严重地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幸福观，使得部分大学生形成了拜金主义幸福观、个人主义幸福观等错误的幸福观。
一、当代大学生幸福观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享乐主义幸福观。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这就使得大学生成为全家人溺爱的对象，形成了“衣来伸口，饭来张口”的习惯。有些大学生认为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是很辛苦的，幸福就是物质享受。在大学校园里，他们不再认真学习，而是拿着父母辛苦挣来的钱肆意挥霍，他们只知道贪图享乐而不会去通过劳动创造幸福。
2.拜金主义幸福观。现在的大学校园里越来越流行这样的话语：找工作看“钱途”，“有钱能使鬼推磨”等。在《非诚勿扰》节目中，一位女嘉宾说：“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这对一些女大学生的幸福观产生了不良影响，使她们信奉“工作找的好不如嫁得好”，形成了“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幸福观，她们以消费奢侈品为荣。因此，高校应该纠正这种不良的校园风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幸福观。
3.个人主义幸福观。在那些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大学生看来，个人价值的实现高于一切，只关心自己幸福的实现，对于家庭、集体、社会缺少责任心，认为这些都与自己无关，常常“事不关己高挂起”。例如，在环境保护问题方面，他们常常使用一次性碗筷、塑料袋等商品，从不关心自己的这一行为背后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认为环境保护是他人的事，与自己无关。同样的，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不会伸出援手，而是选择冷漠的离开。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
1.劳动过程：幸福的基本源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主要不是在消费活动中而是在对社会有用的、具有自主性和创造性生产劳动中实现自身愿望和人生价值、寻求满足感并获得幸福。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高兹主张劳动闲暇一元论，实现生态理性对经济理性的超越。那如何实现这一超越？在高兹看来，首先闲暇时间必须压倒劳动时间。闲暇时间是人们生活必需的时间，而不只是补偿。其次，使劳动成为一种自主的劳动。劳动是人们的生活必需而不仅是谋生的手段。人应该在自身的劳动实践活动中追求快乐和满足，注重提高生活质量，坚持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
2.理性消费，注重生活质量的提升是幸福的关键。在出现“异化消费”的现代工业社会，人的消费观扭曲了。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和幸福的程度的标准是看其消费掉多少商品，消费品的数量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幸福的尺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就是要改变这种把消费当作幸福的状态。莱斯认为，人们应该抛弃幸福的量的标准，采用幸福的质的标准。量的标准是以消耗物质商品的数量为满足，通常表现为购买更多的商品，消费更多的能源，支配更多的物质资源等等，这就莱易斯所认为的“重量”的生活。而质的标准就是以高品质、生态、健康的生活为满足，通常表现为消费更少和更耐用、环保的物品，尽量减少物质、资源的耗费，以精神追求为最高价值。②
3.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幸福的基础。在市场经济“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的诱使下，少数人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而不断向自然界索取。如果这一现象不断扩大，人们尽情的享受，不计后果的掠夺自然资源，最终将断绝自己的幸福之路。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一个环境污染严重和生态破坏加剧的社会显然不是一个让人感到幸福的社会。试想一下，我们生活在污染严重、资源匮乏的生态环境中，哪有条件来谈幸福。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有人类的不断进步，才有幸福可言。幸福社会是保护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社会。
三、启示
1.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使学生领悟劳动产生幸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劳动过程是幸福产生的源泉，这一思想对于克服当代大学生的享乐主义幸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在高校的幸福观教育中，不仅要注重理论教育，更应该丰富学生的实践课堂。幸福是一种主观体验，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的幸福才能感知真正的幸福。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去参加一些志愿者的活动，比如去敬老院帮助孤寡老人，去福利院看望孤儿，去特殊学校义教等。让学生们在实践中去感受劳动带来的快乐，领悟劳动创造幸福。
2.引导学生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在现在的大学校园中，一些学生以浪费为荣，以大量消费为体面，形成了攀比的风气。而这种过度的消费需求，使他们不断追求金钱，形成了拜金主义幸福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理性消费，注重生活质量的提升是幸福的关键。所以，教师应该积极引导学生树立理性的消费观，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才是最重要的，提升生活质量才是幸福的出路，而不是消费品的叠加。
3.注重生态教育。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大学生，只关心个人的利益，对于环境问题漠不关心，甚至有的学生还破坏环境，浪费有限的自然资源。所以，高校要重视生态教育。一方面，高校可以开设更多的环保知识、环境伦理方面的课程；另一方面，可以开展专题讲座、环保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生态保护活动，宣传生态理念，培养学生的环境道德素质。通过生态教育，使学生意识作为社会人，个人幸福的实现离不开社会，更离不开自然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幸福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郑湘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与幸福中国建设[J].前沿，2012，（17）.
[4]陈学明.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6）.
注解：
[关键词]消费主义 主观幸福感 自我实现
消费主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开始出现并逐渐盛行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工业革命以来,物质产品实现了极大的富足,人们在扩大的市场面前实现了消费者意义上的平等。尤其是二战以后,随着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整个社会被铺天盖地的关于广告和物质的话题所笼罩,人们消费的欲望也随之膨胀,以致于获取财物和消费成了美国文化普遍接受的标志着成功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手段。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对于消费主义的认可和接受蔓延到了世界各个国家,不仅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幸免。
一、消费主义的界定及其特征
所谓消费主义,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代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也在不发达国家发现的一种文化态度、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在这里,消费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满足实际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不断被大众传媒刺激出的消费欲求。商品的使用价值让位于其符号象征意义,价格昂贵的商品成为了人的地位、品味等的同义词,人们进而认为消费等同于高质量的生活,等同于幸福。
刘晓君对于消费主义的特征总结的比较全面,他认为:
(1)西方消费主义文化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以大规模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特点的一种工业文化,它以鲜明的重视物质消费的物质主义为特征,并通过物质的占有来达到心理的满足。
(2)消费主义的大规模消费需求是被制造出来的,并于无形中将所有人都卷入其中,使人们永无止境的追求高消费。
(3)消费主义是对商品象征意义的消费,并将其看作是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看作是较高生活质量的标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
(4)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的消费主义日益在全球获得其正当性和合法性,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统治方式,体现着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组织。
在这种消费方式中,人们失去了作为消费者的自由性。在大众传播媒介的鼓吹下,人们看似自主的选择已经被预先设定了方向。这种被制造出来的消费需要,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最流行的需要”,它们是“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得东西”,也就是“虚假的需要”。他认为,“这种需要使辛劳、攻击、不幸和不公正长期存在下去”。那么,奢侈的消费究竟等不等于幸福生活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二、消费主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国参加了一次国际调查。数据表明,当时我国国民的幸福指数为64%。到1991年,这一数据上升为73%,这主要得益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多项经济改善措施的实施。而到了1996年,这一数据却下跌为68%。按照消费主义的观点,物质财富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相应的人们对于生活的满意感以及幸福感也应该有所增加。但是大量事实表明经济增长和消费主义与主观幸福感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在工业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随着物质财富急剧增长,跨时间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也没有表现出实质性的变化。diener和biswas-diener总结财富和幸福的研究时认为:(1)富裕国家的人们比贫困国家的人们更幸福;(2)最近的10年里,发达国家的财富增加并未导致幸福感动的增加;(3)同一个国家内,财富差异与幸福仅有微弱的正相关;(4)个人财富的增加不一定导致幸福感的增加;5.迷恋金钱的人并不比那些对财富淡漠的人感到更幸福。
这表明,物质财富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时,由于丰富的消费品极大的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幸福感会相应提升。但是超出某一临界值之后,纵情消费已经无助于人们内在的幸福感受,甚至会带来不良后果。
1.就整个人类群体的角度而言
消费主义有两大表现,分别是浪费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用美国销售分析家维克特•勒博的话来说就是:“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我们需要消费东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这便是消费主义所倡导的过度消费、一次性消费等的生动描摹。
这种消费方式带来的后果不言而喻。生产商为了最大程度的实现自己的利益,加快了商品更新换代的速度,“新包装”、“新配方”层出不穷的吸引消费者的眼光,从而使得消费者大量抛弃仍具有使用价值却已经“过时”的商品,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庞大数量的生产和生活垃圾远远超过生态环境的修复和自净能力,必然导致生态的危机。
不论是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还是注重享受的生活方式,都是十分短视的。自然资源的总量是一定的,其再生能力也有限,经不起人们经年累月的浪费和破坏。人类在肆意消费中体验到的短暂的快感,是以牺牲后代更为长远的幸福为代价,这代价不可谓不大。
2.就个体的角度而言
消费主义是一种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信仰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沉迷于财富的累积和感官的满足。他们认为消费品一定意义上象征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品牌越大、档次越高自我价值感和幸福感也就越大。然而,richins和dawson在关于物质主义者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重视财物获取与消费的物质主义者比非物质主义者对生活更不满意。马斯洛在其需要层次论中指出,人的最高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只有当人们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幸福。发自外在强迫性的而不是内在的需求和目标,只会阻碍人们求知与求美。艾伦•杜宁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经济活动只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活动,它不应被当做具有最高意义的活动,人类的追求应“从物质的一端转向非物质的一端”。
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迈克尔•阿吉尔认为,真正的幸福是被掩盖了的社会关系、工作和闲暇。社会关系主要是指家庭以及团体中个体与他人的关系,然而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人们减少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对社会问题保持更为冷漠的态度,人们彼此的依恋水平有所下降。在一些探索物质主义与幸福感之间潜在中介变量的研究中,christopher等人发现控制社会支持会导致物质主义与积极情感的相关水平降低,这说明缺少社会支持可能是物质主义与低幸福感相联系的原因。工作的全部以及唯一目的成了物质利益这一外在动因,个体很少从工作中感受到自我效能感的提高所带来的愉悦。人们由于受到消费主义的极大驱动,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了财物的获取之中,面对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可供身体与精神放松与休闲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弗洛姆指出,消费的意义在于给人一种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消费是通向目的即幸福的手段,遗憾的是,人们沉溺在消费主义所带来的虚幻的感官愉悦之中,将消费与幸福错误的划上了等号,以为物质性的东西能代替心理上的需要,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现代人精神上的荒芜,人的本质渐渐流失在对物的追逐中。如何才能摆脱消费主义的泥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呢?对于个人来说,boven提出了一种更为健康的分配金钱的策略,即将可随意支配的部分更多运用到生活经历上面,比如旅游等,而不是用于购买物质性商品。他认为这是由于生活经历不像物质财富那样容易受到负面的社会比较。而与他人比较正是产生不幸福的原因之一。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越来越多的学者倡导我们采取文化消费的方式。所谓文化消费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择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精神需要的消费活动。这种非物质追求的消费活动,在人们已经基本不需再为吃穿发愁的当今社会,能够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金钱的确是高质量生活的必要条件,消费也的确能在带给我们物的享受的同时带来精神的愉悦,但是如果把生活的全部意义都附加在这些冰冷的外物之上,随着它们的消耗人生的价值也会磨损。
参考文献:
[1]burroughs j e, rindfleisch a. materialism and well-being: a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004, 14(3):198-212.conflicting value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2, 29(3): 348-370.
[2]刘晓君.全球化过程中的消费主义评说[j].青年研究, 1998,(6).
[3]贾小玫,文启湘.文化消费:国民实现幸福的上佳途径[j].消费经济, 2007, 23(5):3-5.
[4]diener e, biswas-diener r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ill money make us happy.unublished manuscript,univ of illinois, 2000.
[5][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5.
[6]richins m l,dawson s.a consumer values orientation for materialism and its measurement: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1992.303-316.
[7]christopher a n,kuo s v,abraham k m,et al.materialism and affective well-being: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4.463-470.
关键词：效用；收入；物质欲望；相对效用假说
中图分类号：F2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2-0122-05
效用是福利经济学考察的核心内容，也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对效用的测量和决定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①，从而大大发展了效用理论，但在我国经济学界，相关介绍和分析尚不多见。本文在述评效用理论的最新发展的基础上，探讨效用研究在我国的应用前景。
1.效用的测量
效用（utility）指人们对其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判断［1］，在相关文献中，又被称为快乐或幸福感（Happiness）、满意感（satisfaction）、生活满意感②（life satisfaction、satisfaction with life或satisfaction with life as a whole）、主观福利（subjective well-being)和福利（welfare）等，有的学者甚至在其研究中交替使用这些术语［2］ ［3］ ［4］ ［5］。这样做的合理性得到了经验研究的支持。例如，Blanchflower and Oswald（2004）［6］通过考察这两组数据发现结果非常相似。本文以下部分主要使用“幸福感”，偶尔也使用“效用”、“快乐”和“满意感”等术语。
对幸福感的经验研究是建立人们体验到的效用的基础之上的，而后者则是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的。“幸福感”调查的典型设问是美国自1972年以来实施的一般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GSS）中的问题，即“总的来说，这些天你是感到非常幸福、比较幸福、还是不很幸福” ［5］ ［7］，有的稍加变化为：“总的来说，你对自己的生活是非常满意、不很满意、还是完全不满意” ［8］，或“这些天你感到有多幸福？非常幸福、很幸福、不很幸福、还是不幸福” ［9］。德国社会经济面板数据调查（The German Social-Economic Panel，GSOEP)的幸福感设问是：“总的来看，你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满意？”要求被调查者在1至10之间打分（1代表完全不满意，10代表完全满意）［10］。而俄罗斯长期监督调查(Russian Longitudinal Monitoring Survey, RLMS)的设问则是即时问题，即“你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在总体上有多满意？”要求被调查者在完全满意、很满意、不好说、不很满意和完全不满意之间选择［11］。
尽管幸福感调查的设问、用语和回答的分类赋值极不相同，但总的来看，人们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几乎没有困难。例如，GSS在1972~1987年期间举行的14次调查中，没有回答幸福感问题的不到1%［5］，而GSOEP在1992~1997年的调查中没有回答的不到10%，没有回答客观问题的更少［12］。
幸福感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幸福感数据的可靠性。尽管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幸福感的测量和分析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经济学家直到最近10多年才开始研究幸福感。幸福感研究长期不受经济学家重视的原因在于，幸福感数据反映的是个人的主观感受，经济学家怀疑其可靠性［6］ ［13］ ［14］。第一，幸福感是个人按照自己的理解而不是某些客观标准对自己生活各方面进行的总体评价。由于没有客观标准，即使享受相同的生活，评价也可能因人而异［5］③。第二，人们在回答问卷调查时，会受社会期望的影响④。如果社会期望是生活幸福，生活不幸福的人可能因担心受到歧视而在访问者面前回避自己生活中不好的方面［13］，夸大自己的幸福感［7］［14］。第三，被调查者也可能受调查时的情绪影响而使调查数据产生主观误差［14］［15］。这些因素导致的误差可能与许多特征和行为解释变量相关，因此幸福感不能被合理地用作被解释变量。幸福感作为解释变量可能有用，但对结果的解释须慎重，因为它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不是因果关系，不能解释行为的变化［13］。因此，经济学家认为幸福感不能和客观经济变量同等对待［16］，他们更相信后者。
但研究也表明，幸福感数据非常可靠［17］［18］，和观察到的行为是相一致的［19］，较好地反映了人们的主观福利感受，是个人效用的一个令人满意的近似和有意义的概念［3］［4］［5］［20］。Di Tella et al.（2003，p.810）［21］甚至认为，幸福感数据比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所指出的、由显示偏好所决定的效用更能代表人们所体验到的效用。例如，研究表明，说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倾向于更爱笑，也被周围的人认为是幸福的，幸福感与由紧张所引起的高血压等疾病和自杀率呈负相关［7］［22］［23］；工作满意感与心理不健康、心脏病、缺勤和无效工作等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19］。此外，在笔者看来，既然幸福感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和经济学家关心的终极目标，那么，经济学家就绕不开对幸福感的研究，即使这些主观数据存在着缺陷。
2.绝对效用理论困境
众所周知，在效用理论发展史上，曾经有过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之争，被新古典经济学接受的是序数效用论。基数效用论认为效用和食物、衣服等物品一样，其大小是绝对的，可以精确测量，而序数效用论则认为效用难以精确测量，只能进行大小排序。
新古典效用理论认为效用（HAPPY）由绝对收入（或消费）（y）决定，收入（或消费）越高，所决定的预算集越大，对应的效用无差异曲线所处的位置离原点越远，效用越大，即绝对效用理论，可表示为：
HAPPY=f(y) （1）
且σHAPPY/σy。
但新古典绝对效用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调查发现，和新古典绝对效用理论的预测相一致，在某一时点，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幸福感与收入成正比。例如，Easterlin（1974）［17］综述的30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表明，富人比穷人幸福；平均来看，富裕国家的人民比贫穷国家的更幸福⑤。但从时间趋势来看，收入的大幅度增加没有带来幸福感的上升［5］，幸福感和收入之间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例如，1972~1991年期间美国的实际人均GDP增加了2倍多，日本1987年实际人均GDP是1958年的5倍多，1958年一般家庭很少拥有的洗衣机、电冰箱和电视机到1987年十分普及，拥有小汽车的家庭也由1%增加到了60%，但同一期间这两个国家人民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变化。1973~1989年期间，丹麦、北爱尔兰、爱尔兰、比利时、英国、德国、法国、希腊和意大利等9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增加了25%~50%，但这些国家人民的幸福感也没有显著变化［24］，Blanchflower and Oswald（2004）［6］对美国和英国的实证分析⑥、Clark and Oswald(1994)［25］对英国的分析和Frey and Stutzer(2000)［2］对瑞典的分析都证实了这些观察,有的研究甚至发现幸福感出现了下降［14］［26］⑦。尽管从时间趋势来看，收入增加没有带来幸福感的上升，但在某一时点，人们倾向于认为过去不如现在，未来比现在好［5］。对于这些现象，新古典绝对效用理论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
3.相对效用假说
Easterlin（2001，pp.472-474）［5］归纳出的相对效用假说对这些现象给出了圆满的解释⑧。该假说认为，幸福感与收入成正比，与物质欲望(material aspiration)成反比。图1中，假定最初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的物质欲望相同,为A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收入越高，物质欲望中得到满足的部分越大，幸福感越强（比较对应于物质欲望A1时的效用函数上的点1、2和3），即在同一时点，收入与幸福感成正比。
如果物质欲望不变而收入上升，即收入沿着A1效用函数上升，如从点2上升到点3，物质欲望中得到满足的部分增加，对应的效用从Um增加到U2，幸福感将上升。如果物质欲望从A1上升到A2而收入保持不变，那么，幸福感将下降。假定某人的收入为Ym，物质欲望为A1时的幸福感为Um（点2），当物质欲望上升到A2时，幸福感将下降到U1（点4）。Easterlin（2001）［5］认为，物质欲望随收入的增加按比例上升⑨，因此人们不是从点2移动到点3或点4，而是点5，因为当物质欲望和收入都上升时，二者对效用的影响就被抵消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观察到在时间趋势上幸福感相对稳定的原因。
图1 幸福感与收入和物质欲望的关系
上述模型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某一时点，人们倾向于认为过去不如现在，未来比现在好”。假定某人从点2移动到点5，对应的收入从Ym增加到Y2，物质欲望从A1上升到A2。当他处在点5时，你问他过去的幸福感怎样，他的判断是建立在当前的物质欲望A2上的，而不是实际的较低水平A1。用当前较高的物质欲望A2评价过去的收入Ym时，幸福感为U1（点4）。但实际上，当他的收入为Ym时，他的物质欲望较低，为A1，他的幸福感更高，为Um（对应于A1效用函数上的点2）。
对未来评价的解释相似。在效用函数A2上处于点5的人，他预计将来的收入会增加到Y3，幸福感从Um增加到U2，即从A2效用函数上的点5上升到点6。但事实上，当他的收入为Y3时，物质欲望也上升到更高的水平A3。因此，他将处在点7，而不是点6，体验到和点5相同的幸福感Um。
综上所述，Easterlin认为效用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物质欲望而言的，笔者将其称为相对效用假说，可表示为⑩：
HAPPY=f(y,ASP)（2）
其中，ASP表示物质欲望，是y的函数，且σASP/σy＞0，σHAPPY/σy＞0，σHAPPY/σASP＞0。
利用式（2），相对效用假说可重新表述为：幸福感与收入成正比，与物质欲望成反比，在某一时点，由物质（或收入）欲望所决定的欲望效用一定，收入越高，物质欲望中实现的部分越大，幸福感越强；从时间趋势上看，随着收入的上升，物质欲望中实现的部分增加，但物质欲望和欲望效用也按比例上升，因此幸福感保持相对稳定；当用过去较低的收入及其可带来的效用和现在较高的物质欲望相比较时，人们会感到过去不如现在幸福，但当用未来较高的收入及其可带来的效用和现在较低的物质欲望相比较时，人们会感到未来比现在幸福。
相对效用假说最早由Duesenberry（1949）［27］B11系统提出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另有许多人发展了这一思想（较早的研究参见Clark and Oswald ( 1996，p.361) ［19］和Ferrer-i-Carbonell( 2005，pp.1000-1002) ［12］）［3］［4］［9］［10］ ［12］［14］［19］［23］［26］［28］［29］［30］［31］［32］。
相对效用假说得到了经验研究的支持。首先，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在控制物质欲望或相对收入等变量后，绝对收入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的影响［2］［6］［8］［10］［11］［12］ ［20］［22］［28］［33］［34］［35］，幸福感随收入线形增加［21］B12。另有研究发现，收入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当收入很低时，增加收入带来的幸福感较大；达到一定水平后，增加收入带来的幸福感减少［36］；当收入很高时，进一步增加收入对幸福感没有影响［2］，在高收入水平，将幸福感对收入的对数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4］。其次，研究发现，在控制绝对收入等变量后，物质期望或相对收入越高，幸福感越低［4］［6］［10］［12］［19］［28］［29］［34］。第三，也有研究直接用收入和物质期望（或平均收入）之比［6］或比值的对数（即对数之差）［12］实证检验了相对效用假说。最后，相对效用假说也得到了实验研究的支持［10］［20］。
4.简短的评语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效用由收入（或消费）所决定，是具有量纲的绝对数，可以进行大小排序。但本文对近10多年研究的综述表明，除收入（或消费）外，效用还取决于物质欲望等一系列其他因素，是实现了的效用和期望效用的相对比值，即一个无量纲的相对数［14］。对效用的这一界定解决了效用研究中的两个理论难题:一是给出了幸福感的定义。幸福感研究的不足之一是，尽管人们对幸福感的理解高度一致，但未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既然问卷调查时人们的幸福感能够传递，那么，人们对幸福感一定具有共同的理解。这一理解就是期望效用的实现程度，即实现了的效用和期望效用的相对比值。二是解决了幸福感的人际比较问题。按照新古典绝对效用理论，效用是有量纲的绝对数，对幸福感的理解因人而异，收入悬殊的两个人即使回答幸福感相同，但所暗含的“幸福量”却不相同，收入较高者所体验到的“幸福量”要大得多，因此二者缺乏可比性。但按照相对效用假说，他们的幸福感都是相对数，均表示期望效用的实现程度，因此可以进行比较，说自己非常幸福的人的期望效用的实现程度高于说自己的幸福水平一般的人，但不表明前者的“幸福量”也高于后者B13，正如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日本不表明中国的人均收入和消费也高于日本一样B14。
幸福感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23］，人们追求工作稳定、地位、权利和金钱不是为了这些本身，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带来幸福［3］。因此，研究幸福感及其决定因素至关重要。在西方，幸福感研究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在我国，近10多年来，尽管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迅速普及，但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方面，对人们福利的关注明显不足。但事实上，我国在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城乡之间及其内部收入分配的悬殊。这些差异给人们的福利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居民的国有、集体和外企职工身份具有怎样的福利效应？研究这些问题既能检验效用理论在中国的普适性，又能得到提高国民幸福感的政策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尽管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幸福感进行了大量研究［37］［38］［39］，但规范性经济研究仅刚出现［40］，本文可望引起更多的关注。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效用理论的最新发展及其核心假说在我国的可适性检验”（批准号06BJY007）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 学术界公认，Easterlin（1974）［17］首开当代效用理论研究之先，而1997年举行的一次讨论会将效用理论研究推向了高潮［3］ ［23］ ［29］。
② 但心理学家倾向于严格区分“幸福感”和“生活满意感”。
③ Morawetz et al.（1977）［9］担心，人们会受日常生活的影响，难以对自己的感情进行评价和不会向陌生的访问者敞开心扉。
④ 但心理学家发现，社会期望和幸福感之间没有显著关系［7］。
⑤ 但也有例外，如日本人不比印度人更幸福，一些贫穷的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比富裕的欧洲人更幸福［14］。
⑥ 但Blanchflower and Oswald（2004）［6］发现不同的人群有所不同，如美国的男人和黑人的幸福感在上升。
⑦ 对于Easterlin（1974，1995）［17］ ［24］的观察，Oswald(1997) ［41］批评指出，他没有控制其他变量（如性别、婚姻和就业状况等）的影响，而这些变量可能在时间趋势上对幸福感有负的影响，从而抵消了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但即使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Easterlin（1974，1995）［17］ ［24］的分析在美国和被考察的大多数欧洲国家仍然成立，有的国家（如比利时）的幸福感甚至出现了下降［14］。
⑧ Cooper et al.(2001) ［26］给出的另一种解释是，人们在乎炫耀性消费，而炫耀性消费带来效用是以牺牲其他正常物品的消费为代价的。地位物品(positional goods)出现后，为此花费的研发费用将增加。随着经济增长，研究资源将主要转移到地位物品的开发上，导致效用的长期增长率为负。
⑨ 即享受性适应（hedonic adaptation），即随着物质和服务消费的增加，经过一段时间的享受之后，得到的快乐越来越小，较高的消费水平成为基本需要，人们的兴趣、价值观和目标也随之确定，欲望越来越高［10］［42］。
⑩ 和萨缪尔逊的观点不谋而合。
B11 Duesenberry（1949, pp.30-31）［27］指出，在某一时点幸福感之所以与收入成正比，是因为欲望上升的幅度低于消费。其原因在于，人们具有向上攀比的倾向，最穷的人的欲望大大超过他的实际消费水平，而最富的人比实际消费低，但接近实际消费。因此，欲望随实际收入上升，但幅度较小。
B12但收入只能解释幸福感的2%左右［36］。
B13幸福也取决于收入，尽管同样回答“非常幸福”，但一个富裕社会中的人可能比一个贫穷社会中的人要幸福一些［20］。
B14当然，相对效用假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假定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那么减少富人的收入，并将其转移给穷人可带来总效应的增加，承认相对效用就意味着收入分配比收入增长更为重要，正如Akerlof and Yellen（1990）［43］所指出的，如果相对收入发挥作用，有关经济政策的许多传统观念都将被颠覆。
参考文献：
［1］ Veenhoven, R., 1991, “Is Happiness Relativ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24,pp.1-34.
［2］ Frey, Brunos and Alois Stutzer, 2000, “Happines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Economic Journal, Vol.110, pp.918-938.
［3］ Frey, Brunos and Alois Stutzer, 2002, “What can Economists Lea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XL, pp.402-435.
［4］ Mcbride, Michael, 2001, “Relative-income Effect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he Cross-s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45, pp.251-278.
［5］ Easterlin, R.A., 2001, “Income and Happiness: Towards a Unified Theory.“ Economic Journal, Vol.111, pp.465-484.
［6］ Blanchflower, David G. and Andrew J. Oswald, 2004,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 88, pp. 1359-1386.
［7］ Alesina, Alberto, Rafael Di Tella, and Robert MacCulloch, 2004,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 Differ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8, pp.2009-2042.
［8］ Hayo, Bernd and Wolfgang Seifert, 2003, “Subjective Economic Well-being in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Vol.24, pp.329-348.
［9］ Morawetz, Davis, Ety Atia, Gabi Bin-Nun, Lazaros Felous, Y. Gariplerden, E. Harris, S. Soustiel, G. Tombros, and Y. Zarfaty, 1977,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elf-rated Happines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87, pp.511-522.
［10］ Stutzer, Alois, 2004, “The Role of Income Aspirations in Individual Happines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 54, pp. 89-109.
［11］ Senik,C., 2004, “When Information Dominates Comparison. A Panel Data Analysis Using Russian Subjective Dat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88, pp.2099-2123.
［12］ Ferrer-i-Carbonell, Ada, 2005, “Income and Well-be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9, pp. 997-1019.
［13］ Bertrand, Marianne and Sendhil Mullainathan, 2001, “Do People Mean What They Say? Implications for Subjective Survey Dat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1, pp. 67-72.
［14］ Hollander, H., 2001, “On the Validity of Utility Statements: Standard Theory versus Duesenbery'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45, pp.227-249.
［15］ Graham, Carol , Andrew Eggers, and Sandip Sukhtankar, 2004, “Does Happiness Pay? An Exploration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Russia,“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 55 pp. 319-342.
［16］ Freeman, R.B., 1978, “Job Satisfaction as an Economic Variab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8, pp.135-141.
［17］ Easterlin, R.A.,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s,“ in Paul A. David and Mel W. Re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ur of Moses Abramovitz.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89-125.
［18］ Ehrhardt, J.J., W.E. Saris, and R. Veenhoven, 2000, “Stability of Life-satisfaction over Time: Analysis of Change in Ranks in a National Populatio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 1, pp. 177-205.
［19］ Clark, Andrew E. and Andrew J. Oswald, 1996, “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61, pp.359-381.
［20］ Alpizar, Carlsson, Fredrik Carlsson, and Olof Johansson-Stenman, 2005, “How Much Do We Care About Absolute versus Relative Income and Consump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 56, pp. 405-421.
［21］ Di Tella, Rafael, Robert J. MacCulloch, and Andrew J. Oswald, 2003, “The Macroeconomics of Happines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85, pp.809-827.
［22］ Di Tella, Rafael, Robert J. MacCulloch, and Andrew J. Oswald, 2001, “Preferences over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Surveys of Happines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1, pp.335-341.
［23］ Ng, Yew-Kwang，1997, “A Case of Happiness, Cardinalism, and Interpersonal Comparability,“ Economic Journal, Vol.107, pp.1848-1858.
［24］ Easterlin, R.A., 1995, “Will Increa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27, pp.35-47.
［25］ Clark, Andrew E. and Andrew J. Oswald, 1994, “Unhappiness and Unemployment,“ Economic Journal, Vol.104, pp.648-659.
［26］ Cooper, B., C. Garcia-Penalosa, and P. Funk, 2001, “Status Effects and Negative Utility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Vol.111, pp.642-665.
［27］ Duesenberry, J.S., 1949, Income, Savings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28］ Clark, Andrew E., 1997, “Job Satisfaction and Gender: Why are Women so Happy at Work?“ Labor Economics, Vol.4, pp.341-372.
［29］ Oswald, A.J., 1997, “Happines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conomic Journal, Vol.107, No.445, pp.1815-1831.
［30］ Layard, R., 1980, “Human Satisfactions and Public Policy,“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90, pp. 737-750.
［31］ Frank, R.H., 1985, “The Demand for Unobservable and Other Nonpositional Good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pp.101-106.
［32］ Frank, R.H., 1989, “Frames of Reference and the Quality of Lif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9, pp.80-85.
［33］ Boskin, M.J., Sheshinski, E., 1978, “Individual Welfare Depends upon Relative Incom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92, pp.589-601.
［34］ Clark, Andrew E., Yannis Georgellis, and Peter Sanfey, 2001, “Scarring: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Past Unemployment,“ Economica , Vol.68, pp.221-241.
［35］ Winkelmann, L. and R. Winkelmann, 1998, “Why Are the Unemployed so Unhappy?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Economica, Vol.65, pp. 1-15.
［36］ 黄有光.从偏好到快乐：较全面的福祉经济学［EB/OL］.省略er.省略/cn/ReadNews.asp?NewsID=2496.
［37］ 王芳，陈福国.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4（6）.
［38］ 邹琼.主观幸福感与文化的关系研究综述［J］.心理科学，2005，28（3）.
［39］ 陈惠雄，刘国珍.快乐指数研究概述［J］.财经论丛，2005，（3）.
［40］ 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J］.经济研究，2006，（11）.
［41］ Oswald, A.J., 1997, “Happines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conomic Journal, Vol.107, No.445, pp.1815-1831.
［42］ Helson, H., 1947, “Adaptation Level as Frame of Reference for Prediction of Psychological Data, “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60, pp.1-29.
［43］ Akerlof, G.A. and J.L. Yellen, 1990, “The Fair Wage-effect Hypothesis and Unemploy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5, pp.255-284.
［作者简介］彭代彦（1964-），男，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蔺全录，男，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兰州理工大学国际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关键词】 主观幸福感收入 偏好
自从1974年Easterlin对美国的跨期收入变化与主观幸福感变化之间关系论述的文章发表以来,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主观幸福感的文献大量出现,并大致沿着两条主线不断向前发展。第一条线索是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转向从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来综合研究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第二条线索是研究偏好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与差异。主要探讨偏好如何影响幸福或者影响幸福感的偏好如何形成。国内已经存在一些关于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文献综述,但大都是从心理学或社会学角度来介绍幸福感。因此,系统总结与评述幸福经济学的研究非常有必要。
一、收入、失业与主观幸福感
1、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标准的消费理论认为,越多的选择意味着越高的生活质量,消费者通过选择行为来最大化其自身福利,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更高的福利与更强的幸福感。但是,大量数据统计研究表明虽然在某一时点幸福感与收入成正比,但从时间序列来看幸福感与收入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收入增长没有带来幸福感的显著上升(Easterlin,2001)。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这种弱的关系表现在他们之间相对的系数以及系数的拟合度比较低(Rojas,2005),新古典的绝对收入效用理论不能解释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
对此,部分经济学家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角度进行了解释。Easterlin(1995,2001)和 Senik(2004)等学者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理论。该假说认为,收入对个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建立在个人的预期和比较变化上。假如一个人收入增加的同时,其他人的收入也增加,那么绝对收入的增加对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甚微。罗楚亮(2005)利用我国的数据研究表明,收入预期对城市与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不同的影响。Frank(2005)提出了炫耀性消费陷阱假说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一个人拥有炫耀性商品时,他的心理得到满足,幸福感比较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这种商品,该商品作为炫耀性商品的功能将逐渐丧失,炫耀性消费对主观幸福感的正效应也逐渐消失这样。这就迫使人们将资源更多地分配到能为其带来为更高收入的活动中以获取新的炫耀性商品,而对能给他们带来更高幸福感的活动(例如休闲)往往分配较少的资源。社会的依赖性可能导致人们追逐更多的炫耀性商品,而较少的追逐非炫耀性商品。因此,使得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缺乏强相关联系的关键因素是收入分配而不是收入本身。Michalos(1985)提出渴望收入假说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与其渴望得到的收入有关,渴望收入完全被满足的人将比被不完全满足的人更幸福。渴望收入并不完全外生于收入,当收入增加时渴望收入也随之增加。因此,幸福并不必然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之间也不存在强相关关系(Stutzer,2004)。
最新研究表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Kingdon(2007)认为,收入对不同收入水平阶层的主观幸福感有不同的影响。在收入较低时绝对收入与幸福感强相关,但当收入较高时两者的关系将弱化。Veenhoven (2006)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研究表明,在过去50年,富裕国家公民的主观幸福感稍有增加,而贫穷落后国家公民的主观幸福感却大幅增加。
Veenhoven(2006)从数据的可获得性对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的弱相关性作了解释。主观幸福感的上限值是有限的,因此它的变化范围很小。若想观察到主观幸福感在短时期内的波动需要一定量的时间序列数据。由于大部分可得到的时间序列数据仅有几十年,这就导致实证研究往往得出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缺乏相关性的结论。不同研究者在测度主观幸福感时所使用的调查问题和调查方法可能不完全一致,这样,即使有限的数据也可能受到测度主观幸福感方法上的限制。
2、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个人或社会的效用是失业的减函数,其理由是失业减少了社会财富以及个体的可支配收入,降低了人们的消费能力,从而带来个体效用的下降。心理学认为由失业所引起的焦虑、自卑、消极心理会使个体陷于巨大的“心理落差”而不能自拔,从而会降低其主观幸福感。clark(1994)通过用死亡率、自杀和犯罪率以及离婚率等作为个体幸福感的替代变量,得出了失业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强的直接负相关性的结论。Winkelman(1997)利用德国数据证明,失业对个人主观幸福感有非常大的负效应,并且失业的非经济成本远大于失业的经济成本。
学术界普遍认为收入和失业是影响主观幸福感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但是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并没有统一的分析框架和结论。经济学和心理学关于失业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原因之争依然存在。
二、效用、偏好与主观幸福感
十八和十九世纪英国的效用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定义的效用水平等同于幸福感,现代经济学定义效用水平是依据人们的实际偏好,基数效用被作为一种过时的、无用的甚至是无意义的工具被抛弃。这一处理使现代福利经济学在分析社会选择或生活评价等领域时,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
对效用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以需要与偏好的分析为基点。人们渴望得到的基本需要是相同的,但他们的偏好通常是不同的。一般方法是从分析实际偏好开始到信息完备的偏好,最后用幸福感来代替偏好。Harsanyi(1997)则认为,由于存在认识或信息的不完备和虚假的偏好,使实际偏好在分析幸福感中的作用被降低。同样,由于一些内生的或已经形成的非理想的倾向(例如轻视未来的福利、最大化自身的生理适应性而不是福利),也应该降低信息完备条件下偏好在分析幸福感中的作用。
由于个体所拥有的知识具有非完美性以及个体的非完全理性和对其他人福利的关心,偏好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差异。Clark(2003)试图将幸福感纳入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他利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从而将偏好、消费、收入与幸福感联系起来。同时,他也从偏好形成与扭曲的角度解释偏好对幸福感变化的影响与作用。
有学者从其他角度来研究偏好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Castronova(2004)运用人类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相关成果证明目前惯用的效用函数参数演化选择经济学模型的假设不具有说服力。Choudhary(2007)同样认为,偏好影响家庭进行社会比较和形成消费习惯以及影响劳动供给选择,社会成员对再分配的偏好同样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
三、未来研究方向
政府都希望能提高社会的幸福感,那么如何去评价政府为了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所推行政策的绩效呢?如何进一步推动幸福感的研究?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能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主观幸福感。
1、测度指标的进展。主观幸福感研究一直以个体为分析对象,主要进行个体之间主观幸福感的比较。为了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大多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以及为了评价政府提高大多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政策绩效,经济学家试图建立宏观的主观幸福感数据,这些数据就像衡量国家财富的GDP一样,能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能进行比较,进而能为政府机构提供更好的参照标准。如果政府的目标是为大多数公民创造更多幸福,那么平均幸福感则是很好的一个指标;如果目标是度量持久的幸福感,则可以用幸福生活年数指数;如果目标是为了缩小公民之间的不平等,那么则用不公平的幸福感的标准差作为度量指标。
2、研究方法的改进。在研究幸福感的方法上,早期许多研究者集中研究在具体学科内幸福感与相关变量的关系,从而在某一学科范围内尝试去理解幸福感。为了更好的研究主观幸福感,经济学家需要更好的理论。幸福感理论的缺乏和学科之间的分隔可能误导研究者得出表面上矛盾的结论。幸福与没有困难的生活并不必然相关,Veenhoven(2005)认为,由于演化使人类获得了适应多样性的能力,幸福并不需要天堂般的生活。因此,经济学家研究幸福感不应该仅仅依赖经济理论本身,而应该开展跨学科的研究才能更好的理解幸福感。一个人的幸福感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综合表现,应当将更多的非经济解释变量纳入到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之中。
3、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研究主观幸福感。新兴起的行为经济学是介于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主观幸福感最近的一个研究动向是探究经济生活中行为的适应性是否完全以及这种适应性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依据心理学的定点理论,人们首先对经历的事件做出反应而使幸福感发生变化,但不久后幸福感将重新回到原来的基础水平。但是Lucasetal(2004)用纵向数据对幸福感的研究否定了完全适应性的假说。他的研究认为,在失业到再就业的过程中,个体对生活的满意度并没有完全恢复到失业前的水平。Oswald (2005)认为,如果人们曾经罹患重大疾病,那么即便在六年后人们也不能完全地适应这一事件带来的影响。
尽管国外幸福感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国外所做的研究大都是以发达国家的数据为基础进行的,对发展中国家或转型中国家的研究相对比较少。除收入和失业外,二元经济、区域分割以及社会流动性不足也是影响我国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不仅可以推动幸福感研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且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李幼穗、吉楠: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新进展[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2] 罗楚亮: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J].经济学,2006(3).
一个文明所坚持的幸福和价值观是由文明的生产方式决定的。生态文明是以生态哲学世界观和自然理念为指导，以社会生产的生态理性为基础，追求人的身心、人与人、自然和谐共同发展的新型文明形式，这就决定了它必将超越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物质主义的幸福观和工业文明所继承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倡导后唯物主义的幸福观和社区价值观。
工业文明起源于西方，与资本主义制度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目标是创造财富和增值。在资本主义早期，工业文明的生产模式遵循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强调追求个人利益必然带来普遍的社会福利。因此，国家的职能仅限于在不干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情况下保护公民权利和民主。为了资本积累的顺利发展，《资本论》在价值观上促进了新教伦理。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将“新教伦理”视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其核心是强调以劳动为主要内容的“天职”概念、成就观和禁欲伦理，强调宗教信仰是个人信仰，强调个人是否上帝的选民必须通过劳动获得世俗成就证明，个人不能享受自己创造的财富，这促进了资本积累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造成了这种情况这一时期提倡囤积和储蓄的价值观，形成了以接受取向、剥削取向和囤积取向为主要内容的非生产性社会特征。然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宣称的追求个人利益必然带来普遍的社会福利只是一种理论逻辑的设定。这一逻辑设置能否成为现实，取决于以社会分配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政策的性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目标是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因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经济发展不仅未能带来普遍的社会福利，而且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经济危机和日益严重的阶级斗争给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严重损害。资产阶级国家开始违背其早期的意识形态，广泛干预社会和经济生活。自由资本主义因此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从而避免了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
。虽然它使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但也使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危机。为了解决合法性的危机，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利用科学技术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在全社会建立了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以赢得人民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忠诚。另一方面，为了追求利润并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资本主义必须继续扩大其生产体系，根据生产和消费的辩证法，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扩张成为可能，资本促进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物质主义的幸福观，服从并服务于整个社会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引导人们在拥有和消费商品中体验自由和幸福，从而形成一种高生产率的所谓理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高消费。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基于效率原则的经济合理性。它的特点是不考虑环境成本，简单地把财富归因于经济总量的增加，而仅仅把人的幸福归因于物质财富的数量，而忽视了人的精神追求。其目的是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必将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减少人力资源投资，加快生产进程，这不仅意味着自然资源的快速消耗和更多生产废物的产生，也意味着为了保持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不断扩大的生产体系，资本必然会在全社会推广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物质主义的幸福观，引导人们在物质财富的占有和消费中获得满足和幸福。问题在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物质主义的幸福观不是基于人们的真实需要，而是基于资本为追求利润而创造的“虚假需求”。这种需求的内容和发展趋势本质上是由资本控制的，资本不仅导致人自身生存的异化，而且必然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物质主义的幸福概念与消费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为了追求利润并维持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工业文明中的资本必然会倡导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引导人们在对商品占有和商品消费的追求中找到满足和幸福，“鼓励所有个人将消费活动置于日常活动的核心，同时提高他们对已达到的每一消费水平的意识。”正是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控制下，人们的消费观念实现了从前工业文明的“最后一顿饭”向工业文明的“最后一顿饭”的转变改造越多越好，并以越多越好的价值观作为评判一切事物的标准，包括人生的成功。“代替中的‘够了就够了’的经验提出了一个用利润衡量工作效率的标准。成功不再是个人评价的问题，也不再是‘生活质量’的问题，而是主要取决于挣得的钱和积累的财富……效率是标准，它被用来衡量一个人的收入儿子的有效性：多多益善，挣钱多的人比挣钱少的人好。在这个“越多越好”的控制下“价值，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于金钱，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归于支配和支配的工具关系，而且衡量人的幸福的标准归于财富和消费品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消费的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的象征性消费，即消费本身被视为幸福。它使当代人只能根据疯狂的消费来决定人们的幸福，从而形成了物质主义的幸福观。
的“物质主义”概念可以从哲学、伦理学和社会学两个维度来解释。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物质主义”指的是对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回答，分为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哲学。从伦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物质主义是与后物质主义相对立的价值观。其核心含义是把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获取作为人生幸福的基础和关键，把物质消费量作为衡量人的成功、地位和幸福的标准。唯物主义的幸福观体现在衡量人生幸福把物质财富的消费作为标准，导致过分注重自我和占有资源，把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更高的收入和经济安全作为人生目标，忽视与他人分享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形成对生活满意度较低的异常人格。物质主义的幸福观伴随着资本主义它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而产生，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而流行。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哲学世界观基础上的现代价值体系。现代价值体系崇尚理性和科学，简单地将经济增长归因于GDP的增长，无论经济增长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如何，它也强调经济增长和财富与人们的幸福有着逻辑和必然的联系，这使得经济主义成为现代社会人们追求的目标。人类所有的价值目标都应该属于它，同时也存在着经济崇拜和财富崇拜的异化。虽然唯物主义的幸福观符合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的要求，但因为它以物质的占有和消费作为衡量人生成功和幸福的标准，“在消费社会，它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尊重，这通常通过消费来表达。”3这是一个异化的幸福概念。因为物质主义的幸福概念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混淆了《需要》和《欲望》《需要》与《欲望》是一个不同的概念，《需要》通常指的是人们的真实需要，即为某种目的所必需的物品。虽然“欲望”与现实需求没有本质联系，但它指的是人们获取某种商品的主观愿望，这往往是消费社会中的资本为了追求利润而制造的“虚假需要”，而这种“虚假需要”往往归因于对物质内容的追求，完全忽视或否定人们对“认可、尊重、自我实现”等精神内涵的追求，认为这是人们满足和幸福的体现，消费立足于“虚假需要”本质上是一个异化的幸福概念。事实上，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关心和爱的是物质本身，而不仅仅是消费。物质主义的幸福概念之所以是一个异化的幸福概念，一方面是因为它颠倒了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实现生活幸福。另一方面，它并不真正热爱物质本身，只热爱物质的消费。唯物主义幸福观的盛行所带来的异化和严重的生态危机，不仅催生了西方绿色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的兴起，但也导致人们从相信物质主义的幸福观转变为相信后唯物主义的幸福观。
的后唯物主义幸福观是由英国学者英格尔哈特在1977年出版的《沉默的革命：西方公众不断变化的价值观和政治方法》一书中提出的。在这本书中，他强调了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在西方，新一代选民从信奉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为后唯物主义价值观。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物质财富的追求不同，后唯物主义价值观更强调《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和《公民自由》等问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代际价值观的转变上。在这方面，英格尔·哈特（英格尔 哈特）后来在2008年发表的《西欧人民价值观的转变》（1970-2006）一文中指出，他对西欧六个国家的调查表明，不同年龄组的价值观存在巨大差异。具体而言，在老年群体中，它强调经济和个人安全的重要性物质主义的幸福观绝对占主导地位，而强调自主和自我表达的后唯物主义幸福观在年轻群体中越来越普遍。英格尔哈特进一步提出了《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两个假说来解释物质主义幸福观向物质主义价值观代际转换的原因。英格尔哈特所的《匮乏假设》指的是“几乎所有人都追求自由和自治，但人们会对最紧迫的需求给予最高价值。物质需要和人身安全都直接关系到生存。如果缺乏，人们会优先考虑这些“物质主义”目标。根据洛克·霍姆斯（Locke Holmes）“匮乏假设”中的“后物质主义目标”4，在繁荣的环境中，人们更可能强调归属感、尊重、美学和休息等目标遵循边际效应递减原则，反映物质和精神需求之间的差异。英格尔哈特所所说的“社会化假设”指的是“物质环境与优先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即时的调整，基本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的成长阶段的主流环境，主要通过代际人口的替代来实现转型。”5、，“社会化假设“这表明，社会经济发展和价值观的转变不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价值观的转变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安全感和国家的整体安全感。这一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代际转变实现的。基于上述两个假设，英格尔·哈特认为“蒂芙尼早餐”后西方国家经历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阶段，社会财富极其丰富，人民生活稳定而富裕。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主宰着人们的生活世界。人民群众物质财富和消费热情高涨，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安全得到充分保障。西方世界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然而，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盛行使人们逐渐走向精神的空虚和堕落。性革命、艾滋病和毒品等负面现象遍布整个西方世界。与这些消极现象相对应，西方出现了生态运动、妇女运动、反核运动等新的社会运动，使人们在解决了生存和安全问题后，开始反思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幸福的合理性。英格尔哈特指出，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奇迹及其与现代福利国家制度的结合，使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和幸福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获得了高度的经济安全感，现代主义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衰落和后现代主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进一步引发了人们的文化和心理反应。由于英格尔哈特将后唯物主义价值观和幸福感的形成归因于经济增长，因此他强调“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到后唯物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只是整个发达产业社会正在发生从现代价值观到后现代价值观的更广泛变化的一个方面。后现代价值观在大多数发展中社会并不普遍。他们仍然处于从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的转变中“6.英格尔·哈特在揭示后唯物主义价值观和幸福已成为后现代价值观的同时，强调后唯物主义幸福观打破了物质主义对无限经济增长的追求，打破了对物质财富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迷恋，并确立了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政治民主化、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以及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包括自我表达，实际上是从机械论的现代主义价值观和幸福观转变为有机论的后现代价值观和幸福观，这从根本上有利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当然也是生态文明应该坚持的价值观和幸福观。
的后唯物主义幸福观不仅要求打破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创造性劳动中找到满足和幸福，还要求确立劳动幸福观，强调人的满足和幸福的实现不应该在拥有和消费商品中实现，而应该在劳动创造中实现。在这方面，马克思不仅将私人制造批判为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而且强调打破私有制，恢复人类自由自觉的劳动，是实现人类解放和自由的同一个历史过程。人的自由自觉劳动体现在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上，人们在自己的物化劳动产品中确认自己的本质力量，获得满足、自由和幸福，并指出，整个所谓的世界历史无非是人类通过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以及大自然对曼斯里的生成过程，不仅否定了私有制，而且也否定了私有制“通过并为人类真正拥有人类本质。因此，它是人类对自身的回归，即对社会的回归，即对社会的回归人类。这种回归是一种完全的回归，一种在过去发展的所有财富范围内自觉实现和实现的回归。共产主义，作为完整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但作为完整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真正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了存在与本质、客观化与自我确认、自由与必然、个人与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解决历史之谜的办法，并且知道这是解决办法。“7.在讨论如何满足人民对更好生活的渴望时，还强调，幸福不是从天而降的。它只能通过努力工作、诚实工作和创造性工作来获得。”人民对更好生活的渴望是我们的目标。世界上所有的幸福都需要通过努力工作来创造。" 8. 生态文明价值观的本质要求是摆脱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物质主义的幸福和价值观，建立后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和劳动幸福观。
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不仅倡导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以及物质主义的幸福，而且把个人主义和物质欲望作为最高的价格，价值观是紧密相连的。“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自文艺复兴-黎巴以来反对封建宗教神学的禁欲主义，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个人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个人主义价值观基于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并在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的帮助下发展起来。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主要观点是坚持本体论的个人优先于社会。认识论认为真理是以个体为基础的，否定真理的客观性，坚持真理的个体性、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在方法论，它强调要真正理解和把握社会的特征和性质，它必须以把握个人的特征和性质为基础。
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是启蒙运动学者霍布斯、爱尔维修对利己主义伦理的继承和修正的结果卢梭。霍布斯、爱尔维修、卢梭等继承了古希腊唯物主义传统，坚持以感觉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将这一唯物主义应用于道德研究，坚持人性是一个趋利避害的抽象人性论，把幸福和痛苦归于人的身体感受，虽然利己主义伦理学当时具有反封建的进步作用，但它无法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很容易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走向极端。当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时，以密尔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意识到上述理论可能会对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造成损害。通过对利己主义伦理的扬弃，他们开始探索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建立和发展功利主义伦理。
·边沁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传统，提出了基于人类情感的苦乐原理，将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归因于人类情感，认为追求幸福和逃离痛苦是人类行为的最终目标。没有幸福和痛苦的感觉，人类所有的道德原则都是毫无意义的。根据苦乐原理，边沁在继承和发展休谟对契约理论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功利主义原则的善恶判断效果理论。霍布斯和洛克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认为人类通过签订社会契约来保护自己的权利，避免在自然状态下侵犯自己的权利，进而将正义等道德原则归因于人类理性思考的结果。休谟认为，人们认为某种行为是道德行为的原因只有四个，即引起自己内心的认可、引起他人内心的认可、对他人有用和对自己有用。前两个方面是情感，后两个方面是功能。他认为理性服从并服务于情感，在理性与情感的关系中，情感占主导地位人类的行为决定了道德不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人类情感的结果，突破了道德是理性思维结果的观点。与休谟一样，边沁不仅反对把道德作为理性思考的结果，而且把道德的起源归结于人们对功利的追求，功利归结于人们对幸福和幸福的追求，并把行为的效果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准。在他看来，道德源于人们对功利的追求，这是行为的动机。判断善恶行为的标准取决于它是否给人们带来幸福。为了避免被指责为利己主义理论，边沁虽然从三个层面讨论了个人幸福与大多数人幸福的关系，但其理论的核心是强调个人利益，并将利益归因于幸福的结果。他的上述观点被批评为一种庸俗的理论，失去了更高的人生目标。密尔是为了解决边沁所面临的批评，通过对边沁的快乐的辨析和改造，进一步系统化和细化功利主义伦理。
在边沁的幸福只有数量上的差异，而没有质量上的差异，这意味着无法区分人类幸福和动物幸福，以及人类高层次幸福和低层次幸福。密尔批评边沁只注重幸福的数量而忽视幸福的质量的做法，肯定高层次的幸福在质量上优于低层次的幸福，并强调老年人的幸福主要是理性的幸福，他认为老年人的幸福感对受过教育和有教养的人来说更为重要。“做一个不满意的人比做一只满意的猪更好。做一个不满意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傻瓜更好”9，这实际上修正了边沁的“苦乐原理”感觉理论。在此基础上，密尔进一步用“最后一顿饭”取代边沁的“快乐”，并以“最后一顿饭”作为判断道德的标准。在密尔，幸福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括幸福和美德等诸多要素。“幸福是令人向往的，因为它是目的。只有幸福是令人向往的，因为它是目的。所有其他事物之所以成为凯图兰多，只是因为它是实现幸福的工具。" 10. 可以看出，密尔实际上用幸福主义取代了边沁的快乐主义，因为密尔不仅把幸福作为判断道德的标准，而且认为幸福包括幸福并超越幸福，追求一种道德幸福。此外，他还修正了边沁关于追求最大多数人利益与追求个人利益密不可分的观点，强调公共幸福应该成为限制人们行为的道德原则，并认为即使它不会给个人带来任何好处，只要能给公众带来幸福，也符合功利主义的原则。由此可见，密尔批评边沁忽视幸福的质量，只关注幸福的数量，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因此，边沁的“快乐”概念被“幸福”概念所取代，它不仅包含幸福，而且超越了幸福，从公众幸福的角度规定了更多的功利主义，即使是公共幸福与正义实现的结合超越了边沁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庸俗一面，也要求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考虑这种行为是否有利于公众的幸福，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功利主义理论的发展，也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解读。
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基于人性自私和个人先于社会的假设的理论。它以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哲学为基础，强调个人利益、人格、平等、价值、尊严和权利。以“个人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其特点是将个人与社会分离，以个人利益作为评价道德善恶的标准，强调国家和社会的职能是保护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学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理论来源。虽然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原则和价值观，与集体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进步和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价值观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利己主义的价值观。这是因为，尽管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都支持人类自私的假设，但利己主义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价值观。它只考虑如何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而不考虑他人和集体的利益。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建立在肯定个人独立和自由的前提下，与市场经济相联系，它不同于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它不仅追求个人利益，而且考虑如何处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的矛盾，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在本体论，个人主义完全反对个人和社会，强调个人优先于社会，这使得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无法真正解决。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缺陷，加上市场经济中高度重视利润的资本价值观以及与之相关的效率、物质欲望和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使个人主义价值观进一步滑向只追求个人利益而忽视他人和集体利益的利己主义价值观，尽管两者的结合促进了工业文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也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文明以人—自然—社会中生态哲学世界观与自然有机联系的理念为基础，追求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强调维护生态社区和人类社区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它提倡以维护社区利益为基础的社区价值观。共同体的内涵可以从社会哲学和生态哲学的角度来理解。
从社会哲学的角度出发，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共同体问题。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曾经讨论过“蒂凡尼早餐”的问题。现代思想家霍布斯和洛柯、卢梭等人在社会契约论提出了《政治共同体》。不同之处在于霍布斯将《政治共同体》视为一个绝对权力共同体，洛克在限制政府权力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宪政共同体，卢梭强调《政治共同体》应符合“公意”是为了维护每个政治团体成员的个人安全和财富安全。德国古典哲学把《共同体》分为《政治共同体》和《伦理共同体》。在康德看来，所谓的《政治共同体》是一个强制性的共同体，基于对某些外在法律和制度的共同服从，《伦理共同体》是一个基于内在美德的共同体。康德认为《伦理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因此《伦理共同体》高于《政治共同体》，黑格尔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伦理共同体》思想，强调伦理共同体的本质是一种“绝对精神”，道德共同体的成员必须具有自我意识，道德共同体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家庭、公民社会和国家。民族共同体是伦理共同体发展和伦理思想实现的最高阶段。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提出以劳动为美德，人类自由分别实现了“实业制度”社区、“和谐制度”社区和“蒂凡尼早餐”社区，中国传统文化也提出了对社区问题的探讨和人类自由的美好理念《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和《天下大同》。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系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他的《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他将“共同体”视为“共同体”“作为一个以血缘和邻里关系为基础的自然群体，社区中的人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和社会习俗。他将社区分为血缘社区、地理社区和精神社区。“精神社区可以理解为精神生活的相互巨轮”和“精神社区”精神共同体可以理解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最后一顿饭”11。在此基础上，他将“最后一顿饭”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人与“社会”之间的客观契约和法律关系来论述“以个人为基础，人为建构；社区以整体为基础，在社会之前自然形成；共同体”则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建立有机的关系来表达人的本质和意志。社会是由独立的个人通过签订合同而形成的。成员之间存在距离，个人受到契约的约束，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
、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西方共同体》以来的思想，在他的《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作品中，都明确指出了人的本质《共同体》又分为《真正的共同体》和《虚幻的共同体》强调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形态不能科学地处理社区中特殊利益和一般利益之间的关系。它们本质上是“虚幻的共同体”，但它们为现实社会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追求人类个性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提出了“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强调，我们不仅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生命的共同体，人的生命线在田野，田野的生命线在水里，水的生命线在山里，山的生命线在土里，土的生命线在树里”。13这就要求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须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的报复，“生命共同体”的概念揭示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有机关系自然界进一步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以指导如何处理当代世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全球利益矛盾。“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核心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有机关系。为了实现世界和谐与共同发展，我们必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榜样，“在共同价值观的指引下，通过对话协商，合理协调民族国家与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
可以看出，社会哲学“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主要是指由社会成员按有机关系组成的社区，大致可分为利益社区、经济社区、政治社区、文化社区、现实社区、文化社区、文化社区、文化社区、文化社区、文化社区、文化社区、文化社区，虚幻共同体根据不同的关系和其他不同的类型。社会哲学的“共同体”概念不仅揭示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机关系，还揭示了人们在社会治理、人际关系和人们行为模式方面的不同特点，阐述了反对个人主义价值观、树立集体主义和社区价值观的重要性。
站在生态哲学的角度，从决定论的角度思考“人-社会-自然”与还原论思维方式的关系，这不同于工业文明所继承的机械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生态哲学作为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借助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生态系统的有机联系和完整性规律，倡导用有机论和普遍联系的生态思维方式反思“人-社会-自然”的关系。例如，在机制和还原论思维模式的支配下，机械论哲学世界观和自然法观以“秩序”、“控制”和“计算”等概念来描述自然的特征，进而将“人—社会—自然”关系视为决策与被决定、利用和利用的关系生态哲学坚持普世联系和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主张用《关系》、《过程》、《创造》等概念来描述自然的特征，它强调人与自然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有机关系中形成的生命共同体。只有保持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才能保持生态共同体的和谐共生。正是因为生态哲学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生态共同体，
的哲学世界观和生态自然观才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强调“自然”它绝不是机械论自然观所倡导的机械运动后的被动物体，而是一个处于不断生成过程中的生物。生态科学揭示了自然生态系统不仅具有整体性规律，而且具有开放性和自我发展性规律，使生态系统不断自我调节，从而维持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规律不仅体现在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以“食物链”为中介形成相互依存的生命群落，影响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质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外部效应，但在结构有序的生态系统功能大于各部分之和的规律下，维持生态平衡的发展目的决定了生态系统各组成要素的变化将影响生态系统内部结构是否合理有序。生态系统完整性规律决定了自然生态系统必须具有连续性规律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演变。生态系统的发展演化规律是由构成生态系统的各种要素的遗传变异和适应性变化所决定的。这也意味着自然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内在活力、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存在。第二，生态科学不仅揭示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作用的有机关系，必须用《关系实在论》取代现代的《实体实在论》"揭示了构成生态系统的要素的地位是平等的，都有其内在的价值和功能，这就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被视为主人与奴隶、支配与支配、支配与支配之间的工具性关系就像机械哲学的世界观和自然观一样，这将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缺陷在于它只关注人类的福祉，而忽视了人类以外的事物的福祉，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第三，它强调主体的重要性保持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和有机关系，维护生态平衡。虽然哲学世界观和自然机制观在发挥人的主体性、发展生产力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基于其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无论在自然规律的制约下，它破坏了生态系统各组成要素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生态危机危害的后果人类生存。从生态科学和生态哲学的观点来看，由于生态系统功能的性质取决于其组成要素之间关系和结构的合理性，这意味着维持生态系统组成要素之间和谐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的生态文明是基于上述生态哲学世界观和自然的观点。它要求人类在尊重和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追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同时，维护生态社区的协调与和谐。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生态文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一方面要认识和认识自然规律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客观制约,，我们应该看到，人类可以在尊重和响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和改造自然。人类应该摒弃狭隘的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将人类之外的存在视为满足自身利益的存在，在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基础上真正实现“自然的人化”与“蒂芙尼早餐”的辩证统一第二，从生态文明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看，作为地球之巅的生态系统进化，人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来调节生态系统的和谐，这就要求人类放弃个人主义价值观，建立社区价值观和生态文化价值观保护生态系统的和谐，尊重和维护他人的权利和价值观，合理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实现人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第三，从生态文明应坚持的价值观来看，生态文明要求人类尊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规律和生态系统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平等关系。一方面，我们应该把维护生态系统和谐视为最大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放下人类的傲慢和征服之剑，平等地对待和尊重生态社区的每一个成员。对此，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指出，“当一件事有助于保护生物群落的和谐、稳定和美丽时，它是对的，而当它走向相反的方向时，它是错的”。同时，尊重应该从人际关系领域扩展到生态社区。利奥波德实际上要求人类放弃从自身利益出发，从实践的角度看待自然的做法，主张只有树立生态哲学和自然观，才能真正实现生态共同体的和谐与繁荣。
的生态文明之所以抵制和反对个人主义价值观，坚持社区价值观，是由其坚持“人-社会-自然”的内在统一的整体主义以及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决定的。生态文明的社区价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人类和地球生态环境组成的生态社区所决定的定义的社区价值观。这种社会价值要求人类摒弃被支配和被支配、被利用和被利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工具性关系，恢复对自然的敬畏，尊重自然规律，坚持生态生产力的理念“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本草的愿景在维护地球生态系统整体和谐的基础上，利用和改造自然。第二，在合理协调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生态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世界的共同繁荣。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统一关系，在实践的基础上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这就要求我们放弃狭隘的个人利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为指导，解决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地区和群体通过相互尊重、平等对待、相互协商、相互理解，而不是赢家通吃的对抗方式，真正实现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和谐。
1威廉·莱斯：《满足的限度》，李永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15页。
2AndrGorz，《对经济原因的批判》，吉莉安·汉迪赛德和克里斯·特纳译，London：Verso，1989年，第113页。
3（1）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和地球的未来》，于比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4（2）罗纳德·F．英格尔哈特：《西欧人民价值观的转变》（1970-2006），严挺·国外理论动态译，2015年第7期。
5（3）罗纳德·F．英格尔哈特：《西欧人民价值观的转变》（1970-2006）。
6（1）罗纳德·英格哈特：《全球化与后现代价值观》，沈杰译，《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7（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186页。
8（3）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4页。
9（1）约翰·穆勒：《功用主义》，唐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0页。
10（2）约翰·穆勒：《功用主义》，第37页。
11（1）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5页。
1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571页。
13（3）《蒂芙尼早餐》，第一卷，第85页。
[关键词]大学生 主观幸福感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12-0069-05
幸福是一个复杂而又主观的概念，每个人对此都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幸福是人类个体认识到自己需要得到满足以及理想得到实现时产生的一种情绪状态，是由需要（包括动机、欲望、兴趣）、认知、情感等心理因素与外部诱因的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心理状态。[1]我们只有理解了幸福的本质，才能更好地改善和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是大学生对其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这种主观感受会影响大学生的情绪、认知和对生活的热情，等等。目前，国内对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在当今社会文化多元化、差异化的情况下，大学生作为一直受人们关注的特殊群体，他们对幸福的感受、理解和行为方式呈现出自己的独特性，他们的思想意识也正在发生着巨大碰撞、冲突和变化，这迫切需要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在南京地区选取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晓庄学院、南京人口干部管理学院、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南京体育学院六所高校，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376份，其中有效问卷为322份，有效率为80.5%，具体分布情况见下表。
被试者的自然情况表（N=322）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
问卷采用段建华（1996）对总体幸福感量表（Genral well-Being， GWB）修订后的主观幸福感量表。该量表共30题，包括负性情绪体验、正性情感体验和健康状况三个维度。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三个分量表的同质性信度分别为0.85、0.79、0.81，重测信度为0.873，效标效度为0.500。问卷采用7点计分法，选1记1分，选7记7分，其中第2、5、7、9、11、12、13、18、19、21、22、24、25、26、27、28题为反向计分。故主观幸福感在负性情绪体验、正性情感体验、健康状况三个维度都是得分越高越好，即负性情绪体验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者主观感受到的负性情绪体验越少;正性情绪体验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者拥有越多的正性情感体验;健康状况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者的健康水平越高。[2]
负性情绪体验：1 3 4 6 8 17 20 29 30
正性情绪体验：2 5 7 9 18 19 21 22 24 25 26 28
健康状况：10 11 12 13 14 15 16 23 27
（三）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问卷采用集体施测的方式。在被试者填写问卷之前，由主试者告知目的，讲解填写方法。问卷回收后剔除无效问卷，用Epi Data建立数据库并录入数据，用SPSS11.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F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多变量方差分析，等等。
二、数据分析
（一）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整体现状
对322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分及其三个维度的得分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1所示：
表2-1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体及各维度的描述统计分析
从表2-1可以看出，总的来说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在中等程度，平均得分143.63分（全卷总分为210分）;最高分186分，最低分69分。
（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差异研究
1.不同性别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差异研究
以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分及总分为因变量，性别为自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2-2：
表2-2 不同性别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T检验
*p
从表2-2可以看出，不同性别的学生在正性情绪体验、健康状况、主观幸福感总分上都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在以上各维度分及总分上都低于女生。
2.不同专业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差异研究
以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分及总分为因变量，专业为自变量，进行One-way Anova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结果如表2-3：
表2-3 不同专业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F检验
从表2-3可以看出，不同专业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的各个维度分及总分上都存在显著差异。
为了进一步了解各专业大学生间的差异，研究进一步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见表2-4：
表2-4 不同专业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多重比较结果
注：仅列出有显著性差异的结果。
经表2-4多重比较发现：体育专业学生的负性情绪体验显著低于理科、艺术类专业学生的;体育专业学生的正性情绪体验、健康状况、主观幸福感总分均显著低于文科、理科、艺术类专业学生的。
3.不同生源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差异研究
以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分及总分为因变量，生源地为自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2-5：
表2-5 不同生源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T检验
从表2-5可以看出，不同生源地的学生在主观幸福感各个维度分及总分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4.独生、非独生子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差异研究
以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分及总分为因变量，是否独生子女为自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2-6：
表2-6 独生、非独生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T检验
从表2-6可以看出，独生、非独生的学生在负性情绪体验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独生学生的负性情绪值显著大于非独生学生的。（注意：此处负性情绪是反向后的计分，而不是字面上的负性，解释同正性，下同。）
5.不同月消费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差异研究
以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分及总分为因变量，月消费为自变量，进行One-way Anova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结果如表2-7：
表2-7 不同月消费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F检验
从表2-7可以看出，不同月消费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的负性情绪体验、健康状况及总分上都存在显著差异。
为了进一步了解不同月消费大学生间的差异，研究进一步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见表2-8：
表2-8 不同月消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多重比较结果
经表2-8多重比较发现：月消费600-800元的学生负性情绪体验显著低于月消费800元以上的学生;月消费在600元以下的学生在健康状况及主观幸福感总分上均显著低于月消费800元以上的学生。
6.不同睡眠状况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差异研究
以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分及总分为因变量，睡眠状况为自变量，进行One-way Anova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结果如表2-9：
表2-9 不同睡眠状况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F检验
从表2-9可以看出，不同睡眠状况的学生在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分及总分上都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了解不同睡眠状况大学生间的差异，研究进一步进行多重比较分析，结果见表2-10：
表2-10 不同睡眠状况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多重比较结果
如表2-10多重比较发现：对于负性情绪体验来说，睡眠很好的学生>睡眠一般的学生>睡眠差的学生;对于正性情绪体验、健康状况、主观幸福感总分来说，睡眠很好的学生>睡眠差的学生，睡眠一般的学生>睡眠差的学生。
7.体育运动情况不同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差异研究
以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分及总分为因变量，体育运动情况为自变量，进行One-way Anova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结果如表2-11：
表2-11 体育运动情况不同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F检验
从表2-11可以看出，体育运动情况不同的学生在正性情绪体验分数上存在显著差异。
为了进一步了解体育运动情况不同的大学生间的差异，研究进一步进行LSD多重比较，见表2-12：
表2-12 体育运动情况不同的大学生正性情绪体验的
差异多重比较结果
从上表可以看出：体育运动少于半小时的学生正性情绪体验显著高于体育运动多于1小时的学生。
8.父母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
以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不同维度分及总分作为自变量，以父母是否受过高等教育为自变量，进行多变量方差分析，多变量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13：
表2-13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在父母是否受过高等教育
因素上的方差分析
图2-1 负性情绪平均分在父亲、母亲是否
受过高等教育上的交互效应图
图2-2 正性情绪平均分在父亲、母亲是否
受过高等教育上的交互效应图
图2-3 主观幸福感总分平均分在父亲、母亲是否
受过高等教育上的交互效应图
从图2-1、2-2、2-3可以看出，在父母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子女的负性情绪、正性情绪和主观幸福感总分影响的主效应上，父母受过高等教育子女各维度体验的分值更高，且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影响更大。在父母和是否受过高等教育的2*2变量的交互效应上，父亲没受过高等教育情况下子女负性情绪、正性情绪和主观幸福感总分得分较母亲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分值更低。
三、研究结论
（1）大学生的总体幸福感状况处于中等水平，总体来说，大学生被试者还是倾向于体验到幸福感，但是不强烈也不明显。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大多支持本研究结论。
（2）不同性别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男生在各维度分及总分上显著低于女生。用男女社会角色的不同可以解释这一结论。
（3）不同专业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在各维度分及总分上差异明显，且体育专业学生的正负情绪体验显著低于其他专业学生的，这与体育专业的特殊性有关;文科大学生与理科大学生在负性情绪体验以及健康状况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其他相关类型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与文理科大学生在学科专长上各有其优势、劣势有关。
（4）未发现生源地因素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与以往的研究结论具有分歧，因此，本研究结果是否受到测量工具的影响或者取样的影响尚未可知，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另外，即使生源地因素从整体上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不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否对个体或者群体主观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同样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5）独生与非独生的大学生总体幸福感差异不显著。独生与非独生大学生只在负性情绪体验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正性情绪体验和健康状况上差异不明显;独生子女的负性情绪显著大于非独生子女的。这可能与独生子女性格倾向、气质类型和智力水平等因素上的优势有关。
（6）不同月消费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的负性情绪体验、健康状况及总分上都存在显著差异。总体来说月消费越多，主观幸福感相对较强，其原因可能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会有更多的物质享受，伴有更高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因而幸福感就较高。[3]
（7）睡眠状况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非常显著。睡眠很好的大学生，其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睡眠一般的大学生;而睡眠一般的大学生，其主观幸福感又显著高于睡眠较差的大学生。总体而言，大学生的睡眠质量跟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即睡眠好，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分数也高。这可能与睡眠对于大学生身心健康的重要作用有关。
（8）体育运动情况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体育运动情况不同的学生在正性情绪体验分数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与体育运动能提高身体素质，产生成功的体验，提高自我效能感，打破焦虑、忧郁等消极心境有关。体育运动少于半小时的学生正性情绪体验显著高于体育运动多于1小时的学生。这可能是因为被试样本中有一部分体育专业的学生，体育专业与非体育专业学生的运动动机和目的不一样，所以带来的主观幸福感也不一样。
（9）在父母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子女的负性情绪、正性情绪和主观幸福感总分影响的主效应上，父母受过高等教育子女各维度体验的分值更高，且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影响更大。在父母和是否受过高等教育的2*2变量的交互效应上，父亲没受过高等教育情况下子女负性情绪、正性情绪和主观幸福感总分得分较母亲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分值更低。父母低文化的家庭非理性甚至是错误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对子女没有更多积极的情感关怀和鼓励，可能是导致子女主观幸福感体验偏低的主要原因。在很多低文化家庭中，父亲是支撑家庭经济和实施家庭教育的主要角色，子女的幸福感体验受父亲的影响更大。
综合以上结论不难看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构成是多维的，影响其幸福指数的原因是复杂的。在一些维度大学生幸福感得分较低。一些人群比如大一新生、农村学生、特殊专业学生、家庭经济收入低的学生等主观幸福感较低。正因如此，关注与提高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是必要的。主观幸福感较高的个体工作更有效率，更具社会适应性[4];同时，主观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心理健康状况，已有研究者把它作为衡量心理健康的指标之一（杨宏飞、吴清萍，2002）;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幸福本身就是目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提高需要全体心理学研究者和大学生朋友的共同努力。
[ 注 释 ]
[1] 包尔生.伦理学体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2] 段建华.总体幸福感量表在我国大学生中的试用结果与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6（1）：56-57.
关键词： 自我决定轮；心理幸福感；主观幸福感；财务主管人员；验证性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7）02-0054-05
1 引言
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幸福已成为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人们不仅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也可以获得家庭亲情，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幸福是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统一，极端的物质主义或者极端的神秘主义都与正常社会的幸福无缘。对幸福的追求是一种合理、科学、现实性的追求，既要充分发挥个人的潜能，也要避免消极避世，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心理幸福感是幸福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与现实社会存在着较强的适应性，特别适合于具有开拓精神的群体的幸福感的测量，不仅是对庸俗幸福感的超越，也是对传统主观幸福感的超越。主观幸福感理论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源于快乐理论，用来量化人们的生活质量，是衡量生活质量的一个显著指标。心理幸福感理论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源于实现理论，主要关注于个人潜能的充分实现，用来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法则和存在的生命挑战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物质需求也空前膨胀，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滋长蔓延，致使相当一部分人的幸福感停留在物质追求上。事实上，幸福感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是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在现实生活中的集中体现。幸福是劳动创造和精神享受的统一或融合，不仅依赖于合理的物质满足，也依赖于才能和智慧得到发展并有益于社会。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霍华德・金森教授曾通过调查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人最幸福，一类是功成名就的杰出人士，一类是淡泊宁静的平凡劳动者。前者可以通过进取拼搏来获取事业的成功而取得幸福，后者通过修炼内心来减少欲望而取得幸福。后来，霍华德・金森教授时过20年进行了跟踪调查，发现功成名就的杰出人士仅有1/5保持了幸福感，而淡泊宁静的劳动者却有9/10的人依旧保持着幸福感。
心理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我决定论的影响，因而倡导在社会性目标的追求和成功中获取幸福。自我决定论（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SDT）认为，人的幸福感是由自主性、能力感和归属感这三种基本心理需求来满足的。自主性是指行为的发起出自内心的兴趣，或出自内心的自愿性，用来实现内心的自我价值，能对行为进行内在的调解而不受外在因素的控制。能力感是指个体能够有效地改变自己的内外部环境，有较高的效能感。归属感表现为一种社会支持，能够得到他人的关心、容纳和尊重。自我决定论认为，当这三种基本心理需求能够得到适度满足时，个体就容易体验到幸福感，否则就表现出不理性的或者病态的心理功能状态。
近年恚由于受到西方幸福学理论发展的影响，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在我国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张一（2012）研究了心理幸福感的测度问题，认为心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包括能力、目标、人格、留意、社会支持、压力等因素[1]。谢凤华、刘国栋（2012）将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引入了消费者领域，提出了消费者幸福感的概念，认为消费者幸福感是消费者对自己消费活动总体满意度的一种积极或消极的情感反映[2]。闰丙金（2012）基于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研究了中国社会的收入、社会阶层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收入状况和社会阶层认同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均存在着正向的影响[3]。吴伟炯、刘毅、路红等（2012）探析了职业幸福感的内涵，认为职业幸福感是较高的工作满意度和较低的离职意愿的合成，是较多的积极情感和较少的消极情感的合成[4]。陈勇杰、姚梅林（2012）探析了自我决定理论的幸福感，认为幸福感的产生源于自主性、能力感和归属感这三种基本心理的满足程度[5]。
财务主管人员是财务人员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不仅对组织的财务工作负责，也要参与企业的战略管理，工作量大、挑战性强、决策性高，更需要不断地超越自我、努力进取，与知识经济的发展相一致。因此，财务主管人员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可以为财务主管的心理调节和智力开发提供合理的理论借鉴，从而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实现生命价值。
2 财务主管心理幸福感模型的设计
自我决定论（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SDT）认为，当社会成员追求自我接纳、贡献于团体、造就有价值的人际关系、力求身心共同进步时，这些内在性的追求在本质上与个人的自我实现倾向和自我成长倾向是相一致的，能够直接为个人的自主性、归属感和能力感带来心理满足。相反，当社会成员过分地关注金钱、名声和地位时，或者过分地追逐显性吸引力（外表形象）时，并不能从根本上满足基本的心理需求。自我决定论认为，物质主义的价值取向与自我成长倾向是相悖的，不利于个体心理的满足，也不利于幸福感的恒久性获取。
心理幸福感（PWB）源于“实现论”的哲学思想。心理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是不同的，它强调幸福不应仅仅是短暂的快乐，更应该是长期潜能的发挥，是人的本质价值的实现和显现。心理幸福感并不像主观幸福感那样受到周围情景因素的影响，因而主要采用自陈量表法进行测量。心理学家Ryff所设计的六维度心理幸福感量表（SPWB）包括自我接受、个人成长、生活目标、良好人际关系、环境控制和独立自主六个要素。基于自我决定论的思想和心理幸福感的内涵，通过对若干财务主管工作、生活、社交活动的跟踪调查，本研究将财务主管心理幸福感体系分解为4个要素：家庭幸福感、工作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心境幸福感。
首先，家庭幸福感是指财务主管人员在家庭关系中所享受到的愉悦感，包括配偶关系和睦、子女关系和睦、父母关系和睦和亲戚关系和睦4个指标。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生存的细胞。在现代社会中，家庭是幸福感最基本的载体。财务主管也需要拥有和睦的家庭，与配偶、子女、父母和其他亲属处理好内部关系。这种关系有时是至关重要的，会影响到其他幸福感的形成和生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着差异，家庭幸福的模式与西方也有所不同。财务主管人员在吸收西方先进的家庭文明的同时，也应承接好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养分，才能在各个方面梳理好家庭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家庭幸福。亲戚关系在家庭关系中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关系，需要慎重处理。
其次，工作幸福感是指财务主管人员在工作过程中所享受的愉悦感，包括财务制度优化、财务方法改进、财务文化塑造和财务素养培育4个指标。财务主管不是一般财务人员，他们的责任较大，负有挑战性和创造性，他们的工作幸福来源于挑战和创造的成功。我国现行财务制度落后于经济形势的发展，需要在应用过程中进行局部的调整，否则将束缚会计业务的开展。在财务制度允可的前提下，需要对传统的财务方法进行改进，以便提高财务效率。财务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是引导财务人员展开工作的思想指南，在我国财务体系中尤其稀缺，因此，财务主管在先进的财务文化培育中应担负起关键性的作用。知识经济的兴起对财务理论也带来了石破天惊式的冲击，客观上要求财务主管具备较高的理论功底，积极进取、不断学习，才能发挥起领头羊的功效。
再次，社会幸福感是指财务主管人员在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中所享受的愉悦感，包括社会交往满意、公共利益参与、公平正义维护、社会恶习抵制4个指标。社会交往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财务主管人员更是不可闪避，因为社会交往已与工作和生活融于一体。中国社会是一个层级分明的社会，各种利益和亲情关系纵横交错，在职业岗位极其敏感的前提下，财务主管需要慎重选择交往的人员和对象，否则会为自身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极大的被动。在目前的社会，环保、低碳、灾害、枉法等事件反而愈演愈烈，引起有志之士的高度关注，而作为知识型人才的一个子群体，财务主管在公共利益维护上也会义不容辞，将其作为自身价值实现的一个要素。甚至在遇到社会不正之风侵袭的时候，财务主管也会挺身而出，维护和伸张正义。
最后，心境幸福感是指财务主管人员在内心情感和观念的凝练中所享受的愉悦感，包括心理定位合理、自我价值实现、核心价值观认同和社会环境适应4个指标。内心的安详和宁静是幸福感的主观来源，每个人都会在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愉悦心境，它不仅是社会阅历的体现，也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及其变化的影响。一个整日怨天尤人、消极避世的人，或者一个贪得无厌、欲海无边的人，或者一个玩世不恭、欺诈成性的人，是毫无心理幸福感可言的，他们所谓的幸福是一种市侩的追逐，不具有长久性的愉悦效应。财务主管人员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追求应该是一种合理的追求，一种可以实现的追求，一种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追求，这是获取内心需求满足的必备条件，也才能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实现，得到社会的认可。同时，在中国现有的社会环境下，主流价值观的认同问题是影响幸福感的一个突出性的因素，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判断。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基于自我决定论的视角来构建财务主管心理幸福感的要素体系，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3 模型检验
3.1 数据收集
本研究拟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模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同时检验因子与指标的相关性，再结合于数据调查的经验，可以揭示财务主管人员心理幸福感的微观结构。根据心理幸福感模型的内容，可以进行问卷指标的设计，包含16个题项。在江苏大学财务部门聘请3名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财务主管人员对问卷进行审核和修正，以确保问卷具有较好的热菪Ф群托П晷Ф取N示淼氖据测度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即在依次增大的7个选项中，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合适的值。本次数据调查自2013年3月1日起，至2013年4月1日止，历时30天，获取有效问卷96份，样本数和指标数之比是6，符合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数据要求。样本特征如表2所示。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验证性因子分析是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一种特殊情况，当研究者关注因子间的相关关系而不是因子间的因果关系时，这类分析就是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基于样本数据，运用SPSS和Lisrel8.7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可知：（1）因子X6、X9和X16的负荷值较高，且具有显著性；（2）因子X4、X8和X12的负荷值较低，且缺乏显著性；（3）其余因子的负荷值居中，且具有显著性。同时得拟合指数列表如表4所示。
根据拟合指数列表可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因此，本研究构建的财务主管人员心里幸福感体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4 结论
根据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再结合我国财务主管人员心里幸福感的调查，可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1）对财务主管人员心理幸福感影响较大的因素是财务方法改进、社会交往满意和社会环境适应。说明财务主管人员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对传统财务方法的修正，引入信息技术的成果，在现行财务制度允许的条件下进行财务工作优化。同时，财务主管人员的社会交往较为顺心，也能够灵活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
（2）对财务主管人员心理幸福感明显缺乏支持作用的因素是亲戚关系和睦、财务素养培育和社会恶习抵制。说明财务主管人员的亲戚关系处理或维持不是太好，对前沿性的会计理论和思想把握不够，对社会不正之风往往视而不见。
（3）总体而言，财务主管人员的心里幸福感影响因素分布与普通财务人员存在着区别，但也存在着令人费解的一面，如亲戚关系不顺却具有良好的社交感，立志于财务方法改革却缺乏前沿性的会计思想，这些都是我国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不太正常的现象，值得深思。
总体而言，我国财务主管人员在家庭、工作、社会、心境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幸福感，表明这个群体的健康性的存在，但在诸多方面也有待改进，以便在提高幸福感的同时促进群体效能的增强。
[参考文献]
[1]张 一.心理幸福感：研究方法、影响因素及展望[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教育理论与心理学），2012，27（7）：143-144.
[2]谢凤华，刘国栋.消费者幸福感研究述评[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61-64.
[3]闰丙金.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J].统计研究，2012（10）：64-72.
关键词：低碳生活；革新；幸福境界。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7.0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7-10-02
电影《后天》描写的末世景象正在一些地方变得具体而现实，威尼斯水城告急、马尔代夫水下开内阁会议、尼泊尔在雪山上开议会、中国的长江变长了……这些年来，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吸引人们的眼球，气温变暖、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急剧增加等问题使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想想我们未来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状况，反省我们现在生活中存在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方式，以奢侈浪费为荣的生活方式，实施低碳发展，引导更多的人践行低碳生活方式，正在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种新时尚，人类选择低碳生活方式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作为一名文明理性的现代人，我们应该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做起，尽量减少我们的碳排放，努力做到既对当代人负责,同时又为后代子孙的生存环境着想。低碳生活方式革新了人的生存发展幸福境界，使我们深刻领悟到人的幸福境界是身心合一的幸福，个人幸福生活不得以影响或牺牲他人幸福为前提，低碳生活方式不仅不会损害人们的幸福，而且会提升人们的幸福指数，面对低碳生活方式，如果说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行为，倒不如说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是我们对幸福观的重新理解。
一、低碳经济的提出
低碳经济特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充分发展太阳能、风能、氢能、生物能，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更新能源结构为重点，以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
温室气体与气候变化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当瑞典科学家斯・阿累尼乌斯1896年首创“温室效应”一词，并预言燃料释放二氧化碳将导致气候变暖时，当时社会很不以为然。最早系统论述低碳经济可以追溯到l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最早的政府文件是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紧接着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订了世人瞩目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岛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25％―40％。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2008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定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2008年7月，G8峰会上八国纷纷表示，将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其他签约方一道，共同努力达到2050年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0％的长期目标。中国向世界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至45％。至此，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
二、低碳生活的涵义
近几百年来，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在科技上远远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但也消耗掉了大量的矿石能源，并增加了大量的碳排放，长期以来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贴上了“高碳模式”的标签，其它发展中国家为促进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纷纷效仿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式，最终势必导致全球被高碳困扰，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连连、生态环境招致严重破坏。美国媒体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的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危机，如过敏加重、物种变得越来越“袖珍”、 肾结石增加、外来传染病暴发、夏季肺部感染加重、藻类泛滥引发消化系统疾病等等。恩格斯曾经忠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现在的物种灭绝、冰山融化、威尼斯将被淹没、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使恩格斯的忠告变为现实，成为整个人类必须面对的世界性难题。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而发展低碳经济，应从低碳生活开始。
低碳生活是一种节约经济，可以省钱，同时减少“碳税”形式的经济支付等等，引领低碳生活方式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低碳生活方式，我们每个人都是实践者。首先我们要澄清对低碳生活方式的一些误区：1. 低碳生活意味着降低居民生活水平。其实倡导全面实现低碳生活和保持、提升人们生活水平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它们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即两者都是为了改善市民的生活环境和条件，重点是要找到它们之间的结合点，寻求一种低排放、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在不降低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努力减少使用消耗能源多、碳排放多的产品，尽量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应该知道，在低碳经济状况下，出行方便、居住舒服宽敞的房屋是可以得到满足的，低碳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就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2. 低碳生活离居民日常生活太过遥远。在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行动中，政府、各个企业需要制定行之有效的对策，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生活的每个细节中努力避免或减少我们的碳排放，倡导低碳生活方式，是每个人生活责任感的具体体现，需要人们提高道德素质，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和自然责任。如200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个人采取“低碳生活方式”提出的七项建议：使用传统的发条式闹钟替代电子钟；把在电动跑步机上的锻炼时间改为到附近公园慢跑；去行乘坐轨道交通；不用洗衣机甩干衣服；在午餐休息时和下班后关闭电脑及显示器；洗澡时改用节水型淋浴喷头。以上这些看似非常细小、可能我们平时并没留意的事情，只要我们做到了，便是实现了低碳生活方式，作为一名社会成员我们能做到而且也应该做到。
三、低碳生活革新人的幸福境界
幸福观是人生观系统中关于幸福的根本观点和看法，是产生幸福感的关键。幸福是人类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人类执著的追求和理想，是人生的一种完满境地和理想状态，其本源在于人心理。
在中国古代，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非常重视幸福维度的探讨，并由此构成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流派的各具特色的幸福观。儒家崇尚道德幸福论，幸福只是道德的附属物，在强调精神、道德幸福的同时，特别强调社会的共同幸福，幸福就在于为社会整体利益而行动；道家提倡自然幸福论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幸福观在内涵上不仅仅重视人的主观内在感受，更重视个人幸福同自然、他人、社会的相互关联。中国古代伦理学家从先秦的孔、孟、老、庄到宋明的程、朱、陆、王虽然都认为幸福必须借助外在条件，必须与人的物质需要相联系，但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必须反求诸己、克制欲望，在修养中达到幸福的极致，这是中国民族幸福观的一大特色。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今天，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幸福解读为富裕的物质生活，朴素、节俭不再被看作美德，反而那些品牌服饰、舒适宽敞的房屋、各式各样的高档轿车、一次性用品的大量消费等生活方式被普通民众羡慕不已，在大多数人看来，幸福生活就是大量的购物和奢侈的消费，消费本身就是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似乎只有过度的挥霍、炫耀性消费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所在。“他们在商品中识别出自身，在他们各自的汽车、名牌着装、错层式房屋中找到自己的灵魂”。
低碳生活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体现的是人的一种心境、一种价值和一种行为，代表着人与自然、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是一种值得人们期待和追求的新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方式革新了人的生存发展幸福境界，使我们深刻领悟到个人幸福生活不得以影响或牺牲他人幸福为前提，低碳生活方式不仅不会损害人们的幸福，而且会提升人们的幸福指数。在低碳面前，与其说需要改变的是行为，倒不如说是要构建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人类幸福和自然演进的全面协调发展的幸福观。低碳并不意味着就要刻意去节俭，刻意去放弃一些生活的享受，放弃人自身的幸福，只要你在生活中真正做到多节约、不浪费；低碳不等于贫困，贫困不是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是发展低成本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会帮助节省成本，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在低碳经济状态下，便利的交通、宽大舒适的房屋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但低碳经济是限制性的开发利用资源，是有节制的使用自然资源，不肆意破坏我们的自然环境，而是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低碳生活方式说到底就是实现合德消费、合宜消费、合理消费。
四、结论
不仅是政府官员、环保主义者和专家学者们关心和探讨气候变化问题，气候问题也与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密不可分。倡导“低碳经济”，应对全球变暖，关乎地球上每个人。可见普遍树立低碳环保意识才能形成社会力量来保护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推广低碳生活方式是必要的。在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全球联动，全民践行低碳生活方式，从生活小事做起，树立全体民众的社会责任感，疏解低碳生活方式会导致人类生活水平下降的伦理矛盾，改变人们的幸福观，树立一种引领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个人幸福和他人（社会）幸福、人类幸福和自然演进全面协调发展的、理性科学的“和谐幸福观”；最终实现由“高碳”时代到“低碳”时代的跨越，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范松仁.和谐 幸福 公正 疏解：低碳生活的伦理维度[J].前沿，2010，（09）.
［2］刘道明.践行科学发展应从低碳生活开始[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0，(02).
［3］杨婷.低碳经济背景下实现我国居民低碳生活的思路[J].菏泽学院学报，2010，（05）.
［4］付德全.转变生活方式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举措[J].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03）.
［5］余谋昌.自然价值与低碳经济[J]，应用伦理学前沿，2010，（05）.
［6］王刚.中国传统幸福观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价值[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