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文
三、注释
四、参考文献
提纲
前言：提出司法审查制度的定义，说明《行政诉讼法》的出台，是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一个专门立法，标志着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形式，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和论述：
一、我国设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
1、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从长远和根本上看是一致的。
2、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行政争议解决的途径有几种。
3、《行政诉讼法》是我国一项重要的人权立法。
4、公民通过诉诸法律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
5、我国是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分工制约机制的政体。
二、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主要特点及现状
1、在普通法院内设立专门法庭实施司法审查。
2、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既审查法律问题又审查事实问题。
3、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法律渊源以代表机关制定的法律为主。
三、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缺点
1、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有限。
2、我国的司法审查不存在包容性极强的司法审查根据。
四、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
1、需进一步扩大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受案范围。
2、适度放开司法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
3、扩大检察机关对行政审判的监督。
通过对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考察和分析、论证以及对我国司法审查制度设立的必要性、主要特点及现状，缺点和完善发展的一些粗浅的探索，我们相信通过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必将最终达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论文摘要
前言：提出司法审查制度的定义，说明《行政诉讼法》的出台，是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一个专门立法，标志着我国司法审查的形式，对此说明如下：
一、我国设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
二、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主要特点及现状
1、在普通法院内设立专门法庭实施司法审查。
2、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既审查法律问题又审查事实问题。
3、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法律渊源以代表机关制度的法律为主。
三、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缺点
1、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有限。
2、我国的司法审查不存在包容性极强的司法审查根据。
四、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
1、需进一步扩大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受案范围。
2、适度放开司法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
3、扩大检察机关对行政审判的监督。
通过对我国司法审查制度设立的必要性、主要特点及现状，缺点和完善发展的一些粗浅的探索，我们相信通过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必将最终达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关键词：
〔司法审查行政诉讼独立审判合法性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监督制约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
所谓司法审查制度，就是一种国家权力对另一种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制度，即法院通过诉讼程序审查并纠正不法行政行为，以保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免受国家行政机关侵害并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在我国，最主要的司法审查制度就是1989年4月4日通过的《行政诉讼法》。它调处的是两种基本关系，即司法权与行政权，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它的创制过程实际就是正确处理这两种关系的过程，它的实施和进一步完善也是为了正确处理这两种关系。它既包括程序规范，也包括实体规范，并且，实体规范占据着核心地位。很多具体规定虽然在程序法中，但就其实质而言并非程序规范，而是特殊的实体规范。同时，该法还含有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侵权赔偿的原则规定。因此，《行政诉讼法》身兼二职，它既是一个解决行政争议的专门程序立法，也是关于行政违法及其法律责任的一个专门立法，且后者是居于核心地位。《行政诉讼法》的出台，是我国关于司法审查制度的一个专门立法①，它标志着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形式，对此需进一步说明和论述如下：
一、我国设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
1、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从长远和根本上看是一致的。但是，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长远和根本一致性，并不能排除和消灭两者之间的差异，两者在局部上也会经常发生大大小小的矛盾，因为代表国家采取行动和措施的国家公职人员无法完美无缺，由于情况复杂或者是执法者素质问题，很难做到在任何时候都不越出法律的界限，而侵犯个人的合法权益，是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局部矛盾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与公民和其他组织之间时有争议发生。无视这些争议的存在或者故意回避这些争议，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消极对待这些争议，极有可能使矛盾激化，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甚至会影响到党和国家的基石。要使国家和社会稳步向前发展，我们就只有面对现实，采取积极的态度，寻求适宜的途径解决国家行政机关与公民包括与其他组织的争议，使国家和个人局部利益的冲突的妥善解决而处在一种良性协调的关系之中，而司法审查正是一条最为适宜的途径。之所以这样说，也是经过慎重而多方面的比较的。
2、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行政争议的解决途径主要可能有以下几种：（1）通过人民代表机关。代表机关是权力机关，宪法地位崇高，其主要职能是立法，对国家重要事务行使着最高决定权和最后控制权。虽然代表机关是有高度政治性的机构，且有监督行政机关的权力和职责，但却不宜也没有时间和能力，同时制定法律又适用和执法法律，其应在更高的层次上去监督行政机关；（2）通过行政机关自身解决，这种方法是解决争议最普遍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如行政复议、申诉、上访等。但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有时上级会编袒下级，其公正性缺乏切实有效的保障，仅用此种途径解决争议，有时会取得反面效果，无法取信于民；（3）通过党的组织。党是国家政治上的领导力量，其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协调好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若党组织分身去处理形形的各种行政争议，将导致党政不分，同时也会降低党的领导的层次，将党组织推向各种具体事务的前台，必然会削弱其政治领导作用。实践也已证明，党应该把握大政、方针和政策，不宜陷入各种具体的行政和司法事务；（4）通过社会团体、工、青、妇等社会团体既是维护其成员利益的组织，也是联系人民与党组织、国家机关的重要纽带之一，他们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但是，由于它们不具有国家权能，无法定强制力作后盾，因而不能亦不宜处断行政争议；（5）通过。在某种意义上说，应包含在上述四种方式之中。但的方式长期以来是人民群众对个别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满的主要申诉方式，是领导机关洞察民情，了解社会动向，反馈政策、法律的一个良好的机制，多年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制度和组织不拥有解决行政争议的权力和有效手段，也不能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有效途径；（6）通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例如“四清”、“”等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但这种形式已被实践证明破坏性大，易被坏人利用，已被遗弃到历史的角落。
根据以上情况，必须开辟一条新的解决争议的途径。这一新的途径就是司法审查。此种途径中人民法院享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并遵循公正、公开的程序。在行政复议的情况下，若不能妥善地平息争议，也要最终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行政争议，因此，司法审查制度是一种比较理想、比较完善的解决行政争议的制度。
3、《行政诉讼法》是我国一项重要的人权立法。社会主义人权原则是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理论上的重要基础。过去，我们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人权观念和人权制度的激烈而无情的批判，误以为是马克思否定了人权原则本身，因而将社会主义与人权原则对立起来，而经过多年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领会和研究，马克思最关心的就是人，实现人的解放，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解放。我国自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制定的宪法和许多法律法规和政策等，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权的保护范围也在日益扩大，也急需《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
4、公民通过诉诸法律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是对行政机关实施的最为有效的监督。我国公民作为社会的成员，不但可以通过其代表行使国家权力，参与管理国家社会事务，而且也迫切期待在其利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时，可以通过司法审查监督纠正其违法行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也有权对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提请审查，这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的体现和反映。社会主义法治既是倡导司法审查制度的重要根据之一，也影响着司法审查模式的选择。社会主义法治表现在国家管理领域，就是代表机关即立法机关制定尽可能详尽周密的法律来规定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关系，明确行政机关的职责权限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建立相应的制度监督，并在监督的前提下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而相应的监督制度之一就是司法审查。在建立司法审查制度时，有多种模式可供选择。一种是隶属于行政系统但又有独立性的行政法院。如法国，因这种模式中行政法院的独立性无法保障且不符合我国宪法的法治原则，是不可取的。我国宪法确认的法治原则之一就是审判权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由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另一种模式是设立专门法院，但这种模式与我国的国情不符。最后考虑到我国体制、观念、人力、财物等方面的种种因素，最终选择了在普通法院内设立行政法庭这种模式，由普通法院肩负起履行行政法治的责任。
5、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总体上不能也无须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的制约机制，但是我国宪法为我国设置了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分工制约机制的政体。宪法将立法职能赋予权力机关，将行政职能赋予行政机关，将审判职能赋予审判机关，而作为权力机关的代表机关有权监督上述机关，上述机关须向它报告工作，向它负责，除此之外，宪法还明确了公、检、法机关在合理分工、互相配合外，还必须相互制约。众所周知，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而防止权力腐败的最好办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这已成为我国人民的重要思想财富。虽然从本质上讲，制约政府的的最深刻的力量是人民，但是以一种权力通过一定程序监督另一种权力却是绝对必要的，非如此不能确保政府成为人民的公仆和服务型的政府。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正是宪法上的这种权力制约精神的重要产物。
二、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主要特点及现状
根据我国的政体、国情、体制、观念、宪法原则等种种情况，我国制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审查制度，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特点，下面分述如下：
1、在普通法院内设立专门法庭实施司法审查。
世界各国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的两种模式已如前所述。一种是专门的行政法院模式，盛行于大陆法系；一种是普通法院模式，广见于英美法系。这两种模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起源，并各有利弊。但可以说，凡是没有专门行政法院的国家，都面临着行政审判组织专门化的问题，而大陆法系的一些没有专门行政法院的国家如瑞士等，在普通法院内设置了专门行政审判法院。
我国采用的也是普通法院设立行政审查法庭的模式。但是我国采用的这种模式，是根据我国的宪法体制和现实情况所作出的决策，与别国不同。各国采用什么模式的司法审查制度，都不能不从本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出发，我国亦不例外。
2、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既审查法律问题，又审查事实问题。
审查法律问题既是审查行政机关的认定和裁决在法律上是否成立，审查行政机关对法律的执行和适用是否错误，而审查事实问题就是审查行政机关对事实的认定是否成立，并可以以法院自己对事实的判断来取代行政机关的主张。一些英美国家只审查法律问题，不审查事实问题。而我国法院与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既审查法律问题，又审查事实问题，若只审查法律问题，与我国行政诉讼的另一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相抵触，同时也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符。
3、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法律渊源以代表机关制定的法律为主。
行政诉讼法规定，规章及其以下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在判案时可以参照，主要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审理依据。但十多年来，各种新型案例层出不穷，而法律又要保持其相对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而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司法实践，针对人民法院在适用法律上所不明确的问题，适时作出不抵触法律的司法解释，以弥补法律和行政法规不足，并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也可以认为是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法律渊源。
三、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缺点
1、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有限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②的注明说：“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实际……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法庭还不够健全，行政诉讼法规定‘民可以告官’，有观念更新问题，有不习惯、不适应的问题”，也有承受力的问题，因此对受案范围现在不宜规定太宽，而应逐步扩大，以利于行政诉讼制度的推行。”所以，尽管《行政诉讼法》扩大了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但是，法院目前对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仍然十分有限。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不受理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制定法规、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的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其特点是对象的普遍性、反复适用性。面向未来而不面向过去。当然，法院不受理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并不意味着法院绝对不审查抽象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对于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对于行政规章参照使用，若出现具体行政行为据以作出的规范性文件与更高层次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化性文件相抵触时，可以选择适用最高层次的规范性文件。这说明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有一定的审查权，但却不能予以撤销或宣布有关规范性文件无效。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需遵循逐级上报等特殊的审查程序，但其可操作性却已大大不如人民法院的审查。（2）《行政诉讼法》原则上只受理对影响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控告。比如罚款、拘留、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产等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侵犯合法的经营自，拒绝颁发许可证、执照或对许可申请不答复、不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以义务等不作为行为，不依法发给抚恤金，违法要求履行义务以及其他影响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八款是总结和概括性条款，仅意味着对于行政机关影响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既凡是影响到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公民都有权提讼，至于影响政治权利、教育权利及其他人个人权利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只有法律明确规定可以的才能提讼。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在《行政诉讼法》颁行十五年后的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很多具有可操作性的司法解释条款，理论界和实务界也共同努力，使对具体行政行为受案的范围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如取消考试资格、不准报考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予颁发学位证书等侵犯公民受教育权利等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也已尝试立案受理，并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的侵犯公民或其他组织的其他权利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必将纳入《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3）不受理对行政机关内部的惩戒及其他处理行为的控告。对于内部惩戒等行为，是否可以对其实施司法审查，各国并不一致，我国采取不受理原则。（4）从受案的范围中法律条文表述来看，我国采用的是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原则。而像英美等受案范围较宽的国家大都采用概括式，持所谓“推定可审原理”，即凡是法律和判例不排除审查的行为，都推定法院可以审查，以其相比，我国的受案范围较狭窄，这主要取决于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尚不成熟。
2、我国的司法审查不存在包容性极强的司法审查根据。
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超越职权、、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不履行义务六种根据，各种根据之间各有其独特的含义，互不涵盖，这与一些国家司法审查包容性极大的根据不同，我国的规定相对较为科学，也符合我国实际，但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各种新的问题相继出现，一些具体行政行为似不能划归六种根据之中。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扩大对前述六种根据的解释，以控制个别的非法行政行为，以最大限度地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四、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
1、需进一步扩大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受案范围。（1）将行政机关侵犯行政相对人的政治权利的具体行政行为提交司法审查。我国《行政诉讼法》推行十五年后，通过大量的司法实践，很快发现其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过窄。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切合实际，作出了相关的司法解释，扩大了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现有的受案范围仍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尝试将行政机关侵犯行政相对人（包括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政治权利的具体行政行为提交司法审查，以最大限度的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2）可以适当地将某些抽象的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鉴于我国目前的现状及体制，我们也可以有条件地将人民法院的下级行政机关所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这样就极大地克服了某些行政机关和部门自己制定的一些规范性文件，自己又执行这些规定，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尴尬局面。（3）将行政机关内部具体行政行为纳入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由于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法律未将行政机关内部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所引起的争议，仅仅依靠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人事部门和监察部门裁决，因行政相对人在法律地位上处于弱势地位，又不能通过劳动争议途径解决，显然不利于争议的圆满解决，有必要通过司法审查的形式予以裁判。
2、适度放开司法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
在以往的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是作为合法性审查的例外，只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才作出变更判决。笔者认为，可以适度对除行政处罚外的其它具体行政行为及“显失公正”的放宽一定限制，这更有利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及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
3、扩大检察机关对行政审判的监督。
在行政审判中，检察机关作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主要限于对严重违法乱纪，可能构成犯罪的国家公务员的监督，但对于行政审判来说，检察机关只是通过申诉及其它法律监督的情况下，被动地实施监督，这种监督也只是一种事后监督，不能完全实现行政审判公正、公平。因此，有必要制定一些措施，针对重大、复杂、疑难的行政诉讼，人民检察院可以依职权，也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诉直接派员参与行政诉讼，以使行政争议得以更加圆满地解决。
通过以上对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考察和分析、论证以及对我国司法审查制度设立的必要性、主要特点及现状、缺点和完善发展的一些粗浅的探索，我们有理由相信《行政诉讼法》作为我国的司法审查法，必将使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通过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更加确保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最大限度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最终达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注释
司法审查分别有宪法和行政法两种意义的司法审查。宪法上的司法审查，是法院对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合宪所进行的审查监督。行政法上的审查，是法院对行政行为是否合宪，是否合法所进行的审查监督。这是两种不同的司法审查制度。由于两者都是司法机关监督制约其他机关的手段，所以才共同使用司法审查这一名称。我们现在所说的司法审查，是指行政法上的司法审查，我国目前只有行政法上的司法审查制度，而没有宪法上的司法审查制度，因此人民法院是不能审查具体体现行政行为是否合乎宪法。
参考文献
1、《民事诉讼法》律师资格考试（1999年）版
2、《行政诉讼法》行政资格考试教材（1998年）版
3、《民法通则》及其配套规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
【论文关键词】审前羁押 司法审查 比较 借鉴 完善 论文论文摘要：羁押关涉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世界各国都时逮捕之后的审前羁押予以严格规制，主要体现为设置了时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独立、公正的审前羁押主体、司法审查的正当程序性、犯罪嫌疑人享有基本的诉讼权利等是该制度的主要内涵。我国的审前羁押司法审查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引言 审前羁押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有关国家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在法庭审判前剥夺其人身自由，于特定场所予以关押的一项强制措施。从广义上讲，羁押既包括逮捕这一强制行为，也包括逮捕之后的关押。狭义上讲，仅指后者，它具有职权性、特定性、预防性和时限性等特征。现代各国为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伪造或毁灭证据、报复证人以及继续对社会实施侵害，均对审前羁押作了详备的法律规定。然而，基于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及其运行的正当性的基本理念，基于宪政制度下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受任意侵犯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现代各国均将审前羁押制度的重心放在防止滥用权力和保障公民自由上，除了对羁押的实体性条件进行明确规定外，对羁押程序也作了严格的规制，其中对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乃是整个羁押制度的核心。司法审查中的主体、司法审查的正当性程序、犯罪嫌疑人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等方面的设计是否合理是司法审查制度是否公正的关键。 二、审前羁押司法审查制度的比较法考察 在西方主要国家，逮捕是迫使犯罪嫌疑人到案的刑事强制措施，逮捕与羁押相互独立，它不是逮捕的必然延伸。逮捕后是否应羁押犯罪嫌疑人应当受到司法官员的司法审查，此谓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由于法律文化、诉讼模式、诉讼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两大法系国家在司法官员、司法审查内容、犯罪嫌疑人在司法审查中的诉讼权利等方面各具特色，即使属同一法系的国家在这些方面也不完全一致。 在美国，无论是联邦警察还是各州的警察将犯罪嫌疑人逮捕后，都必须无必要延误地将被逮捕人带至离警察局最近的联邦治安法官或州地方法官面前，由后者传讯犯罪嫌疑人出庭，这就是美国刑事诉讼中的第一次出庭(the first appearance )。这次出庭由警察、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共同参加，以抗辩的方式进行，法官所要进行的工作是:告知被逮捕人的权利，如保持沉默和接受律师帮助的权利;对逮捕所要求的合理根据进行审查;决定实施羁押或者释放被逮捕人或决定保释。尽管“无不必要延误”的确切含义不甚明了，但是如果超过六个小时仍未将被逮捕人解送至法官前接受询问，是考虑被告人认罪交待是否自愿的一个重要因素。<<}OP7) 英国刑事诉讼对审前羁押的法律规制非常严格。侦查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必须将后者交给羁押警察看管，警察只能短时间地拘留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一般为36小时。时间届满后，如果认为有必要继续羁押，警察必须向治安法院提出申请。在控辩双方的共同参与下，治安法官举行专门的听审对羁押申请进行审查。在听审中，治安法官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律师帮助权等诉讼权利，并且亲自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的意见，审查逮捕是否存在合理的根据，控辩双方相互就是否羁押问题进行对席辩论，然后由治安法官做出是否实施审前羁押的裁决。 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警察应当“不延误地”将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送交逮捕令所指定的看守所，并在拘禁该人24小时内，将其移交签发逮捕令的预审法官接受讯问。预审法官讯问嫌疑人的审查程序采用言词形式。在审查程序中，嫌疑人享有律师帮助权等诉讼权利。在控辩双方辩论以及听取被审查人的陈述后，由预审法官做出是否羁押的裁断。可见，预审法官的主要职能是追诉犯罪，行使侦查权;同时，他还决定审前是否羁押，即行使司法权。鉴于预审法官在诉讼职能上存在不可克服的冲突和矛盾及过于强大的权力，法国于200()年6月15日颁布的法律修改了《刑事诉讼法》，设置了“自由与羁押法官”(Judge de libert}s et de la detention)，其目的是限制预审法官相对过大的权力，对先行羁押这一强制措施实行双重监督，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先行羁押措施一般是在预审法官和自由与羁押法官均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实施。}z} (P224)法国做出上述修改后，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更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权，也更能体现程序正义价值。 与英美不同，德国法中有一种法官先行签发羁押命令的制度。一般说来，对那些具备法定羁押理由的嫌疑人，经检察官申请，侦查法官可以不经过逮捕程序而直接签发书面的羁押命令。当然，在法定特殊情况下，如果法官无法与检察官及时进行联系，并且延迟签发就会造成危险的，法官也可以依职权主动签发逮捕令。羁押命令是警察、检察官对嫌疑人实施逮捕的司法授权书。它必须载明被捕者的情况、被指控的犯罪行为以及行为的时间、地点、犯罪行为的法定要件及相应的刑法条款，还要说明能够证实行为犯罪嫌疑和逮捕理由的事实。司法警察在执行逮捕(不论是依据羁押命令实施逮捕还是暂时逮捕)之后，必须毫不迟延地将被捕的嫌疑人提交给管辖案件的法官。这种提交嫌疑人的行为最迟不得超过逮捕后的第二天结束之时。具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届时无法向逮捕地的地方法院法官提交的，警察也可以向最近的地方法院法官提交嫌疑人，最迟不得超过逮捕后的第二天。对于被提交的嫌疑人，法官应当毫不迟延地进行讯问，至迟不得超过提交后的第二天。讯问时，法官须告知嫌疑人有关的诉讼权利，给予嫌疑人提出辩解的机会，并且就是否继续羁押问题作出决定。但在讯问时，警察和检察官均不在场。一般来说，法官经过审查，发现羁押的理由仍然存在的，会继续维持羁押命令，但要告知嫌疑人提起抗告或其他法律救济的权利。相反，如果发现羁押无正当理由或者羁押的理由已经变得不复存在的，法官会立即撤销羁押命令，将嫌疑人予以释放。德国的侦查法官除了接受控方的申请实施司法审查之外，有时“不告也理”，依职权主动审查审前羁押的合法性。 在采用混合型诉讼模式的意大利刑事诉讼中，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后，应当尽快将其交给检察官。检察官经过审查，如果认为不符合条件的，应立即释放，符合条件应当逮捕的必须在24小时内交给有管辖权的预审法官，由其在 48小时内做出裁决。同样是混合式模式的日本采取了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建立了针对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后应解送给检察官，在后者审查之后的72小时内，嫌疑人必须被带至法官面前。如果犯罪嫌疑人是由检察官逮捕的，后者应在48小时之内交给法官审查。法官在审查时单独讯问嫌疑人，告知其诉讼权利，并决定是否实施审前羁押，警察、检察官都不到场。 在英美法系国家，负责审查逮捕的合法性和决定是否实施审前羁押的官员是法官。法官在控方提出申请的前提下，通过抗辩式的听审程序决定羁押问题，法官不仅要审查控方的指控，还必须亲自听取犯罪嫌疑人的意见。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注重正当程序，它们认为限制和剥夺犯罪嫌人的人身自由必须由处于中立、公正地位的法官进行裁断，并且应给予犯罪嫌疑人申辩和质疑的机会，因此审前羁押的审查程序是公开的、控辩对抗式的;另外，犯罪嫌疑人还应享有一系列的诉讼权利，如沉默权、律师帮助权等。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在诉讼模式、法律文化等方面与英美法系国家差别较大，但基于制衡侦查权和保护人权的考虑，多数国家将逮捕后是否实施审前羁押的问题交给预审法官或者侦查法官裁断。在传统上，法国的预审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不足，但经过改革之后，自由与羁押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有了基本的保障，后者更多地承担了决定审前羁押的职责。法、德两国的审前羁押司法审查程序与英美法系国家渐渐趋近。混合式诉讼模式国家的审前羁押主体也是法官，审查程序也更多地采用了控辩对抗。但是德国和日本的审查程序显然体现了职权主义的色彩，因为它们的审查程序保留了法官的讯问制度，而且程序的对抗性不如英美法系国家。 近些年来，我国学界只对法德等几个代表性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介绍颇多，而对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瑞士、保加利亚等国的审前羁押立法和实践则涉及甚少。从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来看，并非所有大陆法系国家的审前羁押司法审查都由法官决定。以1979年的the Schiesser v. Switzerland一案为例，该案申诉人Schiesser因为盗窃罪而被追诉，根据瑞士刑事诉讼法，决定审前羁押问题的是地区检察官，Schiesser指控瑞士因其地区检察官不是公约第5条第3款规定的“由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的官员”并同时提供了以下两项理由:其一，地区检察官在某些案件中充当公诉人;其二，地区检察官从属于检察长(院)，而后者又从属于司法部和苏黎世州政府 。①而且在刑事案件中，地区检察官有权在独任法官和地区法院审理轻微罪和轻罪案件中作为公诉人出庭，在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由检察长履行公诉之职。地区检察官启动侦查和实施侦查应受到检察长的监督，检察长有权对前者发出指令并要求其告知每一重罪。司法部和苏黎世州政府可以要求检察长提交启动和实施刑事诉讼程序的报告和对后者发出特别指示。但司法实践表明检察长已经有30年没有对地区检察官在个案中做出的羁押发出过指令。该案的检察官独立地作出了审前羁押决定，也没有参与该案的后续程序。因此，欧洲人权法院在裁决中认为，该案中地区检察官在其权限内作为侦查机构介人诉讼，并独立地考虑是否指控和羁押申诉人Schiesser，前者没有行使起诉人的职权，即既没有起诉也没有在审判中代表起诉机构出庭，因此他没有同时行使侦查权和起诉权。地区检察官是在检察长没有予以帮助或者监督的情况下独自听审了申诉人，既然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也没有和其他机构商量，那么地区检察官显然是根据法律的授权独立行使司法权的。这就说明，检察官并非天然就不能决定审前羁押问题，如果做出审前羁押决定的检察官不参与案件的起诉等后续程序，而且在做出审前羁押裁决时没有受到其上级的非法干预，那么该检察官就是相当于具有独立性和公正性的法官。 如此看来，由法官或者中立而公正的检察官决定审前羁押是当今世界认同的两种主体。一些有关刑事诉讼的地区性公约和国际公约也反映了这点。如欧洲议会于1950年11月4日在罗马签署的《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又称《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3款规定，依照本条第1款C项的规定而被逮捕获拘留的任何人应当立即送交法官或其他被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的官员，并应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或在审判前释放;释放必须以担保出庭受审为条件。1966年12月16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受到刑事指控的被羁押者应当及时地带到法官面前或其他被授权行使司法权的官员面前，被羁押者有权启动法律程序，向司法机关对羁押的合法性提出异议，经司法机关审查，如果认为羁押是非法的，被羁押者应释放。这两个公约中所指的其他被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的官员应当包含了检察官。另外，司法审查程序应当符合正当程序理念、犯罪嫌疑人享有基本的诉讼权利已成为审前羁押司法审查制度的主要内容。 三、我国审前羁押司法审查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拘留意味着14天到37天的短期羁押，决定拘留的机关是侦查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机关是追诉犯罪的机关，由侦查人员自行决定拘留问题显然违背了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在我国，逮捕与羁押一体，羁押是逮捕的逻辑延伸，逮捕所依据的理由往往成为羁押被告人的理由。羁押也无需法院批准，法院不介人审前羁押。在我国，绝大多数的逮捕是由负责追诉的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的，一方面，法律未赋予被追诉人在人民检察院做出批准逮捕决定时在场陈述自己意见的机会与权利，另一方面，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天然带有追诉倾向，这种倾向难以保证其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做出逮捕决定。阎在押人对羁押决定不服，只能向采取或批准羁押措施的公安机关或检察院提出申请，但无权向法院提出申请。检察官在审查是否逮捕时，往往以警察的书面指控为依据，检察官并不听取犯罪嫌疑人关于审前羁押问题的意见和质疑，在书面审查的基础上就做出裁决。而且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禁止审查羁押合法性的检察官在起诉和审判程序中承担起诉之职。由此可见，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审前羁押官员不具有独立地位。由于犯罪嫌疑人法律素养普遍较低，他们中的很多人又请不起律师，加之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不十分健全，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请不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享有免费的律师帮助权，这样，犯罪嫌疑人只能孤独地面对检察官仅在书面审查的基础上做出的审前羁押决定。因此，从理论上说，我国逮捕后的司法审查仅仅是单向的行政性审查，不具备刑事诉讼的三方诉讼结构，与正当程序理念尚有一定的差距。 鉴于此，学界提出了诸多完善审前羁押决定主体的对策。其中多数学者认为，决定审前羁押的官员应当是法官，而不应该是检察官，因为检察官肩负追诉犯罪的职能，所以检察官不具有决定审前羁押官员应当具备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此观点几乎已成通说c0:笔者部分赞同这一观点。我国目前审前羁押体制下的检察官的确不具有刑事诉讼规律要求的独立性，但由法官决定审前羁押是否能够满足应有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同样是个 值得商榷的问题。如果将决定审前羁押的权力赋予法官，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法院体制，该法官并未被禁止参加该案件的庭审，那么曾经决定审前羁押的法官如果参与案件的审理，他将会受到其原有有罪推定的影响，很可能有损案件的公正审理。因此，由法官决定审前羁押不一定是最合理的选择。 在审前程序中，基于起诉指导侦查的诉讼规律，在证据的把握上，检察官比法官更为充分。因此，由检察官决定审前羁押应当是合理的选择。为了保证我国审前羁押官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将拘留、逮捕与审前羁押相分离，只将拘留与逮捕作为强制犯罪嫌疑人到案的措施。其次，我们可以在维持目前检察体制整体不变的情况下，增强批捕部门检察官的独立性，其上级也不能无端干涉其职能的行使。由该部门的检察官专门负责对拘留和逮捕进行司法审查，以决定是否羁押犯罪嫌疑人。这些检察官不得参与对案件的起诉和出庭公诉工作。再次，公安机关依然可以行使拘留权，但应当由批捕部门的检察官进行审查，并举行对抗式的审查程序，以确定是否实施审前羁押。公安机关拘留犯罪嫌疑人后，应当在24小时之内，最迟在48小时之内向检察院批捕部门的检察官报告此事。最后，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程序应当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平等武装”，体现正当程序理念。犯罪嫌疑人在审查程序中应当享有律师帮助权、质证权等基本的诉讼权利。公安机关应当提供充分的羁押理由，在警察和犯罪嫌疑人的共同参与下就是否应当实施审前羁押进行辩论，在此基础上由检察官做出是否羁押的裁决
【论文关键词】秘密监听 司法审查 权力制约 论文论文摘要：秘密监听作为一种高科技刑事侦查手段，在侦查实践中被广泛应用。而我国目前对秘密监听措施的实施是由侦查机关内部审查批准的。由于缺乏外部监督，因而导致权力的滥用并使公民权利处于危险境地将其纳入法典的调整范围并设立健全的司法审查机制，业已成为改革与完善刑事侦查措施的当务之急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高科技通讯技术的发展，秘密监听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现代化证据收集方式，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它是采用秘密手段获取与犯罪有关的言词信息的一种技术侦查措施，通常是在被监听者未察觉的情况下依靠科学技术实现的，因此获取的信息都相对比较真实可靠。秘密监听的应用极大地增强了侦查机关控制犯罪和取证的能力，在侦破疑难刑事案件中有着传统侦查手段不可比拟的作用。然而秘密监听是一种基于实现诉讼实体目的而行使公权力的表现，其秘密性会导致对公民私权侵害的无形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既是追诉犯罪的利器，同时又是侵犯个人私权的锋利凶器由于侦查机关的追诉权在行使过程中往往显现出一种天然的被滥用的趋势，因此，为防止这种危险的发生，就需要一个中立的机构来制约侦查权的滥用：通过在秘密监听中建立司法审查机制，不仅有利于防止侦查权的过分扩张，而且有利于对公民权利的有效救济。 当今法制变革国家和地区纷纷建立和完善侦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制度：西方各国均通过立法规定秘密监听必须经过法官审查批准才能适用。美国在1968年通过的《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中明确规定：禁止任何人在没有法官授权的情况下，以电子的、机械的或其他类型的设计装置来达到窃听的目的。2001年的俄罗斯联邦新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只有经过法院决定，才能对住宅进行勘验、搜查和对电报进行监听和录音，对公民的通讯秘密权利予以限制。法国在2000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设立了“自由与羁押法官”，改变了预审法官主导审前强制措施的局面翻。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对电讯往来是否监视、录制，只允许由法官决定。 长期以来，我国把秘密监听视为国家机密，在现行宪法以及刑事诉讼法中均无相关规定，只是在1993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通过的《人民警察法》中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但由于司法审查机制的缺位，侦查机关在监听程序上拥有完全不受审查的权力，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对被追诉者进行监听。并且由于只侵犯了个人私生活秘密权，因此群众要求改革的呼声较小。学界虽然有所讨论，但难以达成共识。笔者试对此进行探讨，以期引起共鸣。 二、秘密监听司法审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分权制衡理沦 分权制衡理论是由洛克和盂德斯鸠提出来的，现在成为法治国家分配国家权力时必须遵循的准则。孟德斯鸠曾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我国虽不是三权分立的国家，但权力之间应当相互分工和制约对我国也是适用的。具体到监听程序，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司法令状主义，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实行的预审法官和庭审法官相分离的制度，目的都是为了发挥司法机关的司法能动作用，以司法权来制约国家行政权。因此监听核准权应与申请权和执行权相互分离。如果将申请权和核准权合二为一，势必使监听的适用因缺少监督而出现滥用现象。但控审分离绝不仅仅意味着二者的简单分立，而是要求形成相互制约的平衡机制。也就是说法院必须在侦查机关提出申请的条件下才能启动监听核准权，这体现了追诉权对裁判权的制约；同时对于侦查机关的违法监听行为，法院有权进行审查并对受害人给予救济，这又体现出裁判权对追诉权的制约。这种相互制衡的机制为司法裁判权介入监听程序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法益权衡理论 法益权衡理论为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说所倡导。当一行为在维护一法益的同时侵害另一法益时，首先应考虑的是冲突法益的社会价值关系。以较少代价维护较高价值的法益，要比放弃同等或更高价值的法益来挽救一法益，更有可能被判断为合法。基于该理论，秘密监听手段所保护的法益应大于其所侵害的法益，否则这种手段是不正当的。在维护国家社会公法益与保护公民权利私法益之间就存在一个价值权衡问题。侦查机关代表的是国家社会公法益。从侦查机关的角度出发，国家社会公法益显然较公民个人私法益重要，因此只要是为了保护较高法益而牺牲较低法益的，就应排除其违法性，这必然造成侦查权的滥用，鼓励使用最强烈的 手段对付犯罪。笔者认为，对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法益权衡问题，应由不代表两者利益的中立的第三方进行评判，是否采取监听手段及如何进行，由司法机关严格依照相对性原则进行裁决。如果是维护社会安全，保障公民自由，实现国家职能所必需的，就可以适用。 (三)正当程序理论 在观念层面上，秘密监听司法审查制度是西方国家传统中的正当程序理念的逻辑展开。正当程序理念的核心思想是“以程序制约权力”，要求国家机关在处分公民权益时必须遵循正当、合法的程序进行，以防止国家权力的专断。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正当程序理念的实质是以程序机制的设置来确保国家追诉犯罪的活动沿着公正的程序轨道进行。具体到监听程序，侦查机关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实施监听。鉴于监听对公民权利损害的无形性，在涉及对被告人权益处分时，侦查机关必须经过法院的司法审查程序后才能作出决定。因为只有在司法审查程序介入的情况下，被告人才能获得向中立的法院陈述自己的意见并得到倾听的机会；否则被告人的权利就将受到漠视，丧失获得救济的机会。 (四)人权保障理论 秘密监听的使用与公民人权在利益保护上呈现出逆向损益的关系。随着犯罪手段的智能化，为最大限度地打击犯罪，必须赋予侦查机关使用监听手段的权力。而同时公民的隐私权是世界公认的基本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宣称：“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由于监听运作的单方性和秘密性，使得公民广泛享有的隐私权处于危险的境地。在公民权利受到侦查机关的侵犯时，公民是不可能通过自力救济的途径解决问题的，而只能通过国家的另一项权力——司法权得到最终的救济。因为在公民权益受到侵犯时，审理人身权利的正当法律程序只有在其决定受制于司法审查的法院或行政法庭时方能得以实施。侦查阶段追诉犯罪的任务决定了那种控辩双方完全平等对抗的格局在此不可能出现。在使用监听手段时，应赋予当事人以诉讼防御权利，同时为受害人提供畅通的救济渠道。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影响人权保障功能的发挥。 三、我国秘密监听司法审查制度的现状与缺陷 (一)秘密监听措施的实施由侦查机关内部审查批准 我国《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中明确规定了在国家安全案件和非自侦刑事案件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这为监听技术的使用奠定了法律基础。但相比国外都对有关技术侦查措施中的使用条件、批准程序、使用范围等进行严格的法律规制而言，我国在这方面的规定比较原则化，没有可操作性强的规范，对监听的采用完全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不需要经由其他机关审查批准。这种机制单纯依靠系统内的上级部门来制约，虽然法律规定侦查人员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一般要经过本部门领导的审批并签发相应的证状，但这属于侦查机关内部的工作程序，并且这种制约在性质上是一种带有行政性质的制约，其结果只能是使权力更加集中于一部分领导的手中。由于缺少外部的制约和监督，侦查机关在监听程序上拥有完全不受审查的权力。从法理上说，这明显违背了刑事强制措施决定与执行相分离的原则。从实践来看，侦查机关为了保证较高的破案率，往往是先监听后补办手续，甚至是不补办手续，最后导致所获取的证据因程序违法而不能被采用。而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我们似乎很难找到妥善的防范对策： (二)在监听程序中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者角色错位 法律明确规定只有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可以使用包括秘密监听在内的技术侦查手段，而检察院在自侦案件中运用技术侦查措施就没有明确的法律根据。而在司法实践中，检察院在职务犯罪案件中也常常使用秘密监听等技术侦查手段。虽然也要经过同级公安机关的批准，但只是一个形式化的程序。只要检察院的主要领导同意，申请使用秘密监听手段并没有实质性的法律障碍：这明显违背了侦查手段法治化的基本法理：并且在一般的侦查行为中是由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而在秘密监听程序中，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者角色完全丧失．反而处于被监督的地位。 笔者认为，从政治体制上看，人民检察院和政府处于同一地位，而公安、安全机关只是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在权力层次上处于下位。从司法体制上看，检察院处于法律监督者的地位，特别是对公安机关的监督，更应该表现为一种上位权对下位权的监督。而现阶段检察院这种监督者角色的错位，无论是对打击犯罪还是保障人权都不具有实践的合理性 四、完善我国秘密监听司法审查制度的构想 考察西方各国的立法规定，不论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还是英美法系的英同、美国，适用秘密监听一般 均由侦查机关提出申请，由法官审批并签发监听令状后方可使用。这体现了两方各国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贯彻了彻底的司法审查原则的做法我国的秘密监听程序能否引入类似两方的司法审查机制，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我国检察机关也是司法机关，同时又是法律监督机关．因此秘密监听侦查措施应由检察机关负责审查，没有必要引入两方的司法审查机制。而有的则认为，由于我国检察机关同时承担着追诉犯罪的职能，这就决定了其不可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行使审查权，冈此应当由法院对秘密监听进行司法审查。 笔者认为，西方国家适用秘密监听由法官进行审批，是因为他们一般把侦查和审查起诉看作刑事诉讼的一个阶段，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共同履行控诉职能。为了符合“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的法官”这一自然正义的要求，必须由超越双方利益的法官来进行审查。而我国的宪政制度及司法权力的分配架构都与西方不同，在我国秘密监听中落实西方司法审查模式，至少面临错案追究制、国家赔偿制、司法不独立_二重障碍。如果法院既肩负着案件的裁判权，又掌控着秘密监听的决定权，由于现阶段错案范围和赔偿标准规定不够具体，会导致本来为增强法官责任心的错案追究制和国家赔偿制演变成为悬在法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法官会时刻担心由于错误的监听决定而受到责任追究。因此侦查机关即使将秘密监听审批权交给法院，法院仍然不愿意接受该权力：同时公、检、法二=机关分]二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导致司法不独立，法院并没有形成一种超越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之上的地位，即使由法院来行使监听审查权，可能也与由侦查机关来行使一样，根本起不到任何保障被追诉者合法权益的作用。 鉴于以上分析，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和具体国情，笔者认为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将监听审查权赋予检察机关。对于需要使用监听手段的案件，由公安、安全机关提出申请，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审查，对于不批准的决定，可向上级检察机关要求复议。对于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需要使用监听手段的，由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提出申请，而由法院负责审查批准。当然，由检察机关行使监听核准权只是在目前司法体制下的一种过渡措施而已，这一权力最终必须由中立和独立的人民法院行使，这也是我们走向法治国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具体到监听程序设计方面，借鉴西方国家的司法审查程序，我困秘密监听司法审查程序也应分为事先的司法审查授权程序和事后的司法救济程序两部分、 在事前审查阶段，由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进行监听的申请进行审查一审查的内容主要是适用监听的案件范围以及进行监听的必要性。由于监听对公民隐私权干预较大，因此应限定案件的适用范围。可以明确列举少数重大复杂案件并规定可能判处几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其他犯罪案件可以适用监听手段。而对于监听的必要性审查，则应以使用对诉讼参与人权利限制较小的常规性侦查措施无法或很难查清案件事实时才能适用为原则。符合以上条件的由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签发司法令状，令状内容应包括被监听者的姓名、身份、涉嫌的罪名，监昕的期限、范围和地点等。尤其应对监听的期限进行严格限制。法定期限规定过长，会使监听失去应有的规制作用；期限过短，则难以满足侦控犯罪的实际需要。应当根据实际规定一个固定的期限，符合批准时的条件，还应允许予以适当延长。对于在侦查过程中的突发紧急事件，应在法律中明确侦查机关的紧急监听权，并应将这些紧急情况以列举的形式在法律中规定出来。在紧急状态结束后，应将情况及时地报告检察机构接受审查。 在事后司法救济阶段，侦查机关在监听结束后应向检察院汇报执行情况，以接受检察官对其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对于经审查发现监听中存在违法行为的，应要求立即予以纠正。当侦查人员的违法监听行为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时，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申诉，申请人身保护令，为其合法权益提供保护和救济。如果经过监听后对被监听人最后作无罪判决，应赋予当事人向侦查机关和批准机关要求赔偿的权利。但由于现阶段国家赔偿法只是针对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设立的，当事人提出国家赔偿于法无据。笔者建议以隐私权受到侵害为由，将侦查机关作为侵权人提起民事侵权赔偿。 同时由于监听资料不仅含有指控被监听人有罪或罪重的证据，还包括罪轻或无罪的证据，因此应当赋予被监听人及其辩护人使用监听资料作无罪辩护的权利。为防止监听者有意或无意歪曲监听资料的原意，在监听结束时，当事人应有权查阅监听资料和笔录，并对其真实性进行审查。对于经审查为非法监听得到的证据应否排除，我国法律未作明确规定。笔者认为，除侦查 机关根据刑事侦查的需要并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之外，任何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而取得的监听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监听人有权以监听材料系非法获得为由，提出排除其作为证据使用。 五、结语 我国现阶段侦查秘密监听程序中司法审查机制的缺位，反映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结构性缺陷。这种现状不仅有悖于现代法治国家旨在通过扩大司法控制和司法审查的范围，以制约国家公权力的目的，而且无法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不受非法监听的侵害。这种现状的改变不仅有赖于将程序性裁判引入监听阶段，更重要的是要对我国的司法体制进行理性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秘密监听司法审查机制才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司法实践的需要
【论文关键词】欧盟 初审法院 并购裁决 司法审查 论文论文摘要：在并购裁决的司法审查方面．欧盟有着完善的立法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欧盟并购司法审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明确了起诉主体的范围．赋予了“直接且个别地”受到并购裁决影响的第三方起诉的资格，同时也规范了起诉的法律依据以及判决的法律效力。但欧盟并购司法审查也遇到审查时间过长、效率低下的难题。 自欧盟初审法院在2002年撤销了委员会禁止并购的三个裁决．欧盟并购控制的司法审查就受到了高度的关注2006年6月13日．初审法院撤销了委员会同意索尼和BMG并购的裁决，进一步扩大了司法审查对并购控制的影响。初审法院和欧洲法院通过其判例所建立的一系列重要的法律原则．在推动欧盟并购法律体系的发展方面发挥了中心的或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欧盟并购司法审查概述 1．欧盟司法审查的机构。欧盟的机构包括：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审计法庭、欧洲中央银行、欧洲法院和欧盟委员会。在这些机构中与并购司法审查有关的包括欧洲法院和欧盟委员会。 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ECJ)的职能在于确保欧盟法律在所有欧盟国家得到一致的解释和运用．同时确保欧盟成员国和机构依法行事。法院有权解决发生在欧盟成员国、欧盟机构、企业和个人之间的争端。 初审法院(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CFI)属于欧洲法院的内设审判机构。初审法院仅就部分案件行使管辖权——负责初审由自然人或者法人直接提起的诉讼．以及欧共体机构与其雇员之间的争议。当事人如果对于初审法院的决定不服．依法可以上诉至欧洲法院。但上诉的理由严格限定在三个方面，即初审法院欠缺管辖权、违反程序规则或错误适用欧盟法。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是欧盟的常设执行机构．负责执行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的决定。在竞争法领域，委员会负责《欧共体条约》和理事会的相关条例(如《欧共体并购条例》)的实施。在这一点上，委员会的职能类似于成员国的竞争主管机关。欧盟对并购决定的救济主要是通过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来实现的。根据欧盟法律，对于“具有欧共体因素”(concentration with acommunity dimension)的并购交易．委员会有权进行审查并作出同意或禁止并购的决定。不服委员会决定的并购当事人或利益相关人可以向初审法院提起诉讼．初审法院将依法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如果不服初审法院的判决。还可以向欧洲法院提起上诉。 2．欧盟司法审查的内容。一般认为．欧洲法院作为欧盟主要的司法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审判欧洲联盟内各成员国之间以及各成员国同欧盟机构之间的法律纠纷。事实上，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欧盟法院更注重于对欧盟机构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即对欧盟议会、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以及成员国作出的法令、决定进行司法审查。 《欧共体条约》第230条确立了欧洲法院和初审法院的司法管辖权法院有权审查由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共同通过的法令的合法性，有权审查理事会、委员会和欧洲中央银行法令的合法性．以及审查欧洲议会直接对第三方产生法律影响的法令的合法性。为达到上述目的。法院有权管辖由成员国、欧洲议会、理事会或委员会以能力欠缺、违反基本程序规则、违反条约或相关实施规则．以及权力滥用为由提起的诉讼：法院有权管辖由审计法庭和欧洲中央银行为保护其特权而提起的诉讼：任何自然人和法人可以在同等条件下．针对送达给他的裁决提起诉讼．或者针对一项虽然是以规章形式作出的或是一项送达给他人的裁决．但直接地、个别地涉及到他本人利益的裁决提起诉讼。 3．欧盟并购司法审查的规范。《欧共体条约》第230条涵盖所有针对欧共体机构行政行为的诉讼因此针对委员会并购裁决的诉讼也受该条约的调整《欧共体条约》的相关条款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案例法成为对并购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的法律规范。其中．重要的规范包括起诉的主体、起诉的依据和判决的效力等规范。 二、并购司法审查的起诉主体 可以提起并购司法审查的主体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并购方．即收到委员会裁决的自然人或法人：另一类是尽管没有收到委员会裁决．但却“直接地且个别地(directlvandindivi dua11v)”受到裁决影响的第三方。 (一)并购方的诉讼资格 1．并购被无条件同意的情形。一般情况下。从接到同意并购的裁决之日起．并购方就有资格提出针对委员会裁决的诉讼。但是初审法院多次表明，起诉人必须证明其有充分的利益提出针对委员会裁决的诉讼．否则起诉将不会被受理。当一项并购被无条件同意时．并购方通常没有充分的诉讼请求向初审法院提出．因此提起的诉讼将会被认为没有法律利益，在这种情形下．并购方提起的诉讼将会被驳回。 2．并购被委员会附条件地同意的情形在一些并购案件中，并购方可能会作出某些自我限制性承诺．以换取委员会对并购方案的附条件同意。在并购被同意但附有条件的情况下．并购方是否有资格针对其作出的承诺提起诉讼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一项针对承诺的诉讼．只有在同意并购的裁决是以承诺作为条件时才会被受理。但也有人认为即使并购方实施了承诺也无资格对承诺提出起诉．因为承诺是他们自愿付诸实施的。法院并未对这一问题直接予以说明．但在一些案件中．初审法院暗示承诺不应被作为无效之诉的标的。 实践中，情况会更复杂。在一些案件中．委员会可能施加压力．促使并购方作出超越它们所期望的利益的承诺。在这些案件中。并购方可能主张他们不是自愿作出承诺，因而可以向初审法院提起诉讼。他们认为．委员会将承诺作为同意并购的必要条件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并期望法院作出判决，使并购交易被无条件同意。目前还没有此类的案件被并购方提交到初审法院。 3．委员会拒绝审查并购交易的情形在一些情况下。委员会可能会认定某项并购“不具有欧共体因素”(不符合欧共体并购审查门槛)而拒绝审查。在Assicurazioni Generali & Unicredito v．Commission案中，委员会认为提交的并购交易不符合《欧共体并购条例》规定的“集中(concentration)”。因而，它没有作出同意或禁止并购的裁决。并购方起诉到初审法院．主张委员会应该对并购交易进行审查初审法院认为并购方有资格提起诉讼，因为委员会拒绝根据《欧共体并购条例》审查并购方之间并购行为影响到了他们的法律地位。 4．并购案件被移送给成员国的情形如果委员会认为一项并购仅仅产生国家或地区性的影响时．委员会将移送该案件给成员国竞争机构并购方可能会以委员会移送案件的裁决违反了《欧共体并购条例》而提起诉讼在Royal Philips Electronics NV v．Commission案件中，初审法院认为委员会将案件移送给成员国竞争机构的裁决排除了使用《欧共体并购条例》对该案件的审查，这将剥夺《欧共体并购条例》赋予他们的权利。从而影响到他们的法律地位。初审法院指出：每一项裁决所引起的．并购审查法律体系方面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并购方的法律地位．而且会影响到第三方。在这些案件中，初审法院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并购方有资格对委员会将案件移送给成员国竞争机构的裁决提起诉讼。 5．并购被否决的情形在委员会否决一项并购计划的情况下．并购方将有资格针对这一裁决提起诉讼即使是并购方在委员会作出否决裁决之前已经撤销了并购计划。并购方仍保留起诉委员会的资格。在MCI Inc．v．Commission案中，初审法院指出：尽管MCI和Sprint在委员会作出禁止并购裁决的前一天撤回了并购申请．但MCI仍有资格对委员会的禁止并购裁决提起诉讼。 (二)第三方的诉讼资格 如果第三方能表明其受到委员会并购裁决直接且个别的影响。他们将有资格向法院提起诉讼。第三方可以对同意或禁止并购的裁决提起诉讼．也可对附条件的裁决提起诉讼。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方受到并购裁决“直接且个别地”影响是获得诉讼资格的重要因素。在Plaumann v．Commision案中。欧盟法院的判决指出：“没有接到裁决的其他人只有在下列情形才能主张其个别地受到裁决的影响：他们所具有的特有属性使其受到裁决的影响．或由于某些环境使他们和其他人有所不同。这些因素使他们个别化．就像收到委员会裁决的人一样”。 第三人可分为两种类型：竞争者和其他利益关系方。(1)竞争者。竞争者通常被认为是受到裁决“直接或个别”影响的人。(2)其他利益关系方。任何主体依据《欧共体并购条例》所享有的程序性权利没有受到委员会的尊重，将有权起诉到初审法院，但是他们没有权利针对裁决中的实体 权利提起诉讼。例如，《欧共体并购条例》确立了委员会有义务在并购调查过程中听取职工代表的意见如果委员会在并购调查过程中没有尊重职工代表的这一权利．职工代表就有权申请撤销委员会的裁决。但是．如果他们的这一权利得到了委员会的尊重．他们将没有资格针对委员会裁决的实体部分提起诉讼。 三、起诉的依据 根据《欧共体条约》第230条的规定，针对委员会的诉讼可以基于四个方面的理由：能力欠缺、违反基本的程序性规则、违反欧共体法或与欧共体法实施有关的法规、滥用权力。 1．能力欠缺。委员会的行为应限于欧共体法及二级立法赋予的权力。如果委员会超越权限作出裁决。原告可能会要求初审法院撤销这一裁决但是以这一理由提起诉讼的案件几乎没有如果原告仅以委员会能力欠缺为由提起诉讼．这一理由将很难为初审法院所接受。 2．违反基本的程序规则。在并购案件中，如果委员会的裁决缺少充分的理由阐述．或委员会没有尊重并购方或法律授权的第三方的程序性权利．委员会的裁决可能会因程序瑕疵而被撤销对裁决理由缺少充分的阐述通常也将导致裁决被撤销。《欧共体条约》第253条规定了阐明理由的责任：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共同通过的条例、指令和决定，以及理事会或委员会通过的法令。应阐明它们所依据的理由。 《欧共体并购条例》赋予并购方和某些第三方获得听证的权利在并购调查中．这些人被赋予表达他们观点的权利如果委员会没有为它们提供表达观点的机会将导致裁决被撤销下列情形也会被视为程序瑕疵：委员会没有公开某些可能影响程序的进程和裁决内容的文件：委员会在最终裁决时没有给各方发表意见的机会。 3．违反欧共体法。违反《欧共体条约》(或与之相关的规则与条例)以及欧共体法的基本原则也是起诉的依据。《欧共体并购条例》第2条第2款规定：“一项并购如果不产生或增强企业的支配地位进而严重妨碍共同体市场或其主要部分的有效竞争．将被视为与共同体市场相容。”第2条第3款规定：“一项并购如果可能产生或增强市场支配性地位．从而严重妨碍共同体市场或其主要部分的有效竞争．将被视为与共同体市场不相容。”《欧共体并购条例》第2条第2款和第3款确立了并购审查的实质标准。因而，初审法院对并购裁决的审查一般均集中于判断委员会是否正确运用了这一实质审查标准这将意味着委员会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并购是否产生或加强支配性地位。如果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初审法院将认定委员会违反了《欧共体并购条例》。 4．权力滥用。如果委员会存在滥用权力的行为，基于这些行为而作出的裁决将被撤销。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依据这一理由提起的诉讼 四、判决的效力 初审法院有权撤销委员会的裁决但是无权用判决书来代替委员会的裁决。《欧共体条约》第233条规定：“(欧共体)机构的行为被认定为无效或其不作为被认定为违反本条约，该机构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履行法院的判决”委员会禁止并购的裁决被撤销并不意味着并购是合法的．并购方仍需要获得来自委员会同意并购的裁决，才能继续实施并购计划。 如果委员会对一项并购作出了禁止并购的裁决．但该并购已经被实施．则委员会可以作出第二份剥离的裁决以修复有效竞争。如果初审法院撤销了第一份禁止并购的裁决．则第二份剥离的裁决也将不再有效．因为第一份裁决是第二份裁决的基础。 在审查委员会涉及罚金或阶段性罚款的裁决时．初审法院享有不受限制的管辖权．它不需要将案件交还给委员会另行作出罚金处罚裁决。而是可以直接撤销、减少或增加罚金或阶段性罚款。 五、欧盟并购司法审查中的问题 (一)审查程序的严重拖延 初审法院对并购裁决的司法审查通常会持续很长时间。据国际商会(ICC)统计．初审法院的审理时间平均为32个月．欧洲法院的平均审理时问也达到29个月即使启用快速审查程序也要超过7个月。在并购领域．商业时机稍纵即逝而在Kali与Salz并购案中．经过长达4年的审查后。欧洲法院才撤销了委员会附条件同意的裁决。这种拖延实质上剥夺了并购方寻求法院救济的实体利益。下表是部分并购案件的审理时间表： (二)拖延的原因 造成审理拖延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1)工作语言。初审法院正式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因此．在司法程序中所有文件必须被译为法 语．这将是一项耗费时间的工作。(2)工作负荷。沉重的工作负荷是初审法院工作拖延的主要原因目前仍难以估计未来初审法院的案件量是增加还是减少。(3)专业技术。初审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官并不都是专门从事竞争领域研究的人士，因而可能会增加案件的分析时间。(4)冗长的文书。初审法院的分析表明，原告提交的过于冗长的诉讼文书也是造成拖延的另一原因。初审法院指出：考虑到双方当事人以及司法行政工作的利益．诉讼文书应当着重于重要的事项并且尽可能地压缩冗长的诉讼文书使案件的档案工作变得异常复杂．这将大大影响案件的处理速度。 (三)可能的解决途径 1．“快车道”审查程序为了减少处理案件的时间．初审法院于2000年11月建立了快速审查程序(the expedited procedure)．也称为“快车道”程序(the“fast track”procedure)。快速审查程序注重I=I头程序而非书面程序．因而审理速度有了明显的提高。为了启动这一程序．原告必须向法院提出单独的申请．初审法院将根据申请个案地作出是否启动快速审查程序的决定。2005年1O月12日．初审法院对诉讼程序进行了大量的修改．这次修改的目的在于限制申诉和辩解的数量．以及起诉状和答辩书的总长度．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审理效率。“快车道”程序是相当成功的。但是个别审查制又使它难以解决所有并购案件的严重拖延问题 2．新建欧盟竞争法院国际商会竞争委员会建议新设一个审判庭来处理竞争案件．以提高并购案件的审理速度。处理竞争案件的审判庭(也就是竞争法院)的建立可以适用已经存在的《欧共体条约》第225条第a款规定的机制这一机制曾用于建立审理公务员案件的公务员法庭。 建立竞争法院有以下优势：(1)量身定作的程序规则可以有效解决初审法院工作语言的问题。(2)如果审判庭专注于解决并购或竞争案件．它的工作负担将得到适当调整．从而使紧急的案件，尤其是并购案件．得到快速审理。(3)竞争法院专职法官的专业技能将得到更高的提升．从而使他们能更快地处理并购或竞争案件。但是建立竞争法院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因此．建立竞争法院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为了解决审理时间过长的问题．在初审法院内部建立一个特别法庭审理竞争案件．将是一个明智的临时解决方案。 六、欧盟并购司法审查对我国的启示 欧盟并购裁决司法审查制度．经过多年的立法及司法实践．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体系。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立法上的严谨性．而且也体现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而我国的并购裁决司法审查制度却刚刚起步．在许多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改进。 1．制定专门法规．完善并购司法审查立法体系。目前我国对并购裁决的司法审查没有专门的规定．因此．针对并购裁决所提起的诉讼应纳入一般行政诉讼的范围。并购裁决与一般的具体行政行为有所不同，其不仅会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往往涉及较强的专业性问题．如果完全适用一般行政诉讼的程序和规定，会出现诸多问题。制定并购案件司法审查的特别规定．可以更好地适应此类案件审理的需要．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制定针对并购裁决司法审查的专门法规，可以采取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并购行政案件的司法解释．也可以采取在将来制定的企业并购立法中予以专门规定 2．准确界定原告．明确并购第三人的诉讼资格。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可以提起诉讼。但是，在具体案件中如何判断有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又无明确的依据。特别是如何认定受到并购裁决影响的第三人的原告资格．更缺少明确的规定。因此，我国可以借鉴欧洲法院对原告资格界定中适用的“个别且直接”标准。 3．适应并购裁决行政诉讼的特点．合理确定审理期限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案件审理期限为3个月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审理过针对并购裁决提起的诉讼，无法得知实际审理所需的时间。但是从并购裁决案件的复杂性及欧洲法院的实践来看．3个月的期限过于短暂。难以保证案件审理的顺利完成。因此，我国应当结合并购裁决行政案件的特点．适当调整审理期限．以提高审理的质量和效率
【论文关键词】宪法；司法审查；三权分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论文论文摘要：美国是最早实行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200年来该制度备受争议，对其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虽然，最高法院在不同时期通过行使司法审查权力对社会进步所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最高法院能够顺应社会发展要求，通过撤销违宪的立法或行政行为，保护公民宪法权利。 司法审查是指当政府行为损害了公民权利，公民个人投诉法院时，法院有权根据宪法独立地审理政府机构的行为，撤销违宪的政府决定，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司法审查制度最早诞生于美国，美国独立战争后，美国人民为保护推翻殖民者的独裁统治、建立民主独立国家的胜利果实，制订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为防止新政府侵害人民基本权利，宪法对美国政体在纵横两个维度上实行分权。首先，在各州的“原始主权”之上建立全民政府，形成联邦与州的双重政府结构。新成立的联邦政府被设想为一个有限的政府，它的权力限于宪法授权的范围，宪法未授予的权力，属于各州与人民。其次，在联邦政府内部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立法权被赋予国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任何法律必须同时通过两院的批准。这一规定使两院互相制约，削弱了国会。行政权被赋予合众国的总统，总统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但是总统可经两院弹劾而撤职，这样使国会与总统又互相制约。合众国的司法权力被赋予最高法院及由国会随时建立的下级法院。法官受总统任命并经参院批准，但法官受委任后可获得终身任职。这一规定使司法权力受到国会和总统的制约，但又能保证司法的独立地位。 宪法虽然建立了国会、总统和联邦最高法院等联邦政府机构，但它没有明确联邦法院对其他两个联邦政府分支的制约关系，也就是说宪法并没有规定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利，甚至没有明确规定联邦最高法院有解释宪法的权力。 尽管如此，但是美国的建立者们坚持洛克、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等古典自然法哲学思想，认为司法权力不仅要与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分立，而且要对其他两项权力形成制约。正如汉密尔顿所言：“解释法律乃是法院正当的和特有的职责。而宪法事实上是，亦必须被法官看做是根本大法。所以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含义的解释权应当属于法院。”；杰斐逊也指出：“我从一开始就对没有防止立法机关及政府行政部门侵犯个人自由的权利法案而感到不满。在赞同权利宣言的论辩中，你却忽视了我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即应当赋予司法机关以法律检查权。”正是在这种思想环境下，最高法院的法官们通过判例逐渐创制了司法审查制度。这项制度始创于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首席大法官马歇尔以天才的手笔，对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作了创造性的发展。马歇尔在该案的判决中创立了三项原则，首先，宪法是国土的最高法律，和普通法律一样具有确定意义，并可在现实中得到解释与实施。其次，解释与实施这部最高法典的实体是司法机构。在判决有关宪法的实际争议中，法院有权阐释与运用宪法。最后，法院解释对政府其他机构产生约束力。尽管国会、总统或其他政府机构也可以解释宪法，并按照他们对宪法的理解行使职权，法院的司法解释具有最高效力，必须得到政府的所有分支的遵守。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美国最高法院创制司法审查制度的开端，随后最高法院又通过“英民地产充公”判例创立了联邦最高法院对各州法院实行纵向审查的制度。美国的司法审查分为两类：纵向审查与横向审查。一纵向审查的目的是统一司法决定的原则，表现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或中央法院对地方法院的决定是否正确进行审查。横向审查是指法院对政府平行机构的行为实行审查。根据案件性质，司法审查又分为程序性审查与实体性审查两种。前者是指法院应用具体法律程序审查立法或行政行为，后者是指法院对立法或行政行为的内容是否违犯宪法进行审查。 最高法院在不同时期通过行使司法审查权力对社会进步所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大多数情况下，最高法院能够顺应社会发展要求，通过撤销违宪的立法或行政行为，保护公民宪法权利。比如20世纪60年代最高法院宣布根深蒂固的“平等隔离”法律违反宪法，强令南部各州摆脱种族隔离政策，推动了一场公民权利革命运动。但是个别时候最高法院坚持保守的财产观念，作出逆时展的判例而失去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尊重。比如1864年的黑奴案，最高法院不顾北部大众的反对，坚持农场主对奴隶的财产权 ，宣布“密苏里妥协”因违宪而无效，结果加深南北裂痕，为民族走向内战推波助澜。2O世纪30年代，最高法院接连宣布联邦和州政府的新政法案违宪，最后在来自政府和公众的压力下才改变主意。 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已经已经成为一项成熟的法律制度，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并给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宪政制度提供了借鉴。但是，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韵，反对意见持续不断，杰克逊总统曾一度扬言：“马歇尔已作出了他的决定；现在让他去实施之。”一次，他在给国会的意见中，对司法审查和其他机构的权利之间的关系表达了如下见解：“就像案件呈现在法官那里、有待司法决定一样，当任何法案和决议呈现在民选官员面前、有待通过或同意时，参众议员和总统同样有责任决定他们的合宪性。和国会意见对法官的权威相比，法官对国会并不具有更多的权威；且在这一点上，总统同时独立于两者。”林肯和罗斯福总统也都曾对司法审查的权威提出质疑。不仅与法院平行的政府其他机构对司法审查充满质疑，就是各州和联邦的不少法官也对其表示怀疑，并在判案中对这一问题采取保守立场。 司法审查制度发展过程之所以充满争议甚至饱含诟病表面上是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力之争，实质上体现了在民主体制下，实行大众民主和保护少数权利、防止多数专制之间的冲突。美国是一个严格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分权部门各自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虽然如此，如果互相之间缺乏制约，还是难以防止滥用权力，这一点已被司法审查的实践所证实。这一点是不同于英国的“立法之上”的议会主权体制的。也正是从权力制约的角度讲，司法审查对于分权机构的制约是必要的。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高行政机构和最高司法机构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其负责。因此司法审查制度不适合我国的政体结构。不过美国的司法审查所开创的由法院在具体案件中解释宪法、适用宪法的制度却是可以借鉴的。目前，宪法在我国的司法机关没有可诉性，法院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不能引用宪法条文直接作为判决依据。这使得宪法功能严重缺失。宪法首先是法律，其功能也像其他法律一样不仅在于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还在于当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在诉讼中适用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而且宪法是根本大法，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当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更应该通过诉讼得到保护
关键词香港法治司法审查居留权案法律解释
一一九九七年七月以前香港司法审查制度的演变及特点[1]
1843年，中英签定《南京条约》，香港被割让给了英国。从法制史的角度而言，这一个具有意义的年代，意味着英国的法律制度开始适用于香港，它所带来的后果是自此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香港的整个法律体系呈现出明显的普通法系色彩，而香港司法审查制度的核心理念，也同样由英国宪法的二大原则——“法治”原则、“分权”原则所构成。
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正当性何在？英国传统的宪法理论认为：
（一）法治原则（RuleofLaw）
“首先，法治表示普通法的绝对最高或优越，排除政府方面的专横或特权，甚至广大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其次，法治表示法律面前平等，一切阶级服从于由普通法院所执行的普通法律。最后，英国的宪法不是个人权利的来源，而是由法院所确定和执行的个人权利的结果。”[2]由英国著名的宪法学家戴雪所表述的“法治”原则奠定了法院司法审查权的基础，认为法院的主要功能就是遵循普通法审理案件，以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保护公民权利，司法审查就是这一功能发挥的主要形式。当代英国宪法学者进一步了戴雪的理论，并纠正了他的一些误解，如认为英国虽然不像法国那样，有一个行政法院，但英国同样有行政法。更重要的是，“当代英国学者认为，法治原则不应局限于合法性原则，还要求法律必须符合一定标准，具备一定内容。……要求政府遵守尊重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法律。[3]”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认为“法治”所要实现的不仅是形式正义，而且要追求法律的实质正义，是法思想的一种回归，即认为在所有实际存在的和内容正确的法则或上面，还有一种永恒的道德原则为根据的自然法和正义体系。这种法律思想不仅使法院拥有了对法律的审查权，而且使法院有权解释什么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二）分权原则（SEPERATIONOFPOWER）
为避免权力的过分集中，限制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必须将权力分配给具有不同功能的机构。立法机关负责法律的制定与修改、行政机关负责法律的执行、司法机关负责法律的适用。“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三种权力，即：立法权、执行国际公法范围内事务的权力和执行国内法范围内事务的权力。国王或执政官通过第一种权力制定临时的或永久的法律，并修改或废除以前制定的法律。通过第二种权力决定媾和或宣战，派遣或接受使节，维护秩序，防御侵略。通过第三种权力惩罚犯罪和裁决私人争端。最后的一种权力称为司法权；而第二种权力即众所周知的行政权。”[4]三权分立的目的是分散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正是这种思想，使司法审查成为法院的天然、固有的职能，毋须制定法的授权。
但是，这种绝对的“三权分立”思想在英国是受制于由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所确立的“议会至上”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法院只是执行议会的法律而无权对议会立法进行司法审查。同时，由于英国是不成文宪法的国家，法院也不可能拥有违宪审查权。这种状况在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今日的欧洲联盟）之后发生了变化，在西班牙渔业公司案中，英国高等法院宣布《1988年商船条例》因为违反欧共体法律而无效。“这是三百多年来英国法院第一次宣布一项议会法案，可不按法律强制执行。这样一来，其含义就是英国法律现在服从于欧共体法律。如果两者发生冲突，英国法律可能而有时则是必须由英国法院宣布无效。”[5]
在香港，三权分立的原则并非绝对适用，即三权并非完全分立，例如，港督是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的首脑，在两者中有很大的实权。行政局的许多成员同时也在立法局中占有席位。此外，有许多行政和委员会，其职责涉及司法的和准司法的决定，但是，“三权分立的学说也确实适用于很大的范围，而且对司法独立非常重要，司法人员的决定万一得不到行政方面的赞同，也不用害怕受到纪律处分。”[6]即这一原则在为司法审查提供正当性的同时，又保障了这一制度。
香港的司法审查制度，正是以上述的两个原则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但是，香港特殊的法律地位——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又决定了它的司法审查制度并非与英国完全一致，而是有着自身的独特之处。
首先，香港有成文的“违宪”审查依据[7]。香港有自己的宪法性文件（ConstitutionalDocunment）。“宪法性文件”，是“宪法和起宪法作用的文件的总称。宪法性文件通常由制宪会议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按照特定的程序（也有的按照一般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一般规定国家的制度、制度、国家机构的组成、权限和活动的基本原则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根本性，是普通法律的立法依据，普通法律不得与宪法性文件相抵触。”[8]而在英国，宪法（ConstitutionLaw）是指“法律规则的总称，它确定某特别政治团体的政体的法律结构的基本或根本成分，他们之间的关系、权力分配及其职能……没有称之为宪法的独立文件，宪法的原则和规则包含在不同日期颁布的大量的制定法，大量判例的理由，以及通常称为宪法惯例的习惯法，惯用法和实际存在的杂乱无章的体系之中。”[9]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由议会通过的所有法律，除受“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拘束外，其法律效力是无差别的，并没有一个单独可以被称之为“宪法”的法律文件，也没有确定的宪法性文件的体系。只要涉及政府的组织和活动原则的法律，就可以被称为“宪法性文件”。香港却有确定的“宪法性文件”，并不是议会通过的所有法律，都适用于香港地区。通说认为香港的“宪法性文件”是由英国议会在1843年先后颁布并实行于香港的《英皇制诰》（LettersPatent）和《皇室训令》（RoyalInstruction）构成。《英皇制诰》规定了香港作为殖民地的整个政府框架，规定设立港督的职位，列举港督的权力，同时授权港督设立行政、立法两局，规定港督有对法官的任命权等。《皇室训令》则主要是补充《英皇制诰》的不足之处，对立法和行政的一些程序进行细化。正是这两份文件，构建了香港整个制度的大体结构，并延续至今。从法律效力角度而言，《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就是香港地区的“宪法”，香港立法局享有的制定法例的权力来自这两份文件，属于授权立法，从法角度，它就不能制定违背授权者意愿的法律。一旦制定，法院就可以行使司法审查权，宣布该法例无效。
从法院实际行使司法审查权的情形来看，在1991年以前，虽然香港有成文的司法审查依据，但是由于《英皇制诰》授予香港立法机关的权力过于抽象：“为了殖民地的和平、秩序和良好管治而立法”，并没有规定具体的限制标准，所以在1991年以前，香港法院并没有根据《英皇制诰》对香港立法机关的立法进行审查。1991年，香港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通过《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现已被修正）适用于香港，而根据《人权法案条例》，《英皇制诰》的第七条被修订为：“香港立法机关不得在1991年6月1日之后，制定任何有关限制人权的法律，如果有关限制与适用与香港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有所抵触的话。”在1991年的RvSinyau-ming和RvLumWai-ming案中，香港上诉法院先后裁定《危险药品条例》中的若干条款及修订后的若干条款因不符合《香港人权法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标准而无效。审查的法律依据是1991年修订后的《英皇制诰》第七条。香港法院对此条的理解是，它们可以据此审查和任何在1991年6月8日后制定的，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人权标准的立法。[10]
其次，香港司法审查范围的有限性。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的法律种类繁多，包括了英国为香港地区制定的法律、香港地律、判例法（即普通法、衡平法）、习惯法、国际条约等多种法律渊源。虽然由成文的司法审查依据，但是法院并非可以审查一切上述法律，司法审查权仍然受到了一些限制。这些限制不仅指由三权分立所带来的包括：“法院无权受理控告国家行为的案件；法院的审判权不得构成对其他部门（如行政部门）正常工作的干预；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如果遇到涉及国家行为的事实问题，必须向行政机关要求就该事实问题提供证明。”等限制。[11]除此以外，从法律效力角度，司法审查还受到了普通法的“议会至上”原则的约束。在英国，居于最高法律地位的不是宪法，而是议会。议会制定的法律除非受到它以后的议会制定的新法的改变，不受任何机构的任何形式的审查。法院只有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的权力。虽然法院的法官们可以通过灵活的法律解释使议会立法合乎宪法传统，但是无论如何，法院不可能公然宣称某部法律因为违宪而无效。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它的海外殖民地，对于香港法院而言，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在香港具有“宪法“地位的《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在英国整个法律体系中，和其他的议会立法（适用于香港地区）在法律效力上是平级的，香港法院无权审查英国议会颁布的适用于香港地区的法律，也无权审查英国枢密院制定的法律以及英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的指令。它能审查的只是香港的地方性法律，包括香港立法局制定的条例和行政局等机关制定的附属立法。同时，在实践中，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标准，审查的范围也只限于对有关法律的人权保障条款进行审查。
再次，香港的司法审查具有非终局性。香港的法院体制比较复杂，有裁判司署、审裁处、地方法院、最高法院（包括高等法庭和上诉法庭）之设，其中，最高法院是香港地区对某一案件的最高审理机构，但它并不一定是该案的终审法院。对香港地区案件的终审权，属于英国的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法律依据是1908年的《规定对香港最高法院上诉的枢密院令》（1957年10月修正）。该机构的主要职责就是受理海外领土的上诉案件和英国本土和海岛的某些案件。香港法院没有对案件的终审权，这一香港司法制度的特点决定了香港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同样不具有最终性。根据普通法系的传统，法院的司法审查是附带在个案审理中进行的，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可以通过否定案件的判决来否定法院的司法审查权[12]。
值得一提的是，司法审查的不具有最终性是否是对香港“司法独立”的一种侵犯？香港的“司法独立”原则在宪法性文件中不能找到依据，它是由宪法惯例所形成的，包括任期的保障，薪俸的保障，任命程序的保障，豁免权及免责权等，该原则所强调的是司法系统相对于立法、行政系统的独立，而不是司法系统内部的独立。这也是尽管香港的法院没有对案件的终审权，但是一旦谈及司法制度的原则，都会强调香港的“司法独立”原则的重要性的原因。
二一九九七年七月以后香港的司法审查制度的新特点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祖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也于同日起在香港地区生效。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社会制度基本不变。《基本法》正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第三十一条制定的，规定香港地区基本制度的“根本法”，原有的《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因为属于殖民地性质的法律而被废除。在原有的司法审查的根据不再存在的前提下，一九九七年以后的香港是否仍有司法审查制度？
笔者认为，一九九七以后，香港法院仍然享有司法审查权，但是，司法审查权的来源发生了变化，并随之带来香港司法审查制度的一些新特点。
正如上文所论述，香港原有的司法审查制度的理论基础是英国传统的宪法原则——“法治”与“分权”，法院的司法审查权被认为是法院的固有职能，并没有任何的成文法授予法官这项权力。虽然《英皇制诰》第七条明确规定了香港立法机关不得制定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抵触的人权条款，但这并不构成制定法授权的依据，因为在一九九一年以前，法院就已经拥有了司法审查权。一九九一年所修订的《英皇制诰》第七条只是将司法审查的标准确定化，不能据此认为是这一条款赋予香港法院以司法审查权。
香港法院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后司法审查权的来源应是成文法授权。《基本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条[13]规定的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第八十四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依照本法第十八条所规定的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审判案件，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司法判例可作。”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触”。由上述法律条文可推理得出的结论是，香港法院在审判案件时可适用《基本法》，根据《基本法》第十一条而享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司法审查权。由于司法审查权来源的变化，与香港原有的司法审查制度相比较，两者有同有异，其司法审查制度的新特点有：
（一）司法审查的实际范围扩大，但同时受到新的限制
香港原有的可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是针对立法局是否有违反《英皇制诰》（修订）第七条的法律制定情形而言，而在《基本法》生效之后，根据第十一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均有可能受到司法审查。同时，在普通法体系中，由于法律解释往往融于司法审查过程中，香港法律的解释体制的变化，也给司法审查增加了新的限制。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了该法的解释问题，被认为是中国法与普通法法律解释体制的混合体。中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是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司法解释并存，而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的效力为最高。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83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相关规定，凡关于法律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或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法律、法令的问题，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两院解释如有原则分歧，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裁定；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香港原先的解释体制采用的是普通法模式，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案件所涉及的法律进行解释，立法机构如发现司法机关对于某一法律条文的解释有误，可以通过立法程序对有关法律进行修改，或制定新的法律，但不能直接就该法律条文作出解释。而行政机关对法条的理解与法院产生差异时，也以司法解释为准。简而言之，在普通法系，实行的是“司法解释至上”的原则。这两种解释体制如何结合是香港回归祖国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法律解释问题涉及香港的司法独立，并最终与保障香港地区的高度自治产生联系，所以在坚持“一国两制”的前提下，第一百五十八条所提出的是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参考了欧共体[14]的法律解释体制，该体制解决的是对法律的解释权和对案件的终审权不在一起的情形的处理，最终该条所确立的模式是：
（1）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
（3）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之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之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本法进行解释前，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对于这一模式的理解是，它首先肯定了《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保证了国家的法律解释体制在根本上的一致性与统一性，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其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法院行使对基本法的条款的解释权，但又作了一些必要的限制，限制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国家。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使香港法院在行使司法审查权时，不能对任何条文享有绝对的解释权。
（二）司法审查的最终性得以确立
《基本法》第十九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除继续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则对法院审判权所作的限制外，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所有的案件均有审判权。……”第八十二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终审权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终审法院的设立是《基本法》对香港的司法制度所作的一个重大变更，终审权就是指在一个国家的司法系统中对案件的最终审判权，经过终审机关作出的判决不得再向上级机关或其他机关上诉。
为什么要把终审权授予香港特区？这也是从维护香港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的结果。“因为现在香港的上诉案件可以上诉到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是一种殖民主义的体现。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当然要去掉这种殖民主义的司法制度。还考虑到1997年后香港原有法律基本不变，这对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是有利的。香港的现有法律制度与内地的法律制度根本不同，香港实行以判例法为主的普通法，内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定法，而不实行判例法，再诉讼程序上内地与香港的情况也不相同，在司法体制上有很大差别。因此，将上诉案件的最终审判权交给香港特区终审法院行使，对保障特区的高度自治是有利的。”[15]
三从居留权案件透视香港的司法审查制度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
（一）居留权案件案情简介
居留权案件，又称“小人蛇”案，通过本案，香港法院行使了它对香港法律是否违反《基本法》的司法审查权。本案的核心是关于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所生的籍子女在《基本法》实施以后法律地位问题的争议。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前，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所生的中国籍子女并不享有来港定居的法定权利，只可以根据每天准许150名内地人士移居香港的配额，申请排期来港定居。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后，大批持双程证[16]或未经正常海关关口入境的内地人士声称作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根据《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他们也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并同时享有居留权。如果他们的主张得以成立的话，将有大批人流涌入香港，势必会造成香港众多问题的出现。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曾在一九九六年通过了《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意见》，明确规定“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在本人出生时，其父母双方或一方须是根据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或第（二）项已经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在修订《入境条例（第2号）》时采纳了这一意见，并另外规定父母双方中，仅有父亲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非婚生子女不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入境条例（第2号）修订》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生效。同时，一九九七年七月九日，临时立法会紧急通过《入境条例（第3号）修订》，确立“双程证”制度，并使该修订具有溯及力，提前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生效。
在经过香港特区高等法院原讼庭的初审，上诉庭的复审之后，有关人士继续上诉，并最终成为向香港特区终审法院上诉的一九九八年第十三至十六号案。各案上诉人的情况简介如下：
第十三号案的上诉人为ChanKamNga及另外80人，81人中，16个为未成年人，12个为成年人，部分持双程证，部分未经关卡入境。编号46、48和58的上诉人于1997年7月1日后来港，其余78人在回归前抵港。他们的共同点是出生时父母双方都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但在来港时父母至少有一方已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第十四号案的上诉人为NgKaLing和NgTanTan两姐妹，她们分别出生于1987年和1989年。其父1976年来港，在她们出生时，已在香港连续居住超过七年。姐妹俩于1997年7月1日偷渡来港，于7月4日向入境处根据《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申请权利时被扣押，后被保释。
第十五号案的上诉人为TsuiKuenNang,1978年在内地出生，其父于1962年来港，在其出生时已在香港连续居住超过七年。TsuiKuenNang于1997年7月1日偷渡来港，1997年7月3日根据《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向入境处申请权利时被扣押，后被保释。
第十六号案的上诉人为CheungLaiWah,1989年在内地出生，其父于1967年来港，在其出生时，已在香港连续居住超过七年。她是非婚生子女，其母于分娩时死亡。1994年CheungLaiWah持双程证来港，从1995年1月起超期居留。1997年7月15日，她向入境处根据《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申请权利时被扣押，后被保释。
归纳各案的上诉请求，要点如下：
（1）1997年7月1日起生效的《入境条例（第2号）》（修正）中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男性居民在中国内地的非婚生子女不能享有《基本法》第24（3）条所赋予的居留权，该规定与《基本法》相抵触而无效。
（2）1997年7月1日起生效的《入境条例（第2号）》（修正）中规定，港人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如要享有在港的居留权，则其父亲或母亲在此名子女出生时必须已经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并享有香港居留权的规定与《基本法》第24（3）条的规定不符而无效。
（3）1997年7月10日修订的《入境条例（第3号）》规定，该条例的生效时间是1997年7月1日，这一有溯及力的条款是否违反《公民权利和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由于该公约的效力是由《基本法》所保证了的，因此，这一条款与《基本法》抵触而无效。
（4）1997年7月10日修订的《入境条例（第3号）修正》规定，身在内地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必须获得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证件才能进入香港的规定与《基本法》抵触而无效。
香港终审法院于1999年1月29日作出终审判决，判决词的要点如下：[17]
（1）关于宪法性管辖权（constitutionaljurisdictionofthecourts）
“在我们看来，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首先声明，香港特别行政区各级法院拥有宪法性管辖权。……尽管这一点未被质疑，我们仍认为借此良机将其明确化是合适的，即，在行使这一司法管辖权时，法院饰演着由《基本法》所授予的宪法性角色，对政府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行为进行宪法性审查，以确保其与《基本法》相一致。具有争议的是，特别行政区法院能否审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行为是否与《基本法》相一致，以及如果发现不一致能否宣布它们无效。在我们看来，特区法院确实具有这一管辖权并且负有义务在发现不一致时宣布此等法律无效。”
（2）解释《基本法》的（approachtointerpretationoftheBasicLaw）
《基本法》是为了贯彻“一国两制”原则而制定的宪法性文件。它使用了丰富而概括的语言，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需要和情形的一个灵活的工具。因此，我们必须接受的一点是对《基本法》的解释必须采用目的性解释的方法。法庭应考虑的是制定法律的目的和它的相关条文，同时还要从背景角度考虑文本中所使用的语言，在对宪法性文件进行解释的时候，背景尤其重要，它不仅指例如《联合声明》等必不可少的材料，还要考虑到传统所赋予法律语言的特殊含义。
根据《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香港法院有权在审理案件时解释《基本法》。如果某一条款同时符合“类别条件”（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务或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关）和“有需要条件”（终审法院认为对上述条款的理解会案件的判决）时，应由终审法院在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审判决之前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且惟独终审法院才可决定某条款是否符合上述两个条件。
（3）关于《人民入境条例（第3号）修正》（theNo3Ordianceissue）
该条例要求身在内地的永久性居民必须获得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证件才能进入香港，违反《基本法》中毫无保留地将居留权授予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规定，造成对永久性居民的歧视对待。因此，“居权证必须附着于有效的旅行证件之上”的条款违宪无效。
《人民入境条例（第3号）修正》具有溯及效力，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第一款；而该公约由《基本法》第三十九条明文规定为在香港施行之任何法律不得与其相抵触。该条例的溯及力条款违宪无效。
（4）关于《人民入境条例（第2号）修正》（thewedlockissue）
相关规定采取了性别歧视的标准来判断非婚生子女的永久性居民身份，有违《基本法》第二十五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三条[18]、第二十六条[19]，此种基于性别的区分违宪无效。
终审法院宣布四名儿童自1997年7月1日起即根据《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并享有居留权。
（二）关于终审法院判决的若干法律争议
香港终审法院的判决词一经，便在香港和内地掀起了轩然大波。在法律上存在争议的主要问题有：
（1）香港法院是否有“宪法性管辖权”
在判决书中，法官们认为终审法院享有“宪法性管辖权”（ConstitutionalJurisdiction）是对香港“司法独立”的最大保障。对司法审查范围的限制只能来自《基本法》的明文规定，例如《基本法》第十九条所规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什么是“宪法性管辖权”？“宪法性管辖权”是存在违宪审查制
度国家的一个法律术语，是指法院可以依据国家的宪法行使对法律的审查权。《基本法》虽然在香港有“小宪法”(mini-constitution)之称，但并不表示《基本法》的法律效力就真的与一国的宪法一样具有至上性。在中国的整个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上说，《宪法》才是香港的最高法律，虽然它实际上并不适用于香港地区。终审法院的法官们企图效仿美国法院，在宪法至上的原则下行使司法审查权，声称根据《基本法》而享有“宪法性管辖权”，这是没有意识到香港法律制度的变化而仍用普通法的法律理念思维才出现的问题。
（2）香港法院的司法审查权限的具体定位如何？即，是否在对香港特区政府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之余，还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所制定的法律是否违反《基本法》？
香港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来源于《基本法》，其范围不但会在《基本法》的规定中受限，同时也要为《基本法》的法律效力所限制。《基本法》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属于基本法，是全国人大根据《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而制定的，其法律效力和全国人大制定的其他法律一致，并无高下之分，终审法院无权以《基本法》为根据审查和它平级的法律。这也是对法院司法审查范围的一种限制。正如终审法院在判决词中所承认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是一种者的行为。在国际法上是指独立权，是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在国内法上是指统治权，对领土内的一切人和物享有的排他的统治权。香港终审法院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法院，它却忽视了自己司法审查权的来源而声称其权力是的派生权，这是它所犯的第二个错误。
其次，《基本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香港法院在审判案件时，还要继续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和原则对审判权所作的限制，内地学者认为其中就包括了“议会至上”原则的限制。香港终审法院的法官们却认为对司法审查权的限制只能来自《基本法》以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这是受“剩余权力”理念的影响，认为《基本法》第十九条所指的“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则对法院审判权的限制”就是指同条第三款所称的“对国防、外交行为无管辖权”和基本法的其他条文所作的限制，除了法律规定之外，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就不受限制。终审法院的法官们没有理解第十九条第二款的立法原意是概括性规定，香港原有的法律原则有许多并没有成文法依据，也不可能在一个条文中全部列举，所以才有此规定。“议会至上”原则作为香港司法审查制度的基石，它对法院审判权的限制只要不与国家相抵触，理所当然地会被保留下来。
（3）香港法院在进行司法审查时是否恰当地运用了“目的性解释”规则？
在普通法制度下，解释法律是法院的基本任务。法院解释法律的规则有许多种，包括
文义规则”（literalrule）,即按成文法条文的字面意义解释，取其最、明显、正常和常用的意义，而毋须顾及这个意义所产生的结果是否公平或合理；金色规则（goldenrule）,这一规则是作为文义规则的补充而存在的。按照这一规则，如果依据法律条文的表面意思进行解释会出现荒唐的结果，法院在这种情况下须另行探究真正的立法目的；弊端规则（mischiefrule）,它的版本是目的解释论方法（purposiveapproach）,即在解释成文法条文时，必须先了解立法机关的制定目的，将法律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对个别条文的解释应与立法的原意相符合。[20]在对宪法进行解释时，正如判决词中所宣称的，法官们往往倾向于采用“目的性解释规则”，即将整部法律作为一个整体，采用宽松的方式，探究立法的原意。
什么是“立法的原意”？“如果我们假设一部宪法的制定者们，即使他们是一些极富经验的可敬人士，根本未意识到他们在判断方面的局限性，而且还试图把他们那种受时间局限的宪法解释详尽而精确的强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那么这种假设就显然是不明智的。相反，我们应当这样假设，他们并不想阻止后人按他们所制定的制度的一般精神和基本目的相符合即可。”[21]《基本法》的立法目的在它的序言中已经表示得很明确了，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这是我国处理香港问题的长期一贯的方针。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香港人民不会接受，英国人民也不会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22]在马维昆案[23]中，法官在判决词中写到：“在我看来，基本法的目的十分明确，即保持我们的法律及其制度不变（与基本法相抵触的除外）。这些法律制度反映了我们社会的组织结构。延续性是保持稳定的关键。任何动荡都是灾难性的。即使一刻的法律真空都可能会导致混乱。除抵触基本法的规定外，原有法律及其制度必须得到延续。现行的制度在1997年7月1日当天就已经存在了。这些一定是基本法的目的。”
与此不同的是，终审法院的法官们强调《基本法》的目的是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保持香港的高度自治。他们认为对于《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的解释就是属于香港自治范围内的事务，所以只有终审法院对于“永久性居民”及他们所享有的权利义务有最终的解释权。在此，法官们完全忽略了香港的高度自治不等于完全自治，高度自治的目的就是维护，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而判决词由于改变了香港现行的出入境管理制度，所带来的后果，在香港特区政府的调查统计表明，根据这项判决内地新增加的符合具有香港居留权资格人士，至少一百六十七万[24]（其中第一代约六十九万人；当第一代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以后，其第二代符合居留权资格的人士约九十八万）。香港特区政府的评估显示，吸纳这些内地人士将给香港带来巨大压力，以香港现有的土地和社会资源而言，应付大量新进入的内地人士在、房屋、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及其他方面的需要是不可能的，这将严重影响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所以，虽然终审法院的法官们一再强调，他们是运用了“目的解释规则”，却毫无疑问没有全面考虑《基本法》的目的。
终审法院的法官们所犯的第二个错误是认为本案所讨论的主要争议条款是第二十四条，该条的属于香港的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即使对于该条的解释与《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项有关，而第二十二条第四项的内容涉及中央管理事务，由于本案要处理的主要法律问题是第二十四条对于“永久性居民”及其享有的居留权的解释，所以不必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非必要条款的解释。这一认定显然是违背了第一百五十八条的明确规定，因为该条认为只要是涉及了相关事务，在作出不可上诉的判决之前，就应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毋须判定是否属于必要条款。
（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对香港司法审查制度的影响
1999年5月20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依据《基本法》第四十三条[25]和第四十八条第（二）项[26]所赋予的职权，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协助解决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关条款所遇问题的报告》。国务院随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提请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四）项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规定和《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关于“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规定，对上述条款作出解释，主要内容是：
关于《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所称的“中国其他地区的人”应当包括“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所生的中国籍子女。”
关于《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第（一）、（二）项所列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的规定，是指无论本人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出生，在其出生时，其父母双方或一方须是符合《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条件的人。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作出解释后，特区法院在审理有关案件引用《基本法》中该项条款时，应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不影响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1999年1月29日对有关诉讼当事人所获的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居留权。
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主要的反对意见是认为其没有遵循《基本法》所规定的程序，使终审法院的终审地位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侵害，甚至进一步影响了香港的“司法独立”。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此次释法行为是否遵循了法定程序，这一问题再次涉及到《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对法律解释问题的规定。
自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来，有关香港基本法的两个争论的主要问题，就是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及地位。在确立解释体制时有一个隐含的问题没有被考虑到，即，有权最终决定某一条款的内容是否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主体是哪一个机构。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一点，可能是在法律制定时，立法者事先假设了终审法院法官们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该问题的理解必然是一致而无分歧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终审法院认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是香港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后来的解释却表明了它认为这个条文中对“永久性居民”的界定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终审法院的判决书中认为终审法院在这一事项上有最终并且唯一的判定权。在解释权问题上，“终审法院至上”和“全国人大至上”的理念发生了冲突。终审法院显然是在维护香港高度自治的前提下，认同了“终审法院至上”的理念。第一百五十八条的确没有规定在终审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某一条款的理解不同时的争议解决机制。但是，无论是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国家法律解释体制中的地位，还是从第一百五十八条本身所暗含的意思，即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它“授权”特区法院解释法律而非“分权”，在这一问题的解释权限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理解才是最终的。这也是为什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9年6月26日所作的解释并没有违背第一百五十八条所规定的程序的理由。第一百五十八条并没有规定在终审法院没有提请解释即作出不可上诉的判决，同时该判决又与基本法的目的冲突时的解决机制。香港特区政府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的方式“或许不是最好的制度或者不是好制度。然而，只要这个制度存在一天，人们就应该按照这个制度行事一天。诚然，守法、合法并不等于法治，但依法办事是法治的基本要求。”[27]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权正是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下，根据第一百五十八条所确立的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并存，立法解释高于司法解释的核心理念而为，并没有违反法定程序。
至于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行为侵犯了香港的“司法独立”，也是依然秉承普通法系法律思维才能得出的结论。司法独立是指“法院独立审判案件，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28]普通法系的“司法独立”强调负责解释和执行法律的司法机关和人员独立于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在作出结论时不受任何一方的影响。在作出结论之后，由于法院对法律的最终解释权，立法机关和政府除非通过修改法律，是没有可能改变法官对法律的解释的。而在中国内地，“司法独立”的最终内容并不包括法院的最终解释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律的解释才是终极意义上的。《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为了维护“一国两制”的原则，香港法院虽然享有终审权，但是与终审权有密切联系的法律解释权却不是最终而是受限制的。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行为并不是在终审法院的法官们作出判断之前干扰他们的思维，而是在认为法官的解释不符合立法原意，为了防止这个判决有可能带来的后果而作，且解释不影响判决的效力，并没有干扰香港特区的“司法独立”
正如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兆恺所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制度是十全十美的，每一个法律制度和传统都各自有它的优点和弱点。有学者认为成文法和普通法两个法律制度和传统应该互相补充不足。过去两地的法律制度和传统已开始朝着这方向。……我深信这是一个正确和必须的方向。这也是国际的大方向。[29]”由居留权案件所引发的一系列法律争议，包括香港终审法院的判决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行为表明不同法律体系下人们的思维方式带来了对香港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的不同的理解。正确理解香港这一制度的前提就是坚持“一国两制”的原则，诚然，香港的高度自治是必须维护的，但高度自治的前提是国家至上。没有国家，就没有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就没有香港的未来，高度自治也无从谈起，这也就是居留权案件留给人们的深刻启示。
[注释]
[1]关于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各国的界定并不完全一致。有的专指对等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审查（又称违宪审查）；有的是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有的是指对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有的则指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和对包括法律在内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宪性审查。在香港，人们习惯于将对行政行为不服提请法院审查称为司法复核，将司法复核中涉及到的相关法律、法令等是否违反宪法或宪法性文件的审查称为违宪审查。考虑到香港的正式语文有中文、。而英文中，司法复核、违宪审查有时均用同一词（JudicialReview），故本文标题采用常见的“司法审查”用语。
[2]A.V.Dicey:Introductiontothestudyofthelawoftheconstitution,1915,pp.198-199
[3]王名扬《英国行政法》，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1页
[4]L’EspritdesLois,BookXI,Ch.VI(2nded,1749,Vol.I,p.219)转引自《法与宪法》[英]W.Ivor.詹宁斯著龚祥瑞侯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页
[5][英]P.S.阿蒂亚著《法律与》，辽宁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6]V.A.Penlington著黎季明编译《香港法制··司法》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8-49页
[7]作为英国的殖民地，香港法院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违宪审查权，它进行司法审查所依据的宪法性文件虽然在香港法律体系中处于超然地位，但从整个英国法律体系角度而言，香港的“宪法性文件”与英国议会制定的其他法律的效力是平级的，香港法院无权质疑英国议会法律的有效性。
[8]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编委会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宪法学i行政法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1页
[9]［英］戴维.M.沃克著《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页
[10]本小节参阅了陈弘毅《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违宪审查权》，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5期第12-18页
[11]王叔文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12]有人认为英国的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审判机构，而是一个建议机构，它的决定也是以女皇名义颁布的。但这并不能改变枢密院委员会实际上的确可以否决高等法院判决的事实。
[13]《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8条：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外，予以保留。
[14]依照欧洲共同体条约的规定，欧共体法律的解释权属于设在卢森堡的欧洲法院。成员国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遇到关于欧共体法律的解释，可以提请欧洲法院作出解释，而如果案件是在终审，成员国法院在对案件作出裁决之前，有权提请欧洲法院作出解释。
[15]肖蔚云著《香港基本法与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16]根据《入境条例（第3号）修正》的相关规定，香港入境处了一个关于申请居权证程序的公告，规定：“凡是宣称根据《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三项而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中国内地居民，必须首先持有向中国公安部的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的由香港入境处签发的居权证，同时，他还必须持有中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部门的批准其离开内地前往香港的通行许可证。”所谓“双程证”是指由中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部门签发的规定其在香港居留期限的通行许可证。
[17]本案的判决词可通过访问justice.gov.hk获得，由于判决词为英文，作者对本文中的中文判决词的翻译负责。
[18]《公民权利和权利国际公约》第三条：本盟约缔约国承允确保本盟约所载一切公民及政治权利之享受，男女权利一律平等。
[19]《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六条：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应受法律平等保护，无所歧视。在此方面，法律应禁止任何歧视，并保证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护，以防因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见或其他主张、民族本源或社会阶级、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而生之歧视。
[20]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21][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法及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1页
[22]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1页
[23]seeHKSARv.MaWaiKwan,David&Others[1997]2HKCp325
[24]香港政府统计处于1999年6月25日公布，根据终审法院1999年1月29日的裁决，各类别享有居留权的内地人士共有160万3千人，与原先所公布的167万5千人，相差了7万2千人。
[25]《基本法》第四十三条：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依照本法的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别行政区负责。
[26]《基本法》第四十八条：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行使下列职权：……（二）负责执行本法和依据本法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27]王贵国《从法治角度看人大释法》，载《与法律》（港）1999年第4期第69页
【论文内容摘要】长期vA''''来，由于对抽象行政行为存在不同认识，也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一直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之外，因而也未形成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一般来说，通过司法审查制度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法制监督在当代各国是最为常见和有效的，同时加强对这一类行政行为的依法监督也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步骤。本文针对抽象行政行为监督的现状，通过一定的理论分析，力求在制度方面提出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设想。
法并非如西赛罗所言“是最高的理性，并且他根植于支配应该做的行为和禁止不应该做的行为的自然法之中”①。法律深深地根植于一国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中，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其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国民素质乃至自然条件的左右和制约。我国的法律改革是在政府组织和外界压力下通过移植西方法律而建构起来的③，并且法律移植只能“减少那些不是基于各民族的政治、道德或者社会特性而是由于历史上的偶然性、暂时的存在或者不是必要的原因所产生的法律上的差异”③。正是基于此，本文试图分析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监督的现状，并结合国外的经验尝试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监督机制的一些设想。
一、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特点
一般认为，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制定和普遍规范的行为，具体是指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行为。这一行政行为相对于行政机关针对某特定对象采取的行为，具有对象非特定性、效力的未来性和规范的反复适用性三个特征，因此被称为抽象行政行为。正是由于其突出特点，这成为当今各国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的手段。在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第一，没有明示的宪法依据和明确具体的行政法依据。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赋予人民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我国行政诉讼法也没有具体规定人民法院如何行使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仅仅规定为“参照规章”。第二，行使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权的主体是国家的司法机关，具体讲是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行使司法审查权体现了司法对行政的监督，符合“立法、司法、行政互相分工、互相监督、互相配合”的原则，有利于行政机关提高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质量，提高工作效率④。第三，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是间接的、附带的，而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直接诉请人民法院对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而是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就其所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二)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
第一，认识上不科学、思想上不重视。首先，我国长期认为司法审查制度是西方国家政治统治和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资产阶级政治斗争和政治统治的工具，因此司法审查制度不符合我国国情。其次，认为我国已建立一套符合中国特色的行政监督制度，不必再借鉴西方的司法审查制度。再次，没有认识到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实际上就是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也是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一部分①。第二，我国现行的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缺乏明示的宪法依据和具体的行政法根据。这使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缺乏权威性和实际可操作性。第三，现行体制限制了人民法院行使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政府机关和人民法院是人大下面分别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两个平行机关，在宪法上没有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政府机关的监督制约权，导致司法审查没有应有的权威。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及其领导人仍将人民法院当成自己领导、管理或监督下的职能部门。并且，事实上政府强大的财权也足以牵制人民法院的活动，法院的人、财、物等都受制于政府机关，这反而使司法权受制于行政权，使人民法院难以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审查权。
二、完善和发展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司法审查是行政法治的客观现实需要
目前，行政机关在行政过程中，利用抽象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是当今行政侵权的一种新现象③，一些行政机关找来种种美妙借口，利用红头文件违法向相对人非法摊派任务、募集资金、设置附加费用等等，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该行为侵权在实际中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行政侵权理由冠冕堂皇。抽象行政行为的做出往往是打着发展地方经济，兴办公益事业的幌子进行的，教育、卫生、体育、环保、防洪、扶贫、城建等便是抽象行政行为侵权的多发领域。第二，侵权手段刚柔相济。一些侵权的抽象行政行为作出由于其合法性存在问题，所以制定机关大多是要求有关单位“作为大事来抓”、“做好宣传，使相对人了解或乐意接受”，柔性规定是应付上级检查或舆论监督，而刚性做法则是为了力保文件精神的有效落实。第三，对侵权损害的结果无法救济。我国行政诉讼法未明确规定抽象行政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相对人就不能对其提讼以保护自身合法利益③。虽然对抽象行政行为违法也设有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监督补救办法，但对其造成的相对人的损害后果法律没有设定救济措施。
(二)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符合行政诉讼的经济原则
抽象行政行为不纳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还会造成对社会资源的浪费，不符合经济原则。只要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没有被撤销，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所受的侵害状态就会在一段漫长的时间内继续存在。若相对人不能对抽象行政行为，则他们只有通过要求撤消具体行政行为去否认该行为所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的效力，假如一个抽象行政行为侵害不同管辖区域的几十个人的利益，这几十个相对人就要在不同的法院，不同的几十个地方的法院就要对所辖区的同一类型的案件进行审理，这不仅仅加重了法院负担，还造成资源浪费，不符合行政诉讼的经济原则。
(三)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可行性分析
相对于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监督来说，法院的审判监督有其优越性。第一，法院的监督具有中立性。即法院的监督是一种外部监督，法院是站在中立的立场来裁判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第二，法院的监督具有技术性。法院是专门负责操作和应用法律的机关，而裁判正是法院的主要职能，法院有能力审议行政领域内技术性较强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第三，法院的监督具有严格的程序性。《行政诉讼法》可以规定一整套严格的诉讼程序，能保证法院公正有效地行使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相对于备案来说，行政诉讼制度更具有程序上的制度保障。
三、我国体制下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范围的确定
从静态上看，抽象行政行为依其是否为《立法法》所调整可分为法律性的抽象行政行为和行政性措施的推象行政行为。前者指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包括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它们直接由《立法法》调整，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后者主要是指各级各类国家行政机关，为了实施法律，执行政策，在法定权限内制定的除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以外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及行政措施等。它们不受《立法法》的调整，只是一种行政措施。
司法审查一般来说是指国家通过司法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权力的活动进行审查监督，纠正违法活动，并对因其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的损害给与相应补救的法律制度。司法审查是以“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等学说作为理论基础的，但各国同样以这种理论作为基础的司法审查制度内容却有所不同，“法国和英国似乎应归于同一类国家，他们否认司法审查在技术意义上的存在，而意大利、德国、美国则归于另一类，这些国家审查立法的司法权力不仅只是存在，而且还积极地通过法院予以行使。介乎其间的几个国家以不同的程度接受了这个原则，但其法院在予以实施的过程中却一直相当谨慎。①”
我国法律未明确规定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从理论上来看，抽象行政行为作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都应该纳人司法审查之中③。但若如此，我国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需要重大变动，这是不现实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和法治建设的发展和完善都需要一个过程，急于求成和堰苗助长的做法将会遭到规律的严惩。
根据我国国情，在我国现行体制之下，可以将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作为人民法院违法审查的对象，通过司法审查对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监督。
四、完善和发展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制度设计
《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草案时曾经强调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从现阶段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状况，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行政审判的实际需要和实践看，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赋予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权时机已日趋成熟③，针对我国司法审查现状及不足，借鉴国外现代法治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法律现状、立法趋势及司法实践，笔者就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构建司法监督审查抽象行政行为机制的主要问题提出一些设想。
(一)确立高级别管辖原则
鉴于我国目前法院与行政机关之间存在着难以完全割舍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保障司法独立，不仅要从法律上、制度上保证人民法院的人事安排、经费划拨、装备配置权不受地方行政机关干涉，从而使法院能够审查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另外还有必要设立由制定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的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同级的法院管辖案件，并规定一审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原则，从根本上保证法院在审理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的案件中保持中立超然，从而公正裁判。根据上述建议，如果受案法院有权对行政相对人提出审查要求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则直接处理;如果无权，则报上级有权审查的法院审查。
(二)法院对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方式
法院对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可以兼采以下几种方式:第一，事后审查方式。人民法院不对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作事前的预防性和抽象性审查，只对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生效实施后是否违法进行审查监督，这是总的原则。第二，具体的、附带的审查方式。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时，可以对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附带地提出合法性的司法审查。人民法院受理后就应当首先对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据此审查裁定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第三，依职权审查方式。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只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时，人民法院也要依职权先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并以此为根据审查和裁定具体行政行为。第四，控诉审查方式。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生效实施的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直接诉请人民法院对其进行司法审查并作出合法性裁定。
(三)在司法审查的权限和效力方面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
第一，人民法院对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有多大的审查裁决权。原则上，在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推行的初期，应该授予人民法院的有限司法审查权①。对于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及其相应的行政解释和法律冲突，人民法院可以裁定违法的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无效，依法明确否定其法律效力。第二，司法审查权在法院系统中如何划分。对于司法审查工作，实行“谁审案，谁审查”，即由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法院审查相应的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但是，对于不予适用或宣布无效的裁定权，应有所限制，即只有中级人民法院有权对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及其相应的行政解释和法律冲突依法做出裁定。第三，人民法院司法审查权的最终效力怎样。总体而言，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不是绝对的。对于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的无效裁定，有关行政机关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由上级法院依法做出最终裁定，该裁定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这种普遍约束力原则上是面向未来的，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四)引进行政公诉及公益诉讼制度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首先，由于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涉及面广、影响大，如果允许任何一个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确实于相对人有很大不便;并且，由于行政管理具有专业性、技术性高的特点，相对方容易对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产生正常的理解偏差，由此而导致的误诉势必会造成其人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再则，由于普通民众自古皆存的“畏官”惧诉心理，单个的相对人若发动行政诉讼，必得承担诸多压力。所以，可以设立一种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诉的制度，由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或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普通公民、组织就某一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由检察机关设立专门的行政诉讼机构对申请之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初步审查，确认为有违宪违法内容的，则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诉。其次，鉴于部分社会成员在社会上处于弱者地位，在其权益受到抽象行政行为的侵犯时又无力提出申请或诉讼，由消协、残联、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公益性团体和自治性社会组织根据其自身的宗旨、章程，代为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或直接作为原告提出针对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再次，考虑与行政复议制度的衔接，确保行政相对人在不服复议机关作出的涉及具体行政行为及其一并提出审理的行政性抽象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不服时，具有直接提出行政诉讼的权利。超级秘书网
(五)司法审查的处理结果
关键词：WTO司法审查完善
司法审查是一国法院对国家机关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进行审查，救济公民权利的法律制度。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审查发达的程度和审查范围的大小，往往是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而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莫不将司法审查作为法律救济的终局手段，且司法审查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及。我国加入WTO后，完善司法审查制度，以保障WTO各项协议和规则的实施，是WTO协议的一个重要的要求。
WTO中的司法审查制度是针对各成员国内的司法审查而言的，即要求各成员根据有关的WTO协议建立或完善相应的司法审查程序，要求各成员方在实施有关对外经贸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判决和行政决定方面，要为当事人提供申请复议和提讼的机会。WTO主要有4项协议明确规定了司法审查义务：《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议》(简称为《反倾销协议》)、《补贴与反补贴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归纳起来，关于司法审查，WTO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1)必须建立一个独立于主管行政机关的审查机构；(2)必须给予受各种行政行为影响的当事人请求司法审查的权利；(3)必须建立一套客观、公正的司法审查程序。
我国经过近10余年的努力，包括司法审查制度在内的行政法成为我国部门法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但与WTO的规定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
我国法院的现行体制，包括组织体系、管理体制、审判组织、审级划分、机构设置，是在长期的司法工作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已越来越不适应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不符合WTO规则的要求。首先，法院的地方化倾向明显。法院的机构设置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地方各级法院都是以地方的名称命名，完全隶属于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并且，各级法院的经费必须由同级政府决定，各地经济发展及财政收入状况决定了法院的经费。其次，法院体制的行政化特征明显。法院是作为同级政府的职能部门而存在，行政和司法成为事实上的上下级格局。法院在国家中的地位被行政“格式化”。从最高法院到基层法院无一例外。在法院内部，按审判案件性质不同，划分为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各审判庭在法院中也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广泛存在的庭长、院长批案制度是审判业务运作化方式陷入行政化的突出表现。上下级法院之间同样如此，下级法院在审查案件中仍然会像下级行政机关对待上级行政机关那样对待上级法院，遇到疑难问题时会及时报告上级法院，请求上级法院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法院的上下级与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有类似的相互关系。另外，法院按照行政机关内部的等级要求，将每一个工作人员行政“格式化”，套上相应的行政级别。法庭在编的工作人员不论是从事法院后勤工作，还是从事人事或审判工作，每一个都纳入统一的行政等级体系中。法院地方化的结果是使地方保护主义泛滥，法院不能自治，分割了统一的市场，伸缩的裁判的尺度，加大了司法的难度。法院的行政化同样不符合司法裁决机关的运作规律，人事权、财权的行政干涉使裁判机关不可能真正做到独立。
司法审查范围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哪些行政行为可以接受司法审查的问题，或者说行政管理相对人可以就哪些行为请求法院进行审查的问题。《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对于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表明我国现有的司法审查范围仅限于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而抽象行政行为和行政终局行为则被排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
行政裁决的终局行政行为，即当事人申请行政机关复议或复审后，该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为终局性的，当事人必须遵从，不能再提讼。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我国行政机关在以下几个领域拥有终局裁决权，一是知识产权领域。商标法第22条规定：“对初步审查予以公告的商标提出异议的，商标局应当听取异议人和申请人陈诉事实和理由，经过调查核实后作出裁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通知15天内申请复审，由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终局裁定，并书面通知异议人和申请人。”商标法第27条、第29条、第35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二是<行政复议法》第14条规定，当事人对国务院各部门的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如果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的裁决为最终裁决，不属于司法审查范围。该法第30条第2款也规定了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自然资源作出的行政复议为终局裁决。三是<外国公民入境管理法》和《中国公民出境管理法》也规定了公安机关的复议裁决为终局裁决。行政终局裁决模式，使行政权超越了司法权，排除了法院对法律问题的司法审查权。
就抽象行政行为而言，我国许多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都只是行政机关内部运作的产物，在制订上缺少必要的公开的程序，尤其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订带有狭隘的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这些规范性文件的颁布和实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法制的统一，对统一市场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构成一定的影响。在GATS中，行政机关的政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依据申请者的要求，可以提起司法审查。如果申请人的请求合理，WTO成员还将提供相应的救济。以此相比照，我国将抽象行政行为列入司法审查范围之外，显然不符合WTO要求。
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合理性为例外。合法性审查具体包括：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由法定的主体作出，程序、权限和内容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但对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范围和幅度内作出的行为是否适当，人民法院不进行审查。这与WTO中的许多规定不合。WTO对司法审查的现有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各成员的审查程序基于客观和透明的标准，能够提供和公开客观事实。《关贸总协定》规定了对各成员的行政救济体制进行国际审查。如果接受要求，实施这种程序的缔约应当向缔约方全体成员提供这种程序的详尽资料，以便缔约方全体成员对这种程序是否符合《关贸总协定》的规定要求作出判断和决定。符合要求的重要标准是这些业已存在的机制和程序是否能够做到事实上的客观和公开。《服务贸易总协定》与<关贸总协定》中的这些规定表明，凡符合wTo的规则和原则体系的要求，可以提起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各成员的司法机关在对其进行司法审查时，不能仅限于合法性审查为标准，而需更侧重于客观与事实上的公正，即要求是一种实质上的公正与合理。更为重要的是，<关贸总协定》规定了对各成员的行政救济体制进行国际审查时，也采用实质上是否客观公正的标准，这无疑对我国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提出更高的要求。
针对上述问题，应完善我国司法审查制度。
(一)增强立法及行政程序的透明度。根据《关贸总协定》1994年与“马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透明度原则适用于WTO整个协议，是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我国应公开制定程序，公布立法草案，并给立法提供听审程序。同时应做到行政程序的公开，即行使行政权的依据公开、信息公开、决定公开，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并扩大公民的参与机会。从公开的主体来看，应做到除了行政机关、法律与法规授权和委托的组织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与结果需要公开外，部分在形式上虽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但在实质上行使公共权力的并影响货物、贸易的公平交易与竞争的组织(如经营性、协调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即律师、会计事务所、广告公司等)的行为过程与结果也需要公开。从公开的对象来看，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程序与结果应公开，行政决定、命令与措施政策的结果应及时公开，行政执行程序如行政许可设定、颁发或拒绝许可的条件，许可的费用等应公开，特别是一些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内部行政要保证公开，对公开也要有法律保障。
(二)改革法院体制。保证司法独立。首先，设立独立的司法区域，改变法院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现状。改革现行按行政区划设置地方各级法院的体制，使司法管理区域不与行政管理区域重合，去除狭隘的地方观念和对地方的从属关系。可先在几个大区设置若干个最高法院的派出机构。这种机构类似于美国的巡回法院。从长远看，最终应设定法院系统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其次，实行法院经费的单列及统一预算。司法预算是审判独立的物质保障，改现行司法预算体制为司法机关自行编制预算，对司法部门的经费实行单列，由中央财政统一预算，逐级专项下达，并由最高司法机关集中统一管理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经费。再次，改革法院人事管理体制。设立与各级地方行政部门相分离的专门的法院考试与选拔中心。强调法官职业的技术性，对法官作技术评价，不再套用行政级别。最后，确保法院内部独立，包括上下级法官之间的独立，审判组织与司法行政机关之间的独立，法官与其同事以及上司之间的独立。
总之，独立性是设置裁决机构的实体标准，无论选择哪一种裁决机构，该裁决机构必须独立于作出被审查行为的机关，因为裁决机构的独立性是WTO对成员维持或者设立行使审查职能的裁决机构的实体要求，或者说是成员维持或设立裁决机构的实体标准。衡量成员设置的复审裁决机构是否符合WTO的要求，就要看其是否达到独立性要求。
(三)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首先，取消行政终局裁决权。也即取消行政机关对某些特殊事项拥有最终作出决定的权利，行政管理相对不服，可就该事项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司法机关有权审查其合理性。这就需要修改知识产权领域的《=商标法》，修改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维持或撤销高标的裁定以及对其他复审请求所作出的决定为终局裁定的规范，废除《外国公民入境管理法》和《中国公民出境管理法》中所规定的公安机关的复议裁决，修改<行政复议法》关于国务院裁决为终局裁定的规定。其次，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对于行政法规和规章，《立法法》根据我国宪法已经规定了审查机制，且根据WTO协议“成员方履行义务以不改变成员方体制为限”的原则，不纳入司法审查是符合WTO协议和规则的要求的。对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不涉及宪法授权问题，《立法法》也未将其纳入调整的范围，应当将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建立完善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机制，有利于我国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有利于减少我国同其他成员方的贸易争端，在国际上树立我国良好的法制形象。同时，建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机制，不仅可以将大量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在国内，而且可以为我国调整贸易政策赢得时间和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