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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史论文赏析八篇

发布时间:2022-04-25 17:42:58

中国医学史论文

第1篇

课程分化

课程分化主要是《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等课程为核心的分化。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中医文献学概论》入选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中医药信息工程学》、《医学信息学》等6种教材入选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暨新世纪高等医学院校创新教材[1]。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作为副主编单位的《中外医学史》(全国中西医结合专业规划教材),已在全国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广泛应用,还参编了全国规划教材《实用中医信息学》,创新教材、精编版教材《中医各家学说》和《中医医案学》,并开设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临床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期刊数据整理》和《中医信息学与中医古文献整理标引》等选修课。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根据不同的目标群体对课程进行了整合与分流,改革并丰富了医古文课程,将单一医古文课程拓展为以医古文本体课程为核心,以面向七年制、本科生的《古汉语通论》、《中医古籍训诂》等拓展型、提高型课程为重点,以面向留学生的《医古文基础课》、《中医汉语》,以及面向本科生的《诗经概要》、《古代文化名著赏析》等外向型、发散性课程为补充,融合古汉语、训诂、目录、版本、音韵、中医文献等在内的中医特色系列课程,并编写、出版了相关讲义和教材[2]。

机构整合

机构整合主要是中医药院校在中医医史文献相关教研室整合的基础上,与中医药院校相关科研机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医史馆、博物馆的整合。

辽宁中医药大学就是以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为依托,包括两个教研室,覆盖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文献学和中医各家学说4个三级学科和中医文献数字化研究室,构成了体系完整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体系,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为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医史教育博物馆”为辽宁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科普基地[3]。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以中国医学史教研室、各家学说教研室、医古文教研室(包括中医文献信息室)为核心科室,以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药博物馆、校图书馆为依托,并吸收中医基础理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多个科室以及文献研究所的教研人员参加,使科研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4]。

河北医科大学为增强图书馆的活力,发挥中医文献研究所和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作用,正在酝酿图书馆、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整合。

学科系统

一是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与中医药科研院所、图书报刊出版编辑单位的课题协作、教材编写协作、文献整理研究及其中医医史文献学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教育的精品课程协作,特别是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医史文献分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全国医学会医学史分会、全国科技史分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之间的紧密协作,将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成立了学科专业委员会,聘请了全国知名专家为学术顾问,在全国较早运用计算机技术开展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直接参与国家和上海市多项中医药数据库及信息网站的建设[4]。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也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参加了全国中医古文献知识库整理标引和国家科技部信息共享网中医药科学数据库的建设。今年还作为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单位参与全国古今名医学术思想研究,主编《燕赵名医》。

二是中医医史文献多学科知识系统的形成[5]。随着中医医史文献学科课程整合、学科交叉、知识更新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我们提供了跨越发展的机遇,跨越中医药学、文史学科、信息学科多个领域的知识系统正在形成。

三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6]。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是时代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文献交流的最高形式是交融,古籍文献与临床医学的交融则是文献交融的最高形式。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就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的交融。现存数以万计的中医古籍蕴涵着千百年医家医学思想、论治经验,期待我们去发掘整理,并向临床提供具有实用和开拓价值的信息。而且,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文化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的开放系统。

总之,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从课程整合到机构整合、系统整合,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交叉复合发展到中医医史文献课程分化重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多学科知识系统、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更新到形成新的学科知识系统,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形态发展的必然。

摘要: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有课程分化、机构整合、学科系统三个方面机遇: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从课程整合到机构整合,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交叉复合发展到中医医史文献课程分化重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的形成,多学科知识系统的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更新到形成新的知识系统,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形态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机遇

【参考文献】

1袁浩.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封三.

2张亭立,孙文钟.上海中医药大学国家级精品课程医古文建设纵横谈[J].中医教育,2008,27(4):20~23.

3刘飞,康健.传承中医文献培养实用人才——发展中的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封底.

4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编辑部.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上海市重点学科简介)[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4):封底.

第2篇

摘要:美国学者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把女性身体置人中国医学史中进行考察,将焦点集中在中医女性身体论述演变的谱系上,并通过对相关的男性的身体、医业分工、医病关系的分析呈现社会性别权力体系与医学话语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正是费侠莉著作的独特之处,是她对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贡献所在。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5-0074-03

随着西方女性主义对女性身份差异性的关注,女性主义科学史的研究在以社会性别(gender)为主要分析范畴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将女性主体置入具体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在此背景下,对非欧美国家与地区的科学史进行探讨也随之成为研究热点,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AFlourishing Yin: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960-1665,以下简称《繁盛之阴》)正是当中的代表作,她也因此书而荣获2001年的国际妇女科学史奖。

《繁盛之阴》英文版1999年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推出了该书的中文译本。除导言与绪论外,全书主体部分共包括8个章节,作者从文化建构的角度追溯了北宋之前至明末这一时期中医女性身体论述演变的谱系,并进而分析了医学史上几个富有性别意义的重要议题,其中包括了男性的身体、医业分工以及不同性别的医疗工作者面对女性患者的医病关系。作者的研究以经典与通论性妇科医书为起点,全书融合贯穿医学史、性别与身体的论述,不但描绘出中医史性别论述的大架构,而且通过医案的比较探索了理论对实际所起的指导作用与执行偏差。大体而言,全书的研究对象含括各个社会阶层,探讨的议题同时兼具医学论述的“内史”与医疗的社会与文化面向的“外史”分析,展现所谓内外史议题之间交互渗透、彼此影响的不可分割性,这样的章节安排也为妇女/中医史建立起宏观性的通史格局,足现本书视野之开阔。

一、中国医学史中身体观的演变

作者结合医学史、性别以及身体的论述方式很明显是受福柯(Michel Foucault)式论述的影响。在导言中,作者提到她原本是从医学史以及妇女史的脉络出发,却发现两个研究路径交汇于身体论述上,借由这一交汇,她得以围绕中国传统医学身体观的变化来回应福柯式论述。

作者首先发现一个理解、解读中国医学奥妙的大前提,即不同凡响的“躯体模型”,她称之为“黄帝的身体”。根据她的解释,中医传统经典固然认为天经地义有男女两性的存在,但是其实从来没能把男女身体的分别说清楚。在解释人体的时候,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体内均同时禀赋着脏腑、气血、表里等各种范畴的阴阳,并无二致,所以中医的人体模型是一个阴阳同体的单性身体观。更重要的是,中医完全忽视女性独有的子宫以及其他任何解剖学器官作为性别差异的重要性,甚至在解释女性生殖的场合,子宫的角色也不如男女兼有的肾脏重要。所以,作者指出,尽管在生成身体上男女无别,但当阴阳和谐的身体隐喻为健康的皇帝时,仍体现出与皇权政治相联系的男性优越的权力话语,黄帝身因而又是男性的身体。作者对中医身体观的理解,虽然呈现出中医(立足功能角度)与西医(立足解剖结构)在认知身体时的极大差异,但其提问题的方式却与美国史学家托马斯・拉科尔(Thomas Laqueur)探讨西洋医学史中性别与身体问题的同类专著――《制造性:从希腊到弗洛伊德的身体与社会性别》(Making Sex: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遥相呼应。根据拉科尔的考察,从希腊时代直到18世纪末,就西方医学而论,所谓两性的区别只意味着体内热度的高低,两性并无本质区别。这种“单性模式”的身体观一直到19世纪,才开始明确人体可依生殖器官的不同划分男女两种截然不同的性别,并以此为建构男女社会角色的基础,然后始为今日通行的“两性模式”所取代。

循此相同思路,作者在书中呈现出中医学史上身体观所经历的类似演进过程。她提出,中医阴阳同体的单性身体观到了宋代,遭到了“两性模式”的解构。宋代结束唐末五代的长期纷乱,各种文化、政治、经济力量的重整使得医学突飞猛进,具体的表现就是妇科与儿科的正式出现,并且为官方承认,纳入政府教育体系中。由于妇科医疗实践所直接面对的正是低等的“妊娠身体”,加之“女病难医”的现状,使一个有性别意识的中医学自此展开。作者具体以陈自明(1190-1270)的《妇人良方大全》为代表,说明宋代新出的“女子以血为主”以及“男人调其气,女子调其血”等基本大法,并指出这些不但明确显示了宋代医学思想家对两性身体的分别考量,而且,还以“血”建构起性别差异的女性身体模型。然而这种新建立的医学观念经历宋末的战乱后,到明代又再度转向,如作者陈述,受到金元如主张补脾胃为先的李杲(1180-1251)以及主张人体中阳常有余、而阴恒不足的朱震亨(1281-1358)等医家洗礼的明代医学,不再认为男女身体有别是个首要课题,对他们来说,更有意义的是能否回到经典,从其所描述的单性身体找到解决疾病的答案,于是中国医学史的人体观又回复到“单性模式”的黄帝身,直到今日。作者强调,这种对“单性”的回复并非意味着消除身体上的等级制,相反,由于医家认为导致相火动而内虚,因而将身体的生育与需要更多道德约束的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另一方面,新儒学强调节欲和自控的性别道德规范也参与到医学话语对女性身体的建构中。作者在第六章中具体通过对武之望所编的《济阳纲目》(1626)内讨论男性养生内丹的分析,指出明代利用男性的身体来辉映女性身体的特色:社会上盛行的还精补脑等内丹养生,无论是就观念还是方法上都只是纯为男性而设,完全没有让女性能够修炼的余地。最为有趣的是,作者另外从《道藏》中找到了明代一种女金丹“断红龙”,不但其内容与男性内丹完全不同,而且其希冀女性修炼成的理想身体,先决条件是先要能够让月经停止,并且这一理想女体完全否定了雌性原有的角色与性质,与男性理想的身体系以雄性能力为指标恰恰相反。这当中究竟透露什么样的讯息,实引人深思。

通过对中医关于身体观演变的勾勒,作者清楚地阐释了医学与世变的关系,从中也呈现出性别关系与医学话语之间的相互建构与强化。作者将不同时代的医学内容作如此详尽而且均衡的讨论,其视野之广泛在中国医学/性别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不过她对中医“单性”身体观的阐述也衍生出一些问题,例如中医如何解释如“阴阳人”、“非男非女”

等的身体构造?尤其是中医身体观从“单性”向“两性”模式过渡的历史阶段,这些当时的性别尴尬者在定义上是否经历变化呢?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论证。

二、医学话语权的争夺

本书的另一个着力点是对医学话语权争夺的探讨,这主要通过两性在社会的医业分工号性别界域来体现。古代中医首先是一种家庭技艺,很多专业医生都是从与家庭内从医者的合作中学到医术的,或者是通过自学和实践习得,这一现象表明医生的资格是个人可信度与荣誉的事情,而非医学院或行会授予。女性也因此能够在妇科、产科等与女性有关的医疗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宋代妇科的正式出现,革命性地重划了原本的性别医业分工地图。宋政府不但以官方力量大规模培训男性妇科医生,使之介入生产过程,而且随着随着印刷术的出现、医学文献的刊印,医学话语权开始转向著书和重阴阳五行理论的儒医,新儒家使男性“因为尽孝道而涉猎产科领域”,于是男性医生与女性医疗者在生产问题上各有所司,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此时男女间虽尚未有见明显的身份差距,但女性医疗工作者的就业领域已经逐渐受到男性蚕食。进入明代,女医主要是以所谓“三姑六婆”形式在社会上活跃。由于与男医之间的竞争关系,当时的儒医文献充满对她们的无知、庸俗的批判,直接从阶级地位对她们的医技进行贬低;另外,作者还通过对戏剧、小说如《燕子笺》、《金瓶梅》以及地方史志中关于女医形象的描述的分析,提出这些文献遵循了同样的儒家文化价值观来建构女医的形象。不过作者指出了女医中稳婆工作的特殊性,她强调,由于她们在接生时有与男性医生分别共事的机会,且往往扮演受指挥者的角色,与男性之间竞争关系较不显著。从这些细致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不仅仅是局限于恢复女医在医学史上的地位,而是要揭示男医与儒家父权制对于女医“三姑六婆”的刻板印象的建构与共谋过程。

另外,作者还具体以明代中叶来自江南的女医谈允贤的医案,与明末扬州儒医程茂先的医案进行比较研究,更补充说明了医疗实践过程中儒家父权文化与医学话语的互动。根据作者的发现,谈允贤熟悉许多种不同的医术,比起男性毫不逊色,但她遇到的很多病症是皮肤病,也比程茂先更常运用针灸。在诊法方面,她与程茂先的主要不同在于她很少使用诊脉,她对病人情况的了解常来自目视与口问,而这些正是程茂先通常感到最无能为力的,在此既暴露出女病人对社会性别规范的自觉遵守,同时也是医学技艺知识化、男医掌握话语权的直接后果。除此之外,谈允贤的医案记录还表明她与女病人之间沟通良好,相对而言,程茂先诊视女患者始终只能隔着一层藩篱来看,咨讯实在不足只能求助于女病人的男性家属。作者表明,从此也可看出当时性别界域的弹性所在,男女大防并非完全僵化而不可破,只不过此弹性的松紧是由男性家长来控制。通过这一分析比较,作者指出,由男性儒医实行的中医妇科医疗实践是医患共同协商的过程,他所采取的治疗措施必须寻求患者家中男性权威的支持,而女性常常是没有话语权的,出现在医案文本中的女性更是大多被描绘成无用的、缺乏建设性的角色;女医虽然能凭借其医疗技巧与女患者建立亲密的关系,但她们由于常被赋予消极的形象而受到主流医学话语的贬斥,明确体现了医学文本中的性别意识形态和男性中心的权力话语。本书以产科为中心来分析性别的医业分工,并用来解释随着时代不同男女医业领域疆界的变迁,不失为极好的切入点。不过,北宋之前的男医是否完全排除在产科之外,值得更多的讨论与思索。诚如宋之前一些传世的史料如《外台秘要》等记录的男医往往是在生产急救时才出现,这一现象不禁令人好奇,有没有可能意味着男医其实才是生产时医护的最高指导者呢?这有待其后的研究进一步论证。

第3篇

关键词:蒙医要学 医学交流 医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在众多民族医药当中,蒙医学是一块灿烂的瑰宝,是祖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蒙医学同其他传统医学一样,都是在人们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由于历史的原因,蒙医药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医学、古印度阿输吠陀医学、藏医学、阿拉伯医学的影响。与其他传统医药之间的交流,对蒙医学近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蒙医药学的发展史也是蒙医药学与各民族医药之间的交流史。

民族医学之间交流的方式、交流的内容与每一传统医学的母体文化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医药交流的影响因素主要有:① 有使用价值。②合乎本民族的文化模式。③符合民族的心理特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性,它是民族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医学理论是作为文化的一分子被吸收进来的。文化模式给医学提供了生存发展的空间,同时医学本身直接参与了文化模式的建构。蒙医学是根据蒙古地区自然环境、生活习俗和疾病特点,在原有的理论雏形和经验的基础上的吸收外来医药的精华而形成的。蒙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既是对其他医学进行民族化的产物,也是历史传承的必然结果。

一、传统蒙医学经验积累时期的医学交流

13世纪之前是传统蒙医学积累经验的时期。蒙古族的先民不仅积累了与地理环境、生活条件相适应的卫生保健习俗和经验,而且在饮食、药物及外治等方面也发明了很多颇具特色的治疗方法,有些方法在中医学或藏医学著作中有零散的记载。

这是北方少数民族医学经验在中医经典中的生动反映,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蒙医学与中医学之间的交流。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烧地炕急救法,与《史记》中记载的汉使苏武自刎时匈奴人所用急救的方法十分相近,很有可能这种与北方寒冷气候相适应的急救法在此时已经传人了中原地区。唐代社会繁荣。中外医学交流日趋活跃。中医学著作

二、传统蒙医学形成时期的医学交流

13世纪初至l6世纪中叶,随着蒙古族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全面发展,蒙医传统疗术、饮食疗法及临证用药等诸方面在原有的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骨伤科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独立的临证学科嗍。由于统治者提倡各种文化兼容并蓄,蒙古族与各兄弟民族,特别是同汉、藏族之间的往来更加密切,与印度、阿拉倍和欧洲等国家的通商及文化交流频繁,极大地促进了医学交流。中医学与蒙医学的交流空前活跃。据《长春真人西游记) 记载,成吉思汗仰慕道家养生,特召见中原全真道教领袖长春真人丘处机。两人当面谈论道家之养生之法。据《元史》记载,1226年在蒙古军中发生传染性疾病,精通中原文化的耶律楚材应用中药大黄治疗,这是蒙古族使用中药的较早记载。[71在蒙汉民族往来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不少北方民族医家致力于学习和研究汉医,有些汉医著作被传播到蒙古地区,对传统蒙医学产生了一定影响。、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蒙汉医学合璧之杰作。其中相当篇幅论述了蒙古族传统医药及其北方游牧民族医药知识。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成书于1330年,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营养学专著。书中收录了大量蒙古族传统饮食,并作了理论阐释。

元朝时随着广惠司、回回药物院等医疗保健机构的设立和发展,必然会有回回医药著作及医疗技术、药物大量从西域的传入,促进了阿拉伯医学与中医学、蒙医学的交流。《回回药方》就是一部中医学、蒙医学与阿拉伯医学学术交流的产物。蒙古族的正骨技术也是比较进步的。一般认为,《回回药方》中之正骨、骨外伤手术等,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的正骨、脱臼之治疗原则等,元代李仲南《永类钤方》中的骨伤科处理措施等,都或多或少吸收和总结了蒙古族正骨经验和技术。《晶珠本草》、《兰塔布》、《蓝琉璃》等等医药著作先后传人蒙古地区,促进了蒙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同时中医学对蒙医学也有较大影响。中医学的某些内容直接或通过藏医学传人蒙古地区,从而影响和丰富了蒙医理论,如阴阳五行学说,脉诊等成为蒙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4篇

《医学史》,[意]卡斯蒂廖尼著,程之范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杨念群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肯尼思・基普尔主编,张大庆主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医学史》,[美]洛伊斯・玛格纳著,刘学礼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日]栗山茂久著,陈信宏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高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江晓原:在我们科学史的视野中,医学史是一个有点特殊的领域。由于西方人习惯将医学视为与科学、数学并列的门类,所以有些论著在讨论通常所说的“科学”,即所谓“精密科学”(比如天文学、物理学等)的历史时,不将医学包括在内。而在我们国内的论著中,则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医学史包括在科学史的范畴之内,因为我们一直将医学视为“科学”的一部分。而实际上,这种观念却是中国人在“全盘西化”时,受西方人影响而确立起来的。

2000年以来,医学史方面的书已经出版了不少,包括几种卷帙较大的著作。对于这些著作,我经常注意到的,往往首先不是其中所叙述的医学发展的历史,而是这些著作引发的对于疾病、健康、身体等等基本概念的思考。

例如,在阅读卷帙浩繁的《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时,我经常联想到的问题是:疾病究竟是什么?――它们是早就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还是人类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渐建构出来的?此书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各种观点都有所反映的做法。我们既能看到“相信疾病是具有自身存在的真实的实体”的本体论观点,也能看到生理学家认为疾病“是一段时期内某人身上的一个独特过程”的观点。激进的本体论观点甚至认为,一次成功的手术“可以把病人与其疾病分开,它将病人送回床榻,而将疾病放到瓶子中去”。而19世纪的C・伯纳德则认为:“生命、死亡、健康和疾病,这些词都没有客观实在性。”本书作者也明确认识到:“疾病的定义在历史中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化”、“疾病最终是由构成一个特定社会的那些人的话语和行为来定义的”。

考虑到现代医学还远远未能成为一门精密科学(比如像天文学或物理学那样),所以疾病概念的社会建构成分肯定是相当大的。更别提在医德败坏的情况下,医生和药品公司的利益联盟会干出什么事情来了。

刘兵:顺着你的思路,也许我们还是先谈谈医学是否是“科学”这个话题为好。这也是为后面的谈话做些准备,因为,如果就历史的研究来说,对其研究对象的性质在认识上还有问题,那肯定会影响到相关的历史研究的。

你刚说,我们这里一直将医学视为“科学”的一部分,这种观念是受西方人影响而确立起来的。从原则上讲,这似乎有些道理,即我们受到了某种“科学主义”的影响,并因而将建立在西方近现代生理学等学科基础之上的西方当代医学作为“科学”来看待。但具体地讲,这种说法又有些问题。因为,许多以医学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者,其实并不把医学视为“科学”,这也恰恰反映在那种像学术会议等的名称上,会有一些会议将医学与数学、技术和科学相并列的做法。比如,我就曾记得,在好多年前听著名的美国医学史家席文的讲座时,他说他认为医学不是“科学”,而是一种“术”(或者再加上些限定称为“仁术”)。

前两年,在写有关的文章时,又听到我们的朋友、国内医学文化研究专家王一方先生,对我讲的“医学不是科学”的观点,进行了更加精细的限定,即也许我们说“临床医学不是科学”(或精密科学)会更恰当些。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考虑到我们在对西方近现代科学做比较狭义的界定时,是以其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之可重复实验的特征作为最根本性特点的。但在医学中,像这样的特征却是很不明显甚至经常在医疗实践中所无法实现的。

以前在某些讲座中,当我提到数学不是科学时,经常会引起一些搞数学的人的激烈抗议。数学更是不需要经验事实的支撑,因而不是经验科学,这比医学要更加明显。现在我们又讲医学不是科学,恐怕也会引起不少人的“愤怒”。但是,当我们说某个领域不是科学时,却并不意味着它不好或不重要。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医学的出现肯定不比科学更晚,它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甚至也总是比科学要大得多。

江晓原:那些愤怒,有的恐怕是来自于当年中西医之争时所提出的“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这样一种荒谬的观念。

不过我们之所以要辨析医学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是对医学及其历史正确理解的必要条件。

由于医学不是一种精密科学,西医虽然现在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它仍然还远远未能像西方的天文学、物理学那样在全世界“一统天下”。所以当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在不同的文化中,对于身体、疾病等等的认识其实是众说纷纭的。

例如,栗山茂久在《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一书中,将不同文化中对身体的描述和认识比喻为一个“罗生门”。他看到,中医用把脉来诊断病情的技术,在西方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相当西化的栗山茂久自己也说:“这种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谜。”之所以如此,他认为原因在于中国人和西方人看待身体的方法和描述身体的语言,都是大不相同的。作为对上述原因的形象说明,栗山茂久引用了中国和欧洲的两幅人体图:一幅出自中国人滑寿在公元1341年的著作《十四经发挥》,一幅出自维萨里(Vesalius)公元1543年的著作《人体结构七卷》(Fabrica)。他注意到,这两幅人体图最大的差别是,中国的图有经脉而无肌肉,欧洲的图有肌肉而无经脉。而且他发现,这两幅人体图所显示出来的差别,最晚在公元二、三世纪就已经形成了。所以,虽然西医也承认脉搏的有无对应于生命的有无这一事实,但依靠诊脉就能够获得疾病的详细信息,这在西医对人体的理解和描述体系中都是不可能的、无法解释的。

刘兵:《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确实是一本难得见到的好书。其中的观点与研究方法,极有启发性。不过在这里,我们先来注意一下,在那些写西方医学的典型的历史著作中,对于如何看待和研究医学史问题的一般性看法。

如果说,那本早有了中译本的《剑桥医学史》在倾向上更有些科学主义的味道的话,那么,最新译出的洛伊斯・玛格纳的《医学史》,则表现出一些更新的意识。该书作者在其“序言”中提到,自上个世纪40年代西格里斯提出了医学史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将医学史作为社会史和文化史来研究)之后,“医学史研究发生了诸多的变化。学者们原来几乎只专注于现代医学理论的演变,而现在则已经转向对社会、文化、经济以及政治等诸多背景中一些新问题进行研究,而这些背景都是根植于医生和病人头脑之中的。由于深受源自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人口学的技术的影响,新兴的社会文化医学史的专家们更强调一些影响因素,比如种族、阶级、性别以及习俗与职业的联系等。虽然关于该学科的属性问题目前仍然存在一些争议,但业已达成一项共识,即医学史并不仅仅只是对从过去黑暗到现代科学启蒙这一过程的简单描述”。

如果我们不仅仅把上述说明看做是医学史外史化的表现,那么,将那么多原来不被认为是医学史中需要注重的“非医学”内容作为关注的对象,其背后,显然是有着更深层的含义的。因为,那些与医学,也即同时与对疾病的认识和对疾病的治疗相关的要素,本来就是与医学不可分离的。

江晓原:确实如此。即使是卡斯蒂廖尼初版于1927年的《医学史》,明显带有18、19世纪之交现代科学高歌猛进的色彩,“就医学论医学”的味道相对浓些,同时对许多与医学有关的文化现象也有所观照。而在当代医学史著作中,对于你上面所说的原先被认为是“非医学”内容的关注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则是明显的趋势。这一点与科学史研究领域中“外史”日益受到重视的倾向倒是相当同步的。

在这次我们要讨论的几种医学史著作中,《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引起我注意一个问题:即我们今天关于医学的观念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里似乎有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先将我的想法简要陈述一下:

本来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如前所述,医学并不是一种能够和天文学、物理学之类的“精密科学”相提并论的“科学”,但是现代中国公众的心目中,绝大多数人却都下意识地将现代医学――即西医――视为通常意义上的“科学”的一部分。而中国公众的这种观念,又恰恰是德贞之类的人士帮助建立起来的。这种观念的建立,对于西医此后在中国的胜利来说,应该是决定性的。

于是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德贞之类的人士――他们的个人品德经常是无可挑剔的――在帮助中国公众建立上述观念时,他们有没有私心呢?

第二,上述中西方观念的错位,为什么会长期存在呢?

刘兵:在《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这本书中,作者对于德贞其人,以及传教士在将西方医学带入中国,以及中国如何开始了医学“现代化”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是近年来有关此类问题的出色工作。就此而言,联系到你问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不一定就能有确切肯定的答案),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进行一些尝试性的分析。在西方传教士配合其传教工作而传入中国的各种“西学”中,既包括我们现在在广义上讲的“科学”,也包括“西方近现代医学”。前者,实际上,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并不密切,甚至与日常生活几乎无关,但由于当时对于科学与技术的相混,再加上对于科学的意识形态化,首先是把对西方技术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对“科学”的学习。而至于后者,即医学,则与真正的科学不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虽然有传统中医知识系统与文化对于这种新传入的西方近现代医学的抵抗,但毕竟因为现实的生活需要,还是有一些空间可以让人们逐渐接受一些这种外来的医学。

当这两种力量,即对科学的意识形态化,把它等同于真理、力量等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面对有一些具体应用价值,虽然在西方并不一定被认为严格等同于“精密科学”的医学时,毕竟还是与某些科学(不是在临床意义上,而是在其基础意义上,如生理学、解剖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由于这个阶段的特殊背景,大部分中国人把近代西方医学等同于科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所以说,西医在中国的被接受,虽然因为中国有与之不同的中医传统而遇到相当的阻力,但也正是借助了科学的这种名义,在缺少对其本性之正确认识的情形下,这种观点部分地帮助它克服了这种中国传统的阻力。比如,当年鲁迅对有关中医西医的论述,就是典型的例子。

至于这种错位的长期存在,恐怕就与为什么我们这里虽然是在科学本身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却对科学有超级崇拜,也即科学主义的长期存在这一问题相关了。你说呢?

江晓原:那似乎可以这样说:那些将西医植入中国的人士――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在看到上述观念错位出现时,即看到中国人对西医的认识与他们自己国内对此的认识有所不同时,至少也认为没有纠正的必要?毕竟,考虑到“五四”以后科学主义在中国获得胜利的大背景,这种错位对于让西医击败中医是有利的。

如果上面的推测成立的话,那我觉得“私心”的指控也就不是完全无法成立的了。因为这种观念错位对于中医来说曾经是一种致命打击――这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的荒谬论点。因为和“科学”的西医相比,中医经常被视为“非科学”甚至“伪科学”;而对于“非科学”的东西就可以而且应该穷追猛打斩尽杀绝。只有在科学主义获得胜利的情况下,这样的荒谬论点才会出现并被某些人认可。

接下来,我想到阅读这些医学史著作给我们带来的另一个教益――让我们看到“科学”的西医明显具有“非科学”甚至“伪科学”的出身或血统。这一点在洛伊斯・玛格纳的《医学史》中就有比较明显的反映,她专门写了“玄学:占星术和炼金术”一节,里面当然要谈到著名的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和这种“非科学”甚至“伪科学”的血统相对应的,是西医在历史上那些用现代眼光看起来非常简陋甚至残暴的治疗手段。

当然,今天的西医是用各种各样精密科学仪器设备武装起来的,它已经具有让公众感觉非常“精密”的外表,这当然大大加强了公众将它视为“科学”的冲动。而从它简陋残暴和神秘主义的昨天发展到今天,则被顺理成章地描绘为“科学的进步”。这些医学史著作往往认为有一个时间节点,从那个节点之后,“医学成为科学”(这时采用的当然是广义的“科学”)。但是如果医学史著作能够让我们知道西医曾经有过那样的昨天,而不是刻意去粉饰或隐瞒这个昨天,毕竟是一种人文关怀的表现。

刘兵:你对于西医在中国的被接受与作为“科学”而接受的错位的分析很有道理。要想纠正这种错位,可以有多种途径,比如,当下对于医学哲学的研究,对于医学社会学、医学人类学、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于医学文化的研究,等等。

当然,正如你提到的,对于医学史的研究与学习,也可以为纠正这种错位提供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甚至于比前面列举的那些学科更有直接的关联。

但是,医学史也像一般的科学史一样,在不同的阶段有着在观念上的差异。虽然,因历史学科的本性,它总不能只写当下或临近当下的医学,而对于那些历史久远的医学,无论怎样撰写,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与当下西医的不同。这样,以什么立场来看这些久远的医学,就显现出历史撰写者的历史观念的差别了。在传统的辉格史观之下,显然不会把那些东西作为重点,甚至只会作为反衬。而在反辉格历史观兴起后,则就会有像你所举的那些例子很突出地出现在医学史著作中。

不过,在此之后,在医学史研究观念上是否再有发展,可能就与如何看待你说的“节点”,以及如何看待节点之后的西方医学的问题相关了。无可否认,在“节点”过后,西医有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的发展速度和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大的影响、更广泛的传播。但从逻辑上讲,这并不能成为近现代西医被当做是唯一的医学真理的理由。近现代西医的“出身”如何,“血统”怎样,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20世纪科学史和医学史中反辉格主义的变化是重要的,但仅此还是不够的。在承认近现代西医强势的同时,也看到诸多已经消失,或仍然存在但已被边缘化的其他地方性医学知识的价值和意义,承认在医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持有一种多元的医学文化的立场,也许这应是医学史研究的更进一步的发展。

江晓原: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事实上,在一些新的医学史著作中,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身体的语言》一书中,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我们这次所讨论的六种医学史著作,当然是很不完备的,但是已经可以隐约看到“在医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趋势正在逐步形成(例如在洛伊斯・玛格纳的《医学史》和栗山茂久的《身体的语言》中就能够看到一些端倪)。这种趋势将补充以往“科学”医学史的不足,帮助我们更好、更深刻地认识医学。

以前我在文章中说过“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医生”,这话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医生的帮助――这在今天基本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就是医生自己生了病,还要去求助别的医生呢。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照顾自己的健康。考虑到我们对自己身体的了解是那么不足,考虑到个体之间的差异又是那么大,考虑到今天的医学仍然远远没有成为精密科学,还要考虑到当下“医学的人性正在技术和利益中陷落”,我们自己设法照顾自己健康的情形肯定是经常发生的。在这种情形中,一部持有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的医学史,会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发和帮助;而那种秉持辉格史学立场和科学主义立场的医学史,只会增强读者对医学的误解和迷信,最终受害的将是读者本人。

刘兵:是的,这里说的患者自己对于自己身体的照顾,恰恰是一种对于身体的控制权的争夺。过去,在传统的中医中,是有这样的意味的,就像在《再造病人》中所提到的,过去中医在诊病时,患者与医生的交流与建议,是很正常的活动。而在近现代西方医学中,患者对于自己的身体的控制权却几乎丧失殆尽。

我们过去经常讨论研究与学习科学史的价值和意义。在说到医学史时,也许让读者对于医学有一种历史的、更全面的了解,会更有现实意义。这恰恰是因为医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缘故。但遗憾的是,在一些对于“公众科学素养”的“标准要求”中,却很少看到这样的内容。

从更人文的、历史的角度上来看医学,可以有许多许多收获,但鉴于我们在谈话的一开头就提到的目前国内的现状,也许,学习医学史可以带来的对于近现代西医不确定性的认识,以及医学的文化多元性的认识,这方面价值是应该被突出强调的。

第5篇

古代藏族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从古代流传的“有毒必有药”的说法,充分说明藏族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原始的医疗。人类历史上一切知识的产生和发展,都和生产劳动有着密切的关系,都是在人类同大自然作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勤劳智慧的藏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逐渐形成并确立了原始的医疗体系,到公元八世纪藏医药学历史名著《四部医典》的出现,标志着藏医药学作为独立的医学理论体系最终形成。

(二)

藏医药学在其形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曾涌现出了许多才华横溢,著书立说的杰出人物。

相传藏王拉妥妥日年赞时期。藏区就有来自印度的吾西嘎西及其后裔的行医活动。藏王南日松赞以前,藏族民间就有酥油熔液用于止血,以青稞酒糟治外伤等简易的治疗方法。公元七世纪,藏王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强盛的吐蕃王朝。创造了藏族文字,尔后该藏王下令从邻国特别是从印度迎请博学多识的专家、译师,极力翻译、整理佛学、医学及其它方面的经典。其中《药诊大典》《无畏武器》最负盛名,是两部较系统、较完整的医学巨著,现已失传,这两部医学巨著的失传,实为藏医学及藏族文化之一大损失。有关史籍对此有这样的记载;“《药珍大典》是文成公主进藏时带至西藏的。由名叫马哈德瓦和达尔摩高恰所译。《无畏武器》是由印度医生巴热达札,汉地医生韩维康(又称韩文海—笔者注)、大食国医生嘎林诺三人总结和借鉴三国医学内容后合编而成;共有七卷”。(《智者喜宴》1518页和第司桑吉嘉措《藏医史》150页)

公元八世纪赤德祖丹在位时,金成公主入藏带来《月王药诊》,由和尚摩哈衍那和比绕札那译成藏文。有人认为,此书虽从汉地传至藏区,但其内容并非汉族医学。比绕札那是藏族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他豁达,开放,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融合做出不朽功绩。他还和达瓦傲嘎合译原始《四部医典》。

那时藏医广泛的医疗实践活动,为《四部医典》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为人体生理、病因机制,诊断施治以及药味性能等诸方面的解释提供了依据,相对充实了藏医药学内容,使其理论化和系统化。《四部医典》经历代名医的修改和补删,渐趋完善。现存的《四部医典》有一百五十六个章节,涉及到生理解剖、病因病理,临床各科、诊断治疗、药材方剂、手术器械以及医学伦理等内容,是对藏医药学基本理论和具体临床实践的完整总结,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目前已有汉译全本和俄、英文节译本。成为全世界的医学财富。

藏族医药学史上的著名藏医学家老宇妥·云丹贡布便是整理编纂《四部医典》的主要成员之一。据有关资料,老字妥诞生于公元729年,族世业医。老宇妥一贯持“自视当知其短,以师必得其长”的严谨治学态度。曾邀请汉地、印度、泥婆罗、克什米尔等国的在当时医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医药学者,同他们进行对医药学理论的广泛而深刻的学术探讨,汇取各家之长,删繁存要。不辞艰辛,本着求实精神,曾赴印度等国三次,汉地五台山一次,认真学习和研究了印度、汉族等医药学理论,并吸收了合理有益的医学思想,为以后研究医学和著书立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高超的医技和精湛的医理,深得藏王赞普的敬重,被任命为赤德祖赞,赤松德赞两朝太医,为当时藏族九大名医之首。还相传曾为尼泊尔及克什米尔国王治过病,被后人推崇为“医药佛陀重临人间”。卒年125岁。

诞生龄十一世纪的新宇妥·云丹贡布被认为是老宇妥之十三代后裔。他借鉴或吸收了从汉地传来的《月王药诊》之精华,以及《月光》、《八支医要》等医著,辨析前人之说,对《四部医典》作了大胆的补撰整理,使得其内容进一步充实。他好学不倦,医术精深,贯通群论,行医惠民,名垂青史。卒年77岁。著有《大小八支医要集》等重要的藏医学历史巨著。对藏医药学的发展功著誉盛。

藏王赤德松赞,非常重视医学之发展,他时常将医生请到王宫内,就座龄辅有九层锦缎的座席上,以示对医学、医生的尊敬,使医生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藏医药学在他的时代有了空前的发展。

(三)

随着藏医药学的不断发展和提高,一些医生由于所处环境和医疗实践的基础不同,积累了不同的实践经验而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见解。到15世纪中期,藏医药学出现了对药物的不同识辨及对《四部医典》的某些理论学说有异见的两大学派,即项瓦(北方派)和赛尔(南方派)。学术争鸣的出现、标志着藏医药学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项瓦学派以项瓦·南木杰智藏为代表,他通晓显密宗佛教,尤精藏医。在西夏,印度医学界享有较高声望。晚年应明朝廷之邀赴汉地并任大司徒官职。有《八支集要·如意宝珠》等著作。

赛尔学派以赛喀瓦·娘木尼道吉为代表,娘木尼道吉博览医书,医技亦精,敢龄创新,重视实践,不畏艰险,亲临野外采集各类药物标本,专心应诊和研究药物,广泛开展学术研讨,丰富和发展了藏医本草学的内容,为后来问世的《晶珠本草》奠定了基础,促进了藏医本草学的发展。他著有《医典广注》、《医诊千万舍利》、《本草鉴识》等。其后裔赛喀瓦·罗主杰吾,自幼剃度出家,对医学讲、辨、著无所不精,他继承赛尔学派理论,对藏医药伦理和医史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并对一些错误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和纠正。著有巨著《医典注释·祖嘱》(前部),该书与第司·桑吉嘉措的《兰琉璃》在当代藏医学中占有相当位置,被认为是最权威性的《四部医典》注释本,是广大藏医工作者必修之本。他还根据宇妥手抄本对《四部医典》进行了大量的校改,并动员囊索·牙加巴集资刻了《四部医典》最早刊刻的札唐版。

章迪·华尔旦措悉,十三世纪生於章迪地区。从小笃好医学,善放思考,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深受病人敬仰。曾任元世祖忽比烈国师八思巴之御医。著有《医学大纲》等医学著作八十余本。

公元1653年,在藏族政教史上深具影响的著名历史人物,第司·桑吉嘉措,生放拉萨北部郊区。1679年任第五世达赖喇嘛之第司(摄政王),管理西藏的政教事务,建树颇丰,对天文、历史、医学等方面造诣很深,并各有专著。他虚心好学,把自己的著作,寄送各地学者,征求意见,力求使作品完善化。医学方面的著作有《医史概论》、《四部医典注释·兰琉璃》以及医学图谱七十余幅,还校堪整理过《四部医典》等等。另在药王山(拉萨布达拉宫西南)创建藏族第一所藏医经院。

生赞公元十世纪的达尔摩曼热巴·洛桑曲智,从年轻时即跟随第五世达赖和第松·丹增达尔吉等学者学习佛经和医学。后任五世达赖御医,曾为达赖喇嘛行眼科挑拔手术,怡疗老年性白内障成功;并协助第司·桑吉嘉措创办并执教药王山寺医学院,门徒甚多;奉五世达赖之命补充完成了《四部医典注释·祖嘱》后半部的编写工作。还写有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论文和著作。达赖喇嘛也非常器重他,称他是“医药之王”。

迪玛格西·旦增彭措生聆公元十八世纪。自幼习医,精通群说,擅长藏医本草学,在从事多年的医学实践和收集药材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前人医学经验。撰写了《晶珠本草》详细叙述了药物的分类、性味功效,形态描述、药物异名和鉴别方法等,本书收录的药物有二千二百多种,纠正了一些本草学家的错误,为藏医用药、鉴别以及研究藏医药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

藏医学对我国少数民族有很大影响,如蒙古族医学、维吾尔族医学。从十三世纪中叶以来,藏族与元朝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藏医药学也随之传播到了蒙古等地区。成书于1835年的耶喜巴勒登《蒙古政教史》记载:“自蒙古各地盛行佛教后,蒙古大德赴卫藏求学之风盛极一时。在藏求学圆满后,复还蒙古地方讲经修道,弘扬佛法,书贤能圣者甚多。”毫无疑问,这求学讲经自然也包括求藏医药之学了。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藏医巨著哎四部医典》等大批医书,被蒙古学者咱雅班第达等陆续译成蒙文。从此,出现了不少蒙古族藏医学者及论著。在蒙医药学的发展过程中,他们虽然吸收了当地医学及其他民族医学之精华并有所创新,但其理论基础仍不出藏医药学的理论范畴,藏医名著《四部医典》至今仍为蒙古族医生唯一的理论依据。

第6篇

    1 中医古籍的学术地位、临床价值及文化内涵

    1.1 学术地位

    流传至今的中医古籍历史悠久、灿若星河。随着中医理论的形成、发展、完善、成熟和革新,中医古籍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占据着重要的学术地位。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四大经典诞生,标志着中医学理、法、方、药学术体系建立,涉及中医基本理论、诊断方法、治疗法则、药物理论、辨证原则等,从此建立了中医学一以贯之的学术范式。晋唐时期,中医进入了实用经验的发展阶段,临证方书增多,临证专科着作涌现,《脉经》、《千金方》等中医诊断、炮制、本草、方剂、临证等专科着作的出现,均显示了晋唐时期中医学重视临证实用的特点。宋元时期,随着北宋校正医书局的成立,更大规模地校正出版了中医书籍,此时,以官方形式编写的大型医书以及个人专科着作等,均在晋唐时期实用经验发展的基础上显示出了更多的理论探索和总结的特点。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各学派逐步形成,金元时期出现了着名的金元四大家,在医学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明清时期,是中医学的传统延续和创新时期。一方面,传统仍在延续,专科理论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原有传统学术范式的框架内,出现新理论及新方法。随着西方医学的不断传入,中西汇通学派形成,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和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等中西汇通着作相继出现,标志着中西医交汇融合时期的形成。

    1.2 临床价值

    中医古籍,像一颗颗镶嵌在中医发展历程中的珍珠,蕴藏着千百年医家医学思想、论治经验,至今仍在临床实践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大凡习医而有所成者,大多重视中医古籍着作的学习和研究,尤其是《内经》、《伤寒》等中医经典着作的研习。后世医家虽然在理论上多有创见,各成一家之说,但就其学术思想的继承性而言,无不发韧于《内经》。而仲景之《伤寒》、《金医》等为临床医学之源泉,仲景书大师掌握了辨证论治之大法,治疗之常变。可见,中医典籍的临床价值,它们是中医学的根基,是临证必备之书。

    1.3 文化内涵

    中医学是古代多学科知识得以综合运用的体现,其中,除全面总结了养生、防病、治病等医学知识外,还蕴含着哲学、天文、气象、生态等内容,文化信息十分丰富,且主要是通过中医古籍来负载和体现。所以,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医古籍既是以理解生命为特点的高深医学着作,又是荟萃我国古代百科知识的灿烂文化精品,是中国文化得以体现的重要载体之一。

    2 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研究的现代意义

    2.1 对世界医学具有启示和推动作用

    中医古籍创立了与西方医学迥然异趣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其独特的医学思想、医学方法及诊疗技术日益引起全球关注,其中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区别于西方医学的主要特点。中医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天人合一思想贯穿始终。中国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其方法论,如脏腑组织官窍之间按照五行规律相生相克,既协同作用,又相互制约,彼此联系成一个整体诊断时,可以根据局部的病变,确定整体的治疗方法,进行动态的、个体的、具体矛盾具体分析。这种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对于当今的西方医学来说,是个很好的补充和启迪。当西医对抗性疗法日见弊端,药源性疾病日渐增多时,西医的还原论思想却进入瓶颈阶段,中医的自然、和谐、平衡的理念,切实的疗效自然必然吸引着世界各国人士的目光。

    因此,中医古籍承担着中医独特理论和治疗方法的载体,它的对外翻译,对于西方人更好地了解和学习中医,对于世界医学的完善和补充,无疑都具有重大意义。据统计,目前英译的中医古籍种类己多达50余种,足见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医古籍的重视程度日益增高,人们了解中医的渴望也日益迫切,对中医古籍历史的研究,可为当今中医古籍英译提供鲜活的历史范本,更好地指导中医古籍英译工作,提高英译的质量,从而有力推动中医独特理论和治疗方法的对外传播以及世界医学的共同进步。

    2.2 对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工作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中医古籍文献文字深邃、古奥,所承载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许多人对其望而却步。就是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的标准化成为翻译者的第一个难题。从中医理论的角度来说,中医名词术语,很多都直接来源于中医古籍;在中文概念上,由于文字的衍变和发展,本身就存在着模糊不清的特点,如何辨析清楚,这是翻译的首要前提;从文化视角来说,很多名词都是中医基本理论和中国文化的外化和体现,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在英语中几乎找不到对应词,如何恰当地翻译出医学思想,保留其文化特色,又是一道难题。

    中医术语的规范,是中医药学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的系统工程。对于中医药知识的传播,国内外医药交流,特别是对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都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工作开展至今,已取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但是,很多研究没有对深厚中国文化进行深入地理解和参透,就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医学的思想和理论精髓, 更不能真切传达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因此,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的梳理,可为当今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2.3 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具有促进意义

第7篇

当今的社会,医疗卫生服务面对群体面广人多,医疗服务人员的历史观,在与患者的交流与接触的过程中,对患者历史观有不同程度的辐射力。因此,新疆医学生历史观现状,对新疆的稳定、民族的团结不可低估。

鉴于此,开展了对医学生《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授课前后历史观的调查,提出对策,为新疆历史观教育战略布局提供有价值参考。

1 授课前医学生历史知识现状情况与评价

本次调查,问卷调查出题21道,包含新疆史知识、宗教史知识和民族史知识三部分内容。

从调查统计来看,南疆,民族男、女生多数对历史知识感兴趣,但对新疆历史知识普遍知道的少;汉族男、女生对历史知识的学习比较感兴趣;地方史知识方面,各民族学生都能掌握一些,民族男同学要差些;民族知识,汉族女生较差;宗教知识,同学们掌握还可以。

北疆,汉族男、女同学对历史知识不感兴趣;地方史知识,各民族男、女生掌握的普遍较差;民族史知识,汉族男、女生掌握普遍不好;宗教史知识,各民族男生、及汉族女生掌握得不好。北疆各民族的男生、女生同学的历史知识了解的普遍要比南疆的同学要差些。

此次调查的对象是医学三本生,这部分学生学习基础不太好,但他们将来是扎根新疆,留得住、用得上的医务人才,所以他们正确历史观内化对新疆的稳定与发展非常重要。调查的对象都是理科学生,应试教育表现明显,普遍文科素质水平不高,提升他们的人文主义情怀至关重要。

2 授课后医学生历史知识现状情况与评价

从授课后调查统计可以考出,很明显学生的历史知识了解较以前有很大改观。南北疆学生,对历史知识了解的差距不大,学习的兴趣提高了。足见大学生对于新疆的文化历史知识渴求,学校传授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同时又也暴露我们教育制度弊端及教育内容的不合理,使我们青少年学生求知欲被抹杀。

3 新疆医学生历史观内化的研究对策

新疆医学生历史观教育,是以《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为依托,授课后情况统计,学生的历史知识了解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仅仅靠有限的一门课,有限的学时来学习,使学生达到认知、感知,进而内化,是难以做到的。在不同时期有针对性的、有的放矢进行教育,制定措施,找到较好的方法,才能更好提高历史观教育的实效性。

3.1 教学内容与目标的改进

应该关注不同学龄阶段历史观教育的特点、重点,不应把中国及区域几千年的历史一股脑地在几年中教完。

1)加强历史课的教学,规划历史观教育的战略布局。新疆要根据区情制定历史观教育的中长期规划,在小学、中学和大学进行分阶段、有重点的历史观教育,改变现在各阶段历史观教育的内容过多重复的状况。“在美国,小学讲授历史故事和伟人轶事,中学学习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大学则以美国历史为必修课,偏重对美国历史的理论分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学习先进国家在历史观教育上的成功经验,根据我国国情及新疆区情从总体上规划历史观教育的战略布局。

2)改革高考制度,落实全面人才的培养目标。中学时代就是青少年积累知识的时期,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打破文理分科的界限,注重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为大学生的人文知识学习的兴趣奠定基础。

3.2 改进教学方法与创新教学理念

1)充分发挥医学生主体作用,培养创新思维。转变大学生“学”的观念,挖掘学生自主学习的潜能,摒弃“唯师是从”的习惯,让学生大胆地与教师进行交流,鼓励学生多角度地思考问题。

2)创新教学方法,构建开放和多元的教学模式。大学教学中,在注重基础理论知识传授的过程中,以灵活的思维和创新的意识搞好教学设计。鼓励学生积极进行研讨式学习,而不满足被动接受历史结论,提倡百家争鸣,殊途同归。

3)充分利用多媒体、互联网、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历史遗址和文物等多种教学资源,提高教学手段的多样性和现代化水平,进行有效的师生互动,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培养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

3.3 编一套适合新疆历史观教育的教材

历史观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工程,根据不同对象,根据教学规律,编写一套适合大中小学生及终身教育的教材。

3.4 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历史教师队伍

第8篇

关键词:中医院校;传统文化;医学生教育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教育的基础

中医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认识生命、维护健康、战胜疾病的宝贵经验总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是以自然科学为主体、多学科知识相交融的医学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其秉承天人合一的自然精神,贵和持中的中和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重人轻神的人本精神,知行合一的实用精神,重德尚义、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

从中医教育及中医的来源来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学好中医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人文精神影响了中医院校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中医文化中蕴含着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调整阴阳的平衡观、动静结合的恒动观,有助于培养中医院校大学生的辩证思维,也将影响中医院校学生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所以从根本上说传统中医文化促进医德的形成。

二、中医院校中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

从中医院校目前开设的课程结构来看,传统人文课程开设不足,人文素质类除必须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外,某些院校也探索性地以选修课形式开设了一些医学人文课程,诸如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等,但作为中医学文化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史》《中国古代哲学史》等课程则普遍没有开设,或者也仅仅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很难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而作为对中医生进行中医文化教育的“四大经典”和医古文课程,其课时数则一再减少,甚至有的院校已变为选修课。中医根植于传统文化,中医的发展永远不能脱离传统文化,只有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才能让中医学繁荣昌盛。

三、中医院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

1.政府应加大对中医教育的投资,鼓励中医发展

中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如何使其昌盛而不是衰败,政府应该首先担起重责,提出一些保护中医的政策,加大对中医教育、中医药科研及产业的投资,让中医走出国门,孔子学院已经在很多国家设立,它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医的宝贵,在国外,针灸医院得到认可,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我国学习中医学,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美好前景。

2.中医院校改革教学机制,优化专业主干

中医院校应将办好中医类专业放在突出位置,应突出中医院校的自身特色,遵循中医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改革教学机制。中医类专业的课程设置应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课程,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开展传统文化知识讲座,为更好地学习中医基础理论打好文化基础。

在进入专业知识学习之前,可对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及中医科学性的专门教育,请有经验的中医专家讲述中医学的特色,采取各种有效的形式提高学习中医学的兴趣,以传统文化如《中国传统文化史》《中国古代哲学史》等的学习为出发点,进一步学习《医古文》《中国医学史》等,然后进入《中医基础理论》等专业课程的学习,由浅入深,逐步进入中医学的殿堂,将文学作品中的医林人物故事、汉字蕴孕藏的医道哲理、诗词中隐现的医药文化资源挖掘出来,让学生充分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提升对学习中医的兴趣。

3.中医院校的学生应弘扬儒医文化,彻悟国医精髓

中医院校的学生应当首先具备“文化”,然后再努力成为治病救人的“良医”。所以这些高校的学生在入学之后就要熟读《素问》《黄帝内经》等中医药经典,并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弘扬儒医文化,构建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医学子可在宣传栏、校报、校园网站中开设中医文化专栏,也可以积极开展学习中医文化等相关的社团建设,定期组织中医文化等传统文化讲座,让中医院校的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并掌握中医文化的精髓,在传承祖国医学的同时,也得到品性的培养和锻炼。

中医院校的大学生在掌握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努力践行优秀的传统文化,要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明礼修身,热情待人,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学会与他人友好相处,培养自己的爱心、孝心、诚心等,由内而外地成为合格的中医人才,将我国的中医文化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