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渔业资源法 制度体系 理论 研究
纵观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制度的发展史，上世纪八十年代颁布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分水岭，该法颁布以前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在推行中有很多特点，如以往的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主要是以控制投入为主的渔业管理模式，之后则逐渐演变为以控制渔种可持续生产为主的管理模式。在此期间国际主要渔业组织机构积极推广，国际社会也出台了系列全球性或区域性公约配合该制度的实施。因此可以说，国际海洋渔业法律制度主要控制产出，是在总可捕量控制的基础上实施。
一、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理论制度体系
（1）明确控制产出为主的生物保护目标。公约在对海洋生物资源保护中明文规定： 沿海国要严格控制海域生物可捕数量，而对公海生物资源的保护管理，公约规定“制定公海生物资源可捕量和相关保护措施时，各国要根据真实可靠的科学数据，结合国家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经济水平等因素，让捕捞的鱼种数量维持在或恢复到能够生产最高持续产量的水平”。公约明确制定了在不同海域里根据各种生物资源的最大可持续生产量开展渔业管理保护的总目标，给各国推行配额管理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2）制定不同海域渔业资源保护的法律制度。公约中根据不同海域制定相关的保护管理权，具体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沿海国享有独立海域权，如内水、领海和群岛等独立区域具有充分保护管理海洋生物资源的权利和义务；第二，沿海国可以决定其领海内生物资源的可捕量，并开展科学适度的鱼类资源利用的计划；第三，如公海这样的公共海域的渔业资源的保护管理上，所有国家都有权在公海进行渔业资源捕捞，但同时也有义务共同保护管理公海生物资源。总体而言，公约在渔业资源管理保护的总方针指导下，制定的法律规章均注重对渔业资源最大可持续生产量的管理控制。
（3）规定各缔约国的国际协作义务。公约从国际社会整体局势出发，明文规定各缔约国在独立领海范围和公海内都有义务开展海洋生物资源协作保护管理。如公约中规定了缔约国在总可捕量制度实施中，各区域和全球性渔业组织机构，都有义务共同开展国际间的协作保护，比如国民可以在专属经济区捕鱼的缔约国，就有义务及时提供和交换相关的科学情报、捕鱼总量和渔业捕捞力量统计，以及协作保护鱼类种群资料。海洋渔业资源国际间的协作保护义务有利于实现总可捕量制度在法律上的大范围推广。
二、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理论及制度的特点
（1） 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表现形式各异。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的基本构架中有很多原则性的条文，缺乏具体的法律实施条款，再加上专属经济区制度的限制，公海中的渔业资源压力加剧了渔业资源的稀缺。在此情况下，《遵守协定》、《种群协定》、《生物多样性公约》等系列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公约和双边协定相继出台，展开对国家领海之外的海洋渔业资源的保护管理。尤其是在因利益纷争而不妥协的资源环境和人权等现代国际法的范畴内，形式多样的国际法规将起到很好的协调作用，系列公约规范的出台和逐步推广也体现了当代渔业国际法律在法源上的新趋势。
（2）区域渔业机构促进国际协作原则的推行。上文提到了国际渔业资源保护法中所强调的国际间的协作原则，很多区域渔业组织机构在单、双边公约的要求下，通过强化渔业资源种群的科学估量并测定总可捕量的措施，建立健全联合执法机制等方式来为法律落实提供有力支持，在协作基础上有效保护了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根据国际海洋渔业资源保护的国际协作原则的指导，以各区域渔业组织机构为主导的生物资源保护管理制度大范围推广标志着以往公海渔业制度的结束，也体现了新的公海法律制度中的主要原则。
（3）海洋执法标准呈现细化量化特征。渔业资源种群的群体特性的生物特性决定了可持续发展路线，所以一定要增强对非法捕捞的监督惩治力度。近几年国际渔业组织机构针对区域间的资源保护的协作监督执法取得了一定效果。例如太平洋渔业委员会颁布了系列监督和检查的程序，当遇到以下情形可以实施检查权： 未获得许可授权捕捞；未根据委员会的报告规定，记录捕捞量和与捕捞量相关的数据信息，或故意隐瞒误报捕捞量以及有关捕捞量的信息，在休渔区域和休渔期间非法捕捞；未遵守委员会制定的保护管理规则捕捞；未按照公约明文规定的捕捞限度捕捞；使用规定之外的渔具捕捞；未标明渔船的标识、身份和注册信息；未积极配合调查，故意隐藏销毁证据；不积极配合登检或阻止抗拒、威胁干扰派遣的检查员执法；有意损坏船舶监测系统干扰工作等，还有委员会规定的其他违反现象。
（4）国际渔业资源法制度未来的主要趋势是渔业责任制和生态管理。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人类也逐渐提高了对海洋生态资源的了解。国际社会达成了加强协作、缓解危机的共识，在尊重生态自然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监管惩罚力度来解决当前的资源问题。多项国际文件的颁布制定了生态管理和渔业资源法，也明确了渔船国在公海应承担的管理责任及义务。通过推行包含渔船监测系统在内的多种方式来进行科学捕捞，避免出现违法、隐瞒捕捞和无管制的捕捞行为，国际渔业资源法制度未来的主要趋势将是渔业责任制和生态管理。
综上所述，由当前的国际大局来看，在协调各个成员国共同遵守义务的方面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而且越来越严重的渔业资源危机要求人类和时间比赛，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使人类的需求不会超过海洋资源的最大限度，让匮乏的海洋渔业资源能休养生息并做到可持续利用。只有合理控制人类对海洋渔业资源无限制的开发需求，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社会和海洋渔业资源健康持久发展的总目标，这也是全人类都应该共同遵守的义务。
参考文献：
[1]孙海文.渔业配额制度的起源、特点及展望[J].自然资源学报，2010，（03）.
论文摘要渔业养殖是渔民致富的途径之一，而地方经济的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渔业污染事故侵害了渔民的权利、制约了养殖业的发展。从渔业污染事故调查入手，结合本地现状，提出了防止污染的探索性建议。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受内源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的影响，渔业水体污染情况十分突出，内陆渔业养殖水域污染事故时有发生，给渔民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制约了渔业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社会稳定。为了切实保护渔民的合法权益，积极扶持弱势产业，维护水环境的生态稳定，加快渔民增收致富的步伐，积极构建和谐社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的规定，渔政机构要加大对排污单位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不断加强自身队伍建设，认真履行法定职能，努力提高渔政队伍保护渔业环境的执法能力，加强渔民维权能力和自我防范的意识，充分体现“依法治渔、强化管理、公正严明、服务渔业”的宗旨。为预防渔业养殖水域污染事故的发生，结合工作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下管理对策。
1提高排污单位保护环境的法律意识
为了做好渔业水域预防污染的工作，渔政机构的执法人员要经常深入污水排放单位，重点宣传渔业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依法治污的重要性。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利用媒体曝光的已经追究了相关人员责任的污染事故，作为典型教材来教育和警示排污单位，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和法律观念，并能换位思考问题，认识到提高经济效益不能以牺牲环境和渔民的利益为代价，要舍弃先污染后治理、争功近利的旧观念，树立先治理无污染、从长计议的新思维，要对社会负责，给后代留下一方净水。要消除排污单位对超排污水存有的侥幸心理，促使其吸取“亡羊补牢”的教训，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治理污染。通过对排污单位多渠道、多手段、多方式的宣传，提高了他们对保护渔业环境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了他们防治污染的法制观念和社会责任心，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渔业污染事故与2006年同期相比下降了80%，渔业养殖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2提高渔政队伍保护渔业环境的执法能力
针对这项执法难度大、业务技术要求高、责任心强的工作，渔政执法人员要坚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断加强政治思想、道德素养、业务水平建设，努力学习渔业环境保护的法律知识和渔政执法的实体法。因管理工作的需要，执法人员经常和排污单位打交道，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严格遵守农业部渔业行政执法的六条禁令，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要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强化执法能力，提高执法水平，完善执法措施，内强素质，外树形象；要善于把握工作的切入点，找准突破口，实行针对性有效管理。为了适应当前预防污染工作的需要，要核准渔政机构检测水质的法定资质，充实水环境监测的专业人才；执法人员要经常到养殖水域监测、监视和评估水质状态，对上游来水及水源要加强监控，到了汛期要让渔民对养殖水体加强防护措施，为及时有效地防止污染并推广无害化养殖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为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稳定，减轻渔业污染危害奠定基础。
3履行法定职能，加强对排污单位的监管力度
《环境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十八条规定：“环境保护部门和海事、渔政管理机构进行检查时，根据需要可以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下列情况和资料……”根据上述规定，为了确保渔业水环境的安全，渔政机构要促使排污单位认真遵守水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执法人员要经常深入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执法检查，要了解他们的生产原料和排污成分，及时查清污染源、污染物和危害程度，发现问题及早解决，防患于未然。《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造成渔业污染事故的，应当接受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调查处理。”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造成渔业污染事故……由事发地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处以罚款。”上述法律条款明确了渔政机构的调查处理职能。为了依法维护弱势渔民的权益，有效地预防水质污染，渔政机构要依照法律程序，充分利用法律手段来制约违法排污活动，加大对排污单位的行政处罚力度，让其痛定思痛，吸取深刻教训，促使其积极治理污染。
（1.琼海市博鳌镇农业服务中心，海南 琼海 571434；2.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海南 海口 570206）
摘要：休闲渔业是近年来刚刚兴起的朝阳产业。博鳌发展休闲渔业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人文条件和庞大的游客数量等众多优势。发展休闲渔业一定能为博鳌本地渔民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渔民收入，经济和社会效益十分可观。本文运用SWOT方法对博鳌镇发展休闲渔业进行分析，并针对发展休闲渔业过程中面临的形势提出对策。
关键词 ：博鳌；SWOT方法；分析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运行项目（水产种质资源平台运行服务）。
作者简介：符梁（1984-），男，大学本科，主要从事水产养殖技术服务。E-mail：979034071@qq.com
通讯作者：杨守国，男，工程师，研究方向：海水增养殖及遗传育种。E-mail：yangshouguo82@163.com
DOI:10.3969/j.issn.1004-6755.2014.12.019
休闲渔业已成为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充分利用渔业生产设备、渔业作业空间、水产生物、渔业生态环境及人文历史资源等渔业元素与旅游资源相结合发展起来的新型产业[1]；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构建一个优美、和谐、舒适的渔村、渔业的体验环境，迎合人们的消费需求。
博鳌位于万泉河入海口处，无论是淡水渔业资源还是海水渔业资源都相当丰富，游客在当地渔民配合下，可体验到下水撒网捕鱼、海上垂钓、收网拣鱼等乐趣。
1博鳌发展休闲渔业的意义
1.1有利于优化渔业产业结构
2012年全国休闲渔业产值297.88亿元[2]，已成为我国渔业第五大支柱产业，在第三产业的占用比重中逐年升高。
1.2有利于合理利用本地资源
博鳌有着优越条件的地理位置，具有丰富的淡水渔业资源和海水渔业资源，为开发休闲渔业提供了发展前提。
1.3有利于渔业增产增收
目前博鳌直接从事海洋捕捞业的渔民约2万人，由于渔民自身文化程度不高，自谋出路的能力有限，再加上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和海洋渔业资源的减少，渔民收入逐步下降。充分利用博鳌的海洋资源优势发展休闲渔业，壮大渔业经济，将渔民从捕捞业为主的经济模式转变过来，实现渔民“出海不捕捞，转产不离船”的转产转业，实现“渔民增收、渔业增效”战略目标。
1.4有利于相关产业发展
休闲渔业的发展同时带动和促进诸如交通、通讯、旅游、餐饮、造船、渔具、水产品加工销售等行业的发展[3]。
2博鳌发展休闲渔业的SWOT分析
2.1优势(Strengths)
2.1.1博鳌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博鳌亚洲论坛特别规划区地处东经110.5度、北纬19.3度，位于海南省东海岸，以博鳌亚洲论坛特别规划区为圆心，4小时的空中距离可以覆盖亚洲20亿人口。博鳌，就像亚洲的中心。博鳌距离市府嘉积镇仅19 km，距离博鳌火车站和正在建设中的博鳌机场16 km，从“南海风情小镇”潭门镇经潭门大桥仅有7 km车程。
2.1.2博鳌拥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博鳌融江、河、海、山麓、沙洲于一体，集椰林、沙滩、奇石、温泉、田园风光于一身。这里优越的生态环境，满足了人们亲近自然的愿望。
2.1.3博鳌拥有淳朴的人文环境博鳌本地居民大多是移民。博鳌有百家姓，从来没有械斗，从来没有以大欺小，人们世代和睦相处过日子。社会治安常年保持稳定的良好态势。博鳌具有浓厚的海洋特色文化[4]，从“博鳌”两个字就能体会得出来，其含义是鱼类丰硕，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就是“鱼多鱼肥”的意思。
2.1.4博鳌拥有渔业码头和旅游专用码头游客们可从码头乘船到近海、内河进行垂钓观光和水上用餐。博鳌近海水质清晰，海底下游动着各种鱼类。部分区域磊有大量礁石，藏有青斑、老虎斑、金钱斑等名贵鱼类，可供游客海上垂钓、拖网。
2.1.5博鳌水产养殖业发达距离博鳌镇墟中心10 km的东海村委会有近200 hm2水产养殖基地，常年养殖南美白对虾、斑节对虾、东风螺、老虎斑等水产品种，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博鳌各餐饮场所提供新鲜的水产品，满足众多游客的口味。
2.2劣势(Weakness)
2.2.1难以避免的自然因素博鳌地处江河出海口，近海海底漩涡错综复杂。海滩上常见竖着的警示牌提醒过往游客“禁止下水游玩”。这对于一个滨海小镇发展海上各类项目非常不利。而三亚市大东海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去游玩是因为大东海是个海湾，湾里常年保持风平浪静。由于博鳌地处出海口，河道经常变动，泥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堵塞码头，妨碍渔民出海捕捞，对发展休闲渔业带来很大影响。
2.2.2种类单一，吸引力不强，服务意识淡薄博鳌虽然是亚洲论坛所在地，但是长期以来以观光、垂钓等形式的休闲渔业项目显现单一特点[5]，未能与相关行业或者产业相结合。博鳌休闲渔业的从业人员大部分是转产转业渔民或社会的闲置人员，文化程度低，也没有受过培训，造成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服务意识淡薄，应对市场化的能力差，严重影响休闲渔业的服务质量。
2.2.3配套基础设施跟不上一是游船过小，设备太差，不成规模、不够档次、品位不够；二是码头规划与建设缺乏整体性、综合性、多功能性，现有码头配套功能和设施无法适应休闲渔业的发展；三是海区缺乏专业规划设计，难以适应现代化休闲渔业发展的需要，难以对相关产业形成有力的支撑[6]。
2.3机遇(Opportunity)
2.3.1琼海市政府努力构建田园城市，为博鳌休闲渔业发展带来契机琼海正在加紧田园城市建设，博鳌在建的自行车绿道，美雅阿叔农家乐、滨海酒吧一条街等项目，吸引着四方游客。依托博鳌亚洲论坛带来的国际知名度，旅游产业迅猛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博鳌平均每天接待中外游客约2 000人次，年接待60万人次以上，这对发展休闲渔业是机遇。
2.3.2其他方面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我国法定节假日调整为发展海洋休闲渔业提供了大量的客源。海南省政府为发展休闲渔业提供政策支持。
2.4挑战(Threats)
2.4.1三亚发展休闲渔业势头迅猛海南省三亚市将休闲渔业发展策略定位在国内领先。据悉三亚已率先推出了几项新的休闲渔业项目：一种是用仿古游船夜游三亚；一种是推出了包船方式为主的游艇游船，游客可以三五成群出海休闲、垂钓、烧烤、拍婚纱照、做婚庆；第三种是面对散客推出的海上休闲、垂钓、烧烤、娱乐相结合的旅游方式。
2.4.2潭门的崛起势在必行自从习见平主席到潭门渔港参观后，潭门的发展更上了一个新台阶，不管是街道还是码头都焕然一新；潭门大桥通车后，潭门的发展将更加快速，潭门有大型码头，渔船配备齐全。而潭门挨着博鳌必将是博鳌发展休闲渔业最大的挑战。
3博鳌发展休闲渔业的对策和建议
3.1尽快出台管理办法，规范博鳌休闲渔业发展
依据《海南省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和有关海洋或渔业法规、政策和发展规划，借鉴《三亚市休闲渔业发展规划》，尽快适合博鳌发展需要的休闲渔业发展规划和管理办法，积极推动热带特色农业与旅游相结合[7]，制定实施观光渔业、休闲渔业支持计划，打造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和博鳌人民的幸福家园，实施“绿色博鳌大行动”。
3.2制定积极优惠政策，保障休闲产业发展
一是政府每年从财政中安排一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示范点、休闲渔船改造、政策性扶持补贴、重点项目的投资补助、培育休闲渔业品牌[8]，支持与休闲渔业相关的旅游产业的发展。
二是大力扶持具有高品位、高附加值和带动性大的休闲渔业项目，符合条件的给予贴息支持，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或发行企业债券。
三是加强金融机构对休闲渔业项目的资金支持。
四是加大对发展休闲渔业企业的政策性扶持[9]，特别是企业的水电收费定价，应与农业水电价格一样。
五是加强互助担保体系建设，降低渔民转产转业发展休闲渔业的融资成本，引导保险机构加快研究，推出针对休闲渔业发展的险种，促进渔业互保协会把休闲渔业互保纳入渔业互保中[10]。
六是建立并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用海的管理制度，制定优惠休闲渔业项目用地与用海政策，简化审批程序，减免相关费用，特别是在用地上建设硬性设施占地比率，要借鉴台湾的相关经验。
3.3产学研相结合，促进休闲渔业发展。
重视先进技术在休闲渔业产业中的应用，建立休闲渔业的科技支撑系统。调动科研力量，利用科技手段，对重大休闲渔业项目的决策进行咨询、评估和可行性研究；运用现代高科技网络技术，建立休闲渔业信息管理系统，提升休闲渔业服务的效率与水平。
3.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休闲渔业服务质量
一是做好人才引进。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积极吸引国内外的高级休闲管理人才，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才流动与收入分配机制，促进休闲渔业的创新发展。
二是加大培训力度。创立渔民从业人员教育基地，重点进行渔业、法律、卫生、旅游、安全防范、服务、风土人情、诚信意识与行业服务规范等知识培训[11]。在加快渔业转产人员知识培训的同时，将休闲渔业技能人才培训纳入阳光培训工程，不断提高休闲渔业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准，提高博鳌休闲渔业的整体素质。
三是开展产业研究。成立休闲渔业学会，与国内外专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界携手，借助我省建设国际旅游岛优势和博鳌亚洲发展论坛，开展渔业休闲领域的国际性研讨与交流。
3.5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社会主义新渔村
发展环境友好型休闲渔业是持续发展长久之计。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发展休闲渔业也要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首位，建设社会主义新渔村。
3.6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休闲渔业的知名度、影响力和吸引力
加强休闲渔业景点景观的形象宣传，增强休闲旅游区的企业间合作，形成高效率的旅游营销网络，培育和扩大休闲群体，营造全民休闲的优良环境。
总之，休闲渔业对博鳌旅游经济发展有重大作用。博鳌发展休闲渔业的优势在于优美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水生生物资源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如今尚有许多人对渔民的生产生活充满好奇，总希望自己能体验原汁原味的渔民生产生活，现在人们用于旅游休闲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大，休闲渔业必将成为博鳌发展旅游业的特色产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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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污染防治法》对“渔业水体”的相关规定。
《水污染防治法》有关“渔业水体”的表述有三处：
一是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对风景名胜区水体、重要渔业水体和其他具有特殊经济文化价值的水体，划定保护区，并采取措施，保证保护区的水质符合规定用途的水质标准。”根据这条规定，渔业水体可以划分为重要渔业水体和次要渔业水体，对重要渔业水体应当划定保护区，给予特别保护。
二是第二十七条“在生活饮用水源地、风景名胜区水体、重要渔业水体和其他有特殊经济文化价值的水体的保护区内，不得新建排污口。在保护区附近新建排污口，必须保证保护区水体不受污染。”这条是对重要水体（包括重要渔业水体）保护区及保护区附近新建排污口的禁止性和限制性规定，目的是为了“保证保护区水体不受污染。”
三是第六十条“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五)‘渔业水体’是指划定的鱼虾类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回游通道和鱼虾贝藻类的养殖场。”这是对“渔业水体”含义的解释。
以上三处有关渔业水体的表述，并没有污染了渔业水体该如何处理（处罚）的内容。
二、适用《水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的误解。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在依法行使渔业污损案件的调查处理权，尤其是相对管理人不服渔业污损行政处罚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中，通常遇到的异议，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是否为“渔业水体”的异议。按照《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条（五）项的解释，“渔业水体”应当是“划定的”，没有划定的就不是渔业水体。二是是否归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管理的异议。即：渔业污染损害事故就是发生在“渔业水体”中的水污染损害事故，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调查处理；不是发生在“渔业水体”中的水污染损害事故就不是渔业污染损害事故，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就无权调查处理。笔者认为：这是对《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误解。主要理由是：
1、如前“一”所述，分析《水污染防治法》有关“渔业水体”的三处表述，并没有污染造成“渔业水体”的渔业损害该如何处理（处罚）的规定。
2、《水污染防治法》其他条款没有关于造成第六十条（五）项解释以外的水体（即非划定的鱼虾类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回游通道和鱼虾贝藻类的养殖场）水污染渔业损失不要承担法律责任.不能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
3、《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是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处理渔业污损事故的法定依据。①《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是国家环境保护局批准，“由各级渔政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督与实施”的国家标准，自一九九O年三月一日起实施，其法律地位勿容置疑。②《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制订目的是“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水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法》，防止和控制渔业水域水质污染，保证鱼、虾、贝、藻正常生长、繁殖和水产品质量，特制订本标准。”③《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适用于鱼虾类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回游通道和水产增养殖区等海、淡水的渔业水域。”可见，其适用的范围并非《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条（五）项解释的“渔业水体”，而是上述阐明的“渔业水域”。
关键词: 国际法/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渔业管理/新发展 内容提要: 海洋生物资源多样性的迅速丧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陆续通过了一系列新的国际文件，完善和细化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推动了国际法在诸多领域，如法的渊源、法律原则和实施机制等方面的新变化新发展。关注和研究这一变化，有利于我们跟踪和把握当前国际法尤其是国际环境资源法发展变化的趋势和动向，也有益于完善我国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与渔业管理法规。 据《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09》，世界近海生物“死亡区”的数量和面积一直在扩大，而近海之外大洋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速度同样令人震惊。（P19）1982年通过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全面建立新的包括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在内的现代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框架性一揽子协议。（P41）《公约》从法律上明确了各国管辖海域与公海的界线，但新的海洋法律秩序在实施中已逐渐暴露出国家管辖范围内资源管理的强化与公海生物资源管理无序之间的弊端，海洋生物资源和渔类种群不会也不可能去遵从人们所划定的人为政治边界。《公约》在资源养护和渔业管理制度安排上的缺失，导致了智利、秘鲁、加拿大等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试图以违反《公约》精神的单方国内立法将其渔业管理与资源养护的管辖权扩展到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之外，单方主张200海里以外海域的“特殊权利”。（注释1：1991年智利颁布渔业法将专属经济区外200海里广大海域宣布为“承袭海”，置于国家管辖之下；秘鲁1992年颁布法令规定国家管辖范围内养护海洋生物资源的措施适用于跨界鱼类种群出现的公海海域；加拿大1994年通过国内法宣布对邻接公海海域的渔业管辖权，宣布在该公海海域可单方实施北大西洋渔业组织的管理措施，并扣押了西班牙渔船。）90年代以来，为弥补《公约》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在制度安排、合作机制、实施能力等多方面问题，国际社会和相关国际组织陆续制订了一系列新的国际文件，完善《公约》确立的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推动和实现了国际海洋法在这一领域的新发展。本文从国际法的角度，关注国际法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渔业管理领域的新发展，以深化我们对国际法和海洋法的研究。 一、《公约》确立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 《公约》确立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是我们研究其新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是伴随着20世纪国际社会为控制海洋污染、保护海洋环境和维护海洋生态平衡而进行的众多国际立法和相关国际实践而产生的，是对长期国际协约和国际习惯的总结，也是《公约》建立的现代国际海洋法的重要内容。从历史角度来看，运用国际法律手段，通过国际协议，加强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最早是从1867年《英法渔业条约》中对海洋渔业资源的保护开始的。（P28）1958年日内瓦海洋法会议通过的《公海生物资源捕捞及养护公约》是国际海洋法发展史上第一个全面保护公海海洋生物资源的国际协议。1982年《公约》是1958年公约实施以来通过和实施的有关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系列国际协议和相关国际实践所体现的国际习惯的总结和发展，（P459）它全面规定了缔约国在管辖海域和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公海海域养护管理海洋生物资源的权利义务，明确了缔约国在管辖海域内外所承担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一般性责任和特殊责任，是新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制度形成的标志。（P575）《公约》已成为当今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最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内容主要包括： （一）确立了生物资源养护的概念和目标 人类已意识到海洋生物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维持资源可持续利用观念指导下，养护概念得到重视并出现在国际法律文件和国际实践中。《公约》本身并没有明确生物资源养护的概念，但从其有关条款和与之有重要传承关系的1958年《公海生物资源捕捞及养护公约》第2条规定来看，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的内涵是清楚的。《公约》第61条规定，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应“参照其可得到的最可靠的科学证据，应通过正当的养护和管理措施，确保生物资源保持最高持续产量以不受过度开发的危害。”1958年《公海生物资源捕捞及养护公约》第2条规定，“养护公海生物资源一语系所有可使此项资源保持最适当而持久产量，俾克取得食物及其他海产最大供应量之措施的总称。”其目标是使海洋生物资源达到最完全利用的理想平衡状态，以充分发挥环境、生态、资源和经济效益，使人类社会持续利用而不 减损海洋生物资源所具有的价值和利益。总括来看，所谓养护应是指为了维持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和人类社会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而对海洋生物资源所采取的保养、护理及管理等措施的总和。这一概念是海洋环境保护从单一的渔业资源保护向整体性生态系统保护、从单纯以经济利益为主的人类中心主义向更多关注生态平衡、物种安全，实现环境、资源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转变的体现。 （二）《公约》形成了全新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国际法律制度 《公约》从法律上将浩瀚的海洋划分为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海洋区域，并建立了相应的法律制度。《公约》视不同海域规定了不同的养护管理权。具体可分为如下三种情况：一是沿海国拥有完全主权的海域，如内水、领海和群岛水域等，明确了沿海国拥有全面而充分养护管理生物资源的权利和义务；二是沿海国对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生物资源，及对洄游、跨界、溯河产卵和降河产卵等种群或鱼种，沿海国和在邻接公海海域捕捞这些种群的国家及相关方在养护管理上的“特别性”权利和义务；三是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公海及其海床洋底，不论是沿海国还是非沿海国均享有《公约》规定的养护管理的“一般性”权利和义务。 （三）确立了缔约国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方面的国际合作义务 《公约》站在国际社会的高度，在众多条文中特别要求缔约国，无论是在拥有管辖权的海域还是各国不得主张管辖权的公海海域，都有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合作义务。这是现代海洋法的一大进步。如《公约》第118条要求缔约国在国际海域，凡两个以上国家的国民共同开发相同生物资源，或在同一区域内利用不同生物资源的国家，都应在适当情形下进行合作，以设立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组织的合作义务。《公约》第61条规定为确保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维持而不受过度开发的危害，沿海国在适当情形下应当和各主管国际组织，不论是区域、分区域或全球性的，都有为此目的实施国际合作的义务。包括其国民被获准在专属经济区捕鱼的国家，应经常提供和交换可获得的科学情报、渔获量和渔捞力量统计，以及其他有关养护鱼类种群资料的合作义务。公约第63—67条分别规定了各沿海国和在邻接区域内捕捞洄游、跨界、溯河产卵和降河产卵等特定生物种群或鱼种的国家及相关方，应直接或间接地通过适当的区域或分区域组织，进行养护合作的义务。 《公约》建立了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国际秩序的新框架，开启了生物资源由传统开发利用向现代养护管理的根本转变。 二、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国际法的形式特点 《公约》建立的海洋新秩序，迅速带来了国家管辖海域的法治有序化和国际海域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混乱无序之间的鲜明对比，对海洋生物资源尤其是公海生物资源形成了新的严重威胁，也暴露出《公约》在资源养护管理的制度安排、合作机制、实施能力等方面存在的缺失和不足。（P52）上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社会力图通过一系列国际会议和国际文件完善和弥补《公约》在资源养护管理方面的制度缺陷。这种发展因发生于1994年新的国际海洋秩序建立之后，故可以称之为“新发展”。从法律渊源角度，这种新发展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的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大量出现并成为新发展的主体 海洋生物资源的公共性、整体性、洄游性和脆弱性等特点决定了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管理不可能通过个别国家的努力来实现。（P10）运用国际法，通过制定国际条约，形成国际社会一致公认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国际行为准则，是保护海洋资源，维护海洋生物资源多样化的根本途径。 90年代以来或称“后公约时代”，国际社会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方面制定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主要包括：第一，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对包括海洋生物资源在内的所有洄游生物资源明确了缔约国的权利和养护管理责任；第二，1993年粮农组织第27次会议通过的《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及管理措施的协定》（以下简称《遵守协定》），强化了公海捕捞渔船国籍国所承担的管理责任；第三，1993年4月至1995年8月联合国就跨界鱼类种群和洄游鱼类种群问题举行了六期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规定的协定》（以下简称《种群协定》），确认了在公海捕捞管理中应采取预防性措施，是《公约》缔结以来养护管理公海渔业最重要的多边法律文件；第四，1983年生效的《养护移栖物种公约》及其后制定的各项区域协定，如《关于养护黑海、地中海和毗连大西洋海域鲸目动物的协定》、《养护波罗的海和北海小鲸类协定》和《养护信天翁和海燕协定》等， 要求缔约国单独或合作采取适当的必要步骤，养护移栖物种及其生存环境；第五，其它涉及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国际条约，如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系列议定书（如京都议定书）、2000年《对危险和有毒物质污染事件的准备、反应和合作议定书》、2001年《控制船只有害防污系统国际公约》、2011年《控制和管理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国际公约》等；第六，区域性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如《北太平洋溯河性种群养护公约》、《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公约》、《印度洋金枪鱼国际公约》、《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公约》等。 “后公约时代”的上述国际法律文件作为全球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国际条约，法律形式上属于具有“立法”功能的普遍性国际文件，是现代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性质上属于正式国际法律渊源，其内容主要是细化和补充了《公约》的相关规定，完善了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国际制度，是国际法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领域新发展的主体。 （二）非约束性的“软法”发挥重要作用并逐步成为重要的国际习惯法 以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通过的决议、守则、宣言或标准等形式出现，并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软法”现象，是现代国际法的一大特点。西方学者弗朗西斯·施尼德曾为软法作过一个较为准确的界定，即软法是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却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在国际法上，通常是指国际法主体间达成的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的协议。虽然关于这类被称为软法的国际文件的性质和效力问题始终是学术界争论的重要问题，但普遍认为：软法虽不具有条约法上的约束力却有力地影响和推动着国际法的发展。形式上，它们往往表现为一般的行为准则而不是具体规范，它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针而不是适用于具体情况的有约束力的规范；在内容上，多是对现有或正在形成的国际法原则与具体制度的阐明、确认和宣示，其代表和反映的正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与广泛接受。正是这一特点，使“软法”对国际习惯法的形成、发展和确认具有了无可替代的国际法意义。特别是在那些各国由于利益冲突而不易达成一致的资源、环境、人权等现代国际法新领域，其地位和作用往往不可或缺。（注释2：现行国际法律体制注定了国际习惯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是在环境、资源和人权等国际社会尚存在较大争议的国际法领域。） 90年代以来通过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软法”性国际文件主要有：其一，199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禁止在公海使用大型流网的决议》，要求所有成员国到1992年底在各大洋和公海海域全面禁止大型流刺网作业；其二，1992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发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等系列文件；其三，1995年粮农组织通过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简称《渔业守则》）列举了负责任渔业的基本原则和行为标准；其四，粮农组织为推动《渔业守则》的执行又先后制订了国际文件，如1999年《在延绳捕鱼中减少附带捕获海鸟国际行动计划》、《养护和管理鲨鱼国际行动计划》、《管理捕捞能力国际行动计划》和2001年《预防、阻止和消除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国际行动计划》就渔业管理中的具体问题提出了更高的养护要求；其五，1998年《粮农组织改善捕渔业现状和趋势资料战略》是一项关于渔业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自愿性文书。此外还有1995年《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上活动污染全球行动纲领》和2001年《海洋生态系统中的负责任渔业雷克雅未克宣言》等。 以上众多国际文件虽然在性质上属于没有强制约束力的“软法”，是国际社会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表示的共同态度或政策，并无意就具体事项规定明确的权利义务，或鼓励各国自觉自愿地遵守，或在制订文件时即已表示不认为该文件具有法律拘束力。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些文件都“在扩充着或编纂着既存的规则”，都应视为国际法的一种渊源。（P12）在现实国际法律实践中，这些文件或成为后来制定的国际协议的先导；或逐渐为其后众多全球或区域性国际文件、国内立法所吸收和援引；或是现行国际法律制度的扩展或说明；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习惯。（P54）如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对跨界鱼类种群在养护管理上的众多宣言与和决议，正是最终促成《鱼类种群协定》签署的根本原因。这一过程，既是国际习惯法逐渐建立法律确信和共同国际实践广泛出现的过程，（注释3：国际习惯或称“通例”是公认的国际法重要渊源。普遍认为其构成包含两个要素：一是国家之间普遍、一致、重复性的行为或实践；二是国家承认其具有法律拘束力而受其拘束，或称“法律确信”。）也往往是国际社会最终制 定成文国际协约从而走向成文国际法的必由之路。大量出现的软法规范及对其的广泛认同，正反映了现代国际法在法律渊源上的新变化。 （三）国内法与双边法律文件或合作安排的大量出现并成为推动国际法发展的源泉 1982年《公约》通过之后，各国纷纷通过国内立法落实《公约》确立的生物资源养护管理责任与义务，如1983年挪威《海洋渔业法》、1980年美国《渔业保护和管理法》（1983年、1996年多次修订）、1996年日本《关于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行使渔业等主权权利法》与1996年《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法》等。其内容主要涉及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可捕量、特殊鱼种的养护利用、海洋保护区建设、捕捞能力控制、捕捞方式限制等问题。国内海洋渔业法规的发展已成为各国养护管理200海里专属区内生物资源重要的法律武器。双边法律文件或合作安排，是“后公约时代”国际社会解决区域或跨区域渔业纠纷与资源养护管理冲突最普遍使用的法律手段，相关文件或安排在世界各地大量出现。各国之间陆续签订了大量以共同开发利用和养护管理海洋生物资源为目的的双边或区域性协议、安排。如中国先后与周边各国签订了《中日渔业协定》（1997年11月11日）、《中韩渔业协定》（2001年6月30日）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2000年12月25日）等，并建立专门渔业或资源管理委员会，负责协定的具体实施。这些文件的效力虽然从法律上讲仅限缔约方，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其内容或规则或成为正式国际协约的先导或补充，或是逐渐成为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的法律传统或国际习惯，为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增加了新的活力和内容。 对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互动关系，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国际法的国内化和国内法的国际化”。（P5）从最终的意义上来讲，国际法的所有内容无不发端于国内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国内法是国际法的最终渊源。 三、“合作执法”的国际法实施机制 传统国际法上，国际社会的结构特征决定了没有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司法或执法机关保障国际法实施，只能有赖于国际法主体的自觉自愿或单独与集体的强制。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有人将国际法称之为“准法律”或“弱法”。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日趋严峻的海洋渔业与资源形势，如何强化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提高养护管理制度的执行和实施效能，已成为生物资源养护国际法面临的最为突出和迫切需要解决的国际法律问题。新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国际协议，突破了传统国际法在实施机制上的缺失，确立了一种具有明显“合作执法”特点的国际实施机制。 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公海上船旗国的专属管辖原则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海洋的浩瀚广大、渔船作业的流动性和海洋生物资源的公共性等特点，都使传统的以船旗国专属管辖为主的船舶管辖机制在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管理安排上日益显现出缺陷和无力。《种群协定》、《中白令海峡鳕资源养护与管理公约》和《中西太平洋高度洄游鱼养护和管理公约》等新的国际文件都建立了突破传统国际法实施机制的合作执法新机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种群协定》，建立了包括观察员制度、登临检查制度、证据收集保全制度、联合执法机制、通报制度、非缔约国和参与方渔船的监督与管理等为内容的新机制。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合作执法机制具有如下几方面明显特点：首先，确立了在管辖或安排海域内，任一成员正式授权的渔业检查员的普遍管辖权。《种群协定》第21条承认调查国渔业检查员在管辖区域或安排海域内对悬挂另一缔约国旗帜渔船的登临检查权，而不论另一缔约国是否为该组织的成员或该安排的参与方，以确保该组织或安排的措施获得遵守。其次，赋予调查国以一定的强制执法权。《种群协定》第19条规定不论违法行为在何处发生，船只应当向“调查当局”提供船只位置、鱼获、渔具及涉嫌违法捕捞作业相关资料；如调查国依据本国法律确定船只严重违反协议，为确保该船不在公海从事违法捕鱼作业，可酌情扣押船只，直至船旗国对违法行为所认定的但尚未执行的所有制裁得到执行时为止。再次，突破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条约对第三方无损益”原则，确立了协议或安排对非缔约国或有关参与方渔船的强制管辖权。《种群协定》第17条明确了对不属于某个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成员，在性质上属于“第三方”的合作义务。“第三方”有义务不得授权悬挂其国旗的渔船从事协定目标种群的捕捞作业，非组织成员国或安排的参与方并应就从事捕鱼作业、捕捞有关种群的渔船的活动进行情报交换，并采取符合本协定和国际法的措施，制止这种船只从事破坏区域或分区域养 护和管理措施效力的活动。复次，确立了港口国的强制管辖权。《种群协定》第23条规定在港口国授权情况下，港口国可以禁止破坏养护管理措施而捕捞的渔获上岸，并可登临检查自愿到港的渔船。最后，确立了在“必须时”可以使用武力的原则。根据《种群协定》区域性渔业组织成员国通过其授权的检查员，认为任何缔约国或非缔约国渔船具有违法行为，即可无条件地行使登临权，一旦发生对抗还可使用武力。尽管在《种群协定》讨论是否可使用武力问题时，有关国家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最终在协定中仍保留了“避免使用武力，但为确保检查员安全和在检查员执行任务时受到阻碍而必须使用时除外”的规定。[11]（P53－55）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些措施彻底宣告了传统公海捕鱼自由的终结，突破了公海船旗国专属管辖的法律原则，赋予了非船旗国的强制管辖权，扩大了沿海国对公海生物资源养护管理，被有关学者称为“国际法领域此类法律制度中规定得最为详尽的制度”，是“极富活力”的国际法实施机制。[12]（P186－251，285）这一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国际法，是国际法在涉及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的强行法领域的新发展，体现了应对共同国际危机的国际法实施新机制。 四、国际法律原则的新发展 现代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冲击了传统的国际法律原则，并试图形成生物资源养护的新原则。虽然这些新原则的地位及其法律效力尚待国际社会的更一步的认可和确信，但这些新原则无论从条约法上还是从国际习惯法上，都并不缺乏国际法理基础、成文法的宣示、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形成习惯所必须的国际实践。这些原则主要包括： （一）负责任原则 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具有明显的维护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的特征，确立负责任原则是现代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的必然要求。负责任原则又被称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指各国政府对包括海洋生物资源在内的地球环境和整个生态系统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区别的责任。它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共同的责任和有区别的责任。共同责任意味着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和强弱，均对地球环境和资源保护负有一份责任，并参与到全球环境资源保护事业中来。有区别的责任是对共同责任的限定，指的是各国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责任分担是不平均的，而应与它们在历史上或当时对资源环境造成的损害和压力相适应。从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来看，一系列国际文件不仅继承和确认了国际环境法确立的这一法律原则，并有所发展和创新。在明确各国承担养护管理海洋生物资源共同责任的同时，对沿海国、船旗国、远洋渔业大国等“利益相关方”提出了更多的养护责任与管理义务。1982年《公约》确立了沿海国在管辖海域养护管理生物资源的特别责任；1993年《遵守协定》、《种群协定》和1995年的《渔业守则》都进一步强化了渔船国籍国在各国管辖海域之外公海所承担的“一般性”管理责任和义务，全面实施海洋捕捞活动的管理和控制，建立起了对捕捞渔船的监测、报告与强制执行、防止制止并消除非法、未报告以及无管制的捕捞行为等制度；提出了国家管辖海域和公海上负责任行为的原则和国际标准等。负责任原则已成为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重要法律原则。 （二）预防性原则 依《里约宣言》，预防性原则是指为保护环境，各国政府应尽可能依照本国的能力，广泛使用预防性措施，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确实科学证据为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从各法律文件普遍采用“Precaution”一词的本意来看，也都是指在没有科学证据证明人类行动确实会发生环境资源损害的情况下，要求国家和社会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发生的损害。[13]（P152－155）本原则是针对环境资源问题所发生后果的滞后性与不可逆转性的特点提出的。传统国际法上，如1946年《国际捕鲸公约》规定，只有存在科学证据证实了环境资源问题的严重损害已经发生或即将出现时，才应采取国际行动。但90年代以来，海洋生物资源丧失的速度之快令国际社会震惊，在资源损害发生之前采取相应的限制或控制等预防性措施，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新国际文件的明确要求与基本规定。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序言提出“预测、预防和从根源上消除导致生物多样性严重减少或丧失的原因，至为重要”，在“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减少或损失的威胁时，不应以缺乏充分的科学定论为理由，推迟采取旨在避免或尽量减轻此种威胁的措施”。《鱼类种群协定》将预防性做法作为协定的一般原则，要求缔约国在海洋渔业活动中采取审慎的养护和管理措施，以确保鱼类种群的长期可持续利用 。（注释4：协定第5条“一般原则”规定，应根据第6条适用预防性做法；第6条“预防性作法的适用”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养护、管理和开发生物资源的预防性做法、互不抵触和相互合作等方面的具体要求。）这些规定和要求体现了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实践性与可操作性强；二是注重各类预防性措施之间的联系；三是协议具有强制性要求。应该说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中的预防性原则是国际环境法领域中表现得最充分、最得到广泛实施的法律原则，是预防性原则的典型体现。 五、公海自由捕鱼权的彻底结束与全面管理的公海渔业新制度 包括自由捕鱼权在内的公海自由是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后公约时代资源养护的系列国际文件，对海洋渔业和资源养护活动进行了全面规范与控制。从国际法来看，这种规范和控制标志着传统公海自由捕鱼制度的彻底结束和公海法律制度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于： （一）海洋渔业和资源养护的区域化和全球化管理 重视生物资源养护管理及其国际合作，是现代国际海洋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趋势。新的国际文件，在资源养护管理上已逐步实现了对公海渔业资源、特别是跨区域或高度洄游鱼类或种群实现了公海海域或是整个洄游区域从整体上的全程管理和从捕捞、运输、加工和销售等整个渔业生产过程的全程控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各国及有关国际组织制定的众多双边、多边和区域或全球性的协议，并成立全球、区域、分区域或双边的养护管理机构，以形成广泛的国际合作机制来实现的。 依《种群协定》要求，由沿海国和远洋渔业国联合成立的渔业管理机构，包括区域或分区域养护管理组织或安排，与全球性资源环境条约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共同推动着资源养护制度的发展。《种群协定》要求成立区域或分区域管理组织以从事生物资源养护与渔业管理，而不论是否为该组织的成员或该安排的参与方的渔船均有服从区域和分区域管理组织或安排的“义务”，并严格将该种区域合作作为入渔的条件，并确立了非船旗国的强制执法等重要内容。为保证协定的效果，《种群协定》规定了有关“非组织成员和非安排参与方”条款，排除了非成员方的渔船在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所订立的养护和管理措施管制的区域和分区域内捕鱼的权利。 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组织成为当前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渔业管理的主导性力量。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区域性或分区域性海洋资源养护与渔业管理组织58个，其中粮农组织体制下的有11个，全球及跨洋性的有6个；大西洋区域15个；太平洋区域有13个；印度洋区域5个。这些组织依其对缔约国管理职能可分为三种类型：直接确立渔业管理措施的管理型、指导型和学术研究型。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组织为核心的生物资源养护与渔业管理制度的全面建立，是旧的公海渔业制度的全面结束，也是新的公海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 （二）公海养护管理措施的量化和细化 新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国际法的重要内容就是细化了公海生物资源养护管理措施，构建了完整的公海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具体法律制度。这些制度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渔船管理制度、捕捞许可与登记制度、渔船船员培训发证与值班标准制度等。这些制度的核心是加强对渔船及其捕捞活动的管理。二是渔业数据统计收集与保存制度、预防性措施、特定种群目标参考点和特定种群极限参考点等具体的量化管理措施。主要是针对海洋捕捞作业过程中的具体环节而采取的量化管理措施，强化对公海作业渔船的管理。三是渔船渔获标志制度。以加强对渔获物的加工、贸易和销售环节的管理和控制，打击非法无捕捞许可的违法渔业活动。另外，第62届联大关于实现可持续渔业的决议草案就要求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全面建立强制性船舶监测、监督和监视系统，尤其要求所有在公海捕鱼的船舶尽快配备船舶监测系统，大型渔船至迟应于2008年12月完成配备以强化公海渔业监管。“只有遵守规章的渔船才可以参与捕鱼作业游戏”。[14]（P138）这些管理方法和措施的出现，既体现了现代生物资源养护和渔业管理措施由简到繁、由原则到具体、由定性到定量的发展趋势，也标志现代国际海洋法已发展到对公海资源养护和渔业捕捞活动进行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新时期。全面管理海洋的新理念已取代了千百年来“海洋自由”理念。 六、结束语 海洋生物资源多样性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国际法在这一领域通过强化国际管理、建立国际新秩序所采取的多方面努力及其未来实施的成效，都值得我们长期关注和研究。这不仅仅因为海洋生物资源关涉到人类社会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国际法在这一领域的新进展，给现代国际法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和冲击，无论 是法的理念、治理方式、法的形式，还是法的实施，“后公约时代”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国际法的新发展(第7页)，将为我们打开一扇观察未来国际法的窗户。 注释: 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中国海洋发展报告［R］．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C．C．Joyne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w Law of the Sea［J］．ODIL，1996，（27）． 田其云．海洋生态系统法律保护研究［J］．河北法学，2005，（1）． 陈德恭．现代国际海洋法［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德］沃尔夫刚•格拉夫•魏智通．国际法［M］．吴越，毛晓飞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薛桂芳．国际渔业法律政策与中国的实践［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 傅秀梅，王云长．海洋生物资源保护与管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罗豪才．公域之治中的软法［N］．法制日报，2005－12－15． 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曾炜．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影响［J］．时代法学，2004，（5）． [11]郭文路，黄硕琳．国际渔业制度的发展及对海洋渔业的影响分析［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2，（2）． [12]G．G．Scrams，Tahindro．Developments in Principles for the Adoption of Fishers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Measures，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Law［M］．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9． [13]刘超，夏清瑕，等．国际法专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 [14]Belton．Strengthening the Law of the Sea：the New Agreement on Straddling Fish Stocks and Highly Migratory FishStocks［J］．ODIL，1996，（27）
关键词 现代渔业；问题；发展对策；安徽宣城
中图分类号 F3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09-0283-01
遵循着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和资源节约等发展理念的现代渔业与传统渔业相比较，具有先进的经营管理手段和协调发展生产方式，并以先进的现代设施装备和科学方式方法为手段[1]。其技术含量更高、可控性更强，技术应用更加集中，是现代农业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与现代农业相比既具备现代农业的普遍特性，又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比如对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养护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2-3]。
1 宣城市现代渔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1 滥用药物，影响水产品质量安全
现在养殖用药不规范、不科学，滥用药物现象比较普遍，使用禁用药物也不少，这些问题直接引发了一系列的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首先要大力推广健康养殖，做到不用药、少用药。但是，现代养殖业中很难做到完全不用药，因此药物研究滞后的问题显得日益突出。针对该种情况，要把提高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摆在科研工作的突出位置，加强药物代谢研究和药残控制技术研究，加快开发新的替代药物和水产疫苗，加快水产养殖药残问题的有效解决。
1.2 水产良种化水平不高，养殖效益低
我国水产养殖的良种化水平不高，遗传改良率不到17%。目前，经过全国原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品种只有逾60个，其中还包括一些引进品种、杂交种和原种，真正意义上的良种很少。比如，在淡水养殖中，人工选育品种只有10余个，导致品质下降，抗病性差，生长速度慢。与国内的种植业和畜牧业相比，水产育种的差距很大。目前，种植业已整体实现了良种化，并且达到了4～5年更新1次，另外，畜牧业的品种改良进展也很快。而在水产养殖生产中大多使用未经改良的野生苗种，直接影响了养殖效益的提高。
1.3 养殖技术不合理，制约渔用饲料推广
目前，现代的渔业生产需要节约环保型的养殖模式，通过推广该种节约友好的养殖模式，可以大大提高渔业安全，这是当代渔业生产的迫切要求，也是渔业生产安全的前提保证。不合理的养殖技术，阻碍着该目标的实现，饲料是个突出的问题。目前，水产养殖业的配合饲料普及率不足30%。
1.4 渔业生产能耗高，增加养殖成本
近年来，渔业生产因油价大涨受到很大影响，渔业是高耗能产业，目前我国渔船每年柴油消耗量超过800万t，这还不包括电力。节能关系到科学发展观、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等。通过渔业生产的节能减排，可以大大地提高渔业生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也可极大地提高渔业生产的成本投入，进而可以大幅提高从事渔业生产的渔民的经济收入，因此渔业节能对渔业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解决这个问题，各地重视不够。如依靠科技，首先要解决渔船节能问题，从技术设备、材料到船型，亟需开展相关研究。
1.5 资源调查滞后，亟需进行数据更新
宣城市已多年未开展全面的渔业资源调查，现在使用的数据零碎分散，大多是20世纪70―80年代的资料，工作滞后已经对渔业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资源调查的数据和分析结论是开展渔业资源管理的重要依据，当前开展现代渔业建设，需要在资源养护和管理方面采取一些新的措施和政策，但决策的科学依据和理论非常缺乏。
2 宣城市现代渔业发展对策
2.1 加快推进增长方式转变
通过加快转变目前渔业生产的增长方式，改变以前渔业发展依靠大量人力物力投入、以数量取胜的渔业增长方式，转变为现代渔业要求的以技术集中、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的质量增长型渔业增长方式，是现代渔业生产安全，提升成品质量和产业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4]。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兽药管理条例》为法律依据，加强生产环节特别是养殖投入品的监管工作，积极探索建立产品准出和市场准入制度，把好准出准入关，侧重从市场角度来进行管理。组织实施健康养殖推进行动，主要在生产领域、生产环节，加大渔业养殖技术的推广入户，合理规划水域滩涂和水产养殖，同时大力推进良种选育、改良，发挥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区辐射作用，在生产环节把健康养殖的理念、方式和相关技术向渔民和企业宣传、贯彻、普及和推广。
2.2 推进“平安渔业”建设
“平安渔业”建设是各级渔业主管部门需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产前、产中、产后等不同环节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产前需加强基础设施的投入，渔港通讯设备等要加大投入；产中需增强应急救助能力，特别是突发状况的救助能力及相关制度的建设；灾后需有一套让渔民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的救济制度，这就是渔业的政策性保险。
2.3 加强资源养护工作
新时期建设现代渔业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要做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落实《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加强重点渔业资源品种的保护，坚持海洋伏季休渔和长江禁渔期制度，落实和完善渔业资源保护管理制度，探索区域内流域资源保护管理措施，加强渔业生态环境常规监测和专项监测工作，组织开展渔业资源增殖和生态建设，强化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继续探索工程建设资源与生态补偿机制，提高渔业资源环境保护管理水平[5]。
2.4 加大渔业支持保护力度
争取中央和各级财政支持，加大渔业基础设施、捕捞渔民转产转业、渔业政策性保险、水产良种体系建设、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投入，进一步完善渔业的支持保护政策，为现代渔业建设提供基础保障。要进一步完善渔业权制度建设，稳定和完善渔业水域滩涂使用制度，保护渔民的水域滩涂使用权。要努力提高渔民的组织化程度，按照农业专业合作社法，推进渔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加强对渔业行业协会的指导，提高其抵御风险和自我发展能力[6-7]。
2.5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按照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强化水产科学研究机构和高校在渔业科技创新方面的引领功能，联合省市级水产科研机构组建区域性渔业科研中心和试验站，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科技研发中心，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新型科技创新体系。积极稳妥推进水产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强化其公益性职能，加大良种良法推广力度，扎实推进科技入户工作，提高渔业科技素质[8]。
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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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欣，刘舜斌.简论我国现代渔业管理新体系的构建[J].中国渔业经济，2012（5）：36-40.
[3] 孟庆武，李丁军，赵斌.我国现代渔业制度建设对策研究[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1（3）：21-25.
[4] 戴振铎.舟山群岛新区背景下现代渔业发展问题研究[D].舟山：浙江海洋学院，2013.
[5] 赵珍.现代渔业的内涵及发展战略研究[J].渔业经济研究，2009（5）：3-6，34.
[6] 包特力根白乙.辽宁现代渔业发展态势及推进方策[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23-27.
1.1全球共同利益原则
渔业资源是人类从海洋获得的最主要的水产品,占人类捕捞的水产品的90%,也是海洋最主要的生物资源,与海洋生态环境甚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都有紧密联系。对于渔业资源的国际法关注也早就突破了单纯海洋法的范围,国际环境法的视角的强化更强调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为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人类活动应恪守义务约束;且活动关注的中心也应从人类利益转向人类与生物共享的全球利益。可以预见的将来,对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必定是更多地吸收国际环境法的先进理念并通过具体的制度予以落实,这也意味着渔业资源国际法规制终将归位于全球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
1.2极限理论
渔业资源枯竭的现状说明渔业资源的总存量是有限的,渔业资源的再生和自我更新能力也是有极限边界的;人类的过度捕捞活动一旦超越了这一边界就会产生渔业资源衰竭的问题。二十世纪80至90年代联合国对公海“大型远洋流网捕鱼”作业的系列决议就是渔业资源“极限”问题的实证。海洋资源分配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义务,它为人们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设置限制,它要求各国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服从全球海洋资源持续利用的总体安排。作为最主要的海洋生物资源,要以有限的渔业资源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自然也应服从这种以义务为重心的分配,而这种分配的义务重心则不仅要求渔业资源法律制度以限制人类行为为主,更重要的是为各项制度安排明确的义务主体并建立完整的责任体系。因此,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最终仍应落实和以推进国际合作国家责任为方向发展。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极限理论说明:一切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资源,其一定是将义务置于权利之上的,即将义务作为重心。且这种义务本身也是为了实现义务承担者的长远利益。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律制度正应以“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原则,任何可能背离这两点基本法理的尝试都是危险的。实际上,国际渔业资源法律制度的发展已经表明其义务重心,《公约》和后公约时代的各项制度都通过义务主体的安排,对渔业活动予以了越来越具体的限制,且越来越强调通过国际合作履行义务。
2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管理
2.1专属经济区的概念
所有的沿海国都享有一种领海权利,即沿海国有权把沿海捕鱼权完全保留给本国国民,禁止或限制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其管辖海域内从事捕鱼活动,这种权利被称为渔业管辖权。二十世纪40年代起,以拉丁美洲沿海国家为首,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在沿海二百海里海洋区域内建立经济专属区。自此,很多海洋国家开始纷纷效仿,专属经济区的概念也就被提到各种海洋大会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实行特定法律制度的区域,该区域的最大宽度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起不应超过200海里。
2.2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和义务
之所以要制定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相关法律,其目的就是明确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主体,并规范沿海国在享受海洋权益的同时,承担该海域的养护任务。沿海国享有是权利主要包括:①自行决定该海域内海洋生物的可捕量,分为不同时期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国家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船只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②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的可捕量,因享有专属经济区的沿海国有促进该海域内生物资源得到适度利用的义务,因此,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可以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生物资源的利用;③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共享海洋资源的同时,必须遵守沿海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也是确保沿海国能确实有效的保护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而沿海国同时也要承担防止该海域内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并承担养护的义务。
3公海渔业资源管理
3.1公海渔业资源管理的历程
格劳修斯在1609年的时候曾发表了《海洋自由论》,自此,一种“公海捕鱼自由”的观点逐渐被大家追捧。而随着沿海国对海洋渔业资源的扞卫以及海上霸权的争夺,以及后来《公约》的形成,开始对“公海捕鱼自由”进行限制,许多国家纷纷加入了该《公约》,公海捕鱼的限制逐渐被广大沿海国所接收。根据《公约》的规定,所有的缔约国均有义务要求本国国民或自行,或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必要措施。事实证明,不管是渔业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还是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都离不开国际间的合作。同时,国际间的合作也是弥补海域划界所导致的管辖权争议,衔接各海域渔业制度的有效方式。除了《公约》对各个国家规定的义务外,《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与管理措施的协定》也规定了公海渔业信息的交流与合作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便利了国家间在公海信息的广泛交流。《遵守协定》强调船旗国之间应互相交流有关渔船的资料,以协助彼此查明悬挂其旗帜、从事有损国际保护和管理措施的违法渔船。另外,《遵守协定》还设定了缔约国间通过粮农组织开展的合作。
3.2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的船舶改挂旗帜现象,成为对渔业管理措施最具破坏力的因素之一,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所谓的船舶改挂旗帜,是指船舶撤销其在一个国家的注册后又在另一个国家重新注册,其通常是为了达到降低运行成本和优惠的缴税条件等经济目的,从而规避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规则的约束。渔船改挂船旗规避管理措施的行为,不仅严重危及了区域性渔业组织的管理主体地位,还直接影响了国际社会和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所采取的养护和管理渔业资源措施的效果。针对公海渔船改挂船旗,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都试图以强化船旗国义务为问题解决的突破口。
4洄游鱼类种群资源管理
针对洄游鱼类种群,国际法首先突出对此类鱼类种群的特殊关注,在进一步分类的基础上,就不同特点的洄游鱼类予以不(文秘站:)同的制度规制,并特别强调国际合作,突出区域性渔业组织的主体地位,此外,针对洄游鱼类严峻的生存状态,引入预警原则。预警原则的基本概念最早出现于1992年6月通过的《里约宣言》,“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资金的能力广泛适用预警方法。如果存在严重不可逆转的损害,缺少完全的科学确定性的危险不应当作为拖延采取代价昂贵的措施防止环境损害的借口。”《公约》主要强调国际合作义务,以期各国间通过协商或通过国际组织实现渔业养护与管理的协调与配合。但是实践中各国立场冲突使得存在对《公约》条款解读的不一致,同时沿海国管辖权的明显扩张意图共同导致对这两种鱼类保护的不力。鉴于国际法没有高于国家的统一的执行机构,洄游鱼类种群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的执行主体仍要落实到各国。国际海洋渔业资源制度的执行一方面需要国家的对执行规定的遵守;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就规定执行应具备的相应能力。但是,国家的执行意愿与执行能力往往难以平衡。
关键字：渔业权 物权法物权
内容：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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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水产品市场的全面开放，以及“以养为主”渔业发展方针的确立，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我国的物权制度长期没有建立，对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依靠行政管理来实现，致使渔业权的性质，主体及相关制度始终站在行政法的角度赋予。渔民利用水域、滩涂和渔业资源的权利得不到民法上的确认和保护，渔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事实上，这种现象已成为影响渔业经济发展和社会不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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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的颁布和实施，首次在用益物权编第123条确定了渔业权，即“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这一权利的确定丰富了渔业权的法律渊源；提高了渔业权的法律位阶；为渔业权提供了民事权利的理论基础；使渔业法律体系更加完善、更加健全；使渔民捕捞权利的保护力度进一步增强。然而，《物权法》只是对渔业权做了概括性的叙述，而没有解决渔业权的根本问题。因此，渔业权作为一种物权，其制度体系应该被进一步充实。渔业权的确立绝不亚于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渔业权是渔民的固有权利，渔业生产活动是渔民获取维持其必需生活资料的手段，建立和完善渔业权制度，是确保国家对渔业资源实施有效管理，实现渔业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对于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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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渔民作为社会最弱势群体之一，我们必须树立对待渔业权的正确态度、寻求法律上的解决手段，坚持渔业权是渔民基于传统而自然享有的权利。同样，建立合理的渔业权制度，切实有效的保护渔民的根本利益更是重中之重。本文立足渔业权的本质属性，从保护渔民权益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美国渔业权制度和日本渔业权制度的分析，得出对我国渔业权制度的启示，并对完善我国渔业权制度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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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渔业权概念和性质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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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渔业权概念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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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我国的渔业权系狭义的渔业权，“一般是指依法在特定水域上设定的从事渔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即利用水域直接进行水生动植物资源的养殖和捕捞行为的权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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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第123条规定：“依法取得的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和捕捞的权利”，首次从民法角度明确了渔业权由养殖权和捕捞权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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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养殖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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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权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经过批准，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海面、河道、湖泊以及水库从事养殖经营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以下简称《渔业法》）第11条的规定，我国的养殖权事实上被分为两种：一为依行政许可取得的养殖权，即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在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上的养殖权。使用者首先应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方取得养殖权；二是集体所有的或者全民所有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水域、滩涂，由个人或者集体承包，从事养殖生产而产生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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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捕捞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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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权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依照法律规定，在我国内水、滩涂、领海以及我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捕捞水生动物和植物等渔业生产活动的权利。“在我国，捕捞权按作业方式可分为定置捕捞权、非定置捕捞权”[2]；“按照作业水域可分为，公海捕捞权、外海、近海和内水捕捞权。”[3]非定置捕捞权与在公海上的捕捞权不由物权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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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