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目前中国社会还很难说是消费社会．但既然买方市场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就应该从各方面来把握消费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从技术发展视角来把握消费社会特征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消费社会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来自技术的不断进步，也正是技术发展推动企业生产出了超过基本需求的大量产品并滋长了消费主义观念的流行。在这种意义上讲，基于公共风险意识回到消费者的文化建构上来．有利于纠正目前消费主义倡导的过度消费观念和促进技术文明与消费社会的健康发展。
20世纪标志着欧美国家和日本的消费社会的兴起和发展，其主要表现是它们的生产和分配能力远远地超过了其人口的基本需求。尽管中国还很难说是否已经成为消费社会，但这里的问题在于中国目前应该怎样在技术发展意义上把握消费社会发展趋势?目前正在出现的消费社会趋势是否适当?它可能会怎样构成其文化，而文化实践又应怎样去建构未来的技术发展?本文试图对这些基本问题做出初步探讨，以便我们构建不同于西方过度消费的可持续性和谐社会。
一、消费社会兴起的技术变迁过程
在英语世界，“消费”( consumption)一词从14世纪开始一直包含有某种贬义，指“毁坏”、“用完”、“耗尽”和“浪费”等。直到19世纪，西方经济学家才把它看作是一个与“生产”相对的概念，并在商品供给和需求意义上对消费给予了精确描述。马克思曾经以商品生产为基准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前商品化阶段、商品阶段和商品化阶段，并用“商品拜物教”这一术语来描述工业革命时代的生产一消费情形。在20世纪，鲍德利亚德则使用“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这一概念来叙述当代社会的普遍消费情况。这一概念虽然揭示了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产品消费文化现象，但却掩盖了技术与消费的关系。当代消费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资本推动下技术发展的产物而已，也就是说技术文明建构了消费社会。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人类历史上直接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技术变革就够了。
毫无疑问，当技术进步还不足以推动人类生产出超过其基本需求范围的大量产品时，即使存在大量的潜在消费需求也不能形成所谓消费社会。从18世纪开始，社会消费形态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不仅社会上层拥有消费能力，而且社会中层和社会下层也都参与到了消费大军之中。这一消费浪潮从英国开端，然后席卷到整个欧洲，形成了全新的消费市场，曾经引发了从小规模生产向大规模生产的经济转变，进而导致了大机器、大工业的新式工厂和新的资产阶级的兴起，有人将此称为与工业革命相对应的第一次消费革命，但这仍然不足以导致今天所称的消费社会。在整个19世纪。尽管大工厂如同交响乐团一样奏着响亮的工业生产旋律，但寻常人仍旧使用流水和冰块来保鲜食品。并盼望着乘坐气球来环游世界。这种情况到了19世纪末期才得以改变.伴随着工业革命和技术发明时代催生的电灯、电话和运动图像对生活世界的改变.才逐步迎来了鲍德利亚德式的消费社会。
190。年，在蒸汽动力、电力和马拉等一片交通传输声中，汽车这一注定要改变人们消费结构的技术产品终于诞生了。亨利·福特1913年设计出了一种流水线作业方式。快捷而便宜地大量生产汽车，这种流水线作业生产方式的大量推广意味资本主义可以大量地生产出大众化的标准产品，使社会商品种类和数量成倍增长.从而表明技术性消费社会步人了一个新阶段。技术变革对社会消费的引导还不仅仅如此，此后的大量技术创新更是大大加速了消费社会的兴起。赖特兄弟1903年乘坐装有动力机的飞机首次成功地离开地面，后来洛克海德dc3客机研制成功。实现了环球旅游的消费梦想。自马柯尼1901年通过无线电波接受到了来自大不列颠的电报信号以来，无线电通讯(kdka电台广播取得成功)、电视图像无线传送和彩色电视广播(1953年:v bc和cbs推人商用)等众多技术的进展，把人类带人一个媒体消费时代。20年代以后。随着电子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医药技术的不断发展，掀起了一场扩及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家庭的新型消费革命。诸如电剃须刀、彩色胶卷摄影术、器皿搅拌机、荧光灯、固体电子吉他、长时录放唱片、磁带录音机、录像机、冰冻tv餐饮、微波炉、袖珍电子打字机、铝质易拉罐、苏打水瓶等日常消费品都在短时间内进人了家庭消费，磺胺(百浪多息，专治链状球菌疾病)、抗生性链霉素、骨髓疫苗、口服避孕药等药品芳名则推动了卫生医疗消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新型技术得以产生和发展，其中半导体和计算机是标志着20世纪的重大技术进步，特别是1971年随着第一个硅微型处理器的商业引人之后，计算机微型化开始进人消费规模，出现了以消费价格为特征的个人计算机。90年代中期，软件和网络协议技术发展把网络化多媒体计算机带进了数百万人的家庭和办公地点，互联网直接为全球性消费奠定了技术基础。正是在这种技术不断变革之中，今天的人们与其说是生活在一个产品消费世界，毋宁说是生活在一个技术世界。世界变成了消费产品的平面，消费产品因为技术不断创新日益变得微小、有效和精致。
一般来说，并不是所有技术创新都属于消费性技术，但它们却全部同消费社会的兴起和发展相关。上世纪50年代，在技术的急剧发展背景下，美国把追求消费作为一种“梦想”，人们不仅想购买郊区住宅。而且也想把最新的家电和设备带回家中。1945年美国电视刚刚流行起来，汽车销售也仅在/万辆左右，但到1950年电视就售出750万台，汽车售出“7万辆。技术创新速度如此之快，以致消费也不断处于快速更迭之中。为了保持与技术发展同步而不落后，人们必须要经常地淘汰尚未用坏或没有破旧的设备或产品。计算机可以说是更新最快的消费产品。往往几年就要更新一次，电视机、dud机和其他技术同样也不能幸免.甚至超越了技术的家庭使用，商业世界的技术进展也同样快速如飞。正是借助技术这一杠杆.商业交易变得日益高效。商业资本支配的广告一直在鼓噪着自身促销的消费产品者利于加强家庭联系.电视和互联网络作为技术的产物更是成为广泛促销产品的最重要媒体。但就在技术消费大量流行时.科学家们却向人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过度的消费会带来资源的滥用或生态的破坏。1962年拉切尔·卜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注意到技术发展及其产品消费(如农用ddt)产生了某些难以预料的有害影响，美国就此于1971年禁止使用ddt. 1978年出于保护大气臭氧层而禁止使用氟利昂.1979年摧毁三英里岛核电站中心.这些事件大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技术文明带来的消费社会的基本态度。
二、消费主义观念的技术文化批判
尽管科学家不会精确地预言未来的消费社会前景，但却实用地向人们表明目前技术文明及其消费带来的可能后果。现实问题也许不在于消费本身，而在于其不平等的生活方式或消费模式及其效应:高收人国家20%的世界人口占据了86%的私人消费支出，它们消费厂45%的肉品、58%的能源和84%的纸张。拥有74%的电话线路和87%的交通工具，而世界上20%的最贫困人口只有1. 3%的消费水平，它们仅仅消费了5%的肉品、4%的能源和1. 1%的纸张.仅仅拥有1.5%的电话线路和1%的交通工具。这种消费格局正在削弱着人类的生态和资源基础.加速着高收人对低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和消费趋势.推动着过度消费—贫困—不平等—环境恶化这一中轴线的动力生成。如果再次分配不能从高收人转移到低收入消费。生产不能从污染型转向清洁}u生产.产品促销不能转向支持资本实力较弱的环保型生产商，消费优势不能从奢侈消费转向满足基本需求，当今人类消费和发展一问题就会变得更为糟糕。科学家的这种实证性描述揭示了过度消费的严重的社会和生态后果。很难说它带有什么价值判断，但在哲学家和人文学者那里却又重新回到18世纪以前具有贬义的“消费”概念上来，更加注重对过度消费的文化批判，尤其是用“消费主义”( consumerism)取代“‘生产主义”( productivism)来描述20世纪发达国家社会的重要特征及其问题。
经济学从19世纪开始就倡导一种“生产主义”(productivism)，关注的是工业企业的产品开发和制造能力，把新技术看作是工程师创造并可以赋予公众消费的东西.把“作为制造者的人”(生产者)看作技术进步的历史英雄或者“‘熊彼特式”企业家。直到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社会学家针对消费问题才给予了某种社会和政治关怀。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兴起于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或自我牺牲精神和资本投资商业的道德命令。但与此相反，索姆巴特却把与消费主义密切相关的奢侈问题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只不过这种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得到重视，只是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后才在鲍德利亚德的消费社会概念那里重新浮现。鲍德利亚德表明韦伯的理论并不足以说明现代消费社会，他强调资本主义的兴起在于它倡导快乐主义并释放出人们花费或消耗的欲望，而不在于新教自我牺牲精神。齐美尔和凡李伦曾经把消费主义看作一种确立和表达不同社会认同的尝试，而这种认同尝试毫无疑问是对不断增长的工业或机械技术的同质力量以及城市化和交通拥挤的心理压抑的文化回应。在这种意义上讲，人们并没有采取如韦伯说的新教自我克制态度，而是把消费看作一种主要的自我表达方式，因此消费主义成了一种享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共同语言。正是这样一种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以繁荣起来，以致消费主义在20世纪后半叶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流行和扩张，社会成员迅速接受了所谓过度消费习性。正如麦克拉伦和雷奥纳多在评论鲍德利亚德的消费社会概念时指出，“人成了消费社会的功能所指，因为他们总是被鼓动去购买越来越多的新型客体，以便能够感受部分的社会环境”。消费主义试图在技术快速进步和产品不断更新的背景之下，如同经济学一样把消费者是技术创新及其产品的被动接受者作为前提，采取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方式来支配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交往，但由于资本推动的强劲生产力量和快速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异化劳动的重要表现，而相应于生产和技术发展形成的消费主义也变成了一种深度异化的社会经验。
据李俊和邓国彬对西方社会理论考察认为，凡学伦强调的上层阶级通过消费来显示自身经济优势，贝克、吉登斯和鲍曼等社会理论家认为人们购买特定商品意在建构“‘自我”的群体性认同，费瑟斯通则指出后现代社会的消费者倾向于寻求适合不同情景和心态的消费匹配和多重形象认同，所有这些意指都表明社会公众是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全球消费大军中的一员，而不去考虑肆意消费所带来的资源危机和社会负面效应”。这里表明的是导致消费水平和消费规模不断扩展的一般社会机制与公开鼓励公众大胆消费和不断消费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是不同的，但应该注意到公开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是这种没有感知或无意识状态的社会消费风气的一种鼓噪，它的盛行与技术和生产的“强制消费”存在着密切联系。工业化及其技术文明发展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千百万人都希望享受到工业文明产品带来的便利和安逸。正是这种消费氛围促成了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兴盛。正如倡导消费主义的美国学者勒博于1950年在《这是一个生存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具有巨大生产率的经济要求我们把消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把商品的购买与使用变成一种仪式.从消费者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我们需要以不断增长的速度把东西消费掉、烧掉、穿掉和扔掉”。川在这种意义上讲，西方消费主义是建立在大机器、大工业基础之上的，它作为一种工业文化或技术文化现象是以大规模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特征，它制造出来的全球大规模消费需求(如“一次性消费”、“过度包装”和“消费品排他性占有”等)扩展显示了“持续消费”的生态“不可持续性”。“口消费主义虽然并不直接表现为目前技术和资本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合理性辩护，而是以一种遮蔽的非政治化方式将追逐变化和创新以及过度物质消费意识内化为公众日常生活的自由选择。消费主义的盛行自然给资本拥有者带来了巨大利润，也引领着各国或区域经济的急速增长，但它倡导的普遍消费伦理或消费习性显然已使人们的消费大大超过了自身的实际需要、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大量耗费和生存环境的破坏，其不可持续性的畸形发展必然给人类带来无可挽回的生存危机。这种困境连同对消费主义的技术文化批判，目前正在将人们引向绿色技术创新支配的可持续性消费方式。
三、技术创新文化的消费形象重塑
经济学家相信，只要被动的消费图像存在，消费者就会倾向于使其购买的产品达到最优边际效用，消费主义的拥护者们也坚信只要技术发展创造出了新的产品就一定能够通过某种普遍消费文化理念将产品销售给消费者，但这并不能解释技术创新在源头l;怎样体现它的有用性这一问题。社会建构者(ocial constructiviata)曾经注意到技术产品消费者或用户在技术产品的建构过程中的社会学意义，提供了大量用户导向型技术人工制品的案例研究。但却没能在相应历史背景中分析这些人工制品的最初消费文化意向，也没有比较不同人工制品从发明到开发和采用的技术创新文化轨迹。为了解开这一智力死结，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女权主义者试图把消费作为一种20世纪主流的社会和文化活动(如工业、科学和商业等)加以考察，并认为消费者并不是如经济学家和消费主义者所说的受技术决定或被动接受技术影响的“牺牲品”或“受害者”，而是工业生产的积极参与者。只不过消费者、用户群体及其代言人参与设计、营销和分配的积极创造性方式被消费主义的热衷者或拥护者大大忽视了。正是因为生产和消费、设计者和用户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的社会现实，因此需要对消费及其文化意向在今天的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作用做出重新评价。
关键词 ：仁；善；孝；德
“仁”字在《论语》中先后出现过105次，孔子对于“仁”的阐述多与食有关，“博施济公者，可谓仁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仁者为维护自己所信仰的“仁爱”思想宁愿舍身，这是对于仁德的尊重，也是对于自己信仰的一种最高的敬仰。“仁”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筹，它包括孝、恕、宽、信、惠等内容。儒家讲仁，“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当今我们仍需以仁为根、以善为荣来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
一、仁乃立身立国之本
在博大精深绵延不绝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仁”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根脉，而且是炎黄子孙赖以生存、繁衍不息的精神支柱，更是立身立国之本。
对于个人而言，“仁”乃立身之本。北宋时期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并终生践行。从古至今，还有很多像范仲淹这样的人，他们修身立德，心怀天下，忧国忧民。对于国家而言，“仁”乃立国之本。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的治国理念发展到后来，演绎为“以仁治天下”。
“仁”，真也。“仁”的两个要求，一是真诚，二是主动。首先，“仁”从“真诚”开始，不虚伪，不掩饰，犹如赤子之心。《中庸》说：“诚之者人之道。”真诚是人生的正路。真诚牵涉两个问题：一、我要普遍地对每一个人都真诚；二、我的真诚也要看对象，什么样的对象要求我做什么事，我都用真诚的方式把事做好。所以，你可以“巧言令色”，但不要忘记真诚。“仁”的第二要求是主动。人活在世界上，从小时候开始，大部分的行为都是被动的。如果有一天没有人管我们，没有人督促我们了，我们还会主动去做好事吗？所以，一个人是否做到主动行“仁”，从被动变主动，关系到他的生命是不是属于自己的，才具有道德价值。
孝是仁的基础。一方面，现代化、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正在迅速抽走农耕社会“四世同堂”下敬孝的现实基础。父母与子女天各一方所产生的赡养难题，正日益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
2013年7月1日，随着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正式实施，“孝”，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新法的出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既是在法律层面对老年人的保护，也是对那些忽视老人的一种提醒或者约束。
二、行“仁”与行“善”的解读
行仁与为善是一回事儿吗？“为善”可能还会考虑到将来的利益或自己的私心，“行仁”则只会考虑到自己该不该去做，不管外面条件怎么改变，你只要认为自己该做，就可以坚持。
儒家关于人性的看法，基本上有两种立场，一是本善，一是向善。孔子没有明确说过人性是什么？但他接受的信念是“人性向善”。譬如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相近”是指性格是具有可塑性的，在每个人身上只是相近而已。再譬如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当领导者体现出善行时，老百姓自然闻风景从，说明人性有向善的共同趋向。因此，“仁”这个字，虽然离不开“善”的含义，但不仅仅如此，孔子的“仁”与其说是名词，不如说是动名词，指涉动态的人性向善。所以，一个人立志行仁，是积极主动地要求自己去为善，这样的善行是由内而发的，不是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我该不该这么做。
三、“仁”缘何滑坡
曾几何时，“仁”是中国最为基本的精神信念。它早已渗透进人们的生命之中，而今天，忤逆不孝、见死不救、路人冷淡的事情频频光顾我们的生活，究其原因是什么呢？
1“. 宽”的失衡
“宽”即待人宽厚，对人宽容。宽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是调节人际关系的基本方法，目的是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然而，现代人似乎越来越不懂得彼此宽容了，人们好像很容易生气，只要感觉不对就会发泄出来，情绪很容易失控。
2“. 惠”的亵渎
惠，即有宽广温柔的胸怀，对人有爱心，爱护弱者，并珍惜一切美好的东西。孔子说：“仁者爱人。”因此，惠可以说是人性中最基本、最人性的一项。前人解释，“德”就是“得“，得人性即为德，而有恩有惠，即为得人性。然而，近年来发生的一桩桩触目惊心的撞人逃逸、见死不救、路人冷漠事件，在刺激大众神经的同时，也在一点一点地亵渎着向善的人性。
3.道德氛围的缺失
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尽管这样的一种孝顺在当今的人看来不免有些过火，但是，古人那种对父母的尊敬和爱戴却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会搬出社会就业压力大，竞争激烈等客观原因为自己解脱。无奈之下，国家出台了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用法律来规制各种不孝的现象。
4.媒体的夸大
媒体对过往一些事件的过分渲染让人们觉得每个人都不值得信任。如果媒体不正确对待这些问题，社会心态容易走向极端。批评监督是天然的职责，但是必须有一个边界。造谣、夸大式的监督是有问题的。
5.公德的淡漠
鲁迅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提到看客，在鲁迅的笔下，那些看客，多是冷漠、麻木、自私的人，这些都是国民的劣根性，都是导致“仁”丧失的重要因素。在今天，公民的劣根性：自私、愚昧、多疑、冷漠，导致了我们社会“仁”的进一步缺失。只对自己的家庭、亲人、朋友讲道德，一旦进入陌生的环境、公共领域，人们就变得冷漠、不知道关心帮助他人，我们已经在道德滑坡的环境里越走越深……
6.法制不健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旧的规范、秩序悄然变更，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伦理、秩序又未适时形成，处在这个转型的“空窗期”，某些场合难免出现道德失范，而这时又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出台。
7.多元化的冲击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思潮不断向我们袭来，我们在追求个性解放，自由至上的同时，忽略了传统道德的要求，人与人之间变得起来越冷漠。我们在接受西方思潮的时候，不应将我国的传统文化全盘否定。
四、社会公德需要“仁”的救赎
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孝在人们心中是回报感恩的意思。孝，一旦没有了，那还能有德吗？还能有中华民族之文化吗？铭记爱，理解爱，付出爱，孝才能在感恩与回报中得以传承，文化和行为必须合二为一，孝文化才能永存。
1“. 敬孝”需要各方共同践行
首先，做子女应当让“常回家看看”由心动变成行动。很多时候，老人在乎的不是经济上“孝敬”，而是能看到子女幸福平安，很朴素很现实。其次，企业、社会团体等，也要将敬老养老纳入自身的责任，从人性化、凝聚人，甚至是推动企业文化的角度出发，将养老当成自身发展的内在推力。事实上，不少的公司企业都开始重视员工孝敬父母的需求。第三，社会公共管理层面，也应顺应社会养老的普遍要求，完善制度设计，为社会成员创造出更多便利条件。诸如，让探亲假变得清晰可操作起来，给予“回家看看”的机制；改革养老、医疗等跨区域结算的方式，让父母能够到异地与子女团聚，改变精神养老子女“回家”的单通道。
2.以宽容的胸襟包容他人
宽容是人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美德。因为宽容包含着人的心灵，因为宽容可以超越一切，因为宽容需要一颗博大的心。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这样写道：“尽量宽恕别人，而决不要原谅自己。得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人有不及者，不可以已能病之。”人们应该彼此容忍：每一个人都有弱点，为了能同所有的男男女女和睦相处，我们必须允许每一个人保持其个性。以宽容的胸襟包容他人，则取信于他人，也成就了自己。
3.多些仁爱，少些冷漠
对于屡见不鲜的路人冷漠、见死不救的事件，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制度建设。加强公民的道德意识教育，加强传统文化学习。因为助人不需要付出很高的、意想不到的社会成本，人们享受自己因帮助别人而带来的内心的快乐。另外社会是一个网络，应加强社群建构，把彼此陌生的区域建设成熟人社会，加强人们互相性的联系，提高责任感。
4“.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仁”既是一种情操，又是一种修养。“仁”的培养要通过“修身”、“躬行”来实现。那么，如何才能让“仁”这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回归呢？一是注重“官德”，为“官”者，应不断提升其自身修养，做好表率，才能通过言传身教，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二是加强文化建设和历史传承，传统的文化精华我们都要发扬光大，这是一个千秋大业，是利国利民之举；三是要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氛围。“有德行而后有言语，非德行则言语不成矣；有德行而后有政事、文学，非德行则政事、文学亦不成矣。”这是明朝哲学家李贽的断言。发展到今天，国家继续践行着“以德行仁”的理念：既要抓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抓精神文明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我们呼唤“仁”的回归、救赎“仁”的回归，也是世人对人生向善的期待。“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并未过时。积小善为大善，以仁为根，以善为荣。“仁”为天地万物之源，它穿越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发展至今，我们更应继续将这一文化精华继承、发扬下去，使我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风貌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1《] 半月选读》2013.01.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中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后工业阶段。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为基础的社会，最重要的因素并非体力劳动或能源，而是信息。中国当代的文化生态正处于转型时期，国内现代商业社会产生并流行的文化类型，以现代信息传播和复制技术为手段，以工业化、模式化为生产方式，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载体，以都市消费大众为对象，是一种娱乐性、休闲性的消费文化。 一、文化消费时代的特征 文化消费是指用文化产品或服务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一种消费。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文化消费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文化消费呈现出主流化、高科技化、大众化、全球化的特征。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文化作为一种“产品”，它的生产已经不是单纯为了文化本身，而是为了迎合、满足社会对文化的消费欲望，消费成了生产的原动力。消费社会关注的是商品符号价值的消费，即如何赋予商品更新奇更丰富的符号与概念。“消费社会的理论展现了社会形态从生产为中心的模式，向以消费为中心的模式转变。”〔1〕伴随这种变化的是人们消费逻辑和消费态度的变化，“个体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理解幸福的感觉:主要根据他们的消费水平相对于高消费层次的距离”〔2〕41。当今，消费社会已经从以商品形式占主导地位进入符号形式为主的时代，消费不再是一种物质的、纯粹的经济行为，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符号消费的文化行为。人们的购买行为、消费行为不单纯是为了产品的实用，而是关注形式与品牌，品牌因之成了一种经济和声望的象征。文化消费也日益成为一种标志和符号。 多样化的后现代文化需求促进了文化生产的多样性，生产力的发展也实现了文化的批量生产和目的性生产，文化被贴上商品的标签并与身份、地位、品味等联系在一起，这种“商品”的批量生产与迎合的特定目的，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降低了自己的层次，这样，所谓商品附加价值诸如身份、地位、品味等也随之贬值，困境由此产生。“在消费社会里，消费的目的并非以商品为对象，而是消费商品中所蕴涵的符号价值。对商品的符号价值的消费构建了新的文化认同方式，引发了具有消费倾向的文化认同感。”〔3〕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获得物品，而是通过消费实现自我、文化认同以及社会关系的意义。换言之，“我们是通过我们购买的东西和我们赋予所获得的商品与服务的意义来定义我们自身的”〔4〕456。“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5〕9。生产本身就是消费，文化的生产需要原料，而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化消费的原料已不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化所制造的某种物质形态。这时，“文化”已不是特定阶层或少数贵族成员所占有，而是社会各个阶层都能获得。“批量”的速度性与“迎合”的目的性也加快了消费的步伐，人们往往因此疲于奔命于物质，却又发现自己始终处于文化精神的边缘。文化身份蜕变为消费价值，消费者不知不觉中成为商品消费的牺牲品。后现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泛化使文化更加具有多样特征，而经济全球化以及传媒技术、立体音像的飞速发展又使文化面临单一化的挑战。 二、后现代消费时代的文化特征 消费社会是生活同质化与多元化并存的社会，也是信息社会和高科技社会。消费主体的感官享受取代了理性反思，后现代文化消费体现为人们的追求和社会理想行为标准不再是工作或劳动本身，而是以消费为衡量尺度的生活方式。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思想却愈加平面化和浅薄。 首先，文化的商品化和人的异化。后现代消费社会将文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文化不再依据其内在的精神价值为读者所欣赏，而成为可供消费的商品，文化已同其他商品一样，成为具有可销售性和可展示性的众多商品的一类。正如杰姆逊认为，“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 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6〕162。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文化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品。金钱和消费的逻辑渗透到文化市场的各个角落，充满诱惑的广告就成为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主宰着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动机，影视广告在编织生活美好图景的同时，也将人们带入心甘情愿的消费时尚和承诺梦想生活的超真实中，整个社会引诱消费者成为“上帝”而顺理成章使金钱和消费变作社会的统治力量，从而演绎了整个社会浓厚的功利主义氛围和拜金逻辑。“消费社会导致了人的本质的歪曲、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动以及文化文本和商品的相互占有。人成了商品消费和无休止的物欲追求的奴隶;在货币和商品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后面是身份、地位、人格、人的尊严和价值方面的等级化。”〔7〕消费文化的拜金主义倾向掩盖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费文化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主体与客体、个人与其消费的物之间已经融合无间，这种认同表明个人已完全被物化。消费文化提供给异化现实中的人们一种文化认同的假象，以此掩盖现实中身份的真正缺失。 其次，精神的平面化与感官愉悦。商品拜物教和消费至上的原则导致了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匮乏。 当消费而不是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金钱和商品及其附加的符号象征成为人们生活的惟一意义时，价值的混乱就不可避免。极度生产以及资源耗费，强大的消费主义不断刺激消费的欲望，不但造成了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也使人类在当代物质过剩中处于精神的贫乏状态。消费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整个社会文化转向享乐主义。各种娱乐节目、无厘头影片蜂拥而至，张扬着感官的愉悦与欲望，空洞无意义的内容大行其道，层出不穷的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搞噱头、娱乐至上。当“玩”和“乐”成为社会的文化思潮时，也意味着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衰落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的合法性危机。 再次，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后现代社会消解中心性和秩序性，倡导综合性、无主导的文化。在后现代文化消费语境中，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各类文化不断走向融合，体现了文化一体化世俗化的倾向。“如今，休闲、娱乐与文化已交织在一起，文化活动与娱乐活动已不再被完全分离开，同时，商品消费和文化消费也融合在一起，业余时间被视为文化、消费与娱乐合而为一的时间。”〔8〕126传媒的迅速发展造成新的文化霸权，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大众文化不断从价值层面驰入游戏层面，在虚无主义和低俗游戏中消费感性，并甘愿被传媒的一元话语所支配。#p#分页标题#e# 三、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话语转型 后现代文化消费甚嚣尘上，文化的商品化，日常生活的片断化，精神领域的贫瘠化，文艺表现力的匮乏，视觉影像造成的冲击都使文学理论的原有价值不断遭遇解构和危机。文艺为了生存而沦为商品，逐渐丧失了批判和否定功能。“边缘”话语的非体系性、反本质性也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挑战。文化消费时代文学理论话语也经历着选择与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文学理论的话语选择。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其研究范式业已发生变革。 文学理论不仅满足于基于当代文化发展的纯理论建构，已深入到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国内学者运用文艺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文艺消费的研究进入文化消费尤其是大众文化的研究，运用后现论和文本批评方法对媚俗、身体化、视觉化等消费倾向进行文化解读。文艺学视角的研究从某一角度进行深入分析，试图挖掘文化消费表象之下的社会文化根源，并较多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精神，明显地表现出对当今文化消费现状的忧思与反省。关于消费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有学者提出实现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合法转变，在意识形态层面消解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集权意识，打破经院文化独尊局面。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主动进入大众传媒，发掘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价值资源。 实现单一的精英话语向精英、公众话语的渗透、融合、交流与互动〔7〕。这些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和大众文化的思考展现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已走向自觉之路。 其次，文学理论的理性探索。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反观自身的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文艺实践的动向和问题。在消费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的冲击下，原有的文艺体制运转曾失效，纯文学陷入尴尬的困境，文学理论批评界都在探索文学的出路问题。1993年开始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更将消费时代文学去向何方的讨论推向高峰。论争的实质在于，如何面对和评价文化消费时代出现的新现象，以及知识分子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进行自我定位与身份认同。钱中文提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旨在弘扬人文精神、倡导人文关怀的初衷。这一文论始终立足于重建文学艺术的价值和精神，他说:“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 这是以我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施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9〕13学者们还对消费社会中传统文学与美学的衰落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进行了批判，对消费和消费主义进行了激烈抨击，认为“它们‘不断地引发自然、社会和文化上的各种生态灾难’，造成了文学的‘单向性化’。在此情况下，文学应当有对于消费时代的‘切实的生态关怀’，应当实践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统一，为人类营造一个‘绿色的精神家园’”〔10〕。这些争鸣都展现了文学理论工作者重建精神深度意义的情怀与努力，以及试图重塑社会启蒙者的身份追求与理论尝试。 再次，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9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理论界出现了诸多复杂的变化，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切实地感受到了文化消费的主导地位，在传媒的迅速发展下，传统的文化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逐渐消泯界限。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导致消费主义理念渗透各个方面，表现为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不断加剧。文学理论在此阶段做出了各种理论话语探索，摆脱被边缘化的身份，以融入社会现实的发展以及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文学理论界开始广泛关注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学者们比较客观地评价大众文化，从单纯地批判大众文化的媚俗性和商业性转向探讨大众文化的走向、如何引导和提升大众文化的品格。在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流派不断引进的同时，如何摆脱盲目西化的困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文论失语症”一度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由此引出当代文论体系的建设、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及全球化时代如何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理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表现了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以及学者们对文学理论现状的反思，也显示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古今、中西、体用等方面的文化冲突。随着90年代后期社会重大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文学理论界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学者们走出文学文本，文化批评成为展示他们积极应对现实问题的重要方式，体现了文学理论话语的实践化与当代性以及批评功能的增强。 四、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前景 后现代消费时代造成的人文精神失落，文化价值失衡，以及欲望化、感官化、无深度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何为?文学理论话语如何发挥其积极的批判价值与意义?在文化荒漠化和媚俗化的洪流中，当代人如何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重新建构?如何进行文化精神的启蒙与重建?在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消费活动不再富于人性的、有意义的创造性的活动，而成为被异化了的活动。消费主义正在迅速地改变和塑造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追逐消费的同时，也掉进了消费制造的迷阵。因此，民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逐渐被取代，并被全球化及其所倡导的消费主义理念所占据。文化消费以欲望满足为特征，本身具有虚幻性，导致人们生存意义迷失，从而瓦解了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使社会个体陷入认同虚无的文化焦虑。“当每个个体在灵肉濒临崩溃、身份焦虑的同时，只能在文明内部冲突的现实压力下寻求妥协的身份。因此，文化寻根就成为现代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个体就变成时刻追问自身存在根基的生存者。”〔3〕而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即主体与他所归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 在当代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也同样面临着身份焦虑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某种困境，但也表现出文论界渴望突破难关、建构起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文论话语的迫切与热情。时胜勋从身份的角度探索了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思想史意义，认为文艺学学科反思具体围绕历史路线和学理路线展开，文艺学学科理论反思否认有一成不变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对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也加以质疑，学科建设经验表现出流动性特征，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引发了文论身份的重组与重构，并为文论身份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域〔11〕。朱立元提出“立足现代文论新传统”、“借鉴和吸收中西文论资源”、“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相结合”的文艺学建设与发展方向〔12〕，陶东风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金元浦提出“文化研究”的文艺学构想，曹卫东提出“跨文化维度”的重建文艺学的构想，高小康提出“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的文艺学构想，陈晓明提出“理论无国界”即“历史化与批评化相结合”的文艺学构想，杜书瀛提出“发展多形态的文艺学”构想等。#p#分页标题#e# 理论工作者们应审时度势，一方面不因消费时代的流行浪潮以及商品化、欲望化冲击而茫然失措，另一方面则应深入分析文化消费背后的运作模式，展开当代文艺思潮与文化理论批判，进行真诚地反思、分析与批判，指出当代文学面临的困境与危机，从而拓展文学理论的话语，发扬理论工作者见识敏锐，与时俱进的一贯风格，将颓废、充满欲望、无深度的文艺状况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承担起建构时代精神价值的重任。文学理论工作者应考虑如何建构更加活跃、富有人性和创造性的文学理论，从而改变文学理论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 近20多年来。文学理论不断拓展边界，逾越文学的领域，和人类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相交叉。甚至文学批评的对象，也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包括文学与非文学。如今，文学理论界对西化和苏化的历史进行了反思，开始注重文学理论的本土思想资源，从而开始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文论。从根本上说，文化认同是当代文化的自我重建活动，这种文化的自我重建活动首先要穿越物化的屏障，重建意义的深度模式。当前文学理论如能融合或吸收优秀的西方理论，努力寻找并阐释本土理论的文化价值与意义，运用充沛的理论资源，以历史、实践和当代为基础，成功地建构起自己的理论话语时，主体、自我的文化身份才能真正实现重建与新生。 如果文学理论仅是泛化的评介国外的理论，缺失自己的声音，还是会如走马观花，匆匆而过。如果一种理论术语架构比较完善的理论，没有在学术批评或教学实践中发挥真实有效的作用，那还是如纸上谈兵一样，与任何抽象、思辨的理论一样将会成为历史的过去。因此，文学理论研究应实现其实践的品格和科学的精神，积极介入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结合批评主体的自我反思、生存或体验，从而促使接受主体发生转变，这样，理论批评的积极效果才会产生，理论界的现状才能真正得到改变。 同时，文学批评理论的价值也应得以发挥，引导接受主体去思考、体验、相遇，从而创造具有真正人文精神的理性话语。而且，在后现代文化生态语境中，理论存在状态是多元共生、众声喧哗，文学理论批评更需在文化研究和全球化背景中与时俱进，立足本国文化资源，吸收多元文化色彩和特质，从而发挥文学理论特有的审美价值与魅力。
[关键词]都市化 消费文化 生产与消费 精神生产 文化消费
〔中图分类号〕G0；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1-0119-07
与农业社会相比，城市最显著的功能与特征即它的消费性。与传统的城市消费相比，在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财富、文化资源在都市空间的高度集聚与迅速膨胀，不仅直接刺激了都市化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也使城市社会固有的消费功能获得了极大的提升甚至是升级换代，以至于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从群类到个体，从历史文化到自然遗产统统被卷入到消费、消费、再消费的潮流中。这既是当代被称为消费社会、消费文明，也是都市消费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迅速升温的根源。综观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研究，其突出问题可概括为“跟着西马走”（如卢卡奇、波德里亚、霍克海默等）与“跟着感觉走”。前者忽略了作为母体、比子孙更高瞻远瞩的父系经典理论，未能从社会生产的总体性与历史发展角度探索出适合中国经验的当代批判话语；后者则基本上割裂了或完全不懂得马克思揭示的消费与生产的内在关系原理，直至沦为毫无理性反省能力、随波逐流的欲望化了的时髦文化批评。要想真正完成解释与批判消费社会现实与文化经验的理论任务，在当下急需以都市化进程为现实背景，重温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理论，并从对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的总体把握与发展创新角度建构出其当代形态，由此为消费文明时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框架。
一、对马克思“生产―消费”关系理论的再认识
在红尘滚滚的消费社会中，人们面临的首要困惑源自生产与消费关系的错乱。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社会生产结构在总体上重生产、重积累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向重消费、重流通的后工业社会或消费文明转型的直接表现。按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社会生产结构在逻辑上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要素，[1] （P91） 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中对它们又分别有所倚重。以民族而言，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侧重于‘生产’，而希腊商业文明则侧重于‘交换’等。以时代而言，古代社会在总体重‘生产’，如资本主义早期的清教伦理、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勤俭、节约’意识形态；而当代世界的主潮则倾向于‘消费’。”[2]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当代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速中升级为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直接相关。城市越大，集聚的人口与财富越多，城市的消费性质与服务功能就越明显，这在农业社会的大城市（如中国北宋时期的东京、南宋时期的杭州）已有充分的表现。而在当代随着人口、财富、资源向大都市与城市群的迅速转移与高度集聚，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都市社会固有的消费性质与功能，另一方面，也直接带动了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生产向消费形态的倾斜与转型。正如罗维斯所说：“随着人口的日益城市化……斗争已从生产领域（商品生产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转移到再生产领域（即维系稳定的城市生活的水准，如果不是提高的话）。”[3]（P147-148）
在世界城市化的当代背景下，由于现代服务业与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使人们在观念上特别容易遗忘生产与消费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必然要忽视或否定生产要素及其种种物化形态在实践上的重要性，这是消费要素与行为在后工业社会中被高度重视乃至无限拔高的根源。以城市经济为例，是过分强调第三产业对第一、第二产业的优势，并以之作为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理论研究上则以“消费资本化”为代表，核心是“消费能产生资本，消费者因此能成为‘资本家’”。[4] 其最极端的表现则在被中国文化研究者推崇到极点的波德里亚。后者用了一系列的终结――“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这是能指/所指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知识和意义的积累、复合话语的线性意义群成为可能”；“这同时也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社会积累和生产成为可能”；“这是话语线性维度的终结、商品线性维度的终结”――来形容他眼中的消费社会，并得出“生产时代的终结”这一关于当今世界的宏大叙事结论。[5] （P6-7） 正如所有“说大话”、“说狠话”、“说过头话”的宏大叙事一样，波德里亚直接宣布作为社会生产结构四要素之一的生产环节走向终结，也明显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学理问题以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心态问题。因而，对此需要加以订正的是，说消费的重要性在后工业社会中得到极大地提高，甚至在某些领域与方面已占据了主流地位，是未尝不可的，但至于是否可由此推出“生产时代的终结”，则需要进一步的推敲与小心求证。
要想在观念上真正解决这一重要的认识问题，需要重温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精辟阐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表述为三个方面。首先，生产决定消费，因为“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任何现实的消费活动总是要以生产、分配、交换环节提供的生活资料为基础与对象。正如俗话所说“镜子里的烧饼不能充饥”，马克思把这一点称为“肤浅的表象”。他指出：“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1]（P6-7） 其次，“消费也是生产”，因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并不是“同一的东西”，而是“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有机整体，其相互之间远远超出简单的机械作用关系。如马克思说：“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1] （P17） 这是马克思以其时代蓬勃发展的工业文明为现实背景的理论创造。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相比，以工商业与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使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以及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推动作用逐步展现出来。这是马克思更看重“消费也是生产”的主要原因，也是具有深远的面向未来意义的科学论述。再次，是生产与消费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依存原理。马克思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6] （P9） 在某种意义上，这代表着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高认识与理论境界，其精髓即消费与生产是互为存在的矛盾统一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脱离对方而单独存在。就此而言，所谓“生产时代”单方面的终结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同样也等于“消费时代的终结”。这就为我们清理各种片面的、极端的消费理论提供最具现实价值的理论基础以及最直接的批判武器。
对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原理的重温与再认识，既不等于无视在都市化进程中日益壮大的消费文明现实，也不等于彻底否定当代消费社会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所做的某些敏锐分析与尖锐批判，而是要通过对被其扩大、吹胀了的部分的消肿、还原与批判性建构，将消费社会与文化研究有限的合理性与有效的应用范围真正确定下来，为科学的、全面的认识与研究提供理性的基础与合法的框架。
二、生产与消费的历史变迁与当代阐释
在某种意义上，“消费也是生产”、“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6]（P12） 等命题，是马克思消费理论中最重要的“硬核”与最闪闪发光的“慧识”，构成了我们研究当代消费社会发展与消费文化生产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马克思消费理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一个天才的理论预见，由于资本主义大生产仍在发挥着决定与支配作用，由于后工业社会与消费文明社会在其时尚处于萌芽状态与低级阶段，因而其对社会生产直接的现实影响与重要性也就不可能充分表现。这也是当时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不理解“消费也是生产”的主要原因。但随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后工业社会兵临城下，特别是以都市社会为中心、消费环节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马克思“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才找到了充分展示其思想内涵的广阔现实土壤，并在后工业社会或消费文明时代一洗历史尘埃，焕发出灿烂夺目的真理光辉。对生产与消费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形态进行考察，既出于推动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中国化的内在需要，也有利于正确认识与把握这个消费声浪越来越喧嚣、一浪高过一浪的现实世界。
首先，城市的发生与发展既是生产与消费走向对立与更高矛盾状态的始因，也是推动整个社会生产从生产向消费环节转向的主要机制与力量。从起源上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社会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7] （P56）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8] （P390） 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人类在聚集空间与生产实践上的重要分化，具体是生产要素在以农业文明为母体的乡村社会中成为主体，而消费要素则在以工商业为基本象征的城市空间中获得了高度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最初的城乡区别恰好构成了消费与生产分裂的第一种现实形式。尽管城市的工商业与城市化水平有历史的与现实的差异，但其消费本质始终如一。以马克思・韦伯划分的城市类型为例，尽管他根据经济因素把城市分为“消费者城市”、“生产者城市”与“商人城市”，但从起源上看，“起初凡是城市作为一个同农村区分的实体出现的地方，不管是领主或王公的居住地也好，还是市场所在地也好，城市都是具有两种性质――家族和市场――的经济中心……是市场定居点”，因而“城市或多或少都是消费者城市”。即使是他命名的“生产者城市”，由于“工厂、手工工场或者家庭工业在城市之中扎根”，在实际上也主要是指“它们供应外部区域”或“它们的商品输送到外面”，[9] （P567-568、P570） 而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有本质的区别。这在逻辑上恰好说明交换、消费等非生产性要素一直是城市的核心功能与主要形式。又如经济史学家将中国古代城市划分为政治型与经济型，前者以开封为代表，“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没有成为独立的力量，封建性超过了商品性”，“充满了腐朽、没落、荒淫、腐败的一面”，后者以苏、杭为代表，其“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流露着“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10] （P158） 尽管在政治型城市中工商业或消费市场受到较多的压抑与限制，但雄厚的经济基础与众多的城市人口仍使其在整体上倾向于消费而不是生产。以清代都城北京为例：“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20世纪初，城内有常住人口70.5万人，其中专享俸禄的八旗子弟和官员、差役、兵勇等非生产人口达28万人，占到全部人口的40%。正是这样庞大的消费群体和较高的消费水平，大大刺激了北京的经济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与娱乐消遣相关的手工艺、戏曲、书画等文化娱乐业的发展。”[11]（P121） 由此可知，城市一直是推动社会生产从生产转向消费的主要机制与力量，城市化进程越快、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的空间与人口规模越大，其社会生产总体上的消费性特征就越明显。而消费社会在当代的出现与迅速发展，则与当今世界城市人口即将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12] 特别是大都市与城市群人口的迅速飙升直接相关。
其次，当代城市人口与空间规模的扩张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消费功能与水平，使生产与消费以更加复杂的方式相互缠绕在一起，这是人们在研究当代文化时“只见消费”、“不见生产”的主要原因。按照阿尔温・托夫勒的看法，人类至今已经历过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次是历时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第二次是至今三百余年的工业文明，它们对人类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变迁产生了至为关键的重要影响。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而言，在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中，大多数人的生产和消费是一体化的。工业文明的第二次浪潮把人类的生活劈分为两半，造成了生产和消费的分裂与对立。在作为第三次浪潮的后工业社会中，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既不同于第一次浪潮中的简单纯朴，也不同于第二次浪潮中的泾渭分明，而是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态势。托夫勒提出的“消费者的生产力”与“产消合一者”等概念，就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创造财富”或专业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而为一，是后工业社会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托夫勒曾以自测怀孕器的使用为例指出，1970-1980年代以后，数百万妇女取代了医生和化验室的工作，“这个自助运动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它代表了从被动的消费者成为主动的产消合一者”。[13] （P26） 以“自助运动”为例，其意义决不仅是“自己动手干活的趋势”；它表明“消费者更紧密地卷入生产过程之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传统的区别消失了”，预示着“生产转向经济的第一部类”，并具有“改变市场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改变我们整个经济思想”、“改变经济冲突的基础”等重要意义。[13]（P370、P375、P379、P381） 在逻辑分析上，托夫勒的三次浪潮社会理论，恰好在经验层面上印证了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具体言之，生产决定消费（“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对应于“民以食为天”的农业文明时代，其核心即只有首先创造出大量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下》）的大同理想；“消费也是生产”（“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对应于“市场也是生产力”的工业文明，其主题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化及其在市场中的“二度创造”，对于物质生产与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则将当代消费文明或后工业社会的本质与深层结构充分揭示出来。这不仅表明生产与消费要素在逻辑上更紧密地相互缠绕在一起，凭借传统的感觉或简单理论思维已无法把握其深层的内在联系，同时还揭示出生产与消费环节在现实中已超越了两者非此即彼或泾渭分明的低级形态，并借助人类个体与社会更高的发展阶段实现了社会生产诸要素新的和谐与统一。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以消费为核心的都市生活使人越来越远离了实际的生产领域，但却不能因此而得出生产环节已经终结的片面结论。在物质生产上，尽管消费环节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功能日益突出，但总体上“让百姓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依然任重道远。”[14] 在精神生产上，可以读者中心理论为例，传统的作家中心让位于读者中心既是消费时代的附属物，也是这一理论宣扬“作者死了”、“无原本的复制”、“所有一切都是类像”[15] （P32） 的根源。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作者的写作、作者创造的原本等生产过程或产品在前，后现代的“读者中心”、“复制”等同样是不可能获得其生产对象的。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例，尽管其文化评书可以增加许多有趣的噱头和花边，但如果没有《论语》、《三国演义》等原本及其强大的生命力，实际上也是不可能有当代这些文化说书人的再生产与传播实践的。由此可知，在消费时代，生产仍在继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并没有终结，而只是两者的结构关系有所改变，或者说生产与消费要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为有机地统一起来。
由此可知，对于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而言，一方面，它以消费与生产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依存原理为基本逻辑框架，另一方面，又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有机整体”为总体理论背景，因而完全不同于当代消费文化研究者对消费功能的神奇夸大与无限吹胀，后者充其量只是对马克思“消费直接是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消费浸入精神生产”等命题片面理解与发挥的结果。特别是从自然环境保护与精神生态建设的角度，对当下理论界与社会思潮中日益泛滥的消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反思十分必要。只有同样认识到生产环节的重要性，真正理解了消费与生产的内在关系，才能深入地把握住消费社会表象之下的深层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我们认识消费文明的本质，以及当代人正确理解与科学阐释他们的生活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哲学基础与科学方法。
三、消费时代的精神生产新变与文化消费异化
在某种意义上，消费的逻辑不仅强烈改变了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也深刻地影响到当代的精神生产过程。如果说前者的主要特征是高新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对现代工业体系的有力挑战，与那么后者则直接体现在“实用”与“审美”、“经济”与“诗意”、“功利”与“非功利”等一系列传统矛盾在当代都市文化中的化解与有机结合上。从总体上看，如果说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离始于城市与乡村的分裂与对立，在漫长的历史中，如同资本主义敌视诗的道理一样，经济发达的城市一直是精神生产的障碍甚至是桎梏，而大自然与乡村则多成为文学艺术表现与审美创造的对象，那么也可以说，在都市社会这一更高的发展阶段中，原本由于城市出现而分裂的“物质”与“精神”、“实用”与“审美”、“铜臭气”与“人文气”正在走向新的综合与统一，文化资源成为生产对象、文化生产成为生产力要素、文化市场成为更有活力的经济空间，以及文化消费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日益增加是其重要标志。这一进程的后果是两方面的，也是在当下急需加以研究与关注的。
从积极的方面看，主要是文化生产的经济功能得到充分发展。原本与经济活动关系疏远甚至相互敌对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在当代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有着重要实力与远大前景的生力军。对于整个社会生产而言，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合一增加了生产资源与劳动力要素，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多样性并现实地创造了巨额的社会财富，为当代人的生存与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与现实可能。与此同时，精神生产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产生了更为积极与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以“旧型工业化”为主导的传统城市化模式，由于地理空间、自然资源的空前紧张正在陷入巨大的发展困境之中，逼迫城市必须通过寻找新的资源、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在知识经济时代，除了依靠高新科技研发的新能源、新材料之外，一直被看作“只消费不生产”的精神文化摇身一变为财富神话的创造者，并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软资源”与文化生产力要素，使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成为现实，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源与新方向。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使文化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当今世界异军突起，成为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调整经济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的有生力量。但从根本上讲，文化产业与现代服务业是消费而不是生产，侧重于对人类已有物质生活资料与财富资源的交换与分配，而不是直接与自然对象打交道、可以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实践。它们的存在主要依赖于已积累了大量财富与消费需要的城市，本身只是当代社会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的现实表现。而由于消费的扩张总要建立对生产环节的挤压与排斥上，因而必然要打破两者之间固有的平衡与秩序并导致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这表现在物质生产上，是恶性地消耗自然资源与环境，表现在精神生产上，则是一种更为加严重的文化异化现状。
从消极的方面看，则是精神生产的精神本性被“物化”与“异化”。在传统社会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鸿沟，本身就是后者可以超越物质层面、实现精神生产目的最重要的条件与基础。如现实主义文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现代主义艺术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抗议等，其核心思想就是“审美的无功利性”和“文学艺术的批判现实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已开始试图弥补两者之间的对立，但由于生产环节的重要性而一直未能如愿以尝。但在当代以都市为空间基础的大众文化中，则迅速实现了精神生产的物质化与消费化进程。不仅那种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精神生产被迅速地物化或异化，那种不直接满足生理刺激与本能欲望的审美精神也同样不复存在。其直接后果是出现了作为劳动异化的延伸形式与当代形态的“文化消费异化”，具体言之，“人们消费的低俗文化对象越多，他们实际上享受到的精神价值就越少；人们对这种粗放文化消费品占有得越多，他们人性中的文化就更加苍白。也可以说，他们越是消费，他们就越丧失消费的能力，并且在心灵上越来越饥饿”。[16] 由此可知，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尽管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建设得都比较好，但由于文化消费的这种异化现状，因而既不能保障都市人可以过上一种真正有质量的当代生活，同时也没有使大都市与城市群实现“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城市本质。[17] （P7） 在这个意义上，都市社会在精神生产上存在的问题，与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面临的挑战是同样严峻的。
在被消费的逻辑严重扭曲的当代精神生产中，尽管可以给城市本身的物质发展增加份额，但由于其所带来的文化异化反过来直接败坏了城市的本质，因而又从根本上威胁着都市化进程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应对过度消费化给城市肌体与功能带来的创伤与阴影，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的本质属性所作的研究与重要论述。其要点有二：一是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差异性，他在批判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时曾以讽刺的口吻指出：“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18] （P298） 二是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高度去阐释作家的艺术劳动。如王元骧指出：“他对于文艺的价值，也正是从这一思想高度和思想背景，即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的方面来进行阐释和评判的。所以他认为对于作家来说，作品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也就不成其为诗人了’。他痛斥资本主义社会使作家创造失去了自己的目的而变为仅仅为了谋利的时代，使‘非生产劳动者’变为‘生产劳动者’，而仅仅为资本、利润来进行创作，提出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他‘决不应该只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所以有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19]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西方学者费彻尔所说：“马克思认为幸福的集中体现就是活动、积极性，而不是消极的消费。”[20] （P116）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仅表明在理论上过分强调精神生产的消费化是错误的，同时在实践中完全将精神生产等同于物质生产也会使都市精神生态出现严重的污染与问题。
都市消费文化对当今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总体影响构成了我们阐释与批判消费文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对都市消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如同大城市与都市群对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样，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高级精神形态与当代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话语中心的都市文化，同样使当代精神世界、特别是在文化消费上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都市化特征。另一方面，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因而如何在都市化进程中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正在成为在当代语境与现实背景下实现人自身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总之，在到处充满了熙熙攘攘消费声的都市社会中，一方面以马克思的生产消费原理为基础，才能深刻地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本质以及把种种错误的反映、认识与阐释清理出去，另一方面，借助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为指导，才能消除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必然遭遇的文化与精神异化，使城市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发展走上和谐与科学发展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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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生态”悖论；消费自由；消费公正；伦理意蕴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7—0106—04
党的十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不仅是生活方式及消费方式的变革，更是消费目的与消费本真的回归，体现了消费的生态化走向。消费是确保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方式，而人类的消费是以一定的生态损耗为基础的，是自然过程。因此，消费与生态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一方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以生态损耗为基础，另一方面，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则必须以生态的可持续为前提。消费与生态之间以各自的张力构成了“消费—生态”悖论（consumption-ecology′s paradox）。正如学者指出的，“在现代化建设中存在这样一个悖论：似乎只要从事现代化建设，就必然导致物质主义的生发和张扬，并进而会导致伦理道德的沦丧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要保护和维持已有的伦理道德和生态环境，就只能牺牲发展和忍受贫穷。消费社会更把这个悖论深化了”①。这个悖论是导致生态时代的消费问题的逻辑前提。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消费的无限性与生态的有限性的矛盾关系，迫切需要我们从伦理学视野破解这个悖论的理论内涵和历史影响，探究消费方式生态化的实践途径和具体方式。
一、消费悖论与生态悖论
悖论原本是一个逻辑学的范畴。自古希腊说谎者悖论诞生以来，悖论就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逐渐从逻辑学范畴扩展到其他的领域。悖论的英文是Paradox或Antinomy。“Paradox”的原意是指“同人们通常的见解相抵触的理论、观点或说法”，它既用来表示超脱世俗、似是而非的科学论断（即所谓“佯谬”），也用来指称越规违理、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即所谓“谬论”、“两难论”）；而“Antinomy”则是指“自相矛盾的语句”。在历史上，悖论包括了一切与人的直觉和日常经验相矛盾的结论。它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为逻辑悖论。它指的是，有命题P，如果断定它是真的，那就可以由它推出命题P是假的；如果断定命题P是假的，又可以由它推出命题P是真的。第二种为佯谬。某些论断看起来好像肯定是错误的，但实际上却是对的。如“白马非马”、“鸡三足”等。第三种为谬论、两难论。某些论断看起来是对的，理论似乎非常充分，似乎非常符合逻辑，但实际上却是错的。②
消费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生存与发展。人们通过消费活动，获得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消费越多的商品就越能帮助人类更好地生存、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让人类更幸福呢？答案并非如此。在消费社会，人类的生产生活超出了基本生存需要的范畴，消费的真实目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的内容由单纯对物的需求演变成对物的符号价值的追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驱使人们在幻想与实际中成为消费者，消费者在消费中迷失了自我，背离了消费的真实目的，出现了消费悖论。
生态悖论最先是在1997年由西南农业大学88岁高龄的叶谦吉教授提出来的。他认为，生态悖论是指一切有悖人类、自然及社会这个有机统一整体协调发展的错误理念。可见，生态悖论是相对于人类、自然及社会这个有机统一整体而言的，要求它统一整体协调发展。③生态悖论现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矛盾性。人与自然之间是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的开发与利用；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开发与利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不然必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改造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是矛盾的两面。如果只一味地开发与利用自然，必然导致生态悖论现象。二是不协调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生态悖论现象的出现表明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三是急功近利性。人类为了追逐眼前利益，不惜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必然给自然界和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
生态悖论现象的产生是人与自然矛盾作用的结果。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以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矛盾斗争的实践，表明了其产生的客观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从主观上讲，生态悖论属于人类认识论的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运动和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认识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得出与事物本质、客观规律相悖的认识。
消费悖论是人类消费行为超过自然生态容纳、承载限度所导致的，并由此必然带来生态悖论。而消费在一定意义上是延续人类文明的重要手段，生态则是人类延续文明的重要基础，二者缺一不可。消费与生态关系的失衡，必然导致“消费—生态”悖论。
二、“消费—生态”悖论的深层逻辑
“消费—生态”悖论所赖以存在的前提是：消费是无限的而生态是有限的。其意涵是：消费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如若没有道德对其制约，欲望性的无穷消费必然导致物质主义的生发和消费主义的张扬，进而导致伦理道德的沦丧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生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要保护生态环境，也需要道德的审慎力量，否则就只能妨碍消费、忍受贫穷和牺牲发展。
“消费—生态”悖论表面上看是生态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而实际上，它的背后隐藏着深层逻辑。从思维层面看，它是人类工具理性的高扬；从社会层面看，它是经济发展目标单一化的后果；从个人层面看，它是人的需要异化的特征。具体来说，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1.从思维层面看，“消费—生态”悖论是人类工具理性的高扬
“消费—生态”悖论在表面上是消费、生态矛盾作用的结果，在更深层次上，它是特定思维方式的产物。“消费—生态”悖论的产生与近代以来人类理性复兴及其工具理性的高扬密不可分。工具理性是一种以手段有效性而不是目的合理性为宗旨的思维方式。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工具理性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它有效地提升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扩大了人类活动的领域与范围，推动了人类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类的主体地位。然而，由于过度张扬工具理性，导致了工具理性霸权，工具理性成为了衡量一切的尺度，甚至是唯一尺度。霍克海默明确指出：“当理性放弃了自己的自，即不能就人的生存问题说出什么来，不能从内容上对这些问题表示什么态度，不能从关心人类解放、指导人类认识的意义上来说明行动的目标，而只关注于用何种工具和方式对自然界进行最有效的征服时，理性就成了一种工具……它的行动的价值，即它在控制人和自然方面的作用膨胀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④在工具理性的作用下，消费不再是维持人类满足基本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方式，而是成为了人类满足过度欲望的工具。在工具理性过度高扬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生态耗竭的时代。
2.从社会层面看，“消费—生态”悖论是经济发展目标单一化的后果
传统的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增长和数量扩张为单一目标，弘扬经济理性，打破了经济发展与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经济理性是近代经济学鼻祖英国人亚当·斯密1776年在《国富论》一书中最早提出来的，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涵：第一，从主体角度讲，经济理性主张以人的本能为尺度进行社会活动，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第二，从价值的角度讲，经济理性注重商品交换中的经济价值，追求经济价值最大化；第三，从目的合理性角度讲，经济理性是一种支配目的合理性的工具理性，它仅仅关注以有效的手段是否达到了既定的目标；第四，从理念上讲，经济理性坚持以经济效应最大化为指向。在经济理性的刺激下，人们在消费领域逐渐突破了“够了就行”的原则，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则，更多意味着更好。在经济理性主导的传统发展观中，消费不再是人们为了生产生活的正常活动方式，而是成为了实现资本继续增值、经济持续增长的新的生产力，“不消费就衰退”逐渐成为共识。从此，消费与生产、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济发展目标的单一化必然会破坏生产、人的需要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而导致“消费—生态”悖论。
3.从个人层面看，“消费—生态”悖论是人的需要异化的特征
人的需要原本来自于人的内心的真实意愿和兴趣，是一种自我生成的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原本是人存在的方式，也是自我实现的必由途径。但在异化社会，劳动的异化蕴含着人的需要的异化，意味着人需要劳动不再是出于对劳动本身的需要，而是为了劳动之外的生存需要。这是一种出于人的本能的动物性的需要。需要关注的是产品，而不再是活动过程本身。对生存的关注必然体现在对产品的占有上。在商品社会，产品被它的符号——货币所取代，对产品的占有转化成了对货币的追求。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确证的产品，其享用应以享用者具备相应的本质力量为前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享有产品的人并非具有相应的本质力量，在原本无力享用却人为强制占有的情况下，享用者必然会采取与对象本身不符的方式或手段，造成了对消费对象和人的身心的破坏。如果人的需要完全脱离了对劳动本身的需要，而是以对物质产品的不断占有为中心，那么人的需要就沦落为动物性的需要或异化的需要。异化的需要试图通过对物质产品或商品的高度控制与占有来获取所谓的“地位”。由此必然形成“消费—生态”悖论。
消费社会作为一种交换结构，是建立在某种符号和区分的编码基础之上的。人们对消费的需求不再是停留在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上，而是更加关注消费品所象征的身份地位、流行时尚等符号价值。消费的符号化使得对物品使用价值的需要演变为对物品符号价值的追逐，对物品实际价值的渴望演化为用虚拟价值堆积起来的符号的热捧。财富和物品“构成了一个全面、任意、缜密的符号系统，一个文化系统，它用需求及享乐取代了偶然世界，用一种分类及价值的社会秩序取代了自然生理秩序”⑤，而符号消费需要大量的物品来不断地更新、维持符号价值的存在，必然有许多新的流行产品取代一些“落伍”的产品，以此来保证符号的意义层出不穷，不断满足人们的符号消费欲求。然而，每一次符号消费的过程，都是来自自然生态的原料的不断攫取，消费废物的不断丢弃的过程。由于符号消费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忽视，必然导致对自然的藐视和忽略，自然生态不过是不断炮制符号价值的工具而已。消费的“符号化”，一方面导致人们在盲目的消费中迷失了自己，失去了对人生幸福的思考，颠倒了人生目的和手段的位置，人们在享受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陷入了难以挣脱的精神上的空虚和迷惘；另一方面，由于消费欲望的无止境和符号消费的无限性，严重违背了生态学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人们自己也忘记了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一份子应有的伦理精神，也迷失了自身在宇宙世界中的价值坐标，破坏了人类自身的生态生存，陷入了海德格尔所称的“被抛入世界”的无根状态，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恶心”。
三、道德制约消费的可能性
面对越来越难以成为人类依靠的生存环境，人类除了有对自身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对人类未来生存境遇忧虑的本能反应外，是否还应该增加些对自身消费行为、消费逻辑的理性自觉与伦理审视？消费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它是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反映。在现实生活中，消费什么、消费多少，不仅受个人消费能力的限制，而且受消费伦理观念的影响。即人们消费多少、怎样消费也是道德伦理问题。“消费—生态”悖论的产生，充分暴露了道德约束、监管的乏力。
市场社会遵循的原则是资本的运行逻辑。从现实看，拉动内需、鼓励消费的政策安排和制度设计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社会以禁欲和节俭为美德的传统消费伦理观。在市场社会里，资本的运行逻辑造成了需求世界和供给世界的分离。生产与消费绝不仅仅为满足人的实际需要了。市场经济造成了庞大的商品堆积和被物包围的世界。当供给与需求具有直接同一性的时候，生产与消费之间就不存在相互构造的问题。即有什么样的生产，也就有相对应的消费。然而，在市场经济中，供给世界与需求世界保持了相当的张力，为二者之间的相互构造奠定了现实基础。一方面，欲求世界对供给世界的构造是虚拟的、可能的。虽然人存在占有和表现的欲望，但是它同样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供给世界对欲求世界构造是现实的。欲求世界对供给世界的构造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如果没有占有和表现欲望，即使有庞大的商品堆积，也不可能开启全面的消费运动。
市场社会是物质丰裕的社会，物质丰裕总比匮乏要好。因为人们始终想往：创造财富就是创造幸福，占有财富就是享受幸福。而正如波德里亚所说：“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环境史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⑥不断增长的物质世界等待着人们去消费。令人费解的是，市场社会里的消费创造了使人幸福的前提，为何却并没有创造幸福本身？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反思和追问并没有成为人们集体行动的逻辑。
在消费社会，消费欲望的总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自身和自然生态的承载限度。大量的消费实践表明，消费欲望的膨胀和满足并没有带来人们向往的和谐和幸福。试图通过消费数量的几何增长以全面提升幸福指数的努力是徒劳的。人们的占有和表达欲望连同实现这些欲望的社会设置暴露了诸多的危机。重思消费合理限度和合理消费边界的社会运动成为了消费发展的必然要求。
消费自由是消费主体自觉、自主和自愿的消费行为。消费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等，选择不选择、接受不接受商品和服务，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而所谓消费公正是指消费权利与消费对应的一种均衡关系。自由和公正都是人们的永恒追求。但是在自由和公正的紧张关系中，自由往往具有优越性。在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崇尚的经济自由往往容易走向经济自由主义，从而带来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层严重等现象，而经济公正正是对经济自由主义所带来后果的反思和修正。在消费领域也同样是如此。消费自由也具有相对于消费公正的优越地位。消费自由的张扬导致了代内和代际的不公正。
正是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失衡造成了“消费—生态”悖论，造成了深重的意义危机、人性危机、生态危机。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失衡，往往容易使人们高举消费自由的口号，肆意地放纵着无止境的欲望，并以物态的形式迅速地膨胀，造成人们对生存与发展状态的空前紧张。人的消费目的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享受幸福，然而，“我们现在的消费欲望已经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本来，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为了使人过上幸福和满足的生活。消费只是达到目的，即达到幸福的手段。但现在消费变成了目的本身。对消费不断增长的需要迫使我们不断去购买，从而使我们依赖于这种膨胀的消费需求，依赖于那些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人和机构”⑦。消费在本质上已成为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消费成了目的本身，幸福就是消费更多、更新、更好、更贵的商品。在这种消费目的与消费手段的颠倒关系中，消费已经不再是满足人的基本生存与发展的正常行为，而是已经成为了难以控制的病态行为。
伴随着消费意义迷失的是人类自我的迷失。在消费社会，人不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人的价值只存在于消费与享受中，不再具有主体价值，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彻底丧失了。“在那里，消费不是为了满足正常需要，而是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和尊严，而是为了和享乐；个体不是把群体和社会当作家园，而是看作牢笼和地狱。人们普遍地感到空虚无聊、生活的无意义，浮华的外表下掩盖着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机。”⑧过度追逐物质消费的人类，逐渐失去了精神追求，丧失了基本的评价、反馈能力，在消费上只是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几千年与自然交往中形成的朴素、和谐道德被抛弃，尊重自然、珍爱生命等生态理念也早已经被消费“占领”了。
与此同时，消费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也走向了失衡。在正常的社会—生态系统中，消费与生态之间应该保持着良性循环、适度平衡。人类的美好生活不仅需要一定的消费，更需要良好生态。然而，现实却是“我们的消费者生活方式供应的像汽车、一次性物品和包装、高脂肪饮食以及空调等东西——只有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才能被供给。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依赖的正是巨大和源源不断的商品输入。这些商品——能源、化学制品、金属和纸的生产对地球将造成严重的伤害”⑨。高扬的消费自由催生了过度的消费行为，过度消费导致了资源枯竭、物种灭绝、环境退化，生态平衡被打破。
“消费—生态”悖论反映了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复杂关系。表面上，消费自由崇尚消费主体的不受强制性，似乎与消费公正无关。与动物的消费活动不同，人的消费则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同时也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更为重要的是，人的消费目的和意义在感官满足和生命维持的基础上，朝向人性的丰富和完善、人的自由和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消费是具有意义和价值维度的行为。而公正作为处理公共关系的伦理，凸显的是社会成员交往中的恰当关系。消费中的消费产品、消费方式、消费过程等都与社会和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消费也是公共关系的一部分，难以免于公正与否的道德评价。
虽然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消费自由的权利，但是每一个人的消费自由又是与平等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了平等，消费自由就失去了普遍性特征，也就没有了消费公正。因为平等是最重要的公正，人与人之间的消费自由是否平等，成为消费公正的重要内容。因此，消费公正注重的是建立在每个消费主体消费自由基础上的内在平等。消费自由作为一项权利具有相对性。人们在享受消费自由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这种义务的对应性要求正好说明消费自由是受到消费公正的制约的自由，消费自由不能以损害消费公正为前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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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叶谦吉、于法稳：《人·自然·社会—生态悖论思考之一》，《生态经济》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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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⑨[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未来》，毕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30页。
⑥[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学界有一普遍性共识：现代社会出现了异化消费。法国后现代哲学家泼德里亚甚至把当代社会称为“消费社会”。可以说，消费伦理的提出，不是按照伦理学的内在原理，从逻辑理论上推论出来的，而是由于当代人类在消费过程中频频出现的实际问题才浮出水面的。当今这种现象概括起来就是“消费异化”或“异化的消费”。
消费在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直接关系着人的现实物质利益。在人类社会文明诞生以后，物质消费便同人们的道德标准结合起来，我国古代便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种警示语句，进而也成为伦理学的不可获取的一部分。不过，在工业社会革命以前，由于受当时物质生产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影响，主流伦理学大多将消费等同于奢侈、浪费、耗费。现代市场 经济却急切地把消费纳入其中，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扩大消费的量与范围，将消费与人的本性相异化、相脱离。随着人们意识到通过物质资料的消费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成为当今社会主流观点时，一种危机意识逐渐产生，迫切要求人们重新在伦理学价值的高度来探讨人的本性，确立起符合人的真实需要的消费伦理，将人类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消费伦理的现状及其分析
（一）从消费行为的价值取向看，消费伦理价值观已从传统节俭的消费观转向奢侈的消费观
中国传统消费伦理理念是勤劳节俭为德，肯定了劳动在创造消费资料中的基础性作用，肯定了劳动所具有的道德价值，“赖其力苦生，不赖其力者不生”，“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些精论都明确指出，劳动是生活的基础，是创造的源泉，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创造出物质财富，才能进行消费，才能享受生活。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人们形成了崇俭黜奢的消费习惯和道德观念，因此中国人把勤劳节俭作为美德，把贪欲奢靡作恶行。
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对消费作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著作中，把节俭视为“吝啬”与“奢侈”的“中道”。他还指出“正确的消费才是合乎德性的”，在他看来所谓正确的消费也就是符合中道原则的消费即节俭的消费。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为了刺激消费，凯恩斯反对勤俭节约，主张扩大消费。他认为节俭是导致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只有人们增加消费，劳动产品得以消耗，才能保证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转。
到21世纪，人们的生活质量水平相比以前有了质的飞跃。越来越多的人也推崇及时行乐，加上现在信用商务的发展，超前消费屡见不鲜。物质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繁忙的工作之余，只有将自己辛苦的劳动所得换为各式各样的消费品才能彰显自己的个性和存在。因此，当今社会主流消费观念已经由传统的节俭到现在的奢侈。
（二）从消费文化的角度看，消费伦理已从物的消费转向符号消费
物的消费主要是指工业社会以前的消费，符号消费主要是指后工业社会的消费。前者是对商品的消费，侧重点在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后者是对与商品有关的周围世界意义的消费。正如鲍德里亚认为的“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富裕现象学，它既不是依据我们的事物、服饰及驾驶的汽车来界定的，也不是依据形象与信息的视觉与声音实体来界定的，而是通过所有这些东西组成意义实体来界定的。消费是具有某种程度连贯性的话语中所呈现的所有物品和信息的真实总体性。因此，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
物的消费主要体现在商品社会中。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从表面上看，似乎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相互得到需要的满足，相互实现着消费关系，但实际上，每个为他人的需要进行生产是一种假象，隐藏在这个假象背后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掠夺，相互欺骗和相互奴役的实质。人的需要的满足不但没有成为人的本质的实现，反而成为人走向奴役之路的手段和桥梁。因为你的需要“它们根本不是一种赋予你支配我的产品的权力和手段，倒是一种赋予我支配你的权力和手段。”这表明人对物的消费已转向对物的顶礼膜拜即人物化，人的社会关系转化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实质上是人的消费异化。
弗洛姆认为，现在社会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人以快乐，满足人的多方面生活，丰富人的情感，而是单纯的为消费而消费，消费本身成为目的。人们购买了许多东西，“只不过是为了要有；我们对无用的拥有感到满意”，而“人的思想、理性被机械性消费所取代，人变成了一架没有思想，没有情感的消费机器”。一般来说，消费就是对物的占有、使用和消耗。物之所以能被消费，正是因为其具有功能价值（使用价值）。消费是和人的需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消费不仅仅限于物质上的，还包括精神文化消费，如各种各样的时尚消费和休闲娱乐消费。精神文化消费的前提条件是物质极大丰富，这正符合当前消费社会所具有的特征。消费社会是一个被物所包围，并以物的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社会，这种大规模的物的消费，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
造成的结果是人自身存在着内在的分裂，即人在消费过程中即无法完全认识自我也无法正确认识他人。在消费社会中，人的消费异化形式已从物的异化转向符号异化。正是在此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的眼光剖析西方消费主义文化，他们认为西方消费主义文化隐含着政治目的和操纵意识对人们生活方式起着麻醉和“物化”的效果。在一种同一的和大众的消费文化的统摄下，消费者产生的是虚假需要，人们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他们面对众多的商品，却已失去了判断和选择能力。消费者不再有创造和解读消费文化的欲望，因为这时的消费文化已不再是一种基于消费者需求生产出来的与消费者贴近的日常生活文化，而成为一种异己的意识形态力量。鲍德里亚在此上确信，消费主义不只是一种地区性经济文化症候，也正称为全球性的经济文化特征。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当 然不只是一种消费市场的西方扩张过程，也是“消费主义”甚至“西方文化帝国文化”的过程。正是西方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纷纷仿效发达国家的方针模式及其派生出来的消费方式，使得奢侈型的消费方式逐渐向全球扩展，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普遍性。
三、现阶段我国消费伦理的构建原则
我国现阶段消费伦理要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适应，要与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相适应。具体来说，现阶段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消费伦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原则
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的消费伦理必须符合这个基本国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以其统帅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消费伦理作为社会伦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必然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和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消费伦理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有利于全体人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要最终服务于提升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
（二）尊重历史原则
任何伦理道德规范都具有历史继承性，消费伦理也不例外。构建新时代的消费伦理必须承认历史、尊重历史，发扬传统的优良道德。在东西文明的冲击融合过程中，只有坚持民族的、科学的东西，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福利的不断提高。
（三）公平正义原则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任务。公平正义不论是作为价值、原则，还是作为制度、规则，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的本质要求。消费是各项经济活动的最终归宿，消费行为要求较之其他经济活动对公平正义的要求更为强烈。消费伦理的公平正义不仅包括消费者消费权利公平、消费机会公平、消费规则公平和消费环境公平等，也包括代际消费公平和人类消费行为与自然界之间的公平。
（四）社会和谐原则
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各种社会矛盾，社会发展就是这些矛盾运动的过程。和谐社会就是要在发展的基础上争取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消费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构建社会主义消费伦理必须在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基础上，兼顾各方利益，促进和谐消费。
四、对我国消费伦理的反思与展望
消费伦理在我国还属于一个新颖的词汇，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物质资料的需求日益增加，这些都或多或少了影响了人们的消费伦理。这种对物质的依赖性，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走向了奢侈消费的道路，现代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好像消费的越多，生活就会更好，即使这种消费现象是不合理的、是超前的。这也促使我们回过头来反思，为何我们的消费观念会出现这么极端的一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关于绿色消费的倡导少之又少，人们对绿色消费的认识还只在于皮毛；我们的青年一代，无论是在学校课堂上还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接受的消费指导也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原因，倘若我们在发展社会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对于人文道德多增加一些投入，今天我们国家的消费伦理可能会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对于我国以后消费伦理的发展，我们希望不仅仅是在理论上的延伸，而是可以在社会生活中普遍的大众认知，任何理论如果只停留在理论阶段，那它的价值也无法真正体现。我国目前这种不合理的消费行为，只能通过多方面的积极倡导，例如社区的宣传、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体的共同努力，传达一种健康消费的理念，引导人们可以自觉地进行绿色消费，促使我国消费伦理能够达到崭新的层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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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主义；戏曲；话剧；电影
中图分类号：J8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1-0008-02
一、消费主义的概论
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理论家鲍德里亚，其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的基础是消费社会理论，因此在对社会现状进行了分析后，得出了“当代社会是消费社会”的结论。
消费社会的理论基础在于消费主义，这是20世纪后现代思潮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它是指导和调节人们在消费方面的行动和关系的原则、思想、愿望、情绪及相应实践的总称，主要原则是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
在消费主义的观念中，消费者的欲望、需要和情感成为资本作用、控制和操纵的对象。因此今天的生产不仅仅是产品的生产，同时是消费欲望的生产和消费激情的生产，是消费者的生产。
二、消费构成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主义形成了“无物不可以消费”的基本社会观念，从表象来说，这种观念服从于西方社会中的“人人平等”，只要有钱，大家在消费面前都是一样的。但是消费并没有使整个社会更加趋于一致，因为消费社会的消费本身就会重新产生等级和阶级特权。
例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箱包和服装是人人必备的，但是由于品牌的不同，这些必需品的价格就不同，从十几元到十几万元，其中的差别就是品牌。站在社会贵族阶层的人能消费价格昂贵的产品，而绝大多数平民只能望而兴叹。这种消费本身就划分了社会的等级，因为这种平等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三、消费社会的特征与危机
消费社会的特征带来了一个社会危机，就是人的生存意义改变了。人存在于世界上最大的目的和动机就是消费，在消费中完成自我价值的提升。在美国，人的价值就直接被定义在金钱的获取和消费的过程中。
四、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消费主义结合表现的新特征
文化消费，是消费主义与文化的结合。这里的文化消费并不是简单指区别于高雅文化的快餐文化，而是指在完全遵守消费主义理论的前提下的一种文化现象。简单来说，就是文化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生产过程始终是按照文化本身的功能和审美性来进行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消费主义思想的侵入，文化也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体现人的价值的具有符号性的商品。这样的转变不仅是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上，更是在审美价值的传承上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谈中国当代艺术与消费主义结合表现的新特征。
（一）从《恋爱的犀牛》到都市话剧的兴盛
中国话剧上世纪初在日本发端，再到戏曲艺人的改革，再到五四时期对易卜生的学习，逐步发展到现在。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的话剧被称为实验戏剧，简单来说，就是打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性戏剧，宣扬布莱希特的叙事性戏剧的时期。涌现出像牟森、林兆华、孟京辉等实验先锋戏剧导演。
在传统与现代的分岔路上，1999年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堪称代表作。2009年，《恋爱的犀牛》上演十年，回顾十年的票房，经久不衰。话剧作为一个高雅的小众艺术，为何能在市场上获得如此好的收获，这其中的秘密与消费主义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恋爱的犀牛》从1999年到现在，一共经历过6个版本，我们对孟京辉的评价的分界点也就是从这个话剧开始的，用“走向人民”、“消除审美间隔”来形容他的创作。
在这之前的话剧，大多选择时事话题，也就是我们说的主旋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观众不再喜欢这样的故事，认为脱离自己的审美情趣。
《恋爱的犀牛》选择的是爱情，最重要的是，《恋爱的犀牛》不仅仅是在讲爱情，它更是在探讨在物质时代对纯粹爱情的坚守，以及人在物质压力下的变态。在世纪之交，这样的主题无疑是切中了年轻人最关注的核心问题。
戏谑喜剧与“孟式”，这是孟京辉话剧的最大特点，简单来说，就是喜剧效果特别成功。他所带给观众的笑是一种充满了智慧和生活气息的笑。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会出现一种技巧，被称为“戏仿”。“戏仿”的意义就是将各类经典中的片段或大众现实生活中最流行的思想、语言、行为方式“复制粘贴”到戏剧中，由于语境的置换，使之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极大地符合了年轻人的口味。
很多观众都说，看孟京辉的戏是一种享受，这种享受不亚于电影带给我们的快乐。确实，在孟京辉的努力下，更多的人进了剧院，了解话剧，喜欢话剧。不能不说，孟京辉找到了一条适应于消费社会的话剧的发展道路。
（二）白领戏剧的兴起
“白领戏剧”这个词，是近年来对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一系列话剧的概括，也是上海小剧场戏剧发展的一个走向。
从《留守女士》开始，上海话剧走上了一条关注民生的道路，但是区别于主旋律，上海话剧更具有小资情结，集中表现在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城市里年轻人的生活和爱情，如：异性合租、合约爱情、闪婚、隐婚、网恋、出轨等。
这样的话剧，创作期短，成本低，每一场演出只要能有200人的票房就能支撑，因此意外地获得了良好的市场。更令人意外的是这类话剧的观众群主要来源于社会上真正的所谓的白领阶层，他们逐渐用看话剧代替了看电影，形成了一种消费的时尚。
当然有专家对于这样的话剧嗤之以鼻，认为完全忽略了话剧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趣，跟电影院那些肤浅的爱情故事没有什么区别。但我们必须看到，这正是话剧与市场结合的产物。
（三）当下话剧发展中的消费主义
话剧在当下已经不完全是一门欣赏的艺术，更是要成为全民娱乐的艺术，对市场的要求，对票房的渴望成为每一个话剧从业者追求的目标。在这样的消费主义下，当下话剧呈现出这样的一些特点。
第一，尽量启用名著改编。观众对名著有约定俗成的好印象，会因为某一个名著去观看话剧，而如果是原创的话剧，很多观众会认为不了解而拒绝观看。
第二，启用明星。影视界的大明星们大多的单位编制属于国家话剧院或者人艺，现在的话剧几乎都是打出了明星牌，很多粉丝会因为偶像去观看话剧。而对于这些明星来说，虽然话剧的收入远不如影视，但是话剧本身的高雅和小众性，也为明星的演艺道路提高了一些层次，这是一个双赢的操作模式。
第三，纯粹娱乐性。当下的话剧很多时候已经放弃了主题的严肃，走向了娱乐性，如上海艺术中心的《鹿鼎记》，全场两个半小时不间断的笑声成就了它超强的票房和一轮又一轮的全国巡演。
当代消费文化从两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其一,与“大众消费”相伴随出现的各类视像与电子媒介日益挤占着儿童阅读的时间,并间接地构成了对于传统儿童文学出版空间的挤压;其二,“消费文化”所包含的“符号消费”内涵使原本更多地属于高雅文化范畴的“文学阅读”变成了一种普及性的文化消费观念与行为,从而间接地推动了当下的儿童文学阅读与出版。“消费文化”的积极因素是与其消极因素同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在这一背景下,对于“消费文化”的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将把我们带向一种超越单一批判的辩证理解,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和诠释消费文化时代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文化逻辑。
消费文化使商业图书在图书出版中所占的份额大为增加,童书出版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童书在整个出版文化产业中的市场份额正得到迅速提升,2008年童书出版码洋已超过出版市场的 10%。有专业人士预测,童书出版在未来的几年内将会达到出版市场份额的1/6至1/4、出版市场码洋的16%到25%的规模。而在上述“童书”的构成中,儿童文学作品占据了不小的份额。
但与此同时,消费文化时代也为儿童文学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其一,当代消费文化器重传播渠道迅速而又广泛的各种新媒介,从而使传统的文字印刷媒介及其产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接受“危机”,它挤压着儿童文学的生存空间;其二,消费文化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抹去了文学的传统光环。费瑟斯通认为,与消费文化相对应的后现代文化强调一种感官的审美,它重形象而轻语词;这是一种利奥塔所说的“形象性感知”,它抛却距离和深度,重视即时性的感官沉浸而排斥延后性的文学阅读。当代消费文化的平面化和娱乐化特征,使其在文学阅读方面更倾向于强调其“消费”特性,从而对传统的文学审美阅读构成了挑战,影响着儿童文学创作的深度。其三,当代消费文化参与建构着童年观与童年亚文化的生成,进而塑造着当代童年的文化特质,影响着儿童文学的当代价值的实现。消费文化时代所赋形的童年文化与这个时代本身一样有着两面性:它赋予童年一种前所未有的身体与精神的自由,也使当代童年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中。当代儿童文学如何应对这种新的自由与风险,如何继续有效地参与到当代童年的建构过程中,因此而成为了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由消费文化所带来的这三个方面的文化变革,构成了消费文化语境下儿童文学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三个重要课题。就此而言,当下儿童文学在寻求其发展方向的同时,有必要展开关于以下三对关系的思考。
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关系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无法避开经济利益来谈论文学出版的年代。事实上,就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企鹅出版社领衔的平装书出版行为借助于推动文学的大众消费成功获取利润,并进一步促成了文学阅读的大众化。对于今天的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来说,消费文化似乎也提供了一个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其经济与文化价值的契机。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书本”的购买是一种与索尔斯坦・维布伦所说的“夸示性消费”相近的消费行为。消费文化下,这种属于少数人的“夸示性消费”因其所具有的隐而不宣的文化品位内涵,迅速地成为了大众化的消费行为之一。与此同时,随着教育与教育观的普及,它也逐渐成为了大众文化投资的一个部分。这两个因素之间互相影响和推动,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出了今天规模庞大、品类齐全、收益可观的童书市场。
一般说来,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图书出版行为,其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关系。消费文化的氛围倾向于使儿童文学出版放弃其具有一定崇高性的社会责任感,投入到经济利益的博弈中。但诚如美国出版人安德烈・希夫林(André Schiffrin)所说,成为商品的图书仍然表现出与其他媚俗性大众媒介的“本质的不同”:“图书可以逆潮流而动,可以宣扬新的观念,可以向现状发起挑战”,它是“民主社会核心的沟通渠道”。事实上,消费文化环境下儿童文学出版行为的经济利益与其所愿意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并非无所关联。对于儿童文学出版来说,社会责任的承担并不仅仅意味着牺牲经济利益,相反地,从更长远的时间段来看,前者在推动经济利益方面有着经济牟利行为所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看到,许多国内外知名的童书出版公司之所以获得读者的青睐,并非单单因为某种商业畅销书的成功,而往往与该出版机构长久以来在推动社会文化方面所表现出的责任感有关。例如,2007年并入霍夫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公司的美国知名出版社哈考特(Harcourt Trade Publishers),不但在出版方面树立了较为经典的文化口碑,其童书出版分支也十分关注文化事业建设与儿童文学新人新作的推出。它曾惠眼识珠,发现了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诺顿的《地板下的小人》等一批后来成为世界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二十世纪后期以来,该出版社秉持多元文化、多元风格的童书出版传统,推出了包括以创作后现代童话知名的简・约伦(Jane Yolen)、以宗教追寻主题儿童小说创作见长的辛西娅・劳伦特(Cynthia Rylant)等在内的一大批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的原创作品。这种重视市场而又不盲从市场的文化责任意识为该社赢得了童书出版的文化声名。在国内,一些少儿出版社也十分重视对于非盈利性的儿童文学与文化积累出版活动的参与;一些凭借其长期的公共责任感与文化积累意识而赢得公众信任的老牌出版社在进入童书出版领域时,也总是能够从其已有的文化声名中获益良多。但如何在当前的消费文化环境下保持原有的文化责任感,并将这种责任感实践在童书出版行为中,却还是一个需要探索的理论和实践话题。
文化消费与文化建构的关系
早期消费文化研究大多强调消费社会与消费主义文化的消极意义,并毫不掩饰文化批判的态度。例如,法兰克福学派从人的“物化”、“欲望”的泛滥等方面,对消费主义展开了严厉的批判。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在论述“消费社会”的概念时,也是将它作为现代文明的消极结果明确加以批判的。“消费文化”的一个方面意味着不断顺从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而不论这种需求本身是否合理或有益,它导致了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的欲望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消费与文化建构是截然对立的。
但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的消费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一种不同的声音。丹尼尔・米勒在1987年出版的《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一书,提出了对消费行为进行“再语境化”的说法,即消费者赋予特定的消费行为某种抵抗文化意识形态和塑造自我文化的积极意义。但米勒并没有忘记适时补上一句,这种消费对象与消费行为的“再语境化”及其积极意义并不是必然发生的。这一论述支持了费瑟斯通所说的从正负两个方面认识消费文化意义的观点。例如,一方面,文化消费所带来的有着物欲的一面,另一方面,这种感官欲望的释放也意味着身体和审美的解放,它是对于长期以来压制人的理性逻各斯的反抗。这一理解使消费文化一词同时包含了文化消费与文化建构内涵。这样,当我们谈论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儿童文学出版时,也有了两个方面的话题。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消费文化使作为消费主体的儿童的需求在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活动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可与关注。在中国,消费文化影响日益扩大的近二十年间,也正是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界得到大力张扬的时期,是孩子“游戏”的天性在儿童文学出版物中得到空前肯定的时期。儿童文学界朝向儿童的这样一种迎合姿态,使儿童以主体的身份参与到了当代童年文化的建构过程中,也使童年的身体和精神得到了一次新的当代意义上的解放。
然而,这种现象的消极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一味的趣味迎合容易造成单一的儿童文学美学追求,导致“哪一个作家哪一部作品受到读者喜爱,就有一批作家争相模仿”的创作跟风,从而对儿童文学的创作生态和出版生态产生不良影响,并因此削弱儿童文学的文化意义。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儿童的趣味、爱好直接成为了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的方向标的,文学、文化内在层面上更为宽广、深刻的审美与精神追求则无法获得充分的思考沉淀。显然,这并不是有利于中国儿童文学出版事业发展的一个趋向。
事实是,任何一种仅仅注目于商业利润的出版行为,都难以在文明进程中留下长久的痕迹。在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当代社会,儿童文学工作者更有必要承担起文化建构的责任,为抵制当代消费文化对儿童文学的消极影响、丰富儿童文学的美学生态、守护儿童文学的精神力量、突显儿童文学的当代意义,付出自己的思考与努力。而最终,这些敢于承担起文化责任的出版人,将是消费时代的利益博弈中最后的“赢利”者。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无意将文化消费与文化建构描述为两种互相对立的意义选择。事实上,对于儿童文学界来说,一个更现实和可行的选择是,在顺应消费文化的同时,致力于通过培养儿童读者的文化批判意识,推动当代童年文化与未来社会文化的积极建构。
出版品牌与文学品质的关系
消费文化背景下,出版品牌的打造对于儿童文学发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一个知名的出版品牌的形成,能够带动一系列的后续出版行为并为其提供市场方面的保证。目前,许多国内外知名的出版机构都形成了若干广有影响的童书出版品牌。如企鹅出版集团初创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以低幼孩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海鹦”图画书系列、兰登书屋听书出版集团的儿童图书品牌“倾听文库”(Listening Library)等。近年来,国内童书出版社及相关出版社的童书部也毫不掩饰他们对于打造出版品牌的热衷,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书系”、新蕾出版社的“国际大奖小说系列”、明天出版社的“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21世纪出版社的“彩乌鸦原创系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系列”等,都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儿童文学出版品牌。
众所周知,一个出版品牌被读者接受和公认的过程受到来自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它不仅与作品本身的文学质量有关,也与出版社的策划、宣传、文化产业链续接等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无论如何,任何一个成功的儿童文学出版品牌,首先总是以其出版对象的文学品质为基本前提的。不但在儿童文学出版品牌最初的策划阶段,作品的文学质量往往是最受重视的内容之一,在消费、接受环节,最终决定品牌命运的也是该品牌在总体上所显示的文学质量。因此,2008年9月,英国DK出版公司国际部高级经理彭凯琳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国际童书出版竞争的愈演愈烈,对出版社来说,提升图书品质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