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农业承受着自然与市场的双重风险，特别是自然风险难以人为控制，所以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业保险的支持和保护。但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农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农业保险很难有统一的模式。文章将投保人细分并尝试探讨适合中国农业发展的保险模式。
【关键词】农业保险农险缺位政策性保险
一、前言
2006年，重庆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给农业、农民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全市农村直接经济损失66.7亿元，粮食减产22%。干旱肆虐，而本应在此次特大旱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农业保险却鲜见作为。据媒体报道，除人保财险重庆市分公司在旱灾初期因承保的林木发生火灾支付了15.6万元赔款外，农业保险在关键时刻近乎缺位。重庆大旱农险缺位是我国农业保险举步维艰，面对自然灾害力不从心的一个缩影。究其原因，一方面农业保险本身存在风险大、赔付高、业务分散导致经营费用高等特点，在无政策支持的情况下，高风险、高赔付、高费用必然导致保险公司的高亏损；另一方面地区间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投保需求的不平衡，造成农业保险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二、各国农业保险模式
美国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试办农业保险，经过近70年若干次的实践探索与创新，美国农作物保险基本实现了由传统农作物保险向现代风险管理制度的历史性演变，其保险密度已高达70%左右。在美国农保全部以政府补贴方式执行。美国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补贴主要分两大部分：一是保费补贴，二是业务费用补贴。目前美国大规模天灾的农作物损失支付的保险赔偿金完全由政府补贴。美国联邦政府还向农作物保险提供4大类政策和经济支持：一是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比例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二是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明确规定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对农作物保险免征一切税赋；三是联邦政府法律鼓励各州政府根据自身的财力，向农作物保险提供补贴，进一步减轻农民的保费负担，提高农作物保险的吸引力；四是联邦政府对投保的农场主给予保费50%-80%的补贴。
美国幅员辽阔，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低，加之财政收入丰厚，在美国实行由政府全额补贴的农保政策是可行的。在中国很多人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建立政策性保险公司，由财政补贴亏损以继续保险业务。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以及农地制度的局限性等诸多因素，完全实行财政补贴是不太可能的。
相对的日本的农村情况和我国比较相似，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在日本，农业保险制度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在市、町、村范围内建立相互性质的保险组织“农业共济组合”（相当于互助会）由该组织实施农业保险、收取保费、建立保险基金、为遭灾农户提供损失补偿，凡经营种植业、养殖业达到一定规模的农户，都必须加入“农业共济组合”(互助会)。第二，都、道、府、县（相当于中国的省）设立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各共济组合按照《农业灾害补偿法》，将本组合（互助会）所负保险责任的一定比例向共济组合联合会分保，联合会以收来的分保费建立基金，当组合的成员受灾索赔时按照规定予以摊赔。第三，联合会依法向中央政府（财政）分保、中央政府（财政）以分保费建立再保险基金，并向联合会负分摊赔款的责任，但中央政府接受的分保仅限于法定保险项目，对于任意共济，中央政府不提供再保险，而由全国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接受分保。日本的农业保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我国借鉴，特别是在市、町、村范围内建立相互性质的保险组织“农业共济组合”对于我国部分地区有很强的适用性。但是我国毕竟幅员辽阔，农业发展情况比日本复杂得多。因此我国在农业保险模式的探索中应该结合自身特点，选择适合我国特殊国情的农保模式。
三、我国农业保险模式探索
近年来，由于农业风险的加剧和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民盼望农险“保护伞”能为其生产、生活带来保障。但是由于政策环境及我国农险本身的高风险、高赔付、高费用导致保险公司的高亏损，造成我国农业保险呈现逐年萎缩的态势。
然而在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农业结构仍然以小农经济为主。这部分农民收入低，风险意识淡薄，多数人认为天灾人祸是不可抗的，保险解决不了实质问题，更有甚者不知道什么是保险，也不知道到哪里办理保险。这些农户在遭受自然灾害损失时都选择了“独立承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农业结构调整的不一致必然要求我国农业保险实行分层次经营。首先是基础农业，即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粮食作物，这一层次的基础农业具有如下特点：受自然力影响较大，产值较低，进口替代品竞争力强，受灾后对农民影响巨大。针对这种特征，这一层次的保险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从投入产出分析，经营是亏损的。因此保险策略应是政府介入的政策性保险。由政府财政补贴为主，农民缴纳少量保费为辅，成立灾害补偿基金。采用强制参加原则，以保证保险标的大量同质性原则，也保证了基本保障的覆盖性，使得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户也能享受农保带来的实惠。这一层次农保实施的关键是国家政策支持，因此国家应该在立法层面上给予农业保险相关的地位，改善农业保险政策环境，建立法律或者法规平台对农业保险予以支撑。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特性、各级政府有关机构的管理职能和支持作用、保险费率的形成机制、经营主体应该享受的政策支持、农业保险补偿体制框架、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政府各部门的协调机制、农业保险保户的相关权利等等都应当在相应的法律中予以明确，并且成立综合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把农业保险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成立综合性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形成以国家农业保险公司调控引导农业保险发展方向，以各省农业保险公司的区域性管理为业务主导，以县乡两级的农业保险合作社为经营主体的组织体系，这不仅符合国家农业政策，而且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个层次上的农业是产值较高的养殖种植业，如大棚蔬菜、畜牧业。其显著特点是产业增值快，产品价格较高，市场需求量大，经营效益显著，且衍生产品产值也较高。在第二层次上开办保险较大程度是盈利的，因而这一层次上的保险经营属于市场行为，经营主体应归于商业保险公司，对农户采用自愿投保原则。在这一层次上开展农业保险应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引入竞争，提高管理水平以降低管理费用。例如开放农业保险领域，充分竞争。打破垄断经营机制，提供各种有效的优惠政策，鼓励各种资本类型的财产保险公司进入农业保险领域，只有让众多保险人在不同的地区和领域展开充分竞争，才能提高管理水平，降低管理费用，从而降低保险费率，解决高保费率问题。同时，拓展承保范围和保险责任。根据各地区农业特点，针对农户最需要保障的风险设计险种，提供相应的保障，使农户感到参加农业保险能真正起到保障作用。利用再保险避免巨灾发生时给保险人带来的高额赔偿风险，解决高赔付率问题。在这一层次中政府同样给予商业保险公司一定的政策性优惠，如免去营业税、所得税，给予管理费用的补贴及专门的精算机构的辅导等。公务员之家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而农业保险则是专门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这种制度的设计直接关系到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的全局，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功能和作用，对于保障和促进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对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中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和各地区的农业具体情况展开竞争，以提高效率。提供政策优惠，促进我国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是我国的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成立于1994年。农发行的主要任务是为粮棉油收购提供资金。但近几年来，农发行呈现出业务萎缩的趋势。尤其在2002年，随着信贷政策的调整，主销区农发行新发放贷款与贷款规模和往年同期相比急剧减少。这种情况使人们不禁产生了对农发行存在必要性的质疑，在农发行职工中也产生了不小的思想波动。笔者认为，农业政策性金融是大有前途的，农发行不仅有存在的必要，而且我们要继续办好农发行。
一、政策回顾及所取得的成绩
信贷工作是农发行业务工作的中心，信贷政策的调整准确地反映出农发行在执行粮改和购销政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1994年农发行建行以来，信贷政策就在不断调整。1998年4月前，国家对粮棉收购资金供应实行政府领导下的财政、企业和农发行分级分部门负责制。1998年，国务院实施以“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农发行确立了“收一斤粮（棉）、给一斤粮（棉）的款，销一斤粮（棉）、收回一斤粮（棉）贷款本息”的信贷政策。2000年，国务院决定对棉花和部分地区的一些粮食品种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农发行对非保护价粮棉的收购明确了“以销定贷、以效定贷”的信贷政策。2001年国务院决定实行“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负责、宏观调控”的粮改政策，农发行制定了“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信贷原则。2001年7月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后，农发行对棉花收购资金供应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对开户企业重新进行贷款资格认定。农发行坚决贯彻国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主动适应粮棉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需要，及时调整、完善、细化信贷政策，认真做好以收购资金封闭管理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保证了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主要取得了如下成效：一是保证了收购资金及时足额供应，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多年的“打白条”问题，促进了国家粮棉收购政策的贯彻落实；保护了农民利益，支持了农业发展；二是扭转了1998年4月前收购资金被挤占挪用问题突出的局面，实现和保持了当期收购资金封闭管理的目标，大大减少了粮食企业财务挂账损失，减轻了财政压力；三是明显提高了信贷资金使用效益，与前几年相比，按可比口径，企业收购等量的粮棉，农发行新投放的收购贷款明显减少，节约了信贷资金，减少了向中央银行的再贷款，缓解了基础货币发行压力；四是促进了粮棉企业的体制改革、机制转换，以及经营效益的提高。目前，我国粮棉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正在不断深入，粮棉购销政策进入了较大调整和变化时期，粮棉收购资金供应与管理的对象、条件和环境正在或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二、农发行存在的必要性
（一）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我国重视和保护农业，强化农业基础地位，这对农发行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头等重要的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安天下”的产业；而粮棉生产，又是基础产业中的基础。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完善粮食保护价收购、粮食储备和风险基金制度，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确立一个粮食安全体系，不可能在短期内就把粮食流通全部推向市场，这是我们的国情所决定的。第一，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第二，农民增加收入目前主要还是来自粮食。第三，保持社会稳定主要还是靠农村。同时农业又是个弱质产业，客观上需要国家政策给予一定的保护。国家放开粮棉购销市场主要是针对流通领域，流通领域放开并不等于对粮棉生产不予保护。相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对粮棉产业进行保护。现在因为这个产业很重要，同时比较效益低，要发展就得有政策上的必要扶持，要扶持就得有相应的手段，包括政策性金融手段。现在国家对粮食流通体制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仍然是一个完善的问题，是一个继续坚持的问题，是一个逐步调整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阶段。
（二）继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2002年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重点抓好的其中一项工作是：逐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棉市场。农发行的外延发展，近几年呈现的是业务范围变窄、贷款规模下降的格局。1998年农发行连续划转了扶贫开发和粮棉附营业务，专司收购资金封闭管理职责。粮改的市场化趋向，特别是今年主销区实行取消粮食定购、放开粮食价格和粮食市场的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加快了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步伐，收购资源总量减少，购销主体多元化，主销区农发行大多出现了新发放贷款与贷款规模双减的情况。然而，贷款规模下降恰恰是封闭管理取得成效的标志；特别是收购贷款下降和调销贷款的增加，说明大市场、大流通的格局日益形成。农发行在内涵发展上，主销区地方储备普遍调增，财政贴息贷款所占比例提高，基层行完成业务经营指标的压力减小。农发行外延和内涵的发展为资产质量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粮食流通方面，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新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棉流通体制，使国家掌握着充分的商品储备，能够在日益成熟的市场体系中吞吐自如。在整个过程中，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比如储备政策、价格政策等，需要借助一家政策性银行来落实。国务院从全局出发，让农发行只管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成熟，农发行的实力还不足以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各个领域。而农发行资产质量的提高仅仅是其发挥作用的一个良好开端。随着金融和粮食流通改革的推进，农发行还应被赋予新的使命。
（三）政策性贷款退出商品粮棉经营领域只能逐步进行
农发行目前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是建立在粮食购销体制基础上的，随着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深入，农发行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政策性贷款逐步退出商品粮棉经营领域，是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的既定政策，对于促进粮棉流通体制改革，打破垄断经营，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农发行来讲，政策性贷款退出商品粮棉经营领域后，有利于减轻工作压力，解决人员少与业务量大等矛盾，从而集中精力加强对储备和粮油收购资金的封闭管理。但放在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大背景中，就不能这么看了。从一方面看，粮棉主产区由于种植面积大产量高，在当地农村经济中属于支柱产业，需要农村金融的支持和保护。从另一方面看，商业银行遵照效益原则，资金投入要选择高效产业。在粮棉大省，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严重不足，要支持粮棉生产，商业银行即使有意愿，也没有实力。一个是效益取向，一个是资金实力，决定了商业银行不可能对粮棉生产给予有效的支持。同时由于历史的、政策的等多种原因国有粮棉购销企业经营不景气，包袱重；资产负债率高，机制不活是普遍现象，自身也缺乏相应的筹资能力。多渠道收购的格局尚未真正形成；国有粮棉购销企业仍是棉花购销的主导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业政策性金融全部退出，粮棉主产区卖粮难的问题就会重新出现，不利于国有粮棉购销企业改革和经营，不利于农发行存量贷款保全
因此，目前农业政策性贷款在粮棉主产区完全退出商品粮棉经营领域时机上不成熟，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农业政策性金融仍应在粮棉主产区继续发挥其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和支持保护作用。但粮棉非主产区，可以先行一步退出。
（四）加入WTO对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影响
我国的农业是弱质产业，大宗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加入WTO后，农业更加需要国家的支持和保护。在WTO框架下，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在性质上属于政府行为，即是一种财政行为或准财政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农发行是财政的延伸），相应地，支持方式也被限制于财政转移支付和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信贷投入。所以，入世后，随着国家对农业支持和保护力度的加大和方式的改变，农业政策性银行会有更大的作为。
三、国外的做法
从国际上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重视保护农民利益（如美国最近通过了《2002年农业保障和农村投资法》，大幅度地增加本已庞大的农业补贴）。日本的情况很突出，它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完全是政策性银行。丹麦农业抵押银行具有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性质。美国也有农业政策性银行。
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简称印度农发行），成立于1982年7月12日。印度农发行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有效的信贷扶持及相关金融服务、促进涉农产业的改革与发展，来保持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印度农发行享有印度储备银行赋予的一部分监管合作银行和地区农村银行的权利，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农村金融领域的中央银行。
四、今后展望
（一）完善各项政策
一是完善信贷政策，加大信贷资金对农业投入力度。降低对粮食、棉花收储企业的贷款利率。粮食、棉花收储企业经营效益低下，对其信贷投入应体现一定的政策性。目前国家在利率上没有体现出对农业的支持和优惠，仍同城乡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一致，造成粮食棉花收储企业负担过重，贷款利息支出偏高。应降低其贷款利率；体现出国家对农业的特殊扶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的经验，研究在WTO框架允许范围内，重点建立一套有效的“黄箱”补贴机制，充分利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职能，通过完善有效的信贷政策措施，将财政补贴和银行信贷结合起来，不断增加对农业投入，构建农民收入安全网，最大限度地保护我国农民的利益。二是完善配套政策。在我国订单农业等没有大量实施的情况下，粮食购销企业和银行很难把握“以销定贷、以效定贷”的原则。因此，必须对“以销定贷、以效定贷”的政策加以细化和配套。
（二）完善效益和分配机制
效益和分配机制是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对于一家政策性银行来说，政策性目标固然比较益型目标重要，但效益目标仍是一个硬约束。如果效益性目标完全从属于政策性目标，就很难对政策性银行进行评价。政策性目标也难以实现。总之，政策性银行要讲政策，也要讲效益。
（三）建立业务进入和退出机制
由于政策性金融具有阶段性特点，伴随着国家经济改革和发展政策的调整，农发行业务经营范围必然要出现阶段性的调整和变化，随之会出现农发行业务的进入和已有业务的退出问题。因此，建立和完善农发行业务进入和退出机制也很有必要。农发行业务的政策性强，涉及面大，同业务进入相比，业务的退出更敏感。但对银行来讲，退出机制的核心是退出业务的债权债务处置问题。在目前状况下，农发行债务主要来自央行的再贷款，债务的处置基本可以随债权的处置作相应的处理，最终核减农发行在央行的再贷款规模。但从长远来讲，随着改革深化，政策性银行贷款同基础货币的直接联系必将减少，农发行的筹资渠道得到相应拓宽，在这种情况下，农发行的债务处置会比较复杂。一般来说，是将主要依赖财政的注入或建立特殊准备金冲抵。在债权处置方面，则可以按不同情况进行处理。但无论怎样处置退出业务的债权债务，必须从国家制度安排上给予保证。此外，在退出机制上，还要注重把握退出时机问题，尽量减少退出成本和代价。农发行的业务进入机制要同改革和发展相结合，除严格执行国家业务调整政策外，应考虑不断拓展中间业务和边缘业务，从单纯提供贷款的传统业务，向运用多元化的金融手段发展，加大为政策性目标服务的力度和广度。
（四）建立信用担保保险制度
目前，中国农业信用担保保险制度的缺位是阻碍信贷资金流向农业和农村的重大制约因素。尽快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信用担保保险制度，是完善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支持和保护农业的重要战略举措。具有深远的意义。
农业由于其固有的生产特性，离不开政策性金融手段的支持。在以种植业为主的不发达阶段是如此，在农业产业化、生产集约化达到相当水平的阶段，也是如此。要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职能作用，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逐步、稳健地把农发行办成一家真正的农业产业银行，使其服务于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服务于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服务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发行在改革中应运而生，必将在深化改革中获得新的发展，其职能任务会越来越重。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目前，农发行的职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做好收购资金供应管理工作。一是积极支持国家和地方储备体系建设。对中央和地方储备粮的增储和轮入所需贷款，按政策规定保证供应，以维护国家和地方的粮食安全。二是积极支持地方政府调控粮的收购、调入和轮换工作。对地方政府为调控当地粮食市场委托企业收购、调入、轮换粮食所需资金，在落实相关利费和价差补贴的前提下，提供贷款。三是支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自主经营商品粮油的收购和调入。在落实规定比例风险准备金、有效担保等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积极支持粮食企业按市场价收购粮食，掌握粮源，发挥主渠道作用，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
二、开办粮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企业和其他粮食企业的贷款业务。根据银监会的批复，我行已获准开办粮油产业化龙头企业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粮食加工企业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其他粮食企业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等业务。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对象是指经地、市（含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认可的，以粮棉油生产、流通或加工转化为主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粮食加工企业收购资金贷款的对象包括，经省级及省级以上政府确认的以粮食为主要加工原料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地市政府级政府确认的地方粮食加工骨干企业；其他粮食企业是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现行贷款对象以外的依法合规从事粮食流通、加工和转化的企业。对一些暂不具备直接贷款条件的粮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企业，可以通过采取与购销企业联营方式，提供收购资金贷款支持。小陈老师工作室原创
三、支持粮食仓储设施建设。为符合贷款条件的粮食经营企业的粮食仓储设施及市场设施建设提供贷款支持，主要包括粮食仓储设施购建与维修、粮食烘干设备的购建、粮食批发交易市场建设、粮食运输专用工具购置及专用交通设施建设、车站及港口粮食专用货场建设等。
四、办理保险业务。我行还开办业务范围内存贷款客户的保险业务，险种包括企业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工程险、货物运输保险、短期人意险、责任保险、船舶险、家庭财产保险和其他保险。
与此同时，充分发挥我行结算功能，搞好结算服务。目前我行所有的营业机构均能办理支票、银行汇票、汇总、委托收款等同城和异地结算业务，具备了基本的转账和现金结算功能，并全面开通了人民银行现代化支付系统，资金汇划实现了即时到账，完全能够为客户提供安全、方便、快捷的结算服务。
关键词：中国农业发展农业合作组织制度需求成本路径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的发展实质上是更有效利用资源的制度变迁过程。制度也是一种生产力，不同的制度安排下的经济绩效是不一样的，同样的投入，但由于制度的不同，产出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反之，无效率的制度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乔治·A·阿克劳夫把制度安排的缺乏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主要是一种制度上的差异，制度的瓶颈使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要素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有效配置。
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政府从粗放管理向科学管理形成转变。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现在中国农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各方面的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加入WTO把我国农业带到一个与世界农业相竞争的格局中。因此，要从战略的高度思考其发展道路问题，探索出综合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法路径。本文主要从农业制度的角度思考中国农业发展的出路。
1.我国农业发展制度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两次大的变革，实现
1.1制度
将农民高度组织起来，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同时兼备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主要功能，是政社合一的组织。但这一制度更多地具有共有产权的特征，全面否定了农民的财产权利，单一强调集体利益，限制农民个人利益。平均分配制度更降低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窒息了农业经济的活力，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增长。农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农民的生活无法达到温饱水平，农村长期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状态。
1.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
1978年以来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以家庭经营为基本单位，确定了农民使用土地的真实权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成为中国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20多年来，这种体制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解决了9亿人民的温饱问题，使得中国能够保持20多年之久的持续和稳定的经济增长。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由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原来的集体农作制度这一变迁对中国农业生产力的贡献份额在20%~50%之间，有的学者的估计甚至高达70%。
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校正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度的弊端，但双层经营体制在制度上侧重于家庭分散经营层次，而忽略了集体统一经营的层面，在许多地方，农村集体经济甚至形同虚设，服务功能衰退。农地承包遵循平均分享的公平原则，实质上是一种“均田制”，人均经营耕地2.07亩（很多地方人均不足1亩），户均只有7亩左右，生产规模过小，基本上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了。农户无偿或低偿取得承包土地使用权，使农户缺乏成本观念，导致粗放经营，忽视农地产出效益。随着农户收入来源多样化，土地不再是营利手段，而更具有保障功能。农业生产率下降，农业增长缓慢。
2.我国农业发展的制度需求：农业合作组织
2.1我国农业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加入WTO后的影响，农业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多数农产品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农民素质整体不高，不能有效的获取市场信息，对市场判断能力差，常常形成某些农产品的过度竞争，导致市场供求关系急剧变化，农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给农民带来很大损失，加大了市场风险。农产品市场又是一种“单边市场”，从事供应、加工、仓储和运销的厂商通常是小数群体，处于垄断地位，造成生产资料价格过高，质量又不保证，坑农害农现象时有发生；同时农产品价格又很便宜，这对农民极为不利。农民作为单个的小生产者难以应对大市场的竞争。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我国农业生产规模过小，生产经营成本过高，大多数农产品价格明显高于国际市场，加入WTO后，大量优质低价的农产品将涌向中国市场，我国农业将受到较大冲击。在农产品质量方面，检测、认证体系不健全，缺乏国际竞争力，难以进入国际市场。我国小农户很难与国外大农场主及其合作社联盟、大型农业企业、国际性农业垄断集团相抗衡。中国农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2.2我国农业发展新的制度需求
面对上述难题，我国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显得软弱无力，制度上的缺陷和改革的深入产生了新的制度需求。制度变迁的需求决定论模式假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单个行为主体总是力图在给定制度约束条件下，谋求确定预期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一旦行为人发现制度的不均衡和外在利润的存在，就会产生制度变迁需求。
从各国合作社发展经验来看，农民借助生产或流通领域的合作组织可获得以下几方面的好处：
2.2.1生产领域的准内部经济：通过大型高性能机械设施的共同利用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产和改善产品品质；通过生产技术的改良和普及，达到增产、降低生产成本、改善产品品质和调整生产周期等效果。
2.2.2流通领域的准内部经济：通过大型高性能流通设施手段的共同利用可以降低销售费用；通过对外交易力量的形成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促进产品销售价格的上升、获得附加收益和生产要素购入价格；通过流通技术的引人和普及可以改良储藏包装技术、调整上市时间和降低销售费用。
2.2.3其它准内部经济：如设置专门的情报机构了解生产和市场信息。提高广告宣传促进产品销售、开拓新市场、方便融资。总之，农民通过农业合作组织，把农业生产链的各环节有机连接起来，从而获得社会的平均利润。
到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农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处于弱者地位的广大农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自愿联合起来，在坚持家庭经营为基本经营形式的前提下，新型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顺应而生，如农村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农业技术专业协会等组织形式在实践中不断地创新和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2.3农业合作组织：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世界农业发展史表明，农村合作经济不仅构成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农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织基础，而且事实上也已成为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标志。在国际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它被认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各国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在美国，由合作社加工的农产品占农产品总量的80%，合作社提供的化肥、石油占44%，贷款总量的80%；在日本，市场销售农产品绝大部分是由农协提供。其中米面占95%，水果占80%，家禽占80%，畜产品占51%，提供的生产资料，肥料为92%，饲料为40%，农机为47%，农药为70%。
农业合作组织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建立一种互助合作关系，承认和尊重社员的产权，尊重家庭经营的独立性，并通过制度安排来保证其作为社员所有和民主控制组织的基本性质，谋求社员的利益，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业合作组织主要有如下功能：
2.3.1农业合作组织是适应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市场主体。
农业合作组织在肥料、种苗等农业产前部门，田间管理等产中部门和加工、包装、运输、贮藏以及销售等产后部门加强联合，共担风险，共同获得农业产业链条中的组织收益。并且，实践表明，农业合作组织有助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还可以提高农民在市场活动中的谈判地位，维护自己的利益。
2.3.2农业合作组织能够把分属于不同利益主体的资金、技术、人才、土地等要素集中于一体，并进行优化组合，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1)在资金服务方面。农业合作组织为农民社员提供大量的低息贷款，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经营资金不足的问题。
(2)在技术方面。农业合作组织的农民可以从技术推广体系中获得精准农业技术、田间管理技术、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和农业生物技术等知识型技术。
(3)从劳动力方面分析。除农业生产外，更多的人将从事与农业相关的产业，提高劳动力利用率。
(4)在土地资源方面。可以统一协调，形成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的格局。
2.3.3农业合作组织是政府政策资源的载体
农业合作组织是政府支农的载体，连接政府和农户的纽带，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协助政府贯彻和落实农业与农村政策。通过农业合作组织这一中介，可以大大降低实施农业政策的监督成本，减少了搭便车、欺骗和偷懒行为。而且可以充分有效的综合利用政府政策，提高政策支农的有效性。
农业合作组织的上述特点，成为农业和农民的必然选择。
3.发展农业合作组织的成本与路径选择的探寻
3.1农业合作组织：我国农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农业合作组织具有上述众多功能和优点，是农业和农民的理想选择。我国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自然资源的贫乏，而在于组织资源的缺失，缺少农业合作组织的有效传导机制作用。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2004年中央1号文件又进一步提出了鼓励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具体政策。国家农业部提出的“七大体系”基本理论对农业的综合支持,特别也强调农业合作组织传导机制的作用。
优化制度供给，加强政府扶持和引导力度成为农民组织创新的关键力量。因此，中央政府须率先转变角色，与农民自发的组织创新紧密结合，适时提供一定的政策和制度，给已有的组织形式以合法的地位和规范发展的外部环境。地方政府亟须放松管制，给予农民自主权，弥补农民自发创新有限性的缺陷，主动地为农民经济组织创新提供支持、引导和服务。应进一步出台《农民组织法》或者《合作社法》，充分利用好WTO的绿箱政策，最大限度地扶持农民组织创新，从根本上激发农民组织创新的潜力。
3.2发展农业合作组织的成本
无论发展市场还是面对入世的挑战，都迫切要求我国发展农业合作组织，提高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然而，在现实中如何发展农业合作组织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主要在于农业合作组织的组建成本很高。以正式制度安排为例，制度供给的成本至少包括：（1）规划设计、组织实施的费用；（2）清除旧制度的费用；（3）消除制度变革阻力的费用；（4）制度变革及其变迁造成的损失；（5）实施成本；（6）随机成本（张曙光）。
农业合作组织是有成本的，通过一定的载体把农民组织起来，增加了农业合作组织组织农户进入市场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组织的成本与农户规模成反比，而与农户数量成正比。如果合作化组织组织农民的成本高于农民节约的成本时，组织化的边界就受到限制。目前，我国农民过多，农户经营规模过小，全国农户的平均经营的土地面积仅相当于美国家庭农场平均土地经营规模的0.23%，也就是说，我们约450个农户的土地面积才相当于美国一个农场的经营面积，如果10个农场可以成立一个合作社的话，成立同样规模的合作社，若不考虑我国农户专业化程度，需要4500个农户，何况我国农户的专业化程度还比较低，其组织成本的高低可想而知了。
3.3发展农业合作组织的路径选择
通过选择什么样的路径能够实现成本最低，效果最好？我们可从下面几个方面思考：
3.3.1组建农村合作组织要把握的第一个关键在于定位。农村合作组织不能是大资本从农村抽吸资源的工具；也不能是行政权力抽吸农村资源的工具。它应该是农民利益的代表，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上，把农民组织起来面对市场经济。
3.3.2组建农村合作组织要把握的第二个关键在于功能。农村合作组织的功能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市场信息的广泛搜集和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确定适合本地发展的产品结构规划；根据相应的产品结构规划建立具体的市场渠道；在市场渠道的基础上向农户定货，通过稳定的销售渠道逐步把农户组织起来，并推广相应的技术和质量标准。
3.3.3组建农村合作组织要把握的第三个关键在于原动力。WTO给我们的回旋时间已经十分有限，中国农业面对的已经是被大资本装备起来的西方现代农业,指望一盘散沙的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是不现实的。必须由政府提供组织的原动力，发达国家的农业合作组织也有很多是在政府的倡导、支持乃至资助发育起来的。
为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中的积极作用，中央财政设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示范项目。在全国11个优势农产品区域，围绕35个主导产品以及当地名特优产品，选择有较好工作基础，对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增加农民收入有较强带动能力和示范作用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行资金扶持。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地方，社会组织资源极端稀缺，已有的组织资源大多在政府手中。在学习“三个代表”，转换政府职能的过程中，使一部分组织资源逐步转化为农业合作组织，是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可行途径。例如一些地方现有的农业开发区组织就可以作为培育农业合作组织的胚胎，搞一些试点工作，给广大农民提供发展农业合作组织的思路和参考模式，切实推进农业合作组织在中国健康持续发展。
禹治水，居外十三年，三次过家门而不入。为治水，禹公而忘私、不怕困难，勇于探索，为造福社会而坚持不懈！――题记
节水“龙头”应运而生
水是万物之源，如果没有水，万物将不复存在。水以多种形式存在于地球，地下水的积蓄形式最便于人们长期利用，它的总量多达1.5亿立方公里，几乎占地球总水量的十分之一。虽然地球的70%都是水，但水源的不断消失和枯竭已成为人类面临的难题。1986 年拉丁美洲巴拉那河上著名的赛特凯达斯大瀑布的消亡，给人类敲响了保护水源和节约用水的警钟。
从人们日常生活到商业和农业的发展，无处不需要对水资源的开采和利用，缺水已成为全球自石油危机之后的第二危机，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早已成为世界各国研究和开发的项目。以色列2/3土地是沙漠，是严重缺水的国家。但是，以色列自建国以后，积极普及节水灌溉技术，不断提高灌溉水的利用效率，水肥利用率高达90%，而产量增收最高达50%，在水资源极其贫乏下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农业奇迹”。
中国与以色列一样，也是一个水资源贫乏、严重缺水的国家。人均淡水用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在世界排名上位于110位。目前，我国农业灌溉水来源主要是江河湖泊、雨雪积水和地下积蓄水，而地下水在农业灌溉利用中占很大比重。很长时间以来，我国由于灌溉技术的落后，农业灌溉有效利用率仅为40%，远远落后国际水平。发展节水灌溉，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已成为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1999年，致力于发展中国农业节水灌溉技术，仅用十年的时间在创业板首发上市，成为中国节水灌溉设备研发制造、材料供应和工程施工的龙头企业，在国际上也具有相当规模和行业影响力。3月31日，记者在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灌溉技术展览会上，采L了大禹集团天津市大禹节水灌溉技术研究院的院长战国隆。
创新不止 多项科技成果落地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文科表示，我国节水形势逐年严峻，农业节水问题更为突出。"十三五"以来，倡导农业节水、推广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成为农田水利建设的重中之重。发展节水灌溉是建设节水型社会和缓解水资源矛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举措。2017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农业节水灌溉将是今年的方向性、战略性大事。
战国隆表示，大禹节水集团自成立之初，就以大禹治水精神做节水灌溉事业。公司成立时，国内节水灌溉技术和产品几乎是一片空白，公司的产品和技术基本依靠从以色列等在此领域领先的国家进口。但大禹集团并没有把引进作为公司发展的常态，而是积极投入节水灌溉技术的各项研究中，全面开展了自动化施肥灌溉系统、太阳能提水系统、全自动叠片过滤器、滴灌管（带）及管件等产品的研究。十多年的时间，大禹集团不畏艰难困苦，刻苦研究，先后取得“内镶贴片地埋式灌水器”等40多项科技成果和自主知识产权专利技术，其中包括省级科技成果5个和铜祛根地下滴灌技术等国家重点新产品3个。
地下滴灌是在滴灌技术日益完善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新型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目前，世界范围内地下滴灌技术水平与其它灌溉技术相比，尚处于初级阶段，总体上呈现出应用超前于研究的局面。大禹集团在国家863 项目带动下，通过多年持续不断地深入实践和研究，立项实施了铜祛根抗负压堵塞紊流压力补偿地下灌水器试验研究项目。集成创新，集中攻克了根系入侵、负压吸泥、灌水不均匀、自适应能力差等关键技术难题，在铜祛根剂研制、灌水器抗堵塞性能提高、压力补偿紊流流道结构优化改进、提高地下滴灌系统整体稳定性和滴水均匀度发展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最终研制成功铜祛根防负压抗堵塞紊流压力补偿地下灌水器技术产品，使地下滴灌系统及产品运行效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铜祛根地下滴灌技术产品与应用”项目，解决了目前地埋滴灌存在根系入侵和负压吸泥的国际性难题，填补了国内此项技术的空白。经相关权威机构检测： 该产品额定工作压力400kPa，额定流量1.2 L/h，铺设距离最长可达1000米，适应最大落差45米，流量均匀性偏差≤3.00%，流态指数为≤0.011，使用寿命10～15年。经实验验证，该技术（产品）可广泛应用在荒漠戈壁、山区丘陵、高原坡地、坑洼浅地等干旱缺水和落差起伏地域，以及饲草林果、园艺花卉、环境治理、防风治沙等工程领域，兼具防根系入侵、防负压吸泥、自动启闭、自动过滤、自动清洗、自动调节等抗堵塞性能，灌水器自洁净率达到95%以上，堵塞率≤0.45%，自适应能力较强，运营维护成本低；同比国际领先技术（产品），流态指数下降0.02，灌水均匀度提高10%，最长布设距离提高400米，综合抗堵塞性能高20%，流量均匀性提高0.5%以上，灌水器自洁净率提高15%以上，综合抗堵塞性能提高20%以上，技术（产品）各项标准均优于或超过以色列、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技术（产品）标准。农作物平均增产5～10%，省肥20～30%。这项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使高效农业节水辐射了我国大部分地区，扭转并解决干旱缺水影响农业发展的被动局面，确保农业高效持续稳定发展，实现了节水50%以上，增收增效30%以上。
大禹集团另外两项国家重点新产品是压力补偿式滴头及滴灌管技术和内镶贴片式地下滴灌灌水器专利技术。压力补偿式滴头及滴灌管技术被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推广计划项目、国家农业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国家高技术产业化西部专项项目，被广泛应用于西北地区的农业灌溉。经实践，能使农作物增产
20%～100%，节水50%～80%，省肥20%，综合经济效益增加40%以上；内镶贴片式地下滴灌灌水器专利技术是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产学研联合攻关，研制开发成功了水动活塞叠片式自洁净过滤装置、多功能地下滴灌铺设机具等新产品。大禹集团的科研技术和产品在农业灌溉上的成功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先后荣获中国科技成果自主创新优秀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各级荣誉
近百项。
大系统高效节水 造福中国农业
在3月31日的智能灌溉技术交流峰会上，战国隆围绕“大系统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作了专题报告，详尽介绍了大系统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概念和大系统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在云南省元谋县元谋大型灌区丙间片11.4万亩高效节水灌溉项目、甘肃省酒泉市马营河灌区、酒泉市肃州区洪临灌区项目中的应用情况，总结出大系统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具有集中分布、投资效益高、能耗低、寿命长、便于管理、维护和提升改造等诸多优点，建议在农业重大高效节水灌溉示范项目中予以优先应用。
大系统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是利用大流量首部（沉淀调节、过滤施肥及自动化控制）技术，结合管道输水技术和田间高效节水灌溉技术进行灌区建设的综合技术。西方发达国家对大系统灌溉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起步较早，重视程度较高。据有P数据统计，目前美国已有超过一半的大型灌区实现了管道化输水，大大提高了输水效率。以色列的农业灌溉基本全部实现管道化，按照作物的需水要求适时、适量灌溉，发展了世界瞩目的高效农业。日本新建灌溉渠系的一半以上都实现了管道化，可以集中监测调控，负责闸门、提水装置的启闭，调节水泵在灌区输配水。可见管道取代渠道灌溉已成为农业灌溉的必然趋势，我国正在极力推广发展大系统高效节水灌溉技术。
大禹集团实施的元谋县大型灌区项目涉及元谋县城周边老城乡、元马镇、黄瓜园镇及平田乡四个乡镇，项目设计灌溉面积11.4万亩。主要种植作物为蔬菜及经济林果，按“高水高用、低水低用”的用水原则，枯水期以水位较高的麻柳水库供水为主，水源供水高程1284m；汛期以丙间水库供水为主，水源供水高程1228m。
项目工程采取在32个分干管首部分别安装过滤系统，在田间各单元安装小的施肥设备，通过采用大流量设计大幅提高水肥的利用效率；利用水库作为调节，在下游地区新建3座8～10万m3沉沙调蓄池和一座廊道沉淀池及2000～2500m3/h组合过滤
器4座；主管道采用DN630球墨铸铁管，干支管及田间管网采用直径315～200PVC管，田间采用滴灌等高效灌溉方式，在出地口安装计量设备，已实施面积5.2万亩。采用大型首部沉淀池，减少了多处打井及电力投资，便于进行集中管理，节省了滴灌运行费用，降低了能耗。
大系统高效节水灌溉在元谋县大型灌区项目的应用，形成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创新机制，有效推动了项目区节水灌溉的发展。
为了加快节水灌溉技术在中国农业中的推广和应用，大禹集团有计划、有步骤、以梯次推进的方式在全国先后成立了18家公司，并在杭州、天津、兰州、酒泉、西南、北京先后成立研究院及分院，专门从事水利工程项目的规划、勘测和设计，以促进大禹集团产学研一体的发展，不断钻研，不断创新，推动中国农业走向美好的明天。
[提 要]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传统农业逐渐暴露出不适应市场发展的趋势，急需转型，发展什么样的农业，如何发展农业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结合中国农村的特点，着重阐述转型期发展新型农业应遵循的原则，以期为中国农业政策的制定、新型农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转型期；中国农业；发展原则
[作者简介]柏来任（1988―），男，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陕西渭南 714000）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城乡差距、工农差距拉大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转型刻不容缓。现阶段，农业转型无完整理论引导、无成熟经验可鉴，但农业的发展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决定着农业转型的成败。
一、充分重视农业基础地位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从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规律中可以看出：社会的稳定与进步有赖于农业的发展，而伟大中国梦的实现同样需要现代化农业的支持。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要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这是党中央在新时期对农业基础地位的又一次强调，支持农业的基础地位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树立农业首位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取得到了长足发展，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但从整体来看，农业的发展速度仍然落后于其他产业，而且落后的步伐正逐步扩大，近30年来，农业产值的下降差不多每三年下降两个百分点，农业产能不能较好满足其他产业发展的需要，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进步。在此形势下，必须牢固树立农业首位理念，将农业发展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工带农，以资助农，以科兴农，努力把农业发展提到新的高度。
第二，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新时期下，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已成为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国家平稳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各级政府、水利部门应该结合现代农业发展的特点，长远规划，合理布局。一要加快大中型水库、灌溉配套O施和节水改造工程的建设进度，增加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补助力度以及加大农业用水安全的监督惩治强度。二要加强农产品集散批发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大型粮食物流链条站的建设。三要推进农业基层服务机构建设，尽快健全队伍、完善机制，切实增强服务职能。
第三，保护土地、节约用地。当今农村，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用地面临巨大挑战，可耕种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发展现代农业，不仅要从数量上保护耕地，更要从质量上改良耕地。这就要求各级政府要全面落实保护耕地、节约用地政策，严格控制项目用地，尽可能地做到少占不占耕地；其次，政府要抓住新农村建设的契机，推进土地连片整治，最大限度降低人居占地面积；再次，农业部门要努力改善耕地质量，科学开发环境适应型农作物，减轻耕地承载压力。
二、合理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组织
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打破旧有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关系的变革，大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为农村市场经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然而，家庭承包制却未能解决农户与市场的衔接问题，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今天，这一问题愈发显现，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建立农工商一体的新型农业合作经济模式。因此，新型农业合作经济模式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合理方向。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经济模式需要做到：
第一，国家的政策扶持。新形势下，新型农业合作经济模式的发展更需要国家的政策扶持，国家应为新型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保驾护航，建立一定的政策引导，提供相应的资金帮助，给予农业合作组织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和技术支持等。
第二，完善法律体系。当今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法律的支撑，国家要在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基础上，制定一些符合当地特色的合作社条例和管理办法，用以指导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另外，要加大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法律、法规、条例的宣传力度，保证社员能够明章守规，并能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促进农村合作事业的长足发展，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组织化水平。
第三，尊重农民创造精神。农业经营要灵活，不能公式化，要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鼓励农民开发创造。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更应该如此，中国经济发展地域差异大，各地状况存在着明显差异，新型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要追求多元化模式，要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和自主选择，从农民的创造中总结经验，加以推广，随时为新型农业合作经济补充新鲜血液。
三、务必遵循农业发展规律
建设新农村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
第一，遵循农业生产发展规律。发展新型农业要充分重视农业生产发展的规律，合作化农业生产发展要求农业生产要组织固定的人员，对农作物生长进行连续观察和持续管理，不能像其他行业那样可以同时进行多种生产；必须在不同季节、不同天气、不同地域对农业生产进行组织和劳作，而不能像其他产业那样，在室内进行机器操作。
第二，遵循农村经济发展规律。中国各地农耕条件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的状况，决定了农业经济组织形式不能一刀切，也需要尊重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规律。遵循农村经济发展规律，就是要根据各地农村发展现状，改造以家庭为单位的单一发展模式，帮助农民拓宽思路，树立市场观念，使农村逐步进入产业化进程。同时还要制定有效的政策保护农业、农村、农民的健康发展，规避其发展中的各种风险，促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
第三，遵循农民生存发展规律。当今中国，遵循农民生存发展规律，就是要立足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目标，高度重视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给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始终将农民致富作为重中之重，常抓不懈。与此同时，要充分尊重农民的选择性和创造性，帮助农民向理性的市场主体转变。
四、切实保障农民利益
中国在保障农民利益方面做过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也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第一，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在农村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要将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放到突出位置上来。首先，要将国家的惠农政策落实到位，加快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进程，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建立农业风险防范机制，让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其次，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民收入。政府要鼓励新型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并给予政策、技术和资金上的关照，使农民都能从合作组织内获得利益。最后，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建立积极的社会服务机构系统，帮助农民成立专业技术协会、生产销售中心等市场经济配套组织，并帮助农村建立农会等利益保障团体，从而形成完备的农民利益保护机制。
第二，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当今中国，给予农民民主权利，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就是要健全村党组织领导村民自治机制，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使农民真正享有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和管理权，树立农民当家作主的信心和责任心，培养农民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民主竞争意识，从而从根本上铲除农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社会心态。
第三，保障农民文化权益。当前农村，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深入，农民对文化知识的追求越来越高，保障农民文化权益变得尤为重要。历史经验表明，保护农民的文化权益，要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因地制宜地制定各种文化普及活动，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及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鼓励民间办学，民间培训。只有解决农村“精神贫困”问题，才能净化村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民的合作能力和基层组织建设能力。
五、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
开展农业生产工作，最根本的是依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改革农业经营方式，不能违背农民愿望，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业生产向机械化迈进，农民生活质量大幅提高，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农村正朝着小康社会阔步前进。但不可否认，现阶段仍有一部分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的边缘；仍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解决；仍有部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些问题的存在，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滞缓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关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而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根本方法是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帮助农民增加收入。第一，拓宽农业发展渠道。拓宽农业发展渠道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党和政府要充分发挥领导执政能力，帮助农村摆脱一元化发展模式，开辟多路径增收渠道，引领农村向“乡村+企业”、“乡村+旅游”、“乡村+商贸”等多元化发展模式转变，从根源上打破农村单一链条运作模式，使农民能从更多生产部门获得收益。第二，尊重农民首创精神。这要求党和政府要善于发现农民群众在生产实践中的创造经验，做到认真总结，大力推广，并且要给予农民一定的创新奖励，树立典型，鼓励创新，从而以少带多，带动农村社会整体的创造与生产积极性。当今中国，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生活富裕已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只有增加收入，才能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只有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能为新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纵观发展，中国农业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几十年来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已至瓶颈，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明显。中国农业未来路在何方？我国农企未来将会呈现4大发展趋势。
趋势一：
有机农业将迎来大发展
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重视，有机食品正逐渐走上高端消费者餐桌，成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一些商界名人也开始纷纷涉足农业。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种出了“励志橙”、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卖起了“良心果”、京东商城CEO刘强东销售自种的有机大米、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也在北京延庆圈地5700亩建设有机农业园……在这些农产品中，“有机”成为一大卖点。
虽然有机食品的价格通常比一般食品高20%～50%，但因为禁止使用过多的化肥和农药，从而降低了食品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而受到全世界消费者青睐。目前有机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增长迅猛。据统计，中国有机食品的消费额正在以每年30%～50%的速度迅速增长。我国有机食品也有着巨大的国际国内市场需求。
趋势二：
重视品牌形象
随着农产品供需关系和消费者生活方式的转变，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要求不再是质量和价格的要求，而是对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有眼光、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都开始重视品牌形象这个问题，一方面严把产品质量关，在源头上预防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视产品外观设计，加大宣传力度，以此塑造品牌形象，建立消费者信心。
与此同时，农业领域便产生了很多小而美、小而强的农产品，如掌生谷粒、草莓庄园等农产品，设计高端，产品精美，产品优良并非常有特色，为我国农业注入了新的血液。当前的农产品市场已由单纯的产品价格或质量的竞争，转化为知名度、美誉度等以品牌为主导的综合实力的竞争。
趋势三：
构建全产业链资源优势
上游原料成本和下游渠道费用的挤压，让企业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很多企业开始整合资源，布局全产业链。中粮依靠资源优势做全产业链，就是一个成功的范本。
做芝麻油的从芝麻种植到深加工产品，肉食行业从饲料开始到自建终端，电子商务自己做物流，无不如此。所有企业都应该立足自身资源进行整合，尽量构建产业链，将市场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农业为依托的大食品产业有着长足的发展。
趋势四：
新兴媒体的运用更普遍和成熟
这些年，企业的广告成本一直在不断增加，“限娱令”、“限广令”更让电视广告投入雪上加霜，传统媒体威力下降，新兴媒体的作用不断攀升。
新人群、时尚人群也是主力消费群。这些群体都是“御屏一代”，屏幕成为超级终端，手机、电脑是他们接触信息、联网互动最频繁的手段。企业在新兴媒体上的运营会更加普及，尤其是微博、微信、微视频、微电影等手段的运用至关重要。
总体看来，传统营销手法的效用日渐削减，而新思维、新方法已经开始显现。如果企业能审时度势、抓住机会，必能快速转型。熬过经济寒冬，必将迎来新世界。
摘要：农业是立国之本，我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多年来，“农村、农业、农民”是一直是党中央工作的重心。但是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方面所取得成就还是相对有限，有待进一步深化。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的大国、强国，其发达的现代农业、军事、科技往往为人们所称道。以色列的现代农业呈现出高度发达、独具特色的特点，在世界农业领域享有盛誉。主要表现在农业经营组织构建、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农业种植技术先进、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农场品产业链延伸独树一帜等方面。这些经验技术对于中国的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将为中国发展现代农业开辟了一条蹊径。自中以1992年建交以来，中以双方开展了多层次、宽领域的重要合作，其中农业交流合作也是作为主要的一个合作领域正在积极推进，可以说农业合作已经成为中以合作的新亮点。
关键词：以色列现代农业：中国农业：启示
一、以色列现代农业
以色列是位于中东地区的国家，国土面积约为2.5万平方公里，而可耕地面积只有4370平方公里，大约为国土面积的20%；人口约850万（2016年），农业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3%，农民人均年收入3.7万美元（2014年）。以色列属于典型的干旱及半干旱气候，国内大部分被丘陵及森林所覆盖，只有在以色列的北部加利利湖周围平原和约旦河谷适宜农业且面积较小。土地贫瘠缺水，以色列犹太民族仅仅在很短时间里就建成了现代农业，先进的现代农业巩固了国家发展的根基，为其国内的第二三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前沿的农业科技也为人们所车道和效仿。主要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1）以色列水资源匮乏，政府力推发展节水农业。根据相关部门的估算，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为7342立方米，一般如果低于人均300立方米的国家就被认为是严重缺水。据统计公布的数据显示，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299立方米，水资源匮乏成为以色列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早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初，以色列领导人就充分认识到其国内水资源缺乏这一客观现实，政府通过多种有力措施来提高国内的水资源利用率，并且积极鼓励技术创新加大农业领域循环水的使用力度。以色列政府给相关的研究机构拨付研究经费旨在研究如何实现水资源更好的再循环利用，并将科研院所的相关的研究成果推广普及应用到现实生活中。通过把城市生活和工业污水集中进行净化处理后又用于农业生产灌溉，循环使用。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色列普遍采取了先进的节水滴灌技术，将计算机、自动化技术运用到灌溉之中，可对作物所需水、肥、农药进行遥控供给，实现了灌溉技术的电子自动控制，使灌溉面积不断扩大，土壤得到改善。以色列在农业灌溉方式上所推行的压力滴灌能大幅度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为中国目前做推崇和借鉴学习。根据相关的估算显示如果采用以往传统的方式进行农业灌溉，最终水资源利用率只有15%，但是如果采用这种压力灌溉的技术，即地下滴灌技术能够将水资源利用率提高到95%，两组数据中间的落差为80%。如果采用现代的压力灌溉方式，对比条件对比之下每块地可以节水50%～70%。以色列政府花费集中全力推广普及利用压力灌溉技术和方法。目前，以色列已经有80%的灌溉区使用这种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水资源最高利用率，有效缓解了由于水资源不足对农业发展的制约所造成的困境。
（2）以色列发展农业组织，力推农业规模化经营：以色列发展现代农业过程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合作组织：第一个基布兹（kibbutz）、第二是莫沙夫（Moshav）、第三是公社莫沙夫（Mos.shitufl），三种不同类型的农业合作组织，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多种可以自由选择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而现在细致分析来看也正是由于这些独具特色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以及建立依附在此合作组织基础上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让以色列农业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农业历史领域的佼佼者。此外，这种产业化的经营，组织团体的生产往往以市场为导向，产品的供需信息掌握的较为全面前沿；以先进的农业科技为后盾，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农业生产经营者收入为动力，以农业合作组织、经济合同和农业法制为保障的运行原则，建立了综合农业技术体系，健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利益分配和转变机制。组织产业化经营，有助科技的普及推广，生产者的回报能得到有一定保障。
（3）转变传统的小农原始农业种植的思维方式，提高农业的机械化耕种水平：在政府的力推之下，以色列科研人员实现高新技术更新换代，大力发展农用机械，拖拉机、摘棉机、番茄播种机、葵花播种机、土豆采收机、地温测量器、病虫害预警机、气象监测仪等现代农用机械，并把较为先进的电子技术应用到农业机械。近年来，以色列发明了装有计算机和自动装置的拖拉机，只需要要设定好机械，它就能高效完成从犁地、种植到收割的全套田间作业，并以经济的方式保持操作速度，燃料消耗较少，并在生产实践中得到普及。
（4）先进现代农业管理管理制度，通过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严格监管赢得市场信誉，重视农产品加工业，培育地区特色农业，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三、以色列现代农业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通过梳理以色列相应的现代农业的发展经验，中国学习借鉴以色列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
（1）肯定政府、企业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以色列政府、企业在推进其国内农业的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现目前，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仍然薄弱，需要政府给予相应的支持和帮助。
政府的“三农”政策有待进一步落到实处，加大政府在农业政策、教育方面扶持力度。加强对农业的保护、支持力度，为农业生产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注重科技投入，鼓励研究开发适宜我国农业生产的新技术；鼓励农业科技创新，通过相应的程序出台科技创新奖励政策措施，催动现代农业创新发展，实现国家农业现代化。政府还通过其行政手段保证农业用地不被不合理的占有，保证一定数量的耕地。长期性企业的技术、资金、多渠道市场支撑对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出来了，从总理对于工作报告中的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提议中，我们可以发现新一届政府对于未来的工作要求是基于当前的农业政治经济变化下所制定出来的，这就是为了应该2015年底签订的TPP协议而要做出的前期准备。
关键词：TPP；农业发展；矛盾
在2016年的总理的工作报告中，我们不难发现总理对于2016年的工作一共提出了八大重点，其中的一条就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总理提出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粮食连续增产，为稳定物价、改善民生提供了有力保障，但也面临库存大幅增加、市场价格下跌等问题。要引导农民适应市场需求调整种养结构，适当调减玉米种植面积。积极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对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政策，鼓励农户依法自愿有偿流转承包地，开展土地股份合作、联合或土地托管。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农垦、集体林权、国有林场、农田水利、供销社等改革。
总理提出的这段话其实是对当前农业所面临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一种解读。众做周知，2015年10月5日，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部长会议上达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基本协议，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同意规范，其规模占全球4成的巨大经济圈将应运而生。通过目前已经公布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TPP具有几个典型的特征：
一、农产品零关税
降低进口国关税一直是美国出口商追求李锐的主要途径，美国从全球贸易自由化中获益匪浅。这个可以从美国在WTO新一轮农业谈判中不难发现，因此在TPP的谈判中，美国充分利用了TPSEP零关税的规定，并将其扩展为TPP的规定，这将成为其进一步破除亚洲市场关税保护，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利器。
二、SPS统一规范
目前，有关农产品检验检疫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标准，各个国家执行的标准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就引起美国出口商的抱怨，认为一些进口国检验检疫过于严格，以至于阻碍了美国农产品进入这些国家。而在TPP中美国将SPS纳入其规则制定中，就是的TPP成员的SPS规范化和统一化，即执行一种符合美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同意技术标准和操作程序。
三、现代商业模式
美国以先进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为依托，不断创新现代商业模式，特别是电子商务的诞生，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商业效率。在TPP谈判中，美国要求TPP成员履行对电子商务的承诺，保持互联网自由和开放，促进电子供应商的竞争并设置新的贸易规则。
虽然我国目前不在TPP成员国的范围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大，我国将面临的就是要选择是否加入TPP协议之中，而且未来的加入将会面临着对于TPP协议的无条件接受，这样将会对我国的农业整体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目前我国的农业主要存在着以下的问题：
1.由于人工、土地成本引起的粮食生产总成本上升
从我国粮食成本的构成中主要包含了人工成本、土地成本、机械作业费和花费费分别占有较大的比重。从2004年至2014年的数据可以发现，人工成本不仅占粮食总成本的比重最大，而且其占比从35.73%增至41.81%；此外土地成本占占比仅次于人工成本，从13.67%增至19.09%。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是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因素，推动粮食价格的上涨。
未来如果实现了农业经济的完全开放，一旦国内的粮食价格高于国外的粮食价格，这样就会出现国外粮食大量拥挤进入进入我国农业市场，这样就会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带来冲击，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我国农业出口和销量的下降，长期以往，将会动摇一个国家的根基。
2.我国的家庭农场、农业大户以及农户合作社目前还处于孕育阶段，还没有发挥出其作用
我国在农业发展中以前一直提倡的是一户一农的耕作，以家庭为单位的耕种模式，但是这样的模式，面对未来将要实现的农业现代化是有一定差距的，于是便开始了孕育家庭农场、农业大户以及农户合作社的多样化形式，目的就是通过组织的形式将农业的单户经营变成一种商业模式经营，这也类似于美国的农场主经营模式。然而面对这样新型的经营模式，我们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自身农业特色的路子不是一个短期可以实现。
3.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农业资源的整合中将会面临资源不可共享的困境
中国东南西北四大区域，每一个区域的地理环境不一致，环境差异也很大，这也就导致中国农业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一定会出现一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了，而另一部分却很落后的现象，那么我们在发展中如何在这不平衡中寻找出一个均衡点，保证各个区域的差距不会很大，否则，这也将会对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带来一定的阻碍。
4.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与大力发展农业之间矛盾的解决
在中国目前的进程中一直提倡大力发展农村城镇化，这的确是一个国家进步的标志之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尖锐的问题，那就是农村城镇化后将会面临农户可以耕种的田地减少，在农业生产发达地区这样的问题不是很重要，然而在农业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农业机械化较弱地区，这就会导致农业产量的减少，农产量的降低，必然会导致农户收入减少，从而对其积极性的降低。因此，我们在深化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不可一刀切，否则，在执行这个问题的过程必然会给其他带来一定的副作用。
从上述问题中我们不难发现，新一届政府是一个有远见的团队，他们目前所提出的政府工作虽然是2016年的，但是却是未来我们需要5年甚至10年时间努力的方向，同时在完成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疑惑，只有在不断前行中才能实现进步。
摘 要 农业是最古老的产业，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具有上万年的农业发展史。有了农业这个行业才有了农民这个职业，而农业的生产空间和农民的生活空间也就形成了农村。因而可以说，农业是“三农”问题的发端，也是 “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本文总结了中国农业目前发展的阶段和问题，深入分析了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文章认为，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在城市化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农业发展面临的危机，并采取系统的、综合的措施予以有力的保护和支持。
关键词 三农 农业转型 现代农业
一、农业发展现状
（一）我国农业发展的大背景
我国是人口第一大国，占世界总人口的近五分之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3.54亿人，世界总人口约70亿人，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9.4%。解决我国人口的吃饭问题，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一直是农业面临的第一要务，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近些年来，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但也呈现出较多问题。例如，中国农业基础薄弱，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仍然较多，农业生产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农业效益比较低等。要解决上述矛盾和问题，必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二）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瓶颈
中国农业基础薄弱，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传统农业存在许多问题，农业生产的自动化低，单位耕地面积的投入高，产出低，不能满足国民对农业物资的需求。同时，农业受到土地资源、水资源短缺的束缚，自然灾害发生频繁。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表现突出。近年出现的三聚氰胺、膨胀剂西瓜、瘦肉精等事件将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人们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民以食为天，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也是影响市场竞争秩序和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农业生产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日益突出。有效供给未能很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农业大而不强、大而不优，导致农产品供给出现结构性失衡。同时，不合理的供给结构也给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林地、草地、湿地被过度开垦，地下水超采严重，农业面源污染加重，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越来越接近极限。
农业效益比较低。当前农业生产的高成本已成为重要问题，不仅导致国内外粮价倒挂，同时大量农药化肥不合理使用带来成本和生态双重压力，也危及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农业转型的途径
推进我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一）要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食品质量安全水平
现代农业首先是质量安全的农业，要让消费者吃饱吃好、吃得安全放心，要坚持“产出来”与“管出来”两手抓。一方面推进无公害农产品、绿色产品等的技术研究和基地建设，提高农产品的专业化、组织化程度，从源头上增强农产品企业的安全意识，推进农产品的安全生产；另一方面，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建立产品追溯制度。
（二）不断强化食品安全监管
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抓紧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和监测评估体系，启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完善监管机构和监管机制，加大综合执法与专项整治力度，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三）农业发展方式生态化
更加注重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切实加大耕地、水、草原、水域滩涂等保护力度，坚决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集约节约用地制度，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要强化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加大治土治水治环境力度，降低农地开发利用强度，推广农业节本增效技术，严格管制滥用乱用农业投入品，净化、修复农产品产地生产环境。
（四）农业生产产业化
注重农业技术创新和经营方式创新加快选育高产稳产、优质高效新品种，推进农机农艺融合，加强农业农村人才培养，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业设施装备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坚持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方向，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规范流转，提高规模经营效益，提高农产品加工流通效率。
（五）注重适应市场需求和资源条件，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发展现代农业必须适应市场变化、满足市场需求，必须立足资源禀赋条件、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通过进一步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优化种养业结构，开发农业多种功能等，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三、中国农业的发展趋势
（一）现代农业蒸蒸日上
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环保意识的提高，中国政府以及公众都在不断反思如何降低人类生产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为谋求人类与环境的长期平衡，新农业的发展方向将更加趋于环保，生态农业将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201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第十三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公开，指出用发展新理念破解“三农”新难题，厚植农业农村发展优势，加大创新驱动力度，推进农业供给结构性改革。持续夯实现代农业基础，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的市场需求也在逐步增加，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城镇化建设进程的推进，从事农业的乡村人口逐年下降，城镇人口的增加和乡村人口的减少使得农产品的市场需求进一步增长。
（二）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我国现代农业蒸蒸日上的同时，生态农业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
1.行业竞争日趋激烈。随着政府的大力扶持以及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生态农业的市场前景持续看好，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该领域，对该行业的市场造成较大的冲击，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2.行业标准较低。当前我国农产品种植标准化程度较低，农产品生产的长效机制尚未，达到绿色或有机种植标准的农产品更少，整个农行业的产品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此外，农行业标准化管理整体水平不高，管理不够规范，导致行业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市场上很多农产品各项指标并未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但却以无公害、绿色、有机等形式出现在消费者面前，导致消费者无法进行判断，从而使得农行业整体产品质量不高，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仍然存在。
3.中小型农业企业融资困难。目前，融资困难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企业发展最大的障碍之一。从事生态农业的企业多数规模较小，自有资金不足，企业资金积累速度较慢，扩大规模容易碰到资金瓶颈。中小型农业企业要做产业链延伸和产品附加值提升，快速实现产值规模扩大，需要大规模资金的投入，而现阶段我国中小型农业企业融资较为困难，融资成本也相对较高，严重限制了该行业的发展速度。
（作者单位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摘要：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金融监管力度的加强以及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政策性银行改革的全面推进，农业发展银行为适应改革发展需求，对自身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有着更高的要求。本文通过对农业发展银行的经营管理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如何通过强化管理会计的职能作用，提高农业发展银行经营管理水平，促进业务发展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农业发展银行 管理会计职能 经营管理 业务发展
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对自身改革的要求以及约束力不断加强。同时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家对三家政策性银行进行了重新定位，并对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范围进行了划分。新一轮改革要求农发行要通过对政策性业务和自营性业务实施分账管理、分类核算，明确责任和风险补偿机制。为适应新的改革发展要求，农发行亟需对当前的经营管理风险和漏洞以及因定位、业务调整而产生的经营管理方式、水平等不匹配状况进行调整和改善。作为企业内部管理的一项重要管理举措，如何通过强化管理会计的职能作用，发挥管理会计职能对提高农发行经营管理水平，促进业务发展显得格外重要。
一、强化管理会计职能对农发行经营管理的作用
管理会计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对企业经营管理有用的信息，为加强和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而发挥作用。管理会计的职能主要分为事前管理、事中管理、事后管理。事前管理指对企业经济业务发展进行预测、决策和计划，事中管理指为使经济业务按照预定目标发展而对其实施控制，事后管理指对企业经营活动成果进行考核和评价。强化管理会计职能使得银行形成一套完整、系统的经营管理体系，对加快实现银行责任目标和绩效，界定银行业务管理职责，促进业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增强农业发展银行的竞争力
管理会计的目标是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强化管理会计职能有助于全面了解农发行整体运营状况，并对存在的经营管理问题进行改善。同时有助于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相应的系统信息，提高决策的正确性。并促使农发行对人力、财物等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实现对经营风险的防范，提高农发行的经营效益，从而增强农发行的竞争力。
（二）适应政策性银行改革发展需要
随着政策性银行定位、业务的调整，农发行从外延式发展战略到内涵式发展战略的转变以及农发行对自营业务实行分账管理等改革要求不仅对农发行的经营管理水平提出了要求，同时也加大了经营风险。这迫切需要通过强化管理会计职能，使农发行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控制经营风险，进而实现农发行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经营目标，适应政策性银行改革发展要求。
（三）适应利率市场化的需要
我国实现利率的市场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利率的市场化会改变农发行现有的经营状况。利率市场化会使得农发行的业务受到冲击，收益大幅下降，风险加大，利润减少不可避免，这对于农发行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面对利率市场化的趋势，只有通过强化管理会计职能，提升农发行的经营管理水平，促进各项业务的健康发展，才有可能农发行保本微利的目标。
（四）实现经营决策科学化的需要
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职能定位、业务范围的调整，对农发行的经营管理水平要求将更高。而实现企业经营决策的科学化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通过强化管理会计职能，加强对农发行经营活动以及业务的计划、控制和评价，为农发行的经营决策提供更多的科学的有用信息，实现农发行经营决策的科学化，从而改善农发行的经营管理，提高农发行的经济效益。
（五）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的需要
农发行倡导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打造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这与强化管理会计职能密不可分。通过强化管理会计职能可以进一步增强农发行的抗风险能力，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并通过相应的约束机制促进业务管理机制合理化，提升农发行的金融服务能力，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农业发展银行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财务管理方法和技术亟需完善
现行农发行所采用的财务管理方法还处于财务会计阶段，主要履行的职能为核算和监督，具体工作仅停留在对发生业务的核算以及事后的财务分析和监督等。财务管理体系缺乏管理会计职能的参与，对各项发生的以及未发生的业务不能运用计划、控制、评估等管理会计职能进行科学、系统性的管理。财务管理作为经营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管理方法的不完善会直接影响到对业务风险的防范能力以及现代经营管理体系构建。传统的财务会计方法已经不能够满足农发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对经营管理水平的要求。
在财务技术方面，农发行对现代信息技术运用的程度不够，缺乏相应的诸如管理会计、成本管理等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农发行现行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主要局限为前台核算系统，各系统数据相对分散，不能实现数据的整合以及共享。同时缺乏有效的评价分析系统，未能实现对数据进行深层次的分析而为经营管理决策提供有效信息的功能。
（二）内部控制以及风险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农发行在业务管理流程以及经营管理流程等方面的规范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业务管理的审、贷、查三权分离的内控体系还不够完善，各岗位、职位间的职责不够分明。对部分可能发生业务风险而建立的相应的应对机制还不够完善，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经营管理中风险控制的重要保障机制，应将其强化在日常的经营管理中。在风险管理文化和理念方面，农发行对员工风险意识的培养还不够，未形成以责任意识为主导的风险防范意识，以信贷风险控制为导向的环境。
（三）政策性业务与自营性业务管理机制有待转变
在近期的政策性银行改革中，国家对三家政策性银行在职能定位、业务范围、风险防控三方面进行了改革和调整。要求农发行对政策性业务和自营性业务进行分账管理，分类核算。政策性业务的风险有国家承担，自营性业务的风险由农发行自行承担。
摘 要：放松劳动力同质性假定，本文在充分考虑人力资本的条件下估算了1985―2005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比较了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误差影响，分析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率的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经济增长中各要素的贡献情况及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人力资本；农业经济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简称TFP），反映了生产活动中经济资源利用程度和效率水平，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反映，其增长率又称技术进步率,理论分析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动力源泉有两个：一是技术进步，二是技术效率。本文没有对二者加以区别，统一使用技术进步概念。
体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水平的增进与改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是衡量经济增长水平和技术进步水平的重要指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含义。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产出增长不仅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投入，而且还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朱希刚以“五年计划”为研究期间，运用Solow余值法，估算了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率及农业技术进步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情况[1-2]。赵洪斌基于C-D生产函数估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可能途径[3]。赵芝俊等立足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弹性变动趋势建立模型，估算了1986―2003年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率及其对经济的贡献率，并得出了若干以弹性变动趋势及技术进步贡献率变动趋势分析为基础的结论[4]。陈卫平运用非参数的Malmqusit指数法，研究了1990―2003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的时序成长和空间分布特征，并比较了农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变化情况[5]。
总体上看，国内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动率的文献很多，但其中涉及农业的实证性研究较少。就已有相关研究来看，其成果对于解释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构成均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几乎所有TFP和技术进步率的估算都对劳动力投入做了同质性假定，即只强调劳动力的数量因素，而剔除了劳动者素质因素，忽视了人力资本在TFP及技术进步率测算中的影响。当前，经济增长理论中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相关研究当中。Schultz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6]。Romer、L．ocus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了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7-8]。Barro、Mankiw N．G等则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存在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9-10]。
那么，在对中国农业TFP的经验研究中，忽视人力资本因素（剔除劳动力质量影响）是否会对估算结果产生偏差？如果偏差存在，那么程度如何？在充分考虑人力资本条件下，我国农业TFP及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如何？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二者又存在何种互动？
本文从以上几个问题出发，将人力资本概念整合入TFP估算方程中，测算了1985―2005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分析其变动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以及二者的互动关系。
二、模型设定与估算方法
本文假设中国农业经济的生产函数满足C-D生产函数模型，其一般表达式为：
Y=AKαLβ(0≤α,β≤1)（1）
假定技术进步满足希克斯中性，即各要素间的边际替代率保持不变，在方程中加入一个表征技术进步的时间变量，则生产函数可设定为：
三、 数据的采集与生成
本文主要使用的数据为1985―2005年中国农业投入和产出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问题，本文所用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年鉴》。
（一）农业总产出（Y）
农业总产出以1985年不变价格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进行计算，历年农林牧渔业产出数据和GDP指数数据均可从《中国统计年鉴》中直接获得（单位：亿元）。
（二）物质资本投入（K）
本文以农业资本存量代表物质资本投入，由于历年农业资本存量无法直接获得，本文基于永续盘存法对农业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其方程为：
其中，Kt、Kt-1分别为第t年和第t-1年的农业资本存量，It为第t年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μ为折旧率。要计算历年农业资本存量（单位：亿元），必须获得三个关键数据：分别是基年的农业资本存量、不变价格的历年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及农业综合折旧率。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可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直接获得，考虑到农业生产中物质资本的价格指数与农业产出的价格指数属同方向变化，可利用农业总产值指数对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进行缩减，从而得到不变价格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农业资本存量和折旧率没有现成的统计数据，在相关的估算研究方面，吴方卫的研究较有代表性，其1985年的农业资本存量为1 454．4亿元（1980年不变价计算），农业综合折旧率为0．0542[11]。本文借鉴其测算结果，并将其1985年的农业资本存量1 454．4亿元（1980年不变价计算）转换为1985年不变价的农业资本存量，结果为2 119．99亿元。
（三）总人力资本存量（H）
相比其它生产要素而言，人力资本是无形的、不可触摸的，其存量不能直接得到，只能间接估算。目前主要的估算方法有成本法、收入法和教育获得法等。考虑到中国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拟采用教育获得法来估算中国农业总人力资本存量，其估算方程为：
其中，H为总人力资本存量（单位：万人），N为农业从业人员总数，Qi(i=1,2,3,4,5)分别表示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等五个教育层次的农业从业人员占总农业从业人员的比例，Ei为各教育层次的教育折算系数。历年农业从业人员总数可从《中国统计年鉴》中直接获得，各教育层次的农业从业人员占总农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可以从《中国农业年鉴》中直接获得。周晓等根据农村收益率水平估算了农村人口的教育折算系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值分别是：文盲或半文盲为1，小学为1．07，初中为1．254，高中为1．308，大专及以上为1．4[12]。本文接受其对农村教育系数的测算并将中专学历与高中学历等同，教育折算系数一并算做1．308。
四、实证分析与比较
（一）回归分析
根据第二部分内容，中国农业生产的计量经济模型设定为：
为比较人力资本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的测算影响，设定忽视人力资本因素的计量经济模型为：
依据第三节的相关数据，利用统计学软件SPSS 10．0，对模型（1）和（2）进行回归，其结果如表1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模型（1）的所有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轻松通过t检验，F值达到321．6，R2 和调整后的R2达到了0．973和0．97，D．W值为1．44，属于可接受的范围，整体上模型（1）对数据拟合程度较好，质量较高。与模型（1）相比，模型（2）各参数虽也能顺利通过检验，但在几乎所有项目的表现上都要略逊于模型（1），这表明，充分考虑人力资本因素可以提高数据的拟合程度和参数估计准确性。参数估计值方面，模型（1）中人力资本产出弹性相应为1-0．567=0．433，略小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0．567，体现了农业生产中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农业弱质性的产出弹性估计值为负数，符合农业生产实际。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比较与趋势分析
将第二部分的相关数据、模型（1）和（2）参数估计值代入第一部分的（8）式中，可计算出中国农业历年全要素生产率，结果如表2所示。
从计算结果来看，忽视人力资本因素时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普遍高出考虑人力资本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其值被平均高估28．5%,若比照赵洪斌[3]的估算，这一比例将达到46．8%。可见，人力资本因素在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中的影响不容忽视，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充分考虑人力资本因素，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值明显较小，但变化趋势却惊人的一致。这似乎说明，当研究目的集中于总体趋势分析时，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并不明显。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在不断提升，但其变化具有一定的波动，1985―1996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稳步上升势头并在1995年达到制高点，随后逐渐下降到谷底并在2004年触底反弹。从趋势上看，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继续走高的可能性较大。
（三）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率的估算与分析
由于技术进步率即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率，则将表2数据代入（9）式中可得到历年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率的估算数据，其结果如表3所示。从数据可以看到，1985―1996年除1985年和1991年两年技术进步率出现负增长外，10年间基本保持了技术进步率的增长态势。而进入1996年，技术进步增长率陷入了长达8年的负增长时期，而2003年、2004年又重新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图1为1985―2005年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率的描点图，从图中可以看到，中国农业的技术进步率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两阶段性质：第一阶段主要是从1985―1994年，此阶段技术进步率虽然一直处于正增长状态，但波动剧烈，其中 1987年、1990年、1993年和1994年的技术进步率都接近或达到3%的高位，而1985年、1988年、1989年和1991年却陷于停滞，呈现出高峰和低谷交替出现的情况，起伏巨大。第二阶段为1995―2005年，此时期内相邻年份农业技术进步率的波动趋于平稳，连续性较强，短期内呈稳定状态，在较长时期内表现为“U”型稳定发展趋势。由于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技术推广，政策性作用强烈，从图中可以分析出，在1985―1994年间国家对农业技术的政策波动较大，缺乏连续性，运动式推动农业技术的情况比较多，因而技术进步率的波动幅度较大。而在1995年以后，政府的政策更加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表现出政府在农业技术政策支持方面更为成熟和稳健。
依据相关数据可进一步得到，1985―2005年中国农业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年增幅为4．79%、0．91%和0．68%，同期农业总产出的平均年增幅为3．92%，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567和0．433，则1985―2005年间中国农业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9．29%、7．5%及23．21%，其中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值小于朱希刚[1-2]和赵洪斌[3]的估计，人力资本贡献率的测算值也略小于李勋来等[13]和张艳华等[14]的估计，但估算结果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各估算值之间的相对数量关系总体上差别不大，估算值之所以偏小的原因主要是估算方程中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之间的交互影响。从贡献率的测算结果上看，物质资本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占一定比例但并不高，显示技术进步对农业产出增长的推动力有限。值得一提的是，人力资本在中国农业增长中的贡献很小，似乎表明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解释力并不充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低贡献率说明，中国农业生产仍然停留在以物质资本投入为主的粗放型生产阶段，中国农业的集约化时代尚未到来。
单就人力资本的估算结果进行分析，人力资本产出贡献率的低水平并非因为产出弹性的不足（人力资本产出弹性为0．433，仅略小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而主要是由于人力资本存量的过慢增长（0．68%的年增长速度远远小于物质资本的增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农业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以及农业人力资本的非农转移等。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一样，具有资本逐利的天然属性，农业生产中人力资本的低回报率以及非农产业中相对较高的收益率促成了人力资本的非农转移，并造成农业人力资本的流失。
（四）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互动分析
根据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明显的正效应。同时，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不容忽视。那么，对于中国农业而言，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之间到底存在何种互动，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共同影响是互为补充还是此消彼长？
如图2所示，实线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率的变动趋势，虚线为农业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变动趋势。
从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人力资本增长与技术进步率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反向相关关系，即当人力资本增长加快时，技术进步率就跌入谷底，而当技术进步率处于高位时，人力资本的增长幅度就明显放缓。从人力资本的构成看，人力资本主要由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两部分构成，其增幅也取决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变动情况。劳动力数量决定于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情况，质量变化则受制于农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从技术进步的类型看，目前中国农业技术进步主要是劳动替代型技术进步，土地、资本替代型技术非常少。同时，在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基础性地位并未改变，政策性推动依然强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反向变动关系可以从两个方向寻找合理的解释路径：一是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的替代效应。当前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主要以农业机械化为切入点，而大多数农业机械均为劳动替代型，对农业人力资本形成替代效应，即当机械化程度提高时，人力资本被替代的程度就越高，其非农转移的动力就越强，农业人力资本存量必然增长乏力。二是政府财政约束。当前，农业科技推广和教育普及均以政府的政策性推动为主，而政府在短期内的财政支出规模是有限的和基本稳定的。因此，在财政资金的分配上，当政府对农业科技推广的扶持力度较大时，技术进步率随之提高，而用于教育普及的财政支出相对缩水，人力资本形成速度随之下降。反之亦然。本文对于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反向变动的解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说，尚需进一步的经验证实。
五、主要结论
充分考虑人力资本因素，本文测算了1985―2005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动率，通过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忽视人力资本因素（剔除劳动力质量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将被高估近30%，对测算结果的准确性会产生较大影响。但若研究目的仅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势分析，则人力资本因素带来的差异性影响并不显著。
第二，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总体上保持了上升的趋势，但其过程中存在波动。1985―1995年全要素生产率稳步上升并在1995年达到制高点，随后逐渐下降到谷底并在2004年触低反弹。
第三，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率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两阶段性：第一阶段为1985―1995年，其波动剧烈，起伏较大，而1996年之后则经历了较为平稳的“U”型发展过程，各年间的技术进步率差异较小，连续性强，整体上体现了政府的政策性推动由突击式、短期性向长效型发展的趋势。
第四，目前，中国农业产出增长主要还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入，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不高，推动力有限。虽然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但其贡献率非常低，突显农业人力资本大量流失的现实。总体上，中国农业增长没有摆脱以物质投入为主的粗放型生产阶段，集约型农业生产仍未形成。
第五，在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互动关系上，二者呈现出明显的反向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科技推广对人力资本的替代效应以及政府短期的财政支出约束。
[摘要]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文章对我国农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尚处于初级阶段、农业竞争力还比较弱，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就是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落脚点也是要实现农业的产业化，进而给出了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化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新农村建设；农业发展
一、引言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部署，“十一五”时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时期。当前，从农业和农村的深刻变化看，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正在进入战略转变阶段，必须创新发展模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点就是要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不断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其具有完全的自主权和决策权，以及灵活的适应变化的能力，显示了家庭经营的优越性，使我国农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但随着农业的比较利益走低，农业的市场竞争力不断削弱。尽管政府不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但由于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狭小，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极低，农民增收缓慢。随着国家对农民实行了免征农业税、种粮补贴等惠农政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增加了农民收入，但生产资料和机械作业费等持续涨价，无形中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政策效应开始减弱。
同时，由于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农民增收的不稳定性较大。虽然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和就地转移的比例在逐年增加，但由于综合素质低，大多数劳动力仍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技术型、技能型劳动力转移输出很少，无法获得较高收入，农民收入增长受到抑制。另外，由于农村劳动力结构不合理，难以满足劳动力市场日趋专业化、技能化的需要，不能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再者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将制约部分行业的过度发展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批企业停建或停产，减少对农民工的劳务需求。因此，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基本上处于一个相对稳定、调整的阶段，进一步转移的困难比较大，农民增收也比较难。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农业产业的分化加速，与其它经济部门的分工越来越细，经济交往日益增加，农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产业化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低，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农业的总体竞争力还很弱。加上农村的教育、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农村金融资源缺乏，金融服务缺失，严重制约了农民增收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特征
农业产业化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户为基础，以龙头企业或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通过实现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农业产业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新的经营体制，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相比，农业产业化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产业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是从经营方式上把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行商品贸易、农产品加工和农业生产的一体化经营。通过一体化经营，使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流通等环节相互链接，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这样，既能把千千万万的“小农户”、“小生产”和纷繁复杂的“大市场”、“大需求”联系起来，又能把城市和乡村、现代工业和落后农业联结起来，从而带动农业实现专业生产、规模经营和区域布局等一系列变革，实现农业再生产各环节之间的良性循环，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二）生产专业化。实施农业产业化，就是要从大农业到小农业，逐步细分，专业到一个产品、―种要素上来。只有专业化，才能投入全部精力围绕某种商品进行生产，形成种养、产销、服务网络为一体的专业化生产系列，做到每个环节的专业化与产业一体化相结合，使每一种产品都以商品形式进入市场，从而有利于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率和经济效益。
（三）产品商品化。生产就是为了交换，只有在市场中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生产的产品全部或大部供自己消费，则不能称其为产品商品化。农业产业化要求商品生产率在90％以上，大量产品都要通过各种渠道投向国内外市场，和工业企业的产品没什么两样，这是产业一体化经营与非产业化的自给性、半自给性的基本区别。
（四）管理企业化。农业产业化就是用管理工业企业的办法经营和管理农业，使各农户从分散的生产逐步走向规范化和标准化，从根本上促进农业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经营计划，把农业生产当作农业产业链的第一环节或“车间”来进行科学管理，及时组织生产资料的供应和全过程的社会化服务，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的高产、优质、高效的目标。
（五）服务社会化。通过各种中介组织，对一体化组织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信息、技术、经营、管理等全方位的服务，促进各种生产要素有效结合，从而使整个农业的生产水平大大提高，同时降低了经营风险。
三、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农业产业化
“十一五”时期，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仍将面临着食品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双重约束、国内竞争与国际竞争的双重压力以及资源与环境的双重挑战，为了有效应对挑战，提高我国农产品开发能力、农业安全防范和生态建设能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成为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农业产业化是解决“三农”问题、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途径，从国外农业的经验和我国的实践看，中国农业的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必须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才能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使广大农民实现共同富裕。
第一，农业产业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农业产业化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农业专业化分工，农业生产向广度深度发展，必然要求农业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利用率，进而推进了农业产业化的形成。农业产业化就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以市场为导向，利用市场机制优化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农业资源的效力，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
第二，农业产业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传统的农户小规模生产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和经营积极性，与现有的农村生产力是基本适应的，但是，农户生产要素过于分散，势必加大生产成本，影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难以发挥规模优势。针对我国耕地资源稀缺、人均占有量低且分布不平衡、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素质较低等特点，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走资源节约的道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发挥规模效应，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集约利用资源，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实现规模经营，使农产品在加工、销售环节不断增值。走农业产业化道路，可以使农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增强农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
第三，农业产业化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农业产业化经营能够促进农产品生产优质化、农业布局区域化，使特色、生态、高效农业得到较快发展；促进农业科技体制创新，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科技含量进一步提高；促进农产品加工精深化，使农业产业链条拉长，农业附加值大幅度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能促进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使农村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2]。因此，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
第四，农业产业化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十一五”规划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新农村不再等于单纯的农业，也不单是生产粮食的地方，而应该是具备多样化生产方式的农村。农业产业化经营能够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村改革深化和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改善广大农村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第五，农业产业化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推进农业产业化是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使他们真正富裕起来，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发展农村经济，加速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把企业经营引入农业领域，解决农户经营规模狭小，种粮效益低下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利用技术、资金、人才和市场的有机结合，激活本区域内的劳动力以及土地等资源，使农民增产增收[3]。温俊彬等对江西省农业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民收入单一性、农业经营分散性和经济结构滞后性是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指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保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根本途径[4]。
四、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用统筹城乡发展的思想来指导，建立一整套完整的产业化经营体系。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必须“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
（一）“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推进农业产业化。我国是个农业大国，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各地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业生产条件及其区域优势、产品优势又有极大差异，因此，农业产业化发展要形式多样，不可能齐头并进，必然是有先有后、循序渐进、协调发展。发展方式上也只能是根据其自身条件和当地的特点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身情况的农业产业化形式[5]。对于生态脆弱和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重点发展规避灾害型农业产业化。对于农业基础较好的地区，以规模化和专业化商品基地建设为基础，以加工企业、批发市场等为龙头，以建立科学合理的市场联结方式为核心，着力提高产业化发展的水平和素质，形成农业产业化的骨干带动力量。而对于产业化起步较早，具备产业化经营能力的地区，则应以发展外向型农业产业化为重点，在生产方式、经营机制方面进行创新，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缩短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以现有农业服务体系为基础，组建多层次、多形式的科技、市场、运输、信息、生产资料供应等专业化、系列化、全程化的服务体系。
（二）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当前一系列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是区别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的一种新机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上接市场、下联农户，既是市场竞争中最活跃的因素，又是当前维系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要力量。龙头企业是本区域、本行业内的生产加工中心或信息、科研、服务中心，具有开拓市场、引导生产、深化加工和提供服务的综合功能，起着内连基地和农户，外连市场的一体化经营的作用。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科技开发和创新能力，使龙头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不断增加技术开发投入，大力提高其产品的科技含量。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工艺设备对特色农业初级产品进行精深加工，使传统产业链延伸，不断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龙头企业的培育要根据市场选择形成，并通过市场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龙头企业的选择可以围绕主导产业和产品，从加工、流通和服务环节入手选择基础雄厚、经济实力强、经营规模大、信息网络健全、辐射带动能力强的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运销企业或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企业。培育起来的龙头企业应与各专业农户、相关产业企业共同组建经济联合体，坚持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形成一体化经营[6]。
（三）培育农民的经营意识。农民的经营意识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当前农民之所以能解决增产问题，却迟迟不能增收，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农民普遍缺乏经营者意识和市场营销素质。农民无论从其社会存在，还是经济地位来看都应该首先是一个经营者，其次才是生产者。农民一般不被雇用，不领工资，且拥有自己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像企业一样，经营的好坏是其发展的关键要素，这一点在农业生产能力进入供过于求的时代尤为重要。我国农民虽然有着世界少有的优秀农业生产传统和技能，但正是因为经营意识的淡薄，市场营销知识的缺乏，不能摆脱贫困的困扰。长期以来对农民只重视生产技能的培训，缺乏经营、营销、管理知识的教育，是我们对农业教育的一大失误。过去无论是送科技下乡，办农民培训班，还是培养农业人才，都忽视了农民最需要和最基本的产业化经营知识的普及[7]。
（四）完善特色农业基地建设。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农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农业产业化面临着加快发展和应对市场挑战的双重压力，必须十分注重走特色化发展道路。立足当地资源和现有生产能力，搞好基地建设和区域布局，把基地建设、优化区域布局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最重要基础。加大投入力度，优化配套基础设施，提高资源利用率、最小化企业经营成本，将具有上下游共生关系的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集中到基地内，形成特色企业群，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和高效化生产[8]。农业产业化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过程，而产品的标准化是其重要特征和基础。实施农产品标准化是农产品质量的保证，也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产品进入现代化市场营销体系的基础，同时也是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必然趋势。从我国不同类型区域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趋势看，东部沿海地区面向国际市场，发展外向性农业，建设一批创汇农业基地；中部粮棉主产区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实现农产品的深加工；西部地区围绕发展特色农业，加强专业生产和基地建设；大城市郊区则根据自身特点，以发展都市型农业为主要目标，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五）重视技术创新，坚持可持续发展。新技术的不断创新与采用，已被作为区分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一个标准[9]。依靠科技进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农产品生产和加工技术创新体系，大力提高农产品品质，增强农业的内生比较优势。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中央和地方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完善农业科技发展的法律体系，积极吸引其他投入主体，调整农业科技投资结构。同时，改革农业科研体制，加强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推广，发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合体，采取各种经济的、制度的手段激励、监督科研工作人员积极投身到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之中。在县、乡等基层成立规模不等的农业教育和推广机构或学校，并加强与农业院校或科研院所的联系，接受教材、新技术及人员培训，使其有能力在基层开展系统教育和定期培训；提高待遇，稳定队伍，对成绩突出的个人实施奖励和提供优惠政策[10]，这一切都有助于新技术的采用[11]。
生态环境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农业产业化必须兼顾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正确处理好发展速度、资源开发力度和环境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经济与资源、人口、环境的协调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产业化一时的发展，切忌在农业产业化实施过程中只重视局部的和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忽视整体的和长远的社会效益及环境效益。大力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绿化荒山荒地，恢复林草植被，推行生态农业和清洁生产模式，推广农业质量标准和技术规范，引导农民大力发展适销对路的新、优、特农产品，发展无公害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六）建立健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保障机制。政府要坚持以农为本的治国理念，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同时大力发展政策性金融, 多渠道增加对农业的货币投入，解决农业产业化过程中资本不足问题，以激活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12]。农业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动态优化过程，政府应着手建立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提高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支持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探索发挥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的功能，通过期货交易对农产品进行保值增值[13]。建立健全农业产业化的法律保障机制，为农业产业化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实施特色农产品原产地保护制度和农产品质量绿色安全行动，推进农产品标准化，加强市场监管，全面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以保证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顺利推进。进一步延长土地承租合约，推进土地有序流转，实现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产业化绩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