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全纳教育 社会文化 本土化
分类号G760
1 前言
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全球特殊教育领域讨论最热烈的议题，并引导特殊教育实践的方向。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召开的世界特殊教育会议上各国达成的《萨拉曼卡宣言》中确定了全纳教育的基本理念与原则：每一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每一个儿童都有独一无二的个人特点、兴趣、能力和学习需要；有特殊教育需要者必须有机会进入普通学校……实施此种全纳性方针的普通学校，是反对歧视、创造欢迎残疾人的社区、建立全纳型社会和实现人人受教育的最有效途径。这些全纳教育的论断充满了绝对主义的语言，用“每一个”、“必须”、“都有”等完美主义的陈述表达极端平等主义的道德诉求。
全纳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想不仅彻底改变了特殊教育的观念与发展模式，而且赋予普通教育以崭新的内容，对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方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纳教育不仅仅是特殊教育的事情，它要求整个教育体制的变革以应对所有学生多元的学习特征与需求，是面向所有学生的。全纳教育与全民教育的思想相合，公平与多元是其核心价值，参与和合作是其基本原则，它反对传统的牺牲大多数能力一般或较差学生的发展需求、只注重极少数优秀学生发展的精英主义教育模式。
全纳教育也远远超出残疾的范围。它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即通过全纳教育建构一个全纳的社会。全纳教育因此不是某个人的事情，而是与社会上所有的公民相关的事情，是挑战不公正与歧视的利器，与各国社会文明发展水平、人权保护、以及社会公平与正义目标的实现紧密相关。它需要全社会以及社会中各种机构与体制进行相应的调整，包括教育机构与体制；社会中现存的与隔绝、歧视相关的价值观、政策等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革。
2 全纳教育理论的社会文化特性
特殊教育理论是建立在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当某一社会对“残疾”、平等等观念发生变化时，特殊教育的基本理论与教育形式也会随之变化。因此，一方面，全纳的理念与目标成为一个全球讨论的热门议题，它以追求社会公平与平等等普世性价值观为基础，为各个国家制定全纳的教育目标、政策提供了依据与动力。即使在最为贫穷、资源缺乏的国家，全纳教育也至少成为使更多处境不利儿童享有学校教育机会的政治宣示或者现实举措。另一方面，各民族或国家具有独特的社会文化体系，对全纳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有着独特的影响，使全纳教育在各个国家的本土化成为可能。社会文化特性是指各个国家或者地区所独有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结构、历史传统、文化特质等特征_2’；回顾全纳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其社会文化特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2.1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野来看全纳教育
全纳教育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有着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社会公正、权利平等的理想是一个逐渐实现的过程。从人类追求公正、平等的过程来看，与其说是“天赋人权”，倒不如说是社会各阶层、相关群体自己抗争与争取的过程。例如，尽管美国自开国之初便在其宪法里确定了人人平等的原则与公民的自由与民主等基本权利，这些理想与实践却总存在着矛盾，平等的理想与隔离的现实不断挑起社会矛盾与冲突。平等只局限于白人，黑奴与其他族裔移民备受歧视，以至于在公众场所、交通工具及学校内都是黑人白人分开；而华人也不得在路上挑担子或拥有物业；加利弗里亚州更一度立法不准华人子女人读普通学校等。这些不平等的做法通过民权运动、其他相关团体的游说、法律诉讼、公众舆论等社会运动方才逐步得到克服与改善。全纳教育直接起源于美国1950年代以来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更远则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法国启蒙运动等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对个人平等、自由、多元选择等的追求的一系列社会运动。正是这些社会运动孕育了西方所谓以个人自由、社会平等为价值目标的社会文化基础，也为有特殊需要的人士平等、有尊严地参与社会生活以及新的特殊教育理念的诞生提供了动力，使传统的对残疾人进行隔离式的教育与服务受到公开的怀疑与挑战，并导致全纳教育的诞生。
2.2从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变迁的角度来看全纳教育
如果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美国1950年代以来的民权运动等西方对平等、自由的追求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奠定了全纳教育的社会文化基础，建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则孕育了全纳教育的哲学理论基础。西方的特殊教育实践经历了隔离式特殊教育体制（特殊学校与特殊班）、回归主流、全纳教育等阶段。不同阶段的变迁紧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与人文、客观与主观主义、实证与建构（解释）主义之间的对立与转换的脉搏。建构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且与后现代主义哲学范式相互交织；共同为特殊教育提供了宏观的认识论范式基础。全纳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平等、个别差异、多元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崇尚的基本价值观。带有浓重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全纳教育理论在特殊教育领域成功地成为垄断式话语，顺利地成为各国特殊教育政策制定、实施的依据与动力。
西方全纳教育的发展也是特殊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产物，是特殊教育发展共同规律。西方在如何对待残疾人士的问题上经历了从杀戮到遗弃、忽视、怜悯与过度保护，发展到逐渐接纳，到尽最大程度地促使残疾人全纳进主流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西方，特殊儿童首先从完全被拒绝的环境进入到寄宿制学校，然后到特殊学校和特殊班，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普遍到资源教室接受教育并逐步实现回归主流，进而发展到更为彻底的全纳教育。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遵循着渐进式的原则，从拒绝到接受与安置、从隔离到回归主流、从普通与特殊教育双轨制到整合的教育安置体系，并逐渐走向全纳，每一个环节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对前一运动的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的。
可见，西方全纳教育理论的生成与发展，是西方特有的社会文化土壤里结出特殊教育理论的果实，也是西方社会民主、自由等所谓普世性价值观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化。同时，这一过程与西方社会理论范式的发展与变迁一脉相承，也是特殊教育发展规律的自然表现。显然，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我国特有的国情与文化传统之上，并体现社会主义的政治与教育理念，对西方的文化传统、教育哲学等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不能照搬。我们应该结合国际特殊教育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全纳教育模式的发展经验与教训，对我国特殊教育模式进行思考，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全纳教育理论与实践模式。
3 全纳教育理论的本土化诉求
3.1西方全纳教育研究缺乏历史文化的视野
近年来，西方关于全纳教育的争鸣对于推动全纳教育在各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各国特殊教育工作者开展全纳教育实践提供了具体指导，为特殊教育专业人员的培养提供了坚实的知识与技能培训的基础。但是，学术界从来就缺乏对于全纳教育与社会特别是社会科学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更缺乏对于全纳教育哲学理论基础的深入探讨。总的来看，围绕着全纳教育的发展进行研究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特殊教育最主要的焦点。西方关于全纳教育的研究与成果发表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对于全纳教育理论的系统介绍与总结。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对于全纳教育的基本概念体系、发展沿革、专门术语及其定义、不同的思想观点与争论、以及政策层面的鼓吹与游说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述与概活。特别强调的是，这些研究中充斥着热情的语言与华丽的修辞，以人权与社会公平等理念为出发点，旨在推动全纳教育的发展与深化。第二是操作与技术层面，关注的是通过全纳教育的理论指导教育各类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改进其学习的效率与生活的质量；强调通过学校重组、变革以及课堂的教学调整，改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学习与学校参与的质量与水平，并建立良好的家校合作及社会支持系统。
在诸多全纳教育的论著中，对于哲学基础的论述仅仅简单停留在人权、多元、平等、个性自由等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价值观基础的描述与鼓吹的层面，极少有从人类社会思想与理论发展、社会科学范式发展与变迁的角度对全纳教育的基本概念框架与假定进行哲学反思与探索的，因此，特殊教育理论的匮乏几乎是全球性的。理想主义思潮下的全纳教育充满修辞的夸张，占领了伦理与美好道德的制高点。与其说是一个准确的教育学术语，倒不如说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教育理想与完美的价值追求；与其说是一种系统的教育理论或思潮，不如说是一种崇高的、乌托邦式的道德追求。
全纳教育的理论仅停留在表层，无论是系统化还是深入的程度都不够，全纳教育的本质及历史文化特性没有得到深入探讨，更缺乏“扎根”于不同文化背景与教育体制的基础上对全纳教育进行具有本土化特征的理论生成与发展。特殊教育的实践长期以来有着注重心理学、行为技术、以及科学实证研究法应用的传统，新的范式的接受与应用总是慢半拍；建构主义以及其它相关的理论与范式如后现代主义思想只是近来才成为特殊教育领域讨论的话题。这些都可能导致具有强烈西方理想主义色彩的全纳教育理论与话语体系在全球特殊教育领域成功地成为垄断式话语，违背了全纳教育提倡的平等与多元的理想，也不符合各国特殊教育发展的需要。关于中文的全纳教育研究，也多以介绍西方理论、实践以及扩展全纳教育项目为主。各类用于培训的材料较多，但外国名词与理论介绍多，本土化的理论探索与生成少；游说与动员式的论述多，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少；关于各类人员态度与观念的调查多，课堂教学改革少；结合各地特有文化特点的分析也不多见。
3.2我国全纳教育的发展需要本土化理论
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纳教育仍然处于摸索、发展阶段，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文化对于全纳教育的定义、目标、实施途径、及其结果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尽管很多国家都致力于发展全纳教育，但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了高质量的、有效的全纳教育，即使在首先倡导全纳教育的美国，全纳教育的效果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并不能提供满意的或适当的效果。没有一个国家的做法能够为其它国家发展全纳教育提供一个标准的蓝本或范例，各个国家需要根据本国的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全纳教育模式。
中国的特殊教育发展需要中国的特殊教育理论，需要中国特殊教育工作者自己的努力与实践去探索，去发展。朴永馨（1998）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外国可以为解决中国几百万残疾儿童教育准备好现成的药方，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我国特有的国情与文化传统之上，对西方的文化传统、教育哲学等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从本质上来看，全纳教育在中国的发展缺少其生成的文化土壤，它是从西方嫁接到我国的一个文化概念。我国并没有如西方那样的全纳教育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全纳教育背后的平等、个性自由、多元等西方哲学观念在我国没有或很少得到强调。目前关于中文的全纳教育研究，也多以介绍西方理论、实践以及扩展全纳教育项目为主。各类用于培训的材料较多，但外国名词与理论介绍多，本土化的理论探索与生成少；游说与动员式的论述多，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少；关于各类人员态度与观念的调查多，课堂教学改革少；结合各地特有文化特点的分析也不多见。
因此，全纳教育在我国缺失其生成的文化和哲学基础，这也是目前国内学者对全纳的理解存在着各种争论的重要原因。全纳教育并非我国本土文化的自然生成，它是对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之间的嫁接、冲撞与融汇，是基于文化嫁接之上的再生成。这种再生成需要“扎根”于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通过对传统的扬弃、对其他优秀文化成果的吸纳，在特定的时代与地域中以“自发的”、“内在的”方式生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全纳教育理论。
4 全纳教育理论的本土化需要研究什么
从本质上讲，特殊教育不仅是一门具有较强实践性的多学科，更是一门理论缺乏，且需要理论建设的学科。特殊教育理论的缺乏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创新，对全纳教育的理论基础与本质特征进行理性的批判性的分析尤为重要。这种分析有助于厘清全纳教育的本质，确定全纳的历史文化特性，探索适合我国教育实际的特殊教育服务模式，促进教育公平与全民教育目标的实现。从研究的角度出发，全纳教育理论本土化建构至少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4.1从社会科学理论与范式角度对全纳教育进行哲学思考，奠定全纳教育的理论基础
社会科学理论与范式涵盖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等多方面理论以及隐含在这些理论背后最基本的信念与假设。社会科学理论是指对社会现象各方面进行解释、预测并影响社会生活与实践的一系列命题或者假设。例如，政治学或者经济学理论就是对现实政治与经济生活系统解释的不同层次的命题与假设体系。社会科学范式是对于知识、社会、认识世界的能力和理由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假设或基点，它奠定或引导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决定研究的问题、方法。因此，“范式”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方法论体系的问题，协调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与转换导致特殊教育从“心理一医学”向社会、教育模式的变迁，并为全纳教育提供了宏观的认识论范式基础。以人本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就是全纳教育最基本的哲学基础。从微观层面来说，社会分层、社会冲突、社会学习、社会批判、文化复制、文化演化、生态理论等不同的社会理论与不同学科的理论则直接为全纳教育的研究提供不同的理论视野或研究主题。
因此，全纳教育的理论建设需要跳出特殊教育狭窄的领域和范畴，需要从人类社会思想与理论发展、社会科学范式发展与变迁的角度对全纳教育的基本概念框架与假定进行哲学反恩与探索。从人类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范式变迁的宏大背景出发，厘清特殊教育这一具体的学科领域背后所秉持的哲学范式、概念框架、价值理念、方法论与实践模式的变化趋势[7]。
这有别于多数现有论着仅仅立足于人权、多元、社会公平正义等空洞的社会价值观念论述全纳教育的状况，有利于确立特殊教育的学科与方法论基础；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全纳教育发展与西方社会思潮与范式变迁之间的关系。
4.2从社会文化的宏观视野分析全纳教育的本质特征
全纳教育具有强烈的社会文化特性。特定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各种要素不仅通过相关人员的态度与信念对全纳教育政策执行产生广泛的影响，这些要素还直接对全纳教育各个层面的执行直接发挥制约作用。尽管如此，从社会文化的宏观视角对全纳教育进行分析与思考的研究却并不多。现有的研究多数从教育或者心理的角度出发，研究全纳教育环境下特殊儿童的心理一行为变化或者课堂管理与教学技术，重视干预技术的发展与训练效果的提高，对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在全纳教育中的作用关注不够。因此，我们需要从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将全纳教育与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从中归纳出生动具体的而非枯燥、抽象的全纳教育理论；同时，通过纳入社会批判的视角促进带有浓厚文化气息的全纳理论的发展。通过反思与意义的重构探索鲜明的个性化理论；通过人文价值的介入形成人性化的理论；通过纳入社会批判的视角促进带有浓厚文化气息的理论的发展；形成扎根于中国特定文化情景与过程之中的、具有独特性的全纳教育的解读与本土化特征的理论。
4.3从国际比较教育的视角出发探索全纳教育的理论
如前所述，全纳教育并非我国本土文化的自然生成，它是对西方理论的嫁接、冲撞与融汇，是基于文化嫁接之上的再生成。舶来的回归主流、全纳教育被巧妙地“嫁接”在中国文化之上，通过“扎根”的方式生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随班就读模式。它是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背景下，嫁接到中国文化上重新生长的一个元素，嫁接的过程与效果同样受到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深刻影响。我国随班就读模式既受国际特殊教育理论如回归主流或一体化思想的影响，因而具有国际性；又考虑了我国的社会文化、经济、教育等实际的条件，即具有民族性。因此，我们需要关注国际全纳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动态，立足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与教育特征，对西方的教育思想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外来文化精华采取吸纳与扬弃的态度；进行比较与归纳，辨明随班就读与西方全纳教育之间的关系，形成具有个性化的全纳教育理论，并对我国特殊教育学科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
4.4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着手形成本土化的全纳教育模式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由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将于2010年8月在中国北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世界各国音乐教育界的数千名专家、学者和教师相聚北京，进行学术交流、专题研讨和教学展示；同时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60余场绚丽多姿、各具民族特色的精彩音乐会进行展示和交流。本届音乐教育大会将为中国音乐教育界的广大学者和教师架起一座通往国际音乐教育学术论坛的桥梁，传递音乐教育课堂教学的最新动态、最新理念和最新成果，对弘扬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促进中外音乐教育界的合作交流、推动中国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现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具体方案发给你们，请认真做好参会的各项宣传、组织工作，确保这届大会圆满成功。
附件：关于举办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方案
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组委会
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
中国音乐学院
2009年7月15日
关于举办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方案
一、大会主题
“和谐与世界的未来”
“和谐”是中国音乐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推崇的理念和追求的最高境界。围绕“和谐与世界的未来”这一主题，与会者将就音乐教育教学和音乐艺术实践等相关领域，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进行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
二、大会主办单位
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CSME)、中国音乐学院(cCM)
三、大会时间、地点
时间：2010年8月1日至6日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 中国音乐学院
报到时间：2010年7月31日一8月1日
报到地点：中国音乐学院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组委会办公室
四、大会参会人员
国内外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及校外、社会音乐教育机构的专家学者、音乐教师、研究生、音乐教育科研工作者、教育管理者以及各类音乐演出团体等。
五、大会形式
1 主题演讲(Keynote Speaker)：会议邀请四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进行大会主题演讲(演讲时间各为1小时30分钟)。
2 教学展示(Class Teaching Demonstration)：这是此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新增添的一种课堂教学展示形式。其内容为国内外小学、中学、大学音乐课堂教学，时间为55分钟，过程包括讲课40分钟，互动和讨论15分钟。
3 论文宣读(Spoken Paper)：大会期间，论文提交者有20-25分钟的时间，用以陈述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可以使用PPT)。之后，有5分钟提问时间，演讲者给予回答。
4 论文海报(Posters)：大会将提供单位为70cm×100cm尺寸的论文展示板，供论文海报入选者使用。论文海报提交者可根据自己的论文内容，于会前设计展示版面(不超过4个版面)，印制成中英文海报，在会议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展示和交流。
5 工作坊(Workshop)：这是世界音乐教育大会中关于音乐教学实践的一种相互交流、互动形式，内容包括音乐教学法、合唱与指挥教学、器乐教学、欣赏教学等。每个工作坊的时间各为60分钟，过程包括教学简要介绍5分钟，现场教学45分钟，提问、交流和互动10分钟。
6 专题研讨会(Symposia)，也称为“圆桌会议”：其主要内容和形式，是围绕一个主题宣读论文并进行研讨。此研讨会的主持人身份，需由参会者自己提出申请、提交研讨主题和论文并通过审核获得。其职责包括：提出会议研讨主题、确定研讨会参与者名单、组织参与者提交论文、组织论文宣读与讨论。
7 音乐会(Concert)：包括室内与露天音乐会，分别在中午、傍晚或晚上进行，参会代表可以免费观看。
(以上七种会议形式均配有现场翻译，中国参会代表没有语言障碍。)
六、大会注册与会员申请
(一)会议注册与报到
1 注册时间
2009年8月1日至2010年7月30日
说明：
(1)港澳台地区的申请者可按照中国代表参会标准注册。
(2)中国代表参会的名额限定为2000名，如未能在规定注册时间内注册，将不得参加会议。但由于特殊情况只能在报到时现场注册的。需在原有费用的基础上增加200元人民币。
(3)参会人员的交通、食宿自理，会议可提供不同标准的住宿条件。
3 注册办法
(1)网上注册方式：
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10／chinese)，参见“大会注册与会员申请”，按照网上提示注册交费。
(2)邮寄注册方式：
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10／chinese)或“中国音教网”、“人民音乐出版社”网站下载“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注册申请表”，填写后邮寄(注册费需汇款或转账)至下述联系地址：
(二)会员申请
1 根据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要求，参加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代表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团体会员或个体会员代表；二是学生代表；三是非会员代表。不同类型的代表，应根据不同参会标准提交注册费，方可注册参会。
2 各类论文的提交者(含学生代表)、教案的入选者以及音乐会申请人，需成为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个体会员。凡不是该会个体会员者，需在办理注册手续的同时，办理加入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入会手续，方可注册参会。
3 一般参会者，只需获取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团体会员的资格。由于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CSME)已经是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团体会员，为此，凡中方代表已经是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会员者，可视为已经具有一般参会者资格；如果尚未加入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且欲参会者，又具有在职在岗三年以上教龄的教师，可在办理注册手续的同时，办理加入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的手续；或直接加入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以该会个体会员资格参会；或以非会员参会注册标准参会。
说明：
(1)凡申请加入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者，请登陆“中国音教网”(省略)。点击“学会专栏”，下载“会员登记表”，并按照表上要求填写。在大会注册时。连同终身会员费(200元人民币)、注册费、表格、照片(两寸照)，一并以网上注册或邮
寄注册方式提交大会组委会，会后将会员证邮寄本人。有关联系方式，请参见注册办法。
(2)凡申请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个体会员者，请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10／chinese)，按照网上提示填写申请表：或下载、填写“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个体会员申请表”(中英文)。在大会注册时，连同会员费(普通个体会员450元人民币；学生会员300元人民币)、注册费、表格，一并以网上注册或邮寄注册方式提交大会组委会，会后将
会员证邮寄本人。有关联系方式。请参见注册办法。
七、论文、教案提交 (一)论文提交
1 提交时间
2009年8月至2009年10月31日
2 提交要求
参加论文演讲、工作坊、论文海报展示、圆桌会议的参会代表，需在申请时间内提交300～400字的中文和英文的论文摘要，及5000字以内的中文全文。请务必注明准备参加哪种会议形式(参见“大会会议形式”的2～6条)。
3 提交办法
论文一律采用网上提交方式，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10／chinese)，参见“大会论文提交”，按照网上提示提交；或者下载并填写“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论文、教案提交申请表”，发送至邮箱。
(二)教案提交
1 提交时间
2009年8月至2009年10月31日
2 提交要求
组委会推荐的参加教学展示的预选者，需在申请时间内提交300～400字的中文和英文的摘要(含纸质版和电子版)，及5000字以内的完整教案(含纸质版和电子版)和现场录制的教学光盘。大会组委会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入选者在接到人选通知后，即可办理参加大会的相关手续。
3 提交办法
组委会推荐参加教学展示的教案一律采用邮寄和网上提交方式，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10／chinese)，下载填写“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论文、教案提交申请表”，教案的中英文摘要和全文电子版由网上提交(见下列地址)；教案的中英文摘要、全文的纸质版一式2份(A4纸打印)和教案光盘邮寄至以下联系地址：
八、大会演出申请
1 申请时间
2009年8月至2009年10月31日
2 申请要求
根据国际惯例，中国作为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会议主办国，可以安排20场音乐会。演出团体的组团方式可以省、市、学校、少年宫以及各类音乐团体等为单位。可以是专业演出团体，也可以是业余演出团体。节目内容、形式要求丰富多样，包括演唱(独唱、合唱)、演奏(独奏、合奏)、舞蹈、戏剧、杂技、武术等。具体要求如下：
(1)节目富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2)音乐会演出时间长度在一个半小时以内。
(3)原则上演员人数不超过60人。
经专家评审后，组委会将于2009年11月通知入选单位，签订“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音乐会演出许可协议”。
3 申请办法
登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网站(省略／20i0／chinese)，参见“大会演出申请”，下载填写“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音乐会)演出申请表”，将整场音乐会节目单(包括节目时长)、节目录像(DVD或VCD格式)、演出团体简历(中英文)、艺术指导或指挥简介、该团以往具有代表性的音乐会的录像(DVD，CD)及相应节目单，邮寄至下述联系地点：
4 相关要求
(1)演出人员无需交纳注册费，但是所有人员的差旅、食宿、演出环境的设计装饰、旅游等费用，需由各演出单位承担。组委会提供会议期间用车、场地、钢琴、简单的灯光音响设备。
(2)演出人员可以相互观摩，但不参加开幕宴会等活动。
九、会议程序
根据国际惯例，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七个委员会的专题研讨会，分别于7月25日至31日之间在北京等城市举行；第二阶体大会(含音乐会)，在北京举行。
十、重要说明
1 凡提交教学展示、论文宣读、工作坊、海报等参会形式者，以及音乐会申请人，大会将组织国际评委进行评选，入选者在收到大会组委会有关人选通知后，方获得以各有关形式参会及演出的机会。未入选者，可作为一般参会者参会。
2 大会将出版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秩序册(中英文)、论文集(英文摘要)、音乐会秩序册(中英文)及大会资料光盘(含大会秩序册、各类论文的英文全文、音乐会秩序册及各音乐会相关情况的英文介绍，以及相关图片、录像和录音)，上述资料将在大会注册时发给全体正式代表。
3 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与大会组委会将给所有入选者颁发人选证书。
4 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与大会组委会将给全体正式代表颁发参会证书。
关键词：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8-0045-03
面对世界各地不同思想文化思潮和意识形态矗立的新时代，我们国家又正值深化改革的有利时机，正是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进行更新与改革的良好契机，我们就必须大胆的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一定要以世界全局的眼光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从而树立思想政治教育新观念。这一切都是时展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需求。我们以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就作为参照物，借鉴其成功的发展经验，从而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建议，这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将起到抛砖引玉的显著作用。
一、中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的异同
1.中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的相同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作为整个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存在，而绝非只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特产”，中日两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有着共同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无论中日两国的古代还是现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都强调培养合格的顺应时代的国民，从而为这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中日两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同时期都有着不同的神学色彩，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因为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度低下，社会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极其不吻合，无法正确解释当时的自然现象，社会实践活动也难以得到驾驭，就这样人为地创造了神创造和统治世界的荒谬认识。这种认识告诉人们，统治阶级是神创造的，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是神所赋予的，社会生活实践不能违背神的意志，人们必须无条件服从，不得违背。中日两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又都对不同的外来思想进行了本土化改造。我国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情况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而日本引进了我国的儒家、道教和佛教的传统思想，对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并对其本国统治进行科学有效地指导。
2.中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的差异。中日两国拥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国情，因而两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必然会有诸多不同之处。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的继承方式不同。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来源于我国传统的思想理论基础，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既继承了古代有益的思想政治教育部分，又不同程度地学习了外来思想理论即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而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是全盘继承了本国古代的传统理论思想的同时，以及吸收了中国的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理论，这是一种内外交融的理论基础改造形式。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的服务对象不同。中日两国由于统治阶级和社会制度完全不同，因而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服务的对象也完全不同，中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它所服务的对象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无产阶级利益；而日本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国家，固然其服务对象就是资产阶级利益团体。
二、中日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功能异同
1.中日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功能的相同点。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中日两国的思想政治教育都通过不同形式和手段捍卫着统治阶级的国体和政体，用统治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规范人们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行为，护卫国家政治体制的正常有序运行。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对本国人民群众进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教育，把他们的思想统一到维护国家利益，奉献社会上来。
2.中日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功能的差异。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是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共同宣传教育下，不断地使广大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拥有主人翁荣誉感，它也是人民的“精神食粮”，指导着我国人民的生产生活。而日本思想政治教育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由国家“全面”干预，具体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体制，教科书审定制度上，日本采取国家全面干预的办法，不顾历史真相，颠倒黑白，在这样一个强有力的行政干预下，使其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功能性更加突出显现出来。
三、中日思想政治教育实现途径方式的异同
1.中日思想政治教育实现途径方式的相同点。首先，虽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名称不同，内容、方法、方式各异，但这种教育活动是客观存在的，有的国家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名称，而有的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说是“无名却有实”，中日两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管理体制方面，都能够得到统治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由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具体执行，无论是军队、学校、农村都有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形式。而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由日本当局政府指挥，文部省具体执行。在日本的这种单一民族的大一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体质下，彰显着国家在其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表明国家对本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其次，中日两国在思想政治教育上都强调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方式，显性教育主要体现在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隐性教育主要体现在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系统有预期地传授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教育学习方式。比如：在不同阶段的学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中日思想政治教育实现途径方式的差异。我国注重正面的教育，虽然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丰富多样，但是主要强调正面、直接、正规的教育手段。国家教育系统设置专门的教育机构，设有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在一定的范围和规定的时间内对其教育对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日本更加注重熏陶和训练的教育方法，所以，日本更加注重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建设，并通过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四、中日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的异同
1.中日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相同点。中日两国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和历史性，在设置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同时，也都会结合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吸收和消化本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也会重新塑造本民族的思想、文化的新的价值观。实践证明，在设置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过程中，越发注重民族精神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就越大。中日两国思想政治教育都又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和政治性，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设置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同时，也都会反映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中国各级学校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作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和建设者服务于本民族本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而日本致力于创造有个性的文化及发展民主社会及国家而努力，进而培养对国际社会的和平做出贡献的具有自主性的日本人。
2.中日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差异。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诸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既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又为社会发展到更高文明创造了条件，能够满足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需要。而日本以二战后日本战败为分水岭，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期间的目标是“和魂洋才”、“完美的人”等，指培养一代具有神国主义色彩并拥有西方先进技术的新一代日本人，为满足本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强烈需要，神国主义色彩又染上了军国主义色彩，这时的培养目标上升为培养“尽忠报国”的以天皇为中心的良民为目的。二战后，日本的教育必须追求人格高度完美，促使作为和平国家及社会的创建者，热爱真理和正义，尊重个人价值，重视勤劳和责任，充满自主精神，成为身心共同健康的公民。对青少年则注重培养宽广胸怀与丰富的创造能力，自主、自律精神及在国际事务中务实能干的国际化的新型日本人。
五、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给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启示
1.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社会文化相结合。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且始终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目标，不断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在吸收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还要将思想政治教育与我国的传统社会文化有效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又有效地吸收和借鉴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对于传统文化部分，同志曾经提出：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只有建立在全民族全社会的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借鉴与改造，用科学的实践方法去伪存真，才能使民族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实现更高的价值，从而丰富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使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2.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进程。转变传统观念，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进程，人们错误的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本阶级内部的一种驯化教育，当代社会，随着教育社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进程，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然要求。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当然我国的教育是针对全民族以及全国人民的教育，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该加快向全社会，全民族转换，并不是摒弃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而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维和观念向这个方向转换，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用更加得到发挥，也会得到全社会，全民族人民群众的强烈拥护和大力支持。
3.健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内化。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到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社会全人类思想道德素质全面提高，关键在于把外在的行为表现和行为习惯内化为个体品德意识，只有实现了这种素质的内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需要灌输式的教育方法，还需要必要的省察、研究以及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各种方法的自觉运用，从实践中获得真理，用真理去指导实践。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环节就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等有机结合，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内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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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硕士层面研究成果规律。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走向多元化，涉及到各个方面。诸如特色教育、研究生教育、法制教育、少数民族教育、女童教育。在现代教育的高速发展，学者开始关注教育质量的评估、督导、以及教育财政等问题，如：教育评价：《芬兰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研究》、《关于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初步研究》、《美国高等教育认证体系中的民间组织研究》等，但整体上来说，所占比重相对较少。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幼儿创业教育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博士阶层对“幼儿教育”关注
在CNKI网博士论文数据库中，以学科专业为“幼儿教育学”为关键词进行检索，（1999年到2010年）共找到155篇，其中部分文章在数据上传过程中重复上传，剔除重复文献后，共有112篇博士论文。从思想观念的整体上进行研究,高屋建瓴的把握教育学的脉络,如《幼儿教育的范式研究》、《幼儿教育的价值研究》、《幼儿教育实证分析范式的变迁及影响研究》、《从隔离到全纳》、《高等教育多元化与学生权益保护》、《教师专业标准研究》等。结合地域进行研究，选取教育发展比较前卫的国家为实体，实际进行论证，主要有澳大利亚，如《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市场化进程中的大学——政府——市场关系研究》、《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模式研究》等。
硕、博专业论文对“幼儿教育”的研究之比较
与其他学科类似，幼儿教育学硕士阶段论文研究范围较广，可以说各个方面有所涉及。博士阶段论文其涉猎范围相对更加集中，但其研究更加深入。总体上研究相对较多、实证研究也多集中研究教育发展较为突出的国家、如美、澳、德、而不是各类国家均有所涉及。博士论文以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学校为龙头，其导师各有其研究领域，在各自研究深入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现状，如华东师范大学注重幼儿思想教育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在基础性教育方面有所侧生、西南大学则在教育理念高度方面有所加强。其各院校有其风格、特点，导师不同，研究方向各有差异。
小结
【关键词】红色 革命文化 思政工作 策略
高校是引领社会先进文化发展的重要阵地，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的主要场所。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能够帮助大学生了解祖国的优秀文化，还能够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大学生认识到自己的成长与祖国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从而使其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所肩负的厚重使命。此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感，从而能够让他们自觉地维护祖国的利益和荣誉。但是当前大学教育中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教育工作者创新教育方式，有效解决教育方面的问题。
一、当前高校思政工作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教育形式比较单一
当前高校的思想教育形式仍然采用传统教学中单一讲述的形式，不能与现实先进的教育形式相融合，缺乏人文关怀。近年来，随着高校的扩招，受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有限，且因人数较多，高校教学中都是大教室上课，教学秩序难以得到很好的维护。教学往往是采用照本宣科的方式，教师对这种教学方式会产生厌倦心理，学生也会厌倦这种教学方式，学习积极性不高，最终导致教学效率难以得到有效的提升。
（二）教育内容枯燥
思想政治教育教材内容从中学到大学各个阶段都有重复，许多内容学生非常熟悉，无法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此外，思政教材的内容过于强调知识性和系统性，对时展的脉搏没有很好地把握，内容僵化空洞让学生感到教学枯燥无味。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缺少针对性，教学中很多内容只是流于形式，没有贴近生活实际，利用这些内容进行教学缺乏说服力。全国思想政治教育教材的版本都是统一的版本，从表面上看是统一意识形态，实质上却削弱了党政国策的宣传力度。我国传统文化发展有悠久的历史，尤其是中国革命涌现出的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更应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题材。为此，教师应该跳出课本的局限，对教学内容进行更新。
（三）学生主体地位得不到发挥
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多数教学仍然受到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学生主体地位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教师作为课堂的主导，采用讲授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由于教学时间有限，教学任务比较重，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没有时间在课堂上进行研讨。此外，高校思政教育课堂都是大课堂，学生很少有机会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交流较少，影响教学效率和教育效果。
二、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工作的策略
（一）利用红色文化营造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大学教学可以通过创设校园文化活动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教学中通过营造红色文化传播的氛围，使大学校园中能够处处见到红色文化，从而让大学生能够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红色革命文化教育要立足大众，鼓舞学生、引导学生，运用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大学校园中，更好地为学生提供服务。校园红色文化建设应该以艺术的形式展示文化的魅力，在其中挖掘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精神，以此来增强文化的感染力。红色革命文化之所以能够发展至今，主要原因在于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探索。为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红色革命文化应注重文化的创新形式。只有不断创新教育形式才能够使其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校园文化建设在融入红色革命文化的同时也应该融入各种现代化的文化元素，打破时空界限，采用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体现教育的表现力。红色文化教育的大众化只有坚持思想性和实践性的统一要求，才能够满足大学生的审美需求。
（二）利用红色文化充实思政课的教学内容
思政教学中，教师首先要熟悉教学内容，构建教学的基本框架，在保证基本教学任务的前提下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再组合，将教学重点及难点巧妙结合，实施教学突破，将红色文化资源充实到大学思政教学内容当中，将教材体系变成教学体系。例如，在讲解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时，还可以开设《新民主主义论》以及《论人民民主U》等学习专题，通过对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让大学生能够深刻地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形成；在讲解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时，可以开设《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的专题讲座，加深大学生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使其从学习中感悟老一辈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乐观主义精神。
（三）利用红色革命文化创新教学方式
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该大力推进教学改革，改变传统的单一教学方式，可以采用专题式、案例式教学，也可以采用访谈式教学。其中，专题式教学就是提炼出教学的重点内容，然后再围绕红色革命文化为特点的专题开展教学，最后集中组织教学。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所开设的专题进行教学时，可以采取课前读原著或者是课上进行小组讨论的方式进行教学，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进一步强化教学效果。案例式教学是指在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设计相关教学案例，按照教学的难点以及教学内容选择红色革命文化中相关的案例进行思政教学，将争议和观点带到课堂上，引导学生进行交流和讨论。访谈式教学则是通过走访历史当事人或者是权威的专家，引导学生学习历史文化，从中感受到历史事件的真相，深入理解史实的文化内涵。教学方式的创新能够增强学生学习思政理论的新鲜感，同时还能够让他们学习更多的红色革命文化，进一步强化思政教学的效果。
三、结束语
红色革命文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精神财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文化教育，不仅能够改变传统的单一思想文化教育形式，同时还能够创新教学方式，提高思想文化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方式除了采用访谈教学、案例教学、专题教学的形式外，将红色革命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当中；还可以借助于现代互联网发展创设红色资源网，将红色革命文化知识汇集在一起，通过网络平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拓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围，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大学生的自我完善，从而为国家培养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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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教学论；教学论研究
伴随人类社会出现而产生的职业教育，在当今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现代化教育的重视和关注，进入了其自身发展的春天。职业教育特有的职业属性，是其与普通教育或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同之处，这要求人们在开展教育教学时要采用与之匹配的特殊教学目标、方法、内容、媒介等，即要求出现一门与之匹配的、特殊的职业教育教学论。可见，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实践迫切呼唤理论的指导，但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职业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我国职业教育研究中，从提出到现在不到20年。其理论研究不够充足，学科建设也仍未完成，还是一个充满新鲜活力且相对崭新的研究领域。现就近2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予以反思，并展望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未来。
一、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基本历程
为追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历程与发展近况，用“职业教育教学论”为篇名，在中国知网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对1979年至2011年内所有文献进行模糊匹配的跨库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共检索到23篇文献，全部为期刊论文，没有硕士或博士论文。剔除其中重复刊登的论文，最终只有18篇文献。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归纳分析得到结果表明，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马庆发教授在《全球教育展望》上先后发表三篇关于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文章，开启了我国学者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学科的研究之门，而从那时至今的近20年里，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萌芽阶段（20世纪90年代~20世纪末），以教学方法和价值取向的引入与介绍和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提出等准备研究为主。这时期内发表的相关论文数为5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引入当时德国职业教育致力推广的引导探究教学法，提出培养学生学习能力是职业教育关键所在的新理念，倡导“行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教学论价值取向，并萌发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学科性质的初步研究和对现代教学论教学方式在职业教育中的迁移应用讨论等。
这个阶段的研究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国外职业教学论的介绍与引入是概述式的、零散化的、片面性的，缺乏具体化的实践工作和全面化的系统介绍；二是介绍与引入的过程中，缺乏对我国传统职业教育教学的改造性和针对性研究，如研究中关注的教学方法，其实是一种对方法的简单移植和直接运用，缺乏对方法本身及其应用的批判性反思和本土化思考；三是对职业教学论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基本概念、学科结构、理论依据、目标与建构等内容没有涉及。
第二个阶段为雏形阶段（21世纪初以来），以不同角度的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构建和学科建设的初步试探性研究为主。这时期内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逐步增加，但核心论文共5篇。研究总体上可划分为三个方向：首先是对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研究，包括对专业教学论的学科特点、学科定位和学科前景的初探；其次是对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的多角度探索，这类研究占本阶段论文数量的五分之三，是开展得最多的研究，如隐性知识管理视野的职业教育教学论探索和整体性学习的职业教学论探索，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探析了职业教学论的概念特征、方法手段和发展前景等；最后是对德国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的整体性引入和介绍，包括对德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实现形式和发展前景的介绍，和对德国职业教育技术教学论六大理论模式的探析。
由于这个阶段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因时间的短暂和研究力度的不够，使研究还称不上全面与深入。研究的主要特征有：一是理论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增多，但还不够深入完备，如我国学者提出职业教育的生活教学论、技术教学论、经济教学论等，都还停留在理论表层，没有展开细致而深入的应用及实践研究；二是进行了对职业教学论体系建设的初探，但是这些建设自成体系，还未达成统一共识，这使得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学科体系建设还处于一个混沌阶段；三是对国外职业教学论的介绍与引入系统化、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主要表现在引入与介绍时不仅介绍学习职业教学论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教学法等，还介绍学习了其实现形式、反思启示、新视野等；四是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和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关系区分不够，且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偏重于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论研究。
二、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已发表的关于职业教育教学的期刊文章从数量上看是繁荣的。以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关于职业教育教学的文章来看，从1980年到2011年发表的篇名含“职业教育教学”的文章有904篇，这个数量是可观的。但其中占绝对比例的是实践感悟、操作指导一类的文章以及讨论理论应用的文章。如含“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文章占39.8%，含“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文章占31.3%，含“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文章占24.2%，含“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文章占13.9%。这些文章几乎超过了整体的90%，可想而知，含有“职业教育教学论”“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等的文章是屈指可数。再回顾我国目前已经历的两个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阶段的研究特征，可以看到，这些现状都表现出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学科建设和理论充实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其主要问题如下：
（一）研究的理性化程度不高
在各类科学研究中，理性研究的程度一直是各类理论是否科学化的标准。然而，我国当前关于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理性化程度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一是基本概念、结构等的界定不够明确。以我“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概念界定为例。虽然我国研究者在深受以德国为代表的职业教育理论流派的影响下，确认了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发展演变为“基于‘职业科学’或‘职业领域科学’学说衍生的‘职业教学论’或‘职业领域教学论’的概念思想”，但是我国还没有一个明确化和具体化的公认“职业教育教学论”概念业论述。二是从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现状来看，其理论成果都是将德国等的职业教育思想和普通教学论的思想移植到职业教育得来的，使研究存在理论创新性和移植适应性的问题。三是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独立学科的学科地位还没有完全建立，这使得职业教育教学论还没有从根本上与普通教育教学论分别开来。虽然我国职业教育研究者在教学理论的实践和摸索中，也进行了某些方面的论证和分析，但总的来说，作为理论基础，其坚实性尚不够。
（二）研究的综合化有待加强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其研究力量与普通教学论相比是绝对薄弱的。这种力量上的不足，严重制约了研究的综合化进程。一是研究方法上，多是对普通教学论理论知识的归纳上进行简单运用性研究，很少进行教育理论的思辨性研究与生发性研究。如根据普通教育的各种教学论理论在实践中的实践情况，将几种有效理论提取出来，直接运用到职业教育教学。二是研究内容上，过于片面而忽视了对学科体系建设的综合研究。如我国研究者已明确表明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并不等同于职业教育教学论，它只是职业教育教学论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从我国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们对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研究远远超过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内容综合性不够的最好证明。三是研究范围上，就当前的职业教育教学理论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等的实践研究，而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基本问题，如本质属性、理念定位、地位和作用，以及相关因素等的元认识研究还不足够。
（三）研究的规范化明显不足
当前我国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主要是在学习普通教育教学理论与介绍各种国际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初步探索和讨论。研究多为方法移植和思想借鉴的风格，这使得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对象、问题、性质、范式甚至学科体系的建构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深入的解决。而开展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研究者根据自身的经验和知识基础进行自定义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组织或研究机构，彼此间的研究合作度低下。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源即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规范性不高，规范化程度明显不足。学术研究规范的核心是思维形态上的规范，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实现规范化程度提升首先要解决问题。
（四）研究的科学化急需提高
各种教学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过程向我们告示了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和健全的。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一个初步发展阶段，造成这种现状的关键因素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科学研究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的课堂事实感知不够真实客观。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多是研究者在学习借鉴国际职业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移植建构的，缺乏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课堂的真实情境和真实材料的客观感知，这种理论具有主观性和假设性。二是没有形成严密的学科话语体系。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严密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是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的重要表述方式，是所有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三是还没有一个科学化的评价体制来评价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成果是否合理。
三、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未来展望
当前国际“职业教学论的研究越来越活跃，欧洲很多综合大学设立了相关研究机构或教席，一些大型企业也开始支持相关研究。目前国际职业教学论研究的重点是学习任务和学习环境的开发设计。”，而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现状表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研究领域是一个充满着新鲜活力的处女地！”“有志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科研人员应该及时跟进，有可能也必然会为之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我们要仔细分析把握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努力方向，以保证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有效研究发展。
（一）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趋于成熟
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工作，除继续开展具体的实践应用研究以外，其更大的关注点应置于满足学科发展研究，进行学科本体的建设。即要通过对教学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学科知识结构、认知实践理论等的学科理论知识的元认知进行充分研究，实现教育教学论学科体系的完善，最终获得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学科成长。且在学科成长的同时逐步趋于学科成熟，实现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结合。即在学习国际先进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同时，用中国式的研究方式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问题，从而实现教学理论的创新与本土化，彰显创新意识和民族意识。
（二）研究实现知识的经验积累到理论创新
职教教育教学论的学科化及其对教学实践的指导作用取决它的科学化程度，因此，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科学性是接下来的教学论研究工作的核心。当前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归纳总结的方法对国内、国际的教育教学实践和教学思想进行经验性的积累和总结。这种积累和总结是简单、表象、粗糙的，主要表现为在研究中普通存在着对概念的表述和对知识理论的借鉴和运用简单而直接，常常是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为解决这种问题，要求我们在接下来的教学论研究中，加强科学指导下的经验积累，实现理论知识的沉淀，并在科学化的经验积累过程中去探索新的天地，以实现理论创新。
（三）研究队伍的壮大和专业化
随着人们对职业教育关注的增加，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实践迎来了发展壮大的春天，而与之匹配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也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这种学科发展趋势将吸引更多的职业教育研究工作者参与到教学论的研究中，从而使得教学论的研究队伍得到空前壮大，其专业化水平也将得到显著提升。
关键词:元高等教育学研究;沉寂;反思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0-0018-02
我国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教育理论研究一直诟病颇多,一直在进行着全面而深入的反省。而一种以理论形态的教育知识为对象的研究以独特的陈述方式形成一个新的知识领域——元教育学。我国关于元教育学的研究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曾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元教育学热”,而如今却陷入沉寂。本文通过介绍我国元教育学研究的历程以及对其陷入沉寂的原因进行反思,探讨元高等教育研究的取向。
一、元教育学解读
元教育学是一种对教育学进行研究的学科。它不同于对教育学研究的反思与回顾,它是把教育学及其研究状态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框架的教育学的元理论,即把元教育学界定在教育学的认识论范围内,是对教育学的认识 论[1]。一般来说,元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区别见下表:
元教育学的产生主要有两大动因:其一,研究者的自我学科意识。西方教育理论产生发展于不同体系和学术流派的相互竞争的过程中,这种持续争论必然导致研究者返回到教育理论体系的原点来不断反思“教育学是什么”等元理论立场问题。将这些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在认识论上加以系统反思,是西方近代科学实验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推动包括教育在内的各学科领域思维方式变化的结果,反映了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对教育研究的重大影响[2]。其二,各种“元性质”学科的兴起催生了元教育学。近几十年来,国外以反思为特征的各种“元性质”学科相继问世,诸如元数学、元逻辑学、元社会学、元物理学和元心理学等。用“元”的概念来修饰“理论”,突出表现了相关理论的“在什么之上是怎么样”的功能特征,即理论的超越性。“元理论”并不是一种面对某一现象的理论体系,而是针对众多理论体系的更高的理论体系[3],它意味着“自我意识的萌动”,是反省、是超越、是系统化和形式化的。如此热烈而宏大的科学反思场面,强烈地震动了教育学。反思科学文化激发了声势浩大的科学自我反思热潮,以至于教育学不得不加入其中。
二、我国元教育学研究的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教育理论界开始有学者尝试从更深的理论层次来认识教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并且把教育学的概念和命题等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进行思考。当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进行元教育学研究,但是研究触角已经超越了传统教育学的研究范围,延伸到元教育学领域,这意味着我国的元教育学已经处于孕育中[4]。
相对于西方的研究来说,我国元教育学研究起步晚,但我国研究者的兴趣与视角颇具特点。由于我国教育学是在外来文化与自身传统的碰撞中一步步走过来的,我们考察西方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我国教育学产生的影响之后,发现教育学理论研究“本土化”似乎成为我国元教育学研究的最大主题。另一个特点是在西方教育学史的研究基础上,学者们注重对教育学理论的整体的和历史进程的把握,其结果有一定的历史感和透视力。
但是,近年来元教育学研究在我国逐渐式微,鲜见相关论文和著作发表。笔者认为,造成如今的窘境有如下原因:第一,研究方法失当。人们对于教育研究不客观及不科学使得一些元教育学研究者期望用自然科学追求客观性和精确性的实证方法解决教育学的问题,导致在元教育理论研究中表现出了自然科学化倾向,与教育学的学科属性存在冲突。同时,西方元教育学研究方法与我国学术界一贯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差异。西方学者十分重视逻辑学和思辨术,它与我国的整体论和辩证法有显著不同,而我国学者感悟式的研究方法很难被国外研究者承认。研究方法的差异使我国元教育学发展困难重重。第二,研究资源和研究对象的匮乏。元教育学以教育学而不是以教育现象为对象,目的是解释教育学自身。元教育学是对教育学理论的研究,但教育学是否成熟尚存在争议,因此元教育学难以建成自己的体系。第三,研究问题常有偏差。元教育学以对即存的教育理论和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和论证为任务,深究教育学的概念和理论成为其主要研究的问题。因此,元教育学常常会不自觉地陷入咬文嚼字的困境,对于工具的兴趣大大超过了对于对象的兴趣,“以至于一些教育的关键问题逃逸了它的注意范围”[5]。因此,使研究者或是公众都很难持续保持兴趣和关注。第四,研究范式的差异。中西方学者在研究范式上的显著差异使得我国研究者很难融入以西方研究者为主的这一研究领域里。元教育学完全植根于西方的学术文化,与分析哲学息息相关。但是,分析哲学的研究范式与我国思想和文化迥异,这就“决定了西方的元教育学与我国教育理论研究之间的巨大差别”[6],也使得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难以被西方学者接纳和认可,无法拥有这一领域的学术话语权。第五,研究者稀少。元教育学领域从建立伊始就是一个“少数人的俱乐部”,这里充满了一般教育学研究者陌生的语句,哲学(而且主要是西方各派哲学观点)、科学学、语言学、语义学等学科知识成为研究者的困境。同时,这类研究本来就具有形而上学研究的特点,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很深的鸿沟,涉足其中的、进行长期研究的学者数量很少。
事实上,目前国内的教育研究迫切需要元教育学来指导。本来,元教育学最初发展定位是我国教育学的科学化,可以说,它是为我国教育学谋求学科地位进行努力的。但是到后来,随着西方元教育学的引进,它在国内的发展似乎步入了歧途,逐渐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不是一种研究的工具和手段,即没有把元教育学与研究实践、研究者的需要联系起来,因而找不到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基础。
关键词：德国文化教育学；哲学倾向；战后政治教育
一、作为教育哲学的德国文化教育学
德国是一个盛产学术思想的国家，拥有一大批对人类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哲人。如果就其与教育发展的关系而言，20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潮有两种：一是德国精神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其中以狄尔泰和伽达默尔的现代诠释理论和施普朗格的文化哲学为主要代表；二是法兰克福批判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其中以阿多诺、霍克海姆和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文化教育学，又称精神科学教育学，是19世纪末以来出现在德国的一种教育学说，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几乎主宰了德国教育学的走向，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的教育学发展。博尔诺夫曾说：“这种新教育学教席的代表人物大部分属于W・狄尔泰（1833―1911）学派，或者至少接近这一学派。”这个学派的几代代表人物狄尔泰、李特、斯普朗格、诺尔、福利特纳、维尼格、博尔诺夫等在西方教育学界都享有盛誉，可以说是长盛不衰。
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德国文化教育学是一种教育哲学。“教育哲学”是对教育问题进行独特的哲学思考的产物，它大致说来分为两种类型。美国1956年春季卷的《哈佛教育评论》开辟了“教育哲学：目的与内容”的论坛，将教育哲学的研究区分为“教育过程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和“教育学科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discipline of educaion）”。有人还进一步把“教育过程的哲学”叫做“规范的教育哲学”、“传统的教育哲学”，把“教育学科的哲学”叫做“分析的教育哲学”、“现代的教育哲学”。显然，德国文化教育学属于一种规范教育哲学，它从“应然”的视角考察教育问题，并对教育实践或教育理论提供指导。
每一种教育哲学理论都有自己基本的理论倾向，这种理论倾向决定了理论的独特价值，也决定了它所具有的局限性。而要发现教育哲学理论独特的倾向性，就必须通过一定的研究路径，来对各种理论的特质进行比较。
当今对教育哲学的研究有着多种路径。通常的做法是从某一种哲学体系，如实用主义的角度，提出基本的哲学假设，然后在这些哲学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它们对于教育的目的、本质、内容及其他方面问题的意义。而另一种路径则集中讨论教育目的、课程及评价等主题和问题，而不是从哲学观出发来对每一主题加以探讨。还有一种路径，是“将教育哲学置于教育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也就是将教育哲学的基本倾向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教育保守主义，一种是自由主义。而看一种教育哲学理论所具有的基本倾向，需要在对九个方面的基本教育问题进行阐述的过程中进行判别。这九个方面的基本问题是：人是什么？我们如何认知？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善？学校的目标是什么？应该教什么？如何教？如何评价学生？通过分析教育理论对教育基本问题的解答，可以清晰地看出它在教育哲学上的基本倾向，从而把握其理论特质。
下面试从德国文化教育学对教育基本问题的解答，来判定德国文化教育学在教育哲学方面的基本倾向，以及它所具有的特殊意涵，从而更好地把握这一有着重要影响的教育理论。
二、德国文化教育学的基本哲学倾向及理论特质
如前所述，教育哲学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基本的倾向。而一种教育理论属于何种倾向，取决于它对上述九个基本的教育问题的解答。
总体说来，教育保守主义是对以智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方式的维护，这种倾向充分体现在对各种教育基本问题的回答上。如它在回答“人是什么”时认为，“理性是人和动物界的唯一区分，教育合理而合法的依据就是发展人的理性力量”；在回答“如何认知”时认为，“但（教师）最终还是希望学生能够脱离感觉经验，运用理性能力来掌握普遍的原则性的知识”；在回答“什么是真理”时认为，应“首先专注于传承那些被认为是永恒的真理”；在回答“什么是善”时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绝对和终极的”；在回答“学校的目标是什么”时认为，“就是智力和理性，其他的机构可以教孩子们如何去祈祷、缝纫、烹调甚至施肥”；在回答“应该教什么”时认为，应该“依照发展和完善智力的要求来限制课程内容”；在回答“如何教”时认为，“所有这些方法都以教师为中心……最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讲授”；在回答“如何评价学生”时认为，“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学生的智力，因而评价相应也就是考查学生对所学科目的掌握程度”；在回答“如何协调自由和纪律”时认为，“希望学生不仅仅限于对校方权威的尊崇，学校还必须培养每个学生理解、敬畏和服从上帝的戒律和人类的基本规范”。概言之，他们的观点源于一种主张有必要尊敬和服从权威的等级权威观，源于对规则、规范的信念，源于对各种违反规则者进行必要惩罚和对遵从者进行奖赏的观念。
教育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与之相反，它是对传统教育方式的全面突破。它在回答“人是什么”时认为，应“摒弃身心二元论”、“学生应被看作是一个进化的有机体”；在回答“我们如何认知”时认为，“人类最确定的学习方式是以个人经验和在科学活动中高度精细的经验形式为基础”；在回答“什么是真理”时“强调真理的动态性”、“学生不应抱有存在着永恒不变的事实、原则、法则和理论的幻想”；在回答“什么是善”时认为，“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建立在否定任何终极或绝对价值之上……价值的真正存在依赖于发生在社会情境之中的各种事件”；在回答“学校的目标是什么”时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不是部分学生单纯的智力发展”；在回答“应该教什么”时认为，应该“把课程的范围扩展到所有在学校指导和控制下进行的活动”，“必须提供许多不同的科目和活动，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兴趣”；在回答“如何教”时认为，“教学方法是以学生为中心”，因此他们更重视学生的活动。一些自由主义教育家经常提到的口号“从做中学”，也许最能体现这种方法的特点。在回答“如何评价学生”时认为，“自由主义教育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这决定了其评价对象将不仅仅局限于学生的学术水平”；在回答“如何协调自由和纪律”时，“抛弃了保守派教师权威式的态度和做法，而推崇学生自由行事和自由选择”。
从上述对教育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基本倾向的阐述中容易看出，德国文化教育学的基本倾向是自由主义的，具体来说，它是19、20世纪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文化教育学正是在反对传统的教育理论――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且它对教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上与自由主义的回答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反对赫尔巴特过多在教育中注入自然科学的因果控制的机械方法，使教育过程简化为‘目的一手段关系’，反对单线条的灌输式教育，而强调教师与学生良性开放的互动关系，反对理智至上的狭隘教育（赫尔巴特在偏重德育的背景下仍把智育作为首要的教育过程），主张尊重人的整个完整生命，包括非理性因素，反对从一般的人的教育结果中导出的抽象的教育原理而强调活生生的变化的独特的个人。”狄尔泰及其他代表人物都对传统教育中以知识和智力作为评价的标准，以及对以教师为中心、以灌输为主要方法的教育方式感到非常不满，认为那是一种“扼杀人的生命的教育”。他们进而要求创造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使教育过程成为生活体验过程，使单一的“知的教育”变成知、情、意各方面具备的完整教育，从而形成理想的“总体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德国文化教育学彻底告别了传统教育模式，走向“生成”与“唤醒”的全人教育模式。很显然，德国文化教育学主张尊重人“知、情、意”全面发展的完整生命形态，强调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反对以知识和智力发展为教育的唯一目标，反对单向灌输的教育方法等。这些都是典型的教育自由主义观点。它对各种教育基本问题的看法与其他教育自由主义思想是相同或者相似的，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它属于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流派。这是它在教育哲学上的基本倾向。
必须要指出的是，德国文化教育学的自由主义与传统教育自由主义有着明显的不同，它将重心由个人自由转向群体和集体的自由，兼顾个人发展与社会要求。Bollnow在《狄尔泰全集》第九卷前言中指出其教育学思想的四个基本倾向：“首先是面对伟大的德国教育家中流行的个人主义，他强调教育学对民族与国家的责任，……这种教育学的任务源自它在民族力量的管理中的功能，针对一切分解的倾向它是维持统一与团结的力量，从而提升国民整体。”从中可以看出，德国文化教育学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流派，可以说是19、20世纪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尽管同属教育新自由主义阵营，德国文化教育学对教育基本问题的解答还有着特殊的意涵，与其他一些新自由主义教育流派有着很大的区别。狄尔泰在批判传统教育学派别（如赫尔巴特学派）同时，也对一些新自由主义教育学派，如以斯宾塞为代表的英式教育学体系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将人类行为的功利目的作为教育的基本原则――它们本来只是表达特定时代的生活方式，斯宾塞等人却把它意想成为超越时空的普遍概念，这显然是有问题的。狄尔泰认为：“对历史之深处及关联盲然无知，不知道事物曾是怎样……并陷入功利主义者的空洞理想与主观的伦理风尚；但历史学派却能告诉我们：从对存在物的认识出发如何产生关于应该存在之物之规则。”再如，在“我们如何认知”这一问题上，狄尔泰不像叔本华、尼采等其他生命哲学家那样彻底否定整个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而是也承认理性的重要性，提出人是有着知、情、意的统一的人，以人的经验整体来对抗人性的分裂状态，这样他在如何看待理性的作用问题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出德国文化教育学与其他一些自由主义流派在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有着很大的不同。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德国文化教育学的基本哲学倾向以及在教育哲学谱系中的位置。德国文化教育学应属于20世纪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潮的组成部分，但它对一些教育基本问题的认识与其他自由主义教育理论（如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有着很大的差别，有着特殊的意涵。作为一种教育哲学，德国文化教育学的这种基本倾向和理论特质对20世纪德国、特别是二战后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新自由主义倾向及理论特质对二战后政治教育的影响
作为一个影响很大的教育理论，德国文化教育学对于政治教育、特别是战后政治教育活动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政治教育理论是教育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学界向来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政治教育活动是特殊的教育活动，政治教育研究是教育研究的一部分。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它属于政治学的研究范围。这两种认识都有其合理之处，对于政治教育的研究来说也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德国（以及整个西方国家）的语境中，政治教育从学科属性上来说应该属于教育学的范围。它属于应用教育学理论，是理论教育学（或一般教育学）在特定领域（政治教育领域）的应用。尽管政治教育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它毕竟也是教育，政治教育研究不能脱离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例证在于，战后德国从事政治教育研究的著名学者几乎都是教育学家，他们往往把政治教育研究看着是整体教育研究的一部分，通常是先构建关于教育的基础理论，再从这个理论出发来研究政治教育活动。
既然政治教育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政治教育研究不能脱离教育学的学科体系，那么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必然要受到主流的教育哲学――文化教育学的强烈影响。可以说，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德国的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都烙上了深深的文化教育学的烙印。
首先，在二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有影响力的政治教育理论基本上是文化教育学者提出的。在这个时期，斯普朗格、李特等人出版一系列著作，如《关于国民教育的思考》（Gedanken staatsbtirgerlichenErziehung）、《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自我教育》（Die politische Selbsterziehung des deutschen Volkes）等，这些著作集中地对德国的政治教育活动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有着广泛的影响。斯普朗格等人将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思想和精神科学思想运用于教育研究中，提出了陶冶、理解、唤醒等一系列重要范畴，并提出政治教育的核心理念是最大限度地协调发展主体自身的各种政治能力，使之臻于完善。这些范畴和理念大大拓宽了政治教育研究的视野。
其次，在二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文化教育学派的政治教育理论是官方进行政治教育活动的依据。德国官方进行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机构是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初期称为联邦乡土服务中心），它虽然不能给各州政府的教育机构发出指令，进行强制性的要求，但它所的指南和编写的《联邦乡土服务中心系列丛书》等指导性的文件，一般被认为是官方在政治教育方面的立场。在这些指导性意见中，文化教育学派的理论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如《联邦乡土服务中心系列丛书》中的第一本书就是李特所著《德国人民的政治自我教育》，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德国盛行的民主观，这种民主观被视为战后政治教育的经典思想。
最后，在文化教育学派的影响下，德国政治教育理论形成了自己明显的特色，与美国等其他国家的理论有较大的差别。关于这一点，1915年斯普朗格就写信给凯兴斯坦纳指出：“您是裴斯泰洛齐的真正继承者，这我毫不怀疑。因此，同样我也希望您离杜威的实用主义更远一点。经济的一技术的方面，并不能会穷尽德国教育的全部。德国的国家观念和德国的科学观念要更加丰富。”斯普朗格认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只是从经济、技术等层面对教育进行关注，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德国文化教育学则通过自身特有的教化功能克服了这些局限性，因而更加完善。这不仅仅只是斯普朗格个人的看法。在美国占领当局对于战后德国的再教育（Re―education）政策出台后不久，福利特纳批判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再教育的主要指导思想，指出文化教育学在政治教育基本问题，如权威与自由、青年人格形成等方面与实用主义教育有着完全不同的思考。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们只有从文化教育学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战后的德国政治教育活动。
政治教育研究的核心问题，简要说来，就是如何建立一种适应或满足某种政治体制（如民主政治）要求的教育体系。这种政治的要求可能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等等。具体到德国的政治教育理论，就是要研究在战后德国怎样建立一种适应新的民主制度的教育方式。在这些问题上，德国文化教育学对于政治教育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而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政治教育的目标方面，李特等人强调联邦德国民主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和“民主性”，对当时的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他们所阐述的“民主性”和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观点有很大的区别。20世纪50年代，弗雷德里希・欧廷格（Friedrich Oetinger）发表了论著《政治教育的转折点》（Wende―punkt der Politischen Erziehung，Partnerschaft als Piidagogische Aufgabe，Stuttgart，1951），引起较大的关注。该书正是在杜威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针对战后德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消极、冷漠与“不合作”，提出要用“社会责任”、“合作精神”、“集体意识”等来教育引导民众。但他的一些主要观点受到了文化教育学者的批评。1961年，特奥多・李特（Theodor Litt）出版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自我教育》（DiePolitische Selbsterziehung des Deutschen Volkes，Bonn 1961）一书，指出欧廷格对德国政治教育历史的分析“停留在观念的层面而忽视了经济、社会、政治关系”，“政治从本质上讲与斗争是不可分割的，为了和平、合作的原则而贬低政治斗争，只能使民主成为一种‘劣质的差使’”。李特认为，否定了政治斗争的内涵也就否定了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个观点对后来的政治教育理论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学校在政治教育中的作用问题，文化教育学理论也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学校是学生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也是社会进行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由于它在政治教育活动中的重要性，所以经常成为辩论的焦点。20世纪的德国教育界曾经在学校的教育作用，特别是在政治教育的作用问题上产生了激烈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学校是社会的“缩影”，它不能脱离现实的生活，应该完全按照现实生活的准则来进行教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学校有着自身的理想，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社会和生活的期望，因此应该与社会、与时代潮流保持距离。李特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首先，青年一代不具备理解现有文化总体形态的能力，他们的教养不能完全通过“日常生活”来进行，应该让他们从前人的经验中获得启迪，因此，这种教育在一定的阶段必须在特别的公共机构――学校中进行。学校是“以符合青年人精神状态的形式，把青年与超出青年或不同于青年的事物，即‘客观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学校以教学论上简化和条理化的模式，把青年即将涉足的文化现实介绍给他们。因此，学校所谓的‘脱离’生活，实际上正是为同生活结合作准备。”对于第二种观点，李特指出，学校没有权力也没有义务在青年心中预设未来文化的形态，否则他们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便会受到压制。当然，“学校应当在一定高度上寻找文化生活的价值。这一高度应超越日常的忧虑和需求以及一时的谋略”，“在教学和生活中给青年人在人的价值追求方面树立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
